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红楼里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些中国职业女性不想多生孩子》（ISABELLE QIAN　2024年6月18日）报道：

一位女性在一家金融公司领导团队，收入超过了她的丈夫。另一位女性在追求成为公务员的梦想。还有一位女性是崭露头角的网红，希望能靠自己养家糊口。

这三位女性每人都只有一个孩子，不想再生——不管她们的丈夫有什么意见，也不管担心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政府有什么激励措施。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最近的一次与全国妇联领导的集体谈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女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这些女性认为自己可以担当不同的角色。这一代人出生在小家庭，许多女孩都是独生子女，获得了过去只有男孩才能获得的机会。她们自己的母亲没有很多孩子需要照顾，通常会在外工作，并为女儿树立了同样的榜样。

“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

乔伊斯·赵（音），29岁，项目经理

乔伊斯·赵在北京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了三年的项目经理，预计将获得提拔。但当她怀上儿子小明（音）的时候，她的职业前景变得暗淡了起来。

她的老板是一位一直主张让她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在乔伊斯·赵五个月的产假期间离开了团队。当她回到工作岗位时，新老板告诉她，她落后了，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沉浸在自我怀疑中，不知道在这个时候生孩子是不是一个错误，”乔伊斯·赵说。

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辞职待在家里。

“我只能靠自己，”乔伊斯·赵说。“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不能为了任何事情而放弃。”

在小明一岁生日几个月后，29岁的乔伊斯·赵决定离开这个公司，在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找到了一份工作。

丈夫想要第二个孩子，但乔伊斯·赵对此不感兴趣。她的日子已经够辛苦了。她上下班总共要花四个小时，而且工作时间很长，这意味着她回家时，小明早已上床就寝。她早上6点半起床，给自己一个小时的阅读和锻炼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和儿子一起玩耍和吃早餐。

大学毕业后，乔伊斯·赵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梦想，去追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如今，在结婚生子之后，她打算参加以难度高而闻名的公务员考试。

“我把时间、精力和金钱分成不同的部分，把最大的部分留给自己，剩下的留给父母、丈夫和儿子，”乔伊斯·赵说。“我不能让他们占据我的全部。”

“我觉得生两个孩子没有什么好处。”

郭纯蕾（音），32岁，网络红人

郭纯蕾结婚前在东部城市杭州的一家银行工作，每月收入约14000元，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还算不错。父母给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和一辆车，所以她把大部分薪水花在美容、时尚和旅游上。

2022年，当她决定在生孩子时，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鼓励她换一份没那么忙的工作，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她的公公婆婆在建筑行业经营着一家蒸蒸日上的家族企业。郭春蕾同意了，进入一家上市公司担任会计师。但是，这是一份枯燥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她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薪水大幅减少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随着女儿天一（音）的长大，开销也开始飙升。光是早教课程就花掉了她三分之一的薪水。

为了寻求额外收入和成就感，郭纯蕾去年在生活方式应用小红书上开了一个育儿账号。她写的一篇关于为女儿策划中国传统生日派对的帖子获得了数万点击，并为她打开了品牌合作的大门。

现在，她在工作日的晚上写文案、编辑照片、做产品研究。与天一在附近的公园一起拍照则已成为周末的家庭活动。

郭纯蕾的账号已经积累了1万多名粉丝，她从产品赞助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全职工作。她正在考虑成为全职网红，并希望成为她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郭纯蕾回忆起自己的父母为了抚养她和弟弟而做出的牺牲。这让她下定决心要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我觉得生两个孩子对我和天一都没有好处，”她说。

“我想有所作为。”

汤屏隽（音），36岁，财务经理

和当今中国的许多职业女性一样，36岁的汤屏隽比她的许多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

她回忆说，她在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得到了父亲（一名火车司机）和母亲（一名教师）全心全意的关注。就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孩一样，她得到了曾经只属于男孩的机会。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汤屏隽到离家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攻读数学学位，这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如今，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女性拥有大学学位，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

毕业后，汤屏隽在金融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25岁的时候，她休息了一年，用积蓄去了十几个国家旅行。现年36岁的她在广州一家私营金融公司领导一个团队。她与丈夫和4岁的女儿小宁（音）住在繁华的大都市广州。

汤屏隽的收入比丈夫高，并为家庭做出投资决策。

小宁出生六个月后，汤屏隽回到工作岗位，把孩子交给祖母照顾。周末，一家人喜欢在豪华酒店“宅度假”。

最近，她一直考虑接受附近城市深圳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机会，这可能意味着要和家人分开。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都表示反对，但她不想被阻碍。她说，她并没有完全排除要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但这不是她现在考虑的事情。

“把自己放在家庭前面，我觉得有点自私，但是人生很长，我想有所作为，”她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这些中国职业女性不想多生孩子”？我看因为她们都不知道红楼里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

谢选骏：语言的陷阱让人坠入了深渊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了吗？》（内森·布森尼茨 Nathan Busenitz）

耶稣在骷髅地受死的时候，成为了罪的化身了吗？具有了罪性吗？或者，成为罪人了吗？上个星期许多人问我与此类似的问题，为此我写了这篇文章。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基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话：“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从何种意义上说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呢？这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成了罪人吗？

今天有些人教导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人（或者具有了罪性）。辛班尼（Benny Hinn）就是一名持此论调者。他在三一广播网这样说：“他（耶稣）为义是出于自愿，他说：‘我能制止罪的惟一办法就是成为罪。只让罪触摸我并不能制止罪；我和罪必须成为一体。’听听这话！他本有神的属性，但当他成为罪时，就拥有了撒但的属性。”（辛班尼，三一广播网，1990年12月1日）

成功神学传道者寇普兰（Kenneth Copeland）赞同此种教导。他说：“神的公义成为了罪，他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撒但的罪性。他在这么做的那一刻，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不知道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神吩咐摩西举起的杆子上挂的是铜蛇而不是羊羔呢？这个问题曾困扰我许久。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象征撒但的蛇挂在那个杆子上？为什么不是挂羊羔呢？’主回答说：‘因为那是预表撒但挂在十字架上。我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灵性的死；光变成了黑暗’。”（寇普兰，《从十字架到王座发生了什么事》Kenneth Copeland, “What Happened from the Cross to the Throne,” 1990, audiotape #02-0017, side 2）

另一次，寇普兰重复同样的教导：“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会说‘我的神’呢？因为神已经不是他的父了。他在自己身上承担了撒但的罪性。”（寇普兰，《信徒得胜的声音》，三一广播网 Kenneth Copeland, “Believer’s Voice of Victory,” 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 April 21, 1991）

但是他们的断言是否准确地反应了保罗所说的“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我们再来看最初的问题：“耶稣在骷髅地受死的时候，成为了罪的化身了吗？具有了罪性吗？或者，成为罪人了吗？”我对此可以断然说：“不！”

下面是五个原因：

1. 在《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耶稣是“不知罪”的。无论其后经文有何意思，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保罗所说的耶稣“不知罪”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耶稣根本没有对罪的个人经历过和认识。如果耶稣成为了罪人，或者具有了罪性，保罗的这节经文就是自相矛盾。

2. 圣经其他部分清楚地说明主耶稣在整个受难的过程中完全无罪、公义、顺服。他从未有过不够圣洁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话必须根据整本圣经来解释。很多圣经经文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下是一些例子：

⑴《以赛亚书》53:10-11——“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注释：受苦的仆人即使在担当众人罪孽的时候也被成为“义仆”。

⑵《路加福音》23:47——“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注释：路加受圣灵感动，记下了百夫长的话。正如百夫长所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是个义人。

⑶《罗马书》5:19——“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注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顺从的行为，这顺从甚至使信他的人也有了他的义。

 

⑷《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注释：耶稣在死的时候是完全顺服的。

 

⑸《希伯来书》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注释：在这节经文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侧重于耶稣救赎的工作（他作我们的大祭司）。在救赎的事上，耶稣从没有犯罪。

 

⑹《希伯来书》9:11-14——“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耶稣即使在受死时也是将自己无暇无疵地献给神。

 

⑺《彼得前书》1:18-19——“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注释：论到耶稣的死，彼得强调他是无瑕疵的羔羊（参见约1:29），在他绝没有罪恶的污点。

 

⑻《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注释：彼得明确地指出基督（义的）是为罪人（不义的）而死。如果耶稣成了罪人，怎么还能说他是“义的”呢？

⑼《约翰一书》3:5——“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注释：很难想象会有人能根据约翰的这节经文，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罪人。耶稣在除掉世人罪孽的时候，自身也是无罪的。

基于以上经文，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哥林多后书》5:21没有在说什么。这节经文绝不是说耶稣成为了不义的，或他成为了罪人，或他具有了罪性，或他成为罪的化身。

那么，这节经文有什么含义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

 

3. 要理解保罗这句话（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归罪”这个概念来解释，即我们的罪都归在基督身上，他为一切信他的人成为代赎的祭物，或赎罪祭。

 

正如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研用本圣经》中所解释的：

“父神对基督使用归罪原则，虽然基督并没有罪，神却对待他好像对待罪人，并将他治死，使他代替信他的人，为他们的罪承担了刑罚（参见赛53:4-6；加3:10-13；彼前2:24）。他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成为罪人（像有些人所以为的），而是始终圣洁。他没有犯罪，却为罪受苦，好像所有信他之人所犯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的忿怒尽数发在他一人身上，他舍身拯救的人将满足神律法的要求。”

这个观点解释了保罗使用希腊词语hamartia（“罪”）的用意，这个词常出现在《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里，意为“赎罪祭”。例如，在《利未记》4-6章，《七十士译本》中20多次使用hamartia一词来翻译希伯来人概念中的“赎罪祭”。保罗常常引用《七十士译本》，这说明他对hamartia的此种用法非常熟悉。

 

此外，这种观点也符合圣经其他论到基督死亡的经文和归罪原则。下面还有一些经文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⑴《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注释：这节经文并没有说受苦的仆人将成为罪人，而是说众人的罪孽将归在他身上。

 

⑵《以弗所书》5:2——“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注释：耶稣的死是献给神的“馨香的供物”。此处的意思符合旧约中赎罪祭的概念（参见利4:7-10）。

 

⑶《希伯来书》9:28——“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的罪算在了基督的账上。他没有成为罪人，而是担当了罪人的罪。

 

⑷《希伯来书》10:10——“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旧约中的赎罪祭来谈论耶稣的死。（参见来10:8，作者明确地提到了“赎罪祭”。）

 

⑸《彼得前书》2:22-24——“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注释：彼得再次强调耶稣没有犯罪，即使在他受难和死亡时也是如此。而且，彼得明白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作了代赎的祭。

 

根据保罗对《七十士译本》的引用，以及其他记述耶稣死亡的其他经文，对《哥林多后书》5:21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罪归在基督身上，他作为代赎的祭，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4. 应该指出这一点：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具有了罪性或成为了罪人，他就不再是可蒙悦纳的赎罪祭，因为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已经被罪玷污了。

在旧约里，要献祭的羊羔必须是无瑕疵的，正如摩西在《利未记》22:20所记的：“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同样，完全成全救恩之神的羔羊耶稣，必须无瑕疵、无玷污，到死都如此。

 

5. 最后，从神学的角度说，认为圣子成为罪人或罪的化身（哪怕是暂时的），这种观点与神永远不变的圣洁、完美的属性严重不符。将《哥林多后书》5:21曲解为耶稣完美的属性暂时被罪取代，这直接引发耶稣基督不变性的神学难题。

 

附：为了增加一点趣味，我想补充一点，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一直都是用代赎的观点解释《哥林多后书》5:21。下面我援引了几位教会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一点：

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我们不能说基督成了罪人，相反，他是个义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义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罪），天父使他为世人的罪作了受害者。”（Letter 41.10）

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神使他的儿子受苦难，好像他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这是神的义，叫我们不靠行为称义（因为那样的话人就已经完全了，但是人不可能完全），而是靠着恩典称义，如此，我们所有的罪都被除去。”（林前11:5注释）

安波罗夏斯特（Ambrosiaster）：“因为所有属肉体的都犯了罪，他才替我们成为罪。从他成为赎罪祭这一点来看，说他成为‘罪’并不算错，因为按照律法，用来赎罪的祭曾被称为‘罪’。”（《保罗书信注释》，参见《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Commentary on Paul’s Epistles, cf.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7:252）

谢选骏指出：人问“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了吗”？——我看“语言的陷阱让人坠入了深渊”。

谢选骏：中囶的变色龙是思想决定观察还是相反

《中国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线出版：2023年7月20日 Yuen Yuen Ang）报道：

摘要：在中国的一党制官僚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下发的公文指令是最重要的规范性政策传达工具，但是对于这些指令的行文语言却鲜有研究。本项研究强调三种包含重要政治及引导作用的中央指令，即灰色指令（中央对于允许或禁止某项政策的措辞含糊不清），黑色指令（中央明确鼓励某些政策）和红色指令（中央明确禁止某些政策）。其中，灰色指令通常鼓励地方执行者进行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实验；黑色指令则为特定的政策或项目提供官方背书；红色指令则划定红线，禁止某些地方执行者的行为。这三种指令共同组成了一套具有适应性的政策表述系统。而通过对 1978 年至 2017 年的近 5000 条中央指令进行自动文本分析，我将这些指令按照上述方式完成了三种分类。这种全新的测量方式为我们理解从邓小平时期至习近平时期的中央指令模式与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1970年代以来，有几项研究描述了中央指令的职能以及起草和传播这些指令的过程。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研究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指令的语言，尽管它们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关于中国的政策传达程序，普遍的印象是中央当局发布宽泛而模糊的指导方针，而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只能解释和灵活执行中央的政策。例如，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国的政策制定》中指出：“上级经常发出含糊不清的指示。脚注3同样，Brandt和Rawski评论说：“这些指导方针被封装在朗朗上口的口号中，这些口号在官方圈子和中国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些口号以及为这些口号提供信息的政策指导方针，指导了各级政策实施的流程。脚注4

但是，这种传统的描述带来了一个谜团：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通过威权领导层朗朗上口的口号和经常含糊不清的表达来治理和改造？脚注5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政策沟通和立法如何运作的修正主义解释。模棱两可的指令是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它们并不能呈现出全貌。事实上，正如这项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共国家领导层发出的命令既含糊不清，又明确不明确。除去后勤沟通，自1978年以来，措辞明确的指示多于措辞含糊的指示。

更准确地说，我强调了三种在政治上突出的中央指示。每个都有独特的功能：灰色（对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含糊不清）、黑色（清楚地说明可以做什么）和红色（清楚地说明不能做什么）。灰色指令鼓励灵活的政策实施和实验，黑色指令强烈支持和扩大选定的举措，红色指令禁止某些行动。这些含糊不清和明确的法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适应性政策沟通的系统，使中央当局能够有选择地给予灵活性并执行纪律。

在我早些时候提出的这种修正主义的政策沟通和立法模式中，我提出了每种指令的几个说明性例子。脚注6下一步，这项研究通过将数千条指令系统地分类为理论化的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将我的模型付诸实践。我的分析包括1978年至2017年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共4,923条指示，涵盖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政府。我采用自动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根据稍后将要介绍的一组系统编码过程对大量指令进行分类。这种测量努力超越了印象派的观察和对少数文本的主观解释。我的这些中央指令数据集对党国跨领域和跨职能类别的政策沟通产生了原始见解。我还比较了中央国家和党的领导下达的指示，以及从邓到习的灰色、红色和黑色指示的演变。

命令的艺术

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中，正式的命令是如何传达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也许是第一位提出这一基本问题的美国学者，他在1974年的《中国季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经常用他们的游击历史来解释，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复杂的组织实践的继承者，这一点在书面指示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脚注7这些指示构成了他所谓的“官僚机构内部的垂直正式渠道”，这些渠道与其他非书面和非正式渠道（如会议、访问和个人通信）重叠。

在1978年的一项后续研究中，李侃如、Tong和Yeung详细介绍了指令的功能以及起草和传达指令给下级官员的过程。用他们的话说：“这些文件被用于发挥一系列功能——从传达权威决定到引发政策讨论，到分发参考资料，再到引用正面和负面的模式进行认可或批评。尽管这些书写于大约45年前，但他们的核心见解经久不衰：“中央文件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们应该在精神上而不是在文字上遵循它们。脚注8

从那时起，许多研究都提到了中国政策制定中“模糊”、“宽泛”或“模棱两可”的指导方针。脚注9在《官僚主义、政治和决策》一书中，李侃如和兰普顿指出，中国官僚经常在“模糊的指导方针”下运作和讨价还价，其中“权力界限的定义……经常被故意含糊不清。脚注10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勃兰特和拉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们写道：“国家政策强调广泛的原则或参数，而不是具体的指示或规定。脚注11傅高义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描述为“非常模糊”。脚注12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央当局发布“故意模糊”的指令，以便下级官员可以灵活地执行政策。脚注13这些论点与大量关于中国适应性治理和政策实验的文献相吻合，这些文献被认为是中共威权主义韧性和经济活力的功臣。脚注14

这些描述性文献为中国政策传播提供了必要的起点和宝贵的背景。脚注15但它要么是基于印象派的观察，要么是基于少量的文件。我的研究是首次尝试系统地分析自1978年以来发布的所有中央指令的措辞，包括法律和立法，重点是它们的模糊性和清晰度。利用这些数据，我能够实证地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指令实际上经常含糊不清吗？它们什么时候含糊不清，为什么？

我的测量工作在理论上是有动机的。模糊的信息并非中国官僚机构所独有。在传播学研究中，艾森伯格将“战略模糊性”定义为模糊的语言“不是一种捏造，而是传播者用来面向多个目标的一种理性方法”。脚注16例如，一些公司在其使命宣言中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适应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脚注17与上述针对中国的文献类似，这些关于模糊性功能的观察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他们没有注意到，对于适应性沟通来说，仅靠模糊性是不够的，而必须与有选择的清晰度相结合，因为有些问题需要灵活性，而另一些问题则需要纪律。

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应用了复杂性和系统思维的概念来确定中国经济转型的官僚主义基础——这包括概述适应性政策沟通理论。脚注18实现适应并不仅仅意味着放弃控制；相反，正如复杂性理论家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和科恩（Cohen）提醒我们的那样：“变异为适应提供了原材料。但是，对于一个主体或群体来说，要利用已经学到的东西，就必须对系统中的变化量进行一些限制。脚注19更简单地说，有效的适应需要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取得平衡——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但不能太多。脚注20如果指示总是含糊不清，对灵活性没有限制，结果将是混乱和混乱，而不是适应。

因此，自适应沟通需要一种模糊性和清晰度的战略性混合，这种混合取决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领导者的优先事项。在中国官僚机构的背景下，中央指令有三个显著的变体：

• 灰色指令既不禁止也不认可。它们的措辞含糊不清和/或包含明确鼓励灵活性和实验的语言。脚注21

• 黑人指令通过明确说明可以和确实应该做什么来支持。用现代组织语言表达，它们具有扩大规模的效果。

• 红色指令通过明确说明不能做什么并确定必须严格执行的规则来禁止。他们服务于纪律。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下面讨论每种命令类型的一个示例：脚注22

灰色。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第1号指示《乡镇和旅队企业发展纲要》，这是1980年代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性指示。该指令既不认可也不禁止建立集体企业（最初称为公社和旅企业）。相反，它敦促地方政府“独立自主”，并“根据当地条件”和“基于需求和可行性”探索解决方案，前提是他们遵守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措辞鼓励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地方官员谨慎地试验集体企业。

黑。集体企业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层感到意外。一旦国务院确信集体企业是有效的，它就通过发布一项黑人指令将集体企业倡议提升为国家政策：第1号指令，“1984年农村工作指南”。该指示以肯定的语言宣布：“集体企业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完善和提高它们。此后，全国集体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换句话说，实验扩大了规模。在中国，措辞清晰的法令是结果的有力放大器，无论好坏。

红。2011年，国务院印发第1号指令《关于加快用水量调节的决定》。该指令划定了一条明亮的“红线”，即年总用水量为6700亿立方米；这被转化为按地区、行业和产品分配的配额。遵守这些配额的情况被纳入官员的评估中，违反这一红线政策将受到惩罚。红色指令应该清晰而坚定，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几十年前，李侃如、佟和杨的直觉表明，灵活性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指令体系，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我的适应性政治沟通模型确定了一个关键机制：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结合使中央当局能够给予灵活性，扩大举措并执行纪律。

测量命令

现在，我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将我的模型付诸实践——即将我的概念和类别（灰色、黑色和红色）转化为后毛时代发布的所有指令中可衡量的项目。操作化带来了许多实际挑战：我们如何确定指令是灰色、黑色还是红色？我们如何将“灰色”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属性？我们如何以客观、系统的方式测量大量文件中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频率？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方法。脚注23

语料库。我分析了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总共4,923条指示，这两个机构是中国政治体系中两个最有权势的管理机构。脚注24资料来源是北大法宝，这是中国法律法规最全面的在线数据库。每份文件都标明了颁布该指令的主管局、该命令的宣布时间和生效时间；接下来是全文。我选择将每个指令，而不是其中的段落和句子作为我的分析单位，因为在实践中，这些文件被解释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

时间段。我的数据集从1978年到2017年涵盖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时期，从邓“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开始，一直延伸到江、胡和习领导的头五年（2012年至2017年）。它不包括习的第二个任期，该任期经历了重大变化，包括习在2018年3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及美中紧张局势加剧。

自动文本分析。自动文本分析（ATA）是指借助计算机程序对大规模文本集合进行“系统分析”。脚注25让人类逐个阅读和分类大量文档将是主观的、不一致的，并且非常耗时和劳动；简而言之，它既没有效果，也不可行。使用 ATA，机器根据研究人员编程的一组规则执行任务。近年来，中国学者应用ATA分析了大量的社交媒体帖子和新闻报道，这些努力产生了原创的描述性见解。脚注26我的研究是将 ATA 应用于官僚机构内部政策沟通的首次尝试。

混合分类方法。我的下一步是从适当的 ATA 技术中进行选择，这些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法：（1）字典方法：指定关键字并计算其频率；（2）监督学习：人类对文档的部分“训练集”进行编码，然后计算机在整个集合中模仿这种分类；（3）无监督学习：机器根据程序员未指定的底层特征对文档进行分组。在这三种技术中，没有一种是天生优越的；无论哪个更好，都是与手头任务相适应的问题。正如 ATA 方法学家 Grimmer 和 Stewart 所强调的那样，“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是确定有效的方法，将以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定量文本分析。脚注27

我的文本的性质——中央指示——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大多数现有的分析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简短）或新闻声明（旨在传达一种明确的态度，例如积极或消极）进行的。然而，中国的政策指示在长度上非常多样化，从一段到多页不等。单一指令可能涉及多个问题，并可能同时在不同部分表达含糊不清和清晰明了。因此，人类编码员无法阅读这些指令并始终如一地确定它们是灰色、黑色还是红色。鉴于这些特征，常用的监督学习方法并不合适。

取而代之的是，我采用了混合分类方法。首先，使用字典方法，并基于对 190 多个指令的仔细阅读，脚注28我指定了一个包含 184 个单词的列表，这些单词指示指令是表示模糊性和灵活性（灰色）、肯定（黑色）还是限制（红色）。事实证明，实施“灰色”的概念比实施“黑色”和“红色”的概念更具挑战性，因为在实践中，含糊不清以两种形式表示：第一，在范围、目标或目标上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在范围、目标或目标上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种，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第二，作为鼓励自主性、讨价还价、灵活性、实验和本地化的词语。表 1 列出了我对这三个类别的操作定义及其对应的关键字。

表 1.选择关键字的示例和标准

与监督学习相比，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根据预先指定和可计数的标准对每个文档进行编码，而不是根据编码人员的整体印象。我计算了每个指令中灰色、黑色和红色关键字的调整分数，同时考虑了关键字的数量、文档中的单词总数以及关键字和整个文档中的字符数。

其次，我结合了 K-means 算法，脚注29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它根据关键字的相似性计算将 4,923 条指令分类到给定类别的阈值。换句话说，该算法不是让人类研究人员主观地选择分类阈值，而是通过考虑所有关键字来选择阈值。

中立指令。进一步的方法论步骤是创建第四类指令，我称之为“中立”。这些文档不包含任何关键字或包含很少的选定关键字，因此不符合自动分类为理论上突出的灰色、黑色或红色类别的阈值。中立指令可以更多地被解释为提供维持日常运营所必需的后勤功能，而不是政策信号。例如，它们包括行政确认和通知，告知会议、报告和新委员会的情况。

灰色、黑色和红色

在根据所描述的程序对指令进行分类后，我们现在探索一些描述性模式。在4,923条指令中，23%为灰色，20%为黑色，14%为红色，43%为中性。毫不奇怪，几乎一半的人是中立的，因为管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频繁的后勤沟通。在剩下的三个类别中，灰色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3%）。但是，如果我们把黑色和红色结合起来，34%的指令大部分措辞明确。这意味着，与普遍的印象相反，北京发布明确指令的频率高于含糊不清的指令。

下面是一个被归类为灰色的指令示例。《国务院关于设立中国（杭州）跨区域电子商务试验区的答复》是国务院于2007年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发出的《关于设立中国（杭州）跨区域电子商务试验区的答复》。加粗的灰色关键词既包括含糊不清的词语（例如“相关器官”[youguan bumen 有关部门]和“逐渐”[zhubu 逐步]），也包括鼓励灵活性和实验性的词语（例如“探索”[tansuo 探索]，“根据时代调整”[shishi tiaozheng 适时调整]和“实验区”[shiyan qu试验区]).它只包含几个黑色关键字，没有红色关键字。根据这些特征，该算法将其分类为灰色。

【文件名称】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评分]灰色：0.13，黑色：0.03，红色：0

[策略域]新兴产业

[样本段落] 三、有关部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要努力适应新型商业模式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积极做好服务，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胆探索、创新发展，同时控制好试点试验的风险。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交易安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范交易风险的基础上，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综合试验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试点工作要循序渐进，适时调整，逐步推广。四、浙江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省略了中性指令，只讨论了理论上突出的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以突出与政策指导相关的模式并简化我的讨论。

跨策略域的差异

表 2 显示了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在 22 个策略域中的分布情况。脚注30我重点介绍三个观察结果，它们与拟议的模糊和清晰命令的自适应功能最相关。

表 2.跨策略域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

注意：黑色、红色和灰色文档的六个最高份额的域带有阴影。

灰色指令。灰色文件所占比例最高的领域是新兴行业（59%）；它以相当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政策领域。“新产业”包括电子商务、网约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由于这些行业是新颖的，国家监管机构几乎没有注意到或了解它们，更不用说希望对其进行监管了（请注意，我的分析期结束于 2017 年，是在 2021 年“共荣”[共荣] 运动下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打击之前）。

新兴产业代表了不确定的政策背景。脚注31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条提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指令，将“互联网信息服务”定义为“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设计有偿网页”。脚注32显然，当时中央监管机构并没有预见到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一小部分（9%）的红色指令仅在2000年代初出现，其中心是控制可能具有颠覆性的互联网内容。这种描述模式与我的理论的一个可观察到的含义是一致的：在不确定的、新颖的政策领域，政策灵活性往往占上风。随后可以通过开发一种不确定性度量来检验这一命题。

黑色指令。“改革开放”领域的政策（包括贸易自由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农业自由化和区域发展计划）中黑人指令的比例最高（42%）。由于主要目标是自由化，因此这些指示主要是肯定的；它们还为执行提供了灵活性（38%为灰色），并且包含很少的限制和处罚（只有1%为红色）。

红色指令。明确规定限制的指令在公共安全（28%）、银行和证券（27%）以及土地管理（24%）中最为普遍。这种模式与我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即中央政府最有可能在涉及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共同资源共享的问题上划红线。金融是一项受到高度监管的活动，在习的领导下，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加剧了。“我们不能忽视……隐患。维护金融安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和根本性问题，“习在2017年警告金融监管机构。脚注33土地是另一个例子。自从地方政府在2000年代急于出售土地以获取收入以来，全国的耕地资源一直在稳步枯竭。2008年，国土资源部宣布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任务，要求维持18亿亩（2亿公顷）的耕地总面积；随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以执行北京的“18亿亩红线”。脚注34

功能类别之间的差异

奥克森伯格指出，中国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指令有四个功能类别：“法律法规”（fagui法规）、“行政规则”（指导规定）、“通知”（tongzhi通知）和“对请求的回应（要求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指导）”（pifu qingshi 批复请示）。在他的清单中，我添加了两类：“建议”（yijian意见）和“其他”。例如，“其他”是一个剩余类别，包括澄清（shuoming 说明）、解释（jieshi 解释）和突出（yaodian 要点）。脚注35通过数据集，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按功能类别划分的指令分布（表3）——这是以前未记录的基本特征——以及每个类别中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分布（图1）。最大的类别是“通知”（52%）。

图 1. 按功能类别划分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

图2. 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指示

表 3.每个功能类别中的指令数量

在“法律和条例”类别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大（28%），灰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小（5%），表明这一类别主要用于设定明确的限制，通常几乎没有灵活性。“行政规章”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次之（18.1%），但黑色指令所占比例（21%）高于“法律法规”（7%）。由此可见，“行政规章”类别不仅起到了限制作用，而且作用于认可和鼓励某些措施。

毫不奇怪，“建议”在灰色指令中所占比例最高（37%）；它还包含高比例的黑色指令（30%）和低比例的红色指令（8%）。换言之，“建议”类别的指令通常比提供限制更频繁地提供政策灵活性和肯定。“对请求的答复”是措辞明确的指令（即红色和黑色的组合）所占比例最高的类别。这表明，当中央当局回应下属的指导请求时，他们往往会给出“是/否”的回答，尽管其中21%的文件仍然被归类为灰色文件。

总而言之，并非“法律法规”类别中的所有指令都是红色的（明确且具有限制性），也不是所有属于“建议”类别的指令都是灰色的（模棱两可且灵活）；相反，每个类别都包含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混合物——尽管比例不同。

国务院与中央办公室

接下来，我分别探讨了国家最高机关和党的最高机关发布的指示。正如李侃如、Tong 和 Yeung 所指出的，虽然国务院“倾向于关注狭隘的技术性或专业性的问题”（因为它引领着行政等级制度），脚注36中央办公室对政治事务行使最高权力。当某一特定议程既涉及治理又涉及政治时，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将共同发布指示。脚注37我的数据集使我们能够跟踪每个层次结构发出的指令类型。

自1978年以来，国务院发布了4,065项指令（占总数的83%），中央办公室发布了317项指令（占总数的6%），其余541项（占11%）是联合发布的。换言之，绝大多数中央指令都是国务院下达的。几乎所有（97%）中央办公室的指示都涉及党的规范，其中包括党章、党的领导规则、党内监督、政治理论教育、领导干部的管理等问题。除党的规章外，国务院还发布了21个政策领域的指示。联合发布的指令涵盖所有22个政策领域，其中96%涉及缔约方的监管。这种总体格局与正式的权力划分是一致的，即国务院负责治理，中央办公室控制政治和党务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习自上台以来，一直稳步地排挤总理，并将党的权力扩大到经济和社会政策，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席”。脚注38我的数据与这一定性观察结果一致：在习的领导下，国务院发布的中央指令所占比例（72%）低于邓、江或胡（83-85%）。与此同时，习领导下联合发布的指令所占比例（18%）是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表4）。

表 4.邓对习的中央指示

除中性指令外，灰色指令是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室发布的最常见的指令类型。在国务院发布的指令中，约有22%是黑色的，而在联合发布的指令中只有18%，在党的指令中只有7%。这表明，国务院的肯定态度往往比中共领导层略高一些。联合发布的指令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大（22%），其次是国务院（14%）和中央办公室发布的红色指令（9%）。

从邓到习的演变

在后毛时代，北京的命令是如何演变的？在本节中，我探讨了连续四位党的领导人-总理二人组的政策沟通的演变：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李克强。图3a为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发布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也就是说，这些是与政治和党的监管有关的指示。图3b显示了国务院发布的涉及治理事项的指示。

图 3a. 邓对习的党下达和联合下达的指示

图 3b. 国务院邓对习的指示

在解释下面的描述性模式之前，应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和限制。习政府可能无法与他的前任政府直接相提并论，原因有几个。如前所述，虽然江朱和胡温政府通常被称为伙伴关系，但习将他的总理李克强排除在外。特别是近年来，两人有时会公开表达不同的政策立场（例如，在 COVID-19 政策上）。几乎没有人将现任政府称为习-李，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样做只是为了语义上的一致性。此外，某一类指令的份额是发出指令总数的函数。由于我的数据集仅涵盖习执政的头五年，习李政府的指令总数少于其前任（见表4）。我的数据只告诉我们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的指令数量和份额。它们在每位领导人和每个政策领域的特定含义需要更深入地解读背景。这些描述性模式的价值在于提出可能有趣且以前未被注意到的调查问题。

四种模式脱颖而出。首先，图3a和图3b所示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分布和随时间的变化是相似的，这表明国家和党的领导层在各政府之间的沟通模式是一致的。其次，灰色指令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2015年习任期内达到顶峰，考虑到他的威权转向，这可能令人惊讶。第三，在邓的领导下，黑人指令最为占主导地位。第四，红色指令在江政府时期达到顶峰。

邓-赵：（按照惯例，我称邓为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因为他通过他的门徒在幕后进行统治。脚注39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不仅实现了经济自由化，而且通过引入权力下放、任人唯贤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对官僚机构进行了深刻的改革。通过这样做，他为适应性的治理风格奠定了基础，这种治理方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35年里的增长。他的实用主义体现在他著名的格言之一中：“触摸石头过河”。

鉴于这种声誉，人们可能会直觉地认为邓和他的总理赵紫阳会表现出最高比例的灰色指令。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的大多数指令都明确规定了可以做什么（26%是黑色的）和不能做什么（15%是红色的），只有14%的指令是灰色的。在邓的领导下，最常用的三个关键词是“批准”、“可以”和“不能”——换句话说，就是“是”和“否”。鉴于官员们刚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意识形态攻击的创伤，邓可能必须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告诉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便共产党官员果断地改变方向并接受市场改革。

在邓的领导下，黑人指令比例最高的两个领域是外交事务（51%）和改革开放（48%）。这与邓的改革开放双重方针是一致的：在国际方面，他促进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国内，他释放市场和私人主动性。总的来说，邓领导下的模式提醒我们，更模糊的命令并不一定等同于更具适应性的治理——正确的指令组合取决于领导层在特定时间内确定的优先事项。

江-朱：在天安门危机和邓南巡之后上台，江和朱的遗产被他们的使命所定义，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寻求扩大市场改革，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监管机构，以补充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雄心壮志似乎反映在某些领域的红色指令中所占比例更大：土地（56%）、银行和证券（37%）、经济监管（28%）和公共财政（20%）。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最重要的两项结构性改革是财政再集中和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重组。脚注40红色指令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这些领域新法规、限制和处罚的急剧扩展。在江-朱的领导下，所有关于新产业的指令都是红色的，因为如前所述，当时的中央监管机构没有预见到互联网会带来变革性的商业机会，所以他们只关注审查制度。

胡温：用赛奇的话说，如果说江朱领导时期是“改革新一轮，为前所未有的财富奠定了基础”，那么胡和温领导时期则常常被认为是“漂泊时期”。脚注41在胡温的领导下，我们看到灰色指令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习时代。这些灰色指令集中在工业管理（53%）、人力资源（41%）、计划生育（40%）和经济特区（40%）。在措辞明确的指令中所占比例显著高的一个政策领域是公共安全（16%为黑色，26%为红色）。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工业管理（6%的黑色和16%的红色）相比，胡温对公共安全的指示用更坚定的语言表达，既有肯定的，也有限制性的。这可能反映了他们的政府通过增加警力和遏制与经济问题有关的抗议活动数量增加来“维护稳定”的优先事项。

习-李：最后，我们来谈谈习近平。许多专家将习的领导描述为“威权复兴”和“个人统治”时期。脚注42他集中了个人权力，加强了思想政治控制。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声誉，灰色指令的比例在他任职期间达到了顶峰。这种模式在国务院（李克强领导下）和中央办公室（习领导下）发布的指示中是一致的（见图3a和3b），这表明推动这种模式的不仅仅是国务院。此外，灰色指令分布在许多政策领域，包括计划生育（100%）、军事（100%）、新兴产业（71%）、公共财政（68%）和改革开放（58%），显示出广泛的模式。

对这些模式的一种初步解释是，习的威权转向，至少在2017年之前，可能与选择性的适应性治理并存。尽管习将李克强边缘化，但国务院仍然发布了72%的中央指令，因此灰色指令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国务院试图提供灵活性（尽管这种模式也与图3a，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指令和联合发布的指令相一致）。新闻报道将习描述为微观管理者。脚注43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习声称他没有放弃地方实验。在2016年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他宣称“中国通过'摸石过河'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脚注44

最近，在2021年关于共同富裕的演讲中，习官僚机构在不损害创业激励的情况下，适应并尝试减少不平等的方法。他任命浙江省为他的帝国领航员，用邓式的语言指示：“你们要认真考虑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案例，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实施解决方案。脚注45 图 4 显示了包含与实验和试点相关的词语的指令的百分比。脚注46与图3a和图3b类似，它显示了在邓之后稳步上升的模式，在习的领导下达到顶峰。

图4. 包含实验关键字的指令

笔记：这个数字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指示和联合发布的指示。

但是，尽管习有时会发出命令，敦促进行试验，但下级官员是否做出了积极回应，这是另一个问题。习大力开展的反腐运动对官员们产生了麻痹作用，他们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主动出击，冒着政治风险，激发了“懒惰治理”一词的灵感。

我还应该重申，这个数据集只涵盖了习领导的第一个任期，直到2017年。从那时起，习的一些政策态度发生了变化，科技就是一个例子。从2012年到2017年，中央政府积极支持电子商务等多种新形态的新兴产业，并给予这些行业很大的自由度。该领域的指令主要是灰色的（71%），不包含红色的指令。然而，在 2020 年 12 月，中央法规开始打击大型科技公司。因此，2017年之后发布的指示可能与习执政的头五年有所不同。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习正式就任第三届最高领导人之后，分歧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例如，他坚持认为，官僚机构“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零COVID”政策。

结论

本文推进了一种修订后的中国政策沟通模式，重点关注中央指令——自上而下的法律、命令和指导方针。报告认为，与普遍的印象相反，中国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并不是简单地通过“经常发出模糊的指令”来实现的。相反，适应性治理是通过三种指令的组合来实现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每一种指令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赋予灵活性；肯定；和限制。基于这个模型，我提出了一个试点尝试，将后毛时代发布的指令分类为理论上突出的类别。我有足够的空间来修改和改进我的方法，并发现新的模式。

在这个试点阶段，我的目标是开辟新的议程并探索数据生成的方法。首先，我提请注意政策沟通和立法的实证研究。政策目标和结果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研究中是众所周知的，这体现在民间谚语中：“哪里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哪里就有来自下面的反政策。我认为，政策沟通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采取的中间步骤。脚注47在领导层制定决定和政策之后，必须在实施之前将它们传达给庞大的官僚机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中间步骤几乎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使用自动文本分析来检查中心命令的语言有很大的潜力。

其次，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从理论和实证上推进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文献。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中，海尔曼和佩里认为，中共异常适应性的治理受到其革命历史的影响。脚注48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过去的经验并不一定会导致适应性治理，除非正确的“元制度”——定义为“促进适应和学习过程的高阶结构和策略”——到位。脚注49明确和模棱两可的命令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元制度，使中共领导层能够有选择地执行纪律并给予灵活性。这种框架将中国从“中国例外论”的框框中带出，并将其与适应性组织设计的普遍主题联系起来。脚注50这已经在中国之外和实践者进行了探索。此外，这项研究表明，适应性治理理论（通常通过案例研究来说明）应该并且可以为数据收集提供信息。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中央指令在更精细的政策领域中如何变化，并随着特定政策问题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下级政府如何回应高层的指示？为什么习李政府在习转向威权主义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命令和要求实验的呼吁？习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政策沟通与第一个任期相比有重大变化吗？从2022年开始，随着习全面巩固个人权力，我们预计会看到哪些变化？适应性治理是继续还是结束？我希望这种初步的实证努力和这里介绍的发现能够激发未来对适应性政策沟通主题的研究。

利益争夺

没有。

确认

我感谢李侃如-罗杰尔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的探索性资金支持。

洪婉婉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她是两本获奖书籍的作者，《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

脚注

1其他形式的通信包括领导人讲话、国家媒体的社论、电信、访问和私人信件。见奥克森伯格1974.

2李侃如、Tong 和 Yeung1978.

3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1988, 340.

4勃兰特和拉夫斯基2008, 16.

5安2016, 89.

6看同前。，第 3 章。

7奥克森伯格1974, 16.

8李侃如、Tong 和 Yeung1978, 6.

9例如，Chen 和 Naughton2016；奥布莱恩和李1999；赛奇2001.

10李侃如和兰普顿1992, 307, 284, 316.

11勃兰特和拉夫斯基2008, 16.

12沃格尔2011, 248.

13阿勒斯和舒伯特2009；詹和秦2017.

14安2016；海尔曼和佩里2011；内森2003；Oi 和 Goldstein2018.

15吴 （1995）用两个例子来描述在张（2017）讨论了严重依赖指令进行治理的利弊。

16艾森伯格1984.

17帕切和桑托斯2013；石头和刷子1996；阳2016.

18安2016，第 3 章。复杂性和系统视角的一个核心理论优势是，它不会做出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委托人（领导者和中央政府）总是有明确的偏好，并且只寻求控制较低级别的代理人。相反，它承认，作为一个起点，领导者可能经常缺乏知识并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委托人可能不仅寻求控制代理人，还可能希望鼓励他们适应并找到解决方案。

19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1999, 32.

20安2016, 54；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1999, 33.

21地方性的定制和实验产生了反馈，这些反馈随后会告知中央当局是否应该将一项倡议提升为一项国家政策。

22这些例子借鉴了Ang2016, 88–100.

23我首先通过清除停用词和标点符号来清理文档。然后，我将文档分割成单词，并计算关键字的频率。

24最初，有 5,140 个指令。清理数据集后（例如，在删除仅包含一行或两行的通知后），还剩下 4,923 个文档。

25格里默和斯图尔特2013, 268.

26陈和钟2018；Jaros 和 Pan2018；磨坊主2018；场2021；张和马斯特森2020.

27格里默和斯图尔特2013，270，强调是后加的。

28这个样本率与斯图尔特和朱可夫（2009），他们阅读了他们分类的 7,920 份文件中的 300 份。

29K-means 算法是一种常用的无监督方法，不需要研究人员事先指定属性。它广泛用于营销研究，将客户细分为相关类别。李眦2013.

30最初的来源是北大法宝，他将这些指令分配给了许多策略域。为了便于描述，我将它们合并为 22 个主要域。请注意，这些不是互斥的。某些指令可以同时分类到多个域中。

31风险是指某些预期结果可能发生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是指超出预期和计划的可能性。见李安2016, 51；卡岑斯坦2022.

32国务院令第292号。2000年9月20日发布的《互助网信息服务条例》。

33Frank Tang，“习近平罕见地召见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警告他们提防风险”，《南华早报》，2017年4月27日。

34安2016, 90–91.

35大多数指令只包含一个相关的功能短语。在少数带有两个功能短语的情况下（例如，yijian de tongzhi 意见的通知），我会编写最后一个短语。

36李侃如、佟和杨1978, 5.

37联合发布的指令的两个例子涉及建立技术领导团队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两者都需要中共的动员力。

38推卸2018.

39沃格尔2011.

40Liu、Oi 和 Zhang2022.

41赛奇2021, 357.

42经济2018；推卸2018.

43Josh Chin，“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手忙脚乱的微观管理”，《华尔街日报》，2021年12月15日。

44习在2021年向新华社重申了这一信息。参见《习近平：磨头国和：布端神华开坊》，《中国民财经》，2016年9月3日；习焦点：习强调尊重改革中的人民开拓精神“，新华社，2021年3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24/c_139831898.htm。

45习近平：《坚决促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10月15日。对本次讲话的分析，见袁元昂习近平“解读中国官僚将如何解读'共同富裕'的呼吁？“，《外交事务》，2021年12月8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12-08/decoding-xi-jinping。

46我包含了带有 tansuo 探、changshi 尝试、mosuo 摸索、shidian 试点、shiyan qu 实验区、shiyan qu 试验区、shiyan quyu 试验区域、shiyan quyu 实验区域、shiyan dian 实验点或 shiyan di 试验点等词语的指令。如果出现这些单词中的任何一个，则文档将编码为 1；如果不是，则编码为 0。

47安2022.

48海尔曼和佩里2011.

49安2016, 57.

50有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用的这种适应性政策传播模式的一个例子，见吉娜·卢卡雷利（Gina Lucarelli），“开发署加速器实验室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UNDP.org，2019年12月10日，https://www.undp.org/acceleratorlabs/blog/what-does-success-look-undp%E2%80%99s-accelerator-labs-part-1-probably-many。

引用

李婉婷婷.2016. 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婉婷婷.2022.《中国共产党决策与党的二十大》。1月27日在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的证词。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1/Yuen_Yuen_Ang_Testimony.pdf.Google 学术搜索

阿勒斯，安娜和舒伯特，冈特。200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吗？当代中国事务杂志38（4），35-6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和科恩，迈克尔。1999. 驾驭复杂性：科学前沿的组织影响。纽约：自由新闻。Google 学术搜索

勃兰特，罗兰和罗斯基，托马斯 G..2008. 中国经济大变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Chan， Julian TszKin， and Zhong， 潍峰.2018. “读懂中国：用机器学习预测政策变化。”AEI经济学工作论文系列第2018-11号，11月15日。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查尔斯。2021. “威权统治下的信息可信度：来自中国的证据。”政治传播38（6），793-813。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查尔斯和马斯特森，迈克尔。2020. “在政治文本分类中使用词序与长短期记忆模型。”政治分析28（3），395-41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Chen、Ling 和 Naughton、Barry。2016. “制度化的政策制定机制：中国回归技术产业政策。”研究政策45（10），2138-215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经济， 伊丽莎白.2018. 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国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艾森伯格，埃里克 M. 1984. “作为组织沟通策略的模糊性。”传播专著51（3），227-24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格里默，贾斯汀和斯图尔特，布兰登。2013. “文本即数据：政治文本自动内容分析方法的前景和陷阱。”政治分析21,267-297。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海尔曼，塞巴斯蒂安和佩里，伊丽莎白。2011. 毛泽东的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卡岑斯坦，彼得（编辑）。2022. 不确定性及其不满：世界政治中的世界观。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Jaros、Kyle 和 Pan、Jennifer。2018. “中国的新闻人物：习近平时代的官方媒体报道和政治转变。”中国季刊 233， 111–13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刚.2013. “改进的K-means聚类算法在客户细分中的应用。”应用力学与材料411-414,1081-1084。 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Kenneth、Tong、James 和 Yeung、Sai-cheung。1978. 中国中央文件与政治局.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肯尼斯和兰普顿，大卫 M.。1992. 后毛时代的中国的官僚主义、政治和决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肯尼斯和奥克森伯格，米歇尔。1988. 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者、结构和过程.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Liu， Adam Y.， Oi， Jean C. 和 Zhang， Yi.2022.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交易。”China Journal 87 （1）， 40–7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米勒，布莱克。2018. “委托独裁：审视中国信息控制背后的国家和市场力量。”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Google 学术搜索

内森，安德鲁。2003. “中国的换岗：威权主义的韧性”。民主杂志14（1），6-17。 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O'Brien， Kevin J. 和 Li， Lianjiang.1999. “中国农村选择性政策实施”。比较政治学31（2），167-18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Oi，Jean C.和Goldstein，Steven M.（编辑）。2018. 邹平再谈：中国某县的适应性治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奥克森伯格，米歇尔。1974. “中国官僚机构内部的沟通方式”。中国季刊 57， 1–39.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帕切、安妮-克莱尔和桑托斯、菲利普。2013. “混合组织内部：选择性耦合作为对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回应。”管理学会杂志56（4），972-100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赛奇，托尼。2001. 中国的治理与政治.纽约：帕尔格雷夫。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赛奇，托尼。2021年：从叛逆者到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谢克，苏珊。2018.“回归个人主义统治”。民主杂志29（2），22-35。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斯图尔特、布兰登和朱可夫、尤里。2009. “俄罗斯使用武力和军民关系：自动内容分析。”小规模战争与叛乱20（2），319-343。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石头，梅丽莎和刷子，念珠菌。1996. “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的规划：满足承诺需求和合法性需求的困境。”战略管理杂志17（8），633-652。3.0.CO；2-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沃格尔，埃兹拉 F. 2011.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纳普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吴国光.1995. “'纪录片政治'：假设、过程和案例研究。”在Hamrin，Carol Lee和Zhao，Suisheng（编辑），邓的中国的决策。伦敦：劳特利奇，24-38。Google 学术搜索

杨永凯.2016. “组织中歧义逻辑的探索。”管理与组织杂志22（4），517-534。DOI：10.1017/jmo.2015.49.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詹，景薇薇安，秦爽。2017. “政治模糊的艺术：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间信息不对称。”《中国治理研究》2（2），第149–168页。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雪波.2017. 《文健治辞呈：1982-2017》（《文献统治史：1982-2017》）.雪书解， 9： 224–231.Google 学术搜索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我看他不懂这是“中囶的变色龙”特色吗？再说他这是“思想决定观察”的，还是“观察决定思想”的呢？须知类似的“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都是为了“巩固专制”，这才是重点所在。

谢选骏：仓颉造字与甲骨文的起源

《造字的仓颉，为啥叫“仓颉”？甲骨文揭开了颠覆性的一幕》（2022-09-25 遨游历史的海洋）报道：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了解千百年前的古代历史，就是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文字，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又承载着教育职能和各种社会职能，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科技十分发达，传递信息十分方便，但前提是有传递信息的载体，即文字。没有文字，一切都是妄谈。

但是我们学习古书典籍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着无数的字体与形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后人尚且可以看懂。那么，当初是谁先造出的文字呢？ 看一些史料记载，以及一些神话传说的流行，我们一直都有仓颉造字的说法。但是最早的文字出现在甲骨文中，并且从甲骨文的内容发现了关于文字的颠覆性一幕。

仓颉造字传说

无论是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早期历史，其实都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由于人类早期，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蒙昧阶段，所以很多事物都带有神话和鬼文化色彩。

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自然更是解释不清楚，于是就有了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流传于世，而后有了文字之后，各种说法又被记录下来。但是很多人都好奇，究竟谁是第一个创造文字的人呢？毕竟记载，就需要文字作为载体媒介。

在古代的历史上， 流传的最多的就是“仓颉造字”传说。相传，仓颉是黄帝身边的一个官员，给他分配了管理牲畜、粮食，并做统计。可是那时候没有计数，也没有相关的文字进行记载。少的时候，还可以凭借他聪明的脑瓜记住，但是一旦数量多了起来，脑子再够用也记不住。

于是仓颉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新增的牲畜和粮食等用贝壳表示增加和减少，即粮食和牲畜增加，就加一个贝壳，减少的话，就立马减少一个贝壳。黄帝见仓颉这样聪明，于是让他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每年祭祀的次数，部落每次狩猎的分配情况，以及人口的增多与减少。总之，他这个时候俨然已经成为了黄帝身边的史官。

管的事情越多，在早期的社会中并不代表官职越大，相反，仓颉还要努力思考如何将自己现在手上的事情管理的井井有条。一天， 他在参加集体狩猎的时候，看到部落的人在为怎么走，如何有效的规避猛虎而争吵，仓颉由此得到启发，想到用不同动物的特征来创作一种符号，代表他们的各自的名字。

于是，最早期的文字就此出现了。 而后，仓颉又根据天山星宿分布的情况和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根据它们的形状进行描绘，成为一种符号，然后再给每个符号都定下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仓颉把这种符号叫做“字”。而在战国时期，有了专门的书籍，比如《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籍，都专门写了仓颉造字的故事。

甲骨契木为文

但是新的疑问也随之出现，人们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有仓颉这么个人，并且字也不一定是他创作的。

为何会这么说呢？因为最早期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是却没有任何关于仓颉造字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甲骨文是一种占卜卦辞，本来仓颉造字的事情不适合出现在上面。但是黄帝时期的史官距离后来的荀子时代有两千多年，距离《淮南子》书籍的年份自然更远。此前一直都没有人说关于文字的历史，为何在战国以后的日子里才说出来呢？这中间是不是杜撰的故事，还有待商榷。

当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时，人们在甲骨文中找到了文字被创造的某些蛛丝马迹，那就是 “契”字。在甲骨文中， “契”字从字形来解析，可以发现它的组成是一个“丰”字，再加上一个“刀”的象形字。

最早期，“契”字就是这么个写法， 本义是“用刀雕刻”。但是最早的雕刻载体都是木头，于是“契”在后来的演化中，就变成了“丰”加“刀”，然后下面加上“木”字。后来文字的演变不断简化，有很多字距离象形越来越远，所以“契”字下面的“木”字也变成了“大”。

这个时候， “契”除了本义之外，还说了它最初诞生的目的，就是“刻识其数也”，后来被引申为“契约”相关的“证明文书”和“兵符”等。总之，就是和约定相关。

而这个“契”字仔细探究，又发现它和商人的第一代先公商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今天做生意的“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为从商代起，有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之为“商人”。

而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需要干什么？需要进行交易，需要银货两讫。而进行大量的商业活动时，就需要计数。那么，根据《释名·释书契》中的“刻识其数也”说法， “契”就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时，需要计数进行的雕刻活动，所以文字可能是商人造的，而不是神话故事中的仓颉创造的。

但他们两者之间应当是存在某种联系的， 因为“仓颉”和“商契”的发音很相似，所以后人在进行文字记述的时候，将“商契”写成了“仓颉”也未可知。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不过还需要资料进行进一步证明。

结语

由于最早出现“仓颉造字”故事的说法是在战国时期，而离早期的黄帝时期，早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所以除非仓颉是一个像扁鹊那样的人，指的是一个群体，几百年来都在七国之间穿梭，那么说不定仓颉造字的可信度高一些。但是在一些史料中又明确记载了，仓颉是黄帝身边的一个史官。

但是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占卜的龟壳上，所以“仓颉造字”的说法可能立不住脚，更何况，甲骨文上的一个“契”字，就差不多已经说出了大致的造字历史。也就是说，早期的字应当是商人首领造的。但是，这种说法是今人根据甲骨文来推测的，具体的史料还有待发掘。不过， 这也是历史性的一步，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文字被创造出来的证据。

谢选骏指出：从仓颉造字看甲骨文的起源，虽然现存资料多为宗教祭祀的，类似于埃及；但最早可能起源于商业——那就与腓尼基文字的发展十分相似了。

《考古发现：甲骨文与商朝的起源》（2016-02-01 酷鸟旅游）报道：

《中国人从哪里来？》已更新到第二章：甲骨文与商场的起源。中国人从哪里来？

这不是考古，也不是科普，这是寻根问祖，这是一位科学家的心路。

第二章：甲骨文与商朝的起源

甲骨文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时期建立的都城，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从盘庚迁都至此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打败，共273年。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安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有考古发掘支持的都城。

说起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当属甲骨文。甲骨文实际上是“龟甲兽骨文”。“甲”指龟甲，通常是平滑的龟的腹甲;“骨”指“兽骨”，通常是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历史学家又将甲骨文称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等。

有学者认为，商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重视占卜。甲骨文就是商朝王室用于占卜吉凶的，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文15万片以上，其中发现了4500个字，已经有约2000个字被专家们辨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具备了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种造字方法，即所谓的“六书”，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甲骨文并非都是占卜用，也有一些是日常生活的记载。

有趣的是，最初发现甲骨文的地方竟然是中药铺。中药中有一味药叫龙骨，是古代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残片乃至化石。可以将生的龙骨直接配伍煎熬，或者是先用火煅烧至灰白色，再与其它药物配伍煎制。中医认为，龙骨可以具有平肝潜阳，镇静安神，收敛固涩的功效。用于阴虚阳亢所致的烦躁易怒，头晕目眩等症。具体说来，没有煅烧过的龙骨被称为“生龙骨”，可以用于镇惊安神，多用于失眠，怔忡，惊痫，癫狂，眩晕等病症。而煅烧后的龙骨被称为“熟龙骨”，具有收敛固涩的功效，多用于盗汗、遗精、久泻及疮疡不和等病症。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王生于山东烟台福山，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位。他博学多才，平生酷爱金石收藏。据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好转。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其基本表现是发冷、发热、出汗。西方是用奎宁治疗。中医一般是用青蒿与其它药材配伍熬制汤药。新中国一项重要的医学成就正是从中药黄花蒿中提炼出了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在1899年的北京，买不到青蒿素和奎宁，疟疾尚属于疑难病症。中医给王先生开的药中使用了“龙骨”。估计是要用龙骨的所谓“镇静安神”的功效。

可能是没有听说过“龙骨”这味药。王懿荣对龙骨产生了兴趣，并在龙骨中发现了疑似古老的文字。后来，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带回了一包龙骨，请王懿荣鉴定。本来就对龙骨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懿荣将这包龙骨拼接、研究，发现是龟甲。同时进一步发现龙骨上刻有很多古老的文字。扎实的金石功底和对金石收藏的爱好，让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王懿荣查阅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几天的努力，他最终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得到启示，认为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难能可贵的是，王懿荣通过考证，很快就得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正确认识。此后，他又从龟甲和骨头片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并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王懿荣认定，这些是早在篆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文字，并开始大量收购、研究。

可惜的是，此后仅仅一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担负保卫京城的重任。当时清政府可能真的是无人可用，竟然让一位翰林院的文人负责团练，守卫京城。王懿荣素有爱国情怀，他率团练奋勇抵抗，但最终刀枪难敌火器。7月20日，八国联军从东便门攻入京城后，王懿荣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随后，这位一生以抗倭英雄戚继光为楷模的饱学之士，偕家眷慷慨投井殉国，时年仅55岁。清政府痛失一位博学义勇的栋梁之才，同时也是甲骨文考古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让人感慨、惋惜。

值得庆幸的是，王懿荣殉国后，他所收藏“龙骨”被刘鹗获得。刘鹗也是晚清有名的学者，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与王懿荣在金石篆刻方面素有交流。获得甲骨文后，刘鹗在王懿荣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很快成为被后世所公认的甲骨文考证四大家之一。仅仅过了3年，即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发表了第一部甲骨文方面的著作：《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文字“甲骨文”的消息让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很多学者开始收藏甲骨，一时间各中药铺中的带字“龙骨”，身价百倍。由于贩卖龙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将其出土地点当做商业秘密，秘而不宣。

1904年，晚晴著名文人孙诒让通过发奋钻研，考释甲骨文的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一百多单字逐个进行辨析，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

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的产地在河南安阳，开始到当地收集甲骨文，并进行研究，发表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一举成为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之一。不过，据溥仪说这本书是罗振玉的亲家、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著。

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首次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并且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最关键的是，这些发现证实了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殷商都城。这是中国考古界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文献记载与古代遗物相互印证，被称为是“新史学开山”之作。

1928年6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学习医学的郭沫若见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开始研究甲骨文。期间，郭沫若走访日本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仅仅一年以后，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此后，他又发表了《卜辞通纂》、《甲骨文合集》等书籍。尤其是《甲骨文合集》收录了41956片甲骨，是甲骨文研究的集大成者。

1933年，先后9次参与、领导殷墟考古发掘的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该书首创“甲骨断代学”，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被后人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甲骨文记述的内容

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据考古专家推断，这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商王几乎每事必卜。也有专家认为，甲骨文并非全是占卜的记录，有很多是皇室日常生活的记录。因此，从甲骨文中可以了解到商朝的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等内容。

从阶级组成看，殷商时期有奴隶、平民、奴隶主、贵族以及各级官员。奴隶和平民包括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奴隶主和贵族则有先公、先王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等，在甲骨文中记录为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殷商的官吏级别和种类很多，称呼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

殷商有强大的军队，有战车、弓箭和青铜兵器。例如，很多历史资料和传说中认为，商汤灭夏就启用了马拉战车。据记载，喜科索人打败古埃及法老也使用了类似的马拉战车。军队的组成单位有师、旅等，与现今的建制有一定的相似处。

根据历史文献和传说，商汤建立完善的法律，传说和《史记》等历史文献中记载，大甲执政初期，不遵循商汤的法律，被大臣伊尹放逐到商汤陵寝桐宫。甲骨文证实了商朝有很完备的法律。甲骨文中有关记载表明，商朝设有监狱，并且由刖、劓、伐等刑罚。与历史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军队是国家的基石。由于有强大的军队，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不断拓展疆域。如第一章所述，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应该是商朝迁徙到现今河南西部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有关殷商的记载，凡是被征服的方国都要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人某某氏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这一点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延续。明清时期，朝鲜、越南等国还向中央集权的皇帝进贡。

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这也已经被众多的考古挖掘中被证实。例如，1950，新中国第一个发掘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就发现有79个殉葬的人和16匹殉葬的马匹。据统计，在安阳武官村殷墟已发掘的十几座大墓中，殉人总数多达五千余人。1976年，安阳市西北郊发掘的一座中型墓中，墓的四周密集地排列着人祭坑，共1400余个。再如，商末1997年，在河南鹿邑县太清宫太极殿西隐山发掘的长子口墓中，也发现了13具殉人遗骨和一条殉狗。殉人、殉畜等厚葬习俗与古埃及如出一辙，严重阻碍了商朝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遗址中也发现了殉人。

作为农耕社会，殷商王朝十分关心农业的收成和风雨气候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所以，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有关田地、农作物等都有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作物的记载中，除了黍、稷、稻等外，还记录了麦。

目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小麦原产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考古人是大约1万年前由野生的二粒麦人工驯化而来。在中国没有野生的二粒麦，因此小麦肯定是外来。目前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最早的小麦正是出现在殷商时期。也就是说，小麦肯定是外来的，而且和青铜器、甲骨文一样都是在殷商时期出现的。

殷商属于农业社会。殷商时期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用于日常生活、军事、祭祀和殉葬等。甲骨文中有关于大量圈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等畜禽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早已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非常擅长畜牧业。这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吻合的。例如，传说商朝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此外，商朝先王和先民非常重视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据说，商汤曾经馈赠夏朝的附属国“葛伯”大量牲畜，让他进行祭祀。说明商朝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经感慨：商代当时畜牧业发展程度达到令人惊愕的地步，六畜均做牺牲，一次有用300-400只。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代汉语中的“牺牲”本意来自祭祀。其中，“牺”就是用整只纯色毛的大型动物，如牛羊等来祭祀;“牲”则是用一群纯色毛的动物整只进行祭祀。与商朝类似，古埃及祭祀也是用纯色毛的动物。

甲骨文的记载还显示，渔猎也是殷商时期的重要生产活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说明殷商时期，河南附近应该有大象。殷商时期，狩猎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田、狩、逐、阱、射等。其中田猎是商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活动，其目的有：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供给宗庙祭祀；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行军事训练。据说商汤还规定，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贝币与马来龟

殷商的商业很发达，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的记载。商出土的文物中，货币重要是货贝，一种生长与热带太平洋水域的珍贵贝类。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6800枚贝币。后来贝币出土渐少，开始出现石贝、蚌制贝、骨贝、铜贝等，说明商朝逐渐失去了贝币的供应源。铜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一种可能是商朝早期与热带海洋岛屿的居民有贸易往来。另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商朝的祖先们曾经在热带居住过，积累了大量的贝币。来的中原以后，失去了贝币的供应地，因此，逐渐制造代用品。

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小：在商朝非常弱小、处于内陆地区的二里岗时期就有贝币出土。如果贝币是通过与热带岛屿贸易获得的，为什么在商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贝币反而少了？

第二种可能性得到了甲骨文书写材料龟甲的印证。商朝甲骨文中有很多龟甲是来自热带才有的马来龟。对于殷商甲骨文中马来龟龟甲的来源，考古界普遍认为是当年商朝从海南岛获得的。但是，历史上海南岛并非马来龟的产地，只是近年来，马来龟作为宠物被引进。更重要的是，在商朝初期，其势力范围局限于河南郑州附近，至其鼎盛时期也没有跨过长江。如何从海南岛获得大量的龟甲?仔细研究发现，殷商早期的甲骨主要是龟的腹甲、背甲。例如武丁时代埋藏甲骨的窖穴，YH127坑中，一万七千多片甲骨文中，牛骨仅8片，其余全部是龟甲。其中有一块产于马来半岛的大龟长达44cm、宽35cm，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卜甲。但是后来的甲骨窖穴中，龟甲的数量急剧下降，变为以牛骨为主。对于这种现象，也有考古界人士推测殷代卜甲与卜骨是分处埋放的。考虑到甲骨组成随时代变化的特点，马来龟是我们商朝的祖先总热带地区带来的，更有说服力。

总之，甲骨文的突然出现、出产于热带海洋的货贝和马来龟在甲骨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少等现象，均支持我们的祖先在到达河南前，曾经在热带地区生活过很长的时间。

我最初的一个信念是，殷商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从出现到发展出这样成熟的文字需要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所以，商以前的华夏文明史一个很长。但是，后来一些事实动摇了我的这个信念：很多文字是短时间内创立的，例如蒙古文是借用回鹘文的字母。据说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人，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忠贞，不仅没有杀他，还任命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蒙古人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而此后约四百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头创制满文。再如，现代德语文字是马丁路德为了宣传基督教，于1521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创立了语法严谨的现代德语；而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当然，这些都是拼音文字，而且都是学习、借鉴了别的语言的字母，所以很容易通过改造，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相比之下，朝鲜文，因为字母是自创的，耗时就相对较长。据说，朝鲜文字是“世宗大王”李裪责令郑麟趾、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历时30多年，于1443年创立的《训民正音》。

让我最受震动的是西夏文的创立。作为象形文字的西夏文是一个人仅花三年就创立的：西夏景宗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花了三年，创制了近六千个字，并迅速得到推广。这可能是由于西夏人是党项族，属于藏族的一支。在语言上，西夏属于汉藏语系。他们对汉语的象形文字有着天然的适应力。

尽管西夏文可能只是个特例，但是它动摇了我利用甲骨文推断中国历史久远的逻辑基础。我的中国“文明古国”的信念开始动摇，有时候甚至有些自卑。

当年发现甲骨文后，西方学者认为甲骨文是古埃及或者巴比伦传来的，遭到我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但是，如果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在现今中国的地界上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就不能排除“甲骨文是外来的”。有人说早期的文字可能写在一些易损物上，因此看不到。但是，在我国早期考古遗址中大量出土陶器。陶器是很容易留下文字的器物，但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殷商以前的大量陶器上没有一个文字。难道甲骨文真的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那我们的祖先是从古埃及带来了文字，还是像日、韩借用汉字一样，从古埃及、巴比伦学来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人云亦云，无多新意——如果说甲骨文是外来，那么证据呢？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过这样的文字吗？如果没有，那么还是华夏自己独创的，即使吸收了外来的文字思想。而其核心人物，就是传说的“仓颉”了。至于他的年代和族属，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只有天晓得了。

谢选骏：香港是党天下还是黑社会——“三百年殖民地”的狗食命运

《美国芯片为何仍流入俄罗斯？香港空壳公司背后的秘密链条》（AARON KROLIK, 孟建国 2024年7月26日）报道：

文咸东街135商业中心是离香港金融区不远的一栋办公大楼，在七楼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至少有四家公司经营着神秘的业务：促进将西方技术运到俄罗斯的非法交易。

据《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使用该地址的空壳公司为美国政府制裁名单上的许多俄罗斯军事技术公司购买了数百万个受限制的芯片和传感器。

这些空壳公司的名字包括Olax Finance和Rikkon Holding。它们办公室的门上有褪了色的号码704，但里面似乎无人。记者上个月登门造访时，无人应答门铃，只看到门缝里插着一张空调广告。

但这些公司是把美国的研究实验室、中国的工厂、俄罗斯的武器制造商、乌克兰的战场连接起来的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无法控制其技术流向的体现。

据时报对俄罗斯海关数据、公司记录、域名注册和制裁数据的分析，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近40亿美元的受限制芯片通过6000多家公司流入了俄罗斯，其中就包括地址在香港文咸东街135商业中心的公司。这项分析审查了2021年年中运起到俄罗斯的近80万批受限制电子产品。

对俄罗斯海关数据的分析显示，就在西方寻求通过贸易限制切断其半导体供应同时，俄罗斯建立了一条如此强大的平行供应链，以至于该国在2023年最后三个月进口的关键芯片数量几乎与2021年同期持平。在获取这些芯片方面，俄罗斯已加深了对中国的依赖，分析显示，过去以美元结算的交易现在正越来越多地以人民币结算。

注：数据为美国商务部指定的1级受限芯片每月运往俄罗斯的价值。

注：数据为美国商务部指定的1级受限芯片每月运往俄罗斯的价值。 BY ELLA KOEZE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如此公然蔑视西方贸易限制是美国领导的应对俄乌战争措施的失败之一。俄罗斯非但没有陷入经济孤立，反而在两年多的冲突后得以变本加厉地攻击乌克兰。

俄罗斯的技术进口始于美国芯片制造商将产品出售给国际分销商。没有法律要求芯片公司追踪产品在分销商经手之后的流向。这让俄罗斯转向国际分销商来维持稳定的技术供应，据时报的分析，这些分销商位于香港、中国、土耳其、印度、塞尔维亚，以及新加坡。

一些中间商公司是俄罗斯商人长期拥有的离岸公司网络的一部分。时报的分析显示，文咸东街135商业中心的四家空壳公司由与俄罗斯军工基地有联系的寡头所有。

这些空壳公司行动的速度之快让西方的监管机构疲于应付。一旦一家供应商被查，新供应商们马上取而代之，有时甚至新公司还是原来的所有人。其中一些公司在美国的后院运营，比如一家与俄罗斯有关的公司地址是一名拉脱维亚裔加拿大退休人员在多伦多郊区的一栋两层楼房，但此人显然对自己的地址被冒用不知情。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回答置评请求时没有直接答复俄罗斯是如何无视贸易限制的，而是说美国的出口管制意味着“面对供应减少的问题，俄罗斯越来越无法满足战争需求的增长，并且为获取的东西支付更高的价钱”。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已加大力度惩罚那些与俄罗斯做交易、支持其战争行动的人。

俄罗斯外交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国在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产品组装国，从西方进口大量零部件，然后组装出消费类电子产品。业内专家表示，中国公司能轻易将这些零部件运往俄罗斯。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没有向俄乌战争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或装备。“美国应该做的是反思自己对乌克兰危机的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中国，”外交部说。

由于本国的制造能力有限，美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将芯片运往中国进行制造、封装和组装。

“情况已经变了，”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埃琳娜·里巴科娃说。“我们已失去了对芯片生产的控制。”

7月8日，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基辅一家儿童医院，造成两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七名儿童。

据乌克兰国家反腐局的说法，这枚打到基辅的Kh-101远程巡航导弹上有很多来自美国芯片制造商的电子产品，它们都是受贸易制裁限制的设备。

俄罗斯导弹中的一个重要芯片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FPGA)，由AMD和英特尔等美国企业制造。这种芯片用于火灾报警器、互联网调制解调器、导弹和无人机，它们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处理数据，被禁止出售给俄罗斯。

据俄罗斯海关的数据，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已进口了价值超过3.9亿美元的FPGA。这些进货只是克里姆林宫规避制裁、维持关键技术供应努力的一小部分。

克里姆林宫早就明白，依赖西方技术是该国的一个弱点。俄罗斯曾在2020年提出一项计划，试图启动国内的芯片生产，并在未来十年加强国内的电子制造业。这些努力基本上失败了。

俄罗斯转而开始与美国的大型半导体制造商发展关系，从英特尔等公司以及DigiKey等电子产品分销商进口芯片。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这些关系被断绝。美国政府为阻碍俄罗斯获取关键技术的能力，很快宣布了范围广泛的制裁措施。

“俄罗斯获取美国和伙伴国尖端技术的渠道将被切断，”商务部助理部长西娅·肯德勒当时这样说。

西方公司很快就从俄罗斯撤出。它们的产品却没有随之离开。

俄罗斯对供应链迅速做出了调整，寻找愿意为其船只提供服务的友好国家和港口。转运中心在土耳其、阿联酋和摩洛哥迅速建立。美国政府已对这些国家的公司和个人实施了制裁。

中国成为俄罗斯的主要芯片供应国。根据半导体产业联盟的数据，中国经手了全球29%的芯片。

见证者无人机和柳叶刀无人机是俄罗斯最致命的两款军用无人机，它们用的是德州仪器生产的芯片，而这家公司在中国成都有一家芯片封装测试厂。另一家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西安制造芯片。FPGA大量流向中国制造商，由这些制造商把它们装进销往全球的产品中。

在电子邮件回复中，AMD、德州仪器、美光和英特尔表示，它们反对俄罗斯使用其技术，而且遵守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

“在战争的最初几周，人们确实期望这些措施会成为杀手锏，”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艾米丽·基尔克里斯在谈到相关制裁时说。但“我们低估了美国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实际执行制裁的难度”。

文咸东街135号的俄罗斯人

2008年，俄罗斯商人阿列克谢·奇切涅夫控制了一家名为Saril Overseas的香港公司。

在香港的俄罗斯侨民奇切涅夫及其生意伙伴米哈伊尔·维诺格拉多夫领导下，文咸东街135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壳公司，Saril Overseas只是其中之一。

根据新闻稿和两家公司的网站，接下来的十年里，两人开始管理十来家空壳公司，比如Syssoft和Toren Limited，这些公司从事国际房地产开发和贸易。位于文咸东街135号的一家名为Olax Finance的公司表示，它与美国演员凯文·科斯特纳拥有的公司Costner Industries Venezuela合作，为一个净水项目提供了资金。科斯特纳的公关人员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根据公司注册文件，文咸东街135号的俄罗斯空壳公司使用了复杂的离岸所有权结构，与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塞浦路斯的控股公司交织在一起。依据香港的企业注册记录，这些公司的股份就像棒球卡一样在维也纳、特拉维夫和巴黎等地的俄罗斯商人之间转让。

根据公开记录，位于文咸东街135号的两家公司Rikkon和Midicon分别由安德烈·科齐岑和伊戈尔·库德里亚什金所有，他们是俄罗斯工业集团乌拉尔矿业和冶金公司的前董事。根据美国财政部和公开文件，乌拉尔矿业和冶金公司与普京、武器制造和俄罗斯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联系。

乌拉尔矿业和冶金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尚不清楚科齐岑和库德里亚什金是否仍与该公司有关联，而且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

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科齐岑和库德里亚什金将Rikkon和Midicon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奇切涅夫和维诺格拉多夫。根据香港的公司注册处数据，到2022年，奇切涅夫和维诺格拉多夫在文咸东街135号至少控制了11家公司。

其中只有两家——Kvantek和Superchip——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就在向俄罗斯出售芯片。随着限制和制裁的实施，根据时报对俄罗斯海关数据的分析，更多公司开始加入进来。

注：数据为美国商务部指定的1级受限芯片的发货量。为便于查看，货值低于10万美元的出货进行了放大。

注：数据为美国商务部指定的1级受限芯片的发货量。为便于查看，货值低于10万美元的出货进行了放大。 BY ELLA KOEZE

Saril Overseas原本没有向俄罗斯出口的记录，直到战争进行到第六个月才开始。2022年7月，它向俄罗斯出口的第一批货物是AMD生产的FPGA，价值9.5万美元。

后来，Saril Overseas公司扩大了与几家俄罗斯公司的贸易规模。根据对俄罗斯海关数据的分析，到今年为止，它已经销售了近900万美元的受限制半导体。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至少有一家空壳公司Kvantek已经关闭了网站，并且似乎已经停止运营。

奇切涅夫在香港寓所门口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不知道这些公司的幕后老板是谁，也忘记了它们是如何转移到自己名下的。“你看，这是我在莫斯科的朋友的朋友，所以他们让我帮助他们，”他说。

奇切涅夫说，他们之所以联系到他，是因为他住在香港，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董事。他表示，自己并非科技专家，只是帮忙把芯片从美国和台湾卖到中国。

“这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他说。“我只是向美国或台湾付款而已。”

他还说，正在关掉他在文咸东街135号的公司。“目前，我只想享受生活，”他说。“但以前，是的，我们有几家公司，但现在全都关了。”

维诺格拉多夫没有回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问题。香港律师科林·科恩的律所Boase Cohen & Collins被列为文咸东街135号那些公司的秘书，他以替客户保密为由拒绝置评。

技术持续流动的受益者之一是俄罗斯军事电子产品供应商Staut。2023年7月，美国财政部对其实施限制，切断它与美国技术的联系。

这给文咸东街135号的那些公司带来了麻烦，它们已向Staut销售了超过2100万美元的受限芯片。但几个月内，多家位于文咸东街135号的公司已将货物从Staut转移到了Chipdevice和Leningrad Microwaves这两家公司。

根据俄罗斯的公司记录和域名注册信息，虽然Chipdevice和Leningrad Microwaves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它们与Staut和另一家俄罗斯军用电子供应商Fregat共享所有权。自战争开始以来，Chipdevice和Leningrad Microwaves已经收到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限制芯片。

到去年年底，美国已将ChipDevice和Fregat列入制裁名单。Leningrad Microwaves仍未受到影响。上个月，财政部还将奇切涅夫和文咸东街135号那些公司中的几家列为经济制裁对象。它还没有对维诺格拉多夫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至少落后一步。根据制裁数据提供商OpenSanctions的数据，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财政部负责管理美国制裁项目的机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指定对至少4234名俄罗斯个人和公司实施经济限制。

退休人士的郊区住宅

在绿树成荫的多伦多郊区，67岁的拉脱维亚裔加拿大退休人士爱德华·波贝雷兹金最近站在自家门前，讲述了他与一家向俄罗斯运送受限技术的公司的关系。

波贝雷茨金说，10年前，一名俄罗斯商人向他支付了一笔象征性的费用，让他注册成为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尔伯顿企业公司的“服务代理”。那之后，波贝雷茨金和他的住宅成为了阿尔伯顿公司加拿大总部官方文件的指定收件人和地址。

时报记者本月带着有关阿尔伯顿的问题来访时，波贝雷茨金说他“非常意外”。根据时报对俄罗斯海关数据的分析，自2022年初以来，该公司已向俄罗斯运送了价值900多万美元的受限技术。

波贝雷茨金是阿尔伯顿唯一公开身份的董事，他说，九年来，他从未听到过该公司的任何消息，也没有收到过与其有关的任何邮件。

他说，“我和俄罗斯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他还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姓名或地址是如何被使用的，也不了解阿尔伯顿的业务。他表示打算不再担任该公司的加拿大代表。

专家们表示，虽然波贝雷茨金的说法无法得到独立核实，但利用商人规避制裁是俄罗斯行动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些商人可能是不知情的，他们往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背景。与俄罗斯有关的企业敢于在美国盟国的一个大城市里这样做，说明了他们的规避行为是多么明目张胆。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言人表示，该局无法提供有关阿尔伯顿公司活动的详细情况。

阿尔伯顿还有其他国际关系。根据对俄罗斯海关数据的分析，2019年，该公司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的Levitus Trading公司向俄罗斯运送了数千磅电缆。Levitus曾经是Olax公司的唯一所有者，而这家公司现在的所有人是奇切涅夫，注册地址很熟悉：香港文咸街135号。

谢选骏指出：人问“美国芯片为何仍流入俄罗斯？香港空壳公司背后的秘密链条……”——我说且看看“香港是党天下还是黑社会”吧……其实，香港既是党天下，还是黑社会——这就是刘晓波一类人物所希望的“三百年殖民地”的狗食命运。

谢选骏：八十岁的中囶该如何生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出台 2029年中国人的生活将是什么样？》（BBC 2024-07-25）报道：

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一份2.2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想从中找到几个词句，组成个新闻标题并不容易。 十年前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记者们则方便的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几乎不约而同地称为中外媒体的聚焦点，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彼时刚刚上任一年的习近平，将会推进更为自由化的经济改革。

在此次全会前，类似的乐观情绪同样洋溢，中国央媒也在不断铺垫这次全会的重要性，甚至将习近平任内的两次三中全会，与46年前开启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肩而立； 另一篇新华社特稿《改革家习近平》中，则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不过这篇稿子刊发不久即被删除。

会后发布《决定》，虽然“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但不少专家表达了失望——经济学人智库（EIU）认为，决议印证了该机构此前的观点，即这次三中全会是渐进式改革，而非突破性。 圣母大学学者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认为，从公报到决议，都没有透露出建立国内信心、恢复外国投资者兴趣和热情的新宏伟战略。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覆盖面极广的改革文件，为其300多项改革任务，设定了一个完成日期——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

广告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这些改革事项如果真的可以实现，那么中国人的生活势必将受到影响。

延迟退休：着墨不多，反响巨大

如果你是身处中国的打工者，尤其是年轻人，延迟退休的政策可能对你产生影响。

三中全会后，延迟退休立即成为中文互联网的讨论热点。 《决定》中的原文是，“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

从中文社交媒体的舆论来看，“延迟退休”带来的关注度一骑绝尘，一条“1990年后出生的一律延迟到65岁退休”的消息被广泛转发，但后被证实并非来自官方渠道。 大多数网友以吐槽为主，比如，“房价上涨，三胎政策，医保改革，延迟退休，还能给年轻人留条活路吗，压力大的我感觉自己活不到65了 ?”。

中国当前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

中国的养老金结余也让人担忧。 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会出现在2028年，并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今年中国全国"两会"上人口问题带来的老龄化危机，也变为热点话题图像来源，盖蒂图片社

图像加注文字，今年中国全国“两会”上人口问题带来的老龄化危机，也变为热点话题。

“中国推迟退休年龄不可避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研究员易富贤向BBC中文表示，中国今后的养老危机，比英美都要严重得多，中国今后的退休年龄，也必然会比英国和美国晚，而退休之后，老百姓拿得到拿不到养老金还是个问题。

2020年中国1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5个劳动力； 易富贤测算，到2035年只对应2.4个劳动力；到2050年，只对应1.5个劳动力（美国对应2.4-2.5个）。 中国65以上岁老人占比，从2020年的14%增加到2035年的25%，2050年的35%。

这种情况下，易富贤认为，中国面临两难：如果推迟退休年龄，将加剧失业危机。 但如果现在还不推迟，今后猛然大幅推迟，又将导致社会抗议、甚至动荡。

经济学人智库也认为，中国未来劳动力短缺将主要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 该智库的基准假设是在10至15年内分阶段尝试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向中文媒体表示，这次《决定》中把“自愿、弹性”列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原则。 “自愿”尊重了个人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状况，“弹性”意味着能留出空间讨论，有利于形成一个有共识的方案。 很多发达国家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不“一刀切”，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形成调节退休年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中国希望推行“延迟退休”由来已久，早在2013年就提出研究相关政策，2021年明确要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但政策迟迟未落地。

按照此次三中全会的时间表，将在2029年前出台一项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那么对于届时还未退休的大部分中国人都将产生影响。

视频加注文字，中国東北“锈带”的养老金危机

房地产与财税：“一体两面”的改革

房地产市场的动荡，牵动着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钱包——房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比70%左右。

《决定》中关于房地产篇幅增加，聚焦房地产的中国智库“中指研究院”分析认为，用了整段、接近160字的篇幅着重提及了房地产，一方面表明中央对于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几年房地产政策指明了方向。

其中两项关注度较高：“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强力监管，长期高杠杆运营的不少房企倒下，留下数以十万计的“烂尾楼”，称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指研究院认为，本次《决定》强调“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或意味着未来预售制改革进程将加快，取消预售制或是大势所趋。

中国长期实施商品房预售制，意味着先交钱，1-3年甚至更久后再交房，由此房企可以拿着预售款，投入下一个房产项目的开发中，资金流转快，但风险更高。

“转向现房销售后，企业开发贷使用时间延长，金融机构配套的资金支持如何优化调整，需要研究。” 中指研究院称，在全面推进现房销售前，部分城市或需进一步完善供给端政策，稳定供给预期。

如果这些困难都能可以克服，可能意味着在2029年中国人能够直接买建好的新房，从而规避“烂尾楼”的风险。

视频加注文字，中国的烂尾楼危机持续 业主称“不再相信政府的话术”

相比之下，《决定》中关于房产税的信息则模糊得多，仅仅九个字，“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而早在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曾明确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过去十年，中国不仅完成了房地产税法草案的编纂和征询意见，甚至进行了试点。

2017年，时任财政部长肖捷发文称在持有环节征收的房产税是未来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而且“不会因为骂声而改变”。

但在2021年底扩大试点时被叫停。 因为当时房价大跌，连累地方财政也出了问题。

从2020年到2021年，中国政府强力限制房企的高杠杆，使土地市场遇冷，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快速下行，尤其是以往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的地方。

中指研究院称，当前房地产市场处于深度调整阶段，房地产税的出台时机尚不成熟，预计短期房地产税出台预期较弱。 但“中长期来看，房地产税相关立法和改革或仍将持续推进”。

在中国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也需要房地产税。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推进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后，地方政府的税种进一步减少。 此次《决定》将消费税收入下放给地方政府，而长期来看，地方政府还有望掌握房地产税，充实地方财政，以应对当前糟糕的债务负担。

总结而言，在2029年之前，中国老百姓被征收房地产税的机率并不高。

中国房地产工地图像来源，盖蒂图片社

产业与创新：扶持自主产业链

圣母大学学者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内容，与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首次公布的紧急战略极为相似。

背后的原因，加拉格尔解释称，简而言之，习近平野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经济结构改革”：重塑中国经济，使其更有效率、更协调地跨区域发展、减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并由北京的权威政府进行更有效的调控。

如果你是一个深处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投资者，那么对于产业方向的选择，《决定》中直接点名了八个予以支持的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

相比2015年5月推出《中国制造2025》中的十个产业有所调整，增加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十个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 。

过去十年，对于上述高新技术行业的支持，让中国经济吃到甜头，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从一无所有到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

中国扶持的方法也很直接——补贴。 根据中国媒体测算，政府向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了1500亿元。

在最新的《决定》中，也加强了这一印象。 经济学人智库发给BBC中文的分析报告指出，未来中国政府将加倍努力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文件中提到要建立全面的创新机制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将采取“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在创新过程中，强调公共资金和国有企业的作用，而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由商业驱动创新。

2024年2月6日，德国美因茨，在即将到来的玫瑰星期一游行之前，一辆描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拔掉电动汽车插头、将德国汽车制造商甩在身后的花车将参与游行。图像来源，盖蒂图片社

图像加注文字，2024年2月6日，德国美因茨，在即将到来的玫瑰星期一游行之前，一辆描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拔掉电动汽车插头、将德国汽车制造商甩在身后的花车将参与游行。

这种模式也有副作用。 高强度的扶持和补贴，容易激发贸易伙伴的关税回击，从2018年特朗普的贸易战，到2024年欧盟对新能源汽车的新关税。

针对来自西方的封锁和对峙，此次三中全会也有相应的条目。

其中大篇幅强调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等。 这也符合一些专家对《决定》中的热词“新质生产力”的理解，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近期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涵应该是，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后，能够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改革。

经济学人智库由此判断，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预计这方面的改善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要素——与产权相关的改革措辞没有出现在报告中。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国家管理更有可能加强而非削弱。”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再强调市场的 “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是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 相反，他们呼吁需要 “维护市场秩序 ”和 “纠正市场失灵”。 不过在国内则进一步强调 “全国统一市场”，估计未来会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带来的质化竞争、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

这些判断呼应了这次三中全会的主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此前专家向BBC中文解释，这个词包含两个方面：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物质现代化； 以及由党自上而下的强力主导。

谢选骏指出：人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300多项改革出台 2029年中国人的生活将是什么样？我看到了2029年的时候，1949年成立的中囶已经八十岁了（如果它能活到那一年）……八十岁的“国家”该如何生活？还靠不断地许诺明天、欺骗今天吗？

谢选骏：川普当选将是美国最后的选举

《川普：“4年后你们就不用投票了 我们会搞定好一切”》（中央社 2024-07-28）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向一群保守派基督徒喊话，如果他们在11月大选投票给他，“4年过后，你们就不用再投票了，我们会搞定好一切”。法新社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向一群保守派基督徒喊话，如果他们在11月大选投票给他，“4年过后，你们就不用再投票了，我们会搞定好一切”，但这番言论意涵为何尚不清楚。

保守派基督徒组织“转折点行动”（Turning PointAction）26日晚间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West PalmBeach）举办活动，前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出席并发表演说。

川普表示：“基督徒们，出来投票，就这一次，之后你们就不用再投了。再4年，你们知道吗，一切都会整顿好，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们不必再投票了。”

川普还说：“我爱你们，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爱你们，出门吧，你们得出门投票。4年后，你们就不用再投票了，我们会搞定好一切，你们不需再投票。”

路透社报导，目前尚不清楚川普这番言论的意涵。

当被要求澄清川普的言论，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张（Steven Cheung）并未直接回应，仅说川普“是在谈论团结这个国家”。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导，部分民主党人认为川普的言论表明他计划成为独裁者，并暗示如果他赢得第2个总统任期，将终结美国的选举。

美国今年总统大选很可能陷入胶著，川普26日的发言显示，两大党于选战期间都需激出各自的基本盘选民。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福音派基督徒都坚定支持川普。

网民嚎叫：

世道浇漓 发表评论于 2024-07-29 01:41:06

说民主党搞独裁的忽略了一点，民主党内没有川普这样拥有大批死忠粉的自大狂。

美国任何其他政客如果像川普一样说话办事，都会很快垮台。唯有川普可以屹立不倒，对民主是个真正的威胁。马斯克这次铁了心支持川普，但在澄清捐款数目的时候，也说了他不喜欢个人崇拜。这个指的是谁不言自明。

世道浇漓 发表评论于 2024-07-29 01:24:28

川普说他跟Project 2025没有关系，但是并没有谴责其政治主张。说没关系那是扯淡，Heritage Foundation在川普2016年上台之后就帮他制定了政治纲领，不过没想到他能胜选，准备不足，这个纲领2018年才完成。Heritage Foundation自己说川普采用了大约60%，但是由于政治班底不足，执行不力。这次他们甄选了15000川普的忠实信徒来掌握重要政府机构。说美国宪政制度出不了独裁的只是没看到这种危险性。匪夷所思的事情时有发生，之所以匪夷所思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看不到水面下的潜流。

世道浇漓 发表评论于 2024-07-29 01:10:20

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看，川普想当终身总统的意图很明显

1. 公开羡慕普习是 president for life

2. Project 2025扩大总统权力，培养禁卫军性质的政治班底

3. In four years, it will be all fixed

谢选骏指出：川普当选将是美国最后的选举，支持他独裁的基督徒多是伪信者——他们把耶稣基督十架宝血的骷髅地都出卖给了敌基督的犹太人！

《川普恳求基督徒：就在这次投票救美国》（编译卢炯燊综合 2024-07-28）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6日晚在佛州保守派团体发表演讲，呼吁基督徒选民支持他。(美联社)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27日晚上联同竞选搭档范斯(JD Vance)在关键州明尼苏达州举行造势集会，期望扭转明州倾向民主党的势头。

就在26日(周五)晚上，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场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中说，如果他在11月当选，他们「将不再需要投票」。他恳求基督徒「就在这次」投票来拯救美国，这样他就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规模太大了，他们无法再操纵」。该峰会由保守派倡导组织「转折点行动」(Turning Point USA Believers' Summit)在佛州西棕榈滩主办。

在社群媒体上，一些人对川普的言论表示担忧，担心这些言论暗指威权主义，并可能被解读为「如果他赢得选举，他就不会下台。」播客艾莉森·吉尔发帖称，「民主出现危机。这不是演习」，并附上了一张展示川普向基督徒传达信息的图片。

在明尼苏达州地方电台KTSP的27日报导指，最新KSTP/SurveyUSA民意调查，民主党的新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受到大多数正面报导的浪潮中，以50%比40%的优势明显领先共和党总统人川普。报导同时指目前对贺锦丽都是正面报导，但这种情况能否持久，则是未知。

在2016年的选举，川普在明州仅以1.5个百分点败给喜莱莉?柯林顿(Hillary Clinton)；4年后的2020年，民主党在明州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拜登以超过7个百分点击败川普。

今年5月，川普在在明州首府圣保罗(St. Paul)一个筹款活动上，声称自己可以赢得明州，并呼吁明州东北部的铁锈带选民予以支持，期望大量的蓝领及工会工人能够转向共和党。

因此在正式成为候选人后，与在中西部有选民基础的范斯一起到明州造势，目的明显是期望吸引包括明州在内铁锈带选民。

造势集会是在圣克劳德(St. Cloud)赫伯布鲁克斯国家冰球中心(Herb Brooks National Hockey Center)举行，经过枪击事件后，川普的造势活动均在室内举行，在明州也不例外，不过川普在造势集会前在社媒贴文表示，他会安排户外停留，且说特勤局已同意加强维安。对此特勤局未有透露细节。

川普的演说主要集中在给蓝领工人创造就业机会。

川普竞选团队已开始攻击贺锦丽，全国信息总监拉维特(Karoline Leavitt)说，拜登/贺锦丽政府的表现是如此灾难性，民主党陷入如此混乱，不仅川普在每个传统的战场州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明州、维吉尼亚及新泽西等长期蓝州也是这样。

但贺锦丽的明州竞选团队信息总监拜勒(Lexi Byler)则说川普与范斯，跟明州人民的价值观严重不一致，他们今年不会赢得该州。

谢选骏指出：川普的对手也许不是好人，但她毕竟还没有出卖耶路撒冷给犹太人！

川普当选将是美国最后的选举，那将是敌基督的尾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