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希特勒的父亲最为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他的“犹太杂种”（这一名词后来纳粹党人的典型用词，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出自“希特勒下意识的自我否定”）出身，而是老希特勒自己的血亲乱伦行为生出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复杂、混乱、病态的家族情况，极为不名誉，结果从反面刺激了希特勒，使得希特勒成为一个变态的“种族纯净”的追求者。但是不论他怎样追求，他都无法磨掉自己身上的乱伦结果，于是他只好让自己绝育，而且还极为不人道的禁止他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结婚，很可能就是怕她传下了“孽种”。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这个来历不明的杂种，在社会上唯唯诺诺，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又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阿道夫虽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小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诺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钱凑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小阿洛伊斯只得离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这个“希特勒”满意。



小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回到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私生子老爸的恶棍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要惹事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官”。他同那名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他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



据其儿子威廉说，小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后娘惯坏了弟弟，以致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份内的家务。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小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无甚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小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先开发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也许是这一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但是为人很凶。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他。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但很不幸，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她像希特勒一样，始终都和犹太人密切相关。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此后一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老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当小阿洛伊斯帮助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保拉的行踪一行是个谜。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她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后来，沃尔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薰陶和影响。



2005年8月4日英国《卫报》报道：两位历史学家昨天称，他们对德国发现希特勒妹妹保拉所写的一本日记感到振奋。他们称，这将为人们了解希特勒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提供重大线索。在德国某地出土的保拉日记披露称，希特勒在十几岁时是一个小霸王，他经常打他的妹妹。当回忆她的童年时光时，保拉写道：“我再次被我哥打了一个耳光。”



历史学家里拜克和贝埃尔公布了这一用打字机写成的日纪。里拜克是德国阿卑尔沙兹伯格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贝埃尔则已出版了数本有关希特勒的著作。他们说，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文件的真实性。



其它内幕还包括曾被认为是希特勒家庭无辜旁观者的保拉曾与大屠杀事件中一名最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定婚。里拜克告诉《卫报》：“这是我们首次能够通过一个小孩的视线了解希特勒的家庭。对于保拉来说，希特勒是哥哥，是一位跟父亲一样的人物。他对保拉很严格，经常打她的耳光。她天真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她认为这对于她的教育有好处。”



两位历史学家还发现了希特勒同母异父弟弟阿洛斯和妹妹安吉拉合著的一本回忆录。回忆录的一个节选部分形容了希特勒的父亲是如何暴打希特勒的及希特勒的母亲又是如何保护她的儿子逃过殴打的。回忆录称：“由于担心父亲在暴怒中无法控制自己，她决定结束殴打行为。她上了阁楼，用身体护住了躺在地板上的希特勒，但却没有逃过父亲的殴打。她一言不发地忍受着这一切。”



贝埃尔说：“公众以前从不知道这一情况。第三帝国的恐怖是在希特勒自己的家中培养的。”



贝埃尔的研究也使他获得了俄罗斯的审讯文件，审讯文件披露，保拉事实上曾与在战争期间用毒气毒死4000人的死亡医生吉科利乌斯定婚。贝埃尔说：“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保拉很清白，但是她可怜无助的形象被突然改变了。在我看来，她将与奥地利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一名罪犯结婚的事实意味着她也与死亡、恐怖和毒气室有关。”里拜克称：“对于我来说，发现保拉将与吉科利乌斯结婚是我整个研究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



由于希特勒的反对，保拉最终没能嫁给吉科利乌斯。里拜克说：“吉科利乌斯前往柏林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娶保拉，但他在路上遇到了盖世太保。他被送往东部前线并被俄国人抓获。”



其它令人大开眼界的文件包括一家庭帐本，帐本上纪录在1908年春天希特勒曾借到900奥地利克朗，这笔钱足够一个年轻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就澄清了有关希特勒在维也纳过着“饥饿艺术家”生活的神话。



德国电视台ZDF六年前请这两位历史学家开展相关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将在一周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中播出，纪录片还采访了希持勒的两个亲属。里拜克说：“这是这些人首次公开谈论在希特勒阴影下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过去披上浪漫的色彩。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一生都在希特勒的阴影中度过。”



《希特勒家族》（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版，德国人沃尔夫冈·茨德拉著，黄雪媛译）写道：



在独裁者哥哥的眼里，姐妹们无足轻重。他寄给她的礼物，都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



门铃响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子应声去开门，她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在头顶。今天并没有什么访客啊，她暗自奇怪。门打开了，站在她面前的年轻男人留着一小撮短短的胡须，理着分头，头发剪得很短，发胶水把两边头发压得整整齐齐。这是谁呢？“他站在门口，我却一点没有认出他来。”她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个年轻女子的名字叫保拉·希特勒，日历上的年份是1920年，门外的男人便是她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他刚刚从慕尼黑来。



保拉·希特勒



保拉·希特勒还是11岁的小女孩时，哥哥就从她身边消失了。13年来音讯全无。在1910至1911年间，保拉曾好几次写信给维也纳的哥哥，但她从未收到过回信，也没有任何人捎来哥哥的消息。所以，当这位比她大7岁的哥哥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保拉无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对他说，假如这些年来，身边有哥哥在的话，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回答：我自己也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帮你呢？我之所以从未写信给你，就是因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平静下来。他对妹妹大献殷勤，揣上钱包，带着妹妹进城去购物。保拉满心欢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钱买的漂亮新衣：“哥哥的这一举动让我难以忘怀。”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费尔德农庄。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个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已经夭亡。保拉4岁时，另一个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时，58岁的父亲老阿罗伊斯已经退休一年，为了不至于虚度光阴，他开始钻研上了农活。



保拉上了勒沃丁的国民小学。她很用功，但功课一般。7岁时，父亲在酒馆里突然死亡，从此，她可依靠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其时，姐姐安吉拉已经离开家里，嫁给了林茨的公务员列奥·劳巴尔。所有人都看得出，在这个家里，母亲最宠爱的是保拉的哥哥阿道夫。克拉拉·希特勒偏袒儿子的一切，他的留级、他的懒惰，以及他异想天开要当画家的想法，她都给予原谅和袒护。阿道夫在辍学后也用不着替家里人分担家务，或者挣钱贴补家用。他不是东游西逛，就是在剧院里听歌剧消磨时间。而保拉这个小妹妹却要按母亲的要求，处处尊重这位阿道夫哥哥。 　



被苛求的女孩儿



保拉11岁的生日被坏消息笼罩。母亲克拉拉躺在医院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切除癌肿瘤的胸腔手术，但是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离开了林茨那个四楼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对岸乌尔法的一处住所。保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虽有“汉妮”姨妈帮忙照料，但母亲已经无法操持日常家务了。家务的重担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学回家后，11岁的保拉得尽力帮着做饭打扫，而她18岁的哥哥阿道夫本应该体谅小妹妹在这个有重病号的家中所要应付的困难，但他满脑子只有自己那些计划。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维也纳，那里的艺术学院在召唤他。



现在，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独自在家，还有个驼背的姨妈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过来看望。保拉得给病重的母亲喂水，帮她擦干净额头，然后一筹莫展地看着因疼痛而缩成一团的母亲。当阿道夫从维也纳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做哥哥的突然戏剧性地过问起妹妹的教育来。“阿道夫翻了翻妹妹的作业簿，认为小保拉读书不够用功，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所以他拉过妹妹的手，带她到母亲的病榻前，让保拉把手递给母亲，向母亲郑重许诺，一定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算是阿道夫为他的小妹妹做的最后一件事。安葬母亲后，阿道夫和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夫处理了遗产。保拉分到了一些家具。姐姐安吉拉把精神恍惚的保拉接到自己家中。然后阿道夫便直奔维也纳而去。



为钱争斗



保拉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领取政府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每年共600克朗，这笔钱一直可以领到24周岁。因为领取津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年轻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诈，他牺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为自己谋得了一半的津贴。首先，他在写给政府部门的信中做了手脚。他写道：



尊敬的保险储金会负责人！



两名申请人恳请发放属其名下的孤儿津贴金额。申请人的母亲，海关官员的遗孀已于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请人已成孤儿，而且双双都未成年，尚无能力养活自己。其中，申请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劳瑙，申请人保拉·希特勒于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奥地利兰姆巴赫地区的费舍汉姆。监护人是林茨地区勒沃丁的约瑟夫·迈尔霍夫先生。两名申请人均属林茨行政区管理。特此重复申请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乌尔法



1908年2月10日



在这封信里，阿道夫隐瞒了妹妹的真实年龄，把保拉的出生年龄推后了两年，也就是说，保拉比实际年龄小了两岁。阿道夫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府机关相信了这个虚报的出生年龄，那么他们就能多领两年的孤儿津贴。这封申请文件中还有一处弄虚作假的地方：阿道夫伪造了保拉的签名。两个名字明显都出自阿道夫一人之手。最终，政府机关识破了文件中的破绽，要求监护人重新写一份申请，才予以受理。



更为过分的是，阿道夫把孤儿津贴中的一半，也就是25克朗，收入自己囊中。根据奥地利工资法规定，孤儿津贴只发放给还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的未成年人。阿道夫向政府部门和监护人信誓旦旦，表示将去维也纳攻读艺术学院。事实上，他从未被艺术学院录取过，也没有参加过其他职业培训。



这笔孤儿津贴对保拉却很重要，姐姐安吉拉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家用。1910年，安吉拉丈夫亡故后，生活重担落在了安吉拉身上。她除了要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即格丽、列奥和艾尔弗里德之外，还要照顾妹妹保拉。由于丈夫生前供职年数有限，所以安吉拉领到的寡妇抚恤金也少得可怜。安吉拉和监护人渐渐发现，阿道夫除了没去学手艺或者上艺术学院，其他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做了。50克朗的孤儿津贴理应归保拉所有。“25克朗是不够我生活的，”保拉说：“我的监护人发现，阿道夫在维也纳打工。”于是，保拉给维也纳的哥哥写了信。当然，她毫不奇怪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友好的方式不起效果，安吉拉和监护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们找到了林茨市一家地区法院。阿道夫抢在法庭判定前主动提出放弃他那份孤儿津贴。法院于1911年5月4日向两兄妹的监护人迈尔霍夫发函，登记号为PV49/3-24，信函中说：“阿道夫·希特勒，居住地址维也纳第20区，梅德曼大街27号，目前以绘画为生。他已经向列奥帕德城区法院提出书面声明，表示他可以供养自己，另外，阿道夫的姨妈约翰娜·波尔兹尔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用来资助他进修美术专业的计划，总之他比妹妹保拉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从申请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来看，每年共600克朗的孤儿津贴从现在起可以没有疑义地全部归到保拉·希特勒名下，用作其教育费用。”



保拉上了林茨的一所女子中学，之后又读了个商务培训的文凭，还学会了打字。她的职业目标是当一名秘书。姐姐安吉拉从1915年起在维也纳有了一份女学徒宿舍主管的职位，1920年又换到一家犹太人大学食堂，做厨房主管的美差。保拉也随姐姐来到维也纳，安吉拉帮着妹妹一起寻找工作。1920年，保拉已满24周岁，孤儿津贴停止发放。保拉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维也纳布拉特大街的联邦保险机构任职。这份工作保拉一直做到1930年。



爱的替代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张明信片。直到192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阿道夫让外甥女格丽代为通知，他要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格丽给家人寄了入场券。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哥哥阿罗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区的几位姨妈。这是20年来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团聚。



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个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辞去了奥地利联邦保险机构的职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谁。”保拉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并向我保证，他将来会负责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钱来解决问题：他自此每个月给保拉汇250马克生活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每月给保拉的钱增加到了500马克。这笔钱虽然并不特别丰厚，但却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4岁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提前退休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她从维也纳舍恩伯格大街52号搬到了盖斯特豪夫大街26幢3号的一处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从前一样，她还是很少见到他，一般一年见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萨尔茨山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参加庆典活动，去拜罗伊特看瓦格纳歌剧，或者去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等场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种消息。通常，他每年会给她寄一张或两张明信片，写上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她寄一笔钱。曾经有一年圣诞，阿道夫给她寄了3000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请他妹妹去观看加密什的冬季奥运会。兄妹俩在观看比赛的现场见了面。这年冬奥会在2月6日至16日举行，运动员在滑雪、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撬项目上争夺金银铜牌。德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银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后。



比赛间隙，兄妹俩进行了私人谈话。希特勒提出了一个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弃希特勒姓氏，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将改姓为“沃尔夫”，并且“要过绝对隐居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道强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忆道。“沃尔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奋斗时代使用的假名。还有同党战友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的第一条牧羊犬，也叫“沃尔夫”。阿道夫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剥夺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后的保拉得一直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开场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中止了。她必须匿名生活，没有人会认识她。这对保拉是个打击。她申请了一本新的护照，上面写着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实际年龄要小10个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1938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兄妹俩在慕尼黑见面；1939年，在拜伊罗特；1940年，在柏林。之后她就只见过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维也纳。”这次见面，保拉向哥哥表达了一个愿望：她只有维也纳的一个小公寓，她想在乡下买一栋房子。为此她需要一笔钱。希特勒给了她8000马克。保拉于是在林区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边一个叫魏滕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复式楼，由两小幢紧挨着的房子组成，还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由她和表弟爱德华·施密特共同居住，产权证明上登记的是爱德华的名字。



二战期间，保拉有时住在维也纳，有时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给她的钱足够生活。保拉也曾经去维也纳一家野战军医院做过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后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她不久就放弃了，“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坚持”。随着年龄增长，保拉的病越来越多，她患有高血压、风湿痛，视力也严重下降。此外还有严重的情绪波动，直到她患上抑郁症。



现在，保拉和哥哥的联系只限于偶尔打电话或写信。阿道夫·希特勒会在过节时给她寄一些小礼物。写信的语气也都是冷淡客气的。1942年希特勒给保拉写了下面一封短信：



亲爱的保拉！



我生日时收到很多礼物。你可以品尝一下，希望这些食物都合你的胃口。



也许你可以把其中一些食品分送给弗里德的孩子们。那块肉香肠，是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处送来的，当地检疫也许不是很严格，所以你吃前最好煮一下或者煎透。



致以衷心的问候。



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哥哥给妹妹写的信。他寄给她的礼物实际上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没有一样是阿道夫自己挑选或出钱购买的礼物。而且，就这些东西，保拉还得分给姐姐安吉拉的女儿艾尔弗里德的孩子们。保拉不知情的是：希特勒把肉香肠分作了三份，姐姐安吉拉和艾娃·勃劳恩的父母各得一份。附给保拉的信和写给他们的毫无二致。希特勒不愿花费时间分别写信问候。姐妹们对他而言无足轻重。



哥哥的阴影



战争快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识到败局已定，末日即将降临。他打算把妹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苏联军队步步逼近，已经距离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师格蕾特·鲍尔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绝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机、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阁楼和屋外的蜂窝里。但后来这些物品还是被苏联士兵发现。



希特勒委托马丁·波尔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马丁派的两个人坐着梅塞德斯车来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个司机走进屋里，告诉我，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到上萨尔茨山。两小时后就得离开这里。我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说，两小时内我无论如何都收拾不完……他们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忆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4月14日，她被带到了贝希特加腾，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纳粹党内部旅馆“贝希特加腾饭店”里，然后她又被带到附近弗德布兰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房子里拜访过他的那位诗人朋友。没有人认出保拉·沃尔夫来。



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派了他的私人助理绍布前来探望，绍布于1946年4月26日到达贝希特加腾。于是，在“贝希特加腾饭店”有了一次三人会面：绍布，保拉，出人意料的还有从德累斯顿被带来此地的姐姐安吉拉。对保拉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绍布从他行李中取出10万马克现金，交给姐妹俩，这是阿道夫的安排。这笔巨款加上姐妹俩另存在贝希特加腾抵押贴现银行的一笔1万马克的存款，可能在1945年5月初被进入贝希特加腾的美国军队没收了。保拉存放在旅馆的行李也落入了美国兵手中。保拉继续躲藏在海拔1070米的一处山区农家住宅里。“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接触，我不认识那座宅子里任何一个人。”保拉的身边只留下一个衣箱。美国人发现了保拉的藏身处，审讯了她好几次，但他们没有查出保拉·希特勒个人有什么罪行，她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保拉在审讯时坚持说：“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我不相信是我哥哥发布的命令，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罪恶。”美国军队命令保拉必须呆在山上，不能外出，这算是对她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软禁处罚。1945年，保拉被允许搬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弗德布兰特居住。 　



新的角色



贝希特加腾和周围的山将成为保拉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保拉给自己的角色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在纳粹年代，她不被允许以希特勒家族成员的身份生活，而现在的她却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个活着的至亲，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济过活，常常抱怨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锦衣美食的年代过去了，遥远得像一个梦。”各种费用让她叫苦不迭：“虽然房间的租金已经打折，但我一听这个价就不愿支付，我更不愿靠赊账过活，这种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写给一个熟人的信中说道：“由于情况变化，我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件。它们现在看上去又过时、又破旧，让我根本提不起兴致去外面走走。我没钱来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从我这最后几行字中您不难看出我抑郁的心情。”1948年，保拉申请国家生活补贴，但被受理法院拒绝。直到很久以后，保拉才得到了一笔生活补助金。



1960年6月1日早上8点半，保拉死于心脏病，也许对生活的长期不满也是导致了她过早去世的原因之一。她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贝希特加腾附近舍瑙尔她的朋友玛利亚·芮特家度过的，玛丽亚曾是阿道夫·希特勒20年代的女友和情人。给保拉做治疗的医生格尔特·布拉特克回忆说：“她明显早衰。她当时才不到60岁，看上去却像80岁了。”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六，保拉·希特勒下葬于舍瑙尔的一处新公墓。100个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没有人发表讲话，也没有神职人员发言。正如保拉·希特勒生前的默默无闻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悄无声息的。



《希特勒家族》的第五章名叫《希特勒对抗希特勒》，感觉好像是希特勒家族的另外某些成员正气凛然，毅然站到与希特勒对抗的一面。可惜，按照作者的叙述，我只是看到一个想从叔叔阿道夫·希特勒那儿谋得一些利益的英国小伙。在这位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心目中，“他的叔叔端坐在帝国总理府，统治着整个德国，手里攥着国家和纳粹党的大把钱财，只要希特勒一个点头，他威廉就能衣食无忧。”，在这位威廉甩出杀手锏之下，希特勒为他安排了工作，但也不是他预想中的“一个俸禄优厚的经理职位”，而只是“做做会计，抄抄写写，翻译文件，每月薪酬189马克”的工作。之后，因为一系列变故，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了失意青年，并于1939年辗转离开德国，和母亲来到了美国。从此，威廉开始了其“反纳粹斗士”的生涯，公开揭露希特勒的犹太人背景、揭露纳粹德国的虚伪混乱，后来又想法设法加入了美军。但假如设想一下，阿道夫·希特勒当初给予了威廉足够多的恩惠，让他心满意足，这位威廉是否会再站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对立面呢？恐怕是不会的。他的人性也许并没那么高尚。当那位威廉·希特勒能过上享受的日子时，犹太人的生死对他这个同样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小希特勒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小希特勒和他叔叔，毕竟有相当部分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希特勒家族》里收入了两张格丽的相片，有网文作者评论说：“第一张着实恐怖，第二张是远照，朦胧看去似乎还好；但是Google一下Geli Raubal的照片，估计你就会觉得希特勒的审美观之差了。另外，书中有一句话是形容格丽的妈妈、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希特勒的姐姐看上去像个男人。所有人都怕她。上萨尔茨山的工人们都怕她。’有这样一位母亲，女儿的容貌便可想知。相比之下，艾娃的容貌就好得多了，虽然依然有一抹男子的英气。莫非多少有些女人气的希特勒，就是喜欢这样的男性化的女人？”

第六篇《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在纳粹的宣传中，阿道夫·希特勒被描写成为强者、甚至是最强者。有一种说法是阿道夫（Adolf）本是德国人中一个普通的名字，其意思是“高贵的狼”。不过《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却回忆说：“乌克兰司令部被希特勒命名为‘狼人’。当时，一名‘老人’向我解释了希特勒为何有用‘狼’字的怪癖，几乎什么地方都套用。他告诉我，这一习惯可以上溯到希特勒执政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某城出席完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天色已晚，随行人员想尽快找到一家酒店，以便领袖能够早点休息。但是，他们屡次碰壁，一些老板借口说没床位，另一些则含蓄地说，出于政治原因，不愿让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住进来。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的支持者，而且远非如此！但那天晚上，天太晚了，护送他的一名成员提议说，不要再用希特勒的名字登记酒店了，有人建议用‘狼人’的化名，这个名字博得了领袖的欢心，由此传了下来。”但是显然，事情不像米施这位保镖讲的那么简单，因为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也叫“海狼”，这里显然大有文章。



米施回忆说：“沃尔夫斯堡就是大众汽车城，是第一个使用希特勒化名的地方。接着，许多司令部也陆续采用这一名字，第一个司令部是用‘狼谷’，它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接着，‘狼穴’和‘狼人’又出现在东部战场。这个名字似乎与希特勒的形象很贴切，所以一位名叫威尼菲雷特·瓦格纳的女亲信有时毫不犹豫地在小范围内称他为‘狼’。”



米施叹息说：“‘狼穴’后来成了狼人的败北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人们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刻，战斗屡战屡败，来自前线的坏消息没完没了。电报像雪片般飞到这里，传来敌人将轰炸德国城市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感到一部重型压路机正向我们滚来，不可能停息的火轮正猛烈地向我们滚来。但希特勒的这种恐惧感不会流露出来，起码不会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木屋里、小路和公共场合，人们能隐约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不过在心理学家那里，这位狼一样的强者却是一个经过化装的可怜病人。穆雷博士的《希特勒的心理评估》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这是梅毒患者的典型恐惧。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实验室在其官方网站上首次公布一份心理研究报告，它是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心理专家对希特勒的心理分析结果。这份报告写于1943年，作者是已故的亨利·穆雷博士，哈佛大学著名的性格分析专家。这是该报告首次突破研究圈子向公众披露。



穆雷博士详细勾画了希特勒的早年心理特点：他从小是一个带有女性化特征的男孩，不喜欢体力劳动。青少年时期他是个苦恼的浪漫主义者，喜欢绘画，内容多为城堡和寺庙，表现得对建筑十分着迷。希特勒的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但又有虐待倾向，经常暴打希特勒。他对父亲的阳刚之气既崇拜又忌妒，内心还想模仿，对母亲的软弱与屈服则感到轻蔑与不屑，内心却很迷恋。因此他对父母的感情是充满矛盾的，对父亲既恨又尊敬，对母亲既爱又看不起。刚当兵时，希特勒表现出较强的服从意识，他对自己这一点感到生气却又无能为力。穆雷博士认为他日后导演的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自己早年的屈服弱点的深刻憎恶，以及遭受父亲毒打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报复心理。穆雷博士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



在1943年的研究报告中，穆雷博士预言如果德国战败，希特勒会选择自杀。“他有一种强烈的强迫性心理冲动，不惜牺牲自己和整个德国也要灭绝西方文化，甚至准备将整个欧洲拖入地狱。”穆雷博士甚至根据希特勒的性格分析报告预测到一些细节：希特勒可能会躲到地下掩体里，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枪自杀。结果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他（希特勒）躺在床上，刚刚刮过胡子梳过头，那件简单的白色长睡衣是国防军特有的样式。因为太焦虑了，他没有系上袖口的扣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苍白的手臂。白惨惨的！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穿短袖衫裤了！……有洁癖的艾娃又发现，希特勒的灰白制服外衣上有或红或蓝的斑点。‘哎瞧瞧，你太脏了！这件外衣不能再穿下去了。你可不能学那个老费里茨，整天脏兮兮的。’希特勒满口应承。他再也不是司令官，再也不是政治家，再也不是一国之君了。‘可这毕竟还是我的工作服。开会的时候，要拿彩色钢笔写写画画，我总不能系上围裙吧。’事实上，她并不介意，因为他本身也很爱洁净的。碰过狗后，他一定不会随便跟任何人握手。”（摘自《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特劳德尔·容格著）



希特勒的洁癖、从不露出的手臂，暗示他确实是一个梅毒患者。梅毒是由感染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当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时，先在体表造一个疮。这个疮比较清洁，表面没有脓血，甚至干燥，无渗出物，比较硬，但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都不疼。这个疮大多发生在性接触部位，如口唇、口腔、乳房和下身的生殖器官，一般发生在不洁性接触2—4周之后。如果不治疗，这个疮会在2周左右自行消失，且不留痕迹。多数病人使用外用药自治，结果疮消退了，病人就以为没事了。其实，病人受骗了。这个疮叫初疮，或叫硬下疳。此时，梅毒螺旋体只停留在这儿，血里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一期梅毒。很多病人没有在此期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大约过2—6个月，病人会陆续发生全身皮肤损害，可以是隐隐约约的斑片，也可以是很厚很硬的脱屑斑块，有的呈怪异型皮损，连皮肤科医生都很难描述。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不疼不痒。这一点是不会被皮肤科医生漏掉的，它是诊断二期梅毒的重要线索。此期梅毒螺旋体已经入血，并随血循环播散到全身，检查血液能找到梅毒螺旋体的踪迹。此期的病人传染性最强，最容易传染无辜的人。如果不治疗或治疗不当，病人可以照常生活，并无大碍。



两年以后，病人进入梅毒三期。此期梅毒的危害就非常明显了。梅毒螺旋体已经血循环到达各个器官，进而造成神经梅毒、心血管梅毒、骨梅毒等严重损害。这些情况与梅毒一二期不能相提并论，梅毒一二期经治疗后可以痊愈，不留任何痕迹；而梅毒三期，无论怎样治疗，都会留下残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如果孕妇患有三期梅毒，必然会生出梅毒儿。



梅毒患者的皮肤、粘膜中含梅毒螺旋体，未患病者在与梅毒患者的性接触中，皮肤或粘膜若有细微破损则可得病。极少数可通过输血或其它途径传染。获得性梅毒（后天）早期梅毒病人是传染源，95%是通过不洁性交传染，少数通过接亲吻，握手、输血、接触污染的内衣湿毛巾、茶杯、烟斗、哺乳、尿布等传染。胎儿梅毒（先天 ）：孕妇体内螺旋体，一般在妊娠3—4月通过胎盘感染婴儿。要确实证明感染梅毒并不容易，因为并无临床症状。



美国历史学家德伯拉·海登女士《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指出，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玛丽·塔德和亚伯拉罕·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王尔德，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他们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例如希特勒，其生活中有许多梅毒的线索，这些线索散见于关于希特勒的大量文献中，资料丰富，却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或是从诊断梅毒的角度来挑选过滤这些资料。



诊断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一旦认真考虑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有趣又微妙的问题：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对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只不过是梅毒的产品”。如果梅毒使其成为社会边缘人（在社会中凄惨生活，并且遭到仇视），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没有将这种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如果末期的神经系统梅毒造成创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识，以及不受道德的约束，梅毒患者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响力，那么我们怎能说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



海登女士多年来搜集了大量有关希特勒晚年生活及身体状况的内部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当年希特勒身边的医务人员，其翔实性和权威性均超过了以往任何相关课题的研究。



海登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之后发现，所谓希特勒晚年“顽疾缠身”，他患的实际上是晚期梅毒。根据希特勒的个人首席医生莫雷尔掌握的病例，希特勒当年患有诸多疑难杂症，而只要将前后症状联系起来纵向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而且病情在一步步走向恶化。



希特勒当年的病例显示，他的心脏一直有问题：经常心率不齐，或者说鼓膜有伴音，而那是由于梅毒感染伴发主动脉炎引起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晚年动辄癫狂暴怒，人们原先以为是他怪癖的性格使然，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病根：原来是梅毒侵染了他的大脑，使他患上了脑炎，导致神经功能紊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常常被各种疾病困扰，如头晕目眩、胸闷气短、胸口疼痛、肠胃不适、颈部长满脓胞、胫骨受损导致小腿肿胀，有时甚至连皮靴都穿不上……而诸如此类的病症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



从莫雷尔医生保留的病例来看，希特勒从1941年开始定期要接受碘盐注射，而这在当时是治疗所有性传播疾病的常规手段。另外，希特勒之所以挑中莫雷尔作他的长期私人医生，也极有可能与他深知自己的病情有关。莫雷尔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皮肤科专家，更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性病治疗权威。



海登在书中写道：“如果从梅毒这一特殊的切入点去审视希特勒的生命历程，你会发现他晚年时期的所有症状都是彼此相关的，从早期轻微的症状一直可推到晚期严重的症状，总之，他一生所得过的各种怪病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梅毒感染。



海登写道，希特勒晚年之所以变成了一头嗜血的恶魔，很可能与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感染上梅毒就意味着宣判了死刑。“一个垂死的人还会顾及什么呢？于是他疯狂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把绝望发泄在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比亲眼目睹无数人惨死给希特勒带来更多的生命乐趣。”同时，梅毒解释了希特勒的性冷淡，也解释了他为何要在自己唯一的个人传记《我的奋斗》中花13页纸的笔墨来阐述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在梅毒这一世纪绝症的巨大压力下，希特勒完全吃素，烟酒不沾，希望以此多赢得几年寿命，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业。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种人造环境中所过的违反自然的生活，反而加速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退了。生活中的这种反常，使他虽然服用越来越多的安眠药，但也只能享有短暂的睡眠。紧张的夜间工作，导致他在正常人正当盛年的年纪就已经虚弱不堪。



在这种处境下，希特勒越来越害怕成为某种传染病的牺牲者，就像他总担心会被暗杀一样。他身边的人和下属稍有点感冒，就被严禁接近他。为了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断重复且肯定地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生病。”尽管有这些严格的命令，有时病人仍会冒险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可能的传染，甚至会在茶里加上几滴白酒。他的医生们经常说，他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究竟是如何感染上梅毒的？据说，他在1908年（时间不能肯定，或者是1910年）访问奥地利首府维也纳时，与一位街头妓女发生了关系，从此落下病根。据野史记载，这个让希特勒一见倾心的红尘女子居然还是个犹太人。虽然这只是一种传闻，缺乏史实证据，但是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犹太人对传播梅毒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同时据野史记载，希特勒1918年在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治疗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同样也是据野史记载，希特勒曾在1918年视察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在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1917年，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并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前者在士兵和士官阶层中获得者相当稀少）。战争期间他曾两次负伤，另外传说他还因意外失去一粒睾丸，在第二次负伤后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战后，由于德国曾爆发以犹太人为首，与苏联第三国际联手的共产革命，德国陆军一方面要避免共产思想在军队中蔓延，一方面又对如雨后春笋成立的各种新政党颇有兴趣，于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局。希特勒因为这个调查局符合他的反共理念而应征并获得录用。



但据考证，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希特勒与《我的奋斗》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因为这样一来，人类的浩劫、悲惨的二战，岂不成了一场龌龊的闹剧？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很难驾驭他。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鲁道夫·宾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彼利埃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而希特勒对维也纳的憎恨，则是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记载：“1943年6月的一天，戈培尔指责席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作为惩罚。”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人海因茨·林格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M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艾娃·勃劳恩（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维也纳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艾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结婚，而不和任何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还是知道他自己这个乱伦的后代，不会带来健康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被出版商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格勒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他提议解决这问题需要“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方法”。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和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1942年2月，希特勒发表他最惊人的伪科学声明。他说犹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比上世纪巴斯德和科赫所发现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与犹太人病毒有关？希特勒抱怨说，只要我们消灭犹太人，就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通过性交传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种族仇恨的小报《攻击者》的欢迎。小报的经营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一位粗暴的教师，他会动手攻击犹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样，总是公开抨击犹太人。施特赖歇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的演讲，认为他看到希特勒头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闪族的阵营。1935年，《攻击者》宣称发行70万份，纽伦堡群众大会期间特刊则发行高达200万份。希特勒说这是他惟一从头看到尾的报纸，而施特赖歇尔是少数几个人他称呼时使用亲密的“du”（虽然两人的关系并非都很平静）。施特赖歇尔和他报纸的用字充满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来（于1945年2月停刊）经常报导犹太男人玷污纯种雅利安的处女，他塑造可怕的形象，共同阴谋策划种族谋杀。



施特赖歇尔写道，另一个种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质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会被女性身体所吸收，永远破坏她生育健康德国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写同样的话：“今天犹太人正在有计划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计划地玷污我们没有经验的金发少女，摧毁世界上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施特赖歇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发表演讲煽动暴民，并且出版煽动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请他负责抵制犹太人的商业。1946年10月16日，他与其他九名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大审被判绞刑。他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喊着：“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后期的身心状况



1936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飞机去接莫雷尔医生前来治疗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尔在柏林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业，他为富人与名人治疗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员，生意非常好。波斯国王曾经邀请他担任私人医生。莫雷尔治好霍夫曼，两人成为好朋友，在威尼斯欢庆他们的友谊。圣诞节那天，莫雷尔、霍夫曼与他们的妻子在希特勒的山中别墅伯格霍夫打保龄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尔私下谈谈。希特勒请他治疗，答应送他一栋别墅，莫雷尔决定放弃开业赚钱，专心为元首治疗。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医生，为什么选择莫雷尔？莫雷尔是大众宠儿，每天换两次白色丝质衬衫，为什么选择照料这位声名狼藉、不整洁且有难闻气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坚持请求，以及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出现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进展，所以选择莫雷尔这位梅毒专家。如果只是治疗皮肤和胃痛就送一栋别墅，这可是很高的报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患有后期梅毒的秘密，这样的代价会太高吗？希特勒想找莫雷尔，也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不同的疗法。他的疗法比较高档，而且有点名气。另外，他不是犹太人，当时治疗性病的医生大都是犹太人。



西蒙·维森塔尔开始追踪希特勒感染的传言时，曾问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施佩尔说没有听过，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肤科和梅毒科专家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时，全体随员都觉得很奇怪。据施佩尔所言，莫雷尔签约受聘时，小心翼翼地隐瞒他的专业身份。



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卡尔·勃兰特以及其他随员，曾经鼓励希特勒到医院做完整的诊断检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为由拒绝。同时他以各种自己的疗方治疗，包括改变餐饮，不吃油腻的甜点，喜欢简单的蔬菜和谷类。



1936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尔看诊，他的胃痉挛，胀气打嗝，幕僚最关心的是胃肠胀气，这使他全身无力。胫部的创伤非常严重，使得他无法穿靴子。对于秘密的梅毒患者来说，皮肤的创伤尤其麻烦，因为后期的发作（相对于早期感染而言）等于宣布疾病的进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较少见，但是会造成多日绞痛、抽筋、呕吐，接着神经衰弱、腹部腱鞘囊肿或迷走神经受损。梅毒患者的胃痛和内脏疾病发作时，一般都会痛到昏厥，最后只能无助地呜咽。约翰·斯托克斯认为神经痛发作起来，其疼痛可以跟“超级过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梅毒学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写道，梅毒患者内脏疾病发作时，强壮的人也会变得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地啜泣。1944年，（根据约翰·杜兰的资料）希特勒曾经严重到痛得尖叫。



莫雷尔最初的治疗显然奏效。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真幸运能遇到莫雷尔，否则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尔发生什么事，那真是悲惨。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莫雷尔承诺在一年内治愈;六个月内湿疹不见了，肠胃痛也没了，但这表面上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希特勒付给莫雷尔相当于将领四倍的薪水，并且给他宽裕的研究经费。虽然当时的医生不赞成他激烈和非传统的疗法，但是莫雷尔常常成功。希特勒推荐朋友给他，包括墨索里尼和戈林。



莫雷尔49岁时担任希特勒的医生。他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军医。他在当船医时学习热带的民间疗法。他的多重药物疗法使他饱受其他医生的批评，并且被指责过分使用药物可能引起希特勒的许多症候。他的药物包括Mutaflor，是从保加利亚农夫的粪便中取得的细菌;Eupaverin，以罂粟制成的抗抽筋药物;马钱子包含有莨菪;以及从人类胎盘抽取提炼。希特勒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动参与莫雷尔的治疗。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没有写日记，在书信中也没有透露健康情况。1941年8月7日，莫雷尔开始每天记录元首的医疗状况，以蓝色铅笔写在小纸片上。这本日志详细记录希特勒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以及后期梅毒的症候，我们不禁怀疑莫雷尔留下记录，是想将来为他的非传统疗法辩白。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演出医学史上最大的掩饰？



莫雷尔开始写日志时，希特勒自诉晕眩、左边太阳穴有不舒服的感觉，耳鸣多日（这个症候已经多年）。莫雷尔以水蛭在太阳穴上放血，以缓和耳鸣。“希特勒坐在镜子前，兴致盎然地看着水蛭饥渴地吸着他的血。”这个月他也因发烧而颤抖、寒颤及呕吐。莫雷尔将这次发作称为脑炎──脑部组织发炎。第二次同样的发作是在12月。1942年3月，戈培尔有本笔记写道，希特勒告诉他正遭受“最强烈的头晕目眩”。莫雷尔指出的另一个重大的医疗事件发生在1942年7月，希特勒在文尼察（他在乌克兰的总部）：“脑部水肿、右眼视力受损、血压高（超过170毫米水银柱）。”他称之为“俄罗斯头痛”，指出这不像是脑炎。希特勒自诉右眼视力受损，左腿颤抖且无力。



此后三年，希特勒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旧疾复发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诉头两边有压力、失眠、更加头晕目眩、连续多日头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颤抖。说话有气无力，严重胃肠胀气，肠子紧缩，后颈部长脓和疖。莫雷尔以电热垫和湿敷布热敷他的胃和肝，在他房内装设氧气，送他到拉斯腾堡的野战医院照射头部X光，结果发现有发炎。他的脸部变得平板缺乏表情，皮肤呈现红色调。他变得冷淡、无动于衷，记忆力逐渐衰退，还出现黄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描述他很虚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摇摆。他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口水从嘴角流出。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弗里茨·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本书他写了15年，是目前有关希特勒最完整的医学分析，对于希特勒的一些谜提出“粗略的诊断”。这些诊断有多少符合梅毒发病的模式？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综合症，其病因尚未确定。……肠胃的诊断不确定。……肝脏的病理，发现非典型的症状，有三种诊断……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检查……很难作出满意的评估。耳鸣的病因通常很难确定，希特勒的耳鸣也一样……皮肤与眼睛和光敏感，也没有满意的解释。



希特勒可能有后期梅毒，因此可以从这个诊断重新探讨他的各种疾病。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有十几种症状符合梅毒学教科书所说的，因此很有可能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宣告后期梅毒的进展。



虽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这期间都有病痛，而且每种病痛分析起来皆与梅毒有关，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脏问题。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三个症候就是精神错乱、瘫痪和心脏病，尤其是大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死亡。斯托克斯定义心脏性梅毒为“到处存在、暗中为害、病情惨重”：对它要优先治疗，而且要持续许多年。“直到老师和教科书转向……对观察结果保持习惯性怀疑，并且敏锐分析和搜寻掩饰的病因，否则心脏和大动脉的梅毒说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临床医生往往在这方面惨遭滑铁卢，死后病理解剖才发现真正的死因。”



希特勒的医疗状况本身并没有指向心脏性梅毒。许多卓越的心脏专家检阅他的病历，以他的年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但是，莫雷尔以梅毒专家的观点每天观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观察，可以发现有些疾病模式和治疗不容忽视。



这日记提出充分的理由怀疑，莫雷尔以听诊器所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指标。斯托克斯和其他人发现，有下述状况的话，就疑似有心脏性梅毒：大动脉的第二心跳音*，有明显类似鼓膜发出的变调声音。斯托克斯发现心脏这种特殊的乐音，是大动脉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讯。他描述这种声音不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乐音。“有许多字可以描述这种乐音，像是轻拍一种阿拉伯鼓的空旷声，又像是德国的喇叭声。常用的词是‘Amphoric’，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tambour’。”其他梅毒学家也都同意此说。1932年，约瑟夫·穆尔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体检清单，以确定研究对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项迹象之一，就是“大动脉第二心跳音，有没有出现类似鼓膜发出的钟铃重音”。



斯托克斯警告说要非常仔细听，而且需要灵敏的技巧，才能检测出大动脉的早期梅毒。莫雷尔显然有那种敏锐的感觉和技巧，因为他一再发现希特勒的心脏有早期大动脉受损的特征。他在日志上记载：1941年8月7日──“脉搏正常，每分钟72下至76下，规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后──“心跳声有点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确定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作规律，声音清晰”;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脏声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强烈加重”。



战争结束之后，莫雷尔接受美国人审问，他很清楚说明希特勒的心脏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以听诊器可以听到大动脉有第二个重音，在右边胸骨旁边第二肋骨之间。”



在异样的第二个心跳音之后，大动脉梅毒损害的第二个指标，是斯托克斯所谓的“重大的心电图迹象”，就是出现负T波──大动脉梅毒患者85%有此异常现象。莫雷尔也相当注意希特勒的T波变动。他每个月至少做一次心电图，经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时候会自己要求做。他们一起到各地总部时，就偷偷带一台手提式机器。希士顿夫妇奇怪为何这些神秘的心电图做得“异常频繁”，结论是他们“爱管闲事，甚至很怪异”。他们也发现莫雷尔对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如此讳莫如深，甚至希特勒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这些检测。



莫雷尔发现希特勒的心电图T波为负。他将心电图交给专家卡尔·韦伯医生确认，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后是1943年5月，最后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只说是“外交部的绅士”。韦伯的1943年报告指出，心脏无疑退化，“鉴于ST明显降低，而T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为负。T1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实际上已经与底线重叠。”1944年，他发现心电图“T在所有三个导线都变平坦”，又说“情况恶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诧异”。



1940年代，治疗后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盐药物──碘化钾或碘化钠。1937年，斯托克斯写道：“最近德国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药的疗法来治疗梅毒，将各种碘化物记入文献内……许多药物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但是没有一种像碘化钾在治疗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价值。”“在治疗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价值，但却不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应该从一开始就用碘化物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状况，应该没有人会使用“神奇药物”胂凡钠明，但是为什么在多年后莫雷尔没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纳明（Salvarsan为其一种商标）对于梅毒心血管患者来说，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钠明更是毒性强烈。”治疗梅毒心血管疾病，“碘化物是极有效的，有时候在考虑使用水银或阿斯凡纳明之前应该单独使用。”



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药物，大多数不是经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志上经常出现。最常注射的物质是Septoid，和各种碘化盐的3%溶液：碘化钾。莫雷尔对Septoid的使用总是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及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有关：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当天稍后：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静脉注射10CC的20%葡萄糖溶液和10CC的Septoid……“血压高达170-180毫米水银柱!在静脉注射两次10CC的Septoid……血压156/110毫米水银柱，脉搏规律，没有症状。照样注射。静脉注射葡萄糖和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和10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他写信给韦伯，说他已经给“外交部的绅士”注射葡萄糖和碘化物，每天注射二到三次。

1941年秋天，莫雷尔开始注射毒毛旋花素，这是快速作用的强心剂。希士顿夫妇为此很困惑：“使用强心剂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明显的理由要让希特勒使用强心剂……莫雷尔说他给强心剂是因为卡尔·韦伯医生的心电图报告，但是根据当时或现在的标准做法，那些报告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斯托克斯与其他人则是建议，梅毒患者心脏问题不严重还可以走动的话，就可以长期使用粉状的强心剂。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患者大动脉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顺畅、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规则跳动）、消化不良、头晕、咳嗽、失眠、水肿、虚弱、心绞痛、声带麻痹、夜惊，以及声音嘶哑。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现过。虽然每个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状况造成的，但这模式明显说明是梅毒患者的心脏疾病。莫雷尔以Septoid下猛药治疗，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汉斯-卡尔·哈塞尔巴赫医生说他心脏衰弱。1941年7月，他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争吵，突然脸色发白，手抓心脏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召专家埃德温·吉辛来治疗他的耳朵，吉辛认为希特勒的声音嘶哑是因为声带肌肉（麻痹性痴呆造成）有点薄弱所致。



一旦心脏性梅毒的损害已经进展到可用听诊器听出来，那无论多么积极治疗，患者通常只剩下几年寿命。希特勒一直说他没剩下多少时间，这可能是事实。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到最后毫无道理地加速战争，或加速大屠杀超越他的军事计划，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个致命的动脉瘤随时可能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莫雷尔以匿名“患者A”所做的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呈阴性反应，其实是不相干的，这稍后再讨论;现在要注意的是，患心脏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会有阳性反应。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确认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阴性反应，”而且“单以一种诊断标准，如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很难准确鉴定，因此医生观察心血管疾病时往往没有发现梅毒。”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诉他好像隔着不透明的帷幕看东西。之前他觉得右眼有轻微的刺痛。莫雷尔介绍希特勒看眼科医生勒莱因（L歨lein）教授，勒莱因于1944年3月2日提出报告，发现右眼的玻璃体（视网膜和晶体之间的果冻状物质） 有浑浊且开始扩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没多久，勒莱因第二篇报告又显示，玻璃体有轻微的浑浊，功能不良，有残余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现斑点。他建议使用2%的黄色水银药膏。



吉辛观察到，希特勒的玻璃体呈现浑浊有八年之久──出现云雾是典型的梅毒症状。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齿并没有梅毒儿童特有的槽沟（哈钦森发现之后，称为哈钦森牙齿）。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后天梅毒。吉辛看希特勒的医疗报告时，发现眼睛有后期梅毒的症状，他认为是什么因素呢？



莫雷尔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会轻微颤抖。此后几年，左手和左腿开始明显颤抖。他的姿势变得弯腰驼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顿描述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右脚步伐虽然正常，但是有点摇摆，然后骨盆旋转向前，拖曳着左脚向右脚靠拢，左脚的脚趾贴着地。”希特勒说话困难，字迹开始变小。虽然这些都是后期梅毒的迹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两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并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认为应该将梅毒包括进去，这样的诊断比较完整。希士顿认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类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战争末期治疗希特勒的六位医生没有一个认为是帕金森氏症;事实上，其中五位医生（吉辛、莫雷尔、哈塞尔巴赫、勃兰特及希特勒最后的幕僚医生路德维希·史坦普菲格）都明确否定。希士顿向认识希特勒晚年的人说明帕金森氏症的颤抖，他们都说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颤抖。维尔纳·马泽尔强烈反对：“然而，评估莫雷尔的神经学方面的发现，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希士顿夫妇说他们欢迎其他有充分证据的诊断。那么，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条件呢？



1945年4月初，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舍伦贝格拜访他的友人马克斯·格里尼斯，格里尼斯是柏林查利特医院心理治疗的主任，也是SS卫队的医生，专门研究神经学。保加利亚的国王包瑞斯与希特勒见面之后不久就病危，格里尼斯特地飞去治疗他。格里尼斯从新闻影片的连续镜头判断希特勒得的是帕金森氏症，他将这意见告诉舍伦贝格。他们讨论送药物给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疗。舍伦贝格向希姆莱报告这一切，但希姆莱禁止讨论。1945年4月8日，莫雷尔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电疗。4月15日，他说希特勒的颤抖是“摇晃麻痹”的变种。他开始注射Homburg-680和Harmin，这两种都是提炼自可致人于死的茄属植物;由于这两种药物皆治疗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尔后来因此怀疑希特勒得的是这种疾病。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特征是偏执狂、狂妄自大、沮丧、狂躁、疯狂暴怒和突然的犯罪行为，由于希特勒的特性和战争的环境，这些症候不适用于希特勒身上。维森塔尔怀疑希特勒患上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执狂。雷德利希也认为是偏执狂：“偏执狂妄想是希特勒最显著的心理疾病情结，偏执狂患者相当多疑，认为别人要迫害他。”当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气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为妄想症，而是因为联军;屡次暗杀行动都失败，有几次差点炸死他，但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尔也计划谋杀希特勒，吉辛则考虑用高剂量药物。吉辛在日记中承认，当时他很想除掉这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的随身仆役打断了他的冲动。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失败，因为在希特勒和炸弹之间恰好有一张厚重的橡木桌。他认为这是他不败的迹象，觉得很高兴，证明上天保佑他。他说，如果就这样死了，倒也乐得解脱，不必整夜失眠忧虑，也不再有严重的神经病痛。



对于一个差几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么可能诊断他有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对于一个正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如何诊断他的沮丧？或是一个服用高剂量碘化钾，因为沮丧而经常停止服药的人，又如何诊断他？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经常流泪。1942年最后四五个月，希特勒经常兴高采烈，莫雷尔因此认为他是躁狂症压抑失调，这在诊断上和梅毒患者的狂躁和沮丧难以辨别，因此经常会误认。但是，希特勒这时候也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后几年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从他在后期的军事会议上可以看出来。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动非同寻常地突然缺乏判断力？施佩尔没有遵照他的命令“杀死所有的战俘”（他说这是病态的产物）;也没有人执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热、更残酷、已经扭曲的道德意识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气。他本来就经常对幕僚发脾气，到后来更常生气也更暴躁。他会咆哮几个小时，唾沫四溅，在地板上滚动。有些资料甚至说他咀嚼地毯。



从希特勒最后几年的行为，可以看见其他较细微的麻痹性痴呆迹象。略举数端如下：冲动（希士顿提到突然的决策带来可怕的后果）;注重细节（施佩尔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权，而是每个细节都要管，这导致严重的后果）;思考没有组织（1944年对军火工业代表演讲时，说话没有逻辑且不知所云）;短暂错误的看法（前一分钟坚决认为有一支新的军队，后一分钟就知道自己搞错了）;以及心智变得僵化重复（幕僚注意到他经常一再说同样的事情）。



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的心智：“（从1942年夏天）开始有僵化发呆的奇怪状态;冷漠易变，优柔寡断，显然无力处理重大的问题，面对问题又很固执;经常刻薄易怒。以前他总是以轻松的态度下决策，现在他必须绞尽脑汁思考。”



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一个人可能发疯多年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论及自己，还是说将来可能如此？隆美尔元帅对希特勒在经历最后的暗杀行动后的心智相当确定，他说：“这个病态的说谎者已经完全疯了!”



战争最后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十六英尺厚的混凝土和六英尺厚的泥土。嘈杂的抽风机所送的空气，都是他自己胃肠胀气以及莫雷尔恶心的体臭味。最后一年，除了幕僚、将领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见他。施佩尔这样描述他的衰弱：



现在他皱缩干枯像个老人，四肢颤抖，走路蹒跚，拖曳着步履。甚至声音也震颤，丧失以前的威严。说话语调含混支吾，完全没有力量。他经常像个老头子一样兴奋起来，声音开始破碎……他的脸色变成灰黄色，脸部肿胀;制服本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污斑，因为吃东西时手会颤抖……我经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也许这是每个人都会静静听他下令的原因，因为长久以来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继续调派已不存在的师团，或者命令以飞机运补，但是飞机因为缺乏汽油已经无法起飞。也许这就是大家没有说话的原因，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进入他的幻想世界。



那些负责打仗的将领，对于希特勒这位领导人心智如此涣散，感觉又是如何呢？从1943年春天起，就有许多次暗杀行动，但全失败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认为上天在保佑他。这其中有多少次暗杀行动，是因为相信希特勒得了后期梅毒随时可能发疯而致的？在1940年代，梅毒患者会精神错乱是众所皆知的事，那么有谁知道在地下碉堡里即将发生梅毒患者带来的大灾难，这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敌军、德国军方或德国人民听过这个传言，其对战争造成后果将是可怕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在权力中心流传，虽然是小心谨慎地讨论。多少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我们无从得知。目前我们认为，只有没收希特勒病历档案的威廉·弗里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莱与秘密档案



1942年底，莫雷尔和勃兰特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知道希特勒正逐渐陷入梅毒性痴呆，但是要如何处理这超级敏感的信息呢？他们一起签署一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曾经宣誓“我的忠诚就是我的荣誉”──这时候他们有过什么内心挣扎，害怕自己的生命难保吗？SS卫队头子希姆莱听说过传言：他的元首得了后期梅毒，可能会死，甚至更糟的是随时可能发狂。希姆莱将这个最高机密告诉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克斯滕于1956年出版记录他们谈话的日记。



克斯滕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他在参加芬兰人争取自由脱离俄国的战争后成为芬兰人。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国医生学习按摩，为希姆莱治疗肠痉挛之前，已经有许多皇家和贵族的客户。希姆莱有时候会因为肠痛而昏厥。崔若伯为克斯滕的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希姆莱的男按摩师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操控他的肠胃，也操控他的意识，让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无人情味、没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轻信的专横人物，向他忏悔自白。”



克斯滕的日记中，第一次重要的对话是在1942年12月12日。“这是我治疗希姆莱以来最刺激的一天，”克斯滕说：“他非常紧张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问他是什么事。他反问我：‘你能够治疗严重头痛、头晕目眩和失眠的人吗？’”克斯滕回答说可以，但是他必须先检查患者，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莱说，除非他先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无法透露此人是谁，于是克斯滕郑重其事发了誓。



希姆莱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夹，里面有蓝色手稿。“你看了就知道，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这26页的报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住院的病历，当时他因为英国毒气暂时眼盲接受治疗。报告指出在帕泽瓦尔克有某种症状和梅毒有关，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现（莫雷尔治疗希特勒整整一年），证明梅毒继续蹂躏希特勒。在1942年初，这些症候显示“毫无疑问地”希特勒有进行性瘫痪。“除了瞳孔固定和口齿不清之外，梅毒的每个症状都曾出现。”



克斯滕告诉希姆莱，他无法治疗心理疾病，并且询问希特勒目前治疗的情形。希姆莱回答说，莫雷尔医生为他注射，检查疾病的进展，让他有能力工作。当然，那时候认为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



希姆莱向克斯滕求助：“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国的元首，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间，只有在元首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力量;他不能舍弃我们。”希姆莱继续说：“我们必须尝试各种疗法让他继续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这样结束，他曾经有如此伟大的勋业……我一想到元首对我们的贡献，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没有办法挽救元首免于梅毒的蹂躏。现在来了个莫雷尔，宣称可以救治元首。我没什么好反对的，因为他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马上就恢复成以前惊人的睿智理性。”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应该到心理医院接受彻底的检查，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答应，况且如何能够保守秘密？如果外国的情报人员听到风声，敌方用无线电广播警告德国人民，可以想像其结果将是兵败如山倒。第一要务就是要赢得战争。希姆莱再次强调要保守秘密，并将文件放回保险箱。他探询道：“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克斯滕？”



下个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滕记录他与希姆莱关于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谈。希姆莱问克斯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希特勒，克斯滕建议采用瓦格纳-尧雷格疟疾疗法──这个治疗后期梅毒方法的开山祖曾经因此赢得诺贝尔奖──又说希特勒应该避免太操劳。克斯滕解释说，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产生幻觉以及夸大狂。生理上可能会“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和瘫痪”。克斯滕说，这疾病真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威胁。一道命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还是受到疾病影响的时候下达，希姆莱如何分辨呢？根据克斯滕回想所看的报告，希特勒于1918年在帕泽瓦尔克接受当时标准的治疗（可能是水银），那时他的症候已经消失。



克斯滕建议希姆莱采取行动，将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莱说他做不到，因为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势必引起争权夺利。此外，他如何证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为过度操劳造成的？这次谈话就在希姆莱闷闷不乐的沉思中结束，他会仔细观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1943年2月4日，负责SS卫队禁卫军总部的柏格将军问克斯滕关于国外谣传希特勒有梅毒和进行性瘫痪之事。克斯滕承认好像听过这种传闻。柏格认为希特勒受到毒气伤害，可能引发先天性梅毒。克斯滕说，最好不要讨论此事，这是很危险的话题。柏格赞同说：“我们会闭上嘴，好像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克斯滕再一次不顾保密的承诺，问希姆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档案。鲁道夫“吓得脸色发白。‘天啊!’他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险。你是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最重大的机密!’”



鲁道夫猜测，只有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尔曼·戈林也知道。克斯滕问他是谁写的报告，鲁道夫说他不能讲，但他透露：是“非常负责的人，他的忠贞不容怀疑”，他觉得有责任告知希姆莱。这个人最近与他在战场上的总部有过长谈。克斯滕也问希姆莱知道此事多久，鲁道夫说，他一直知道有此传言，但是拒绝承认，直到这份报告出现。现在他不再怀疑此事。



大卫·欧文排除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以及黑色档案，他说：“根据这赝造的资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现梅毒性瘫痪是在1937年，1942年复发。在他所写的《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这本书中所做的血液检测，则是完全否定这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说：“从来没有克斯滕所说的‘黑色档案’，也没有进行性瘫痪。”但是，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血液检测并非是决定性的。何况，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怎么可能知道希姆莱保险箱中的这大逆不道的秘密报告？欧文在《希特勒的战争》的序言中，说克斯滕杜撰事实，并且以26页病历档案为证，证明莫雷尔的日志是伪造的。如果莫雷尔的日志是秘密梅毒患者的医疗记录，克斯滕的文件在与之对照之后才能被证实。更重要的是，克斯滕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医院的治疗，以及目前的健康状况，除非他看过秘密报告，否则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没有得梅毒，那么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就是无聊的虚构。不过，莫雷尔的日志被认为是梅毒进展的记录，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其实也很合理，它显示喜好争权夺利的希姆莱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随时可能病情恶化，试探发生意外的机会。如果希姆莱紧张地等待，纳粹核心里还有谁也在等待呢？那些流传多年，说希特勒已经发疯的传言，有多少是认为希特勒因为梅毒而精神错乱？



不管克斯滕为何出版日记，报告的签名者才更令人吃惊，他却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阿希姆·贝斯根后来发现签名者，他的书《沉默的命令》详细探索克斯滕出版的资料。贝斯根经克斯滕遗孀的同意，详细阅读日记原本。他摘录克斯滕与希姆莱有关黑色档案的对话，大部分和克斯滕的回忆录相符，但是加上：



“报告有勃兰特医生和莫雷尔医生的签名。”



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贝斯根放在书中最后一段，它证明这两位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勃兰特和莫雷尔冒着生命危险，在斯大林格勒之役开始时，告诉大权在握的SS卫队头子，说希特勒因梅毒随时可能死亡或发疯。只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知道希特勒的详细病情，为什么克斯滕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们？他基于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们泄漏秘密的病情？虽然莫雷尔设法让希特勒保持正常，但是联合签名暗示勃兰特协助他，他们显然都觉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莱，控制好内部的安全，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状况。



莫雷尔与勃兰特并不亲近。莫雷尔取代勃兰特，成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负责人。勃兰特于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跟着他飞去会见墨索里尼。他与莫雷尔勉强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将他开除，因为他抱怨莫雷尔所开的药丸含有马钱子碱。这事件的起因是吉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盘中有六颗黑色药丸，而从莫雷尔的“寇斯特药丸”研究可知马钱子碱是其成分。希特勒当时黄疸病初愈，勃兰特要求莫雷尔将他纳入医疗计划中。莫雷尔记录如下：



与勃兰特交谈。他说：“如果你说你只是按照命令，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希姆莱会对你比其他人好？现在许多人被处以绞刑，必须非常冷静判断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么差错，你能想像接下来会如何？别人不会要求哈塞尔巴赫负责，但是你要负责，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从现在开始最好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人告知希姆莱有关希特勒进行性瘫痪的事情，希姆莱在危机发生时是否支持勃兰特和莫雷尔，这问题就有不同的意义。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兰特并且判处死刑，因为他为了安全将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国人地区。希特勒自杀后几天，施佩尔和勃兰特获释，但不久美国人又将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医生都被解散，只剩下莫雷尔单独负责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莱监督他的工作。从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莱命自己的医生史坦普菲格进入地下碉堡加入医疗团队。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莱指派的，肯定会告诉他有关梅毒的问题，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认为希姆莱知道吗？



战后，希特勒的“元首医生”们被俘，他们在军事情报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写希特勒的病历，勃兰特和莫雷尔关在同一间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联合审问报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医生认为”，勃兰特、吉辛与哈塞尔巴赫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记忆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没有瘫痪。胃病显然一开始就很严重。哈塞尔巴赫写道，希特勒喜爱寻欢作乐。除了勃兰特，说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说希特勒心理正常。而这个勃兰特却是先被希特勒赶走关押，后来又被盟军绞死的一个人物，这时点常常遭到人们忽略。医生们的描述相对于战争末期莫雷尔的日记和施佩尔的描述，差异很大。美国人提的问题似乎更无法想像，只要他们描述希特勒身体的各部位，如他身上有什么小伤疤、如何分他的头发，却没问病理学上较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没怀疑希特勒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也可能他们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自杀身亡，还想办法逮捕他呢。



后人认为，这些元首医生在囚禁中等待发落的时候，可能迎合美国人的需要，以编造这些假资料为乐。莫雷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塔妮亚·朗，说他从来没有给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获释，住在巴伐利亚，死于1948年。勃兰特于1948年6月2日在兰兹贝格监狱被执行死刑，因为他参与了希特勒安乐死的计划。



关于希姆莱的黑色档案还有两个问题。如果莫雷尔与勃兰特在文件上签名，显示希特勒正处在第三期梅毒，那么当希特勒被英国毒气弄瞎了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帕泽瓦尔克的文件有什么证据可证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个忠贞不二的人跟希姆莱在野战总部秘密会面？第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1918年的帕泽瓦尔克医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内，与几名同胞被英国毒气侵袭而暂时失明。一名不太严重的人带着他们逃离，像瞎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布鲁塞尔的野战医院。希特勒被独自送回德国，住进帕泽瓦尔克医院。他的眼睑痉挛，眼皮肿胀无法睁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想这次意外：



10月13日晚上（正确时间是1918年10月15日），在叶普斯之役前英国以毒气攻击南边前线;他们使用黄十字毒气，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当天晚上我自己也亲身体验到。在威委克南边山上，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几个小时的连珠炮火和毒气弹，相当猛烈且持续整个晚上。午夜时，许多人昏倒，我们有些同胞就永远死了。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痛苦，每隔15分钟就更加痛苦。早上7点，我眼火在烧，只能蹒跚踉跄而行;带着我最后的战争报告。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变得像灼热的煤炭;黑暗逐渐包围了我。



希特勒恢复视力，但是当休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再次失去视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着蹒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将燃烧的头埋入毯子和枕头中。”此后多年，他一再说起这个故事，在他第二次恢复视力之后，有个超自然的愿景激励他成为德国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从帕泽瓦尔克医院出院，回到军中。后来在叛变审判中，他说只能阅读报纸上最大的标题，很怕失去阅读书籍的能力。



鲁道夫·宾尼恩在阅读《见证人》一书时，怀疑作者犹太医生恩斯特·魏斯可能参考过真正的文件，所以才能写出这么详实的故事，并且真有一位精神病医师在P为“AH”治疗。宾尼恩最后研究发现这位医生是埃德蒙·福斯特，又发现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长的戏剧性故事。



1933年，福斯特带着希特勒的记录到巴塞尔，然后去巴黎，为了安全起见他给德国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其中有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国之后，被格拉夫瓦尔德的医学院解聘，然后校方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审问他十三天。此后，福斯特这位见证人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杀。宾尼恩访问福斯特的长子，他回想父亲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医疗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讯，巴黎的德国新闻记者也觉得这消息太危险而没有刊载。



魏斯以小说形式透露这医疗秘密，他的小说在他自杀之后幸存下来。1963年，在遗失多年之后，它终于在德国以《见证人》出版。1977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发行英文版，宾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叙述者。同时，魏斯和福斯特一样，于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开枪自杀，这时德军已占领巴黎。托马斯·曼与诺莉诺·罗斯福已经为他取得美国移民签证和机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说中，见证人被指派到P医院，在那里他治疗在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如紧张不安、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其中有一位患者AH，身体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兴奋、喜欢狂热煽动，需要训导惩戒。他的眼睛因为毒气手榴弹而“像灼热的煤炭”。魏斯这里是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动他们仇视犹太人，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见证人对自己施展催眠术，并且引导他自己有意愿去看见，然后让他能够入睡，结果奏效。“我扮演命运之神，让这失明的人恢复视力。”AH掌权之后，向千万群众施展催眠术，告诉沮丧消沉的德国人，在神奇的治疗下德国也能够恢复国威。见证人将他的病历保存起来，并且埋在沼泽里。



魏斯的叙述者怀疑AH的种族仇恨可能是因为情欲经验造成的，后来感染梅毒，认为未来要禁止与那些血液受到污染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位失明者仇恨犹太人，而这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治疗好他的失明，暂时使他不再失眠，但是无法使他一秒钟不仇恨犹太人。他可能是在维也纳生活困顿时，被某位犹太女人所害？他是自愿守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德国血统的女人？这让他很痛苦，使他无法入眠，使他无法爱人，无法满足，也使得他拥有狂热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这刺所刺伤，因此他以狂暴的拳头反击？



一位穿着党制服的人要求与见证人说话。他要求交出有关AH的文件，见证人拒绝了，然后将文件从沼泽里拿出来，放进防火的保险箱。但是这文件在屋子里，让他很担心。他以一般邮件寄给自己，收件地址在很远的邮局，这样可以保存三个月。最后他决定将文件藏在瑞士，开车到巴塞尔，在联邦中央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诱回来遭到逮捕，严刑逼问十三天，差点被打死。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给他们，要撑到底!”



见证人获准离开，与妻子重聚。他打开保管箱一看，空无一物;他白白忍受那些折磨。妻子为了让他获释，在他们朋友赫尔穆特的怂恿下，交出了文件。不过，即使盖世太保现在有AH患者的医疗记录，他们还是没有医疗秘密。



见证人描述这状况：有一天，他（赫尔穆特）开始谈起这件事情，说还有附带的证明。他为了营救我，将这文件交出去。他是将我放在保管箱的笔记文件都交给秘密警察，但是他们并不满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见了，就是有关他与女人关系的部分。在P和他交谈许久，我已经知道许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我知道详情，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我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下，只有我才看得懂。



见证人，也就是福斯特，有关AH与女人关系的医疗秘密，到底是什么？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的序言中，表达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杀及恶魔本质背后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说：“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泽瓦尔克的催眠师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藏在一个保管箱中。”这个遗失的关键一环可以解释希特勒，罗森伯姆对此很痛苦，他说：“有个东西遗失了……就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想像，就在瑞士银行的保管箱里妥善保存着。这并非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是我们无法取得。不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恐惧，而是要探索难以理解的罪恶”──他说，这不是寻找圣杯，但却是为了解释希特勒。



另一方面，美国精神病法医学家大卫·波斯特在对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早年病史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经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大卫·波斯特认为，正是早年的催眠术治疗使希特勒果真以为自己是具有“超凡力量的人”，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自以为是超人的魔鬼。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路易斯根据这种理论撰写的新书《创造希特勒的人》日前已在美国出版。大卫·波斯特博士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法医学家，他对希特勒早年病史的研究已有10多年的历史了。波斯特博士认为，正是一名德国精神病医生早年对希特勒的催眠术治疗无意中激发了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从而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纳粹魔鬼”。



根据多年的研究，波斯特发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身为德国下士的希特勒遭遇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在德国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奥地利籍的神经科医师卡尔·克罗诺医生当时正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之一，二战结束后克罗诺曾接受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向美国情报机构回忆了1918年时青年希特勒的治病史，波斯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克罗诺医生的十多页纸回忆录。克罗诺医生在回忆录中称，1918年10月，29岁的德国下士希特勒在比利时前线的一场战役中遭受了芥子气攻击，他的双目暂时失明，被带到了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希特勒的双目在治疗中渐渐恢复了视力，但是在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后，希特勒又开始抱怨自己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克罗诺医生回忆称，当时医院中一个资深精神病专家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断定，希特勒眼睛的再次失明是典型的妄想症癔病，福斯特尔医生在11月为希特勒进行了有效的催眠治疗。从那以后，有关希特勒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病历和医疗历史就成了一团迷雾，当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这名纳粹元首命令手下销毁了他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所有病历记录。而当年为他治病的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则以“试图向国外媒体分析元首的精神状态”的罪名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关押审讯13天后死于监狱中，一说是被害死，另一说是他死于自杀。而这个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正是一个犹太人。



波斯特称，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是更加全面的问题，而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波斯特在美国《法医学》杂志上写道：“我认为有足够清楚和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年轻时代曾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然而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以为自己是超人的魔鬼。”波斯特称，正是从帕斯沃克镇医院康复出来后，希特勒开始下定决心参与德国政治，并于1933年踏上了德国政坛的顶峰。



1942年，交给希姆莱的帕泽瓦尔克报告，里面的秘密就是梅毒。见证人在巴塞尔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吗？希姆莱黑色档案中有一部分是莫雷尔和勃兰特所写的报告，是关于希特勒目前的医疗状况，其他部分则是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患有梅毒的症状。帕泽瓦尔克的病历报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莱的手中？如果一开始似乎不可能追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帕泽瓦尔克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位无名士兵的治疗记录，尤其是希特勒已经下令弗里克没收销毁这些资料，那么1942年希姆莱重新得到这份资料，显然有许多可能性。事实上，可能是医疗记录资料就有许多份（而且各有许多副本），如福斯特的病历记录、医院病历摘要、希特勒治愈后出院发给军方的报告。福斯特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两份副本给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一份给魏斯。当然，依照小说的记载，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尔的保管箱里。



盖世太保多年来夺取这些记录，问题是盖世太保中谁负责此事，希特勒的领导层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而元首有梅毒的报告在SS卫队高层又会引起多少不安。谁能够信任呢？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秘密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记录，海德里希于1942年被暗杀，这些资料就转交给希姆莱。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希姆莱在收到黑色档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资料，那么他请勃兰特和莫雷尔撰写意见报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馆政变审判的记录，包含帕泽瓦尔克报告的副本。根据宾尼恩所说，威廉·赫格纳从政变时起就是希特勒的政敌，他从政变审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文件，直到1933年该文件才被盖世太保夺走。戈林当时主管盖世太保，但是赫格纳的副本被夺走时，巴伐利亚的警察归希姆莱管辖。根据宾尼恩所言，福斯特拥有的病历正本由威廉·卡纳里斯（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头子）与希姆莱本人保管。显然布雷多将军也有一份，他于1934年在“长刀之夜”被枪杀。简言之，希特勒的帕泽瓦尔克医疗记录有许多副本，如果最后连一份都没有传到希姆莱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莱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第三个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莱已经有希特勒的医疗记录，他可能直接找勃兰特和莫雷尔随时掌握希特勒的近况。但是克斯滕所看的报告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的签名，他还问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谁是那“忠诚度没有问题的人”。当时谁会有帕泽瓦尔克文件，可以接触勃兰特和莫雷尔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负责、正直，能够将消息告诉希姆莱？



希特勒的随员中三位有希特勒过去的健康记录，他们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威廉·卡纳里斯、威廉·弗里克。海德里希已经被暗杀，他的档案都移交给希姆莱，所以先排除。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前国防军情报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泽瓦尔克的记录。卡纳里斯在1942年经常与希姆莱会面，是对抗希特勒的关键人物，也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莱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状况。希姆莱没有怀疑卡纳里斯自己的密谋，还告诉卡纳里斯他知道有个叛变计划。1943年，德国一位重要的间谍在土耳其变节叛逃联军，此事和卡纳里斯有关，希特勒大发雷霆将卡纳里斯撤职。卡纳里斯涉及军队许多暗杀和叛变的计划，他向英国透露许多战略上的秘密。1943年3月，他飞往斯摩棱斯克协助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但他在密谋前在家里被逮捕。纽伦堡大审时，发现卡纳里斯在占领俄国时曾经阻止种族灭绝屠杀。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里克，他从1933年1月起担任希特勒的内政部长，是希姆莱高层的信使，忠诚度没有问题。弗里克一开始就跟着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中与施特赖歇夫还有其他人一起被捕，当时被控以通敌。最初是弗里克与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莱掌权的，希特勒三次没收健康记录：斯皮托夫的记录、赫格纳的记录以及帕泽瓦尔克文件，都跟他有关。希特勒心智逐渐失常，弗里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说希特勒正在带领国家走向毁灭，弗里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精神错乱。”这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意见。



欧文在1983年出版《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一书，他提议“消灭”关于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话，因为莫雷尔在1940年以“患者A”送交实验室做血液检测，其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欧文此说太过轻率。梅毒学的教科书警告说，不要被不正确的血液检测误导。斯托克斯写道：“患者可能经瓦色尔曼检测多年来都是阴性反应，结果还是死于梅毒。”尤其是晚期、热疗与局部治疗的病例。他引证许多研究：后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有个研究和希特勒有关，特别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奥诊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尔曼检测是阴性的。这群患者有个共同的后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肠胃痛。1936年，合作临床小组发现，患者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只有52%会出现瓦色尔曼阳性反应。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只有在感染初期，伤口充满螺旋体的短暂时间内才会接近百分之百准确。希特勒感染已经30年后才做瓦色尔曼检测，其间有许多机会接受治疗。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设计人质疑使用瓦色尔曼检测法来筛选实验对象，因为他们预估有25%的患者会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即使这些患者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没有接受过治疗。希士顿夫妇甚至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以前感染过，而且梅毒在当时无法治愈，以前感染过就表示持续感染。



瓦色尔曼阴性反应被认为是铁证，一直被用来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线索：否定维也纳妓女事件，认为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从来没被诊断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从来没有为他治疗过梅毒。



欧文又说：“从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从来没有得过梅毒。”但是，尿液分析不适用于诊断梅毒。许多传记作家与医学作家因为错误的梅毒检测，没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战最后几年，因为第三期梅毒的连续摧残，无论生理或心理都已经颓败不堪。欧文很乐观地认为，他出版莫雷尔日记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经过就完整无缺了。”



血液检测并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结果是阳性反应，希特勒和莫雷尔也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他们要掩盖梅毒快速进展的事实，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患者A”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样本。也许“患者A”与他的私人医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饰秘密。



埃恩·科萧发现，虽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只有少数是“完整的严肃学术性传记”。而这些严肃的学术传记的作者中只有艾伦·布洛克考虑到梅毒，在1953年的传记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汉夫施滕格尔的评论，但说这是传言而非第一手资料。布洛克写道：“例如，根据报告，普希一再说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感染梅毒。这可能是恶意的谣言，但不只一位医学专家暗示，希特勒后来的症候，无论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因此这个说法很值得参考。不过，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医学报告出现，否则这还是未定之论。”布洛克的结论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认为身心失调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设的希特勒医疗报告，其实曾经存在，至少是以暗语在莫雷尔的报告中写出，战争末期由一名德国军官拿去掩埋。1959年这些文件被发现，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处制作成微缩胶片，希士顿使用这些胶片，作为他们写作《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主要资料来源。四年后，欧文编辑莫雷尔的日记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尔资料──这些资料“意外地”于1981年出现在国家档案中。



希士顿是精神病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状况，认为希特勒有滥用安非他命的迹象。施佩尔为希士顿夫妇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也同意说：“我写了几百页对希特勒的长期观察，以及我做为他亲密伙伴的经验。关于他个性的改变，颇符合希士顿夫妇的研究结果。”



希士顿夫妇指出，希姆莱在1937年的纪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希姆莱：‘神经性梅毒的迹象。’来自克斯滕的回忆录。”他们发现：“梅毒的症状千变万化，善于模仿其他疾病。”但是，他们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没有痴呆现象，尤其是没有丧失记忆力。“神经性梅毒不可避免会造成痴呆，这通常是第一个症候，如果不是第一个，在几个月之内也会出现。第二，梅毒会出现特殊的眼睛症状，不过勒莱因医生详细检查没有发现不正常。”但是，神经性梅毒的个性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完全麻痹性痴呆出现痴呆现象可能要经过许多年。问题是希特勒还没出现麻痹性痴呆或痴呆就死了。许多资料显示，希特勒神奇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勒莱因没有发现瞳孔固定和不规则，他却发现眼睛有其他症状。



希士顿夫妇写道：“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肠胃、神经系统和心血管，这三个器官系统有重大疾病。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显然他病得很严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些疾病的性质，或是对历史可能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他们从莫雷尔的报告以及访问过去认识希特勒的人，觉得现在累积了相当足够的证据。虽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后来的症状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所致，但也正确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于当时梅毒无药可治，早期感染意味着将继续感染。他们描述希特勒疾病的发展，所用的言语暗示患有梅毒：“从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杀，希特勒出现已知的迹象、症候和对行为可预期的影响，因为脑部机能疾病而出现间歇性失能。”



弗里茨·雷德利希在脚注中将传记作者的意见做个摘要，统计出只有少数的书籍与文章讨论到希特勒的病历。每个人都很快若无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东·诺伊迈尔写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伯特·爱德华·帕克的结论是：“莫雷尔的日记中没有出现痴呆现象，血清检测又是阴性反应，这些证据足以否定希特勒患有这种疾病的可能性。”



有个人认为希特勒是患脑梅毒，他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历山大·金姆（Alexander Kimel），他曾在网站上张贴这个消息。金姆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于1908年不见踪迹，却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兹，1908年2月他离家到维也纳（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月，他穿着黑色外套，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兹的朋友，也是在维也纳的室友，他与古斯特观赏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他就看了三十几遍。然后他失踪，一句话也没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次出现时，整个人已经变了。1909年圣诞节，以科萧的话来形容，他又瘦又脏，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极”，与“社会底层的妓女、酒鬼、穷困无望的人一起鬼混”。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是目前关于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写道：“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很少用这个词），希特勒并没有全身性瘫痪，这是严重的梅毒转变疾病，病征与症状很容易诊断出来，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为，独特且容易辨认的精神病症候（如瞳孔对于光线的反应不规则），严重的口齿不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血清与脊髓液做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雷德利希说得没错：“希特勒没有麻痹性痴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出现梅毒的警讯阶段。”



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没有证据足以否认。然而，他的生活显然可以看出是梅毒患者发展的模式，这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重新探索档案。如果说希特勒在1908年经由性交感染一种他认为是源自犹太人的疾病，这让他从少年时就遭人排斥，而这事不断蹂躏他的身心，那么又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不仅希特勒可能是一个梅毒患者，希特勒的精神偶像尼采和希特勒的政治偶像列宁，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梅毒患者。据说梅毒折磨病人，并可使其病人达到狂热的状态，让他们在垂死的病痛中焕发出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纽伦堡大审判》记载落在盟军监狱里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表现，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对里宾特洛甫的探访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时，他目光闪烁，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说：‘嗯，也许这种力量在银幕上表现不出来。’接着里宾特洛甫眼睛中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颤抖着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坐牢受审，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进这间屋子，并下达什么命令，我会不顾任何后果立刻去执行。’”这就是“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2005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这一可能的诊断：研究显示同志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被感染了这一性病。在红色政权建立不久，梅毒就开始在他的健康中占了上风，并终于在1924年要了他的命。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53岁死掉的列宁是在与一系列古怪病症的作战后死去的，其死因有不同说法，包括脑瘀血、中风、梅毒、精疲力尽或脑动脉硬化等。梅毒诊断的困难在于其症状与其它疾病有共同之处，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 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 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到十几年后的晚期, 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心血管损伤可能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直到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 梅毒一直是不治之症。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作的大量文件，被认为是“与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相吻合”的表现。列宁的病症极像梅毒症状：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被偶尔的抽风、剧烈头疼、恶心、失眠和局部麻痹折磨。他曾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



这些以色列研究人员5年的研究充分说明，个人的腐败足可败坏历史的进程。1924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与世长辞，年仅53岁。如果列宁没有梅毒，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斯大林暴政。



列宁所患的梅毒导致了他晚年的脑损伤和临终前两年的痴呆症状。Eliezer Witztum博士说，“我仔细阅读了列宁在最后三年病情逐渐恶化的所有相关材料，其中描述的病症与官方公布的动脉硬化根本不符合。”对于梅毒的诊断，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时经常被误诊为其它带有脑紊乱现象的病症，但是记录显示，当时前苏联医生给列宁用了阿斯凡纳名，这种含有砒霜的药物只用来治疗梅毒，这说明，医生们很清楚列宁的病情。“我的同事Vladimir Lerner曾经是莫斯科Ben-Gurion大学的教授，当时他与列宁首席医师的儿子共事，他的儿子向Lerner确证，许多尸解记录均表明，列宁确信无疑死于梅毒。”



列宁的遗体仍然陈列在莫斯科供人瞻仰，他的脑组织可以提供最后的证据，但是俄国政府或许永远也不允许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组织标本的检验。“他们不会让任何人这样做，假如我说乔治·华盛顿死于梅毒，美国政府会让我们对他的脑组织进行DNA检测吗？”列宁1924年去世，享年53岁。三位以色列医师为他做身后诊断，推定他死于神经梅毒，使用资料包括1991年苏联崩解后开放的相关文件、验尸报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具结永远缄默的医师回忆。克里姆林宫维持至今的列宁死因是脑血管硬化，但治过列宁以及验尸在场总共27名医师里，只有八人在最后验尸报告上签字，其中一人后来对儿子透露，验尸报告有八个版本，所载死因各个不同，其中一个是梅毒。



三位以色列专家抽丝剥茧，梅毒的决定性证据有四。而列宁死前的精神性格状态与梅毒损害大脑的过程吻合，则是有力佐证。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逐渐不耐噪音，脾气日渐暴躁，有时尽失自制，对事物过度敏感，连音乐或小提琴的声音都不能忍受，这就是梅毒侵害神经系统的初徵。



新的研究表明，希特勒的先行者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比希特勒还要过分：伟大的革命导师竟然是死于一名巴黎妓女传染给他的梅毒，而希特勒尽管声名狼藉，毕竟是自杀身死，而不是梅毒逝世的。



海伦·拉巴波特是备受尊敬的俄国历史专家，是包括作家协会及剑桥作家社团在内的许多组织的成员，她说书籍，论文及杂志对列宁晚年的描述表明，列宁患有性传播疾病，并最终要了他的命。她说列宁的许多病症均表明他得了梅毒，许多苏联高层人士也这样认为，但苏联官方禁止他们公开谈论并以死威胁，因为公开此事会让苏联共产党尴尬。所以官方文件仅仅记录说：列宁死于1918年三次中风及一次暗杀未遂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



拉巴波特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著名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写的一份报告，巴甫洛夫因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而闻名，他称“革命的成功是由一个脑子患有梅毒的疯子取得的”。然而，苏联禁止公开批评列宁，以身试法者经常被杀害，巴甫洛夫之所以能免于被害是因为列宁赐予他豁免权，以利用巴甫洛夫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共产主义的先锋，领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一部分。他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苏联，成为苏联第一位政府领袖，并仍是20世纪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死于1924年一月，享年53岁。最后两年他三次中风，最后已瘫痪在床，失去语言能力。苏联将列宁的死归于三次中风，着力掩盖列宁晚期古怪，狂躁的行为及发怒还有早逝的原因。



拉巴波特说，证据表明列宁可能1902年在巴黎从一个妓女身上感染了梅毒。她将这一观点写在了新书《反叛者：流放中的列宁》中。她说：“在许多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及科学家中，列宁死于梅毒是未公开的事实。但苏联迫使他们签订数十年的保持缄默协定。”“但在所有的证据中，巴甫洛夫教授的断言最有说服力。”拉巴波特说巴甫洛夫教授的证据是1928年，巴甫洛夫与一名医生米凯尔·泽诺乌在巴黎的讨论会上，这次讨论会有文献记载。文献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她说：“巴甫洛夫知道，列宁死后的1924年，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被召来会诊列宁的大脑，他们均认为列宁死于梅毒，这已是他们内部公开的秘密，当然，没人公开此事，苏联官方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



列宁并非第一位死于梅毒的领导人，其他有文献记载的患有梅毒的领导人包括亨利三世，伊凡雷帝，阿道夫·希特勒及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美洲的梅毒培养了这么多的暴君，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欧洲的病毒几乎灭绝了美洲的印第安人。



梅毒使得希特勒深受眩晕症和胃肠胀气之苦，胃痛和胸腔痛不时发生，颈部常年有疖子，手足患有麻痹性震颤，因此他每日要服用60多粒各种药丸。不过，梅毒也使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他久病成医，他关心起臣民的健康了。



希特勒曾采取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意识的措施。他亲自提议建立了全国癌症病人注册治疗制度，这是此类病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而当时在其他国家，癌症远远未被认识到是一种日益严重的与工业化有关的绝症危害。希特勒通过立法规定，农药中凡是含有砷这种致癌物质的一律禁止生产使用。吸烟能导致肺癌，希特勒又提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以政府名义干预此事。



希特勒的革新观念还体现在饮食科学上，他主张食品要少糖、低脂，少吃肉类和罐头。他又通过立法规定，大德意志帝国的主食也即面包，在制作时必须加大全麦面粉的比例，增加人们对纤维素的摄取量，总之就是反对吃得过精过细。希特勒基本上是个以蔬菜为主的素食者，所以其忠实走卒希姆莱不光效仿，还更进一步开发私家菜园，只吃纯天然食品。到了1941年时，德国已在所有学校中宣传吸烟的害处，并且在60个城市全面实现了公共场所禁烟。一年之后，也即希特勒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希特勒居然还有空关怀海洋鲸类的生存问题。他曾就此说道：“鲸脂消费的增加势必使得鲸类的数量降低，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挽救。”当时，到哪儿还能找到这么一位关心地球生态环境的友善人士呢？



这么一位“思想超前”的绿色人物，还倡导了一场防范核辐射污染的运动。另外，希特勒在杰纳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尼古丁危害的科研院所，并动用国家经费和设施，首创基因遗传学的起步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许多年里，一些国家还对其大力挞伐，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唯心论命题”，并将其列为研究的禁区。而人类对核辐射污染的防范，直到20世纪末才被重视。



希特勒这个酷爱犬类和金发儿童的“爱心人士”，何以又掀起一场浩大的犹太种族灭绝运动并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呢？他的那些极具有前瞻性的富于人道精神的观念，怎么又会与中世纪那些残忍的行为携手而行呢？通过研究希特勒这一个案，有关人士得出的结论是：这位从1933年起就成为“德国新主人”的历史罪人，完全能够同时具有以上这些显然对立的精神特征。希特勒确实具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梅毒病症在天才人物里并不罕见。据《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以下症状就很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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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潜伏在其他疾病背后，所造成的症状又如何呢？贝多芬的病历包括：严重的肠胃痛（痛得要死的腹绞痛）、可怕的头痛（他拔掉几颗牙齿，希望能够缓和头痛）、有只手指的指甲受感染必须动手术、下颚长脓疮动手术、风湿病引起肺部严重发炎（1815年，此后他就没有完全恢复健康）、风湿病痛经常复发中有一次“可怕的风湿发作”、“胸部因为痛风引起关节炎”、黄疸病、食道和鼻子流血、眼睛痛了五个月（复发过一次）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戴上眼罩，以及心脏衰竭。他经常心律不整，还将此编写入音乐（钢琴奏鸣曲，作品81a，《告别》），晚年时脸抽搐。这还只是部分症状，安东·诺伊迈尔（Anton Neumayr）含蓄地写道：“贝多芬晚年很可能有忧郁症。”



梅毒中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虹膜和眼睑内层的粘膜一再发炎。贝多芬为纪念鲁道夫大公谱成《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他写给申德勒（Schindler）的信上说：“晚上我必须盖住眼睛，我应该好好照顾双眼，史麦塔纳（Smetana）写信给我，叫我不应该写这么多笔记。”诺伊迈尔发现眼睛的状况“几乎可确定是虹膜周围发炎，包括虹膜和结膜（联结眼睑和盖住眼球的细致粘膜）”。



贝多芬自诉许多症状也许只是健康不佳。不过，发高烧然后长期生病，包括风湿病、关节炎、痛风、眼睛发炎、头痛、胃痛以及其他症状，不禁令人怀疑是梅毒引起的。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他不太相信医生，说他们是“医界之驴”（至少15次）。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21年11月12日）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到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



他跟魏吉勒说，耳聋就像鬼一样纠缠着他；想像他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和悲哀。但是他经历心境转变，快乐和沮丧轮流交替：“运用和展现我的艺术，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我要掌握生活，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被击倒。──啊！生命是如此美丽，我要再活一千次。”



1801年7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卡尔·阿门达（Karl Amenda）说：“告诉你，我最有价值的财产，也就是我的听觉，已经严重损毁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发觉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变得更糟。我们必须等待，看看是否听力可以恢复……我所说的请你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802年10月6日，贝多芬到维也纳郊外一个村庄，写下自杀遗书给弟弟（但是没有寄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将他的失望归咎于失去听觉：“你们认为我是坏心肠、顽固或不愿与人来往的人，其实你们都错怪了我。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我从小内心和灵魂充满善良，也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想到这六年来，我遭受到无望的折磨，那些无情的医生使我病情更严重，年复一年，骗我说有改善的希望，最后被迫面对持续不断的疾病（治疗需要多年，也许根本不可能治好）。虽然我天生热情主动，甚至对社会上各种活动都很有兴趣。但我很快就被迫自我退缩，孤独过活。有时候我想要忘记所有一切，但是突然警觉到我失去听觉，这让我备感哀伤……有人站在我身边，他能听到远处的笛声，但我却听不到，或是有人听到牧羊人在唱歌，而我还是听不到，这是多么羞辱的事情。这种事情几乎令我感到绝望；再绝望下去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我的艺术能让我活下去。啊！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世界，除非我能带走内心的一切。所以我苟延残喘活下去，对于一个敏感的身体，这样真是痛苦。我的身体可能突然之间从最好的状态变成非常差……如果我在坟墓里还能帮助你们，应该会很高兴──所以就这样吧。──我满怀喜悦奔向死亡。”



四天后，他写了一封遗书，痛苦地告别家人，放弃治疗的希望，期盼纯粹喜悦的一天；他的内心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喜悦。



……



贝多芬晚年，经常有人看到他在维也纳大街上疯狂跺脚，头发飞扬，边走边哭，或是哼着走调的曲子，似乎在与生命搏斗。他走路时大声怒吼，像是在赶牛。街上小孩爱作弄他，有一次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窥视别人的家，看起来像流浪汉。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外表，朋友晚上潜入他的房间，将干净的衣服放在床边，他似乎都没发觉。



贝多芬可能精神失常了，传言四处散布。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夏洛特·布伦斯维克（Charlotte Brunsvik）写道：“昨天获悉贝多芬已经发疯。”[33]他经常发脾气。李斯特（Franz Liszt）也发现他的不平衡，因而写道：“我公开表示佩服和喜爱的作品，大多是属于……今天所谓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不久之前，有人解释说，这种风格是因为贝多芬耳聋和精神失常造成的，这样说太不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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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贝多芬，荷兰画家梵·高也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在谢选骏看来，梵·高绘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画的都是“地狱景色”，因为这位地狱画家被梅毒逼上了绝路！



《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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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在他的手指上滑行，飞快得有如小提琴上的弓。他充满活力，以浓艳的蓝色背景营造出神秘的效果。他画的咖啡屋色彩丰富，是个会让人发疯犯罪的地方。宗教的影像太过兴奋刺激，他想画耶稣和天使，却失败了。他开始以更大的画布作画，想到他未来在艺术的地位。西奥说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有一天可以与贝多芬媲美。凡·高写道，必须让真正的火燃烧起来，才能达到他在绘画上的辉煌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这样的色彩。只有在疯狂投入工作时，他才能感觉到生命。他的脑筋绷得紧紧的，简直快破裂，他在半小时内想一千件事情。他头脑清醒时就投入工作，逐渐变得不省人事；绘画过程像是做梦。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更加虚弱，但是觉得自己的艺术天赋越来越高。



雅斯贝尔斯说凡·高的最后阶段，感情激烈与狂喜交相混杂，但总是有条不紊。他无穷的活力、极其强烈的兴奋，以及几近神秘的热情，再加上他不断说害怕发疯以及活不久了，引出一个可能无法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疯狂作画时期，是否经历过麻痹性痴呆发作前的狂喜和痛苦阶段？由于他自杀身亡，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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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认为，梅毒的传播事件，其本身就是“美洲的复仇”！原先主要在欧洲下层社会流行，三百年后的十九世纪，由于平民社会的到来，梅毒终于蔓延到了影响社会的人们那里，并在二十世纪通过梅毒病人尼采的哲学，塑造了两位身患梅毒绝症的政治领袖──列宁和希特勒，从而世界拖入了革命与战争的死海。梅毒造成的惨烈杀戮，使人想到，玛雅文明可能也是毁灭于梅毒肆虐的！



……



梅毒教科书也告诉我们，在晚期梅毒造成的“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最后神志清醒阶段，可能出现的迹象是有神秘的洞察力、以救世主自居的预言能力、浮夸的自我定义、清晰明澈的表达力和相当无法抑制，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保持精确细致。……这些特点，在尼采、列宁、希特勒身上都是清楚不过的。这么说来，尼采最后著作的超然卓越，与他即将被麻痹性痴呆所毁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符或是互相冲突之处。



尼采最后的著作一再表现出紧紧控制住能量与内在爆发力的影像。自传《瞧！这个人》最后一章“为什么我是命运之神”，宣告会出现危机，全世界大火蔓延数十年，前所未有的战争，并且确定尼采这个名字将与这些都有关系：“我不是哲学家，我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他的才智似乎无边无涯。



1888年12月18日，尼采写信给朋友卡尔·富克斯（Carl Fuchs）说：“从九月到现在，这几个月我所知道的事情比以前更广泛。最令人吃惊的工作，也简单得像游戏；我的健康就像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好，感觉有无穷的才智与坚定。我无法告诉你做完多少事情──每件事情我都结束了。未来几年，这世界将会重新开始：因为旧的上帝已经退位，我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圣诞节那天，他承诺在两个月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即将爆炸的机器，托马斯·曼（Thomas Mann）形容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就像是“被狂喜入神下了咒”。卡尔·雅斯贝尔斯描述说，这些最后的著作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由于尼采一生所出版的书籍，在他生前只卖出几百本，他最后的宣言似乎太过浮夸。但是他对于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问，他的极端自我夸大是否另有未被证实的隐情。



弗洛伊德称赞尼采最后著作的成就时，知道麻痹性痴呆的影响。1908年10月28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在当天晚上开会，纪念尼采遗著《瞧！这个人》出版。弗洛伊德说（奥托·兰克记录在《会议记录》中）：“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



弗洛伊德说，疾病成为尼采的宿命。（托马斯·曼更进一步指出：“他的天命就是他的天才。但是，他的天才还有另一个名字：疾病。”）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尼采内省反思所达到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绝后……最基本的因素还是必须加上去：麻痹性痴呆在尼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麻痹性痴呆形成一种松开的过程，使得他有能力看透各种层次，并且认清最基本的直觉，达到非凡的成就。他以这种方式，将脑梅毒的特性转变成为科学服务。”阿德勒（Alfred Adler）也同意：麻痹性痴呆的人可能有非凡的成就。



尼采在精神病院可以认出他母亲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她与奥弗贝克安排尼采从维勒的诊所转到耶拿大学的心理诊所，以便就近照顾。诊所的主管施图茨医生（Dr. Stutz）的结论是“资料显示进行性麻痹是正确的诊断。几乎没有可疑之处。”最初的检验是由住院主治医师齐恩医生（Dr. Ziehen）执行。在耶拿大学进行的检验发现其生殖器有个疤，可能是以前梅毒下疳所留下的。斯托克斯说，下疳消退“大多只在表面上留下很小的疤痕”。尼采的这个疤痕也可能是另一种性病软性下疳造成的。尼采心烦意乱时字迹会颤抖，说话时不断用手势表达以及做出奇怪表情。前五个月，他仍然很激动，经常没有条理──用粪便弄脏自己、喝自己的尿、尖叫，其他时候看起来非常正常。他接受水银药剂治疗。根据当时的观念，家人只会更刺激脑梅毒患者，因此尼采的母亲有六个月不能探望他，就像克拉拉·舒曼不能到精神病院探望罗伯特·舒曼一样。



……



尼采和后来的极权主义运动的联系，除了梅毒病菌就是他的妹妹──没有一位档案保管员，像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那样做了那么多评论。她是崇拜哥哥的小妹妹，从小就开始搜集尼采的手稿，将哥哥最早的文献资料都收藏在柜子里。这份收藏后来发展成为“魏玛档案馆”（Weimar Archive），这是伊莉莎白所建的一栋可爱房子，存放她哥哥的文件，也安置了她哥哥；尼采在这房子的楼上度过他最后精神错乱的日子。伊莉莎白筹钱，谈出版合约，并且管理一群员工将尼采的作品分类（希特勒掌权后，这些人大都成为纳粹党徒）。她从1892年开始出版尼采所有的作品，还有81篇文章和3本传记。她以女文学家和尼采遗产监护人，在欧洲甚有名气，跟科西马·瓦格纳（Cosima Wagner）不相上下，后者监管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伊莉莎白曾经被提名三次角逐诺贝尔奖。



但是奥弗贝克警告说，伊莉莎白是个不一样的妹妹，颇具危险性。奥弗贝克的评论直到今天还是没错。为什么学者一致批评和非难伊莉莎白？她是虔诚的路德教派，反闪族的激进分子，崇拜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不适合代表一个反反闪族和反爱国主义的人。尼采曾经写过上帝的讣闻，尼采的著述都是要推翻她所虔诚相信的事物。尼采一直不想让母亲和妹妹知道，他与家乡的基督宗教美德已经有多大差距，最后还是让她们知道了。多年来，伊莉莎白为了避免她与哥哥的道德观产生可怕的矛盾，每个步骤都扭曲真相，以配合她自己的希望。



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她，将造成一大遗憾，因为她以自己的喜好编辑尼采著作，以自己的意思窜改书信，甚至毫不掩饰她窜改的痕迹。传记作家现在礼貌上称她是不可靠的见证人，有些人就不客气地说她是强制性病态的说谎家、非常令人受不了、偏执固执以及故意刁难作对。她汇整编辑尼采的著作，尤其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包括从他笔记里抽出的段落，这些段落可能尼采根本不想出版。尼采在瑞士西尔斯玛丽亚（Sils Maria）所住的房间里，被他扔到垃圾桶的只字词组，也都被捡起来任意编排出版。伊莉莎白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将档案交给希特勒使用。



1932年2月，伊莉莎白在魏玛的国家剧院第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当时正上演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后来他也捐款给尼采魏玛档案馆）与别人合写的有关拿破仑的戏剧，这次会面部分是伊莉莎白策划的。希特勒在大批军警护卫下来到魏玛，听说尼采的妹妹也在戏院里，便捧着一大把玫瑰到她的包厢。她本来对他很冷淡，因为她认为希特勒参选总统应该会输给兴登堡（果然如此）。但是，一年后希特勒掌权，她就开始赞美希特勒：“我们陶醉在热情之中，因为我们政府的领导者是一位神奇杰出的人物，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希特勒总理。”[20]她回忆说，希特勒迷人的眼睛似乎可以把人看穿。她过世时，希特勒在她的棺木上放置一顶桂冠。



伊莉莎白所创造出来的尼采传奇故事，当然不会提到梅毒。若非她要刻意隐瞒，尼采的病也许不会公诸于世，说起来还真是讽刺。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让莱比锡著名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取得尼采在巴塞尔和耶拿的病历。如果伊莉莎白想借着默比乌斯塑造出众人对于尼采生病的同情，那么她被骗了。1902年，默比乌斯出版《病理学的尼采》（On the Pathological in Nietzsche），虽以影射方式而非直言不讳，但是不仅泄漏诊断结果，更糟的是还暗示，心理不稳定现象早在1881年就出现，而且“激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灵感：



当一个人变得跟水沟一样低下时，他就准备跟所有提倡民主思想的庸俗人物一起拥护“水沟平等”的目标。──尼采对民主平等嗤之以鼻，但也曾因为受到萝·莎乐美（尼采心仪却被拒绝结婚的女人，犹太人，女权主义者，支持民主平等）的影响，险些站错立场，为此惊讶并着自责，重拾立场表现得绝不动摇。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崇拜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



……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



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俄国的病态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但后来他却辱骂这位自己的偶像。……



尼采也是典型的“人格变态”： 1.尼采生於宗教家庭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2.尼采在只有女人的环境里养育长大，日后却成为坚决的反女性主义者。



尼采虽然不是反犹主义者，但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受到他那个时代欧洲整体文化歧视犹太人的局限。《我的妹妹和我》一书中有不少对他同时代思想家的评论，对马克思的议论尤其刻薄。比如他说：“ 如果我受到那个犹太女人（他的情人露·莎乐美）的支配， 那么我可能就会像马克思一样不断前往大英博物馆，把自己埋在枯燥的经济科学之中，搜集统计数字；而不是审视天堂，寻觅一颗舞动的星星”；说马克思是“骑着普罗阶级的驴子进耶路撒冷。” 他谈到马克思著作的语言， “他以不错的德语写作，装饰以大量的拉丁与法语引句，这两种语言他似乎并不很精通，为的是让程度低的人印象深刻，让那些本来能了解的人精神错乱，他的‘供求律’，就像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律’，两种律则都是18世纪的一种新热情――以单一的观点研究的结果 （第八章）。”



同时尼采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述说了自己对犹太女人露·莎乐美的痴迷爱恋。他需要女人，他甚至可以没有自己，却不能没有女人。即使莎乐美杀了他，他也依然爱她。有一本露·莎乐美写的《情遇尼采》。翻过一遍，让人失望。 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与尼采交往谈话的追忆，全书的语言僵硬、乏味，充满了对尼采哲学空洞枯燥的解读。让读者如嚼生米，牙痛兼头痛。然而莎乐美是那个年代里最著名、最有魅力的知识妓女之一。 她与当时最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有“交往”，她不仅是诗人里尔克的情人，弗洛伊德的密友、并与瓦格纳、托尔斯泰、布柏（M. Buber）、霍普特曼（G. Hauptmann）、斯特林堡（A. Strindberg）和韦德肯特等交往甚密。尼采如歌德一般渴求永恒女性的临幸，所以当莎乐美出现时，尼采就疯了。他希望这个才21岁的知识女性能成为他精神和肉体的伴侣，但遭到回绝。她需要“自由”，跟那个时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女性”一样，她根本不想受婚姻和异性的约束。 这个只维持了5个月的恋情与尼采以后的精神状态有直接的关联性。压抑、敏感、易激动的尼采从此对妹妹的感情有了鸿沟，他认为是妹妹妨碍了他与异性的恋情，是妹妹的嫉妒让他多次恋爱失败。他认为在报复和爱情中， 女人比男人更野蛮。他进而联想到：爱一个人也是一种野蛮，因为它被实施时牺牲了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可能性，对上帝的爱也是如此。



而就在一年以前，尼采却在信中对妹妹说：“我可以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令我向往的女性。但是，最好的事情，是要回了我最喜欢的洛马（妹妹小名），妹妹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幸福而适合的人。”



这位自诩的“超人”曾大言宣称：在德语文学中有两位伟大的散文家，一位是海涅，另一位就是我。尼采著作中的讽刺性锋芒毕露，与海涅散文同出一辙。而与海涅的滔滔雄辩不同，尼采的文体坚硬强悍，诡谲多变。



《我妹妹与我》这个“尼采佚失的最后告白”，其标题所透露的隐秘：为首的“我妹妹”，附庸的是“我”──可见“我”的一生确实是“我妹妹”的附属物！这就是德国哲学家：不依附官方就要依附妹妹。这就是梅毒所困的思想家。



在《权力意志》第958条里尼采宣称：“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这就是尼采垂死的头脑里浮现的最后三个利维坦。



在《权力意志》第982条中，尼采宣称：“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这不仅是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先声，而且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泡沫。既然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那么当然就“什么都可以做”！这种泡沫思想，在1914年造成了一次大战，1920年代造成了经济泡沫。1929年经济泡沫的破裂，1939年触发了二次大战……达尔文主义才是一种更加恶毒的尼采主义、列宁主义、纳粹主义。



它仿佛在总结现代历史说：“平民社会的最大恐怖不是民主，而是种族灭绝！”

《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第六篇——十三篇

第六篇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在纳粹的宣传中，阿道夫·希特勒被描写成为强者、甚至是最强者。有一种说法是阿道夫（Adolf）本是德国人中一个普通的名字，其意思是“高贵的狼”。不过《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却回忆说：“乌克兰司令部被希特勒命名为‘狼人’。当时，一名‘老人’向我解释了希特勒为何有用‘狼’字的怪癖，几乎什么地方都套用。他告诉我，这一习惯可以上溯到希特勒执政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某城出席完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天色已晚，随行人员想尽快找到一家酒店，以便领袖能够早点休息。但是，他们屡次碰壁，一些老板借口说没床位，另一些则含蓄地说，出于政治原因，不愿让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住进来。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的支持者，而且远非如此！但那天晚上，天太晚了，护送他的一名成员提议说，不要再用希特勒的名字登记酒店了，有人建议用‘狼人’的化名，这个名字博得了领袖的欢心，由此传了下来。”但是显然，事情不像米施这位保镖讲的那么简单，因为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也叫“海狼”，这里显然大有文章。



米施回忆说：“沃尔夫斯堡就是大众汽车城，是第一个使用希特勒化名的地方。接着，许多司令部也陆续采用这一名字，第一个司令部是用‘狼谷’，它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接着，‘狼穴’和‘狼人’又出现在东部战场。这个名字似乎与希特勒的形象很贴切，所以一位名叫威尼菲雷特·瓦格纳的女亲信有时毫不犹豫地在小范围内称他为‘狼’。”



米施叹息说：“‘狼穴’后来成了狼人的败北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人们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刻，战斗屡战屡败，来自前线的坏消息没完没了。电报像雪片般飞到这里，传来敌人将轰炸德国城市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感到一部重型压路机正向我们滚来，不可能停息的火轮正猛烈地向我们滚来。但希特勒的这种恐惧感不会流露出来，起码不会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木屋里、小路和公共场合，人们能隐约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不过在心理学家那里，这位狼一样的强者却是一个经过化装的可怜病人。穆雷博士的《希特勒的心理评估》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这是梅毒患者的典型恐惧。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实验室在其官方网站上首次公布一份心理研究报告，它是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心理专家对希特勒的心理分析结果。这份报告写于1943年，作者是已故的亨利·穆雷博士，哈佛大学著名的性格分析专家。这是该报告首次突破研究圈子向公众披露。



穆雷博士详细勾画了希特勒的早年心理特点：他从小是一个带有女性化特征的男孩，不喜欢体力劳动。青少年时期他是个苦恼的浪漫主义者，喜欢绘画，内容多为城堡和寺庙，表现得对建筑十分着迷。希特勒的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但又有虐待倾向，经常暴打希特勒。他对父亲的阳刚之气既崇拜又忌妒，内心还想模仿，对母亲的软弱与屈服则感到轻蔑与不屑，内心却很迷恋。因此他对父母的感情是充满矛盾的，对父亲既恨又尊敬，对母亲既爱又看不起。刚当兵时，希特勒表现出较强的服从意识，他对自己这一点感到生气却又无能为力。穆雷博士认为他日后导演的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自己早年的屈服弱点的深刻憎恶，以及遭受父亲毒打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报复心理。穆雷博士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



在1943年的研究报告中，穆雷博士预言如果德国战败，希特勒会选择自杀。“他有一种强烈的强迫性心理冲动，不惜牺牲自己和整个德国也要灭绝西方文化，甚至准备将整个欧洲拖入地狱。”穆雷博士甚至根据希特勒的性格分析报告预测到一些细节：希特勒可能会躲到地下掩体里，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枪自杀。结果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他（希特勒）躺在床上，刚刚刮过胡子梳过头，那件简单的白色长睡衣是国防军特有的样式。因为太焦虑了，他没有系上袖口的扣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苍白的手臂。白惨惨的！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穿短袖衫裤了！……有洁癖的艾娃又发现，希特勒的灰白制服外衣上有或红或蓝的斑点。‘哎瞧瞧，你太脏了！这件外衣不能再穿下去了。你可不能学那个老费里茨，整天脏兮兮的。’希特勒满口应承。他再也不是司令官，再也不是政治家，再也不是一国之君了。‘可这毕竟还是我的工作服。开会的时候，要拿彩色钢笔写写画画，我总不能系上围裙吧。’事实上，她并不介意，因为他本身也很爱洁净的。碰过狗后，他一定不会随便跟任何人握手。”（摘自《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特劳德尔·容格著）



希特勒的洁癖、从不露出的手臂，暗示他确实是一个梅毒患者。梅毒是由感染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当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时，先在体表造一个疮。这个疮比较清洁，表面没有脓血，甚至干燥，无渗出物，比较硬，但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都不疼。这个疮大多发生在性接触部位，如口唇、口腔、乳房和下身的生殖器官，一般发生在不洁性接触2—4周之后。如果不治疗，这个疮会在2周左右自行消失，且不留痕迹。多数病人使用外用药自治，结果疮消退了，病人就以为没事了。其实，病人受骗了。这个疮叫初疮，或叫硬下疳。此时，梅毒螺旋体只停留在这儿，血里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一期梅毒。很多病人没有在此期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大约过2—6个月，病人会陆续发生全身皮肤损害，可以是隐隐约约的斑片，也可以是很厚很硬的脱屑斑块，有的呈怪异型皮损，连皮肤科医生都很难描述。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不疼不痒。这一点是不会被皮肤科医生漏掉的，它是诊断二期梅毒的重要线索。此期梅毒螺旋体已经入血，并随血循环播散到全身，检查血液能找到梅毒螺旋体的踪迹。此期的病人传染性最强，最容易传染无辜的人。如果不治疗或治疗不当，病人可以照常生活，并无大碍。



两年以后，病人进入梅毒三期。此期梅毒的危害就非常明显了。梅毒螺旋体已经血循环到达各个器官，进而造成神经梅毒、心血管梅毒、骨梅毒等严重损害。这些情况与梅毒一二期不能相提并论，梅毒一二期经治疗后可以痊愈，不留任何痕迹；而梅毒三期，无论怎样治疗，都会留下残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如果孕妇患有三期梅毒，必然会生出梅毒儿。



梅毒患者的皮肤、粘膜中含梅毒螺旋体，未患病者在与梅毒患者的性接触中，皮肤或粘膜若有细微破损则可得病。极少数可通过输血或其它途径传染。获得性梅毒（后天）早期梅毒病人是传染源，95%是通过不洁性交传染，少数通过接亲吻，握手、输血、接触污染的内衣湿毛巾、茶杯、烟斗、哺乳、尿布等传染。胎儿梅毒（先天 ）：孕妇体内螺旋体，一般在妊娠3—4月通过胎盘感染婴儿。要确实证明感染梅毒并不容易，因为并无临床症状。



美国历史学家德伯拉·海登女士《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指出，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玛丽·塔德和亚伯拉罕·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王尔德，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他们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例如希特勒，其生活中有许多梅毒的线索，这些线索散见于关于希特勒的大量文献中，资料丰富，却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或是从诊断梅毒的角度来挑选过滤这些资料。



诊断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一旦认真考虑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有趣又微妙的问题：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对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只不过是梅毒的产品”。如果梅毒使其成为社会边缘人（在社会中凄惨生活，并且遭到仇视），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没有将这种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如果末期的神经系统梅毒造成创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识，以及不受道德的约束，梅毒患者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响力，那么我们怎能说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



海登女士多年来搜集了大量有关希特勒晚年生活及身体状况的内部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当年希特勒身边的医务人员，其翔实性和权威性均超过了以往任何相关课题的研究。



海登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之后发现，所谓希特勒晚年“顽疾缠身”，他患的实际上是晚期梅毒。根据希特勒的个人首席医生莫雷尔掌握的病例，希特勒当年患有诸多疑难杂症，而只要将前后症状联系起来纵向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而且病情在一步步走向恶化。



希特勒当年的病例显示，他的心脏一直有问题：经常心率不齐，或者说鼓膜有伴音，而那是由于梅毒感染伴发主动脉炎引起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晚年动辄癫狂暴怒，人们原先以为是他怪癖的性格使然，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病根：原来是梅毒侵染了他的大脑，使他患上了脑炎，导致神经功能紊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常常被各种疾病困扰，如头晕目眩、胸闷气短、胸口疼痛、肠胃不适、颈部长满脓胞、胫骨受损导致小腿肿胀，有时甚至连皮靴都穿不上……而诸如此类的病症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



从莫雷尔医生保留的病例来看，希特勒从1941年开始定期要接受碘盐注射，而这在当时是治疗所有性传播疾病的常规手段。另外，希特勒之所以挑中莫雷尔作他的长期私人医生，也极有可能与他深知自己的病情有关。莫雷尔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皮肤科专家，更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性病治疗权威。



海登在书中写道：“如果从梅毒这一特殊的切入点去审视希特勒的生命历程，你会发现他晚年时期的所有症状都是彼此相关的，从早期轻微的症状一直可推到晚期严重的症状，总之，他一生所得过的各种怪病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梅毒感染。



海登写道，希特勒晚年之所以变成了一头嗜血的恶魔，很可能与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感染上梅毒就意味着宣判了死刑。“一个垂死的人还会顾及什么呢？于是他疯狂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把绝望发泄在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比亲眼目睹无数人惨死给希特勒带来更多的生命乐趣。”同时，梅毒解释了希特勒的性冷淡，也解释了他为何要在自己唯一的个人传记《我的奋斗》中花13页纸的笔墨来阐述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在梅毒这一世纪绝症的巨大压力下，希特勒完全吃素，烟酒不沾，希望以此多赢得几年寿命，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业。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种人造环境中所过的违反自然的生活，反而加速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退了。生活中的这种反常，使他虽然服用越来越多的安眠药，但也只能享有短暂的睡眠。紧张的夜间工作，导致他在正常人正当盛年的年纪就已经虚弱不堪。



在这种处境下，希特勒越来越害怕成为某种传染病的牺牲者，就像他总担心会被暗杀一样。他身边的人和下属稍有点感冒，就被严禁接近他。为了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断重复且肯定地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生病。”尽管有这些严格的命令，有时病人仍会冒险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可能的传染，甚至会在茶里加上几滴白酒。他的医生们经常说，他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究竟是如何感染上梅毒的？据说，他在1908年（时间不能肯定，或者是1910年）访问奥地利首府维也纳时，与一位街头妓女发生了关系，从此落下病根。据野史记载，这个让希特勒一见倾心的红尘女子居然还是个犹太人。虽然这只是一种传闻，缺乏史实证据，但是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犹太人对传播梅毒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同时据野史记载，希特勒1918年在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治疗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同样也是据野史记载，希特勒曾在1918年视察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在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1917年，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并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前者在士兵和士官阶层中获得者相当稀少）。战争期间他曾两次负伤，另外传说他还因意外失去一粒睾丸，在第二次负伤后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战后，由于德国曾爆发以犹太人为首，与苏联第三国际联手的共产革命，德国陆军一方面要避免共产思想在军队中蔓延，一方面又对如雨后春笋成立的各种新政党颇有兴趣，于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局。希特勒因为这个调查局符合他的反共理念而应征并获得录用。



但据考证，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希特勒与《我的奋斗》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因为这样一来，人类的浩劫、悲惨的二战，岂不成了一场龌龊的闹剧？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很难驾驭他。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鲁道夫·宾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彼利埃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而希特勒对维也纳的憎恨，则是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记载：“1943年6月的一天，戈培尔指责席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作为惩罚。”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人海因茨·林格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M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艾娃·勃劳恩（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维也纳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艾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结婚，而不和任何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还是知道他自己这个乱伦的后代，不会带来健康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被出版商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格勒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他提议解决这问题需要“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方法”。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和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1942年2月，希特勒发表他最惊人的伪科学声明。他说犹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比上世纪巴斯德和科赫所发现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与犹太人病毒有关？希特勒抱怨说，只要我们消灭犹太人，就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通过性交传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种族仇恨的小报《攻击者》的欢迎。小报的经营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一位粗暴的教师，他会动手攻击犹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样，总是公开抨击犹太人。施特赖歇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的演讲，认为他看到希特勒头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闪族的阵营。1935年，《攻击者》宣称发行70万份，纽伦堡群众大会期间特刊则发行高达200万份。希特勒说这是他惟一从头看到尾的报纸，而施特赖歇尔是少数几个人他称呼时使用亲密的“du”（虽然两人的关系并非都很平静）。施特赖歇尔和他报纸的用字充满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来（于1945年2月停刊）经常报导犹太男人玷污纯种雅利安的处女，他塑造可怕的形象，共同阴谋策划种族谋杀。



施特赖歇尔写道，另一个种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质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会被女性身体所吸收，永远破坏她生育健康德国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写同样的话：“今天犹太人正在有计划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计划地玷污我们没有经验的金发少女，摧毁世界上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施特赖歇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发表演讲煽动暴民，并且出版煽动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请他负责抵制犹太人的商业。1946年10月16日，他与其他九名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大审被判绞刑。他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喊着：“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后期的身心状况



1936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飞机去接莫雷尔医生前来治疗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尔在柏林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业，他为富人与名人治疗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员，生意非常好。波斯国王曾经邀请他担任私人医生。莫雷尔治好霍夫曼，两人成为好朋友，在威尼斯欢庆他们的友谊。圣诞节那天，莫雷尔、霍夫曼与他们的妻子在希特勒的山中别墅伯格霍夫打保龄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尔私下谈谈。希特勒请他治疗，答应送他一栋别墅，莫雷尔决定放弃开业赚钱，专心为元首治疗。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医生，为什么选择莫雷尔？莫雷尔是大众宠儿，每天换两次白色丝质衬衫，为什么选择照料这位声名狼藉、不整洁且有难闻气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坚持请求，以及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出现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进展，所以选择莫雷尔这位梅毒专家。如果只是治疗皮肤和胃痛就送一栋别墅，这可是很高的报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患有后期梅毒的秘密，这样的代价会太高吗？希特勒想找莫雷尔，也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不同的疗法。他的疗法比较高档，而且有点名气。另外，他不是犹太人，当时治疗性病的医生大都是犹太人。



西蒙·维森塔尔开始追踪希特勒感染的传言时，曾问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施佩尔说没有听过，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肤科和梅毒科专家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时，全体随员都觉得很奇怪。据施佩尔所言，莫雷尔签约受聘时，小心翼翼地隐瞒他的专业身份。



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卡尔·勃兰特以及其他随员，曾经鼓励希特勒到医院做完整的诊断检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为由拒绝。同时他以各种自己的疗方治疗，包括改变餐饮，不吃油腻的甜点，喜欢简单的蔬菜和谷类。



1936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尔看诊，他的胃痉挛，胀气打嗝，幕僚最关心的是胃肠胀气，这使他全身无力。胫部的创伤非常严重，使得他无法穿靴子。对于秘密的梅毒患者来说，皮肤的创伤尤其麻烦，因为后期的发作（相对于早期感染而言）等于宣布疾病的进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较少见，但是会造成多日绞痛、抽筋、呕吐，接着神经衰弱、腹部腱鞘囊肿或迷走神经受损。梅毒患者的胃痛和内脏疾病发作时，一般都会痛到昏厥，最后只能无助地呜咽。约翰·斯托克斯认为神经痛发作起来，其疼痛可以跟“超级过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梅毒学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写道，梅毒患者内脏疾病发作时，强壮的人也会变得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地啜泣。1944年，（根据约翰·杜兰的资料）希特勒曾经严重到痛得尖叫。



莫雷尔最初的治疗显然奏效。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真幸运能遇到莫雷尔，否则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尔发生什么事，那真是悲惨。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莫雷尔承诺在一年内治愈;六个月内湿疹不见了，肠胃痛也没了，但这表面上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希特勒付给莫雷尔相当于将领四倍的薪水，并且给他宽裕的研究经费。虽然当时的医生不赞成他激烈和非传统的疗法，但是莫雷尔常常成功。希特勒推荐朋友给他，包括墨索里尼和戈林。



莫雷尔49岁时担任希特勒的医生。他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军医。他在当船医时学习热带的民间疗法。他的多重药物疗法使他饱受其他医生的批评，并且被指责过分使用药物可能引起希特勒的许多症候。他的药物包括Mutaflor，是从保加利亚农夫的粪便中取得的细菌;Eupaverin，以罂粟制成的抗抽筋药物;马钱子包含有莨菪;以及从人类胎盘抽取提炼。希特勒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动参与莫雷尔的治疗。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没有写日记，在书信中也没有透露健康情况。1941年8月7日，莫雷尔开始每天记录元首的医疗状况，以蓝色铅笔写在小纸片上。这本日志详细记录希特勒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以及后期梅毒的症候，我们不禁怀疑莫雷尔留下记录，是想将来为他的非传统疗法辩白。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演出医学史上最大的掩饰？



莫雷尔开始写日志时，希特勒自诉晕眩、左边太阳穴有不舒服的感觉，耳鸣多日（这个症候已经多年）。莫雷尔以水蛭在太阳穴上放血，以缓和耳鸣。“希特勒坐在镜子前，兴致盎然地看着水蛭饥渴地吸着他的血。”这个月他也因发烧而颤抖、寒颤及呕吐。莫雷尔将这次发作称为脑炎──脑部组织发炎。第二次同样的发作是在12月。1942年3月，戈培尔有本笔记写道，希特勒告诉他正遭受“最强烈的头晕目眩”。莫雷尔指出的另一个重大的医疗事件发生在1942年7月，希特勒在文尼察（他在乌克兰的总部）：“脑部水肿、右眼视力受损、血压高（超过170毫米水银柱）。”他称之为“俄罗斯头痛”，指出这不像是脑炎。希特勒自诉右眼视力受损，左腿颤抖且无力。



此后三年，希特勒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旧疾复发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诉头两边有压力、失眠、更加头晕目眩、连续多日头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颤抖。说话有气无力，严重胃肠胀气，肠子紧缩，后颈部长脓和疖。莫雷尔以电热垫和湿敷布热敷他的胃和肝，在他房内装设氧气，送他到拉斯腾堡的野战医院照射头部X光，结果发现有发炎。他的脸部变得平板缺乏表情，皮肤呈现红色调。他变得冷淡、无动于衷，记忆力逐渐衰退，还出现黄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描述他很虚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摇摆。他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口水从嘴角流出。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弗里茨·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本书他写了15年，是目前有关希特勒最完整的医学分析，对于希特勒的一些谜提出“粗略的诊断”。这些诊断有多少符合梅毒发病的模式？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综合症，其病因尚未确定。……肠胃的诊断不确定。……肝脏的病理，发现非典型的症状，有三种诊断……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检查……很难作出满意的评估。耳鸣的病因通常很难确定，希特勒的耳鸣也一样……皮肤与眼睛和光敏感，也没有满意的解释。



希特勒可能有后期梅毒，因此可以从这个诊断重新探讨他的各种疾病。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有十几种症状符合梅毒学教科书所说的，因此很有可能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宣告后期梅毒的进展。



虽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这期间都有病痛，而且每种病痛分析起来皆与梅毒有关，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脏问题。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三个症候就是精神错乱、瘫痪和心脏病，尤其是大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死亡。斯托克斯定义心脏性梅毒为“到处存在、暗中为害、病情惨重”：对它要优先治疗，而且要持续许多年。“直到老师和教科书转向……对观察结果保持习惯性怀疑，并且敏锐分析和搜寻掩饰的病因，否则心脏和大动脉的梅毒说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临床医生往往在这方面惨遭滑铁卢，死后病理解剖才发现真正的死因。”



希特勒的医疗状况本身并没有指向心脏性梅毒。许多卓越的心脏专家检阅他的病历，以他的年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但是，莫雷尔以梅毒专家的观点每天观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观察，可以发现有些疾病模式和治疗不容忽视。



这日记提出充分的理由怀疑，莫雷尔以听诊器所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指标。斯托克斯和其他人发现，有下述状况的话，就疑似有心脏性梅毒：大动脉的第二心跳音*，有明显类似鼓膜发出的变调声音。斯托克斯发现心脏这种特殊的乐音，是大动脉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讯。他描述这种声音不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乐音。“有许多字可以描述这种乐音，像是轻拍一种阿拉伯鼓的空旷声，又像是德国的喇叭声。常用的词是‘Amphoric’，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tambour’。”其他梅毒学家也都同意此说。1932年，约瑟夫·穆尔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体检清单，以确定研究对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项迹象之一，就是“大动脉第二心跳音，有没有出现类似鼓膜发出的钟铃重音”。



斯托克斯警告说要非常仔细听，而且需要灵敏的技巧，才能检测出大动脉的早期梅毒。莫雷尔显然有那种敏锐的感觉和技巧，因为他一再发现希特勒的心脏有早期大动脉受损的特征。他在日志上记载：1941年8月7日──“脉搏正常，每分钟72下至76下，规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后──“心跳声有点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确定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作规律，声音清晰”;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脏声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强烈加重”。



战争结束之后，莫雷尔接受美国人审问，他很清楚说明希特勒的心脏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以听诊器可以听到大动脉有第二个重音，在右边胸骨旁边第二肋骨之间。”



在异样的第二个心跳音之后，大动脉梅毒损害的第二个指标，是斯托克斯所谓的“重大的心电图迹象”，就是出现负T波──大动脉梅毒患者85%有此异常现象。莫雷尔也相当注意希特勒的T波变动。他每个月至少做一次心电图，经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时候会自己要求做。他们一起到各地总部时，就偷偷带一台手提式机器。希士顿夫妇奇怪为何这些神秘的心电图做得“异常频繁”，结论是他们“爱管闲事，甚至很怪异”。他们也发现莫雷尔对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如此讳莫如深，甚至希特勒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这些检测。



莫雷尔发现希特勒的心电图T波为负。他将心电图交给专家卡尔·韦伯医生确认，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后是1943年5月，最后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只说是“外交部的绅士”。韦伯的1943年报告指出，心脏无疑退化，“鉴于ST明显降低，而T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为负。T1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实际上已经与底线重叠。”1944年，他发现心电图“T在所有三个导线都变平坦”，又说“情况恶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诧异”。



1940年代，治疗后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盐药物──碘化钾或碘化钠。1937年，斯托克斯写道：“最近德国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药的疗法来治疗梅毒，将各种碘化物记入文献内……许多药物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但是没有一种像碘化钾在治疗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价值。”“在治疗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价值，但却不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应该从一开始就用碘化物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状况，应该没有人会使用“神奇药物”胂凡钠明，但是为什么在多年后莫雷尔没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纳明（Salvarsan为其一种商标）对于梅毒心血管患者来说，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钠明更是毒性强烈。”治疗梅毒心血管疾病，“碘化物是极有效的，有时候在考虑使用水银或阿斯凡纳明之前应该单独使用。”



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药物，大多数不是经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志上经常出现。最常注射的物质是Septoid，和各种碘化盐的3%溶液：碘化钾。莫雷尔对Septoid的使用总是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及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有关：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当天稍后：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静脉注射10CC的20%葡萄糖溶液和10CC的Septoid……“血压高达170-180毫米水银柱!在静脉注射两次10CC的Septoid……血压156/110毫米水银柱，脉搏规律，没有症状。照样注射。静脉注射葡萄糖和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和10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他写信给韦伯，说他已经给“外交部的绅士”注射葡萄糖和碘化物，每天注射二到三次。

1941年秋天，莫雷尔开始注射毒毛旋花素，这是快速作用的强心剂。希士顿夫妇为此很困惑：“使用强心剂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明显的理由要让希特勒使用强心剂……莫雷尔说他给强心剂是因为卡尔·韦伯医生的心电图报告，但是根据当时或现在的标准做法，那些报告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斯托克斯与其他人则是建议，梅毒患者心脏问题不严重还可以走动的话，就可以长期使用粉状的强心剂。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患者大动脉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顺畅、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规则跳动）、消化不良、头晕、咳嗽、失眠、水肿、虚弱、心绞痛、声带麻痹、夜惊，以及声音嘶哑。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现过。虽然每个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状况造成的，但这模式明显说明是梅毒患者的心脏疾病。莫雷尔以Septoid下猛药治疗，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汉斯-卡尔·哈塞尔巴赫医生说他心脏衰弱。1941年7月，他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争吵，突然脸色发白，手抓心脏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召专家埃德温·吉辛来治疗他的耳朵，吉辛认为希特勒的声音嘶哑是因为声带肌肉（麻痹性痴呆造成）有点薄弱所致。



一旦心脏性梅毒的损害已经进展到可用听诊器听出来，那无论多么积极治疗，患者通常只剩下几年寿命。希特勒一直说他没剩下多少时间，这可能是事实。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到最后毫无道理地加速战争，或加速大屠杀超越他的军事计划，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个致命的动脉瘤随时可能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莫雷尔以匿名“患者A”所做的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呈阴性反应，其实是不相干的，这稍后再讨论;现在要注意的是，患心脏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会有阳性反应。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确认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阴性反应，”而且“单以一种诊断标准，如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很难准确鉴定，因此医生观察心血管疾病时往往没有发现梅毒。”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诉他好像隔着不透明的帷幕看东西。之前他觉得右眼有轻微的刺痛。莫雷尔介绍希特勒看眼科医生勒莱因（L歨lein）教授，勒莱因于1944年3月2日提出报告，发现右眼的玻璃体（视网膜和晶体之间的果冻状物质） 有浑浊且开始扩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没多久，勒莱因第二篇报告又显示，玻璃体有轻微的浑浊，功能不良，有残余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现斑点。他建议使用2%的黄色水银药膏。



吉辛观察到，希特勒的玻璃体呈现浑浊有八年之久──出现云雾是典型的梅毒症状。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齿并没有梅毒儿童特有的槽沟（哈钦森发现之后，称为哈钦森牙齿）。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后天梅毒。吉辛看希特勒的医疗报告时，发现眼睛有后期梅毒的症状，他认为是什么因素呢？



莫雷尔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会轻微颤抖。此后几年，左手和左腿开始明显颤抖。他的姿势变得弯腰驼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顿描述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右脚步伐虽然正常，但是有点摇摆，然后骨盆旋转向前，拖曳着左脚向右脚靠拢，左脚的脚趾贴着地。”希特勒说话困难，字迹开始变小。虽然这些都是后期梅毒的迹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两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并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认为应该将梅毒包括进去，这样的诊断比较完整。希士顿认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类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战争末期治疗希特勒的六位医生没有一个认为是帕金森氏症;事实上，其中五位医生（吉辛、莫雷尔、哈塞尔巴赫、勃兰特及希特勒最后的幕僚医生路德维希·史坦普菲格）都明确否定。希士顿向认识希特勒晚年的人说明帕金森氏症的颤抖，他们都说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颤抖。维尔纳·马泽尔强烈反对：“然而，评估莫雷尔的神经学方面的发现，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希士顿夫妇说他们欢迎其他有充分证据的诊断。那么，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条件呢？



1945年4月初，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舍伦贝格拜访他的友人马克斯·格里尼斯，格里尼斯是柏林查利特医院心理治疗的主任，也是SS卫队的医生，专门研究神经学。保加利亚的国王包瑞斯与希特勒见面之后不久就病危，格里尼斯特地飞去治疗他。格里尼斯从新闻影片的连续镜头判断希特勒得的是帕金森氏症，他将这意见告诉舍伦贝格。他们讨论送药物给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疗。舍伦贝格向希姆莱报告这一切，但希姆莱禁止讨论。1945年4月8日，莫雷尔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电疗。4月15日，他说希特勒的颤抖是“摇晃麻痹”的变种。他开始注射Homburg-680和Harmin，这两种都是提炼自可致人于死的茄属植物;由于这两种药物皆治疗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尔后来因此怀疑希特勒得的是这种疾病。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特征是偏执狂、狂妄自大、沮丧、狂躁、疯狂暴怒和突然的犯罪行为，由于希特勒的特性和战争的环境，这些症候不适用于希特勒身上。维森塔尔怀疑希特勒患上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执狂。雷德利希也认为是偏执狂：“偏执狂妄想是希特勒最显著的心理疾病情结，偏执狂患者相当多疑，认为别人要迫害他。”当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气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为妄想症，而是因为联军;屡次暗杀行动都失败，有几次差点炸死他，但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尔也计划谋杀希特勒，吉辛则考虑用高剂量药物。吉辛在日记中承认，当时他很想除掉这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的随身仆役打断了他的冲动。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失败，因为在希特勒和炸弹之间恰好有一张厚重的橡木桌。他认为这是他不败的迹象，觉得很高兴，证明上天保佑他。他说，如果就这样死了，倒也乐得解脱，不必整夜失眠忧虑，也不再有严重的神经病痛。



对于一个差几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么可能诊断他有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对于一个正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如何诊断他的沮丧？或是一个服用高剂量碘化钾，因为沮丧而经常停止服药的人，又如何诊断他？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经常流泪。1942年最后四五个月，希特勒经常兴高采烈，莫雷尔因此认为他是躁狂症压抑失调，这在诊断上和梅毒患者的狂躁和沮丧难以辨别，因此经常会误认。但是，希特勒这时候也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后几年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从他在后期的军事会议上可以看出来。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动非同寻常地突然缺乏判断力？施佩尔没有遵照他的命令“杀死所有的战俘”（他说这是病态的产物）;也没有人执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热、更残酷、已经扭曲的道德意识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气。他本来就经常对幕僚发脾气，到后来更常生气也更暴躁。他会咆哮几个小时，唾沫四溅，在地板上滚动。有些资料甚至说他咀嚼地毯。



从希特勒最后几年的行为，可以看见其他较细微的麻痹性痴呆迹象。略举数端如下：冲动（希士顿提到突然的决策带来可怕的后果）;注重细节（施佩尔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权，而是每个细节都要管，这导致严重的后果）;思考没有组织（1944年对军火工业代表演讲时，说话没有逻辑且不知所云）;短暂错误的看法（前一分钟坚决认为有一支新的军队，后一分钟就知道自己搞错了）;以及心智变得僵化重复（幕僚注意到他经常一再说同样的事情）。



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的心智：“（从1942年夏天）开始有僵化发呆的奇怪状态;冷漠易变，优柔寡断，显然无力处理重大的问题，面对问题又很固执;经常刻薄易怒。以前他总是以轻松的态度下决策，现在他必须绞尽脑汁思考。”



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一个人可能发疯多年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论及自己，还是说将来可能如此？隆美尔元帅对希特勒在经历最后的暗杀行动后的心智相当确定，他说：“这个病态的说谎者已经完全疯了!”



战争最后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十六英尺厚的混凝土和六英尺厚的泥土。嘈杂的抽风机所送的空气，都是他自己胃肠胀气以及莫雷尔恶心的体臭味。最后一年，除了幕僚、将领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见他。施佩尔这样描述他的衰弱：



现在他皱缩干枯像个老人，四肢颤抖，走路蹒跚，拖曳着步履。甚至声音也震颤，丧失以前的威严。说话语调含混支吾，完全没有力量。他经常像个老头子一样兴奋起来，声音开始破碎……他的脸色变成灰黄色，脸部肿胀;制服本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污斑，因为吃东西时手会颤抖……我经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也许这是每个人都会静静听他下令的原因，因为长久以来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继续调派已不存在的师团，或者命令以飞机运补，但是飞机因为缺乏汽油已经无法起飞。也许这就是大家没有说话的原因，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进入他的幻想世界。



那些负责打仗的将领，对于希特勒这位领导人心智如此涣散，感觉又是如何呢？从1943年春天起，就有许多次暗杀行动，但全失败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认为上天在保佑他。这其中有多少次暗杀行动，是因为相信希特勒得了后期梅毒随时可能发疯而致的？在1940年代，梅毒患者会精神错乱是众所皆知的事，那么有谁知道在地下碉堡里即将发生梅毒患者带来的大灾难，这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敌军、德国军方或德国人民听过这个传言，其对战争造成后果将是可怕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在权力中心流传，虽然是小心谨慎地讨论。多少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我们无从得知。目前我们认为，只有没收希特勒病历档案的威廉·弗里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莱与秘密档案



1942年底，莫雷尔和勃兰特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知道希特勒正逐渐陷入梅毒性痴呆，但是要如何处理这超级敏感的信息呢？他们一起签署一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曾经宣誓“我的忠诚就是我的荣誉”──这时候他们有过什么内心挣扎，害怕自己的生命难保吗？SS卫队头子希姆莱听说过传言：他的元首得了后期梅毒，可能会死，甚至更糟的是随时可能发狂。希姆莱将这个最高机密告诉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克斯滕于1956年出版记录他们谈话的日记。



克斯滕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他在参加芬兰人争取自由脱离俄国的战争后成为芬兰人。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国医生学习按摩，为希姆莱治疗肠痉挛之前，已经有许多皇家和贵族的客户。希姆莱有时候会因为肠痛而昏厥。崔若伯为克斯滕的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希姆莱的男按摩师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操控他的肠胃，也操控他的意识，让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无人情味、没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轻信的专横人物，向他忏悔自白。”



克斯滕的日记中，第一次重要的对话是在1942年12月12日。“这是我治疗希姆莱以来最刺激的一天，”克斯滕说：“他非常紧张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问他是什么事。他反问我：‘你能够治疗严重头痛、头晕目眩和失眠的人吗？’”克斯滕回答说可以，但是他必须先检查患者，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莱说，除非他先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无法透露此人是谁，于是克斯滕郑重其事发了誓。



希姆莱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夹，里面有蓝色手稿。“你看了就知道，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这26页的报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住院的病历，当时他因为英国毒气暂时眼盲接受治疗。报告指出在帕泽瓦尔克有某种症状和梅毒有关，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现（莫雷尔治疗希特勒整整一年），证明梅毒继续蹂躏希特勒。在1942年初，这些症候显示“毫无疑问地”希特勒有进行性瘫痪。“除了瞳孔固定和口齿不清之外，梅毒的每个症状都曾出现。”



克斯滕告诉希姆莱，他无法治疗心理疾病，并且询问希特勒目前治疗的情形。希姆莱回答说，莫雷尔医生为他注射，检查疾病的进展，让他有能力工作。当然，那时候认为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



希姆莱向克斯滕求助：“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国的元首，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间，只有在元首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力量;他不能舍弃我们。”希姆莱继续说：“我们必须尝试各种疗法让他继续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这样结束，他曾经有如此伟大的勋业……我一想到元首对我们的贡献，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没有办法挽救元首免于梅毒的蹂躏。现在来了个莫雷尔，宣称可以救治元首。我没什么好反对的，因为他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马上就恢复成以前惊人的睿智理性。”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应该到心理医院接受彻底的检查，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答应，况且如何能够保守秘密？如果外国的情报人员听到风声，敌方用无线电广播警告德国人民，可以想像其结果将是兵败如山倒。第一要务就是要赢得战争。希姆莱再次强调要保守秘密，并将文件放回保险箱。他探询道：“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克斯滕？”



下个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滕记录他与希姆莱关于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谈。希姆莱问克斯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希特勒，克斯滕建议采用瓦格纳-尧雷格疟疾疗法──这个治疗后期梅毒方法的开山祖曾经因此赢得诺贝尔奖──又说希特勒应该避免太操劳。克斯滕解释说，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产生幻觉以及夸大狂。生理上可能会“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和瘫痪”。克斯滕说，这疾病真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威胁。一道命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还是受到疾病影响的时候下达，希姆莱如何分辨呢？根据克斯滕回想所看的报告，希特勒于1918年在帕泽瓦尔克接受当时标准的治疗（可能是水银），那时他的症候已经消失。



克斯滕建议希姆莱采取行动，将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莱说他做不到，因为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势必引起争权夺利。此外，他如何证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为过度操劳造成的？这次谈话就在希姆莱闷闷不乐的沉思中结束，他会仔细观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1943年2月4日，负责SS卫队禁卫军总部的柏格将军问克斯滕关于国外谣传希特勒有梅毒和进行性瘫痪之事。克斯滕承认好像听过这种传闻。柏格认为希特勒受到毒气伤害，可能引发先天性梅毒。克斯滕说，最好不要讨论此事，这是很危险的话题。柏格赞同说：“我们会闭上嘴，好像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克斯滕再一次不顾保密的承诺，问希姆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档案。鲁道夫“吓得脸色发白。‘天啊!’他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险。你是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最重大的机密!’”



鲁道夫猜测，只有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尔曼·戈林也知道。克斯滕问他是谁写的报告，鲁道夫说他不能讲，但他透露：是“非常负责的人，他的忠贞不容怀疑”，他觉得有责任告知希姆莱。这个人最近与他在战场上的总部有过长谈。克斯滕也问希姆莱知道此事多久，鲁道夫说，他一直知道有此传言，但是拒绝承认，直到这份报告出现。现在他不再怀疑此事。



大卫·欧文排除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以及黑色档案，他说：“根据这赝造的资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现梅毒性瘫痪是在1937年，1942年复发。在他所写的《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这本书中所做的血液检测，则是完全否定这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说：“从来没有克斯滕所说的‘黑色档案’，也没有进行性瘫痪。”但是，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血液检测并非是决定性的。何况，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怎么可能知道希姆莱保险箱中的这大逆不道的秘密报告？欧文在《希特勒的战争》的序言中，说克斯滕杜撰事实，并且以26页病历档案为证，证明莫雷尔的日志是伪造的。如果莫雷尔的日志是秘密梅毒患者的医疗记录，克斯滕的文件在与之对照之后才能被证实。更重要的是，克斯滕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医院的治疗，以及目前的健康状况，除非他看过秘密报告，否则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没有得梅毒，那么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就是无聊的虚构。不过，莫雷尔的日志被认为是梅毒进展的记录，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其实也很合理，它显示喜好争权夺利的希姆莱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随时可能病情恶化，试探发生意外的机会。如果希姆莱紧张地等待，纳粹核心里还有谁也在等待呢？那些流传多年，说希特勒已经发疯的传言，有多少是认为希特勒因为梅毒而精神错乱？



不管克斯滕为何出版日记，报告的签名者才更令人吃惊，他却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阿希姆·贝斯根后来发现签名者，他的书《沉默的命令》详细探索克斯滕出版的资料。贝斯根经克斯滕遗孀的同意，详细阅读日记原本。他摘录克斯滕与希姆莱有关黑色档案的对话，大部分和克斯滕的回忆录相符，但是加上：



“报告有勃兰特医生和莫雷尔医生的签名。”



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贝斯根放在书中最后一段，它证明这两位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勃兰特和莫雷尔冒着生命危险，在斯大林格勒之役开始时，告诉大权在握的SS卫队头子，说希特勒因梅毒随时可能死亡或发疯。只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知道希特勒的详细病情，为什么克斯滕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们？他基于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们泄漏秘密的病情？虽然莫雷尔设法让希特勒保持正常，但是联合签名暗示勃兰特协助他，他们显然都觉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莱，控制好内部的安全，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状况。



莫雷尔与勃兰特并不亲近。莫雷尔取代勃兰特，成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负责人。勃兰特于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跟着他飞去会见墨索里尼。他与莫雷尔勉强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将他开除，因为他抱怨莫雷尔所开的药丸含有马钱子碱。这事件的起因是吉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盘中有六颗黑色药丸，而从莫雷尔的“寇斯特药丸”研究可知马钱子碱是其成分。希特勒当时黄疸病初愈，勃兰特要求莫雷尔将他纳入医疗计划中。莫雷尔记录如下：



与勃兰特交谈。他说：“如果你说你只是按照命令，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希姆莱会对你比其他人好？现在许多人被处以绞刑，必须非常冷静判断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么差错，你能想像接下来会如何？别人不会要求哈塞尔巴赫负责，但是你要负责，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从现在开始最好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人告知希姆莱有关希特勒进行性瘫痪的事情，希姆莱在危机发生时是否支持勃兰特和莫雷尔，这问题就有不同的意义。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兰特并且判处死刑，因为他为了安全将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国人地区。希特勒自杀后几天，施佩尔和勃兰特获释，但不久美国人又将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医生都被解散，只剩下莫雷尔单独负责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莱监督他的工作。从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莱命自己的医生史坦普菲格进入地下碉堡加入医疗团队。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莱指派的，肯定会告诉他有关梅毒的问题，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认为希姆莱知道吗？



战后，希特勒的“元首医生”们被俘，他们在军事情报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写希特勒的病历，勃兰特和莫雷尔关在同一间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联合审问报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医生认为”，勃兰特、吉辛与哈塞尔巴赫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记忆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没有瘫痪。胃病显然一开始就很严重。哈塞尔巴赫写道，希特勒喜爱寻欢作乐。除了勃兰特，说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说希特勒心理正常。而这个勃兰特却是先被希特勒赶走关押，后来又被盟军绞死的一个人物，这时点常常遭到人们忽略。医生们的描述相对于战争末期莫雷尔的日记和施佩尔的描述，差异很大。美国人提的问题似乎更无法想像，只要他们描述希特勒身体的各部位，如他身上有什么小伤疤、如何分他的头发，却没问病理学上较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没怀疑希特勒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也可能他们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自杀身亡，还想办法逮捕他呢。



后人认为，这些元首医生在囚禁中等待发落的时候，可能迎合美国人的需要，以编造这些假资料为乐。莫雷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塔妮亚·朗，说他从来没有给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获释，住在巴伐利亚，死于1948年。勃兰特于1948年6月2日在兰兹贝格监狱被执行死刑，因为他参与了希特勒安乐死的计划。



关于希姆莱的黑色档案还有两个问题。如果莫雷尔与勃兰特在文件上签名，显示希特勒正处在第三期梅毒，那么当希特勒被英国毒气弄瞎了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帕泽瓦尔克的文件有什么证据可证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个忠贞不二的人跟希姆莱在野战总部秘密会面？第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1918年的帕泽瓦尔克医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内，与几名同胞被英国毒气侵袭而暂时失明。一名不太严重的人带着他们逃离，像瞎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布鲁塞尔的野战医院。希特勒被独自送回德国，住进帕泽瓦尔克医院。他的眼睑痉挛，眼皮肿胀无法睁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想这次意外：



10月13日晚上（正确时间是1918年10月15日），在叶普斯之役前英国以毒气攻击南边前线;他们使用黄十字毒气，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当天晚上我自己也亲身体验到。在威委克南边山上，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几个小时的连珠炮火和毒气弹，相当猛烈且持续整个晚上。午夜时，许多人昏倒，我们有些同胞就永远死了。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痛苦，每隔15分钟就更加痛苦。早上7点，我眼火在烧，只能蹒跚踉跄而行;带着我最后的战争报告。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变得像灼热的煤炭;黑暗逐渐包围了我。



希特勒恢复视力，但是当休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再次失去视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着蹒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将燃烧的头埋入毯子和枕头中。”此后多年，他一再说起这个故事，在他第二次恢复视力之后，有个超自然的愿景激励他成为德国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从帕泽瓦尔克医院出院，回到军中。后来在叛变审判中，他说只能阅读报纸上最大的标题，很怕失去阅读书籍的能力。



鲁道夫·宾尼恩在阅读《见证人》一书时，怀疑作者犹太医生恩斯特·魏斯可能参考过真正的文件，所以才能写出这么详实的故事，并且真有一位精神病医师在P为“AH”治疗。宾尼恩最后研究发现这位医生是埃德蒙·福斯特，又发现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长的戏剧性故事。



1933年，福斯特带着希特勒的记录到巴塞尔，然后去巴黎，为了安全起见他给德国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其中有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国之后，被格拉夫瓦尔德的医学院解聘，然后校方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审问他十三天。此后，福斯特这位见证人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杀。宾尼恩访问福斯特的长子，他回想父亲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医疗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讯，巴黎的德国新闻记者也觉得这消息太危险而没有刊载。



魏斯以小说形式透露这医疗秘密，他的小说在他自杀之后幸存下来。1963年，在遗失多年之后，它终于在德国以《见证人》出版。1977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发行英文版，宾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叙述者。同时，魏斯和福斯特一样，于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开枪自杀，这时德军已占领巴黎。托马斯·曼与诺莉诺·罗斯福已经为他取得美国移民签证和机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说中，见证人被指派到P医院，在那里他治疗在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如紧张不安、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其中有一位患者AH，身体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兴奋、喜欢狂热煽动，需要训导惩戒。他的眼睛因为毒气手榴弹而“像灼热的煤炭”。魏斯这里是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动他们仇视犹太人，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见证人对自己施展催眠术，并且引导他自己有意愿去看见，然后让他能够入睡，结果奏效。“我扮演命运之神，让这失明的人恢复视力。”AH掌权之后，向千万群众施展催眠术，告诉沮丧消沉的德国人，在神奇的治疗下德国也能够恢复国威。见证人将他的病历保存起来，并且埋在沼泽里。



魏斯的叙述者怀疑AH的种族仇恨可能是因为情欲经验造成的，后来感染梅毒，认为未来要禁止与那些血液受到污染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位失明者仇恨犹太人，而这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治疗好他的失明，暂时使他不再失眠，但是无法使他一秒钟不仇恨犹太人。他可能是在维也纳生活困顿时，被某位犹太女人所害？他是自愿守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德国血统的女人？这让他很痛苦，使他无法入眠，使他无法爱人，无法满足，也使得他拥有狂热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这刺所刺伤，因此他以狂暴的拳头反击？



一位穿着党制服的人要求与见证人说话。他要求交出有关AH的文件，见证人拒绝了，然后将文件从沼泽里拿出来，放进防火的保险箱。但是这文件在屋子里，让他很担心。他以一般邮件寄给自己，收件地址在很远的邮局，这样可以保存三个月。最后他决定将文件藏在瑞士，开车到巴塞尔，在联邦中央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诱回来遭到逮捕，严刑逼问十三天，差点被打死。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给他们，要撑到底!”



见证人获准离开，与妻子重聚。他打开保管箱一看，空无一物;他白白忍受那些折磨。妻子为了让他获释，在他们朋友赫尔穆特的怂恿下，交出了文件。不过，即使盖世太保现在有AH患者的医疗记录，他们还是没有医疗秘密。



见证人描述这状况：有一天，他（赫尔穆特）开始谈起这件事情，说还有附带的证明。他为了营救我，将这文件交出去。他是将我放在保管箱的笔记文件都交给秘密警察，但是他们并不满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见了，就是有关他与女人关系的部分。在P和他交谈许久，我已经知道许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我知道详情，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我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下，只有我才看得懂。



见证人，也就是福斯特，有关AH与女人关系的医疗秘密，到底是什么？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的序言中，表达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杀及恶魔本质背后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说：“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泽瓦尔克的催眠师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藏在一个保管箱中。”这个遗失的关键一环可以解释希特勒，罗森伯姆对此很痛苦，他说：“有个东西遗失了……就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想像，就在瑞士银行的保管箱里妥善保存着。这并非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是我们无法取得。不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恐惧，而是要探索难以理解的罪恶”──他说，这不是寻找圣杯，但却是为了解释希特勒。



另一方面，美国精神病法医学家大卫·波斯特在对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早年病史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经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大卫·波斯特认为，正是早年的催眠术治疗使希特勒果真以为自己是具有“超凡力量的人”，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自以为是超人的魔鬼。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路易斯根据这种理论撰写的新书《创造希特勒的人》日前已在美国出版。大卫·波斯特博士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法医学家，他对希特勒早年病史的研究已有10多年的历史了。波斯特博士认为，正是一名德国精神病医生早年对希特勒的催眠术治疗无意中激发了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从而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纳粹魔鬼”。



根据多年的研究，波斯特发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身为德国下士的希特勒遭遇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在德国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奥地利籍的神经科医师卡尔·克罗诺医生当时正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之一，二战结束后克罗诺曾接受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向美国情报机构回忆了1918年时青年希特勒的治病史，波斯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克罗诺医生的十多页纸回忆录。克罗诺医生在回忆录中称，1918年10月，29岁的德国下士希特勒在比利时前线的一场战役中遭受了芥子气攻击，他的双目暂时失明，被带到了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希特勒的双目在治疗中渐渐恢复了视力，但是在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后，希特勒又开始抱怨自己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克罗诺医生回忆称，当时医院中一个资深精神病专家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断定，希特勒眼睛的再次失明是典型的妄想症癔病，福斯特尔医生在11月为希特勒进行了有效的催眠治疗。从那以后，有关希特勒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病历和医疗历史就成了一团迷雾，当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这名纳粹元首命令手下销毁了他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所有病历记录。而当年为他治病的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则以“试图向国外媒体分析元首的精神状态”的罪名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关押审讯13天后死于监狱中，一说是被害死，另一说是他死于自杀。而这个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正是一个犹太人。



波斯特称，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是更加全面的问题，而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波斯特在美国《法医学》杂志上写道：“我认为有足够清楚和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年轻时代曾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然而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以为自己是超人的魔鬼。”波斯特称，正是从帕斯沃克镇医院康复出来后，希特勒开始下定决心参与德国政治，并于1933年踏上了德国政坛的顶峰。



1942年，交给希姆莱的帕泽瓦尔克报告，里面的秘密就是梅毒。见证人在巴塞尔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吗？希姆莱黑色档案中有一部分是莫雷尔和勃兰特所写的报告，是关于希特勒目前的医疗状况，其他部分则是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患有梅毒的症状。帕泽瓦尔克的病历报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莱的手中？如果一开始似乎不可能追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帕泽瓦尔克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位无名士兵的治疗记录，尤其是希特勒已经下令弗里克没收销毁这些资料，那么1942年希姆莱重新得到这份资料，显然有许多可能性。事实上，可能是医疗记录资料就有许多份（而且各有许多副本），如福斯特的病历记录、医院病历摘要、希特勒治愈后出院发给军方的报告。福斯特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两份副本给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一份给魏斯。当然，依照小说的记载，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尔的保管箱里。



盖世太保多年来夺取这些记录，问题是盖世太保中谁负责此事，希特勒的领导层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而元首有梅毒的报告在SS卫队高层又会引起多少不安。谁能够信任呢？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秘密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记录，海德里希于1942年被暗杀，这些资料就转交给希姆莱。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希姆莱在收到黑色档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资料，那么他请勃兰特和莫雷尔撰写意见报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馆政变审判的记录，包含帕泽瓦尔克报告的副本。根据宾尼恩所说，威廉·赫格纳从政变时起就是希特勒的政敌，他从政变审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文件，直到1933年该文件才被盖世太保夺走。戈林当时主管盖世太保，但是赫格纳的副本被夺走时，巴伐利亚的警察归希姆莱管辖。根据宾尼恩所言，福斯特拥有的病历正本由威廉·卡纳里斯（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头子）与希姆莱本人保管。显然布雷多将军也有一份，他于1934年在“长刀之夜”被枪杀。简言之，希特勒的帕泽瓦尔克医疗记录有许多副本，如果最后连一份都没有传到希姆莱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莱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第三个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莱已经有希特勒的医疗记录，他可能直接找勃兰特和莫雷尔随时掌握希特勒的近况。但是克斯滕所看的报告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的签名，他还问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谁是那“忠诚度没有问题的人”。当时谁会有帕泽瓦尔克文件，可以接触勃兰特和莫雷尔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负责、正直，能够将消息告诉希姆莱？



希特勒的随员中三位有希特勒过去的健康记录，他们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威廉·卡纳里斯、威廉·弗里克。海德里希已经被暗杀，他的档案都移交给希姆莱，所以先排除。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前国防军情报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泽瓦尔克的记录。卡纳里斯在1942年经常与希姆莱会面，是对抗希特勒的关键人物，也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莱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状况。希姆莱没有怀疑卡纳里斯自己的密谋，还告诉卡纳里斯他知道有个叛变计划。1943年，德国一位重要的间谍在土耳其变节叛逃联军，此事和卡纳里斯有关，希特勒大发雷霆将卡纳里斯撤职。卡纳里斯涉及军队许多暗杀和叛变的计划，他向英国透露许多战略上的秘密。1943年3月，他飞往斯摩棱斯克协助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但他在密谋前在家里被逮捕。纽伦堡大审时，发现卡纳里斯在占领俄国时曾经阻止种族灭绝屠杀。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里克，他从1933年1月起担任希特勒的内政部长，是希姆莱高层的信使，忠诚度没有问题。弗里克一开始就跟着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中与施特赖歇夫还有其他人一起被捕，当时被控以通敌。最初是弗里克与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莱掌权的，希特勒三次没收健康记录：斯皮托夫的记录、赫格纳的记录以及帕泽瓦尔克文件，都跟他有关。希特勒心智逐渐失常，弗里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说希特勒正在带领国家走向毁灭，弗里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精神错乱。”这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意见。



欧文在1983年出版《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一书，他提议“消灭”关于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话，因为莫雷尔在1940年以“患者A”送交实验室做血液检测，其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欧文此说太过轻率。梅毒学的教科书警告说，不要被不正确的血液检测误导。斯托克斯写道：“患者可能经瓦色尔曼检测多年来都是阴性反应，结果还是死于梅毒。”尤其是晚期、热疗与局部治疗的病例。他引证许多研究：后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有个研究和希特勒有关，特别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奥诊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尔曼检测是阴性的。这群患者有个共同的后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肠胃痛。1936年，合作临床小组发现，患者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只有52%会出现瓦色尔曼阳性反应。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只有在感染初期，伤口充满螺旋体的短暂时间内才会接近百分之百准确。希特勒感染已经30年后才做瓦色尔曼检测，其间有许多机会接受治疗。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设计人质疑使用瓦色尔曼检测法来筛选实验对象，因为他们预估有25%的患者会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即使这些患者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没有接受过治疗。希士顿夫妇甚至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以前感染过，而且梅毒在当时无法治愈，以前感染过就表示持续感染。



瓦色尔曼阴性反应被认为是铁证，一直被用来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线索：否定维也纳妓女事件，认为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从来没被诊断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从来没有为他治疗过梅毒。



欧文又说：“从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从来没有得过梅毒。”但是，尿液分析不适用于诊断梅毒。许多传记作家与医学作家因为错误的梅毒检测，没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战最后几年，因为第三期梅毒的连续摧残，无论生理或心理都已经颓败不堪。欧文很乐观地认为，他出版莫雷尔日记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经过就完整无缺了。”



血液检测并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结果是阳性反应，希特勒和莫雷尔也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他们要掩盖梅毒快速进展的事实，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患者A”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样本。也许“患者A”与他的私人医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饰秘密。



埃恩·科萧发现，虽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只有少数是“完整的严肃学术性传记”。而这些严肃的学术传记的作者中只有艾伦·布洛克考虑到梅毒，在1953年的传记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汉夫施滕格尔的评论，但说这是传言而非第一手资料。布洛克写道：“例如，根据报告，普希一再说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感染梅毒。这可能是恶意的谣言，但不只一位医学专家暗示，希特勒后来的症候，无论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因此这个说法很值得参考。不过，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医学报告出现，否则这还是未定之论。”布洛克的结论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认为身心失调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设的希特勒医疗报告，其实曾经存在，至少是以暗语在莫雷尔的报告中写出，战争末期由一名德国军官拿去掩埋。1959年这些文件被发现，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处制作成微缩胶片，希士顿使用这些胶片，作为他们写作《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主要资料来源。四年后，欧文编辑莫雷尔的日记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尔资料──这些资料“意外地”于1981年出现在国家档案中。



希士顿是精神病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状况，认为希特勒有滥用安非他命的迹象。施佩尔为希士顿夫妇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也同意说：“我写了几百页对希特勒的长期观察，以及我做为他亲密伙伴的经验。关于他个性的改变，颇符合希士顿夫妇的研究结果。”



希士顿夫妇指出，希姆莱在1937年的纪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希姆莱：‘神经性梅毒的迹象。’来自克斯滕的回忆录。”他们发现：“梅毒的症状千变万化，善于模仿其他疾病。”但是，他们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没有痴呆现象，尤其是没有丧失记忆力。“神经性梅毒不可避免会造成痴呆，这通常是第一个症候，如果不是第一个，在几个月之内也会出现。第二，梅毒会出现特殊的眼睛症状，不过勒莱因医生详细检查没有发现不正常。”但是，神经性梅毒的个性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完全麻痹性痴呆出现痴呆现象可能要经过许多年。问题是希特勒还没出现麻痹性痴呆或痴呆就死了。许多资料显示，希特勒神奇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勒莱因没有发现瞳孔固定和不规则，他却发现眼睛有其他症状。



希士顿夫妇写道：“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肠胃、神经系统和心血管，这三个器官系统有重大疾病。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显然他病得很严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些疾病的性质，或是对历史可能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他们从莫雷尔的报告以及访问过去认识希特勒的人，觉得现在累积了相当足够的证据。虽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后来的症状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所致，但也正确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于当时梅毒无药可治，早期感染意味着将继续感染。他们描述希特勒疾病的发展，所用的言语暗示患有梅毒：“从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杀，希特勒出现已知的迹象、症候和对行为可预期的影响，因为脑部机能疾病而出现间歇性失能。”



弗里茨·雷德利希在脚注中将传记作者的意见做个摘要，统计出只有少数的书籍与文章讨论到希特勒的病历。每个人都很快若无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东·诺伊迈尔写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伯特·爱德华·帕克的结论是：“莫雷尔的日记中没有出现痴呆现象，血清检测又是阴性反应，这些证据足以否定希特勒患有这种疾病的可能性。”



有个人认为希特勒是患脑梅毒，他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历山大·金姆（Alexander Kimel），他曾在网站上张贴这个消息。金姆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于1908年不见踪迹，却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兹，1908年2月他离家到维也纳（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月，他穿着黑色外套，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兹的朋友，也是在维也纳的室友，他与古斯特观赏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他就看了三十几遍。然后他失踪，一句话也没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次出现时，整个人已经变了。1909年圣诞节，以科萧的话来形容，他又瘦又脏，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极”，与“社会底层的妓女、酒鬼、穷困无望的人一起鬼混”。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是目前关于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写道：“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很少用这个词），希特勒并没有全身性瘫痪，这是严重的梅毒转变疾病，病征与症状很容易诊断出来，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为，独特且容易辨认的精神病症候（如瞳孔对于光线的反应不规则），严重的口齿不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血清与脊髓液做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雷德利希说得没错：“希特勒没有麻痹性痴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出现梅毒的警讯阶段。”



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没有证据足以否认。然而，他的生活显然可以看出是梅毒患者发展的模式，这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重新探索档案。如果说希特勒在1908年经由性交感染一种他认为是源自犹太人的疾病，这让他从少年时就遭人排斥，而这事不断蹂躏他的身心，那么又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不仅希特勒可能是一个梅毒患者，希特勒的精神偶像尼采和希特勒的政治偶像列宁，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梅毒患者。据说梅毒折磨病人，并可使其病人达到狂热的状态，让他们在垂死的病痛中焕发出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纽伦堡大审判》记载落在盟军监狱里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表现，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对里宾特洛甫的探访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时，他目光闪烁，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说：‘嗯，也许这种力量在银幕上表现不出来。’接着里宾特洛甫眼睛中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颤抖着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坐牢受审，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进这间屋子，并下达什么命令，我会不顾任何后果立刻去执行。’”这就是“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2005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这一可能的诊断：研究显示同志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被感染了这一性病。在红色政权建立不久，梅毒就开始在他的健康中占了上风，并终于在1924年要了他的命。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53岁死掉的列宁是在与一系列古怪病症的作战后死去的，其死因有不同说法，包括脑瘀血、中风、梅毒、精疲力尽或脑动脉硬化等。梅毒诊断的困难在于其症状与其它疾病有共同之处，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 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 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到十几年后的晚期, 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心血管损伤可能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直到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 梅毒一直是不治之症。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作的大量文件，被认为是“与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相吻合”的表现。列宁的病症极像梅毒症状：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被偶尔的抽风、剧烈头疼、恶心、失眠和局部麻痹折磨。他曾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



这些以色列研究人员5年的研究充分说明，个人的腐败足可败坏历史的进程。1924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与世长辞，年仅53岁。如果列宁没有梅毒，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斯大林暴政。



列宁所患的梅毒导致了他晚年的脑损伤和临终前两年的痴呆症状。Eliezer Witztum博士说，“我仔细阅读了列宁在最后三年病情逐渐恶化的所有相关材料，其中描述的病症与官方公布的动脉硬化根本不符合。”对于梅毒的诊断，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时经常被误诊为其它带有脑紊乱现象的病症，但是记录显示，当时前苏联医生给列宁用了阿斯凡纳名，这种含有砒霜的药物只用来治疗梅毒，这说明，医生们很清楚列宁的病情。“我的同事Vladimir Lerner曾经是莫斯科Ben-Gurion大学的教授，当时他与列宁首席医师的儿子共事，他的儿子向Lerner确证，许多尸解记录均表明，列宁确信无疑死于梅毒。”



列宁的遗体仍然陈列在莫斯科供人瞻仰，他的脑组织可以提供最后的证据，但是俄国政府或许永远也不允许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组织标本的检验。“他们不会让任何人这样做，假如我说乔治·华盛顿死于梅毒，美国政府会让我们对他的脑组织进行DNA检测吗？”列宁1924年去世，享年53岁。三位以色列医师为他做身后诊断，推定他死于神经梅毒，使用资料包括1991年苏联崩解后开放的相关文件、验尸报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具结永远缄默的医师回忆。克里姆林宫维持至今的列宁死因是脑血管硬化，但治过列宁以及验尸在场总共27名医师里，只有八人在最后验尸报告上签字，其中一人后来对儿子透露，验尸报告有八个版本，所载死因各个不同，其中一个是梅毒。



三位以色列专家抽丝剥茧，梅毒的决定性证据有四。而列宁死前的精神性格状态与梅毒损害大脑的过程吻合，则是有力佐证。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逐渐不耐噪音，脾气日渐暴躁，有时尽失自制，对事物过度敏感，连音乐或小提琴的声音都不能忍受，这就是梅毒侵害神经系统的初徵。



新的研究表明，希特勒的先行者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比希特勒还要过分：伟大的革命导师竟然是死于一名巴黎妓女传染给他的梅毒，而希特勒尽管声名狼藉，毕竟是自杀身死，而不是梅毒逝世的。



海伦·拉巴波特是备受尊敬的俄国历史专家，是包括作家协会及剑桥作家社团在内的许多组织的成员，她说书籍，论文及杂志对列宁晚年的描述表明，列宁患有性传播疾病，并最终要了他的命。她说列宁的许多病症均表明他得了梅毒，许多苏联高层人士也这样认为，但苏联官方禁止他们公开谈论并以死威胁，因为公开此事会让苏联共产党尴尬。所以官方文件仅仅记录说：列宁死于1918年三次中风及一次暗杀未遂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



拉巴波特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著名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写的一份报告，巴甫洛夫因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而闻名，他称“革命的成功是由一个脑子患有梅毒的疯子取得的”。然而，苏联禁止公开批评列宁，以身试法者经常被杀害，巴甫洛夫之所以能免于被害是因为列宁赐予他豁免权，以利用巴甫洛夫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共产主义的先锋，领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一部分。他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苏联，成为苏联第一位政府领袖，并仍是20世纪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死于1924年一月，享年53岁。最后两年他三次中风，最后已瘫痪在床，失去语言能力。苏联将列宁的死归于三次中风，着力掩盖列宁晚期古怪，狂躁的行为及发怒还有早逝的原因。



拉巴波特说，证据表明列宁可能1902年在巴黎从一个妓女身上感染了梅毒。她将这一观点写在了新书《反叛者：流放中的列宁》中。她说：“在许多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及科学家中，列宁死于梅毒是未公开的事实。但苏联迫使他们签订数十年的保持缄默协定。”“但在所有的证据中，巴甫洛夫教授的断言最有说服力。”拉巴波特说巴甫洛夫教授的证据是1928年，巴甫洛夫与一名医生米凯尔·泽诺乌在巴黎的讨论会上，这次讨论会有文献记载。文献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她说：“巴甫洛夫知道，列宁死后的1924年，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被召来会诊列宁的大脑，他们均认为列宁死于梅毒，这已是他们内部公开的秘密，当然，没人公开此事，苏联官方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



列宁并非第一位死于梅毒的领导人，其他有文献记载的患有梅毒的领导人包括亨利三世，伊凡雷帝，阿道夫·希特勒及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美洲的梅毒培养了这么多的暴君，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欧洲的病毒几乎灭绝了美洲的印第安人。



梅毒使得希特勒深受眩晕症和胃肠胀气之苦，胃痛和胸腔痛不时发生，颈部常年有疖子，手足患有麻痹性震颤，因此他每日要服用60多粒各种药丸。不过，梅毒也使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他久病成医，他关心起臣民的健康了。



希特勒曾采取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意识的措施。他亲自提议建立了全国癌症病人注册治疗制度，这是此类病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而当时在其他国家，癌症远远未被认识到是一种日益严重的与工业化有关的绝症危害。希特勒通过立法规定，农药中凡是含有砷这种致癌物质的一律禁止生产使用。吸烟能导致肺癌，希特勒又提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以政府名义干预此事。



希特勒的革新观念还体现在饮食科学上，他主张食品要少糖、低脂，少吃肉类和罐头。他又通过立法规定，大德意志帝国的主食也即面包，在制作时必须加大全麦面粉的比例，增加人们对纤维素的摄取量，总之就是反对吃得过精过细。希特勒基本上是个以蔬菜为主的素食者，所以其忠实走卒希姆莱不光效仿，还更进一步开发私家菜园，只吃纯天然食品。到了1941年时，德国已在所有学校中宣传吸烟的害处，并且在60个城市全面实现了公共场所禁烟。一年之后，也即希特勒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希特勒居然还有空关怀海洋鲸类的生存问题。他曾就此说道：“鲸脂消费的增加势必使得鲸类的数量降低，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挽救。”当时，到哪儿还能找到这么一位关心地球生态环境的友善人士呢？



这么一位“思想超前”的绿色人物，还倡导了一场防范核辐射污染的运动。另外，希特勒在杰纳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尼古丁危害的科研院所，并动用国家经费和设施，首创基因遗传学的起步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许多年里，一些国家还对其大力挞伐，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唯心论命题”，并将其列为研究的禁区。而人类对核辐射污染的防范，直到20世纪末才被重视。



希特勒这个酷爱犬类和金发儿童的“爱心人士”，何以又掀起一场浩大的犹太种族灭绝运动并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呢？他的那些极具有前瞻性的富于人道精神的观念，怎么又会与中世纪那些残忍的行为携手而行呢？通过研究希特勒这一个案，有关人士得出的结论是：这位从1933年起就成为“德国新主人”的历史罪人，完全能够同时具有以上这些显然对立的精神特征。希特勒确实具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梅毒病症在天才人物里并不罕见。据《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以下症状就很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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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潜伏在其他疾病背后，所造成的症状又如何呢？贝多芬的病历包括：严重的肠胃痛（痛得要死的腹绞痛）、可怕的头痛（他拔掉几颗牙齿，希望能够缓和头痛）、有只手指的指甲受感染必须动手术、下颚长脓疮动手术、风湿病引起肺部严重发炎（1815年，此后他就没有完全恢复健康）、风湿病痛经常复发中有一次“可怕的风湿发作”、“胸部因为痛风引起关节炎”、黄疸病、食道和鼻子流血、眼睛痛了五个月（复发过一次）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戴上眼罩，以及心脏衰竭。他经常心律不整，还将此编写入音乐（钢琴奏鸣曲，作品81a，《告别》），晚年时脸抽搐。这还只是部分症状，安东·诺伊迈尔（Anton Neumayr）含蓄地写道：“贝多芬晚年很可能有忧郁症。”



梅毒中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虹膜和眼睑内层的粘膜一再发炎。贝多芬为纪念鲁道夫大公谱成《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他写给申德勒（Schindler）的信上说：“晚上我必须盖住眼睛，我应该好好照顾双眼，史麦塔纳（Smetana）写信给我，叫我不应该写这么多笔记。”诺伊迈尔发现眼睛的状况“几乎可确定是虹膜周围发炎，包括虹膜和结膜（联结眼睑和盖住眼球的细致粘膜）”。



贝多芬自诉许多症状也许只是健康不佳。不过，发高烧然后长期生病，包括风湿病、关节炎、痛风、眼睛发炎、头痛、胃痛以及其他症状，不禁令人怀疑是梅毒引起的。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他不太相信医生，说他们是“医界之驴”（至少15次）。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21年11月12日）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到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



他跟魏吉勒说，耳聋就像鬼一样纠缠着他；想像他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和悲哀。但是他经历心境转变，快乐和沮丧轮流交替：“运用和展现我的艺术，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我要掌握生活，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被击倒。──啊！生命是如此美丽，我要再活一千次。”



1801年7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卡尔·阿门达（Karl Amenda）说：“告诉你，我最有价值的财产，也就是我的听觉，已经严重损毁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发觉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变得更糟。我们必须等待，看看是否听力可以恢复……我所说的请你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802年10月6日，贝多芬到维也纳郊外一个村庄，写下自杀遗书给弟弟（但是没有寄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将他的失望归咎于失去听觉：“你们认为我是坏心肠、顽固或不愿与人来往的人，其实你们都错怪了我。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我从小内心和灵魂充满善良，也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想到这六年来，我遭受到无望的折磨，那些无情的医生使我病情更严重，年复一年，骗我说有改善的希望，最后被迫面对持续不断的疾病（治疗需要多年，也许根本不可能治好）。虽然我天生热情主动，甚至对社会上各种活动都很有兴趣。但我很快就被迫自我退缩，孤独过活。有时候我想要忘记所有一切，但是突然警觉到我失去听觉，这让我备感哀伤……有人站在我身边，他能听到远处的笛声，但我却听不到，或是有人听到牧羊人在唱歌，而我还是听不到，这是多么羞辱的事情。这种事情几乎令我感到绝望；再绝望下去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我的艺术能让我活下去。啊！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世界，除非我能带走内心的一切。所以我苟延残喘活下去，对于一个敏感的身体，这样真是痛苦。我的身体可能突然之间从最好的状态变成非常差……如果我在坟墓里还能帮助你们，应该会很高兴──所以就这样吧。──我满怀喜悦奔向死亡。”



四天后，他写了一封遗书，痛苦地告别家人，放弃治疗的希望，期盼纯粹喜悦的一天；他的内心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喜悦。



……



贝多芬晚年，经常有人看到他在维也纳大街上疯狂跺脚，头发飞扬，边走边哭，或是哼着走调的曲子，似乎在与生命搏斗。他走路时大声怒吼，像是在赶牛。街上小孩爱作弄他，有一次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窥视别人的家，看起来像流浪汉。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外表，朋友晚上潜入他的房间，将干净的衣服放在床边，他似乎都没发觉。



贝多芬可能精神失常了，传言四处散布。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夏洛特·布伦斯维克（Charlotte Brunsvik）写道：“昨天获悉贝多芬已经发疯。”[33]他经常发脾气。李斯特（Franz Liszt）也发现他的不平衡，因而写道：“我公开表示佩服和喜爱的作品，大多是属于……今天所谓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不久之前，有人解释说，这种风格是因为贝多芬耳聋和精神失常造成的，这样说太不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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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贝多芬，荷兰画家梵·高也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在谢选骏看来，梵·高绘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画的都是“地狱景色”，因为这位地狱画家被梅毒逼上了绝路！



《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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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在他的手指上滑行，飞快得有如小提琴上的弓。他充满活力，以浓艳的蓝色背景营造出神秘的效果。他画的咖啡屋色彩丰富，是个会让人发疯犯罪的地方。宗教的影像太过兴奋刺激，他想画耶稣和天使，却失败了。他开始以更大的画布作画，想到他未来在艺术的地位。西奥说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有一天可以与贝多芬媲美。凡·高写道，必须让真正的火燃烧起来，才能达到他在绘画上的辉煌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这样的色彩。只有在疯狂投入工作时，他才能感觉到生命。他的脑筋绷得紧紧的，简直快破裂，他在半小时内想一千件事情。他头脑清醒时就投入工作，逐渐变得不省人事；绘画过程像是做梦。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更加虚弱，但是觉得自己的艺术天赋越来越高。



雅斯贝尔斯说凡·高的最后阶段，感情激烈与狂喜交相混杂，但总是有条不紊。他无穷的活力、极其强烈的兴奋，以及几近神秘的热情，再加上他不断说害怕发疯以及活不久了，引出一个可能无法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疯狂作画时期，是否经历过麻痹性痴呆发作前的狂喜和痛苦阶段？由于他自杀身亡，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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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认为，梅毒的传播事件，其本身就是“美洲的复仇”！原先主要在欧洲下层社会流行，三百年后的十九世纪，由于平民社会的到来，梅毒终于蔓延到了影响社会的人们那里，并在二十世纪通过梅毒病人尼采的哲学，塑造了两位身患梅毒绝症的政治领袖──列宁和希特勒，从而世界拖入了革命与战争的死海。梅毒造成的惨烈杀戮，使人想到，玛雅文明可能也是毁灭于梅毒肆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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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教科书也告诉我们，在晚期梅毒造成的“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最后神志清醒阶段，可能出现的迹象是有神秘的洞察力、以救世主自居的预言能力、浮夸的自我定义、清晰明澈的表达力和相当无法抑制，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保持精确细致。……这些特点，在尼采、列宁、希特勒身上都是清楚不过的。这么说来，尼采最后著作的超然卓越，与他即将被麻痹性痴呆所毁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符或是互相冲突之处。



尼采最后的著作一再表现出紧紧控制住能量与内在爆发力的影像。自传《瞧！这个人》最后一章“为什么我是命运之神”，宣告会出现危机，全世界大火蔓延数十年，前所未有的战争，并且确定尼采这个名字将与这些都有关系：“我不是哲学家，我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他的才智似乎无边无涯。



1888年12月18日，尼采写信给朋友卡尔·富克斯（Carl Fuchs）说：“从九月到现在，这几个月我所知道的事情比以前更广泛。最令人吃惊的工作，也简单得像游戏；我的健康就像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好，感觉有无穷的才智与坚定。我无法告诉你做完多少事情──每件事情我都结束了。未来几年，这世界将会重新开始：因为旧的上帝已经退位，我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圣诞节那天，他承诺在两个月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即将爆炸的机器，托马斯·曼（Thomas Mann）形容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就像是“被狂喜入神下了咒”。卡尔·雅斯贝尔斯描述说，这些最后的著作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由于尼采一生所出版的书籍，在他生前只卖出几百本，他最后的宣言似乎太过浮夸。但是他对于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问，他的极端自我夸大是否另有未被证实的隐情。



弗洛伊德称赞尼采最后著作的成就时，知道麻痹性痴呆的影响。1908年10月28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在当天晚上开会，纪念尼采遗著《瞧！这个人》出版。弗洛伊德说（奥托·兰克记录在《会议记录》中）：“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



弗洛伊德说，疾病成为尼采的宿命。（托马斯·曼更进一步指出：“他的天命就是他的天才。但是，他的天才还有另一个名字：疾病。”）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尼采内省反思所达到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绝后……最基本的因素还是必须加上去：麻痹性痴呆在尼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麻痹性痴呆形成一种松开的过程，使得他有能力看透各种层次，并且认清最基本的直觉，达到非凡的成就。他以这种方式，将脑梅毒的特性转变成为科学服务。”阿德勒（Alfred Adler）也同意：麻痹性痴呆的人可能有非凡的成就。



尼采在精神病院可以认出他母亲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她与奥弗贝克安排尼采从维勒的诊所转到耶拿大学的心理诊所，以便就近照顾。诊所的主管施图茨医生（Dr. Stutz）的结论是“资料显示进行性麻痹是正确的诊断。几乎没有可疑之处。”最初的检验是由住院主治医师齐恩医生（Dr. Ziehen）执行。在耶拿大学进行的检验发现其生殖器有个疤，可能是以前梅毒下疳所留下的。斯托克斯说，下疳消退“大多只在表面上留下很小的疤痕”。尼采的这个疤痕也可能是另一种性病软性下疳造成的。尼采心烦意乱时字迹会颤抖，说话时不断用手势表达以及做出奇怪表情。前五个月，他仍然很激动，经常没有条理──用粪便弄脏自己、喝自己的尿、尖叫，其他时候看起来非常正常。他接受水银药剂治疗。根据当时的观念，家人只会更刺激脑梅毒患者，因此尼采的母亲有六个月不能探望他，就像克拉拉·舒曼不能到精神病院探望罗伯特·舒曼一样。



……



尼采和后来的极权主义运动的联系，除了梅毒病菌就是他的妹妹──没有一位档案保管员，像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那样做了那么多评论。她是崇拜哥哥的小妹妹，从小就开始搜集尼采的手稿，将哥哥最早的文献资料都收藏在柜子里。这份收藏后来发展成为“魏玛档案馆”（Weimar Archive），这是伊莉莎白所建的一栋可爱房子，存放她哥哥的文件，也安置了她哥哥；尼采在这房子的楼上度过他最后精神错乱的日子。伊莉莎白筹钱，谈出版合约，并且管理一群员工将尼采的作品分类（希特勒掌权后，这些人大都成为纳粹党徒）。她从1892年开始出版尼采所有的作品，还有81篇文章和3本传记。她以女文学家和尼采遗产监护人，在欧洲甚有名气，跟科西马·瓦格纳（Cosima Wagner）不相上下，后者监管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伊莉莎白曾经被提名三次角逐诺贝尔奖。



但是奥弗贝克警告说，伊莉莎白是个不一样的妹妹，颇具危险性。奥弗贝克的评论直到今天还是没错。为什么学者一致批评和非难伊莉莎白？她是虔诚的路德教派，反闪族的激进分子，崇拜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不适合代表一个反反闪族和反爱国主义的人。尼采曾经写过上帝的讣闻，尼采的著述都是要推翻她所虔诚相信的事物。尼采一直不想让母亲和妹妹知道，他与家乡的基督宗教美德已经有多大差距，最后还是让她们知道了。多年来，伊莉莎白为了避免她与哥哥的道德观产生可怕的矛盾，每个步骤都扭曲真相，以配合她自己的希望。



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她，将造成一大遗憾，因为她以自己的喜好编辑尼采著作，以自己的意思窜改书信，甚至毫不掩饰她窜改的痕迹。传记作家现在礼貌上称她是不可靠的见证人，有些人就不客气地说她是强制性病态的说谎家、非常令人受不了、偏执固执以及故意刁难作对。她汇整编辑尼采的著作，尤其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包括从他笔记里抽出的段落，这些段落可能尼采根本不想出版。尼采在瑞士西尔斯玛丽亚（Sils Maria）所住的房间里，被他扔到垃圾桶的只字词组，也都被捡起来任意编排出版。伊莉莎白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将档案交给希特勒使用。



1932年2月，伊莉莎白在魏玛的国家剧院第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当时正上演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后来他也捐款给尼采魏玛档案馆）与别人合写的有关拿破仑的戏剧，这次会面部分是伊莉莎白策划的。希特勒在大批军警护卫下来到魏玛，听说尼采的妹妹也在戏院里，便捧着一大把玫瑰到她的包厢。她本来对他很冷淡，因为她认为希特勒参选总统应该会输给兴登堡（果然如此）。但是，一年后希特勒掌权，她就开始赞美希特勒：“我们陶醉在热情之中，因为我们政府的领导者是一位神奇杰出的人物，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希特勒总理。”[20]她回忆说，希特勒迷人的眼睛似乎可以把人看穿。她过世时，希特勒在她的棺木上放置一顶桂冠。



伊莉莎白所创造出来的尼采传奇故事，当然不会提到梅毒。若非她要刻意隐瞒，尼采的病也许不会公诸于世，说起来还真是讽刺。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让莱比锡著名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取得尼采在巴塞尔和耶拿的病历。如果伊莉莎白想借着默比乌斯塑造出众人对于尼采生病的同情，那么她被骗了。1902年，默比乌斯出版《病理学的尼采》（On the Pathological in Nietzsche），虽以影射方式而非直言不讳，但是不仅泄漏诊断结果，更糟的是还暗示，心理不稳定现象早在1881年就出现，而且“激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灵感：



当一个人变得跟水沟一样低下时，他就准备跟所有提倡民主思想的庸俗人物一起拥护“水沟平等”的目标。──尼采对民主平等嗤之以鼻，但也曾因为受到萝·莎乐美（尼采心仪却被拒绝结婚的女人，犹太人，女权主义者，支持民主平等）的影响，险些站错立场，为此惊讶并着自责，重拾立场表现得绝不动摇。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崇拜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



……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



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俄国的病态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但后来他却辱骂这位自己的偶像。……



尼采也是典型的“人格变态”： 1.尼采生於宗教家庭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2.尼采在只有女人的环境里养育长大，日后却成为坚决的反女性主义者。



尼采虽然不是反犹主义者，但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受到他那个时代欧洲整体文化歧视犹太人的局限。《我的妹妹和我》一书中有不少对他同时代思想家的评论，对马克思的议论尤其刻薄。比如他说：“ 如果我受到那个犹太女人（他的情人露·莎乐美）的支配， 那么我可能就会像马克思一样不断前往大英博物馆，把自己埋在枯燥的经济科学之中，搜集统计数字；而不是审视天堂，寻觅一颗舞动的星星”；说马克思是“骑着普罗阶级的驴子进耶路撒冷。” 他谈到马克思著作的语言， “他以不错的德语写作，装饰以大量的拉丁与法语引句，这两种语言他似乎并不很精通，为的是让程度低的人印象深刻，让那些本来能了解的人精神错乱，他的‘供求律’，就像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律’，两种律则都是18世纪的一种新热情――以单一的观点研究的结果 （第八章）。”



同时尼采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述说了自己对犹太女人露·莎乐美的痴迷爱恋。他需要女人，他甚至可以没有自己，却不能没有女人。即使莎乐美杀了他，他也依然爱她。有一本露·莎乐美写的《情遇尼采》。翻过一遍，让人失望。 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与尼采交往谈话的追忆，全书的语言僵硬、乏味，充满了对尼采哲学空洞枯燥的解读。让读者如嚼生米，牙痛兼头痛。然而莎乐美是那个年代里最著名、最有魅力的知识妓女之一。 她与当时最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有“交往”，她不仅是诗人里尔克的情人，弗洛伊德的密友、并与瓦格纳、托尔斯泰、布柏（M. Buber）、霍普特曼（G. Hauptmann）、斯特林堡（A. Strindberg）和韦德肯特等交往甚密。尼采如歌德一般渴求永恒女性的临幸，所以当莎乐美出现时，尼采就疯了。他希望这个才21岁的知识女性能成为他精神和肉体的伴侣，但遭到回绝。她需要“自由”，跟那个时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女性”一样，她根本不想受婚姻和异性的约束。 这个只维持了5个月的恋情与尼采以后的精神状态有直接的关联性。压抑、敏感、易激动的尼采从此对妹妹的感情有了鸿沟，他认为是妹妹妨碍了他与异性的恋情，是妹妹的嫉妒让他多次恋爱失败。他认为在报复和爱情中， 女人比男人更野蛮。他进而联想到：爱一个人也是一种野蛮，因为它被实施时牺牲了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可能性，对上帝的爱也是如此。



而就在一年以前，尼采却在信中对妹妹说：“我可以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令我向往的女性。但是，最好的事情，是要回了我最喜欢的洛马（妹妹小名），妹妹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幸福而适合的人。”



这位自诩的“超人”曾大言宣称：在德语文学中有两位伟大的散文家，一位是海涅，另一位就是我。尼采著作中的讽刺性锋芒毕露，与海涅散文同出一辙。而与海涅的滔滔雄辩不同，尼采的文体坚硬强悍，诡谲多变。



《我妹妹与我》这个“尼采佚失的最后告白”，其标题所透露的隐秘：为首的“我妹妹”，附庸的是“我”──可见“我”的一生确实是“我妹妹”的附属物！这就是德国哲学家：不依附官方就要依附妹妹。这就是梅毒所困的思想家。



在《权力意志》第958条里尼采宣称：“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这就是尼采垂死的头脑里浮现的最后三个利维坦。



在《权力意志》第982条中，尼采宣称：“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这不仅是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先声，而且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泡沫。既然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那么当然就“什么都可以做”！这种泡沫思想，在1914年造成了一次大战，1920年代造成了经济泡沫。1929年经济泡沫的破裂，1939年触发了二次大战……达尔文主义才是一种更加恶毒的尼采主义、列宁主义、纳粹主义。



它仿佛在总结现代历史说：“平民社会的最大恐怖不是民主，而是种族灭绝！”




 

第七篇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从“出身于犹太血统家庭的人就是犹太人”的意义上说，希特勒可以算为犹太人，尽管他在反犹主义风起云涌的德国为了撇清这一点而格外卖力地反犹排犹并最终走上了虐犹屠犹的道路。

这并不矛盾。从希特勒在1945年3月下达的彻底毁灭德国的命令来看，“犹太人希特勒反犹、排犹、虐犹、屠犹”不仅毫不奇怪，而且很合逻辑，甚至一脉相承。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希特勒同时也是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德意志族人。对于希特勒这样一类的“伟人”来说，他属于哪个种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哪个种族来为自己的个人目的服务，尽管他的个人目的披上了“民族”、“国家”、“阶级”、“人民”、“党”等等的迷彩服。如果情况需要，他们也同样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国家”、“阶级”、“人民”、“党”──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伟人比起常人，好起来更好，坏起来当然也就更坏了。

《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一书，由希特勒的祖母一辈写起，一直写到希特勒家族仅存的几个后代。希特勒的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可能是近亲结合的产物，但以他的个人成长来说，可算是一个成功者。以毫无背景的平民之身成功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且是进入了海关工作，服务四十载。阿罗伊斯的缺点是性格急躁，似乎有一定的心理疾病，贪恋女色，对妻子薄情寡义，在妻子身患肺病卧床不起时，会和家中年轻的女仆勾搭，甚至是前一任妻子刚刚下葬，尸骨未寒，这厢阿罗伊斯已经和新任妻子奉子成婚了。

希特勒本人则是个性强硬，但做事却毫无恒心，这从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就可以看到。希特勒在美术方面有天赋，第一次报考美术学校，复试被刷了下来，推究原因可能是他练习得太少。（《希特勒家族》：“试画没有通过，画的人物太少。”）书里印了一幅希特勒的花卉画作，应该说是画得很不错的，假如放在今天，肯定能得到高考的美术加分。

假如有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或许希特勒只会是一生一无所长的平凡人。可惜，希特勒的父亲蛮横霸道，与儿子时而又冲突；母亲性格温顺，又溺爱儿子；这点与中国湖南的某人挺相像。总之，希特勒没有家教，更谈不上受到正确的家庭教导。

书里有一段话：

阿道夫·希特勒日后在自己的女秘书克丽斯塔·施罗德面前吹嘘：“有一次我在《卡尔·梅伊》（误译，应该是说阅读卡尔·麦的小说）中读到，不表露痛苦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于是我就决定，在下一次挨打时要一声不吭。挨打的时刻终于又到了，父亲每打我一下，我就在心里默数一下。然后我得意洋洋地去向母亲汇报：父亲今天揍了我三十二下！”

阿道夫·希特勒父母之间的变态关系，造就了他的变态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假如阿道夫·希特勒的半犹太父亲给他留下更多一些的财产，让年轻时的希特勒不至于离家出走，并因此混迹于无亲无故的异乡，世界上就会少一个失意的年轻人，也许会少一个混世大魔王。可惜历史的轨迹就是像现在这样走的。

1956年，天主教会修士弗立茨·耶青格发表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幻想谎言以及事实》一书，其中说，希特勒的侄子帕特里克，那个试图敲诈叔叔的人，在1939年8月5日的《晚巴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希特勒的祖父是格拉茨的一个名叫弗肯贝格尔的犹太人。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人，他的话无疑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但由于他的话也是别人间接叙述的，所以可靠性又少了几分。后来人们查到了1939年8月5日的那份《晚巴黎》，上面确有帕特里克的文章，详述了到1938年为止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但并没有耶青格的书中述及的那些话，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希特勒的祖母。这样，犹太血缘的谜案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

但是从许多蛛丝蚂迹可以看出，希特勒这个人是非常喜欢和犹太人打交道的。

据约翰·托兰所写的《从乞丐到元首》一书的第二章“生活就是我的学校”记载，1909年年10月底，希特勒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脏室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凯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该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栖身地，那些龌龊、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晨9时便在座落在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说来，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简称。

但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希特勒的朋友们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们坚信，希特勒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希特勒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希特勒还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表示感激，因为他自己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也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希特勒的朋友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其实这也算不上诽谤，因为他说的可能是实情，每个民族的体味不同，饮食不同，生活习惯也不相同。

希特勒在个人生活的意义上并不反犹。他由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鲜廉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的反犹政治的需要里，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当时的奥地利首都，几乎每个人都是“反犹”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却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发现这种偏见后，一定会很痛苦。他会说，在反犹太主义后边，隐藏着阉割的危险，因为犹太人有割包皮的传统。）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何况，这又牵涉到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Ｈ·Ｂ·Ｂ私人档案”。）

到了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行成──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

他寻欢作乐了五天，后来，6月26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拚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从乞丐到元首》一书的“序幕”一章里曾经记载，1918年11月间，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

其实上述文字是来自希特勒的自述，是他参加纳粹党以后的“回忆”，是根据自己的反犹政治的需要捏造出来的“不实之词”。

迄今为止的许多希特勒传记，都建立在这种“希特勒自述”的基础上，殊不知道，这些自述乃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政治谎言，是根据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二十遍就是真理”的讹诈术调制出来的鸡尾酒：真真假假，真假难辨。

例如据《从乞丐到元首》的第三章　“欢喜若狂”记述：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从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页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却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我的奋斗》，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

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些选民中竟有这许多勇士，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说上一二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希特勒声称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期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的、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在他们眼里，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不过根据现在最新的研究指出，其实希特勒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赤色分子。希特勒的合作者，如戈培尔、罗森堡，也都是赤色分子。希特勒本人就曾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里，是一个伪装的民族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气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0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六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九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三十二名委员中，有二十五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二十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

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因为那种关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利可图。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于是希特勒成了伟人。伟人就是那种要把国家和民族都毁了，来促进自己伟大目标的人。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四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Ent Eernung”，这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希特勒竟然不惜向自己的亲族下毒手，这并不奇怪，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并不少见。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从乞丐到元首》第四章“一个政党的诞生”记载：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十五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二十四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十九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期所作的“观察”和政治需要。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也是个犹太人，而他对希特勒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的政治观点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放毒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的维也纳时期以来，他对这些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彻底：“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卍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卍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齐鼓相当──在哈勒集会五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九十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二百三十七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一百五十六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

……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希特勒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之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其实这不是模仿，而是他天生就会的。希特勒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

据说，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

我们把希特勒的上述言论，看作“政治表白”。这种姿态属于一种“比国王更加即今的保皇派”；很像“叛徒”、“汉奸”的故作姿态，是“叛徒为了漂白自己就努力屠杀自己的同伙”、“汉奸比日本鬼子更加大声地颂扬日本”。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这多么像一个推销员。反犹不是目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才是目的。

《从乞丐到元首》的第五章“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记载：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三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由此可见，希特勒需要表现的更加激进，因为他的“底子潮”，有见不得人的苦衷，那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祖父奸污了他的祖母，剩下了他半犹太人的爸爸，这个污点无论如何必须抹掉！如何抹掉？那就是需要不断地反犹、比任何人更加激烈地反犹！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遣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是犹太！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二百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者伸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从乞丐到元首》的第六章“啤酒馆起义”记载：

在1923年，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1923年的几个月里，作为反犹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纳粹元首的希特勒，希特勒的初步目的达到了。

《从乞丐到元首》的第七章“在兰茨贝格狱中”记载：

在监狱生活的开头几星期里，他所作的就是面对现实，然后几乎通读了“继续革命”所需要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原来这个家伙在其三十岁以前是不学无术的，只是为了从政，他才苦读。监狱当然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因为列宁之死象征着希特勒这个前赤色分子自己的新生，象征希特勒从一个赤色分子转变为一个褐色分子，开始了自己的“新列宁主义”──纳粹主义的斗争。

和希特勒不同，斯大林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开国元首”，而是一个马丁·鲍曼那样枯燥无味却擅长于办公室工作的宫廷阴谋家。在苏联，和希特勒类似的是列宁。列宁也具有希特勒式的个人魅力，

纳粹主义也和列宁主义一样推行个人崇拜，不过其崇拜对象从犹太人马克思换成德国人俾斯麦：“当希特勒终于构思完长篇大论的演说时，急切的铃声便开始召唤我。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往往看到他正神经质地来回踱步。时不时地，他在俾斯麦的肖像前停下脚步，用迷惘的目光注视着那位大人物，如祈祷一般，仿佛在祈求铁血宰相赋予他治国方略的灵感。他以梦游者一样的步伐，从一件家具踱到另一件家具旁，一边调整着满满地摆放在家具上面的各种小摆设的位置，然后开始在房间里快速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下脚步，就像一下子中了风似的。”（《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在希特勒身边12年》）向他看来的作派完全像一个演员在做戏，对于俘获绝望中的德国人心，可能相当有效；但对一个正常的社会，显然过于夸张了，太多喜剧性了。

除了俾斯麦，还有腓特烈大帝。1762年，腓特烈大帝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在德国人面前，希特勒希望把自己打扮成为新的腓特烈大帝，所以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为了获得德国人的信任，希特勒极力鼓吹：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比德国人还要热爱德国，比德国人还要德国化──这不奇怪吗？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奇怪。正如斯大林比任何俄罗斯共产党都要残暴，不残暴，他们这些外来户就无法站稳脚跟。

……

正是基于这种“外来移民”的生存需要，希特勒一从监狱出来，又开始谈论政治，不断编排反犹的长篇大论。汉夫施坦格尔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政治味道。希特勒论证，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演戏，都不是希特勒真实的自我。他的真实思想只是偶尔才会流露──例如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呆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双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她想，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几乎是在十七年前的这天，他母亲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那可糟了”，赫仑纳回忆说，“会羞辱他的。他在冒险，确实是冒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希特勒是一个杰出的演员。“那时候我仿佛是再生了！”戈培尔在记录1922年6 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得到的印象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元首”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希特勒的演技征服了热爱小说情节的戈培尔。

在1925—1928年间，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十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

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去发国难财。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四千名听众，而门外还有一千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三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

“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卍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六千至七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本书也表明，他一再剧烈地改变其对外政策，是一个十足的风派人物、投机钻营分子。他后来的走狗戈培二一度也看不下去，集会时号召人们：“把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开除出党！”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这与他而时年以后与斯大林签订狼狈为奸的协议，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六年后的1926年，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六百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七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盅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如果希特勒预先就知道自己将来会当总理的话，他会写一本怎样的书呢？会写一本《希特勒的秘密著作》。这不是历史的假设，而是真的有这样一本书。美国人约翰·托兰的《希特勒》一书号称“最权威的希特勒传记版本”，但是其“希特勒的秘密著作”一章却十分清楚地展现了“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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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贝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孀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一百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品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惟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他从来不在任何人们面前裸露身体的任何部位。这是非常奇怪的。难怪别人怀疑他患有梅毒。）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赖特的年龄差距不多。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呯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讲演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偏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他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惟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其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希特勒可能是在说他自己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希特勒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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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希特勒的秘密著作毫无创意，所谓的“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不过是对他早年追随的“红色风暴”，作了改头换面，把它改为“褐色风暴”罢了：双重任务的第一项“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是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翻版，双重任务的第二项“消灭犹太人”是苏联的“消灭地主资本家”的翻版。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说起来骇人听闻，其实并不比苏联、中国屠杀地主资本家更多。至于其它方面，“日耳曼民族优等”来源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雅利安人的使命”来源于“奴隶创造历史”，“集中营”来自“劳改营”，来自“劳动创造人”的达尔文主义，“党卫军”来源于“赤卫军”，到了文革就变成了“红卫兵”。人们认为，希特勒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思想准则，就是德国必须发展纯粹的雅利安人种。对此希特勒曾经写道，“我必须用一个更优秀的种族组成一个统治阶级。”但是实际上，这个思想的原创者决不是希特勒，而是马克思和列宁：希特勒的“贡献”仅仅在于他的修正主义──他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改头换面为“更优秀的种族”；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改头换面为“统治阶级”。希特勒的狂想和称霸欧洲的疯狂举动，其一切内容在苏维埃俄国那里早已是历历在目的现实。“德国人对犹大人以及其他种族无比厌恶的熊熊大火”，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专政”里，早有样本。“上百万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无辜的人们悲惨地死在德国集中营里”，正如上千万的地主资本家和其他阶级的无辜人们悲惨地死在各国共产党的劳改营里。

关于纳粹的标志“卐”字，一般都认为那是希特勒小学时代在他家乡的修道院长的服装上看来的。当时他崇拜修道院长，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物，小希特勒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院长。其实这只是纳粹自己制造的一个“雅利安神话”，因为我注意到了，“卐字标志”与苏联的“镰刀斧头”，其实异曲同工，不少事实可以证明，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初期，希特勒其实是一个崇拜列宁的红色分子，所以他所网络纳粹领袖如戈培尔、罗森堡等，都是具有苏联背景的。后来眼看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没有市场，希特勒才对列宁主义的红色进行改头换面，变态为纳粹主义的褐色。

很少有人注意到，甚至希特勒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也是源于布尔什维克。在1919—1920年的波兰──苏俄战争中，共产党俄国管自由波兰叫做“白色波兰”，并且声称要在“向《凡尔赛和约》的进军”中，制造一个“白色华沙的废墟”！可惜苏俄红军失败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结果二十年以后，纳粹德国帮助苏联实现了“白色华沙的废墟”这一梦想。并且通过入侵波兰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向《凡尔赛和约》的进军”。希特勒不愧是列宁的好学生。

纳粹主义的失败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合理。这正如纳粹主义的祖师列宁主义，尽管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但在二战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自己崩溃了。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后果所发生的变态反应，注定不会持久。希特勒虽然为了适合德国国情把列宁主义修正为纳粹主义，但本质上和列宁主义一样违反人性，所以不能修成正果。

现在大家都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不合人性的，因为交通闭塞的血缘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大锅饭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但大家还不清楚“征服新的生存空间”也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这一征服已经不再合算，所以殖民帝国体系纷纷解体。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空间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都是行不通的。结果共产革命反而导致共产党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而纳粹革命不仅未能消灭犹太人，反而帮助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与其说是“历史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历史的逻辑”。

（附带说一句，社会主义政策一般只在同种族的国家内比较有效率。在美国这类缺乏血缘纽带、较多种族疏离的移民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受欢迎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的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是个美国人，他写道：“塞斯·英夸特把他的时间用于开列一份他引入荷兰的健康、保险和婴儿福利方案的详细清单。美国法官比德尔却在文件边角上写道：“我总是被如此多的被告显而易见的诚恳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可这是什么样的理想啊！”显然，显然，来自不同种族的、缺乏同胞观念的美国上层人士，由衷地不喜欢社会福利制度。所以美国在所有的发到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社会。美国人根深蒂固地不信任大政府，因为大政府肯定会牺牲少数人的合理权益。）

第八篇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希特勒为何屠杀犹太人？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屠杀犹太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并不奇怪，就像中国人屠杀中国人、毛泽东屠杀中国人，一样“自然”。只要有利可图，独裁者们总是坚信“什么人都可以杀”的，哪怕是屠杀自己的亲兄弟。唐太宗李世民不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之一吗？就是这个英明领袖，竟然还害了自己的哥哥与弟弟，还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逼迫他老人家让位给他。由此可见，在唐太宗与其兄弟的斗争中，唐太宗无理之处要更加多一点，否则他就用不着对自己的父亲也下手。在篡权弑亲这一点上，英明的唐太宗比昏暴的隋炀帝毫不“逊色”。唐太宗可以杀害亲兄弟，希特勒为什么不能杀害犹太同胞？毛泽东为什么不能杀害中国同胞？

希特勒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不难解释。且不说当时社会上的普遍排犹思潮，单是在希特勒的身世中，犹太血统也是他心灵上的阴影和身体上的污点。他的犹太祖父不过是强迫了一名下贱的女佣，这才有了希特勒的父亲，希特勒对他的祖父没有理由不产生恶感，而他的父亲即使只是“二分之一犹太人”，也骑在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身上，充当暴君。再加上他试图通过屠杀犹太人来洗刷自身污点、争取政治权力，他就不得不成为“犹太叛徒”，不得不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这样才能“将功补过”，结果却“欲盖弥彰”。

对于“希特勒为何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凤凰网历史综合”发表过一组纪念文章“没有无辜者的欧洲竞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年再回首”，有一篇《纳粹德国的反犹狂潮》指出，几十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专门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intentionalist）；二是“机能论”（functionalist）。前者认为纳粹从最一开始就计划歼灭犹太人；后者认为对犹太人的歼灭决策，尤其是“最后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是在种种外部因素所迫下决定的。换言之，纳粹一开始未想歼灭犹太人，但因为时势的演变，譬如说，无法解决犹太人难民出国的问题，当时国际社会都不接受犹太人；没有海路上面的主导，更无从将犹太人送到议定的马达加斯加，最终决定歼灭犹太人。这一派属于主流，当今大多数的学者，都是采取这一派的。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这个争执是没有定案的。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其实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安营扎寨，为此他们都希望压制和驱逐犹太人，只是到了无法压制、驱逐不掉的时候，他们才想到需要屠杀。

1、“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战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2、“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屠杀犹太人。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就开始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万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基本上剥夺犹太人作为文明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粹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与法西斯狼狈为奸，没有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一直没有意识到德国入侵就意味着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最后只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万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

1、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

2、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国及奥地利，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其实反犹主义不是德国特有的，也不是专制国家的专利；反犹主义不仅盛行于欧洲，而且也发生在美洲、发生在美国这样高度民主化的国家。这是因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其共性，他们只要保持其特性，就很容易与他们所寄居的社会发生冲突。

北京的《世界民族》月刊2005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反犹太人的最高潮”。

从 1654年起，欧洲犹太人为躲避迫害，陆续、分批来到当时还是荷属殖民地的美国寻求新生活。但是，反犹主义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 以当今犹太人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往往使人们容易忽视这一问题甚至对此产生疑问。然而反犹主义思潮在美国历史上不仅一直存在，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还曾出现过两次反犹主义高潮。只是反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时隐时显，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没有泛滥成像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那种灭顶之灾。美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反犹主义，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

文章指出，反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作为一种持久的历史文化现象，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奴役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希腊化但遭到反抗而开始推行反犹主义起，一直在欧洲延续了2000多年，影响遍及欧美国家。欧美社会的反犹主义通常是指“反犹太教”（Anti-Judaism）。“反犹太教”一词在19世纪末被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使用，专指犹太教和犹太人造成的宗教敌对，以区别于19世纪以来种族和政治意义上的现代“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后者严格说是一种“反闪米特主义”，其反感对象应该也包括阿拉伯人和回教徒。

西方早期社会对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还有种种限制，例如，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中世纪的行会之行规很严格，也排斥犹太人。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基督教禁止基督徒放高利贷，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这样，“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就成为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又一种普遍偏见。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在许多基督徒的心目中“夏洛克”一词几乎就等同于犹太人。

中世纪，流落到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寄居民族所遭受的辛酸是不言而喻的，在欧洲不少国家，驱犹、屠犹事件时有发生，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从西欧逃到东欧，又从东欧逃到西欧。1096年到1270年拯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压力达到了顶峰，犹太人得以在欧洲各地居住被视为一种恩准、一种特权，犹太人总要答应特殊的纳税额、缴纳数额可观的金钱才能获得居住一定期限的特许状，而且有些统治者还把驱逐犹太人、剥夺其财产或者先将犹太人驱逐走、再抬高税额把他们招回来作为敛财的一种手段。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遭受歧视、迫害的表现形式还有：必须佩带耻辱性标记，如黄腰带、尖皮帽、黄布条等，以区别于“高等”的本国基督徒居民；还必须集体居住在狭小的给犹太人划定的特殊区域“隔都”（ghetto）里。同时，针对犹太人从事“宿主亵渎”、“血祭诽谤”、“投毒播病”等类的指控一直层出不穷，而每一次指控都会导致对犹太人的清算斗争。

文章指出，当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者（荷兰人、英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移民美国时，把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传统也移植到了“新大陆”。在新殖民地，人们把在蛮荒之地努力建立文明的需要与从欧洲带来的“遗产”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传统。反犹主义作为从欧洲国家来的“文化包袱”被带到了“新世界”，冲淡了美国相对而言比较宽容、民主、宗教平等的社会气氛。经过一两代人后，美国“新世界”的观念就与欧洲反犹主义的价值观混合在了一起，反犹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一个真正的组成部分。反犹主义被一代一代遗传；又像一个民间传说，被添加、传播，以适应特殊的时代、地方和环境。它的表现形式根据历史环境而被改变：犹太人是“谋杀耶稣的凶手”、“经济的攫取者”、“永远的叛徒”、“基督教文明的颠覆者”、“魔鬼的化身”等等。传教士要求犹太人改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时期，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破坏美国血统的种族上的贱民”、“国家的颠覆性的因素”等观念甚嚣尘上，犹太人因而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到强烈的攻击。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依然认为“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商业”、“犹太人引起经济衰退”，因为犹太人控制金融活动，善于从事投机活动，经常引起经济波动、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初，美国国内的排犹现象很严重。破坏者不止在一个城市向犹太会堂扫射，针对犹太人的纵火与爆炸并不鲜见，墙壁上有反犹太的涂鸦，在全美各地的犹太墓地有数百座墓碑被推倒；美国有不少反犹组织，其成员印刷并发放反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报纸，某些反犹主义的报纸印刷精美、价格不菲，一看就知道背后有富裕的赞助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此时则写明只要“基督徒”； 在医学界也出现了对犹太医生（特别是牙医和精神病医生）规定限额的要求；房地产主制定公约:“希伯来的后裔免开尊口”；在美国约半数的州里，根据基督教传统的“礼拜日法律”将“礼拜日不得营业”的规定强加在犹太店主身上；度假旅馆拒绝犹太人入住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美国一些著名社会团体曾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接受犹太人，这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了普遍现象，不少社交俱乐部、互助会和兄弟会都拒绝犹太人加入；国民警卫队和一些艺术学会、住宅区也把犹太人排斥在外；授予军官官职时犹太人也遭到歧视；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宣布他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公开做大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私下里所做的事情，此后许多名校以种种方式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美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对犹太学生规定限额。

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的高潮，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再度爆发的反犹主义高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二战难民潮的发生，以及美国本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又爆发了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社会的攻击。美国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比第一次更甚。

“在1915—1932年间，美国建立的反犹组织有5个，1933年就建立起了9个反犹组织，1934—1939年的5年间，反犹组织竟发展到了105个，这还不包括西部和中西部较小城市的排犹组织。”26 经济大衰退的10年催生了从以农村和小城镇为基础的“银衫党”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阵线”等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组织。“据估计，在大萧条的那十年中，美国可能有1.5 万名隶属于各反犹主义组织的坚定的犹太憎恨者。”

20世纪30年代，对犹太人的攻击无止无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及主张美国不参加二战的人、保守派人士、宗教顽固派、反黑人者和民众鼓动家都提高嗓门，攻击犹太人。在1929年到1941年这段经济大萧条时期，反犹偏见大行其道。美国需要一个假想敌，而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要求扮演这个角色。当然和德国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都不是政府主导的，而是民间自发的。但是社会上的排犹思潮也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造成了美国政府对欧洲犹太人危险境遇的一度冷漠。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地区的数百万犹太人处于德国纳粹的铁蹄之下。当犹太难民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纷纷逃离欧洲时，美国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犹太难民的入境要求还是坚持执行签证制度。

1939年，满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客轮驶入纽约港湾，满怀希望的犹太难民们激动地看着海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渴望尽快上岸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经过与美国移民局官员交涉后，却因为没有签证二被拒绝上岸。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们不得不离去，结果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圣路易斯”号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所有难民无一人生还。

美国在这一时期制定了关于移民限额的制度，使大批战争难民无法涌入美国。二战期间，美国只收容了2.1万名犹太人。当时在社会上十分普遍的反移民态度影响下，有70％—85％的美国人反对政府放弃移民签证限额来让犹太难民无限制入境。当时，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新闻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教会、政界、知识界对此也都保持沉默。美国政府在1941年以前始终没有颁布重大政策来拯救犹太难民。美国在二战中对待各国难民的态度，采取了一视同仁的立场。

二战以盟国的胜利而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

1、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

2、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

3、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世界永久各平，让所有民族平等和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

但希特勒不是这么看待问题。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

最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并不像一般的无神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那样，将耶稣看成一个犹太人；希特勒认为他心目中的耶稣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希特勒说耶稣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个犹太的祖父母而已。显然，这是希特勒企图用自己的身世来重新塑造耶稣。所以他接着肆意发挥说：耶稣不是和平的使者，耶稣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耶稣便被基督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

作为一个杰出的演员，希特勒不断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观众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

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对此，希特勒显然是深有体会的亲身经验。希特勒熟悉如何打入一个陌生的国家（例如德国）从事颠覆活动，就像他所咒骂的犹太人一样。而且，为了发挥犹太人无法发挥的作用，希特勒必须反犹！

另一篇网文则把“反犹”放到了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去观察：

［

《欧洲20世纪反犹成风 迫害犹太人绝非只有德国》

欧洲二十世纪初的反犹主义有那么厉害么？它的根源只是宗教么？是不是全欧洲都希望迫害或者消灭犹太人呢？而希特勒只是干得特别狠而已？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欧洲当时的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有许多根源。

第一是宗教根源。 由于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拒信并杀死基督，和基督教势不两立； 按照天主教的说法，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犯有弑神罪──你想想还有什么罪是比这个更严重的？同时，在欧洲基督教社会，要证明基督教是对的，你也就必须证明犹太教是错的。如果容忍犹太教，甚至承认它，那么基督教也就是错的。因此从神学上考虑必须消灭犹太教。 天主教，正教，新教都有大量反犹分子，譬如马丁路德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极端反犹者。

第二是民族文化根源；犹太人本为亚洲移民，种族上属于外种人（alien）， 欧洲人看了不舒服：人们对长得不一样、文化习俗有差异的人有距离感，觉得不是自己人，因此对不同种族的人不那么容忍的。 另外欧洲人的成见是犹太人非常顽固，极其难以同化，并且欧洲人相信所有犹太人的同化努力只取得了表面效果，比如犹太人改信基督教都是装出来的，但骨子里不信。欧洲人认为，犹太人的同化只是假像，只是为了方便他们更好的藏匿于人群之中：这是一群最狡猾的人。这里你得到的是一个阴谋论：一个犹太人同化得越好，你认为他越狡猾。而这个论点是不能证伪的。如果你拿出证据说明这个犹太人已经同化了多少代了，回应可能是，这个犹太人家族伪装成同化者伪装得太狡猾了！干得太巧妙了！

第三是犹太人的文化，经济，政治优势。 犹太人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中都扮演了重大角色，是中产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纯粹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他们取得的成就是让人吃惊的；这使许多欧洲人嫉妒，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纳粹的反犹宣传片是这样拍的：先拍非常贫困的日耳曼人；然后拍富裕的犹太商人。给你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前者贫困的原因就是后者。而犹太人被定格成都是放高利贷、不从事体力活动的奸商。当时的成见就是，认为犹太人一定是从事买卖投机生意之类的活动但逃避真正的生产活动的群体；他们贪婪、小气、奸诈、堕落……

由于犹太人在经济、文化上的强大，必然使欧洲本土人心生嫉妒，同时对犹太人的力量感到恐惧，因此各种和犹太人有关的阴谋理论大行其道：认为犹太人要操纵世界。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里有大量犹太人，这更加使人们对犹太人的国际阴谋论信以为真。当时的犹太人的形象就是这样。

针对一战的失败，纳粹将战败的原因转嫁到犹太人身上，认为是犹太人出卖了德国，导致德国战败，这就为一战后的反犹主义提供了新依据，同时为德国的战败挽回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是犹太人造成的！”这样，社会矛盾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宣泄口。

回到欧洲，整个欧洲有很多人希望迫害犹太人，但各国的反犹主义情绪又是不一样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德国比较强烈，虽然这两国的犹太人被高度同化。尤其是，犹太人十九世纪在德国经历了平权运动，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反犹主义仍然如此严重。反犹主义在意大利、匈牙利、西欧和北欧则比较弱，因为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要么被高度同化，要么人数不多。

再往东欧去，反犹主义在波兰相当严重。因为波兰犹太人基本未被同化，人数多，而且抵制同化。在欧洲的犹太人，主张和当地文化融合、同化的人，被称为同化主义者 （assimilationist）。在波兰同化主义的力量较小。另外由于犹太人社群太大，因此能够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未融入波兰社会。当时波犹关系相当差，尤其是在苏联入侵波兰后又进一步破坏之。

在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等），反犹情绪也非常严重。当地人对纳粹的反犹政策是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的。学者认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犹太人口死亡的比率如此之高（九成以上）。

其他东欧的苏联共和国，如乌克兰，反犹主义也是相当严重。基本上一个社会的反犹主义多少可以从几个因素来考虑。

* 犹太人占该社会的人口比例 （自然越多越不好）

* 犹太人同化程度 （这个显然和上一个因素有联系，犹太人占该社会人口比例也越多自然也越难被同化），这个同化既包括文化的，也包括生理的。

* 该社会的宗教，一般来说，其他条件相等之下，天主教国家比新教国家反犹。当然路德派新教也是相当反犹的，但新教教派多得很，更没有天主教的反犹教条灌输。

* 犹太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经济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起人的嫉妒。

* 该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在政治学上说你这个社会越偏右，越容易反犹。当时的右就反映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越强，越容易反犹，因为犹太人是在你自己的社会里中能找到的“他者”（the Other），异类。

左派则是自由主义者。拿破伦大革命时，一些自由、平等、自然权/人权的口号得到推行，犹太人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得到了权利保障。在思想进步开放的社会，反犹主义一般会更弱。这里包括荷兰、丹麦、瑞典、英国之类的国家。当然，这并非说这些国家就没有反犹主义：一样有。因此，西欧北欧社会的反犹主义较弱。而未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年代熏陶的东欧社会反犹主义就极强了。

该社会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不是处于危机。越处于危机，社会矛盾越尖锐，便也容易兴起反犹主义，因为这些矛盾会被转嫁到犹太人身上：他们变成了替罪羊。

该社会是不是属于权威主义社会。这个论点是社会心理学的，参见Adorno et al的《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要注意的是，权威主义人格是反犹的一个条件，谈不上直接的原因。它要和其他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

自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不可能全部列出。

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是波兰犹太人vs匈牙利犹太人，刚刚说了一下波兰犹太人：有好几百万，多未被同化。匈牙利的犹太人特点则是被高度同化，绝大多数集中在布达佩斯，都是中产阶级，主要是律师、医生、学者、商人和其他白领职员。这些人和主流社会融合得非常好，绝大多数都认同自己为匈牙利人。而主张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在匈牙利犹太人中间也特别没有市场。这个结果是匈牙利人对犹太人还是可以的（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当时的政府虽然执行了一些反犹政策法律但不愿意将犹太人送到死亡营去，不服从纳粹的意愿，因为他们把犹太人看做国民，同时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如果被歼灭，损失太大。后来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歼灭政策才得以施行。匈牙利犹太人之所以被有效的歼灭，要归功于阿道夫·爱赫曼的组织。

相比之下，波兰对犹太人的保护就是微不足道了。除了之前的因素外，波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实际上你看死亡人数统计，波兰本族人在二战中死了约二百万。同时他们还面临德国和苏联两边的威胁，要想办法如何完成民族自决，保护犹太人就根本不在议程之上。这还不说波兰人并不将犹太人看成是自己人，还不说该国有强烈的反犹情绪。

至于德国的反犹主义是不是和其他国家的反犹主义不一样？Daniel Goldhagen很有争议地指出，确实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性质上的。他说德国的反犹主义老早就是歼灭主义的（exterminationist），意思是说德国人的反犹主义一直以来（应该说，是十九世纪）的特征表现在对犹太人肉体歼灭的诉求上。这个说法非常有争议，学界有无数的探讨。

如前面说的，反犹主义的根源非常复杂，有宗教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有心理的。必须全部考虑进来。反犹主义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有种族反犹主义（如纳粹），有经济──社会反犹主义，有宗教反犹主义。这些反犹主义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总体而言，这些“基督教社会”的反犹根源基本就是宗教，它为其他的反犹主义提供了可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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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第二篇网文中所体现的争议，显然和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历史定位有关。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是希特勒个人的犹太背景，决定了反犹主义变成了灭犹计划。只有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人才会把肉体歼灭纳入议程中，最后执行：换个国家固然不会想到肉体歼灭的办法；但是换个领袖，也发生不了这样极端的事情。而纳粹德国能够执行“最后解决方案”，显然是因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具有歼灭主义性质。

从心理学上看，希特勒屠犹，是一种典型的“自杀──他杀”的处理方式。只有犹太人才会这么感情用事地对待“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如果换了局外人，换了一个和犹太人毫无关联的德国领袖，他再怎么反犹，也不会采取这样的“自杀──他杀”模式来处理犹太人问题。希特勒空前绝后屠杀犹太人行为，不是孤立的，其实他和艾娃·勃劳恩的最终结局，也是严格遵循了这一模式。他对自己爱犬的处理，也是如此。希特勒显然喜欢把自己喜爱的东西，都带走，都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和他永远在一起。

下面一篇文章所记录的惨象，说明希特勒屠犹完成之后，其反作用力也趁机消灭了德国人，真可以说是“恐怖的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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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飞行员目睹320名纳粹女军官醉酒后自尽》

苏联二战期间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阿尔谢尼-沃罗热伊金，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 称号，参加了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攻克柏林的战役，并在解放柏林后有幸第一时间来到帝国大厦希特勒的地下掩体察看，现场目睹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惨状：大量纳粹男女军官在得知失败命运及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后，酗酒狂欢，随后服毒自尽。

1945年5月2日15点前，攻占德国首都的最后一次战斗结束，沃罗热伊金少校在市内遇见了一位老战友，后者向团长请了几个小时的假逛逛柏林，建议沃罗热伊金少校同他一起到刚刚解放的帝国大厦去，现场观看希特勒及其侍从藏身的地下掩体。

沃罗热伊金及其老战友绕过从大厦楼顶掉下来的两米长的纳粹铜鹰标志，带着1名特意挑选的工兵、3名冲锋枪手，一行6人顺着较宽的花岗石楼梯来到了法西斯的地下堡垒。地下掩体入口处的哨兵介绍说，在他们6人之前，只有一支突击队到过这个地下掩体，他们所带的工兵曾经仔细搜索过地下第一层，不过，并没有再往下走，卫兵也不知道地下掩体到底有多少层（共有3层）。沃罗热伊金少校6人开始进入地下室，工兵在前，搜索危险的爆炸装置，随后是两名军官，最后面是端着冲锋枪的士兵。

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一个多小时前，朱可夫元帅和刚刚被任命的柏林警备部队司令别尔扎林上将、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夫上将一行刚离开这里，他们来确认希特勒是否真的自杀。不过，元帅和将军们都没到地下室去，只是听取了汇报，而且，在他们到来之前，在戈贝斯所在的地下掩体内，刚刚发现了根据父母的命令毒死的6个孩子的尸体。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我承认，我没有勇气下去看那些被父母毒死的孩子们。”

地下掩体的一层，显然是工作区，有各种办公室，沃罗热伊金少校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最后，在走廊最尽头的一个掩体里，发现了一些发出亮光的物体，不知是上面有把手的镀锌铁皮箱还是什么类似的旅行箱，走近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其中的一个，看到里面有一把手枪、厚厚的一沓美元、一身新缝制的灰黑色西装。非常明显，这一切都是为企图逃跑的人准备的。

他们从走廊尽头，顺着另外一个楼梯，小心谨慎地下到地下二层，微弱的马灯光线最多只能照亮10米，不过，他们还是发现了第一个掩体稍微开启的门，打开门，一行6人走了进去。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浑浊、呛人的气味，混合着酒精和其他物体的味道，马灯光线随即照亮了室内恐怖的场景：几个盖世太保军官，基本上全是上校和将军衣衫不整，制服扣子全部解开，一些军官只穿着裤头、背心，喝得烂醉如泥，有的坐在背靠桌子的椅子上，有的坐在沙发上，几名年轻的姑娘穿着党卫军制服，同样地衣衫不整，一动不动地躺在他们中间，他们全死了。经过仔细察看，沃罗热伊金少校发现，大部分纳粹军官是开枪自杀的，其他的人则是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许多瓶子就胡乱地放在身边，烂醉后服氰化钾而死。地下二层其他所有掩体内，都是这种场景，几百名纳粹德国高级官员在酗酒狂欢之后，或开枪或服毒，自愿身亡，仅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女军官就有300多人（最后统计是320人）。

沃罗热伊金少校一行6人见到这种惨状，没有兴趣继续察看，随后默默地离开。此时，柏林市内到处弥漫着汽油味、火药味，不时听见冲锋枪和步枪声，什么地方偶尔有一枚火箭炮升空，苏军官兵们正用欢乐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天……接着，两百多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官兵们的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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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智慧──一个“产生了如许思想巨人”的民族果然名不虚传：他们利用一个奥地利人希特勒去兼并奥地利，利用希特勒为首的一帮犹太人去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利用他们褐色的帝国主义反击斯大林红色的帝国主义，几乎成功了。但最后付出代价的还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二战中失去的领土比一战中失去的更多，牺牲的人命也更多，失去的霸权也更多……德国从此沦为一个二等国家，一个附属于波斯的这个“东方民族”的斯巴达。

第九篇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2008年的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金融诈骗案，堪称“金融市场里的大屠杀”，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杀犹太人”的案例，其罪魁祸首可以被叫做“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剖析这一事件，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希特勒的心理状态和“犹太人的行为方式”。

《中国时报》2008年12月14日报道说：“马多夫诈欺案重创对冲基金业，骗自家人也毫不手软”。实际上，综合一下马多夫的犯罪事实就很清楚了，这个“犹太巨骗”马多夫（Bernard Madoff）并不是像《中国时报》的浅薄分析的那样“骗自家人也毫不手软”；而是“专挑犹太人下手”，其行径和“犹太人希特勒大举灭犹”如出一辙。

《中国时报》报道说，美国金融钜子马多夫爆出的五百亿美元诈欺案，灾情不断扩散，从纽约到迈阿密，从波士顿到瑞士，受害者成千上万，包括许多慈善组织、大学校产与富裕家族。但受创最严重的还是对冲基金业者，不仅直接踩中马多夫基金地雷的公司血本无归，整个业界也面临投资人信心摇摇欲坠的危机。

根据目前已经曝光的资料，美国对冲基金公司“Fairfield Greenwich Group”是头号苦主，旗下的“Fairfield Sentry”公司损失高达七十三亿美元。第二号苦主“Kingate Global Fund”，则有廿八亿美元人间蒸发。这两家公司都是“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以其它基金为投资标的。瑞士的私人银行“Benedict Hentsch”也损失四千七百万美元。

马多夫是犹太裔，骗起自家人来毫不手软，因此美国的犹太社群也成为这起诈骗案的重灾区，包括拥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队的威尔朋（Wilpon）家族，以及北美洲最古老的犹太学府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

麻州的“罗伯特．拉平慈善基金会”将七百万美元资产全部托付给马多夫进行“投资”，如今已宣告倒闭，员工也已全部资遣。

多位金融投资专家指出，对冲基金原本就在近来的金融风暴中饱受冲击，马多夫诈骗案将更加削弱投资人对它们的信心，恐怕会再引爆一波赎回潮。著名的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虽然没有投资马多夫的基金，但已宣布即日起至三月卅一日止，旗下两档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暂停赎回。

马多夫纵横证券投资业数十年，行事风格低调，基金操作的报酬率在10％上下，以长期稳定获利取胜，不会太引人注意。虽然许多业界人士质疑他的操作策略莫测高深、财务报表疑点重重，但一直苦无证据。最后马多夫是因为这场“庞兹骗局”难以为继，又被两个儿子大义灭亲，犯行才东窗事发。

现在各方更想知道，马多夫为何能够长期骗倒一堆投资专家？他的公司如何通过会计师查核与审查评鉴（due diligence）？为何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联邦调查局等监管与执法单位懵然不觉？号称全球金融中心的华尔街，显然是一个窝藏了大量“阴谋共犯”的地方。

而马多夫“又被两个儿子大义灭亲，犯行才东窗事发”这个情节，更让人满是疑窦，细细读来才能知道，原来马多夫的两个儿子用的是他老爹同样的手法，也就是“希特勒手法”，用杀害自家人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显然，马多夫的儿子作为其合伙人，不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是到了东窗事发才起来“反戈一击”的，就像希特勒意志和犹太人交好，一直等到反犹运动风起云涌，才摇身一变为反犹主义的急先锋。而且马多夫之所以能够诈骗成功，有一个巨大的共犯结构在支持他，只是这个结构的人数过于庞大了，无法清查，所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让老头子一个人顶罪。希特勒集团也是一样，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屠犹成功，是有一个巨大的共犯结构在支持他，只是这个结构的人数过于庞大了，无法一一清查，所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抓出一批“战犯”来顶罪。马多夫的共犯结构到底有多大？想一想他当过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董事局的主席”，就可以想到一二了。

马多夫涉及史上最大宗金字塔式投资骗案，受害者名单愈揭愈多，国际投资大行如法国巴黎银行、日本野村证券、瑞士银行等均可能蒙受损失；个人投资者中亦不乏城中名人，包括通用汽车旗下贷款机构GMAC主席默金。不少对冲基金亦涉足骗局，其中一间损失达73亿美元（约566亿港元），有对冲基金更可能因此倒闭。

专家估计马多夫的500亿美元（约3,875亿港元）投资骗案中，有数百名投资者受牵连，基金极其稳健的投资回报令不少乡村俱乐部、慈善机构，甚至各大型对冲基金都自投罗网。有对冲基金更不断向客户推销马多夫基金，令事件的牵连范围更广。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法巴、野村及瑞士Neue私人银行也可能间接受害。报道指法巴向投资于马多夫公司的组合基金贷款，野村和Neue则涉及与基金有关的孖展投资，各大行拒绝回应报道，损失未明。瑞银则向路透社证实有投资马多夫旗下基金，但强调金额有限。

西班牙传媒也报道，当地多家金融机构都受到案件影响，当中欧洲第二大银行、西班牙Santander银行旗下的Optimal基金可能会损失多三十七亿美元（约二四八亿港元）；而M&B资本顾问基金亦可能损失九.三亿美元（约七十二亿港元）。

据报受马多夫事件影响的私人投资者包括通用汽车旗下贷款机构GMAC LLC主席默金。默金向旗下投资基金的客户表示，他本人的投资亦“受到严重损失”。其他受影响名人还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纽约大都会”的班主威尔彭，他旗下投资公司日前发声明指对事件感到震惊。

所以很自然的，投资者们质疑对冲基金是马多夫的同案犯。

投资者们到马多夫案被揭发后才知道自己的本金已经化为乌有，他们批评当局监管不力之际，亦质疑当局向他们推销的对冲基金是否失当。分析指出，马多夫事件后，投资者对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透明度要求会更为严格。

Highview投资集团行政总裁施洛斯坦因表示，在金融海啸后又发生马多夫事件，势再打击投资者对对冲基金的信心。不少对冲基金本身更投资在马多夫基金上，Fairfield Greenwich集团（FGG）就损失达七十三亿美元。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马多夫的两个儿子是如何玩弄致命的“希特勒手法”的。

“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马多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他让投资者损失约五百亿美元之后，这位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两个儿子，摇身一变为“检举揭发的功臣”！

马多夫的两个儿子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就像希特勒《我的奋斗》中回忆自己的往事一样充满了谎言。

这个故事说：马多夫在2008年12月10日向儿子坦白称，其实自己“一无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故事开始说，马多夫先向一个儿子透露，客户要求赎回七十亿美元的投资，令他出现资金周转问题；12月9日，这个骗子突然表示提早发放红利。对此，他的儿子“感到可疑”，第二天在公司便向他们的父亲询问，当时马多夫“拒绝解释”，并让两个二儿子“回家再谈”。

同日，在寓所他向儿子承认，自己炮制的是一个巨型金字塔层压式“庞氏骗局”，前后共诈骗客户五百亿美元！

骗子儿子们“当晚就告发了马多夫”，“结果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暴露了”。

这个精心编造的“大义灭亲”故事为了骗取世人相信，还杜撰了一些不可能的细节，例如“马多夫投资的有关生意，一直他独断控制，即使是两名分别担任董事总经理及法规部门主管的儿子都不容插手”。根据常识，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就像说德国人民从来不知道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存在，也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蹊跷了：两个儿子马上把这个事情转告了律师，而律师10日夜里就通知了联邦当局。调查人员11日抵达马多夫寓所时，马多夫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十分坦然地告诉FBI调查人员，他“以不存在的钱支付给投资者”，全部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和他的全部家属无关，而他自己准备宣告破产，准备坐牢，但不要牵连其他家人！

据美国证交会估计，马多夫这个“美国金融界的希特勒”，到被捕时还“管理”着一百七十亿美元的资产。他的“投资证券中介公司”，曾为三百五十只纳斯达克股份提供服务，包括苹果、eBay和戴尔计算机等。

犹太人马多夫欺诈案是历来金额最高的诈骗案，比起2002年Worldcom“申请破产”的诈骗案还高四倍。美国证交会前主管表示，即使只是五百亿美元的一半，那也是历来最大宗的“庞氏骗局”。

面对马多夫“犹太式”的欺诈，许多投资者感到震惊。一位“投资”给这个犹太人的人说，这会要了很多人的命。简直和希特勒的作为没有两样。此前，马多夫的个人信誉就像希特勒一样“一直很好”。一直以来，投资者都将马多夫视为传奇，就像德国人都将希特勒视为传奇。但是人们本能地直觉马多夫的奇迹里面有问题，所以他们开玩笑地说，如果马多夫是骗子，他将把全世界一半人拖下水。不幸的是，这一玩笑竟然成真。这和希特勒的故事如出一辙，德国人也本能地觉得希特勒有问题，但是被贪欲驱使，顾不得那么多了！

马多夫的欺诈手法像希特勒的美丽远景一样，其实并不新鲜──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

“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的投机商人“发明”的而得名的。

庞齐是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欺骗投资者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后人称把这种诈骗方式称为“庞氏骗局”。

1960年，马多夫从法学院毕业后拿着自己在海滩上做救生员赚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并因此闻名华尔街。公司主要以担任股票买卖的中间人而闻名，这正是后来骗局的最大“资本与外壳”。悉心设计惊人骗局善于营造神秘氛围

现年70岁的马多夫浸淫资本管理多年。他1960年成立伯纳德·L·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马多夫非常善于为自己营造神秘的氛围。多年来，麦氏通过这家公司下属的秘密资本管理分支机构，利用广泛人脉，骗取投资。

在众人眼中高尚、敬业的马多夫，悉心设计了一个惊人的骗局。起诉书显示，马多夫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和交易部门分别在不同楼层办公，马多夫对公司财务状况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资顾问业务的所有账目、文件都被马多夫“锁在保险箱里”。

想成为马多夫的客户，有点类似于加入一个门槛很高的俱乐部，光有钱没人介绍是不能进的，在很多人看来，把钱投给马多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就算加入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马多夫从不解释，而如果你问得太多，他会把你踢出局。

据悉，马多夫的客户包括富豪、对冲基金、大型机构投资者甚至欧洲的一些银行。在很多投资老手们看来，向马多夫的公司投资，他们担心的不是损失金钱，而是损失赚钱的机会。上当受骗者中却不乏美国犹太人里面的投资老手和金融巨头。

《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所有人弗雷德·威尔彭在马多夫公司投资数以千万计美元，其中既有私人资金也有球队资金。威尔彭拥有的斯特林证券公司发表声明说：“近来发生的事件令我们震惊。我们将和其他投资者一样，继续关注事态发展。”“阴沟翻船”的还有知名金融机构费尔菲尔德·格林尼治集团、特里蒙特资本管理公司和马克萨姆资本管理公司。

马多夫欺诈案还波及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布拉姆丁公司将总资产的9％以上投给马多夫基金。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贝内迪克特·亨奇银行因麦氏基金亏损4750万美元。西班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因马多夫欺诈案损失惨重，西班牙投资者亏损可能达到30亿美元。

日内瓦《时报》称，瑞士金融业可能因麦案亏损50亿美元。其中，主要经营对冲基金的联合私人金融公司可能亏10亿美元。联合私人公司拒评《时报》的报道，称日内瓦的资本管理公司中90％在麦氏基金有投资。

在佛罗里达以及纽约的犹太社区里，马多夫被很多人视为投资方面的“上帝”。他的基金被圈内人简称为“犹太人基金”。甚至有些人称他的基金为“犹太人T-NOTES”，意指同财政部发的短期国债一样牢靠。可见他的信誉有多高。而他和太太，符合所有的标准──他是犹大人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的捐助人，他还是民主党的赞助人，他是深受信任的委托人，Yeshiva University委托他运营整个大学的财产。他是纽约城市中心、历史大剧院和纽约市文化研究机构的会员。他经常为BONE MARROW 基金会做慈善义工，他还捐款给很多医院和剧院。

总之，在很多人看来，胖胖的、笑起来很可爱的这个犹太人，几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家族基金的可靠委托人。

马多夫的故事，起码要从半个世纪之前说起。他从一个纽约皇后区的犹太穷小子，白手起家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甚至还担任了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主席。据公开报道，马多夫1960年注册他自己的公司时，只有5000美元资本。 而这5000美元是靠当救生员以及帮别人安装地下喷淋系统攒下来的。马多夫没有完成预定的法学院课程，而是从学校退了学，开办了自己的公司。1970年代，因为美国证券行业的监管规定改变，聪明诈骗犯马多夫很快就从证券行业里找到了发财的捷径。

“在那个时代，做股票是手工的，时常很慢，需要很多交易员而且需要很高佣金。”马多夫在一个视频中如是回忆，“而我的公司很早就靠自动化交易赚了很多钱。”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James Angel指出，马多夫是现代华尔街交易体系的先驱之一。马多夫的公司是首批自动化做市商（撮合买方与卖方）之一，靠电脑匹配不同证券交易商之间的报价。马多夫的公司也是首批给予“订单返佣”的公司，因此他的生意源源不断的涌来。

马多夫的起家跟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崛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纳斯达克（NASDAQ，全美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交易所之所以成功成为美国著名的交易所系统，跟背后的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密不可分。NASD一直强烈支持证券交易的电脑化，而马多夫的公司恰恰是NASD中最为活跃的公司之一。作为早期的鼓吹者之一，马多夫经常出现在证券监管者关于电脑交易系统的圆桌论坛上。

随后，随着纳斯达克交易市场迅速成长，瞄准“电脑交易”的马多夫公司也迅速做大。据其公司网页上的资料，马多夫证券公司的交易速度一直是惊人的。早期以秒来记算，而现在则是以纳秒（时间单位，一秒的10亿分之一）来计算。交易量居全国交易量的前23名。

作为早期的革命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伯尼很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为举足轻重的人。但是现在纳斯达克的官方纪录上，没有详细的马多夫任职的记录，只有《今日美国》的报道表明，他在1991-1993年，曾担任过三年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主席，并一直担任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董事和证券服务业协会董事。

作为证券业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马多夫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他是我们行业里的国会议员。”Marianne Brown, Omgeo公司的CE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形容伯尼的“江湖地位”。

据本报记者在《商业周刊》企业研究中心查到的数据，马多夫在众多美国公司中担任董事。而这一直也是一个人是否德高望重的重要指标。

当然，他也很好利用了他的“受人尊重”的身份。

马多夫证券管理公司位于第三大道885号的三十楼。但在同一大楼的十七层，马多夫另外租用了一家办公室，开办了秘密的“证券咨询业务”。据举报马多夫的公司高级职员1号宣称，马多夫平时对这些咨询业务的文件都是上锁或者加密的，公司无人知晓。据2008年1月上报的数据，其证券咨询业务的规模高达171亿美元。

如此庞大的投资额都是被马多夫的月增长1%-2%、十几年直线上升的高赢利给吸引过来的。至于为什么在别人不赚钱的岁月里，他可以赚钱，马多夫则用几个字简单做了解释：“内部消息”。

就是靠这几个字，马多夫征服了众多美国与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尽管内酰交易属于明显的犯罪行为。很多精明无比的对冲基金管理者、专业投资人士，竟也被“内部消息”这几个字给轻而易举征服了。

想想也是，如果前纳斯达克主席都不能获得一些内部消息，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真正完美了。真正的故事或许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也是从这里开始坍塌的。最简单的描述是马多夫并不是投资高手，他所承诺给客户的每个月1%-2%的回报都没有完成。为了圆谎，他玩了“庞氏骗局”──用新投资者的钱，给之前的投资者分红。

当然，这样游戏是无法一直玩下去的。当12月的第一周，“伯尼”的某个客户提出要赎回70亿美元的资金时，他就知道他要完了。不过，在重压之下，马多夫依然努力扮好一个好家庭成员和好朋友的角色，他提出要把手上的2亿到3亿美元分给家人和朋友。他也设计好扛下所有的罪行，不给同在公司工作的两个儿子和弟弟带来任何危险。

。

对此有人评论说：“华尔街几乎成了老鼠会，金融界的道德需要救赎”。实际上，“金融家”已经成为“金融骗子”的同义词。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马多夫一点儿也不令人同情。然而，事实却是，马多夫的“庞兹骗局”仅仅比华尔街那些“合法”的把戏稍微猖狂那么一点点，后者靠的是劣信用、低标准和高度贪婪。凭什么向一个年薪只有14000美元的工人提供零首期并且首两年不需支付任何费用的贷款条件，去购买价值75万美元的房子？然后将这笔房贷与其它一百个房贷案子捆绑在一起变成债券，接着被穆迪或标准普尔评级为AAA，再卖给世界各地银行和退休基金。这就是美国金融业所为，这难道不就是层压式推销（俗称老鼠会）吗？这种合法的庞兹骗局，靠的是房屋贷款经纪人，评级机构，债券包销商，以及房屋业主，他们共同遵守的原则是──到付款时“我就会消失”。

文章特别提及，一位香港著名银行家匿名表示，美国投资机构过去十年来“清理”亚洲的不良银行赚了大钱，亚洲的银行纷纷“进口”美国的做法。这位银行家表示，美国投资机构应该了解的更多，目前美国本身出了问题，现在美国的银行该卖给谁呢？美国开给别人的药方恐怕不能自医。过去有美国，现在还指望谁担当楷模领导金融业走出困境？这位匿名香港银行家还问了一个文章作者闻所未闻的问题“美国的贪污情况如何？”

文章认为，马多夫骗案仅是美国金融、监管和常理的崩溃的一个明显案例，我们不需要挽救金融业，而是需要道德救赎。我们应该在市场、道德和监管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核心平衡。不必扼杀驱动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但也不该被它吞噬。

马多夫有没有帮凶？没有是不可能的。想把他们找出来、绳之于法，也是不可能的。

正当管理500亿美元已属不易。要伪造账目并藏匿如此巨额的资金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专家认为伯纳德·马多夫有帮手。但那会是谁呢？

作者Katie Benner指出：同刺杀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司华德（Lee Harvey Oswald，）是“独自枪杀了肯尼迪”这一结论一样，伯纳德·马多夫是独自行骗这一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

没错，据说马多夫已承认自己布下了一个大骗局，造成了500亿美元的损失；他声称这些罪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犯下的。不过，这位可是一个捏造虚假记录、上交伪造文件、蒙骗投资者达数十亿美元，并多年来一直欺骗朋友、蓄意损害慈善机构的高手。对他的招供抱有偏见，这也不算过分。

律师事务所Sadis & Goldberg的合伙人罗恩·杰夫纳（Ron Geffner）表示：“作为一名不过圣诞节的犹太人，得知伯纳德·马多夫是独自行骗比目睹圣诞老人出现在我家更令我震惊。” 杰夫纳专攻构建、组织并指导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顾问。杰夫纳补充道：“他管理着如此巨额的资产，而人们竟然没有意识到他的骗局，这令人难以想象。就算别人不知道，那马多夫的雇员，不管他们是在哪一层楼，也应该知道公司某处在亏损。”

与之相比较，假如某家公司获得500亿美元的收入，那它将位列财富50强。这么大一笔钱，要想藏起来可不容易，即使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迄今为止，类似欺诈案中规模最大的是山姆·伊斯雷尔（Sam Israel）的拜誉集团（Bayou Group），该集团制造了一个4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即便进行巨大投资骗局长达13年的汤姆·皮特斯（Tom Petters），其投资者只损失了30亿美元。

马多夫成功运作诈骗机构多年，要做到这一点，他不仅需要记录其机构真实的收支状况，还必须伪造替代账目、交易纪录以及投资者收益。隐瞒5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不被人察觉已属不易，而管理这么大一笔钱就更难。合法经营所产生的文书工作量就需要一个巨大的幕后机构，还需要许多雇员来详细记录交易、利润和损失、投资者分配及兑现。

专事卖空基金Seabreeze Partners的创始人道格·卡斯（Doug Kass）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骗局，假如没有消息灵通、能进行交易、出具报告及月报的人士合作和帮忙，马多夫不可能得手。肯定有人帮他伪造所有的报告、进行邮件欺诈并建立多套帐目。”

那么马多夫的同谋是谁？伯纳德·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Bernard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本质上是一家家族运作的企业。马多夫的兄弟彼得·马多夫（Peter Madoff）是首席合规官。其子安迪·马多夫（Andy Madoff）为交易总监，而另一个儿子马克·马多夫（Mark Madoff）则是自营交易总监。其侄女莎娜·马多夫（Shana Madoff）是公司的合规律师。

由网站CityFile披露的一份会计财务报表显示，马克·马多夫的慈善信托是由资产管理公司Neuberger Berman而非其父亲经营。伯纳德·马多夫数百万美元的基金是由自己的投资公司管理。

令人惊讶的是，马多夫的家人在本案中基本被排除了嫌疑；有可能他们只参与了交易运作。伯纳德的两个儿子同其父亲划清了界限，他们都不愿在其保释书上签字。而至于外应，监管机构已传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投资公司Cohmad Securities，以进一步了解该公司同马多夫的关系。

马多夫拥有Cohmad Securities 20%的股份，另外的80%由莫里斯·科恩（Maurice Cohn）持有；Cohmad这个名字是科恩和马多夫两人名字的结合。Cohmad公司在纽约的办公室与伯纳德·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位于同一栋楼里，Cohmad在第10层。据说马多夫在第17层私下进行自己的庞氏骗局。

罗伯特·“鲍勃”·贾菲（Robert "Bob" Jaffe）是Cohmad的高管，他帮助向棕榈滩乡村俱乐部（Palm Beach Country Club）的成员介绍马多夫的投资工具。贾菲也是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的女婿，夏皮罗在纽约市的嘉曼区（Garment District）发家，他是马多夫最早、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但同马多夫的家人一样，贾菲也声称之前并不知道马多夫的投资部门是一个骗局。而且在本案中要找出真正的线索相当困难。就连那些同马多夫前雇员很亲近的人，也对形势的不透明性十分苦恼。没人知道到底曾有多少人为马多夫工作过。没人知道马多夫曾有多少个投资者，也不清楚他到底管理过多少资金。卡斯表示：“这明显是历史上最大的财务丑闻和悬案。”

希望在结案方面，美国证交会（SEC）比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负责调查该案的委员会）略胜一筹。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因为这里的共犯机构太大了。

知情人士称，处理马多夫案的联邦公诉人员正在调查此案是否还有其他人牵涉在内。据知情人士表示，调查人员也在重点调查马多夫的筹资方式，以及他的妻子鲁斯·马多夫（Ruth Madoff）在筹资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据熟悉马多夫公司的人士透露，鲁斯·马多夫曾在她丈夫的公司里任职。

更精彩的闹剧还有一部：马多夫之子再次举报其父 违反资产冻结令。

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的辩护律师日前透露，马多夫的儿子上周向检察官表示，马多夫违反了法庭对他实施的资产冻结令，向其邮递了珠宝、手表及其他贵重物品。

昨天，美国检察官以马多夫违反资产冻结令为由，要求联邦法官撤销马多夫的保释。根据美国地方法官罗纳德·埃利斯（Ronald Ellis）的要求，控辩双方需各自就此事提交简要的报告。检察官将在今天提交报告，辩方则定于1月7日作出回应。

到目前为止，马多夫仍旧拥有自由之身，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中被“本宅软禁”，并接受全天24小时的电子监控。

美国助理检察官马克·里特（Marc Litt）周一称，法庭应撤销马多夫以1000万美元保释金取得的保释令，并将其投入监狱等候审判，原因是马多夫转让了100万美元的贵重物品，这一行为违反了法庭对他施加的资产冻结令。

里特昨天在曼哈顿联邦法庭上表示，马多夫处理了包括“贵重珠宝”在内的五件物品。对此，负责为马多夫进行辩护的Dickstein Shapiro LLP 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拉·索尔金（Ira Sorkin）称，这些物品是马多夫送给其兄弟彼得·马多夫（Peter Madoff）的祖传遗物，其中包括手表和袖扣等，指出马多夫不应为此获罪。

里特则指出，马多夫转让贵重物品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应据此改变保释条款。他表示，这一转让行为“妨碍了司法公正”。

去年12月10日，马多夫的两个儿子举报其父犯有500亿美元的证券欺诈罪，此前马多夫向他们承认，他公司的投资证券业务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庞氏骗局”。

事发之后，马多夫不仅成功地保护了亲属、隐匿了钱财，而且转移贵重物品，规模惊人。检察官详细列出了马多夫从其曼哈顿公寓寄给亲戚和其他人的至少5个包裹中的物品。这份清单不像是一份法庭文件，而更像是派克大街特权阶层的饰品目录：卡地亚（Cartier）和蒂芙尼（Tiffany）钻石手表、1只钻石手镯、4个钻石胸针、1条翡翠项链、1只金表和各种其他珠宝。

美国检方在一份公开的法庭文件中主张，这位被控设计了500亿美元“旁氏骗局”（Ponzi scheme）的投资经理寄送上述物品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法院指令，应投入监狱候审。仅其中一个包裹就装有约13只手表、1条钻石项链、1个绿宝石戒指和2组袖扣，价值可能超过100万美元。至少有两个包裹──内含物品不明──是马多夫夫妇寄给他哥哥和佛罗里达一对身份不明的夫妻的。财产转移到只剩下零头的时候，马多夫让他的儿子们告诉检方，他们收到了父亲邮寄的珠宝，于是他的儿子们又一次充当了英雄、逃避了惩罚。这是明显的“希特勒战略”。

第十篇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希特勒钟爱海德里希，因为海德里希是一个“小型希特勒”──他和希特勒一样“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的青年人的天才领导下，它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此人后来以“刽子手海德里希’的外号闻名国际。保安处起初的任务是暗中监视党员和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在1934年它也成了秘密警察的情报单位，到了1938年，一项新法律赋予它在全国搞情报工作的任务。

海德里希以前是海军中的一个情报官员，在1931年26岁的时候因为不愿跟被他奸污的一个造船商的女儿结婚，被海军上将雷德尔所撤职。在他的老练的领导下，保安处很快就在全国遍布罗网，雇用了约10万名兼职告密者，他们奉命窥察国内的每一个公民，只要发现有被认为是不利于纳粹统治的最轻微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就报告上去。除非是笨蛋，没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没有隐藏的保安处录音器，或者有没有保安处特务在偷听，就贸然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反纳粹”的话或者做这种事情。

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你决不会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为是大概没有问题的。保安处的专职密探在30年代大概从未超过3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失意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招来的，他们是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或者在正常的社会中找不到着落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在这些专职密探中间，老是有着一种奇怪的卖弄才学的风气。他们对研究条顿族考古学、劣等种族头颅骨和主宰种族优生学这类不是他们本行的问题有着奇怪的兴趣。

然而，一个外国观察家却很难接触到这些怪人，虽然海德里希本人，一个狂妄自大、冷若冰霜、残忍无情的人，倒偶尔可以在柏林的夜总会里看到，四周围坐着一些他的金头发的年轻凶徒。他们不愿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所致，而且是因为，至少在1934年和1935年，他们中间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监视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党羽而被一个自称“为罗姆复仇者”的秘密集团所暗杀，这些暗杀者还把这个标签插在尸体上。

保安处的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虽然是次要的任务，是查明谁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在纽伦堡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在科切姆的保安处关于1938年4月10日的公民投票的秘密报告：在卡普尔投了“不同意”的票或废票的人的名单副本附后。这种控制是这样实施的：选举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把全部选票都标上号码。在投票时列了一个选民名单，选票是按号码发出去的，因此后来有可能──找出投了“不同意”票或者废票的人。号码是用脱脂乳写在选票背后的。

……

1月25日，就是戈林给希特勒看勃洛姆堡新夫人的警局档案的那一天，他还给元首看了一件更加使人遭殃的材料。这是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不费吹灰之力提供的材料，意在表明冯·弗立契将军犯了德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鸡奸罪，并且自1935年以来一直付给一个前科犯人讹诈款项，以便使他不把这件事声张出来。秘密警察的材料看来是那么凿凿有据，因此希特勒颇为相信这种罪状。勃洛姆堡或许是因陆军对他的婚姻采取严厉态度而想在弗立契身上泄愤，所以竟没有去劝阻希特勒相信这件事。他反而告诉元首，弗立契不是个“喜欢和女人来往的男人”，他又说，这个终身未娶的将军很可能已“屈服于嗜好”。

元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在秘密警察的材料出示时在场。他感到十分惊骇，于是公然不顾元首叫他不得把这件事告诉弗立契的命令，立即跑到这位陆军总司令的寓所去告诉他这个指控，警告他已陷入可怕处境。这位沉默寡言的普鲁士贵族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了一句。“全是卑鄙的谎话！”

在他平静下来后，他向霍斯巴赫以军官的荣誉发誓保证说，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第二天一早，霍斯巴赫不计后果，告诉希特勒他已会见过弗立契，说这位将军断然否认这种指控，并要求元首能听听他的意见，给他一个亲自辩明无罪的机会。

出乎霍斯巴赫的意料，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就在当天深夜，德国陆军总司令被召到了总理府。他要在那里尝到一种他作为一个贵族、军官和绅士在长期训练中没有为他作过准备的滋味。这次会见是在总理府的书房里，这次除了戈林外，希姆莱也在场。在希特勒概括地叙述了指控后，弗立契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说这是完全不确实的。但是这种保证在第三帝国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了。这时，等待这次时机已有3年之久的希姆莱，从边门叫人带进来一个步履拖沓、一脸败类样子的人。给带进德国总理府各办公室的人中，他一定是最奇怪的人了，如果说不是身份最低下的人。他的名字叫汉斯·施密特，从他第一次进少年感化院起，后来一直犯案累累，屡进监狱。他的犯罪记录表明，他的主要嗜好是窥探男色活动的秘密，然后趁此进行讹诈。他现在声称，认出冯·弗立契将军就是他在柏林波茨但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看到跟一个叫做“巴伐利亚的裘”的下层社会脚色干不可告人勾当的陆军军官。施密特向德国这3位最有权力的人坚持说，这个军官多年来一直付给他讹诈的钱，要他不要声张这件事，只有在他再度裆入狱后才停止付钱给他。

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因为受到过分的侮辱而气得不愿答复。德国的国家元首、兴登堡和霍亨佐伦王朝的继承者，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带进来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角色，对他来说是太过分了。他说不出话来，这只有使希特勒相信他是有罪的，于是元首要求他辞职。弗立契拒绝这样做，却要求由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讯。但是希特勒不想让军官团来接手这个案件，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这是一个他不愿放过的天赐机会，可以趁此粉碎不肯屈从于他的意志和天才的将军们的对抗。他当时当地就命令弗立契无定期休假，这就等于是停止他陆军总司令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同凯特尔商讨了不仅是由谁来继承勃洛姆堡的问题，还有由谁来继承弗立契的问题。

主要从凯特尔处获得消息的约德尔，开始在他的日记里作了一些记载，表明不仅陆军司令部的彻底改组，还有整个武装部队组织的彻底改组，都在研究之中，这种改组的结果将最后使军方就范。

高级将领的权力虽然不是绝对的，却是唯一仍然不受希特勒控制的，他们会交出这种权力来吗？当弗立契经历了总理府书房里的那场考验回到他班德勒街的寓所以后，他就跟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商量了怎么办。某些英国历史学说说，贝克敦促他立即发动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军事政变，弗立契拒绝了这种主张。但是给贝克写传记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福斯特看过贝克的私人文件，他只是说，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晚上，贝克先会见了希特勒，后者告诉了他这种严重罪状，然后他又会见了弗立契，后者否认这种罪状，最后，就在当晚很迟的时候，他又赶到希特勒那里，只要求给予陆军总司令一个在军事荣誉法庭上洗刷自己的机会。贝克的传记作者表明，贝克本人当时也还没有看透第三帝国的统治者们，到后来他看透了，但是为时已经太迟了。几天后，不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经去职，而且还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另有44名被调到低级指挥部去，这时弗立契和他的最亲近的部下──贝克是其中之一──的确认真考虑过军方的反措施，也为时太迟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危险的想法。福斯特说，“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军事政变将意味着内战，而且绝不是有成功把握的”。当时，这些德国将领要有把握得胜才肯冒任何重大风险，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据这位德国作家说，他们担心不仅戈林的空军和雷德尔海军上将的海军会反对他们（因为这两个总司令都是完全拜倒于元首的），而且陆军本身也可能不会充分支持它的倒了霉的总司令。

许多资料证明，海德里希虽然是红极一时，但他却有一个心病：社会上一直流传一种说法，海德里希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海德里希父亲布鲁诺·海德里希定期给一个叫弗洛·苏丝的女人寄钱，这个人后来证明是他的母亲。而“苏丝”被怀疑是犹太人的名字。更有甚者说，“海德里希”只是个假名。

1932年，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海德里希成了党卫队安全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二年开始的纳粹协调运动中，他作为希姆莱的高级助手，把各省的警察部门组织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此时，海德里希已跻身纳粹政权的上层。然而，这幅美好图景里有一个令人烦恼的污点。

到了1932年6月，有人向当时的纳粹组织部长施特拉塞检举揭发：一个在领导层工作的，叫海德里希的纳粹党员的父亲被认定是犹太人”。这下“党组织”要进行调查了。原来问题出在海德里希祖母的第二次婚姻上。海德里希祖母与他的第一个丈夫生了一大群孩子，包括海德里希的父亲。而她第二个丈夫是一个叫“吉斯塔夫·罗伯特·苏丝”的锁匠。老太太总愿意把自己称为苏丝－海德里希，而“苏丝”通常是犹太人的名字。可见“苏丝”和海德里希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个专门调查种族事务的情报员宣称自己很满意，因为那个锁匠“苏丝”无论如何也不是犹太血统。但最后这一点是可疑的，否则海德里希怎么会一直对此事心有余悸呢？

马丁·鲍曼──这个斯大林式的宫廷阴谋家有权面见元首──掌握了他自己的资料，证明海德里希是犹太人。希姆莱一听到这个严厉的指控，马上就直接找到希特勒，元首召开了一个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参加的紧急会议。他私下告知希姆莱，海德里希是一个天才，但是又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天才应该为纳粹运动所用”，人们必须忘记关于他有一个犹太祖母的控告。

元首就是绝对权威。希特勒的态度给海德里希洗去了担忧。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告诉海德里希，他拥有未来帝国元首的所有品质。这是令海德里希永生难忘的称赞。不过，即使是来自希特勒本人的这种出格的恭维都不能让海德里希安心。海德里希被持续不断的传言弄得精神错乱。他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受到过轻视，所以他用一种紧张的心理仇恨犹太人，这类似于希特勒的偏执。他恨不得杀了那些“毁了他雅利安血统的寄生虫”，也就是他的犹太祖先。但是他够不到他们，所以他的恨是极深的。沃尔特·斯格伦伯格，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曾这样说：“当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被盖世太保发现犯了一点轻微罪行，海德里希冷酷的眼睛里闪烁着冰冷的喜悦，他把他们亲手送上绞刑架。”“他对他的犹太祖先的精神分裂式的憎恨，导致了他对整个犹太文化的魔鬼一般疯狂的行为。”

魏赫曼·加纳利斯将军，曾经是海德里希在海军的顶头上司，现在是希特勒的军事情报机构的首脑。他曾经描述过海德里希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在柏林辛苦工作一天之后，海德里希坚持让加纳利斯陪他一个酒巴，一个酒巴地狂饮。逐渐地，加纳利斯写道，“他变得冷酷而且精明地喝酒。他从不跌倒，也不说话含糊不清。但是他的眼睛不断缩小，直到象针尖一样几乎看不见。他的嘴唇扭曲，好像癫痫发作一样。”

加纳利斯接着写道：“当我们到达他的住所，他劝说──也许说命令更合适──我，再喝最后一杯。我知道太多关于他对自己是个混血人的恐惧。但是我迁就他，因为我为今晚可能出现的结果所迷惑。”

当两人进入住所，灯也拉开时，海德里希发现自己出现在正对着门的墙上的一面很高的镜子里头。“他摇晃了几下，我听到，不，应该看到他的嘴扭着说‘肮脏的犹太人’。然后他拨出腰里的手枪，朝着镜子连打三枪。”

镜子碎裂了，也抹去了他自己的形象，但是这并不能去除他因为“混血”而产生的自恶。精神病医生会认为这种自恨情绪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他把暴行施于别人身上。这个痛苦的刽子手的身体带来了无数的牺牲品。

即便是组织出面澄清了“谣言”，海德里希并没有轻松。直到他1942年他死之前，他都一直害怕被人认为是犹太人或是部分犹太人。很多人把海德里希对犹太人的野蛮暴行归咎为一种反常的种族补偿。这是一种变态的“自我仇恨”。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的灭犹屠犹暴行。

海德里希年轻时是个多才多艺的花花公子，后来遇到了成为他妻子的丽娜以及成为他上司的希姆莱，这两个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丽娜在海德里希最失意时没有抛弃他，原谅了他的花心，并把他逐渐改造成为忠实的家庭成员。更主要的是为海德里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丽娜很小时就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还在刘胡兰那般年纪时就成为纳粹的“学生党员”，后来又加入了妇联（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团）。是她说服未婚夫加入纳粹，并向他保证纳粹会给他带来前途。她是他不折不扣的“革命引路人”。她把一个犹太人改造成为一个专门屠杀犹太人的人。

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纳为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诚然没有希姆莱的“慧眼相识”海德里希没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但是海德里希刚刚投靠希姆莱时，希姆莱非但没有进入纳粹的核心圈，而且是处于失宠的地位，正是海德里希出色努力，使得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扭转了失势局面，从这个角度讲两个人是共同发迹的“战友”。后来随着海德里希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实权的进一步在握，他也越来越成为希姆莱的潜在对手。在海德里希最辉煌时，据传他有可能成为希特勒后备继承人，至少是“第三梯队”吧。而且从年龄结构上讲和发展趋势以及个人魅力来说，海德里希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当海德里希死后，希姆莱在他的灵柩旁说的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你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在你正登上权力高峰时，命运有意夺走了你的生命！”

其实命运对海德里希并不薄，即使在遇刺的当天上帝对他还是颇多关照。当刺客向他射击时，机枪突然卡了壳。此时海德里希已经发现了刺客，如果他是个胆小的人，如果他不是那么高傲，命令司机加大油门逃之夭夭的话，他无疑可以保全性命。但是专横惯了的海德里希却大声命令司机停车，他拔出佩枪，要亲自抓拿想要暗杀他的凶手。他被后来的炸弹炸伤，死于全身性败血症。

对于海德里希来说，死于纳粹的鼎盛时期，被授予帝国最显赫的勋章──“德意志秩序”奖章，享受到了希特勒亲自主持的隆重“国葬”，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关照。其他纳粹高干们再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不出几年，他们要么追随希特勒一起自杀，要么被盟军绞死，或是在监禁中受尽侮辱。

“很多人把海德里希对犹太人的野蛮暴行归咎为一种反常的种族补偿”，在这里，海德里希的“自我仇恨”比“仇恨他人”爆发出更大的力量。在他上端的希特勒和在他下端的艾希曼，也是同样如此。

海德里希虽然自己有犹太血统，但却成了反犹狂。消灭犹太人的这项任务，本来是由戈林主管的。1938年希姆莱主动要求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因为希姆莱的得力助手海德里希希望从事这项肮脏的工作。希特勒考虑到党卫队的工作效率高，因而批准他的要求。1941年7月3日，希特勒亲自下令：“这里，我委托你，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欧洲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我还要派你尽快制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犹太人希特勒的命令，犹太人海德里希制订出“科学”的杀人流程，其中包括集体屠杀、毒气室、火化炉、进行拷打、结扎生殖器、饿死或让沉重的劳役累死等惨无人道的“社会主义”行径。

犹太人虽然彼此屠杀，但是在很多问题上还是息息相通的。例如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婚姻也是由希特勒亲自过问的。

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结成了大屠杀的联盟，但同时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友好。神经质而且心胸狭隘的希姆莱，带着无框眼睛，样子令人生厌，是一个乏味的庸人。眼神犀利，下巴瘦小，斜肩和一副令人不快的表情，希姆莱瞧不起他的雄心勃勃的部下，他们彼此依靠又互不尊敬。希姆莱嫉妒强壮的助手，又发现他是不可缺少的。海德里希则采取了阿谀逢迎的态度。希姆莱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帝国元首继承人的架势。而海德里希则经常在一个句子里用三四个这样的词来奉承他，说他有希望今后取代元首的地位。这是一场两个野兽争夺草场的战争。

像其他纳粹高干一样，海德里希为纳粹的权力欲望所惑。他希望别人遵从他的命令。他追求权力不仅是为了组织和政治理想，更是为了权力本身。他不允许任何人挡道，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敲诈、欺骗，甚至谋杀。他所渴求的权力会减轻他生命中的痛苦，因为被沾染了犹太血统而产生的痛苦。

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前后，纳粹主义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中，海德里希发现自己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为了自己的野心，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众面前曝光，而是继续躲在背后。他小心研究所有纳粹领导人的道德和政治偏向。他像木偶戏演员一样让他们彼此对立。

从1941年9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副行政首长开始，海德里希就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式而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他在任其间杀人无数，被人们称作“布拉格屠夫”。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负责召开万湖会议，拟定犹太人大屠杀的详细执行计划。

驻布拉格期间，海德里希为了避免身为副行政首长的亲民形象受到伤害，出访巡视时一律不携带随身侍卫。1942年5月27日晚间，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外遭遇两名英国派遣的捷克伞兵持手榴弹与连发手枪攻击而身负重伤，延至6月4日不治。希特勒亲自主持海德里希的丧礼，称呼他为“拥有钢铁之心的男人”，并授与“德意志勋章”，归葬于柏林。

1942年5月27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捷克特工刺杀后，希特勒感到非常恼怒，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希特勒就咆哮着说要采取报复行动，叫嚣着要用千百万人的血作为偿还海德里希被谋杀的代价。居住在特瑞金斯塔特“特别居留区”里的约3000名犹太人被送到了死亡营，未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布拉格的党卫军个个惊恐万状。他们深知：如果在缉捕刺杀海德里希凶手的行动中毫无结果的话，毫无疑问会触发希特勒对于导致行动失败的负责人的杀人欲。亚瑟·内伯，以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名义命令紧急印制了大量德意志刑警报特刊，上面载有发给各地警察局和地方行政长官的电传电报，指示：“要在各个车站、火车上以及所有交通工具上实施特别监视；要对所有在工人旅馆居住的外国人进行登记检查；不准任何嫌疑人越过边境。”盖世太保以无情的高效率为刺客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对于希特勒来讲，海德里希之死需要比犹太人的死更大的代价。需要一次超出灭犹屠犹之外的报复行动，一次让下贱的捷克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屠杀。此次报复的目标最终选在了布拉格西北部科拉迪诺地区的一个名叫利迪泽的矿山小村庄。利迪泽是个美丽的地方，坐落在一个低矮的峡谷内，小村庄教堂的四周点缀着片片草地，风景旖旎，色彩斑斓。村庄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牧场和果园，村民们的生活过的非常平静，自给自足，对政治则兴趣索然。

6月4日，海德里希死的那天，利迪泽遭到了第一次搜查。当时的目击者对于一队驻布拉格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怎样从大路上开过来，怎样肆无忌惮地闯进村庄，又是怎样对这里的居民排好队逐一检查证明身份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由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负责进行讯问。自始至终，充斥着威胁和恐吓，但总的说，利迪泽的居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也许是为了取乐，也许因为未找到任何武器装备和证明有罪的“证据”而大为恼火，国防军和警察分遣队闯进居民们整洁别致的家中或是大肆抢劫物品，或是将家具陈设砸得粉碎扔到大街上。德国国防军的卡车最后一路呼啸着返回了布拉格。

虽然在利迪泽村和海德里希被谋杀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形式上的联系，但是这个村庄却有一个把柄：居住在此地的两个家庭――荷科拉一家和斯特里伯尼一家，他们的儿子在英国特务机构在捷克布下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此外，德国人还发现这个村庄里藏有机枪，而且英捷伞兵曾在这一地区着陆。最后，荷科拉和斯特里伯尼两家人遭到逮捕，但他们坚决拒绝招供。

第二次关键性的搜查利迪泽是在6月9日夜里。在为海德里希举行葬礼的那天，卡尔·博姆打电话给柏林的希姆莱告知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该村庄，并建议采取报复行动。博姆报告说：目标：科拉迪诺地区的利迪泽村。1942年6月9日19点45分，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卡尔·弗朗克从柏林打来电话口头指示：今天遵照元首的命令，应对利迪泽村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枪毙所有的成年男性居民；

第二，将所有女性居民都关入集中营；

第三，将儿童集中到一起，合格的送到帝国党卫军家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余下的不适合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儿童要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

第四，需要借助消防队将这个地方整个烧毁，夷为平地。

博姆出发去科拉迪诺亲自指挥这次行动，随行的有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奥托·格施克博士以及科拉迪诺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维斯曼。科拉迪诺地区的常规警察已将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只留下一个口子允许居民们进入。接着，一队保安警察在党卫军小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带领下开进利迪泽。之后，盖世太保报告：在此次行动中，199名男性村民被处决，195名女性村民被逮捕。从布拉格调来的特别行刑队在谷仓四周的墙上竖起一排床垫，以防止反弹回来的流弹。他们将成年男子和男孩子挑出来，一次枪毙10个，女人、小男孩和儿童则被送到中转营；女人们最终被送到拉文斯布拉克集中营，在95名儿童当中，最后有9名被认为值得接受德国化教育；而大多数的儿童后来销声匿迹了，二战后，仅找到其中的16名。被选中的9名儿童将要移交给育儿组织――一个受到希姆莱青睐的，关于母性家庭以及给予那些由党卫军做父亲的孩子们福利的体系。

然后，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该炸的炸掉，该铲的被推土机铲平，瓦砾也被运走。家禽、宠物被射杀，墓地被掘开。除了一个不久就会杂草丛生的平原以外，这一村庄的存在痕迹消失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一个早已拟好的稿子在广播中播出：“在搜捕刺杀党卫军上将海德里希的凶手的过程中，有充分事实证明该村居民支持并给予这些凶手以帮助。除了帮助凶手以外，这些居民还参与了其他敌视德国的行动。例如，私藏弹药和武器装备、违法持有发报机并囤积大量特殊的国控物资……村庄里所有的建筑现已拆除，该村的名字也被抹掉。”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利迪泽村并没有消失。德国人自己要对此疏漏负责。大量描述这次大屠杀的细节都已被帝国电影公司摄入了老式的镜头。记录利迪泽村大屠杀的有关电影胶片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成为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铁的事实和证据。永久保留下来的仅仅是是这个村庄的的最后时刻：利迪泽村熊熊燃烧的房屋、穿梭于街道之中的巡逻军队和警察，当然还有荷拉克家牧场上的尸体堆。一条用链子栓住在狗舍里的狗的尸体也被摄入镜头；接着镜头透过双筒望远镜摇向一个德国军官：镜头里，村中教堂的塔楼被炸了三次才倒塌；显然这个军官十分恼火；牧师早已遇害，影片同样记录了毁灭者自身的“形象”：他们好像在制作家庭电影一样，对着摄影机大笑着，彼此还开着玩笑。

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盖世太保从特瑞金附近的犹太人居留区抓来了大批的劳工，并强迫他们在利迪泽村建立了一条专门的铁路，用途是把利迪泽村的瓦砾统统运走，每天有大批的废砖瓦从利迪泽运出，当工作快要完工的时候，那些劳工一部分被送进了集中营和死亡营，还有一批人被就地枪决，枪决以后，尸体被焚烧后就地掩埋。

令盖世太保十分恼怒的是，在利迪泽村和其他地方刻意营造的白色恐怖未能打草惊蛇出刺客。已经采用并审查完毕的有关报道也变得毫无价值。海因茨·冯·潘维茨――布拉格市盖世太保反颠覆科的负责人向弗朗克建议：在指定时期内，对任何准备坦白自首的人实行赦免。海因茨最终说服弗朗克以5天为限，并于6月13日发布赦免公告。

到了6月18日，盖世太保终于在卡莱尔·布罗梅杰斯基教堂的地下室中发现了7名刺客，在经过一阵枪战以后，7名特工无一幸免，两人服毒自杀，其余的都用自己的枪结束了生命。最后，盖世太保将刺客――捷克准尉詹·库比斯的头割了下来，拿给了他的家人看，他年迈的母亲当场就昏了过去。

刺杀海德里希的案件就此结束，利迪泽村也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在二战后，捷克人开始重建利迪泽村，原居民回到原来的地方时，只看见一片荒芜的草地。工人们在挖掘的工程中发掘出了一块利迪泽村古老的村标，至今，这块象征利迪泽村的村标还保留在原地。

希特勒为了对海德里希如此钟爱，并为他的被刺身亡进行大举复仇呢？恐怕，除了“公事公办”之外，还有一点特别的惺惺相惜的个人情谊在内。但是考察完毕所有的蛛丝蚂迹，除了他们两人都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并且同样饱受流言蜚语的折磨之外，实在毫无瓜葛。

类似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的例子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那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同样在灭犹屠犹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上小学的时候，就因为身材矮小、相貌奸诈的原因有个“小犹太人”的绰号。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艾希曼的小学同学们天真无邪、没有成见，但他们凭着经验和直觉，就能发现艾希曼的相貌确实太像一个犹太人了，而且比大多数犹太人更像犹太人。但是艾希曼却因为这一发现而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伤害，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厌恶犹太人。这种心理使得他后来处理犹太人事务时，变得格外冷酷无情，甚至体现为心狠手辣──因为杀人的勾当毕竟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不论他们觉得犹太人多坏，不论他们多么看不起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具有特殊的个人理由”的人，就另当别论了。

1934年艾希曼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海德里被英国特务暗杀以后，艾希曼直属希姆莱领导。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为中校，从此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临近战败，艾希曼大言不惭地说：“我将笑着跳进坟墓，因为我把五百万犹太人送进了地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了阿根廷。但是1960年以色列的特务机构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于1960年5月11日将其绑架，并用恐怖手段秘密运至以色列，结果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

1960年5月23日下午，耶路撒冷时间4点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向国人宣布：“今天，我要向诸位郑重宣布，以色列国家安全机关抓获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该犯罪恶昭彰，罄竹难书。他在所谓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即600万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惨遭灭绝性杀戮的滔天罪行。阿道夫·艾希曼目前正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依据1950年颁布的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不久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犯罪指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求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绑架杀害的，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同胞，因为艾希曼很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构成了大屠杀的“产业链”，这三人都有犹太血统，这决不是偶然的。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生平，都不难发现：他们三人都是和犹太人“具有特殊的个人理由”的人。至于其它纳粹首领，不论戈林、赫斯、戈培尔、罗森堡甚至特务头子希姆莱，他们虽然位高权重，他们在灭犹屠犹的问题上，相比上述三人，都不是那么主动积极的。难怪有人评论说：“小胡子（指希特勒）也有犹太血统，他的鼻子据说犹太人的特征，所以偷偷做过几次整形术，然后用胡子来加以掩盖，从照片上可以比较出来，这帮人正因为有这种心病，所以才对犹太人更加狠，人类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屠杀同类，从这一点上来说，人比野兽更加凶残。”不过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背后，其实隐藏着自利自保的动机，是原始的动物机能的体现。

和犹太人还有一层复杂关系的是戈培尔：戈培尔的老婆玛格达是个荡妇，她一边与憎恨犹太人的约瑟夫·戈培尔同居，一边和一个犹太人谈着恋爱。玛格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给戈培尔之前，玛格达迷倒了一个年纪两倍于她的实业家。她当时在哥特式寄宿学校遇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出去吃茶点。很快，玛格达便答应嫁给昆德，并与昆德生了个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玛格达非常溺爱这个孩子。1930年，玛格达结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开始约会戈培尔。这两个是奇怪的一对儿，玛格达相当漂亮，而戈培尔安着假腿，一脚高一脚低，平时都要穿着特制的鞋子来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戈培尔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非常像某种动物，便于政治讽刺漫画家进行模仿。

玛格达在约会戈培尔的同时，还陷入了与犹太人维克托·阿罗索夫的一段罗曼史。阿罗索夫发现玛格达脚踏两只船时，显得相当失望。当他发现玛格达约会的是柏林著名的纳粹党头子时，阿罗索夫吓得心惊胆寒。戈培尔在1931年娶了玛格达，希特勒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纳粹党在2年后开始执政，反犹太人成为了公开的行为，社会风气很快朝着不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理查德·弗雷德兰德尔是玛格达·戈培尔的继父，他很宠爱玛格达，可惜却是个犹太人。当反对犹太人的情绪走向白热化时，弗雷德兰德尔觉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女婿。弗雷德兰德尔来到位于威廉姆斯广场的戈培尔的办公室，而戈培尔只是对副官下了道命令，“问问这个犹太人来干什么？”1938年，弗雷德兰德尔遭到纳粹党的逮捕，他的继女并没有搭救他。弗雷德兰德尔于1939年死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而玛格达这样一个荡妇，竟然被希特勒成为“日耳曼母亲的杰出代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由于希特勒没有妻子和孩子，戈培尔家庭便成为了第三帝国家庭生活的典范。玛格达、约瑟夫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孩子被当作第三帝国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玛格达实际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尔共有6个孩子，玛格达给他们取的名字全部以“H”开头，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戈培尔夫妇各有奸情，他们俩不情愿地绑在了一起。玛格达最出名的一段婚外情是与戈培尔的副官卡尔·汉克通奸，汉克在布彻斯加德戈培尔的别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尔则与一系列著名女演员厮混，这些女性拜倒在宣传部长的头衔下，以结交这位掌管着德国艺术、文化和电影事业的高官为炫耀的资本。1936年，戈培尔见到了22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琳达·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段恋情。琳达与德国UFA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够签这份合同与她的情人有莫大的关系。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纳位于拜罗伊特的家中过夏季的时候察觉了这段恋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国一直宣传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宣传部长和一个捷克女子混在一起，他们该怎么想呢？慕尼黑危机隐约逼近了，元首面对着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无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实真相：戈培尔的家庭与第三帝国神话里的快乐家庭相去甚远。

下面一篇文章，清楚讲述了戈培尔夫妇与犹太人的复杂关系，再次凸现了“犹太人杀犹太人”、“叛徒是格外积极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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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雄和恶魔交织的一生──戈培尔夫人身世揭秘

冯玥 

她是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家庭的养女，与著名的犹太复国英雄青梅竹马，最终却成了屠戮犹太人的纳粹恶魔戈培尔的夫人，甚至希特勒也曾想娶她为妻。纳粹第三帝国灭亡后，她的身世湮灭无存。尘封55年后发现的录音带，使她的一生为世人所知。

2000年3月的一天，以色列特拉维夫仍然春寒料峭，特雷莎正在清理她的亡夫、以色列著名法官和经济学家马克斯·弗莱施私人办公室里的遗物。她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了一卷录音带，上面贴着的标签是“关于戈培尔与阿罗佐罗夫（著名犹太复国英雄）的证言”。

把磁带放入录音机，特雷莎听到了她所熟悉的丈夫的声音。整个磁带的内容清晰，叙述极有条理。这是马克斯·弗莱施1983年5月29日对以色列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证词。这个由当时以总理贝京成立的委员会，负责调查1933年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罗佐罗夫在特拉维夫海滨神秘被害的幕后主谋。

弗莱施是主动请缨到阿罗佐罗夫委员会作证的，他坚信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刺杀阿罗佐罗夫的元凶。作为以色列的开国元勋和前犹太投资中心（贸易和工业部前身）主任，弗莱施的证词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他说，他第一次意识到阿罗佐罗夫的被刺与戈培尔夫人有关是在1967年，当时他重返德国柏林，参加他高中母校的校友会。“阿罗佐罗夫有一个妹妹叫莉莎，她对我回忆起她在中学时期的好友玛格达，一个漂亮的、极具吸引力的女孩。”弗莱施这么说。

爱上犹太复国英雄

玛格达就是后来的戈培尔夫人，她给人留下的谜题是：为什么这个并没有什么天分和良好教育的年轻妇女，能吸引如此多的手握权柄的著名人物？

刚刚完成戈培尔夫人传记写作的德国记者安雅·克拉邦德说：“这真是一个谜，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阿罗佐罗夫、戈培尔、希特勒，还有其他许多男性都认为她如此具有吸引力。”

玛格达出生于1901年11月，是一位德国工程师和他女管家短暂禁恋的结晶。这位工程师并不愿娶玛格达的母亲，并瞒着她把小玛格达送到了比利时的一所女修道院接受教育。克拉邦德说：“无疑，她在修道院经历的可怕生活是她日后性格定型的一个主要因素。”

大约在玛格达五六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把她转到了另外一个条件相对宽松的修道院。玛格达的母亲后来爱上了弗雷德兰德，一个严守犹太教规的德国犹太人、著名的成衣销售商，他追随玛格达的母亲来到了比利时并与她结婚，并待小玛格达相当好。

玛格达13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有德国公民都被赶出了比利时。坐着牛车，小玛格达一家和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柏林定居。倾家荡产的弗雷德兰德靠打零工维持一家的生计。1918年大战结束前，玛格达的母亲和弗雷德兰德分居了。

就在这个时候，阿罗佐罗夫的妹妹莉莎闯入了玛格达的生活。莉莎和玛格达的共同生活背景是她们成为密友的主要原因，她们都是难民，从已经住惯的地方被连根拔起，举家迁到了柏林，都有外国口音，与她们的其他同学截然不同。那个时期，玛格达就好像是阿罗佐罗夫家的一个成员，玛格达自然而然地结识了阿罗佐罗夫，莉莎的哥哥。这位犹太青年英俊而具有魔力，此时，他已经是柏林犹太社区的著名人物，一直在组织集会讨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

根据莉莎和其他同学的回忆，玛格达和阿罗佐罗夫的关系显然很快超越了一般朋友。

阿罗佐罗夫的志向在于犹太复国主义，他多次表示，一旦高中毕业，他就前往巴勒斯坦，并在基布兹（犹太集体农庄）定居。玛格达一开始对这些倍感兴奋，甚至将阿罗佐罗夫送给她的一个大卫星（犹太民族标志）项链当做至宝。然而，他们的罗曼史突然神秘地结束了。据莉莎的回忆，当阿罗佐罗夫1923年最终离开柏林前往巴勒斯坦时，玛格达赶到了车站，极力试图说服他留下来。最后，伤心的玛格达泪留满面。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玛格达18岁时，母亲把她送到一个小镇的女子中学去读书。在去报到的火车上，玛格达搭识了40岁的德国富商匡特。丧偶的匡特对玛格达一见钟情。尽管玛格达家境贫困，也非上流家庭出身，匡特仍然断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两人不久宣布结婚。

匡特优裕的经济状况显然是吸引玛格达嫁给这个鳏夫的重要因素，但也不排除玛格达要对“不爱美人爱江山”的阿罗佐罗夫报复的可能性。玛格达婚后的生活令许多一战后陷于贫困之中的德国人艳羡。两人育有一子。但3年后，玛格达对做商人妇的生活开始厌倦，在几次红杏出墙后，1929年，匡特同意离婚，并给了玛格达一大笔生活费和一套在柏林高尚住宅区的公寓。这座公寓离当时刚刚冒头的纳粹党总部不远。

此后，生活无忧的玛格达成为了附近日尔曼俱乐部的常客。那里的柏林人都持右翼政治观点，都认为纳粹党或许是德国的救星。并无多少头脑的玛格达很快成了纳粹党柏林支部头脑戈培尔的崇拜者。她自愿来到纳粹党总部要求成为志愿人员。由于她能说多种语言，玛格达被安排做戈培尔的秘书和翻译。

在戈培尔与希特勒之间

戈培尔日记是记载这位纳粹恶魔与玛格达交往情况的主要文档。玛格达工作不久，戈培尔就被深深吸引了，他表示希望建立工作以外的更亲密关系。对于在追逐女性方面少有成就的戈培尔来说，玛格达的热情使他受宠若惊。

戈培尔惟一疑虑的是玛格达甚少提及她的过去。“玛格达显然在早年生活中相当浅薄和不负责任，如今我们俩都在为此受煎熬。”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显然，玛格达与其早年男友尤其是阿罗佐罗夫的恋情，使戈培尔妒火中烧。1931年7月17日戈培尔写道：“嫉妒让我痛苦万分。”

戈培尔与玛格达的分分合合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邀请他们到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希特勒当时的个人助手奥托·瓦格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玛格达征服了“元首”的心。希特勒告诉瓦格纳，玛格达可能是第三帝国（纳粹德国）领导人配偶的合适人选。瞒着戈培尔，希特勒派遣瓦格纳与玛格达谈判，问她是否能够单独会见希特勒。

玛格达的回答充满技巧，她表示这将是她的荣幸，但她和戈培尔马上就要结婚了。

玛格达与戈培尔在1931年12月19日结婚，希特勒当了傧相，并作为证婚人签署了法律文书。但此事显然使这两位纳粹元凶间产生了裂痕，希特勒此后不久上台掌权时，把忠心的戈培尔排除在了内阁之外。

玛格达的传记作者克拉邦德说：“玛格达喜欢有权力的男人。我不认为她能理解纳粹的（反犹）观点，尤其是她自己也有犹太背景。她只是喜欢追逐手中握有大权的男人，历史将她交给了戈培尔，但她也有可能和其他强权人物相处融洽。”

谁是刺杀英雄的主谋？

婚后，戈培尔搬入了玛格达的公寓，那里很快成为纳粹恶魔们的巢穴。在这里，玛格达教会了希特勒、戈培尔等纳粹头子诸多社交礼仪。就在此后不久，我们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阿罗佐罗夫再度登场了。

弗莱施在录音带证词里说，他在校友会后受中学校友之托，寻访犹太复国英雄阿罗佐罗夫在以色列的事迹。他找到了阿罗佐罗夫的遗孀格尔达和妹妹莉莎。

弗莱施问莉莎：“你认识玛格达吗？”莉莎回答说：“你说什么？我认识她吗？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莉莎告诉弗莱施，阿罗佐罗夫和玛格达确是恋人，而阿罗佐罗夫的遇刺与这段恋情有直接关系。

据莉莎的描述，1933年4月，已是犹太事务处（犹太复国组织）政治部主任的阿罗佐罗夫，来到反犹浪潮高涌的德国，希望能寻找途径把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带出德国。他与纳粹官员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协议。一天，当他步行在柏林街头时，在橱窗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照片说明上写着：戈培尔夫人。当时陪伴他的一名德国记者后来回忆说，阿罗佐罗夫当时险些昏了过去。

清醒之后，阿罗佐罗夫把犹太民族的利益放到了个人私欲之上，他问那位德国记者，自己是否应该与玛格达联络，利用戈培尔的影响力解决全部问题。5月10日，阿罗佐罗夫离开柏林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在那里，他写信给莉莎说：“我已经试图与玛格达取得联络，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帮助我达成目标。”5月29日，阿罗佐罗夫重返柏林，再次给玛格达打电话，但玛格达在电话另一端沉默地放下了听筒。没有人知道玛格达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她已经完全忘记旧情，或许她担心她那妒火中烧的丈夫对阿罗佐罗夫会有不利的举动。不管怎样，阿罗佐罗夫意识到，他已经被严密监视了。

阿罗佐罗夫在从柏林发给莉莎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该给玛格达打电话。现在我担心有生命危险。”

阿罗佐罗夫从柏林返回特拉维夫仅两天，就在和夫人在海滨散步时被人枪杀。犹太复国运动的左翼怀疑是右翼激进分子干的，而右翼分子则坚持说这是阿拉伯人干的。然而，莉莎和马克斯·弗莱施都深信，真正的凶手是嫉妒的戈培尔。戈培尔担心玛格达的犹太背景和往事被暴露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在阿罗佐罗夫离开柏林后，戈培尔就派了两个德国间谍潜入巴勒斯坦，雇佣了两名阿拉伯枪手完成了谋杀。

莉莎说，戈培尔在掩盖玛格达的犹太背景时一直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在1933年就把她的犹太养父弗雷德兰德逮捕，随后他死于一个犹太集中营。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弗雷德兰德得到了玛格达的帮助，幸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余生

因为戈培尔遵从希特勒关于纳粹官员应该多子多孙的旨意，玛格达给戈培尔生了6个孩子。从戈培尔当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夫妻关系就开始紧张。戈培尔权倾朝野，当时想成名的女演员几乎都与他有染，这让玛格达无法忍受。1938年，玛格达提出离婚。但希特勒劝阻了她，要求她再给戈培尔一年机会。但一年之内，二战爆发了。

克拉邦德在为玛格达写的传记里说：“我相信玛格达知道二战中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但她选择保持缄默。她曾对她的密友透露过对纳粹政策的不满，但她并没有做任何实际努力。对于她来说，一个犹太裁缝被纳粹杀害的损失在于柏林的时装业将遭到打击。”在二战中，玛格达与戈培尔、希特勒一起出现在纪录片和照片中的情景随处可见。

1945年5月1日，在希特勒和爱娃在地堡里自戕之后，玛格达和戈培尔把他们的孩子叫醒，告诉他们要出去散步，但要先喝一点“热巧克力”。孩子很快被饮料里剧毒的氰化物毒死，随后玛格达和戈培尔到自己的地下室内自杀。攻入柏林的苏联红军在戈培尔家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青年参考》 200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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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文所述为真，那么不仅玛格达是个荡妇，她的母亲也是个荡妇。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玛格达要狠心杀死自己的五个女儿，因为她耽心自己的女儿在未来的德国与世界，不可能想她玛格达和玛格达的母亲那样，高攀男人，而水性扬花的遗传天性无法获得好的归宿，只能沦入下等社会的烟花柳巷。

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看来她还是被早先的犹太情人钩走了魂。

据上面的情况分析下来，戈培尔夫妇最后用“自杀──他杀”的方式残杀了自己的六个小孩，看来也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或卑鄙的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关系紧张，生活濒于破裂，既不相爱，更不爱这些孩子，否则他们是很容易像希特勒的建筑师、军需部长斯佩尔那样，把自己的孩子们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等待战争结束的。

希特勒死前对戈培尔说：“你一定要活下去，特别是你的六个孩子，一定想办法让他们离开暗堡。”他说：“元首，我从来没有违抗过您的意志，但这一次我不得不违背您，我们全家不会再离开暗堡半步。”希望特勒生气地说：“不行，一定要把孩子救出去，他们很可爱，还不懂事，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他说：“我的元首，我认为您让我们活下去不是一种优待，而是一种侮辱。如果我们的孩子活下来，那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落入俄国人之手，二是到美英占领区。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可悲的。俄国人会把他们训练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英美人又会通过灌输他们的民主思想使孩子们憎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再活下去。”最后希特勒无奈地说：“嗨！我最忠实的信徒也不愿服从我了！”希特勒终于尝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滋味。这离开他兼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不过短短的五年有半。

戈培尔真会演戏，表演忠贞不渝；他忘记了自己大叫“把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党！”的时候了。戈培尔是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信心，担心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像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那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沦为布尔什维克和英法联军的军用品。

第十一篇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前面说过，希特勒的秘密著作毫无创意，所谓的“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不过是对他早年追随的“红色风暴”，作了改头换面，把它改为“褐色风暴”罢了：双重任务的第一项“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是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翻版，双重任务的第二项“消灭犹太人”是苏联的“消灭地主资本家”的翻版。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说起来骇人听闻，其实并不比苏联、中国屠杀地主资本家更多。至于其它方面，“日耳曼民族优等”来源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雅利安人的使命”来源于“奴隶创造历史”，“集中营”来自“劳改营”，来自“劳动创造人”的达尔文主义，“党卫军”来源于“赤卫军”，到了文革就变成了“红卫兵”。

纳粹主义的失败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合理。正如纳粹主义的祖师列宁主义，尽管没有像纳粹那样在战场上被击败，但在二战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在和平竞争下自己崩溃了。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后果所发生的变态反应，由于违背人性而注定不会持久。希特勒虽然为了适合德国国情把列宁主义修正为纳粹主义，但本质上和列宁主义一样。建立在压制而非自治的基础上，所以不能修成正果。

现在大家都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不合人性的，因为交通闭塞的血缘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大锅饭只能导致效率低下（这一点在美国这类缺乏血缘纽带、较多种族疏离的移民国家尤其明显），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但大家还不清楚“征服新的生存空间”也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使得任何强制性的征服都已经变得不再合算，所以殖民帝国体系纷纷解体。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空间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都是行不通的死路。结果共产革命不过是导致共产党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而纳粹革命不仅未能消灭犹太人，反而帮助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些适得其反的结果与其说是“历史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历史的逻辑”。

由此，我注意到了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左派奋青希特勒》，觉得它指出了希特勒的共产党背景，有一定的道理，因此特意把它抄录在下面：

［

“左派奋青希特勒”──这是我读完《我的奋斗》得出的唯一结论。左派奋青希特勒。

书老早就买下了，当时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就扔在一边。前阵子读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她多次提到纳粹的左翼根源印象深刻，于是翻出这本世界名著来，看能不能从中找到更多的启示。没想到才看到第二章，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这简直就是朗咸平教授每次演讲的开场白，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立即让我们感受到他坦荡荡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而这正是我们平时心中不断积攒却又苦苦压抑的情感。他人真好、他洞察现实、他很有良知，我们眼望着讲台不禁发出了赞叹。然后，熟悉朗咸平的人应该知道，该是谈“信托责任”的时候了。果然，希特勒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发展路径确立一个良好的原则；二是必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腐败的赘疣。”不过接下来，希特勒就和朗咸平分道扬镳了。因为通常说来，朗咸平会不停重复“信托责任”这个答案，直到所有听众的情绪由激昂转为冷静。但希特勒头脑太混乱了，焦点不集中，东拉西扯，给人的印象是“愤恨太多、责任太少”，似乎他的良心总欠缺了一点深度。这也反过来证明朗咸平不是希特勒，他文化水平高多了，立场坚定多了。

希特勒挥挥手，告别了良心经济学，继续上路。很快地，他往左拐了一个弯，进了工人运动的机关大院。这里，曾经有一位工团主义的理论家索列尔，是普鲁东、马克思和列宁的大粉丝，他有一位著名门徒叫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左派的实践家。希特勒大声疾呼道：“倘若工会目的是改善国家基层里某一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能取得成效，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假如资方蒙昧无知，误解了正义和公理，那我们民众中的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而反抗个人的贪婪无理，以捍卫集体的福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如果争取待遇和反抗不平等，司法当局未能有适合的解决之道，那么斗争的胜负只能取决于实力强的一方。如果劳工们和大资本家发生了冲突，一开始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劳工们就更应团结一致不畏强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这种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内心是轻蔑的，因为他们沾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希特勒家境贫寒，但他发愤图强，勤思考、爱艺术，很早就成了理想主义青年。他也很早就能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开，像牛博网网友一样反对前者，又像强国论坛网友般支持后者。他说，“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

本来他情感上不憎恨犹太人，后来是理智说服了他。当时欧洲最流行的说法是：犹太资本家控制了经济命脉。他一直将信将疑，但随后他却发现犹太人操纵了新闻、艺术、文学和戏剧，这对于怀才不遇的文艺青年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震惊和刺痛。接着他在政治活动中，又不可思议地发现犹太人在操纵思想和舆论，霸占了平民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于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念头涌现了：犹太人有惊天大阴谋，商业霸权、货币战争、文化侵略。怎么办？我们要狼图腾！日耳曼人要说不！抵制抵制抵制！希特勒痛恨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它由犹太人创立，是彻头彻尾的“犹太学说”，却成了左翼战线上的主流。他认为，一定要揭穿这个犹太阴谋，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滥用了社会主义的美妙文字以欺世”。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破坏日尔曼民族的团结，以“全球化”（当时叫“国际主义”）的口号劫掠德国的利益，实质是为犹太人的全球霸权服务。希特勒满脑子左翼思想，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社会主义，所以他思索的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那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将由谁来统治。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社会主义，那么要与这个劲敌对抗，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日耳曼人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为此发出严正警告：“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互相憎恨的人总是相似的。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者树为头等大敌，紧紧尾随他们身后，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各种先进经验。“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把这种工具当作教育的艺术来运用，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群众有惊人的蛊惑力，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分子的著作，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的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政治和暴力的决心”。对于对手发动群众的才能，希特勒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我深切地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希特勒处处模仿共党对手，以对方为自己的标尺：“我雇了两辆货车涂满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这是创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再没别的党曾经在汽车上插旗游街宣传。”“当时的慕尼黑，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在招募党员方面，希特勒也是专挖共产党的墙角，因为他认准了纳粹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支持者其实都是同一类人。希特勒自豪地记录了自己这一计谋的成功：

1、我们集会里常有反对派（共产党）来参加，他们常常结队而至，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混入其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与我们决一雌雄的表情。

2、共产党员来我们这里捣乱，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散发大量传单和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怒不可遏地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的用意，就是为了离间他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3、我们的敌人，让“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成群结队参加我党的大会，想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摧毁我们“专制又反动的计划”。开会前的45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他们好像是火药桶，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到会时是敌人，到了散会，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握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自省，要去反思自己主张的主义是否正确。后来，他们的党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也这样呼吁。

4、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共产党的宣传帮助纳粹成长壮大。希特勒坚持自己才是真左派，真社会主义者，真为弱势群体代言。所以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话筒抢过来，用自己的嘴说出社会主义的真理，喊出代表人民心声的口号，这样才能踢走“伪社会主义”，赢得劳工阶层的支持。他像左大培般痛斥官僚阶层的卖国和自私：“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钱袋；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他像韩德强般强调资本国有化有利于劳工：“资本纯粹是劳动的产物，它和劳动一起成为了左右人类活动的基础因素。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这样便就可以定下两个目标：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是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他像甘阳般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战斗，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再被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

他像韩少功般忧患商业腐蚀：“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明显了。富者和贫者比邻而居，势必酿成悲惨的后果。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风气败坏到了这等地步。”他还像孔庆东般揭露资产阶级的无能和虚伪：“如果这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可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再被他们欺骗了。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文化事业的。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习性，积重难返。”

深揭狠批所有恶势力后，他又像一名“乌有之乡”的忠实信徒开始谈希望，谈理想，谈国家干预分配，谈共建和谐社会：

“我党的任务之一在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到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坚持一个原则，反对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质享受。

要实现这件事，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必须有精细的规定并建立起分配的标准，使得诚实的工人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幻想，不要以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容许且不可能能实现这种理想。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于去妄想乌托邦马上降临这个世界。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自暴自弃，不去努力根治缺陷，铲除弱点，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要实现，途中必有种种障碍，这是势所难免的。所以我们更要尽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后的目的。“

相似的人连憎恨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毛主席清洗不同路线左派的方式是：把他们打成右派，归为走资派。布尔什维克对付纳粹如出一辙，斯大林咒骂它代表大资本家利益，托洛茨基贬低它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反过来，希特勒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如此，他把他们定义为“左奸”，是名左实右的走资派。而完成这一论证，他借助的是一种阴谋论，“犹太人”成了马克思主义通往资本家势力的地下通道。希特勒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利用社会主义：“在剪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重要的在于世界观，于是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求他的学说获得流行。”但其终极目的是为犹太富人服务：“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的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对世界金融的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工运鼓吹国际主义，和大资本家全球化的战略一致的：“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希特勒的这一手法是不是很眼熟？后来存在主义流行时，雷蒙·阿隆在萨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如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实际上，今天的知识分子圈里，这种魔鬼学还在流行，只不过他们对资本家的仇视不是通过“犹太人 ”，而是通过“美国人”、“白种人”或“西方人”。但回头再看，作为一代左派宗师，希特勒确实建树良多，为各种先进代表思想开了风气之先。他像司马平邦般嘲笑“普世价值”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并不准备去探讨马克思理论的实施结果，那么，既希望以种族去估量个人价值，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他像司马南般指出“普世价值”只是牟取一方利益的幌子：“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政治上的信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他像梅宁华般抨击“造谣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思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不能不去捕鼠一样。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它用过严刑峻法吗？绝对没有：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上重的罚令而已。”他像黄万盛般歌颂不是原罪的革命：“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引发力量，他们的理想是整个民族的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这时的希特勒三十多岁，还在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他是在狱中艰难地完成了这本著作。人们经常谴责他当上元首后的霸道蛮横，而总是忘记了他曾是一介贫寒的老百姓，一个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一个为工人抱打不平的政论家，一个为民族利益牵肠挂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在上台之后，依然怀抱理想，尽力兑现自己对低下层人民的诺言。他主张“国家监督和领导国民经济”，他没收私人工厂将其国有化，打击以宋鸿兵所痛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财阀，大幅提高劳工阶层的薪酬和福利，孜孜追求“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的小康社会。希特勒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划归“右派”。但去看看那些鼓吹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哪一个在掌权之后不是坚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呢？如果“国际主义” 属于左派，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又何尝不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实践。其实，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承认自己和共产党人有非常雷同的梦想：“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造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当然，还是必须看到，希特勒与最成功的左派仍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种族仇恨”以及相关的“种族屠杀”。虽然纳粹党杀人集中而残暴，但在受害者数量上，远远比不上那些红色政权基于“阶级仇恨”带来的“阶级屠杀”。而且，希特勒死于非命，不像斯大林及其一众弟子们能够安享晚年。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固然斗志可嘉，却是不够纯粹、不够彻底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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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具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希特勒不得不偷偷摸摸在反犹的德国社会生存，还想要出人头地，何其难哉！

2009年1月12日《中国时报》有篇文章《美国隐藏的种族歧视──反犹太现象》，说的是现今犹太人掌权的美国社会依然存在反犹主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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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黝黑的欧巴马当选总统，象征美国绝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二百多年的种族歧见。但成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人聚居的迦萨走廊，在极右派和极左派人士心目中，恐怕会引起更多对犹太族群隐藏的歧视。

久居美国的外人都了解，只有WASP才能高踞社会顶端。此字原意是黄蜂、暴燥之人，但在美式英语中，它表示白人（white）、英国后裔（Anglo-Saxon）、和新教徒（Protestant）。早年问鼎大位者，必须符合这三个条件。四十七年前甘乃迪以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才打破第三项惯例。欧巴马突破了前两项，只符合第三条，益显他赢得不容易。甚至而且还有传闻说他是个回教徒，如果果真如此，那就更加不易了。

世界有历史以来就有种族歧视，中国人尤然。华侨习惯用“老番”和“黑婆”称呼当地人，浑然不觉其歧视与轻蔑的含意。美国仍有少数人称华侨为Chinaman或Chinks，何尝不带侮辱口气。本文要坦白检讨美国对犹太人根深蒂固、却又深藏不露的偏见，探索为何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可能发生反作用的原因。

美国三亿人口中，犹太裔人数不多，仅约五百六十万人，其中一百四十五万住在纽约市，包括终生不得修面、满脸落腮胡子的“哈西迪派（Hasidic Jews）”。但其影响力远超过人数：金融界、律师、会计师、媒体、教育界，各行各业都占据领袖地位。最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天资既比其余白人聪颖，又和华人一样注重教育，在任何学校都名列前茅。哈佛大学有个从未形诸文字的“犹太限额（Jewish quota）”，即每年招收新生中，犹太裔不能超过四成。因为如照成绩录取，新生班有被犹太人包办的危险。犹太人的对策是自己办所大学，Yeshiva大学因而被称为“犹太人的哈佛”，一样高水准，只是学生全部是犹太裔而已。

大体而言，近四十年来美国的反犹太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过去极右派分子讨厌犹太人，可以两次竞选总统的Patrick Buchanon为代表。绝大部分白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偏见，但是拉丁裔、黑人、新纳粹分子依然照旧。犹太人组织力强，社团数以千计，各司所事。最权威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呼百应。它早就设立对抗种族歧视的“反诽谤联盟”，经常调查美国国内残存的“歧视犹太”现象，发现虽已大幅改善，全国仍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对犹太裔有反感，拉丁裔与黑人讨厌犹太人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出人意外的是全美大学生也有百分之三很不喜欢犹太人，是否因为成绩总赶不上犹裔学生，就不知道了。

马多夫（Bernard L. Madoff）他用老鼠会手法骗钱，只是台湾三十年前鸿源吸金案的翻版。如此后知后觉，在纽约却轰动一时，因为受创者全都是犹太富商。不少住在东区上城的犹太老板们，一夕之间变得贫无立锥之地。有几位WASP朋友写电子信来告诉我，可以想见他们心底有多么高兴。虽然犹太裔在传播界人多势众，但以色列挥军进入迦萨走廊，每天电视上巴勒斯坦无辜儿童被父母抱到医院急救的镜头，在广大民众间引起质疑：美国为何如此不顾世界舆论，拚命支持以色列呢？布希总统也罢了，怎么平常正义凛然的欧巴马也不敢说话了？欧的回答是他还没有接任，任何时间美国只能有一位总统，避过媒体继续追问。

极右派人士本来就对以色列有很深的反感，原因之一是美国每年总预算中，援外计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以色列国。去年以色列获得二十四亿元美援，除以七百廿八万总人口数，每人可分到三千美元（算术错误，应为三百美元），难怪有人说这个国家是美国豢养的。探究原因，犹太裔多年来在国会的游说工作功不可没。一向认为华盛顿政客们不知民间疾苦，花钱如淌水的右派人士，今年会藉金融海啸造成国库困窘为名，主张大删对以色列的经援，可以预期。

左派的美国人则同情占以国人口百分之廿五点五的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差别待遇，认为他们受以色列政府多年压迫，从公平正义出发看问题，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美国对整个中东问题，特别是以巴争执应采什么立场的时候了。以军虽在迦萨走廊所向无敌，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已宣布每天下午“停火”三小时。再不见好就收，等隐藏多年的美国人对犹太裔的种族歧视爆发，恐怕有所得不偿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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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美国比当年的德国，犹太人的处境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希特勒生存的艰难。要不是赶上了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瓦解，他这个遭到社会边缘化的四分之一犹太人恐怕只能终生与收容所为伍了。但是天才就是天才。希特勒终于“英雄所见略同”，和列宁一起走上了“叛徒”的革命道路，必要时刻不惜通过杀害自己人来出人头地！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希特勒以后崛起的“毛泽东思想”，基本上也是这个路子，那就是“地主杀地主、富农害富农”，通过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大地主毛泽东统一天下的“人民公社”。

对上面《左派奋青希特勒》一文，我认为只适合于描写1918年到1921年前后的希特勒，到了后来，左派奋青希特勒，就逐渐变成了“愤怒的中年右派”希特勒了──这是因为希特勒是在看不到共产主义革命在德国的前途，于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就十分自然地转向右派，转向成功之路了。

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虽然是一个纳粹定义之下的犹太人，其早期还是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但就其一生来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的右派”，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人物。“革命的右派”中的“革命”，就是“红色”代表的共产党，“革命的右派”中的“右派”，就是代表传统的“黑卐字”，至于“白色”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则是希特勒动员群众的接口。红色、黑色、白色，构成了著名的纳粹党旗。

“革命的右派”这一性质，从他对待同性恋者与现代派艺术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斑。那就是完全的排斥。当然排斥同性恋，是二十世纪的普遍现象；但是排斥现代派艺术，则是右派的共同特点。

中央社2009年9月11日专电报道：“二战破解德密码同志受欺凌自杀，英国首相道歉”。说的是回应近三万民众的签名请愿，英国首相布朗发表声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解德军密码的数学专家杜林，因同志身分遭受不人道待遇和被定罪后自杀，代表政府公开道歉。英国历史专家指出，杜林（Alan Turing） 是电脑的先驱，二战期间他在布里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工作站，破解德国电报密码，使二战提前二年结束。但是杜林的“同志身分”后来曝光，1952年他坦承曾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遭到以行为不检被起诉定罪，但两年后他还是自杀身亡了。

布朗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文章指出，杜林是位极出色的数学家，他最知名的表现莫过于破解德国的密码，如果没有他的贡献，二战的历史可能改写。布朗说，1952年杜林因同志的身分被起诉，定罪后面临两种选择，不是被监禁，就是被多次注射女性贺尔蒙，最后他选择自缢。“以他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却遭到如此不人道的对待，特别令人感到惊骇。”在首相府网站上，布朗也发表声明说，“很高兴有机会表达我个人及我们所有人对杜林深层的歉意”。为杜林平反的行动是由电脑科学家葛兰姆．康明（John Graham-Cumming）发起，他盛赞杜林是英国史上最杰出的电脑科学家，除了要求政府对杜林公开道歉，他还致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请求追赠杜林爵位。请愿活动受到也是同志的知名电视演员傅莱（Ste-phen Fry）等人支持，傅莱并透过“推特”（Twitter）发动网友参加请愿签名。杜林的纪念雕像预定2011年在曼彻斯特市的沙克维尔花园（Sackville Gardens）公开亮相。

回到纳粹与苏联的关系上来。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之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43、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他驱车到数百码以外的凯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培尔、戈林、罗姆以及在这条取得政权的崎岖的、多事的道路上帮助过他的其他褐衫队员中间。戈培尔的日记上写着：“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新编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兴登堡这位老人，在年老昏愦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这一点是颇可怀疑的。柏林不久就流传一种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传说，说在游行进行的中途，兴登堡回过头来对一位老将军说，“我没有想到我们逮住了这么多的俄国俘虏”。

这个关于“俄国俘虏”的传说也许不是真的。但是它却及其巧妙地说出了一个真相：纳粹党人在精神上确是“俄国俘虏”，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学生，而他们的首领希特勒则是列宁的崇拜者。最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失败，还一度把苏联拱上了超级大国的宝座。

世人之所以遗忘了希特勒的红色背景，是因为希特勒为了隐瞒自己的共产革命身份，一再采取了欺瞒的技术，甚至不惜采用屠杀共产党人的极端措施，这正和他不惜采取屠杀犹太人的措施来隐瞒他的犹太血统。

据《纽伦堡大审判》记载，早在1941年10月，刚刚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就告诉他的高级将领，必须挫败俄国游击队的行动。五十人抵一人，一百人抵一人，这是苏联游击队杀死每一名德国士兵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说，斯拉夫人简直就是畜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改变不了”。另外，苏联部队中设立的政委是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他们总是制造麻烦，甚至当了俘虏也是如此。他们一旦被抓获，就应杀掉。凯特尔应该按照希特勒的意思发布命令。凯特尔回到他的指挥部，起草“报复令”和“政委令”。一个月过后，在一次苏联游击队发起的进攻中，德国损失了十名士兵，二十六人受伤，为了报复，德军将二千三百名俄国平民抓到一起，杀害了他们。凯特尔用紫色墨水签署的“报复令”、“政委令”和“突击队命令”的原件，现在就在司法大厦的文件室内。

希特勒虽然表现的气势汹汹，不过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改变不了”一语，还是泄露了他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老底子”──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是和沙皇制度相差无几的文明，是一种可以改变斯拉夫畜生的东西：这恰恰暴露了纳粹的红色来源。

正是在这种希特勒鼓吹的“斯拉夫畜生”的偏见之下，在苏联城市哈尔科夫，德国人闯进市立图书馆，搬走书籍用做德军装甲车加固泥泞路面的砖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德国军官用这位大作家的藏书当柴火，当被告知周围有许多木材可用时，他回答说他更喜欢“俄国文学之光”。德国人把柴可夫斯基的家用做摩托车车库，而且焚烧这位作曲家的手稿来取暖。俄国人引用德国人自己的报告证实，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蓄意消灭俄国文化政策的产物。（参见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

不仅希特勒、戈培尔、罗森堡等人具有布尔什维克情结，其它许多纳粹党人也有。《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还记载：“（德国驻波兰总督）弗兰克在早些时候作证时，以其对纳粹主义的猛烈谴责而打动了法庭。今天，他开始了：‘在这个证人席上，我曾经说过，由于希特勒进行的这场战争，千年易逝而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责难洗。’这笔债现在‘已经完全一扫而光’。这笔债由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德国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规模罪行而被一笔勾销。弗兰克宣布撤回。”这说明，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其实一直对苏联是抱有幻想的。他以为苏联是产生圣人的地方吗？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是吃素的？苏联人不但强奸了战败国德国两百万妇女，而且还霸占了战胜国中国的蒙古，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做。这就是斯大林个人品德的缩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实际上和日本的甲级战犯，没有区别。

第十二篇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在形右实左的左派分子戈培尔的宣传中，希特勒被描绘成为“主宰者”，“元首永远都是正确的”，仿佛希特勒那“魔法师般的”、炯炯发亮的蓝眼，真的能用其“眼神”洞察未来。希特勒的秘书荣格夫人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但是，希特勒那双“能够预测未来的眼睛”真的能够洞察命运的最后底牌吗？不，它仅仅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小说《黑桃皇后》……希特勒就像小说里的那个着了魔的赌棍一样，自以为赢得了命运的底牌，可以放手一搏，结果最后才发现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前面两张牌绝对正确（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张牌终于错了（入侵波兰），让德国在他的带领下投入了对抗三大帝国英苏美的战争，最后让第三帝国连本带利输得精光。第三帝国毕竟不是三大帝国的对手。侥幸成功的冒险，不可一而再、再而三。

“我见过一幅照片，照片上，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正在把熔化的铅水倒进一盆冷水之中。德国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在圣诞节前夜，要把熔化的金属倒进冷水之中。金属在冷却的时候，凝固成奇怪的形状。操作者按照古老的习俗对金属的形状进行解释，测算新的一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运气。这幅未发表过的照片并不能说明希特勒是个迷信的人，只反映了第三帝国元首和他最亲近的人的家庭生活习惯。希特勒还喜欢玩掷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当他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会迁就的人时，或者对一个次要问题他自己也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总习惯这么做。这些做法可能会让人感到吃惊，但绝不能证明他有赌徒心理。比如，在战前那个时期，当希特勒和身边的几个常客打算开车去散步或者登山游玩，而又各有各的喜好时，他总是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抛到空中，硬币重新落下后，朝上的那一面决定要做的事情，总是有鹰的那一面代表“肯定”。这种决定命运的方式没有任何人会提出异议。在战争期间，我没再见过希特勒这么做，即使是在决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在希特勒身边12年》）人们不禁奇怪：为什么二战这个巨大的赌博中，希特勒反而戒除了自己的赌瘾？其实很好解释：因为战争中的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的赌博，赌博的压力已经太沉重了，因此不再需要其他赌博作为额外的刺激了。

希特勒自称是“德国是我的新娘”，这严重的亵渎犯罪，因为在圣经里，这是神所使用的类比。《旧约圣经》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民原文作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5节）《新约圣经》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1节）而希特勒不过是一个人，却胆敢冒充神圣，所以他自杀于地下室的命运，是很早就注定了的。他不论如何神机妙算，都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人到底是无法预测未来，更遑论控制、主宰。人要想跟命运抗衡，非死即伤，而且往往二者具备。

当希特勒在一次暗杀活动中幸免于难的时候，“他那坚决冷酷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目光中跳动着神秘的光芒，这种神秘的光芒我很熟悉，他要做重大决定时总会出现。他用因激动而变得沙哑的声音大声地说：‘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我比往常提早离开贝格勃劳凯勒，这件事证明上帝希望我完成使命。’”（《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在希特勒身边12年》）没有人知道上帝是不是给了希特勒使命，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给了希特勒什么使命，但是肯定可以说，上帝肯定没有给希特勒征服欧洲的使命，命运不过是和希特勒的野心开了一个玩笑，让希特勒希望成就的帝国主义梦想变得更加遥远。

但是在大众时代，希特勒这个影视明星、媒体宠儿却很占便宜。有篇叫做《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的文章如此赞美希特勒：

1918年到1935年的德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且不说它在军事上的薄弱，就是经济上的成功也是苍白的，人民丧失了信仰，同性恋、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像腐蚀剂一样浸蚀了这个曾经生机勃勃民族的肌体，比利时、波兰、捷克和法国可以随意凌辱处于弱势的这个国家，德国到处充满了不满，到处充满了绝望。

然而在这个时候，一个集人类所有野心、自私、恶毒和智慧的魔鬼──希特勒登上了帝国的政治舞台，他饱览群书、举止高雅、精通语言，以其前所未有的邪恶才华迅速捕获了一大群信仰者。而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近女色，似乎是圣徒般的生活像迷一样深深吸引了所有人，崇拜者纷纷而至，瑞典探险家奥汀·海斯在见过了希特勒这样描写道：“以非凡自许的我这个人，今天，终于遇到了一位能够让我折服的人了。”

当希特勒走向德意志帝国最高执政的舞台时，就注定了他将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领导者，坚定、智算、果断和敏锐，恶魔化身的他完美综合了这些品质。他用他的手腕凶狠有力的排除了党内反对者，彻底推行了一套改革方案，最重要的他的改革几乎没有触犯德国任何阶层的利益（除了犹太人），而几乎所有人因他受益，改革中所透露出政治智慧仿佛恶魔的眼光，如此贴切如此到位，而如果不是实施者是一个恶魔的话，那么这次改革则绝对堪称历史上最出色的改革。

经济措施：用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控制失业，用农业补贴和固定农户的办法复兴农业，而这一切前所未有的措施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后人至今犹在借用。修建大的工厂，收容失业的工人，希特勒奔波各地，了解当地情况，迅速做出判断，解决问题，一切变化都是如此之快。德国迅速崛起。

军事措施：他命令戈林鼓吹航空竞技的比赛，阴险地整备空军；他又狡猾的通过隐形军事组织大批培训士兵，用最聪明的办法扩大陆军。

外交措施：外交上他的邪恶天赋同样使得他得心应手，通过最廉价的承诺和最没有廉耻的欺骗，充分运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弱点，挑拨、里间、恐吓、讹诈无所不用其极，德国就在他这些卑劣的手段中悄悄却快速的摆脱了一战后的不利外交地位。

当他收复莱茵时。一位德国妇女马格丽特，刚刚还在为她的犹太血统的丈夫受到不公待遇而感到难过，突然听到收复莱茵的消息，仿佛听到了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在日记里用她朴素的语言写道：“真的吗？伟大的元首，虽然他有些地方令人气愤，但是，他真的太伟大了！”

当希特勒威逼压迫哈查投降时，一位苏德台地区愚昧的日耳曼裔老农民来到柏林，向他们的元首致意道：“献给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阿道夫。”

当他在维也纳古老帝国皇族王宫前站台上向广场上人们宣布德奥的合并时，所有人都为他折服，倾倒，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写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伟大的存在啊，非凡，已经不能为之形容，大英帝国需要一个希特勒！”

在世界战争爆发前，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第一个没有贵族背景的国家领袖，他闪电般地崛起，用最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世界历史上最非凡的经济奇迹，做到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外交成就，变魔术般地白手建立了当时最庞大的空军和重建了陆军，实行了当时最可超前的社会保障、环保、建军思想（准军制和职业军制）以及物价工资农业制度，在希特勒的治理下，只见风雷迅变，一个强大的德国拔地而起，他本人也取得了人类历史空前也很可能绝后的民选领袖的威望，即使他所崇拜的前人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他们所取的功绩也不能和此时的他相比。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将军后来用一种典型的时候聪明的强调写道：“他的功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而可止的道理呢？”

此时的功业，对于任何领袖来说，都足够让他们满足了，但是对于拥有非凡野心的希特勒，却是远远不够，这只是他非凡智慧的一小部分，“我决心登上人类历史的巅峰，俯视前人。”用武力夺取留存万年的荣誉，用铁血建立百世未有的基业，让史书所籍的所有前人都在他的赫赫威名面前黯然失色，让后世奋发的一切后人在他的辉煌成就跟前自惭形秽，这才是恶魔，这才是希特勒真正想法之所在。

于是杀戮和罪恶开始了……

而当欧罗巴大陆硝烟散尽，一切重归和平后，古老而饱经沧桑的莱茵河依然静静的流淌，如同弗雷德里希大帝时期一样，未有半点改变，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她所见证的不幸和苦难，那个可怕的野心家毛骨悚然的话依然在我耳前回响：“将来，每当我抚摸五彩缤纷的地球仪，上面只会有一个国家……”

更恐怖的是，他险些做到……

希特勒身上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看法相信大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种思潮使得他极端憎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金融投机曾在一战中和一战后对德国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他因此对金融操控者犹太人的报复打击更是险些毁灭这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身上看到一种学识广博完美典范，比如，抛开他政治组织能力不说，他是一位过得去的画家，一位顶级的工程技术设计师（和保时捷博士共同设计了甲壳虫和虎式坦克的发动机），一位很有天赋的建筑设计师（参与了奥运会建筑的设计），一个高明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物本交易的创始者），一个人文知识极端渊博的演说家，还是一位军事上极其有见地的将军（他对各种先进武器和新兵种极有研究）。这些能力的具备使得他凡事都追求完美，极端自负，藐视任何人的资本，并给了他无比的自信让他怀有发动征服世界的战争的梦想并付诸实施。

还有，就是希特勒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无比痛恨犹太人的金融统治和金融投机手法，可他却毫不犹豫用比犹太金融家更卑鄙的金融手法将美英的金融财团讹诈得几乎崩溃，取得了德国经济复兴的第一笔黄金；他痛恨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制度，可他却毫不犹豫使用苏联经济的一些手段用于德国经济改造，加速了德国经济强大。他是一位苛刻的素食主义者，热爱动物，主张保护环境，可是这也丝毫不妨碍他冷酷无情地将犹太人扔进焚尸炉；他崇尚先进的科学，欣赏新的技术产品，构建了新的社会制度，但他艺术上的极端古典情趣，却使得他极其藐视艺术上的任何革新（毕加索的画）；他经常叱呵德军将官的傲慢阶层思想，可是他骨子里却对普鲁士精神赞美不已；他对他的部下经常极其可怕地批评，可是除非反叛，他却始终尊敬他的手下。

希特勒除了政治军事经济，还有其他才能：

1、保时捷汽车的另一个设计者：

“1933年保时捷博士，雅各魏林，及希特勒三人在柏林的皇家饭店面会商讨国民车的细节，在这次由希特勒主宰的会议中，希特勒还自己动手记载或描绘了11张草图，令保时捷博士十分惊讶，这些草图的车身造型，与当时的NSU原型车（保时捷博士最引以为豪的车型）很相似，这些草图绘画的技术，不下於专业的工程师.而且根据记载，希特勒只费时15分钟便完成了.希特勒并明确的提出五点基本指示，并且要保时捷博士为德国政府提出正式的备忘录.”

2、舰艇建造方面的专家：

“德军参谋部的军官和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也承认，希特勒对国防军的层层结构，包括最基层的部队的了解都超乎他们的想象，他在武器和军备方面的知识也令他们惊奇。有一天，他与他的海军专家就安装在现代巡洋舰上的汽轮机的某个细节进行了一场较为激烈的争论。由于希特勒毫不妥协地反对专家的论据，后者被激怒了，以至丧失了冷静，他对希特勒轻蔑地一撇嘴，说道：“您对纯属技术运转方面的问题毫不了解，怎么能妄下这样的断言呢？”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希特勒没有马上发作，而是请专家坐下来，接着援引足以震惊海事学院教授的详尽细节，就这个问题向专家作了透彻的分析。并使这位专家不得不承认自己炮位的缺陷。”

3、丝毫不能被糊弄的人：

“通过每天无休止的讨论，他与国防军的顾问们一起就战场形势做出判断，而且不断有惊人之举。他对在漫长的前线上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主力部队的历史，每次战役中任用的人员，以及在运动战中部队的不断调集都了如指掌。他不仅仅是对每个部队、梯队的组成相当熟悉，甚至对重型反坦克战车营这样的特种部队也十分了解。

慕尼黑市市长是希特勒喜欢与之谈论重建和美化城市计划的人。他经常告诉我，发现希特勒能回忆起几个月前他们之间谈论过的最次要的细节，他非常吃惊。有时他会听到希特勒以一种责备的语气对他说：“6个月前我不是对您说过，这个细节不合我的口味吗？”然后希特勒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他们就这一点所交换的所有意见重述一遍。

希特勒的记忆不会有任何遗漏。不仅仅是在记住名称、文学知识和数字方面，他在记住人的容貌方面也具有惊人的本领。他能准确无误地确认遇到他的对话者们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他能回忆起在他动荡的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还能经常想起某些人的个人细节，确实令人瞠目结舌。对所有他做过发言的宣传会议，他都能描绘当时的情景和各种细节。他在维也纳认识的青年时期的伙伴，战争中的“同志”们，他夺权时期的追随者，以及所有那些陪伴他直到取得胜利的各种各样的人，所有这些面孔都铭刻在他的记忆中，并且带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4、可怕的自控力：

"希特勒不仅仅对待别人强硬和固执，对他自己也同样如此。他不承认疲劳，坚持不懈地工作。他忘记了无休止的伏案工作会使他的视力疲惫不堪，而且长期顽固的失眠也在损伤他的智力。他坚信意志本身就可以使人获得一切。他右手的颤抖使他的自尊深受伤害，这一点也不奇怪。当发现自己不能够主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时，他变得恼羞成怒。在吃惊的来访者注视着这只手时，希特勒以一种本能的动作，即用他的另一只手把它盖住。尽管他作了所有的努力，他最终还是未能控制住这种颤抖。

虽然一点点地失去了对自己神经反应系统的控制，但是他依然始终主宰着自己的情感。当他和人单独谈话，有人来呈送通报灾难性事件的电文时，希特勒保持着冷静。只有他下颌的动作显露出他内心的激动，而谈话照样平静地进行下去。比如说，我记得，由于埃德塔大坝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鲁尔工业河谷的大部分地方都被水淹没了。读到这一电文时，希特勒的脸色变得铁青，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他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5、近乎催眠般的说服力：

“我经常思考他是否使用了催眠术，或者这仅仅是他外在影响力的表现。确实，希特勒善于以他那种天生的简洁自然的方式，以及少有的亲和力来获得对话者的认同。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着维也纳的血液，再加上他的艺术天才，这就赋予了他毋庸置疑的个人魅力。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他即使是在泛泛而谈时，也能引用精练、简洁的格言，以强化自己的观点。他以肯定的语气高谈阔论，很容易就能给听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然而，他性格的这些外在表现还不足以解释他对某些人的控制。他能发出一种磁力，使我们更接近某些人，或者相反，远离某些人。在他身上，这种磁力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强度，还因为它的广度而引人注目，尽管在强度上它也远远超过一般人。这种磁波影响的范围非常之广，能在公共会议上和大面积人群前产生惊人的作用。

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暗示力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来见他的时候垂头丧气，离开的时候却信心十足。这种能力在他的老战友们身上影响尤为强烈。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5月，但泽地区纳粹党部领导人弗斯特来柏林求见希特勒。我看见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完全被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击跨了。他向我坦白，有1100辆苏联坦克集结在他防守的城市前面，而他只有4辆连汽油都不够的虎式坦克和他们对抗。弗斯特决心不再隐瞒，要让希特勒知道事情的可怕真相。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坚持要弗斯特客观地把事情详细地说出来，促使元首做出决定。弗斯特回答我说：“您别担心！我不会犹豫的！顶多他把我赶出门外。”

当他与希特勒会谈之后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是多么吃惊啊！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元首答应向但泽增派新的师！”

看到我怀疑的微笑，他向我解释：“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调兵！但是，只要他向我宣布他要拯救但泽，那就没必要怀疑了！”

弗斯特的这些话使我深深地失望。这个不久之前还在我的办公室里激动地宣称要向希特勒说出实情的男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却完全相信了他的空话。毋庸置疑，这又是希特勒的说服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6、广博的知识：

“从青年时代开始，希特勒不知疲倦、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他告诉过我，当他在维也纳度过他艰难的青少年时期时，曾经阅读了市图书馆一个馆中的500册书。这种博览群书，并从中汲取知识的热情，使他几乎对文学和科学的各方面知识都有所涉猎。每一次，当他投入地描述某个地区的地理概况，或以惊人的细节陈述美术史上的某个片段，或论述高度专业的技术问题时，都使我吃惊不小。

在他演说家生涯的初期，所有那些和他一起奋斗过的人，都惊异于他知识面的广博。早在那个时候，在记忆的帮助下，他已经能够以不同寻常的口才使别人佩服了。这使他获益匪浅。那些最早成为他的拥护者的粗人都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他知道如何使用非同凡响的技巧，满怀激情地向他们讲述奥地利的历史，剖析哈布斯堡王宫里的各种阴谋，或是令人心碎地把德国描写得奄奄一息。他还能同样出色地引用绝对让人折服的细节，没完没了地谈论教堂、修道院和城堡的建筑艺术。

即使是被囚禁于兰茨堡的岁月里，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研究建造于欧洲各国的所有历史建筑。他经常自夸地说，他对某些建筑物建造细节的了解，比该国的建筑专家了解得还要全面。”

……

这篇文章是一个典型的希特勒迷写的。

还有一篇也对希特勒充满钦佩：

《希特勒，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1915年11月，在距法国北部前线两英里的佛尼斯（Fournes）小镇附近，一个来自第16巴伐利亚预备役步兵团的德国下士走出了一个被当作兵营的二层农舍。他走进小镇，但是并没有像其他士兵那样去妓院寻欢、或是买烟买酒，他花了4马克买了一本关于柏林文化宝藏的小书。他的传令兵战友称他为“艺术家”，他是大伙寻开心的对象，一半是因为只要跟他说仗打败了，他就气得不行，还有一半原因是他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花上好几个小时埋头在战壕里读书看报。这个孤僻的步兵曾公开指责1914年12月的圣诞停战协议，那天英军和德军士兵如兄弟般共庆圣诞。一只从敌方阵线跑丢了的小白猎犬总是无条件地服从他，那是他唯一有好感的生命。

他这些习惯从未真正变过。几十年后，他会在深夜离开他的同伙，走进书房，沉浸在孤寂之中，在那里，有一副老花镜，一本书和一壶热茶。有一次他的情妇不小心闯进去打乱了他的沉思，结果被他斥责得红着脸跑出楼道。毕竟，他在书房外面挂了牌子，上面严厉地写着“绝对安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攻入他柏林地堡的苏联士兵，找到属于他的私人物品只有几十本书。

阿道夫·希特勒给后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书的焚烧，而非钟爱。但是作家蒂莫西·雷巴克在他写的《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一书中写道：希特勒在他柏林和慕尼黑的住所，还有位于奥博撒尔斯堡的阿尔卑斯度假地有超过1.6万本书，这些书多数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雷巴克对希特勒最后的藏书作了研究，在仔细研读了希特勒在书上做的标记和注脚后，雷巴克试图像希特勒幻想他自己的世界地图那样，去重现他的心历路程。

希特勒也许从未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从书中找到纳粹理论。在1920年代初，他曾为了给羽翼未丰的纳粹党寻找支持其思想体系的证据，而去翻阅了上百本有关历史和种族主义的书。不仅如此，他还费尽心机地从中精选出一部分，列出推荐书单，并印在纳粹党员证上，用黑体字写上：“每个国家社会党员必须知道的书”。这些精品书包括亨利·福特所写的《国际犹太势力》和罗森堡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国家之敌》。为了证明希特勒爱书的嗜好，雷巴克找到了一张罕见的希特勒在他慕尼黑小公寓的一张照片并描述：“希特勒身着黑色西装，站在书柜前”，书柜是带挖槽装饰线的漂亮家具，“他双臂交叉，摆出他那特有的自信姿势。”

希特勒在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被一个同情他的法院以叛国罪仅判入狱5年，还有可能提早被赦。于是他在愚人节这一天，不痛不痒地被执行入狱了。在蓝斯堡监狱，他受到犯人们的关照，他写了他第一本书《我的奋斗》。雷巴克在书中写道：残存的狱中读物中，有一本快被翻烂了的《德国人的民族特征》，该书内容非常明显可以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找到印记。这本书的作者是汉斯·古恩特，他因其极端的种族纯净论被人称做“种族古恩特”。虽然雷巴克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及，其实希特勒在狱中还每周一次接受卡尔·豪斯佛的指导，豪斯佛是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生存空间论的支持者。

雷巴克觉得，希特勒的本质就是“他慢慢地积累从不值钱的、带偏见的简装书，和小圈子里流行的精装书里得来的极其离谱的理论，然后给他那浅薄的、精于算计的、咄咄逼人的谎言找到辩护理由。”除了这些，希特勒没有自己的思想，相反，他利用了从魏玛德国渗透过来的，逐渐在知识分子和中产的圈子里赢得信任的理念。斯大林曾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你周围的人，看看他们都读什么书吧。”雷巴克在翻看希特勒的藏书时，发现一本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书紧挨着一本法国素食烹饪书，上书《希特勒先生素食》。

不过，这些希特勒粉丝的赞美，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希特勒的复杂性格所致。

1994年12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他们在1944年2月完成过一篇有关希特勒的心理特征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揭示了希特勒不为人知的一些生活。

1、希特勒50岁以后看文件通常要用老花眼镜，本无可厚非。然而，他却禁止任何人拍摄他戴眼镜的照片，以致英国情报部门接到隐藏在德国上层机关的间谍送来的有关希特勒拉眼睛已经老化的密报后，还怀疑它是否可靠。

2、他还是个严重的牙病患者。拔牙，他会痛苦地尖声怪叫，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拒绝麻醉。他顽固地认为，麻药会让他“变傻”。这使牙医非常为难。

3、孔雀死了掉眼泪。不过，他对动物，特别是自己饲养的动物确实关怀备至，充满仁爱。 希特勒拥有一个庞大的鸟类养殖场。如果有一只孔雀死了他会伤心得掉泪。有时，一个昆虫死了，他甚至也会摇头叹息。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能心安理得地下令把几十万犹太人活活毒死。

4、希特勒一生没有驾驶过汽车。可是，他的秘密爱好却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上车，要司机以时速超过100公里的速度飞驶。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疯狂速度”，相当危险。后来，他的司机因为过度紧张而精神失常。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规定他所乘的大车最高时速不准超过37公里。

5、他对别人的手指着迷。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的手，他会转身走开，拒绝同这个人继续交谈。

6、希特勒对长桌有特别的兴趣。他召开会议时总是用很长的会议桌，因此德国一些优秀的木匠常常被召去制造长桌。他拥有的一张最长的桌子将近50英尺（15.25米）。

7、他的肌肉原先就不发达，50岁以后更是日趋萎缩，因此他即使在夏天也不穿短袖衫。而为他洗澡的仆人必须对他的身体外形严格保密，否则有“杀身之祸”。

8、有关他执政前的重要性格的情报却不多，只有下述两条比较有分析价值：他一生对女人都无好感，但年轻时曾狂热地爱上他的“嫡亲外甥女”。然而这场“刻骨铭心”的爱，却以一场悲剧──心上人的自杀而收场。此后，他一生对女人都无好感。他其实并不爱他的情妇──艾娃。他曾经画过一些色情画出卖。但在当权后，他都悄悄地指使手下人秘密地以高价全部购回销毁。

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特劳德·容格接受英国传媒的采访，回忆与希特勒最后相处的日子时，指出希特勒拥有双重性格。百里挑一的女秘书特劳德·容格是希特勒的第四任秘书，同时也是最后一任秘书。1942年12月，希特勒挑中容格为秘书时，她才22岁。六十年后，虽然她对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一些细节已经再也不能回忆起来了，但当谈到希特勒为人时，她却毫不犹豫地说：“他（指希特勒）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据容格称，希特勒私底下为人非常友善，还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充满了 “父亲般的慈爱”。不过她表示，她和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前几任秘书及其私人医生等人都强烈觉察到，在希特勒身上蕴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说，由于她的办公室远离希特勒的办公地方，因此她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暴怒的情形，不过，其他人在她面前提起那种可怕的情形时，却令她不寒而栗： 刹那间性格大变。容格还透露，她经常为转移他关注战事的注意力而绞尽脑汁来挖掘话题，而希特勒显然非常喜欢聊天。容格说，希特勒发布命令时总是通过对讲机，声调比较平和，但当他发表演讲时声调却突然变得很刺耳，他的姿势也变得夸张起来。

1945年4月22日，他突然中止了日常的会议，把官员们叫了出去。接着，他从身上摘下自己从不离身的彩笔，放在沙盘上，然后开始号啕大哭。部下的无能、背叛和卑鄙的举止让他痛不欲生。他用拳头猛砸桌子：“战争输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领袖居然患有轻度的“晕血症”，他见到血，特别是人血后常常会感到不舒服。可是，这一点他倒没有向外界隐瞒。因为戈培尔早已用如簧之巧舌，成功地把这个弱点美化为“仁慈”了。

但我猜想，希特勒的“晕血症”可能和毒气室的诞生不无关联，这也算是他对自己的犹太同胞所作的最后“贡献”吧──让他们比较少一点痛苦地死亡。

灭绝营里虽然有很多人是死于集体枪杀、饥饿和酷刑，但是主要的屠杀方法是利用毒气室来杀人。奥斯威辛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于战后写道：很多“立即执行小组”（Einsatzkommando）的人在参与集体枪杀后，由于“无法再忍受涉步于血中”都变疯了或自杀。而被杀者的尸体会被放于营内的火化炉火化（除了索比堡灭绝营，那里会于营外的火化用的柴堆火化），而其骨灰则会被埋起或撒开。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那里的尸体由于太多，不能用埋葬或柴堆火化的方法，唯一处置办法是将尸体放于由德国公司专门设计的炉窑火化，这些炉窑几乎是日以继夜没有停顿地进行火化。

每个营的运作略有不同，但是都是设计来有效率地屠杀人。例如党卫军医务上尉Kurt Gerstein，表明了一位瑞典外交官在战争时于营内所见的事情。他形容他如何于1942年8月19日抵达贝尔赛克灭绝营（在那时，营地仍然用主要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室的毒气），有人自豪地叫他看看塞满45个车厢的6700名犹太人下车，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但其余的都是赤身裸体地步向毒气室，他说：

Hackenholt下士用了很大的力量来使引擎转动，但是引擎始终不动。接着Christian Wirth队长走过来。我看得出他害怕，因为我出席了一场灾难。是的，我看到这一切，我等待。我的秒表显示一切，50分钟，70分钟，柴油始终没有开始。人们在毒气室内等待。徒劳的。可以听到他们的哭泣声，“像在犹太教会，”Pfannenstiel教授说道，他的眼贴近木门的窗口。Wirth队长愤怒地鞭打了乌克兰助手Hackenholt，十二次，十三次。经过2小时39分钟，秒表记录这一切，柴油开始了。直至此刻，被关在这四个稠密毒气室的人还活着，4乘750人在4乘45立方米的室内。25分钟又过去了。许多人已经死了，因为毒气室内的电灯内点亮了几分钟，所以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里面的情况。又28分钟后，只有少数人仍活着。最后，32分钟又过了，所有人都死了……牙医敲掉（死者的）黄金牙、齿桥和齿冠。在他们中间站着Wirth队长。他如鱼得水，并显示给我看一大个装满牙齿的罐，他说：“你自己看看那些黄金的重量！这仅是从前天至昨天。你无法想像我们每天发现的，银币、钻石、黄金，你将自己看到！”

据霍斯说，首次用齐克隆B（蓝色的氰化物）来对付犹太人，尽管那些犹太人以为只是去除虱子，但很多人都怀疑他们将被杀死。因此在后来的毒气攻击，要花气力把“麻烦份子”分开，在不引人注目情况下枪毙。特别支队（sonderkommando）的成员 ，一组营地的囚犯被指派协助进行了灭绝，他们会陪同犹太人进入毒气室，直到门关上为止。此外，一名党卫军的卫会站在门口，以保持“安定人心的作用”。为了避免令囚犯有多余时间去思想其命运，会尽快要求他们脱下衣服，并由特别支队帮助那些可能会拖慢进程的人。

特别队会和被毒气所杀犹太人谈及营地的生活，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许多犹太妇女当除去衣服后，会把其婴儿藏在自己的衣服的下方，因为她们担心消毒剂会伤害其婴儿。霍斯写道：“特别队的男官兵特别查找这些”，并鼓励妇女把其孩子一块带去（毒气室）。特别队的官兵也负责抚慰那些可能“因为害怕在如此怪异环境脱去衣服”而哭的小孩。

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欺骗所有人。霍斯讲述几个犹太人“他们要么猜中或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但他们仍“找到勇气去与孩子说笑和鼓励他们，虽然致命的恐怖场景就在他们眼前”，有的妇女会突然“在脱衣服时发出恐怖的尖叫，或拉扯自己的头发，或像疯子般尖叫。”这些都会被特别队的官兵立即带离现场去枪毙。也有些人“在率领到毒气室前会透露其同种族仍藏匿人的地址。”

当毒气室的大门被锁上，粉末状的齐克隆B便会从室顶的特殊洞子撒下。而营地的指挥官每次都会透过窥视孔来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和监督准备功夫和善后工作。霍斯说，被毒气杀死的尸体“没有任何明显的抽搐迹象”，奥斯威辛的医生把这归功于齐克隆B的“肺部瘫痪作用”，这确保了受害人在抽搐前死亡。

当毒气攻击进行完毕，特别队的官兵便会移走尸体，并取走其黄金牙齿和剃了尸体的毛发，然后把他们送到火葬场或窖。在这情况下，尸体会被火化，特别队的官兵负责添加燃料拨旺炉火，排出过剩的脂肪，并翻动“如山的燃烧尸体”，使火不断的燃烧。霍斯发现特别支队的惊人态度和献身精神。尽管他们“深知……他们也将会是相同的命运”他们设法履行其职责”，“在这样无疑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按霍斯说，其中许多特别队官兵在他们工作时都会吃东西，和抽烟，“尽管从事这可怕的焚烧尸体工作”。偶尔，他们会碰到近亲的尸体，尽管他们“被明显地影响了，……但从没有导致任何事件发生”。霍斯举例的一名男子，从毒气室搬着尸体到火坑，发现尸体是其妻子，但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些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党卫军被送往至奥斯威辛营去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霍斯写道，虽然“一切他们所看到的都印象深刻”，但有些“之前最大声疾呼要执行这种灭绝的人，当他们亲眼看到这‘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后，他们都沉默了。霍斯被反复问及如何能忍受这灭绝。他解释：“铁般的决定使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希特勒的命令”，但他发现即使“很强硬的阿道夫·艾希曼也不希望和我交换位置。”

特别分队（党卫队特派司令部，sonderkommando）非常勤于掠夺被杀害犹太人的尸体，他们会拿去其尸体上的衣物、首饰、眼镜、头发、（补上的）金牙等任何能再用或循环再造的物件。但是，也有其他令人怀疑的故事。有些人更声称纳粹以人皮来做灯罩，这是完全可能的，马丁·鲍曼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他曾看见一张用人骨做的椅子，和一本用人皮包着的书。纹身的皮肤有时会被拆去，然后保留。一个利用黑瓦洛部落的技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做的头盖骨，后来更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据。

位于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英文纪念碑由于苏联军队于1944年进入波兰，为了隐藏所做的事，纳粹党关闭了或拆除了这些营地。战后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也进一步地拆除营地和任由其衰变。不同的古迹建于这些前营地的位置，但他们通常不会提及大部分被杀的是犹太人。

1989年波兰政权在东欧剧变中变更后，营地位置变得更容易进入，并成为该地旅游业的主题中心，特别是最为人认识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犹太组织和波兰方面更有一系列关于这些场址的争议。也有一些犹太团体强烈反对竖立基督教纪念物于这些营中。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奥斯威辛十字，一个设于奥斯威辛一号附近的十字，那里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波兰人，而不是用于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二号的附近。

曾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否认纳粹德国利用灭绝营来杀害任何人，或对大屠杀进行方式或程度提出了质疑。例如，Robert Faurisson在1979年声称“希特勒的毒气室”根本不存在，他认为这毒气室的想法“实质上是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就因否认犹太人大屠杀而被奥地利法院判囚三年（否认纳粹大屠杀在奥地利是犯法的）。

学者和历史学家指出，否认大屠杀等于否认了所有生还者、肇事者、物证、照片，以及纳粹所保留记录的所有证据。Nizkor Project的成果，还有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的工作，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和他的西蒙威森索中心，还有更多的大屠杀资源，所有关于大屠杀否认的追踪和解释。可靠史学家如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发表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达维多维兹（Lucy Davidowicz）的《The War Against the Jews》，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其他许多评论“大屠杀否认”者，至少数见解偏激者。反犹政治动机更被认为是否认大屠杀者的特点。

现在围绕着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性辩论主要涉及当地居民共谋的问题。虽然许多犹太人被基督教邻居救了，但也有忽视他们的处境，并检举他们的人。此外，很明显许多集中营被绑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举例来说，商品都是被运送到营地，而当地妇女需提供家务料理等。纳粹军官光顾当地的小酒馆，交易的黄金都是从受害者那里搜刮来的。当前的历史研究指出，曾居住在营地附近的人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隐瞒着当地的市民。

希特勒不仅以其“犹太人的狡猾”成功地欺骗了德国民众，而且连他的继承人戈林都被他始终蒙在鼓里，最后还被他一脚踢开、逮捕法办。对此，《纽伦堡大审判》有如下记载，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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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休息时间，被告们愁眉不展地列队离开法庭，尽量避开站在他订J必经的、被绳子隔开的过道上的观众好奇的目光。他们想从餐室阁楼的窗户向外眺望佩格尼兹河谷，但今天他们发现美国人已用波状金属板封住了窗户。他们闷闷不乐地在五张轻便金属折叠桌前坐了下来。

被告们进餐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他们中间来回巡视。坐在弗兰克旁边的里宾特洛甫问弗兰克，希特勒是否知道法庭上揭露的这些可怕的事。弗兰克回答：“如果不知道就不可能发生，这些事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做的。”戈林从邻桌将背靠过来，凶狠地盯了弗兰克一眼。弗兰克继续说：“希特勒使我们都陷了进去。”他又补充说，后来元首以自杀抛弃了他们。吉尔伯特注意到，戈林越来越生气。被告们在戈林面前总是很谨慎，弗兰克这次打破了常规。

戈林站起来，把吉尔伯特拉到一边，机密而平静地说道：“我不想夸大我对元首的热爱，你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待我的。但是我认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只是，唉，他把事情都交由希姆莱决定了。希姆莱的确是希特勒周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物。他权势炙人，态度冷漠，沉默寡言，令人不可思议。死亡营、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以及所有恐怖组织都掌握在他手中。现在希姆莱轻易就死了。在被英军抓获后不久，这个十恶不赦的希姆莱就服了氰化钾丸自杀。

吉尔伯特说：“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肯定相互了解，否则这类恐怖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戈林解释说，在战时混乱中，希特勒很可能疏忽细节问题。吉尔伯特走开了。

希特勒青年团创建者和维也纳党的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与这位心理学家谈话。他用标准的英语说：“今天以后一切都完了。如果法庭把我们全部砍头，即使我们当中有几个是无辜的，我也不会责怪他们。几百万人已被杀戮，再多几个又算什么呢？”吉尔伯特怀疑席拉赫是否也敢于面对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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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特勒的崇拜其实是缺乏根据的。别的不说，就说希特勒自己引为自豪的“艺术家气质”来说，希特勒不仅是个蹩脚的画家，而且对美术史一窍不通──希特勒完全是个附庸风雅的门外汉。他随波逐流地声称：“古希腊和罗马是文明的摇篮，在那里，人们对宇宙、科学以及人类本身的知识作了最初的表述。”他经常对自己的秘书说，当他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旅行，能够欣赏到以前只见过复制品的不朽名作时，心里非常高兴。同时这个门外汉却认为：“绘画只有两种类型：古典派和浪漫派。他瞧不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因为他认为这两个时期的绘画宗教色彩太浓。”希特勒动用一切力量来搜刮古典名作。当他成功地通过墨索里尼“得到”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著名作品《掷铁饼者》的那天，欣喜若狂。但他的秘书认为：“我无法说出这种溢于言表的激情是出于对艺术的狂热喜爱，还是其中也掺杂着拥有这样一幅名作以后虚荣心的满足。……

希特勒总是找机会攫取新的作品。他并不关心它们的来源，即便知道它们是从‘被征服者’手里夺来的这一事实时也不例外。”

谢选骏认为：希特勒的失败，可以视为“古典美术终于败给了现代美术”。美国是现代艺术的真正代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现代艺术的胡作非为方面超过美国的话，它也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击败美国。苏维埃俄国在纳粹帝国灭亡之后半个世纪的瓦解，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俄国在纳粹帝国在现代美术方面方面都不够创新、野蛮、富于活力。

希特勒对自己的浅薄缺乏反省能力，直到晚年还欺骗自己的秘书说，他参加绘画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他未被录取，因为他的文化课成绩不足以使他跟得上课程。“每次希特勒谈起这次痛苦的失望经历时，他就变得阴郁和易怒。他这时必然会习惯性地表达他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谴责，它使一些年轻人处于黑暗的境地，仅仅因为他们出自贫穷的家庭。”其实根据史料，希特勒未被录取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缺乏绘画才能，学校告诉他，他的才能适合于学习建筑，但他没有建筑系需要的高中毕业文凭！他的秘书评论说：“现在还留有一些希特勒在这一时期和1914-1918年的战争时期所作的水彩画，应该说不无才气，他几乎像摄影一般关注细节，再现了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和公共建筑。”看来他的秘书和他一样不懂：随着照相术的发明和普遍应用，维妙维肖的古典艺术已经变得多余了：“绘画应该是希特勒一生的爱好。在他掌握德国的领导权之后的紧张生活中，他仍能挤出时间来发挥他这方面的才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手边总有一叠黄板纸，以便在休息时画一些即兴灵感之作。希特勒很为他的这些草图自豪，小心翼翼地留着它们。当一天精疲力竭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想让我高兴或给我奖励时，就送给我一张，但从不会忘记让我留意他这举动的价值。”

不过和斯大林相比，希特勒还是比较富于人性的，这也可能是纳粹最后败于苏联的原因之一。我的意思不是说纳粹比较好，而是说那些长期向东方殖民并因为血腥暴行而极为变态的俄罗斯人相比，生活在中欧的德国人还没有那么变得残暴和互相猜忌，所以相形之下，纳粹要比布尔什维克正常一些。《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的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希特勒的面包圈：“接待工作中也有很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观察客人多少有点特殊的举止，至于生活在总理府的人们，我们也学会了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分拣邮件时，我很快注意到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这个邮包来自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村庄，收件人是希特勒本人。每周同一天，总是同一名邮差来到总理府。我第一次干这活时，一位同志只是简单地告知我，马上把它送到厨房。我很吃惊，不过没敢问，也不能问。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之后，我终于从聊天中得知，那个包裹里装着一个面包圈，是由一位生活在乡间的妇女亲手做的。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希特勒遇到了她。他品尝了她的手艺后，显然爱上了这种面包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面包圈按时寄来，直至第三帝国灭亡。

2、艾娃·勃劳恩的卧房：“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负责将夜间收到的一沓电文直接送到希特勒房间。我们受命将这些邮件放在希特勒办公的房间内一个专供此用的小桌子上，也常常把它们放在艾娃·勃劳恩的房间里。这样可以让希特勒更快地阅读到邮件，因为，他的卧室与爱娃的房间相连。由于当时还很早，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艾娃·勃劳恩仍在床上，实际上裸着身体，肩上只披了件短睡衣。我心里想，糟糕，他们一定会将我扫地出门的。没有一位同志事先给我打过招呼，也没有人告诉我，她在柏林而不是在伯格霍夫的山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屏住呼吸，心中充满恐惧。这时，艾娃·勃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么，不必担心。我转过身去，头撞了一下门后，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艾娃·勃劳恩从未跟我提起此事。没有人提过，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模糊的指责。我认为，没人知道这件事。”

3、希特勒给艺术家送花：“我发现，希特勒很关照身边的他所欣赏的名人。每年圣诞节前，希特勒都会给许多演员和艺术家送花。每年临近12月24日，我们便负责将这些礼物送上门。我先后见到过霍夫纳这对孪生姐妹舞蹈家、歌唱家奥尔嘉·契诺娃、捷克女演员利达·巴洛娃，后者就是那个听说与戈培尔有关系的女人。一位同志到过拳击冠军马克斯·施梅林家，另一位则去过瓦格纳家。有一年，我见到了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他因将柏林交响乐队打造成一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交响乐队而受到希特勒的高度评价。据英国历史学家凯肖称：‘他是当局最重要的文化大使之一。’我必须将其中一个包裹送到柏林巴贝尔斯堡区的一座小别墅，在波茨坦火车站附近，富特文格勒就住在那里。那天，他正好在家，便请我进客厅。这个人高大伟岸，肤色白皙。墙上不着一物，非常光滑。没有任何画，甚至连一面镜子也没有，完全称得上洁白无瑕。他的房屋中央放着一架钢琴。我将礼物给了他，并没有留意到大师的反应，立刻离开了他家，上了一辆由总理府司机开的车。”

4、希特勒身上有某种慈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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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第三次尝试飞往英国的过程就很顺利。5月10日晚，鲁道夫·赫斯真的飞了。第二天早晨，卡尔-海因茨·平奇带着信来到伯格霍夫。一名副官叫醒了希特勒，当希特勒读完赫斯的信时，我仍记得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持了冷静。他提高嗓门说：“赫斯不应对我做这种事情！我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赫斯做了这一切，可这完全行不通！”他显得越来越烦躁，仿佛腹部刚刚受到重拳猛击。他让人把鲍曼叫来：“快去！”当时，海因茨·林格和阿尔伯特·施佩尔也在场，希特勒在和他们说话时，要求把戈林也叫过来，同时马上通知里宾特洛甫。希特勒让人逮捕了平奇，接着，又下令逮捕了赫斯的随从人员、每天接近他的人和没有也不愿意揭发他的人。普拉特泽、纽迈尔、雷特根都被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在一间特殊的木板屋里。下午，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集一大帮人开紧急会议。为了填补因赫斯变节留下的空缺，希特勒以惊人的速度任命马丁·鲍曼为纳粹中央办公室领导人。

希特勒抽身而去。从5月11日到13日晚，他一直待在伯格霍夫二楼的房间里，不挪一步，也不曾下楼。人们没有看到他去客厅或离开别墅到山里去散心。他在楼上办公室接待客人。5月12日，约瑟夫·戈培尔抵达别墅，他也不得不上楼去见希特勒。直到伦敦方面正式通知抓住了鲁道夫·赫斯，希特勒才下楼到一楼大厅。大厅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将军、纳粹成员、区长们也被召集来了，参加在别墅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当晚，帝国新闻机构播发了这一份公报，公开承认赫斯逃到苏格兰。文中强调了他的健康问题，着重指出他患有所谓的精神错乱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症。

这一事件显然成为我和同志们讨论的话题。我一开始就深信，它并不是希特勒策划的一个阴谋。在我和我们中的部分人看来，赫斯是单独行动的。我们似乎很清楚，与当时流传的谣言相反，他驾机出走是希望和英国领导人谈判。赫斯无疑失败了。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赫斯的头脑很清醒。在他驾机出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都先后碰到过他，都未发现他有什么不妥。相反，赫斯似乎异常清醒。总之，希特勒在通告中挖苦他，把他视为疯子，当做是希特勒德国的叛徒。而实际上我认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希特勒的一种反应，是他在风暴中做出的一项战术决定。可以说，此事对我没有影响。这种迅速且带有欺骗性的反应既未影响、也未改变希特勒最初几个月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在这一危急时刻，在希特勒身上甚至无可争议地表现出了某种特质，他表现得像个慈父，这是鲍曼或戈林无法比拟的，他俩都自以为拥有与希特勒同样的地位。据我在这一时期的观察，希特勒可能专横，有时易怒，但却不会使用怪招或无耻的谎言。待在希特勒身边，能够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安全感和真诚的关注。我认为，我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希望他关注我，对我的工作和举止给予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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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1945年1月，盟军从四面八方向德国挺进，首都柏林已处在盟军炮火的控制之下。为了安全起见，希特勒转入地下防空洞继续指挥德军负隅顽抗。当时，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已经几乎崩溃如人意：驼背越来越厉害，右手抖动个不停，右眼结膜发炎，每天都要靠可卡因治疗，痛苦万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捷奥·莫列利教授每天都不离左右，照顾希特勒的起居。

当时，德国最高决策层因担心柏林失守，准备把指挥部迁移到一个叫贝尔格霍弗市的希特勒的领地。但希特勒已下定决心誓与柏林共存亡。他说：“我听说某些人准备去贝尔格霍弗，但我绝不准备去那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将留在这里。”

莫列利教授也想去贝城避难，但希特勒出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并不想放教授离开。教授听到这一消息后老泪纵横，放声大哭，希特勒最后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决定放他出城。4月28日，一架飞机带部分德国官员从柏林秘密起飞，飞往贝尔格霍弗。

1945年4月，苏联红军突破柏林防线，德国的灭亡已指日可待。4月24日，希特勒紧急召见警卫人员，开始焚烧文件。两箱秘密军事文件随即被拿到公园，浇上汽油烧毁。第二天，希特勒又派人专门到他的别墅，烧毁了存放在那里的所有文件。25日，希特勒把贴身侍卫林格叫到房间内，亲自宣布他一生来最难做出的决定：如果柏林失守，他和艾娃将自杀。为防止尸体落入苏联军队手中，他命令在他死后将尸体和他居住的防空洞全部焚毁，现在应该准备好两箱汽油，放在防空洞入口处，随时准备使用。

艾娃也表示，如果柏林失陷，她愿与希特勒一起共赴黄泉，但在此之前，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她要正式成为希特勒的夫人。希特勒与艾娃从未在公开场合一起露过面，但据希特勒的保镖说，两人的感情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希特勒一生中除爱娃外从来没有爱过别人，艾娃也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希特勒。

4月29日，希特勒与艾娃的婚礼在简陋的防空洞中举行，柏林街上隆隆的炮声为这场特殊的婚礼平添了几分肃穆。德国宣传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作为证婚人主持了仪式，正式宣布他们成为夫妻。婚礼结束后，希特勒夫妇与其他人一起共同组织了一个简单的茶宴。

4月30日，希特勒开始实施自己的“死亡计划”。早晨，保镖把希特勒喜爱的一只狗带进卧室，希特勒准备检查一下毒药的性能。狗吞食毒药后，马上死去。下午3时45分，希特勒走进下属的办公室，与部下告别。随后，他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希特勒的两名贴身保镖跟随他进入办公室，想同他做最后的告别。希特勒希望他们向西突围，请求德国盟军的支援。最后，希特勒再次提醒保镖，不要忘记他焚毁尸体的临终遗嘱。

两名保镖刚刚走出办公室，里边便传来一声枪响。众将旋即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一幅惨景出现在面前：希特勒歪坐在沙发上，子弹从右太阳穴穿入，白衬衫和周围墙壁上都溅满血迹，艾娃服毒后已停止呼吸，蜷曲着坐在希特勒右边，身上的纱裙也溅满了血迹，地上躺着希特勒使用的两把手枪。

遵照希特勒生前的旨意，大家把两人的尸体平放在地面，撒上汽油焚烧。几个小时后，几名保镖把两人一起合葬在附近。5月5日，苏联红军从地下挖出了希特勒和艾娃的尸体。

根据希特勒保镖的供述，希特勒自杀的原因是：希特勒惧怕柏林失守；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希特勒不肯在对手面前屈膝投降；当时传说苏联发明了一种能使人昏睡的瓦斯气体，他担心苏联军队突然使用这种气体，他来不及自杀而落入苏军之手；希特勒不想被苏军生俘，他怕自己和艾娃被处死后，尸体将被示众。但苏联特工部门并不完全相信希特勒保镖的供述。苏方怀疑，希特勒很有可能是服毒后被保镖开枪打死的。苏联方面还怀疑，挖出的尸体可能不是希特勒本人，尸体可能被人偷换过。然而希特勒保镖坚决否认这一点，因为希特勒从未有过替身。

刘仰《希特勒死后“谜团”》（2007年8月23日）一文，叙述了希特勒死后的种种怪异。其中关键点是，二次大战结束后，总有消息说希特勒没有死。有些人是担心他真的没死，还会再次出现，有些人是对希特勒不改崇拜，希望希特勒回来继续领导他们，还有些人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二次大战之后，关于希特勒结局的各种谣言，流传了很长时间。

1945年，欧洲战场的战争接近尾声，同盟国开始关心希特勒的下落。当时已经有传言说，希特勒有不少替身，这些替身将帮助希特勒逃生。对于同盟国来说，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都是可以接受的。最糟糕的结局是，希特勒失踪。

1945年初开始，同盟国便控制了德国和柏林的领空，希特勒如果想乘飞机出逃，难度很大。4月20日，希特勒最后一次出现在柏林。当天是希特勒56岁生日，他从地堡走出来，接见即将上战场的德国少年。斯大林非常渴望由苏联人抓住希特勒，因此，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攻占柏林。苏军将领制定的战略符合斯大林的意图，不需要英美军队的配合，完全由苏联红军包围并攻占柏林。苏联红军在柏林外围的兵力，是德国守军的10倍。

5月2日，守卫柏林的德军彻底投降。斯大林迅速发布了占领柏林的消息，希特勒的命运从此刻开始成为一个最大的悬念。攻占柏林后没多久，美国方面有消息说，希特勒已经战死在指挥所。但在这个消息发布的同时，不同消息立即就出现了。苏联发布消息说，希特勒没有战死，而是自杀了。不久，美国又改口说，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占前几天，因中风而病死。但是，美国也同时报道说，有消息认为希特勒没死，可能已经潜逃到柏林以外的地方。虽然德国战败方也宣布希特勒已经死亡，但是，美国方面有人认为，那是德国故意释放的烟雾弹，目的是掩护希特勒，让盟军不要再穷追希特勒的下落。

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几天后，一直没有找到希特勒或他的尸体，苏联也没有公布确凿的证据证明希特勒已经死亡，导致各种谣言纷纷出笼。苏军派出很多摄影师，到希特勒总部附近拍照，他们确实拍到一具尸体，面容的确很像希特勒，但是，这具尸体很快被证明只是希特勒的一个替身。原来希特勒真的有替身！这个消息令希特勒的真实下落，再次迷雾重重。

6月，苏军元帅朱可夫宣布，苏联红军没有找到活的或死的希特勒，这个消息令全世界感到震惊。难道希特勒真的能在苏军铁桶一般的包围圈中，找到一条逃生的缝隙？朱可夫在宣布这个消息时还说，希特勒在失踪前不久刚刚结婚，这也是全世界首次知道希特勒身边有一个名叫埃娃的女人。即便在纳粹内部，在此之前，知道埃娃的也只有少数亲信。希特勒结婚的消息令很多人目瞪口呆，因为希特勒一贯宣称，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德国。如果他真的结婚了，他会死吗？他又怎样安排自己的新婚生活？很多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明知自己要死，是不会在死亡前结婚的。这些疑虑和传言使得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与朱可夫会面，会晤之后，艾森豪威尔向记者透露，希特勒可能还活在世上。

5月以后，盟军在各地的部队都肩负着搜捕希特勒的任务，当时的结论是，希特勒失踪了。从现实情况出发，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完全有逃离柏林的可能。包括戈林、希姆莱在内，共有2000余名纳粹官员和士兵逃出被苏军包围的柏林。从时间上说，希特勒4月20日最后一次在柏林露面，苏联红军4月24日才完成对柏林的四面合围，4月27日，苏军才占领柏林机场。在这一星期的时间里，希特勒有很多机会可以逃离柏林。而且，一条消息的披露，使得更多的人怀疑希特勒真的逃走了。柏林市内有一条由道路改建而成的飞机跑道，4月29日，一架双人飞机起飞离开柏林，没有人知道飞机上的人是谁。面对种种希特勒可能还活着的消息，人们开始进一步猜测，如果希特勒真的逃脱了，他会到哪里去呢？由于希特勒军队杀害了几千万苏联人，连德国平民百姓逃亡都不敢朝苏联方向逃跑，人们猜测，希特勒可能逃到西欧某地。很快，西欧很多地方传出见到希特勒身影的消息。有一名纳粹飞行员说，他曾经鼓励希特勒逃往丹麦。还有人说，看到希特勒扮成牧羊人，在阿尔卑斯山某地放羊。还有人说在法国某赌场见到过希特勒。更令人吃惊的消息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到瑞典与他们的两个孩子回合，人们担心，这个消息表明希特勒正在训练他的接班人。某些西方人出于宗教观念，认为希特勒已经是一个不会死亡的魔鬼。

1945年6月，斯大林在盟国首脑会议上，坚称希特勒没有死，他说希特勒搭乘潜艇逃到了日本或西班牙。当时日本还没有投降，西班牙也是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的天下。7月10日，一艘德国潜艇出现在阿根廷，8月中旬，第二艘德国潜艇又在阿根廷出现，更增添了斯大林说法的可信度。阿根廷有很多德国移民，阿根廷总统贝隆公开称赞纳粹政策，许多纳粹高官都在阿根廷定居，纳粹战犯在阿根廷躲藏的也不少。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阿根廷直到1945年3月才对德国宣战。两艘德国潜艇到达阿根廷后，潜艇的船员全部被移送美方，接受审讯。

审讯结果证实，第一艘潜艇在3月份便出发了，不可能搭载希特勒，但是，第二艘潜艇5月2日才离开挪威的德军基地。当时很多德国潜艇很快就投降了，这艘潜艇却在海洋里游弋了100多天，当时美国潜艇最长的巡航能力只有84天，这100多天里，它都干了些什么？有美国人猜测，这艘潜艇可能途中前往了南极，纳粹可能在南极建有基地，他们将希特勒送到南极的秘密基地，然后再到阿根廷准备投降。此后，南美洲各地也出现很多目击希特勒出现的传言。有的说在阿根廷的一个牧场，有的说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还有说在阿根廷首都的某个饭店。FBI为此花费了10年时间进行调查。

在德国本土，宪兵挨家挨户地搜索，试图找到希特勒，几乎所有长相与希特勒类似的人都受到审讯。盟军找到了很多纳粹的其他高官，例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他在被捕时自杀。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也在奥地利被发现。盟军方面还找到了很多纳粹窝藏艺术品等赃物的地点，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希特勒的下落。

1945年秋天，斯大林暗示同盟国窝藏希特勒。苏联报纸报道说，希特勒正躲藏在德国境内的英军占领区内一个舒适的古城堡里。英国人很生气，仿佛自己成为纳粹战犯的帮凶，下令调查希特勒失踪案。斯大林却拒绝提供协助，他拒绝英国人审讯被苏军关押的纳粹人员。英美方面直到7月才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地堡，但当时地堡附近由苏军看守，英美方面无法随意搜查（该地堡1947年被苏军炸毁）。英国方面的调查，汇总了很多线索。戈林被捕后承认，最后看到活着的希特勒是在柏林。包括戈林在内的不少证人都指出，希特勒当时的心态根本不想逃跑，他只想继续留在柏林，而且当时希特勒的身体状况较差。12月，英国又得到线索说，4月30日有证人在地堡还见过希特勒，但希特勒已经死了。根据一些目击证人的证词，英国方面认为，5月初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消息应该是正确的。那么，为何苏联坚持认为希特勒逃走了？英国人认为苏联可能是在撒谎。然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也无法揭穿苏联的谎话。由于战后美国确实帮助了一些纳粹分子逃脱惩罚（例如纳粹火箭专家勃劳恩等），使得斯大林指控盟军窝藏希特勒的说法，让美国无法辩解。英国说自己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没有替美国担保。

斯大林到死都没有透露希特勒的消息，斯大林死后，关于希特勒的下落才被逐渐透露，但并不完整。人们相信，苏联早就掌握了希特勒已经死亡的确凿证据，但没有公布。苏联解体后，希特勒的下落才真正公开。1945年5月2日，苏军占领柏林。5月5日，苏军发现一具烧焦后被埋藏的男性尸体，怀疑就是希特勒。

为了获得证明，苏军特种人员在全德国寻找希特勒的牙医，他们找到了牙医的助理，这位助理凭记忆画出希特勒修补后的牙齿，结果与苏军发现的尸体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苏联在占领柏林不久后，就确认了希特勒的死亡，却故意隐瞒了消息。

至于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有种种解释。有美国人说，由于希特勒的尸骸是由朱可夫的军队发现的，斯大林担心朱可夫利用此事抬升自己的声望。这种说法多少属于猜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担心希特勒的墓地成为纳粹余党的精神象征，成为未来纳粹复活的纪念地点，所以才不愿公布希特勒死亡的证据。这种说法多少有点道理，因为，当时确实有人提出，找到希特勒的遗体后，要为他建纪念碑或纪念堂。另一种说法更可信一些。作为一个独裁者，他的威严和神秘同样重要，而掌握他人不知道的秘密，是维持独裁的一个重要手段，何况像希特勒生死这样极为重大的秘密。

二次大战结束后，关于希特勒下落的种种谣言，由于苏联的保密，传播了很久。好莱坞根据这些谣言，制作了不少关于希特勒下落的电影，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纳粹科学家利用单性繁殖技术，培养了72个希特勒的后代，然后按照希特勒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分别被领养。领养人几乎都与希特勒的父母有着极为相似的现实条件。纳粹余党希望这72名希特勒的后代，未来能够成为新的领袖。世界各地也确实有不少人希望希特勒没死。有些人是纳粹余党或新纳粹，希特勒还活着的传言让他们兴奋不已，被视为纳粹不可战胜的标志，渴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有些人是纳粹的受害者，他们希望找到活着的希特勒，让他接受墨索里尼一样的惩罚。苏军证实希特勒的尸骸后，斯大林没有下令将希特勒的骨骸彻底毁掉，而是装入弹药箱内，重新埋入地下。当时苏联红军长期驻扎在柏林，希特勒的尸骸也就埋在苏军的军事基地里。由于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因此，随着苏军转换基地，希特勒的尸骸一次次被挖出来，转换地点再埋下，他们带着希特勒的尸骸一起转移，前后一共8次。直到1970年，苏联方面决定将希特勒的尸骸彻底烧成灰，丢进了柏林的下水道，一直冲到河流，进入大海。

但是，苏联依然保存了希特勒的部分骨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将保存的希特勒部分骨骸向全世界公开，这些骨骸就是希特勒的下牙床中间部分和部分头盖骨。经俄罗斯以外的西方专家鉴定，这些残留骨骸确实是希特勒的。

根据德国的有关纪录，1944年，希特勒接受了一次全面地牙齿医疗。希特勒当时说，他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里都不可能再看牙医了，因此，要求一次性解决牙齿的全部问题。这次治疗，留下了希特勒头骨的X光照片，照片与骨骸完全吻合。希特勒的头骨证实了他的死因，人们在希特勒牙齿的缝隙中发现有玻璃碎片，推测希特勒咬破了氢化物的瓶子。但是，希特勒头骨上也有枪眼，因此，一般认为，希特勒先服毒，在毒性没完全发作之前，再开枪。他对自己的死亡采取了双保险。

希特勒确实死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他的头盖骨和牙齿被人们随意拿在手里检视，这个结局一定是他生前没有料到的。

读者评论《希特勒死后“谜团”》一文说：“很想知道，刘先生就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死因曾阅读过哪些书籍！文章写的很精彩，种种的揣测像都是有章可循，甚至图文并茂。但是外界对希特勒死亡的前因后果向来都有争议，所以我很想知道，你这些观点出自哪里？还是刘先生集合多年搜罗的资料，阅读总结出来的？”

“不要人云亦云，有多少人仔细地去了解过希特勒的成长历程？一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动机有目的性的，要说一个人会无缘故地下决心毁灭一个民族谁都不会信，要知道，在欧洲的历史上，屠犹的人历来是被作为英雄看待的。另外我认为一个人不论他做过什么，只要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就是个伟人。你也无法否认希特勒是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另外，单凭他能得到99%以上德国人的支持你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洗脑……”

刘仰的《希特勒死后“谜团”》一文是2007年8月23日发表的，然而到了2009年9月27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俄国保管的“希特勒头骨”竟是一个赝品，并且是一个女性头骨！

几乎大多数传记在讲述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时刻时都是这样写的：1945年4月30日，前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最后时刻，希特勒与艾娃在柏林的地堡中双双自尽。美国科学家日前声称，经过检测俄罗斯收藏多年的一块希特勒的头骨，他们发现，头骨竟然是一位女性的。有人大胆猜测，希特勒当年根本没在地堡中自杀。

1946年，前苏联红军在柏林的一个地堡中发现了一个带有子弹孔的头骨，当时各界一致认为，头骨是希特勒的。日前，美国康涅狄格州考古学家和骨骼专家尼克·贝兰托尼证实，这个珍藏了几十年的头骨，根本不是希特勒的，而是一位年纪不足40岁的女性，她的身份尚不清楚。

贝兰托尼不久前受邀前往莫斯科国家档案馆检查希特勒的遗骸，包括一块不完整的头骨、地堡沙发上的血样（希特勒自杀时溅上的）。贝兰托尼取得了一些DNA样本。回到美国后，贝兰托尼研究小组使用犯罪实验室中常用的方法，萃取出了少量可用的DNA样本，通过分子复制程序复制了这些样本，从中读取出了部分遗传信息。

贝兰托尼等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头骨根本不是希特勒的！这个头骨又小又薄，而男性头骨一般较为厚实。通过头骨的颅缝可以推测出，这是一个不足40岁的人。而1945年4月，希特勒已经56岁。唯一证明希特勒自杀的物理证据突然变得毫无价值，许多阴谋论者推测，希特勒当年根本没有死在地堡。看来，斯大林的质疑确实还有一定道理！他很可能掌握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事实上，战后几十年来，希特勒的尸体的最后安葬处一直是个秘密。1945年4月前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后，法医根据情报，在地堡外面的花园中挖出了希特勒的尸体，并且立即秘密尸检。头骨的一部分已经缺失，可能是希特勒自杀时被子弹崩碎了，但是下巴和牙齿的记录都非常吻合。而解剖报告最后也证实，希特勒“确实只有一个睾丸”。

1946年，斯大林秘密派遣调查人员前往柏林，在同一个地方重新找到希特勒尸体。这些人发现了部分缺失的头骨。他们还将溅有希特勒血迹的沙发碎片运走。希特勒的尸体被葬在东德马格德堡苏联反间谍机构“间谍之死”中心，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很久这个秘密才公开。1970年，克格勃挖出希特勒尸体，火化后秘密将骨灰撒入河中。只有颚骨、头骨碎片和溅血的沙发碎片被保存在情报机构的档案中。

如果这个头骨不是希特勒的，会是艾娃的吗？因为与希特勒一起自杀时，艾娃只有33岁，并且与希特勒葬在同一个地方。但贝兰托尼说，头骨不是艾娃的。因为史料记载，艾娃不是死于用枪自尽，死后也没有遭到枪击。头骨可能属于一些普通人，因为当时在地堡周围，有许多人被打死。

二战历史迄今为止依然留下许多秘密，而这些谜团的最大来源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之所以卷入这一黑色的旋涡，其根源在于“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俄罗斯出版的《第三帝国最后的秘密》（副题《希特勒消失之疑案》，作者列昂·阿尔巴茨基）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遮掩希特勒遗迹”的书，作者“根据史料”对希特勒于1945年4月死于自杀提出疑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以《希特勒淹死在潜艇里？》为题报道了作者的谈话，题目叫做：《斯大林不信希特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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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史料作出的推断是，希特勒没有自杀，而是消失。1956年行政民事法庭的审判官们在听了48名证人的证词后曾认定：1889年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公民已不在人世。我同意这一认定，因为到1956年，希特勒的确已死。但是，许多重要证人并未出庭，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并未举证，而为希特勒做过假牙的牙医及其助手这两名关键证人事后都翻供。1945年5月4日，苏联侦察员在帝国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发现了被推测为希特勒和埃娃的两具焦尸。斯大林接到报告后认为希特勒没死，只是隐匿起来了，他对美国和英国领导人谈了这一看法。当时，英国首相艾德礼也认为希特勒仍在世。1945年6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他说出了这一推测。

尸体血型不符：1945年，当苏联军官把希特勒的颅骨给牙医看时，他认出了自己给希特勒做的几颗假牙。但是，1972年他在同德国作家马泽尔的谈话中推翻了这个说法。他说，无法肯定那的确就是希特勒的颅骨；他的助手也发表了同样的言论。然而，当初他俩的证言恰恰就是苏联尸检专家鉴定的依据。莫斯科犯罪学实验室对据说是希特勒开枪自尽时在沙发上留下的血迹的鉴定表明，这不是血，而是色泽相像的液体。被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焦尸上的血型，同希特勒的真实血型也不符。焦尸的大脑内也未发现弹痕。当时曾流行一个说法：希特勒1945年4月30日在对太阳穴开枪前曾服毒，但苏联内务机关在数月后对尸体作鉴定时，未发现服毒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是替身掩盖了“元首”潜逃的踪迹：4月30日13时，希特勒同下属告别，同埃娃一起进了地堡。此后在生还的证人中，只有近侍林格一人见过死后的希特勒。其余人只见过裹在毯子里的尸体从希特勒办公室抬出，毯子里究竟是谁，他们并不知道。既然希特勒不打算死，为什么让埃娃服毒？看来是为了让这幕戏演得更逼真些。希特勒在隔壁换了装，改变了外貌，不该知道这一秘密的人，事先都已经被清理出地堡。希特勒的副官京舍的证言说，他曾下令让警卫离开通向希特勒套间的房舍。

玻璃瓶里的证据：然后，希特勒悄悄离开地堡。众所周知，4月30日午夜逃出帝国总理府防空洞的人多达4万名，希特勒很容易夹在人群中混出去。战争刚结束后的头几周，柏林和德国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消失在人流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希特勒在跟林格道别时命令他设法逃到西方。林格问他：“这是为谁？”“为元首。”林格后来在监狱里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希特勒之死的秘密，但他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希特勒在最后时刻曾等过飞机，但白等了，因为机场已被炸毁。但他完全可能通过地铁隧道逃出。当时有10艘远洋潜艇停泊在汉堡港，艇长们接到的命令是送政府要员撤退。希特勒警卫队成员凯尔瑙供称，他在5月1日看到希特勒还活着。而且，外国报刊战后立即出现了有关希特勒撤到阿根廷（或巴拉圭、西班牙、爱尔兰）的报道。在丹麦的北海海滨发现过一只密封的玻璃瓶，里面装着一名德国潜艇水兵的信，说希特勒就在这艘潜艇上。潜艇撞上了沉船，破了个大洞，部分艇员逃生，但希特勒在艇尾紧闭的舱内，无法脱身。所以说，当初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发现的尸首并非希特勒。但是，现在已无法重新鉴别了，因为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曾于1970年下令，挖出并彻底焚毁埋葬在东德马格德堡苏军兵营里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全家的尸骨，骨灰随后抛入河中。有关焚毁过程的记录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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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许多迹象表明，“俄罗斯收藏的希特勒头盖骨是赝品”一事很可能是个闹剧，其后果是再度激起了人们的怀疑。但是，既然1970年苏联为了防止纳粹死灰复燃而对希特勒遗体毁尸灭迹，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头盖骨和一个下颔骨？是为了要延续某种争议？

也许是为了让闹剧不要闹得过分，俄国官员2009年12月出面证实：苏联为永除后患下令销毁希特勒遗体。“一位俄国高层安全官员表示，苏联克格勃人员在上级主管直接命令之下，于1970年将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与亲信的遗体火化，丢到德国一条河里。”报道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消息，取代克格勃的俄国联邦安全局档案主管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访问时，首次证实导致希特勒遗体遭到火化的连串事件，并说明是谁下令做这件事。

克里斯托夫洛夫在2009年12月7日发布的访问中说，原本列为机密的文件显示，克格勃主管安德罗波夫在获得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首肯之后，下令展开一项极机密行动，销毁希特勒、他的情妇艾娃和纳粹德国宣传主管戈培尔全家人的遗体。

克里斯托夫洛夫表示，文件显示，克格勃和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担心，希特勒葬身之地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圣地。他说，希特勒等人的遗体于1946年2月21日，秘密埋葬于前东德马德堡（Magdeburg）的一处苏联军事设施。销毁行动在1970年4月4日进行之后，克格勃人员整理出两份报告，一份说明开启墓穴的过程，另一份记录销毁遗体的过程。

克里斯托夫洛夫说，第二份报告记录：“遗体在离马德堡11公里的匈贝克（Shoenebeck）镇外露天焚烧，之后磨成粉末，集中丢入毕德瑞兹河（Biederitz）。”

不仅斯大林在希特勒遗迹的问题上讳莫如深，而且他还特意封存了一部《希特勒档案》。

《〈希特勒传〉揭露真相：希特勒参与策划大屠杀》一文指出：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罪行。人们一直认为纳粹恶魔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幕后主谋，但却一直没有相应的文字材料能够证明。德国历史学家马蒂亚斯·乌尔根据权威历史档案资料编写的《希特勒传》正式出版。新书的内容为证实希特勒曾亲自参与大屠杀的策划提供了铁证。此外，这本传记还讲述了许多其他希特勒鲜为人知的秘密。

德国柏林现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马蒂亚斯·乌尔根据原苏联对希特勒身边两名工作人员的审讯供词整理的新书《希特勒传》正式面世。这本672页的新书讲述了希特勒亲自参与策划大屠杀的细节，为证明希特勒参与大屠杀的罪行提供了具体、详实的证据。

乌尔的《希特勒传》是根据一本关于希特勒的秘密传记编写的。去年夏天，乌尔在莫斯科前苏联档案馆偶然发现了这本长413页的传记，之后在纳粹专家亨里克·埃贝勒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希特勒传》。他说，传记里描述了希特勒在二战大屠杀时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确凿的证据在以前还从没被发现过。

“人们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策划大屠杀的幕后人物，但是却一直缺少相应的档案材料来证明，”乌尔告诉路透社记者，“这（传记）第一次表明希特勒密切参与了种族大屠杀的策划。”

乌尔找到的秘密传记其实是一个副本，其原始版本保存在原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档案里。

乌尔说，秘密传记完成于1949年12月，是苏方根据审讯希特勒生前两名工作人员──管家海因茨·林格和纳粹党卫军副官奥托·京舍两年多所获的口供材料汇编而成，之后将其呈交给斯大林参阅，以了解希特勒的内心世界、自杀前后及其亲信背叛等细节。

林格和京舍在希特勒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他们为希特勒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希特勒自杀后，将其尸体焚烧。之后的第二天，即1945年5月2日，他们在柏林被苏联军队抓获。在严酷的审讯下，林格和京舍向原苏联情报机关供出了他们知道的关于希特勒的所有情况。1955年，两人被释放，并于1980年和2003年先后去世。

“希特勒对建立毒气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写道，“他认真研究了希姆莱（纳粹党卫军首领）提交给他的相关方案，并下令全力支持工程师们建立毒气室。”

“希特勒嘱咐希姆莱多使用装有移动毒气室的卡车，以避免因杀死囚犯而造成军队军火弹药的不必要浪费，”书中写道，“而当希姆莱向他报告移动毒气室正在投入使用时，他冷笑道，这种方法对比枪杀而言‘考虑更周全’也‘更安静’。”

“很显然，在人们对纳粹研究了50多年后的今天，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能够改写历史，”乌尔说，“但是，它（传记）确实披露和证实了很多事情。”

1941年，希特勒的亲信鲁道夫·赫斯突然驾机飞往英国。被捕后，他声称他想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赫斯的举动是背叛还是阴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谜。乌尔说，根据传记记载，希特勒对于赫斯的这一离奇举动事先并不知情。

《希特勒传》一书中引用林格与京舍的书面供词所反映的内容，大体上与人们已经了解的情况一致，比如他奇怪的幽默感、以及他与情妇艾娃·勃劳恩的关系等。乌尔说，希特勒和艾娃的关系比人们想像的还要亲密。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至少每隔两天就给艾娃打电话。

而冷酷无情的希特勒也不乏“幽默”。他允许德国士兵与占领地的妇女结婚，但前提是这些女人的照片他必须一一过目。“照片中大部分女人并不非常漂亮，”书中写道，“希特勒笑着说，万一哪天士兵们后悔了，会诅咒他允许他们结婚的。”

此外，《希特勒传》引用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称，在1941年12月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宣战时，希特勒非常蔑视美国。“他说，他们的汽车从来没有赢过什么比赛，美国人的飞机看上去非常威武，但是它们的发动机都毫无用处……他说，他们（美国人）什么都证明不了──只是平庸和广告而已。”确实，连美国的原子弹和火箭、航天事业，都是建立在德国研究人员的辛勤努力的基础之上。

不仅斯大林在希特勒遗迹的问题上讳莫如深，而且他还特意封存了一部《希特勒档案》。

《揭秘纳粹核心政治军事生活：希特勒档案》一书（亨·埃伯利），是一本“只供斯大林一人阅读”、此后封存近60年的绝密资料。这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是由前苏联内务委员会根据两位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人──私人副官京舍和管家林格的受审记录整理而成。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文字材料都毁于战火，因此，这份历时四年多时间、经过专业审讯人员反复审查的资料更为真实和珍贵。它不仅讲述了希特勒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和情绪变化，以及艾娃、戈培尔夫人等纳粹女人们的空洞奢靡生活，更披露了没有文字记录的德军核心军事会议和高层争斗，为从更深程度上研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头目及其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斯大林为什么要把这部资料密不示人，甚至让它逐渐失传呢？

正如该书的《出版者序》所说：自从德军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之后，斯大林就再也无法摆脱他的希特勒噩梦了──他对这位独裁者的自尽消息表示怀疑。他认为希特勒是逃跑了，向西方盟军申请了秘密避难，强迫他们继续对苏联作战。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报道矛盾迭出，发现的所谓希特勒的尸体越多，斯大林就越是不敢相信。很快就从可靠的渠道获悉，有多名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逃跑了。斯大林不满于苏联的调查结果，于1945年底下令内务委员会调查总理府掩体里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最终确认希特勒的死亡。

1949年12月29日，苏联独裁者拿到了有关1933年到1945年期间希特勒的生活的长达413页的结论性报告，题为《希特勒档案》。阅读完毕后斯大林让人将它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室──总书记档案室。该册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总统的私人档案室里，不允许外国使用者接触。

1959年，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认为插手联邦德国、围绕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激烈争论的机会到了。他指示效忠于党的历史学家们将“神话行动”档案里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然后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复制了一份《希特勒档案》，1959年4月20日将它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佐夫。但这份资料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希特勒档案》是对二次大战史的一种解释，不符合党的官方宣传。另外，有关纳粹德国的外交、德苏前线的战斗行动和第三帝国的灭亡的无数细节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理由足够封锁这些档案。伊利霍夫书记将它锁起来，归入“普通类案卷”。

1991年，随着党的档案室的公开，外国历史学家有机会一睹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了。由于《希特勒档案》被放在普通类案卷，且令人费解地被放在档案室的弃置图书里，编号462a的这部档案长时间未被发现。直到马蒂亚斯·乌尔为了当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计划有系统地查阅普通类案卷时，这本《希特勒档案》才终于得见天日。一位可以接触总统档案的俄罗斯同事检查了复制本和原件，确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462a档案是1949年内务委员会版本的一字不漏的复制品。

内务部工作小组后来的这部手稿依据的主要是两个人的陈述和记录，他们连续数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希特勒身旁：海因茨·林格和奥托·京舍。希特勒也命令他们焚烧他的尸体（和他妻子艾娃的尸体）。林格1935年就参加了元首的护卫小分队，1939年成为元首的贴身仆人，后成为希特勒的管家。京舍于1936年进入护卫小分队，1943年希特勒将他提升为私人副官。两人都在1945年5月2日至3日的那天夜里被俄国人俘虏。

从1946年到1949年，林格和京舍整整四年都不得不讲述希特勒的情况。审讯者们不断询问那位独裁者的生活环境，他同国防军高层领导的关系，详细询问当时元首大本营里发生的事情。由于非常怀疑希特勒的自杀，他们甚至在1946年将林格和京舍运到柏林，要他们在那里准确地再现希特勒一生最后几个小时的过程，指认焚尸的确切地址。返回后内务部的军官们要求他们──和希特勒的其他前工作人员一起──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回忆。同时加大了对知名囚犯的压力，取消了他们的正式俘虏的身份。如果他们拒绝写下他们的“回忆”，检察机关就威胁要将他们当作战争罪犯起诉。

估计是林格首先表示同意写“回忆录”的。他的单人囚室里满是臭虫。他受尽污辱，多次遭到鞭打。审讯者无情但有耐心，林格后来说，这让他“绝望透顶”。京舍的遭遇相似。不管怎样，1948年春天他答应就德英的和平谈判写一篇文章，文章被立即送呈了斯大林。

专门委员会的军官们后来将这些记录放进了“神话行动”档案，作者们被送交特别法庭。林格和京舍各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动。1955年他们连同最后一批战俘被从苏联的俘虏营里释放了。林格继续前往联邦德国。京舍被运往民主德国，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像其他许多被苏联法庭宣判过的人员一样，1956年他又被送进了包岑监狱。

参与撰写《希特勒档案》的有许多军官，包括男女翻译。委员会负责人菲约多尔·卡尔波维奇·帕尔帕洛夫中校定期检查工作进展，编辑文章的最终版本。他无疑是能胜任编辑《希特勒档案》这样的任务的。他学过法学，自1926年起在苏联的驻外新闻机构工作。他的战地经历是他在德国搜集的，在那里，他化装成哥斯达黎加商人──在纳粹党和外交部招募了多名情报员。

土耳其和荷兰参战不久，帕尔帕洛夫就落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磨轮下。他的德国报道显然不符合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政治前提。德国国防军发动进攻之后，他获得平反，自1941年年底开始，以苏联战线后方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民警察第四管理处成员的身份审讯德国战俘。他的最重要的犯人是陆军元帅弗里德利希·保罗斯，经过连续数星期的谈话，他慢慢地、坚定地将保罗斯吸引到了苏联一方，为纽伦堡审判战争主犯担任原告证人。

虽然帕尔帕洛夫的德语知识公认一流，但要将林格和京舍的审讯记录和笔记整理成一部《希特勒档案》显然很难。在译成俄语时帕尔帕洛夫就得胜任两个相反的要求：文章必须显得真实可信，也就是要尽可能精确无误地用林格和京舍的话再现出来，又得照顾委托人──约瑟夫·斯大林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帕尔帕洛夫在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一种真实和精炼的官方俄语的奇特混和，让人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期望的压力。

文章的笔法和结构也让人能明白无误地看出材料的出处──审讯和情报，因此，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是，内务委员会的作者群有时无法抵制添入戏剧性或特别情绪化场面的诱惑。《希特勒档案》开篇就出现了同一篇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的规则的最显著冲突。对1933年的一个关键情节的描写显然是为了满足戏剧性要求，明显地不可靠。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引入希特勒这个角色，突出他的个人卫队，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后的内容才有了证人汇报的特征。后来几年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希特勒的一些密谈，林格和京舍的陈述是惟一的出处。它们报告了没有任何记录的军事会议，回忆了其他证人在法庭或回忆录里慎重隐瞒了的情形。他们也准确地记录了这位独裁者身体和精神的衰退，而没有看一眼医疗档案。

《希特勒档案》同类似资料的区别在于它形成时的具有直接生命危险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林格和京舍必须时刻小心，一句错误的或不精确的说法第二天就会被当成是他们不说实话。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被单独关押，他们既不能商量怎么讲也不能商量他们的“自卫策略”。审讯者们又想在多年的审讯中找出回忆不准确处，不停地拿同一件事再三询问林格和京舍。

林格和京舍的报告被拿去同其他俘虏的供述作比较。考虑到无论是审讯者还是被问者都看不到这些记录，结果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希特勒档案》里提供的史实和数据都特别精确，情景描述生动，对资料的引用也很准确。通过对一篇京舍的回忆同现已出版的原件进行比较，发现他在供述时用“得到”这个词代替了“发生”，将“接受”写成“必须接受”。林格和京舍对希特勒的格言的回忆也非常精确。对比已经出版的希特勒的演讲和文章及其它同时代的报道，虽然存在偏差，但没有很不准确的地方。

林格的强项肯定在于回忆日常事件、情绪和描述希特勒周围关系密切的圈子。斯大林好像特别感兴趣、最好将它当作“希特勒宫廷”里的闲言碎语来看的那一段大部分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有着前线经历的京舍具有出色的军事专业知识。他回忆的事情陈述得非常客观。他就这样不带丝毫感情地描述了逮捕和处决希特勒的“内弟”赫尔曼·费格赖因。而正是他说服了希特勒，必须将费格赖因交给临时军事法庭。

《希特勒档案》不论质量如何，毕竟是形成于1948—1949年间的文件。自那时之后，出版的希特勒传记有上千部，有关纳粹政权、灭绝欧洲犹太人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文超过了一万篇。

当伊恩·克肖所著的希特勒详尽生平出版后，对希特勒的研究在1998年告一段落。有关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也有不少著作面世。1991年阿伦·布洛克曾将两人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他的许多著作里证实了，还可以继续就希特勒生平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进行研究。俄罗斯档案馆里不仅保存有前苏联当局、安全部门及军队的档案，还收藏着大量缴获来的德国档案，后续研究还会带来进一步的认识。

不过，接触档案是受到限制的：西方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对此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因此，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他1999年所著《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苏联人1945年至1946年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如今调查细节虽已公开，但大多数却不是用德语出版的。因此，后记第一段详细地引用了这些档案和出版物，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苏联情报部门1945年到1946年的调查提供了编著这本供斯大林使用的内务委员会卷宗《希特勒档案》的机会。

第二段中引用了同《希特勒档案》相关的档案，记录下了本文形成的历史。

后记第三段是为了介绍本文形成的历史环境和解释建议。《希特勒档案》一书不仅描述了这位德国独裁者的生活和政治，也提供了迄今未为人知的信息和新的观点。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要归因于1939年至1945年的苏联政治，后记第四段对此做了介绍。

希特勒在哪里？证人供述不清，调查报告不完善。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半左右一枪击中右太阳穴自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希特勒自杀差不多13小时后才得到消息，也就是在1945年5月1日凌晨。莫斯科时间5点05分，斯大林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N·波斯克廖贝舍夫收到下列电报：“紧急，绝密！朱可夫同志发，斯大林同志收。陆军总参谋长、步兵将军克莱布斯出现在第8近卫军指挥部，声称：4月30日柏林时间15点30分希特勒通过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

在这第一次通知后五小时，格奥尔吉·朱可夫通知了其它详情和新任帝国总理戈培尔要求和谈的建议。斯大林以理由不充分为由拒绝了，要求无条件投降。据说斯大林是这样议论他的对手的死亡的：“这么说他完了。可惜我们没有活捉到他。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直到四天之后斯大林才收到更准确的消息。军事情报部门（GRU）逮捕并审讯了柏林最后的作战司令赫尔穆特·韦德林将军、希特勒的海军联络官汉斯-埃里希·福斯海军中将和希特勒的首席机长汉斯·鲍尔。三人都证实希特勒确已死亡，尸体在总理府花园里被烧掉了

随后，军事情报局局长菲约多尔·F·库斯尼佐夫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关于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戈林的命运”的五页报告。据被捕者供述，希特勒同艾娃一起，先是服毒然后同时开枪自杀了。两人的尸体被当场在总理府花园里烧掉了。戈培尔，他的妻子及六个孩子也同样死了，并由海军中将福斯进行过身份指证。他们的尸体在第39步兵军团。有关希姆莱和戈林的命运没有详细报告。库斯尼佐夫还将这位党卫军领袖同西方盟军的和谈及被国家社会党开除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情报部门的报告还说，戈林曾试图推翻希特勒。因此那位独裁者采取了细节不明的措施来对付他。

同一天，另一名苏联情报部门的成员在总理府花园内挖出了希特勒和妻子艾娃的遗骸。第3突击军第79军步兵军团斯梅尔希军事反谍部门的士兵们已于昨天发现了这两具尸体。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遗体应该还在总理府里，他们又将死尸掩埋了。1945年5月5日清晨，反谍人员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从距总理府地下掩体紧急出口三米左右的一个弹坑内匆匆挖出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和两条狗的尸体。两具遗骸被用被子包裹着，装在两只弹药箱里。斯梅尔希的工作人员偷偷将尸体运去柏林布赫的他们的新总部，因为此时第5突击军已经接管了总理府的看守工作，绝对不能将这重要的战利品留给它。

三天前，1945年5月2号，苏军在柏林俘虏了希特勒的几名亲信。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京舍从1944年2月开始担任“元首”的私人副官，他在普伦茨劳山脚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的厂区内向苏联军队投降了。这位党卫队员一开始谎称自己是总理府前作战司令、党卫军旅队长威廉·蒙克副官。没过几天他的谎言就被戳穿了。1945年5月6日苏联军官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将他和其他俘虏分隔开来。军事情报局的成员立即对他展开第一轮审讯，两天后军事情报局头目库斯尼佐夫就将审讯的第一批材料交给了情报局局长贝利亚。

同一天，在柏林布赫的第496号外科野战医院里，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法医主任福斯特·希卡拉夫斯基领导的一个医生委员会一共解剖了十一具尸体和两具狗尸：其中有已验明身份的克莱布斯将军，戈培尔，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及估计是阿道夫·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遗骸的尸体。法医们在他们的鉴定中确定可能的死因都是“氰化物中毒”。只有两条狗一目了然是被开枪打死的，同时，在一条狗的尸体上发现了氰化钾残余。

但斯梅尔希的情报官员们犹豫不决，不知要不要将法医的鉴定结果告诉苏联最高领导层。解剖结果、找到尸体的情形和证人的供词相互矛盾，大多数证人都声称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因此反谍官员又审讯了其他证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找到的所有希特勒的亲信人员都是听说来的事情经过。斯梅尔希还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杀“目击证人”。

另外他们也在等待对两具未明确确定身份的尸体的牙齿的鉴定结果。1945年5月11日，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科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证实发现的尸体确实是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但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反谍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迪斯直到1945年5月27日才向斯大林汇报了1945年5月8日的解剖结果。斯梅尔希情报部门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报告说，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一目了然是“通过服用氰化物自杀了”。

引人注意的是，情报局局长贝利亚未加附函就将瓦迪斯寄给自己的信转给了斯大林。这位情报局头目显然是担心，由竞争对手维克多·S·阿巴科莫夫领导的希特勒之死的斯梅尔希调查的结果会将自己直接牵连进去。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验尸报告、法医委员会的有关结论和证人供述的矛盾。根本不再考虑有可能是开枪自杀。

当1945年7月16日最终将提取器官的解剖报告和法医委员会的分析报告转交斯大林时，贝利亚决定对调查材料进行影响很大的处理。为了不让这位苏联独裁者注意到报告中的矛盾之处，贝利亚取走了档案材料中的两份分析报告，分析是由第291医学-传染-分子前线实验室在1945年7月做的。实验室的化学家们总共化验了1945年5月8日柏林布赫解剖时的30个器官样本和12个血样中的氟化物和生物碱含量。

在1至11号样本中，即戈培尔一家、克莱布斯将军及两条狗的尸样里，每公斤器官含有9.72—12.9毫克氢氰酸，而“记录材料第12、13号中未发现氰化物”。而尸检报告第12和13号就是估计的希特勒和艾娃的尸体。为了能支持目前的希特勒系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观点，一开始未将同这一看法相矛盾的材料送交斯大林，因此那位独裁者对斯梅尔希的调查结果暂时还算满意。

此时京舍已被转交到内务委员会负责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的部门。1945年5月中旬，先由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头目阿马约克·S·科布洛夫中将和他的行政处负责人弗约多尔·K·帕尔帕洛夫中校审讯他。京舍和与他同时受审的曾任希特勒保安队队长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贝尔的供述被立即送交情报局长贝利亚。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都未经证实，他犹豫着没有将它再送交斯大林。

1945年5月18日和19日科布洛夫和帕尔帕洛夫继续审讯。只关心希特勒之死的问题：“希特勒什么时候决定自杀的？”“谁确定他们已死的？”“谁将尸体浇上汽油点燃的？”不久，京舍被用飞机运往莫斯科，关进内务委员会的布提尔卡监狱。

希特勒的管家、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茨·林格此时也到了莫斯科。1945年5月2日从总理府突围之后苏联部队在湖泊街地铁站逮捕了他。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将他关进了波森附近的战俘营，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终于被发现了。不久，内务委员会将他转到卢布扬卡监狱，于1945年11月开始了对他的初审。像审讯京舍一样，情报人员主要对希特勒之死的一切信息感兴趣。

一个月之前，苏联情报机构领导层就对目前的希特勒自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英、美情报局在1945年11月中旬将他们自己的调查材料交给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内务委员会代表伊万·A·谢罗夫大将，材料明显地说明了是开枪自杀。同时这些前盟友请求允许他们接触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情报局长贝利亚和他的代表谢尔盖·N·克鲁格洛夫、泽沃洛德·N·梅尔库洛夫和博格丹·S·科布洛夫都同意让美国人和英国人接触情报部门的材料，而斯梅尔希的头目阿巴库莫夫却强烈反对，并要求同内务委员会主席亲自谈话。阿巴科莫夫显然很清楚，西方盟友很快就会发现主要由他领导进行的调查工作的薄弱点，必然会对他的已呈交斯大林的德国独裁者自杀身亡的观点产生极大的怀疑。因此他拒绝交出档案。贝利亚看到这是一个阻挠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接触斯大林的机会。1945年12月，这位内务委员会主席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准确情形。于是，1945年年底，在莫斯科重新开始就希特勒自杀的背景进行审讯，他曾经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这回也被牵扯了进来。贝利亚首先显然是想确定那位独裁者真的死了。因为不断出现的传闻让人担心，希特勒在最后关头逃脱了苏联部队的抓捕，逃去了国外。同时贝利亚想弄明白希特勒到底是怎么自杀的。对林格和鲍尔的审讯以及对被斯梅尔希逮捕的希特勒亲信的供述内容进行的比较让内务委员会领导于1946年初做出决定，进行一个代号“神话”的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要对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所有因素进行细致和严格的核实”。

贝利亚委托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实施“神话”行动。它于1946年2月中旬制定了一个“澄清希特勒失踪情况调查计划”。该计划除了组成一个由尤利乌斯·K·克劳森中校领导的五人特别委员会，还要求先将内务委员会监狱中的希特勒周围的所有人员转到布提尔卡监狱，也就是说，林格、鲍尔和他的随从、当年的帝国总理府接线员罗胡斯·米希中士被从卢布扬卡监狱转到了内务委员会调查监狱。

这一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要对犯人的审讯和供述进行平行比较，却让情报局从他们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信息中发现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将犯人严格地隔离审讯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同时还建议，“给每位被调查的犯人安排一名狱内间谍”。

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大名词背后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间谍活动。此外，为了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供述，还在每个狱室安装了监听器。总局各部门也接到命令，将迄今收集到的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所有材料交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同时命令莫斯科的战俘营，继续从犯人中找出那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呆在元首掩体里的人员。

在莫恰吉斯克的第297号战俘营里发现了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霍夫拜克和约瑟夫·亨舍尔。这两位曾是帝国保安处人员，属元首警卫队，他们也被立即关进了布提尔卡监狱。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战俘营内未能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令人注意的是，内务委员会没有再设法同它的竞争对手斯梅尔希或军事情报局进行联系。战俘和拘留人员管理总局即没有请求内务委员会审讯关押在那里的证人，如汉斯·拉滕胡贝尔，也没有要求转让或复制内务委员会或军事情报局那里的“希特勒一案”的档案材料。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两种观点，它们对《希特勒档案》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是对整个调查工作的严格保密。除了情报局长贝利亚，只有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苏联情报头目伊万·A·谢罗夫大将、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米歇尔·S·克里温科少将、他的副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和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执行处处长维克多·A·德洛斯多夫少将知道“神话行动”。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之间严格分开，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它们的竞争关系也很明显。为了维护多元结构的统治，斯大林很重视不让各情报部门之间有任何接触，并将情报领域的所有管辖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

出于保密的原因，新送进达布提尔卡监狱的和《神话行动》有关的囚犯都得到了一个化名。鲍尔被内务委员会取了伊斯沃切克的化名──译成德语就是“出租车司机”，林格的化名是一目了然的“仆人”，罗胡斯·米希在档案里叫做“接线生”，汉斯·霍夫拜克叫做“宪兵”，约瑟夫·亨舍尔叫“警卫员”，总理府话务员埃里希·林斯叫做“电信器材”，他也是通知希特勒遗嘱的人。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审讯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使用了内务委员会惯用的折磨方法──殴打，不许睡觉吃饭，威胁要对亲属采取行动，同时许诺合作有奖，很快就打垮了这些人最初还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进行的剥夺被捕者的战俘身份、改称战犯的方法也特别有效。

在被迫夺走军装、换上普通囚服，并将配给降到相应的苏联标准之后，大多数人都崩溃了。用“狱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们向内务委员会审讯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具有德国式细致特征的材料。

“狱友”通常是在审讯证人的同时跟他们的苏联指挥官“碰头”。这些特务不仅试图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动报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们也特别仔细地观察审判官的恫吓方法的效果。

“B-III”号间谍在1946年2月20号提供了鲍尔的下列情报：“他很怕报复，料想在审讯时没有好果子吃，同时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运和究竟还要在监狱呆多久的问题也让他很不安。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这个斯大林式的宫廷阴谋家──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强硬路线，因为它生效了：“林格这下害怕了，再这样严审几天，他肯定会如实交待。

只有京舍身边的间谍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位党卫军军官压根不相信他的狱友，所以后者几乎没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从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审讯期间，跟先前一样，情报机构军官们最感兴趣的是希特勒自杀的详细情形及有关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及生活方式的具体信息。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政治牺牲品、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及系统屠杀犹太人等内容不太重视。他们也不追查德国军备工业的情况，无论对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武装，还是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都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却将审讯记录及间谍报告中有关下列内容的报告做了标记，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国际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这位独裁者指示他的亲信销毁他的遗体”等。这些审讯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开枪自杀的说法。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决定于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发现场查看。同时，负责“神话行动”的军官们计划对斯梅尔希发现的尸体重新解剖。为了能更好地核实在莫斯科取得的证词，也将关在布提尔卡监狱里的关押人员带去了柏林。

1946年5月，“神话行动”的参与人员来到了前帝国首都。在将犯人关进内务委员会的里希滕贝格监狱，继续进行审讯的同时，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检查了总理府的地下掩体及花园。委员会成员除了克劳森还有民警部门的N·F·奥西波夫上校和法医皮热特尔·S·谢苗诺夫斯基。后两位负责先对希特勒“失踪”的情况进行刑侦调查，刑警和法医对总理府掩体里那位独裁者工作室及通往花园的楼梯出口残存的血迹进行了仔细分析。

他们的分析一目了然：沙发上的大量血迹可以推断，受伤时流了很多血，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受伤的那一刻当事人肯定坐在沙发右角的扶手旁边（……）血迹在沙发上的这种分布及其外表特征证明了受伤部分在头部，而不是在胸部或腹部（……）。头部伤口是枪击而非重器击打头部造成的。证据之一是沙发靠背、沙发上方和沙发靠背的架子上没有血溅痕迹。头部受伤后伤者失去了知觉，头歪向沙发的右扶手，一动不动地坐了一段时间。

1946年5月30号对总理府花园的重新挖掘证实了这一鉴定结果。法医在斯梅尔希成员一年前挖出希特勒和艾娃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两块男性头颅的残片：部分右顶骨和左顶骨。右顶骨有缺损，谢苗诺夫斯基法医认为，这是典型的子弹穿出口。另外他断言：子弹是从下往上，从右向左、向后穿出的。正如林格和京舍的供述所证明的，希特勒是自己开枪自杀的。

但是，为了最终证实同时服用了氰化钾的说法，需要重新解剖尸体。可斯梅尔希拒绝了。尽管做了很多努力，“神话行动”特别委员会未能让军方反谍机构交出已解剖过一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尸体，因此这些内务委员会军官不想最终确定调查结果，他们也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再次调查的结果。所以留下了许多猜想，但后来多次谣传的“仅系服毒自尽”或“仁慈的一枪”（林格和京舍的用词）是对公众的故意误导。

根据政治需要，苏联提出了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新说法。在1945年后的头几年中甚至声称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走了，隐匿在原来的盟友那里。卢·贝希门斯基，这一服毒和仁慈的一枪致死说法的权威人物分别于1968年和1982年出版了引起轰动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书籍。1995年他对这些“故意的谎言”进行了道歉。不过他既然已经丧失了信用，谁能保证他现在不是再次撒谎呢？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现在他在“忏悔”，不过他推脱了责任：“在苏联，查阅档案需要接受政治上的审查，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向他口授过文章。苏联人就是这样的无耻、无赖。

不过，英、美及联邦德国的严肃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听信贝希门斯基。为斯大林编写的《希特勒档案》也采用了1946年的调查结果。编辑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在供斯大林使用的档案中撒谎呢？

提供给斯大林的信息，直接导致《希特勒档案》的产生。

在“神话行动”于1946年夏天暂告一段落之后，到1948年3月，这一行动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在那个月里得到消息，说德国军官格尔哈德·博尔特出版了一本题为《总理府最后的日子》的书，描写了希特勒政府的最后十天。科布洛夫要求克劳森中校，对“神话行动”的材料进行最终的系统整理，交给KI。（KI这一简称代表一个从1947年起就负责协调苏联情报工作的情报委员会。）同时，这位副局长指出，“将鲍尔、林格和京舍关到一间狱室里，建议他们写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最后几天的详细材料”很有意义。

《希特勒档案》的主意就此诞生了，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还不敢肯定，这一提议能否得到苏共政治局、这种项目的惟一拍板机构的欢迎。因此，他们在1948年4月27号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气球”。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谢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斯尼森斯基和布加宁，即苏联核心领导集团，收到了一份由京舍撰写、经过了加工的关于阿登攻击战和德国试图同当时的西方盟军单独和谈的材料。那位苏联独裁者看来是饶有兴趣地读完了这份材料，因为他没有将它放进党的档案室，而是搁在了克里姆林宫他私人的文件柜里。不久就决定将鲍尔从“写作项目”里剔出来，由京舍和林格来创作本书。正如鲍尔1956年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首次证实的，有关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死他能说或愿意说的很少，况且他所掌握的东西也不足以全面地介绍希特勒的政治生活。

为了《希特勒档案》的工作，人们先把京舍和林格转到布提尔卡俘虏医院的一个特别部门。1948年8月，出于保密的原因又将他们弄到“军事反谍机构第五号特殊工程”──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别墅，要他们在那里继续“写作”。在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特殊工程里，这两位党卫军军官不得不整月地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交待：首先是希特勒最后几天的情况，然后又不断问及他的私生活，最后还有他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审讯者从1945年一直回溯到林格进入元首护卫小分队的那一年。然后又补充了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尽管无论是林格还是京舍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认为能满足斯大林的期望的这部内容翔实的希特勒传记终于出炉了。

负责编辑的是前内务委员会、现军事反谍机构的军官弗约多尔·帕尔帕洛夫中校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少校，他们监督工作进度，提出指导性问题，补充解释或背景资料。如前所述，他们主持了1945年和1946年间的审讯工作，德语讲得很出色，并将犯人的所有口供译成了俄语。最后他们对文章进行了润色和统一，使得全书可读性强。

这些情报官员还特别得到了林格的合作。林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并非特别合作，苏联的有关记录却是两样：“工作过程中林格表现积极坦率。几经核实，发现林格希望缩小他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的责任，争取得到释放。林格将他的记录当作‘他的救星’。”

相反，京舍显得难接近：“京舍在工作时表现特别不好。他回避事实真相，并试图影响林格，也不怕威胁。”难怪帕尔帕洛夫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在审讯结束时说，京舍是“彻头彻尾的希特勒主义者，也是民主和苏联潜在的敌人。”

苏联的内务委员会与军方反谍机构编写希特勒传记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多，这也是因为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在介绍一些特定问题──如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在1939至1941年间的合作──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的党卫军军官们也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后审讯者改变了方案。

一开始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打算使用“云中楼阁”的书名全面介绍德国的政治和战争。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词是对希特勒政权的野心一个典型的比喻，俄语里的“云中楼阁”和德语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书名也是因为那位德国大独裁者的豪华别墅，反正山庄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具有宫殿的规模，新总理府就更不必说了。最后这个标题显得有些诗意；里面恰恰没有概括介绍德国的政治，而成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文章。

实际上它相当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从1933年至1945年的传记，文体上类似一部案卷，从外形看它是一份档案，装订后就是一本书。斯大林于1949年12月29号从他的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那里得到这本《希特勒档案》。交给他的有关希特勒生活的这部长达413页的报告是惟一的样书，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没有收到。但斯大林允许几个人看了这本书。读完后斯大林命人将《希特勒档案》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柜里。

尽管这位苏联独裁者本人并没有在书里勾划和留下边注，但从其他渠道可以得知他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疑心很重，他曾在1945年7月22号交给他的鲍曼的笔记本的译本里主要标出与开除前党员和希特勒的亲信有关的部分：“3月29（……）古德里安被暂时停职！”，3月30号（……）“狄特里希博士被元首暂时停职！”“4月25号戈林被开除出党！”“4月28号（……）费格赖因被贬职”，“4月29号（……）阿道夫·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结婚（……）叛徒约德尔、希姆莱和将（军们）”；“5月1日突围尝试！”。 这毫不奇怪，因为鲍曼与斯大林十分相像，是一个十分适合从事宫廷阴谋的家伙。

完成本书后，林格和京舍还被暂时关在五号特别工程里，以防有问题再问他们。当国家安全机构不再需要他们后，伊万诺夫地区军事反谍机构的一个军事法庭在1950年因战争罪判他们25年劳改。开始服刑时间为1950年4月6号，即他们被转到莫斯科附近伊万诺夫48号战俘营的时间。不久后军事反谍机构将林格转到了斯韦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第476号集中营，1955年10月8号他被从那里释放，前往联邦德国。京舍也被安排在同一座战俘营。这一位的表现显然要比林格倔强得多，在监禁期间由于进行反苏联宣传和罢工而吃了数不清的特别惩罚。最后军事反谍机构于1955年12月将京舍转给民主德国内政部，听凭东德政府自行处理。

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都是受过思想训练的马列主义者，因此他们对如何解释历史有自己固定的见解。《希特勒档案》的编写依据的是那些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们的供述。此外他们还被迫满足委托人斯大林的习惯。尽管对纳粹独裁及二战的观点出现过三次意见分歧，但对苏联国家安全部创作集体试图真实撰写历史的想法毋庸置疑。因为追求历史真相本来就与马列主义的接近和利用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原始材料不相冲突。

满足一些特殊兴趣也不一定不利于寻找历史真相，尤其是那些为斯大林所选的内容和今天的读者的兴趣也是吻合的。只因为斯大林不断致力于搜集对手的私人材料，这些信息才可能存在。审讯者认为，研究研究希特勒这个人也是对的，因为这符合斯大林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相符。后斯大林时代的马列主义历史学才将希特勒本人和纳粹独裁两者的联系分开了。1948/49年是为斯大林准备的《希特勒档案》的形成时间，这位独裁者的生活和他的独裁统治时代之间的关系显得很独特。崛起，巅峰，衰落：无论是希特勒的生活还是他的纳粹独裁统治都可以划分成这几个阶段。

创作集体对希特勒私人的观察主要集中于三点：饮食习惯，希特勒的疾病和他同艾娃·勃劳恩的共同生活。他们认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叙述，而是描写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的不断衰退。希特勒不吸烟且厌恶身边烟雾缭绕，这一点在描写柏林的元首掩体里的一个场面时才提到，当时希特勒看起来心不在焉，甚至有些迷惑。《希特勒档案》里也没有特别提到他的饮酒节制。虽然1931年之前希特勒在纳粹党集会上也喝过不少啤酒──多达七扎──，通常情况下他只在晚餐时喝上一、两杯。他偶尔会喝一些助消化的白酒，如药草泡的甜酒或水果烧酒。《希特勒档案》的作者在希特勒戒酒时才提到这一节制。他们引用了林格的供词：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每天中餐和晚餐时都要喝“大量的烧酒或白兰地”，但没讲他喝酒时从不失控而且很快又放弃了。

文中只附带提到过希特勒的食素，虽然这可能是希特勒经常生病的原因之一，这又引起了内务委员会和斯大林特别的兴趣。内务委员会军官一再提及希特勒时而节制时而暴饮暴食的反复无常的饮食习惯，其他证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习惯。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对此曾经报道说，希特勒在拜罗伊特时每天中午、有时晚上也吃汤面，但每天最多要吃两磅左右的夹心巧克力。他多年的战友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称希特勒是个“甜食主义者”，而且他吃甜食上瘾的程度简直“无法理喻”。《希特勒档案》里这位独裁者被描写为因为压力而必须食用大量碳水化合物的人（“成磅的夹心巧克力”）。

依据林格的供述，书中不断提到希特勒的疲累和生病。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详细地复述了希特勒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印象。希特勒似乎是一个消耗殆尽、体弱多病的人。他们只在一处提到了希特勒对待自己的衰弱的强烈的幽默感。在这一点上也给连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被内务委员会军官直呼为“庸医”的莫勒尔，开出了一张很差的证明。鉴于《希特勒档案》里滥用药物的大量证据，这样看法倒也不是不恰当。

但正如《希特勒档案》里所暗示的，使用含有可卡因的滴眼液并不能算作治疗错误或滥用成瘾药物。但经常使用“刺激性针剂”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莫勒尔给希特勒注射一种他自己研制的药剂“Vitamultin”，内含特大剂量的Pervitin和咖啡因。如果希特勒定期使用这种兴奋剂，且一天内注射四针本就超剂量的“Vitamutin”，那就肯定会产生依赖性。希特勒1942至1945年间体力和脑力的急剧衰退也可能是滥用这种药物的结果。党卫军医生恩斯特·君特·申克在最后几天一直在总理府地下的军医院工作，他后来写了一部希特勒的医疗传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的衰退并非依赖Pervitin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彻底透支、筋疲力尽的表现。”

所有这些都要求重新研究希特勒的疾病，特别是“著名的希特勒传记作家”伊恩·克肖也未涉及这一方面。此外，鉴于林格和京舍的供词，也有必要重新分析希特勒1945年的精神能力。传记作家维尔讷·马泽尔根据证人的供述分析，希特勒“直到生命结束都非常清楚和劲头十足”。这一点至今未被驳斥过，这也正好解释了希特勒追随者的绝对忠诚。精神健康未受影响的这一观点也给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深远的猜想空间，去猜测民众对“没落”的思念。京舍和林格的供词有一点很一致：常说到希特勒的心不在焉，甚至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茫然和彻底的冷漠。根据《希特勒档案》，这位独裁者的几次发怒并未发生过，仅仅是谣言。

早在1945年秋天，苏联审讯官就向被捕的希特勒周围的人询问过希特勒的性行为。特别是林格被迫做出相关交待。但机长鲍尔和京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很快就触及到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关系。在档案里──在后来的《希特勒档案》里也是──她被直截当成了希特勒的“情妇”或“床第搭档”，林格对靠“香槟，夹心巧克力，兴奋剂度过的一个个舒适夜晚”的生动描述证明了此事。希特勒出于政治的考虑对他和艾娃·勃劳恩的关系保密，让苏联军官们觉得这是可信的。他生命结束时娶了艾娃·勃劳恩，他们也觉得是合乎逻辑的。看来对两人关系的猜测是多余的。

希特勒对冲锋队里的同性恋行为的否定、对山庄上的自然交往和有关其侄女安吉拉的谣言的描写，苏联人都认为这是希特勒生来“正常”的间接证据。这些描述部分是道听途说来的，就像安吉拉·拉包尔的乳名被错叫成妮基而不是“盖利”，这受到了容忍。相反，鲍尔的狱探“猎人”的间谍报告中的一个消息却没被收进给斯大林的卷宗里。“猎人”1945年12月25号在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战争结束艾娃怀着一个希特勒的孩子。”

苏联档案里的这些材料并没有让希特勒是同性恋──无论是压抑的或哪怕只是隐蔽的──这一理论的捍卫者们改变主张。他们驳回了有关这位独裁者当年的情妇的证词，认为它是不可信，他们还对不同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研究持表示怀疑。另一方面，飞行员鲍尔的有关艾娃·勃劳恩怀孕的说法不能成为她和希特勒具有性关系的确凿证据，也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生育能力。因为历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曾对希特勒的私生活作过详细调查，认为艾娃·勃劳恩和她的妹婿、党卫军军官费格赖因可能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是很有可能。但是，不管是引用德国历史学家的结论还是同时代人提供的德国和苏联的原始材料：有很多都表明了希特勒对性的节制，也表明了他的性需求的减退，仅有少数材料说明他有同性恋倾向。

鉴于先是盟友后成为战争对手，斯大林和苏联安全部虽然对希特勒的私生活颇感兴趣，但还是将其它的重点转移到了希特勒的统治技巧上。尽管如此，内务委员会的军官还是被禁止明确说出这些明显的区别。斯大林在他的周围的人中也按照这样的格言行事：信仰可以改变，畏惧不会变。希特勒对他统治下的民众持这一观点，不过他认为自己身边的人还是忠诚的，至少是诚实的。所以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非常注重去表明，希特勒的信任最终还是被辜负了。因此，有关国防军将领及党卫军领导层的所谓“叛变”的章节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在苏联编辑人员眼里，希特勒对待陆军领导层的宽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虽然希特勒一直认为，他的失败责任全在将军们，他们这样写道：“但他从没有追究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内务委员会军官们无法理解，希特勒让他们退役，还授予他们高级勋章。相反，斯大林在1937/38年的“大清洗”中下令处决了数千名高级将领，用这一方式来强迫他们对自己忠诚。战争期间他也让人处决了那些被他认为没有用的将军们。

希特勒的富有启发性的执政风格也属于他的统治技巧。他和部长们私下交谈，准备所有的重要决定，最后自己拍板，从而排挤了内阁。拉默尔斯部长出色领导下的总理府和国家社会党领袖赫斯及鲍曼效率不相上下的纳粹党办公厅给予了他支持。此外，希特勒还利用了党和行政部门这一双重结构的竞争性，提高双方的效率，保证互相的监督。权力的对抗就连事实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元首这一重要位置都存在。在《希特勒档案》里，联系发号施令的陆军元帅和将军，对希特勒的这一权力地位进行了合适的探究。国家权力的其他拥有者显得像是命令接受者似的，但没有被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人。具体地描述了希特勒如何向别人下达任务。

不过，特别苏联化的观点在经常列举国家社会党支持者这一点上是自相矛盾的。回顾起来，对各企业家委以重任好像是绝对不会错的。人员的选择──克虏伯，基尔多夫，珀恩斯根，施罗德等──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称他们“垄断巨头”符合内务委员会军官和斯大林根深蒂固的马列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金融和工业的联合垄断将会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不过内务委员会的创作集体没有用这种观点贯穿《希特勒档案》，而是尊重历史事实。军需部长施佩尔多次强调，统治国家的不是大企业家，而且回顾性地断言：“当然有几位帮助过他，但他们最多只是助手而已。”

企业家的从属角色也表现在，没有一位经理属于希特勒的亲信圈子，高级军官或官员也很少有。施佩尔、希姆莱或总参谋长们虽然经常出现在元首大本营或山庄上，但除了施佩尔，这些接触仅限于工作关系。只有老党员，国防军各兵种的副官们，女秘书和纳粹党办公厅领导赫斯和鲍曼属于非官方性的圈子。

令人注意的是，1933年前曾和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都被逐步替换掉了。他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智商不如他、又不处于负责位置的人。在《希特勒档案》里，山庄好像主要是私人活动场所，并非政府驻地。希特勒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也增强了这一印象，尽管他的生活有“放荡不羁的艺人天性”，他还是有纪律地每天完成行政事务，有时直累得筋疲力尽。

希特勒利用一起用餐的时间放松自己，有时也常将它当成尝试某种演说模式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他倾听他的谈话伙伴讲话，也不懈地追问他们。后来他就只是一个人独白了。他周围的人觉得这些独白弥足珍贵，足以传给后世。回顾表明，这些长篇大论充分体现了这位独裁者的世界观。很显然，他想用他书本上看来的浅薄知识影响身边的人。他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很大忙，他不缺独创性，不过他的长篇大论缺乏由系统教育获得的结构。

苏联军官们从京舍和林格的记录中为《希特勒档案》挑选了希特勒的重要政治言论。他们向斯大林介绍了希特勒对1935年的海军协定的反应，他1940年分裂英法联盟的考虑及这位独裁者对其他国家首脑的看法。这种选择是受了48/49年的权力政治形势的影响。

斯大林毫无疑问对那些苏联进攻过的国家感兴趣，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那些未来的发展道路还未决定的国家，如意大利。在正在开始的冷战背景下，对英国的绥靖政策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猜疑地看着昔日盟友离去。暗示英、德合作或英国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参战，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顺理成章地最重视对这些插曲的挑选。

这样的内容有1938年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条约和英军在挪威的登陆失败。但也详细描写了希姆莱同英国谈判代表进行的单独媾和谈判和看来与此有关的党卫军副总指挥费力克斯·施泰讷指挥的军队的“叛变”。

希特勒对赫斯飞往英国的反应的描写也极其详细。它同林格后来的说法是矛盾的。林格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在听到敲门声后很快将门打开而且已经穿好衣服，剃了胡子。这一叙述也登在了科学的专业文献里。在《希特勒档案》里，林格介绍的真相不一样。希特勒是用“睡意朦胧的声音”回答的，而且“没刮胡子”。希特勒穿好了衣服走到他面前来可以解释为他离开与卧室相邻的工作室需要“几分钟”。这样，人们猜测的希特勒是“笨蛋”赫斯的知情人的论点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审讯者对希特勒和他的指挥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感兴趣。在审讯完林格和京舍之后他们得出了和西方军事史家相似的结论。苏联的军官们形象地描述了纳粹政权和打着普鲁士烙印的军官集团之间的有目的的联盟是如何随着每一次失败而土崩瓦解的。他们把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谋杀希特勒事件解释为忠诚消失的明显证据。即便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幸存者，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些审讯者也想在《希特勒档案》书中再现阴谋的规模。他们一再追问林格和京舍，谁对希特勒是忠诚的，谁参与了谋杀的准备活动。得知最高将领们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时，他们并不惊奇。因为在苏联，就连苏共政治局成员也被当作“人民公敌”被处死。

交给斯大林的材料里清楚表示了对希特勒的蔑视，因为他没有更早地对自己的军官集团进行这一“大清洗”。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也没有放弃复述希特勒的他是靠“天意”获救的说法。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对描写二战时期场面的挑选显得是有选择性的，《希特勒档案》总的看来还是呈现了这个独裁者作为军事领袖的不同形象。详细再现了希特勒对某些战争事件的反应。如详细描写了1942/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奥德河战役。由于文中提及的军事会议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京舍的报告就成了惟一的来源。由于对二战的所有方面已经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深入研究，倒让人们觉得有必要通过《希特勒档案》对二战做出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价的想法难以接受。

不过，统帅希特勒的准确形象启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特定的事件和决定。如希特勒在全然不知战略形势的情况下就对美国宣战的那种轻率令人震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得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表现得无动于衷──以及他当时同空军总司令戈林还没有中断的关系。与这种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常描写的希特勒在得知东线战败或胜利时表现出的情绪变化，它表示，希特勒没有能力适应艰难的形势，领导这场战役。《希特勒档案》中讲得很明白，最迟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他就无法清醒地看清战略问题，只重视战术的成功。

这些描写中也再现了回顾起来令人吃惊的实际损失：希特勒显然认为，那些他在参谋部地图上密切注视其移动的营、团和师拥有着和战争初期一样的战斗力。他把自己命令的进攻、反攻及“钳形运动”的失败归咎为指挥官和参谋们的无能。他常认为这是兵力不足、胆怯，有时甚至是蓄意破坏造成的。将军事指挥员们解职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多半和希特勒激烈的情绪爆发有关。《希特勒档案》里也介绍了希特勒和高级将领之间的一些争吵，如古德里安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之前的那次争吵。

现有的大量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勾画的希特勒的形象并无二致：希特勒的智商无法胜任对国防军的指挥权。正如英国军事作家巴兹尔·李德哈特1948年，即和《希特勒档案》同一时期，所评价的，“希特勒有着天才的本能感觉，但也喜欢犯些低级错误”。1940年5月24号下达的所谓停止前进、允许英国部队撤出法国的命令无疑就属于这种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无论是盟军将领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料到曼斯坦因越过马斯河直插运河海岸的冒险的“镰刀行动”会取得重大的战略成功。

回想起来，不占领英国也同样是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之一。由于不想冒失败的风险，希特勒曾多次推迟“海狮”行动。但是，究竟因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征服英国，还是由于希特勒出于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害怕牺牲太大，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这一考虑具有猜测的特点，只能姑且存疑。

在对苏战役中德国军事领导层也犯了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由于从战略上将兵力分成A、B两个集团军同时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推进，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1942年德国的夏季进攻之所以选择高加索为进攻方向，是受了原料短缺的左右。希特勒认为如果不占领那儿的油田战争就无法继续打下去。事实上，德国没有占领那里的油田，战争照样进行了三年。

但盟军也分析错误，导致沉重的失败。如法国在1939年夏天放弃了一次进攻德国的机会，尽管后者已经向他宣战。1940年也没有轰炸在阿登山区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1941年苏军在1939年划定的边境线上的进攻阵地也损失了300万战士。苏联军事上的瓦解看起来是迟早的事了。西线盟军1943、1944年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多次登陆行动中也犯下威胁到这些行动的成功的错误。

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最终是赢在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优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军备产量就越高。但这一理智的结论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研究后才得出的认识，所以《希特勒档案》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1948/49年没有得出西线盟军的轰炸对战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评论。因为无论在斯大林还是那些苏联的军官看来，这一评价贬低了苏联军队的胜利。然而有目的地轰炸德国的军备工业，其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德国军备工业产量翻了一倍多，直到1944年第四季度才明显回落。这此之前盟军就已经决定性地摧毁了某些领域，如飞机制造工业。从1943年开始德军就基本上无法发起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行动了。诺曼底战役，阿登进攻战也一样，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德军都无法打赢。

但《希特勒档案》的写作集体不是无缘无故地将重点放在德苏战争上的。就连德国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也得出结论，东线是决定性的，如安德雷亚斯·希尔格鲁贝尔1965年就评价道：“欧洲中东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时，西方盟军才于1944年大举登陆──政治上至少晚了两年，军事上是在德国国防军被重重削弱、行动自由已经瘫痪的情况下。”

最后，牺牲者的数据也支持了东线是关键的观点。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的调查，在德苏战争中苏联方面的死亡军人为1127万。但是，截至1945年1月31日，420万德军阵亡将士中只有183万是死在德、苏前线。

《希特勒档案》仅在少数几处暗示了这场导致1840万平民死亡的对苏战争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些灭绝战争主要是由党卫军领导的，当然也有不空谈政治的国防军的份。

在“巴巴罗萨事件”第21a号补充指示中，党卫军在1941年3月13日就获得“准备政治统治”的全权，理由是“最终解决两个对立政治体制的斗争”。希特勒给国防军总司令的任务是为了保证“德国的经济”“充分利用这个国家”。国防军和党卫军应协同行动，但党卫军并不受国防军领导，而是挂靠关系。像常见的一样，希特勒的双重结构也造成了敌对，同时各机构互相推诿责任。而苏联共产党，即斯大林的政治上的让步助长了战争的极端化。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的宣传机构利用苏军对德国士兵和平民犯下的罪行有效地动员了所有的后备军。1945年2月28日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再一次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同“嗜血成性，复仇欲强（！）”的敌人战斗。纳粹省党部头目保尔·吉斯勒在1945年初的《慕尼战地邮报》上要求每个德国人心中都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这种仇恨必须释放出来，我们充满仇恨的信念必须像燃烧的火焰迎头扑向敌人”。《希特勒档案》里虽然不是如实记录了这一宣传，但基本上是正确反映出来了。

在宣传部印刷的“大柏林保卫者作战报”《坦克熊》报上尽是坚持到底的呼吁和有关实际战况的谎言。如1945年4月25日出版的《坦克熊》报称“柏林红色潮水的防波堤”。同时它不得不承认，奥德河沿岸的布尔什维克们“借助大量物质”成功地“在一些窄小的地方”“撕开”了奥德河──尼斯河前线。４月25日的头条是“我们挺身坚守”。

读者在第一页发现了《不屈的呐喊》的标题下用粗体字写着的名言“我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成为奴隶，我不能看着德国被人奴役”。如果将乌利希·冯·胡滕的诗作简化成这句口号只是说说而已的话，几天前一个“人民步兵师”就不会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称号了。除了这些仓促成立的部队、国防军的正规部队和武装党卫军，在马丁·鲍曼的推动下于1944年9月26日成立的人民冲锋军的队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投入了战斗。各地的人民冲锋军由当地的国家社会党省党部头目领导。由鲍曼和时任补充陆军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的男人全都被征召了。他们中约有20万人阵亡或被当作失踪了。在《希特勒档案》里从道德上谴责了人民冲锋军。回顾起来，德国这最后的困兽之斗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装备很差，但这些濒死的队伍将苏军的胜利推迟了数个星期。他们短期地抵挡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敌人”，“蒙古人的冲锋”──这是戈培尔1945年4月24号召柏林人时的说法。苏军虽然在四月就成功包围了柏林，但不能完全占领在雅尔塔公约上答应给他们的德国领土。实施戈培尔的坚持意志的是那位独裁者1945年3月20号在总理府花园里奖给他铁十字勋章的那样的希特勒青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怀疑宣传的真实性也不怀疑希特勒的领导才能。

但老兵们也一直战斗到希特勒自杀，尽管他们已经醒悟并且认为战争输掉了。他们掉进了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莱尔施1914年所写的诗作《战士的告别》中的两行诗。它的主要内容“德国必须生存，哪怕我们必须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无数墓碑上，每个学生在德语课上都要学这首诗。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当中，个人服从集体就像愿意为“人民”、“德国”、“旗帜”或“荣誉”这些抽象的概念而死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戈林和里芬施塔尔的朋友恩斯特·乌德特将军1931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汇入到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河流中”。他把他对死亡的向往与对希特勒的信仰联系起来：“我们曾是没有旗帜的战士，我们重又打开了我们的旗帜，元首将它还给了我们，老战士们又值得生存了。”不能确定《希特勒档案》的主角们是否真如文中表达的那样讨厌毫无意义的防守。1961年，历史学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战争日记》一书的合作者和出版人，这样“评价历史”──同战争幸存者的评价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预感和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通过延长战争，让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这场绝望的末日战斗的发起人中仍有一位认为那无数的牺牲是值得的。原帝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这样解释说：“那不是为了将希特勒的生命延长三天，而是为了不让忠诚从世界上消失。”这让我们清楚看到了超级明星希特勒和他忠诚的粉丝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和影视明星不同的是，这里发生的死亡不仅仅是戏剧，而且是人类的屠杀，是城市的毁灭。

希特勒巧妙地满足了德意志观众的精神需要，通过谈论确实存在的和误以为的迫切的政治问题至少动员了大部分人。作为演说家，无论是在私下交谈还是群众集会上他都很有诱惑力。他的声音可直接打动感情的接受中心，他的“表演”在大众传媒工具落后的时代里独树一帜。弗里德林德·瓦格纳，瓦格纳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评论家，觉得希特勒的讲话即使“声音沙哑”和“情绪化”，却像一股狂风，令人透不过气来，使人晕眩，让人激动。早在1931年，美国的剧作家专业杂志《名利场》就将希特勒排在当代最优秀的演说家之列。同年，影响很大的大众刊物《柏林画报》也在“被人谈论最多的演说家”一栏中将他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档案》中尽管提到这位独裁者讲话前的彩排和在镜子前“像只虚荣的孔雀”一样自我欣赏，但没有突出他的雄辩才能，虽然这个雄辩才能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特勒深谙如何去组建一个政党，将它用作夺取个人权力的合适工具。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壮大得超过一百万党员，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它还是一个“抗议的人民党”。1933年后它发展成国家党，从而成了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载体。在他的个人统治中，希特勒将思想和恐怖意识同具有独特魅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但放弃了社会革命。

而斯大林则不具备个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组织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他靠党内斗争夺得权力，但作为独裁者，他却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纵官僚和恐怖机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场让共产主义世界制度成为现实的革命。

为了不过分突出两位独裁者的差异，国家安全机构的创作集体将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删节得让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么群众领导的天才。因此，无数的国家社会党的大型集会只是一带而过，对群众的影响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希特勒的非公开的活动占了很大篇幅，在内务委员会的案卷里极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风趣的社会活动家的一面，绝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灾乐祸、玩世不恭或恶毒的言论。

不过，前苏联的编辑人员还是引用了显然是由京舍写的谈论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战役失败、希特勒于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们的名称之后，他们对他们的“元首”的无条件忠诚也能听得出来。在这里，威廉·蒙克的固执反应特别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区的最后一位作战司令。他在1945年4月对京舍说：“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卫队，现在我们要让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卫队。”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并没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这种忠诚的。

如果《希特勒档案》中的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无关痛痒的话，回顾起来，令人气愤的是内务委员会的审讯官们丝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国的权力范围内屠杀犹太人的原因。仅在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苏联地区，从1941到1945年就有210万犹太人被杀害。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纳粹统治的犹太牺牲者人数总共超过了500万。若算上犹太人集中区和集中营中饿死和病死的，那么大屠杀牺牲者的人数肯定突破了600万。

尽管如此，苏联的审讯官们既没有设法复述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的指示，也没有描写他的反犹世界观，无论林格还是京舍都可以对此做出说明。仅在一处将希特勒同修建毒气室联系在了一起。《希特勒档案》里写道，希特勒“本人”对毒气室的研制很感兴趣。他甚至鉴定了希姆莱送给他看的模型和图纸，下令给设计者们“全方位的支持”。截至目前的研究认为，希特勒委派了党卫军实施种族灭绝，但又尽量不想知道细节。

希姆莱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布赖特曼在有关毒气车及毒气室的使用时评论道：“我们不知道希姆莱是如何迅速地将在东方消灭犹太人的新方法告诉元首的。”希姆莱1941年9月8号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关毒气室及这些新的集体屠杀工具的屠杀能力的情况。希姆莱信上说，希特勒希望尽快将犹太人放逐出德意志帝国及总督辖区波兰。两天前希姆莱同希特勒在“狼穴”里长谈了好几个小时。但《希特勒档案》中未提及大屠杀的原因显而易见。早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有大量的犹太人被苏联国家安全机构所杀害或在象征性的审讯后当作政敌枪杀了。数字可能在几万人以上，但不精确。从1947年开始，暂时受到限制的迫害的强度和范围上都上升了。此外，这些迫害不仅仅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具有了明确的反犹倾向。

内务委员会的后任MWD负责这些镇压。国家安全部门的军官们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控告，他们无须法院判决，仅听从斯大林或贝利亚的命令进行谋杀。《希特勒档案》是在苏联的反犹政治达到高潮时编写的。考虑到斯大林的明显的反犹观念，就不欢迎对屠杀犹太人的精确研究。

1939年-1941年间的德、苏联盟显然也是一个禁忌。《希特勒档案》里只提及了这一伙伴关系、及互不侵犯条约的一部份。既未写它的形成也没有描写结果。在叙述德国对波兰的战争时，苏联的编辑人员未提及他们的国家也同波兰进行过战争了。为《希特勒档案》制定的工作计划原先是计划讨论这个内容的。

但负责此书的内务委员会军官，中校帕尔帕洛夫和少校萨莱耶夫又抛弃了这个主意，这两位情报局官员再清楚不过，对于一个最紧密的苏联领导圈子来说，什么在政治上是适宜的──部分是根据了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自己的镇压经验。估计不应该提的不是同希特勒的“分赃”。因为苏联毕竟获得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以及对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采取了行动。另外，苏联领导人也认为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日本。如果在《希特勒档案》里讨论了互不侵犯条约，就会让人回想起苏联领导层的几个严重的错误判断。

首先，接受德国瓜分东欧的建议看起来是划算的。为了赢得苏联的认可，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的比西方愿意提供的要多得多。政治局同样很清楚，这只是一场短暂的联盟。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还记得斯大林的话：“这是一场相互欺骗的游戏。”

而德意志帝国却从条约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能够暂时限制自给自足的努力，而不必调整经济方针。油及非铁金属的巨额贸易对德国军工业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幸亏有油的供应地法国战役中才得以回避预料会出现的燃料紧缺。但德国领导层避免过分依赖苏联，不让自己容易受人勒索。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帝国主义”列强德国跟法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战争是合乎逻辑的，他也判断错了。他预料的是德国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不是增强，他希望从这些分裂中获利，如果他特别慎重地对待大不列颠对一场军事联盟的新的试探。

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决定也先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在《希特勒档案》里，只粗略地谈到1941年夏天的事件，这是合乎逻辑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毕竟放弃了使用“狡猾的偷袭”这种宣传套语，情报官员们最清楚，斯大林是知道1941年初夏的进攻日期的。他在有关情报上注上了卑俗的批注，作为所谓的假情报退了回去。相反，苏联领导层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机会，低估了德国对手，制定了自己的进攻计划。德方是否认为那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确定的是，在1939年约定的权力范围的边境上两个高度武装的世界强国在对峙，它们的帝国主义兴趣是对立的。无论是苏联还是德意志帝国都是意识形态强烈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年里进行过一系列的进攻战争，认为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都制定了详细的进攻方案，试图抢先于对手。“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概念似乎具有政治动机、因而不符合用来形容德、苏战争。

希特勒不顾一切的战术变化，自1933年起就不懈地追求征服苏联的欧洲部分，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在他的世界观中，征服“东方的生活空间”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早在1927年他就在《我的奋斗》中称俄罗斯为未来的移居空间，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已经“快要瓦解”了。对苏联的战争，虽然由于战争的进展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说到底是一场占领战争。但希特勒是凭直觉做出进攻决定的。新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位德国的总司令既不了解敌人的精确兵力也不了解他们的布阵。对苏军的战争力的理智分析也同样不存在。

正如前苏联编辑人员在战争开始“缩短”了林格和京舍的供述一样，他们也前后一致地未谈德国国防军对摆好了进攻阵势的苏联兵力的最初胜利。虽然苏联部队拥有多倍的兵力优势，装备精良，截至1941年底，有380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了。

直到德国的进攻停滞不前的那一时刻开始，在《希特勒档案》里才对战争进程和作为国防军总司令的希特勒的反应进行了准确的描写。他对莫斯科城外的失败和封锁列宁格勒不成功的反应得到了形象的再现。但在随后的描写中也总让人觉得，好像有关德军成功的章节被整章整章地删除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文章显得像是插曲式的。但是，尽管有这些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解释和受政治影响的缺陷，《希特勒档案》仍不失为对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最有说服力的介绍。它特别详细地描写了他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希特勒绝对的肆无忌惮和他的无限的灭绝意志被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有关元首掩体里的最后几天的一章令人震惊，它证明了希特勒努力将他的生活延长到最后的时刻，哪怕这是在将德意志民族引向灭亡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样一部可以充分揭露希特勒罪恶的书，苏联独裁者斯大林为什么要秘而不宣，甚至把它束之高阁？凡此种种都可证明斯大林对德国人的感情复杂，结果导致“斯大林掩盖希特勒的遗迹”。斯大林对希特勒遗迹所采取的回避和篡改态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斯大林的私人翻译有段回忆，也许能够透露一些信息：“在希特勒的入侵打击下，斯大林曾想流亡印度！”

作为苏德战争可能的结局之一，斯大林曾经考虑一旦战败，就流亡到印度去。他企图从那里发号施令，指挥留在国内、转入地下的共产党组织。当时，他的翻译从“领袖”嘴里听到了，在此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这等于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值得思量一下，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丘吉尔可说过，一旦纳粹占领英国，他的政府将从国外，譬如加拿大，与敌人继续作战。” 斯大林走近沿着墙壁卷起来的布幔，拉动绳子，展开了东半球的地图。

“一旦德国战胜苏联，这样日本也会参战，”斯大林继续说道，“这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得到极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何英美将更多地需要苏联人民和我党的帮助。去年底，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我们建立的地下党委还没有解散，正在为全面的游击战做准备。我们的人民相信党和它的领导，并将执行我们的指示，即便这些指示来自远方……”

斯大林用自己有力的右手划过苏联，继续说道：

“当然，我们不必重复伦敦之行，那里已经有一打以上的流亡政府。我昨天不是偶然地告诉丘吉尔，已经去过了伦敦，与列宁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我来说，去一次已经足够了。但是，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地方……”他接着轻松地用烟斗划过巨大的次大陆。

听到的这席话使翻译官震惊万分。但他做出一副专心工作的样子，飞快地写完了电文，然后毫不拖延地离开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没想到在这里会听到如此可怕的建议。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偏爱印度。他是否认为，远离伦敦的英国政府他更方便些？或者他以为，在这个沸腾的殖民地印度可能出现革命的形势？……须知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呆在瑞士，把自己看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们愿意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只要那里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可以是德国、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但情况是，俄国，按照列宁的说法，‘孕育了革命”，所以布尔什维克赶到那儿，领导革命……’” 这位翻译想到。

或许，斯大林依然相信开始于“第三世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此后，翻译官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起这个离奇的计划。莫洛托夫显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情，他将它带进了自己的坟墓。

1942年的那个令人焦心的夏天，德军向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不断推进，其精锐部队则依然呆在通往苏联首都的要冲部位。空荡荡的莫斯科市内是一种令人产生错觉、不祥的寂静。外交人民委员部依然留在古比雪夫，但有一小批人，其中也包括这位翻译官，于前一年11月被调到莫斯科来。他只是在那儿过夜，工作时间全部都呆在克里姆林宫。大约在早晨五点，斯大林一般这时回家，“我们，莫洛托夫秘书处的人，才得以结束自己的几乎是一昼夜的工作日。”

伦敦和华盛顿拒绝前不久有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而不是如罗斯福与莫洛托夫5月份他们在美国首都会见时所说的，从俄国前线吸引至少四十个德军师，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应。现在，在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争吵之后，斯大林外表上显得很平静。他邀请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自己的家中之后，不断地开着玩笑，扮演着好客主人的角色，他想让人相信，胜利最终将属于对抗纳粹的人民。

这一年间，红军且战且退，经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但最终还是减缓了敌人的推进。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论如何，在既成的局面下，苏联只能依靠自己。应该说，正是这一点促使苏联领导人说出了逃往印度的想法，翻译则在无意之中成为其见证者。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与丘吉尔的一次谈话于凌晨三点结束之后，一个名叫巴甫洛夫的翻译被派去送英国首相到他住的官邸，而另外一个翻译则必须为驻华盛顿的苏联使馆起草电报文稿。电报一般由斯大林签署，第一稿他不完全满意，所以，在提出几处具体的意见之后，斯大林要翻译坐在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条桌一端，将文本誊写一遍。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斯大林一边沿着花纹斑斓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抽着烟斗。莫洛托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跟丘吉尔谈判时，他就坐在那儿。就在当时，我从我们的领袖嘴里听到了，在此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这等于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

正是出自这种“希特勒恐惧症”，斯大林的脑袋似乎无法接受希特勒已经死亡的事实，斯大林的潜意识里似乎认为希特勒永远活着，就像列宁的木乃伊一样，可是他又抓不住希特勒的木乃伊，这就让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来的冒险家格外地心神不宁。而且他确实担心希特勒成为又一个列宁，被残余的纳粹党徒们当作偶像供奉起来。

对希特勒的这种恐惧似乎不是斯大林特有的，他还感染了许多人。《纽伦堡大审判》的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写道：1946年10月16日凌晨1时，为首的一批纳粹战犯被绞死以后，两辆六轮双驱军用卡车在体育馆旁停下的时候，天还黑着。十一副棺材很快就装上了卡车。卡车在满载武装卫兵但没有标志的两辆小汽车护卫之下开走了。早晨7点，这小小的车队到达东慕尼黑的东弗里多夫公墓的一幢陰森可怕的灰色石头建筑。德国随从人员事先已得到通知，说有几具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士兵的遗体将被运到此处进行火化。每副棺材都贴有标签。标着“乔治·芒杰”的那副棺材装的却是赫尔曼·戈林的遗体。

（与此相似，在二十多年后，1960年代的中国文革中，被弄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尸体，也以这种方式化名为“刘卫黄”，其职业一栏填的是“无业游民”。其实“职业革命家”的本质上都是“无业游民”，而且他们在关键时刻也都不看重自己的名字。）

遗体连带绞索、头罩都火化完后，骨灰都被运到慕尼黑郊区索尔恩一幢白色水泥别墅里。此别墅原属一位富商，如今是欧洲战场上美军一号殡仪馆。之后不久，一群美国军官站在流经房后的孔特文兹巴赫河边。他们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从车上拿下十一个铝制圆筒，把每个圆筒里的骨灰依次倒入水中。接着用斧头劈砍这些圆筒，并用皮靴后跟把破碎的圆筒踩平。孔特文兹巴赫河水将骨灰冲入伊萨尔河，再引入多瑞河，骨灰从那里进入大海而流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消灭这些人的一切肉体和遗物的痕迹，因为环绕着这些痕迹，可能产生将纳粹主义奉为神圣的神殿。

1970年苏联人依样画葫芦，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家的骨灰。

最耐人寻味的是，戈林自杀成功之后，四名美国兵抬着一副担架来到体育馆，担架上盖着军用毛毯。他们将担架安置在头两个绞架之间。那位美军上校要求目击者们上前面来。他们上前来时，他把毛毯拉掉，露出赫尔曼·戈林的尸体。巴伐利亚省长赫格纳喃喃道：“这个无赖，他无论如何都应该绞死。”英国记者对史密斯悄声说道：“只有德国人才能这么恨他，然后，只得相互仇恨。”相互仇恨，似乎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惯之一。越有关系的，就越容易互相仇恨。例如，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人不但强奸了战败国德国两百万妇女，而且还霸占了战胜国中国的蒙古，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做。这是斯大林个人品德的缩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实际上和日本的甲级战犯，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