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思想庫】

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4年6月23日星期日

谢选骏：文明的冲突就是更加野蛮的冲突

《野蛮的冲突》（二零零一年十月读者周刊老郸）报道：

有谁再来给我解释一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首先，这些冲突的动作和手段是文明的吗？夜窥望远镜，精密炸弹，以高科技的标准来判断，是够文明的了，但是，用来杀人，用来轰炸，它也还能算是文明的化身，文明的境界，文明的物质化？

再次，这种刀枪的征略的后面，是文明的动力，还是野蛮的仇恨？人类的文明，曾经包藏了仇恨的一面，文明的构筑图上并不曾少了野蛮与仇恨的饰物，但是，到人类把文明二字单独地抽象出来，用CIVILIZATION来概括，并有意识地隐去雕梁画栋后面的斑斑血迹时，文明才算有了它从思想到行为的内在统一。

文明，不仅在于服装首饰，饮食器皿，歌舞丝竹，绘著笔墨，更在于人的内在的一种心态，以及由此演绎出的一套规范。不是吗？文，最早从“纹”中衍出──早先的人们，开始美化自己，美化生活，就是从纹面纹身开始。人类最初的温饱之余，发掘出自己内在的尚美以及更深的意识的潜力，这并不比开始使用工具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意义来得更轻。人类降生到这个多灾多难得世界，没有彩凤双翼，没有龙虎鳞纹，只有和水而成的泥身，但是就因为他有所有其他动物都不会有的智慧，他可以象他的造物主一样地创造，创造生活，创造文化，自己达到美的境界，美德境界，要不然世界的文明于今何在？当然，他也必然要象其他动物一样地在自然界的食物链里挣扎，循著优胜劣败的无字真经重生自己。可是，一旦他能以一种旁观的超脱来阅历其他生物的生死存留时，他就已经不再是一种普通的动物。

但是，至此而止，他还未曾完全踏入文明的殿堂。在“文”后面的“明”，更加苛求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求人把自己心内所存的一切美好芬馨，与一切丑陋污秽都拿到太阳底下来，让它们大曝其涵，大见光日，让它们经受人类共同共通的挑剔抉择，己所不欲，毋留予己。有大明才有大文，才有最后的文明。

所谓圣贤预见的“文明的冲突”，不是在将来，而是在过去。所有的幸心烦释，都是或都将是沿著反文明的逆境发展。

文明，曾经划分为地域，那只是象结晶时的初发阶段，晶核在热运动的起伏中生成与湮没，或者象培养皿中菌落最早的接种，那是一种偶然与必然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优劣之分，因为大家都是一炉的同融，或者一钵中的同种。在晶核温定形成，菌落接种成活之后，各向同性的生长就是它们唯一共同的动力学过程。

晶界在发展中相遇处定位，菌落在辐射相交处吻合。与此相仿的，是人类文明的地域生成与扩展，在辐射状的结晶最初相遇之时，是我们所可能发现的“文明的冲突”。

你可以说“文明的冲突”才在开始，或者说将开始，但是我所理解的文明的冲突，已成过去。随著地理大发现的铺张，“文明”已经在这个地球表面与“野蛮”冲突过，只不过那时的冲突中，我们的中华文明还被“先进民族”划为野蛮落后的团伙之内。“文明的冲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五月花号”的乘客们，在吃完土著印弟安人好客的火鸡南瓜之后，翻脸向全美洲的土著拉开刀锋的历史。每年秋后，在东海岸的“文明登陆”纪念点处，各色皮肤的游人，不妨驻足聆听路旁印人后裔为同一史证而引吭长发的击鼓高歌，那才叫真正的文明的冲突。

在高速客机可以载著你做环球逐日飞行，一点不假地担当起现代“夸父”的义务的时代，现代社会早已在文明的交接面上冲突，并在冲突后基本定形。我说的不是“十字军东征”，我说的是“日不落帝国”的兴亡。征服，殖民，奴役，就是当日的文明发展史，可谓辉煌，可谓宏伟，可谓精彩，真是一种“文明”的昌盛，一种“文明的昌盛”。

可是，夸父眼中的日不落是一种动态的景致。一个踉跄，日头就落下去，渐远渐逝，再也没法跟上。夸父之逐，可能曾经是跨地域，跨文化的壮举，在人类的洪荒时代，兴许得行，可是，到地域化为疆界，文化广为串通的后文明时代，他给我们留下的壮举，只成为文化的一点结晶。

真正正在冲突的，不是文明，而是野蛮。

所谓的“文明冲突”，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呓语。是文明形态的冲突，还是文明内核的冲突？是文明包含的人群与人群的冲突，还是文明指导下的规范与规范的冲突？再问，冲突的提倡者乐观其成的冲突的后果是什么？血洗异邦邪教，宏扬我神吾主？这些即使不是亨氏原本的意愿，也已被某些薄幸子解释成这个样子。

面对现今世界战局，就连亨氏也不敢出声来诠释他的所谓学说，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文明”的冲突，更不是“文明冲突”。如果被人引申为其论所及，则“十字军东征”新曲的帽子也正合适，可我们所见的中文媒体及网络上的亨氏门外生员，鼓盆而歌，大唱特唱文明冲突，更有声嘶力竭狂呼“杀尽落后民族”的咬牙切齿，真不知这些操中文者也算得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别说论起所谓的“文明冲突”就是一腔凝血余恨，不知何时竟也在新“皇军”的后尾大加声色，叹中国人脑后的辫子才谢去几日，竟也自以为身着“皇协”，忝位“先进”，准备进

击了！

别说十字军不可能死灰复燃，就是当年的十字军全胜而归，当今也不是它的本命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去殖民过程与风浪，已经把文明重新定位，一种新“文明”以武运长久为旗帜四处出击的时光，大概是不会回光返照了。

真要某运长久的，你猜怎么著？还只能打出“文运长久”的新帜。不是咱们伟人的“打著红旗反红旗”，而是打著文明的大旗做野蛮的勾当。

你说现在的冲突，是野蛮还是文明？

谢选骏指出：人问“现在的冲突，是野蛮还是文明”？我看“文明的冲突就是野蛮的冲突”，因为一旦冲突起来，任何文明都变成野蛮的了！而且，文明程度越高，就变得越是野蛮。所以说，文明的冲突就是更加野蛮的冲突！

2024年6月22日星期六

谢选骏：满洲人不敢面对《扬州十日记》

《扬州十日记》证讹（2005年12月09日）报道：

1644年，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在继续和南明、李自成农民军进行的三方面角逐中，取得了初步胜利，乃于1645年初，命在陕西的豫亲王多铎率所部“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扬州战役是清军渡江前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关键性的胜利。史可法被俘遇难，南明四总镇及左良玉部的溃降，导致南明沿江防线的全面崩溃，福王被擒，宣布了南明王朝基本结束。因此扬州战役在清初历史上成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历史工作者及关心明末清初历史的人士，自然要重视扬州战役的史实及其作用。由于这个时期的史料发现的很少，一部《扬州十日记》便受到了比较广泛地瞩目。

明末清初扬州人王秀楚在其所撰写以记录清军在扬州战役中进行大屠杀为主要内容的《扬州十日记》(以下简称为《记》)中说：“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他根据身受目睹并进行“调查”后记录下来的清军在扬州战役中屠杀的人数是“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 (博讯 boxun.com)

《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和萧一山著《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国外，如苏联齐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引用。诸书引用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诉清军在扬州的“屠杀”，并加以谴责。

历史是科学。科学是来不得丝毫虚假的。《记》中纰露很多，不能不使人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笔者学识有限，仅就《记》的真实性进行粗浅探索，并以管见就教于诸方家。

一扬州并未形成南明和清两军的主战场。

战争中死人的多寡，主要是由战场的大小、双方投入兵力多少、时间的长短、战斗的激烈程度、使用武器的杀伤力以及军队纪律素质等诸方面因素决定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南明诸臣在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建立了南明宏光政权。这个政权班底是由各种势力拼凑而成，马士英把持朝政，压制东林党。同时，面临着清军与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张献忠大西农民军的威胁。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更可法的战略意图是在加强防御的基础上向北进击，以图中原。崇祯十七年 (1644年)五月十三日奏设四镇，每镇额兵三万。东平伯刘泽清驻于淮北；兴平伯高杰驻于泗水；广昌伯刘良佐驻于临淮；靖南侯黄得功驻于庐州，史可法督师屯驻扬州，居中调遣，此外宁南侯左良玉率军十多万驻防武昌。

高、黄、二刘等四镇，拥兵自重，互相矛盾，皆欲抢占繁富的扬州。在清军渡淮前，四镇间已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高杰与南明睢州总兵许定国有隙，许定国遂手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计杀高杰后率所部降清。扬州战役开始前，四镇中实力最雄厚的高杰便在自相残杀中瓦解了。南明军事主力之一，驻守武昌的左良玉，袒护受马士英倾轧的东林党，以清君侧为名，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举兵讨伐马士英，向南京进攻，李自成乘机占领武昌。马士英于四月一日密诏史可法督军渡江入援。当清军已进入河南、安徽，行将夺取扬州时刻，左良玉不仅未能保守武昌反而掣肘南京。左良玉病死，其子梦庚续统大军于四月七日陷彭泽、东流，迫使南京仓促宣布戒严和急征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总镇兵入卫。迨清军攻取泗州渡淮，史可法退保扬州，连章告急求援时，二刘竞然借口入卫，径自率军南下。

置扬州危机于不顾的刘泽清并未入卫，反于二十一日降清。刘良佐亦于豫王进入南京后降清。这两镇大军亦未参加扬州战役。

黄得功奉命截击左梦庚于板子矶，左梦庚兵败降清。黄得功率所部兵驻芜湖。这一镇兵根本来到江北，当然不可能参加扬州战役。

四月十九日，多铎兵临扬州。史可法“檄各镇赴援，无一至者”，只有总兵刘肇基率四百兵驰援，斯乃车薪杯水。城内总兵李栖凤和监军副使高岐凤二人欲劫持史可法降清未遂，便连夜“拔营降清”，这对扬州城守来说，无异釜底抽薪。

南明布置在南京周围重兵数十万，经过一系列的自相残杀后，纷纷降清，吏可法实际上是少兵无援地孤守扬州城。

清军四月自归德(今河南商丘)分路南下，豫王率所部于十三日取泗州，十四日渡淮，十九日围扬州。守城兵将虽进行顽强抵抗，但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并未经过残酷的争夺战。

二对扬州府城人口密度的估算

王秀楚在《记》中记载被清军屠杀的扬州府人数时，说：“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据此，当时死亡人数当在八十万以上。依王说，扬州府城居住人口最少也要有八十余万。这就需要有容纳八十万余人的生活空间。那么扬州府城的面积有多大呢?康熙十四年金镇主修的《扬州府志》卷一和雍正十一年重修的《扬州府志》卷五所记扬州府城沿革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的数据：“周显德六年(959年)韩令坤始别筑新城，旧志所谓小城者也。宋初李重进毁之，复茸旧南半为城。南渡时诏吕颐浩缮修，乾道二年(1166年)又修，旧称宋大城。周二千二百八十丈，盖南渡后所增修也。淳熙二年 (1175年)知州郭棣请即前毁城遗址建筑。扬州乃有三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人取扬州，令佥院张德林改宋大城筑西南隅守之。周九里，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门五，东曰宁海(今日大东，又曰先春)，西曰通泗，南曰安江，北曰镇淮．东南日小东，各有瓮城楼橹，敌台雉堞，南北水门二，引市河通于濠。嘉靖乙卯(1555年)，知府吴桂芳以倭寇请于上官，接东郭建城，即宋大城之东南隅也。工方兴而迁去，后守石茂华继之，起旧城东南角循运河而东，折而北，复折而西，至旧城东北角止，约一十里，为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与旧城等，今称曰新城，为门七，南曰挹江(今日钞关)，曰便门 (今曰徐宁)，北曰拱辰(今曰天宁)，曰广储(初亦曰镇淮)，曰便门(今曰便益)，东曰通济(今曰缺口)，曰利津(今曰东关)，门各有楼，为敌台十有二，南北水门各一，东南即运河为濠，北凿濠与旧城濠连注于运河。”

说明：(一)旧称宋大城处，原来周长2280丈，经明朝张德林改筑后为周9里，计1757丈5尺，即称为府城处。 (二)市河东部为新城区，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长约10里，计为1541丈9尺。

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长，城池图提供了城为四边形的，但未说明边长。

在四边形中以正方形面积最大。按照正方形进行计算，其结果是：府城区面积约2144760．25平方米。

新城区面积约1651255平方米。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估算，城内的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约为60％。假如王秀楚所记被杀人数“八十万余”是实，不把清军、扬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计在内，这“八十万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仅4．7平方米，如将建筑物所占面积减去，则人均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象柴禾一样地码起来。人在这样环境里是不能够进行生存活动的。更何况扬州的实际形状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积平方米数必定要小于上述数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万”这个最小数字。如果把城内面积数字减少而把“八十万”以外的数字加上，那么在清军入城前，扬州府内人一个挨一个也容纳不下了，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现在要搞清扬州府城内人口的确切数字是很难的了。但是通过对明清两朝扬州的编户丁口情况进行一个估算，求得人口的近似数字还是可以的。

说明：扬州府领属三州七县，它们是高邮州、泰州，通州，江都县，仪真县、泰兴县、宝应县、兴化县、如皋县、海门县。县附府治扬州府和江都县在同一境内。

(一)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的编户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变化都不大。无论整个扬州府还是江都县一县的编户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基本是在1：5这个数字上下浮动。这和我国的多数比较发达地区编户丁口人数的比例基本一致。

(二) 万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内，扬州全府丁口减少约42万人。万历以来，灾祸频仍，崇祯以来，战乱加剧，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减少是必然的。由于扬州府衙始终和江都县在同一处，就人口数字而言，府县为一。从江都县一县的登记来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时期的丁口数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于成化、嘉靖二朝。约减少了三万左右。

(三) 百年左右时间里，江都县减少人口约三万，扬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减少人口约42万。扬州府所领三州七县共十个单位，平均起来，每个单位减少约四万人。江都县所减少的人口数字也是接近的。

(四) 自洪武以来，全府丁口最多时是万历六年(1578年)，也仅有81万余人。扬州府和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属除政府机构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辖编户丁口。就人口而言，府县为一，而江都县全部人口(包括郊外)从未达到过十万。

王秀楚在《记》中述说得很明确、具体，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笔者按：当年农历四月为小建，只有二十九天)，其问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他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曙杀，而扬州城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杀光，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更何况事实上不可能杀光。

三清军可能投入扬州战役的兵力

在科学不发过的时候，战争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即刀枪弓弩。一般的每个士兵只掌握（使用）一种兵器，一般的不会比反抗一方手中的大棍、斧、锄强多少，因此稍具头脑的军事统帅都懂得要以大于敌人的兵力（个别的以少胜多的战例除外）去改击敌人；最少也要投入和敌人基本同等的兵力。所以对清军投入扬州战役的兵力进行核算，对于弄清扬州的“大屠杀”是很重要的。

(一)清军的总兵力

《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版)第三辑发表了李新达先生《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一文。据李先生考证，入关前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共有兵数约十四万六千余名，此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统率的天祜兵，天助兵共一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朝鲜兵以及随征子弟和奴仆等，“入关前清政权所能动员的总兵力可达二十万人之多”。

(二)清军入关的总兵力

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丙寅”记载：命摄政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师经略中原，“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入关。李新达先生文章的结尾处也说：“在一般情况下，征调的兵额占八旗壮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殊情况下，则征调壮丁的三分之二以上。”入关经略中原，自然是特殊情况。按李先生对清军总兵力的计算结果，所抽调兵数当在十四万左右。徐鼐在《小腆纪年附考》卷五“吴三桂与闯贼战于一片石”中亦记为：“摄政王度势已迫，乃尽发骑兵而西，……全军始至合十四万骑。”魏源在《圣武记》中也记为“时流贼李自成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三桂军其右，我军其左，尚不及贼阵之半，”

这些不同时间，不同态度人士的记载，认定入关清军总兵力为十二万到十四万这一数字大致是不错的。

(三)豫亲王多铎南下的总兵力

扬州战役清军主帅豫亲王多铎所统大军的兵力，是证明清军不可能屠杀“八十万余”人的重要依据。

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民心浮动，京畿地区人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保守京城，事关重要。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多尔衮命以京城之半屯兵。“以南城为民居，尽圈东城、西城、北城、中城为营地。左翼；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域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以八个整旗兵力拱卫京城。每旗按7500人计，共六万人。顺治元年(1644 年)十一月初三日，在京朝鲜官员任（纟+光）向朝鲜国王报告说：“且闻衙门之言，则累十万兵经夏屯留。”，两份材料都说明北京留有重兵，但两个数字之间相差四万，这和当时军事布署、军队调动频繁有关。当时留守京城的兵力，经常保持在六万到十万之间是可以肯定的。

在确保京城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以平定抗清起义为首要战略目标，所以兵分多路出击，六月遣肃亲王豪格及石廷柱，巴哈纳等：“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 “往定山西”。十月十九口，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以所部随从．全军三万余骑经山西攻陕北。”二十五日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征讨南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以所部随从，全军二万余骑，渡黄河南下。”

豫王大军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后，自潼关分路南下。此前，南明兴平伯高杰兵发徐州时，曾致书刘泽清曰”清兵号称二十万，实七八千。”

多铎兵不会有二十万，但也绝不会只有七八千，那么豫王所统大军究竟是多少?具体数字虽难考订，但通过概算还是可以搞清楚约数的。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铎曾向清廷奏报说：“大军于四月初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俱已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令固山额真阿山率蒙古固山额真马喇希、富喇克塔及将士前夺泗北淮河桥，其守泗总兵焚桥遁，我军逐夜渡淮，翌日，追五十余里不及，十七日遣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署护军统领杜尔德率师至扬州城北，获船百余艘，是日，大军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令署护军统领硕纳代、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库等，率师至扬州城南，获船二百余艘，十八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令拜伊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杨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多铎的这份奏报基本是可靠的。因为妄奏虚报既会招致对自己的严惩，也对参战诸将的论功行赏影响甚大，而且，多铎也没有妄奏虚报的必要。依据多铎奏折及《清史稿》列传中涉及扬州战役的诸将领当时所任官职，可能带兵数量，爬梳分析，就可以对多铎的总兵力进行概算。

现将参战各将领的筒况摘抄如下：

尼堪：顺治元年(1644年)追击李自成至庆都，晋贝勒。顺治二年(1645年)随大军趋归德。定河南，五月从多铎克明南都。

博洛：顺治元年(1644年)从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晋贝勒。后从多铎征河南，二年，破李自成于潼关，五月下江宁。

屯齐：顺治元年进贝子。从豫王多铎破“流寇”，平陕西、河南有功，二年五月从多铎下江宁，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师还授固山额真。

拜音图：崇德七年(1642年)授固山额真。顺治二年，从多铎西征，败敌潼关，封一等镇西将军。复从南征，克扬州。

尚善：顺治元年(1644年)进贝子。二年，从多铎南征，平河南，下江南，并有功。

富喇克塔：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旋授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二年，从豫王多铎下江南，与马喇希等为前锋，克扬州。

马喇希：蒙古固山额真。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自归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桥，明将焚桥走，与拜音图以红衣炮攻克武岗寨。

佟图赖：汉军镶白旗固山额真。从豫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定河南。顺治二年(1645年)移师徇江南，先后克扬州、嘉兴。

李率泰：顺治元年(1644年)授刑部参政兼副都统。二年，移师南征，克扬州，下江宁。分领精兵三百徇苏州、松江。

韩岱：牛录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与梅勒额真伊尔德率兵南下，渡淮克扬州。三年授镶白旗固山额真。

伊尔德：一等梅勒章京。从豫王南征，与宗室尚书韩岱等将蒙古兵。自南阳下归德，至扬州，获战舰百余。

阿济格尼堪：一等梅勒章京。豫亲王多铎移师下江南，四月经淮安，遣阿济格尼堪率所部趋扬州，克城北，与亲军合攻，城遂下。

阿山：固山额真。一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豫王自陕西移师下江南，阿山及诸将从，与马喇希等取淮河桥，渡淮拨扬州。

阿哈尼堪：镶黄旗梅勒额真。大将军豫王南征，命阿哈尼堪会师，自河南下江南，攻扬州。

鄂硕：摆牙喇甲喇章京。二年随豫王南征，鄂硕将噶布什贤兵先驱至睢宁，败明兵，从博洛下苏州。

努山：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顺治元年（1644年）命努山将左翼噶至什贤兵，从豫王西讨李自成。二年，移师定河南，下扬州。

阿尔津:二等甲喇章京领摆牙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从豫亲王西破潼关，还定河南，进三等梅勒章京。

都尔德：署摆牙喇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从豫王西征，二年，自河南下江南。

顾纳代：摆牙喇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从豫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扬州，率摆牙喇兵军于城南，获舟二百余，翌日薄城下，七日而拨。

图赖：超授三等公。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率百四十骑，直前抢杀刘宗敏部。四月至扬州，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攻之，克其城。

除上述外，还有未予立传的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革霸库等将领从征。

从上列情况可以看到随豫王南下并参加扬州战役的将领中，可以单独掌握一个整旗的人，仅有五个。在这五个固山（旗）额真中，蒙古旗二人，汉军旗一人，满州旗二人。高级将领很少而中下级将领很多，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清军兵力不会大。像副都领李率泰在“徇苏州”时，仅“分领精兵三百”，而图赖在“抢杀”骠悍的刘宗敏部时，仅有“百四十骑”，可以看出清军兵力之单薄。

豫王多铎亲统大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包围扬州城。二十三日，清军从泗州运来攻城之红衣大炮，尚未对扬州发动攻势。二十四日，试炮，轰扬州城。二十五是，多铎知史可法不屈，急攻城破。这里值得探讨的是多铎为何日急行百里赶到扬州后，兵围扬州七天而不攻？五次致书史可法，史皆不启封投入火中，多铎为何不怒不急？如果真是爱惜史可法，那为何在城破后而立斩之？主要原因是由于扬州城高，厚、濠深，清军兵力单薄，不宜强攻，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直到攻城利器运到，不待即试射，随即城破。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实录”所载豫王兵数约二万余骑，是可信的，基本上是准确的。

四几个可以说明《扬州十日记》不可信的问题

（一）清军在入关之初的纪律状况

军队纪律是统治阶级政策的体现。清军在进入山海关之前，顺治元年（1644年）月二十三日，多尔衮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如约者罪之。”在清军中豫王多铎是执法较严的，据顾炎武《圣安本纪》卷六记载：“豫王攻占南京后对违犯军纪，抢财物的清兵，曾进行严惩，豫王斩清兵抢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内抢掠各物自行交还江宁县，藏匿者枭示。”就扬州而言，第一，清军未遇到顽强抵抗，炮轰城毁，既未进行残酷的争夺战，清军也未受到重大损失。第二，清军虽靠武力攻占扬州，但扬州一役关系到夺取南京，平定江南，招揽明臣，收拢人心，统一全国的大业，影响深远巨大，清廷不会顾及这一点。

还应当注意到，在屠城与否的政策上，清廷统治核心内部曾发生过激烈争论。朝鲜官员李（禾 +来）在回答国王李（亻+宗）时，曾奏报：“八王（指阿济格）言于九王（多尔衮）曰：“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九王以先皇帝曾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令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两王议论不同，因有嫌隙云”。多尔衮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置兄弟生隙于顾而否定了阿济格的野蛮浅见。如此，多尔衮是不会允许多铎采取屠城的野蛮行为的。

（二）如前所述，不足三万人的清军，要在五六天内，手刃八十万余人，无论上下，老幼，病伤，平均每人要杀死30-40人，姑不论杀人者的心理状态，就武器而言，一把刀无论如何锋利、坚硬，也是不敷用的，这样大量的武器供应如何解决？五月二日持何物向南京进军的？

（三）屠城的善后事宜如何进行？

据王氏自云：“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而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这就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焚化积尸八十万余具，必须搬移集中焚化，这样大的运输量从何处来呢？据雍正十一年《扬州府志》载，江都共有古今寺观六十三座（其中已有几十座不存在了），甘泉（县，雍正九年置，与江都县同在府城内）有四十八座，共有寺院百余座。如平均每寺有三十人，约有僧人三千名，僧人与居民数的比例是1∶30，即每30居民中有一是僧民，这种假设数字，肯定大于实际僧人数字。即便如此，这三千名僧人全部出动去运输集中如此多的尸体，也是不可能的。其二，扬州地处江畔，河流纵横，焚尸用柴量巨大，采自何处？如何运来？要焚多久？这些困难，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要说是战争时期，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也几乎是不可措办的，遑论焚尸的统计登记工作了。

从南明兵力，扬州守军，清军兵力，居民人数，“屠”后处置等几个主要方面考查，都证明王氏《扬州十日记》关于清军屠杀扬州府八十万余人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

五《扬州十日记》一文自身的矛盾

五秀楚在这篇不足8000字的文章里，特别强调了这是他自己在扬州城内亲历目睹了这场大“屠杀”后记下来的，使人不能怀疑文章的虚假讹误，但经仔细读后，发现了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由于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仅举数例以证其讹。

（一）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因皇上“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遂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皇帝进讲六经。昭连在《啸亭杂录》卷二《启心郎》条记载说：“国初满臣不解汉语，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按即满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议事坐其中。”这都反映了清政权在北京建立之后，实行全国范围的统治，在语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难。1644年以前，清军虽曾数次入关，但停留时间都比较短暂，满汉语言障碍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进入江南地区，战事紧迫，没有学习汉语的条件，而且清军从未到过江南地区，江南（扬州）话比北方话更难于听懂，即便是讲汉语，用汉文的汉人，也不易听懂，更何况刚过淮河的清军。另外一方，即扬州人，多数人听北方话也会感到困难，时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间，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听不懂的情况吗？，更何况清军讲的是“满语”呢！王氏却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听“满兵”讲话和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讲话情节。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王秀楚不仅能听懂满语，并且能和“满兵”相问答，现将这段话摘抄如下：

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饰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黄色，包括明黄、杏黄和金黄的衣物的，这里却是说是穿黄色衣服，岂非大谬）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

从这段流畅的对话中，怎能感觉到这是“满兵”用“满语”于江南人第一次见面时的直接交谈呢！扬州人讲的话，不但清军将官可以听懂，“满卒”也听得懂。如记一“满卒”对其兄进行敲索时，其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又如在“满卒”污辱妇女时，被辱妇女说：“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将受辱时，他对“满卒”说：“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而这个从未到过江南地区的“满卒”对各类内容的扬州话都听得懂，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不一一例举。

此处须说明一点，《记》中所能讲汉语的“满兵将”系指满州旗之兵将而非汉军旗之兵将。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汉军旗兵将，同时《记》中多处明确写道：“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

（二）扬州城破后，南明总兵刘肇基曾率兵进行巷战，史书不乏记载。而王秀楚根据自己的“目睹”记二十五日城破时情况是：“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指清军）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紧接着他从家中出来，又看见“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在硝烟弥漫、喊杀震天的战斗之际，清军竞携带妇女从容地走在城上，将士们挨户索钱，这是有悖情的。

按军事常识论，清军既夺取扬州，战役的目的已达到，自然应弹压保守之，而王氏在记叙五月初一的情形时，除描述了清军的抢杀外，并记有：“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县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记述初五日情形时，城内仍然是“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胜利之清军竞能容忍“兴平兵” 和土匪之流任意进出府城，对其肆意抢掠也不闻不问，这也予情理不合。

（三）王氏在其书中有三处提到清军将领，记叙亦颇详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记其兄之遭遇时云：“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动云负担，赏以千钱，仍付给令旗放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军并非毫无军纪的野蛮之师。其二，在同一天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还些清军既是强盗——任意抢杀，又是菩萨——救贫赈灾，先当强盗，后做菩萨。以抢来的钱再施舍给原主。这样的记载不禁使人怀疑。其三，二十九日与他谈话的红衣青年将领，曾劝慰他“幸勿自毙”，还给他“几件衣服”和“金一锭”，当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饭后，就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家烧鱼做饭，他吃饭后，还允许他把鱼和饭带走去喂受伤的哥哥。这又叫人怎么理解呢？

（四）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记事中引用“满卒”话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这里不谈他何以能如此透彻的理解满语，就征朝鲜一事，史书记载颇详，后金（清）与朝鲜共发生战争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聪三年（1627年）正月，由贝勒阿敏率兵远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 年）十二月，这次是由清太宗亲征，两次征战，均无“掳妇女数万人”之事，即《李朝实录》也无此记载。且当时称“朝鲜”，不称高丽。

（五）自古以来，兵火相连。扬州烈火，王氏屡屡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后，城中竟然还存有“督镇（史可法）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未受任何损失，供清军用它来赈济灾民。《记》中甚至还有这样记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说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昔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观此，给人印象是清军只在城外活动，只是在白天活动，夜晚竞无守城之兵，城外不知为谁家之天下，竞会有人在清军“屠杀”的时候，夜入城内送死。这哪里是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扬州城？

上述几点，仅举荦荦大端者，给观全文，矛盾重重，破绽百出，这样的记录，怎能成为严肃的史料？

像这样的文章，是怎样躲过了清严密的文网而得以流传下来的，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但它作为孤证，而能够在史学界广被引用，左右名家，影响海内外学界，这固然由于它是孤证，另外同辛亥志士的宣传有关，辛亥志士，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在进行革命宣传时，难免带有过激情绪，而至有的宣传夸大其辞。正像谢国祯先生所说：“大都凭诸传闻，横加丑诋，或者是出于个人的爱憎，随意喜怒笑骂，不甚符合于当日的事实。就是研究清史的专家也不能免”。王秀楚的《记》正好适应了当时宣传的要求，成为反对清政府的材料而被广为宣传利用。“又因史料尚未大量发现，但凭个人信笔出之，这也难怪”。但时至今日，仍在以讹传讹，必将给历史学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干扰，在人们认识上造成混乱，所以证讹工作十分必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谢选骏指出：人说“《扬州十日记》证讹”，我看这是“满洲人不敢面对《扬州十日记》”，所以尽管过去了三百多年，还要出来诋毁这本书籍，用严格的史学训练去苛求一个幸存难民的亲历记录。

至于上文作者故意隐瞒了《扬州十日记》是清末留学生在日本发现所得的事实，则属显然别有用心了。所以我认为，此文作者必为满清余孽。2005年12月09日发表的此文，明显针对半年之前发表的下文而来——

《扬州十日80万——清兵血腥屠城实录》（互联网文 2005年3月02日）报道：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

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

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

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

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

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

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

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

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

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

“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

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

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

《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

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

到5 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现在的满洲人不敢面对《扬州十日记》！为曾国藩两百年后和日本人三百年后分别实施的两次南京大屠杀，做出了恶劣的示范——满洲人、湖南人、日本人，一脉相承！

【19、火星移民计划是个骗局】

佚名网文《火星移民计划》（Mars Colonization）报道：

火星移民计划是由埃隆·马斯克所对媒体透露的移民火星并在火星建立社区的计划。在公元2015年2月，其被曝是骗局，有可能会有去无回，亦触及一些伦理问题。

“火星一号”计划自在全球发起报名以来，有自全球上百个国家的8万多名志愿者申请，自中国的申请人有1万多名。报名费已超100万美元。很多报名者对移民火星计划的难以实现性表示失望。一些人亦望取回11美元的报名费，但都遭到拒绝。

谢选骏：不战败就不会改革——和平演变是没有用的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报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艾伦·方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份“问题清单”，在文章中，他极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在1895年之后产生的那种“对于中国陆军和海军缺陷的迷惑”。艾伦·方特别强调，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在陆地上的胜利给出了一条日军向北京进军的清晰路线，这种威胁迫使清廷寻求一个战争的迅速解决办法。与这个说法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仍然在谴责清廷的主要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怯懦胆小，批评李鸿章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艾伦·方认为中国军队在与日本开战的最初阶段，装备是良好的，而且中国的将领也并非不胜任。他反驳那种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陆地上的失败得归因于中国军火工业失败的观点，艾伦·方总结出中国在陆地上失败的几种主要原因：(1)和中国军队比起来，日本军队和指挥官有着更为良好的军事训练；(2)事实是，在主要战场上，日军人数比清军人数要多一些。

下面，我将对在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所失去的这场海战重新进行评估。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1884到1885年发生的中法海战，也被用作检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自强运动成败与否的标尺。新式兵工厂、船厂、技术学堂以及翻译机构的兴起通常在这种“失败叙事”中被低估了，我将根据1865年之后中国可以得到的西方科学中的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不断增长的训练，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估。那种长期以来被同时代人所持有的观点——在中日甲午战争里，中国的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将被重新仔细考察。

另外，我将阐释中国海军的失败为什么应该归结为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强运动”在理解上的转换。一种新的公众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和传教士的报纸上，即民族认同和危机感逐步在汉族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而这些汉族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反对满洲政权的统治。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很多中国人确信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全盘照搬国外的君主立宪制，而1895年之前对新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初步接受则被很快遗忘并且受到压制。那些曾经帮助清王朝建立科学翻译计划——这些成果在兵工厂和技术学校都还用作教材——的欧美传教士和专家，现在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要毁灭的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因为清廷必须支持建设以陆战为主的有着良好训练的步兵，中国在1894-1895年海战的失利意味着清朝发展远洋舰队努力被迫离开正常轨道，本来这支舰队是可以比得上明朝(1368-1644年)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那只庞大舰队，也可以和清朝早期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舰队相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1865年之后中国海军复兴相伴随，自从南宋(1127-1280年)以来，中国不时地支持建立一支坚固的海军，蒙元甚至用以侵略日本以及进攻苏门答腊。随后，明朝早期海军实施了一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计划，后来这个舰队在1460年解散，为的是准备迎击蒙古可能的陆地入侵。在十六世纪，明朝海防军兵试图防御日本海盗(倭寇)对中国南方沿海的侵扰，但并不是很成功。

在效忠明朝的郑成功(1624-1662年)父子的领导下，中国海军力量有所恢复，在1640和1650年代，他们主要沿着福建海岸的海陆战场抵抗满洲军队。然而，当1659年郑成功沿着扬子江向南京进发，他的海陆力量都遭受了巨大损失，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1660年他一直在厦门据守清兵。1661年4月，郑成功带领一支由600艘船和2万5千士兵组成的军队向驻守在台湾北部赤嵌楼的荷兰军队挑战，经过一场痛苦的、持续时间长达9个月的攻防战后，荷兰守军投降。随后，郑成功通过一个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求承认他的宗主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原因，1662年，清政府命令从北方的山东到南方的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线，同时也消除海岸作为战场的价值。另外，满洲发展了一支海军舰队来保卫海岸线。当南明王朝最有才干的舰队司令之一的施琅(1621-1692年)由于和郑成功发生争论而在1646年加入清政府，随后他在1650和1660年代掌管了福建沿海的清朝海军力量。1683年7月，施琅指挥清朝300艘战舰和2万名士兵向台湾进发，先是夺取了澎湖列岛，10月台湾落入清朝海军手中，台湾岛也首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归附之后，清朝海军再也没有能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满洲皇帝日益全神贯注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其满洲老家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在中亚准噶尔造成的新危险。另外，清朝也在寻求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扩张它的帝国。到十八世纪末，清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因此，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朝的舰队仍旧只是一支主要用来抵御外来海盗和本地匪徒的近岸海军。

在很多方面，清朝海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复兴，预示着清朝海军可能恢复到十五及十七世纪的皇家海军那样的辉煌日子中去。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反满的爱国者要求把明朝舰队作为中国过去的荣光的标志时，晚清海军每次都遭到嘲讽。此外，因为日本海军的成功，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谓的优越感在1895年之后也被一般人接受。

洋务运动的范围和标志

在1950年代晚期，像芮玛丽这样的美国学者们认为，帝国体系和它的经典意识形态(她称之为儒家学说)是无法调和的。当台湾学者王尔敏描述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初期和自强运动时代复杂关系之后，对芮玛丽那种认为经典学习和现代化是不可调和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近来，弗朗西丝·牟德尔主张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应该根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高层次与世界经济的结合来理解，而这给中国造成了更多帝国主义的有害影响。所有的这三种观点都是根据日本在189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海上)之后的结果提出来的，这很显然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对于1865年之后的自强运动时代的理解。重新关注“战役的决定性”以评价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需要我们在达成一种新的一致以前，首先纠正1895年“迷惑(witch-hunt)”之后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那种错误说法。

约翰·罗林森在有关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基于经典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传统机构赋予同治中兴(1862-1874年)和洋务运动一种基本品质，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帝国机构的薄弱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清朝不得不屈服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军阀，而在发展一支国家海军方面遭到失败。像托马斯·肯尼迪那样的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影响洋务运动和它的进程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估。

根据托马斯·肯尼迪的看法，中国的近代军火工业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它引导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另外，清政府把兵工厂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纳入到传统政府中，而这导致了贪污盛行和效率低下。国家领导的薄弱以及缺乏各省官员的协作，这大大限制了这项现代化项目的成效。兵工厂的金融问题和普遍低下的欧美技术(technicians)则得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这种观点看，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火力并不是造成中日战争结果的关键。

庞百胜认为北京朝廷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是因为清廷没有能力改变公共金融体系，以及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费维恺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创立了两项新的税收以期对低迷的农村经济有所补偿，并给兵工厂和船厂的成功建造筹措资金，一是国外贸易的海关关税，二是国内跨省贸易的厘金税。费维恺进一步说，清政府没有能够利用地方经济资源或管理经济生活，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税收基本问题显示出，比起外部的帝国主义来，这些基本问题揭示了更多国内的弱点。庞百胜的研究是以福州船政局作为个案来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成功。他强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潜力，以及避免把自强运动刻画为一种失败。

研究晚清变革的日本学者，比如秦野芳宏，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保证中国旧有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或者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根据这种观点，当大陆市场和经济腐败刺激了旧有状况的时候，清朝的官僚机构和金融体系使帝国的官员们得到极大的好处，而清朝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有从官员的虐待和贸易的剥削中得到保护。

根据秦野芳宏的观点，清朝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来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都视而不见。为论证这一点，秦野芳宏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例说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效率低下的、浪费的以及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将领的控制之下，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样的非军事企业，都是以防卫为目的的，但是不像兵工厂，他们都是建立在利益平分的基础上，并且都很成功地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

同样的，伊藤秀一认为，晚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可能取得进步之前，需要罢黜官员的正统派，以及进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在伊藤秀一看来，1865年之后，西方科学著作和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建立新技术学校，尽管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对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翻译自身并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来。

为挑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国家作用的否定看法，著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那种认为清朝的官方控制毁掉了大部分早期中国企业的观点。在宫崎市定看来，李鸿章想阻止国外控制中国船舶业的欲望，促使他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确实是一项政府冒险行为。有总额215万两银子(合300万银圆)的长期支持，并且是利息免交的政府投资，使得轮船招商局成为1876年以前在中国运行最大的轮船企业。宫崎市定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909年以后衰落，正是因为它被私有化，置于实业家盛宣怀(1849-1916年)的个人控制之下。

在小野川秀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他把洋务运动描述为广阔的晚清革新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主要聚焦在技术革新，第二阶段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转移到制度革新上来。在小野川秀美看来，在初始阶段的1870和1880年代技术和工业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比如，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郭嵩焘(1818-1891年)和曾纪泽(1839-1890年)，他们对晚清许多主要部门都是管理专家和建议者，并进一步提出发展采矿、公路和对外贸易等商业建议以产生足够满足军事自强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王韬(1828-189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军事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其他人，像何启和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在1880年代中期的政策，因为李鸿章的注意力都放在海军，而不是国内管理的基本变革上，而他们认为那才是更为急迫的事情。关于“自强”的学说逐渐发展成关于变革的理论。小野川秀美强调，1880年代中国需要从科技变革转换到制度变革，暗示1895年之前的技术发展被认为注定是不够的，这不是因为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而是根据制度本身需要变革。与此相近，于明霞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尽管中国海战失利，自强运动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强运动中地方兵工厂的角色

1865年夏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和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在上海虹口从旗记铁厂(ThomasHuntandCompany)租用了一个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是上海租界的一家美国公司，并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李鸿章还准许购买用来做苏州“洋炮局”的属于旗记铁厂的机器厂和造船厂。随着另外的机器进口而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称之为江南制造局)就建立起来了，用来管理工业工厂以及教育性质的机构。

最初，江南制造局花25万两银子(34万8千银圆)来制造生产设备，主要是从上海海关关税中拨出。1865年丁日昌被委派主持江南制造局，1866到1868年为应宝时(生于1821年)。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夏天移设到上海城外。根据芮玛丽的研究，制造局在1870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现代武器制造中心，并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在孟悦关于江南制造局的折衷论述中，她描述了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和他们的幕僚们是怎么认为制造机器代表了工业的基本建筑单元的，在他们看来，创建新型工业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制造机器；2产生新的制度范畴上的工程师，例如“机器工人”；3翻译科学技术书籍。通过武器制造，清政府将打破欧美在制造军舰和大炮方面的垄断，并掌握一些当代的有用的知识。制造局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落在了外国人手上，比如作为主管的美国人福斯(T.F.Falls)，他是旗记铁厂的总工程师，是主要负责人。8名旗记铁厂的机械师留了下来，600名旗记铁厂的工人直接转到了江南制造局，后来还有许多人加入进来。经过头几次制造来复枪失败后，他们开始制造耐用的步枪和小型榴弹炮。到1867年中叶，制造局已经可以每天生产15支步枪和一百发12磅的榴霰弹。12磅的榴弹炮可以以每月生产18枚的速率生产，并且在1860年代镇压捻军叛乱中成为军需品。到1871年，制造局可以生产林明敦后膛式来复枪。1873年底，已经生产了4200支林明敦枪，但是他们比进口的要昂贵得多，并且质量也低劣一些。1874到1875年，在李鸿章建议下，设立了一个分厂来生产火药和弹药筒。

江南制造局的技术教育

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加入进来之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计划是非常低调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合作者计划编撰一部类似《大英百科全书》那样的知识和信息类百科全书，但人们很快认为这个目标太初步了，或者说可能是太过传统，也就是说，有些像是在模仿明清的类书传统。于是，在雇用了一批核心的中国和西方的翻译人员之后，翻译馆开始计划翻译一系列工业著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机械，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

从1863年清政府同意创办上海同文馆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翻译机构。然而，1869年上海同文馆被并入江南制造局，并更名为“广方言馆”，它的新馆舍是由上海海关捐资建设的。傅兰雅的工作现在转变为替这个新机构把有关制造的西方书籍翻译成汉语，领域涉及工程、航海、军事工业和海军事务等。

在上海同文馆并入制造局之后，经典学习仍在制造局中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与其他翻译部门保持分离状态，以此希望它的毕业生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此后，同文馆这种显得更为洋化的氛围吸引了上海商人的孩子和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同时，制造局的学生也进行科举八股文训练，其中数学具有很高的优先权。为了后者，清朝学者在十八世纪加以改造的“算经十书”中的许多内容，被用来教授传统的中国数学。

学生们在较为初级的课程中学习西方代数学、几何学、三角法、天文学和机械学，同时他们也接受国际法、地理学和机械制图的训练。为学生准备的较为高级一些的课程则着重七个方面的学习：1矿物学和冶金学；2金属铸造；3林木和钢铁制造；4机械设计与操作；5航海学；6海陆战争；7外国语言、风俗和机构。这两部分的学习总共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那些杰出的毕业生将到北京参加特科考试。

在江南制造局的最高发展阶段，它下属有4个机构：1翻译馆；2训练翻译人员和语言学家的学校；3训练技术工人的学校；4机器局。孟悦注意到，江南制造局有13个分支工厂。到1892年，它占地73英亩，有1974个车间，总共有2982名工人。制造局拥有1037套机器设备，在国外机械师监督指导之下生产了47种机械设备。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

根据孟悦的研究，从1868到1876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生产效率非常高，8年之内建造了11艘船，其中10艘是战舰，这里边5艘是木壳船，其余5艘则是铁壳船。每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包括引擎，都是在制造局生产的。制造局还尝试不同的设计，从单螺旋桨到多螺旋桨，从木壳船体到铁壳船体，以及从单纯的战舰到带有回转炮塔的船只。与1870年代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那些战舰相比，江南制造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平确实要高于日本最先进的造船厂。

孟悦指出，直到1887和1888年，横须贺造船厂才生产出它最大的木壳战舰，这两艘战舰配有12门炮，并自夸有1622马力。而这无法和江南制造局1872年生产的最大战舰相比，这艘战舰有1800马力并装备有26门炮，更别说1875年之前，江南制造局就已经生产了5艘铁壳战舰，而直到1887年之后，日本的第一艘铁壳炮舰还没有完工。从军备角度来说，江南制造局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领先于日本的同类产品。

然而，全面地来说，中国由木壳和铁壳船只组成的舰队很快就落后于欧洲的新式装甲舰队。此外，由于缺乏资金，直到1877年中国都没有开始生产欧洲已经使用的复合式发动机，而是继续在中国船只上沿用老式的单或双螺旋发动机。因此，在187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然落后于欧洲。而且，中国的造船厂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更多的战舰是在欧洲为中国海军建造。尽管国外技术已经应用来建造大型的先进战舰，但是，因为中国的训练无法跟上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直到189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旧是过时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员和士兵到1894年时已经是训练有素，足以驾驶好他们的战舰。

在1876年之后，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引人注目地迟缓了下来。1885年，当制造局完成了它的第一艘钢制炮舰之后，它作为军用造船厂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像在欧洲那样把技术转换到钢制和装甲战船上来，中国存在的突出困难是怎样把铁和煤从内陆省份运输到沿海省份，而与此同时，用进口钢材制造船只，价格无比高昂。然而，直到1889年，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可能比起日本兵工厂仍旧有着些微领先，1889年之后，横须贺船厂设计了新式的钢制战船。它的第一艘现代战船比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同类型战船马力更为强劲，最高时速也更快一些。

造船一旦不再是主要任务，江南制造局就把它的机械改造成更适合制造最先进的国外枪炮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小型武器。1874年，制造局总共生产了110门加农炮以及众多仿照不列颠的阿姆斯脱郎工厂产品的枪炮。由制造局生产的120mm、175mm、200mm这三款口径较大的前膛炮被放置在吴淞口以保卫扬子江的门户。1880年代后期，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炮，起初使用的是黑色火药，后来改用褐色火药。到了1885年，李鸿章给予德国武器制造业的优惠要多于不列颠，于是，卖到中国的由克虏伯制造的武器比例增加了。

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江南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阿姆斯脱郎炮，它的射程从7000到11000码。他们可以发射80到800磅的炮弹。1890年之后，制造局成功生产了快炮，制造局由此而知名，这种快炮对加强海防以及沿海防卫炮台都非常重要。到1892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了10门40磅的快炮。两年后，制造局生产的快炮可以发射40到100磅的炮弹。因为制造局的年产量不足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清政府仍然需要从海外购买武器。根据孟悦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都还没有开始实施它野心勃勃的炮兵计划。

福州船政局

除了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之外，第二个主要采用西方科学和技术来造船和训练的工业场所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1812-1885年)上疏请求在福州建立海军，指望五年之后就不再需要外国专家了。据估计，开工需要30万两白银(合41万7千银圆)，每年运转需要60万两白银(83万4千银圆)，这些都来自从福建、浙江和广东省的海关税收和省际贸易税(厘金)。作为回报，这些省份将得到以福州为基地的“南洋舰队”的保护。

与江南制造局受英国影响很深形成对照的是，从一开始，左宗棠和他的继任者沈葆桢(1820-1879年)依靠的是法国专家。然而，船政局建立之后，从福建海关关税中仅仅筹集到40万两白银(55万6千银圆)，以及另外每月5万两(6万9千5百银圆)的运行费用，使得这个企业陷入永久的金融困境当中。在船政局的顶峰时期，共雇佣了3000名工人。当后期建筑完成之后，劳力下降到1900人，其中600人在船坞，800人在车间，另外还有500小工，大概500名左右的士兵守卫着上述财产。船政局在118亩土地上有为管理、教育和生产目的而建的超过45座建筑，比较而言，作为最大军火企业的江南制造局在1875的时候，在73亩土地上有32座类似的建筑物。

从比例上来看，福州船政局也许是中国晚清先进的工业企业。船政局是作为以机械和效率为基础的西化企业来设计的，在重要的车间和结合部都由带有转盘的缆车轨道来带动。船政局的目标是在1868年和1875年之间为中国建成一支小型的现代舰队，计划建造19艘80到250马力的船只，这其中，13艘是150马力的运输船。在这期间，总共建造完成了16艘船。在1869-1875年沈葆桢主持期间，完成了10艘100马力的运输船，以及一艘作为样品的250马力轻型巡洋舰。9艘150马力的运输船每艘花费了16.1万两白银(合22.4万银圆)，5艘80马力的船只花费超过10.6万两白银(14.7万银圆)，而那艘巡洋舰花费了25.4万两白银(合35.3万银圆)。

像江南制造局一样，我们也拿福州船政局与横须贺船厂进行比较。后者在1865年开始一项130万两白银(合180万银圆)的为期4年的预算，比较一下，5年内投入福州船政局的有400万两白银(合560万银圆)。横须贺的真实花费实际上双倍超出了预算，而福州船政局从1866到1874年花费了有540万白银(合750万银圆)。到1868年，横须贺已经建造完成了8艘船，更有11艘以上船只在建造过程中。比较起来，福州船政局也在海军以及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作为在长江三角洲和福建省的两个主要工业基地，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清政府总体上领先于日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但是，这种总体优势并没有转换为制度优势或良好的训练，当1884年福州的海军舰队单独面对法国舰队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准备，并且孤立无援。

福州的工业成就起初使清王朝获得了满足感，并在1875年12月10日的《北华捷报》上赢得了赞扬。然而，正如在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一样，在福州的南洋舰队港口主要还是木质舰船，而且也没有装备先进的复合引擎，极易遭到欧洲装甲舰只的攻击。当1880年代遭遇法国和1890年代与日本开战时，一些清廷官员谴责法国故意销售陈旧落后的装备和设计给中国海军。

左宗棠也曾建议开办一所技术训练学校，建立了求是堂艺局(SchoolforNavalAdministration)，由外国人教授英语、法语、数学和制图。与此同时，如同那些准备地方科举考试的童生一样，学生们也要求掌握《孝经》和《圣谕广训》。清政府的远期目标是由那些带到福州的法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提供的训练来培养出中国海军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以及培养现代化的工人：木匠、铁匠、铜匠、船只建造工人，等等。

两所法语和英语学校分别建立起来了，法文学校包括有海军建筑、设计和学徒的系别，英文学校包括有航海理论、航海实践和引擎训练的系别。海军建筑系别在1867年2月首次开放，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代数、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和机械学。然而，在5年的课程中得经历高强度的折磨，首批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坚持到1873年末。

为训练中国官员操作船只，由从英格兰来的约翰·克罗尔主持的英文学校创建了如下航海理论的课程：

算术：分数、比例、利率等知识；

代数学：二次方程、比率、比例、级数等；

地理学：使用安德森的《全球概况》；

三角学：平面与球形；解决航海和航行天文学中的三角问题；

几何学：使用托德胡特的欧几里得(三卷以及第6部分)

航海学：使用芮普的校正罗盘，航海，正如通常所教，还有日常工作。

航行天文学：寻找经度和纬度的方法以及罗盘的错误

除了建造船坞和培训人才，在1869年6月到1874年2月，沈葆桢保证了15艘船下水。然而，当日意格离开之后，低水准管理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恶化，到1874到1897年间，只完成了艘船。由于北京和省级官员关心程度的下降，船政局还得面临运转资金的缩减。

从1874年清廷实行自我管理开始，直到1897年五名新的法国技师到来，这段时间船政局都在没有国外技师的情况下运行。然而，直到1880年代末期，学校仍然可以吸引到本地学生，主要来自南方。1874年之后，毕业生被送往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国，去接受更先进的训练，以跟上新技术发展的脚步。1877年日意格领导了一个有着26名学生的团体。12名来自英文班的学生来到英格兰，其中5名来到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14名来自法文班的学生中的9名到法国学习船体制造和引擎原理，其余5名学习采矿和冶金。

第二批8名毕业生在1882年末被派遣接受3年先进的训练。5名学生在法国学习防御工事、国防和火药爆炸。2名学生在英格兰学习航海和海军指挥，剩下的1名前往德国接受海军中水雷和鱼雷的训练。第三批33名毕业生在1886年送出，10名来自英文班，14名来自法文班，9名来自天津船厂。30人完成了他们的训练，18人在英格兰学习水文地理学、装甲战舰航海、海军炮兵和小型武器。12人在法国学习船体与引擎、数学与船舶制造、江河控制、桥梁与铁路建设、以及国际法。第四批计划1894年前往欧洲，但是，与日本的战争打断了这项计划。

例如，1874年，作为一名21岁的毕业生，严复成为一艘小型汽船的船长，这艘船由福建－浙江当局所有，但不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然而，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毕业生，严复符合到欧洲进一步学习的条件。当他回到中国后，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当了很多年的总办和航海与数学的教习。在1880年代早期，他成为天津水师学堂(TianjinNavalAcademy)的航海与数学教习，严复在那里做老师暨管理者差不多有20年。中日战争惨烈失败以后，1896年的一份奏议提出应该雇佣外国教师到中国来，而不是送学生到欧洲去，但是，总理衙门仍然希望送最好的海军学生去欧洲接受进一步的训练。1897年送了10名学生去接受6年的训练，但是只有6人到了法国，因为资金不够，他们在3年后的1900年被召回。

庞百胜和毕乃德都描述过福州船政局因为金融问题在1876-1877年的衰落，到1874年7月，6年半时间内总共花费了535万两白银(740万银圆)，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最初的估计，部分原因是付给外国人的高额薪水，他们每月消耗了1.2万两白银(1.67万银圆)，每月超过了5万两白银(6.95万银圆)和8万(11.2万银圆)之间的运行费用，而与此对照的是，2千中国工人的薪水总数每月只有1万两白银(1.39万银圆)，腐败与裙带关系消耗了其余的银两。

沈葆桢手下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和日意格以及他的欧洲同伴一起工作，继续建设在计划表上有的建筑。因为船政局是作为一个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传统企业而被给予财政支持的，清廷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上涨或重组等因素，使得长期的计划变得不可能执行。1880年之后，福建海关关税没有能及时满足60万两白银(83.4万银圆)的每年财政分配。到1890年代，财政分配下降到20万两白银(27.8万银圆)到30万两白银(41.7万银圆)之间，到1895年，则已经低于20万两白银了。结果是，1890年代里，学校和船厂都没有那么活跃了。

翻译的西方科学

1861年，清廷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是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和文祥(1818-1876年)提交了一份奏议，要求建立总理衙门，以对付清廷所面临的空前的西方威胁，这份奏章也包括一项在北京建立同文馆的提议。1863年，李鸿章在广州和上海也倡导相近性质的学校，他的提议是基于冯桂芬在1861年的主张，冯桂芬提议在中国每个港口建立一个兵工厂和船厂，为的是有更好的武器和舰船用于防御，冯桂芬还强调在广州和上海建立学校，用西方语言和科学来进行教学。

随后的1866-1867年，一份算学和天文馆应该加入京师同文馆的奏疏被准许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是对明清钦天监中有耶稣会士的位置和在算学馆中有法国耶稣会士的角色的摹仿，传授学生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在化学、物理和算学的教学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当丁韪良(WilliamMartin，1827-1916年)在美国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教育之后，1869年返回北京教授物理学，并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京师同文馆的科学

李善兰(1810-1882年)在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算学教习之后，他离开了上海和江南制造局，而这时的同文馆已经升级为一所学校，并且已经在1869年增加了算学馆和天文馆。李善兰在同文馆教授了13年的算学，然而，尽管李善兰的算学考试在同文馆中的科举考试的举子中非常有影响，1870年代举行算学特科考试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拒绝。

作为首都，北京为丁韪良这样的传教士继续保持着中心位置，使得丁韪良可以联系同文馆以及在那里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生。例如，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广学会办一种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中西闻见录》由丁韪良主编，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8月关闭以前共印刷了36期。杂志由广学会散发，主要关心西方和国际新闻，但是它也包括关于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科学(格物)的文章。丁韪良从他开始在北京同文馆任教以来就开始为杂志工作。后来，在1877年，他把杂志上的文章单独编选成一本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从此，《中西闻见录》成为同文馆推进科学和传教事业的喉舌。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支持李鸿章和自强运动来改革清朝政体。总共有199篇(55.1%)的文章是出自同文馆的教师和学生之手。而且，杂志作为一份免费的月刊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被更为普及的《万国公报》所重印，《万国公报》最初的名字是《教会新报》。

当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年)当主编后，从1874年开始，《万国公报》每周都在北京出版，1889年之后改为月刊。《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都刊登那些和被雇佣在兵工厂和船厂的外国人有关的文章，在54名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写的361篇文章中，有166篇(46%)和科学技术有关。题目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药等技术领域，也有促进铁路、采矿和电报发展方面的内容，西方科学家的传记也加入其中。

丁韪良利用《中西闻见录》在北京提倡科学，他的努力中还包含了李善兰和他在同文馆的数学学生的许多贡献。李善兰的学生有关数学的作业和科学试卷经常刊登在《中西闻见录》上，使它更加被认定是同文馆的刊物。例如，1875年3月和6月的那几期上，刊登了丁韪良对辩论地球还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考试试卷的反应。

学生们经常回答“困难问题”栏目的问题，并为“回答读者质疑”栏目提供了先例，这也成为后来上海科学期刊的惯常特色，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格致汇编》的重要摹仿对象，《格致汇编》成为同时代的上海格致书院和江南制造局所发出的学术声音。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了一个翻译馆。最初的倡议是由徐寿(1818-1882年)、华蘅芳(1833-1902年)以及徐建寅(1845-1902年)等对西方科学有兴趣的传统学者所提出。除了强调国外制造业之外，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翻译是学习现代制造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其中数学又是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先前的例子是，明清之际的翻译事业使得历法得以成功改革，新历法正是以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新技术和模型为基础的，并在钦天监中得到实施。

例如，傅兰雅在1880年写道，从1871年开始，江南制造局就已经出版了翻译的西方著作。到1879年6月30日，大约有98种著作被印刷成235卷出版。这其中，22种和数学有关，15种是关于航海和军事科学，13种包含有艺术和制造的内容。傅兰雅提及另有45种142卷著作已经翻译，但是还没有出版，其余13种正在翻译过程中，其中有34卷著作已经完成。

翻译馆总共卖出了31111册共83454卷翻译著作，这还是没有广告和海报宣传的情况下完成的。一种1872年翻译的关于德国克虏伯枪炮的书籍在8年内卖出了904本。另一种1871年出版的关于海防的著作在9年内卖出1114本。《应用地理学概述》(1871年)在8年内卖出1000本，《代数概论》(1873年)在7年内卖出781本。傅兰雅关于采煤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在9年内卖了840册。除了上海、北京和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出版这些书籍是困难的，甚至对于后者来说，类似的数字是让人失望的，但并非毫无意义。

例如，那位有争议的改革者和今文学家康有为(1858-1927年)1882年在上海的时候购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所有著作。1890到1892年间，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年)也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翻译书籍，包括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梁启超基于这些材料编写了影响很大的《西学书目表》，经修订后于1896年出版。在这329种出版著作中，有119种(36％)是由傅兰雅翻译的。谭嗣同(1865-1898年)在1890年代开始撰写有关科学的文章中提及《格致汇编》是他学习科学的来源，他1893年在上海拜访过傅兰雅，并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书籍。

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时期”。在1850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内，许多有关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与植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力学、航海学相关领域的著作，都被以新教传教士和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合作者为核心的一个群体给翻译出来了。与兵工厂和官办学校相类似，很多个人也倡议需要在通商口岸和清朝官员与士绅中间普及“现代科学”(格致学)。

上海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

出版《格致汇编》的上海格致书院成立于1874-1875年，它计划通过展览、演讲和课程，促进西方科学、艺术和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并建立了格致书室。因为格致书院没有吸引到希望达到的关注，傅兰雅和徐寿也在中国创办了科学期刊，以期对通商口岸的中国人有所触动。1885年，一项课程和公众演讲的计划最终得到实现，科学论辨开始兴起并流行开来。指导计划中包括安排有外国科学教授来授课，但是这并没有实现。

傅兰雅关于新期刊的设想马上从北京的广学会得到了支持，广学会在1875年关闭，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也停刊了。北京广学会的成员把他们的捐助转移到了格致书院。尽管上海的期刊出版了，并通过格致书院售卖，但它是一个由傅兰雅和他的中国助手负责的独立的计划。因为傅兰雅所写的文言文文章还不足以能够独力支撑这份杂志，他雇佣了栾学谦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来帮他把粗拙的汉语文章翻译到杂志上去，而过去认为这些没有作者的文章都是由傅兰雅写成的。栾学谦是在狄考文(1836-1908年)在山东开办的文会馆里接受训练，那里的科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是用中文讲授的。

傅兰雅与栾学谦的合作至少延续到1877年《格致汇编》着手创办，例如，在和傅兰雅合作以前，栾学谦就有准备上海格致书院化学课程的报告。此外，栾学谦也可能参加了《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的工作，这些杂志在1882到1898年间发行。另外，1885年起，栾学谦为傅兰雅管理格致书室，并在1911年傅兰雅最终把它移交给了栾学谦。

格致书院的期刊最初可以在24个，后来可以在27个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得到：北京、烟台、武荣、上海、杭州、汕头、神户、天津、登州、九江、苏州、福州、香港、横滨、牛庄、汉口、南京、厦门、广州、济南、武昌、镇江、宁波、淡水(台湾)和新加坡。在1880年有30处代理商，到这年年底就增加到70处。尽管《格致汇编》是继承《中西闻见录》而来，但它由于关注欧洲和美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比《中西闻见录》层次要高。由于有更多中国合作者参与到编纂过程中来，上海的这份期刊的翻译水平也要好一些。

《格致汇编》最初印刷了3000册，通常能在几个月内销售出去。9个月后，最初的9期杂志为满足需要而重印了第二版。1880和1890年代的顶峰时期，每份杂志印刷4000册，在通商口岸拥有大约2000名读者。傅兰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数学和工业科学的这种通俗形式的介绍能够被士绅和商人所接受。他还希望《格致汇编》能够对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有限发行范围有所弥补，后者通常只印刷数百册。后来，1891年，重印的早先几期也卖完了。

《格致汇编》在7年内总共陆续发行了60期，1880年之后，《格致汇编》把它重点由介绍科学的文章转向了科学基础领域的报告，此外，傅兰雅对把数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注意力与日俱增。1885年之后，格致书院在晚清中国首先倡导进行数学和科学教学，这使得它的教学计划非常有效。根据总理衙门1887年5月18日的记载，总理衙门提出修改科举考试，准许学生考试数学，上海格致书院培养训练了当时国家一半的有数学天赋的学生。

另外，《格致汇编》以“互相问答”的形式在刊物上刊登了大约317份调查，这些信件和他们的内容都强调技术的实用价值，而对纯科学的兴趣则小很多。大约123封信(38.2%)显示出对科学理论知识和抽象的科学模型有一些兴趣，这对一份主旨更多地是普及科学和普及机械学的杂志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问答也关心在自强运动中所采用的技术。给傅兰雅最大量的信件预示着1895年之后对科学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也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科学铺平了道路。

1892年《格致汇编》停刊之后，在1893、1896和1897年曾重印。1890年代的最初4卷重印成整本以满足需要。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重印的书籍在格致书室卖得非常好。后来，1901-1902年在徐建寅的编辑下，过去出版的《格致汇编》以主题重新编辑，并以《格致丛书》的名称在上海重印出售。

到1894年，一项用中文讲演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主题的免费讲座得到授权，它是以到1895年9月为止的格致书院的西方课程6个领域的详细课程为基础的：1采矿；2电学；3测量学；4建筑工程；5蒸气机；6制造。1895年，傅兰雅为格致书院编辑了《西学课程数学课题》。经常举办的星期六晚上的免费课程也在1895年开始。

他们除了利用数量渐增的教会学校，这类翻译活动也在地方兵工厂、工厂和技术学校中有制度化的文本，正是这些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根基。因此，我们也应该知晓1860年之后中国的科学翻译和军事兵工厂的范围和等级，中国范围内这类地点举例如下：

安庆兵工厂(1861年)，曾国藩创立

北京陆军兵工厂(1883年)

大冶铁矿(1890年)，位于湖北

福州船政局(1866年)南洋舰队的基地，由左宗棠创立。

广州兵工厂(1874年)

杭州兵工厂(1885年)

汉阳铁厂，位于湖北(1890年)，张之洞创立。

汉阳兵工厂(1892年)

湖南兵工厂(1875年)

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

吉林兵工厂(1881年)

金陵兵工厂(1867年)，位于南京，制造后膛式来复枪和钢铁

兰州兵工厂(1871年)

旅顺海军兵站(旅顺，1881-1882年)

山东兵工厂(1875年)，用来购买枪炮，制造酸剂和火药。

四川兵工厂(1877年)

天津兵工厂(1867年)，李鸿章用来生产火药和酸剂。

台湾兵工厂(1885年)

威海卫船厂(1882年)供北洋舰队使用。

云南兵工厂(1884年)西安兵工厂(1869年)

当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被毁，就证明了中国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其他工厂与舰队在面对外国海军封锁时的弱点。张之洞(1837-1909年)，这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意识到需要保护汉阳铁厂(1890年)和汉阳兵工厂(1892年)这样的内陆工业场所。然而，直到1891-1895年间都没有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只好完全屈从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的利益和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汉阳兵工厂发现它的资金用于同时发展铁厂和兵工厂，这个问题导致兵工厂在生产上的减速，使得它没有能及时为中日战争生产武器或提供管理经验。

在车间建设方面的其他拖延，和1894年夏天的一场毁灭性大火，使得汉阳的工程在十九世纪晚期远离了接近达到的成功。张之洞在战略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制造这两个目标之间踌躇不定，而在中途国家资金和资源被紧急转移去对付俄罗斯和日本的威胁。最后，他选择投资于铁厂来作普通用途，而不是建造兵工厂来生产军备。因此，尽管汉阳铁厂对中日战争没有能做出什么贡献，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仍旧成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我们体会着他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文人职业，重新返回到这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录中的现代工业场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在太平天国之后对《畴人传》所记载的本土历算家和天算家的继承，《畴人传》是在1800年左右编纂。57然而，在1865到1895年之间，一群新的工匠、技师和工程师出现了，他们从传统上由士大夫所垄断的知识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并很快地也不再臣服于王朝正统或它的典型官员形象。

这些兵工厂和教会学校内学习科学的新学生仍然是文化、政治和社会层次的必需部分，他们逐渐从旧有的那种作为具有官员身份的学者的精英层次中显现出来。这些“科学家”(格物者)是“那些探究事物的人”，现在他们与正统的学者在官僚体系中共存，但在政治排位、文化声望、社会尊重等方面仍旧处于较低层次。孟悦精辟地指出，1850年代那些自学现代科技的学生，比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和李善兰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考据学时期兴起的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的继承者。

以徐寿为例，考据研究也可以作为掌握西方科学的前奏。徐寿、李善兰以及其他人，并由严复和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依次继承，他们都被引领到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接受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正式训练。一项科举的丑闻从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影响了鲁迅的家庭，鲁迅被迫离开他的家族学校，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前，鲁迅先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接受训练，后来东渡日本，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的时间在仙台学习现代医学。

在脱离国家科举考试传统课程之前，科学、数学和工程等方面的新式教育占据的是兵工厂、船政局和实业工厂的空前的制度上的地点，大力推进了非学位导向的工程、数学和科学的学习。一旦由地区首脑为推广洋务运动的目的而制度化地放置在一定位置，工程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专门知识门类的技术专家就聚集到孟悦形容的一种“国际的文化生产领域”，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最后，成千上万的行政专家、翻译和顾问——包括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到省立学校和地方兵工厂服务，他们在晚清主要的各省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的管辖之下，这些督抚是把学习外国的内容聚焦到科学和工业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物。太平天国之后，和治国以及考据研究相联系的传统文人创造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准则，这个准则为传统文人提供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所需要的思想空间。

这种由教会学校和遍布全国的兵工厂引发的充满希望的开端到1880年代加速进行。上海和北京在促进和西学运动相关的新领域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不幸的是，中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文人中产生了一种思想冲击，他们认为中国除非实施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注定要失败。在这过程中，具有说服力的现代科学变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政治演讲的关键方面。

晚清中国科学翻译对日本的影响

尽管耶稣会士因为在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争中管闲事而遭到驱逐，到1894年之前，日本还是已经输入了许多在中国翻译的关于科学的欧洲书籍，例如，中国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第谷天文学就是这样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1600-1857年)的日本。晚明的《崇祯历书》和康熙时期的《历象考成》在1720年代之后通过宁波到长崎之间的贸易而流传到日本。十九世纪早期，日本人也贪婪地通过与荷兰在长崎港的贸易，从欧洲输入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

另外，十九世纪科学翻译书籍的重要性很快被日本明治政府认识到，这些翻译书籍是由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和在伦敦教会的其他人翻译并在上海石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比较显著的有代数学、微积分、牛顿力学以及现代天文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很快到了日本编辑手上，马上进行日文翻译。例如，玛高温(1814-1893年)1851年翻译的《博物通书》就有日文本，又比如，广州医院合信(1816-1873年)1855年翻译的《博物新编》到1859年也以日文本的形式出现。合信1851-1858年的其余4种医学著作在1858到1864年之间也很快在日本出现。

从1850年代的《六合丛谈》开始的许多期刊，也在日本重新出版，这其中包括介绍欧洲科学的许多文章，同时还包括有傅兰雅等人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以及北京同文馆的出版物。代数学(1859/1872)、微积分(1859/1872)的翻译著作,和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7/1869)很快就可以供明治时期日本的学者和官员得到。这些著作在日本产生了比在中国更大的影响，当这些书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的时候，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还能很轻易地发现它们。

中国许多科学术语是首先来自于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的兰学，例如，中文名字“化学”所取代了的术语“chemie”(日语semi)，就是从荷兰语来的。与此相近，江南制造局出版物的影响也是这样，比如在日文出版物中使用的中文本意是有关冶金术(金石学)的术语，后来这些术语的含义在日本发生转变，再重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作为采矿的一个新的术语了(矿物学)。

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年)曾数次访问中国，他购买了许多中文科学翻译书籍。例如，当1872年他第三次访问的时候，他购买了31卷从江南制造局来的12种有关科学技术的翻译著作，这其中包括化学、造船技术、地理学、算术、采矿和三角学的著作。直到1877年，日本政府都在持续购买江南制造局的著作。1874年，柳原前光收到来自中国的21种新近翻译书籍。尽管有兰学和中国翻译书籍的影响，日本只是在187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教授现代西方科学，而中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从日本借用多少科学术语。

海战以及所折射的清朝改革步入失败

直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以横须贺军事技术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以福州和上海为代表的清朝海军，才使得在现代科学方面日本具有了所谓的优越性，这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国者而言则成了一种常识。尽管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比起横须贺船厂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着表面上的优势，但在1895年之后，当双方审读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时，都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因为日本的胜利而追溯到较早的明治时期，或者因为清廷的失败而回溯1865年之后自强运动的失败。

例如，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通常被当时的欧洲和日本认为远远领先于他们的主要竞争者——明治时期日本的横须贺船厂。举例来说，庞百胜认为，1874年4月日本威胁到台湾岛的时候，清廷海军使得日本在1874-1875年参加到关系到台湾的一场海战中来，中国的海上防御准备赢得了更多的支持。然而，由于一场政策方面的辩论，中国人为避免敌对而诉求和平，结果使得位于中国北部和南部的两只现代化海军舰队的预算削减到4百万两白银(556万银圆)，远远低于他们所需求的。我们在文章前面已经看到，在1870年代中期，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出现了在造船方面削减资金的现象。187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火工业的主要是为左宗棠的军队收复西北的新疆而生产武器。除了财政方面的困难，高层官员之间的腐败也竞相侵噬剩下的资金。

根据罗林森的研究，只有3艘约3600人的日本船只在1874年派遣到了台湾。日本海军部建立于1872年，到1874年，它还仅有17艘普通船只，总计吨位大概为14000吨。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21艘千吨级的汽船将能够处理好日本人的威胁，但是，正如我们在1894-1895年战争中看到的，中国的船只并没有组织到一支统一的舰队里去。

因为需要时间聚集一支舰队到台湾，也因为错误地估计日本有2艘装甲战舰，作为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同意向日本支付赔款以结束这场危机，并且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人对琉球岛的控制。到1879年，中国有了2艘装甲汽船，这是为北洋舰队从波罗的海的伍尔坎(Vulcan)工厂定制的，远远比当时日本海军已有的任何船只都要先进，但它们都在中日战争中被击沉。而且，有趣的是，在德国生产火药的机器还没有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先进，而中国海军的优势以后再也没有这么明显过。

中法战争的影响

北方与南方的海军之间缺乏协调，成为中国舰队面对日本的时候主要的不利因素，而日本的舰队是一支位于横须贺的集中指挥下的统一舰队。这种不利因素在1874年法国宣称越南为殖民地，从而导致了清廷与之在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冲突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此后法国开始在中国沿海集结海军，并挑起了几次海战。法国并没有赢得中法战争中的所有战役，但是它赢取了1884-1885年发生的战争，因为位于福州容易遭受攻击的南洋舰队和北方李鸿章控制下的北洋舰队之间缺乏协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帮助中国海军在福州建造的马尾船坞在还未宣战之前就被一支小型法国舰队摧毁，这支舰队使用越南作为它的基地，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依靠欧洲的帮助所具有的危险。

到1884年，清廷已经有了50艘现代海军舰只，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建造的。其余舰只中，有13艘是阿姆斯特朗炮舰，2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以及2艘以上具有8毫米口径枪的德国舰只。后面这些舰只在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间平均分配。然而，清朝海军被分成四支舰队：在威海卫和旅顺的北洋舰队，一支在上海，另一支在福州，最小的一支在广州。不幸的是，1884-1885年战争是由在福州的舰队几乎在它马尾的港口内独自进行的。

在马尾，福州舰队在15分钟之内就几乎被完全摧毁，部分原因是对国际法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当还没宣战的时候，法国使用外交的老练手腕使得法国战舰可以驶过闽江防线，并毫无阻拦地逼近福州船港。因此，和法国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马尾船港的现代舰队在1884年8月23日有11艘船，都已经至少建造有9年，并且都是木壳的。8艘法国船停泊在附近，完全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以非标准的武器来看，中国船只还是值得尊敬的。中国人没有好好利用潮汐来以策略战胜笨重的法国船只。李鸿章仅仅从他的北洋舰队派了2艘船只，并且声称在朝鲜的日本军队截断了它们返回北方的退路而把它们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法国舰队撤退到台湾，但在登陆失败后，它封锁了台湾岛的西部海岸。中国在陆地上取得对法国的胜利之后，谈判重新开始。于是，中国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国在军事上的优越。罗林森指出，1880年代法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并不象英国在1839-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7-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么大。中国和欧洲之间技术方面的鸿沟在缩小，而真正的问题是：1中华帝国在政治和地域组织上的解体；2海军人员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并且没有很好掌握现代海军战略。

到了战后，由于李鸿章寻求为他的北洋舰队购买海军舰只，而不是在国内由自己建造，所以，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机会大大受到限制，同时李鸿章也还得保障供给他的淮军。在1884年大部分福州的设备被法国毁坏之后，只购买过一艘外国修理船，作训练船只使用。福州船政局也压缩了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人数，但是，尽管被忽视，到了1890年代福州船政局还是在继续运行。1891、1892和1895年每年有一艘船下水，书籍和其他装备其也遭到破坏，但是到1886年基本恢复。

1885年之后，北洋舰队是中国最主要的舰队，它的兴起是“南方灾难”的结果，尽管朝廷有要求，随后也进行了努力，但是创建一支单一指挥的统一海军舰队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新的海军部和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争夺财政资源相互竞争，这些财政资源在1885到1894年之间因为海军预算进一步的削减而减少。慈禧太后在努力为她扩建颐和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储备资金，虽然她并没有用尽帝国的宝藏或使中国海军一无所有，但是，资金的拮据确实限制了李鸿章扩张北洋舰队的计划。

然而，北洋舰队对于日本人有着表面上的强大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1880年代海参崴巡航以后，中国舰队就停留在那里。此外，中法战争最后决定性的胜利在日本被报道，这在日本人眼中恢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损的威望。例如，1886年“长崎事件”中，北洋舰队的4艘战舰从俄罗斯港口返回途中在长崎抛锚，由从德国购买的新战舰将其修理好，李鸿章寻找机会做了一场宣讲，为的是显示中国的海军装备要优于日本的装备。中国水手之间在港口发生了一场争斗，中国宣称在日本有治外法权，而长崎警察则看法不同，于是在港口传唤期间发生争吵，双方都指责对方。

日本的敌意显然被中国展示海军优越性刺激了起来，与此类似，1889年的“神户事件”则是以日中竞争的心理为基础的。一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后来竟演变成一场外交争执。1890年7月，报纸《国民新闻》(Kokuminshimbun)在报道中国舰队的另一次访问时，认为这是中国炫耀新式船只的事例。教育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外山正一(1848-1900年)在参观中国舰队的旗舰回来后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旗舰大口径的枪炮和厚重的钢铁装甲。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些外交论争，而中国优越的观念被推翻，日本也拒绝中国所宣称的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的说法。

中日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1894年7月24日突然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外国报纸通常都预言中国会最后取得胜利，甚至在中国遇到了最初的失利之后还是这么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副司令巴拉德(G.A.Ballard)认为1890年代的北洋舰队正处于可用的待命状态，并随时可以准备行动。后来，把中国和日本的海军舰队进行比较后，预示着中国可能取得这场海战的胜利。日本舰队总共有32艘战舰和23艘鱼雷艇，共载有13928人。其中，10艘建造于英国，2艘建造于法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生产的Yoshino号被认为是当时行驶最快的船只，在1893年的测试中，它的速度达到23节。然而，中国的舰队仍旧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舰队。1894年，这四支舰队合起来大约有65艘战舰和43艘鱼雷艇。其中最强的北洋舰队差不多和整个日本舰队相当。

外国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舰队比日本舰队有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小说在展望与清廷的战斗则洋溢着一种显著的乐观情绪，然而，许多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例如，政论作家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1835-1901年)就警告这种过度自信，尽管他也赞赏日本刚刚给被中国所抑制的朝鲜带来的独立和启蒙。确实，日本议员对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吃惊，明治皇帝并不情愿和清廷开始处于敌对状态。直到日本取得最初胜利的消息已经传达到东京之后，他才没有拒绝给伊势的皇家神庙或他父亲的坟茔派去使者宣布胜利。

然而，另外一位英国观察家注意到，在中日战争中服役的中国船只上，中国船员显得士气低落，但是所有船员的薪水都已经支付了。然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日本海军则整齐划一。本来中国的四支舰队之间是差不多同步的，但是，最后只有北洋舰队独自迎战日本舰队。因为李鸿章让他的舰队远离1884年的海战，南洋舰队的官员现在逮着报复北洋舰队的机会了，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避免和日本舰队进行战斗。在中国不存在一支国家统一舰队，甚至连在报纸上也都不存在。

中日关系中主要争论的是朝鲜政治和经济的开放问题，李鸿章1894年7月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把朝鲜置于清廷附庸国的地位，而此后不久日本就擒获了朝鲜国王，中日之间的敌意由此开始出现。朝鲜摄政王对中国宣战，中国和日本船只之间的首次遭遇于7月末发生在丰岛，在那场海战之后，清朝北洋舰队试图保卫从威海卫到鸭绿江口的中国沿海，并在8月1日对日宣战。

随后，日本海军在8月10日袭击了威海卫，震惊了满清朝廷，李鸿章以船只还不够用为借口而延迟行动。北洋舰队的主力聚集在鸭绿江口，为控制黄海与日本进行的大海战遂在9月17日开始了。双方在冲突中都投入了12艘战舰。中国船只在一次齐射中的装甲和吨位方面有优势，而日本在船只航速和齐射的持续转换中弹头抛扔速度上有绝对性的优势，日本有更多的快速发射的枪炮，可以发射3倍于中国从6毫米到12毫米炮的重量。

然而，并不是仅仅只有技术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事实证明，日本在海军指挥、舰船操作、以及弹壳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有优势。一些观察家形容福州训练的官员是懦夫，尽管他们比起天津训练的官员来在经历和训练方面都更有优势，天津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当过船长。例如，在1892年，大多数驾驶室都仍会指定福州的毕业生。然而，怯懦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那场鸭绿江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发射了197颗12毫米口径的炮弹，半数属于实心弹，而不是炸弹，他们击中10次，其中6次臭弹，4次爆炸。

小口径炮方面，中国人开火482次，58次击中，22次击中吉野号。他们还发射了5枚鱼雷，但是没有击中。中国发射命中率大概是10％。另一方面，日本人快速发射的命中率大概是15%。另外，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因为缺乏军火而受到阻碍，特别是船只缺乏大型枪炮。举例来说，通过黑市来的一些炮弹填充的是水泥而不是炸药，其中一颗击中松岛号，另两颗穿过崎京号。这意味着在李鸿章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以事后诸葛亮的想法来看，假设采取同样的战略决策，在鸭绿江的战争中，火力的速度和速率比船只及其装甲的重量要重要得多。

鸭绿江的战争结束之后，海滨的交战继续进行，因为日本人利用海上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发动陆地上的战争，这使得日本第一军占领平壤，并穿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边界。1894年9月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并占领了抚顺港。李鸿章寻求重建威海卫海港之外的海军，尽管很多人成为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但北洋舰队可怜的指挥系统和缺乏朝廷整体的军事体系，使得谴责官员和完全分派酬劳都成为不可能。此外，清廷海军的个人奖惩体系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可预见性，许多中国舰长和官员简单地自杀效忠了事，没有人敢于质疑指挥组织或者要求成立一个部门来讨论海军独立问题。

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的自信心。此外，在清廷被迫给予明治政府大量赔偿之后，日本工业化也得以加速进行。朝鲜和台湾也都归于日本，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广大的西方注意到了小小岛国打败中华帝国的事情再次上演。然而，日本的胜利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担心日本会扩张到亚洲大陆上来。在与德国和法国达成一致以后，俄罗斯加入到干涉1895年4月签定的下关条约三方中来，使得日本被迫从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撤退，作为交换的是日本从清政府得到一笔额外的赔款。

对于日本公众来说，战争的胜利成为刺激明治新闻界的关键事件，社论上充斥着关于战争的争论。公众的狂热情绪也被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预的欧洲列强所引导。当后来俄罗斯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给他们时，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与莫斯科大战一场。1895年之后，当日本新闻界把播报国内新闻作为中心之后，公众关于军事冒险的热情也开始变成一种平常的事情了。在那时候，东京和大阪共有60万新闻报纸订户，日本对于中国的胜利在整个国家都引起反响，认为由此证明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东亚是杰出的，1904-1905年日本海军对俄罗斯的胜利更是加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勃发。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新闻行业极大地被催发了起来，明治时期日本的这种向信息出版的转移，刺激了用一种新的、统一的日语来报道新闻和信息的需求。例如，博闻出版社利用战争爆发的机会，1894年迅速出版了题为“日本与清廷战争日志”的每月三期带插图的出版物，这极大地普及和帮助制造了一群日本战争英雄。其他出版商也快速追随，关于战争的小说、戏剧和版画成为抢手货。《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还为发动征集“最好的”反对中国的战争歌曲，并颁发奖金。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鸭绿江的海战灾难和中日战争中清廷决定性的失败加强了中国公众对朝廷政策失当的批评，以及对那些在朝廷和地方上反对西化的顽固保守派的批评。输在日本手上的那场没有预料到的海军大灾难震惊了许多文人和官员，现在他们开始在文人圈中引发一种对于西方学问的新的敬意。例如，1896年上海格致书院的成功重新开办就和这个事件有关。傅兰雅报告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

1895年之后中国的日本科学

对傅兰雅和传教士们不幸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快速输入了许多在日本翻译和编辑的科学书籍。因此，从1840年代开始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中国术语翻译转换到从1900年开始的以日本为基础的中文术语翻译，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转折的关键点。1896到1910年，中国从日本翻译科学书籍都是以日本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因为，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再偕同外国人一起来进行科学翻译。到190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成为清廷“新政”的关键，新的教育部坚定地赞同采用基于日本科学体系的科学教育和课本，取代了像丁韪良这样的新教传教士和像傅兰雅这样的更为世俗的基督徒所表现出的“西方”，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和官员学习西方的桥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和张之洞这样的改革者鼓励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张之洞的《劝学篇》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来极大地传布开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和他给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的变法请愿书中，宣扬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康有为推荐了339种医学著作和380种科学著作，取代了梁启超提供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有关科学的最好的西学书籍。光绪皇帝1898年的诏令鼓励留学日本。到1905年，有8千中国人在日本学习，1906年这个数字以5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这个1910年末的时候减少到4千人。1900到1937年之间，大约有34000名中国人东渡日本学习。

中日战争之后对中国“落后”的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新教徒对于清廷未来的信心有了一种显著的转变，由一位北京新教传教士领袖和翻译家林乐知所撰写中国战败的报告，被翻译成中文后，频繁地被盗印，例如，1896年湖南长沙的省试中被列为必读书目。林乐知简略地阐述他的观点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需要改革。林乐知早先出版了一本题为《中西关系略论》的内容广泛的随笔集，文章曾登录在1875年9月到187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中与日本交战的评论在1898年重新出版，有几大厚册，并且立即卖出了3000册。

这样的传教士不再是渐进改良主义者。在评论中，林乐知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三个根源：1迷信；2鸦片；3科举。在他的系列文章中，他也强调输入科学是对导致中国落后缘由的一种矫正。据林乐知说，中国的本土学问已经不能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时忽视了对“物理之学(studyoftheprinciplesofthings)”重要性的认识，到1890年代后期，物理之学被称为“物理学”(physics)，而那正是以日本翻译的科学书籍为基础的时候。

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傅兰雅对于清廷中国未来的信心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1895年5月22日，在给凯洛格校长关于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系职位(他将在7月获得这个职位)的信中，傅兰雅解释到，他在中国的位置已经因为中国战败而巩固加强了。一股“对西学强烈的需求浪潮”现在显然充斥在中国文人当中，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总体上忽视了现代艺术和科学”，他接着对凯洛格说：“我的翻译只要一被印刷就马上会被提及，有关西方原则的教育管理已经成为现今的秩序。为了今天的浪潮，我已经年复一年地耐心等待，现在终于开始涌动起来。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已经提供给我一个家园，还有那些我为之奋斗多年需要启蒙的人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从这个国家脱离开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错误。”

那么，为什么傅兰雅会在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接受伯克利大学的教职？早在1880年，傅兰雅就曾驳斥了英语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或中国将会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可能性。然而，在他1895年的信中，傅兰雅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接受伯克利的教职：“把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翻译成本国语言，并在第一时间传布到整个国家中去，不管这对于中国多么必需，但这仅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功。除此之外，即使再多的翻译也不能够满足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需要。”傅兰雅讽刺道，“中国普及教育”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但是那仅仅是第一步。

他曾不知疲倦地把几十本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却采取了更为尖锐的语气。这场战争已经给他证明了，中国人从1865年开始的努力已经失败。傅兰雅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了世界末日般的声音：

当然，中国语言和文学在逐步衰退，面对这个趋势，我多年的劳动相比而言是毫无功效的。他们的毁灭命运看上去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许这需要经过很多代人才能完成，但是迟早这个结局将会来临，英语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学术语言。

这种迷人的时髦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掩盖了傅兰雅和其他传教士是有着自然神学观念的宗教信使，在他们早期为中国人翻译的植物学和生物学当中就已经打下了这种观念的深深烙印。

在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前夕，傅兰雅公开宣称用中文写作的《新小说》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道德水平，除去鸦片、八股文和缠足这三种邪恶之物。这种新文体的要求使用“简易、干净，并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和优美的风格的语言”，这也引起了梁启超和其他改革者的兴趣，他们呼唤一种新文化，并为此提供基础，而这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学已经失败为前提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加深了大多数传教士的恐惧，正如虔诚的丁韪良所说：“让这个异教徒的帝国在基督教的权力中解体。”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从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时期的整幅图景，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和工业化的欧洲以及迅速工业化的日本形成对比的观点，是对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关于国际国内观点的影响的一种人为生造的看法。由于不耐心地考察1865年之后的中国西化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低估了传教士在翻译科学、兵工厂的工业化、新式官方学校中，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在晚清中国出现时所扮演至关紧要的角色。我们应该论述十九世纪的兵工厂、工厂和翻译学校，要考虑他们作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而不仅仅是作为清朝与中华帝国结束的序幕。

谢选骏指出：人说“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我看“不战败就不会改革——和平演变是没有用的”！

谢选骏：顾准的内在限度——因为他是个共产党

《赵昕狱中思考：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2005年8月14日）报道：

实话实说，以前看到一些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推崇顾准先生，大鸣大放"我们有顾准！"我也是抱有莫大的好奇与敬仰之心。及至这些年来陆续看了几遍顾准的文集和日记，不禁感叹大陆知识分子的羞辱太甚，骨头太软，思想太乏。好容易出了个顾准，人又仙去，自然要抬出来大加宏扬，以见证顾准的"先知先觉"与自己的卓识，浑不能真正来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深切的反省，把自己在荒谬年代的所作所为与心路历程如实记载下来，以供来者殷鉴。

顾准之内在限度，正是表现在大家极力推崇的，他对"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毕生追问中！但是，他从革命理想主义中来，依然"赞美革命风暴"，所用工具无非还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这些东西，内在限度就显而易见了——顾准毕生追问的，也仅仅主要是"娜拉出走之后怎样"！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悲剧发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还是不能够不停地追问：悲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防止？顾准之内在限度正表现于此，他毕生追问"娜拉出走之后怎样"，却没有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下更为重要、必须追问的命题：1，娜拉为什么出走？2，娜拉应否出走？3，娜拉以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方式出走对否？4，娜拉出走之后为什么导致悲剧发生？5，娜拉出走之后如何又病变为娜拉之父?6，怎样才能避免和防止娜拉出走之悲剧发生？可以说，正是从顾准的毕生追问中,见证了他思考之狭窄和局限,只不过探索到了一些历史真相和脉络,但对于为什么会诞生"娜拉出走及出走后之悲剧"，如何防止，如何解决，他实在是触墨可怜，也没有写出令人首肯的思想，只是简单偏颇地说道：要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从"继续革命"转向"理性安排"，从斯大林、布哈林转向"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的。"真是想当然之极，书生迂见！

事实上，顾准们本身既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更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同谋者和参与者！共产主义者怀着崇高的理想"解放全人类"，暴力革命、集权强制、无产阶级专政、党指挥枪指挥一切，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却奴役了人民也奴役了自己！如果连这点都不能反省认识到，自然也就不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悲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诞生的"了！！从苏联、中国到朝鲜、古巴、越南、缅甸、东欧各国，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娜拉出走之后，几乎都程度不同地转变成"事物的反面"——"娜拉之父"？！为什么革完一切阶级压迫者的命后，娜拉自己又变成了她所要坚决推翻的专制压迫者，甚至开始吞噬自己的革命儿女的命？！为什么会出现"革了谁的命后，又以谁的面目借尸还魂般复活"的悲剧怪圈？！

顾准把这些怪诞悲剧极为简单地归结为："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这样的简单化思考，似乎仅把"娜拉出走之后病变成娜拉之父"看成是偶然的现象，再来一场革命，或者一厢情愿选择经验主义，"理性安排"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选择宪政民主、政党政治等，既可万事大吉了？！顾准先生老而弥幼了，权力使人异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顾准先生见过什么样的统治集团，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过自己的绝对权力的？！

顾准在1952年上海市财政局长任上，因为性格耿介而遭到排挤打压，之后才开始逐渐用心思考，这又导致了他在1957年时，用他的话说"纯属误会"，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受难使他思考，思考又使他受难，1964年，顾准再一次被打成右派，而这一次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个"右派"了。为此，他饱受了人间的磨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但不能去送别亡母，甚至在自己去世时，也没有自己抚养出来的革命儿女来为他送终，倒是他可敬的弟弟一直陪伴他左右，惨淡悲苦之极。即使这样，顾准也矢志不悔，拆下自己的肋骨来当柴烧，借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公允地说，顾准先生确实难能可贵，甚至也可以称之为"伟大"。但是把他过度地拔高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的高度，甚或在道义评价上也贬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大义赴死的英雄，而褒扬"笑靥迎人，啐面自干"的苟活顾准，那就实在不能不让人说句公道话了——"我们有顾准"，这话是不错，但是这话是否也意味着，除了顾准，我们已经贫乏得一无所有？！我们都干什么去了？！容我苛严一点说，这些思想家或知识分子，与其说留给了人类什么思想遗产，还不如忠诚地留给人类"悲剧是如何诞生"的真实记录，贡献更大些。

记得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在反思"文革悲剧"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上，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每个人都有份。"信哉斯言，身处这个悲剧事件中的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能够深刻认清自己的制造者、同谋者、参与者角色，如果不能够彻底明白产生"娜拉革谁的命病变成谁"的悲剧怪圈的根源，那么，谁又能保证，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呢，就象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一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在局限，顾准也好，赵昕也好，那些我所敬重的前辈师友也好，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历史局限和内在局限，历史的局限和内在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所以愚以为，今天我们纪念顾准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学习顾准、研究顾准、还原顾准、超越顾准，而不是神化顾准——即便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堂皇理由。

注：此文写于2005年2月12日大年初三，赵昕被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看守所时，自由后略作修改。

谢选骏指出：人说“顾准的内在限度与一厢情愿”——我看“顾准的内在限度——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一日入党，终生受用。

谢选骏：曹长青朝秦暮楚，十分可疑

《“东西德统一”及曹长青现象辨析》（仲维光 2006-2-25于德国埃森初稿）报道：

曹长青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并且以这个身分出现在中文世界。因此，他最近有关东西德统一问题的文章（《开放》杂志，香港，2006年2月号），以及与之相应的，最近几年来竟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置身到台湾内部冲锋陷阵的做法，使得笔者感到，现在对于曹长青先生，无论在知识、新闻还是政治领域，都应该进行一些辨析了。

无疑，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错了位，就可能成为谬误，成为危害社会的东西。所以笔者在这里想要做的是不仅就观点，而且就曹长青先生宣传这些观点的立脚点，或者说出发点做一个讨论。笔者希望通过这个辨析能使一般读者看到，这样的观点，这样看问题的方法，这种宣传问题的态度，究竟应该准确地定位在什么地方，人们能够从这样的作品和观点中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

认识了几个字，自以为有些知识的人，除去在政治，乃至商业等其它领域的角色和作用不说，他们在知识和新闻领域中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由两种角色，一种是以知识和精神为自己目的的探求，另一种是为了党派利益而投身于意识形态的鼓吹和宣传。对于前一种“知识人”在文章言论中提出的问题，是可以和他们讨论的。这些人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自己完全隶属于政治党派。然而，对于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自己任务的后一类所谓“知识人”，一般来说就无法和他们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以党派利益为准，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作为 “二杆子”“打手”，为了党派利益冲锋陷阵。例如，时下完全到台湾谋生的阮铭先生，五十多岁前在大陆是共产党政府的附庸，九十年代中期后到台湾作李登辉的附庸，这种为主捉刀，永远站在权势一边的师爷，关心的不是研究问题，因此没有知识分子会认真对待他所说的话，浪费时间和他讨论。

至于曹长青先生，检点他的工作，尽管他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但是多年来，从在大陆，到八九年离开大陆后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大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鼓吹宣传工作。特别在最近几年他完全投身到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论问题的时候，这种特点就尤其显著了。所以，本来同样是无法，也不可能和曹长青先生讨论这些问题。然而，这一次由于曹长青先生提出的问题，于中文世界来说，有很大的扰乱视听的可能。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希望了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德国统一和德国近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笔者愿意在此，借他提出的问题，谈一谈看法，而为了讨论这些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辨析曹长青先生的角色。

首先先谈具体问题，在德国，乃至欧洲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两德统一的。

一，对德国统一问题的不同看法

曹长青先生在“东西德统一的沉痛教训”一文中，引述柏林自由大学的韩裔教授朴成祚有关两德统一的书，认为两德统一完全失败，两韩要统一则必然灭亡。对两韩统一会如何，笔者不敢说，但是曹长青先生引述并宣扬的对两德统一的看法，作为经验事实来看，却实在是有点离谱，不着调。

如何看待德国的统一，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数据，由于看问题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同。尽管笔者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愿意借此提出一点感性的描述和看法。

首先在德国统一的时候，有哪些人赞同，又是哪些人反对。

（1）反对德国统一的第一类人，当然是东德共产党。因为他们早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坚持“两国论”，两个德国。事实上，台湾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是受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启发而来的。而当时西德的宪法中开张名义地规定，东德国民天然享有西德的国籍。西德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德国的基础上的。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东德共产党，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对于本民族的传统，对于民族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唯有共产党，唯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才是最高的，最先进的一切。共产党只认权力、只认共产党人，党同伐异，六亲不认，大到社会，国际问题，小到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对此，中国民众当然都有体会。不过事实是，铲除民族感情，传统文化又谈何容易！这只有对阮铭这类对自己的物质利害算得非常清楚，它高于任何道义和社会意义的人，才能够非常轻易地抛弃。

当然如果统一这个口号能够帮助东德共产党稳定，或者扩充自己的权力和版图，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们何曾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高于自己的权力过。

（2）反对德国统一在东德的第二种人，是那些共产党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意识形态依附于共产党集团的知识分子，例如著名作家施台方?海姆，赫姆林等。他们之中很多人原来就是因为在西方生活失意而跑到东德来的。或者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或者说共产党社会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他们非常留恋东德，而不愿意重新统一。

（3）在东德要求、渴望统一的是绝大多数民众。自由民主生活，当然也有物质因素，使得绝大多数民众用这种要求和渴望冲垮了柏林墙。曹长青先生忘记了，东德民众除了被共产党文化污染了的一面外，也还有作为人的基本追求和冲动，并且正是这些导致了统一。曹长青先生尤其忘了，不是西德民众和政治家，而是东德民众造成了统一。今天德国每次在纪念庆祝统一的时候，来自西德的政治家、各界人士都强调这一点，高度赞扬，并且对东德民众表示极高的敬意。

（4）当年在西德反对统一的首先是左派知识分子。以诺贝尔文学奖君特?格拉斯，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为首一批左派文人，他们坚决反对两德统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他们也非常清楚共产党的暴政，但是还是希望共产党能够改良到提供第三条路。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和共产党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促使他们自发地在八九年后跳出来反对统一。

（5）在西德坚决推动统一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一种是保守的、传统的德国人。前者认为是自己的理想和理念的胜利，后者有典型的、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情怀。五九年后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传统彻底决裂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由于对于统一会面临的问题忧心忡忡，就使得他们在统一前后的大选中惨遭失败。

（6）在国际上，西方一方面支持德国统一，要推进民主国家的领域，另外一方面也对两个极权主义诞生地，两次大战发动国德国持有疑虑，因为没有民主传统的德国，最近二百年来一直站在对抗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前沿。由于他们的民主是在二次大战后，由盟军给与的。因此统一后，随盟军撤出，影响力的减弱，是否会再次向负面发展，以英国撒切尔首相为代表一些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对此持强烈疑虑，并且试图阻挠德国的统一。

在此笔者必需要说的是，撒切尔女士的考虑是基于国际政治和英国的利益，而非德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对德国这个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诞生两个极权主义，极其保守排外的国家和族群，笔者坦诚，非常同情撒切尔夫人的做法，笔者在德国，对于任何能够加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东西，确实都是怀着十分矛盾怀疑的心情观察着。

至于当时中国政府如何对待两德统一，由于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中国政府正处于世界性的围追堵截中，因此对两德统一，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物伤其类的痛切感，而且有一种危机感。在两德统一的阴影中，对台湾，共产党有一种畏惧感，而普通民众则有一种强烈的期待感。

（7）统一将近十六年后，到今天对统一的看法，德国社会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就是已经没有任何人公开出来反对统一，包括前东德共产党继承党左翼党，以及西德地区的左派知识分子。

由于德国经济从八十年代末期（注意！而不是统一后才如此）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所以统一后，由于突然面临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失业问题，没有大锅饭吃，并且由于很多东德人在想象中是一夜就会完全和西德人一样，所以对统一失望，或者准确说发牢骚的人的确大有人在。曹长青先生在文章中引述的，那个韩裔教授朴成祚书中谈到的不满和问题，大都存在，但是，站出来公开质疑，公开否定、反对两德的统一，今天在德国几乎已经没有一个人，更不要说一个党派。今天在德国政界、学界、媒体上讨论的问题是统一十六年后，为什么进程不如预计，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哪些问题人们过去没有想到。

如果今天在德国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以这些问题为根据，公开提出两德统一失败了，那么，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曹长青先生，以及他所介绍的韩国人的书。尽管在民主社会，有如此看法出现是非常正常的，并且即便如此，也不能够仓促得出结论，两德统一是一个错误。但是，问题在于今天在德国几乎没有人如此提问题，因此，曹长青先生，和这位韩国先生提出如此问题，做出如此结论，就令人感到，他们显然是别有一番用心了。

我想，曹长青先生和那位韩国先生当然也看到，在最近几年统一纪念日，德国总统，德国的每一个政党，当年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众口一词地高度赞扬统一，不仅为当年为统一所做的努力，而且为统一十几年来的进步感到自豪。为此可以说，把一些问题，一些牢骚，逃出德国到另外的地区上纲到反对统一，就更让人感到奇怪。

二，德国经济问题绝不是统一造成的

最近十几年来为什么德国的经济一落再落，为什么振起无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和对曹长青文章的感想一样，觉得中文世界被某些只顾挟洋自重、而捕风捉影、不求甚解、舞文弄墨的人弄得混乱不堪。

如笔者前述，德国的经济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已经走向下坡路。德国的政治人物，当然不能承认这是由于他们的政策所导致的。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在统一后的选举中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人太多。笔者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在二次大战后，德国再次排外情绪被点燃起来，并且越演越烈，正是在八九年两德统一后。不是两德统一造成了排外，而是德国的政客，媒体、知识分子煽动起这一波排外浪潮。

其实每个民族都会有这种排外暗流，问题在于如何宣传它，如何导向它。在德国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笔者对此深有体会的是，好、坏，很大程度都是知识分子煽动所至。对此，笔者亲身体会到，卡尔?波普所指责的，德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历史有“原罪”。

对此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值得笔者提出，那就是，居然在德国生活的很多中国人，也随这个说法起舞，认为德国人行，就是外国人太多了。匪夷所思，除了无思想外，恐怕还应该说无自尊。而无自尊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彻底粉碎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其实就中国人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难民都对德国社会贡献很大，而不是为德国社会造成负担。

统一后十余年的排外，虽然造成德国社会的再次相对封闭，外国人基本上被排除在门外，几乎很少有外国人能够再在德国获得政治避难，但是德国的经济还是无法走出低谷。这终于使得施罗德总理采取经济改革，同时在二零零零年开始对外开放人才进口，但是，这却不是一个孤立的绿卡问题，问题在于德国一系列的政治文化传统，德国知识界所酿造的最近二百年来德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气氛，使得德国经济从七十年代后逐渐失去竞争力。

四三年出生在波兰的现任德国总统科勒尔，经济学、政治学博士，当选总统前在美国担任国际货币基金会主席，对于东、西德，德国和美英经济、社会文化有很深的体会。他在2004年明确地指出，德国经济的持续低迷，在于德国传统的、官僚机器过于庞大，过于死板，权力过大，因此无法适应自由经济竞争。他说本来这个问题，在七十年代后，德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改革，但是德国的政治人物错过了改革的机会。在统一后，他们更把这套官僚机器推进到东德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得今天德国的经济迟迟不能走出低谷。

这真是一针见血，说穿了德国的经济逐渐失去竞争力，是因为最近二百年来德国的知识精英为德国所酿造的精神传统、国家机器。而这一切又和为什么是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极权主义的故乡紧密联系。

虽然德国作为国家不到二百年的历史，但是，自它有国家起，德国知识分子们为国家这个词带来的涵义就是国家至上。语义学家说，在德语 Staat 一词中，本来就没有民主自由的意谓，它意味着凌驾于民众之上、个人之上的政治体。所以，在德国从黑格尔后，就是国家至上，权力至上。崇拜国家、崇拜权力是最近二百年来德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他们为民众和社会营造的文化。

稍微有一点观察力的人都应该注意到，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电影等作品种，有很多是揭露攻击政府、警察的腐败，和黑社会的勾结等，但是在德国几乎没有这列作品。显然不是在德国没有这类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即便出现这种政府的腐败，法律也是尽可能对他们加以保护。德国的法律首先保护的是国家和整体，而不是个人。

贯穿于德国生活中的“一切要合乎秩序”，其内涵基础也是国家至上。这就是到科尔为止，在任总理从来没有竞选失败过的，科尔一任能够十八年，这在民主国家确实是罕见的。尽管如此，科尔最后一次竞选失败意味着德国在慢慢地走向开放，自由民主精神已经开始在德国扎根。

在这个基础上的德国国家官僚机器越来越庞大，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一切都要合乎秩序的制度条例也越来越详细、冗繁。例如德国的电视曾经报道过，在柏林你流动卖烤香肠是合法的，但是流动卖咖啡，无法可循，城市警察就要不但取缔你，而且要罚款。为此，不但德国大量的官僚机构的管理人员在吃这碗“没事找事”的管理闲饭，而且德国民众也习惯于看到这一切，向政府机关告密。所以如果你的流动售货车上有任何新东西要出售，不但要提防警察，而且要小心沿街的每一个窗户后面的眼睛。如果你仔细考证，我相信共产党社会的居民委员会，和共产党一样绝对是起源于德国的文化传统。

这种由国家和各种机构安排民众一切，不仅渗透在德国政治、经济中，而且也渗透在德国的文化和大中小学教育中。

这样的国家机器当然需要越来越多的钱，也就是要收越来越多的税，而这些税的来源就是个人和企业。这不但阻碍了德国再生产投资的能力，而且严重地束缚了个人和企业的创造力。

科学哲学家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提出了和开放社会对立的封闭社会，西文中封闭这个词，并不是只有锁国的意思，而是含有社会的一切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和秩序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下，德国实际上可说是波普所说的氏族社会千年以后的，另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模式。我在德国生活了十几年，不仅对它的国家、政治形式，而且对它的文化的封闭性有很深的体会。

在世界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德国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秩序来和混乱，乃至专制的第三世界竞争，但是从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形势、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德国人在开放的世界中，在自由竞争中越来越捉襟见肘。时下，你不能够不拘一格，不拘种族地域地吸收人才，你不能减轻企业负担，放权让企业和个人创造发展，你当然没有竞争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曹长青先生应该看到，不是两德统一拖累了德国，而是政治人物，政治机器的权力过大，而是和自由民主，和自由经济不相容的“地域主义”（！）阻碍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适应“自由经济”，经济才能够灵活有竞争力。这对于台湾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台湾或者已经，或者将肯定会尝到用“地域主义”、非敌即友、封闭排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过多地干预自由经济的苦果。

和曹长青先生一样，笔者也坚决反对共产党专制及其文化。但是对于台商进入大陆，这一切自有自由经济的道理，用政治和意识形态阻碍经济问题，只能适得其反。当然进入大陆的台商自己必须清楚，由于那边没有自由和健全的法律，对于自由经济来说，在那边投资，肯定永远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这个道理也存在于“统独问题”上。统独问题和反对共产党专制问题是两个问题，混淆而谈其结果比经济问题的后果还要坏！很可能是祸国殃民！

谈到此，再谈那个在德国的韩国教授的书。

一些中国作者，习惯于拿着西方的只言片语当令箭，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我承认，受共产党的假大空文化教育影响，自己以前也有这个毛病。随思想进展，以及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平和了，看问题冷静了。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我首先想要了解的是，这个作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概念。他为什么这么说。同样一句话，一个现象，在左派和右派的笔下，是不一样的。不是他们什么观点都代表了西方，代表了“先进”。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因为社会自由，在西方有比东方更多的醉汉、流浪者、神志不清的人。因为社会自由，这种人也更加容易进入到学界和知识界。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痛感中文世界引入如此多的昏话。由于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一澄清，所以很多时候只有不去管它，让它自生自灭。然而有些东西，却由于那些炒作的人的不屈不饶，或者说，迎合了某些权势人物，而不断获利，又不断炒作，从而很可能给社会带来大的灾害，这就使你不得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曹长青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此。

笔者无暇去考证这位教授为什么会写下如此一本书，但是感到，他肯定有自己的经历和政治动机，笔者怀疑他是否是一位极左派，有共产党思想背景，或者曾经在韩国社会非常失意，因为在韩国人中持这种观点和有如此“履历”的人确实非常少见。当然这也是民主社会的特点，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也包括必须有人对他进行质疑和辩驳，否则对社会可能造成失衡的影响。

三，曹长青现象辨析

曹长青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作家，独立记者。如果他真的以此来要求自己，那么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辨析一些问题。

我认为曹长青先生没有意识到他的做法和自由作家、独立记者相去甚远。究其思想方法问题，笔者深感，他从小和笔者一样受的非黑即白的，共产党的二分法教育的直到如今在他的头脑中还占支配地位。曹长青先生不仅思想方法是非黑即白，而且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民主社会的党派观中：一切党派非黑即白。

更进一步的对这种思想方法在认识论领域中的辩驳，在此笔者不再作分析。但就这个非黑即白的党派观，在民主社会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社会的党派存在是因为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保守也罢，激进也罢，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为此，你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你必须学会容忍、尊重对方的意见，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讨论。在民主社会，即便是党派的喉舌、乃至“打手”，也只是攻击对方的弱点，而不是，也不可能把对方置于死地。上纲上线是共产党社会的做法，在民主社会可以肯定地说，拉高调子的做法非常令人厌恶。如果对方真是民主社会的敌人，那么可以绳之于法律，而不必如此煽动。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曹长青先生的做法非常值得讨论。他在台湾“内部”政治问题中的做法，不仅偏离了记者，自由作家，甚至作为民主社会的党派“打手”也都出了界。

首先他对国民党的看法和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国民党的确曾经是一个革命性的、专制的政党。但是，它经过了两个值得人们重视、甚至尊敬的变化，赢得了重生。这就是八七年开放党禁和二零零零年心平气和地接受选举失败，让出政权。这两个变化使得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党，尽管你可以说它非常保守，带有陈腐气。但是它已经货真价实地是一个和民进党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这两个变化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后者，和平地转移政权，这对国民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尽管对民主的定义不同，但是，我认为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定义是非常有参考意义的。他认为，民主就是能够通过选举实现政权转移。否则就不是民主。例如，今天大陆无论怎样，在什么范围中扩大所谓民众的“选举”，如果民众不能够通过选举把共产党选下去，就永远不是民主。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无论它怎么吹嘘民主，如果它不能接受民主选举让出权力，那么它就永远不是民主政党。转型后的国民党经受了这个考验。

因此，八七年的开放党禁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党，只有和平经历了二零零零年大选失败后，国民党才可以说彻底完成了转型。这一点，我想起了李远哲先生二零零零年对民进党的支持，他后来承认说了过头话。但是我认为，他最根本上还是对了，因为二零零零年的选举结果促进了政党轮换，从而大幅度推进了台湾民主的发展，推动国民党完成了转变。所以曹长青等先生用那种共产党式的打棍子、你死我活的方式攻击国民党，不仅不是民主社会的方式，而且实在可以说是败坏民主。

第二，这种唯有自己的主张正确，不能失败，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违背民主社会的原则的。

以波普的标准看，和国民党这个曾经是专制的工具的政党的变化对比，民进党，以及李登辉还没有能证明他们是否能够经受这个考验。因为，在二零零四年的选举中，李登辉居然公开说过，如果连战宋楚瑜选胜，他就要逃离台湾，而三一九枪击案则更使人们可以怀疑，民进党是否输得起，如果民进党输了，台湾是否会爆发内乱！？

对于民进党是否能接受，和经得起政党轮换的考验，目前来说还没有确定的经验答案，一切还只是一种推测。但是可以说的是，从李登辉的言论和做法看，他把台湾民众内部民主选择变成你死我活的选择，而这样性质的选择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能输，不能轮换。这种威胁的结果是威胁损害了民主制度、民主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曹长青先生甚至走得比李登辉先生更远！

第三，在这种被李登辉等先生变成你死我活的对抗中，曹长青先生的很多做法可以说是太过分了。例如三一九枪击事件后，人们不会忘记是曹长青先生迅速跳出来说，这可能是共产党特务干的。曹长青先生则应该没有忘记，即便李登辉等人，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为了选举造势进行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没有证据地宣称。这种做法又是染有典型的共产党宣传部的特色。三一九枪击事件已经荒谬绝伦，曹长青先生的这个做法真的让人感到很丢人，说有点小丑跳梁，也是毫不过分。

所以在曹长青先生置身于有关台湾内部的事务的时候，他的言论营造的整个气氛使人有时空倒置的感觉。用办深圳青年报的方式攻击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人士可能会从中感到一丝快感，但是用这种方式讨论其他问题，就有些令人厌恶了。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说，曹长青在台湾“内部”问题中的做法，不仅偏离了记者，自由作家，甚至作为民主社会的党派“打手”也都出了界。

第四，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曹长青先生应该明白，独立记者、自由作家或者撰稿人与政治人物，无论李登辉，还是马英九，在社会生活中，思想中都是有相当距离的。他可以赞成他们的某种观点，甚至某种程度地支持他们，但是拉拉扯扯就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曹长青先生在美国生活，应该看看美国的记者和作家是如何行事的，有哪一个记者、作家发表新书是靠政治人物“站台”？

八九年后，我曾经和已故德国汉学教授马汉茂谈到严家琪先生的大陆版《首脑轮》，他说，一本学者的书，在前面印上和某国总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的合照，这在西方是令人奇怪的。后来他自己陪同当时的外交部长根舍访问中国后，对我自我解嘲地说，“很奇怪，很丢脸是吧？”我从他那里了解并且学到，在一个正常社会生活的人，可能会按照不同的需要去从事各种不同的活动，但是他应该知道不同的规范，不同的耻辱观。绝对不应该把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

与此对照，曹长青先生和权势、政客的关系，实在是太过分了。知识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权、势、钱的关系并不因为在中国大陆和在台湾就会有什么不同。然而，曹长青先生自己似乎没有觉察到这点，这引起笔者的奇怪。细检曹长青先生二十多年来的历程发现，就是笔者在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曹长青先生从来没有从事过独立的新闻，文学，或者知识研究工作。他始终是围绕着党派政治，八九年前在国内的时候如此，到海外仍然如此。所以他也不明白此种的荣辱和规范。

我当然也知道，选择这样做，去这样说，是曹长青先生的权利，然而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按照行业的规范准则来说，这样做和一个自由作家，独立记者相去千里。笔者希望读者看到，曹长青先生的这些做法，只能说是“台联”，台独团体的党派干部。

曹长青先生的这种党派先锋角色在西藏问题中并没有掀起很大风浪，是因为达赖喇嘛秉持的是宽容，互相理解，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平相处而牺牲忍耐自己。他甚至常常力图善意理解要置他于死地的共产党政府，乃至共产党文化。所以任何天性中的党派打手在他那里都不会感到如鱼得水。

曹长青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内部的党派斗争中，在李登辉先生那里找到了共鸣，是因为二者的思想基础都是那种封闭排他的非黑即白，党同伐异。而对于具体促使曹长青先生和李登辉先生走到一起去的，究竟是反共、还是反中，我想就连曹长青先生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因为两个人的前半生都和共产党有过关系，两个人对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人又都是否定和痛很。但是，可以说的是其根源却不尽相同，李登辉先生是对日本文化的爱，对日本近百年历史的认同和同情，而曹长青对传统的看法却是遗传于共产党的一元论历史观，二分法认识论。当然，也不排斥来自日本建立的满洲国地区东北的曹长青先生，潜在地也有那种对日本的爱。然而，笔者认为，即便退一步说，对这种对日本的爱可以讨论，但用这种爱播种“地域主义”，播种仇恨，却肯定是要否定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由于感到重要，笔者希望再重复几句题外话，但它却是一个具有相当危险的问题。将近十年前，笔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时写过，

“近来民族自决权力，似乎变成和我们所推崇的天赋人权一样是一个不能否定，不能有任何微词的原则。这就使它成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但是，它的确是荒谬的，并且被政客制造出了很多流血的动乱，例如今日的俄罗斯车臣问题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卡尔?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任何人只要稍微花点功夫研究批判民族自决原则，都一定会明白它荒谬绝伦，这条原则等于要求每个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国家应局限在自然疆界之内，这个疆界应和一个种族集团所处的地域相吻合；因此，应该由种族集团即‘民族’来决定和保护国家的自然边界。”

波普认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因此“民族主义梦想的所谓‘民族’或‘种族’并不存在，长期居住在有着自然边界的国家里的同质的民族集团是没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没有的。”甚至马萨里克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它建立那天起斯洛伐克就以同样的原则要求脱离这个国家。在爱尔兰、印度、以色列、南斯拉夫，到处都是如此，因为这样建立的国家内部仍然有少数民族，民族自决并不能保护少数民族，集团和个人，民族自决在很多时候煽动的是集团情绪，民族主义情绪，这里且不说民族自决所面临的历史、政治和法律问题。”

“民族自决用在只有二三百年民族和国家（Nation）历史的西方尚如此，如果它用在和西方历史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则必然会产生更大的混乱，给未来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借此机会再次吁请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论民族自决的问题上一定要小心，决不能轻易地追逐时髦，这是一个会“祸国殃民”（！）的问题，我认为，要认真地思索人权，政治自决和民族自决的区别和联系，认真地思索中国自身存在的历史和精神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波普所说，重要的是对少数集团的尊重，而不是所谓民族自决。”（见安琪，《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学者仲维光先生》）

至于对这种排他的族群思想的警告，波普说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都会被当作道德和宗教信仰来用。这是他们仅有的力量。而在理智上，它们近于荒谬。”爱因斯坦则更加尖锐，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幼儿疾病，是人类族群的麻疹。”曹长青先生在抨击共产党挑动、利用民族主义的时候，想必也使用过这些言语，这些道理不会因为你改换了时空就失去了意义。谁不相信这点，谁肯定就会受到惩罚。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名诗不会因为曹长青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而失去它隽永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仲维光说——“东西德统一”及曹长青现象辨析；我看曹长青朝秦暮楚，十分可疑！

2024年6月21日星期五

“退党运动”是共产党的脱罪化

《“退党运动”是共产党的脱罪化》（2006年10月10日唐子）报道：

（一）

《大纪元时报》发起了退党运动，才开始我们还为它高兴，以为民运不行了，法轮功可以救中国了。但是几年来下来不由得我们不失望：“我在邪党文化欺骗下长大，被动的参加了党、团、队，自看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后，才了解到中共一贯是以党代国、以权代法，为了维持其独裁专政，80多年来利用麻痹人民思想、伪造事实、欺骗群众。没有法律和人权的保障，党内干部贪污腐败严重，把国家治理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郑重声明：从今日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抹去兽印，永保平安。”……除了天天炒作的这些陈词滥调，《大纪元时报》好像除了糟蹋文字、严重浪费捐款资金外，黔驴技穷。

此外，《大纪元》上的陈词滥调还隐藏了一个阴谋，比浪费资源更加严重。我们发现：“退党保平安”，这句口号表面上意味着“退出共产党你就脱胎换骨，与魔鬼告别了”；但实际上这句政治正确主义的口号下面，隐藏着人们猝不及防的一个陷阱：那就是替整个共产党脱罪，为所有犯罪分子漂白！

多数追求民主、热爱自由、反抗专制、唾弃共产的人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退党运动”这样一个积少成多的个人脱胎环骨动作下，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真正实质：不论你以前如何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贪污盗窃、强奸妇女，只要你一旦宣布退党、退团甚至退出早已退出了几十年的少先队，你这个罪犯就一下子变成了好人、清白的人，就可以既往不咎、扬眉吐气了！其神奇的效果犹如黑道漂白，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了。

具体说来，如果一个犯罪分子通过《大纪元时报》办一次退党手续，那么，这个原先罪恶累累的党员、党徒、党棍、党霸乃至党阀，就可以摇身一变为一个好人，一个善人，一个所谓真善忍的修炼者。在这种荒唐的、险恶的逻辑面前，一切具有正常头脑的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还有没有公平？还有没有正义？还需要不需要继续维持惩治罪恶的必要机制？

如果通过《大纪元时报》办一次所谓的“退党手续”，一个罪恶累累的党员、党徒、党棍、党霸乃至党阀，就可以摇身一变为一个好人，一个善人，一个所谓真善忍的修炼者，那么试问：法庭和监狱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警察和法律还有什么继续存在的必要？如果真是这样，中国还需要什么民主革命，还需要什么人权、自由？干脆让中国共产党换一块招牌，叫做“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党”，让整个共产党集体性地、一次性地的办理一个退党手续，所有党员干部一起咸与维新，岂不是集体洗心革面、乌龟王八都成好人了？其闹剧性质就像当年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内部闹革命那样，一起来个“白皮红心”的巨大骗术，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借腹生子、偷梁换柱、桃代李僵、瞒天过海，自然满盘皆活、皆大欢喜了！

然而，如此里应外合的结果，却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笑不出来的。请注意，这种性质的退党活动，只不过是中世纪式的鸡犬升天观念，决不符合法治社会的惯例。退党运动的口号和做法，其实是在帮助罪恶累累的党员、党徒、党棍、党霸乃至党阀脱罪解困，帮助他们把以往欠下人民的血债一笔勾销。这在本质上不是坏人的洗心革面，而是坏人在乔装打扮，在进行脱罪化的阴谋活动。这样的退党运动之纵容坏人，就像当年让他们“混进党内、军内、政府内”一样，在形势不利的条件下再度“混出党外、军外、政府外”，从而达到黑道漂白、黑白通吃的左右逢源。这种左右逢源的“法轮大法”，其实连邪教都算不上，而是一种极为低劣的骗术，是所谓“东北虎”穷困潦倒、南下捕食的拙劣技法。这样的法轮大法，最终必然走向颠倒黑白，并在混淆是非的基础上，通过招降纳叛、网络社会渣滓，组成一个巨大的、名副其实的社会毒瘤。其最后结局只能是把自己给打发掉，把不是帮助别人把法轮给转起来。

这样名为“法轮大法”，实为社会毒瘤的东西，如果真的不幸而成了气候，那也只能把人们带往一个新的中世纪，一种更大的黑暗时代。它只能摧毁现代化，摧毁言论自由，摧毁人权保障，摧毁中国社会本来就极为缺少的民主素质。把中国好不容易才赢得一点点自由度全部消灭，跟着一个歪嘴吹喇叭的小号手，翩翩起舞跳大神。

（二）

资深老报人李勇在谈到《九评共产党》的系列文章时，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从未站起来；反对共产党才是真正爱中国；而共产政权才是真正影响中美关系因素。（见《2004年12月11日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报导）

李勇认为，“1949年共产党抢得政权用武力夺权成功以后，他不要把老百姓搞得这样惨，不要捆着老百姓手脚，老百姓可以自由发展，就算到了今天五十四年以后，就算比不上欧美富强，他也不会比香港台湾差，他今天弄到今天这个境地，还说要慢慢来，他还不痛心疾首，重新加快脚步，他还说慢慢来，那根本就是一种自我找藉口，自我脱罪，他们搞了几十年把国家搞的贫穷落后到这种程度，他不检讨，不认罪，不道歉，他还要讲要慢慢来。老实讲如果他们早知道要改革开放，早就真正的为民生着想，不要把老百姓搞的这么惨，拚命去搞政治斗争，搞运动，今天中国的局面，起码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么惨，至少也可以追上台湾香港，台湾香港之所以可以变为四小龙，之所以变成每人一年平均收入可以到一万八千到两万六千，中国大陆一千块钱都不到，这怎么叫富强呢？连台湾香港都还没有赶上，要赶到那个地方，要多少年的时间，盖一个建筑，开一条马路，花一两年时间可以做出来，如果他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提高老百姓的水准，那要多少时间，不可以慢慢来。”

当记者问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太多，贫穷的人太多，所以他起飞不如香港和台湾呢？”

李勇回答说：“不对，不对，讲人口密度，假如台湾算一个国家，台湾的密度全世界最高的，假如以地区来比量，香港的人口密度是最高的，他们曾经说假如把香港高楼的人全部赶到路面，站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密集人口的地方，香港政府可以让他们生活过的这么丰富，那么自由，那么舒畅，以人口这样对比，大陆可以加到五十亿都不算过份，人根本不是一个负担，人是一个资源，只有李鹏那个傻蛋才会讲喂饱十三亿人口不容易，谁要你喂饱啊，是你共产党要老百姓来喂饱，他反过来说他要喂饱十三亿人口，中国人本来就可以自己创造财富，你有什么地方对老百姓有贡献过，所以这种话都是共产党自我脱罪……他们这些干部、这些官可以活，就靠老百姓的税，美国人也不敢讲说我要喂饱二亿五千万美国人多难，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要交税，你买东西就给税了，不要说你的所得税，美国政府就靠这个税来维持这个国家的强大，人本来就是一个资源，到了共产国家变成一个负担，我都不晓得他们怎么回事。”

李勇先生讲得太好了！充分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支持《九评共产党》的原因。

但是，越来越离谱的“退党运动”使得我们不得不出来说话，不得不出来表态：“退党运动”正是共产党自导自演的一幕丑剧，用来丑化海外民运和反共运动，让所有人跟着法轮功一起丢脸。仔细核算下来，“退党运动”的唯一得利者就是中共。正如“苏家屯”闹剧的唯一得利者就是中共。中共的手伸得太长了！伸到民运中来了！伸到反共营垒里来了！伸到法轮功和《大纪元》里来了！伸到“退党运动”里来了！

我们必须揭露这只魔手！我们必须斩断这支魔手！我们必须告诉世人：“退党运动”就是共产党的脱罪运动，就是犯罪分子的漂白运动，就是赃款的洗钱运动。

善良的李勇先生绝对没有想到，“共产党的自我脱罪”花样翻新，竟然用“退党运动”的形式办了起来！

李勇先生，是你用自己的良知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了！揭露法轮功，揭露《大妓院》，揭露退党运动的为共产党漂白脱罪的阴谋！这是你作为一个老报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谢选骏指出：人说——“退党运动”是共产党的脱罪化。我看这是因为——法轮功的李洪志及其左右，皆为共产党团，不退党团不行，但退了党团还是党团。因为他们组织上退了党团，但行为上没有退出党团，依然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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