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奴们把“宜昌1938年大撤退”比做“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是相当没有常识的谄媚。因为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在前，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后——宜昌大撤退怎么可能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呢？相反，应该把敦刻尔克大撤退叫做“欧洲的宜昌大撤退”。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前两年，中国境内也有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撤退：在短短４０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１３万吨货物和３万余人员转运至四川，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
这是面对民族危亡的中国民众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创造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是因为从小听到母亲刘家桂讲到这段血泪历史。她们的家族企业是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就因为参加这次大撤退，而遭到日本飞机全数炸毁击沉，家庭成员殉难，企业从此破产……
由此可见，宜昌大撤退并非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而是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的参与。刘家桂也因此被迫流亡重庆，抗战胜利后跟随父亲去了上海、北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宜昌看一眼。1973年1月24日 ，死于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西方国家还在对日绥靖、隔岸观火的时候，我的父母一辈和他们的长辈，就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血流汗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崇拜西方人和他们的真理呢。
对此，亲历了此次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民间船队。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并源源不断来到湖北宜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涌往宜昌的货物和难民达到了高峰。
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家当，几乎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网文《宜昌1938：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充满这样以偏概全的洋奴思想：
宜昌，湖北西部的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就在1938年秋冬时节，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和武汉先后沦陷，数以万计的人员物资，都把撤退的目标瞄准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
撤往大后方，长江三峡是必经之地。所有从下游运来的人员和物资，在进入三峡前，都得在宜昌码头换乘吃水浅的大马力小船，才能通过水情复杂的三峡航道。更关键的是，还有40天，三峡就要进入枯水期，船只无法通行。时间不多了。
这不是一次无序的大逃跑，而是一次有组织的大撤退，是一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竞速。整个行动的指挥中枢，就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位于怀远路的办公楼。楼下重兵把守，戒备森严，楼上通宵达旦，一刻不停。
历史上，把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来说，他遇到了公司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运输的，不是普通的物资，而是从沿海大城市搬运来的战略物资、军工设备，多达13万吨，方圆几里的码头空地被堆得水泄不通。能否安全运出交战区，送到大后方，尽快恢复生产，关系到对日作战还能撑多久。
需要带走的，不是普通的旅客，有超过3万名军政官员、技术工人和普通难民，还包括1万多名儿童。他们需要有饭吃，有活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能量，支撑危局。有数以万计的大批伤残军人，他们需要尽快救治，保住性命，尽早康复，重返战场，成为支撑抗战的生力军。
除了要把这些人员物资安全转移到后方，还要从重庆向前方运送大批出川抗日的川军将士。这种交叉运送，增加了运输成本和难度。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那么，宜昌的水上运力够用吗？
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内河航运公司。老板卢作孚苦心经营多年，鼎盛时期拥有116艘大小船只。然而，三峡航道狭窄，浅滩多，自下游向上游，需要逆水前行，这就需要大马力小船。这样的船，民生公司只有24艘，单船载货量只有200-600吨，将物资和人员全部运到重庆，需要一年时间。而国外航运公司不仅类似船只稀少，且标榜“中立”，拒绝搭载军用物资。关键时刻，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船。船少人多的矛盾，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即便这硕果仅存的24艘大马力小船，也险些不保。
1937年南京陷落后，自忖海空军薄弱的国民政府，为扼守长江中游，就采取沉船塞江的消极防御策略，阻塞航道，阻敌西犯。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政部指令，要求征调仅存的船只到长江田家镇段凿沉。卢作孚坚决反对，便利用他作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发表声明，强调当前水运紧张，请军政部冷静考虑封锁航道不用沉船的办法。他提议，招商局、民生公司的船只全部调往宜昌，紧急运送撤退的企业设备，承担疏散人口和运送出川抗日军队的任务。以此为由，他说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取消了沉船决定，转而建造多艘钢筋水泥船沉江，从而既保住了这24艘船，又迟滞了日本海军的溯江西犯，为宜昌大撤退争取了时间。
民生公司面临的困难，大家很清楚。所以，码头上各单位争相抢运，甚至直接武力夺占。民生公司有7艘船，甚至被重庆行营拉去“打军差”。每艘船从宜昌跑一趟重庆，必须捎带一批弹药到万县。1938年1月，民生公司的“民勤”轮抵达宜昌，尚未卸货，警官学校的学员便全副武装，强行登船，要求直接装货。为了搞到一张船票，不少人上门请客、托人、送礼、交涉。军人气势汹汹，甚至动辄掏枪威胁，拳脚相加。
运力缺口、时间缺口、管理缺口，给大撤退的组织造成了更多困扰。天时、地利、人和，卢作孚毫无优势。他该怎么办呢？
当机立断的决策
40天，运走如此多的人员物资，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撤退行动的总指挥，兼有官商双重身份的卢作孚，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目标，以及为之服务的有效措施。过高或过低的目标，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结果不堪设想。
最佳目标，当然是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全部送到千里之外的重庆。从时间、水位、运力、装卸能力来看，这都不可能实现。
最坏后果，40天抢运黄金(1183.50,
-6.30, -0.53%)期，在混乱中没能运走多少人员物资，导致宜昌陷落时，大多数人员物资落入敌手。这将是满盘皆输的结局，必须竭力避免。
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全部运走。保证40天内所有物资人员离开宜昌。不一定都抵达重庆，但可以分散开来，化整为零，尽可能向上游运动，甚至暂避于三峡的崇山峻岭之中。总之，以不落入敌手为目的。这也是卢作孚对所有人做出的承诺。
实现这个最现实的目标，就必须挖掘潜力、自立创新，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加快运转、全速撤离。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员工们，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愣是改写了历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临危受命，指挥部署。1938年10月23日 白天，卢作孚领命飞抵宜昌，直奔码头，紧急调研，连夜沙盘推演，拿出了大撤退的全套运送方案，并在次日早上8点带到了公司例会。他抽调业务骨干加强领导力量，把40多名川江著名船长和领航员调到宜昌，参加抢运。组织公司高管上船监督，确保运输安全。卢作孚自己对所有船只的位置和运输情况了如指掌。由于昼夜不歇，极度辛劳，他的脉搏一度骤停。
排除干扰，分清主次。卢作孚下令，停止请客应酬，只保留工作往来。这么做，就是要节省时间，避免任何走后门的做法对他环环相扣的撤退方案造成任何干扰。然后，把宜昌码头堆积如山的货物，按照轻重缓急加以区别。公营厂矿的重要器材配合成套，优先装到轮船上启运。不重要的器材或交由木船运输，或在40天后另行安排运输，或就地抛弃。
挖掘增量，盘活存量。民生公司从民间征集了800艘木船，再加上自行建造的1200艘木船，加起来有2000艘。这些木船轻薄短小，机动灵活，可将码头上的货物化整为零，蚂蚁搬家。民生公司出台《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将船上卧铺票改为座票，每个卧铺安排5人乘坐，客运运力大幅增加。三峡航道无法夜航，民生公司就白天航行，晚上装卸。白天先把货物装到驳船上，傍晚待轮船抵达宜昌码头，驳船立即拖到轮船旁边，打开舱盖和门窗，只要轮船抛锚，立即装货。充分利用夜晚，把宝贵的40个白天全部用于航运。
自主创新，快速装卸。宜昌码头设施简陋，仓库不足，缺乏大型机械。1938年6月起，民生公司在宜昌五龙增加了一处码头，在大公桥至九码头的岸边修建了滑坡，放置绞车、铁管流筒，用于上下轮驳靠岸装卸超重、超长物资。三斗坪、青滩、巴东等处码头还设立了转运站，增加趸船。公司员工还自行研制了30多吨的起重吊杆，对于吊拉超重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公司还临时招募了3000名装卸工人。每到夜幕降临，船上岸上灯火通明，工人们抬着机器，喊着号子，和着汽笛声、起重机声，演奏了一支悲壮的交响曲。
三段接力，分段运输。如果采取全段运输，一艘船从头到尾，中间不换船的话，虽然环节少，时间短，速度快，一步到位，但往返耗时6天，无法将宜昌码头的人员物资快速运走。于是，民生公司采用其1936年在长江枯水期总结的“三段航行”经验，将宜昌到重庆段按照水情状况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到重庆三段。不同的船在适合自身吃水情况的航段内循环运送。既缩短了航程，又确保每天都有6-7艘空船返回宜昌，确保运力。当然，至于那些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直接从宜昌运往重庆，但返回时绝不放空，而是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回到宜昌。
优惠定价，民生第一。作为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在运力短缺的非常时期，完全可以将船票坐地起价，发国难财。即便涨个10倍，仍会有难民倾其所有，去换取这张保命符。然而，卢作孚选择了大幅优惠。公教人员优先登船且享受半价，难民儿童免费乘坐。他甚至要求每艘船离开宜昌必须带走50名孤儿，否则不许在宜昌和重庆靠岸。至于货物，军工器材每吨30-37元，其他公物每吨40多元，民间器材每吨60-80元，远低于外商报价的每吨300-400元。显然，卢作孚没有把大撤退当作生意，而是当作了一项光荣的使命。
艰苦卓绝的壮举
1938年10月，宜昌大撤退拉开帷幕。在这场豪气冲天的壮举背后，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民生公司动员的2000艘木船，大的载重120吨，小的载重不过20吨。静水无风时，日行50里；顺风时张帆航行，时速50里；到了三峡的急流险滩，船只逆水而上，只能由纤夫拉纤，方可前行。有些险滩，虽有一二百名纤夫奋力拉拽，每小时也只能前进两三丈，两三个小时才能拉过一滩。长江巫峡段两侧皆为悬崖峭壁，纤夫无法上岸，只能扎水等风，有时甚至要等五六天。遇到雾天、涨水、黄昏、夜晚，都无法行船，只能等白天水位稳定后才能行船。即便如此，宜昌到重庆段随处可见在浅滩搁浅和撞翻的船只。
这些木船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4-7艘为一组。每遇险滩，纤夫和乘客都要下船，在岸上拉纤。遇到有些难走的险滩，几艘船的纤夫就得凑在一起，一船一船单独拉拽。这样，木船速度就大大落后于轮船，溯江西行要30-40天，顺江而下要10-15天。
大撤退期间，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宜昌的邮局、电报局高度忙碌。当时电报局发报用莫尔斯机，设备落后，人手不够，待发电文严重积压。后来，电报局的工作人员就在每天航空邮班即将封班前，拿着大捆待发的电报，作为航空快递邮件寄走。这样总比长时间排队等候，效率要高得多。当然，这些事发报人并不知情。卢作孚深知电报局已无力招架，便鼓励员工自行研制无线电台，以了解长江水文环境变化，掌握船只运输情况。1938年，已在船上和岸上装备了10台。电报收发量也是逐月激增。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码头完全安静下来了。卢作孚离开公司，独自在码头巡视良久。曾经堆积如山、堵塞道路的物资设备运走了2/3（近10万吨）。曾经群情汹汹的难民潮不见了，3万多人坐进了民生公司的船舱，踏上了前往大后方的通途。这样的运输量堪比1936年全年。宜昌大撤退书写了历史传奇！为此，国民政府特别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
当1940年日军攻陷宜昌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日本军界完全没有估计到宜昌撤退能奇迹般的完成。在日本军界日后的战略检讨中，一直认为没有在占领武汉后强取宜昌，是一个重大失误。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证了大撤退的战略价值。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6艘轮船被日寇击沉，116名员工献出了生命，61名员工受伤致残。但是，他们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从宜昌抢运出的单位，既有金陵兵工厂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也有大成纺织厂等民用企业，还有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珍贵文物等。600多家工厂，数以万计的抢运入川的专家、技术工人，以及十多万吨物资设备，很快就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批新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工业命脉，保存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政治实体、工业命脉、教育传承和文化、商业事业的精华，为前线将士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和给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宜昌大撤退，绝不只是民生公司服务抗战的终点。整个1938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有30多万人，运送弹药4600多吨。1937年8月14日 至1944年11月15日 ，民生公司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运送抗日将士270万人，西迁人员35万人，抢运军工器材1.9万吨，航空油料3.9万吨，其他辎重30.9万吨。
有时候，今天的撤退是为了明天的胜利。有时候，能够完美的撤出来，保住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
谢选骏指出：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是因为从小听到母亲刘家桂讲到这段血泪历史。她们的家族企业是一家长江航运公司，就因为参加这次大撤退，而遭到日本飞机全数炸毁击沉，家庭成员殉难，企业从此破产……由此可见，宜昌大撤退并非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而是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的参与。刘家桂也因此被迫流亡重庆，抗战胜利后跟随父亲去了上海、北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宜昌看一眼。1973年1月24日 ，死于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候。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西方国家还在对日绥靖、隔岸观火的时候，我的父母一辈和他们的长辈，就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流血流汗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挺直腰板做自己的主人，不再崇拜西方人和他们的真理呢。
2017年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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