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宰肥鴨主義”的屠刀之下，怎麽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呢

“新颖的立论，独到的眼界——读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最早时期至1800年的双边关系概述”（林中泽《世界历史》1999年05期第109～114页）報道：

英国学者G.F.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从最早时期至1800年的双边关系概述》（G.F. Hudson, Europe & China- A　Survery　of　Their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伦敦1931年版）一书英文原本初版于1931年，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中译本，书名为《欧洲与中国》（本文据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公司1931年版本，下引该书仅标明页码）。该书在欧美学术界的相关领域中一直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然而它在我们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赫氏的立足点刚好与我们的习惯相反：他是站在一个欧洲人的角度去处理欧中关系史的，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考虑问题自有其难以克服的偏差。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从书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出当代西方人通常是难以避免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明显痕迹，这可以拿该书的一个基本结论来加以证明：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优越感在19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恰恰相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西方人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崇拜的对象；只是由于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科学进步及其相伴随的法制完善和伦理更新，西方文明才开始敢于凌驾在中国文明之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才可以谈论在非基督教的人民当中是如何缺乏人道的感情”（327—328页）。当然，使人耳目一新的并不是对中国文明的那种早期传教士式的赞美，而是作者隐含书中的一种独到的学术眼光。

在方法论方面，赫德逊吸收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说，并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颖观点。《欧洲与中国》一书以较小的篇幅（正文部分仅为329个页码）完成了对先秦至18世纪共约两千多年的欧中关系史的叙述，对于这样一部既受篇幅严格限制又在时间跨度及空间覆盖面等方面有较高要求的专著，读者没有理由期待从中能够找到详尽论证某些具体问题的章节或段落。该书与其说是一本涉及具体问题的专论，勿宁说是一部有关欧中关系的通史。应当承认，在史料挖掘方面该书给我们提供的新内容并不多，然而，力求避免材料的大量堆积、提纲挈领地展示二十几个世纪里欧中关系的渊源及流变、并从简要的分析中展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历史眼界，正是该书的长处所在。赫氏通过《欧洲与中国》一书告诉我们：历史上欧中关系的重大变动很少取决于单一的历史要素，除了人们通常较为关注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以外，地理、气候、民俗及技术等条件也是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赫德逊对于这些要素显然作过起码的研究，否则他便无法如此轻松自如地解答通常被认为是十分枯燥的历史难题。例如，他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把中国的方位误置于陆地的极北端，是因为古人过分迷信气候温差与地理方向间的关系并由此对顿河的流向作了错误的判断而造成的（46—48页），这一立论必然要建立在作者对于地理学和气候学的原理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了解的基础上；他叙述了一个“能征善战”并习惯于“野蛮的游牧生活”的突厥人帝国在一个生来就是“都市商业利益”代表并“担任丝绸贸易中介商”的粟特人（Sogdians）部落的穿梭斡旋下如何走上文明轨道的（123—126页），如果不事先对相关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作一番调查，他就不可能在这些民族前面加上如此恰如其分的修饰词；他还描述了元代中国南方港口上的商船的构造、功能以及哥伦布西航的许多细节（163—164、217—223页），这不仅反映了他深受同时期在西方广泛流行的种种中国游记和航海日记的影响，而且表明了他本人对造船学及航海学的爱好。赫氏的研究方法并不受固定套式或僵化标准的局限，不过他仍有自己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与其他国际关系史一样，欧中关系史也以立体的动态和多元因素的互动为表现形式，任何只截取其中一两个现象进行孤立和静止研究而完全撇开时空上的内在联系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虽然该书旨在描述欧、中双边互相接触的历程，但作者也极其关注这种历程的横向联系。例如，他在叙述13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为东方香料贸易路线展开争夺时，并没有忘记伊儿汗国和埃及奴隶王朝等周边相关地区与民族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172—178页）；在叙述葡萄牙人所组织的东航时，他花了许多笔墨来介绍西班牙人组织的西航（204—234页）；在叙述迪亚士及达·伽玛等人沿非洲西海岸进行探航的同时，他特别指出了15世纪80年代科维尔汉姆（Pedro　Covilham）及佩瓦（Alfonso de Payva）等人在非洲东海岸一带的探航活动对于保证前者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性（186—190页）；在概述16世纪中国社会的现状时，他顺便谈到了同时期的日本所发生的变化（239、 250 —252页）；在叙述16 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谋求在中国东南海岸找到立足点的同时，他指出了“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毁灭如何使西班牙人的这一企图遭到挫败（250—251页）；在叙述西欧主要国家从海路达到了与中国正面接触的目的的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俄国人从陆路的向东扩张（266—269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说明18世纪欧洲构成对于中国的“包围”圈的真正由来。可见，赫德逊是把欧中关系史置于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史的大环境当中进行剖析的，这就使得他的立论要比我们通行的教科书式的论著方式高出一筹。从纵的方面看，赫德逊对于欧中关系史上重大事变的历史联系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尤为可贵的是，赫氏早在布罗代尔之前就看出了15—16世纪大航海活动的意大利渊源，他认为作为海上强国出现的葡萄牙实际上是“热那亚的养女”，“葡萄牙人是意大利人的学生”，因为在他看来，由葡、西等国所激起的整个西方的探航狂潮“最初是源出于意大利人的创举”，这种狂潮“表现出中世纪意大利的灵感”（170—171页）。这种观点也被顺理成章地应用到对于欧中双边接触的评价上。他认为，晚明时期葡、西等欧洲商船在中国海岸的活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件，它是欧中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该事件“应当被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170页）。

由于充分注意到了这种横向的互动关系和纵向的内在联系，赫氏就得以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从整体上把握欧中关系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并由此弥补了我们认识上的某些空白和不足。在赫氏看来，欧中关系史实际上是欧洲围绕着商业利益所进行的向东扩张的历史，其手段包括贸易、传教、政治外交活动及战争等等。当然，从较短的时段看，欧洲人未必会把中国作为其每一次东扩活动的直接目标，但在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欧、中两地各处“在旧大陆的两端”（9页）， 这必然使中国最终成为欧洲人东扩的一个可以而且不得不展开艰难对话的文明终点。《欧洲与中国》一书从传说时代的欧中关系说起，至18世纪末二者的真正接触及相互影响——即中国学界所说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被”——为止；赫氏通过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既为全书作了结，也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史作了序。由于有关明清之际及其以后的中西关系已经早就为历代西方汉学家及近代中国学界所关注，因此该书的价值便主要体现在对于这种直接接触的历史渊源的追溯上，即欧洲人是如何把中国从一个神话中的世界变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并一步步地伸开其扩张的触角、最终完成了对于中国的包围的。由此我便想到，倘若人们在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及以后的中西关系史之前先阅读该书，会大有裨益。

值得注意的是赫氏在该书中把决定欧中关系发展的真正动因归之于商业上的需要，在他看来，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必然使相关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成为欧中关系史的基本表现形式。例如，古希腊人一开始就因受传说中的阿里马斯比（即匈奴）黄金的诱惑，不断地向黑海一带挺进（42—43页）；罗马人之所以常常要与安息人及其他东方部落大动干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其丝绸贸易的权益，因为，“没有任何来自另一端的商品在需求的规模与持久性方面能够与丝绸相匹敌”（96页）。蒙古人之所以未能渗入到西欧腹地，主要并不是因为其军事力量上的局限，而是由于在金帐汗国与西欧之间隔着一个因资源尚未开发而经济上无利可图的中欧（143页）；13 世纪期间意大利北部各城邦之间的斗争、在中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斗争以及拉丁人与拜占廷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东方商业利益进行的；中世纪东方贸易以香料为主体，“这种必不可少的和自然具有垄断性的贸易就成为勒凡特政治活动的主心骨，同时也是刺激15世纪欧洲扩张的最强有力的唯一因素”（160页）。至于发端于15 世纪的探航狂潮的商业动机就更加明显了，这一点赫氏在该书第7 章“经由墨西哥之路”叙述哥伦布探航动机时已作了说明。这里的新意倒不是体现在作者如何独出心裁地分析探航热潮的经济因素本身，而是他能够把这种经济因素上溯到远古时代，并把它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西方传统来看待。在另一方面，赫氏并没有忽视暴力冲突和战争在推动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客观积极作用，他指出：丝织业由地中海南部向北部传播的整个过程正是通过阿拉伯人、诺曼人及西欧十字军战士的一系列征服战争才得以实现的（122页）；而13 —14世纪蒙古人的可怕扩张同时也给欧洲与中国间的接触提供了罕见的历史性机遇（145—160页）。诚然，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影响持客观态度并非赫氏所独有，几乎与赫氏同时，我国学者陈寅恪先生于本世纪30年代初也把交战国胜败双方互相移植和交换物产看成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注：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1992年版，第467—469页。）。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也断言：“战争并不简单地是文明的对立面。……战争标示着季节的节奏，打开并关闭时间的大门。”他认为土耳其人在与基督教徒的长期海上冲突中不仅学会了西方人的造船技术，而且接受了他们的航海词汇（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2、342页。）。不过，赫氏从整体上把商业动机与暴力手段及其他和平方式揉为一体，并使之构成欧中关系史的动态画卷，则确属少见。在当代的理想主义者看来，早期的中外关系史应以和平交往为主调，以暴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强权政治只不过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伴生品；而赫氏却认为，即使在早期欧中关系中和平交往也常常是结果而不是动机，这听起来的确有些刺耳，但能够给人以启迪的恰恰就是这种摒弃一切感情因素的理性思考。其实赫氏本人并不是暴力与战争的赞美者，他在叙述元蒙时期的欧中关系时特别指出吸引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前往元朝中国的是蒙古人在亚洲确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及和平与文明的环境，而不是由征服战争所造成的动荡（159页）。

更重要的是，该书对于纠正国内学术界的某些理论偏颇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众所周知，欧中关系史实际上就是欧洲与中国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长期接触、不断冲突和抗争并经常相互交融和认同的历史，因此这里的最初起点显然是“异”而不是“同”，“同”只是作为某种结果而出现。如同商品交换，若不是因为存在着此匮彼盈之“异”，便没有了交换的必要性和动力。赫德逊在叙述欧中关系史的过程中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从分析双方的这种“异”开始的。赫氏站在欧洲人的角度叙述这两种文明的接触，他从第一章“北风以外”开始，便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在普通欧洲人看来是难以理喻的和扑朔迷离的“异己”世界——一个由商人的传说、诗人的神话及学者的臆想所构成并夹杂着某些历史事实的中国。正是中国那种种西方世界所缺少和不熟悉的事物——遍地的黄金、丰产的“丝树”、纯朴的民风、井然有序的政治制度，象磁石一样千百年来吸引着各种各样的欧洲人踏上艰难旅程去圆中国梦，欧中关系史就是在这种探“异”的冒险中开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赫德逊对于这一冒险过程的一般性叙述，而是他对于双边关系中的“异”的历史影响的揭示。《欧洲与中国》一书把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作为影响欧中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制约因素，并使之成为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因而便能够对欧中关系史的基本格局及其历史性逆转的原因作出较为客观的解释。赫德逊甚至在该书前言中便开宗明义地把问题提了出来：“在我们开始比较中国和希腊两种文化的特征时，我们便会立刻注意到欧洲文化与一切非欧洲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在他看来，以农业的地租经济为基础、以国家供养的贵族官吏为支柱、其社会阶级的最底层由广大的农民所构成的亚洲国家，通常是以君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出现；这一政治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作为社会金字塔基础的农民大众能够“赋予文化以巨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尽管战争和起义可能使之动摇，但是他们却也使得文化一成不变和顽固地保守”。就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这一特点在近代殖民活动兴起以前可能也是优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既是商路的开凿者，又是商品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商路的保护者。与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欧洲的政治传统渊源于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一制度造就了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巨大重要性并且相对独立的商人阶级，培育了一种以自由竞争为特色的个人主义和商业精神；按赫德逊的说法，这些西方传统不仅存在于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当中，而且包含在罗马世界那富有特色的多元政治体制当中，它们还残留于中世纪自治城市及独立的商人共和国当中，而从16 世纪开始一直兴盛了3个多世纪的合股特许公司，则是“城邦政治遗产的主要残留继承者”。实际上，赫德逊的这一结论还隐含着另一层尚未完成的推论，即近代资本主义应是城邦商业主义传统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勃发于16世纪的探航狂潮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西方社会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外在的诱因。

当赫德逊把上述论断具体应用到从16世纪起中欧关系的逆转局势的时候，新意便骤然而生。如果说官僚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对于16世纪以前的中国对外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有利因素的话，那么从16世纪开始它便成了百病之源了。作者在第8章“被包围的中国”中指出：明朝君主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海上扩展的辉煌时期之后，很快就向内陆退缩，以至把海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国家，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那种建基于农业地租经济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传统——到了一个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世界的商业时代，中国的这种传统显然已经弊窦丛生：官僚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严密管制“压制了滋生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倾向”，造就了中国商人的先天不足和对于官僚政治的严重依赖性。赫氏就此作了一个很有概括性的比较：“在中国，商人无力反对官吏；他们在政治上微不足道，而且没有任何城邦商业主义的传统来启迪他们的潜在力量。在欧洲，资产阶级正在上升为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则这些人只是官员们的驯服工具。”赫氏这段话中的一个细节是耐人寻味的：他讲中国时用了“商人”（merchant），讲欧洲时则用了“资产阶级”（bourgeois）， 这不应当理解为作者用词随意性或偶然性的结果，这一细微差别隐含着作者对于中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的独到理解，这意味着：中国就是中国，任何以西方既有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文明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僵化的官僚政治体制还直接导致了国家主权的“体面”丢失，赫德逊对此看得很清楚。在叙述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攫取澳门的过程时，赫氏以讥讽的口吻揭示了葡人是如何钻了官僚政治“权威”的空子的：“天子总是自称拥有一种他自己无法施行的权威；他的官员为他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做出了一种微妙的区别来解决他的困难”。一方面，国土的丢失是有损天朝大国威仪的事情，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是绝对要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明朝的海防力量又在实际上不足以阻挡拥有利炮坚船的葡萄牙人的渗透和袭击。解决这一难题的最自然的办法就是在表面上继续维持朝廷那恩主般的权威地位，在暗地里却听任腐败的地主官员去把国土作交易——这一做法尽管要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普遍盛行，但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领，实是一大发端！赫氏在这里已抓到了问题的实质：腐败不是丧权辱国的最终原因，它不过是僵化了的官僚政治体制的体现。

赫德逊有关明清之际中国商人阶级的属性的分析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在国内曾经流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邦政治制度具有普遍性，包括中国在内的早期国家都曾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二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那段著名的话，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的母体里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主要是属于由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后天性毛病。这两种观点其实是相通的，即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单一模式的基础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各种人类文明间之“同”是符合规律性的本质所在，“异”则不过是偶发性的现象而已。可是，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将无法理解各不同人类群体那种相互接触和交往的迫切愿望及其相关行为：既然彼此具有同一的特征和内容，还有相互追求的必要性吗？这种淡化中西文化传统特殊性，把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套用于中国历史的做法，表面看来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而本质上则与西方的文化沙文主义同出一辙，因为它其实也在走着文化趋同论的老路。在这方面赫德逊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新思路，在他看来，把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联结一起的一个重要共性是，两者都是把海权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古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与东方各式各样的所谓早期“城市国家”区分开来，就在于这种西式城邦的产生是与早期海上殖民活动互为表里的，两者缺一不可；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同样与近代海上殖民掠夺相辅相承，互为倚靠。有关古希腊的情况，英国的汤因比和我国的顾准已分别作过精辟的论述，他们都把跨海移民和海上活动看成是古代欧洲人基本的活动方式之一；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一些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城市当中出现的，这一点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里都加以了肯定，至于以后资本主义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海的严重依赖性，更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基本上与海无缘，故如果曾经有过类似“城市国家”的形式，也不能类比于希腊时代的城邦；到了近古末期，中央政府更是坚持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内陆的传统。由此看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里是否曾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及有关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是否打断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等问题，都还是大有进一步探讨余地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里是否曾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以及有关外来的资本主义侵略是否打断了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进程等问题，都还是大有进一步探讨余地的。”——我看説者不懂，“資本主義”只是法治社會裏的重商拜金的風俗，既不是什麽“生產方式”，更不是所謂“社會制度”！而在中國這樣的人治社會，“宰肥鴨主義”的屠刀之下，怎麽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呢？

《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腐败：万变不离其宗》（2004年04月30日 光明日报张绪山）報道：

“学术腐败”在目下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花样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正如同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根尾巴无法隐去一样，“学术腐败”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特征就是“私”字当头，无视学术道德。形式之一，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不择手段地将他人成果攘为己物。

人们谈及时下的“学术腐败”，

每每摇头唏嘘，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学术腐败行为如果不是“古已有之”，至少也是“源远流长”。且举半个世纪以前的几个小事例为证。

十数年前，我读到一位吴祥麟先生发表在《中央亚细亚》1943年第2期第1号上的一篇论文，题作《古代希腊人关于中亚和中国的知识》，印象十分深刻，对作者的西学修养和文章的逻辑力量由衷敬佩。据文章末尾的介绍，这位吴先生是当时北京一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欣喜和惊讶共生，遗憾和惆怅并存。欣喜和惊讶的是，几十年前就有人做出那样出色的研究成果来，感到前辈学者的学问真是了不起；遗憾和惆怅的是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无缘向这位先生求教，这样好的文章大概自己一生都写不出来。可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却完全击碎了我心中的这个印象。我在国外读书时读到英国学者赫德逊1931年出版的《欧洲与中国》(G.f.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原文时，总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将带在身边的这位吴先生的文章复印件对照来读，发现竟是赫德逊著作第一章的翻译！这位吴先生拿别人的著述翻译出来堂而皇之地充作自己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典型的学术腐败行为。

无独有偶。《季羡林文集》所收季先生1946年写的文章里也为我们保存了类似的例证。据季先生说，当时读到一位姓丁名福保的大学者“著”的一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怀疑不是作者的个人著作，经过对照知道是翻译日本人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但这位丁先生并不承认是翻译他人的作品，因为他自己也加入了一点内容。有意思的是，为了达到让天下人有机会一睹其风采，这位丁先生还在书中插入许多个人不同时期的玉照，可谓为出名挖空心思矣。一位在剑桥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发现这位丁先生“制造”大作的奥妙后，将结果告诉在德国留学的季先生，使季先生也为这位同胞的行为蒙羞。季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学者。此人翻译了日本人写的有关鲜卑和匈奴的几篇论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了，后来被人查出来写信去问，他不得已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记了。其实，翻译别人的作品而忘记写上别人的名字，这其中是怎样一回事，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很类似一个人从商场里“拿”东西被人抓获后声称自己忘记付钱一样滑稽可笑。

我所读到的吴先生“大作”和季先生文章所谈到事情都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想必不是个别现象。季先生当年的文章也说，“像这样的有勇气的人，在我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笋还要多。”可见当时这类行为并不少见。不过，上个世纪40年代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读书人的日子不好过，读书做学问的条件也不好，所以攘袭他人作品除了读书人本身的名利心作祟外，也不能完全排除“为稻粱谋”这个现实因素。

然而，近些年那些虽不是“大富”但已是“小康”有余的读书人，乃至文化圈内的所谓“名人”，有此类行为者也着实不少。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涉嫌抄袭他人著作而大出风头，北京一所更著名大学的一位少壮派教授抄袭他人作品，也暴得大名。他们何以置明显的廉耻标准于不顾而甘为鸡鸣狗盗之事呢？以前想来想去，总是不得其解。现下我忽然间似乎有所醒悟：抄袭他人作品不被人捉住，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名，被人捉住打一打笔墨官司更可以出名，而且是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多么好的出名捷径啊！要知道，在一个道德多元化的时期，出名——不管是好名还是坏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因而这出名也就是变成了目的，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现在的学术体制对学术腐败是如此的宽容，不仅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作弊者本身的道德趋向多元化，而且也证明，在当前传统道德制裁体系崩坏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制裁体系。既然作弊不受惩罚，如丢饭碗之类的危险，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谢选骏指出：人説“半个世纪以前的学术腐败：万变不离其宗”——我看所謂的“学术腐败”，不過是“宰肥鴨主義”的分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治社會、倫理社會的權謀心術。

谢选骏：不敢作战的三军统帅

《拜登逼出川普底线！川普团队原来外强中干》（上报 2024-11-19）報道：

吴崑玉评论文章：川普上台引得不少台湾人叫好，期待他带领圣战，全面抗中，但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几件事下来，我的问号更多。

川普大话讲得太满太早

首先，是国防部长的人选很有问题。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是个成功的媒体人，问题也在于他是个成功的媒体人。媒体人的毛病，是很容易习惯性的认为先讲先赢，声量覆盖就等于赢得了战争。而且赢赌还要赢话，胜利的光环一定要套在自己头上。这在一般政务部门也许还管点用，但在军事部门却是个灾难。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不是什么事都能公开的，有时为了欺敌，引敌入壳包饺子，是需要后退或装耸的。但这对嘴上从不饶人的川普团队，尤其是媒体人出身的赫格塞斯，恐怕有点难。他们总以为强大的军力配上强硬的声量，就足以吓倒敌人，其实敌人也不笨，尤其中国人。当年日本军阀也认为打几仗便可逼蒋介石投降，没想到这个老痞子偏就不理小日本，硬是跟日本军耗到底。这种“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磨光意志”的玩法，中共可是熟得很哪。

其次，在对乌克兰问题上，川普大话讲得太满太早，结果让自己进退失据。川普敢说上任前就要解决俄乌战争，显然他与普京及泽伦斯基都有私下接触过的，但这些接触保证有效吗？面对川普狂言，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大肆报道川普老婆当年艳照，这是在羞辱川普，意思是你连你老婆都保护不了，我普京才是老大，小心我放更多猛料出来，川普却一句狠话都没回。

接著，拜登宣布将1700亿待送军备，在新总统就职前全数送到乌克兰，并解开捆龙索，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讲白了就是希望乌军能在川普上任前取得决定性战果，把烫手山芋丢给下任总统。

但川普阵营的回应是膝反射的跳起来大骂:“这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让普京和习近平，都看到了川普的底线:原来你烙狠话烙了半天，还是会害怕引发世界大战的。川普一路狠话的内核，其实只是“恫吓”，“他们害怕我，所以他们不敢……。”问题是，俄中朝等国害怕川普，是因为觉得他不可测，觉得他疯起来可能比我还疯，搞不好玩真的放核弹出来炸我。

赫格塞斯（Peter Brian Hegseth）是个成功的媒体人，问题也在于媒体人的毛病，是很容易习惯性的认为先讲先赢，声量覆盖就等于赢得了战争。

拜登逼出川普底线

但拜登这一下就把川普底线给逼了出来，普京、老习、金小胖顿时发现，“原来川普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以后就用战争边缘来逼川普就范就好啦！

吓阻战略要成功有3个C，能力（Capability）、可信度（Credibility）、沟通（Communication）。其中，“可信度”的关键，就是吓阻一旦失败，便要有迅速击败敌人的决心与能力，美军一直在做的，就是吓阻失败后的战争准备。战争有很多等级，全面战争、有限战争、低度冲突，整套吓阻战略与弹性反应战略的核心概念，就是选取适当工具应对不同冲突。讲白点，红线划在那儿，手过来砍手，脚过来剁脚，头过来爆头，不见得一枪毙命，却一定要让敌人去领残障手册。也就是说，当川普的敌人不怕他了，川普的恫吓战术便要失效了。当这种恫吓失效，任何条约的保证也将失效，普京摆明了“我骗你就骗你了，你敢拿我怎么样？”如果美国真的放弃乌克兰，不管怎么做，几乎会重演越南与阿富汗的悲剧。

再回到赫格塞斯。他还没上任，就放话要彻底改革美军，川普还要成立“战士委员会”，拔掉他们认为不适任的将领。这件事很容易演变成习近平清洗火箭军那种“大清洗”，造成人心惶惶，让军队数年内没有战力，但在2027年戴维森窗口前的这3年，却是需要美军全力备战的关键时刻。美军结构此刻宜静不宜动，但作战准备却宜动不宜静，而且还要跑步跟上全面战争的需求。在这个方面，川普团队宣示的加强核武能力，加强弹药产能，加强美国造舰能力，都是对的。但要大动军队人事，还是得好好想想，全世界军队都是最保守的组织，军队战力来自于同袍间的相互信任，与背靠背的支援，冒然打破这种关系网络，即使长期可能是对的，但短期间一定会造成灾难。

川普团队没有准备好打一场世界大战

川普这一系列措施背后的动机，主要来自联邦政府的赤字预算压力。包括叫马斯克主持一个外部部门来削减政府开支，宣称要每年削减2兆美金预算，其实这个数字，大约正是联邦政府每年的赤字规模。美国政府每年岁入约4兆美金，岁出约6兆美金，赤字约1.8兆到2兆。联邦政府支出的大项，仍是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社福支出，但川普在此方面仅能节约浪费，而不敢大刀砍掉既有项目。所以，川普要缩减对乌克兰的支出，以减低军费，这却是种以邻为壑的玩法。美军最大的问题，是其装备思维，几乎完全被军工厂商绑架，不愿意大量购置便宜、好用、精准的小东西，反而专注于昂贵的高科技产品，一枚飞弹几百万美元，谁打得起？能打几发？乌克兰战场证明，防空机炮是硬杀无人机最合性价比的选项，但美军还是偏爱飞弹，而不是防空炮车。乌克兰也发现，与其造坦克、造飞弹，寻求高科技的昂贵解决方案，不如造便宜大量的无人机，数量依然是战场上无可取代的优势。削减军费赤字，需要在品项上找到便宜好用的代用品，而不是放弃防线。

说穿了，川普团队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去打一场世界大战，但不论在政治上、心理上、军事能力上，准备好打一场世界大战，而且让敌人知道，我们随时准备好打这场大战，这种吓阻战略才会有效。政治人物们可以随口划红线，但军事能力必须强到足以处理任何跨过红线的东西，否则再多恫吓语言也没有用。吓阻战略本质上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先有了不惜对撞的能力与决心，然后才有“非零和”的谈判与妥协。但川普团队似乎还没有认清这种内在逻辑，当他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我会把关税加到200%”时，便代表他没有认清全有或全无的暴力行动，与得多失少的商业考量间的差别。美军在阿富汗二十年经营，投资无数民生建设项目，却都毁于游击队破坏。你没有足够武力保障安全，就无法保护建设与商业运行，这是古往今来的铁律。同样的，你害怕战争，敌人就会用战争来压迫你，不论战争后有没有赢家，但现在，你就会是个输家。

谢选骏指出：人説“拜登逼出川普底线！川普团队原来外强中干”——我看拜登都是個“不敢作战的三军统帅”，要是換上川普這個只會從阿富汗撤軍的慫包再從烏克蘭縮頭……美國基本上就龜縮與自己國内了，回到美西戰爭以前的狀態，只能和墨西哥一較高低了！不敢作战的三军统帅領導美國，美國能贏嗎。

谢选骏：美国政治规范陷入三百年魔咒的倒計時

《扔向华盛顿的“手榴弹”：特朗普如何颠覆美国政治规范》（PETER BAKER 2024年11月18日）報道：

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名对疫苗和氟化物表达了质疑的小罗伯特·F·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用“混乱”一词不足以形容。“动荡”或许更贴切。“革命”也不为过。唐纳德·J·特朗普在当选总统不到两周时间里就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试图打破华盛顿的体制，这是他有生之年从未有新任总统尝试过的事。

他把一颗巨大的手榴弹扔到了国家首都的正中心，然后恶作剧般笑着看谁跑得远，谁会扑上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前者比后者多。特朗普说过，“真正的权力”是制造恐惧的能力，他似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特朗普在过渡初期的举措相当于对体制的一次代际压力测试。如果共和党人屈服于他的要求，让参议院休会，以便他任命未经确认的人选，那么这将改写两百多年前由治国先贤确立的权力平衡。如果任由他来决定一些最重要的政府职位的人选，他将安排一些忠诚者，而这些人的想法是把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搅得天翻地覆。

特朗普选择了一位以挑起冲突著称的后座议员来掌管司法部，此人职业生涯中一直在攻击共和党同僚，并极力否认性丑闻和毒品指控，他将掌管的司法部曾调查他涉嫌贩卖未成年女孩，但并未对他提出指控。他选择了一位没有接受过医学培训的阴谋论者来掌管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此人向来诋毁正统医疗的基础。

他选择了周末早间电视节目主持人来掌管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此人曾为已定罪战犯辩护，身上有被极右翼势力作为标志的十字军纹身。他选择了一位前国会议员来领导本国的情报机构，此人曾为中东独裁者辩护，并表达了俄罗斯所乐见的立场。

特朗普开始颠覆政治规范已有九年，人们可能很容易低估这一切的不同寻常之处。在过去，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在华盛顿通过审核，因为未缴纳保姆的就业税就足以取消内阁提名人选资格。而特朗普却无视了这些过去遵循的底线，选择了一些极具挑衅性的提名人选，甚至让共和党人都怀疑他是否在戏弄他们。

特朗普的老朋友罗杰·斯通自诩为肮脏权术的行家，他认为华盛顿需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他通过短信说道。

这还不止。“这座城市，这座帝国之都，在过去48小时内发生了变化，”斯蒂芬·班农上周在他的播客中说。以煽动家自居的班农曾是特朗普的白宫策略师。“人们感觉到政治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嘿，我认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至少华盛顿的一些人还在自欺欺人地认为，特朗普不会做到像竞选时的言辞里说的那种程度。当他任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担任国务卿，而不是今年早些时候主张“国务卿需要是一个王八蛋”的好斗保守派理查德·格雷内尔时，他们松了一口气。

但随后，马特·盖茨获司法部长提名，小罗伯特·F·肯尼迪获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提名，皮特·海格塞斯获国防部长提名，塔尔西·加巴德获国家情报总监提名。共和党内部对盖茨的提名感到震惊。甚至鲁珀特·默多克的《纽约邮报》社论委员会也称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疯子”。特朗普阵营对海格塞斯因性侵指控而向一名女性支付赔偿金的消息感到意外，尽管他坚称那是一次自愿的接触。

美国大学科戈德商学院院长、《权力的和平转移》一书的作者之一戴维·马奇克称，这一系列选择是前所未有的。

他说，“这些形形色色的候选人，就像走进了《星球大战》的酒吧。”他还表示，特朗普的阵营已经明确表示，“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庞大、过于强大，代表深层政府的利益，所以把政府作为一个机构来打击并不是开玩笑。”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的唐·贝尔说，特朗普正在挑战美国体制的基础。“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都是华盛顿的一个重大时刻，”他说。

特朗普选择塔尔西·加巴德来领导情报机构，此人曾表达俄罗斯乐见的立场。

他还说，特朗普正在放大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情绪一直有增无减。在华盛顿掀起轩然大波是他试图摧毁这个体系时的目标之一，而不是为了驯服这个体系。“他现在用这些任命所做的就是，‘让你们气得跳脚，撕扯头发，但你们知道吗？我就打算跟这些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我喜欢看你们气急败坏的样子，’”贝尔说。

在所有这些令人大为震惊的任命举动中，特朗普的其他重大举措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他任命埃隆·马斯克和维维克·拉马斯瓦米一起负责新的政府效率部，把对联邦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交给了一位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中获利的亿万富翁。

在盖茨的提名引起关注的同时，特朗普还提名了在他的各种刑事案件中的三位辩护律师担任司法部的其他高级职位，这几乎可以保证他在未来四年里不必担心联邦检察官的审查。

从中可见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些曾经引起轰动的任命，现在却几乎没有引起太多抗议。他已经学会了转移愤怒情绪。

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首次试图任命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时，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这个选择的党派色彩过重，迫使他收回任命。作为回应，特朗普让格雷内尔担任代理情报总监，这让共和党建制派非常震惊，最终确认了拉特克利夫的任命。现在，拉特克利夫已被选为中情局局长人选，与其他人选相比，他们被认为是相对让人放心的一个。

事实上，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提出一些更具争议的提名人选，是为了转移对另外一些提名者的关注，比如提名盖茨不过是拿他当牺牲品，以便让其他提名者顺利获得确认。盖茨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但他希望阻止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发布一份关于他过去的调查报告。

“盖茨不会得到确认。前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五在彭博电视上说。这位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去年被盖茨和其他共和党的叛逆者赶下台。他补充说，“这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好办法。”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事实并非如此，”已经与特朗普闹翻的前白宫副新闻秘书莎拉·马修斯在MSNBC上表示。“他现在醉心于权力，因为他觉得自己赢得了普选，所以获得了人民授权。”

事实上，这并不算真正的授权。尽管特朗普在经过三次尝试后首次赢得普选，但据《纽约时报》的最新统计，他在全国范围内仅获得了50.1%的选票，仅比副总统贺锦丽高出1.8个百分点。当加利福尼亚州这个计票缓慢的民主党大本营最终完成计票时，这一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缩小。库克报告已经计算出他的得票率已降至不足50%，这意味着他并未赢得多数。

然而，特朗普的超能力之一就是让他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受欢迎。尽管他的胜选幅度很小，但他在自己党内的主导地位超出现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总统。他提出的参议院休会任命要求将考验这种主导地位可以走多远。

宪法中的休会任命权旨在让总统在国会议员离开华盛顿时暂时填补空缺，而在制定宪法的时代，前往华盛顿需要数周或数月时间。但特朗普想利用这一权力来规避参议院的宪法职责，即建议和同意任命。

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难想象参议院会自愿将权力交给这样的总统，即使是来自同一党派的总统。但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在特朗普提出这个想法后，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是让盖茨和其他一些提名者获得通过的唯一途径。一些保守派人士警告说，即使参议员们不同意，特朗普可能也会试图利用宪法中很少采用的一项条款，迫使国会休会。

“特朗普曾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当一个独裁者，但在第一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汤姆·达施勒说。“这是对我们的制衡体系的重大考验。国会必须表明它对其宪制职责的承诺。而且现在采取行动至关重要。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总统的承诺将成为现实。

谢选骏指出：人説——扔向华盛顿的“手榴弹”：特朗普如何颠覆美国政治规范。我看——特朗普颠覆美国政治规范，恰恰證明了我的英明論斷，證明了美国政治规范已經陷入了三百年魔咒的倒計時！

谢选骏：台湾总督薄瓜瓜

 《习近平天怒人怨 薄瓜瓜到台湾下一盘大棋？》（自由时报 2024-11-15）報道：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将迎娶宜兰县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政孙女许惠瑜成为台湾女婿，对此财经网美胡采苹详细分析，薄瓜瓜娶台湾望族女儿，可能希望透露出无意政途信息，也可能重启政治前途的试水，还须持续观察动向。

胡采苹今于脸书粉专“Emmy追剧时间”提及，有媒体说“嫁给薄瓜瓜无人争产，公婆都坐牢也没人管，简直完美”，她认为此说法不太准确。 薄熙来还有1个儿子薄望知，是跟前妻李丹宇所生，父母离婚后从母姓，现名李望知，他也能继承遗产。 像薄家这样的红色豪门身世，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政治的，一定会考虑政治后果。

李望知曾经为自己取过化名，叫做李小白，而他的自己的投资公司叫做“重耳投资”。 重耳是晋文公的名字，晋文公少年时受继母骊姬陷害，差点被父亲晋献公杀死，一直到献公死后、弟弟继位，重耳和弟弟们生死斗，最后回到晋国继位。

而小白则是齐桓公的名字，故事类似，父亲遭权臣谋杀，小白逃难到外国，最后和哥哥争位，一度差点被杀死，但还是先于哥哥回到齐国即位。 “继母、兄弟，李望知取名小白，用意不言而喻。”

薄熙来与李丹在1984年离婚，当时薄望知7岁，随后薄熙来与谷开来于1986年结婚，然而李望知在成年后仍然以小白、重耳自居，这些恩仇始终没有离开。 他在薄熙来受审时出席庭审，父子融冰，后来也曾经透露探监近况，薄家始终对李望知是巨大的存在。

习近平天怒人怨  薄瓜瓜到台湾下一盘大棋？

薄瓜瓜也是一样的，祖父薄一波是中共开国元老，外祖父谷景生是解放军开国将军，父亲薄熙来密谋争位政变失败，母亲谷开来竟能指使公安局长谋杀情人，警就是匪。 像这种权势家族，薄瓜瓜和台湾望族联姻，他不可能没有考虑过政治后果。 中共党政军要职是不可能与台湾人联姻，双方毕竟是敌国，一旦结婚就必须离职。 薄瓜瓜娶台湾望族女儿，可能希望透露出他无意政途的信息。

财经网美胡采苹今于脸书粉专「Emmy追剧时间」表示，薄瓜瓜娶台湾望族女儿，可能希望透露出无意政途讯息，也可能重启政治前途的试水，还须持续观察动向。（路透）

胡采苹提醒，另一方面，这却是他可能重启政治前途的试水。 北京会不会想要利用他，在台湾从事政务？ 而台湾有没有可能利用他，去干扰北京的政局？ 毕竟薄家还是能够调动一定的政治资源，薄熙来也曾经是最炙手可热的全国性政治明星，习近平政权天怒人怨，谁说薄瓜瓜不可能是一枚活棋呢？

胡采苹最后说，郑成功在四百年前就有此心思，以台湾为基地而乱中原; 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也是同样思虑，拿住台湾、朝鲜半岛，进而拿下中国; 后来老蒋总统的想法也是一样。 “我们不用逐鹿中原，但是的确可以乱中原，达成台湾自己想要的目标。 总之各方人马各有心机，一盘大棋大家都能玩玩。”

網民嚎叫：

求d三真

低级！2024-11-16 13:27

一冰

上纲上线，胡拉乱扯，蹭热度呢！2024-11-16 04:20

谢选骏指出：人問“习近平天怒人怨，薄瓜瓜到台湾下一盘大棋”？我看台湾人内心空虛，好像盼望一個总督！即使薄瓜瓜這樣一個殺人死囚的兒子，都受到了器重！而一個開醫院的，幾乎成了救世軍。

谢选骏：活活氣死的翻譯家

網文《追念耿昇先生》（荣新江|2019-5-7）報道：

摘要：一支译笔润春秋

一年前（2018年4月10日），耿昇先生突发心脏病，离我们而去，终年74岁。按照古人的看法，这个年龄已经是“古来稀”的了；但在医疗比较发达的现在，又显得走的太早，走的太快。我当时在南方旅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耿先生的身体很好，说话气壮如牛，有使不完的劲，怎么会一下子就走了呢。一年过去了，今日中外关系史学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耿昇先生纪念会，正好条理一下我

一支译笔润春秋

一年前（2018年4月10日），耿昇先生突发心脏病，离我们而去，终年74岁。按照古人的看法，这个年龄已经是“古来稀”的了；但在医疗比较发达的现在，又显得走的太早，走的太快。我当时在南方旅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耿先生的身体很好，说话气壮如牛，有使不完的劲，怎么会一下子就走了呢。

一年过去了，今日中外关系史学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耿昇先生纪念会，正好条理一下我所理解的耿先生学术贡献以及我与他的学术交往，以表追思之情。这两天翻检书架上耿先生的译著，对他的学术贡献略作归纳。他的学术领域宽广，我所接触的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表彰。

一、以翻译推动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的发展

我与耿昇先生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主要都在敦煌学，旁及吐蕃、突厥、回鹘、吐鲁番、于阗等。

我们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复兴的时代，经过“文革”的中断，中国学术百废待兴，传统的学术和新的学科有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中国学者努力奋起直追。但要与国外学者较量，首先要阅读外国学者的专业论著，当时大多数学人是学俄语、英语和日语出身的，能兼通法语者可谓极其稀罕。在这种情形下，从外交界转入学术界的耿昇先生，以他一枝不停转动的笔，在多个学科领域为学术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敦煌学而言，耿先生翻译的谢和耐（J. Gernet）《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部著作是用法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屋建瓴地驾驭零散琐碎的敦煌材料的佳作。延续此书做了更深入研究的，有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耿昇的译著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耿先生还把法国学者历年来撰写的敦煌学研究论文，翻译汇集为《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其中包括有关禅宗入藏、古藏文文书、社会经济、佛教文献、图像、俗文学作品、占卜、诗文集、写本断代与形式、纸张颜色等许多方面，极其方便中国学者在法国学者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他还把《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译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2007年又出版了新一版，附录三篇与伯希和敦煌考察相关的论文。我们知道，伯希和1908年记录的敦煌壁画和抄录的壁画题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存在或看不清楚了，所以耿昇翻译的伯希和笔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基本材料。此外，他还翻译了伯希和一系列有关西域、敦煌考察的论文，编成《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来，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他随即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让国人第一时间了解伯希和考察队的整个过程。

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藏学的方面，对于中国学界最重要的参考书，要数耿昇翻译的戴密微（P. Demiéville）著《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是戴密微利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的专著，在东西方影响非常之大，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参与到禅宗入藏的讨论当中去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的《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大多数出自耿昇的译笔，其中部分用他的笔名“岳岩”。此外，他还翻译了麦克唐纳（A. Macdonald）的长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作为专著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还有石泰安（R. A.Stein）的一些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以及他的《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汉文文献编辑室，1986年）、《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也都和敦煌学有关联。

在与敦煌学相关的突厥学方面，耿昇很早就翻译了哈密顿（J. Hamilton）《五代回鹘史料》（与穆根来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他的一些重要的单篇论文，这些是我们研究甘州回鹘、西州回鹘、沙州归义军必备的参考书，对于我做这方面的研究帮助犹大。更为重要的是，他翻译出版了难度很大的路易·巴赞（L. Bazin）《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201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改题《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这是有关敦煌吐鲁番回鹘文献断代的皇皇巨著，极富参考价值。在突厥学方面，他还翻译了吉罗（R. Giraud）《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期间（680-73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

在吐鲁番研究方面，耿昇翻译了莫尼克·玛雅尔（M.Maillard）《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3年）。这是法国中亚美术史家利用西方探险队的材料，对吐鲁番盆地古代建筑等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代吐鲁番的文明很有帮助。

二、对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

虽然耿昇先生在从事学术翻译的开始阶段以敦煌学著作为主，但他很有眼力选择的第一本翻译的书，就是布尔努瓦（L. Boulnois）《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本书用通俗的笔法，从西方人的视野，讲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雅俗共赏，对于国人认识丝绸之路，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因此这个译本也不断地重印，有2001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他又出版所译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研究中国与波斯之间经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物质文化的交流。

从90年代开始，耿昇先生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外关系史著作的翻译上来，大力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和丝绸之路研究。2001年，他出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更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其中，在组织大家从事学术研究、学术考察之外，笔耕不缀，不断推出新的译注，也有旧译新编，内容从古到今，涉及方面极其广泛。我从自己的书架上快速搜寻一番，就有：戈岱司（G. Coedès）《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费琅（G.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与穆根来合译），中华书局，1989年；鲁保罗（J.-P. Roux）《西域的历史与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马苏第（Ma’sudi）《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贝凯（J.Becquet）与韩百诗（L.Hambis）译注《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伯希和《卡尔梅克史》，中华书局，1994年；于格夫妇（F.–B.Huyghe & E. Huyghe）《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荣振华（J.Dehergne）与莱斯利（李渡南，D.D. Leislie）《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大象出版社，2005年；荣振华《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华书局，1995年；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沙百里（J. Charbonnier）《中国基督徒史》（与郑德弟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安田朴（R. Etiemble）、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 2000年；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等。

三、中法汉学界的桥梁

耿昇先生在翻译法国学者的专业论著时，也和法国汉学、中亚学等方面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时常有机会访问法国，与各门学科的学者交流，并获赠大量图书，加上自己的购买和复印，他无疑是对法国汉学最为了解的中国学者。他利用这一优势，曾动员法国研究中国学的各位学者，从自己所长的方面，撰写文章，分门别类地介绍法国汉学，这就是由戴仁（J.-P. Drège）主编的《法国当代中国学》，耿昇译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外，他还翻译有关法国汉学史方面的文章，结集为《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可以说，耿昇通过翻译，沟通了中法汉学界，使得双方可以对话，增进了许多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此外，耿昇先生还有很多译著涉及西域、西藏、蒙古、探险史、西方人看中国等等方面，为避免琐碎，不一一提及。上面只就我所熟悉的领域，略述他在几个方面做出的学术贡献，可以说他用自己的一支译笔，书写着丰富的历史，润色着多彩的春秋。

至于我本人和耿昇先生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有下面一些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正是我主要研究敦煌学、藏学、西域史的时期，所以和耿昇先生交往甚密，十分关注耿先生在敦煌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翻译成果，对于他翻译的一些法文论著，曾加以精读，受益很多。可以说我自己的成长，受到耿先生极大的影响。他送给我很多书，但他的习惯一般不在书上题写赠语，我的有的书上写了“耿昇同志赠，新江记”，有的没来得及写，但肯定也是他送的，所以我书架上还保留着耿译的许多初版本。耿昇先生对晚辈非常慷慨，每次见面，都会送书，据我观察，这不仅仅是对我，对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一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请耿昇先生主其事。他知道我翻译了一些有关于阗的论文，就约我编一本《于阗研究译文集》，对我鼓励有加。随后我就着手准备，翻译了贝利、蒲立本、哈密屯、恩默瑞克、德莱斯顿、乌瑞等多位学者的论文，集结了大约三十万字的稿子，交给出版社。但后来因为我的译稿太过专门，没有能够出版，但这件事我还是要感激耿昇先生。在他的敦促下，我至少做了一组文章的翻译，得到了历练，外文有所进步，专有名词也知道去哪里找了。我的译稿后来陆续发表在《新疆文物》《国外藏学研究译丛》等刊物上面，也算是对学界有所贡献。

耿昇先生家住石景山永乐东小区，虽然离北大较远，但我也常常登门造访，因为在当时的北京，不论公家图书馆还是私人收藏，许多法文书或者论文，只有耿昇那里有，如果想用，就必须去耿先生府上借阅。我做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偏重于伊朗系统的文化如何进入中国，他翻译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对我十分有用。但书中没有翻译中文史料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些中文材料都在，对中国学者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作者是如何理解、翻译中文史料的，这对于他的论说一定产生影响。所以我就跑到他家，从他那里借来原书，复印了相应部分。记得某一年，他从巴黎回来，电话里说他把伯希和所有的著作、论文、书评全部收集回来。那时候还没有Hartmut Walravens编的《伯希和的生平与著作：目录编》（Paul Pelliot 1878-1945.His Life and Works, a Bibliography，Bloom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1），找到伯希和的全部论著，包括大量的论文和书评，是十分不易的一件事。我跑去他家翻看，果然数量巨大，许多此前难以觅见。这不仅仅是耿昇先生本人的收获，也是中国学术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

最后还有件事一定要讲一讲。耿昇先生心无旁骛，刻苦翻译，出产量极大，稿费又多，所以极易遭人嫉妒，在评职称等事情上给他小鞋穿。1998年5月，黄时鉴先生在杭州召开以大航海时代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期刚好和西安的一个唐史研究会接着，我放弃与胡戟先生去麟游探访九成宫的机会，从西安经石家庄转飞到杭州。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和耿昇先生见面，原本碰到时应当是热情寒暄，但我感到他有点冷淡。到了晚上，他沉不住气到我的房间，说道：你小子真不够义气，社科院高评委会上，有人声称你说耿昇翻译的书开篇就错。我一听就懵了，这都是哪对哪呀。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对读过的耿先生的翻译，都是完全可靠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出来呢。我和他声明后，他说他也不相信这是我说的，也知道这是“借刀杀人”，不过他也着实憋了很长时间，不吐不快。我真的非常感激他把这事直截了当地和我说了，如果他不说，一直暗中记恨，那我可就背了一辈子黑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们又重新畅谈，他还是大方地送他的新书给我。

走笔到此，想想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先做敦煌、西域，略微涉及藏学和回鹘，后来转向中外关系史，好像冥冥中受到耿昇先生的影响。只是我没有他那么高的天分，也没有他那么刻苦，所以迄今为止，我基本上停留在汉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史一段，没有敢特别涉猎耿先生后来着力所在的明清以后的中外关系史，因此他每次召开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会议都给我发出邀请，但我往往望而却步。今天耿昇先生虽然走了，他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供我们学习。希望在他的学养滋润下，我也可以慢慢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谢选骏指出：人説“追念耿昇先生……一支译笔润春秋……耿昇先生心无旁骛，刻苦翻译，出产量极大，稿费又多，所以极易遭人嫉妒，在评职称等事情上给他小鞋穿。”——我看事主從1998年到2018年，足足氣了二十年，鬱結在心，無所抒發

……故曰，活活氣死的翻譯家——這就是一支译笔润春秋的結果嗎？

谢选骏：圣经的心理分析：两个律的實例

《蚂蚁森林：“上瘾”游戏玩家如何借虚假步数和积分农场欺骗旨在倡议环保的中国应用程式》（杰西·刘（Jessie Lau）和范莎（Fan Sha）2024年11月22日）報道：

蚂蚁森林是一款广受好评的中国行动应用程式，其本意旨在鼓励绿色行为。但BBC发现，它的一些用户正在通过付钱给其他人来帮助他们累积积分，甚至购买可以摇动手机的设备来人为地增加他们的步数。

每天早上，已经退休的64岁的李玉兰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蚂蚁森林里种树。

这是一款在中国流行的碳足迹追踪手机游戏。玩家种植虚拟树木，做来帮助种植真实的树。

“这款游戏丰富了我的生活，”李说，出于安全考虑，她使用了化名。

蚂蚁森林因其商业友善的环保推动模式赢得国际赞誉。玩家可以透过在现实世界中践行环保行为来获得积分，例如骑自行车上班或选择更环保的产品。这些“绿色能量点”可用于种植更多数字树，或在游戏中占据一个区域进行保护。

蚂蚁森林内置于全球最大支付平台支付宝。反过来说，玩家玩得越多，使用支付宝应用程式的次数就越多。理想情况下，这是双赢的。

游戏的绿色能源点是用来衡量玩家活动的气候效益的。

蚂蚁集团声称，玩家获得的每一个积分都代表你的行为减少了1克碳排放，该公司声称其用户产生了约3800万“吨”积分。但BBC发现了大量造假例子，有些玩家不是透过环保选择，而是透过骇客和变通办法来赚取积分。这意味着蚂蚁森林的一些优势可能被夸大了。

一些用户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游戏数据表现，以至于他们利用特殊的应用程式来欺骗他们的手机记录环保行为。一些玩家付钱给其他玩家来累积他们的游戏积分和解锁虚拟树木。

随着这款游戏越来越受欢迎，黑市也出现了个人和团体透过在社群媒体上出售能量点以及在大规模线上“共植”团体中提供如何欺骗系统的技巧来获利。

就连李女士也说，蚂蚁森林鼓励她更环保，但她也承认用一些取巧的手段。李女士说，她用另外三部手机为她的一个帐户浇树，甚至买了一个可以来回摆动手机的设备，这让她看起来像是在走路。

“通常情况下，手机摇晃两个多小时后，我就能走18,000多步，”她说。

她说作弊行为偏离了游戏的初衷，但她必须要赢其他玩家。

“我觉得自己已经上瘾了，”李女士说。

警惕滥用

蚂蚁森林计画负责人王小颖表示，用户产生的积分旨在激励玩家拥抱永续发展，不计入蚂蚁集团自己的碳中和目标和指标。不过，他承认游戏有作弊问题。

“我们对平台的滥用保持警惕，包括任何规避‘绿色能源点’生成的行为，”王小颖说。“此前，蚂蚁森林已经封锁了已经检测到的26,000个违反蚂蚁森林条款的帐户，并在需要时采取了适当的法律行动。”王小颖解释说积分没有物质价值，但“一小部分”用户在努力赚取、夸大自己的积分数。

一些专家认为，蚂蚁森林的真正作用是让用户迷上支付宝应用程序，增加消费，并让人们错误地认为植树可以抵销现代生活给环境造成的恶果。

很难确切地说有多少玩家在作弊。然而，尽管蚂蚁森林努力提高平台的诚信度，但BBC很轻易就发现了有数百名玩家通过组队方式换取更多积分的案例，这种情况很常见。

此外还必须考虑应用程式本身带来的污染问题。

运营一款拥有7亿玩家的游戏会带来保存数据和维持其它基础设施所必需的巨额电力成本。

王小颖表示，蚂蚁集团已经连续三年实现了全运营碳中和，其系统并不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运行，该公司没有细分特定应用程序单独使用某一些能源。

过去几年，人们对利用“游戏化”促进可持续生活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而蚂蚁森林被视为这项策略的重大突破。然而，除了作弊之外，研究人员已经对游戏的现实世界影响提出了质疑。从种植树木的寿命和适宜性，到游戏化是否真的可以长期成功改变用户的生活模式。

蚂蚁森林可能有一些环境效益，但也有一些应该注意的部分。

7亿用户意味着游戏具有巨大的潜力。蚂蚁集团表示，这款游戏协助种植了5.48亿棵树，一些证据显示蚂蚁森林推动用户养成更环保的习惯。然而，作弊问题和一些别的问题削弱了游戏的一些碳节约主张。

在蚂蚁森林，获得积分最快的途径就是增加支付宝的“绿色”消费或支付。这导致一些专家认为，蚂蚁森林的真正作用是让用户迷上支付宝应用程序，增加消费，并让人们错误地认为植树可以消除现代生活的后果。

其实蚂蚁森林还有另一种官方已经批准的玩法，其气候效益接近零，蚂蚁公司往往对此三缄其口。用户可以透过观看广告、漫无目的地滚动支付宝购物页面购买“环保”产品来获得积分，即使他们不购买，浏览足够时间也可以获得积分。

植树造林的误解

撇开消费者行为不谈，蚂蚁森林中产生的积分与配套基金挂钩。

蚂蚁集团表示，自2016年游戏推出以来，该基金已帮助种植了至少5.48亿棵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34个公共保护区。

对于一个自20世纪初就开始倡议创造新森林概念的国家来说，植树造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防治沙漠化行动。其中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旨在透过改善中国北方的环境生态来减轻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该公司表示，蚂蚁集团90%以上的树木都种植在三北防护区地区。

然而，此类植树造林计画却遭到批评。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助理教授安娜·莱克·朱（Annah Lake Zhu）表示：“许多政治家都将环保视为自己的心爱项目，因为这不仅关乎保护自然，还关乎发展。”

批评者认为，许多此类人造森林根本无法生存，并且会占用资源，导致水资源短缺。一些人工林也被称为“绿色沙漠”。因为本地物种很少，缺乏生物多样性。 （在迈克尔·马歇尔（Michael Marshall）的这篇文章中详细了解为什么植树并不总是有助于应对气候变迁。）

王小颖解释说，蚂蚁集团与许多外部夥伴合作，以确保其造林计画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还会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树木和植物。

蚂蚁集团的子公司阿里巴巴经营着一个类似eBay的二手交易平台，名为闲鱼。卖家为想要在蚂蚁森林作弊的玩家提供了多种选择。

朱说，无论如何，蚂蚁集团的林业计画只是中国植树造林总规划的很小一部分。这个应用程式真正的影响来自于游戏影响玩家日常生活的潜力。

“这更像是对国家更大框架项目的一个补充，”她说。 “这是为了让不熟悉‘环境问题’的人们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参与其中。”

研究表明，蚂蚁森林确实做到了鼓励参与者进行低碳活动。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也复制了该游戏的模式，例如菲律宾移动钱包提供商GCash的平台GForest。尽管如此，即使是一些赞扬该应用程式的研究人员也表示，中国特别的社会文化极大影响了蚂蚁森林在该国的成功，这使得它的模式可能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复制。

但这款游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人们的环境行为？对于那些接受BBC采访的人来说，答案非常复杂。

受访对象出于安全因素考虑，要求匿名。

赢下游戏

在蚂蚁森林，使用者可以透过选择54种减碳“绿色行为”来获得积分，例如选择无纸化帐单、购买绿色产品或回收旧衣服——但前提是人们使用支付宝平台和配送网路。

蚂蚁森林的绿色能量点以“克”为单位，简称“g”。例如，骑乘支付宝共享单车每分钟可赚取1.8g积分，支付地铁费用每次可赚取52g积分，网路购买火车票每笔可赚取136g积分。理论上，每点代表减少1克二氧化碳排放量。该公司经常引​​用用户产生的“吨”积分数量来衡量蚂蚁森林的成功。

王小颖表示，绿色能源点是很多外部气候专家和蚂蚁集团的多位科学合作夥伴共同开发的一个有效计算单位，这些合作单位还包括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和中国北京绿色交易所。他说，积分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透过让公民的环保贡献直接可见、可追踪来鼓励公民持续参与其中”。

但这些“绿色能源点”可能并不直接与现实世界中的环保行为划等号，作弊行为就会影响其直接效果的一个因素。

撇开作弊不谈，蚂蚁集团种植了真正的树木来回应用户的努力。

闲鱼上有各种各样的作弊机会。闲鱼是一个类似eBay的二手交易平台，由阿里巴巴经营，蚂蚁集团旗下公司拥有该平台背后公司的大量股份。

赵先生是蚂蚁森林的长期用户，了解游戏的多种玩法，并要求使用化名。

他表示，闲鱼卖家通常会创建十几个帐户，并透过编造步数和其他技巧来赚取大量积分。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表示，他在闲鱼上购买了“包月浇水服务”，卖家可以到游戏中的森林里去给他的树浇水，这样他就可以积累更多积分。他说这项服务每月花费他26元（约2.81英镑，或3.64美元）。

根据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闲鱼卖家介绍，闲鱼上还可以购买树木证书，这是成功种下一棵树后可从应用程式中获得的一张证书。卖家没有透露他们从中赚取了多少钱。但BBC发现一家商店以45元（约4.87英镑或6.30美元）的价格出售14棵树的证书。另一个销售此类服务的帐户已收到超过12,000份订单。

王小颖表示，任何滥用蚂蚁森林游戏玩法或从中获利的行为都会伤害所有用户，并导致蚂蚁集团遭受重大损失。它也违反了游戏的服务条款。他还举例称，2023年，一名玩家因多次支付和退款以赚取蚂蚁森林积分而被蚂蚁集团封锁。

王小颖表示，公司将继续监控社交平台，以阻止此类行为。

“我们欢迎专家和公众的多种反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改进游戏机制，”王小颖说。

一个明显的矛盾

还有一些玩家利用蚂蚁森林的“共同种植”功能赚取积分，这是一种让用户透过创建群组的方式共同种植和照顾虚拟树，从而加速游戏进度的玩法。

这种玩法的典型投机案例是一个名为至善林的组织。该组织成立于2019年，自称是中国最大的“志愿共植公益组织”，拥有约15万名会员。赵先生说：“他们就像一支植树大军，通常在游戏中需要一个月才能生长的虚拟树对他们来说只需三天。”

蚂蚁森林的铁杆玩家被这些群体的效率所吸引。至善林对会员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每天积分高达1000点才能参加。

使用者如何累积足够的积分来参与其中？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透过作弊。

在至善林的社群媒体贴文中，管理员提供了一些绕过系统设置的技巧，例如透过其他应用程式建立虚假步数或购买可以摆动手机来模拟行走的装置。他们还建议玩家自己创建更多帐户，为主帐户赚取积分。

一些帖子中写道：“你每天要做的就是切换帐户，并为你的主帐户一一浇水。”

王小颖表示，蚂蚁集团与至善林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他表示，游戏内建了检测作弊的机制，并已识别出70个与作弊相关的“插件”，玩家可以使用这些插件来操纵蚂蚁森林。王小颖补充道，它还通过对玩家用于赚取积分的奖励设置上限来阻止作弊，例如限制游戏可计入的步数或用户可以报告的地铁乘坐次数。

尽管如此，BBC发现的大量作弊例子表明，这些努力并没有解决实际的环保问题。王小颖说，在蚂蚁森林这样规模的平台上防止所有滥用事件是一项挑战。

然而，一些作弊的玩家表示，蚂蚁森林还是有积极的作用。李玉兰是一位退休人员，她使用三部手机来促进她的树木生长，她说这款游戏确实鼓励了她更环保。

“我现在更倾向于步行和骑自行车。游戏的激励措施让我直观感受到步行是有用的……现在，我会评估走到哪可以换取多少绿色点数，”李女士说。“我已经更倾向于搭公车、地铁，以及购买绿色产品。”

然而一些批评者表示，作弊行为的兴起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游戏在促进行为改变方面的有效性的质疑，而且也突出了该项目利益驱动逻辑下与环保动机之间的内在冲突。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全球发展博士研究员曾珍（Zeng Zhen）在2020年公报中指出，由于蚂蚁森林的积分系统是阿里巴巴产品和服务的专属，该游戏实际增加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并由此带来了一个实际冲突 。

此外，她还表示表示蚂蚁森林将复杂的环境问题简单化了，并创造了一种用种树来补偿自己日常不环保行为的理念。

“因此，它实际上阻碍了用户充分理解他们的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只是个游戏

作弊者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游戏的完整性？

中国深圳大学管理学教授张庆宇表示，总是会有用户滥用游戏技术，游戏的影响得看大多数用户是否仍如预期玩蚂蚁森林。

“我的想法是得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应用程序改变了自己的心态、换了一种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对于蚂蚁森林，我相信积极的影响仍然大于消极的影响，”张庆宇说。

一些研究已经证明了蚂蚁森林的绿色点数带来了有效环保改变。饿了么是蚂蚁集团旗下阿里巴巴经营的食品配送应用程式。以2023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为例，饿了么在那一年开始嘉奖用蚂蚁森林积分嘉奖预设配送选项改为“无餐具”的用户，结果，主动选择无餐具配送的订单增加了648%。

然而，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国俊表示，这些积分并不是使用者的主要动机，直接把预设设置为无餐具配送才是最有效的措施。

“理论上，当你玩这些游戏时，从长远来看，你可能不会做出实质的改变。我们正在与阿里巴巴合作，看看未来是否有办法鼓励长期环保习惯的形成，”他说。

30多岁的前玩家梅（化名）表示，她以前活跃在蚂蚁森林纯粹是因为想玩游戏，被植树的想法所吸引。但随着她继续玩，她开始对游戏的影响产生怀疑，并觉得这对提高她的环保意识没有帮助。

“一开始我是在早上 7 点设置闹钟来收集能量点。但渐渐地我失去了兴趣……我甚至不知道‘蚂蚁集团’是否真的有种树，”梅说。现在，她的许多朋友也不再玩了。 “这只是一场游戏。”

谢选骏指出：人説蚂蚁森林：“上瘾”游戏玩家如何借虚假步数和积分农场欺骗旨在倡议环保的中国应用程式；我看這體現出了圣经的心理分析中“两个律”的實例，那就是“神的律”和“罪的律”。

《善恶两律的争战（罗七21-25）》（C3灵修）報道：

经文罗马书七章21-25节：

21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22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欢　神的律； 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25 感谢　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　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善恶两律的争战

中心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七24）

引言：本段经文是保罗心灵与肉体交战的真实写照。他原想藉着律法去事奉神，但遭遇罪性在他里面发动，好像要将他撕开两半一样，因为他觉得里面有两个律互相对立，属肉体的罪的律和喜悦神的律在正交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每位信徒心中的挣扎。我们想摆脱那种恶势力的捆绑，却是不能；我们想努力追求行善，却总是行恶。这是一种怎样的灵性状态呢？要怎样才能彻底脱离这种死亡的泥沼呢？今天的经文已向我们启示了答案，得胜争战的唯一道路，就是与主联合，依靠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经文纲要： 

一、善恶两律交战的痛苦（21-23节） 

1.心中的两个律（21节）：既然愿意为善时，便有恶同在，可见有两个律在心中，就是23节所提的「肢体中的律」和「心中的律」。保罗是在描写他内心中两种恒常不变的影响力（意愿，或倾向……），形成两种规律在他心中交战。「律」是指恒常不变的影响力，如地心引力的自然规律。人是不能用意志的力量与任何「律」反抗的，正如人不能凭体力与地心吸力反抗一样。

2.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22节）：信徒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两部分。按照信徒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外面的人是喜欢罪的律（「肢体中的律」）。信徒得了新生命，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并有了新的行为和喜好。可是，旧我性情仍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良善。因此，罪的势力仍然支配我们的肉体。

3.「肢体中犯罪的律」把我掳去（23节）：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两个律，一个是在心思中为善的律，一个是在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两个律经常彼此交战，但犯罪的律终究强过为善的律，将人掳去作罪的奴仆。人内心的意愿、倾向和毅力，总抵不过人外体的情欲、爱好和弱点，所以虽然两律交战、对抗，但结果必然是肉体压过内心，拖累全人去顺服罪的律了（25节）。

二、蒙拯救的路──依靠主耶稣基督（24-25节） 

1.谁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24节）：「我真是苦啊！」这是每一个有心向善的人，经过屡战屡败，在挣扎痛苦的深渊里，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感叹。人失败的症结所在，乃是那「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原文是「死的身体」，1）这身体对罪恶无能为力，如同是死的；2）这身体所作所为，都是为死效力，只会给人带进死亡。3）这身体的结局是死，终要归于腐朽。

2.靠主脱离「取死的身体」（25节上）：感谢神，赐给我们一条蒙拯救的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承揽一切拯救的工，不必我们自己作甚么，我们只要放心完全交托给祂，祂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3.两律争战靠主得胜（25节下）：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人内心的意愿、倾向和毅力，总抵不过人外体的情欲、爱好和弱点，所以虽然两律交战、对抗。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才可以战胜罪的律，使生命真正得着释放，克胜罪欲的捆绑。

结语：罗马书第六章对付「罪身」，第七章对付「这取死的身体」（六6，七24）。在第六章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是罪；在第七章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是取死的身体──肉体。保罗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对自己的绝望呼声。最后，他忽然醒悟过来，他绝望的呼喊，变成赞美的诗歌。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七5）。求主帮助我们常靠着主而得胜情欲和世界的引诱。「主啊！我知道我深受罪的律所辖制，祈求圣灵的大能，断开我一切罪恶锁链之捆绑。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明天灵修进度：罗八1-11

20谁能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罗七21-25）

「 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24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25 感谢　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　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七23-25）

引言：在此保罗说他觉得有两个律在他心中，一个是愿意为善的律，是出于里面的新人，就是「心中的律」；另一个律是「肢体中犯罪的律」，要把他掳去叫他犯罪。「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指旧生命中犯罪的「倾向」──趋向于恶的性情和力量。在肉体中的时候，它就仍会随时使我们犯罪的，就把肢体作了不义的器具。所以保罗发出这样的叹息——「我真是苦啊！」，但他并不是停止在这叹息中，而是转向靠基督得胜的途径上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虽然靠着我们本来的生命不能摆脱犯罪的律，但靠着基督，在祂的新造里就能脱离了。

为什么基督徒讲说我们要有善行，但是善行不是交换恩典的筹码？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善行不够，不够完全。我们乃是跟神恢复了关系，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一天一天的往前行，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千万不要把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作我们继续活在罪中的借口。这边所讲的，不是说保罗重生得救后的光景，不要用错经文。基督徒会不会有软弱？会。但是基督徒随时都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胜过罪和死的律，这是第八章要讲的。如今我们不是卖给罪的，我们也不是属乎肉体的，在我里面也不是罪常住里面的，我们是圣灵住在里面，我们是属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奴仆，在神的真理带领之下往前行。

所以在第七章里面很清楚的，保罗标示出了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可以靠行为称义？为什么有了律法颁布之后，神还要预备因信称义的救赎之法？因为律法使人知罪，无法胜过罪。人的罪性对抗律法，人如果没有神的救恩，人就是保罗的光景，苦啊，苦的不得了。没有标准，还活在罪中，自己还了不起。有了标准，人又做不到，就是苦。这是上帝刻意带领的途径，让人有了标准，在标准上面看见我们无法自救，无法自救就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救恩。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很重要的经文，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你从这个大的结构里面去明白，这段经文里面谈论到律法和罪的关系的时候，就会明白上帝做事有祂的计划跟步骤，祂一步步的带领我们进到祂的救恩之中。我们人一定要谦卑下来，人没有办法自救，人只有与创造人的神，恢复了那个正确的关系之后，在神所预备的救恩里面，重新取得了那个因恩建信的地位。在那个地位里面，人才可以活出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应该有的样子来。

20谁能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罗七21-25） 

一、何谓「这取死的身体」？

何谓取死的身体？这是古代的一种对犯人的惩治，就是将犯人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使活人被活活折磨而死。还有甚么刑罚比这种更可怕的呢？保罗就是用这种刑罚来作例证。他好像被绑在死尸上，无法得着自由。他无论到那里去。都受到这可怕重担的阻碍。到了末了，他再也受不住了，便呼喊说：「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罗马书六章对付「罪身」，七章对付「这取死的身体」（六6，七24）。关于罪，我有一个罪身──一个积极犯罪的身体。但是关于神的律法，我有一个取死的身体。我在罪这方面的活动，使我的身体成为罪身；我在神旨意上的失败，使我的身体成为取死的身体。当你说到属世的事物时，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积极参与的。但是当你说到属灵的事，就如，要为主说一点话，你可能一句也说不出来；要你回应神的话，写写心得，你好像比登天还难；要你要祷告，你就感觉想要打瞌睡；教会要求你为主做一些事，你就好像提不起劲，在「这取死的身体」里神的旨意不能和谐。

「死」是甚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很适当的话，我们可以用来说明它，那句话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较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林前十一30）。「死」是软弱达到了极点──软弱，疾病，死。所以「死」就是极端的软弱；那就是你软弱到一个地步，不能再软弱了。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一个取死的身体，意思就是我们在事奉神的事上，是这么软弱，极端的软弱，软弱到完全无可救药的地步。保罗喊着说：「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4节）如果有人能像保罗那样喊，表示他还是有救的。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有一个不能顺服神旨意的「取死的身体」。他知道他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他就喊叫求救。

二、如何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藉着读圣经、祷告、施舍等等吗？这是人的办法。想一想，我们的罪是怎样得了赦免的呢？是藉着读圣经、祷告、施舍等等吗？不，我们乃是仰望十字架，相信主耶稣所作成的。我们从罪里得释放，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我们仰望在我们里面的主，我们就从罪里得着释放，并且得以遵行祂的旨意。我们倚靠祂所已经作成的，就得着头一件；我们倚靠神现在在我们里面作的，就得着第二件；关于这两件事，我们惟有倚靠祂，因为神为我们作成一切。保罗看见他自己是一个「困苦的人」，惟有神能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神要作一切的工，因为神必须得着一切的荣耀。

三、骸骨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结三七5-6）

以西结所看见这些枯干的骸骨是甚么？在神来更新、重生我们以前，我们就像枯死的骸骨。我们不仅是罪恶、污秽的，更是死的。不只死了，更成了枯骨。我们在各种罪恶事物和属世娱乐的「坟墓」里，犯罪、死亡、被埋葬且枯干。同时我们也是离散的，没有一根骨头联于另一根，所有的骨头都是脱节离散的。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当以西结向骸骨发预言，就有响声和地震，使枯骨互相联络在一起。骸骨上有了筋，也长了肉和皮，只是还没有气息。以西结又第二次向风发预言，神就将那灵赐给祂的子民，这些骸骨就得着生命之气而活了，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我们离了神的话，灵里就会枯竭，我们需要藉着灵修祷告和祷读默想主的话，而吸入主作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也需要在每次的聚会中藉着交通神的话语，使人得供应人，使众人灵命得复兴，并在真道上成为一。我们不能总是灵里下沉，就好像离散的枯骨一样。借着每天早起的灵修，让我们经历到骸骨的复活的神迹，藉着神的话，神的灵，使我们成为建造灵宫的「活石」。

你是不是也常常在那里痛苦的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愿第七章的真理，能够植入到你的里面，让你不只头脑知道，而且也蒙神的光照，你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唯有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属肉体的努力，彻底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每天都能够按着里面圣灵的带领，不是照我们外在肉体的私欲来行事，我们就能经历到哪骸骨复活的神迹，到那时候我们也能跟保罗一样，由痛苦的呼声，转成赞美的诗歌。

诗歌与歌谱：耶稣是复活的主

耶稣已复活 耶稣已复活

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

空坟墓见证祂是复活的主

阴间权势不能将祂捆锁

耶稣已复活 耶稣已复活

战胜仇敌升天坐宝座

祂是中保 为我代求

使我得胜 脱离死亡毒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已复活 耶稣已从死里复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是主 耶稣基督是主

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

耶稣是复活的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经文纲要：

一、善恶两律交战的痛苦（21-23节）

1.心中的两个律（21节）

2.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22节）

3.「肢体中犯罪的律」把我掳去（23节）

二、蒙拯救的路──依靠主耶稣基督（24-25节）

1.谁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24节）

2.靠主脱离「取死的身体」（25节上）

3.两律争战靠主得胜（25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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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前签到，会后点赞”——赞赏流量、转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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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説“善恶两律的争战”——我看圣经的心理分析所説的“两个律”，遠遠超出了善惡的範圍，因爲神的律和罪的律并非對等的，換言之，神的律是永生永活的，而罪的律只是一種生物現象，必死無疑的。

谢选骏：自己爲自己創造的環境

《自言自语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布莱恩·博资考斯基（Bryan Borzykowski）2017年5月26日）報道：

尤金·甘布尔（Eugene Gamble）职业生涯的多数时候都是在伦敦当牙医，默默无闻、不辞辛劳地为人们打理牙齿。但在3年前，他决定放弃这份工作，创办自己的公司。

但有一个问题：他并不擅长经商。当自己的想法失败时，他的信心遭受重创。

他本可以重新回去当牙医，但他却下定决心要在商界打拼出一片天地。所以，他聘请了一位商业教练，从那里获得了一条古怪的建议。"他让我大声自言自语。"甘布尔说，他的公司专门帮助富人投资住宅。

没错，教练让他自己跟自己说话。

"这很奇怪，因为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他说，"我不相信这有什么用，但当我尝试之后，发现真的很管用。"

跟自己说话可能有些奇怪，因为我们往往认为大声自言自语的人精神有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言自语对记忆、信心、专注力等许多方面都有好处。

"这并非毫无道理。"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加里·卢普阳（Gary Lupyan）说，他曾经研究过自言自语对人的记忆产生的影响。"你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会说什么——就连你自己可能都会感到惊讶。"

他的成果在该领域被引用的次数名列前茅。在研究过程中，他会让受测者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物体，然后让部分人大声说出物体的名字，另一部分人则保持沉默，同时在大脑中记住相应的单词。结果如何？大声说出来的人能够更快地确定物体在屏幕上的位置。

还有一个类似的实验则是让人们大声说出常见的杂货店物品的名称，之后让他们在照片上寻找这些物体。说出名字的人找到这些东西的速度更快。

他表示，虽然我们都知道香蕉是什么样子，但大声说出"香蕉"两个字却能有助于大脑激活更多关于这种水果的信息，包括它的样子。当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在店里找到香蕉，但说出它的名字可以加快速度。

"大声说出名字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线索。"卢普阳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指示你思维里大量信息的指针。与单纯用脑子想相比，听到物体的名字可以加剧大脑活动。语言可以加强这一过程。"

安妮·威尔森·沙夫（Anne Wilson Schaef）曾经是一位心理学家，现在担任作家兼演讲家，她就经常鼓励客户自言自语。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记忆力，还能改变很多人的感受。例如，如果病人很生气，她会告诉他们大声说出那些让自己不快的事情，愤怒就会烟消云散。

她认为这跟倾听的对象有关系。"我们都需要跟有趣、有智慧、了解我们、支持我们的人聊天，而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她说，"我们很可能是自己知道的最有趣的人。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所思所想有助于我们自我提升。"

研究表明，沙夫所言不虚。密歇根大学的伊桑·克洛斯（Ethan Kross）2014年发表论文称，自言自语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感觉更好，还能增强自信，帮助我们面对严峻的挑战。然而，我们必须使用恰当的言辞才能让这种做法发挥作用。

克洛斯和几位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让人们使用自己的名字或者"你"、"他"、"它"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体验。他发现，与第一人称相比，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来描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感受和思维。

在另外一项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研究中，克洛斯让人们在准备演讲时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默默提及自己，结果发现他们比使用第一人称的人更加镇静和自信，实际表现也更好。克洛斯写道，这些结果意义重大，现在他甚至让自己的女儿在感到紧张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跟自己说话。

自言自语还有其他很多好处。"针对自言自语展开的研究有很多，我们的发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都有深远的意义。非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不仅能帮助人们在压力状况下获得更好的表现，还能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有助让他们更加理性。"

改善肌肉记忆

虽然甘布尔还没有用第三人称自言自语——他觉得这很奇怪——但他的教练的确让他大声重复一些自我肯定的评论，例如"不要尽力，要竭尽全力。"他的确把这些建议记在心里，而且发现确实有效。

自言自语还帮助他练习演讲。在跟富裕的投资者见面之前，他会大声复习自己的演讲。甘布尔首先把内容写下来，然后一遍一遍朗读，修正感觉蹩脚的词汇。他表示，通过倾听自己的演讲，他可以更好地整理思路，内容也记得更牢。"这是一种肌肉记忆。"他说，"就像学钢琴一样，我会反复弹奏整首曲子，直到找出缺点为止。"

大声自言自语有时也会引发不悦——我们可能不愿意在公众场合不停地跟自己说话——这或许也是多数人不这么做的原因。然而，儿童可以这么做，而且有很多研究表明，自言自语是儿童成长发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5岁的儿童来说，大声自言自语的孩子在运动技能方面的表现好于默不作声的孩子。

甘布尔认为，他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虽然在他从牙医成功转型为房地产创业者的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发挥了作用，但跟自己大声说话的确起到了一定影响。

"我有的时候必须后退一步，看看现状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效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现在的状态比3年前好得多。大声自言自语的确有效果。"

谢选骏指出：人問“自言自语不是精神病是什么”？——我看自言自语就是自己爲自己創造了一個虛擬的環境，從而把自己和實際環境有效地隔離開來。

《生性害羞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弗朗索瓦兹·哈迪（Francoise Hardy）2016年9月16日）報道：

如果你总是身不由己地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中，那就想想阿加莎·克里斯蒂吧。截至1958年4月，她的戏剧作品《捕鼠器》（The Mousetrap）已演出2239场，创下了英国戏剧界公演时间最长剧目的纪录。当时为了庆功贺喜，她的制作人便在萨沃伊酒店（Savoy Hotel）安排了一场宴会。

她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深绿色雪纺连衣裙，戴上了长及肘关节的白色手套，穿过酒店大堂，朝宴会厅走去——不料却撞上了一个不识相的门厅侍者，竟没认出她来，还不准她进门。

对此，这名年高67岁的作家并没有贸然质问：“难不成你还不晓得我是谁么？”相反，她乖乖听话，转身离去，独自一人坐到了休息室里。尽管就作品的畅销程度来说，在那个时代的作家中，无出其右者，但她却表示，自己依旧深陷“狼狈、恐惧、在所难免的羞怯情绪”中而无法自拔。

晚些时候，她写道：“至今，我心头仍然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感觉自己并非一名真正的作家，而只是在装模作样”。

一名成就如此辉煌的人，怎么还会如此缺乏安全感呢？这一悖论正是文化历史学家乔·莫兰（Joe Moran）在新作《羞答答的“紫罗兰”》（Shrinking Violets）中所要探讨的中心议题。这本书欣然探访了政治学、文学以及心理学中的“害羞”世界。尽管对于那些大大咧咧、不知羞怯为何物的人来说，害羞看似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正如莫兰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害羞的情感甚至可以生发为生死攸关的大事；美国医生亨利·海姆立克（Henry Heimlich，他用自己的姓氏命名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曾评论说：“有时候，一个气噎喉堵、倍感煎熬的人会因自身的尴尬处境而难堪不已，他便站起身来，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离开用餐区。而在一个附近的房间中，他知觉全无，如果再无人理会照看，那么他就算不死于此地，也会遭受永久性的大脑损伤。”

这勾起了我的兴趣。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联系了莫兰，想要与他探讨创作本书的灵感来源，共同玩味他从大规模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

莫兰回忆说，自打他能够记事以来，他就一直是个害羞的人，因而对于那一天克里斯蒂在剧院中的窘境，他自然感同身受。“恐怕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早在他决定将害羞心理作为研究对象，并展开学术上的探究之前，那些情感早已对他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未可知。在他以往的著作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放大了。

尽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销量高达数以百万计，但她仍形容自己饱受“狼狈、恐惧、无法抑制的羞怯心理”的折磨。

举例来说，《新手排队指南》（Queueing for Beginners）一书探讨了日常用品和行为的历史，从饮水机，棉被，再到人们在商店中排成一列的习惯；而《扶手椅之国》（Armchair Nation）则对英国人的电视观看习惯进行了检视。“我觉得，说真的，生性害羞的人确实很可能会因此成为业余的人类学家。因为这种性格让人更适宜做观察者。”

莫兰认为，《羞答答的“紫罗兰”》与自己之前的研究著述风格类似，一脉相承。在本书中，他对许多人因尴尬而难以启齿的想法和感受进行检视，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它的奇特性和矛盾性（例如，事实上，我们经常对自身的羞涩举止感到不好意思）在他眼里，是个内涵尤为丰富的研究课题。尽管“从理性上看，它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可言。”

举例来说，虽然许多人也许会认为，生性腼腆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害臊难为情，但莫兰却指出，害羞的情绪会受周边环境的影响而“跌宕起伏”。譬如，对他来说，对着一百名学生做场讲座比起讲座后的答疑环节更能让他感到驾轻就熟。他指出，在有明确礼仪规范的情境中，他较能应付自如；相反，在那种混沌含糊的状况里，他的自信心也愈加岌岌可危：例如，在酒吧里，置身于一大群人当中，他猛然发觉自己陷入了两则同时进行的对话中间，而又在怎样取舍上优柔寡断。“似乎总有某个关键性的时间点，自那之后你就跟不上趟儿了。”腼腆的人在办公室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场所”（比如复印室或者走廊）中与人会面时，特别容易错漏百出。“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停下来，也不知道自己该驻足多长时间。”

莫兰描述了一名19世纪的贵族“波特兰公爵”（the Duke of Portland）。此人十分害羞，他为了免于直面自己的员工，便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府邸之下，建造了一条长达15英里的、迷宫似的地道。然而，并非所有腼腆的人都性格内向。正如《安静》（Quiet）一书的作者苏珊·凯恩（Susan Cain）也一再指出的那样，这两者大相径庭。

性格内向的人可能需要时间独处，同时，他们不一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此，凯恩以比尔·盖茨为例论证）；而腼腆的人可能非常渴望获得他人的陪伴，同时又对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感到紧张而焦虑。由此一来，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性格外向却又腼腆羞涩的人——对万众瞩目的感觉又爱又怕。

据说比尔·盖茨个性内向，也就意味着，他觉得更需要把时间花在独处上。

对此，莫兰在书中进行了全方位地描绘。例如，在校期间便已学会了如何在小恶霸面前隐藏真情实感的狄·保加第（Dirk Bogarde），他将自己比作一只寄居蟹，藏身于一个捡来的贝壳里。他写道：“我免受掠夺者的侵扰，安然无恙。而这里的‘掠夺者’，我的指是自己遇到的每一个人。”他原本希望自己在成年后克服羞怯的情绪。

可是，他发现这是“一种痼疾”，“让我还未踏进一个摩肩接踵的房间、剧院、餐厅或酒吧，就已元气大伤”。在伦敦西区（West End）演出期间，每场表演之前，他都会呕吐；对此，他表示：“此时此刻，你们不可能像我一样，如同惊弓之鸟，也不可能像我一样，吓成这样还表现得生龙活虎。

这种感觉堪比不久于人世、将被枪决以及一切我曾有过的其它各种遭遇。”莫兰指出，保加第并不是在漫不经心地大放厥词：他曾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并在接下来的诺曼底战役中奋力战斗过。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典型范例，比如，查尔斯·达尔文（他自以为不通“人情世故”，而且是“一名糟糕透顶的公开场合发言人”）、凯拉·奈特利（她发觉自己在聚会中口齿不清）、作家兼神经外科医生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史密斯合唱团主唱莫里西、乃至上世纪60年代的巴黎时尚化身弗朗索瓦兹·哈迪（见本页顶部）。

其中一些公众人物可能会受益于“maskenfreiheit”。这是一个德语单词，表示人们可以从戴口罩或角色扮演中感受到的自由。这种“子虚乌有”的感觉帮助莫兰推进自己的公众演讲，尽管一旦你感觉自己的真性情暴露无遗时，害羞而焦虑的情绪又会卷土重来。有些畏首畏尾、生性腼腆的人只有当置身于聚光灯之下时，才可能茁壮成长、飞黄腾达。

显而易见，害羞必定阻碍成功乃无稽之谈。然而，它是否会带来某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部分进化论生物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些感受来自于基本的史前行为，有助于满足求生的需要。最近，关于动物个性的研究已经完成了针对一系列物种的“害羞－勇敢序列”划分标示。

研究者从中发现，较为勇敢的动物个体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吃到更多的食物，而较为羞怯的动物个体置身事外，深藏不露，或多或少避免了火力攻击；所以，对于某些动物个体而言，胆小和焦虑往往大有裨益，害羞胆怯和勇猛精进同为卓有成效的演化策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类未经成熟发育的羞怯情绪便是一个非常基本而原始的生物性状。然而，莫兰怀疑这并非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他指出：“我认为，脱离了达尔文所指称的自我关注，就没法谈论羞怯情绪。

我们可以为自己考虑，可以自我反省，还可以感知到可能有其他人在惦记着我们。”生活在大群体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开始留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算这也会带来如坐针毡和动辄脸红之类的不适感受。

他指出：“这些不可思议而又迂回曲折、自我实现而又自我摧毁的念头在我们的心头翻来覆去——而我们觉得自己腼腆羞怯，对此很是避讳，还因处境尴尬而局促不安”。

莫兰认为，语言上的难题会加剧人们的羞怯情绪——语言是一种广阔无垠却又有失精确的交流工具。他指出：“我们说话时，总会对谈话的感受做一个近似的估摸。”他将我们形容为“意识的孤岛”，永远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心思。“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同样适用，只是害羞的人对这一缺陷感触更深。”

说不定，这就会导致所谓的“楼梯上的灵光乍现／马后炮”（事后诸葛），亦即在我们往往在离开事发得房间后，镜头在脑海中重放，自己才反应过来当时应该如何应变对答。尽管这种状况令人极其懊恼沮丧，但它会为我们带来补偿性的好处也未可知。

莫兰表示：“我在书中提及了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它们差不多都是由言语交谈或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缺憾感、挫败感而生发出来的。”作为对缺憾的弥补，艺术家们试图吐露当时当地不该说些什么。“尽管在我看来，这并非艺术、文学创作的唯一动力源泉，但你们能够亲眼见证到，它会为创作者带来多么了不起的灵感。”

此外，莫兰还探究了害羞含蓄的情绪在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方式。“斯坦福害羞调查”（Stanford Shyness Survey）是一项问卷调查，旨在帮助心理学家评估个体在害羞表现上的差异。

该研究表表明，在包括日本、英国以及北欧各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在内的一些国家中，人们的害羞得分的确普遍比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高。因为在这些国家的语言环境中，害羞一词可能褒义用法偏多（例如，多半还蕴含着谦逊和端庄的意味），从而人们绝对是较为乐意拿害羞含蓄来自我标榜，所以我们很难从这种得分差异中看出各国国民实际情感上的真正差异。

然而，毫无疑问，似乎确实有些文化对害羞的举止言行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例如，许多芬兰谚语都强调沉思冥想与深谋远虑的价值，其中就包括了以下这些惯用语：“一个单词足以酿成无数麻烦”、“简洁成就一段美好的诗篇”、“吠犬捉不到野兔”。莫兰表示：“如果你去芬兰，就发现那里的礼节颇为别致。芬兰人对交谈中不言不语的人给予较高的赞赏。”

今时今日，在部分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医生会将害羞诊断为一种精神障碍，这一做法让部分心理学家倍感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要对任何不合常规的事物都加以“治疗”或“矫正”。“精神病专家的宝典”《美国精神疾患诊断标准》（DSM-IV）包含了非常具体的变异病例（例如，不能在公共厕所小便的人所患的“害羞膀胱综合征”）以及从谈话疗法和社交技巧课程到抗焦虑药物的治疗方法。莫兰表示：“对此，我有点左右为难，因为我不会把自身的羞怯浪漫化理想化。它可能有一点挫伤元气，也可能有点痛苦、有点累赘。当然，还有极其害羞而没法过活的例子……在这种状况下，他们饱受这种极端社交焦虑的折磨。可是，我的确觉得，对于那些或许还只是人类经验范围之内的事物，也要以医学方法进行处理，有一点矫枉过正的苗头。”

在此，莫兰正从自身的实际经历出发而抒发感慨。曾几何时，他琢磨着寻求一种名为“赛乐特”（Seroxat）的药物，此药颇具神效，能使社交焦虑大为减轻。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害羞情绪非常坚韧不拔，没法一治了之；要是真的加以治疗，那感觉就会像“在狂风中疾呼，与暴雨争辩”抑或“试图找出一种活着的疗法”一般。

如今，大作已成，他逐渐认识到，害羞可能比自己往昔所以为的那般还要常见得多。许多人（往往还是那些众望所归的社交宠儿）都已承认自己时常感到不善社交或者难堪不已。“害羞的你很可能出现诸多失误，其中之一便是认为自己与人互动的方式非常不合群——但你要知道，其中一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在莫兰的娴静文雅、和风细雨的摇旗呐喊下，“害羞者平权”（Shy Pride）运动可能正方兴未艾。

谢选骏指出：人問“生性害羞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我看生性害羞有助於在自我和社會之間築起圍欄，就不容易遭遇社會同化，從而自己爲自己創造了縱深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