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文明化需要禁用阿拉伯语

 《解码中国：北京如何将伊斯兰教“中国化”》（德国之声  2024-06-30）报道：

世界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起源自中国。统治者从很早起就开始将宗教信仰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如今以无神论自居的中共政府依旧延续了这一传统。

站在西安的大清真寺前，我对售票员说道：“Salam Aleikum（你好），” 他马上用阿拉伯语回答我：“Wa aleikum assalam！（向你问好！）”“您是穆斯林。不要门票！”他邀请我进入清真寺内。

但我不是穆斯林。我只是想参观这座古老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如今已成为中国古都（古名“长安”，意为“长治久安”）的一处旅游景点。非穆斯林需支付25元的门票，这个门票价格不算便宜。

尽管得知我并不是穆斯林，售票员对我用阿拉伯语问候仍然感到很高兴。显然，一般国内游客都只是用中文和他打招呼。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并表示感谢。

中国第一座清真寺建于7世纪

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自公元7世纪起，国际交流变得频繁起来。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法师有感各处对佛理说法不一，誓愿西行求法。然始终未获批“通关文牒”，遂“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贞观十九年带回梵文大乘经典657部，并着手译经。

和佛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舶来品”。

唐朝年间第一批穆斯林伊玛目通过海路抵达中国。作为先知和宗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圣伴，赛义德·本·阿比·瓦卡斯（Sa'd ibn Abi Waqqas）于公元651年出使中国，唐高宗接见使团后，下令兴建中国第一座清真寺。

据说，在此期间，西安的大清真寺落成，就位于皇宫附近。阿拉伯商人从西方经由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亚地区来到中国长安，除了带来外国的各种奇珍异宝，也带来了异域思想。如今这座清真寺位于穆斯林社区中心的一个集市上。

伊斯兰教：可以信仰，但受到控制

然而，西安的清真寺与伊斯兰建筑明显不同。单从外观就可以看出区别。例如，清真寺的标志性元素——尖塔（或称宣礼塔）——被设计得像一座中国塔楼。甚至礼拜大厅也是遵循中国传统风格而建。对清真寺进行强制改建是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严重限制的一个明显证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18条明确保障了宗教自由，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准则。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宗教习俗进行“入乡随俗”的改造是一种常见做法。例如，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十个回族人九个姓“马”。“马”在中国是一个常见姓氏，但其实际源于先知穆罕默德（Mohammad）。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认为穆罕默德这个姓氏不够中国化，因而下令，不同信仰者必须改为中国姓氏，与当地人通婚，并且放弃自己的传统服饰。因此，回族人不得不缩短他们的姓氏，以屈服皇权。

统治者控制宗教

据华盛顿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报告称，目前大约有1700万穆斯林生活在中国，其中大多数是什叶派穆斯林。他们分布在十个被国家承认的民族群体中，其中最大的是回族和维吾尔族，每个族群各有近800万信徒。 中国“汉化运动”如何影响全国穆斯林社群？

与基督教教会一样，中国穆斯林也不允许直接与外国取得联系。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对此现象进行了描述 ：“只有‘爱国’宗教组织才被允许在其寺庙、教堂、清真寺以及登记在案的集会场所进行合法运作。且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据英国《卫报》（Guardian）报道，今年二月，中国最后一座保留阿拉伯风格特征的大型清真寺——位于云南省的沙甸大清真寺（Shadian）被“中国化”，失去了自己的圆顶。其宣礼塔也被彻底改建成了中式风格。

历史学家、哲学家秦国尚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与政治家都注重君主的形象与威望，以增强对人民的掌控和支配力。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弱化神权的影响力，例如压制异端思想和信仰、设立官方宗教、限制宗教团体和教派等。这些实践都加强了君权的地位，弱化了神权的影响。秦国尚补充道，如今的中国情况并未有所不同。

回族“被汉化”，维吾尔族进“再教育营”接受改造

人们只能信仰被国家允许的宗教，就像那些我在西安遇到的回族人一样，回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但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他们与中国人数最多的汉族人并没有明显区别。在德国明斯特大学（Universit?t Münster）研究伊斯兰教的弗劳科·德鲁斯（Frauke Drewes）这样写道，他们的信仰认同部分并没有导致其被排斥，而是与汉族保持着总体来说友好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回族与人口占比最多的汉族非常亲近，密切程度超过其他民族中，与他们持有共同信仰的同胞。”

根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报告，相较于回族，另一大穆斯林群体维吾尔族则遭受了“系统性的羞辱、惩罚和酷刑。”北京政府在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自治区设立了官方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声称是为穆斯林少数民族提供学习手艺的机会。而在这些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拘留营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学习的是中文和中共意识形态。人权组织批评称，这是试图抹去宗教身份的举措。据新疆地区政府2019年报道称，所有“学员”现已“毕业”，被获准离开。

美国务院：中国仍有数千人因宗教信仰遭关押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对维吾尔族的压制已经结束，” 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t Würzburg）汉学家比约恩·阿尔佩曼（Bj?rn Alpermann）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写道。在新疆，中共政府继续致力于“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并实施文化灭绝”。如今这种压迫手段已不再明显。“路障已被监控摄像头取代。其目标仍是将少数民族同化，并在生活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监控。”最新人口普查显示，目前有1160万维吾尔族和将近1100万汉族共同生活在新疆地区。

信教不能“登大雅之堂”

如今许多维吾尔族人选择离开家乡，他们来到繁荣的大都市，并在那里找到了工资更高的工作，通常是在清真餐馆上班。至于宗教信仰活动，则以地下的方式悄悄进行。

穆斯林斋月期间（Ramadan），我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餐馆遇到了一位来自新疆的女服务员。她的面条店墙上贴着一个用中文写的告示牌：“禁止食用自带食品！禁止食用猪肉！”

当时距离开斋节还有三天。我于是向她询问具体太阳下山的时间，以及穆斯林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食。她起先有些不安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了看她的iPhone。之后她走过来轻声在我耳边说：“嘘，请不要打扰其他客人！现在离太阳下山还有13分钟。”

事实上，汉族人在理解“斋月”这一概念时并不会将其与禁食禁饮联系在一起。“斋”会被字面化地理解为佛教和道教的“吃素斋戒”。

谢选骏指出：人说——解码中国：北京如何将伊斯兰教“中国化”；我看——伊斯兰教“中国化”就要禁用阿拉伯语这一文化侵略的工具。在这方面，基督教就做得很好——基督教会使用中文汉语的“和合本”，而没有使用希伯来文的旧约和希腊语的新约。其他国家的基督教也是使用本族语言，不像伊斯兰教的传播，需要透过特定的民族语言阿拉伯语，结果就造成了文明的停滞、社会的僵化。所以说，不仅伊斯兰教“中国化”需要禁用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文明化”也需要禁用阿拉伯语！

人又说，“可以这么说，回族与人口占比最多的汉族非常亲近，密切程度超过其他民族中，与他们持有共同信仰的同胞。”——我看这是因为德国人不懂，所谓的回族人，本来就来源于汉人……是逃来中国的色目人男性收购汉人的女婴作为童养媳繁衍出来的！换言之，回民的的母系来自汉人，父系来自各色穆斯林，那么从种族上看，回民当然和汉人最近了。

谢选骏指出：吴敬琏也是天安门屠夫的帮凶吗？

《吴敬琏六四以后对赵紫阳落井下石》（《外参》特约记者　郑雨祥 2010年5月25日）报道： 

吴敬琏在七千字“上书”这个拍马屁的落井下石动作中无耻地说：“几年来赵紫阳同志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在工作指导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多年累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紊乱，经济结构恶化，需求总量失控，国民经济的‘老本’损耗严重，同时，国家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极度削弱。”

 

“前几年，赵紫阳同志对经济工作的错误指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这些日益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激起了各阶层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一撮阴谋份子又利用群众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挑起了动乱和暴乱。”这是《外参》记者最近获得的一份吴敬琏上书中的内容，文末所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89年6月14日初稿，7月12日修订。

赵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老本”损耗严重

吴敬琏是中国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这篇由他执笔整理的七千字上书，开门见山指出：“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一部分经济学家深感忧虑，认为需要及时採取有力的措施。最近讨论过几次，现将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综合如下”。

上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紧迫的经济形势”，第二部分是“近年来的主要失误”，第三部分为“需要採取的措施”。

吴敬琏描绘“紧迫的经济形势”说：“1988年夏季爆发的深刻经济危机，经过十三届三中会议以后几个月的治理、整顿，到今年初，虽然浅层问题（如群众对物价暴涨的恐慌心理）有所缓解，但深层问题（如机制溷乱、结构恶化和效率下降）尚未转机，而且由于要压住必需品价格涨势，财政增支减收因素大量增加，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表现为流通中广义货币量M2，即现金加各项存款）继续膨胀。这意味着可能导致物价暴涨的因素仍在积累。从四月中旬开始的学潮、动乱和暴乱，不仅造成了数十亿元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国际收支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六月份财政已出现某些险情。”

他列举了原定的74亿元赤字将成倍突破、银行债台高筑、内外债还本付息高峰将逐步来临等等险情，披露数字说：今年（1989年）财政的内外债还本付息支出150亿元，1990年将一跃为430亿元，1991年490亿元，1992年将超过500亿元。外债还本付息高峰今年就已经到来，全年预计需要支付117亿元美元。他警告：“今年经济发展的短期前景相当严峻”，“从中期观察，这种经济形势很有可能要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吴敬琏认爲，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将矛头集中到赵紫阳身上，：“几年来赵紫阳同志偏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方针，在工作指导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多年累积的结果，是经济体制紊乱，经济结构恶化，需求总量失控，国民经济的‘老本’损耗严重，同时，国家的调控能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极度削弱。”

在上书的第二部分“近年来的主要失误”中，吴敬琏系统地批判了赵紫阳的错误。

他说：面对目前严重的经济疾患，首先应当科学地分析十年来先有五年（1979—1983年）顺利发展、然后逐渐陷入困境的全过程，对病因、病程作出正确的诊断。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吴敬琏写道：“1984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大的失误。这主要是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赵紫阳同志，在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都推行了自己的一套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损坏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一方面对必要的根本性改革回避敷衍；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推行种种似是而非、有严重负效应的‘新措施’，朝令夕改，花样不断翻新，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所适从。”

赵紫阳经济方针造成五条危害

吴敬琏认爲，赵紫阳推行的方针共有五条造成危害最为明显：

第一条，把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片面等同于“破除旧的条条框框”和“放活”。在破除原有的各种规章制度，打乱指令性计划秩序的同时，不努力建立初步的市场关係和基本的市场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建立指导性的间接调控机制。这种作法，使国民经济管理缺乏一定的章法，中央的调控缺乏必要的手段。赵紫阳同志还以“容许探索”为名，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自行“变通”中央的政策和盲目进行“撞击反射”式的试验。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灯论”广为流行，争相傚法“打擦边球”的错误做法，使各种违章违纪行为合法化，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溷乱。

第二条，用对地方、部门、企业和个人“让利”和对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分权”，取代对经济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造。这种做法，使国民收入分配急剧向个人倾斜；由于连年大量“让利”，形成了国家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困窘，捉襟见肘；同时由于“工资侵蚀利润”现象普遍发生，企业的生产资金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并没有得到保证。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地方、企业不去认真改进经营管理，而是致力于寻求特殊优惠和挖国家的老底，来代替改善经营管理的艰苦努力。这样国民收入分配倾斜的结果，一方面让少数人发了大财，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效率并无显着提高的基础上大量“让利”，近两年已难以为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从国民经济管理看，由于在依靠行政力量协调国民经济的格局并未打破的条件下不适当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职能，过度地向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分权，一方面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急剧下降，维持国民经济有秩序运转所必要的宏观总量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状况趋于恶化；另一方面又使条块分割加剧，在国内市场上，各地方、各部门相互封锁，互挖牆脚，势成割据，各种争夺物资“大战”愈打愈烈，在国际市场上，贱价倾销，“自相残杀”，肥水外流。

第三条，曲解中国经济改革要通过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建立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保证勤于劳动和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以便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普遍富裕这一基本政策。赵紫阳同志不是致力于通过等价交换和多劳多得来奖勤罚懒和奖优汰劣，而是广泛採用“吃偏饭”、“给特殊政策”等非规范的办法，对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个别社会集团乃至个别人“给好处”。特别严重的是，长期维持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造成了社会核算基准的扭曲；与此同时，我们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事实上都在鼓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行为。这为“官倒”、“私倒”利用价差、利差、汇差等大发横财大开方便之门，打击了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和诚实劳动、勤恳工作的劳动者，使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日益加剧。而在分配不公受到愈来愈多的评判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却亲自出马鼓吹“腐败不可避免论”，并为官倒行为作辩解。于是，近年来腐败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迅速蔓延。在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十分严峻，连续两年1/4以上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奢侈之风却在各级官员和高收入社会阶层中愈刮愈烈。分配不公和腐败蔓延，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也是这次动乱中那麽多群众能够轻易地被挑动，同情、支持甚至参加反政府活动的重要原因。

第四条，在1984年粮食大丰收后，由于连续的通货膨胀造成农产品价格相对偏低，农业生产已经出现问题。但在当时，领导上对整个农业的形势坚持作“乐观”估计，采取了某些不适当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开小口子”等错误的做法。赵紫阳同志在农业开始走下坡路、农业物质技术遭到削弱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急剧下降的事实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然粉饰太平，认为粮棉生产已经“过关”，只是流通环节存在问题。与此同时，采取了向农村加工工业急剧倾斜、拔苗助长的所谓“以工补农”政策。这种政策既打击了城市大工业，又并未真正起到扶助农业的作用。相反，由于农业同非农产业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又打击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在缺乏平等竞争、不能做到优胜劣汰的条件下对乡村企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加上地方财政包乾制度的影响，使大量设备差、效率低的小企业发展起来，与国营大中型企业争原料、争能源，致使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社会经济效率的下降，又大大降低了国民经济对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乡非农产业转移的承受能力，影响了社会安定。

第五条，在近五年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由前五年的改革促成的经济繁荣显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越来越多地依靠吃老本、“超分配”和通货膨胀来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和维持表面的繁荣。1986年以后，他一直对“通货膨胀有益论”和“紧缩（需求）有害论”採取支持的态度，反对对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进行有效控制。直到1988年夏季，在严重通货膨胀已经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他仍然听不进专家学者的劝谏，继续抵制和阻挠对经济环境进行治理，公然主张“用通货膨胀支持高速度”，终至酿成1988年秋季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党中央作出治理、整顿的正确决策后，赵紫阳同志又极力推卸他多年来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失控的责任，硬说通货膨胀是由1988年中央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引发的。

吴敬琏还说：“他（赵紫阳）的‘智囊’班子，则散佈流言蜚语，阻挠治理整顿，其后更借机製造事端，煽动动乱，把经济危机推向社会政治危机。”

献计献策纠正赵紫阳的恶果

在吴敬琏所执笔上书的第三部分中，深感忧虑的经济学家向中央决策层献计献策。他列出了两大类措施：“可以立刻採取的措施”和“带根本性质的对策”。

前者，当务之急是“近期内做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包括严肃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行为，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桉要桉；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建立近亲迴避制度；取消高级干部的“特供”；坚决禁止小轿车进口和削减高档消费品进口，等等。在双轨制还未取消的情况下，实行物资、资金、外汇计划分配公开化的原则，所有贷款指标、物资调拨、外汇额度的分配情况，都要开列清单，公之于众，禁止领导个人批条子和代人说情。还要对执行治理、整顿计划的情况立即作一次全面检查。对压缩投资和行政开支，压缩计划外企业未“到位”的，发出黄牌警告，限期实现。重申原定的投资、信贷控制指标，要求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加以实现。

第二类对策，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他写道：“现在形势紧迫，时不我待。我们考虑，利用平息暴乱以后有利的政治态势和中央较为集中的权力，推行某些强有力的措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把通货膨胀率压到5％以下，儘快把经济关係初步理顺，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他指出，“虽然实施这些带根本性的措施，会有不少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利益上的阻力，而且容易造成某些社会震动，但不实行这些措施带来的风险更大，因而势在必行。”

是哪些“带有根本性质的措施”呢？吴敬琏列出了四大项，每大项又列出了若干条目。这四大项是：

1、改变导致经济管理溷乱、经济结构恶化的财政大包乾、外贸大包乾和信贷切块包乾制度，重建能够有效运作的宏观管理体系。

2、在克服行政性分权、地区部门各自为政带来的恶果的条件下，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双关齐下，调整产业结构。

3、企业承包制要转向规范化的经济核算制，要保证国家原有资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要根据企业规模和经济特点，建成不同类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

4、价格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参数，价格体系不合理，商品经济难于正常运转，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也缺乏有效运作的基础。

在论述价格改革时，吴敬琏再次批判赵紫阳说：“其实，当时关于价格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不能绕开也不能长久拖延的判断不错，只是由于赵紫阳同志坚持在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条件下‘闯关’，才导致了重大挫折。”他认爲，如果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精心设计，并在收紧货币供应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行价格改革还是具有可行性的。

吴敬琏在文中强调：“为了争取民心，堵塞乱源，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外，还要十分注意加强经济工作……必须在短时期内作出显着的成绩”。

成果累累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併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

从1954年起，吴敬琏在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55-1956年，他跟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着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79年开始，吴敬琏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3年，他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从1984年开始至今，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他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6-1987年，他还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桉办公室副主任。

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财经委副主任。2005年，他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吴敬琏出版过很多着作，如《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通向市场经济之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等，还有《吴敬琏选集》《吴敬琏自选集》多种。

《外参》记者给马屁精吴敬琏发出电子邮件求证关于这篇上书的情况，截至发稿仍未得到回音，希望下一期能向读者提供吴敬琏的答覆。(《外参》第1期)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敬琏六四以后对赵紫阳落井下石”——我看吴敬琏也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夫的帮凶吗？

谢选骏：人工智能工具为何缺乏覆盖面或影响力

 

《OpenAI称中俄利用其人工智能技术操纵舆论》（CADE METZ 2024年5月31日）报道：

OpenAI周四表示，它发现并破坏了五个利用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欺骗方式操纵世界各地公众舆论、影响地缘政治的线上活动。

OpenAI在一份关于秘密影响活动的报告中表示，这些活动由俄罗斯、中国、伊朗和以色列的国家行为体和私营公司实施。它们使用OpenAI的技术来生成社交媒体帖子、翻译和编辑文章、撰写标题和调试计算机程序，通常是为了赢得对政治活动的支持，或者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左右公众舆论。

社交媒体研究人员表示，OpenAI的报告是一家大型人工智能公司首次披露其特定工具如何被用于此类在线欺骗。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令人们对该技术可能如何助长在线虚假信息产生疑问，尤其是在全球各地都在举行重大选举的年份。

OpenAI的首席研究员本·尼莫说，在人们纷纷猜测此类活动中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该公司的目标是展示这项技术如何改变在线欺骗的现实。

“我们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目前最广泛报道、持续时间最长的影响力活动的实例，”他说。

尼莫表示，这些活动经常使用OpenAI的技术发布政治内容，但该公司很难确定它们是针对特定的选举，还是只是为了挑拨人们。他还说，这些活动未能获得太多的关注，人工智能工具似乎没有扩大其覆盖面或影响力。

“这些影响力运作仍然难以吸引受众，”尼莫说。

但大西洋理事会数字法医研究实验室的高级主管格雷厄姆·布鲁基警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强大，在线虚假信息的格局也可能发生变化。本周，ChatGPT聊天机器人的制造商OpenAI表示，它已经开始训练一种新的旗舰人工智能模型，将带来“更高水平的能力”。

“这是一种新型的工具，”布鲁基说。“它会产生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

（《纽约时报》已起诉OpenAI及其合作伙伴微软，称其侵犯了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新闻内容的版权。）

与谷歌、Meta和微软一样，OpenAI也提供在线聊天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工具，这些工具可以撰写社交媒体帖子、生成逼真的图像和编写计算机程序。该公司在报告中表示，其工具已被用于研究人员追踪多年的影响力活动，包括被称为“二重身”的俄罗斯活动和被称为“垃圾邮件伪装”的中国活动。

一个影响力活动在Telegram上发布的帖子，OpenAI说，这是利用它的工具生成的。

一个影响力活动在Telegram上发布的帖子，OpenAI说，这是利用它的工具生成的。

OpenAI表示，“二重身”利用OpenAI的技术，在X上用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发表反乌克兰的评论。该公司的工具还被用于将支持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一方的文章翻译、编辑成英语和法语，并将反乌克兰的新闻文章转化为Facebook帖子。

该公司表示，OpenAI的工具还被用于此前一直不为人知的俄罗斯攻击活动，主要是通过Telegram即时通讯服务针对乌克兰、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国家和美国的人民。该活动利用人工智能，用俄语和英语对乌克兰战争、摩尔多瓦政治局势和美国政治发表评论。这项工作还使用了OpenAI工具来调试计算机代码，这些代码显然是为了自动向Telegram发布信息而设计的。

OpenAI表示，这些政治评论几乎没有得到回复和“点赞”。这些努力有时也不够成熟。有一次，该活动发布了明显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我在这里提供帮助，并提供所需的评论，”一篇帖子写道。还有几次，它用蹩脚的英语发帖，OpenAI称其为“糟糕的语法”。

“垃圾邮件伪装”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行动，OpenAI表示，它使用OpenAI技术调试代码，就如何分析社交媒体和研究时事寻求建议。该公司的工具还被用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贬低中国政府的批评者。

伊朗的活动与一个名为国际虚拟媒体联盟的组织有关，该组织使用OpenAI工具制作和翻译长篇文章和标题，目标是在网上传播亲伊朗、反以色列和反美国的情绪。

OpenAI将以色列的活动称为“芝诺芝诺”，称其由一家管理政治活动的公司负责管理。它使用OpenAI技术生成虚构的人物和传记，在以色列、加拿大和美国的社交媒体服务上代替真实的人，并发布反伊斯兰信息。

OpenAI的报告称，虽然当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提高政治活动的效率，但这些工具并没有像许多人工智能专家预测的那样，制造出大量令人信服的虚假信息。

“这表明，我们对人工智能支持的影响力操纵和人工智能支持的虚假信息的一些最大担忧尚未成为现实，”Graphika首席情报官杰克·斯塔布斯说。Graphika追踪社交媒体服务的操纵行为，并审查了OpenAI的调查结果。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工智能工具似乎没有扩大其覆盖面或影响力……”这是为何呢？——我看这主要因为它是由贪官主持的，由于缺乏内在的热情与自由，而很少打动生命的力量。

谢选骏：饿狗争食与资源战争

新书书评：《资源战争: 全球冲突的新展望》（2002年12月18日消息）报道：

《资源战争: 全球冲突的新展望》(英文名：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由迈克尔．克拉尔(英文名：Michael T. Klare)所写。由纽约 亨利霍徳出版社(New York: Henry Holt)于2001 年出版, 277页。平装本价格：US$26.00

迈克尔·克拉尔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英文名：Amherst)法佛学院(英文名：Five College)“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项目的主任。他的作品包括《低强度战争(英文名：Low-Intensity Warfare)》、《用词安全(英文名：Word Security)》、《流氓国家和核无赖(英文名：Rogue States and Nuclear Outlaws)》等关于战争本质改变的书之作者。 

战争起因：人口迅速增长 

克拉尔的书分析了战争的一个起因：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贫乏资源的需求。 

一开始介绍的章节铺陈了以下的场景：随着世界工业化的进行，需求迅速增长，不稳定国家间资源的不平衡分布，以及相邻国家间对资源归属的竞争，加速了冲突的发生。之后的章节着墨于波斯湾、里海、和南中国海爆发的石油冲突；在尼罗河流域和其它水资源冲突；从婆罗洲到塞拉立昂的林木、宝石和矿物冲突的可能性。克拉尔的表现强度在于叙述的扎实性。他对可能冲突的分析，举例来说，在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对约旦河有限的水源的冲突，透过对水量计划的使用率、人口成长和其它相关趋向的详细研究来陈述。就如同克拉尔所显示的，数十个相同类型的冲突在世界各地一再地被重覆。有限的资源、日渐增长的需求、以及资源在地区内的所在位置，结合了种族和政治的不稳定，成为战争的前提。 

克拉尔，身为战争和国际安全的专家，对这些迫近的敌意提出了值得严肃关注、具说服力的解释，它对各个危机详尽的陈述，使人们不仅了解危机的细节，还了解了国际合作在防止冲突的重要性。 

战争起源之二：资源愈加贫乏 

克拉尔对未来战争的另一个令人清醒的预测：冲突起源于我们日益减少的珍贵自然资源供应。 

从中亚的贫瘠油田到青葱的尼罗河三角洲，从南中国海的繁忙运输线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铀矿和金刚石田，《资源战争》认为资源匮乏对国家军事政策上产生日益增长的冲击。 

身为国际安全专家的迈克尔．克拉尔争论说在新的千禧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当国家间不惜一战以控制逐渐减少珍贵自然商品的供应时，战斗的原因将不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迥异而是由于资源的竞争。克拉尔断言，冷战时代的政治的区隔，正受到全球对像石油、林木、矿物、和水等必须物质的需求所淡化。而当全世界的军队把资源安全视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普遍性的不稳定将尾随而来，特别是在资源竞争与由来已久领土主权争执相重叠的那些地方。 

《资源战争》迫使我们在外界环境影响升高和经济竞争加速的时代正视未来的战争，对一个改变中的世界是一个极重要的评估。 

区别于亨廷顿：穷国多冲突 

在未来几十年可能战争全面的分析，克拉尔认为在非洲和亚洲等竞争地区都有适合冲突爆发的因素和合适的成员。 

萨缪尔．亨廷顿(英文名：Samuel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重建世界秩序（英文名：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书中主张：回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文化区别将主导后冷战的国际政治。 

克拉尔认为，在石油、水、宝石、和林木的权力争夺将是驱动国际政治的源动力。的确，石油和水在亚洲和非洲的聚集地——波斯湾、里海、 和南中国海是石油的聚集地；尼罗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流域是水的聚集地——克拉尔发现显著军事活动的增加。在经济和人口成长的驱动下，全球性对石油和干净的水源的需求的持续增长挑起了武力的竞赛、紧张、和冲突。辅以图表佐证该两项资源的有限性，克拉尔清晰地描绘这个问题，并提出当前事项的总结。 

在看似充满种族和宗派冲突的世界里，作者提醒读者，这许多冲突是肇因于自然资源，特别像是石油、水、林木、和譬如金刚石的矿物。这些冲突表面看来是种族性的——的确也许会演变成种族性的——但学者如果忽略了冲突是起源于资源的争执，他们常被错误地解释。石油是这本书的主角，但克拉尔也谈论到人类对有限供应的资源，譬如河流系统(尼罗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的需求，以及发生于非洲和东南亚的林木主权和矿物资源的冲突。他预见资源丰富，原料商业掮客交易和外国武器收购频繁的非洲，在未来冲突的增长。为减少国际的介入，作者提议创立新的国际代办处，致力于防止冲突的发生和在短期间内资源面临匮乏时之必要分配。但他没有确切地告诉读者，这样的代办处如何完成他们既定的目标。 

基于资源的冲突多数发生在非常贫穷的国家，该政府经常积弱的得与外国合作以全球性地销售他们的资源。到现在社会才开始正视到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她们的人民，而不是他们自然的资源。但是当这位作者总结，人类的发展需要时间和社会秩序——而贫穷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领导经常只在短期的利益上斤斤计较。 

书评回顾 

大卫．瑞夫(英文名：David Rieff)刊载于《洛杉矶时报(英文名：Los Angeles Times)》的书评中提到，“聪颖地研究，精明强干的争论．．．《资源战争》透过隐约可见的(资源)匮乏展现冲突的新大陆。克拉尔的分析无懈可击。” 

麦克．涅维斯(英文名：Mike Newirth)刊载于《在这些时报(英文名：In These Times)》写道，“克拉尔的《资源战争》是一份严谨和冷静描述的著作，值得未来数十年地球上的人们省思。” 

关力远，《华盛顿观察》周刊，2002年第15期，2002-12-18 (博讯boxun.com) 

 

 

2003年2月25日14:24:40(京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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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宗教化的美国 

 

 

在美国这个国家所有的国民特征中，美国对宗教的笃信可能是最让全球其它国家感到迷惑和恼火的。美国为什么会如此笃信宗教？为什么美国总是认为它是对的？为什么美国对宗教的笃信在未来不会减弱？

《新闻周刊>>说，当需要力量，并需要判断是非对错时，美国人常常以让全球其它国家特别是欧洲迷惑不解的方式向上帝求助。大部分美国人说，宗教塑造了他们的生活，也显然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据民意测验显示，经常上教堂祷告的人更可能将选票投给美国共和党而不是投给民主党。

<<新闻周刊>>说，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是，宗教权力是现任美国布什政府的政治基础，布什自己有时候在讲话中就如同一个教会的统帅。

布什自己从不讳言基督教帮助他再生——在他39岁的时候，基督教帮助他戒除了酗酒的恶习；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布什就说，人们必须了解他，首先必须了解到接受基督是他的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布什参加白宫的定期<<圣经>>学习会，他周围的人也如此；联邦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每天以祷告聚会开始一天的公务；当美国加州的一个法庭裁决开始公共活动前对上帝进行赞美违反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时，愤怒的政客们在国会山大声赞美上帝。

美国的政客言谈中常常提到上帝已经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选民更愿意自己的政治上的领导人信仰上帝。随着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美国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2001年9月20在白宫会见美国宗教领袖时强调，会运用一切资源，包括警力、情报组织以及银行体系去打击全球恐怖主义。（路透社）

 

的宗教保守派可以说第一次真正地控制了白宫。对于宗教保守派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包括国外和美国国内的人士——最感到担心的是布什在模糊他的个人信仰和他的政策之间的界限。

<<新闻周刊>>认为，宗教信仰似乎越来越影响到布什政府的决策。

不久前，布什提名一个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信徒黑格(W. David Hager)作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个生育健康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黑格反对向未婚女性提供避孕用品，他并撰文称，女性应该通过朗读<<圣经>>和祷告来治疗经前综合症。

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德勒(Tom DeLay)将中东称为撒马利亚(Samaria)——中东在<<圣经>>中的称呼；而2002年中，联邦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阿米(Dick Armey)称，按照<<圣经>>，约旦河西岸的土地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应该离开。

<<新闻周刊>>指出，布什政府的这种让宗教信仰影响政策的倾向同美国的民意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八十的美国公众认为，对上帝的信仰界定了他们的世界观；在最近几年中，保守的福音教会的信徒人数在全美大幅度增加，而同时比较自由的教派却在挣扎着生存。

对于美国总统布什的“牛仔作风”，欧洲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但是，牛仔在美国神话中具有神圣的地位——是年轻，力量和自立的象征；在大部分其它西方国家看来，死刑是一种野蛮的惩罚，但在美国，它来自美国开拓西部时期的由来已久的法典；坏蛋——包括象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应该被戢拿归案并严加处置。

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站在弱者和正义的一边，对美国来说是好事，对世界上其它国家来说也是好的。

很多美国人认同布什政府的看法，即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对暴君的战争，是一个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正义行动。

《新闻周刊》说，不管是出于善于还是傲慢——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美国人在现在战争即将到来之际在祷告和平，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也可能为美国带来战争。 

谢选骏指出：人说“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展望”，我看这是“饿狗争食与资源战争”啊。

谢选骏：日寇终战诏书类似希特勒遗嘱

《日本天皇终战诏书歪曲历史》（2005年8月14日 新消息报）报道：

编者按：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是耶？非耶？如果是，日本战后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让人不理解的行为，把“侵略”说成“进入”，把“战犯”奉为“神明”……为什么日本的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地清算？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样，彻底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是，谁让日本有条件投降？目的何在？ 本文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解读，围绕战后中日、中美、美日关系，揭示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秘密。给我们的警告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阴魂还在日本列岛上飘荡。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60周年。战后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视都要播送“玉音放送”———即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反省日本祸害亚洲及世界的侵略战争，而是断章取义地截取诏书中“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那一段话，制造悲情气氛，要日本国民感谢并体恤天皇为“护持国体”、“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的苦衷，激励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解读一下《终战诏书》的全文： 

朕深忧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辈忠诚勇武之臣民如次： 

朕着帝国政府通告：兹已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言。 

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之甚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持保朕之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 

对始终偕帝国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裂。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联兹寄信赖于可护持国体、忠良之尔等臣民之赤诚，且与尔等臣民永在。若夫情激之至，滥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如是者乃朕之最忌；宜举国一家，子子孙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累世界之进运。以此相期许，望尔等臣民体恤朕意。裕仁 

日本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用“暖昧的日本”这个词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日本人对加害国的侵略叫做“出兵”或“进入”，道歉词句无非是“反省”或“对不起，过去的事给贵国及人民添麻烦了”等。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书，也仅仅叫做“终战诏书”。每年8月15日，供奉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和掩埋他们骨灰的日本爱知县的三根山“殉国七士墓”，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来到这里祭拜。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无比自豪，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按照天皇的诏书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1、

日本学者千本秀树在《天皇制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一书中说：《终战诏书》不存在战败认识。 

过去，中国和各战胜国的教科书中都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被接受这一点看，此说也不算错。不过，若细读天皇的《终战诏书》及其政府声明，从无“投降”二字，更谈不上“无条件”，而且不存在战败认识。1945年8月，天皇致盟军的回复中明确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的。《终战诏书》尽管明确表示发布《波茨坦宣言》的是美英中苏四国，但战争的期限则被限定为“四年”。因为裕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向美英发出宣战布告以后的战争。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似乎就根本没存在过，一概不予理会。 

“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侵彼领土等所为非朕之志也。”把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这种扭曲措辞，充分暴露了裕仁及其亲信试图集体篡改历史的形象，将“帝国”与“东亚”分离开来，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合，以此佯装自己身上不存在通过发动一系列“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与美英两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其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 

再看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开战诏书》，它开宗明义地“对美国及英国宣战”，理由是日本帝国之存亡“濒临危殆”，不得不发动这场旨在“自存”、“自卫”的战争。《开战诏书》承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以后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的事实，却又称该战争暂时已经结束，眼下日本与“国民政府”处于“善邻”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似乎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在1941年12月就已经不存在了。《开战诏书》说：“曩者，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搅乱东亚之和平，遂致与帝国执干戈，兹已经四年有余。幸而国民政府发生更新。帝国遂与之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然，残存于重庆之政权，恃美英之庇护，仍不改兄弟阋于墙之念。” 

虽然说“中华民国”方面“搅乱东亚之和平”，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了中国，但还是承认：长达“四年有余”之间，大日本帝国对中国“执”了干戈，两国之间曾经处于战争状态。现阶段，日本已经与更新的国民政府“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而这个更新的国民政府指的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汉奸汪精卫政权。同年11月，日本和汪伪政权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基本条约》，只承认汪精卫政权为正式政权，以此作为对“庇护”重庆国民政府的“美英”“宣战”的理由。《开战诏书》指责“美英两国支援重庆残存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藉和平之美名，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辱骂美英两国的话语恰恰暴露了日本自己的企图。从《终战诏书》的措辞中似乎已经看不到中日战争的痕迹，就因为它是遵循《开战诏书》的逻辑炮制出来的。 

《终战诏书》中“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措辞，把裕仁自己扮演成“民族”与“人类”的救世主。这样一个新的神话就构建出来了：“接受共同宣言”，是因为“敌人”“使用”了“新”的“残虐的炸弹”，为了阻止更多的“无辜”被“杀伤”，也为避免“我民族之灭亡”和“人类文明”的“毁坏”，天皇作出了“圣断”，因此，裕仁是“日本国之救世主”，“人类文明之守卫者”。 

为了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客不惜捏造历史，消除裕仁即位以来参与战争的痕迹，抹消他作为大元帅时时常发出的决断的后果。 

关于日中战争，裕仁装作一副根本没有发生的样子，企图开脱自己的战争责任。即使决定对美英宣战，也强调自己是作为沉默者的形象出现的。裕仁说：“12月1日，阁僚与统帅部联系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开战。当时我觉得，即使反对也不会起作用，所以保持着沉默。” 

由此可见，《终战诏书》是以免除裕仁战争责任的形式在歪曲历史，是战后日本一系列右翼言论的出发点。 

阿巴斯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罗贝尔·盖兰对《终战诏书》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终战诏书》一次都未曾提到过战败这个字眼，当然也没有使用过投降的说法。裕仁认为残忍的原子弹爆炸是终止这场战争的理由。而且，正如该诏书所述：“昔日，之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仅仅把此当作战争的目的。因此，假如旧军人们将来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改写历史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以该诏书的文本为基石，发表如下说法：我们之所以放弃战争，只是因为我们的敌人采取了非人道的行动。虽然麾下的军队没有遭受重创，但是我们的天皇却同意了终止杀戮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天皇不只是日本国的救世主，而且，他还想成为反对一切残虐行为的人类文明的防卫者。 

对《终战诏书》，罗贝尔·盖兰表示了巨大的惊讶：这种文本简直不可思议，就其精神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式产物。 

盖兰的分析出色地击中了靶心！在日本右翼军人回想录中，旨在“自存”的战争视角被反复提起，作为“日本国救世主”的天皇形象，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篡改历史的旗帜。由日本自民党为纪念《终战诏书》播送50周年而出版的《大东亚战争之总结》一书就宣称：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此基础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笼，编撰了旨在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竟然通过了日本官方的审查。 

2、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1945年8月30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进驻日本，开始了日本史无前例的被外国占领时期。占领初期，麦克阿瑟为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等一整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就是与各项改革同步进行的。其中，天皇制问题与战争、军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当时美国国内主张予以废除并审判裕仁的舆论颇为强烈，33%的人主张处决裕仁，37%的人主张审判裕仁，只有7%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却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他们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审判裕仁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的仇恨，“导致消极甚至半积极的抵抗”，从而为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在战前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长达10年之久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格鲁就说：“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七千万人口的社会。”麦克阿瑟则认为排除天皇的占领，至少也需要100万军队，而且还得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其次，美国当局还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日本共产党和一些进步人士要求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一旦占领结束，有可能发生“共产革命”，这对美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美国当局希望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逼迫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和军备”的重要条款。 

但是保留天皇制，不免除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是不行的。为此，美军代表菲勒斯准将召见战败时身为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时说：以苏联为核心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主张应该把裕仁当作战犯予以处罚。作为对策，最好的做法是日本方面出来证明天皇没有任何罪责。为此，我认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是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在审判之际，要让东条负担全部责任。即要让东条说出如下事情来：“在开战前夕的御前会议上，纵使陛下反对对美战争，我也横下一条心，要将战争强行进行下去。”对此米内大将回答：本人完全同意。我认为让东条(原首相)与岛田(原海军大臣)承担全部责任是脱陛下罪责的最好办法(引自丰田隈雄：《战争裁判余录》)。 

就这样，围绕免除裕仁责任的设想，日美之间达成了共识。对于苏联非常强烈地主张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处罚的理由，菲勒斯准将以美国冷战思维方式说：这是企图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也就是说，通过将苏联视为敌人，天皇与麦克阿瑟成了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盟友，就这样日美化敌为友，达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这种立场，后来成为日美关系中一贯的重要政治支柱。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得好，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为了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释放和武装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1949年5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由于战后国际局势迅速向冷战方向发展，东京审判远远没有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法西斯审判那么全面和彻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判绞刑的只有7人，其量刑之轻让人惊诧。不久，盟军陆续释放了除28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仅几年后，盟军还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8名甲级战犯予以提前释放。其中罪刑严重的战犯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不但没有接受审判，反而安享晚年并获得立碑纪念的荣誉，主要原因就在于七三一部队向盟军提供了研究成果。美军负责人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试验室是无法取得的。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结果，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又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战后的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年顺利当上了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1952年任改进党总裁，以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 

日本政界又有家族承袭传统，如上世纪90年代的首相细川护熙，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首相的外孙，现在的东京都知事、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又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当时有石原、板垣、土肥原“三原左右关东军”之称)之子，他们怎么可能清算自己政权和前辈的罪行？ 

3、

2005年6月22日《纽约时报》：现在对美国来说，最好是出现一个强大而且重新实现军事化的日本，而不管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或是战犯问题上说些什么。 

今年5月4日，大江健三郎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示担忧。这种倾向体现在日本试图修改宪法及首相小泉纯一郎经常参拜存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上。大江说这种倾向现已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但我们抵制这种倾向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知识界“九条会”的领导人，该组织致力于确保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不被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右翼要求修改宪法的主要症结所在。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放弃保持军队的权利，永远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大江健三郎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2001年1月，小泉纯一郎不顾国内70%的舆论反对，强行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而过去，“自卫队”向海外派兵一向被历届自民党内阁视为违宪行为。但是这个规矩却被身为自民党与公民党联合政权的小泉内阁给践踏了，它意味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宣布“放弃”的“交战权”被行使。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4月上台以来，已经连续4次参拜靖国神社。尽管今年4月23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雅加达会晤时，胡锦涛主席就中日关系发展提出5点主张，希望日方能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小泉也表示日方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5点主张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然而不到一个月，就在5月16日，小泉声称他还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并认为这是日本内政，外国不应干涉。6月22日，小泉又在国会说他没有义务屈从于中国和韩国的压力。不久前，靖国神社还亮起了小泉捐供的一盏“守灵灯”，他以灯明志，坚持自己的信念。小泉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的一位官员指出：小泉是在兜售“自己是可以向中国说‘不’的政治家”。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编辑罗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双方对立的理由，表面是历史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政治和经济实力正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力量关系的重新调整。 

战后，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受益者。周边无强国，又几乎不存在强烈要求惩罚日本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经济的良机。按国际惯例，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赔款。可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却宣布“以德报怨，不念旧恶”，放弃数千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说：“假使中国要日本拿出500亿美元的赔款，按当时日本的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50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可是，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善意和宽大，并没有获得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理解和感激，反而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抹杀战争罪行的口实。为了扶植日本，美国不仅取消拆除850个军工厂作为赔偿的协定，而且还向日本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援助。由于日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要放弃战争，使得日本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发展经济，它可以利用日美同盟关系，借美国在东南亚、东北亚的舰队，保护它过往的商船和油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使日本大发横财。上世纪70年代的廉价石油也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1968年，日本经济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跃居亚洲第一，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现在的日本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经济大国。但小泉纯一郎及其右翼政客却并不满足做经济大国。他们不忘日本天皇裕仁《终战诏书》中“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遗训，不仅追求修改和平宪法做“正常国家”，而且要做军事政治大国，追求在国际和亚洲地区的“话事权”。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一个可以直观量化的目标。小泉内阁“绕过中国”，搞“强行突破”，结果失利，便又迁怒于中国。他们忘了日本争取“入常”的关键，在于日本自身是否反省历史，争取受害邻国的宽恕和谅解。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想像。2002年2月17日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位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的说明文字是：“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未来！”同期发表的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战后最高。过去，日本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1000家大公司中，有420家将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账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的外汇储备。日本《21世纪》月刊，2002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就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日本东京的一位东亚问题专家说，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日本处于主导地位，到21世纪，两国将首次平起平坐。中国是地缘政治大国、经济弱国，日本是经济大国、国际政治侏儒。 

日本不甘心外交中的二等公民地位，将中国视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障碍，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不仅如此，日本右翼政客还认为日本国民现在缺少使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那种舍生忘死的爱国热情。新教科书编撰会在新历史教科书的最后章节中说：“战后日本人致力于复兴经济、建构了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地位，但是人们总觉得什么地方缺少自信”，“实际上日本如今已经没有可以作为理想、模范的外国对手了，到了必须靠自己的双脚扎扎实实地站起来的时代。可是令人遗撼的是：败北于战争的伤疤仍未愈合”。执政的自民党在教育基本法研讨会上，坚持要把“培养爱国心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所必需的稀缺精神资源。于是，小泉及其右翼政客决意身体力行，用自己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示范，来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热情”，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理想土壤，实现使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梦想。 

问泉那得“浑”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2005年6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寻求无罪判决的日本战争纪念堂》一文中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靖国神社问题和甲级战犯的判决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作为曾打败过日本，占领过日本，目前仍在日本有5万驻军的国家，美国是唯一一个让日本在这类问题上可能会听取意见的国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大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因为靖国神社对发动偷袭珍珠港行动的人进行了神化。美国官员对日本将靖国神社比做阿林顿国家公墓感到不满。但美国官员往往为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是故意保持沉默。冷战也许已经结束，但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到不安，就像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的兴起一样。因此，现在对美国来说最好是出现一个强大而且重新实现军事化的日本，而不管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问题或是战犯的问题上说些什么。 

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霸权思维互融，形成了当前冲击日本对外关系的一股浊流。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日本政治人物如何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从日中友好的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自己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上化浊为清，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光明的前景。 

谢选骏指出：人说“日本天皇终战诏书歪曲历史”——我看“日寇终战诏书类似希特勒遗嘱”，推卸责任，自我美化——而且，还得到黄俄汉奸毛泽东的称赞。因为毛狗说是小日本侵华，搭救了他的红色政权！

谢选骏：胡平为何看不懂《天子》

《习近平如何成为“独裁者”？很简单 就靠这一手》（美国之音 2024-06-29）报道：

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习近平不延续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建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地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在中国属于特殊禁区，但在国际上一般存在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两次公开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以“独裁者”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毛式的个人独裁将一去不复返了。胡平说：“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邓江胡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时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党的绝对专制权力，习近平为何仅用5年一个任期，就废除了邓小平确立的党内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的政治遗产，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完成了从一党专制到一人独裁的过程？

中共模式无权力制衡 领导人性格决定政党特质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党内，党章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纵观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一党专制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

胡平认为，中共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委员会制度，除了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体运作也没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内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党内和国家制度的特质。

他说：“有的领导人，他压制的很凶，在党内也搞大清洗，这么一来二去，就逐渐建立起个人独裁。有的第一号人物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能力和机会轻易地把党内异己清洗掉，于是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的权力也就不是那么大。”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改革信息库在2011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发表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长文，指出“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胡平认为，邓小平所谓政治上的开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时之间一方面是他们都痛感于毛时代的那种个人独裁，使他们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这一批元老们都复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彼此完全吃掉对方，所以形成了元老们共同执政这么一种状况，包括由他们来指定最高权力的继承者。”

习近平执政曾被预计开启“常人政治时代”

纵观邓江胡三代，执掌权力十年左右的邓小平1989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造成中共领袖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限制个人独裁的重大政治共识。

胡平披露，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甚至出现了民主推荐的制度：“我们看到这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了李克强，所以就这样确定了习近平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说：“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了。如果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就肯定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政治时代：伟人时代（毛）、强人时代（邓）、后强人时代（江胡）和常人时代（习）。

周瑞金认为，常人时代将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层并非指定，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其次是推行集体领导、民主工作和依法办事。

中共政治生态的改变为习近平个人独裁埋下伏笔

与这种乐观估计相反，胡平早在2011年就推断习近平的权力将远超江胡，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派接班人的元老势力崩溃。

“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使得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不得不跟着一并撤销，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这么一来习近平一上位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元老，也就是推举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无视当时尚有影响力的党政分开原则，建起各种小组并自任组长，以“小组治国“，相当于架空国务院的许多机构。

此外王立军事件和令计划儿子车祸更为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提供契机。胡平说：“有了这两个概率极低却影响极大的事件，就给习近平在高层清除异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和时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你习近平就是想搞以反腐败为名的清洗运动，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随着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倒台，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民主推荐也就不了了之，为习近平扫除了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

习近平以胡温时期“九龙治水”弊端要求集中权力

习近平称胡温执政时期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为“弊端”，因此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胡平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存在专制独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权分治其实有助于遏制其内在的极权冲动和倾向。

他说：“中共体制原本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像胡温时代的这种‘九龙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起飞、发展最快的就是胡温这十年，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所谓效率不显的不折腾，完全不同与后来习近平时代的运动治国带来的后患无穷。”

正是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才逼出了民主推荐这种方式。胡平指出。如果当时胡锦涛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就断然不会出现民主推荐这种形式。

他说：“民主推荐固然是很有限的一种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假如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国高层政治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习近平上台，就把这种可能性完全阻断了。”

毛泽东以声望服众 习近平以威慑吓人

2018年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习近平改变中共体制的决定性步骤。习近平为何或如何能说服党内高层接受他的决定，让全党接受一个毛式强人政治再度出现？

当年毛泽东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靠他对中共发展壮大的贡献以及他在打江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习近平当时执政不过5年，政绩乏善可陈，更无党内和民间的威望。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要建立个人权力，除了靠所谓功绩和深浮人望之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威慑。

他说：“习近平愣是通过反腐的名义，整肃了一些关键性人物，使得在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不敢通气，然后通过一种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义，在没有召开全会的情况下提出建议修宪。这么一来，就使得上层没有人敢于反对他了。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主要是靠反腐败，就是靠威慑。”

建立清一色习家军 习想要长期执政还是终身执政？

仅仅通过两届任期，十年执政，习近平就取得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奋斗一生所达到的地位。2022年中共20大让习近平登上了专制权力的巅峰，纽约时报为此撰文指出，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不出人意料，但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

报道援引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杨大力教授的话说，“他原来就占据支配地位，现在更加不可动摇了，统治地位归他独有。”

胡平说，二十大以后，中共高层成立清一色的习家军，其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时代。他说：“毛不管怎么说，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到。所以在党内上层总还有朱德在，虽然他不起作用，但位置还在那儿。周恩来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他不得不样样都顺从你，但是你还是没法把他打下去。到了习近平，你看，这个最高层就完全成了清一色。”

《人民日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指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似乎有意告诉外界，习近平只是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之大任，要求额外任期，长期执政而已，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大权在握，终身执政。

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是没有退路的，他缺乏安全感，永远处心积虑地担心别人觊觎他的权力和地位，担心遭人清算，所以他不愿也不敢交出大权。胡平说：“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限期执政，也就是终身执政。”

网民嚎叫：

Siewkim

还有什么要研究的！ 枪！在他手。

2024-06-30 02:00

emil

几千年来的文化文明让这片土地和人民已经形成适合由一个独裁统治者来管治，只不过现在轮到包子而已。

2024-06-29 23:00

kkllyy

中共设计的制度漏洞百出，根本不科学

2024-06-29 21:53

谢选骏指出：三十年前的1994年我到达纽约，胡平邀请我到他家小住，那时他邀请所有初到纽约的人到家做客小住，就像万润南邀请所有初到巴黎的人到店做客吃饭（还送礼金）。我投桃报李，送给胡平一本新出版的《天子七书》。他打开翻了一下，看见每章前面设置的《天文历数》，就不解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这是中国文明“天人合一”的基本意识啊！他怎么会不懂呢？于是我曼应之曰，“没有什么意思”，他竟说“那就把它删掉嘛。”后来我考虑到，连胡平这样的理论家都读不懂《天子七书》，我确实应该做一个通俗本，照顾读者的理解。这样不断照顾下来，《天子七书》越做越小，五版之后，变成了一篇文章。

今天看了上述报道，惊觉三十年过去了！而胡平依然故我，只有权力分析，没有文明纵深——这样怎么可能预测中国的发展呢？胡平为何看不懂《天子》？还是因为不解“中国文明的深层意识”吧。

《消息传到中南海 习火冒三丈下令…》（2024-06-29 读报）报道：

中国各地书店近日掀起“反习”浪潮，习近平各类“著作”专柜与《大国的崩溃》、《丧钟为谁而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看似意有所指的书“巧遇”的照片在网上热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近日传出消息，中共警方疑似接到指令被要求“24小时监控”并派专人维护“习著作”专柜，引发网友热议和调侃。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长期累积的不满正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各地的书店正成为“反习”的新场所，社交媒体流传着“习专柜”的摆设照片。然而，“李老师不是你老师”6月29日在X透露，有国内书店人员已经接到当地警方“态度和蔼”的通知，称如果书店里有习近平相关著作专柜的话，必须要配置专人维护以及24小时全天候监控。还建议撤掉专柜让双方都少点麻烦。书店方笑着回复，“放心吧保证不设专柜。”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的热议，“不就摆个书嘛，他在害怕什么？”“包子玩不起，习专柜也烂尾啦。”“那包子的光芒怎么照耀四方呢？”“维尼熊的思维特别像皇帝，但凡学过现代文化也不可能有这种古代思维，他不会是古代穿越回来的吧。”“董瑶琼一泼，满大街的圣像就没了；网友们一摆，书店里的专柜就撤了。”“很好，玩到最后得把皇帝的书都下架了，封杀到最后是封杀自己！”“笑死了，一到民众对他的愤怒到了沸点，两百斤就抓几个人，转移注意力，让大家觉得他还有用……”“活着就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不是空前绝后也是前无古人了。”“期待着下一个耍习战场的出现。”

另据报道，根据北京最新公告，习近平6月28日签署第26号主席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经由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通过，自2025年5月1日实施。该法法条指出，所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村级、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法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上述组织法的通过迅速在墙外引发批评，资深媒体人王剑指出，“集体经济就是公有制，接下来就是人民公社”。公民记者张展在X写道，“这是要开倒车吗？还是叫民间互害再来一波？人大常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在X写道，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再搞集体经济。没有想到习近平稳扎稳打一步步把中国强拉回到毛泽东时代。“好”消息来得让人猝不及防！如果下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选择加速倒车，中共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国际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经济持续衰退是大概率事件。

中共三中全会将有人事大动

时值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夕，除多名省部级、副国级官员落马外，多地省部级官员密集调整，仅6月28日这一天，就有5名省部级“一把手”出现调动。虽然近几十年，三中全会人事变动通常较少，但今年或是例外。

6月28日，据党媒消息，黄强任吉林省委书记；宁夏党委书记梁言顺转任安徽省委书记；被免职的原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已转任中共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李邑飞任宁夏党委书记；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接替马晓伟，担任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6月28日，各地副部级官员也出现频繁调动。

对于7月15日至18日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海外时评人士王赫撰文分析，中共官场或将再现人事大动。主要原因是一大批落马或被免职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需要全会确认和决定。习近平20大亲自选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几个已被处理，需要被全会确认。而几个卷入出事传闻、被免职的人，如秦刚、前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前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等，他们能否保住中央委员，也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

落马的现任中央委员，其位置不能空缺，将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成为中央委员。此外，全会还可能增补中央委员。与递补中央委员须出现缺位不同，增补中央委员没有定规。在中共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等人为中央委员，除增补中央委员外，还可增补、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章写道，递补是常规，就本次三中全会而言，增补是看点。由于20大后落马高官太多、军队也经历了一波大清洗，习近平或会破格提拔一部分人进中央委员会。例如，2023年火箭军高层“一锅端”后，当年7月，王厚斌、徐西盛同时晋升上将军阶，分别就任火箭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目前两人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但按惯例，这次可能会增补为中央委员。

文章进一步分析，当然，本届三中全会最大人事看点就是：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是否进新人？去年8月，李尚福落马，12月董军被任命为中共国防部部长。但是，迄今董军没有担任国防部长通常兼有的身份：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军委委员是有前例的，例如十五届三中全会增补的曹刚川。那么，这次三中全会，董军是否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呢？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三中全会是否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有前例的，如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18、19届中央政治局都是25人，偏偏20届政治局是24人，这次增选一人也说得过去。网络上，关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要进政治局的传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但这个传闻更多是为恶心习近平的，不过，政治局进新人的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是：6月28日，吉林、安徽、宁夏省委书记换人。其中，原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原安徽省委书记韩俊被换下后，都称“另有任用”。2023年3月才出任安徽委书记的韩俊，这次匆忙换下接替前不久落马的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然而，景俊海或许仕途更广阔。1960年12月出生的景俊海，是习的陕西老乡，也是习所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履历丰富，曾被认为是20大越级提拔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人选，但未实现。现在，习遇到空前难关、急需用自己人之际，景俊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文章最后写道，三中全会之所以推迟良久，是因为中国经济大盘动摇、高层政见分歧严重、政局极其险恶，习近平的处境前所未有的艰难。习要掌控局面，一方面要拿出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牢牢控制人事。这次三中全会，习或许有出人意料的动作。不过，习即使有出人意料的动作，如果不是顺天应人，则会进一步加深他的困境。

为还旧债  中共地方政府疯狂发新债

随着“土地财政”的瓦解，中共从上到下财政入不敷出。为缓解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今年北京下令地方政府大规模发行新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发行新债总计超过2.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近半数资金被用于偿还旧债，年内预计还将发行近4万亿元新的债券。

中共财政部6月27日公布了当前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馀额情况。据公告，今年前5个月，全国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总计约为2.8213万亿元，其中仅5月份就发债9036亿元，发债速度明显加快。在上述2.8万亿元中，有1.37万亿元的资金是通过发行所谓“再融资债券”筹集的，这部分资金将全部用来偿还各地政府已经到期的债务本金，或偿还部分存量债务。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总计约1.17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利息约5227亿元。2.8万亿新债中的另一半资金，则来自发行新增债券，主要投向官方规划的重大公共事业项目，其中新增专项债券约1.16万亿元。从省份发债的规模大小来看，今年前5个月，发债规模最大的是广东，已发债3277亿元；其次是山东的2611亿元；其他包括浙江、江苏、四川、天津、河北、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等省份，发债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

据稍早公布的预算报告，今年年内，地方政府还将发行至少3.7万亿元新增债券，而且中共中央正在催促各地方政府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42.38万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中共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92万亿元人民币。

中共总理李强6月底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经济论坛夏季会议上表示，中共政府“正借鉴中医中的固本培元理念，精准调理经济，改善中国经济的基础”，却不经然地透露出，中国经济病入膏肓，现在试图“固本培元”，但恐怕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李强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例，说这是为了解决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些重大的战略性、基础性的问题，既针对基础设施的硬投资，也有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软建设，这些都是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美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于GDP，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水平。在债务累累的时候继续借债，会把中共在经济上的无能之后果，转嫁到中国百姓头上，转嫁到子孙后代的头上。中共政府的寿命还剩几何，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反复思忖、敢想不敢言的敏感话题。对中共政权的未来、中国经济的未来没有信心，也是中国民众目前拒绝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投资、大笔资金进入储蓄的主要原因。中共试图“放长线钓小鱼”，用长期国债来鲸吞国人的储蓄，恐怕难以成功。而一旦当局再次祭出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强行购买长期国债的做法，也势必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

网民嚎叫：

奥维尔

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拜登周四晚上以一位伟大公仆的疲惫身影出席辩论会……----这个马屁拍得好！

土共该好好学习纽时。

2024-06-30 06:27

卡卡卡夫卡

应该给声纳配自毁装置，谁打捞就一起炸毁。

2024-06-30 02:11

谢选骏指出：为何对于习近平诸多不满，他却依然稳坐泰山？因为人们的不满只是由于“结果”，而不是由于“原因”——结果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不像原因很难改变，除非经过改朝换代的革命。不仅胡平看不懂《天子》所阐述的这一点，绝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是沉迷于小修小补的“和平演变”、“见好就收”——这可能适合于基督教哺育的西方，但并不适合于儒释道哺育的中国。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庐山的仙人洞，竟让毛泽东流连往返、深陷其中。

谢选骏：“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危机的体现

《百姓杂志：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2006年12月08日《百姓》杂志第12期）报道：

近来，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以怀疑一切政策举措。以凡事皆不值得信任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说明执政的民意基础在流失。这些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发人深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及时加以关注和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将泛化，并最终危害执政基础。

“无直接利益冲突”频发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在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在广东的民工群体中，这种倾向也比较明显。让公安部门最难办的是，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人与有利益诉求的人搅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众因为利益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周围几十几百人围观、起哄。扔向警察的石头，常常来自围观者，而不是上访群众本身。如白云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

    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来自同一地区的外来工集中租赁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条村庄的出租屋，形成“同乡村”。有时警察进村巡查办案，一群闲散人员涌来围观，一些外围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乱起哄。甚至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警察打人了”，也会引起骚动。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冲突”源自利益本身

    其实，“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代表没有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对个体而言，并不是集团对集团。举个例子，张三是一卖菜的小贩，李四是一城管人员，他们两者在街头发生了一起纠纷。一般来说，围观的群众作为一个个个体，与小贩、城管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就一个阶层来说，就不一定了。比如，围观者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与张三一样从事小本经营的人，说不定其中有人已经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还有曾经忍受过“大盖帽”的欺负的，有觉得自己被强势阶层相对剥夺的等等。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阶层，一个利益群体。

     “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在两个权利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

    近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腐败的同仇敌忾，对掌权者道德人格的怀疑，加之基层政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的“漠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刁官心态”，使干部责任心流失。如果将其具体到社会事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郎顾之争”。在“郎顾”两者的争论中，作为围观者，公众与郎、顾二者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中，公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挺郎的，也有为顾叫屈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在这一事件中一目了然，谁敢说公众参与“郎顾之争”只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

弱势群体也需利益表达

    从媒体的报道再到现实社会中，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储存着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潜在参与者，只要其中一人或少数人形成诱因，周围马上就会出现众多的以围观、起哄甚至挑衅作为武器的声援者。

    透过现象看本质。除一部分看热闹起哄心理外，相当程度上，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源自一种受迫害思维：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迫害者，于是借机宣泄。因而从根本上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不是以“积极维权”的姿态直接从正面发力，而是以“消极维权”的隐蔽姿态从侧面出击。所以，“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本质上还是要通过不停地“借机宣泄”来追求一种利益。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出现偏颇，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堵塞使然。“借机发泄”是受害者没有高效、安全发泄突破口的自然替代。在现实中，当受害人希望通过基层调解、行政诉讼、法律仲裁、逐级上访等合法方式找回公道时，往往信心不足或成本过高。更由于在举报、状告有权势的人物时，往往伴随着可能被疯狂报复的巨大风险，于是借助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或事件进行“借机发泄”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围观、起哄甚至挑衅可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正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较小，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

值得警惕的泛化趋势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民事案件剧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诉讼主张非常琐细，实质上根本用不着打官司。同时，民事案件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双方赌气成分很大，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有些地方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使各级政府感觉形势不容乐观。有政府官员形象地比喻称，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在一些社会专项调查中，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

    这类“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如果泛化将带来十分严重和后果。如法国前一阶段发生的两起重大社会冲突事件中，一起是“巴黎移民骚乱”，一起是全国大罢工。前者可谓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骚乱主体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利益要求，而骚乱暴力倾向强，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全国大罢工则有明确的具体要求，就是要取消“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政府可以通过谈判、双方妥协让步快速平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泛化的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

调整利益分配是治本之策

    从本质上来说，凡是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地方，都意味着当地的官民关系，或者说地方政府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现在我们只能在“红色经典”中所看到的那种“鱼水关系”了，也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机械冰冷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失时机地显露出一种对立关系。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了官民关系随时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可能性。要扭转这一趋势，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辅之以反腐倡廉和信息公开。令人欣喜的是，以《瞭望》等主流媒体的背景及话语强势，它发表长文提醒政府官员正视“无直接利益冲突”之危害，绝对是有的放矢。而前一期《瞭望》发表的长文揭露了“部门四化”，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殊利益集团”。联系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就构建和谐社会作出重要决定和部署，主流媒体连续就不和谐的突出成因发表“猛文”，显然力图在舆论层面与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互动。这或许就是相关改革及新政出台的信号。

谢选骏指出：人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我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危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