《“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一个研究提纲》（张伦 JUNE 7, 2020）报道：
“八九—六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已有多种相关的回忆、记录、分析文献问世，对认识此事件，保存历史记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尽管受中国当下政治状况的阻碍，相当的一些历史史实仍有待澄清，但我们大体上对该事件也有了远较过去更多的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相关的理论探讨尚嫌薄弱，限制了对该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的更深入的探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意涵是需要不断地阐释，才能历久弥新。
不揣寡陋，笔者去岁“八九”三十周年时曾尝试撰文就此略加补充，但因各种杂务缠绕，未能成文。今年本拟利用在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查阅相关资料，写成文字，却因疫情困居居所，无法利用图书馆资料，手边亦无参考书籍，计划又被搁置。临近纪念日，乃决定直陈观点，不做注释，用几天时间草成此文，可视为是一种不成熟的思考笔录，以期抛砖引玉，吸取更多他人的见解，他日修正完善，以便更清晰地认识那段历史与今日中国，探讨中国的未来。
（篇目： 1. “八九” 与“六四”, 2. 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3.“八九运动”的产生 4. 过程与诉求，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8，后果与影响 : 对当代中国的型塑，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1， “八九” 与“六四”
正如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四”抗议紧密相连，但却不应被完全划等号一样，1989年春夏在北京发生的50多天的 “八九运动”也不该简单地以6月3日到4日夜在北京街道上及天安门附近发生的镇压事件来命名概括。前者是一场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基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后者是屠杀，官方动用军队在无任何暴乱迹象甚至一般的打砸行为、社会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对手无寸铁、和平集会的学生与市民进行的武力镇压。“八九运动”或“天安门事件”包括“六四”，但“六四”不能囊括“八九”。这些年，因各种原因，人们的记忆更多被引导集中在“六四”当天所发生的事件，被一种“镇压—抗暴”的叙述所左右，而忽略“八九运动”的复杂组成。做这样的区分，不仅是要展现持续50多天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那历史事件中所包括的丰富的内涵及精神遗产。
2，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理解历史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历史上的“事件”一般会有如下特点：它会造成某种历史断裂，但其本身往往又是过往历史连续过程的一种产物，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镶嵌在某种历史逻辑之中，具有某种凸显的历史意涵。否则它一定会消失在那种带有重复性的种种现象中而不能获取历史事件的性质。如果中国的读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重新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尽管官方曾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加以提升强调其重要性（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事实上，因其不具某种历史断裂性及所带来的意义更迭，故也完全称不上历史事件。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因颠覆了某种既存的架构和历史延续性，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具有明显的不同特质的时期才得以成立。历史事件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事物惯性延续的产物；一般来讲，断裂中一定会伴有偶然性，其产生的偶然性和演变过程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往往又成为后来历史进程的某种重要的起始约束条件。
“八九—六四”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偶然性，但又镶嵌在整个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尽管具有某种连续性，我们确可将从1978年开始的几十年整体上视为一个时代。但我们确无法忽略1989年“六四”之前与之后的中国的重大差别，无论是精神气质、文化氛围、社会心理、政治力量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九”将中国当代改革历史隔成两个时期，极大地形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对此，许多人或缺乏明确的意识或有意忽视，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生活在“后八九—六四“时代。忽略对“八九—六四”的理解，是无法真正认识当下的中国的。
3，“八九运动”的产生
“八九运动”的产生就思想资源及时代氛围来讲，是以整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作为背景的。文革的灾难，让民主与法制（或法治，那个时代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但相关指向是一致的）的话语成为主流，不仅在官方或民间都是如此。人的尊严与权利、自由再次成为人们认可的价值。过去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破灭，但那种精神结构依然在许多人心中存续，只是理想换了内容与方向。混杂了传统的天下兴亡的承担意识与萌芽中的现代公民责任感，众多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投身改革；后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更加勇敢浪漫，对未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更理想的憧憬。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上的渴望每每与现实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说教发生冲撞。如果说对改革的最终目标朝野、社会并没有达成什么明晰的共识，但拒绝什么，不要什么，官方及社会各界精英却是明确的：不希望文革再现。
经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改善的中美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建交，更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强化，进入蜜月期。莫斯科早已不再是灯塔，自我营造的革命圣城北京也已坍塌，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成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坐标与参照；传播近代以来以自由为标志的主流文明的思想再次获取某种合法性。从菲律宾腐败的马科斯的仓皇出逃，到台湾解严、南韩的民主化、苏联的“新思维”改革，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大潮、自由化之浪一波接一波在世界涌动，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报导影响着一代渴望了解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
初期的市场化尝试，私人企业的出现，南方沿海城市、特区给人提供的新的生活可能，都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政治上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激烈的较量，从结果上讲，赋予了改革一种动能，也给社会的再生提供了新的日渐扩展的缝隙。毛式极权体制开始出现裂化、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逐步加大，个体的空间日增。
任何一个重大的抗议事件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有的制度框架不能有效地应对已出现的问题，无法面对新的挑战，赋予新生的社会动能、社会需求以应有的空间，其爆发往往是政治发生某种僵固、滞化的结果。1989年前的中国，因胡耀邦的下台，尽管表面上由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的提出，改革派力量依旧强大，但事实上已遭重挫。邓小平经“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役去胡，自断一臂，露出恋权保位的真面目，不仅在民间中声望急剧下跌，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在党内也面临保守派强大的压力。改革派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胡耀邦下台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遭遇，让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自后文革时代在对抗毛派分子时形成的联盟毁塌，蜜月彻底结束。各种腐败依托多种经济上的“双轨制”大肆蔓延。经济过热，未经严格论证，因邓小平的指示而仓促上马的价格改革惨遭失败，已经不断上涨的物价更是陡然攀升，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度开始下滑，怀疑日增。“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给胡耀邦下台后逐渐占据党政各个关键部门的保守势力一个全面反扑的良机，赵紫阳等改革派被处处设障，时时制肘。政治改革方案中“党政分开”等措施的推出，各级党务官僚因怕失去权力，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敌意，让保守派阵营有了更多官僚系统的奥援。改革派已难有新的改革创意，象以往那样掌握主动。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摆，而矛盾在日积。
党内党外，一种对陈朽的制度、顽固的政治老人的不耐心理急剧蔓延，文革时代久被压抑的青春能量已迸放出来，需要宣泄的渠道，被改革开放刺激出的自由渴望要求更多空间。经过整整八十年代各次学运锻炼洗礼、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学生们更少对权威的畏惧，开始成为政治场域里的行动者。“八九运动”是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批判精神催生的产物，是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大潮孕育的一个果实，是改革僵滞带来的后果，是激荡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展现。
4，过程与诉求
八九年的运动持续50多天，其间各种诉求以及官方的应对、行动者扮演的角色都发生过重要的变化。重温一下这些诉求的内容及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对运动有一个更清晰准确的认识。
运动前期的诉求，基本上是以悼念胡耀邦及提出一些相应的改革诉求为主。4月19日王丹等归纳提出的七点要求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前期诉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其主张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观点。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及财产，反对腐败。
4）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6）取消北京市关于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
7）领导人为政策失误道歉，民主选举领导人。
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后，诉求开始变化。从西郊长途跋涉到天安门，在春寒中静坐一夜一天，忍着饥渴，不被允许参加胡耀邦遗体告别，连以下跪的方式都无法让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面接下学生的一纸请愿书，而当悲愤的学生折返西郊校园的过程中，又是迎面而来长长的载满受命进城准备对付学生的士兵的军车。……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学生开始罢课，进行自我组织并争取其合法性。
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形成的“四二六”社论出台后，整个运动的诉求重心转为要求取消运动“动乱”的定性。尽管有成功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所带来的和平终结抗议的希望，但因李鹏等保守派的破坏及邓小平对“动乱”定性的坚持，最终学生的诉求未得进展，进而激出5月13日大规模的广场绝食。绝食诉求只有两个：“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真诚平等对话”。5月19日官方宣布戒严后，这两个诉求基本落空。被“反对军管”“反对戒严”“李鹏下台”等诉求替代。
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中共当局保守派在运动爆发后便认定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六四”镇压后也曾长期以此作为说辞，对镇压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笔者在多种场合与文章中就此问题谈及的一个看法是：“八九运动”之所以最终成为一民族的悲剧，恰恰是因为运动“没组织、没预谋、没计划”。如果运动具有良好的组织、很好的谋划，运动是绝对不会演变到那最后的结局。“八九运动”有所有社会学意义上讲的自发的大众运动的共同特征，并不特殊、例外。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提及的特点的话，那倒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肯定的现象——学生及市民能在那么多天，基本上是在没有组织约束协调下，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城市里保持理性、平和、克制，不发生打砸抢骚乱，对比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各类抗议，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抗议史上一个值得赞颂的奇迹，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如果说运动中有人有预谋的话，从现在各种资料来看，可能恰恰是指责学生有预谋的以李鹏为主将的中共上层保守势力。他们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绝佳之机，有计划地激化了矛盾，利用了年迈的邓小平的私心、猜忌、好面子、固执的心理状况，诱导其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达到清除瓦解改革派的目的。
这种“无计划、无组织、无预谋”的抗议状况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中共的极权体制：它消除一切非党控制的组织，扼杀一切非体制的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产生。从极权体制的逻辑讲，这是必要的；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讲，这又极其糟糕，会带来严重后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来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便进行社会沟通、谈判，达成社会的和解与共识。而极权逻辑造成的悖论是：平日社会显得稳定平静，一旦被掩饰压制的矛盾浮出水面，爆发事变，需要进行某种社会协商、谈判时，权力又会突然发现它找不到所需要的具有足够权威、代表性的谈判对手，面对的是一个散化的不易协调、容易被激情挟裹的大众，它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的选择空间变得狭小单一，往往就易走到采取代价高昂、大范围压制的极端解决方式上去。
绝食后李鹏与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等在人民大会堂对话的一幕，很具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着李鹏气急败坏地询问吾尔开希“广场上你们谁说了算？”而吾尔开希答“广场上有任何一个绝食同学不走，我们都不能走”。 在无具有权威性的组织与领袖的大众运动中，往往少数激进的声音最能获取影响，挟裹大多数，赋予代表这种声音的人物一种正当性，而获取了这种正当性的人物又不容易摆脱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情感、主张与做法，只能继续扮演其角色。这是在所有大众运动中都容易出现的现象。避免这种局面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允许合法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允许非体制性的公众代表人物以具有合法性的途径出现并获得足够的权威。如前期不存在，一旦抗议发生，官方应该乐见有权威、声望的组织与人物出现，甚至帮助其出现而不是禁止打压，如此，才能在危机出现时官方与民间找到对话的代表，比较容易地找出理性的并被大众可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象中共那样将所谓“要把各种非法组织扼杀在萌芽状态”作为处理＂八九运动＂的经验教训，实可谓本末倒置，愚蠢至极，如此在未来一旦再出现类似的群众抗议时显然就可能重蹈覆辙。
“八九运动”抗议者中的学生领袖本就是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中一些过去组织过校园民主活动，参加过1989年以前的学生抗议，略多一些联络网络与活动经验；另外一些只是本次运动中才浮现，整体上年纪尚轻，他们对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认识、对运动以及组织的操作与掌控能力都欠缺应有的知识与经验。至于那些后来被中共定性为“三朝元老”（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八零年校区民主选举）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民主派“黑手”们，事实上因中共对历史真相的封杀，也并不为大多数学生所熟知，被某些学生领袖所认可。虽然过去的声望与当时所积聚的资源与形成的组织形态，有助于该团队进行了一些重要协调工作，但就整体来讲，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相当的局限。至于其他的知识界领袖因各种历史的原因要么选择没有深度介入（如方励之先生，可能是鉴于他当时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刚被开除党籍者，担心给官方以有人操纵学生运动的把柄，不利运动）要么并不具有组织运动的能力，只具有一些象征性的资源，与学生略显疏离，故也无法组织协调学生。以陈一咨先生为代表的“三所一会”青年改革派也有所介入，因其毕竟属于官方系统，其道义上的选择值得敬佩，但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作为新兴的商界精英代表的万润南先生及所属的“四通公司”的一些努力，也同样未能获得什么重要的协调结果。坦白讲，“八九运动”中这些人士的介入，除了陈、王团队还取得了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样一个松散的协调性组织的有限成果外，其他的协调努力与其说起到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话，更不如说是这些人士自身的一种道德见证，在一个大事件来临时他们所持的良知立场、对国家民族的真正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能放弃自己的位置与优渥的生活条件、锦绣前程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值得人们牢记并礼赞。
从这些角度，我们再来检讨“八九运动“中的一些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就很容易理解其中一些问题，策略的制定难免不显得事出仓促，执行起来也是有各种问题与阻碍——且不讲运动策略本身是否恰当，即便是制定了最佳目标，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力，也很难落实，让运动能做到收发进退自如。至于从官方的角度讲，处理运动的策略选择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权力斗争的逻辑所绑架，邓小平为自己的权力、以李鹏为主将的保守派出于各自的利益，选择了强硬的立场，使得本来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无法贯彻，最终导致悲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一种事后回溯的逻辑，许多人认为学生要求对话与民主是一种浪漫、幼稚的举措。我们或许永远可以从这种事后逻辑来评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了解的话，这种提法与诉求是有时代背景的，也是官方当时的重要主张。或许许多人早已忘记，民主、协商、对话等，都是十三大报告、当时官方宣传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是官方声明要提倡、推动建设的制度。学生们提出这些，即便是从官方的角度讲，也是合法合理的，而如果官方当时因势利导，良好地回应，利用这种热情，今日中国的民主建设当早已会是另一番局面。
此外，事后有些人认为运动来的不合时宜，或许静等数年，政治老人凋零，中国的事情就会顺利展开。这确实是一种可能，但也只是一种可能，问题是历史从来也有另外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真正处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多半也只是按照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面对的问题、自己的情感感受与认知，在某种条件下展开行动。如果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开明、人道的领导人，为改革开放、为那么多人平反冤假错案做出贡献，却被邓小平、保守派以学潮为借口逐出政治舞台而含冤去世了，学生竟无任何反应，冷漠待之，后人会不会又要为此感到遗憾、失望甚至是愤怒，要给与谴责呢？就这一点来讲，那个时代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公正所抱有的强烈的意识，依然是他们那一代的骄傲，那个时代的光彩，也是这个民族值得铭记的宝贵一页。不管那一代人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又怎样以他们现在的个人生活与追求为是，对父辈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的父辈曾经为正义与自由所做出的担当、努力与牺牲，那是绝对不会在历史中消失的，会被将来的人们牢记并赞颂的。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在中共官方的文献里，过去一直将“八九运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事实上，无论从当时的信息收集到从事后的清查，官方也知道那不是事实，所以逐渐调整到一个比较中性的“一场风波”的说法。在西方的某些文献里，有的时候却相反，把运动从另一角度拔高，有些想当然地称之为一场争民主的“革命”（revolution） 甚至是学生的“反叛”(insurrection)。但事实上，八九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一场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与民主权利的运动。
不过也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为，无论是从其主张，还是从其达成这种诉求的政治抗争形式来讲，这场运动与传统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以暴力达成政治诉求的方式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是一场无论是诉求内容还是抗议形式，除去那些个别的“下跪”请求接受情愿书的行止外，整体上都是真正属于现代的运动。这种试图以和平的、改革的方式、循某种秩序渐进地完成政治的改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再造角度讲，完全是革命性的。虽然从某些行为、组织、语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共多年革命文化、革命斗争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及行动，以甘地为楷模等，已极大地告别了那种革命文化。那是整个八十年代强调“宽容”“人道”文化观念上结出的果实。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六四”暴力镇压，以及过去多年的强力维稳压制，这种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过程被中断，假如有一天人们再次因不满走上街头抗议，会再有那样的理性、文明的行为举止吗？
再以运动的诉求来看，尽管戒严后因激愤出现“打倒邓、李、杨”“推翻专制“等口号，运动早期如4月20日新华门前有个别学生因被武警殴打喊出”打倒共产党“，从整体看，整个运动的诉求都基本是平和理性的，并没有以立刻推翻现有体制为诉求，这恰显出抗议者的现实感与理性态度。至于以自残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数天的绝食（不仅当时，许多人步入中老年后都会为此付出健康上的代价），那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规模以和平发方式表达政治见解（不是为某一牵涉到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诉求）的行动。如果说，八九运动中有什么人希望稳定，不出“动乱”，那首先就是学生。因为如果出现动乱，那既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引发官方的镇压，对他们不利，也不是他们的初衷，所以他们才对官方的“动乱”定性那么反感。对他们来讲，最希望的是改革能继续，打破沉滞，向前深化，那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改革已经获得阶段性的成果，学生赞同改革，也相信改革，但希望有更多的改革出台，完善改革，以消除腐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学生绝食后几天，中共几位领导人曾短暂到医院看望被送去抢救的学生，电视上其中一位与胡启立所说的几句话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如果党中央明天宣布真正地反腐败，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尽管我们也很难说该学生的言辞就代表绝大多数的绝食学生，但至少说明，那一代的学生是改革的获益者，相当多的人还是对中共继续推动改革抱有希望。中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他们肯定是不喜欢厌恶那个掌控一切、压制自由的党，党的腐败官员，但对那些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戮力改革，积极进取的改革派代表的中共还是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他们对那个计划经济、穷过渡造成灾难，人们毫无尊严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对创造一个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依旧抱有憧憬。所以，那些理性的运动诉求的提出，不仅是从力量对比上进行策略考量的结果，也相当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认知。
因此，说学生制造动乱不仅逻辑上说不通，历史上也不是事实。如果是制造动乱，那抗议一定就不会是如此和平，从一开始很可能就会伴随各种打砸抢行为；假如是革命，也一定早就冲击大会堂，中南海了，而不会是学生组织各种纠察队维护天安门广场甚至保护大会堂，包括北京市的秩序。北京市政府别有用心地撤掉警力后，是依靠学生与市民的自我约束维系了整个北京市的秩序，当时有小偷都“罢偷＂之说，诺大一京城，甚少刑事案件。如果说真正有些烧砸的行为，那只是发生在军队开始进城屠杀后，而且基本上也只是针对街道上的军事设施装备和某些政府部门。当着军队开枪杀人后，北京城里学生与市民除愤怒外，最常见的就是悲伤难过的眼泪，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如此长时间的和平请愿，努力维护秩序，竟换来的是“人民军队”的枪弹。
历史的真实是，是李鹏等“极少数人试图制造混乱”，破坏稳定，乱中谋利，达成目的。也正因此，心理学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再次展现：恰恰是因对自己的一些不良举止、犯罪有难言的罪感，一些犯罪者才最易制造这些罪名嫁祸他人，以图为自己找到某种心理平衡，犯罪的正当性借口。我们无法知道李鹏等保守派人这些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只要攫取权力，其他的对他们都不重要。对习惯了极权与老人政治运作方式的元老们，心里就从未有过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讲，任何不符合他们的看法的行为与言论，都是具有反叛性质的。八十年代中笔者在北大读研时有一位熟识的研究生朋友，其女友的父亲为一骨科名医，曾受邀去为薄一波疗伤，为答谢该医生高超的医技，薄设家宴款待，席间曾聊及八六年学潮官方的态度与措施，薄言：“共产党打学生，就是父亲打儿子，没什么不对的”。两年半后，这“父亲”就不仅打儿子，还杀起儿子了。在他（们）的眼里，或许也是没什么错的。＂八九＂诉求所揭示的理念与“六四”镇压的逻辑背后，是两种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冲突。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邓小平
从政治权力角度看，八九事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邓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八九的悲剧，相当大程度上是要由邓来负主要责任的；这个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邓小平为一己之私，保权所造成的。
邓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人，精明务实，能力超众，举重若轻，经历丰富，有魄力，意志顽强，富远见及洞察力，是一个难得的大政治家、领袖人物。但其人的缺点也明显，心胸狭隘，有可能便睚眦必报。他因早年的经历，对外部世界有远较他的同代更深刻的体认，也因此更加开放；但因其革命经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国积弱所遭受的不公，又一直对西方世界抱有怀疑。他因自己的努力，也应时运而生，在后毛时代推动或者更准确地讲鼓励了改革开放的展开，对中国脱离毛体制，中国人脱离贫困，有重大的贡献，但对中国依旧没有彻底挣脱毛体制，他又有首要的责任。他因毛而受害，但也因毛的青睐而得势；毛从没将其视为死敌，彻底放弃；他也投桃抱李，大权在握后为集团也为自己没有完全弃毛。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对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认，因此想改造体制；但他又是体制的得益者，权力的持有者，因此又是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他的内在性格与认识上的矛盾，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垒的形势下容易得到解决，但在其成为主要决策者后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那时代政策的内在矛盾、冲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发生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羁绊，但也是他的认识缺乏超越性，根据习惯判断问题的一个原因——就对八九运动的认知来讲，当年他暗中鼓动一些高干子弟参与1976年天安门四·五反“四人帮”运动（杨尚昆日记有此说），是否也是他暮年当天安门再次发生运动时影响他对事件判断的记忆？我们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不读书、好打牌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承认自己“说不清楚” （这本身事实上就已经说清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定义不再成立），对是否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有过阶段性的犹疑（有多次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复想过”的描述），但对以“社会主义”招牌来掌控权力却极其敏感，毫不犹豫的坚持。这除了与他对他参与建立的政权有着本能的维护意愿外，老年掌权者那种对死亡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相互叠加，儿子因其失势遭斗终身残疾的可怕遭遇，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决策判断。他确实因文革被打入底层的遭遇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感受，对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多期许，将改革开放视为达成这种目标的唯一途径，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此，他可以坚定不移，但在与保权的坚定不移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会选择后者，即便是对前者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他与保守派的妥协、牺牲胡、赵左膀右臂的举措，说到底只能从这个逻辑理解，而不能全然归于保守势力的压力。最终，他还是被他的认识局限在旧的世界与时代里，没有彻底领悟，那个他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自由，最终是要与他绝不分享权力这一点发生矛盾的。
历史地看人物，推动脱离毛的路线，邓有大功；从镇压八九、清洗赵等改革势力，邓有大罪。他的声望起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败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功勋成于改革开放，也可能因改革开放的不彻底，发生逆转，最终归于失败，而遭历史的谴责。多年来，笔者不断撰文提及一个观点：尽管从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发展来讲，中国的改革算成功；但从历史的长远看，因不开放权力，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只进行一种权力垄断下的市场改革，最终这种改革可能会失败甚至会引发灾难。这种例子世界近代史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或许会让人们一时又再认可邓的路线，忘记屠杀，为邓欢呼；但当经济下滑，社会不公、人们的不满发展到某种程度那天，人们会再记起当年的镇压及其久远的后果。“六四”镇压，为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是邓留下的一个极其负面的遗产。
因为屠杀造成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精明的邓最后又做出一个以下“罪己诏”退位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并不是为自己的权私而杀人 ，为自己挽回些名声，为子孙留些后路。他并以隔代指定的方式，确保政策的延续。尽管我们可以肯定，由此造成二十多年的权力有序更迭是一个进步，但是在付出如此惨痛的血的代价之后，在满足了一种愚妄的“恩从己出”的心理后，才决定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对他个人、对中国、对历史都是一个巨大遗憾——如果仅仅早两年，在胡耀邦赞同他退休时不因此恼羞成怒，将胡赶下台；在1989年不破坏党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下决心让赵来全权处理一切，那岂不成就他中国的华盛顿的千古伟人之地位？1992年风烛残年之际，邓拼将最后一把力气南巡，扭转那他自己造就对改革全面清算的被动局面，为自己再赢得些掌声，为改革再续命。但那之后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八九前的改革，无论其造成怎样的繁华，已是一个扭曲的改革，我们正在和还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对邓的最终评价还没有做出，那取决于改革最终的结局，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对“六四”造成的后果的评估。
赵紫阳
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主将之一，赵紫阳的悲剧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的悲剧的一个缩影。尽管后来贵为总理、总书记，气质上似乎与北京权贵圈子的氛围总有些隔膜。那也许是他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结果，或许也是与作为富裕地主家庭聪慧的子弟，早年接受家庭的教育，以及在开封与武汉系统地接受的初高中教育的有关。相信这些也是在文革后，在改革开放时代，让他能迅速接受外界文明的原因。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八十年代初，他初进京城，出现在大会堂的电视镜头上时，给人的是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精明干练但依显有些土气的共产党地方大员、实干家的形象。仅仅几年后，他的姿态仪表谈吐，绅士风度，已不逊于任何一个那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也不是任何当时乃至于今天中共的政治家堪比。显然，那不是延安保育院，苏联和中国的十七年教育所能培育的。而这一切，也一定是促使他后来八九做出那种选择，且无怨无悔，坚拒检讨及高位诱惑，在一种即使不是说很糟糕但也绝对不算良好的环境中度完他十五年余生的精神动因。
他是中共最后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的权力来源来自邓的赏识、推荐、支持，但当他试图按照自己的认知、道义原则做他自己的选择时，他发现自己的无力。他毕竟是在中共运动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而对百姓的牵念，让他很难做出那种让他个人良心不安的所谓放手一搏的决择，那是无道德底线不以生灵涂炭为念的乱世枭雄的逻辑，真如此，他还会是那个四川搞改革“要吃粮，找紫阳”的政治家？他是出色的改革家，而不是造反者。很难说他和邓之间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历史演变从来都是伴随权力斗争，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承认，从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是动乱，学生是和平爱国的）、道义立场（不能镇压）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民主与法制）赵都是对的。他有失误、误判，早年也有过左倾的时候，八九时维持去朝鲜访问，低估了邓对他的敌意与镇压的决心，他也有为他的政治利益或是自保而违心批评胡耀邦的不很光彩的言论，但他后来能自责、对过去进行真诚的自我检省。他是失败者，但很难说他又不是胜利者：从他晚年的照片看，那是一个彻底恢复了人性、内心光明的人。他在软禁中不断地反思，思想得到升华；他失去自由，却心灵获得解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伟人。他关于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安定的思想将是那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穿越时空，获得久远的生命。而邓的一些观念，却注定要随时代随风遁去了。
李鹏
“八九—六四”最大的赢家是李鹏。即便那些他身后的保守派元老们，在与邓、赵的博弈中，所获也是有限，尤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随着他们年纪日增，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李鹏，这位既无才无德、又没人格魅力的官僚气十足的人物，在任何开放的国家都毫无希望混迹政坛一天者，也不闻任何出色政绩，竟然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获取总理大位， 显然是那个转型初期的体制，元老政治仍然举足轻重、传统意识形态依旧还有重要影响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了八九的产生及进程的话，对与特权相连的腐败官倒、门阀政治的反感，对老人政治的厌恶与不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李鹏恰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集这许多现象于一身的第一代太子代表。——１９８８年李鹏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那种语无伦次，机械重复的表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数度重复同样一句“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来回答不同记者的问题）给笔者留下极深印象，乃至没有耐心看完直播便离去。稍后一位看了几眼直播的朋友就李鹏的表现也曾摇头评议到“惨不忍睹”。因此，当八九期间人们看到他在电视上出现时那种反感甚至是愤怒，大概是后代历史学家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了。也是为此，“六四”屠杀后，李鹏对此似有察觉，人们发现他很快换了一副眼镜，似乎要修饰他那被人们认定的粗鲁、蛮横、无能、机械的印象。
但要清楚的是，直到今天，中共的体制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治国和应付外部世界上无才无能的人，却很可能精通权谋，在体制中如鱼得水，依靠父荫终获大位。整个八九期间，李鹏扮演了最重要的推波助澜，激化事态的角色，如4月25日迅速传达邓小平关于“动乱”的讲话，造成既成事实，充分展现了他的权谋长才。即便李鹏最后未能登上总书记的位置，但从历史看，他所代表的权贵通过“六四”屠杀，成功地保住了权益。李鹏自己的努力也得到最佳的回报：一直是中国二号人物，而儿子贵为省部长，女儿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掌管成千上万亿的资产成为“电力一姐”，却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议“国家要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以便人民“知耻”！——后八九时代，权贵的贪婪及其道德状态，如此可见一斑，李鹏一家是最好例证。这是李鹏八九所捍卫的、所要达成的一切的自然结果。
8，后果与影响：对当代中国的型塑
“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无法设想如果镇压发生在其他一个东欧国家，中国的运动在各国发生转变之后再发生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历史可能有诸多的假如，“八九—六四”亦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谈及“八九—六四”时就用了以“假如”为名的一节来谈论“八九—六四”的多种可能。但毕竟历史只有那一种事实上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后来又引发许多其他的结果。这里，我们逐一略作分析，因为这些不仅决定了当代三十年中国的历史演变轨迹，当下中国的现状与困境，也会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远因。
1）元老政治的衰微与权力板块的解体、移动与重组
理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博弈，以及其中贯穿纠缠的与元老政治相关的权力斗争。对这些保守派来讲，不仅是他们信奉的计划主义教条、他们怀恋，视为黄金时代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模式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下可能永远一去不返，而且对那些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元老来讲，他们也担心这种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最终会损害到他们及子女的权益，加之来日无多，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年龄病态的敏感，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对不熟悉的新鲜事物的怀疑，担心自己参加创设的体制被改变，这种种都纠结在一起，本能地让他们对稍年轻一代以胡、赵为代表的改革势力反感，警惕，甚至敌视。一有机会便会集结反扑。八九是他们发动的一次总攻击，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但历史往往是这样，这场胜利如同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体一样，也已是强弩之末，八九耗尽了他们的能量，在那稍后几年，经八九和“苏东波”的冲击，邓小平退休，南巡，在安排好各自儿女政治上接班、经济上发财后，元老们退出舞台，让中国付出极大代价的元老政治走进历史。
“保守——改革”的政治结构因“六四”后改革派遭受全面清洗，彻底解体。但因形势所迫，保守派至此也明白，如果不给与中国人更多的自由与富裕，他们将永无宁日，权位不保。因此，他们也转向接受“改革”。“六四”后的政治格局就此形成——所有人都成为经济改革意义上的改革派，但同时所有人也都成为政治改革上的保守派。八十年代的那种两极动态不复存在。从一种政治动力学和历史的角度来回视八九的政治较量，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包括民间的民主派等都是在这种巨大的两军对垒的力量博弈中被消耗、牺牲掉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一种力量格局的重组，历史踏在他们的白骨之上，进入一个新时期。
经济改革政治上再无阻力，政治改革经济上再无动因。中国的改革至此单腿前进，经济上国家与市场双引擎高速启动，效果耀眼，但就此也逐渐造成严重的失衡。政治人才选拔上逆向淘汰，八十年代那种在老、中、青各年龄层都有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已成绝响，具个性、胆识，开拓进取精神不再是受到赏识提拔的标准，以改革为名“招商引资”，当官牟利成为许多官僚的为官之道。官方也有意放纵官员贪腐，以强化、巩固权力集团的内部团结。权贵出身的门阀政治在所谓“还是自己的子弟可靠”（陈云）的考量下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政治正确，政治可靠、对党（上级）忠诚再度成为一种选拔干部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六四，象习近平这样的人，尽管四十年前就开始漫长的接班准备，但显然不见得能最终出线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其才能或知识，最多在某一省市的领导位置上终其政治生涯。“太子党”不加掩饰赤裸裸地谋取权力与私利，将江山社稷视为禁脔已成常态，权贵结构成型。
在江泽民执政后期，曾展示出企图调整政治结构的某些迹象，但后八九时期，依靠赎买分赃笼络精英、换取元老及子弟支持权力得以巩固的江，本身是权贵结构生成的主要推手，显然也很难将有深度的政治改革真正推行下去，改变这种他自己一手打造的权贵结构。至于到胡的时代，其根基有限，且在众多太子党眼中不外是临时的管家代理，最终也只是满足于一种“做好人，保江山”“不折腾”到点下班的保守政策，权贵结构进一步固化。所积累下的社会不公，各种问题，为习近平这类人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意识形态的困境
整个八十年代伴随权力之争有关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绝于耳，然而八九的巨大冲击和苏联的解体，让这种争论失去正当性。八九前当听到有日本专家不解，遗憾中国“为什么把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当意识形态的问题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才解决实际的重大问题……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重大损失”的时候，赵紫阳只能慨叹“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呀。”（见陈一咨回忆录）。这大问题在“八九—六四”后，在邓南巡的背景下才得以“不争论”的方式解决。中国进入一个不讲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时期。
世纪初“三个代表”的提出，是中共给意识形态灌注些新内容的企图，但总体讲，因其含糊其辞，流于空泛，无法挣脱旧的意识形态巢臼，最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再造的任务，只是给江泽民构建精英联盟、吸纳社会精英尤其是新兴的经济精英来扩大权力基础做了些理论论证。江泽民时代意识形态上唯一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是“依法治国”的提出以及“人权入宪”，但因不愿直面权力的约束及合法性再造的问题，这方面最终很难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只是局部上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改善提供了事实上非常不牢固、暂时性的一些条件。
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构建围绕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做文章，试图在矫正畸形的发展模式及降低社会矛盾方面有所进展，但“六四”后所形成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指导思想不做根本性的调整下，拒绝对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造，所有这些提法就只能沦为漂亮的说辞，和谐很快成为“河蟹”便足以说明这些尝试的破产。至于对外关系上“和平崛起”的提法确有新意，但因自身制度的专制特点，鉴于历史教训，最终也是无法在外界取信与人。胡锦涛时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真正具有意义的事件不是官方这些新说辞的推出，而是官方没有禁止、默许的“公民社会”话语的发展。遗憾的是，随习近平的主政，不仅胡时代这些非官方的提法被压制，即便是那些正式的官方说辞也逐渐消失了。
后“六四”时代确立的改革与发展的国家实用主义哲学的泛滥，经济至上的政治目标，为中国的经济大潮扫平了思想上的道路，但也为后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崛起甚至是毛主义的回归埋下了伏笔。一个幽灵，新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飘荡。
3）国家与社会的疏离
“六四”镇压造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一方面，国家局部回应社会的诉求，给社会让渡出更大的空间，国家用让渡的空间与资源赎买社会，九十年代后社会的自由空间加大，但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也出现新的紧张，国家的合法性几乎全部依赖资源的增长，但资源的分配制度上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以往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史从来就不只是上层就改革的政策与方向博弈的一部权力斗争史，更是千千万万中国的普通农民、市民、商人、干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冒着各种风险、付出代价争取权利的历史。但“六四”镇压后，这种上下互动的改革模式基本终结，进入一种上层主导，带有强制性的改革阶段，国家对社会时时抱有怀疑、警惕甚至敌意。这种改革当然也可能在一时具有效率，但鉴于近代历史上许多国家类似的教训，这类上层强势主导、缺乏社会互动的改革，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往往是要让国家与社会付出各种形式的代价。
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展，让体制内外的精英、元老们的子弟都在不同层次获取得了好处。在某些八九的参与者来看，八九的诉求似乎因自由空间的增大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资源的增长带来流动性加大，赋予社会中下层精英某种希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精英收买的政策，向体制内外的精英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倾斜，一种精英联盟得以确立，同时，牺牲农村，将资源向沿海、都市民众倾斜，加上严格的控制手段，使得官方得以成功缓解了后天安门时代因镇压带来的紧张，维系了后来的稳定。
但随后权贵结构日益刚性化，造成对资源的垄断与掠夺，社会流动渠道开始固化与窄化，社会矛盾持续增加，乃有“维稳”的制度化、系统化出现，延续至今。这种“维稳政策”日渐强化本身说明，后“六四”时代开始形成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开始面临瓶颈，重心开始向“大棒”倾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契约需要重新调整，一旦“胡萝卜”产量发生哪怕是相对的递减，政权能支配的资源开始短缺，“大棒”的作用即便重要但效果可能也将受到限制。中国亟待完成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
4）后八九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增长”既是中共为“六四”镇压也是多年来为维稳体制进行辩护的主要论据，也成功地让相当一些中外各界人士接受了这种说辞。经济增长与稳定确有关系，但关键是什么样的稳定，怎么达成稳定。而就“八九学运”与稳定的问题，前述我们已经有过说明，这里再强调一次：八九时期，恰恰不是学生要“动乱”，才特别反感官方的定性；学生要的正是稳定，只是这种稳定与官方的稳定有所区别，学生希望消除不稳定的因素，让中国通过制度建设达成长久的真正的稳定。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幼稚到要求改革一步到位，也没有要颠覆国家框架的企图，整个运动的氛围是浪漫富有激情的，但诉求基本上却是温和，有节制的。一些激烈的行为得出现，也是政府拒不回应学生与市民的正当要求，激化矛盾的产物。“六四”镇压后的这种稳定是真正的稳定吗？如此，为何还需要维稳？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多此一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牵涉到诸多内外因素，如因地利之便利用了东亚的产业转移，全球化新的一波浪潮，与经济水平初始低相关的增长高速，中国人口红利，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城市化，教育水准的提升等等，我们很难看出，不镇压这些条件怎么就会消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上述提及的事实上不成立的稳定。那些重要的经济决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 市场化导向的具体措施设想，比如股市的推出，股份制改革、制定“企业法”，劳动力流动等等，八九前赵主政时代就都已着手落实。江、朱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创意。至于加入世贸，我们现在知晓，如果不是“六四”镇压，中国会远早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前的十年就会加入其前身“世贸关税总协定”（ＧＡＴＴ）了。江、朱时代靠大棒强制进行的改制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且不讲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给多少家庭带来的痛苦，即便就形式讲，也难认说非如此就不能找出其他更合理的解决机制，很好地处理经济的合理化问题。更何况那改制当中出现的大规模侵吞集体与国家财产的现象，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权贵化趋势。如此众多的人员被迫下岗失业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动荡，其实为侥幸，因正逢经济高增长期，有效地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再就业，但中国绝难再有那样的高速增长的机缘，因此如再面临大规模失业，避免社会动荡的机制又何在？至于那时期同时实行的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给后来出现的“国进民退”铺平了道路，是中国今天经济结构不合理、权贵结构固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样说并不是全部否定江、朱时代推动经济发展、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些努力，只是要说明，没有镇压，许多本就可以做到。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许多在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成功人士或许需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后来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空间，也是八九的抗争、“六四”流血的一个结果，是官方在大规模镇压后为缓解社会压力所做出的妥协而让渡出来的。他们没有权利象某些人那样因为自己获取的利益反过来为“六四”镇压唱赞歌，那不仅是道义上的堕落，也是某种病态的失忆健忘。要知道，如果中国不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迈出关键的一步，象八九学运中的诉求所希望的那样，他们也只能在官僚的淫威下委屈周旋，而所有积累的财富也都可能因社会不公导致的动荡或是权力政策的朝令夕改而瞬间化为乌有。而在达成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是需要抗争的，那么如果自己不去争取，支持，但至少不要向勇者唾液，他们也是在为你们奋斗。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明了，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是绝对与民主法治的进展分不开的。
没有人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这种发展的代价与是否可持续，就本文讨论的题目来讲，是经济的发展与“六四镇压”的关系问题。我们实在看不出，不进行镇压，经济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何在；相反，或许我们也可设想一个没有“六四”镇压，一个速度与结构更合理，更稳健，更有持续性，社会也更加平和的发展。“六四”镇压一方面就中共后来让渡的空间来讲，是从一种负面后果的角度，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正面条件；但同时，也因为镇压造成的扭曲，也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内含了相当多的问题，是现在经济面临困境，结构不合理，质量无法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日韩台等社会，即便是威权时期，也依然保有些工会、社会团体、司法上的相对独立，新闻上的有限空间，政党也没有宣称要“永续执政”，后来更是逐步政治上开放，回应社会多元化的要求，搭建了制度协调框架，有效地遏制了腐败，执政者通过选举也完成合法性的再造，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呢？是否会象一些国家一样，都经历过一阶段的高速增长但最终因腐败、权力肆虐不受约束而导致人们反抗，社会进入动荡，长期的停滞、衰退，（从拉美到亚洲、非洲，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年的伊朗、印尼、再到近些年的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还是将东亚模式走到底，进行政治调整，这将是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了。须知，用二三十年的荣光、成就来判断历史，评价某种模式是很难成立的，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当初苏联辉煌的时代，有多少人想到那只是历史长程中的昙花一现？时人也曾有多少用当时的所谓成就来推论其体制的长久和优越，最终却徒留笑柄？伊朗巴列维、突尼斯的本·阿里在看着因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繁华时想到过数年后自己要仓皇出逃，客死他乡？政治的问题用经济来解决是不可能持续的；政治的问题最终只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用某些国家转型后出现的麻烦来证明不该转型，可谓是最愚蠢的讳疾忌医，鸵鸟之举。事实上，所有造成后来转型不畅，困难重重的原因，大部分都在植根于转型之前而不是因转型本身。越早启动改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梁启超曾言满清九年宪改不如期实现，则九十年中国政治也难见清明，可谓一语成谶。是脓终究要冒，只是什么方式而已，这是显见的道理。以这二三十年“六四”后的经济发展来论证镇压的正确，可谓言之过早了。历史会揭晓一个最终的回答的。
5）超越性的文化诉求丧失
八九前中国的改革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带有一种超越性目标指向的。比如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化热与“河殇”，旨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的文明走向与制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六四”镇压后的三十年，就官方主张的改革以及文化发展来讲，这种面向基本消失或很薄弱，所谓“民族复兴”成为最重要的标准。在“六四”镇压的背景下展开的，笔者１９９３年在台湾“经济日报”的一次座谈里称之为“经济文化大革命”，造成扭曲的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诞生，不仅只是涉及年轻人，也是中老年人中普遍的现象；八十年代出现的那种争取个人权利与对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某种平衡消失。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一概而论，仍然可对这个古老民族深藏的那种在危难时候会焕发的担当精神抱有期望，但不能不承认，经“六四”屠杀及物欲至上流俗的泛滥刺激，中国的道德溃颓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屠杀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犬儒现象的普遍化与道德的崩塌，三十年来中国也不例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价值在官方的鼓动宣传下，对一些失去价值参照、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讲，成了解脱心灵困境，寻找心理平衡的一种速效药。支撑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几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社会心理已在中国略见端倪，不能不高度警惕。中国需要再次确立具有超越性的、富人文价值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目标，以避免坠入深渊。
6）“六四”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八九—六四”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它给已经衰颓不堪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及体制最后的致命一击。在残酷的血腥镇压的场面面前，那个体制最后的一点道德色彩也脱落殆尽。文革后所披露的事实，已经让全世界的毛式左派受到沉重打击，从拉美到欧洲，从非洲亚洲，八九镇压让他们彻底丧失对中国的幻想也失去其在各自社会里的道义合法性，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那种中国革命神话终结。中共后来所试图重建的影响力，说穿了完全不再是依托先前的乌托邦平均主义的天堂模式，世界革命论述，而是靠放弃这些，重新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所取得的发展绩效。不是共产主义、“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及其赢得的资源，才是北京后来重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当邓小平还念兹在兹，兴奋不已地精心准备，将八九年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中苏两党恢复关系当作他人生另一个伟大时刻，最重要的成就时（关于这一点，各种相关回忆都有披露），他或许没想到，他对八九运动的镇压决定，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东欧、苏联的剧变，也让那两党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归零，两国关系的改善显得微不足道——体制改变、冷战结束后的俄国，显然不会再继续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
“六四”后西方对中国的谴责与制裁，尽管美、日某种意义上踩了刹车，但依然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只是后来中国经济市场化再起，让西方又看到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加之利益的诱惑，制裁才缓和下来，但迄今有些制裁措施依旧存在，如欧美在“六四”镇压后制定的对中国的武器禁售主体部分依旧没有解除。多少年过去，中共领导人以为西方或这个世界已经淡忘“六四”，事实上那只是假象，记忆仍然深埋在那里，只要一天“八九—六四”没有得到符合正义的对待，它就依然会在那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北京政权的性质。即便那些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卡达非之流也没有忘记：当利比亚群众开始抗议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主意就是要将群众抗议的广场制造成大流血的“叙利亚天安门＂！如果不是“９１１＂后一波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浪潮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国恰当地表态站队，或许美国与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早已不会再有后来本世纪前一段的发展。
“六四”镇压造成的世界性反弹以及稍后的东欧剧变，让邓受到巨大的压力（请注意已公开披露的有关他在东欧剧变苏联跨台后一些表现，“思考良久”等等……）他“六四”镇压前可以自信地下决心镇压，告知他人不必担心“外国人会回来的”，他说对了，图利的商人们是回来了，但他没说对的是——那是要有某种内外部条件和前提的：中国要显示要继续改革，要融入世界与尊重基本的法律秩序，权力要逐渐透明，保护私人产权，不搞永远的国家垄断……对外，不与西方为敌，不想压垮美国争世界第一，还有，就是在战略上存在另一个直接威胁西方的对手，中国的合作就显得具有价值，等等。当邓说那句话时，他可能预见到美国为对付依旧存在的苏联，为大局着眼，是不会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当时的架构，尤其中国如果把“改革再干起来”（“六四”镇压后邓不断强调的观点）的话。但苏联的垮台或许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不复以往，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才能取信美国，靠经济增长拉回外国人了。这也许是他没有对外明言的促使他南巡的另一个考量。
尽管有新一波对外更大的开放，包括因镇压晚了十年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加入了世贸，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自“六四”后开始强化的反西方，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与宣传一直以各种方式依据形势时强时弱地延续着，担心出现苏东的局面，这一直象一个噩梦挥之不去，萦绕在中共领导人的脑际。虽然对那些毛左—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反西方说法也有所压抑，但整体上，“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话语、“抗日神剧”开始泛滥，受到官方的鼓励，反西方的各种民间斗士、愤青、小粉红们层出不穷，以爱国名义获取某种政治正确性及自我的心理满足，挟持、影响着中国在涉外问题上的社会舆论。至习近平主政后，这种反西方的民粹、民族主义话语日渐与官方主流话语合流。这当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有关，但回顾三十年后“六四”的演变，其中也还是有其清晰的脉络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要怎样对待世界，世界又会怎样看待中国？
6) 台、港、藏关系的转折
“八九—六四”对香港、台湾、西藏问题的处理来讲影响深巨，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八九运动”有正面作用，促进、强化了人们对大陆、内地的关注，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甚至是自豪感，让一些人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的回归、统一的恐惧与拒斥降低；但最后的“六四”镇压后果却是灾难性，永远无法弥补的。就西藏问题来讲，因对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推动的民族政策抱有好感，流亡的达赖与北京之间关于达赖回藏的谈判紧锣密鼓，后因胡耀邦下台，计划流产，但如果继续当时的其他改革政策，给与胡耀邦恰当的肯定，即便胡不在其位了，达赖在某一时刻回到西藏是完全可以期望的。八九年春北京爆发抗议前一个月西藏发生的藏人抗议，受到镇压，为那年后来学运爆发后北京、成都等地的镇压开了先河。之后在全球对“六四”的抗议声中，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政治上的强硬立场也日益体现在一系列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上，更加强化了青年藏人激进抗争路线的正当性，让达赖的中道路线受到削弱，西藏问题解决遥遥无期，且不容乐观。
香港自中英声明签署后，作为香港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过去逃离中共统治来港定居者，他们对中共怀有深刻切肤的不信任，面对“九七大限”，准备离开香港。是因中共当时一系列真诚的承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展，让人们重燃希望，增添了信心。——中国都在向香港的生活方式靠拢，我们又何必担心北京的接管？（邓小平当初所谓香港“五十年后就更没有变的必要”，他的真实想法是因为到那时中国更象香港，还是香港更象中国呢？）作为总理赵紫阳给香港学生的亲笔回信，就回归后香港人民民主选举权利、逐步落实直选做出保证，也给香港人以极大的信心。而这一切，都随“六四”枪声彻底改变！
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与反感再次被唤起。防止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成为北京对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后来有关设立控制香港的所谓国家安全的法律的设想，相信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可能就成为北京的一个设想。北京与香港社会的互信因“六四”而瓦解。八九运动间“民主歌声献中华”（从这名称上也可看出：对那时的港人，热爱中华与民主是相连在一起的）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５月２８日世界华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时竟有破纪录的一百五十万人上街！这些都显示出，香港人将“八九”与他们的命运、与香港这个城市的命运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与他们对中国民主的发展连接，三十一年来年年维园“六四”纪念的烛光之海，已成为世界政治图景上一个独特感人的风景。后来那些被北京称为“西方的走狗”，“反中”的民主派人士，事实上过去都是亲中派（如司徒华、前些日子因参与民主运动遭港府逮捕的大律师李柱铭都曾是北京信任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在“六四”的血腥镇压后，因道义做出抉择，站到反对批评北京一方，成为“港支联”的组织者，领导者。从香港前些年“占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作为主体的年轻抗争者，都是在纪念八九的记忆里完成他们这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成为新时代的行动者。而他们本既没有什么“港独”的说法，也无这种意识与行动，但在北京一次次令他们绝望的拒绝与打压后，因官方歪曲报道而产生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维护自由的抗争的误解让港人感到情感受伤后，香港的独特认同一步步得到强化，让香港人与大陆日渐疏远。虽然九七后北京本可有机会真正兑现“一国两制”的诺言，赋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但走到今天制定“国安法”让自由的香港消亡的这一步，我们不能不说“六四”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肇因，一个趋势从八九年开始就埋下。
至于两岸关系，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和平统一”曾经是邓参与定下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美国建交，１９８６年台湾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的解冻，热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让大陆在国际上赢得很大声望，加之在美犯下的“江南案”，给台湾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的压力，成为他们决定开放党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要让台湾以政治开放再次赢得国际的好感与支持。八九前，陆续有台湾各界人士包括记者访问大陆，对大陆的贫困感到震惊，但又对因改革开放所造就的活力对中国充满希望。八九运动期间，台湾朝野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对大陆民运声援支持。“六四”一枪，不仅打碎了很多人因中共改革对中国燃起的希望，也唤醒了与国民党长期反共、恐共教育相连的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与恐惧。 看看两岸今日之紧张情形，读马英九去年“六四”三十年时写于脸书上的这段话，岂不让人感慨万千：“令人感触的是当年民众曾经那么关心大陆，双方的心理距离一度贴近，如今却日渐疏离。这固然是因为两岸制度巨大差异的关系，但……３０年前那场民运的处理方式，是两岸民心渐行渐远的转折点”。
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八九已经远去，但八九依旧活在今天，这不仅是指八九留下诸多问题如如何对待死难者与伤残者，还他们应有的正义，也包括八九提出的诉求依然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基本课题：看看当初提出的那七点要求，除提高教育经费等不再是当务之急，哪一条不依然是中国当下所需要急迫认真面对的？就讲官员及家属的财产公开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世界上文明国家所都有的惯例，而仅为这一条，最近这些年又有多少中国公民因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而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锒铛下狱？象中外历史上有过的许多经历一样，中国要走向未来，某种意义上讲首先就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某一个承载着历史不公的记忆原点，象履行一个真正的葬礼仪式那样，回应死者和幸存者的诉求，安顿冤屈的亡灵，再出发，重建社会的共识，完成历史的转型。
一个人与一个社会都需要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死亡与再生是人类恒久的主题。１９８９年中国那场屠杀造成不公正的死亡，只要一天对那些死亡者、那些受到权力的伤害者不还以正义，中国就无法完成一种道德的重建，就掀不开新的历史一页。是的，所有人都感到，邓开辟经江、胡承续的时代已经落幕。有人遗憾、惋惜，有人高兴、欢心，各持各的理由。这种局面显示，“六四”以后破裂的有关改革与国家发展的共识不仅不复存在，且更加分裂。随着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旧式的共识可能永远一去不返。如何重建一种新的让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以邓为标志的时代的终结的原因，植根邓路线本身，是邓时代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这其中，最关键问题就是正义原则的弱化或缺失。公民，没有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其权利是不完整的。正义取决于权力。事实上，当邓自己推动告别毛时代时，他自己所赞同或参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重建正义——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那样一个重建正义的时代氛围里，中国人才充满希望地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征程。但邓自己后来却忽视或者说背叛了这一点，在他的哲学里，人最重要的或许只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党与国家的官员，也仍然都只是他属下的家臣。“八九”成为“六四”的结局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六四”开启的时代本身就是扭曲的、不平衡的，注定要在发展的同时累积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新的政治领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批判地去继承邓，超越邓，最终也是完成邓——完成改革。但另一种可能是，累积的问题为一种混杂着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路线的登台做好了铺垫。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恰恰做了这种选择，他用重拾毛时代的做法来修改邓时代的问题。邓的时代，人享有的自由是局部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完整的，带来诸多严重弊端，但这种不完整、局部的自由毕竟较毛时代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全部剥夺更具进步意义，也因此是造就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根本所在。但习近平以削减自由来因消除局部自由所带来的问题，用本质上是反改革的措施来纠正因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最终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面对习对改革的反动，出于策略性考虑，赞扬邓提及邓改革的功绩及路线来抗拒习近平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忘记，习的出现说到底也是邓的路线做的铺垫，是邓的不彻底的改革路线，不仅造成“六四”的悲剧，某种程度上讲，也为习近平新毛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中国要找到未来真正的出路，就必须检讨、批判、超越邓的改革路线，突破邓的框架，才能真正抵制习的路线，让中国获得新生。
造就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诸多条件都已一一不复存在，今后的三十年前途模糊不明，充满不确定性。但观察这个国家能否新生，能否重建希望其实也很简单——端视人们与精英层都能否重新正视八九的诉求与遗产，以八九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用“民主与法制—治”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建立一种权利意义上的共识，一种宪政意义上的共识，容纳多种不同利益的诉求，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尊重每个公民的价值选择。让重建正义与尊重权利成为新时代的民族共识基础。舍此，如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去作为构建新的共识将是极其危险的。世界范围内，民主正经历一些严重的危机与挑战，不平衡的全球化刺激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粹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但中国人或许该清醒地认识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解决现代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任何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的纠错机制，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执政集团的纠错，更没有其他制度能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地允许公民的意见表达，提供公民权利的保护。人类不存在完美的理想制度，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以承认人性的不完美而设立的制度，因此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不理想的理想制度。威权体制会消减人民一时因种种问题、危机引发的恐惧，但威权体制也注定会造成更大的恐惧与危机。
追求自由与尊严，是现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亦是如此。三十年前北京的学生与市民们所作的努力、牺牲，成功与失败，也是这长长的故事中的一页，这故事没完，会有新的篇章。只是祈望，那篇章里不要再有更多的眼泪与鲜血，有更多的欢笑与人性的光芒。
谢选骏指出：上文花了三万多字谈了“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但是却没有着墨“八九—六四与当代世界”，太可惜了。因为不结合世局来谈论“八九—六四”，就会失去其最大意义。那么，什么是“八九—六四的最大意义”呢？
我认为，这就是“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简单说，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冲垮了东欧共产党阵营，进而结束了冷战、开启了全球化过程……所以我说，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就是世界历史的转捩点，是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而张伦写的上文，虽然也有谈到，“八九—六四”以及后来不久发生的苏联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八九年下半年东欧的剧变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许多东欧人后来提及中国的八九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们认为，是“八九—六四”的牺牲，为东欧的转型避免遭到镇压得以和平展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但我总觉得，张伦的这种看法好像缺乏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没有看到——“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这可能是因为，天安门屠杀的时候，张伦还在国内逃亡，并不了解当时六四屠杀是如何冲垮了欧洲共产党阵营的过程。
而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当时已经身在欧洲的仲维光先生则在评论
“谢选骏@xxj2040：创造历史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 x.com/maker42008759/…”
的时候写道：
“仲維光@ar2652006328：謝選駿說得極為準確。我88年到德國在歐洲經歷了六四前後氣氛。中國的鎮壓在全世界引起的震動，遭到的譴責史無前例，沒有人敢公開為其緩頰。該怒潮持續了五年左右，中國則完全伏在地上裝死才逃過了更大更長期的抵制。就因這種反應，昂耐克想鎮壓，黨外憤怒對抗，黨內無人敢響應，齊奧塞斯庫則命喪失敗！”
是的，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二十世纪转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