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十四年抗战”承认井冈山卖国

网文《“八年抗战”为何改“十四年抗战”？》说据中国媒体报道，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修改，2017年春季全面落实。凡有“八年抗战”字样，改为“十四年抗战”。德国之声就此采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

   

    德国之声：为什么之前一直说是“八年抗战”，现在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刘江永教授：我没有参与过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但是，在我来看，我认为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进行的全面抗战，就是中国全面的抗战。那么，现在改成十四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在这个部分已经掀起了抗日战争的局面。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我认为有它的合理性。从九·一八日本已经入侵中国了，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的抗战，日本也没有全面的侵华，但是，抗日战争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那个抗日联军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抗战，但是一直在东北地区坚持抗击日本的侵略。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张作霖和蒋介石实际上是撤到关内来了。就是说，并不是全国的、包括蒋介石的共同抗日，而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的抵抗运动。

   

    现在八年改成十四年，就是说把东北抗联这一部分也纳入抗战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十四年和八年，我认为它的区别只是，从局部的东北的率先抗战、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民的、全国的抗战，这样一种阶段性的变化。过去讲八年抗战主要是从全面抗战这个角度讲的。

   

    当然，作为教科书来说，我认为，如果在讲授的时候，应该使学生更加地明白这个过程。同时，过去有八年抗战之说，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四年抗战之说，如果说比较准确地讲，抗战的确是十四年，但是全面抗战是八年。总称起来叫什么？我个人有一个学术上的概念，叫做“全程抗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国共合作前的东北抗日战争，整个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略投降，这个应该说是十四年的全程抗战。全程抗日战争，就是抗日战争全过程。那么，1931年开始了抗战，到了1937年，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导致也是全面抗战。“全程抗战”的名词概念现在大概还没有用，但是我认为要解释更清楚，全面抗战与全程抗战应该有区别。全程指的就是1931年-1945年，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但是在地理上来讲，它有个全局和局部的区分。

   

    德国之声：请问最早的时候把它确定为“八年抗战”，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刘江永教授：我认为主要是国共合作，全面地开展了抗日战争，并且对日宣战。我想主要是这么一个考虑吧。十四年抗战，实际上那时候国民党并没有抗战。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地的东北抗日联军，还有当地的抗日武装，它并不是全民抗战。因为193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上井冈山，重点是反围剿，反对国民党围剿、打内战。那时候五次反围剿以后，中共就率领着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1年-1934年，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反围剿的过程，根本没有形成抗战。当时中共领导人是陈独秀和王明。所以没有中共在整个领导抗战，实际上是打内战的阶段。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长征，1935年10月，长征胜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么，这个时候，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1936年“双十二”，这个时候国民党停止内战，搞了叫做国共合作。这个时候是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全民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所以那时候说八年抗战主要是这个意思。

   

    德国之声：您支持“全程抗战”的概念······

   

    刘江永教授：这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要说清楚、就是一个老师要讲清楚，那必须说得很明白。就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那是十四年，全程抗战。这样能自圆其说。

……

谢选骏指出：“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实际上承认了“井冈山精神是卖国主义的精神”。

因为，就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就在江西成立了苏联的傀儡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配合日寇分裂中国。

详情请看以下文章：

謝選駿：“井岡山精神” 是賣國主義的精神

2011年6月14日，中共新華網頭條發表《胡錦濤總書記論井岡山精神》文章，要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奢侈浪費及各種腐敗現象；其目的在於促民生、促穩定、促增長。

    其“閱讀提示”說胡錦濤總書記一直非常關注和重視井岡山精神。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角度論述井岡山精神的科學內涵、時代價值以及如何弘揚井岡山精神，弘揚井岡山精神與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關系與價值取向。總書記關於“井岡山精神”的重要論述值得我們很好地體味、認真地領會、切實地貫徹、全面地落實。今天我們仍要牢記井岡山精神，傳承井岡山精神，光大井岡山精神。

   

    ……

   

    《胡錦濤總書記論井岡山精神》的出籠說明，中共幹部們十分缺乏歷史常識，從一開始就被他們自己編造的“中共黨史”給自欺了。

   

    實際上，“井岡山精神”是一種典型的賣國主義的精神：“井岡山精神”用紅色割據製造國難，配合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大舉侵華、炮製蘇聯殖民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傀儡政權，為此後中國民族的多災多難，奠定了頑固的基礎。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軍閥造國──現代南北朝的原理》所指出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僅僅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趁機在江西瑞金縣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滿洲國”更早誕生。這把插在中華民國後背的尖刀，使得中共政府陷入兩線作戰的絕境；幾千萬中國人民遭到屠殺。

   

    1931年蘇聯在中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日本在中國建立了“滿洲國”，1945年蘇聯迫使二戰的戰勝國之一中國，割讓外蒙古，使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隨後，毛的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其一場典型的蠻族入侵，十分類似的歷史上西戎、鮮卑、沙陀、女真、蒙古、滿州、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佔領和“國有化改造”。

   

    將游擊戰術發展為游擊戰略的毛澤東，則是從江西井岡山附近的土匪身上總結發展游擊戰術的。毛澤東從對江西積弊幾百年的匪患進行深入的調查，發現利用復雜山林地形進行縱深的游擊戰術是土匪屢剿不清原因。游擊原則致勝的基礎在於，一是夠廣闊、復雜的地形縱深；二是靈活、出其不意的轉移、分散和集中有限兵力；三是小規模、深層次的擾襲、消耗攻擊。這三條基礎原則是游擊生存的基礎條件，缺一不可。

   

    而毛澤東本人，就是蘇聯帝國主義一手扶植起來的漢奸走狗。

   

    張雲初《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一文指出：讀史可以明志，讀史可以糾偏，讀史可以解惑。近日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一文（實為《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的第一章《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謝選駿注），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頗。吾生得不早也不晚，整個青少年時期都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長期經常受到黨的教育，包括國內外形勢的教育，特別是關於蘇聯問題的教育。譬如五十年代，作為鄉村小學學生的我，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國的“父親和導師”（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蘇就是反共反革命”（如大右派龍雲三條大罪全是反蘇）……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親近，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似乎比天安門的紅燈更明亮，而且暗暗地想：斯大林似乎也比毛主席更偉大更英明。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作為“參加工作”後的我，從前受的關於蘇聯的教育又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彎，我們認真聽廣播，學文章，什麼《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什麼《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什麼“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我才知道，原來蘇聯在長期欺負我們。不說修正主義的赫魯曉夫和新沙皇的勃列日涅夫現在又撤專家又逼債，還在我們邊境外屯兵百萬；就是早在斯大林時代，甚至早在江西時期，我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就受到斯大林派來的李德之流，以及莫斯科支持的王明之輩（據說有二十八個半從莫斯科回來的馬馬維奇）的排擠打壓、無情打擊，而我們的毛委員堅持獨立自主，創造性地開辟了中國革命之路，終於在不受莫斯科控制的遵義會議上，才戰勝了莫斯科派來的李德、博古，確立了領導地位，從此才把中國革命引上了正確道路。雖然以後莫斯科還多次干涉中國革命，如派王明回來取代毛澤東，如什麼斯大林阻撓“宜將剩勇追窮寇”，主張國共“隔江而治”，然而我們偉大領袖“不可沽名學霸王”，不聽斯大林那一套，把革命進行到了底。等等，等等。

   

    張雲初說：“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對中蘇關系問題也是一知半解。據說沈志華先生近年根據俄羅斯的解密檔案，澄清了中蘇兩黨關系的重重迷霧，有心人可從中去探尋真相。今天我提出這個話題，是從我個人說，原來在中蘇兩黨問題上，我們一直都在受着瞞和騙。在中蘇兩黨關系問題上，受瞞和騙最深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先生與莫斯科的關系問題——莫斯科支持王明、博古、張聞天……，長期排斥打壓建國前從未去過莫斯科的從山溝里出來的毛澤東，毛澤東長期抵制來自莫斯科的錯誤路線，堅持獨立自主路線，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成為了中共領袖，奪取了革命勝利。一句話：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

   

    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才知道：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毛澤東，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是斯大林為主宰的共產國際精心挑選、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傳的中華蘇維埃領袖。

   

    下面，僅摘編該文要點於下：

   

    △1927年，莫斯科《共產國際》、《革命東方》等雜志廣為轉載介紹毛澤東為農民造反叫好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譯東是享受此殊榮的中國黨第一人。毛澤東隨即晉升為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8年開始，毛澤東名字頻頻出現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真理報》贊揚毛澤東上井岡山當“山大王”的行動，稱“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義的”，毛澤東是“極為出色的領袖的名字”。

   

    △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得到了莫斯科的認可，被推舉為主席，一躍成為蘇維埃中國的最高政治領袖。

   

    △1932年，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搬來江西蘇區，博古等排擠毛澤東，妄圖送毛去蘇聯養病。然而俄國人對毛澤東情有獨鍾，蘇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指示中共中央：“……絕不同意將毛澤東送到蘇聯養病，因為這樣做不僅極端危險，而且也不利於蘇區內部的團結。”

   

    △1933年以後，中共臨時中央繼續壓制毛澤東，擬把毛澤東蘇維埃主席連同政治局候補委員都取消掉，但蘇共中央領導人最後圈定的名單里，毛澤東從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提升為9人政治局正式委員。蘇共十七大代表大會上，當時在莫斯科的王明公開宣布：“在以毛澤東同志任主席的中央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

   

    △1934年，莫斯科出版毛澤東關於蘇維埃的報告單行本。王明為此極為興奮地通知中共中央，稱該書中文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

   

    △1934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文件稱毛澤東為“年青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富有才乾和自我犧牲精神的戰士、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在注重統一宣傳口徑的斯大林體制下無疑是具有特定含義的。

   

    △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召開，毛澤東的名字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名譽主席台爾曼的後面，成為享有如此殊榮的唯一中共領導人。大會後，蘇共喉舌《真理報》長文介紹這位“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一一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具有的高貴品質。”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給予毛澤東的地位，傳統黨史認為是中共有幸同莫斯科失去聯絡、違反莫斯科意志的一種決定。楊文認為，恰恰相反，這正與莫斯科重視毛、肯定毛、宣傳毛是十分合拍的。如果是莫斯科此時來改組中共中央，無疑會選擇毛為中共領袖。

   

    △1936年7月初，莫斯科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系接通，莫斯科派王明等人回國，長期以來，黨史宣傳說莫斯科派王明是為了取代毛澤東。楊文以資料證明，王明回國，不僅沒有搞掉毛澤東的用意，而且是把毛澤東推上名副其實的中共領袖地位。在王明主持作出的為准備召開的中共七大而“改造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的決議中，王明提議的主席既非一把手的張聞天，也非奉莫斯科之命的他本人，而是毛澤東，而且破天荒地要求全體政治局委員簽名贊成。這顯然並非王明本意，而是執行莫斯科的安排。毛與王的矛盾斗爭曲折復雜，非本文主題，從略。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接見即將回國的王稼祥，傳達斯大林的主張，“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要樹立領袖的權威。

   

    △1938年9月，王稼祥回國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傳達莫斯科指示後，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康生、陳雲等提議推舉毛澤東為總書記，就連王明也信誓旦旦宣稱：自已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周圍。

   

    △1939年春，一把手總書記張聞天意識到自己應當讓位了，“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當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澤東決定了。”進入1940年，張聞天實際上把“總書記”的各種權力統統交給毛澤東了。

   

    △毛澤東終於成為了中共最高領袖了！

   

    張雲初確信楊奎松文章有關史料的真實性。張雲初相信毛這個“蘇維埃領袖”確由斯大林、莫斯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裝出來。張雲初十分不解地是，這樣的真相為什麼長期被隱瞞？有關人士為什麼要篡改歷史，編造歷史？張雲初最後憤怒地叫道：“沒有斯大林，沒有莫斯科，就沒有‘偉大領袖毛澤東’！”張雲初不知道，毛澤東其實就是高歡、石敬瑭一類的漢奸兒皇帝。毛後來與蘇聯的沖突，就像吳三桂和滿清蠻族的沖突相似，是狗咬狗，不是民族解放。

   

    我們注意到，人類學家托馬斯·巴菲德（Thomes Barfield）曾經指出，以匈奴為代表的內亞游牧國家的組織表現為“帝國聯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處理外交事務時，它就是專制國家，而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也就是說，北亞游牧國家的政治構造，是一種軍事專制政體與部落聯盟的復合體，部落聯盟的基礎，仍是其傳統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維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論”看，這正是一種酋邦（chiefdom）形態。

   

    同時我們相當驚訝地發現，這種“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的“酋邦”，正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概念的來源！

   

    在歷史上，隨着這些“酋邦”的勢力一步步深入漢地，游牧國家便逐漸轉向全面而徹底的專制政體，在處理內部事務中曾經居於主導地位的部族傳統，逐漸讓位於漢式官僚機器。這就是從酋邦向國家的進化。在這個過程中，部族傳統的利用與揚棄，值得特別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鮮卑代北集團部族傳統的一部分。從考察直勤制度出發，我們可以嘗試着探尋北魏國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變化。

   

    在現實中，而中共政治脫離蘇聯模式的發展，與北魏的漢化過程顯然具有某種相似性。那是迫於中華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讓步，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北方蠻族和共產主義的逃亡，而不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歷史自覺。

   

    綜上所述，“井岡山精神”顯而易見是賣國主義的精神。

   

    二十一世紀蘇聯已經滅亡，還有人要來倡導蘇聯扶植的“井岡山精神”，那才是緣木求魚的“最後斗爭”。

   

    這是最後的斗爭，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失敗！

   

    2011年6月18日

谢选骏：是敦刻尔克还是宜昌大撤退

洋奴们把“宜昌1938年大撤退”比做“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是相当没有常识的谄媚。因为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在前，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后——宜昌大撤退怎么可能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呢？相反，应该把敦刻尔克大撤退叫做“欧洲的宜昌大撤退”。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两年，中国境内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４０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１３万吨货物和３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是因为从小听到母亲刘家桂讲到这段血泪历史。她们的家族企业是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就因为参加这次大撤退，而遭到日本飞机全数炸毁击沉，家庭成员殉难，企业从此破产……

由此可见，宜昌大撤退并非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而是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的参与。刘家桂也因此被迫流亡重庆，抗战胜利后跟随父亲去了上海、北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宜昌看一眼。1973年1月24日，死于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西方国家还在对日绥靖、隔岸观火的时候，我的父母一辈和他们的长辈，就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血流汗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崇拜西方人和他们的真理呢。

对此，亲历了此次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民间船队。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涌往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家当，几乎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网文《宜昌1938：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充满这样以偏概全的洋奴思想：

宜昌，湖北西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就在1938年秋冬时节，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和武汉先后沦陷，数以万计的人员物资，都把撤退的目标瞄准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

撤往大后方，长江三峡是必经之地。所有从下游运来的人员和物资，在进入三峡前，都得在宜昌码头换乘吃水浅的大马力小船，才能通过水情复杂的三峡航道。更关键的是，还有40天，三峡就要进入枯水期，船只无法通行。时间不多了。

这不是一次无序的大逃跑，而是一次有组织的大撤退，是一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竞速。整个行动的指挥中枢，就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位于怀远路的办公楼。楼下重兵把守，戒备森严，楼上通宵达旦，一刻不停。

历史上，把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来说，他遇到了公司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运输的，不是普通的物资，而是从沿海大城市搬运来的战略物资、军工设备，多达13万吨，方圆几里的码头空地被堆得水泄不通。能否安全运出交战区，送到大后方，尽快恢复生产，关系到对日作战还能撑多久。

需要带走的，不是普通的旅客，有超过3万名军政官员、技术工人和普通难民，还包括1万多名儿童。他们需要有饭吃，有活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能量，支撑危局。有数以万计的大批伤残军人，他们需要尽快救治，保住性命，尽早康复，重返战场，成为支撑抗战的生力军。

除了要把这些人员物资安全转移到后方，还要从重庆向前方运送大批出川抗日的川军将士。这种交叉运送，增加了运输成本和难度。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那么，宜昌的水上运力够用吗？

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内河航运公司。老板卢作孚苦心经营多年，鼎盛时期拥有116艘大小船只。然而，三峡航道狭窄，浅滩多，自下游向上游，需要逆水前行，这就需要大马力小船。这样的船，民生公司只有24艘，单船载货量只有200-600吨，将物资和人员全部运到重庆，需要一年时间。而国外航运公司不仅类似船只稀少，且标榜“中立”，拒绝搭载军用物资。关键时刻，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船。船少人多的矛盾，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即便这硕果仅存的24艘大马力小船，也险些不保。

1937年南京陷落后，自忖海空军薄弱的国民政府，为扼守长江中游，就采取沉船塞江的消极防御策略，阻塞航道，阻敌西犯。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政部指令，要求征调仅存的船只到长江田家镇段凿沉。卢作孚坚决反对，便利用他作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发表声明，强调当前水运紧张，请军政部冷静考虑封锁航道不用沉船的办法。他提议，招商局、民生公司的船只全部调往宜昌，紧急运送撤退的企业设备，承担疏散人口和运送出川抗日军队的任务。以此为由，他说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取消了沉船决定，转而建造多艘钢筋水泥船沉江，从而既保住了这24艘船，又迟滞了日本海军的溯江西犯，为宜昌大撤退争取了时间。

民生公司面临的困难，大家很清楚。所以，码头上各单位争相抢运，甚至直接武力夺占。民生公司有7艘船，甚至被重庆行营拉去“打军差”。每艘船从宜昌跑一趟重庆，必须捎带一批弹药到万县。1938年1月，民生公司的“民勤”轮抵达宜昌，尚未卸货，警官学校的学员便全副武装，强行登船，要求直接装货。为了搞到一张船票，不少人上门请客、托人、送礼、交涉。军人气势汹汹，甚至动辄掏枪威胁，拳脚相加。

运力缺口、时间缺口、管理缺口，给大撤退的组织造成了更多困扰。天时、地利、人和，卢作孚毫无优势。他该怎么办呢？

当机立断的决策

40天，运走如此多的人员物资，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撤退行动的总指挥，兼有官商双重身份的卢作孚，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以及为之服务的有效措施。过高或过低的目标，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结果不堪设想。

最佳目标，当然是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全部送到千里之外的重庆。从时间、水位、运力、装卸能力来看，这都不可能实现。

最坏后果，40天抢运黄金(1183.50, -6.30, -0.53%)期，在混乱中没能运走多少人员物资，导致宜昌陷落时，大多数人员物资落入敌手。这将是满盘皆输的结局，必须竭力避免。

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全部运走。保证40天内所有物资人员离开宜昌。不一定都抵达重庆，但可以分散开来，化整为零，尽可能向上游运动，甚至暂避于三峡的崇山峻岭之中。总之，以不落入敌手为目的。这也是卢作孚对所有人做出的承诺。

实现这个最现实的目标，就必须挖掘潜力、自立创新，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加快运转、全速撤离。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员工们，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愣是改写了历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临危受命，指挥部署。1938年10月23日白天，卢作孚领命飞抵宜昌，直奔码头，紧急调研，连夜沙盘推演，拿出了大撤退的全套运送方案，并在次日早上8点带到了公司例会。他抽调业务骨干加强领导力量，把40多名川江著名船长和领航员调到宜昌，参加抢运。组织公司高管上船监督，确保运输安全。卢作孚自己对所有船只的位置和运输情况了如指掌。由于昼夜不歇，极度辛劳，他的脉搏一度骤停。

排除干扰，分清主次。卢作孚下令，停止请客应酬，只保留工作往来。这么做，就是要节省时间，避免任何走后门的做法对他环环相扣的撤退方案造成任何干扰。然后，把宜昌码头堆积如山的货物，按照轻重缓急加以区别。公营厂矿的重要器材配合成套，优先装到轮船上启运。不重要的器材或交由木船运输，或在40天后另行安排运输，或就地抛弃。

挖掘增量，盘活存量。民生公司从民间征集了800艘木船，再加上自行建造的1200艘木船，加起来有2000艘。这些木船轻薄短小，机动灵活，可将码头上的货物化整为零，蚂蚁搬家。民生公司出台《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将船上卧铺票改为座票，每个卧铺安排5人乘坐，客运运力大幅增加。三峡航道无法夜航，民生公司就白天航行，晚上装卸。白天先把货物装到驳船上，傍晚待轮船抵达宜昌码头，驳船立即拖到轮船旁边，打开舱盖和门窗，只要轮船抛锚，立即装货。充分利用夜晚，把宝贵的40个白天全部用于航运。

自主创新，快速装卸。宜昌码头设施简陋，仓库不足，缺乏大型机械。1938年6月起，民生公司在宜昌五龙增加了一处码头，在大公桥至九码头的岸边修建了滑坡，放置绞车、铁管流筒，用于上下轮驳靠岸装卸超重、超长物资。三斗坪、青滩、巴东等处码头还设立了转运站，增加趸船。公司员工还自行研制了30多吨的起重吊杆，对于吊拉超重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司还临时招募了3000名装卸工人。每到夜幕降临，船上岸上灯火通明，工人们抬着机器，喊着号子，和着汽笛声、起重机声，演奏了一支悲壮的交响曲。

三段接力，分段运输。如果采取全段运输，一艘船从头到尾，中间不换船的话，虽然环节少，时间短，速度快，一步到位，但往返耗时6天，无法将宜昌码头的人员物资快速运走。于是，民生公司采用其1936年在长江枯水期总结的“三段航行”经验，将宜昌到重庆段按照水情状况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到重庆三段。不同的船在适合自身吃水情况的航段内循环运送。既缩短了航程，又确保每天都有6-7艘空船返回宜昌，确保运力。当然，至于那些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直接从宜昌运往重庆，但返回时绝不放空，而是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回到宜昌。

优惠定价，民生第一。作为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在运力短缺的非常时期，完全可以将船票坐地起价，发国难财。即便涨个10倍，仍会有难民倾其所有，去换取这张保命符。然而，卢作孚选择了大幅优惠。公教人员优先登船且享受半价，难民儿童免费乘坐。他甚至要求每艘船离开宜昌必须带走50名孤儿，否则不许在宜昌和重庆靠岸。至于货物，军工器材每吨30-37元，其他公物每吨40多元，民间器材每吨60-80元，远低于外商报价的每吨300-400元。显然，卢作孚没有把大撤退当作生意，而是当作了一项光荣的使命。

艰苦卓绝的壮举

1938年10月，宜昌大撤退拉开帷幕。在这场豪气冲天的壮举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民生公司动员的2000艘木船，大的载重120吨，小的载重不过20吨。静水无风时，日行50里；顺风时张帆航行，时速50里；到了三峡的急流险滩，船只逆水而上，只能由纤夫拉纤，方可前行。有些险滩，虽有一二百名纤夫奋力拉拽，每小时也只能前进两三丈，两三个小时才能拉过一滩。长江巫峡段两侧皆为悬崖峭壁，纤夫无法上岸，只能扎水等风，有时甚至要等五六天。遇到雾天、涨水、黄昏、夜晚，都无法行船，只能等白天水位稳定后才能行船。即便如此，宜昌到重庆段随处可见在浅滩搁浅和撞翻的船只。

这些木船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4-7艘为一组。每遇险滩，纤夫和乘客都要下船，在岸上拉纤。遇到有些难走的险滩，几艘船的纤夫就得凑在一起，一船一船单独拉拽。这样，木船速度就大大落后于轮船，溯江西行要30-40天，顺江而下要10-15天。

大撤退期间，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宜昌的邮局、电报局高度忙碌。当时电报局发报用莫尔斯机，设备落后，人手不够，待发电文严重积压。后来，电报局的工作人员就在每天航空邮班即将封班前，拿着大捆待发的电报，作为航空快递邮件寄走。这样总比长时间排队等候，效率要高得多。当然，这些事发报人并不知情。卢作孚深知电报局已无力招架，便鼓励员工自行研制无线电台，以了解长江水文环境变化，掌握船只运输情况。1938年，已在船上和岸上装备了10台。电报收发量也是逐月激增。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码头完全安静下来了。卢作孚离开公司，独自在码头巡视良久。曾经堆积如山、堵塞道路的物资设备运走了2/3（近10万吨）。曾经群情汹汹的难民潮不见了，3万多人坐进了民生公司的船舱，踏上了前往大后方的通途。这样的运输量堪比1936年全年。宜昌大撤退书写了历史传奇！为此，国民政府特别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当1940年日军攻陷宜昌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日本军界完全没有估计到宜昌撤退能奇迹般的完成。在日本军界日后的战略检讨中，一直认为没有在占领武汉后强取宜昌，是一个重大失误。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证了大撤退的战略价值。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6艘轮船被日寇击沉，116名员工献出了生命，61名员工受伤致残。但是，他们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从宜昌抢运出的单位，既有金陵兵工厂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也有大成纺织厂等民用企业，还有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珍贵文物等。600多家工厂，数以万计的抢运入川的专家、技术工人，以及十多万吨物资设备，很快就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批新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工业命脉，保存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和文化、商业事业的精华，为前线将士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和给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宜昌大撤退，绝不只是民生公司服务抗战的终点。整个1938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有30多万人，运送弹药4600多吨。1937年8月14日至1944年11月15日，民生公司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运送抗日将士270万人，西迁人员35万人，抢运军工器材1.9万吨，航空油料3.9万吨，其他辎重30.9万吨。

有时候，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的胜利。有时候，能够完美的撤出来，保住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

谢选骏指出：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是因为从小听到母亲刘家桂讲到这段血泪历史。她们的家族企业是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就因为参加这次大撤退，而遭到日本飞机全数炸毁击沉，家庭成员殉难，企业从此破产……由此可见，宜昌大撤退并非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而是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的参与。刘家桂也因此被迫流亡重庆，抗战胜利后跟随父亲去了上海、北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宜昌看一眼。1973年1月24日，死于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西方国家还在对日绥靖、隔岸观火的时候，我的父母一辈和他们的长辈，就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血流汗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崇拜西方人和他们的真理呢。

2017年除夕夜

谢选骏：毛泽东是獦獠所以好斗杀人

（一）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例如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禅宗六祖惠能的《坛经》里，有“獦獠”（读音gé liáo）一词：“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坛经?行由品》）

可见，獦獠并不等于岭南人（也就是广东人），但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因为獦獠是一个族属人群称谓，广东人（岭南人）则是一个地属人群称谓。

那么，獦獠是什么呢？

所谓獦獠，是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以泛指南方土著人口。《新唐书?南蛮》有记述：“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这里的“戎”指戎州，州治在今四川宜宾；“泸”指泸州，当年居住在那里的“獦獠”，已经演变成为今天的仡佬族人。

宋朝书画家米芾《寄薛郎中绍彭》诗之二：“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按，怀素为长沙人。可见长沙人也是獦獠。例如毛泽东是韶山人，在长沙南边，更属于獦獠的范围。

獦獠作为原始民族，后来逐渐演变为某种职业称呼，但依然含有卑贱的意味。《六祖坛经》中的“獦獠”一辞，“獦”应是“猎”的俗字，“獠”是夷蛮之人，多以渔猎为生，“獦獠”意为田猎渔捕之獠，已大体接近文献本义。“獦獠”又读为“猎獠”，但解释上则应为“猎头獠人”（猎头之獠），而非“打猎獠人”。例如毛泽东喜欢与人斗，喜欢推行阶级斗争，喜欢杀个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都是“猎人头”的行径，是“獦獠”的风俗习惯使之然也！

所谓“猎头”仍指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

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来源于发祭或血祭的巫术行为，也与头颅崇拜的原始文化极端心理有关，并为北方汉族土人所熟知，所以才将这一骇异可怕之习俗单独说出，以作獠人之特殊称谓，并引起了五祖的注意。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獦獠”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一般认为“獦獠”意为田獦渔捕之獠人，田獦鱼捕与学佛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才引出五祖弘忍和尚那关键性的一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有学者指出，《坛经》讨论“獦獠”能不能成佛，犹如讨论断绝一切善根的“一阐提”能不能成佛一样，是佛教史上有关佛性问题的一大重要公案，值得认真研究以求进一步澄清。

故“獦獠”释义仍当读为“獦獠”，殆指“獦头獠人”，而非“打獦獠人”。“獦獠”读为“仡佬”乃是后起义，其中另有一层文化习俗演变的曲折在。

（二）

獦头血祭也是中国云南佤族原始祭祀中的一种最高献祭活动。以武装出征的方法獦取人的头颅来祭主宰万物的神灵“木依头吉”。被獦者一般是与本部落有仇的其他部落成员。獦头活动在每年春播前进行，若春播前未能獦到，可改秋收进行。届时要举行獦头、接头、祭头、送头等盛大的宗教祭典。獦到的人头带回部落，供在历史最久的村寨的木鼓房人头桩上。由头人主持接头祭典，代表大家对人头说：“我们这里酒美饮香，请你饱餐一顿。希望你今后把你的父母兄弟也请来饮酒吃饭，保护我们村寨的安全，庄稼丰收。”并在人头上撒些灰烬，与鲜血混合一起滴落在地上，然后每家分一些，待播种时随种子撒在地里。

獦头是为了祭祀神灵，但原始人又对獦到的人头怀有恐惧感，所以把所獦的人头作为祭祀的对象，用隆重祭典祭祀人头，祈求人头保佑人们平安，生产丰收，并祈求被獦者饶恕獦者和獦者村落的群众。每年夏历四五月还要举行送旧人头到村外人头桩上永久供奉的祭祀活动。《魏书》特别提到獦头祭祀以美须髯者为珍贵，其原因也可在佤族獦头习俗中找到解释。

照佤族人的看法。“美须髯”的功能是达到一祭数熟。这说明獦头源于一种相似巫术：认为发须稠密必然导致谷物茂盛，认为獦头血祭类似于一种灌溉——以神圣之血奉献于神灵，以求得大自然甘汁的还报。在商周时代的藻礼中，我们看到了与此相同的一种巫术行为。因此可以说，獦头风俗是在把发祭和血祭的巫术行为同头颅崇拜结合起来的时候，揭开它的历史序幕的。

佤族獦头之前，首先要由该寨窝即看好“鸡卦”，然后才有组织地去砍头。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也可在僚族习尚中找到。

站在佛教立场看，如果说田獦鱼捕是极大恶行，那末獦取人头与燕食人肉更是大恶之恶，直接关系到人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的大问题。弘忍和尚已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故有此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而从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本心出发，惠能法师的应答也极有哲理的强制性与普遍性：“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尽管是有獦头与食人习俗，身陷大恶的獠人，其人性乃内具自我净化，自我超越的应然与必然性，只要一旦发心修道，就不排斥其具有可以踏上学佛道路，获得本然性心性觉醒，最终达至成佛终极目的之存在性可能。可见原文语言表面蕴藏着佛教哲理诠释问题。而后来的禅宗思想则将这一哲理深化为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大涅槃，一体不异；佛性圣凡同具，虽阐提终不能断；狗子有佛性等公案。

（三）

毛泽东冒充哲学家，看来还想做个现代的慧能，所以娶的小老婆都叫“开慧”。因为他和慧能一样出身于獦獠，但是他没有培养自己的人性，反而放纵自己的兽性，结果变得好斗乃至杀人不休。

恶霸地主毛泽东

《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毛泽东的难言之隐——深析 土改“杀地主”的真正阴谋》说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1949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一）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湖南嘉禾县土改斗地主之一景(网络图片)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五）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残暴？因为他有恶霸地主的家传。经过马列主义的强盗逻辑的武装，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中国最大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A 20th-Century Hoax ( the Case for Study: Adolph Hitler)》指出：

2010年在线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 编著

内容简介

阿道夫·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犹太人？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犹太人的后裔为何如此仇恨犹太人并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作者谢选骏发现，并且犹太人的后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那就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运动，其领导人多是“剥削阶级出身”，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而是为了让自身成为“垄断剥削的阶级”。

Synopsis

Is Adolph Hitler a Jew or not? Xie Xuanjun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Jewish descendants have pursued-- in a big way-- a policy of wiping out the Jews is not an isolated phenomenon, but a case of a widespread 20th-century hoax, namely,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of wiping out the exploiting class. Most of the leaders of this campaign were themselves descendants of the exploiting class, and their purpose in launching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was not to liberate the proletariat, but rather to become monopolizers of exploitations.

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

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

例如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

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目录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章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章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章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章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章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章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章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章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章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章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章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章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章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章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章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2016年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