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回忆录》：他们为我搭建云梯——陈小平]（《人文中國》）報道：
在这个地球上，陈小平是第一个启发我应该进哈佛的，也是第一个相信我能够进哈佛的。
丁学良（1953年—），安徽宣城人，中国政治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兼任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荣誉教授或顾问教授。
在我的回忆录里，如果不细细追溯几位广义的教育界和学术界人士对我的大恩大德，那会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我过去几十年里在海内外作相关的教育讲座特别是励志报告时，总是强调，中国的乡下和小城镇里，并不罕见相当聪明的孩子，如果在不太迟的时机给他/她一把梯子，这些孩子们就能够从泥坑里攀爬上来，远行出去，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奋发，不至于重复他/ 她们的长辈灰暗无光的一生。这样的梯子可以是免费教育或奖学金，可以是一位杰出的启蒙者或行善扶贫的工商业人士，可以是优秀的军事学校或军旅生涯，可以是舞台、画廊、竞技场、设计坊，也可以是宗教机构，等等，行行出状元嘛！只要能够让具有某种潜力的孩子把潜力唤醒发挥出来，做成了孩子自己喜欢的事业，那便是一生不埋没。
我的早早开蒙识字得益于父亲，往后的读书求学首先得益于母亲的含辛茹苦让我没有饿死。但一直要等到1966年6月23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以后的动荡岁月，我才遇上了我平生的第一位良师、同时也是益友的陈小平。他是安徽省宣城中学高中部的语文教师，1966年夏季我是初中二年级刚读完，还没有进入三年级课程。陈小平的授课极受好评，但我们初中学生却无缘听他讲课，他只给高中部上课，校方要保证高考的成功率。进入文革阶段，以前的规章制度全被打破了。中共中央发文件让全国的大学中学停课闹革命，教师和学生就被猛然抛进同一个革命斗争的大火炉里。陈小平的父亲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军队里的少校军医，1949年之后成了一个中共政策框框里的 “留用人员”：你的历史不好，但你是一个专业人员，有一技之长，不按照反动军官对你进行处置，先给你一份工作，老老实实为中共政权服务。所以他父亲被安排在一个大山沟里的乡镇医院当医生，那个地方叫溪口人民公社，离县城城关镇有约四十公里的峥嵘路程，极其闭塞。文革初期外地的红卫兵进去传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时，竟然听到山村里有些老农甚至还在使用 “民国某某年” 的纪年方式；有些人除了知道有个毛主席在北京坐金銮宝殿，连林彪副主席都没听说过。邮局送信件送报纸进去，至多每周一次。
陈小平多数时候呆在宣城中学单身教师宿舍里，不愿意回到他父母的家去，因为要尽可能与 “国民党军医” 的父亲划清界限。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陈小平早年完全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但最后只上了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回老家。幸亏他的大学成绩优异，进了重点中学任教。又因为他天性憨厚待人毫无心机，长了一个娃娃脸，人缘良好，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没有被整。但文化大革命是 “史无前例” 的红色风暴，陈小平提心吊胆，同时他也得知，溪口人民公社的文革风暴也起来了，在那个贫穷封闭的乡下，他父亲就免不了被 “揪出来” 成为批斗对象。很快我成为宣城中学最激进的、最影响全校文革步伐、进而影响宣城县和周边县镇文革趋势的红卫兵组织 “八一八暴动团” 的文攻主将，于是我就有心接近陈小平，把他拉进一个和我们是盟友的造反派组织里，这样他就能受到有效的保护了。所以从1966年的秋季开始，我们就成了名义上的革命造反派战友。陈小平其实对文革并不那么热衷，我与他结交也不是为了让他为文革运动作贡献。他继续过他的读书看报、狼吞虎咽、抽烟吐痰、远足散步、一人发呆、对人傻笑的常规日子，我则悄悄地多与他私下聊天，聊那些在公开场合下大犯禁忌的话题。
我们聊的最多的是中国的大学，1949年后的大学——这时已经成为文革造反的动乱基地了，1949年前的大学——许多被改造了、被合并了、被改名了、被关闭了、被迁往台湾了。他给我讲述的原先的大学风气、大学里的大师、大学里的课程、大学里的周末电影、大学里的舞会、大学周末的郊游，一切的一切，在当时的我听起来，不啻是天方夜谭。其中有个典故（我后来一直不愿意花时间去核实它，生怕它是被忽悠出来的），我多次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重复过。陈小平以此作为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的不拘一格选拔英才的革新开创之典范：每年招生时段，北大的文科考题是公开的，让考生写一篇文章《秦始皇论》。在两千余年的华夏读书人圈子里和政治场地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这个话题、更多人思考过这个话题。现在刚刚进入到20世纪，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体系已经被Republic（共和）制度取代了，你欲考进北京大学，在这个千古各派人士皆议论纷纷的题目上，你有何新颖独特见解？而且校方还公告：明年考北大，仍然是这个题目。后年考北大，也是同样的题目。好好准备吧！陈小平讲这个典故时，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满脸通红，手舞足蹈，我听得发痴：我要是生长在那个年代，那篇文章我会怎么做？第一年若是不被录取，第二年我又会怎么做？第三年呢？由此而萌发了自我怜悯和继之喷涌的愤恨：我生在这个时代，大学都停办了，往后还有什么机会？“天生我才必有用”，碰上这个时代，再大的才也有啥用途？对造成这种 “天生我才没啥用” 的根源之独立的批判性追究开始冒芽了。
我俩私下聊天的第二个主题是书籍。陈小平从合肥师范学院毕业时带来了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初出版的许多中文繁体字书籍尤其是翻译书籍，以文学类包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为主。这些书籍即便在文革之前也很少见了，它们成了我的荒漠甘泉。当然，书是不能拿出去的，只能在他的单身宿舍里读，把门关起来；一听到有人敲门，立刻把书藏妥。好在我俩都是革命造反派的成员，我又是红卫兵组织的风头人物，政治上可靠相对安全。对我的思想启迪最大的是20世纪之前激进的俄国民主主义评论家们，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可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也有少量的西欧国家的文学评论，如歌德的，海涅的，罗曼罗兰的。文学著作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里的《死魂灵》，《契柯夫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复活》与《安娜 . 卡列尼娜》，《普希金诗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马雅科夫斯基诗集》。少量的西方名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拜伦诗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伏尼契的《牛虻》，等等。比这些书籍更为 “反动” 的作品，陈小平也没有，他只能凭着记忆，把他在大学图书馆里读过的几十部禁书简要介绍给我听，比如陀斯妥也夫斯基、茨威格、卡夫卡、夏多勃里昂等。当然像索尔仁尼琴、曼德尔什塔姆、阿赫玛托娃这样的世界顶级的异议作家，陈小平根本一无所知，那要等到1976年之后才渐渐为中国读者阅读。俄国的作品对我最有渗透力，因为20世纪前的俄国是欧洲最黑暗的专制国家，凡是批判俄国的作品，都能从中联想到中国。这也是五四运动前后俄国译著在中国知识界风行一时深刻影响具有反叛倾向的青年学生的社会原因。
陈小平的私人藏书中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好像是《歌德谈话录》或者是《歌德谈艺录》，内容是歌德与一位青年诗人（或作家）、他的崇拜者之间的关于艺术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极其广泛，话题风格随意松散。但恰恰因为是非正式的谈话，趣味横生，智慧深邃，八十岁的长者歌德的人生阅历时不时爆出火花，令人莞尔。这本小书中的一句话，在我的人生观里注入了一股冰山的雪水，往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支撑着我熬过生活学习工作中的特别苦涩时段。漫谈中那位青年提到当时颇有声望的一个诗人，说他以前的诗歌能渗透进读者的灵魂，可惜后来却显得江郎才尽，佳作少少。歌德老人说，因为那个诗人结婚了，妻子对他又崇拜又爱惜又体贴，把他当作心肝宝贝，现在他太幸福了！而他早年是孤苦伶仃的，不被俗世看重。痛苦出诗人，倘若置身在幸福生活中，诗人的灵感就慢慢枯竭了。这就像夜鹰，只有在暗夜里才鸣唱得最美。读了这段对话，我对毛泽东黑暗时代给与吾辈青少年的种种无端的苦痛，就有了增强的精神抵抗力，把它们当作是刺激夜莺鸣唱的氛围。
陈小平的私人藏书里当然有中国文学的一些名著，几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但明清小说很少。不过有几册陈旧发黄的《人民文学》杂志，却是我们共同的最爱，上面刊登了文学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蒋和森的长篇 “三论”——《贾宝玉论》《薛宝钗论》《林黛玉论》，那是用血泪写出的最最真善美的评论。陈小平说，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大学里，许多学生买不起原版的杂志，图书馆里的那几期杂志不让外借，怕借出后收不回来，于是学生们就分工合作，几个好朋友带着复写纸和笔记本，在图书馆里连番接力手抄三论。经常可以在校园的偏僻处，几个学生一边朗诵三论，一边哭泣，一边作诗撰文。我也是用复写纸笔记本把三论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作为情感的珍贵泉眼留存着，因为《红楼梦》早就是我最爱的中文小说。几年以后等到我进了复旦大学，因为一篇自己的论文刊登在《复旦学报》上又被《新华文摘》详细转载受到好评，学报的主编王华良先生约我去聊天，才知道复旦校友蒋和森是他多年的挚友。靠了这样的缘分，日后我去了北京就经常和蒋和森畅谈。
陈小平也给我讲电影。他所看过的电影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然太过局限了。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走进过正规的城市电影院的初二学生，又遇上文革把一切从前的电影斥责为封资修大毒草的黑暗时期，他复述的那些老电影，就成了我最早的艺术启蒙。他激情讲述的中国影片，首推《夜半歌声》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最欣赏的外国影片，是苏联的《第四十一个》和印度的《大篷车》。他早年在合肥读大学的年代，大概也没有机会看到西方的名片，但他听到过《飘》《大独裁者》、西部牛仔片和希区科克悬念片的名字。一直到1977年以后，我才在合肥和上海陆续观看了这些老片子。一直等到我在波士顿读书期间，我才有机会观看各国最有声望的经典影片。我以后成为全球电影作品迷，也许第一颗诱惑的苗苗乃是陈小平随意播下的：几十年来，我在办公室劳累一整天后，就会看一两部名电影移情过瘾，有些还是第一代的哑声片。我在海外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会用名电影作为教学辅助资料。我为此曾专门建议新开办的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影视部购进原版系列《百年日本经典电影》，配合我们的比较现代化核心课程。永远不会忘记的是，2019年尾至2022年尾的大疫情期间，我被困在中国内地回不了近在河对岸的香港，每天从办公室返回住所，就沉浸于一部接一部的世界名片中，与片中的人物一起悲一起乐，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憎一起爱，一起挥拳一起嘻闹。若无这些世界各地的电影名片，我大概是熬不过那三年里亲人阻隔天涯带来的绝对孤寂的。
得益于陈小平私下里向我的讲学授道，我对大学、对教育、对教师、对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小时候就已经萌芽的憧憬和敬意，变得更加自觉和坚实。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针对教师和文化产品、文物的攻击破坏；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总是保护他们和它们。到了1982年春我从复旦大学硕士班毕业前夕、即将到北京工作的关键时刻，中共组织部门到皖南去外调，要查证我是不是属于中共元老陈云所定义的文革期间的 “三种人” （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不能让他们进入要害部门和重要工作岗位），宣城的许多长者尤其是宣城中学的老教师老干部，都为我作非常正面的评价，令我的政治履历表干干净净，一路顺风上京赴任。
我俩私下聊天的最隐秘内容，是关于毛泽东的过去。陈小平的祖籍是江西永新，他的祖父是贺子珍父亲的同村。陈小平早知道一点点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家务事，称老毛 “花的狠！” 皖南土话说男人 “花”，是指该男在婚外惹花拈草，且不怎么在乎外界的议论。贺子珍时不时地风闻毛泽东与某某女子有染，过一阵子听到毛又与另一女子有染，极为恼怒！贺子珍父亲是一位乡绅，家有田地大屋，又有一些文化教养，原本在周边的乡村社会颇有一些名望。可是自从有了女儿与毛泽东的结合，就被国民政府视为 “共匪” 的一路。贺子珍觉得毛泽东太对不起她，自己为他生儿育女，老父因此备受政府军警的恐吓高压，你不感恩护家，还在外面胡来。经常吵吵闹闹，有时甚至动手，抓破老毛的脸皮，血痕几天不消退。陈小平的文学功底扎实，描述生动传神，那是我俩极开心的时刻。但讲述这样的典故在文革期间属于犯死罪的大案，我俩绝不敢在宿舍里交谈，生怕隔墙有耳，只敢在荒野里散步环顾四周几百步之内绝无人烟，才悄悄私语。为了万无一失，我俩不用名姓称呼毛泽东，而是用 “老无” 的代号指谓他。“老无” 一语三关：首先是因为文革期间官方宣传敬称毛泽东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次是毛泽东开口笑时，露出缺牙的嘴，“无齿”；由这里引出第三层含义：“无耻”，毛的讲假话、背信弃义、欺骗天下的行径，在文革中斑斑显现。
文革进入到1967年春夏之交遍地深挖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关头，陈小平在溪口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遭遇到大麻烦。他是长子，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是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溪口那个大山沟里艰难谋生，全家的最主要收入来自他父亲的医院工资，以及妹妹们在医院里做护士兼打零工。其中的一个妹妹被医院的一个中专毕业分配来的见习医生看上了，想娶她为妻。但此男尖刁滑坏，名声极为不佳，全家反对。见习医生愤恨不已，就向溪口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组织举报陈小平的父亲，说他是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反革命残渣余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与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军队里应外合。溪口人民公社的地理位置扼守由小丘陵进入徽州和浙江北部的连绵群山的隘口，在毛泽东时代是民兵大队防守较严的地点，外地人进入大山里面要有民兵组织的放行，因为红色政权非常担心深山老林变成阶级敌人的隐藏黑窝。见习医生一报告，溪口造反派组织就不敢不受理。但溪口的本地百姓都知道陈老医生胆小如鼠，几十年里老老实实为民众看病，平时连宣城县城关镇都极少去，跟外界几乎断了联系，又怎么会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暗中勾结？况且陈老医生是溪口医院最有经验的、受过大城市医学专科学校训练的、医术最高的一位，你把他抓起来关押，当地老百姓的疑难病症就找不到合格医生治疗了。所以造反派组织想出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不抓捕关押陈老医生，让他每天照样上班看病，但在他的桌子后面树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有严重历史问题，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严加监督”。那个见习医生不罢休，多次跑到造反派组织办公室去投诉，终于闹得医院也受不了，就把陈老医生的月工资减了三分之二，改名为 “生活费”，就是让你保持饿不死的水平。
这么一来，他们家的日子就难熬了，只得派大弟弟坐十几个小时的乡村长途车到宣城中学来，向家中唯一见过外界文革运动大世面的陈小平诉苦。陈小平迂腐透顶，束手无策，哭丧个脸跑来我们红卫兵八一八暴动团总部向我求救，问我能不能陪他一道去一趟溪口，看看有什么应对的办法。我向总部的几位高中部的红卫兵战友逐一讨教，两天后与陈小平到达溪口人民公社。我那时作为宣城红卫兵 “文攻” 队伍的头号战将，在周边几百公里城镇的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有响当当的名声。我主编的红卫兵战报（每周大约三期）和革命传单（每天都有）传播极广，读过我的 “革命檄文” 的人千千万，听过我主导革命大辩论的人万万千。所以我一到溪口，先叮嘱陈小平他们家的人不要出面，更不要陈小平陪着我。我是代表上级红卫兵组织来做革命工作的，与私人关系毫不搭界。我全身上下都是那个年代的革命小将的标配：穿的是1950年代的老式发黄的解放军军装（只是没有军衔），越是老旧式样的军装越是表明你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肩头挎着两小件：1950年代的解放军战士印有 “为人民服务” 红漆字（毛泽东书法）的挎包，和一只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军用水壶；腰系一条又宽又厚实的黄牛皮军用皮带，带着沉重的闪闪发光的铜轧扣。文革期间这样的军用腰带既是装饰，也是备用武器，必要时抽出腰带挥舞击打对方，那个沉重的铜轧扣能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然，我的臂膀上戴着鲜红的红卫兵八一八暴动团的臂章。
我把溪口镇上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从头到尾缓缓步行一通——那是有意的摆谱，立马消息就报告给了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宣城的红卫兵头头来啦，可能有什么紧急任务！我被恭请到该组织的办公室，热毛巾擦面擦手，喝上高山绿茶，该组织的头头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恭敬地问：“ 小将你这次来我们这里有什么重要任务交代吗？” 我说，最近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强调要把预防人畜传染病的工作抓紧，每年春季都有这样那样的瘟疫发生，农村里缺医少药，发生传染病第一会伤害广大革命群众的身体健康，严重影响毛主席号召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会伤害农村的大牲畜。大牲畜可是重要的生产力！你们领着我看看医院，诊所，兽医站，公社的药房储备。你们这里很偏僻，不准备充足，万一发生瘟疫，等待外地的救援耽误时间要出事的。我于是被领着把这几个地点视察了一番。我们那个地区时不时地有瘟疫的情况上报包括血吸虫和鸡瘟猪瘟，饮用水源和丢弃肮脏东西基本上都在同样的河流里，死猫死狗死老鼠也有人吃，一遇上瘟疫最惯用的处理就是到处撒石灰。我到了溪口医院里远远看到陈老医生，我第一次见面他，不便打招呼。我特地对陪同我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说，全溪口人民公社分布的地域又广又山路艰难，要把僻远山村的赤脚医生集中到溪口医院来培训，让最有经验的医生护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做防疫，怎么做水源消毒，水井保护，大牲畜定期检查。一定要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防疫不能打无准备之战！你们回去商量一下，搞出一个工作布置，明天我看过后带回宣城。
第二天清早，当地造反派组织头头拿来工作布置（那年头地方政府早瘫痪了，造反派组织管事），我再次强调要尽快做全公社的赤脚医生集中培训。好几百人，一批一批地做。到了我们快返回宣城的时候，陈小平的妹妹从医院回来告诉我们，全公社的培训让陈老医生负责技术，过去他几十年当军医，早就受过防治传染病的系统训练，因为军医是现代防疫技术的第一线实践者。医院马上恢复了他的工资，让他为缓解贫困山区的缺医少药（这是毛主席多次批评的现象）多出贡献，将功赎罪，也要组织开发山区的中草药资源。那个见习医生从此再也没有给陈家惹是生非。
陈小平拥有的图书知识资源本来并不包含我特别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和大国政治，但是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带来了新局面。因为整个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都终止了，外国人搞不清中国的国内状况，中国人更对外部世界一片黑。于是毛泽东下令，把原本只对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内部公费订阅的《参考消息》俗称《小参考》，扩大订阅范围，重点中学的教师属于受惠者。陈小平那时单身，每月工资大约56元人民币，这在县城里算是很宽裕的收入了。他立马自费订阅了一份《参考消息》，每日一期，每期四个版面，密密麻麻的小字体。所有的内容都是从外国主要报刊上翻译过来，原汁原味（其素质远远高于现在的《参考消息》）。每日下午我和陈小平就坐在他的单身宿舍里，边抽烟边读报，边讨论。然后去食堂狼吞虎咽一顿粗粝晚餐，再出去到宣城中学周边的荒野里散步一个小时，边走路边放胆议论世界大事与政治是非。我们凭借着一份《参考消息》，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比较高素质的可以大体信赖的信息桥梁。一直到1982年9月尾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以后，我连接外部世界的信息桥梁才提升了一个大档次——我们可以在研究所资料室里（不可外借，不可复印）阅读《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是专供司局级地市级或以上的高级干部阅读的，前新华社的李慎之先生曾经是主编，毛泽东也常读它。《参考资料》每日上午下午各一份，每日由专职人员（即经过严格政治保密训练的机要室青年工作人员，不是邮电局的）递送两次，每份篇幅不等，有时共有20多页，有时可以厚达40-50页。比起《参考消息》，内容更加艰深，更加系统，更加尖锐。1984年8月尾我离开北京到美国留学后，反而怀念起在北京的阅读经历，它使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哈佛大学的那位研究生同学布兰福德就很惊讶于我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他知道我过去从没有国际旅行的机会，外语也不灵光。我告诉他是两份从外国主流媒体上的每日译文报刊，刺激着我的国际视野持续扩展。
进入1970年代，《参考消息》上频繁出现亨利 . 基辛格的名字，或是新闻报道，或是记者采访，或是会议发言，或是重大国际危机的评论，或是外交政策的新倡言，或是早年著作或论文的摘要，或是戏剧性的秘密旅行，偶尔也有一点花边趣闻。几年下来，基辛格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圈的头号明星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也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功力的哈佛大学政府系前副教授，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当然，后来到了美国，我才了解到基辛格的国内声望没有那么高，甚至经常遭受自由派的口诛笔伐。大约是在1973年初秋的某个下午，我俩读完当日的《参考消息》后，慢悠悠地喝着溪口高山绿茶，抽着刺鼻的安徽芜湖产的东海牌香烟，还没到去食堂吃晚餐的时刻，我望着窗外的老树发呆。轻轻地，陈小平遥望着天空的飘云，冒出一句话：“丁学良，要是有一天你能到哈佛镀镀金就好了”。我没有任何反应。过了片刻，他又说了一句：“在哈佛镀金跟在别的大学镀金是不一样的”。我还是没有反应。在那个年头，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越走越邪门，1970年代初似乎中国的大学要重新开张了但很快就证明远不是正常的高等教育，中国与美国虽然慢慢和缓着关系，但距离互相交换留学生连个影子都不见。况且，我们又从《参考消息》上得知，哈佛大学每年的学费大约两万美元，而中国城市就业者的年平均收入只有500元人民币上下，连100美元都不到。
到哈佛大学去镀镀金？陈小平随口而冒出的话，似乎不是玩笑，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论。他极有可能是常年累月细心阅读《参考消息》，对哈佛大学的气质和历届学生的精神风貌产生了亲近感，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同时他对我也很理解，深知我对伟大的教学机构、伟大的教育理想、伟大的教师、伟大的观念竞技场、开放的人才遴选方式，充满了憧憬和梦求。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断无可能。如果我能进哈佛大学镀镀金，那我就找对了最合适的大学，我这一生一世将全盘改观。
那天我俩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以后很多年里也没有。一直到了1985年春季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即将告别待我优渥的匹兹堡大学，赶赴波士顿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年头从美国发送信息回中国，只有两个途经：打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加税大约两个半美元，最少以五分钟为起价。那时中国还没有私人家电话，你只能打到对方的单位公用电话，对方派人跑到目标人那里，把他/ 她领过来接听电话。来回跑一趟又耗费十几分钟，全部加起来至少25 - 30 分钟，65 – 75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普通城市四口之家将近一年的伙食费。另一条途经是写书信，从美国航空邮寄到中国的内地小城市比如宣城，途中半个月左右。我用最轻薄的信纸写了十几页（信件按重量多少克收费），里面放进几张照片，邮寄回老家。老家亲人收到我的信后，并不明白匹兹堡大学与哈佛大学有啥分别，不都是大学吗？干嘛又不怕麻烦换地点搬家改学校？于是立刻派人跑到宣城中学，请陈老师来看信。从宣城城关镇的南北两端来回走一趟将近两个小时，陈小平气喘吁吁跑进我的老家旧屋，读完我的手写信件，点燃第二支香烟，平静地说道：“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学良进不了哈佛，哪个中国留学生配进哈佛？！“
在这个地球上，陈小平是第一个启发我应该进哈佛的，也是第一个相信我能够进哈佛的。
陈小平对我的情意，远胜过对他的两个亲弟弟两个亲妹妹，他多次对我说：“学良，你是我内心里感到最亲近的人，虽然我俩非亲非故”。大约从1969年春季起，我每两三个月由水阳金宝圩回到县城，就会自然地留宿在他的单身教师居室。我们一起吃，一起抽（烟），偶尔一起喝（酒），他的工资我俩一起花。他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我也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我是下放知识青年，经常处于半挨饿的境地，隔一段时间回到县城的主要目的，一是能够读到陈小平的藏书跟他讨论聊天，二是能在他那里填填肚皮补补营养。我俩经常在宣城中学教工食堂一起吃喝的情景，后来成为学校非正式校史的一章，其他教师称呼我俩是不同宗族的异姓手足。然而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和陈小平的交往却成了我母亲的一大担忧。有些人（宣城中学之外的）告诉不识字的她，陈小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军医，属于历史反革命。陈小平本人看的书都是坏书，封资修毒草，他思想反动，会把你儿子带坏的。你们家出身贫农，你儿子要赶紧跟他划清界限！我母亲苦苦地哀求我，不要再跟陈小平“混在一起了，等到出事就晚了”。我也反复告诉母亲，陈老师是好人，是我遇到的最最厚道的人。我跟他在一起，能吃饱肚子，还能读到好书，学到真本事。母亲刚被我说服了几成，过一阵子又会被县城里的其他人恶言警告。少年的我从这件事吸取的教训是：小地方的人“嘴毒“，几乎人人认识人人，口头传播的能量特大。而且你永远搞不清楚，恶毒的传言是从哪里起头的。我因为和陈小平的友谊而被县城里的舆论非议，一直到1979年初夏才根本扭转，因为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是我们那个考区八县一市两年里的唯一中举的考生。到了这个时候，我母亲才明白，我和陈老师的常年交往，对我的自学上进是多么的重要。
陈小平与我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他没有教过我一堂课，但他却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让我超越了毛泽东时代的启蒙教师。在全中国都处于 “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愚蠢” 的昏昧年代，他让我有机会阅读优秀的文化产品，了解到在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时代，曾经涌现出来的知识的繁花和智慧的群星。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上到下被彻底打碎、青少年失去了学习上进的阶梯的漫长十三年里（1966 – 1979），他点燃了蜡烛，为我能看到未来的一丝希望而擎举着它陪伴我蜿蜒前行直到我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要知道，对一个学龄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十三年就是整个生涯的春季，在这个春天里你若没有播种，何来秋天的收获？你整个的一生就荒芜了。陈小平在1980年代以后，声誉日隆，他是宣城中学第一位被评为安徽省特级教师的。来向他求教和咨询的教师、中学校长、家长、学生、刊物编辑、地方志写作组、以及文学青年，络绎不绝。而他直到晚年——他出生于1942年——，都还像大学毕业时一样的单纯憨厚，见到客人满脸孩子气笑容，忙着递上香烟频频倒茶；他一辈子只喝他家乡的没有经过加工的溪口高山绿茶，自称是不忘本。
我的第二本回忆录《革命与反革命追忆》是敬献给陈小平的，书前我引用《诗经》里的一句名言总结了他和我毕生的友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乎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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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的乡下和小城镇里，并不罕见相当聪明的孩子，如果在不太迟的时机给他/她一把梯子，这些孩子们就能够从泥坑里攀爬上来，远行出去，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奋发，不至于重复他/ 她们的长辈灰暗无光的一生。
我看——靠別人给的梯子从泥坑里攀爬上来的孩子们無法創造歷史的。因爲這樣出來只是人才，卻是沒有天命的；這樣的人可能從下流社會爬進上流社會，卻無法真正的創造歷史。能夠創造歷史的人，不是通過別人給的梯子爬上來的，而是自己製造梯子不斷前進的！這樣的道路是無可重複的，因而是天命所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