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之路上永不停息的跋涉者――介绍苏绍智先生晚年学术思想及近作《民主不能等待》”（何清涟）報道：
一、几历蝉蜕的思想历炼
二、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转化
三、一段应该理清的理论公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四、英雄到老难入佛――仍在思想之途上跋涉的苏绍智先生
注释
经历过80 年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人，只要熟悉当时理论界那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必定会记住苏绍智先生的名字与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1989年，他是朝野皆认可的“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外研究中国的圈子也常根据他的言论来预测中国的改革风向。
1985年我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年经济系邀请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的苏绍智先生来演讲，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那时复旦大学学术气氛浓厚，慕苏先生之名而来者极多 ，一个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走廊与窗外均站满了人。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不时响起听众自发的热情掌声。尽管记忆随着时光流逝而磨损，但苏先生那次演讲的内容我还记得不少，其中印像最深刻的是苏先生所讲的这么一段话：我们经常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但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是隐性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干部除了货币收入之外，还有大量非货币收入，级别越高，非货币收入也越高；一个高干的工资看起来并不高，比如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过三百多元而已，但如果将其保姆、司机、保健医生、厨师、住房……等所有一切都折算成货币收入，再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相比，中国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实际收入差距比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大得多。他还谈到，共产党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虚弱的表现，要广开言路，真理越辩越明，等等。
80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多变，思想领域更是“几月人事一番新”。当时有好几位学者公开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一些与党以往的解释不同的提法；而苏绍智先生则不同，象他这样公开直接地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不平等，当时十分罕见。苏先生之所以成为1979年到1989年间中国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总是敢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省。
1988年11月初，苏先生访问英国归国路经深圳，我有机会就中国改革问题当面向苏先生请教。我问苏先生对邓小平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何看法？苏先生很干脆地回答说：“中国改革缺乏总体方略，朝什么方向改革一直模糊不清。改革之初有如人在扬子江边，还有石头可摸，现在改革都到了扬子江江心了，哪里还有石头好摸？一场事关这么一个大国、牵涉十多亿人利益的改革，哪能没有一个总体方向与改革方略？这样改下去，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我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写成了一篇采访。当时程翔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他非常关心中国改革的前途，遂将这篇采访分三次发表在《文汇报》头版。前后不到20年，苏先生与我均先后被迫流亡海外，如赤子般爱国的程翔处境更惨，被中国当局栽上污名入狱――今日中国之世事无常，竟至于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预见到，几个月以后中国将发生一场震惊世界且逆转改革方向的“六四”事件。但那时苏先生对改革前景的忧虑之情却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其实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这场缺乏方向与政治体制内涵的改革并不看好。
一个多月后，“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于198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所有被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名的学者均抵制此会，苏先生却选择“单刀赴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发言内容涉及到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评价，以及为“文革”以后受到打压的理论研究者鸣不平等当局禁忌的话题。《世界经济导报》刊登了他的发言。自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中国知识界曾一度沉寂，苏先生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1989年的春天，北京波澜迭起。一些追求民主的知识界名人不断发起各种签名信活动，以苏先生的德望，这些活动自然都不会置身事外。再后来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苏先生不得不走上流亡之途。至今老人已白发苍然，尚无法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国。尽管我们之间不多谈及这个话题，但我理解老人的心情，他乡明月再好，总不如故土山水亲切，更何况一位毕生以国家为念、被逼辞国的老人呢？
了解苏先生的思想历程，对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史很有帮助。
一、几历蝉蜕的思想历炼
在所有社会科学流派当中，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并不为人类提供终极价值，只有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共产主义社会”被解释成“天堂”，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具有类宗教功能的社会科学体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化，它几乎成了共产党国家民众的唯一信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童都背诵过小学课本上的白话诗“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生活成长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这一观念。直到他们深深为现实所困，其中的一部分人才开始了对共产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反思，于是成为“困而知之者”。而苏先生在“困而知之”以外，还多了一点，即“学而后知”，他多年浸淫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中，结合自己的深入观察，对共产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多有非常精辟且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中共党内那些思想僵化、不学无术的“左王”视如眼中钉、肉中刺。
苏先生的经历有别于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1949年中国鼎革之际，他刚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那时还未取消学位制度，因此他也就成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经济学硕士之一。当时他所接受的教育并非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均是他后来在自己的教学研究中所接受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与了解，使他在“文革”前的十余年中一直是中共重用的青年才俊，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研究――不过那时不叫“智囊”，只叫“写作班子”，因为当时全党甚至全国只允许有一个大脑，即毛泽东，其余的人只能供毛驱策，再等而下之，只能接受毛思想的灌输。“文革”开始后，苏先生彻底“靠边站”了，他远离“写作班子”，却有大量时间思考探索，这才有了后来1979年到1989年这段意识形态斗争中如磐石般屹立的苏绍智先生。
对于自己从1949年直至1965年间的研究经历，苏先生自己曾有过总结。他谈到，自己虽然迭经运动，“不免小风小浪，并未遭灭顶之灾，原因之一就是我讲课和文章中的论点多系阐述马列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要求。回想往事，无论教书与撰文，其实并无推动社会进步之作用”（《民主不能等待》之自序，以下同书只注页码）。当年被毛统治下的革命思潮裹挟的知识分子大都写过不少这类文字，但很少有人能如此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较之那些在“文革”中红极一时，而不知反思甚至文过饰非者，其瑜自见。
苏先生思想之重要变化始于70年代中后期。那时秉承毛时代遗风 ，党内权力争夺必须包裹理论外衣，以表明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即孔子所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就是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何要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苏先生凭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不拘泥于党八股的领悟，参与了中共党内理论界的几次思想交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转化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八、九十年代与中国老一代党内知识分子如苏绍智、王若水、刘宾雁等过从甚多，对他们晚年的思想趋向了解颇深。他曾如此表述这三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刘宾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王若水是一位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苏绍智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若以这三位先生晚年的著作或其思想表述来看，麦克法夸尔的这种概括是相当到位的。王若水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晚年的重要思想自述，他本人也将这篇文章视为自身思想信仰的涅磐之作；刘宾雁先生去世前几个月，美国一华文媒体曾以“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专访旅美著名作家刘宾雁”为题发表过一篇访谈，介绍了刘宾雁先生晚年的思想历程；而苏先生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清晰可辨的思想足迹，在中国这种以思想异端入人以罪的国家，他这种思想转换需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鲍彤曾记述了一个情节，“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的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1]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老人政治当道，极左势力极大，赵紫阳的淡化处理还是没能保住这几个人，中纪委最后还是作出对四个人的处理决定：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王若水除名，吴祖光劝退，张显扬开除。
那么，苏先生“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0年代，苏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时，提出一个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想法：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马列所，与作为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的马列学院应该有所不同。马列学院的任务是证明、确立共产党领导层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论点，并以之宣传、教育群众从而维护共产党统治与政策的合法性；社科院马列所则是以马列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独立的、自由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思想得到解放，克服唯上是从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有所前进。进而，苏先生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乃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实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众多学派之一。苏先生的这一看法在国际学术界属于常识性认知，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官方话语中马克思主义还保持“指导思想”的地位，但凡有点头脑的学者实际上也不再将其视为“科学的科学”。但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各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当作“圣经”，每遇问题或者争论，都要到经典著作中去求证，以获得片言只语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在这种“理论研究”氛围中，苏先生提出上述看法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
第二，既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社会科学，就应该像对待其他理论一样，用现实来检验或证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与发展中将不断得到修正，这是正常的，不是“修正主义”。这些观点其实也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更是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圈的共识。但是，那些对自己的执政行为缺乏自信且僵化不学的政治领导人，听闻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和“可以证伪”便产生恐惧，担心共产党的合法性被否定，因而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势整人禁言――苏先生当时说这些话极具挑战性，是针对中共不断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而言的，其批评锋芒直指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守势力。
第三，“马列主义”的提法是不对的。马列并提而形成马列主义这个概念，是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的。这个提法把列宁主义当作那个时代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二者等同起来。事实上，列宁主义不过是在俄国这一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之一，其特点是崇尚暴力专政。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主义更是极大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在今天看来寻常的话语，在80 年代的中国却深犯政治大忌。当时，邓小平为评毛定了“功过三七开”的调子，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崇尚实用且并无多少理论兴趣的邓小平没有意识到，他这一禁条其实给中国的改革设置了一道很大的思想障碍。因为在中国，要改革就得否定“文革”，就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奉行的极左思想路线；而要评毛，就必然要涉及马列主义，因为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毛泽东对斯大林主持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极为推重，理论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变种。自从苏联在50年代中期推动“非斯大林化”运动以来，国际上的左翼阵营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多有批判。中国理论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但却避免比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同质性，在中国批评列宁主义仍然是个理论禁区。说起来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找理论依据，竟然搬出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秉承了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这一观点的讨论，当年不仅是马列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史学界世界现代史研究的热点。如此“研究”，无论今天看来多么不经，这就是当年中国思想理论界的起点。而在当时，苏先生能就马克思主义提出上述三点看法，不啻佛门中说的“狮子吼”。
当年苏绍智先生提出这三点，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去马克思主义之魅极其重要，可说是从内部攻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城堡，所以中共左派对苏先生领导下的社科院马列所恨之入骨。“左王”邓力群在近年出版的《邓力群自述》中谈到，当年社科院建立这个所时，“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第一所。”
在这一点上，虽然不必要象毛泽东那样走极端，如“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在邓力群这类顽冥不化者看来有如罪状的“反毛泽东思想”，正好是中国人在告别思想蒙昧时代时早就应该迈出的一步。苏先生在80年代就走出了这一步，这说明他的思想早就突破了中共为他们这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设定的思想藩篱，而邓力群及其落寞的后继者们、包括为当局献计献策要回归“延安道路”的智囊们，其间境界高低，真是有若云泥之别。
三、一段应该理清的理论公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早已被当作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媒体广为宣传，国人均耳熟能详。但这一“理论”究竟源自何处，由谁正式提出，90年代初期缘何被打入冷宫，后来又如何被当局拿来当作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现在国内学者已不再提及。如同中共历史上很多因人废言的历史公案一样，这一理论也有一段故事。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斯纳（Maurice Meisner）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跟踪研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他曾梳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被官方报纸推崇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但它决非创新；这一有关中国发展的同样的思想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绍智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在1979年就提出来了。可能是‘不发达’一词带有贬义，官方意识形态专家迅即改为社会主义的‘始初的’或‘初级的’阶段。在1981年以后，这一理论被接受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最后，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重提了这一思想”。
关于苏绍智先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流传甚广。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连我这个刚从学校毕业未久的研究生都听说过。本人亦曾就此事问过苏先生，但是他否认了这一说法。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有一条，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一价值观如今流变为“奏折派”，成为智囊或到中南海讲一次关于社会或人文科学基础知识的讲座，几乎成了对一位学者人生价值的最高肯定。中国当局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如今已经是只剩下一个空头口号，但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其某个观点如果被官方接纳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哪怕仅仅是被某位政府高官赏识，通常会被本人及社会视为一种荣耀。我的同代学者当中，就有人曾因某高官引用过他文章中一个名词而欣然接受了外界视其为“智囊后备”的“待遇”与接待，但从未公开澄清那名词其实并非他的学术原创，直到有人写文章将这一名词的来龙去脉理清并公诸于世为止。苏先生对此却秉持严肃的态度，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夸大自己的理论贡献，也不掠人之美。正因为上述说法流传甚广，为了给世人留下一个比较客观的研究文本，苏先生于1998年1月亲笔撰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的长篇论文，将这一理论的来源以及在中国如何成型仔细交待明白，而且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一文里，苏先生先澄清了麦斯纳的误解，继而考诸多种文献，如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以及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苏先生指出，“显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的提法早就存在，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不是80年代的新发明”；只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这一理论被长期禁锢，到了80年代才被重新提出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第51页）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上，苏绍智先生与冯兰瑞教授做了一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批判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大过渡”思想，重申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据此分析了中共左倾路线的根源。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中国仍然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远远未进入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若干政策还是可以恢复的。
不了解当时中国思想禁锢之严重的后代学者，自然不易理解那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残酷性，因此可能也很难明白，为何这样一个今天看来似乎寻常的发言，会使苏先生在此后十年内受到中共内部的老左派的反复批判。这一发言后来整理成文发表于《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在思想理论界放了一响重炮，一时洛阳纸贵。大学里讲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教师，只有少数思想解放者才敢向学生介绍这篇文章。中共意识形态大管家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章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组织了大批判，并且不准苏先生与冯兰瑞反驳，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开始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才算结束。但苏先生提出“中国应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一说法却一直受到批判。
苏先生专门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来龙去脉。他指出，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说法作理论分析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由赵紫阳委托鲍彤组织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月5日，鲍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苏先生认为此文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创始之作。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第二节中，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为题，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过了若干年，在中共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却只字不提赵紫阳与这一理论的关系。对此，苏先生指出，江泽民“实际上完全是拾赵紫阳的牙慧，并无创新，甚至许多文句都与赵紫阳的报告雷同”；但“中共十五大报告却讳言赵紫阳和中共十三大。……说明中共还走在为在位者改史的旧道上。”（第57－58页）
尽管苏先生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颇有渊源关系，但苏先生仍然指出这一“理论”只能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时效性及其先天不足：“中共领导层虽然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灾难性后果，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仍然不愿意承认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何本质性错误，而只是强调中国的条件不够，不宜超越阶段而‘冒进’。因此，中共才搬出了社会主义应分为两个阶段的提法，认定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可采取一些灵活的政策，诸如引进市场经济、承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范畴（如利润、股票、期货、跨国公司）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由来，很难说它是邓小平的发明创造。……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共领导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在是为了应付极左派喋喋不休的共产主义说教的‘煎逼’，抵挡保守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攻击，使自己处于反左防右的不败之地。”（第58页）
苏先生对自己有关“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还做了如下反思：“今天看来，我们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虽然在反对左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理论上并没有摆脱马列主义的束缚，也没有否定列宁、斯大林的主义制度模式，因而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缺陷之一是，我们仍然肯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和经济决定论，即历史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严格决定论发展的，而进入每一阶段的时间基本上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事实上，历史比马克思的这个简单的推论要复杂得多。缺陷之二是，关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当时认为是正确的；只不过因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太低，只能先退回到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旦生产力发展了，还应进入马克思设想的或列宁、斯大林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绝大部分都与现实不符，而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不但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业已死亡。”（第54页）
基于此，苏先生提出了“究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朝什么方向过渡”的问题。他认为：“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对应的应该是高级阶段，即发达的社会主义；逻辑上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一旦条件成熟，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还是要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实行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第59页）他历数这一模式的特点，特别是毛泽东将此模式推行到极端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及其他各方面遭到濒于崩溃的灾难，然后沉痛地问道：“难道中国告别苏联模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到苏联模式吗？”（第59页）他认为，苏联、东欧诸国社会主义瓦解的现实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都足以证明：任何国家一旦改革了原先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既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返那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了。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高级阶段，实际上是种空想，不能成立，根本就不存在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问题。因而，“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没有意义了。”（第60页）
目前，在老一代共产党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反思仍然停留在这种模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的，错就错在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至于持这种说法的人到底是基于本身的认识局限还是在中国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使用的特殊自保方式，外人实无从知晓。中共党内的知识者甚多，但只有李慎之先生从思想层面，韦君宜女士从亲身经历出发，曾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做了深刻反思。苏先生曾经是中共党内公认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后果的反思，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空白。而要做出这种否定自己前半生功业的反思，非灵台澄明且兼具大勇气的智者所不能为。
四、英雄到老难入佛――仍在思想之途上跋涉的苏绍智先生
苏先生被迫流亡海外时，已逾60高龄。在近20年的流亡生涯中，他的目光始终投向遥远的中国。对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都倾注了深切的关注之情。“六四”事件之后，对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及中共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苏先生一直在苦苦思考，并时有文章发表。《民主不能等待》一书就是苏先生扶病工作，披沙沥金，从其晚年笔耕中选出50余篇文章结集而成。这些文章既记录了苏先生一生在思想的荆棘之途上的艰难跋涉，又有浓厚的中国时代特色。
该书按论文思考主线共分为十一编。“中共应告别东亚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贪污腐败探源”这两个专题收集的文章，代表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在“民主不能等待”这一专题的文章里，苏先生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出发，指出只有政治转型才能促进经济转型；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消极等待民主阶段的到来，不仅不能等到民主政治，经济改革也将断送。在“苏维埃帝国为什么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绝非救世良方”等文章里，苏先生在详尽论述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内在原因与共产主义理论的逻辑矛盾之后指出，“一个世纪的实践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绝非救世良方”。
苏先生穷尽毕生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历经诸多痛苦磨砺。他的思想历程几乎折射了中共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历程：1978年以前，毛泽东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六经注我”，让马克思主义为毛的专制统治服务。1978年以后，许多研究者开始改成“我注六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找出原著中某句话是如何说，这句话的微言大义又意指什么，毛的说法又与经典有何不同，以求在思想解放之途上获得寸积累进之功。而苏先生与众多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我注六经”这一阶段上停留太久――有所停留，也是为了当时思想解放的需要――就直接开始了他打破藩篱的研究，最后终于走向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并非简单的“我们受了骗”，而是一种有深度的理论思考。
他曾经用下述几段话来概括他的毕生思考：“一部中国现代史，是寻找并开拓中国民主化道路的历史。这条道路艰难曲折，跌宕起伏，却于20世纪中叶堕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魔障。”“不能兑现的空想的意识形态，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极权统治，没有选举、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政治体制，没有市场化、没有竞争、没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纵容特权、践踏人权、扼杀自由的社会，这就是共产党极权政治的概貌。”“世界前进的方向是：在重视人权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通过法律形式保障人权”。“民主宪政制度都是广大人民奋斗得来的。决无坐等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民主政治会自然降临之事。中国人民应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之改革，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法律保障人权，把中国人解放成为人，而不再是工具和奴隶。”
上述总结，可谓掷地有声。这是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感悟后的精诚之言。可以说，由于苏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在“学而知之”兼“困而知之”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其感悟较同时代人更深，反思也更彻底。他与李慎之先生在晚年间相互砥砺的友情，建立于这种相知甚深的同道之谊之上。
从学术建树的意义来看，苏先生这一代中国学者，包括我们这代学者以至下一代，其贡献与价值并不体现在学术史上，而是体现于思想史上。生活于一个社会价值观念被意识形态教育及宣传严重扭曲的极权社会，人们连了解真实都很困难，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往往是将被颠倒的一切“拨乱反正”，回归到常识上来。所以，要考察与评价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那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所做的思想贡献，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看。特别要考虑到一个时代因素：自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于中国人而言，最痛苦的是人的思想淘洗。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经历过80年到200余年，每一代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通过代际更替自然完成的；而中国近30年的现代化历程，除了浑浑噩噩者之外，每一代人的思想转换有如精神炼狱，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落后就可能成为思想化石。我曾读过一首诗，那是作者形容自己思想历炼之苦痛的：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不稳定；生中死，死中生；生无穷尽，死无止境。“文革”时期不少善于思考者，现在有如思想活化石。而象苏先生这样，一直虚怀若谷，以博大心胸观人照物，一直不停思考并时有思想火花迸出的前辈学者，确实有如人中之檀。
在当年中国思想界起点非常低的情况下，苏绍智先生将自己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一角色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走出了中国追求民主的可贵第一步。作为后学者的我辈，不应当忘记以苏先生为重要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在中国的思想莽原中为开出一条新路的努力与尝试。正是苏先生这些可敬的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筚路蓝缕所做的奠基工作，才使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有了一个较高的思考起点。
记住他们这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记住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史。
苏绍智，《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1世纪中国丛书（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1月出版。
注释
[1]鲍彤，“咫尺天涯忆紫阳”，《议报论坛》，2004年10月8日。
谢选骏指出：上文沒有提到，苏绍智後來悔過回國，再度投入黃俄的懷抱，這是爲什麽？顯然，因爲他苏绍智自始至終就是個共產黨，就是個馬裂中國的馬仔。
網文《苏绍智》報道：
苏绍智（1923年—2019年5月27日），中国经济学家，满族人[1]。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所长。
生平
苏绍智1923年生于北平。[2]1941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财务管理﹐后因战事转到重庆大学。[3][4]1949年6月南开大学经济硕士。[1]1949-1963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1963-1979年历任《人民日报》编辑、理论部主任。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研究员，1982年成为马列所长。[5]
苏绍智在1980年代著作很多，发表了一百多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并出版了9本书，其中2本是英文书[5]（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China[6]，Democratization and reform[7]），并且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出版的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编辑。[5]
苏绍智是中国高调提倡政治改革的人物之一。[5]1986年，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2]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之后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苏因此被指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撤除党内外职务，但仍保留党籍，“留党察看”。[2][5]
1989年4月，苏与严家其、包遵信联署公开信，强烈抗议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市政府查封《世界经济导报》。六四事件后，苏被政府点名批判，于6月15日流亡往美国，并于7月中到法国巴黎，与严家其、吾尔开希等民运人士会面，后发表了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反对“六四屠杀”，支持八九民运，强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形式继续为中国民主运动而努力。[2]之后苏担任过《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顾问[8]，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并撰写有关中国政治的评论文章。[5]
晚年，苏绍智低调回国，定居北京。2019年5月27日，苏绍智在北京逝世。[9]
思想
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江泽民，加入的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0]
苏绍智区分“苏联马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设想过一党专政的制度，也没有赞成过赋予一党专政体制以压迫反对者的政治权力”并说明恩格斯更强调反对党内专制独裁。苏绍智说明列宁的概念如何以高度强调领袖的作用使一党专政等于领袖专政，而使专政集于一点成个人独裁，他引用列宁[11]：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在工作时间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人──独裁者──的意志……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苏绍智以苏联政治史证明，“斯大林的绝对权威、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清除异己等举止，与封建专政主义中的绝对君主并没有什么区别，他确实成了布哈林所预见到的新的暴君”[11]。苏绍智进一步论证说明毛泽东的集权理论，并不如毛自己说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是“秦始皇+斯大林”[1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转变，2001年7月江泽民以国家及政党领导人身份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此一政策举措引发国内外讨论：除了中共党内左派发表多份“万言书”，苏绍智称之为是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法西斯政权转化”[12]。
著作
中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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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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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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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苏绍智一個滿人，爲何選擇姓“蘇”，顯然，就是心向想蘇聯，至死不改，別的都是客串表演。
《怀念苏绍智夫妇》（程铁军）報道：
今天（5月27日），是敬爱的苏绍智老师 (1923.1.25~2019.5.27)去世五周年纪念。这个日子，离他老伴胡鑑美老师的忌日也不远，本文就算对二老的共同怀念吧。
我跟苏老师结缘，始自1979年春天，他给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上大课，讲“科学社会主义”。一来他名气大，不仅任社科院马列所（全称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所长，而且积极参与高层改革开放的重大研讨，是全国有名的改革派理论家，他的文章有深度。无论公开的官媒，还是各种内部参考，凡有苏老师大作发表，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先睹为快。
与苏老结缘，始自社科院
我们是1978年考入社科院的首批研究生（号称“黄埔一期”），绝大多数来自基层，思想比较活跃，对理论宣传有较高鉴别力，但凡看到胡乔木、邓力群之流的陈词滥调，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啥货色，根本不想浪费时间。而对改革派的大作，都认真细读，深入思考，提出质疑，甚至激烈争论。胡绩伟，王若水，于光远，李洪林，苏绍智等人，都是我们喜欢的大家。
苏老师对《资本论》研究很深，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南开读研究生的时候，都下过功夫，对基本原理和国际学术界的争论难点，非常熟悉。我的专业是世界经济理论，按社科院的说法，要靠“两论”起家，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全名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主要教材，必须吃深吃透，融会贯通，还要通过闭卷考试，才能毕业。为此，我常向苏老师请教疑难问题。
后来，我原先的导师仇启华（世经所副所长），奉调去中央党校，继任导师是研究员郑伟民，留学苏联以前，是苏老师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所以，我戏称苏老师是我的太师，或师爷（老师的老师），这更加深了我跟苏老师的关系。苏老师的老伴儿胡鉴美女士，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是有名的评论写手，据说许多重要的按语、短评，和社论，都出自她手，只是不署个人姓名而已。苏老师曾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学主任，也跟胡绩伟关系密切。
在社科院读研的三年（1978-1981），也是改开风头最劲的时候，保守派市场很小，但改开也非一帆风顺。邓本人左右摇摆，毛左不时兴风作浪，我们虽然是学生，也能感受到上层斗争的跌宕起伏，包括1979年，老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封杀民主墙，重判魏京生；还有批判白桦电影剧本《苦恋》，1980年，部分高校学生竞选人大代表，遭到打压；同年底，老邓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写入宪法，成为打击改革派的紧箍咒；1胡乔木激烈攻击胡绩伟，关于媒体应该维护“党性还是人民性”的质疑，等等。
记得我跟苏老师私下聊天，问他如何看待老邓的“既要又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甚至表示要搞“政改”；但另一方面，又打压改革言论，自缚手脚？对比老毛，无论功过是非，但他前后一致，表里如一，为啥老邓就自相矛盾？
苏老师说，好朋友之间，经常讨论邓大人的自我矛盾。大概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邓理论本身就自相矛盾。他不像毛那样自信，对理论的彻底性也不感兴趣，实用主义色彩明显，黑猫白猫就是证明；另一方面，也跟他善玩权术有关，左右互斗，都求他支持，他居高临下，从中平衡，控制双方。看看老毛在九大的新班子，左手是林彪四人帮一群喽罗，右手是周恩来和一帮务实派官僚，玩的也是平衡术这一套。
我的硕士论文，是《战后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自己拟好提纲，征求郑伟民和世经所几位老师同意。之后询问苏老师，他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涉及世界市场的统一性问题。斯大林说，战后有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一个是美欧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个是苏联东欧经互会，和中朝越古组成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这个说法不对，既不符合《资本论》对市场市场的定义，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改正斯大林的错误，对我们融入世界市场，享受最惠国待遇，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但答辩过程出现意外，两位外聘的答辩委员（人民大学教授郭丁，中央党校教授吴健），以坚决抵制“否定马列经典的歪风”为由，投了反对票，让我的答辩没通过。苏老师得知后，批评郑老师糊涂，应该先调查一下两位左派学阀，属于哪个派别？有何学术成果？如果资格不够，就不该聘请。他为此建议换人，聘请南开大学理论权威滕维藻（经济系主任）教授，和熊性美教授，他们都是著名的改革派理论家。果然，到第二年（1982年）暑假，世经所重组答辩委员，我的论文没做任何修改，顺利通过。
当年秋天，我到美国留学，先在麻州大学经济系读硕士，两年后（1984年）转到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硕博连读。从1987年胡耀邦下台，到1989年北京学潮，中国再度进入多事之秋。六四镇压前夕，我们留美同学都无心上课写论文，每天守在电视机旁，几乎24小时，看CNN从北京发出的消息。我是中国同学联谊会会长，应同学要求，租了两辆中巴，开车去中国大使馆，呼吁和平解决广场事件，希望正在访美的委员长万里，把我们的请愿信带回北京。返程回校途中，大家辩论戒严最后结果会如何，绝大多数同学都说不可能开枪。只有我一个人认为：除了流血镇压，可能没有更好的化解办法。军方镇压学生下手之狠，我在内蒙当记者时亲眼见过。果然，不幸被我言中：六月三号深夜，坦克机枪出动，北京开始流血。看见血淋淋镜头，大家群情激愤，自发结队上街，手举标语牌游行。
六四屠城后，踏上流亡路
就在全家极度悲痛，寝食难安的时候，郑老师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苏老师应邀到美国游学访问，让我6月8号下午两点，准时到纽约上州的锡拉求斯国际机场接机，送他到康奈尔大学报道。我查看地图，发现那个机场跟我们纽约州大（宾汉顿校区），以及康奈尔大学，基本呈等边三角形，每边都是一个半小时车程。第二天，我驱车赶到机场，飞机准时降落，苏老师拉着行李箱，缓缓走出机场，我迎上去接过行李， 装到后备箱，开车去康奈尔。一路没有高速，全是丘陵山地，路上车辆很少，风景宜人。但我们无心观景，全程都离不开询问北京屠城，和朋友们的安全问题。
苏老师说，美方的邀请函，他已收到很久，护照签证均已办妥，只因国内形势紧急，许多事情撂不下，他的外访行程一拖再拖。自从他亲自领队，参加马列所和社科院的游行队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镜头）以后，他和严家琪等活跃人士，就已经上了李鹏、陈希同的黑名单，家人好友都劝他躲躲，于是，他提前买好机票。六四镇压当天，就离开北京，几次转机，途径荷兰，最终辗转到达美国。
按原定计划，他的目的地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马凯大学，要在那里当两年访问教授。该校位于芝加哥正北方向，密西根湖西岸。报到之前，他先应邀去纽约上周的康奈尔大学短期访问，当时，那里的东亚系聚集了不少中国名人，要对六四镇压后的中国政局，开会研讨。苏老师属于六四之后，为数不多最早出来的流亡学者，所以康奈尔大学特别欢迎苏教授来访。我们到达康奈尔校园的时候，一大群美中学者出来迎接，记得有中国访问学者刘宾雁，阮铭，北岛，张辛欣等人，还有正在康奈尔读研的博士候选人贾庆国（后来回国，在北大任教）。
两年后，马凯大学的项目结束，下个游学点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苏老师打来电话说，希望我能在暑假期间，去马凯大学帮他搬家，先把行李物品托运波士顿，然后开车去哈佛。他说买了辆丰田新车，从国内出来的二女儿盼兮，刚拿到驾照，英语不太灵光，开长途高速不放心。我欣然领命，按预定计划，乘飞机去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到马凯大学帮他们开车。
记得当时，在该校当访问学者的，还有另一对名人夫妇：主编过《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前来为苏老师送行，那也是我有幸跟他们交谈的唯一机会。那次长途旅行，有更多机会跟苏老师父女聊天，不但聊中国，还聊美国，一路轻松愉快，欣赏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壮丽景色。记得在伊利诺州中部小城德凯特附近，我们还应邀去一个农场小住，那里是比较典型的美国农村。农场主是一对中美夫妇。女主人是苏老师的表姐，从东北流亡到美国，长期定居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市，在山坡上的富人区有百万豪宅，也在伊利诺州中部买了个小农场，有几十亩苹果园和几百亩耕地，聘请一个年轻白人，替他们打理农场杂事。每年秋季，他们夫妇会来农场住一阵，亲自处理作物收获和销售事宜。根据交谈和观察，我感觉他们属于美国中上阶级，主要靠退休金和投资回报生活，对于农场盈亏，无关痛痒，属于对乡村生活怀旧的兴趣爱好。
一路轻松自在，连游带走，跨越威斯康星、伊利诺、印第安那、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纽约等六州，终于到达纽约上州的宾汉顿，在我家小住几天。经过一路交谈，我才知道因为六四屠城和苏老师流亡，盼兮的家庭生活也遭受波及，夫妻离异，她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在美国立足，似乎精神压力很大。我鼓励她学习爸爸的顽强毅力，鼓起勇气面对新挑战。经过几天休整，他们都恢复了精神和体力，盼兮决心一人开车去哈佛。好在只剩一天路程，我在地图上标好醒目的道路变换标示，挥手送他们父女开车去哈佛。
此后，苏老师除了哈佛，还先后去过明尼苏达大学一年(1992~1993)，丹麦的奥胡斯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和美国的伊利诺大学讲学一年。从1994年开始，暂居新泽西州的东温莎小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做了七年研究 (1994~2001)。又在台湾文化大学讲学一年(2001~2002)。期间，除了讲学，还笔耕不断，出了几本中英文专著，发表上百篇文章（详见附录：殷芳先生撰写的《苏绍智先生生平》）。
从2002 年开始，苏老师结束繁忙的游学旅行，胡鉴美老师也从《人民日报》退休，来美国跟苏老师团聚，共同享受退休生活，从普林斯顿移居到新泽西州南部的怀亭(Whiting)乡间，跟阮铭先生和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晖先生为邻，继续从事学术写作。当时，我在华府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曾开车去看望过苏老师夫妇几次。他们对怀亭的退休养老环境相当满意，尤其是无微不至的医疗保健服务。
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记得2006年暑假，我们最后一次去怀亭拜访二老，胡老师跟我们夫妇抱怨，说她的体力大不如前，感觉靠自己的辛苦，已难亲自照料苏老的饮食起居。曾经想过聘请保姆，但因都是讲西语的墨西哥人，语言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想来想去，还是回北京养老比较实际。我问他回国有无困难？她说，自己是绿卡和中国护照，没有问题。但苏老师的中国护照早就过期，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更换，使馆说，北京高层有指示，苏老师必须写“悔过书”，否则不能换发新护照。苏老师表示，自己没有任何错误，决不会违心写什么“悔过”，宁可不要中国护照。于是，苏老师入籍美国，拿了美国护照。几次申请中国签证，都遭拒绝。
大约2008年春节期间，我从澳门去北方探亲，听郑老师说，苏老师夫妇已经回到北京，住在亦庄一个新建的小区，把电话号码给了我。我赶紧跟苏老师联系，第二天就赶到亦庄去探望二老。见面来不及寒暄，直接问他回国经过。苏老师说，他在美国报了一个去中国的旅游团，稀里糊涂就拿到了中国签证，平安到达北京之后，才通知新泽西那头，办理搬家托运手续，然后，胡老师持中国护照回国。经党国高层（猜测是曾庆红）派员跟苏老师沟通，达成几条口头协议：1，苏可继续持美国护照，中国签证可无限期延长，有人按时上门，替他办理签证延长，无需本人去出入境管理局；2，做为美籍华人，苏承诺遵守中国法律，不做违法事情。3，苏被双开的处罚问题，可向社科院等机构，提出上申诉，等等。
苏老师在美国的待遇是老年社保和医疗照顾，回中国之后自动停止。经济收入，只有胡老师一人的退休金。他的医疗全自费。我问他困难如何解决？苏老师说，亦庄的房子预先买好，日常生活没大问题，但求医问药的开支很大，只有靠变卖家藏文物古董维持。我告诉他，我班同学李达昌，从四川副省长退下之后，遭人诬告，以莫须有的“渎职罪”为由，被判七年徒刑。出狱后生活无着，提出上诉，副总理吴仪等人，均认为他是中纪委经手的重大冤案，但高层碍于脸面，不愿平反昭雪，但却恢复了他的副省级医疗待遇和每月近万元生活补贴。我建议他也提出上诉。起码争取原有级别（正司或者副部级）的免费医疗。但胡老师反对上诉，她认为，如果上诉，等于给现任高官找到由头，把过去旧账翻出来炒作，问题不一定解决，反倒惹自己心烦。如今能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还是算了吧。
要知道，老年人在中国看病，除了费用之外，还有个条件好坏问题。据苏老师说，他的体检情况特别好，医生说，除了眼睛的视力问题，其它器官功能跟年轻人一样，而且思维还是那么敏捷。就算通过采访，用口述录音等办法，是否也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呢？要知道，苏老师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思考，对《资本论》的伟大贡献和致命缺陷，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突破性贡献，还没来得及全面整理和系统论述（请参考附录：《苏绍智先生生平》）。
反思《资本论》，质疑马克思
不幸的是，就在新冠病毒肆虐之前，原本并不严重的小病（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因没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包括没去好医院，好病房，拿不到进口特效药等等），最终导致病情恶化，永远离我们而去。盼兮和胡老师，也因此内疚，悲痛异常。胡老师精神压抑，身心状况恶化，两年多之后，也随苏老师西行。类似情况还有于浩成先生（也是满族），2005年从洛杉矶回国，住北京方庄，我也曾去拜访，当时身体状况很好。可惜，于2012年发现白血病，尽管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仅仅挺了三年，也驾鹤西归，终年年90岁。
尽管他们都不算短寿，但我跟老伴儿反复议论，假如他们都还在美国，跟我们如今住在养老公寓一样，继续享受这边的医疗服务（当然还有空气、饮水、污染较少的食品，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等因素），是否能多活十年八年呢？我们这个老年公寓，住三百来户，百岁老人很多，有些人坐着轮椅，哪里都去，还能开车外出旅游。总之，两边的整体环境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如今纪念苏老师，应该总结他的学术生涯，继承他的研究成果，继续完成他未能完成的理论创新。最令我们佩服，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做为前社科院马列所长，他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从原本单纯的马克思信仰者（甚至迷信者），逐渐转化为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参见《苏绍智先生生平》），能突破《资本论》原有理论缺陷的迷思，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即在未来可预见的数百年内（甚至永久），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以及伴生的民主政治和法制规则），不但会继续发展，而且应该（也必将）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不因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而有本质区别，从而带动世界经济，攀登到更高水平。与此同时，由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继续增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文明水平迅速提升，现有的专制、愚昧、霸权、蛮横、残暴与黑暗，都将失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博物馆的活化石。全球化浪潮，最终将拉近贫富差距，工作时间缩短，劳动强度下降，五日（甚至四日、三日）工作周，在全球普及，导致水涨船高，利润共享，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这条道路，绝不会靠消灭私有制和等价交换所能实现，只有靠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加上等价交换和法制保护，靠劳资博弈，普选投票，政党轮替，政府调节，与和平协商来实现。这是什么主义？就是我跟孙大午想到的新名词：资本社会主义。
2018年夏天，我向苏老师透露，我在大午集团买了小产权住房，准备以后去那里养老，以他集团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为样本，共同探讨私企立宪，自觉推行“资本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对我的想法很支持，认为资本社会主义这个提法，跟他对《资本论》局限性的疑问与探讨，不谋而合。希望我能早日回归，随时向他介绍我们研究的进展情况。
苏老师之所以能在流亡岁月，突破原先对马列教条的迷信，我感觉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他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他不但接触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流派的著名理论家，更对北欧的福利国家有亲身体会，感觉那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之奋斗的方向。记得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有个不懂中文的华裔美国教授（Norman Bark, 中文叫白科文）给我们上英语课，他跟同学们辩论说，你们要想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一定要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亲眼看看。因为 “只有到了非社会主义国家，你才能看到更多的社会主义” （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 当时，我们全班哄堂大笑，觉得他胡说。后来到美国留学，又到欧洲旅游，果然验证了白教授说的话不是骗人。
苏老师走出迷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跟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交往与讨论，尤其跟西欧北欧社会主义党派的领袖人物，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磋切。按照中共贴的标签，他们属于第三国际分裂之后的右翼派别，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一方面支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主张议会道路；另一方面，积极维护民主自由，注重工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公平。苏老师认为，欧洲社会党人，并没有违背工人阶级利益，因此，他们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捍卫者。他们扬弃了马克思《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的空想成分，同时又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所以，他们的正确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由于受到苏老师启发鼓励，我跟孙大午的联合研究获得新动力。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就传来苏老师过世的噩耗。2019年底，我再访大午集团，告诉大午这个噩耗。他立刻派专车，送我去十三陵附近的公墓，给苏老师扫墓献花，重申要继承苏老遗志，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没想到祸不单行。我从大午集团返美才几个月，大午集团也遭灭顶之灾。几百名全副武装的特警，半夜突袭搜查大午集团，抓走他们全家和十几名高管。以非法集资等莫须有罪名，关押一年多，最后在高碑店法院草草审理，判处大午本人有期徒刑18年，其它人也获轻重不等刑期。此后，更以神秘而奇特手段，由一家刚成立几天的公司，以三亿多元超低价，变相强迫并购了大午集团几十亿到上百亿的优质资产，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全面倒退的标杆性事件之一。
苏老师走了，大午集团完了，我们梦想中的资本社会主义研究，也会烟消云散吗？我想来想去，还是想坚持下去，把苏老师还没来得及表达的理论构想，还有孙大午不得不中断的实证性研究（详见程铁军著：《孙大午的资本社会主义梦》电子书，公民力量出版，2021年），继续做系统梳理，在已经发表的十万言基础上，做更为严谨的论证，和更加清晰的表述。
我知道，凭我一己之力很难。政治经济学已荒废多年，又是八十高龄的癌症患者，但就算无力搞成理论巨著，起码也能搞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提纲，为更多高人做个铺垫，希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能继续添砖加瓦，最后成为能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
这就是今天，在深切怀念苏老师夫妇的时刻，我想表达的一点心意。
2024年5月27日（初稿）于旧金山湾区
附录：苏绍智先生生平
苏绍智 (1923.1.25~2019.5.27)， 满族，北京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1941 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旋入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转入重庆大学会计统计系。1946 年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受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工委财经委书记、经济学家许涤新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理论。
1947 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9 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同年 7 月，入中共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10 月应许涤新之邀，赴上海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0 年秋，入中国人民大学进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年后返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53 年 7 月加入中共，之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总支副书记，兼教师支部书记。1957 年反右运动中，因同情右派分子，及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因不满浮夸风而受到冲击，经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汤德明及复且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保护过关。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1962 年调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理论组， 1964 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学组组长。1966 年“文革”爆发， 被指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4 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在其设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文革”前的思想理论界重量级人物，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林涧青、冯兰瑞等。因为之前即与于光远、冯兰瑞熟悉，意气相投，时在《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料室“靠边站”的苏绍智先生，频繁参加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活动，如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研究“四人帮”的观点，为前者针对 “文革” 进行的治理整顿提供理论依据，等等。 1975 年底，因毛泽东发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先生不能再参加国务院政研室的活动，但仍与于光远、冯兰瑞保持密切接触，以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对“四人帮”的批判，进行频繁交流，从而为三年之后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后，苏绍智先生恢复了在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工作。他一面积极参与于光远组织的理论活动，如与冯兰瑞合作撰写《对 “四人帮” 歪曲按劳分配理论的批判》等书，一面在《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支特下，顶住汪东兴等中共高层 “凡是派” 的压力，自 1977年初，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了多篇批判毛泽东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的文章。1978 年 5 月，《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值先生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回国后即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 同年 7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在实践中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一文，社会反应热烈。
1979 年 1 月，苏绍智先生参加了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并和冯兰瑞作了题为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发言针对毛泽东 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过渡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的说法，提出：应该把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 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分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并强调，一旦不区分或者混淆各阶段，就必然导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推行 “以阶级斗争为纲” ，推行 “穷过渡” 。由于发言称 “在我国，过渡阶段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与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同年 5 月，整理成文在《经济研宄》杂志发表, 随即招致时任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的肆意批判，后又在 1983 年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中被秋后算账，直至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在其报告中表示，中国仍然并且将长期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继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提法，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9 年 7 月，苏绍智先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1981 年继于光远任所长。1982 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方委托，先生负责筹办 1983 年 3 月在北京举行的 “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学术报告会”。正是在这个报告会上，,时任中宣部顾问周扬，作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的主题报告。由于报告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竟被胡乔木、邓力群诬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错误，是所谓“精神污染”。同年 10 月，在全国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中，马列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当其冲。
不过先生无所畏惧，相反坚称： 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性的，吸收了多种其他学派的思想观点；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的，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随实践的丰富而丰富；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的，不仅批判别人，尤其批判自己。倘若一个学派不能自我批判，怎么可能得到发展？！
由于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严重冲击社会经济生活，1984 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重新开始强调改革开放。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宣称：“不能要求马克思、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 苏绍智先生当即与之呼应，相继发表了《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学术自由与学术繁荣》，《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封建主义影响》等系列文章。同时根据于光远的建议，在先生的主持下，马列所正式确立了“三个再认识” 的科研指导方针，即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以期为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构筑新的理论基础。
1986 年秋，胡耀邦组织班子，起草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先生作为报告理论顾问组成员，不仅反复向报告起草班子阐发 “再认识” 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还将此“再认识”写入报告草稿，凸显了马克思所说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重要观点。
1986 年底因突发学潮，胡耀邦被迫下台，一场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运动，随之甚嚣尘上。1987 年 1 月，原 “四人帮” 写作班子 “洪广思〞负责人、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在全国出版会议上公然造谣: “1 月 8 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准备中午一点闹事，到 12 点半去阻止了。这些王八蛋要干什么? 他们的后面是马列所的老家伙: 于光远和苏绍智!” 而由号称 “左王” 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控制的书记处研究室，则抛出了一份题为《关于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的“白头文件”，搜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言论，以为所谓 “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 罗织罪状，其中直接涉及苏绍智先生的就有 10 处以上。犹有甚者，1987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北戴河会议，竟然越过先生所属基层党支部及基层党委，直接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白头文件” 的形式, 撒销先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该文件宣称：“苏绍智的主要错误是: 1、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2、苏绍智负责出版的四个刊物，和他主持的马列所座谈会，为一些人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传播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条件和讲坛。3、苏绍智主持的马列所，有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
不过苏绍智先生愈挫愈奋。1988 年春，为了在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的冲击下重振改革开放势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决定在当年 12 月召开一次大规模的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0 周年理论讨论会”，并出面在会上作题为 《用十三大理论进一步武装全党》的报告。其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多以冷眼视之，而先生毅然 “单刀扑会” (香港《镜报》语)，称:“如果我们都不参加会议，谁来施加影响？” 由于先生 12 月 21 日在会议分组会上的发言，尖锐批评了所谓 “清除精神污染” 及 “反自由化” 运动，约七千字的发言稿，只被大会简报摘登了无关痛痒的几百字。然而先生不惧封杀，他默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于当月 26 日全文刊登了自己的发言——一时洛阳纸贵，该期《导报》竟被坊间 “炒” 至一份 20 元的黑市价！
1989 年 1 月 6 日，著名物理学家方励之等，发起联署公开信，要求当局在中共建政 40 周年及五四运动 70 周年之际，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苏绍智先生名列 33 位联署者之中。同年 2 月 2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就陈军等人写信征集签名事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施压之意肆无忌惮。然而先生无所畏惧，同年 3 月 15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与阎明复部长谈话时即明言，公开信的内容为理智平和之人间至理，自己为此而呼吁，属天下匹夫应尽之责，所谓义之所在，责无旁贷！
1989 年 6 月 8 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马凯特大学 1988年底达成的协议，苏绍智先生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经荷兰飞美国，任马凯特大学访问学者两年(1989~1991)。之后，转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一年 (1991~1992)， 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者一年(1992~1993)，又在丹麦奥胡斯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讲学一年(1993~1994)。此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七年 (1994~2001)，在台湾文化大学讲学一年(2001~2002)。2002 年至 2007 年，先生结束此前繁忙的游学旅行，移居美国新泽西州怀亭(Whiting)乡间，从事学术写作。前后出版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新论》(1992 年),《Marxism and Reform in China》 (1993),《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再认识》(1995),《十年风雨: “文革”后的大陆理论界》(1996),《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2001),《民主不能等待：苏绍智桴边放言选录》(2006)，等等。
2007 年 11 月，84 岁高龄的苏绍智先生，携夫人胡鑑美女士，离美返国，定居于北京亦庄。因为双眼罹患老年性黄斑，变性多年且日渐加剧，几近全盲的先生，已不能阅读写作，只能靠收音机获知外界信息。不过先生始终思想活跃，包括自我否定。
2010 年 2 月，在家中接受当代中国口述史专家肖冬连教授访谈时，先生曾称：“我在 1999 年撰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评析》一文，说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所谓高级阶段属于空想，不能成立，根本不存在再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可能性，所以谈论初级阶段也就没有意义。中国理论界，应该跨越初级阶段的观点，寻求新思维，才能有效阐明改革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也正是在这次访谈中，先生透露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先生，对几位当年曾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理论界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评价： “刘宾雁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王若水是坚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苏绍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先生显然认同麦氏对自己的评价，称：“我总结自己，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历程，至今坚持，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
而我本人的再认识是：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因此，说马克思主义 ‘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 ‘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肯定是不对的。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笼罩、统帅并控制一切学科。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派之一。当然，它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具有一切科学的特性。科学是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实践和时代的检验，其理论有被证实的部分，应予肯定；也有被证伪的部分，应予扬弃。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是必然的、正常的、正确的，修正主义绝非贬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应该坚特自己的批判性、多元性和开放性。所谓批判性，今天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官学’，受权力支持，向权力献媚，已经丧失了批判力，特别是对自己的批判力。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不仅要批划性地研究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自我批判。
所谓多元性，当苏联在斯大林、中国在毛泽东充当绝对权威的时代，只有他们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其实在上世纪下半叶就已经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已经突破了钦定的单一模式，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必然随之多元化。
所谓开放性，既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就当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汲取人类文明丰富成果，才得以发展其学说的。惟其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当然必须坚决反对政治上的一党之见与专制主义，反对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尤其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理论交流。
古谚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人诚不我欺矣！”
整理日期：2024年5月初于北京——议报
谢选骏指出：古人説“聼其言，觀其行”——聽聽苏绍智的高談闊論，再看看苏绍智的出爾反爾、一再背叛、首鼠兩端、狡兔三窟的行爲擧止……我只有一句話了，苏绍智話，那能信嗎？
他一邊説著“民主不能等待”，一邊卻投入了專制的懷抱，安樂死去。
苏绍智的話那還能信嗎？當然不能了——因爲苏绍智的話，只是他的謀生套利的工具。
對此網民嚎叫了——苏绍智的話，純屬放狗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