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足音（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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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之谷
01
生命之谷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祭坛，每个人各用不同的名号，去称呼它，每个人沿着不同的幽径，去逼近它。现代中国的名号是：只有豪门而没有贵族的荒场，只有装潢而没有气质的祭坛，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们。
02
对他者来说，你永远都只是你在他那里的价值、功能、用途、吸引力而已。当然，这也包括相反的函数。在他者那里，你的整体、本体，全都消解了，更不用说你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了。他尊重你的极限程度，一如尊重他自己的某一个器官；他仇恨你的极限程度，一如仇恨一个谋财害命的鬼魅。他爱你，是因为他自己的某种感觉，而你恰巧来到这里并激醒了他的这一感觉！这个生命的世界，垂涎三尺的现象遮蔽了一切。
03
生命的世界，发出三种震波：音乐、语言、动物的吼声。人在最情急的时候，是以动物的嘶鸣来表达；人在最优雅的时候，是以音乐──“天上的声音”──来絮叨；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说话。所以，最好的书籍（指文字写成的）是音乐式的，最差的书籍是标语口号式的，只有一般化的书籍，才以语言的方式在认真说话。如果真有天堂、地府的话，我想，天庭一定是以音乐说话，而地府肯定充满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就像是现代音乐那样。
04
电影是有音乐的，生活却没有乐曲的伴奏。音乐堪称“生命的本质”，因为它是直捷提供感觉的一种艺术；而生命在性质上只是一种感觉体、甚且只是一种感觉而已。音乐把生命的神韵给抽象出来了，电影则把生命的神韵镀抹在生活那枯燥的骨骸上，使无聊的过程本身成了一种娱悦。要是人们将音乐射入生活，从而以一种观赏电影的心情来品味自己的“日子”，该有多好啊！──那么平庸刻板，那么毫无新意地重复了亿万次的灰烬，也能生出光辉来。
05
性格决定反应的模式，关系决定反应的强度，而环境因素则限制反应或鼓励反应，除此之外，大约人人都太相似了！真不愧为是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陶冶并淘汰下来同一个物种！“不要苛求并谴责别人，先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观念、信仰，习惯、琐事，伴侣、打岔，以及熟悉的环境等等，冲淡了人的孤独感，替人的深壑搭上了条条彩虹……“多美丽神奇”，诗人说。“这是通向天堂的路”，武士说。庸众则认为那是雌雄蛇神在交配。可是谁要是真地“实践”上去了，他跌下来的时候一定更是晚景凄凉。
06
幸福，就是一种被麻痹状态，那时，你暂时遗忘了生命的重负，甚至忘记了自己！一心朝向太阳，是向日葵的陶醉，这既给了我烧灼痛苦，又给了我流淌的灵感，我是该远离你，还是该亲近你？该敌视，还是该仰慕？生活在主流还是生活在支流更能麻醉自己？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唯有理想主义的激励，才能拯救我们不断下坠的灵魂。如果我们扼杀了自己的灵魂，就能活得轻松愉快一些，那么，会有百分之几的人愿意以幸福的名义，让灵魂死去？什么？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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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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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09
历史是无善恶的。
善恶是人生之谷里的一种选择。在狭窄的人生之谷里，只有进与退的抉择，没有旁鹜的自由。一些人把前进视为罪恶而称颂后退或停留；一些人把前进视为善德而攻击后退与停留的企图。但在那寥廓无际、圆融一体的历名之天上，却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则。历史之天，那是被没有法则的法则、被创造法则的动态，所鼓荡着的“更大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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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难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可以根据宇宙的阴阳关系做出解答了：当然是先有鸡后有蛋的！因为蛋的“鸡”蛋性质（这应不言而喻），已决定了蛋只能由鸡生出。否则，那就不是鸡的蛋，而是别的蛋，是那些尚非是鸡的禽类所生之蛋。根据进化论的假设也可以得出似的结论：鸡类是从别的鸟类的蛋中突变、孵化出来的怪胎发展过来的。而宇宙之易也恰恰是：阴生阳，阳生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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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是孤独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了掩饰这灾份尴尬，为了慰抚这份酸楚，他发明了友谊（不同于互相利用的经济关系）与爱情（不同于专门交配的性欲关系），以资排遗寂寞。他是多么迫切地渴望幻觉，为此，他常认真地炮制假象。“观念的奴隶”──这就是“人”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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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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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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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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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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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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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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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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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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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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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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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到“诱惑”或被震撼得失去常态，就不必硬作文章。因为无诱惑无震撼的境界，同样令人羡慕！甚至是更加令人羡慕。无诱惑无震撼而硬作文章，不仅拙劣，而且过程痛苦。惟有诱惑和震撼，才是美妙的，听从诱惑，才是大手笔。这样的诱惑，当然包括宗教的诱惑、得救的诱惑、天国乐土的诱惑。
真的作者，意即受到诱惑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是些变相的心理自述。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一种回忆和自我安慰。若说他们作品的客观效果“可以欺人”的话──那么它们首先是一种“成功的自欺”？自欺方能更好地欺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真的作家”们的作品──对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才能获得一种准确无误的透视感，一种月色澄明般的普照感。
一个真的作者也就是以写作为乐而不是为生的人，他的作品首先是写给自己心理历程的一束鲜花、写给自己生命征途的一块碑记。因此，他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往往是自觉缺乏的，他用此法来实现心灵的自我克服。
“和为贵”的宣扬者往往在流离颠沛的倾轧中渡过了一生。而“无为”的鼓吹者如老子最后却“不知所终”。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然，我们必须把那些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作的“伪作家”、“以写作为生的爬虫”排除于此列之外……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写心情而是写肠胃。
真的作者渴望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对人世无所留恋的心理状态，一只看破红尘的智慧眼。一种“不顾后果”的亡命精神，赌徒般最后一搏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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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式的人物”和“海明威式的精神”，实在是神经衰弱的症状。人生的诸多磨难，无法通过“海明威式”的疯狂与痉挛来解决，除非那是把猎枪塞入自己的口腔，然后──扣动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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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人学专家”，那么他的工作领域似乎应该包括：
（1）研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与人的处境；
（2）当代世界文明的景观以及中国的命运；
（3）我们在这一片乱麻之中最好扮演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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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代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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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只配做一个隐士？谁受不了世俗的刺激，结果对世俗生活种种罪恶的“反击”，反倒形成了“特殊的罪恶”。难道这种作为“罪恶之果”的“超级新罪”可以当作一种荣耀？或是一个高贵的标志？
归隐乎！归隐乎！！我终于在现代做成了一个古代的隐士。这是我十七岁时的梦想。那时我还想出家做一个小和尚，在撞钟健身之余，可以猛啃经书。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俗生活，可以逃避猫头鹰（毛泽东）的政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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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确实感到自己的脆弱？谁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一些，更麻木一些，更亡命一些：那么，就请变成一只书虫，而不要变成一个自作多情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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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最大收获并非游乐，而是在与陌生环境的接触中，“体味自由精神”。这时，你特别能感受到“人”是一种多么高贵的生灵，因为在旅行中你仿佛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所以，最能收效的旅行当然只能是“孤游”！谢朓就很懂此中的真味，他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一诗中写道：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鹜。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孤游昔已屡。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
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这说明他是真正领会了旅游的神髓。
但当代人却完全误用了旅行。他们把旅行变成了一种购物消费甚至娱乐炫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感到的精神负担甚至比日常的闭锁生涯中更为沉重了！在炫耀中，自由的、独与天地往来的精神，终被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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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间里散步，是完全起不到散步作用的。因为散步的功能本不在那周而复始的腿部机械动作，而在于消除焦虑。而室内散步，却充满讽刺意味地向你宣示：这房间是根本走不出去的，你的焦虑是无法消除而只能加剧的。
文明就是一间房。它是人走不出去的一间房。人只能在房间这头走到房间那头，靠那头的希望来在想象中消除这头的焦虑。但这只对笨人有用。对聪明的人而言，他还没有走到那头，就知道那头本和这头一样，代替焦虑的还是焦虑！所以，他只有尝试用“分析焦虑”来消解焦虑，也就是说，用思想的散步代替行动的进取，用脑的奔驰代替腿的散步。这种尴尬的“进化”很能说明，为什么随着文明（而不是“文化”）的发展，“分析”之风日炽。因为此时此刻的“分析”，已经成了天资聪颖的人们唯一能进行的挣扎了。而等待着愚笨的人们的，这时就只剩下沉沦。
沉沦就是大众化，就是放弃判断和人性。像团体旅行那样，以异乎寻常的步调一致奔赴沟壑，仿佛沟壑里有着永生！这是产生“救世主态度”的时代，正是在这精神的感召下，旅客们以快乐的心情走向车毁人亡。你能说他们可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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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体育！你的目的就是把人变成做一架超级机器？如果灵巧只是用于用作观赏的目的，你说这到底是灵巧，还是呆板？
“散仙”是中国体育的精髓性观念。它是与欧洲体育的群体性、机械性、训练性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个体性、灵异性、气质性。仿佛它知道他人的目光，使你的灵巧变成带着镣铐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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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具体的，具体到了无法解脱的地步，于是“宇宙的永恒压制”被发现出来。用来对抗“宇宙的永恒压制”的，是“零点式的态度”：
真正的坚忍，彻底的无所谓，十分的麻木，以及勇敢的出击，亡命的冲锋等等，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日程生活。难怪现代人对毒品的需要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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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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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题材中，最难描写的大约就是梦了。而在一切描写梦的艺术形式中，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大约最为得心应手。但是，再杰出的电影高手也只能表现梦的心境所涌现的情节，却难于表达些情节、景观所据以生成的那个精髓：梦者的心境。这种极度欢快的眼泪，极度压制的沮丧，极度开朗的傻气，极度睿智的雄思，都是电影艺术永远无法问津的。导演先生，你只善写作，何能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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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喜欢你写的东西，而是喜欢看你写东西时的神态；我不是喜欢你的谈话，而是喜欢听你说话时的声音”。
“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那些东西和谈话真的对你一点吸引力没有甚至招你反感的话，你会喜欢炮制它的神态与传达它的声音吗？”
“当然不会的。但我更喜欢那神态与声音。”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那些东西和谈话了，害怕自己的浅陋与不解被它们给揭露出来，像小溪害怕进入湍流因而完全淹没自己，你也对真正进入这些东西与谈话的主题怀有一种被淹没的恐惧，一种歇斯底里。所以，你便十分狡猾地把有关智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关爱情的问题……这就是女性的知智慧？”
上面是我假设的“萧伯纳和女演员的通信”。而真实的通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女演员给萧伯纳写信求婚，说如果能生出“一个头脑像你而面容像我的孩子”将多么好。萧伯纳回信说，但是如果不幸生出一个面容像我而头脑像你的孩子，那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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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是作为“外物”而被认识的。尽管，这是些会说话的、甚至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外物。──正如古希腊人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现代人批判了奴隶制度，从此出发，他把“会说话的工具”升格为“会说话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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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悲剧中，方能体味悲剧的真韵。否则，人就只能欣赏悲剧而成为观众；而无法体验悲剧而进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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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对于一种欲望的极力渴求”──来冲淡“另一种欲望对于我的压迫”，这是意志力的辉煌业绩之一。但这并不构成“解脱”，这，只是反压制力形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心理学称之为“移情”，但它并不能总是成功。因为欲望既然存在，就不可能毫无表现。即使欲望的大部分能量被转移了，但它的残余却仍然发挥着与它的“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甚至剧烈作用。
反压制力的这种形式向那种形式的过渡与转换──需要一门精深高妙的“艺术”来予以完成。只有大艺术家甚至天生的大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具体的艺人──“文艺工作者”──才能成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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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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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置一下：当你对某人在某事上所扮演的角色深感不满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处境与他的处境互置之后，你是否依然对那一角色不满？如果是的，那一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否则，就是可以原谅的。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考虑到，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实际上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例如，有人拿丈夫（或妻子）和情夫（或情妇）作比，就会发生人性剖断上的严重失误。补救的办法是，你把这两个人格所处的角色互置一下，然后再进行比较。于是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事：有人费尽心机和原配仳离而与情人情妇结成婚约，结果发现，后任比前任更加难缠；这并不是“有意的欺骗”，而是“处境的改变”使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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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落入情网。而“原发性的恋爱”与“原发性的脆弱”相加，是最为灾难性的。
男子可以在任何年龄爱上一个有过任何经历的女人，并达到迷狂的程度。女人则不然，她只在内心深处委身给她偶然碰上的第一个男子。不论是爱与恨，或是淡然，这男子便成了她终身的创伤、终身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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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尚不能保持，失去的又怎能追而复得？从这种意义说，“失恋”是不可弥补的永久性创伤。失恋不仅指男女恋情的中断，且可以泛指一切“无奈的失去”之情。真正的失恋之后，人只能在新的情境下，寻求代偿性的麻痹，以求忘却旧情罢了。
“与妓女交往没意思，与贞女交往太沉重，与半贞半假的良家妇女交往又觉得太是繁琐。”一位来自香港的商人在1989年的广州监狱中对我如是说。然而要是反过来，妓女、贞女、良家妇女，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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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固执，那般专注，那种对死亡的迷恋和震惧，那般无遮无拦的联想，那般无以名状的淡淡哀愁，还有那刻骨铭心的神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每个人的躯体内部都藏有大剂量的人性秘密。这些“内涵”生带来，死带去，很少有幸运的人能将自己的秘密实现出来，更少有人能在实现之后再开掘出来，来一番“自我发现”，并通过符号垂诸未来。因为这些潜能是紧紧闭锁着的，是需要另一个人用他的潜能为钥匙，来激活并打开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没有那样一串复杂得如同密码的钥匙，你的秘密只能永锁胸间。
不同的人，打开不同的潜能，有如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的锁。而你的一生能碰上一些怎样的人以及在什么时候碰上什么样的人，这可真是偶然中的偶然、巧得不能再巧的“缘份”了啊！所以，你的有些潜能是永远无从发掘、显现的，而有些呢，却由于过度的诱惑而被夸张得变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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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明智和坚忍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终于确立了婚姻制度。可卡因的沉迷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压抑”，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正如为了安全，人类的集团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如果人的性禁忌真的像犹太人渴望在异族社会里推行的性解放那样完全解除了一切顾忌，甚至一如小赫胥黎在他的《奇妙的新世界》中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彻底的共产共妻，那么，“新世界”就是文明遭到肢解、彻底颓废僵化的样板戏。不信，我们就看一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停滞与黑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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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梦》（利百加，Rebekah）的主题是在说：纯洁而没有堕落之“烙印”的女子，才能拯救一个男子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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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强健富有的配种，是生物择偶的第一准则。而人类的爱情有时却睽离这一法则，追求弱种甚至追求病态，这是为什么？这可能出于以下原因：
（1）受到社会的规约，守着自己的份；
（2）人的心气易受摧折，从而背离自己的原始之爱；
（3）人的自尊使他产生了自欺倾向，“葡萄是酸的！”
这说明人完全是个“活在感觉中的生命”，只有“当感觉凝滞的时候”，才能“感觉到永恒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瞬间，才会诞生思想、理性、哲学甚至诗、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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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吐出来的“爱情”，是令人恶心的；一个垂死的专制暴政所施行出来的仁政，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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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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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评价都不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于评价者的。相反，任何评价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它都着着实实地反映了评价者是如何估价自己与被评价者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但这起码体现为一种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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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段日常批语的翻译：
（1）“他是个恶棍”──他比我厉害，我又拿他毫无办法。
（2）“她是个荡妇”──她已和（或许可能和）许多人乱来，但却没和我乱来过。
（3）“他是个小人、十分庸俗”──他办得到许多不无益处的小事，可我却办不到。
（4）“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做到此事，不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一语后面，往往紧跟着“不过”）
（5）“我年轻时也有过理想”──我并不一直都是个毫无念头的低级动物；更非生来如此的贱货！（虽然现在我已经沦为一头彻头彻尾的牲口了。）
（6）当人们说“他有野心”，也就是说“他对现有处境并不满意并亟欲改变”。也就是说“他尚未彻底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不幸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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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崇德思想与日本人的效忠思想不可同日而语。崇德是抽象的，效忠是具体的。效忠的对象可以是错误的，但是那效忠还是对的。崇德则不然，它否定错误的效忠，却使得一个错误的民族无所适从。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商人的效忠，而不同于武士的效忠。中国人的理想与其说是秦始皇还不如说是吕不韦，那位商人政治家。他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还是“造王者”，不仅精神造王，还肉体造王，虽然按照太史公的说法他是用了偷梁换柱的窃贼手段，但后来两千年间却成为所有“中华英才”的师法对象！如此个人至上的做法，最后很难不演变为互相出卖的民情风俗。老实的人对此叹惜说“人生来就是要被出卖的？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逃兵在中国成为“机灵”的代词，汉奸成为“识时务”的冠冕，而“荣誉感”则成了一种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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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载体──超越了时空与自我。一本好的书，采纳中外、贯通古今，它的风度诱使人的精神日新不已，步出一己的封闭，通往无垠世界的讯息库──读书，从此成了进入智慧海的不二法门。
在古代圣典中，上帝对虔诚的信徒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再过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洪水，是人类面对的多重挑战；方舟，是人类超越洪水的载体。人生旅途上的书籍，尤如洪水中的方舟，──它与世浮沉、与时推移，但却矢志不渝地指认着自己文化的、超渡的使命。
在经验的世界中，令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正是凭藉了书舟的超渡力。
一本书，堪称一座小小的方舟，一个助人跋涉于艰难时世的精神飞行器；它又沟连多人的心思，作成群体的纽带。
一套丛书，就是一连串精神方舟的系列；它透视现心灵的漩涡，脱开紧闭的茅塞，是个无形的共济场。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认为，读书者对书的态度应该是：“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其“深思”的目的，在书籍本文的意蕴；“慎取”则在于求索主体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弗兰西斯·培根则更在《新工具》中，以近代化的思索点破了人与书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人类智慧所构成的“洞窟作用”。即，当人们失慎于书时，它就难免对人构成可能的危害。史称梁元帝“读书误国”，是为如此这般史鉴，是为迷于书海无穷而忘却书舟颠覆的超越者鉴。
书的功用，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模式，而在展示了幅幅动态的流图。一本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因时间的流易而变得陌生，其结论也可以渐渐化为陈腐，但它所呈现的精神活性及其流线，却同样可以是常新的：活力比结晶更长久。
动态化的书籍观，以强健的时代感获得了明晰的方向，它无意去退藏于密、膜拜坚硬不变的真理，而是前来与读者们同解生机盎然的文化之谜。
就我们的“文化哲学丛书”而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际上朝向同一的方位。这，就是通过精神领域的运动、转形与升化，去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这三个“面向”的主体，并非他人的文化结晶，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需要。这需要召唤已被大一统体制抑制已久的民族活力，催促坚韧的中国民族再度觉醒，抵达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一百五十年以来，那些在苟活中担荷苦难与再生的“中国的脊梁们”，不正是如此努力的？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双向性认同，通过把握开放与自强间的最佳交叉点──中国民族正在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灵性洞天中，就曾以易形无穷而永葆其神的鲲鹏，去象征中国的心，去象征中国精神那勤于探索、不知疲倦的活力：“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正是这主体的活力，才使我们在面对浩瀚无已的新潮文化时，不知惶惑、不知退缩。中国的心，在东亚舞台上曾经“水激三千里”，取得过“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煌煌成就，可惜一统的沉寂窒息了百年激荡，惟有奇迹可使鲲鹏再度复活，把巨大无匹脉息，投射到我们的丛书中──“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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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只有一位，所以德国妖人音乐家瓦格纳的“女武神之骑”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就宛如女妖之声，毫无我们理解之中的“神”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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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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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革命事件毁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部生活，扭捩了我的全部命运。”老人说。“那怎么可能呢！毁掉了的再建起来不就得了吗！”少年说。“毁掉的心境是再也建立不起来的。那革命事件的冲击波揭开了被遮覆的真相，宣告了你苦心经营的生活是多么脆弱、无聊且虚幻啊！从此，你的命运不得不改道而行──你怎么能走在一座已经跨掉的桥上呢！而世界上任何桥梁又都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垮掉的”老人说。
要是没有其他时空中传来的乐音，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像月亮上那样荒凉了，根本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可以谈话，没有同路人，没有引导者，没有一个可以寄托相思的对象……然而幸哉！这种荒凉状态也是人类文明史以来不常有的“异象”。如果说物以稀为贵的话，那么，这种“贵相”又将播下什么样的龙种呢？
荒凉的时代，荒芜的人群，荒废的情思。在这些大荒之中，会生出反抗荒凉的生命？就像沙漠植物，出于干旱，反抗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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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中期目标”常常是以牺牲短期目标并改变长期目标为代价。结果会发生两种情况：
（1）中期目标支配了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异化为目标的奴隶；
（2）中期目标偷偷被提升为长期目标（特别当你力量所限，一再推延中期目标的达成），结果使人“玩物丧志”，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人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生灵，所以，他不仅能为自己的处境镀金，而且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人生来注定就是要流血的：红的或黑的，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以这种藉口或以那种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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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中，好多原先互不相识、飘零四方的游民走到一起来了。在这聚合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净化并完成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又一座人体的金字塔诞生了。接着他们堕落了，露出了饿蚊子的疯狂来……这帮风花雪月之徒！这伙“随欲主义者”！他们玩玩这个，逛逛那个，一切神秘感都破毁了。他们谈谈这个，说说那个，一切价值感都尽行涂炭。他们的力量，在于成帮结伙，但这也注定是他们的致命伤，所以他们永远不能长久地共事，稍有起色，就内讧开来。
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压制源及其发出的无孔不入之压制力──作用于“历史气候的调整者”身上，就会化为巨大的反压制力。这些反作用力，及其夺人心魄、乱人眼目的表现形式──正是发自他们特有的心理海洋。这些海洋，映现着、改造着无机世界、有机世界、乃至社会世界的洋洋大观。这一“打破”这一肃清，就意味着更加深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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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反压制力量最激烈的表现。革命，是反压制力量喷发的最高巅极。革命，不仅要打破有形的既定压制，也要打破心理上的悟性压制。
革命是壮烈的。它是悲剧的最高潮，它作为悲剧的结束者和句号来到世间。
革命，决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政治运动的术语。也不仅是描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经济运动、军事运动，以及人间可能出现的剧烈运动的区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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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明的类型这一意义上的革命。有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
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现代人喜欢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这种革命，说它是“生物物种进化的一个个里程碑”…至于真实与否，只有他们晓得了。
就“现代科学”的视野而言：还有生命起源意义上的革命。而不是“物种起源”──“生命起源”必将成为生物学倾注最大关心的最大谜底……地质变动的革命。陆海升沉的冲天骚动……地球起源、形成；是星系诞生、澌灭──这又是何等壮观的革命！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伟大交替更迭！──那里有着新艳刺目的朝阳冉冉升起……
这些，就是我们这些现代智人的视野所窥见的“革命”……他确实不同于“猿人社会”！
即以“人民革命”为例。人民革命其实就是“人海战术”，是强大的反制力量。但它一旦爆发出来，马上就成为压制性力量。反压制要求某种形式的压制来补充自己！革命的历程越长，革命所容纳的杂质越多──它的压制倾向就越明显，它的惰性就越重，它的污秽就越是沉浊。朝气蓬勃的时候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新公式化、模型化、老公猩猩化……年轻的弹性消失殆尽。反制力变成压制力。
新的转机又开始酝酿；新的力量又开始消长。新的努力骚动了。革命，又是普遍的。《周易》曾赞叹说：“革而信之，文明以悦。”明确指出革命是文明的刷新者。“革而当，其悔乃亡”，明确指出恰当的革命乃是涤除不祥的有力手段。革命，不仅是一个西洋输入的概念，中国人，对它有最古老而又最深刻的论述。《周易》集中表述了这一理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因为革命，乃是来自宇宙的某种节奏。在它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运动中──流露出宇宙的最高情感。
不只是社会界，不只是心理界，不只是生物界──而是遍及宇宙每一个物理角落：都闪烁着革命的奇辉。没有革命，便没有明天的生活；没有革命，“存在”，就成为不可理喻又难以摆脱的超级暴君了。革命，都是好的。变化，都是可喜的。不论革命与变化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它毕竟在荆棘丛生的“存在”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路。没有革命，宇宙将沦为永久的黑暗。在这种意义上，创世的上帝，乃是最大和最初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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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沟通并转换有形的社会压制和心理的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
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净化”与“正义”，都应受到解咒，因为它们不同于革命，而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诅咒。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形诸笔墨的“规律”、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束缚生命力的“原则”、“理想”。“束缚生命力”，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生命力量的伸张。在我看来，只有生命力量的伸张才是正义，只有生命力量的扩张才是净化。除此之外的“净化”与“正义”，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病态限制，都意味着这些年轻时代恶棍，到了晚年却要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阻止年轻人像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鬼混。陀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们的精神衰落，已经成为社会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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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东西，只能诉之于正确的人格。高贵的东西，只能诉诸高贵的人格。而“规律”、“原则”、“理想”……若想成为有价值的──势必依附于某一有价值的、有具体生动内容的人格。否则，它们就流于空洞而虚妄了。
没有“客观上的净化”；正如没有客观的正义一样。们都是某种伟大人格或超群神格的鸡毛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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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仿西方生活和引进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俄国人比日本人显得从容不迫，他们因而造出了一大批文化上的副产品：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陀斯陀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
日本人，则显得匆匆忙忙。因而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造就值得“炫耀”。他们的文化副产品，就其创意而言最多只是二、三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即使其始作俑者也是意不在此的。
至于中国人，则是惊惶失措、乱做一团……因此，在中国变革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没有文化上的创造可以言得；反倒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民族的”的一词，在中国已经堕落为权势者们的梨园儿女了！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虚无主义
Nihilis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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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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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定价
US$
2017年6月第一版
June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三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