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下）

 

 

第六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第七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Sevn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第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第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第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Ten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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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Six Indirect Rule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一，王道与霸道的第二层涵义

1. The second meaning of kingship and hegemony

 

前面第二十九章提到过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t，1895─1970年〕，曾多次改写《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简称《战略论》[strategy]〕一书，以表达“用间接路线接近战略目标”的观念，但由于其思想新颖而在英国遭到冷落排挤，反倒受到德国人的青睐。其实，“用间接路线接近战略目标”的概念，很接近中国古代的“终南捷径”思想。终南捷径典出《新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帧二十一岁出家当了道士，广游天下名山大川，后来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修道，人称“白云道士”，唐朝好几个皇帝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谢绝。一次，司马承帧应睿宗皇帝的征召来到都城长安，许多人都来拜会他。三个月后，司马承帧要回去了，右丞相卢藏用也来送行。他手指终南山，对司马承帧说：“那里面有无穷的乐趣，你为什么要回天台山呢？”原来卢藏用曾在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后来应诏出来做了官。 司马承帧于是对他说：“我看那里只是为官的捷径。”“终南捷径”指为了做官而加以隐居的捷径。我在这里把他视为李德哈特间接路线的范本。

 

话说回来，1937年，李德哈特被任命为英国陆军大臣的私人顾问，对英军的改革和机械化提出不少建议，但遭到大家的反对，被高级将领压迫第二年还被迫辞去了这一职务。从此以后不得不专门撰写军事著作，阐述军事思想。而德国坦克军司令却把自己说成是李德哈特的“追随者和小学生”，结果1940年取得了针对英法的闪电战的压倒性胜利。

 

《战略论》1954年出版的增订版，分四编二十二章，和前言、附录。中心思想在说明“间接路线战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强调“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作者认为，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各国全面持久安全愿望的实现，因此氢弹不是保障各国安全的法宝。他批评那种“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的观点；并指出“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偏面的观点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这种错误，来源于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李德哈特强调：“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决定性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作者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这就使得“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他说，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事实上，“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我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他认为：“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订更加灵活的战略。”这是因为，战略在追求目标时，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而间接路线的观念，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彼此影响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方法。无论是在政治领域中，或在商业方面，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就是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间接战略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而在我们看来，李德哈特意义的间接战略，很有些接近中国文明中的“权谋”概念，而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就可以视为间接路线的一项生动运用。

 

这种战略是使战斗行动减到最低限度，其主要原则是避免从下面强攻的作战方式。作者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标的最短途径，因此，在战争和战役中，应避免同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要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精神上丧失平衡，然后再视情况实施进攻。据作者论证，历史上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间接方法取胜的。他强调：“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战略论》正是以史实为依据来作结论的，通过分析西方历史上几十次重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界定了“大战略”和“军事战略”、“间接路线战略”的定义，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地阐述了“实施间接路线战略的原则与方法”。

 

李德哈特的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和我们的论题有什么关系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它有些接近中国文明中的“权谋”概念，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可视为间接路线的一项运用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是古代中国“王道”思想的衍生，难怪《战略论》大引《孙子》的格言，明显是受到《孙子》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王道思想的启发。

 

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政治上就形成王道，在战略上就形成间接路线。在更为细致的层面，我们可以把“王道”理解为“间接统治”，将“霸道”理解为“直接统治”。参考一下《荀子》的说法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隆礼而尊贤，就是实行间接统治，重法而爱民就是进行直接统治。“隆礼尊贤而王”的“礼”，可以理解为习惯法、传统沿革之习，其中包括道德和普遍信仰。“重法爱民而霸”的“法”，指统治者的诰令律例，与西方人的“Law”不同而接近“Code”。礼法于此，合组为统治方式与战略构成，接近西方人所谓的“Law”。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也就是“法律的全球统治”。在这种意义上，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

 

“贤”，是礼制的模范人物，间接统治所需要的“代理中介”。封建制下有“诸侯”，立宪制下有“贵族”〔议员、勋爵各类形式的〕。“民者”，奴隶、平民、纳税者，即直接统治所需立足的“人力资源”。例如在商业法治社会，富人还可以聘请昂贵的专家透过多重方式合法逃税、聘请著名律师摆脱法律的指控和惩罚。由以上诸层次可以看见，“王者”必须依靠传统宗教、习惯法或社会公认道德等因素，并依靠“尊贤”〔请注意“尊贤”与“爱民”的不同：前者为屈己，后者为纵己〕而施行统治，这种战术只能行之于间接统治。“霸者”的“法”不过是“言必信”，他的爱民有如农民爱护自己的牲口、议员爱护自己的选民、解放军爱护自己的民众和俘虏──是一种谋略，与“尊贤”不可同日而语。“尊”意味着权力的分享，“爱”仅仅意味临时的施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道路由此泾渭分明。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重法爱民而霸”的标准来观察，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属于霸权，行霸道；而非仁政，行王道。尤其法治国家的趋向正是沿着“隆礼尊贤而王”的相反方向走去，推行“政教分离”、“道德中立化”、“文化多元化”诸措施。在道理上，立宪的君主本来是在施行王道，立宪的中国文明概念就是“守礼”，即用礼制法治的间接统治，代替君主总统的直接统治。但现在的问题是，法治国家的法〔相当于中国文明的礼〕，已经不再神圣，而成为市场叫卖和赌场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成为拳击比赛的规则，完全没有善恶的区别可言。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看问题，很少有人可以摆脱权力的致命引诱，对社会实现“安全距离的遥控”，结果从明君到民众都身不由己卷入权力的漩涡，遭遇灭顶之灾，人类也因此成为顽劣而贪婪的生灵。

 

 

二，王霸战略的光谱层次

2. The strategic spectrum between kingship and hegemony

 

从权力分配的方式，可以把历史分为“酋长”、“贵族”、“君主”、“大众民主”、“第二轮酋长”〔僭主、独裁领袖〕诸时代。进而不难发现，酋长时代与贵族时代是间接统治的王道多于直接统治的霸道的时代，君主时代与僭主时代则是直接统治多于间接统治的霸道时代，……由此构成王霸光谱的不同层次。例如第二轮酋长时代〔即僭主时代〕是基于战国的乱世，所以比原始部落的酋长更为暴烈，公然宣传“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转变是由“大众民主”、“群众运动”为关键而形成的。大众时代的各种技术的发明、生活的放纵、道德的崩溃，驱使社会走向空前动荡、全面衰落，于是各种势力丧失了自制和自治，结果其内部外部及内外势力之间的均衡能力丧失殆尽──丧失自治能力是从丧失自制开始的，直接统治的霸道时代逼近了。

 

这样看来，霸道的兴起确实是一个社会衰落的风向标。而一个富有生机和创造能力的社会，它的秩序何须依靠直接统治来维护？间接统治足矣！间接统治就是实现宗教─道德─礼制的自相平衡功能，故天子通过议礼、制度、考文，制定间接统治的良方。只是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导致宗教、道德、礼制以及社会结构的动摇解体，于是，直接统治才日益得势、深入社会并控制一切领域甚至进行全面专政──野蛮的霸道时代再度攫取人类的命运。随着社会日益依赖直接统治甚至依赖军队管制，贱民的数目也就越来越多，贵族风度几乎绝迹。社会不再拥有能力创造新的均势，就无可幸免地落入强盗手中。断了脊梁骨的病人欢迎霸道给他主心骨，衰败了的文明无异在乞求军事管制，在残破的文明看来，霸道的就是正义的，正如残废的病人一旦看见凶恶的歹徒来了，常常立即服从，还要满脸堆笑，和颜悦色地加以欢迎。

 

这时，完全把历史作为当下史来玩耍的人们宣传说，“王道的原则无法落实，除非被霸道利用，作为宣传号召。”可惜我们的史学观念还没有这么“现代化”，如此成熟以致到了腐败的地步。……出于本能和直觉的感受，我很早就通晓了这些微妙的地方，但还不能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后来，这一表达花费了我五年的光阴，今天我已经能够说：“王道是什么？王道就是间接统治。”〔1981年〕……我们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但是历史的研究确实不仅肯定了王道曾经存在，而且肯定了它确实是间接统治并因为其间接统治的性质而成为“仁政”的代词，最后还因为它的 仁慈而成为还会重来的秩序……那时，无道的直接统治将被终止。

 

间接统治的反面不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而是无政府状态〔anarchy〕。相反，专制国家、僭主政治，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伴生物。一个良心尚未泯灭的人，生在主权国家横行霸道的时代，怎能不喜欢王道的间接统治胜于喜爱霸道的直接统治呢？当然，我们不是依据这一喜爱而杜撰了间接统治的概念。我们也曾经摇摆于二者之间，甚至一度对霸道的急功近利十分赞赏。但终于我们意识到霸道虽好却是对创造能力的扼杀，不足取也。具有灵性的人总是爱好创造胜于爱好权力，除非，权力只是作为创造的动能和手段而被运用。爱生命胜于爱欲望──欲望是生命的手段而非主宰；爱好压抑胜于爱好放纵，因为放纵是压抑的激励，过度的放纵违背了生命的本意，应该予以清算，所以我们爱王道胜于爱霸道。

 

霸道式的直接统治是衰落的结果，这种“道”有害于创造因而有害于生命。而王道则反之，它不仅以更大的涵量和恢宏的器度来面对世界，而且它本身就是生命的弹性、更佳的调节能力、灵巧的间接战略……王道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具体的战略，如果未来的世界仍然可以容纳创造力，那么王道迟早会重临大地。

 

间接统治的王道有两种：一是古代的封建制度，一是近代的立宪制度。封建政治，实现“区域范围的自治”；立宪政治，实现“代议制度的自治”。而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区域自治与代议制度的结合，可以说是“封建民主制”。封建的弊端，易于养成割据的隐患；立宪的弊端，易于养成多数的暴政。人性的作用常常需要相反的治理原则交互作用，这不仅在中国造成了王霸相杂的后果，就是在欧洲也造成了民主制与寡头制的轮流执政。王霸道相杂，即在寡头的直接统治的霸道之下，容纳间接统治的王道因素，例如赋予地方区域以相当的自治权。在古代中国直接统治的帝国时代，民间的议政权是由举考廉及科举制来体现的，所以太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温床；而在秦汉以后的朝廷政治中，王道因素即间接统治的因素基本上又是用来辅佐君主的直接统治的。谭嗣仁所批判的两千年来的霸道政治和御用乡愿之间的相与为患，即此类矣！

 

王道的钦慕者，不是那些以王道充作装饰的乡愿和暴君。终其一生阐明王道的孔孟诸子，之所以遭到阳奉阴违的命运，就是因为权力和正义的关系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下。对王道即间接统治的要求，被认为与正义有关而不是与权力有关；这样一来，间接统治的王道比之直接统治的霸道，多了一层宗教色彩而少了一层军事色彩，所以王道比霸道温和得多。

 

历史上有些统一秩序，实行的也是间接统治，例如中国的周天子、阿拉伯的哈里发制度，实际上近于“王道之治”。史家以此种制度缺乏进取性、保守性过强而贬损之，其实不然，因为这两个时期的文明都是相当富于创造力和拓展力的。此种间接统治之君主制实为“仁政”的楷模。王道重视教化而霸道注重刑罚，王道的君主更是身兼宗教的教主，如周天子、教皇、哈里发、活佛。而霸道的君主更像政治的独裁者──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皇帝们，显然更接近霸道而不是接近霸道。即使二者兼有，花色出新，但依然万变不离其宗：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

 

说到哈里发〔khali─fah、caliph，意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我倒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回教世界在二十世纪的积弱不振和涣散分歧，可能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具有密切关系。具体说，就是哈里发是使得阿拉伯人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唯一纽扣，如果失去了哈里发制度，阿拉伯人无异于退回到了部落时代，或部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中间状态，即小国林立阶段。

 

简单回顾一下，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后，其政教权柄的代理者和继任人称为哈里发。穆罕默德在世自称“使者”但又是麦地那政权的行政、司法和军事领袖。他死后继任者自称“使者的哈里发”，除不能宣布启示外，行使了穆罕默德生前拥有的一切宗教和军政大权，从此哈里发便成为回教政权最高统治者的专门称号。后来哈里发的选举制逐渐演变为世袭制，四百年间分裂为若干哈里发国家〔西班牙、埃及等〕但都是阿拉伯人控制局面，且以巴格达哈里发为中心。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巴格达建立苏丹政权，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人的附庸，境内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彼此割据，许多分离主义教派应运而生。这样又过了两百年，1258年，阿巴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被蒙古人旭烈兀所灭，傀儡哈里发的仪式职能也遭到废止。在埃及的奴隶王朝〔马木留克〕时代，苏丹们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显得合法，二百五十年间哈里发的名义依然保存下来，其名字也还铸在货币上，但职能仅是主持苏丹的加冕典礼和聚礼时为苏丹祈福、举办宗教活动和接见宗教学者，政治和军事的权力完全剥夺。在这种意义上，苏丹和秦汉以后的皇帝颇为相像，是从军事征服者直接演变过来的，缺乏道德的感召力。

 

后来直接窃取哈里发头衔的，是更为野蛮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十八世纪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了表明自己对全体穆斯林拥有控制权，开始自己使用哈里发称号，并见诸正式的外交文书，哈里发职位首次落入非阿拉伯人之手。直到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成为民族国家，1924年3月才宣布废除哈里发。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哈里发制度宣告终结。从此以后，回教世界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阿拉伯国家四分五裂，虽然依然占有广大的地盘，但其政治形势却让人回想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吞阿拉伯世界之前的长期分裂动乱状态。而在许多方面甚至退回了穆罕默德之前的部落时代。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吾考中国历史上国家形式的衰亡，造成政治制度演变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1、农民〔游民〕战争和地方割据。

 

因土地兼并导致游民四起，农民大众变成游民大众，无处申诉变成无所羁绊，酿成势不可免的暴乱与革命。“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杀人复仇心理席卷一切，仇杀成为头等的工作任务。此等内部战争虽小有成功，但它摧毁了中央的统治力量〔首先是心理方面的摧毁〕，因之导致地方割据、国家衰亡。

 

2、诸侯强大和地方割据。

 

中国囊括东亚文明，号称“天下”，然而也因此尾大不掉，很难控御，所以君主百思妙策，期以建立藩篱。秦汉帝国以后，虽在中国本部〔秦朝的三十六郡、明朝的十八行省〕实行郡县制度，但在周边地区依然实行分封制度，其结果就是相对于“流官”树立了诸如云南土司、蒙古王爷、西藏喇嘛以及越南、朝鲜、琉球、日本等藩国国王，允许他们实行自治。

 

3、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过分的中央集权、直接统治，容易导致快速的分崩离析。秦朝是一个血腥的例子。汉朝吸取教训，“与民休息”的国策背后，其实奉行了间接统治的方针，然而好景不长，导致方国坐大和七王之乱，不得不再度采取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汉武帝犹如秦始皇的翻版，儒家被改造成法术势。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其实都是皇帝专政的结果，是皇室进行直接统治的恶果；东汉亡于十常侍，犹如秦朝亡于赵高。

 

在上述三项考虑之后，再来观察蒙古入主中国，所带来的万劫不复，就更为清晰了。明朝虽然号称中华复国，其实继承的却是蒙古的社会政治遗产，因为唐宋文明已经在元朝的百年专政下灰飞烟灭。明朝鉴于宋亡在文官统治，就实行宦官监军的政策，一开始很成功，不但免除了宋朝弱兵之弊，还防堵了汉唐军阀割据的重演。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政策先为救星，终为丧星，它给了宦官军政大权，相当于现代的“支部建在连队”的政委制，极度强化了安全情报特务机构，却斫伤了将士的斗志、文官的廉耻，使整个民族的精神急速堕落了。它的结果是天下骚然，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内乱外患是癣疥之患，心腹大病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了问题。满清人承衰而起，藉数十万满洲人为支柱，当然比较以前的中原皇族具有更为广泛的镇压基础，例如汉朝的外戚与宦官、唐朝的关中集团、宋朝的文官系统、明朝的特务机关，都远远比不上八旗的向心和力量。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牢牢控制俄国，就是把“党”变成了蒙古部队那样权力核心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更是像八旗部队那样从东北入关，对中国实行全面监管与彻底改造的。正因为共产国际继承了蒙古国际的征服传统和策略，才能所向披靡，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围堵，依然像蒙古前辈那样未能深入日耳曼、越过日本海，但毕竟还是征服了半个回教世界〔苏联的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各共和国〕。

 

在西方，内战的意思是“城市战争”〔civil war〕，起源于罗马帝国代替罗马共和国兴起前后；在中国，内战的意思却是农民战争，起源于汉朝代替秦朝兴起前后。后来两千年，中国的皇朝凡是不亡于异族入侵的，就是亡于“农民战争”或曰“游民暴乱”。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明朝。亡于异族入侵的有西晋、两宋、满清，亡于“农民战争”的有两汉、隋、唐、元。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几乎没有一个是亡于农民战争─游民暴乱的，可见农民战争─游民暴乱几乎是大一统皇朝的专利。而汉、唐末期，则以较长时间的地方割据著称，这也是有其前因的，即在游民暴乱─农民战争之前，国家其实已经分裂，不过由于统一的积习太久而一时未曾表面化罢了。唐的分裂倾向较汉更为明显，不仅因为唐的河北诸藩镇已渐渐胡化所致，更因为唐朝本身就不是一个“统一帝国”，而是像西周那样的“文明中心”。唐朝之后出现的五代、两宋，和西周之后出现的春秋、战国，可有一比；再之后的元明清才是像秦两汉那样的“统一帝国”。

 

唐以后的君主，不明事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一心要攀比秦汉帝国，因此致力于解除地方兵权，最明显的就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的两宋。宋是隋唐文明中心与元明清统一帝国之间的过渡形态，宋因此不是统一帝国，而只是若干分裂的区域性国家如辽、金、渤海、高句丽、日本、西夏、蒙古、南诏、大理、吐蕃、越南等国系列之一，如两周与秦汉之间的春秋战国群雄然。事实证明，文明历史的不同阶段，同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可以体现出完全不同样的内容。秦亡于暴虐，宋亡于柔弱，宋只是解除了地方的军事分权，没有建立相当的武力与边疆政策，以致外族压迫加剧，以致亡国。

 

满清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是“间接”的：通过八旗控制汉官，通过汉官管理汉人，以汉治汉犹如以夷治夷的翻版；毛派控制中国也可以被看作某种程度的“假间接统治”：通过“党”来控制政府，通过人大来控制国家，通过军队来控制社会，出了问题可以由社会、国家、政府来承担责任，即使由党来承认错误，但是党和领袖本身还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伟光正”者，就可以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如此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制度，可以把社会坐死〔“打天下、坐天下”〕，自己却不会垮台，确实创造了人间奇迹。它还运用挑起冲突的方法，消灭隐忧，号称“引蛇出洞法”。这样的权谋似乎诡诈，却灭绝了活的精神，把中国从根源上窒息了。中国堕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甚至五胡乱华和蒙古人统治也不及毛泽东的杀伤力那么大，中国文明的命脉就此断绝。

 

看看中国历史，皇朝也罢僭主也罢，统治权术一个比一个高明，结局一个比一个猥琐悲惨。从分封到割据再到分崩离析，从民族横遭征服到自觉屈服于外来势力的奴役下，发展或被扼制或被恶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一味引进外资可以一蹴而就的。复兴中国的要领，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之间业已互相脱节的关系，建立上层下层之间的有机联系，否则生产力越足、社会越富，则对立越深；断裂得越彻底，破坏力越大。为今之计，应先除内部分离，再除无形的割据，然后才能消除无主的乱象。

 

具体说，只有先行摈弃极端的中央集权，才能消除日后分崩离析、不可挽救的结局。其次消除社会的不公与无法状态，给人民以教育权并还人民以自治权，使得党官〔相当于历史上的宦官与八旗〕不得肆意统治，这样人民才会服从地方管理者，才能消除日后的割据与战祸的隐患。最后摈弃腐败的领袖，顺天应人，在民心中看出天命所在，才能消除无主的乱世现象。君主的民，是能够选择君主的，否则就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君主的民：这是《书经》的教益，而不仅仅是“西方的真理”。君治理民，是得到授权的，这授权不仅来自天命也来自民心，而且得到君的专家顾问的支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正如地方政府与民间集团的协调，是互为关联的，他们的代表性，仿佛社会的毛细血管，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旺盛的机能得以建立。

 

《书经》的教益与周朝的现实最为接近，它与西方宪政不同的仅是：〔1〕周天子并非民选或经过议会认可；〔2〕人民没有罢免权和选举权；〔3〕诸侯的权力缺乏制衡，如此难免腐败日深，而周制废弛。更重要的是人民缺乏教化，如此则不能自立，更不能立人，立人也就是罢免与选举。人民不能自立立人，则主事者必定欺下谄上，以求一逞。

 

 

四，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

4. The global government under indirect rule

 

当谢选骏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曾经思考：要是能把各种制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种“理想的制度”该有多好！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起草了一篇《多种制度混成论的思想提要》认为：“理想的制度应该〔1〕从氏族制度中提取家族自治的要素。〔2〕从奴隶制度中提取统治集团无产者化的要素；现代文明各国的奴隶制度，还保留在它们的监狱和军营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再增加一个层次：统治集团阶层，好像奥斯曼奴隶近卫军那样。〔3〕从封建制度中提取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爱，而不仅利用所有权和使用权来哄抬利润。〔4〕从自由企业制度中提取它所依赖的法治精神，因为自由企业活动必须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5〕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提取‘人人在被造的意义上平等’的神学思想。”

 

那时要弄到一本书来阅读真是十分困难，有时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这还算是幸运的，更糟糕的情况是，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书，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毛泽东为了报仇、报自己上不了大学的仇，而迁怒于所有的年轻人，剥夺一切人〔除了他和自己亲信的孩子〕受教育的权利，真是完全彻底，比蒙古人和五胡还要革命。过了好些年，我终于读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恍然大悟，原来我想到的东西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就想到了：好的政治应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不同成分混在一起，这样就既稳定又有效率。而希腊城邦却分别奉行不同的制度，这些制度还处在循环中。例如，希腊历史上最早的是君主制，开始时还考虑整个城邦的利益，但权力的腐蚀作用逐渐使得君主堕落成暴君，只考虑其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在这一情况下，贵族会起来反抗，迫使君主制转变为贵族制。贵族制重复君主制的道路，也从开始时的顾全大局堕落为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贵族制于是堕落成寡头制。结果，城邦人民起来反抗，把统治权扩大到整个社会，民主制开始了。但是由于一般百姓不熟悉政治，民主制最后堕落为暴民统治，在多数的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

 

与亚里士多德互相呼应的是希腊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0─前118年〕。他在公元前166年羁留罗马，做了小西庇阿〔Scipio the Younger〕的老师，他目睹当时短短五十三年里，罗马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变地中海为罗马的内湖〔虽然比不上秦始皇十年之间并吞六国的速度，但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于是他深受感触，写作《罗马帝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试图探讨罗马人成功的秘密。在该书第六卷中，他指出其答案在于罗马法〔constitution〕或叫“罗马的政治制度”。而该制度的优点就在于把各种制度因素混合在一起。例如把罗马的制度与雅典、斯巴达、迦太基的制度比较一番不难发现，任何单一因素的政体，不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都不稳定，因为君主不会一心为公，贵族也是如此，而民主则导致多数暴政或无政府状态；相比之下，只有罗马式样的混合政体最有效率。

 

要是我能够早一点读到他们的著作，就可以省却许多苦思冥想的精力了。额外的收获则是，我亲身经历了典型的单一因素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亲身的经历使我发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奴隶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之辈杜撰的概念〕，为什么要比欧洲的经典奴隶制和经典封建制，较为稳定？我想可能是因为前者保留与容纳了氏族制度的许多要素。先秦中国所谓的“家”，其实就是氏族。家、家族、氏族、部落的要素，在新的郡县制的社会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被“五四”时代以来的人们叫做“家族主义”，并目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病之根”与“万恶之源”。殊不知，这种氏族制度的残余，这种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主义，同时也是“长治久安”、“周而复始”〔停滞的“周期性循环”和虚构的“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它造就了中国式混合政体的牢固基础。而中国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也同样具有中国氏族政治的特点，形成所谓“四大家族”、“八老治国”的奇观，这样，才能在“文革”与“六四”过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凤凰涅槃、周而复始”，使局外人的头脑百思不得其解。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掠夺性战争不再显得那么有利可图，战国时代的总体战因此变得无利可图；而李德哈特所说的“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订更加灵活的战略”，则直接通向综合性质的文化战，而不是总体性质的军事战。这一转折，意味着二十世纪的直接统治即专制独裁已经被迫进入黄昏，也预示着新的间接统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二十一世纪，霸道重新让位给王道的初步表现是“全球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继续发展则可能通过文化战，导致全球政府的创立。

 

在古代世界，间接统治常常借助于宗教的或是政治的神秘感──制造神秘感，因此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术、间接战略的第一道防线。试看印度的《摩奴法典》〔约公元前600─前200年〕如此神化国王与官吏的权力来源：

 

“这整个世界，按照法规，须由吠陀规定的受了净法的刹帝利来保护。因为当没有国王时，人们由于恐惧便散居各处，主宰为了保护这整个世界，便创造了国王，而把因陀罗、风、雅马、太阳、火、梵愉那、月以及财富的主宰的永恒的一部分融合一起。因为国王是由这些主要的神的一部分造成的，所以他以其光辉凌驾于一切生物。他像太阳一样，眼睛与心燃烧着，地上的任何人都不能看他。按其威力，他像阿耆尼、伐育、太阳、索马、公平裁制之王雅马、库贝拉、梵愉那和伟大的因陀罗。国王即使还幼小，也不应被认为只是一个人而加以轻视，因为他是具有人的外形的伟大神。假如国王没有不断地惩罚那些应当受惩罚的人，那么较强的人就会把较弱的人，像鱼放在铁签子上一样地烧死，那样乌鸦就要啄食供神的馅饼，而狗就会舔舐供神的食物，任何人也不会有财产了，下层人就会占据上层人的位置。运用惩罚而犹豫不决，则一切种姓都要被破坏，一切法律都要被毁掉，全民的暴动也会爆发起来。凡在消灭罪犯的黑色、红眼的刑杖起作用的地方，假如首领很好的监视，则那里的臣民就不会骚动。”〔VII.3─VII.25〕

 

从维持秩序的角度，我们并不规劝孱弱的末代暴君推行“间接统治”，因为这无异于剥夺其统治权。对这些末代君主，最好还是努力振作以直接统治，一味放权反而自取灭亡。末代暴君的困境，往往是由于他们的祖先不肯预先克制自己的权力，以至于局势像是三峡工程的泄洪措施那样一发不可收拾。王道本非权宜之计，更非下策，唯有大智大能大意志的领袖得以行之，他决心取用王道，知道直接统治的弊害，过于有力的紧箍咒会束缚社会的发展……王者行王道，霸者行霸道；换言之，行霸道的是霸者，行王道的是王者。王者卓然兴起，自然不是作为一个口号、一种宣传、一件盎惑人心的“武器”；而是作为一个施政的原则、一个切实的纲领、一个宪政的制度而展开──“王道的洪猷”即间接统治的战略。这一战略是文化战的突飞猛进，而不为巩固王位的长治久安。唯其如此，反而可保王者无虞。因为果能如此，政局即使变动，却对王者无妨。如日本、泰国这些亚洲王国就是这样利用国王这一秘密武器的，而不仅仅只有欧洲人才会设计这样的减压阀。王者在人间，不应卷入集团是非，而应保持超然的地位。强盛的君主应是能够实行间接统治的君主，他的崇高声望使他可以像现代的“立宪君主”那样做一个可怜的傀儡但始终也不倒台。

 

强盛君主不是外强中干的摆设，超人的权势与超人的克己，双重力量推动他走上王道。如果这样，君主制度将是人类能够发明的最好的制度：而施行间接统治的王道，在各种政治形态中可能最有弹性。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君主制度与地方自治并无冲突，相反可能是最好的搭档。这样的全球政府可保间接统治的健康状态，因为全球政府的维系，诉诸道德者远过于诉诸暴力，诉诸信仰者远过于诉诸监狱。

 

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如果以上几大要素不能实现，那么“全球秩序”就难长久，它带来的将不是福而是祸，不是天秩而是暴政，最后将引起世界史上的空前颠覆：“全球国家的内战”。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五，全球政府要奉行王道

5. The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hold kingship

 

“王道”的内涵，尽管千百年来具有纷纭无比的解释、层出不穷的思想，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王道”的主要内容用现代语言说，就是“间接统治战略的哲学总结”，其半神秘化的表达则是“神授的君权”，完全神秘的表达则如印度《摩奴法典》或中国的《天问》、日本《古事记》〔Kojiki即“Records of Ancient Matters”〕那样描述的“天神下凡”。君权神授论不一定导致君主独裁〔如法国国王〕，也可以导致君主虚设〔如日本国王〕。只是从单纯的战略角度看，王道的一切善举、一切良政，都不是出自心血来潮的仁爱之心，而是出于间接统治的礼法制度。

 

要想满足王道设想，必先创立施行间接统治，要想永葆王道的荣光，需要遵循间接统治的规范。间接统治不仅是益寿延年的政治秘术，也是一种走钢丝的大胆冒险──它的收获是文明的涌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协和万邦。”〔《尧典》〕王道，这是一种绝顶高妙的统治艺术，当然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人际关系：既能赢得巨大的赌注，也可能输掉一切收获，因为间接统治并非万灵仙方，时刻面临着威胁及挑战。人性复杂，时刻追求相反的东西，这就注定人间事务一旦达到良好状态，就会因为“过犹不及”而立即走向恶化。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像《摩奴法典》认为的那样指示因为“厌倦仁慈”〕，间接统治的继承者开始经不起直接统治的诱惑，甚至开始执行最为强硬的直接统治战略，如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等等。根据不同的强度，直接统治可分为：1专制君主、2独裁僭主、3军人专政、4僧侣专政，等等。当然，这里面存在许多变态和伪装，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革期间的“5群众专政”，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独裁僭主制。上述各类直接统治几乎构成了二十世纪世界的主要图谱，它们彼此虽有差异，却有一个深刻的共同点：握有统治权的势力直接参预行政。

 

上述五种制度的统治者分别为：1君主、2僭主、3军人、4僧侣、5暴民〔群众专政〕，五者之中，好像第二种与第一种有些重复，其实君主制因为受到传统的约束而往往不是个人统治，而新兴的僭主制经常是个人专政、完全抛弃了法律的外衣，新兴的僭主制所造成的个人崇拜形成了最为暴烈的直接统治。当然说到底，对间接统治经常的威胁，却不是来自直接统治，而是来自人性中的不安定成份及其引起的社会骚动。这在和平时代体现为“犯罪”，在动荡年代则体现为“革命”：犯罪是“个人的革命”，革命是“集体的犯罪”──直接统治比间接统治更容易引起革命，秦朝以后各个中央集权的皇朝，显然比先秦的地方分权的王朝，更容易覆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而间接统治比直接统治，对群众的福利也较为有利，所以人们总是讴歌“王道”、“王政”的好处，而痛斥“苛政猛于虎”。苛政，就是直接统治。同时，因为间接统治对局部暴乱的压制效果不如直接统治来得那么有效，反倒不容易在大面积中积累小乱为大乱。我想这是同一特征的两个侧面：间接统治对民众福利的保障和促进，实际上也就意味它较不容易激发暴乱；而直接统治对压力的持续积累也就意味着它对群众福利可以继续保持冷漠。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暴政，当然比长矛大刀武装起来的暴政更容易延续下去。

 

在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各种形式的现代国家好像很关心臣民和公民的种种福利，然而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是各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内外的民心而施展的“夺人魂魄术”。一旦全球政府建设成功，不再存在这一“人心争夺战”的实际需要时，可以想见，那时贯彻其统治意志的世界主宰，就会露出它对人民福利的真正冷漠态度。我认为这并非臆想，这种现象在中国、罗马和其他统一帝国的历史上都先后出现过，将来在更大的全球范围里重新上演，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而不论这个大一统政体实行间接统治还是直接统治。因为伟大而宽容的善政，总是不能持久，总是不能敌过人性中静极思动的恶意，恶意往往拥有强大的驱动力，在它的持久冲击下，统治的力量再度以严酷的面目狰狞了起来，直接统治的时节再次来到了。

 

我曾经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在全球政府的创立中，间接统治能否成为人类秩序的持久形式呢？人类能否驱散直接统治的阴魂，并以此为契机，来证明自己的智慧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之所以如此偏爱间接统治并疏离直接统治，并非因为间接统治能给群众带来更多的福利，而在于我倾向于认为，间接统治更能促进社会的文明状态，减少无政府和专制状态的交错、避免无谓的社会痛苦与人命牺牲。

 

一般说来，文明的进展总是与社会痛苦及人命牺牲紧密相连：没有痛苦及牺牲，文明的进展就不会顺畅。但我怀着一个异想天开：全球布局的间接统治能否两全其美？全球布局的间接统治能否既不像直接统治那样摧残并压制创造性，又不像无政府状态那样涂炭生灵？“现代世界”这个直接统治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互相错乱的混合怪兽，能否停止吞噬人命的游戏呢？

 

近代无政府主义者的社区自治，诚然是边缘化人群的一派幻想，但直接激怒他们的，却是直接统治的弊端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残暴不仁。在我们看来──有众多敌对的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唯有“全球政府”才可以提供人类文明一顶保护伞，提供合理的土壤、阳光、水份、肥料，使文明得以保衡发扬。

 

 

六，王道的保衡者

6. The guardian of kingship

 

“保衡”是一个称号，也叫“阿衡”，来自殷代的名臣伊尹，相当后来的首辅、宰相。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击败夏王的军队，流放夏桀到南巢，迫使夏朝灭亡，缩小成为一个方国“杞”国。商汤死后，伊尹流放商汤的孙子太甲到桐宫，亲自摄政，接受诸侯的朝拜。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才把太甲释放。“保衡”的意思，即天下平衡的保护者。这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保衡”与罗马的“保民官”在各自的历史上，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保民官〔tribunus plebis〕的名称与部落〔tribus〕有关，可能由部落首领演变而来。产生于公元前494─493年的平民第一次撤离罗马的运动之后。当时在大敌压境的形势下，平民全副武装撤离罗马，开往“圣山”，在圣山上选出保民官，并迫使贵族予以承认。后来，保民官每年从平民大会上选出，只有平民才能充任，任期一年，开始为二人，后增至十人，形成了牢固的传统。保民官最初的权力是“帮助权”〔jus auxilii〕，即当任何一位公民请求他帮助反对高级官吏〔只有独裁官除外〕的侵犯时，他须以个人的干涉予以帮助。为使公民便于找到保民官，保民官不能离开罗马城一天以上，他的家门必须永远敞开。后来，从帮助权发展出以下权力：保民官可以否决违反平民利益的官吏的命令、否决元老院的决定、否决准备交付人民大会的建议。保民官因此具有很大的司法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他有权传讯任何公民和官吏甚至执政官。有权采取罚款、逮捕、处死等措施，对待那些反抗其命令的人。此外，保民官还是平民大会的主席，但不负实责，前449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侮辱和伤害他的人都会受到死刑和没收财产的处罚。为防止保民官滥用职权，也对保民官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

 

1，保民官的权力受到其他保民官干涉权的制约；

 

2，他的否决权对独裁官的行为无效；

 

3，保民官的权力只在罗马城内和城外一罗马里〔约1.15公里〕范围内有效；

 

4，保民官作出的否决只在该保民官任职期间有效。

 

保民官的权力在某些方面很像是一种王权。“王道”既然是间接统治，就可以是君主政体，也可以是贵族政体，还可以是民主政体，由于历史过程的洗练，使得今后的这些政体，都将不同于以往的形态了，否则，就无所谓“统治”了。同时，王道需要容纳大保衡和保民官的职能，否则，就无法确保其“间接”性质，无法区别于专制制度，保衡与保民，正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所在。王道的保衡者，虽然不是起源于周王，却要比成康之治更富于王道精神──不仅是政治的君主或宗教的祭司，而是这两重身份的结合，为此，需要一种教化工具兴起。王道的保衡者，要比周王更为专注地运用社会协调职能：教化的大司祭与政治的代言人……双重身份交融一身。

 

天下的保衡者捍卫“王道──间接统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是间接统治的一种形式，它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形式。首先，它奉行“贵人政治”，若无精神意义的贵人政治，必无良好的地方自治。士绅的社会影响力应该培植成为潜在的统治力量。相形之下，代议的民主制则过于商业化，适应于小国寡民的地方自治，不适应大规模国家的整合管理，否则容易激起攘扰不安，使大量精力花费在竞选游戏上。其次，它披上的某种形式的君主制外衣，可以避免共和制下的危险：人人都生觊觎之心，社会失去最后的仲裁者，变得是非不分。而立宪君主制则有其不可替代的缓冲作用，在宪政之下的“君主贵族政体”意味着：君主可以世袭但贵族不可世袭。这是真正的“间接统治”：“间接”，是就君主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统治”，是就贵族与人民的关系而言。君主高高在上的道德威望，多少可以节制一些贵族的过火行为；相比之下，贵族制度如果世袭则无异在行使直接统治而非间接统治了。

 

再推进一步，当贵族或内阁在行使统治权的时候，君主则以保民官的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对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君主可以发挥最高仲裁的作用，而不必站在任何一边进行操纵，更不必玩弄两边来增进自己的威望和利益。立宪君主政体因此集君主、贵族、民主各种政体的优点于一身，它的主要功用在于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这样的政体不利于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保持业已取得的文明成就。可以设想，这种政体大行于“后工业化的全球时代”是合乎情理的，当技术发展趋于稳定、社会变革趋于缓和的时代，它发挥长期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天道远，人道迩”这话是不错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存而不论、搁置判断，永远是技高一筹的。《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智者子产也许明白，天道其实是人道的一种抽象，一种神秘化和良善化的人道表达。正如《马太福音》说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19:16─17〕客观的天命抑或有之，但那怎么可能被人类认识呢？所以耶稣被称为“百分之百的神子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子”。古代中国的天子及其君子集团〔君子就是“君王之子”〕，堪称充满睿哲的文化征服者、咸有一德的文明创造者，他们也许并不清楚上帝鬼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却一本正经地把这些伟大的概念拿来充作巩固权力的神秘道具。这是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惟精惟一──以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政治权力的永葆青春作为唯一目标的“中国文明的精神”。上述意义的王道，因而是专制制度的反面；专制制度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霸道”。如在文革早期，毛泽东也曾试图扮演保民官的角色，以挽回他在1957─1965年间失去的信用，但很快就按捺不住自己的私欲，而实行了比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权派更为严酷和更为直接的统治，于是暴露了自己把权欲列为第一的真面目。接着通过林彪死亡的离奇闹剧，毛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部曲的拥戴，而变成了“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失语症患者──霸道就是这样可怕的直接统治，开始害人，最终害己。毛死之后，亲族被一网打尽，未来的独夫可不慎欤？

 

英国革命也是因为国王查理企图放弃间接统治的王道、推行直接统治的霸道而触发的，克伦威尔的败亡也并非所谓“革命的失败”，因为此公实属一个较之查理一世更为霸道的人，克伦威尔企图变本加厉地推行英王未能实现的直接统治的梦想。这位“护国主”虽然比不上二十世纪的革命领导人那么凶残，但在英国历史上却是空前绝后的怪物。

 

法国的路易十四成功地实现了霸道的直接统治，并且大言不惭地号称“太阳王”，比文革领袖还多了一个“王”字；但他的重孙〔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为此却在七八十年之后上了断头台，并最终断送了法国的王政。路易一家的失策，既不在领土扩张〔十四世〕，也不在花天酒地〔路易十五〕和对英战争、帮助美国独立〔十六世〕，而在于放弃了间接统治的原则，这样就把自己直接暴露在人民的不满面前，从而替所有官吏的邪恶行为背书了，如若不然，法国社会就不至于紧张得一定要爆发如此惨烈的内部革命，并把红太阳的后代送上断头台。因为在“具有斡旋力的间接统治”之下，许多小的失策早就会因为分减压力的优点而被消解劝阻了。由此可见，直接统治貌似强大，却使社会与政府都失去了及时调整方针的最佳时机。

 

以欧洲为例：十九世纪是全面走向霸道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霸道猖獗的世纪，而“总体战”就是霸道的、直接统治的雷管和引信。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一百年后，列宁却在契卡特工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总统普京，也是契卡─克格勃派驻东德的干员。在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之后百年，斯大林却成功占领了莫斯科。俄国这个半欧洲半亚洲的怪胎，好像难以从西面征服之，所以瑞典的查理十二、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的进军全都失败；只有东来的力量可以使俄国屈服，这就是蒙古人以及具有蒙古血统的鞑靼人以及他们后代──半开化的列宁。而在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较量中，也是如此：西来的犹太人托洛斯基失败了，东来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胜利了。甚至连最后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是从东方殖民地进入俄国本部的，尽管他们都被认为具有俄罗斯血统。甚至瓦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的关键谈话，也是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1986年7月28日〕，他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前仆从国家〕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我看这就是苏联瓦解的直接导因。因为苏联开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东方的前仆从国家妥协屈从了。

 

戈尔巴乔夫生于苏联南部殖民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此地位在上高加索中部和大高加索山脉的北部，南邻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西南、西部、西北部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邻，北邻罗斯托夫州。他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5年回到殖民地工作，1978年11月才进入莫斯科的苏共中央书记处。

 

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和戈尔巴乔夫同年出生于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俄国殖民者家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位于乌拉尔地区，毗连西伯利亚平原，欧亚两洲分界线从该州境内穿过，是典型的俄国殖民前线。叶利钦1951年考入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后在俄国的东方殖民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了三十年，1968年成为一个专职党工，1985进入莫斯科担任党政要职。

 

最有意思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1870-1924年〕的最著名的化名“列宁”〔Lenin〕，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以纪念 1912年4月沙俄军队镇压当地采金工人的事件 ，史称“勒拿河大屠杀”。但是研究者发现，早在1904年列宁这个名字已经出现在致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函中。显然，列宁这个名字更多是纪念他自己的流放西伯利亚，他的流放地就在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

 

多数研究认为“勒拿”这一名称来自鄂温克族对此河的称呼“Elyu-Ene”，意思为“大河”，清朝文献写为“列拿河”。河长四千四百公里，长度为世界河流第十，流域面积将近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九。起源于西伯利亚高原以南的贝加尔山脉，距离贝加尔湖仅二十公里。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在中俄双方签定“尼布楚条约”时，清朝代表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只是因为清朝刚平定南方的“三藩”，北方又有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才使得沙俄进占了勒拿河以东地区。否则清朝和沙俄将平分蒙古帝国的全部遗产。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东方殖民者的后代颠覆苏维埃帝国的长篇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它的尾声很可能就是俄罗斯终于退回到自己那个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之间的本土地带。

 

 

七，王者的要素“德日新”

7. Key elements of rulers:Ever increasing charisma

 

在中国文明的精神中，从“天人感应”发展到“天人合一”，人的伦理行为不仅获得了暂时的社会价值，而且占据了永久的宇宙价值。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看看西方文明在最近一百年内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使用，大大超过人类过去历史的十万年总和，就知道伦理政治系统的创造者，因此负有整合全球的使命。而纵欲败德的欧洲海盗行径，却从相反方面证明了：伦理行为可能要比科学研究，更加关乎人类的未来：即，“行”比“知”更有决定意义。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发展，不完全是“伦理神秘主义”；因为伦理道德不仅影响人的肉体生活即现在，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即永恒；而在受到影响从而受到约束的人看来，伦理道德不仅体现在人自身和人周围的环境上，还体现在整个宇宙及其过程中，因为宇宙虽然看起来和人并无人格联系，但却可能存在一千种“与人相关但人所未知的关系”。起码在化学元素的意义上，人体和宇宙最遥远的星系都是同构的、相同质地的，这其间发生神秘的共振并非不可能。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的学说就是专门探讨这些神秘联系的，也许现代人并不赞同他的结论，但是他的出发点却与我们共同，那就是“如何更合理地生活下去”。与欧州宗教改革同时代的明代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1529年〕，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则强调说，人在获得了知识以后就应该诉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而只是停留在认知阶段，那么这种知识就不是真实的和牢靠的。由这些事例来看，一个人的文化教养，最终要回归到他的社会行为上去。蒋介石是王阳明的门徒，毛泽东是斯大林的门徒，但实际上，如果从毛泽东尤其是其晚年的种种作为看，他也许是一个比蒋介石更极端的王阳明分子。难怪有人研究说毛曾经受到王氏后学左派的颜元〔1635年─1704年〕的“实学”影响，看来国共战争不仅是共产国际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之战，不仅是“中国内战”，还是某种程度的“王学内战”呢。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上书汉武帝的所谓《天人三策》就提出了系统的“伦理神秘主义”思想。这并不孤立，早在西周初年出现的诸篇《周诰》中，就已展现了有关“天子”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能够改变上天对于世界的态度。推而言之，人类的行为能够强有力地影响自然秩序，并迫使它改观！当然，为增强说服力，那里运用了一些特别能被当时人的经验所接受的论据，以及时人的理性判断所喜爱的合理主义说法。

 

周人把社会的统治者看成是人类的代表，而当人类行为的代表即统治者的行为如在伦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信息就会反馈到半人格化的“天”那里，从而招致天命的更迭移易。天虽然并不说话，但是天却通过自然灾难或失常怪异〔它的专门术语叫做“灾异”〕处罚人类。天的这一特性，孔子的《论语》明确表述说：“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人必须自己学会倾听这种语言，而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去揣测天意。

 

明智的人，尤其是明智的统治者会从自然的灾异即上天的语言中，汲取到足够的启迪，从而校准自己的社会伦理行为，以平息大自然的震怒。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已经恢复，灾异当会随之停息。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想法。柏拉图说“大西洲”也是由于触怒神灵而遭到毁灭的，《圣经》中的这类惩罚故事更多。灾异论实为颇有神学〔即宗教哲学〕意味的理论，如果我们对它的理解放宽一点的话，则同样可能对现代生活和现代意识进行必要的校正。即使放弃神学上的解释，看看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想想这一切正在反过来威胁人类自身：人的环境和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都被脆弱化了。这种“反过来的损害”，未尝不可视为“上天的语言”，即以“灾异”的形式，对人类的不当行为提出严重的警告。

 

“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书经·仲虺之诰》〕这是王者的座右铭，也是新文明的核心要义：德不能日新，则王者与新文化难免速朽，而不堪一击。若此，则世界的灾难尚无了时。人的生物惰性是强大和顽固的，王者为对抗这惰性所付的代价是凡人无法想象的。王者是来自高处的光：“可以在不受道德束缚的条件下，体现出最高道德的人。”天子竭尽所能去促进人间福祉，不论他的方式对凡人而言多么生疏。天子的道德光辉，并非朝向自己放射，而是朝向新文明的生长：他从事无情的斗争，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的最后征服，就是建立王道的国度〔“中国”＝中央国度〕。他以牺牲精神超越七情六欲，他的生平告诉人们：能够抑制人性的，方能造福于人。世俗的良心在他手里不再是过时的废弃物，二十一世纪甚至二十二世纪的展望仿佛就在明天：一场文化战的创造活动就要来临，间接统治的德音响彻大地。而背弃王者的初衷与理想，并不能阻挡生命的前进；粉碎了天命的计划，那遗留的不过是动物生活的片段。革命的血腥到头来衬托了天道的澄明，中国文明无形之中，绍继了探险者的传统：是首批抵达新大陆的印第安人而不是三万年以后才姗姗来迟、鹊占鸠巢的欧洲人。与之共振的易道，不论更替出何等时装，都有不能朽坏的同化功能：认识传统的贞毅纯洁，就是效忠了本体的万古常春；体会时义，像四季变化一样，日新的服装更新文明的形态，在在发扬“体用”的妙处：这种认识的达成是如此艰难，竟用去一个民族生命的几百年时间，并以无数周折为其铺垫和代价。

 

 

八，人类动物园如何推行“递进民主”？

8. How to practice "progressive democracy" in the human zoo

 

有一种看法认为：覆盖全人类的超级联邦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共同需要。〔王力雄：《成立世界政府需具备的前提》〕其实，所有的理念都出自需要，功能上都是一种模型、范式、工具，正如宗教之作为一种战略且是战略的终极形态。正是基于“理论脱离实际”甚至“理念脱离需要”的误解，上述文章才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目前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虽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管理却没有因此简单起来，反而不断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恶性膨胀。”其实这不可能。

 

最不可能的就是：“然而未来能够出现世界政府之时，国防和外交已成为不再需要的事物，高度自治在主权上也就没有什么缺损，和独立没有本质区别。”“那时的社会从下到上每个成员体都等于保持着独立，同时全人类又能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同上〕

 

我们认为，上述所言之所以都不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名为“‘递进自治’加‘递进联邦’的递进民主制”是脱离实际的理想，而不是满足需要的战略，因此不论如何动听动情如共产主义，都无法把“把全人类联合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同体”。当“国防和外交已成为不再需要的事物”，出现的情况恰恰不是“高度自治在主权上也就没有什么缺损，和独立没有本质区别”，而是完全相反，即社会内部的全面紧张。罗马和秦汉的事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代，在我们身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担保正在迅速流失的例子，则是活生生的。

 

“人”是什么？人不是理想的、理念的、理性的动物。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只是静态的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僵化命题。现代的德国教授如卡西尔则称“人是符号的动物”。因为说到底，理性不过是符号训练的结果。希腊人和德国人是以思辨见长却以历史短见而著名的民族，那么注重经验的英国人又会怎样看待“人”呢？

 

英国思想家德斯蒙得·莫里斯〔Desmond Morris，1928─〕在《人类动物园》〔The Human Zoo〕一书中提出了有趣的异议。他以语言这一理性的重要依据、符号的突出代表为例，分析了人和符号的非理性功能，指出“语言的非交流作用跟它的交流作用一样重要”，因为人们利用语言在建立并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理性的奢侈，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特权的标志。“正如英语和法语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认同标志，同样，一位高等英国人的口音则表明了他和低等英国人的不同。”再如，化学和精神病学的行话，又表明了化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区别：我们的知识界本该将交流手段作为重要对象，但他们拟部落的分离语言，其难以通晓的极端程度却“简直相当于罪犯的黑话”。

 

这种非理性地使用语言魔术的契机在于，先前“朴素的部落人”已发展成为城市居民即“超级部落人”了。在这个超级部落里，他再也不认识其他所有的成员了，这导致“从人情社会到非人情社会的变化”，使得人类在那以后的几千年里，要遭受最大的痛苦。这表明理性的晨曦从一开始就是和非理性地滥用理性，一起进入人的社会的。

 

德斯蒙得·莫里斯认为，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野生动物通常不会发生诸如自杀、手淫、伤害后代、恋物癖、同性恋等行为的，也很少发疯或是得胃溃疡；而在人类都市居民中，这一切极端发展却比比皆是，但这并非显示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因为研究发现，当其它动物也处于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受监禁的非自然状态”时，也同样会出现以上类似人类的病态。如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是如此。正基于此，作者把城市文明视同不幸的“人类动物园”，都市居民实际上是一种“受监禁的动物”。人类动物园里的居民足有闲暇，但他生来就爱探索、创造，不能长期投闲置散，“你必然急于参加越来越复杂的活动。你会去调查、组织和创造，最后你会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奴役人的动物园世界。每逢遇到一种新的复杂情况，你会发现离自然的部落状态又远了一步。”于是，现代人的历史就是他和他的艰难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做斗争的历史。按照这种理解，在当代城市极为拥挤脏乱的居住条件下，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就是一项合情合理的发展了。人们互相怨恨以至坑害、残杀，不为别的，只是因生存的紧张造成了情绪的失衡。显然，人性的这些特点，与“社会从下到上每个成员体都等于保持着独立，同时全人类又能被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的“递进民主制”等“准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容。因此，期待整个地球变成一个中性的电视村的凖共产主义设想，是无稽的。正如莫里斯所说，“只有在城市里，革新才有真正被认可的机会。只有城市形成的一致行为方式，足以抵御作为分裂力量的独创和革新精神。反叛传统这一利剑，对于这个巨人来说只起到舒服的搔痒作用，使他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并去行动。”在这种意义上，全球政府的出现当然也就不是复古，而是革新，甚至是“托古改制”。复古与革新互为表里，意味着文明的收缩和扩展，是超级城市及其全球网络形成后必定来临的一种精神现象和行为方式。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与其说是历史的反动，不如说是文明的革新。

 

 

第七章 全球政府的临近

Chapter Sevn The looming global government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洲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不分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突破主权国家的国界……之后才会有“殖民主义的灭绝”。

 

 

一，反恐战争的两面说辞

1. Double talk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德国通讯社在2002年的“911周年特别报导”中提出：“自杀攻击翻转全球历史”。认为此一事件的影响并不在于点燃了全球反恐战争；数世代后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将2002年9月11日记录为全球政治的转捩点，就在这一天，二十世纪末期的冷战遗绪正式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俨然成形。

 

在被称为“后冷战”时期的1990年代，世界政局仍由美俄关系主导，华盛顿一面假装经援莫斯科，一面逐渐将北约组织的边界向东推进，俄罗斯则努力挣扎，企图重新振作起来。但在恐怖份子攻击美国数小时后，普京抛开了分歧，转而支持华盛顿，美俄间协商“战略架构”，随即快马加鞭，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同意大幅裁减核武存量，在前苏联华约盟国获邀加入北约时，俄国政府也少有抗议。普京甚至默许美军进入前苏联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共和国，以利美军执行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任务。而此之前，美国一向承认莫斯科在前苏联共和国拥有传统的势力范围，现在这种情势已然改变。藉与西方结盟，普京赢得了在八大国〔G８〕高峰会中更受尊重的地位，并得到美国对俄罗斯在车臣发动的战争保持相对沈默，理由是车臣独立组织现已与基地组织牵连而被视为“恐怖份子”。随着美国星条旗飘扬在中亚、阿富汗及南亚的各军事基地内，中国领导人感到遭到美军势力包围。在布什公开表示美国准备捍卫台湾之后，中国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又和华盛顿结成反恐联盟。此外，日本国会也同意部署海军协助美军船舰进行阿富汗战争，这是自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军首度部署到日本海域以外地区，显示美日同盟成为远东地区更重要的战略因素。不过，北京也曾协助美国在阿富汗及中亚的情报工作，因此取得美国默许新疆镇压维吾尔族独立派“恐怖份子”的行动。

 

以上是从西方的观点看问题，那么从其他角度如何感受、看待这个时代呢？

 

伊朗回教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有一个专题节目《二十一世纪新奴隶现象解剖》，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这篇文章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一手制造了这场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历史悲剧”的角度，而把恐怖袭击视同民族解放运动。

 

四百年的奴隶贸易为欧美殖民主义国家聚敛了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曾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非洲大陆却因此失去大量人口，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奴隶贸易不但使非洲大陆贻祸无穷，且是至今危害世界和平的种族主义根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题为《从虐待中牟利》的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上百万未成年人被强迫进行性交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在报告中说，这些孩子“像奴隶一样被贩卖，被迫从事卖淫、儿童色情业或成为买卖婚姻的受害者”。“从曼谷的妓院到马尼拉的大街上，从莫斯科的火车站到坦桑尼亚的公路两旁，从纽约的郊区到墨西哥的海滩，令人发指的儿童性交易事件随处可见。”

 

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任何形式的性侵犯和性虐待。目前，公约已经得到一百九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批准。另一项旨在禁止贩卖儿童、强迫儿童卖淫和参与色情业的国际公约也已得到十个国家的批准。尽管如此，每年被强迫进行性交易的未成年人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儿童性交易每年给各个主权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对一些国家来说，儿童性交易是旅游业的支柱，是它们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据报告统计，印度有四十万到五十万儿童从事色情服务。而在美国，五分之一的儿童在网上经常被陌生人要求提供性服务，其中十万名儿童遭到性虐待。在泰国，色情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4％。从1993年到1995年，泰国从事色情业的妇女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全世界遭受性奴役的儿童越来越多，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被当作性奴隶贩卖。这份题为《从剥削中获利》的报告指出，贫穷是儿童受到性奴役的主要原因。报告认为，造成儿童受到性奴役的其他原因还有性别歧视、战争、毒品贸易等问题。报告说，互联网使得传播儿童淫秽图像更容易，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也使得远距离大批贩卖儿童更容易。报告举例说，每年有五万妇女和儿童被偷运进美国，沦为“性产业”的工具。在菲律宾，1986年，被贩卖作性交易的儿童有两万多，但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十万。近年来，贩卖人口，特别是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在西部非洲日渐猖獗。西非各国政府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并采取多种措施对此进行严厉打击。多年来走私人口和贩卖儿童活动在非洲大陆，特别是在西非地区屡禁不止。

 

据首届泛非反人口走私大会报告称，每年非洲有五十万人被贩卖到欧洲、亚洲和美洲，或是在非洲国家之间被买卖，其中95％是儿童和妇女。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强调，跨国人口走私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继贩卖毒品和走私军火之后的第三大非法贸易。非洲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非洲有可能重蹈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黑奴贸易的覆辙。贩卖儿童的犯罪团伙选择贝宁、马里、多哥、布基纳法索等西非最不发达国家的偏远地区，欺骗那些极度贫困的家庭，以帮助孩子找工作或到外地学习为诱饵，用十至十五美元收买一个孩子，然后通过陆路或海上偷运到加蓬和科特迪瓦等西非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再以数百美元转手卖给当地的农场主作童工，而女童则被卖到富人家中当女佣甚至被逼卖淫。据悉，有的儿童还被贩运到欧洲、美洲，甚至亚洲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在某些国家的农场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童工相当多。而那些被拐卖作佣人的女童在“主人”家中受尽欺凌，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某种比较中立的观点看来，新奴隶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显然为恐怖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的背景，如此廉价的人力，如此腐败的文明，不仅为卖淫提供了诱惑和兵员，也为恐怖袭击提供了合理说明和自杀肉弹。

 

无独有偶。不仅伊朗人从殖民主义角度审视恐怖袭击的问题，美国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系“种族研究系”主任丘吉尔〔Ward Churchill〕就将“九一一”事件的遇难者比作纳粹集中营地灭绝者──因为这些白种人为主的殖民者，实际上集体参与了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他在文章中写道。纽约世贸大楼的遇难者都是“小艾克蛮”。艾克蛮就是党卫军中校艾克曼〔Karl Adolf Eichmann，1906─1962年〕，艾克曼的名字是卡尔·马克思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联合──他曾经主持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屠犹行动，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1962年被处死。丘吉尔的文章遭到美国殖民者后裔的强烈抗议，被迫辞去系主任职务。他给学校官员写信说现在的政治气氛让他无法代表种族系、文理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校方对此举表示欢迎，因为科多拉多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一再要求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除这位教授。据报道，邀请丘吉尔讲演的汉密尔顿学院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出席会议的专家，分别收到了死亡威胁。出于安全考虑，该学院不得不立刻中止此次研讨会，此外马萨诸塞州威顿学院和东华盛顿大学也以安全为由，取消了邀请丘吉尔的校园演讲计划，并拒绝透露是否接到死亡威胁。

 

为什么“美国政府雇佣的教授竟然反美”？原来，此丘吉尔非彼丘吉尔──此丘吉尔是一个印第安人土著的后代，彼丘吉尔则是“不烈癫〔不列颠〕殖民帝国”的首相。这位印第安的丘吉尔出身于奥克拉荷马州〔Oklahoma State〕的印第安部落“切诺基人”〔United Keetoowah Cherokee of Oklahoma〕，因此成为研究美洲印第安人被征服和殖民化问题的专家。美国环保杂志《真理》〔Satya〕2004年四月号发表了丘吉尔的专访，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切诺基人”，一直从事原住民人权活动。专访还称美国政府灭绝美国土著人的历史，是丘吉尔教授研究的课题之一，丘吉尔教授认为美国政府长期违背条约，系统地消灭了美洲土著人口。据该杂志介绍，丘吉尔的较为有名著作有：《美洲大屠杀与否认：从1492直到今天》、《FBI对美国异见者发动秘密战争的文件》，而他的最近出版的一部新作，则是谈论“美帝国主义的傲慢和罪行，所要遭到的报应”。

 

 

二，从美国的911到西班牙的311

2. From 911 in the US to 311 in Spain

 

2004年3月11日，在2001年的911事件刚满一千天的时候，西班牙发生大爆炸，造成二百零一人死亡，一千六百多人受伤。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爆炸是穆斯林武装所为，很多原本就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人纷纷谴责前政府紧密追随美国的政策，认为311爆炸是对西班牙的报复。这起突发事件让反战的工人社会党大大受益，在选前民调中被普遍认为没有胜利希望的社会党一举击败了谋求连任的人民党。

 

很多选民表示，他们不再支持人民党是因为人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而参加伊拉克战争，使得西班牙成为回教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因为马德里爆炸案就有“基地”组织的背景。巴塞罗纳市一位选民说：“人民党失去了我的政治信任，它应该被击败。”该市另一名选民说：“我本来不想投票，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人民党应该对马德里爆炸以及伊拉克的谋杀负责。”

 

西班牙曾是美国铁杆盟友，结果要撤回驻伊军队，马德里爆炸案使得本来不受关注的西班牙大选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果不其然，执政的人民党政府黯然下台，在野八年的工人社会党重新上台。大选结果尘埃已定，但风波却未平息，而且演化成地震。西班牙当选首相表示，自己将履行竞选时的诺言，西班牙会把派往伊拉克的一千三百名官兵全部撤回。这意味着美国的“铁杆盟友”西班牙，已经精神崩溃了，其他因此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西班牙的撤军虽然不会对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和多国部队的规模产生实质影响，但这一决定在政治上的效应却不亚于引发了一场地震。“美国一直寻求将伊拉克问题国际化，所以各国向伊拉克的派兵成为政治上的支持，西班牙态度的突然转变无疑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集团”中东问题专家约斯特·希特曼说。而《纽约时报》也以《布什遭受打击》为题来分析西班牙大选对美国的影响。文章的作者认为，阿斯纳尔政府的下台将迫使那些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府三思而行，和美国走得太近会被选民赶下台。一名美国高官说，白宫根本没有想到，马德里爆炸会对西班牙政局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而撤军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

 

更加微妙的是，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和工人社会党的重新执政，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造成剧烈震荡，且将使欧洲政治格局重新划分，甚至对欧美关系也产生影响。原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形成了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为代表的“老欧洲”和以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反战的“老欧洲”和亲美的“新欧洲”之间龃龉不断。而西班牙新政府上台后将修复与法国、德国和欧盟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友好的关系。这将对缓和“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关系大有益处。因此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西班牙政坛的地震感到高兴。欧盟高级官员说，支持美国的“新欧洲轴心”，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如今这个轴心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和意大利孤掌难鸣。人民党政府的下台也有利于通过欧洲宪法。分析家指出，马德里爆炸事件有“基地”组织的插手，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等于恐怖组织的重大胜利；会促使他们发动更多的袭击──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囊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公司负责人这样认为。策划马德里爆炸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影响三天之后的西班牙大选。早在爆炸前三个月，一个恐怖分子经常光顾的网站就在讨论袭击西班牙的计划，其目的是增加公众的反战情绪，并迫使西班牙亲美政府下台。该计划明确建议武装人员在西班牙大选前夕动手。“基地”组织还威胁要在即将到来的六月欧洲锦标赛期间在葡萄牙发动恐怖袭击，意大利和英国也都响起了恐怖袭击的警报。

 

尽管美国总统布什呼吁盟国继续支持反恐战，但遭到西班牙新总理的断然拒绝：“对伊拉克的占领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战后死亡的人比战争死亡的还多。”在民选政府看来，能否赢得选票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政权在选票的压力面前是不可能坚持任何立场的。除非妥协或是下台，而一般情况下政客们都是选择妥协而不是选择下台。这样，如水流淌的民意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指针。

 

但要创造历史的，就不能消极地迎合民意，而要积极地引导民意，这就不得不牵涉到所谓“阴谋治国”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运动群众”而不是被群众运动所左右。

 

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写作了一本畅销书《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2003年〕，该书是他三年以来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的精选。他观察到布什政府一再欺骗公众，而主导其政策的右派保守势力是支“颠覆性力量”，实质上要推翻民主──它们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现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的福利体制。克鲁格曼不是左翼份子，而是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公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一旦人们了解到布什政府激进的政治目标后，将不会有人在当前极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选择他当总统，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实行多年的宝贵制度毁于一旦──因此《大破解》一书将成为美国选民的警世钟。

 

有趣的是，在关于布什政府是否大转向的问题上，不久前出任《纽约时报》执行主编一职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其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同样观点，他在肯定布什政府的同时也承认布什想将美国引入克鲁格曼所指称的极端保守主义方向，其中包括：急剧削减或取消税收制度中的累进税、逐步减少社会保障和其它保险的数额、促进无干涉市场、解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限制、对政府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造等等。

 

从“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右翼政变”真的像上面两位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是美国这个唯一霸权正在进入其角色的尝试──类似于进行某种“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也许令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不如此，美国这个主权国家就无法完成向着全球政府的职能转变。

 

新的世纪不会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纪，而可能是“九一一事件”的回响：整个世界急剧“右翼化”，不论美国、中国还是俄国──公共资产正以不同方式迅速落入少数人的腰包，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而作为绝望挣扎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行为，到处蔓延。

 

 

三，民主国家如何胜任反恐战争？

3. How can democracies prevail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纽约时报》2004年1月19日的文章认为：“美国大选是对选民的背叛”。文章指出，2000年大选之后美国选民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恼火的现实：美国的选举制度问题百出，甚至连谁真正当选了总统都搞不清楚。而三年后的情况变得更糟：电子投票机问题多多。如果今年的总统竞选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这一问题上，美国人又会感到受伤，而且这一次的问题因为采用了电子投票机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究竟这种机器的可信度如何？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机制曾经备感自豪，并热切地想同世界各国人民分享这一体制。但其中的关键原则在于，那些领导人是得到选民认可的，而这种认可，又要求用一种程序将选民的意志化为合法的政治权力。现在，美国的选举体制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而挽救美国民主的方法中最为急需的是改革计票技术。可以说，一个精确的计票技术是民主的重要一环，而在美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不用选票打孔机，但电子投票机也缺乏可信度。

 

许多电脑科学家发出警告：黑客或者恶意的程序员或者仅是技术故障，都可能使电子投票的结果错误百出，而这些错误又很难检验出来。例如争议最大的佛罗里达州议会选举，触摸屏幕的机器得出一百三十七张空白票，但胜出的一方仅仅多出十二票，失败者指责这种机器不灵，导致他落选。“人们不可能跑到投票站，然后根本就不投票”，他说。但这种投票机没有打印记录，根本无法进行复查，所以《财富》杂志将电子投票机列为“2003年最糟糕的科技发明”。

 

通过互联网来进行选举，将在密歇根州首次付诸实施，而五角大楼也将在大选中开展一个计划，为在国外的飞行员提供通过互联网进行投票的计划。然而互联网投票引起了众多的安全问题，同投票机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一些主要机构的网站经常遭到黑客袭击，而“特洛伊木马”病毒又可以轻易攻击家用计算机，所以，互联网选举是否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选民参与的问题。美国人理想的政府是所有的选民都参加选举所得出的政府，通过这种全面的选举来选出自己的政府，或者只是接近于此，但是，即便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民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也仅有51%的选民前往投票点投票。这表明，任何在美国当选的领导人，都只能组织“少数人政权”，即代表不了半数以上的选民。而即使在政治危机相当严重的1960年代，投票人数还占选民总数的63%。在2000年大选中，佛罗里达州的州务卿，雇佣了一个私人公司来负责剔除那些重罪犯的选举资格，结果许多非重罪犯的选举资格也一并取消了。而2004年将有更多人被取消选举资格，没有人知道州务卿根据什么标准来开展这项工作，但州务卿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是确定的，那就是支持布什州长的哥哥布什总统。而在极有争议的2000年总统大选之后通过的《帮助美国人投票法》，要求对一些选民身份进行认证，毫无疑问这又将使得一部分人无法如愿投票。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说，美国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承诺以便促使更多的人来登记投票。好几个州都允许直到投票日才登记投票，这一做法似乎有助于提高投票率。通过邮件投票，将投票日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这些改革也将有助于提高投票率。还有一项运动要恢复近五百万重罪犯的选举权，这些罪犯的36%是黑人男性。

 

美国的宪法精神试图让国会成为人民公仆，但国会参议员却日益成为垄断性最强的行业。2002年一百名参议员中仅有四名参议员被替换，创下历史新低；而众院四百三十五个议员，被替换的没有超过三十人。

 

宾夕法尼亚州的情况非常典型，2000年人口统计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州议会，他们使用电脑对选区进行了奇怪的划分，将民主党现任参议员放到同一选区，迫使他们自相残杀，在这个民主党人口比共和党多出五十万的州里，选举结果是共和党得到十二个参议员席位，而民主党只得到七席。党派勾心斗角使得国会无法代表选民的意愿，何况将划分选区的大权交与这些党派意图明显的人？这严重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方向，在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密歇根这四个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大致势均力敌，但他们在国会的议席却是：共和党议员五十一席，民主党仅仅二十五席，比例几乎达到二比一。

 

两百年前的《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托马斯·杰斐逊认为“选举出来的政府”是“对于那些错误的或对权力滥用的行为最具永久纠正能力的政府”。但他忘记补充，这样的政府还必须是由多数人选举出来的，并且经过公平有效的程序。现在《纽约时报》认为，“现任总统布什猛挖对手黑材料”：他虽在共和党内没有对手而省去初选的气力，但对整个初选战情仍全力投入，虽然他声称“专心国事”，但其实全副心思都在选举上，更叫助手研究民主党候选人的黑材料。布什一心留意自己的竞选经费募捐总额，而不顾国库被挥霍一空；因此布什筹得了破纪录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竞选经费。他设立了“布什切尼2004年”网址极具规模，且提供电邮发信连结，让支持者把推销布什的电邮发给各地报章，当中附有各区报章的电邮地址、支持信撰写秘诀、布什的政治立场等，供布什支持者剪贴移用，据说已有数万封这种电邮传寄给各地报纸。

 

正如一党独裁造成党内分裂一样，随着美国独霸世界，也政治上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个美国。从人口构成上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占选民的46%，而所谓“大选”的任务其实就是争夺剩下的中间选民8%。2004年3月初的民意调查显示，86%的选民已经打定主意投谁的票，虽然距离11月2日的选举日还有八个月。所以，不管谁胜谁败，今年的大选将出现的最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是：在这场“两个美国”的决战中，决定胜负的选民，不属于这“两个美国”中的任何一方，而是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的少数中间派。

 

纪录片制作人迈克·穆尔〔Michael Moore 〕出版了《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一书，指责布什是一个“贼首〔thief─in─chief〕、联邦政府的非法侵入者、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窃据者”〔指2000年美国总统的不公正选举〕。他认为美国已偏离了应走的道路，总统选举不再自由和公平，因而需要联合国观察员和军队的介入。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向布什发出一封咄咄逼人的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在五百三十五位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人的子女在我们的军队中服役，假如你真想为美国奋斗的话，就请你把你的两位千金送去战场。”“我们生活在虚假的时代里，在这个虚假的时代，我们得到的是虚假的选举结果，我们选出了虚假的总统。在这个虚假的时代，有一个人找到一个虚假的理由把我们带入了战争。布什先生，我以你为耻！” 在一场电视演说中他如实宣告。他认为美国人民被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和国会以及他们富裕的企业同伙比如安然公司的罪犯们合伙欺骗了，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歧途。

 

一些观察家提出，“九一一”事件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美国政治已进入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以是否支持布什政府为界线，美国知识界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阵营；他们之间的论争方式也不再彬彬有礼，而是追求以挖苦、尖刻和战斗的方式赢取选民的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遗余力地指责美国已落入某种精英阴谋〔elite conspiracies〕，因此竞相求助于普通美国选民将“我们的国家夺回来”。

 

 

四，民主国家互不交战？

4. Do democracies never go to war against each other·

 

美国的内部分裂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表明随着美国独大，民主制度正在失去社会动员〔以对抗外敌〕的功能，所以被日益悬置起来〔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向着罗马帝国的转化过程〕。同样，“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论，也被证明完全错误。这个理论一度颇为流行，它认为民主国家具有通过妥协达成和平的倾向，因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上，民主国家都会表现得更为开明。尤其在独裁国家的威胁下，民主国家之间较易于达成和平，不必战争手段就可以解决争端；虽然面对独裁国家的威胁，民主国家却不吝使用战争手段，有时自卫，有时侵略。

 

我们注意到，在上述的错误前提下，有三种错误的想法值得一提：

 

1，“在民主资本主义下，大家都关心经济利益，计较成本收益，与相互贸易、谈判与妥协等等和平办法相比，战争常是经济上最不合算的办法。”错。因为这只是非关重大利益问题，在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民主国家照样兵戎相向，古代的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共和国之间先后绵延一百多年〔前264─前146年〕的三次大战，足以说明。二百年前民主的英国对法国革命的反对和干涉，也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现象确实存在。西方列强在中国先是不支持辛亥革命，后来又支持袁世凯，接着又反对国民革命，最后在国共战争中严守中立，拒绝支持“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致使“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共产党赢得胜利，废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2，“共和制度下大家彼此争夺资源，必然产生很大离心力，只有将内争转为外战，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才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并保证内部有不断增加的资源可以分配给竞争者，所以共和制必然有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倾向。”错。因为这不是共和制度的特点，而是区域国家、主权国家的特点，例如古代的苏美尔、中国，都奉行君主制，但由于分割成若干区域国家和主权国家，照样征战不息。当然另一方面，统一国家容易走向君主独裁制，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3，“在民主制度下，开战最终要由承担战争损失的公民们来承担，他们自然比君主更为克制。”错。历史表明，“群情激愤”的共振作用往往要比独裁者的运筹帷幄更加容易激发战斗热情，因为在民主制下，责任是分摊的，压力分配到每个人头上，无形中少了许多，这就是所谓“广场效应”、“剧场效应”。

 

至于康德认为当所有国家都变成开明、自由、民主时，人类的永久世界和平才能达到，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空想。实际上，永久和平只能立足于“平定主权国家”的基础上，而不能存在于众多国家之间，即使这些国家全都是民主国家。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与“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

 

由于美国宪法原先并没有规定各州不得退出联邦，因此南部十一个蓄奴州在南卡莱罗纳州的带领下，于1860年冬至1861年春先后退出美利坚合众国并自愿组成“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并不构成违法行为。而1861年4月12日，南卡民兵向境内的外国军队发起攻击因此也就并不属于“内战”，而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南北战争像北美独立战争一样不是内战而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奴隶制并不违反美国当时的法律。不但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试图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解决奴隶制的争端，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美国的法律本身就有逮捕逃奴如同逮捕罪犯一样的规定，还有五个黑奴可以在众议院获得三个人口代表额等正式承认奴隶制合法的条款。因此在政见不合的情况下和平退出联邦并合法选举自己的邦联和总统，所秉承的正是和独立战争一样的原则与精神。林肯过分强调“国家统一”，其实用的不是美国立国原则与精神，而是英国镇压北美人民追求独立自决的原则与精神。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悖论，一个在朝与在野的时候说起话来反复无常的经典事例。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与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这两个北美民主国家之间的血腥战争，从1861年至1865年，历时四年，两国共计死亡六十二万人左右，是美洲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美利坚邦联国的损失尤其惨重，白人青壮年的四分之一战死，一半以上的农庄、机器、铁路遭到破坏，三分之二的财富全部耗尽。林肯和美利坚合众国原本并不想消灭奴隶制，他把南部各州退出合众国另组邦联国的举动说成是南部各州中某些个人的反叛联邦的行为，而不是州的行动；后来因为战争失利林肯才用“解放黑奴”作为战争动员手段，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战争中用了“土地改革”作为战争动员手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像“满洲国”一样没有独立成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从中华民国成功地独立出来，加入了苏联阵营。

 

由于南北战争是强者征服弱者的国际战争，而不是正义压倒邪恶的国内行为；就像中国土地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战争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战，所以成功地征服了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也就是“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也就是“北方”〕，从此也就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不再是以前的美国了。正如用武力和死亡数千万人民为代价征服了中华民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旋即追随苏联的其他卫星国，改国号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此再也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其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接下来的整个二十世纪，在政治制度上最民主的美国在国家行为上却是最具攻击性的国家，它参与和发动的战争远远超过了最为黩武的日本和最为残暴的苏联。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并最终拖垮了苏联集团，更加戏剧性地证明了“南北战争的血没有白流”。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利坚邦联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还不算数，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个著名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明主权国家对外扩张的贪婪野心与内政方面的政治制度，并无因果联系。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美国就试图以武力并吞加拿大。独立战争结束后，1782－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条约，尽管美国获得俄亥俄河〔Ohio Rever〕、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 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但仍提出占领加拿大的要求，遭到英国拒绝。美国独立战争后，十几万亲英派作为难民被驱逐到加拿大，美国拒绝英国在美－加边界地区建立印第安人卫星国的提议，随时准备入侵加拿大。1805年起，美国殖民者加紧略取大湖区印第安人的土地，使英美关系剑拔弩张。1812年，美国看到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趁机对英宣战，再度以武力兼并加拿大，但再次失败，被迫于1814年和英国签订条约〔Ghent〕，恢复战前原状。有些人宣传“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和约上签字”，其实是出于对这个第二次英美战争的无知。

 

美国在1776－1783年和1812－1814年两次武力并吞加拿大，完全打破了“民主国家无战争”论的谬说。1812－1814年英美战争后，民主国家美国知道自己还不能战胜民主国家英国的海军，因而放弃了北进的侵略政策，进而在1819年和英国签订立新的条约〔Rush-Bagot〕，确立五大湖区不设防的“和平原则”，规定双方分别在尚普兰湖和安大略湖各留驻百吨级单炮炮艇一艘，其余大湖则留驻两艘，后来这项非军事化原则还延伸到陆地，使美加之间三千英里边境不再设防。但这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而是“民主国家战争结束”。接下来，美国的扩张才转向海军能力衰退的西班牙，同年兼并佛罗里达，然后陆续攻占中西部广大领域。

 

现代人受到意识形态的摆布，在“民主与专制”、“海权与陆权”的斗争中，十分强调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以及马其顿对整个希腊城邦体系的“统一战争”〔其实是征服战争，就像秦国对中原各国的“统一”〕，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古代地中海历史上更有决定意义的布匿战争，不能不说是极为短视和愚昧的。

 

布匿战争〔Punic War〕一词来源于罗马人称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城邦为“布匿〔poeni〕”，布匿的意思是“棕榈之民”，因而迦太基与罗马之间在西部地中海争夺霸权的战争被叫做布匿战争。迦太基〔Carthage〕位于现今北非突尼斯城以北十七公里处，是推罗城〔Tyre，位于现黎巴嫩〕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立的殖民城邦，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国，“Carthage”在腓尼基语中就是“新城”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与美利坚合众国开战的美利坚邦联国，也与“棕榈”有关，据说1860年11月7日林肯当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南卡罗来纳州当天就升起了宣告独立的棕榈旗。美利坚邦联国也和迦太基一样是个民主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的罗马也是如此，拥有执政官、元老院、和市民集会三位一体的政治机构，可以比拟为现代的总统、上议院、下议院。

 

罗马于公元前273年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后，开始向外扩张，与称霸西地中海的迦太基发生冲突，于是引发了两国之间的长期战争，一个多世纪里先后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年〕，主要战场在西西里岛及其附近海域。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起因于罗马背信弃义，继续扩张，迦太基不甘失败，准备复仇。前219年，汉尼拔率迦太基军攻占与罗马结盟的西班牙城市萨贡托，罗马向迦太基宣战。汉尼拔进入意大利作战。前204年，大西庇阿进攻迦太基本土，汉尼拔奉召回国救援，于前202年在迦太基西南的扎马之战中被罗马军打败。迦太基被迫求和，放弃所有海外领地；仅保留十艘舰船；不经罗马允许不得与别国交战。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由于罗马担心迦太基东山再起，蓄意消灭迦太基。公元前149年，罗马出兵八万四千万人围攻迦太基城，三年后小西庇阿攻克迦太基，五万残存居民被卖为奴隶，城市被烧光。经过一百一十八年，通过三次战争，民主国家迦太基被民主国家罗马彻底灭亡，并在迦太基领土上设置了罗马的阿非利加省。民主国家罗马对待民主国家迦太基一点也不仁慈，其百年战争甚至要比秦国征服中原各国的十年战争更为凶残。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的含义是什么？有人认为，就古代世界内部来比较，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罗马类似于斯巴达，那么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迦太基和雅典在文化与经济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罗马与斯巴达。迦太基在地中海地区是罗马帝国以前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且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的延续性；而且没有发生过叛乱和僭主制。迦太基的弱点则是抱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类似。

 

迦太基人也没有平等的盟友，他们垄断贸易，获得暴利。但罗马人却是贫穷的，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统治基础，对外政策很少种族歧视，经济剥削也比较温和，最终摧毁了航海、金融、贸易的垄断者迦太基。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嫉妒与憎恶，迦太基的“盟邦”还要被课收沉重的赋税，难怪它们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使得迦太基最后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虽然迦太基人为保卫自己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战斗，但在其他民族看来，这是它自己的事，与他人何干？

 

人们总是觉得迦太基人的性格与犹太人十分相似〔它们都属于迦南语族〕，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财富和土地而战，所以在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宪政完美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因为这个国家从来不跟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机会与财富。也许在未来的观察家看来，深受犹太人影响的现代美国，日益丧失类似于早期罗马美德的清教精神，越来越和商业立国的迦太基相像。美国的缩写“US”已经被美圆的标志“$”所取代，“$”作为这个金圆帝国的象征物，生动道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商业灵魂──这样的美国显然无法担当整合全球文明的历史责任，如果它不能从唯利是图下解放出来，改弦更张、脱胎换骨，完成某种从商业主义向政治精神的转变。

 

 

五，核武恐怖的幽灵意味

5. Specter of nuclear holocaust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被命名为“小玩意儿”的原子弹，在爆炸时产生了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上百万个大气压的压力，致使三十米高的铁制发射塔一瞬间化为乌有，半径一千六百米范围内的所有动植物全部死亡。

 

1945年8月6日和８月9日，美国空军把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的军事基地，造成十二万人死亡。广岛、长崎的核爆不仅让侵略成性的日本天皇立即发表“终战”的无条件投降声明，也让世人刻骨铭心。

 

但是核大国的领导人们对于核战争的后果却似懂非懂。前苏联的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核武器并不像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可怕。”而毛泽东干脆说：“原子弹是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吓唬人的纸老虎。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即使美国一些国防专家最悲观的估计也只是认为核战争的爆发“会死几亿人，但大部分人和国家还会继续存在。”他们的共同错误是把核战争看成主权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全球问题；其实“核战争”的主要后果是引发全球气候变化，而这恰恰是分不了国界的。

 

直到1982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克鲁特才首次提出，核爆炸产生的大火将对全球性气候和生态变化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人们研究了火灾的分布及烟云的上升高度等对悬浮微粒产生的作用。认为全球性大气循环的输送，使得遭到核攻击的地区上空的烟尘微粒会扩散到更广大的区域，半个月后，整个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部分地区将被烟尘淹没。严重的是，这些烟尘和微粒将长期滞留在大气中。通过气象模式的计算，这些尘粒滞留在大气中的时间要比以前科学家们认为的长得多，因为尘粒将同由于核爆炸而受热的大量空气一起向高空上升，很难降落。由于水循环能力减弱，尘粒随雨降落的机会会减少许多。这一切都将导致“核冬天”的来临，特别是在北纬15°到北纬40°的地区，气温急剧下降并持续下去，北半球夏天的气温可能降到冰点，那些在大火中没有烧死的动物，也会被冻死。一系列毁灭性灾难将接踵而至。首先，由于海洋的巨大的热惯性，海洋降温相当慢，陆地和海洋的温差增大。如果核冬天出现在夏天，那么，核爆炸大约过二周后，北半球陆地表面的温度将会降到0℃以下，几乎见不到太阳光。许多植物来不及适应这样低的温度就会死去，北半球的全部植物和南半球部分植物都将遭此恶运，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也会几乎死光，因为它们酷爱温暖和光照。北半球许多动物会因为食物缺乏而无法生存。如果核冬天正好发生在冬季，北半球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植物还正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永远没有机会苏醒了。

 

198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年〕等五位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核冬天：多次核爆炸的全球性后果》。这篇声名大噪的文章向人们描绘了如果爆发核战争，核爆引起的烟尘将遮蔽太阳的光芒，地球将进入几周或数月的黑暗之中，地球表面温度大约会下降到平均─25℃ 左右。绿色消失，江河封冻。萨根用火星来比拟“核冬天”：火星因为经常性的尘暴，整个星球被沙尘所环绕，粉尘阻挡了太阳的幅射，使火星变成一个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冰冷世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萨根告诫政治家，如果爆发“核战争”，地球就将成为第二个“火星”，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人类的文化将在地球上消失。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萨根的模型不完善，比如它忽视了烟尘必须飘到极高点才能不被雨水驱散这个因素。

 

萨根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以前对温度的估计是错误的。他说，一场全面爆发的核战争顶多会使地球北部的气温降低摄氏二度。也就是说，地球更有可能经历的是一场核秋天。

 

在《鬼神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The Demon Haunted World：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一书中萨根写道：“我的观点认为，全球核战争的后果由于氢弹的发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在空中爆炸的热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使大地阴冷黑暗，导致全球范围的核冬天。……核冬天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那些坚持大规模核报复以阻止核袭击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进行大规模核打击选择的人感到不安。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其环境后果将使任何发射了大量热核武器的国家走向自我毁灭，即使其没有遭到对手的核报复。数十年来，这一战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积累数以万计核武器的根据，突然变得不怎么可靠了。最初的关于核冬天的科学论文〔1983年〕预言全球气温会下降15─20℃，现在的估计是10─15℃。考虑到计算中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这两个值是相当一致的。而且这两个温度下降都远大于当今全球气温与上次冰河时期的差异。”

 

核冬天或核秋天的压力迫使核大国在二十世纪末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并未消失，新型的第四代核武器仍在孕育中，一个可怕的趋向是，小型化和实战化的新式核武器正在出现，未来的小型核武器就像手电筒、手榴弹一般大小，可以装在口袋里。恐怖集团要取得这种核武器可谓易如反掌。世界面临核威胁、核讹诈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自二战期间发明原子弹，至今出现过四代不同的核武。第一代核武是原子弹，第二代核武是氢弹，第三代核武是效应经过剪裁或增强的核弹，如中子弹、冲击波弹、钻地核弹头、电磁脉冲弹等。第四代核武器则是以高能炸药代替核裂变扳机，作为核裂变所需的条件，其关键研究设施是民用研究中使用的惯性约束聚变装置，这种武器因此不受《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限制。此外，由于这种武器不使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作为核聚变的反应条件，因而不产生剩余的核辐射，从理论上讲似乎可作为“常规武器”使用，一些国家正是利用禁核协议的这一局限性，加紧第四代核武器的研制。正在研制的第四代核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当量可调弹头，“合二为一”弹头、利用核部件插入技术实现常规弹头与核弹头的相互转化，干净的聚变弹，反物质弹，粒子束武器，激光引爆的炸弹，核同质异能素武器等。

 

在以上这些武器中，标志性的第四代核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金属氢武器，即：将氢气在一定压力下转化为固态结晶体，然后使其爆炸，其威力相当于目前威力最大的化学爆炸物。

 

──核同质异能素，同质异能素是指质量数和原子序数相同，在可测量时间内具有不同能量和放射性的两个或多个核素，其爆炸能量比高能炸药高一百万倍。

 

──反物质武器，主要是利用极少量的物质和它的反物质，如：带正电的电子称为反电子、带负电子的质子称为反质子相互作用，产生巨大能量而引起核爆炸。

 

战术核武器──中子弹，是以热核材料聚变反应产生能量，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因素的低当量、弱爆炸冲击波效应的热核武器。中子弹也称“增强辐射弹”或“弱冲击波强辐射弹”。也可以说，中子弹是小型氢弹，它以氘和氚为聚变材料，以尽可能低的核裂变当量弹为“板机”，从而使氘氚反应及氘氚反应所产生的中子大大增加，裂变反应的其他效应则相对减弱。例如普通原子弹的核辐射在杀伤破坏因素中所占的比例为5％，中子弹的核辐射在杀伤破坏因素中所占的比例即高达30％。

 

据测算，一枚当量为一千吨的中子弹，在一百五十米高度爆炸时，瞬时核辐射的杀伤半径可达八百米，对坦克乘员的杀伤相当于一枚当量为一万吨的原子弹，冲击波对建筑物的破坏半径约为五百五十米，不及原子弹的二分之一。中子弹能有效地杀伤人员、对付装甲集群目标，而对建筑物和武器装备的破坏作用则很小，因而是一种战术核武器。中子弹可以用飞机、导弹、榴弹炮来发射。例如1981年美国开始装备部队的中子弹W─70，其弹头重211公斤，弹长2.46米，弹径0.46米，弹头威力相当于一千吨TNT炸药。美国将中子弹装配在射程三十公里以内的155、203等火炮上，实战中也可以采用飞机投掷。在1989年至1990年5月间，法属穆鲁罗瓦岛进行的四次中子弹试验中，法国的中子弹运用射程一百公里的火箭发射器，爆炸后能毁灭直径三至六公里内的任何生命，但又能完好地保存所有的建筑设施。试想，如果中子弹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各个主权大国的首都遭到夷平，或被威胁立即夷平，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所造成的惨状可能重演，世界历史立即发生根本的转折。

 

 

六，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

6. Commercialism and spirit of politics

 

政治啊政治，这真是一个怪物！谁控制了这个怪物，就“占了上风”，就可以主宰人间甚至呼风唤雨。而这种胜利和上风，又微妙而莫测，有时好像命运捉弄人，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胜利与上风的赢得归之为“形势”。而笼统的“形势”又是来无踪去无影，叫人摸不着头脑，因此称它为“一切因素的总和”也不为过。既然形势通常都是未知的数，结果叫企图“预测形势发展”的人们不得不经常失望。形势还取决于偶然事变，预测形势说来容易做来难。即使连事后聪明的批评者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天才也无法究其实际，而惟有胜利者被目为“旷世奇才”。

 

不过好奇心还是推动人们向前，想探究一下政治、斗争、形势、胜利等名词的实质所指。结果发现，这些奇特而费解的现象其实都是基于人性：由于人性及其心理过程错综复杂，而使这一切难以描述，古人只好把这些都归之于“天”。所谓“天”的内涵与我们归之于“人性”的，其实并无不同。因为人性就是天然的天赐的天性。正如俗语所说：“人心是肉做的”，这说明人心并非铁板一块，且瞬息万变，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例如一旦有人得势，众人就会归附，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叫“趋炎附势”；一旦他又失势，众人必将弃之，再度重新表态，这就是所谓“人心不古”。这种摇摆性其实也是政治力量的核心所在、政治力量的重心所在。政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掌握人心方寸之间的艺术或曰骗术”。有人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其实不对──政治乃是最为低级的骗术，因为各种政治所欺骗的都是大多数人，高明的骗术由于过分精致反而不能奏效，惟有低级粗劣的骗术才适合多数人的智力水平，从而能达到最佳效果。

 

而一切政治骗术的必要，都可归诸人心的易于动摇：若无人心之动摇，即无政治运作的余地之可言，亦无政治需要之可言，而“政治艺术家”之骗术，即在于操纵人心，抓住、利用、使唤、摆布、控制，以及掌握在必要时候镇摄人心的“手段”。可以说，政治的成败是由万花筒般的形势和欺诈效果所造成的，这里当然包括了时机与命运的因素；而形势则受到人心的影响，形势反过来又造成人心的行色匆匆。社会现实既由政治及其反作用造成，政治家的策略当然需要抓住各处的条件，就像爬山者需要抓住每一块石头，造成有利的地位，扭转不利的形势，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并且隐藏自己之短，此之谓“韬略”。

 

韬略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略：上略是创造及促成社会风潮，中略是把握及利用社会风潮，下略是被社会风潮裹胁驱策而前。如果说，战略家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风潮，则不可过度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去行事，免得势孤力单。而造成社会风潮，则可利用多种方法，如用宣传、制造事件及缔结联盟、扩大冲突等手段来扩充势力范围。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所亟需的社会风潮者，即为上略。至于权谋，则要慎用，弄巧成拙者反被其害。要想成功，运用权谋者须有完善的组织做为支持工具，且十分谨慎地利用千变万化的形势，方有成功之望。否则，小企图利用大，往往被大所害；正如羊想要利用狼，民间想要利用官方，常被狼、官所害。

 

商业主义和政治精神──这是历史中两种比较恒定的精神因素，也是一对互为消长的对手。凡是商业主义占了上风的地方，政治光荣就被蛀空腐蚀；凡是政治精神占了上风的地方，商业空气就会窒息衰歇。如果以历史的透视来看此中奥妙，而不是仅仅怀着哲学理论的偏执狂热，就发现历史的循环也就体现在上述两种风潮的起伏盛衰中。

 

斯特劳斯起而奥匈帝国亡。柳三变〔柳永〕风行而北宋衰微。商业性质的“大众文化”对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的文明颓废、社会堕落、民族腐化，身负责任。娱乐性文化，确实是瓦解敌人的良好武器；难怪西方社会在自我摧毁以后，又利用大众文化、世俗文明摧毁了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则用它来对付回教国家。

 

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推崇古代的《雅》《颂》具有极大的教化作用，因为知道文明示范对于延缓社会衰颓具有奇效。雅颂的催眠如能扭转大众文化、世俗文明的颓废倾向，则可在即将来到的全球文明的复兴中，再度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古代诗人因此承担了道义使命，相比之下，今日自称“诗人”的许多人不再懂得“雅颂”，他们擅长时兴小调、采纳茶馆和官场上的污言秽语……我们今天谈论这些事情不是从事文学评论，而是探讨文明的命运。深深的绝望迫使人们展望未来的景色，音乐风暴掀涌壮观的诗潮，化成历史的峥嵘，并蹂躏以往的历史，作为自己的养份与建筑材料……

 

印加的统治被欧洲殖民者一举摧毁了，印加的文化心灵涂炭了，人们逐渐对印加的往事也淡忘了。那些巍峨的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和辽阔而阴沉的广场，像天安门一样充满杀气……还沉浸在夕阳的神秘中，向人们暗示生命的血腥与震撼。欧洲的霸业是从印加的废墟开始的，也将在印加的荒场找到归宿？对文明史学的视角来说，美国是西半球之极，印加则是东半球之极；日本不是真正的东方；真正的东方是在扶桑──印加的废墟上。当印加帝国被来自西欧的海盗荡平时，整个的“东方”也就陷入了衰颓。文明史学的东方也是人种学的东方，黄种人从印度东部到加勒比海，从西伯利亚到新西兰，其最远的象征就是印加。埃及、巴比伦都太陈旧了，只有印加还是新的废墟。

 

印加在种族上的后代已经支零破败、难以凝聚──有一天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凝聚和崛起，将改变世界历史的轴线。现在，墨西哥的矮种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谁能说印加在精神上的后代等于虚无？精神不是区区的“文化”，而是心灵的倾向，是基因的产物，文化不过是这一倾向的果实。印加的精神难道不能复苏并在全新的模式下整合全球？……五百年以前有谁能够想象，在印加帝国北部的阿兹特克帝国废墟的北部边境上，竟然能够兴起美国这样一个世界超强、全球霸主呢？

 

“现代”是科学技术横行霸道、遮蔽人性的时代。但即使如此，有哪一个“文明人”站在沉默的印加废墟前，能无动于衷？印加不是个没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代表了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历史的轮盘重又向它转去的时候，谁知道文明会呈现什么面貌呢？西班牙征服者的野蛮扫荡反而增进了后人的神秘感。知道得愈少，想象的余地就愈大。印加圣地的朝圣者们将如何感谢皮萨罗和巴尔维德这些血腥屠夫──是他们的肮脏手段制造了这些神秘气氛。而现代欧洲人愈是重视印加的文化及其精神象征，愈是表明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深陷“印加化”或是“太平洋化”或是“东亚化”了？这种历史动向既然如此显著，它的终局是否印加精神的世界性弥漫？从中国到印加──太平洋这片“东方湖”，有座持久的桥梁将兴起，仿佛沟通一切印加式金字塔？

 

和印加人相比，把印度人看做一个民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并不存在统一民族出现的条件。“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连文化概念都算不上〔印度被各种宗教所分裂〕，正如“印度人”连一个种族概念都不是〔具有白种、黄种、黑种的多重混血〕。印度那些林立的土邦和教派所牵涉的，不仅是宗教问题和生活方式，而且是整个文明和种族的结构。不同的教派在印度难以共处，尤其因为印度还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一个没有历史记忆和历史记载的国家只能是“地区”。“亡人之国，先亡其史”，在印度这一地区，不论哪个国家政权都没有留下可靠的历史记载，更不存在历史学家们悉心栽培的记录与观感了。即使回教的以及西方的作家们及其历史作品，也都是后来的“外国人统治印度时期”留下的东西。而像中国唐朝玄奘〔600─664年〕的《大唐西域记》，虽然不是专门记载印度历史文化的，也已经属于凤毛麟角，更与“印度文明”这一概念毫无关联。至于印度本土盛产的神话传说史诗戏剧，则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

 

经过上述考虑之后，“印度文明的历史”只能被排除于严肃的研究与引证之外了。同时，在印度实际上潜伏着许多文化暗流，在各地土王的保护下──印度的政治格局因此与中国秦汉以来郡县制大不一样，甚至比春秋战国的独立性的歧异性更大，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印度土邦就会兴风作浪，这使得印度其实只是“印度教地区”，犹如中东的“回教地区”、欧洲的“基督教地区”一样──各自在其内部呈现着五花八门的种族文化与政治板块。时候一到，这些板块就会迸裂开来，如遇到外力入侵，场面就更加热闹。即使在今天，印度内地还存在许多原始部落，好像是几千年间不断散落的珍珠。印度文化显得博大精深，同时明显缺乏一体化的主导力量。现在的印度，其实是莫卧儿人和英国人的遗产，而即使这样的遗产，也已经被分割为五了：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在文明史论的意义上，欧洲和中国才是比较经典的事例。例如，欧洲第一轮文明〔希腊、罗马〕和第二轮文明〔基督教文明〕，清清楚楚；中国第一轮文明〔先秦两汉〕和第二轮文明〔唐宋元明清〕，也序列有致。相形之下，埃及和巴比伦虽然也经历了城邦─小国─大国─统一国家的发展，但规模毕竟太小，且史料大多湮没不闻。至于中东地区的后起之秀阿拉伯，其文明大致属于闪族与雅利安文明的混合体，杂糅希腊、犹太、巴比伦、贝督因人的混合型。

 

在文明史论的意义上，对于罗马共和国那样政治立国的国家而不是迦太基那样的商业立国的国家来说，“人权”与“安全”，“自由”与“生存”，“解放”与“升华”，“自我”与“历史”，这些都是不可得兼的“鱼与熊掌”。也许在商业社会，这些都是可以通过金钱来交换收买的，但政治社会却不是这样，这四对活宝既然不可兼得，那么在政治世界里它们还进一步构成社会基本冲突的元素，也就毫不奇怪了。这四对活宝，既然是原则，而且对立，不仅对立，而且相互吞噬，此长则彼消，彼长则此消──好像很难双赢。在一个折衷主义已经被列为反面教材的政治社会里，只有相克才能达到相生？鲜血淋漓与肝胆撕裂，仿佛成了诞生的前提。它们甚至称性爱为“鬼打架”，它们的性科学教导说，致命搏斗常常发生在本该相亲相爱的两性之间，并在鲜血的种子里孕育发芽未来世界的胚胎……

 

难怪生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一场远比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为深刻的整合，才能解决这两者加起来都能解决不了的全球问题。这不是社会物质的阶级─种族战争，而是文明精神的文化─心理战争：让物理的战争从文化的战争里流过，但是以后者作为根本的转折吧……没有文化战，就不能结束武装冲突；在此之前，“缓和”仅仅是为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作铺垫的。所以我们看到，是“缓和”瓦解了共产主义阵营，并结束了冷战。虽然在最后关头，是中国的“六四镇压”成为“缓和”到“革命”的导火线。

 

全球政府创立之前，全球社会的紧张度只能不断加剧，使得愈演愈烈的角力日益深入地麻痹社会神经的细胞，社会毒素将渗透人们的视野。不足奇怪，既然战争的尽头尚未来到，那只有等到高潮之后真正的松弛方能出现。但愿我们活着的年代就能看到文化战出现，那不会是人类的末日，但肯定是某种文明即“生活方式”结束的时候。

 

“欧洲化”将不是被外力、而是被内在的衰颓瓦解，犹如罗马时代的希腊文明、犹如秦汉时代的中原文明，变成某种公式化的和僵死的东西──它多采多姿的碎片及残余将被某种新的“大一统”模式所吸收……不论它被命名为“皇帝制”〔秦汉〕、“元首制”〔罗马〕还是“人民主权制”〔美国〕。但问题却是相似的：在前述的八种〔四对：“人权”与“安全”，“自由”与“生存”，“解放”与“升华”，“自我”与“历史”〕互相对立的观念元素中，我们选择哪四种？这将是摆在每个国家及其人民面前的抉择。这一抉择也代表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角力，是被困在观念中而丧失了把握未来的机会，还是和“历史因素”的阴影一刀两断，坚毅地走向未来？

 

 

七，整合全球的力量将告别欧洲

7. Power of global integration will escape Europe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州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我相信，这样的遵循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被抉择的命运：“不是你们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你们。”所以，能够听候命运裁决的人，是幸运的。不过，不要无所事事地等候，因为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里，才有着最深刻的命运在！

 

我知道，“人权”概念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在未来的年代里构成对人类安全的实质威胁。人权的要求，本来是作为一股反压抑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充满生命的积极性，可是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它的消极性就增长起来：它无所创造了，成为享受、霸占甚至纵欲的藉口；而没有限制地发泄反压抑的力量，会导致生命力量的颓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扼杀。在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权”、“自由”、“解放”、“我的奋斗”之间的无情砍杀中，世界已经乱七八糟、百孔千疮了。生态灾难显示，地球的承受能力实在有限，而被迫结束这种文明戏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期不远。于是文明的黄昏又会降临，黑暗时代作为文明衰落的闭幕典礼，庄严地展开，充塞宇宙的惰性及其历史报应的节目，粉墨登场。

 

命运的安排从来如此：事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人们不会知道它、更无从理解，指手划脚地追逐事物的影子、是人们唯一所能；而在事情已经发生甚至开始过去的时候，人们知道了也“已经太晚”。而那位能在事情发生之初就看出其征兆的，亿万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古代的先知是百万分之一，现代的先知是亿分之一，由于人口爆炸，使人口质量遭到稀释……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变速的加快，即使那些能在事情成型之初就发现它的〔或叫“后知后觉者”〕，也只是万分之一的稀有动物了。可是有何等命运正等待他们？在这个“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大众化时代，除了被冷冻、隔离和放逐，还能有什么呢？

 

据报道，欧盟正拨款两千五百万欧洲货币挽救五十种左右目前还在以某种形式使用的“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语、科西嘉语、英国的威尔士语和苏格兰的盖尔语、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等等。为什么在全球化步伐日益急促的时代要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依靠武力无法进行民族同化？“帝国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充分替代血缘和文化；要想名垂青史，我们不仅需要后裔，而且需要能够延续我们的语言的后裔。”然而不幸的是，欧洲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跌，其原因并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遭受外来统治带来的强制节育，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内在衰落所引起的无生育意愿。意大利1.27％的出生率是世界各国最低的，也许因为那里是欧洲文明最先兴起的地方〔从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的近代欧洲〕。这预示着，现代意大利语及其大部分方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毁灭它们的杀手可能就是正在源源不断进入欧洲的回教徒，他们带来了欧洲前殖民地人民的逆向殖民运动。

 

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突破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不分主权国家的国界……它之后才会有“后殖民主义的全球整合新局”。

 

在我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享受的提高，工业社会的毒素，不可逆转地导致人种退化，这一趋势断加剧，所以“文化的决斗”势在必行。一方是现存的人性，另方是现存的文明──两方发生冲突，结局如何？人性迄今变化不大，而文明却不断革命，双方差距日巨，矛盾愈来愈深，最后结局也许不像古代那样由人性来毁灭文明，也不像科学幻想小说那样用遗传工程改造了人性，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调和。新文化战中倒下的，将不是一个集团，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民族，也不是仅仅是一股经济势力或一架庞大可怖的军事机器──新文化战结束时，倒地的将是一种文明，连同它的生活方式、思想形态、经济产能、军事力量；以及它所庇护的民族、国家、利益集团等等……特别是后者。如果他们不肯放弃腐败的时尚，更加不可救药。腐败是文明自身的最大掘墓人，从内部瓦解了自身存在，新文化战所歼灭的不是“四旧”，而是整整一座腐烂的城池以及城里的人，就像是《圣经》故事告诉人们的那样。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物、事，及其互相关系，都会因为“上帝的愤怒”消失得无踪无影。

 

全球社会的矛盾、敌对的利益，汇归为终极战争是不难想象的。充分的全球化使得终极战争不再诉诸国际战争，而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内战”，一场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那时争议的焦点将是：到底是放任欧洲文明通过遗传工程来改造人类呢？还是不愿丧失人性的人们起来结束欧洲文明，以开辟一种更为合理与温和的文明？在时代的两难面前，为避免全球居民分裂为两半，就需要某种角逐与仲裁，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这种“决定真理的方法”就是我们预料的新文化战。要避免这两个极端：要么是“机械文明”永远占据上风，特别是它从遗传工程改造整个人类，使得本身成为坚不可摧的王者，成了新人类的“生存基础”；要么是一个新的、摧毁一切文明的“黑暗时代”再度来临。

 

现在，我们思考并谈论这些，已经并非“为时过早”，因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中国文明的拿手好戏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调和、中庸”，不走极端：既不用遗传工程从先天去改变人性及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诉诸毁灭现代文明的激烈手段；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王通〔584─617年〕《中说·问易》：“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无疑，王通在论述这五种战争时，把顺序颠倒了。按照儒家的意识，文明的主宰者可以排列为皇、帝、王、霸、强这五序列。同时也不妨认为，所谓皇、帝、王、霸、强这五个级别，在历史上并不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那样先行存在，而只是儒家思想的事后追认罢了。当然，它后来既然成为一种风行的观念，就对再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运用“新文化战”的观念来理解上述皇、帝、王、霸、强五个级别，那么“战德”就是看哪种文化品性更适合未来历史的需要；“战兵”，就是纯粹的军事战；“战智”，则是谋略战的内容；“战义”则是意识形态战争；“战无为”的时代还未真正来到，其内涵接近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么，什么是“义”呢？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义”，可以理解为“互助”。所谓“义气”就是互相援助的品质、救助“圈内人物”的习惯等等。既是圈子内部的人物，则必有互相帮助之意。就“礼义”而言，礼是等级是秩序，意味着服从；义是博爱是契约，意味着互助。因而“义”实为墨家“兼爱”的引伸。至于战无为，并非乌托邦，而指天命攸归者。天子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他既是天命所在，就不用意识形态取胜，而是用无意识取胜。

 

他的无意识深处闪烁着天命之光。战德者，是新文化战的表率、奉天承运的指导者。战义者，能给世界带来福祉，把各国引向互助之路。战智者，天下的勾心斗角者皆是也；战兵者，则与动物界最为接近。

 

归纳起来：战无为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战德者是文明的指导者；战义者是文明的致福者；战智者是文明的占有者；战兵者是文明的掠夺者……正因为“战兵”、“战智”、“战义”是欧洲文明的特点，所以“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也该是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后裔人民需要遵循的。《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一”。从短期看，孟子的预言落空了，因为最为嗜杀人的秦国嬴政征服了各国；但从中期看，还是比较不嗜杀人的刘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刘邦竟然比嬴政还大三岁，应了所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的谶语。战德，就是文化战；战无为，就是赢得礼制的天下统治。

 

 

第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 Global Center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另一方面，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

 

 

一，现代文明的定位

1. Orient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洩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在酝酿其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战后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

 

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及秦汉式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亦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俄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一百多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

 

全球各洲的发展若不均衡，全球政府就不能实现：因为不发达国家如若未能达到与欧洲及其两翼平起平坐的历史指标，那么整个世界实质上仍然处在分裂而未经统合的状态下。这种分裂是实质性的，而非形式性的，因此很难通过全球政府这一“形式的统一”来予以消除，而任何强国或革命都无法解决这类“发育不足”。

 

一般说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统一战争，都只能解决形式问题。不论这战争的形式是怎样，都是旨在消灭形式上的分裂，或曰政治上的分裂状况；而更为深刻的“实质上的分裂”，或曰文化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分裂状况──却是无法通过仅仅一战而予以敉平的，那只能留待三同体制之下的时间弥合。当此“欧洲化时代”的末期，新罗马战败迦太基的前夕，实际上就是由“时间”消除全球分裂因素的潜移默化时期，实际上也是为礼制的天下统治在准备条件、完成实质上的统一。随着希特勒之死，欧洲结束了全盛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主动仿效欧洲，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迫欧化了。例如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不发达国家”频频发生的革命与战争，就是这种“主动仿效”。第三世界的“反西方运动”，实际上只是在进行猛烈的自我调整，以求达到欧洲的标准。这一历史目标一旦达到，也就是新罗马的阴影终于在全球范围投下的时刻！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回教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参将能使全球社会在政治上归于一统，才能弥合全球社会在形式上的分裂……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文化战无非就是用欧洲人所带来的刺激和欧洲文明的创造因素所集结起来的新力量，消除五百年“欧洲殖民化时代”所积累起来的陈腐现象。此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的报应”。命运最可能注定，这种扫荡要由非欧人群来完成，因为只有这种异质扫荡才能彻底有效，否则不能真正“革除其弊端”。

 

某种具有“革命”〔鼎革天命〕性质的文明，其真正的继承与发扬只能由另些民族来完成，不仅基督教、佛教、祆教的发展史指明了这一点，甚至日本对“天子”文明的发扬也比中国干得更好：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虽然堕落，但在日本岛夷那里却不绝如缕，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的典型事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语见班固〔32─92年〕的《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考“礼失而求诸野”，首见历史家刘歆〔前46─后23年〕的《七略》，《七略》的来源是刘歆与其父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并把整理结果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后来《汉书·艺文志》即以此为基础。

 

“礼失而求诸野”不是古代的孤立现象，结果现在韩国人要向联合国申报文化财产权，甚至和中国争夺中秋节的所有权。而有的日本教授竟然在课堂上教导中国留学生“汉字是日本人发明的”一类“学理”。这不仅仅有斯文扫地的味道，而且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见诸文字更早：《左传》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记载年仅十六岁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这年东方小国郯国〔今山东郯城西南〕的国君郯子来晋见鲁昭公。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起少昊时代职官的情况，郯子是少昊后裔，所以详细进行了解答。孔子听到这件事，赶去求见郯子，请教了许多问题，获知许多闻所未闻的古史。事后孔子感叹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观点检讨七百年来日本的成功之处与中国的失败之处，并作一比较是有趣的：中国由于未能有效发扬中国文明的精魂──天子崇拜，被蒙古征服后一蹶不振、日趋没落了。而日本虽是“岛夷”却因此较少“历史因素”的沉淀与腐败，故能以其“独特的天皇制”吸纳并发展中国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这里我们是否能反窥中国自己的世界命运呢？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回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回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回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回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的潜能，较为雄厚。回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回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回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但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我们受到的强力示意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

2. Core issue of world politics

 

《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犯了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犯的毛病，在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未来前景时，过多关注新技术及其带动下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而忽视了主导世界经济的那些主权国家的政治反动。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制度及其状态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并十分短视地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经济自由必定导致政治自由。事实上，欧洲文化和非欧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对各自的经济系统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结果，从东方来的列宁和更东方来的斯大林，完全推翻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用“科学社会主义”在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帝国建立了最野蛮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是政治整合。

 

中国大陆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二十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中：1，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2，欧式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 的全球性扩散；3，洲际大国的新兴。〔时殷弘《美国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相关的观察似乎发现，“在欧洲，谋求霸权的国家引发的周期性痉挛之后，总是领土进一步分裂；在欧洲外面的世界，事态发展却导致规模越来越大的领土集聚。”这后一动态，产生了美、俄等洲际大国，其得利于欧洲文明的国际屠杀。一个超越民族的巨型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许要几百年，但却难以逆转，而能够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也寥寥无几。

 

在我们看来，如美国和俄苏赶超欧洲列强并在二战后取得绝对优势，说到底是因为除了实行源于欧洲的现代化之外，它们拥有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显示了当代世界强国的新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在古代中国的秦和楚、古代欧洲的马其顿和罗马，都一再出现；结果使得中原各国与希腊各国，在野蛮的边缘大国面前不得不沦为二流国家，正如今天的欧盟国家一样。

 

当然，中心城市的决定作用是不能忽略的，中原各国虽然灭亡，但它们留下的中心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大梁等却长期影响了秦汉帝国的发展；正如希腊各国虽然失势，但雅典、科林斯的重心地位却持续存在；欧洲各国虽然衰败，但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仍然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立足于大陆纵深地带的巨大强国如美国、俄国甚至未来的中国、印度出现之后，欧洲的半岛国家甚至岛国由于规模太小而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但它们的文化优势正如古代的中原各国、希腊各国一样，还会长在百年。

 

以此对照，美国目前的状态是否全球政府的合格候选人？显然不像。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实际处境来看，它还没有能够摆脱主权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通病，没有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立足点上来。

 

阻碍美国形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因素主要是，由于早期殖民地的多重矛盾经历，美国具有“童年创伤”：

 

１，受到欧洲列强争霸的轮番压迫；

 

２，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不良记录；

 

３，贩卖和奴役黑人的精神烙印；

 

４，热爱自己的自由；但缺乏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全球化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美国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主流社会”的种族情绪和文化偏见，要主导全球化就像“富人进天国”、“骆驼穿针眼”那样困难：财富和体积成为美国继续前进的障碍。

 

然而全球化的暴风骤雨已经迫在眉睫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深刻地洞悉了所谓“现代文明”的虚弱本质，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原始社会〔五十年代〕、奴隶社会〔六十年代〕、封建社会〔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八十年代〕到社会正义社会〔九十年代〕的全部历程──我们因此知道西方传来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病的，而且病入膏肓。现代中国人何其不幸，被愈来愈深地卷入这场世界疾病，况且并不纯然是被动的：中国人正以愈来愈主动，愈来愈积极的态度与步调拼命挤入这场现代文明的瘟疫戏目……可惜现代文明不但本质虚弱，而且已到虚脱的地步：这不仅是“文明的虚脱”，也是参与这一文明戏码的人自身的严重虚脱……现在世界上愈来愈风行的放浪、变态和狂暴行为，风起云涌，其势头还在继续高涨，丝毫看不出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逆转……疯狂的程度，足以说明现代文明的生活者们的虚脱程度。这不仅是心理层面的虚脱，也是生理层面的虚脱。变态的世界已成常态的世界。

 

现代文明的病已经不是任何“药”所能医治的，“文明病”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开始危害人类的生物基础。除了“毒药”之外，几乎一切药物及手术都已尝试过了……药物治疗被评价为“改良”，手术治疗被评价为“革命”。而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在其与人性的根本对立。压抑人性的机械文明具有强制性，强迫人们顺应。这一倾向由“历史唯物主义”用哲学语言来宣告了，而现代教育就摧折人性、强迫青年接受种种非人的训练，变成贪得无餍的机器人。可以说，现代世界的纵欲败德日益猖獗，日益增加的暴力行为是对现代文明摧戕人性的激烈反抗。不过这类反抗似乎过多个人色彩、破坏性质，而不是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惟有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成功了，始能造就一个健康的文明。

 

随着现代文明的继续堕落，被垄断的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也就愈益严重，二者之间的裂痕已经完全撕断开来，变成了不可填补的鸿沟。好在任何文明都不能长久窒息人类生机、摧折人类天性，而自身却能逃避衰落与毁灭的命运。照此看来，无论现代文明怎样堕落，它也没有能力逃避这个规则的审判。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人类最堕落的文化发生在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答案可能是：因为欧洲最坏的殖民强盗在美洲干下了他们最为肆无忌惮的勾当。这有点像日本兵在其国内规规矩矩、如同机器，一旦到了被占领的海外地区就原形毕露，体现出人性中最为丑陋凶残的一面来。殖民者在美洲开创了最坏的先例及其文化，美洲人所穿的衣服是世界上最少的，而且越来越少，在公众场合，连女人的腹股沟和尾椎骨都露了出来。现在，南美洲的野蛮堕落色情风气已经随着移民侵入北美洲，然后再通过北美洲的强大传播力量扩散全球。欧洲文明就这样祸害了全球，就像当初他们把梅毒传遍了南北美洲，使得大部分美洲原住民族死于非命。

 

《中国时报》2008年1月15日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十八世纪哲学家伏尔泰或许终究说对了：十五世纪末期梅毒大流行肆虐欧洲各地，可能就是当时的探险家哥伦布惹的祸。梅毒此一世界上最致命的性病究竟源于何地，已经争论了五百年，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将矛头指向哥伦布这位探险家。

 

1495年时，一群以法国人为主的佣兵，进入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其中便有人感染了梅毒，这也是歷史纪录中首见。此后，梅毒横越欧洲大陆，到了十五世纪末，梅毒在各地称呼各异，在苏格兰称为“西班牙梅毒”，在弗兰德斯与葡萄牙称为“西班牙病”，而意大利人、德国人与英国人则将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伏尔泰在其讽刺剧作《憨第德》中藉由主角的啟蒙导师潘若思解释了梅毒如何蔓延至欧洲大陆。1493年，哥伦布结束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历史性首航行程，返回欧洲。而某些医学史学家相信，历史记录上最早染患梅毒的佣兵就是哥伦布探险队的船员，他们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妇女寻欢作乐因而染病。但是这个论点的证据并不完整。某些专家反而认为，梅毒源于欧洲，事实上是由哥伦布的部下带往美洲。

 

如今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艾莫瑞大学学者哈珀率领的研究团队，在全球二十六个地点比对梅毒病原体“梅毒螺旋体”不同株别后发现，梅毒是梅毒螺旋体中最近期才演化出现的成员。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梅毒是热带疾病“印度痘”的近亲，这是南美洲特有疾病，也会影响皮肤、骨头与关节，然而印度痘比梅毒轻微，也不是透过性行为传染，这份报告刊登在网路版《公共科学图书馆：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期刊。哈珀假设，哥伦布的船员感染印度痘，病菌飘扬过海来到欧洲，迅速适应本地较寒冷也较乾燥的气候，接着变成引发梅毒的病原体，而这种病原体到目前为止大致上仍相当稳定。研究中说：“遗传数据与广泛文献证据的结合，让哥伦布带回梅毒的假说获得新的可信力。”

 

美洲的生活是极端文明与极端野蛮的奇异交响，我们看到，新野蛮主义在美洲生活中的抬头，其速度并不亚于文明的进展。新野蛮主义迟早会蛀空现代文明的大厦，终有一天使之颓然倾覆。从同情的角度看，新野蛮主义实际上是压抑下的人性所采取的极端发泄方式，它的阴影逐渐笼罩了现代文明疲惫而颓废的躯体，有如洁白的被单罩住了僵卧病床的人。

 

悲剧的结局大体有两种：一、现代文明结构被新野蛮主义的人性所摧毁，尽管它的许多碎片将作为“历史因素”而得以留存；二、现代文明用改变人类遗传基础的“非人手段”来改造人类、保存自己……实际上这是一场“文明”与“人类”之间的殊死搏斗，而不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角逐”。这场全球战争的血腥气味已经扑面而来了，现在虽然还较为隐蔽，大多以“科学试验”和“节制生育”的方式进行杀戮，但其结果无疑会逐步显明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但愿这场战争有一个胜利者，不论是谁──而不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决不仅仅是现在残存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碎片，也不是现代中国所产生的非驴非马的主义、假货和杂碎，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是“K战略”面临环境压力和生存危机时所发明的一套“防卫机制”，这当然不同于“r战略”的“玩世不恭”。在欧洲近代侵袭之后，中国幸免于难，没有像印第安兄弟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兄弟那样遭到系统灭绝。人们希望，这场劫难使新文明的核心开始凝聚成形，但它的骨血肉毛现在尚付阙如，还说不上衣饰打扮与风度翩翩……虽然人们可以察觉新文明的消息不断传来。

 

已经宣告的法则、定理及预算，并不一定构成新文明的结构，反而是不宣而战的进攻，可以催化新文明的形成，只要具有这样的需要。新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人们与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存，而这正有待于中国文明的“再生能力”。无论一种文明多么优越，它接管世界的步骤也不可能是在平安无事中实现的。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从人的惰性、以及保持既得利益的贪心这两个根源去寻找……正因为世间有这样的阻隔与“非理性”，新文明要接管世界，非经“整合”的战役而无从实现。当然，这场战争是无孔不入的“文化战”，而非近代意义的殖民战争，更非现代意义的解放战争，它因此不必采取军事战斗的形式。“文化战”用文化的优劣来定胜负：未来的文化战比之过去的“思想战”、“意识形态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以人类的一部分种族和阶级去残害另一部分种族和阶级。

 

有两种抉择：一是冒险走极端，或左或右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一是稳妥的中庸调和之路。对此“人各有志”，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成见而抉择其一；但我相信，对人们较好的出路其实只有一个──人们所做的其实仅仅是被命运选择。我相信中国文明可以矫正欧洲文明的弊端，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得到互补。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人类的未来有三种可能性：1、人性毁灭文明；2、文明改造人体；3、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所提供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即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客观地说，现在无法确定最后实现的是哪种可能性。但既然生活在这个危机时代，与其被危机感吞没，不如设法摆脱这样的情境，使现代世界安然度过凶险与恐怖，抵达安全的太平盛世……即使这个太平盛世不那么富于生机。

 

回顾一下十七世纪，由于厌恶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野蛮，欧洲本土的拉锯战争终于告一段落，战争的动力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利益。三十年战争中的宗教狂热消失了，而欧洲国家的角逐转移到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直到两百多年后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分割完毕，新的大战阴云才在全球范围开始汹涌，结果导致“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全面发作。新三十年战争为了进行总体战，寻求了意识形态武器，但其性质已与宗教纠纷大不相同。但事情往往弄假成真，战争过后，意识形态的狂热不可能一下子消退，尤其战争间歇期〔1918─1939年〕之间，鼓动群众的疯狂于白热化地步，达到泯灭良知的地步──这一疯狂传染到中国，形成文革的奇观和惨剧，还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欧洲文明的军事传统，不仅使得欧洲被“北约”与“华约”所分割，还导致“华约”垮台后“北约”继续东扩，导致国际环境中战争的因素既未削弱，也没有新的领地可以转移──北约在逐个吃掉苏联的前任卫星国之后，正在试图并吞苏联前任加盟共和国。再以后呢，就是俄国、中国、回教世界和印度、非洲了〔拉丁美洲早就被美国“平定”〕；全球历史表明了自己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战争的杠杆撬动的，而弱势者除了诉诸恐怖手段，好像别无良策，从暗杀地主老财到炸毁世贸大楼，“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

 

1945年以后的战争之所以没有发展为世界范围的总体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核子武器空前的毁灭力，使得战胜国和战败国一样可能沦为废墟，这样的胜利得不偿失，因而使得几大战国不再敢于轻启戎机，于是纷纷转向局部的“代理人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和总体范围的“冷战”：现代世界的基本和平就是如此以核武阴影来维持的。

 

二十多年前〔1981年〕我曾在《思想笔记》中写到：“现在还很难说，冷战这种基于核威慑的国际关系最终将导致什么结局，但由于其前提〔核威慑〕的非传统性质，结局也必然趋向于非传统。所以很难想象，未来世界会通过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以及秦汉帝国式的传统军事方法来实现统一。”二十多年来尽管时世变迁，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没有改变，而且越演越烈、日益扩散，武力统一世界的梦想如何实现呢？纳粹德国和苏联不能成就的霸业，现在的美国和未来的中国亦不能实现。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武力统一既然是缘木求鱼，就显示了“新文化战”的必不可免性。新文化战不仅是全球政府确立的途径，而且是统一战争的不二法门。在一片乱局中，只有独辟蹊径，独创一套处方，方能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

 

新文化战的功能不仅带来和平的文明，并使这文明顺利同化不同种类的人、实现仁政。所谓“仁”，就是“合二为一的人”，就是以和平的文明同化不同种类的人。新文化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将人类的命运从核威胁的阴影下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在核威胁下，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也许还不在于“国家”，而是在于“集团”如恐怖组织和独裁政党〔尽管其根源依然是主权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险首先对其他核国家发动核侵袭；但却有些不得志于天下的恐怖集团、革命政权敢于这样做。新文化战将发挥“以武止戈”〔武的构词意义〕的最大功效，创立新的模型。这样的新文化战不得不诉诸人类的良心发现，诉诸“战斗已经结束”的自我克制──而这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神权构架。其它形态的统治秩序，都是以谋略而不是以良知为基础的，谋略如果不是作为良知的过渡，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很难设想，没有某种宗教神道的催眠作用，全球政府能够有效运转并能得以巩固。况且，全球政府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出现……科学的神话似乎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心灵深处仍居统治地位的感性的需要，理性、科学和正义这些东西或多或少还是一些应用工具，而不像神道那样可以构成安身立命的归宿。难以想象凭恃科学方法即足以统治世界，由于人不是机器，在人心深处居于统治地位的往往是“非理性力量”，所以，能管理机器的“科学方法”，却不适合以统治人类……这就是宗教形式经常受到打击但宗教精神一再死灰复燃的奥秘所在。新的神权中心不太可能是旧的翻版，如布达拉宫、哈里发政权、梵蒂冈教廷的再版，也不可能接近共产国际的莫斯科书记处，在更大程度上它是新的化合物：不是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工具；而是全球文明的中枢。

 

我们理解：“维持一个帝国，比建立它还难”，因为世界性的信任危机已经全面深入，它的阴影侵入一切领域。就像社会危机的周期容易过去，但危机造成的信任损害却不易过去。虽然小心翼翼的承平又会重新回来，可是历史还是无可挽回地朝那必然的宿命滑进了一步。我们的总感觉是：每次世界危机的爆发，都是一次面向全球化的急行军。全球政府的建立，有待于阵发性的世界危机所造成的疲惫和瘫痪。例如经济危机，会造成许多破产和自杀，但更多是促成了经济整合。其中的痛苦对历史来说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些“必须履行的手续”罢了。我们理解，危机和需要对于建设工程的意义，较之千万大军的建筑队伍更为有效，惟有危机可以造就伟大的军队和无比的勇气，激发举世无双的梦想，它造就全球政府也许并不需要上百年岁月。

 

怀着希望而死去的人，也许才值得羡慕……垂死者的希望，可以掩盖终极的虚无和焦虑，从而“孕育了一个比他本人更伟大的生命”。人如果“归入历史”而成为无涯际汪洋的一滴，把“自我”做成回归运动的助燃剂，就加入了文明的脉络。如何解释当一个民族的自存受到威胁时，它的成员会奋不顾身地起而应战？我们相信，当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欧洲文明模式如“主权国家崇拜”这一共同威胁时，各个民族不得不放弃彼此的前嫌，准备接受此前时代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全球政府。

 

 

四，“中国”的“保民官”

“ombudsman”of the “Central Kingdom”

 

宋初的石介（1005年—1045年）号称“三先生之一”，其撰《中国论》，开门见山指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天在上地在下，中国内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这幅“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狭义地理解为汉人政权的代名词。在石介看来，地理中国处于统治天下的位置上，是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当时的“四夷”如党项、吐番、契丹、朝鲜、日本、越南、大理南诏等周边民族，对“中国”只能是臣属关系。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乎其微，甚至模糊不清。

 

在华夷杂交的台湾，庄万寿在《中国论》〔1996，台湾玉山社〕中批判中华意识说，“中国”一词体现了“民族自我中心偏见的地理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作为“含有相对关系的复词”，其“中”是用来与“外”相对的，所以“中国”是指文明的中央地区。这个概括的后半部分是准确的，但是为了区域独立而否定“中国”的普世意义，从而把文明与民族混淆，把文明概念变称为“民族自我中心偏见”──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中国式”的，而且是汉化的。庄万寿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才是台湾独立的最大障碍。

 

“中国”这一名称始于周朝，最初是指国都。古人认为帝王之所为“中”，其所建城邑就是“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意思说，皇天既然把中国百姓和疆土付与我们先王，现今陛下只有行德。

 

在考古学上，“中国”二字最古老的记录是在一具青铜器“何尊”的金文上：“宅兹中或〔国〕。”说武王有意在中枢区域建立中心城市，然后由此统治四方方国。“国”字在甲骨、金文里都做‘或’，从戈从□〔城垣〕，指代武力守卫的城市。“中国”则是中心城市，如《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中国”引申为中原，文明之光从中心城市辐射到中心区域〔先秦时为黄河中下游〕，此中心区域被称为“中原”，即接受中国〔中心城市〕礼教的各个方国。故《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每举“中国”与“四夷”对称。如《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再如“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小雅·六月序》〕、“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史记天官书》〕，都是这样。而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中的四夷，按照当时的范围讲，并不是韩国、越南、日本、新加坡这些远处，而就在现今山东省境内的部落群体。

 

可见“中国”是文明中心概念，而不是种族、民族或政权概念，匈奴、鲜卑、辽、金、元、清、日本、苏联等少数民族南下得逞，即以“中国”自居，中国与外国是中心与边区、天子与诸侯的主仆关系。中国的范围随着文明的扩大和卷入民族的增多而日益扩张：先秦时代中国是黄河中下游，秦汉时代中国是三十六郡、十八行省〔中国本部〕，元明清则比中国现有包括民族自治区域的规模还要大得多。

 

上面是“中国”，再看“保民官”。“道德威信与惩戒职能的一体化”，在王国时代的中国属于天子的职能，在罗马的王政时代结束以后的共和国时代则属于保民官的职能，因此也可以说“天子是中国的保民官”。

 

有时善之幌子容易造成恶的归宿，有时恶之形式反而有助于形成善的实质，因此我们前面探讨过“王道”即间接统治，就有极为深刻的人道功能。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王道与全球政府的相互关系。而这需要首先考查“全球政府”的性质。什么是“全球政府”？“全球政府”乃是把国家形式的完善置于首位，而不是极力寻求统治阶层的权力扩张和骄奢淫逸。

 

作为“王道”的典范和具体化，完善的国家尊重政治形式，不让掌权者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这样的“全球政府”只能以“间接统治”为其指导原则，否则就与“全球政府”这一定义发生了矛盾。一般说来，政治的基础是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精神的力量；是利害的施用、赏罚的二柄，而不是对信仰的尊崇；是对现世生活的抉择而不是倾慕超现实希望；总之，政治是小我的集中而不是大我的放射。这种区别在常人看来也许无关紧要，甚至不易辨别，但在慧眼看来却是泾渭分明的。在“全球政府”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是信仰而非暴力，是精神活动而不是贪恋利禄，是独身的精神贵族而非世袭的肉欲阀阅，甚至也不是古代的官僚与现代的党派。

 

这样，居于全球政府最高统治地位的那个人就被视为上天的代言人；其主要社会职责，就不是“如何进行统治”，而是“如何使天下归心”；也就是说，他主要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是作为一个“祭司”；他的主要使命不在保持世袭统治、不在促进尘世的利益；而在于如何“对上天负责”──用“历史教”语言说，就是“对历史负责”。“祭司”并非实际统治者，倒像罗马共和国的“保民官”，他不仅仅是民选的，而且在危机中涌现：涌现与民选同样富于“民主性”。

 

这不仅仅是诡辩。毕竟，天子─保民官的称号，是他终极的酬劳。

 

一个世俗君王具有双重任务：维持王室的统治与促进臣民的利益，但对于超越世俗的保民官则还要外加一重“文明史工作”：全球政府的来临既然不是偶发事件，不是某位保民官别出心裁的艺术品，而是全球性的需要，所以尊重它就是尊重人民自己。全球冲突极其复杂且不可预知，仿佛乱麻毫无头绪，如果天子─保民官使它清理，那么尊重他就是尊重人民自己。全球政府的“祭司”本身并不统治，而是遵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古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范例并不是“欧洲君主立宪制”所提供的，而是产自中国文明。这符合古代名臣关于“垂拱而治”的政治原则；同时也应验了一句西谚：“只有当最不愿意成为统治者的人进行统治的时候，他的统治才可能是善的。”全球政府的“祭司”厌恶喧宾夺主的政治生活，讨厌这类活动干扰了精神格调，他的凝视在于世界的另一极。他的国虽在这个世界，不像基督的天国那样高远超拔，但毕竟具有童贞的幻想、坚忍的情操、简单的生活、精纯的心灵，这一切使他得以监察一切；但他并不卷入旋涡，以免被世俗所污。他的权能不是来自纵横捭阖的阴谋，也不屑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挑拨离间，实行分而治之这阳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原则要义出自《周易系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历来阐释家们对于“垂衣裳而天下治”难以解释，不知制作或穿上衣裳跟治理天下有何干系。唐朝孔颖达认为“垂衣裳”是说，以前皮衣其制短小，后来黄帝之妻嫘祖发明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垂衣裳”显示文明。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用文明吸引天下，而不是用武力统一天下。明朝王桢的《农书》则明说：“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亲蚕之事的祭祀活动，至后周坛祭先蚕，以黄帝西陵氏为始，历代因之。这就是“敬授民时”的仪式，君王以身作则开始农桑劳作，包括用蚕丝编织衣裳和穿衣示范，敬祈天地保佑农业。“垂衣裳”对治理天下的意义在于宗教仪式的性质，如明清两朝北京先农坛的“观耕台”和“观桑台”，就是举行类似仪式的场所。

 

“垂拱而治”表面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相同而实际不同。其原则要义出自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史家以为这“十思”乃是“贞观之治”的源头。文章还具体指出：“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这完全不是现今专政时代的国人所认定的“空谈主义”、“不切实际”。因为“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这句，是对君王的要求，不是对百官的要求；是对外行而不是对内行的要求；也是对“外行领导内行”的预防性警告。实际上，近代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正是从法律上保证了“文武并用，垂拱而治”的原则，禁止君王逾越“垂拱而治”的范围。只是唐朝没有制度可以限制君王不得逾越“垂拱而治”的原则，结果唐太宗一死，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毛泽东1957年剥夺民主党派生存权利的前夕，曾经掩人耳目地大谈魏征和唐太宗的故事，他其实不是在寻找魏征，而是宣告自己做了“大唐皇帝”。虽然鉴于袁世凯的可悲下场和臭名远扬，毛氏终身不敢公然称帝，但他1957年以后的所作所为，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袁世凯：自称“红太阳”〔这是暴君夏桀的称号，连秦始皇都回避了〕；频频登上天安门亮相〔效法袁世凯的登基〕；以文工团女兵充当后宫〔彭德怀斥责这一点因而罹难被害〕；培植子女继承职位，儿子死了就培植侄子……完全不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示范和圣人“垂拱而治”的间接统治原则，才是通向政治稳定的道路。这都是因为，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斯大林的学生”，犹如北齐的高欢乃是鲜卑的继子──毛和高欢一样，并不了解中国文明的精髓所在。

 

中国文明是以天下和平为重心的政治设计，这样的“全球政府”是间接统治的典范。间接统治是天子─保民官的杰作，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婚礼所孕育的儿子。如果我们分析“权力”为“引力”及“压力”等两种形态，那么间接统治就是侧重引力，其手段是“赏”；而直接统治则侧重压力，其手段是“罚”。奉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将收刀入鞘，举行典礼，把欧洲文明煞费苦心熬炼出来的核弹一概销毁。从此世界恢复到中国文明发明火药的初衷：放焰火而不是杀人。只有“礼炮齐鸣”，而无“军备竞赛”；“武装和平”等国际无政府病态立即结束：各国军费充作全球政府的基金，用于教育、医疗、改善环境。全球文明的纪元开始，人类不再有系统地彼此残杀，而把科学研究的力量转向外层空间。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全球政府不但是“地球文明”的温床，且是这一文明的雏形和自然而然的结果。天子─保民官不仅作为全球政府的创造者，也是作为“地球文明”化合者，莅临世界的。而全球政府的核心，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CHINA〕。“中国”意为是全球文明的中心、中央国度；天子居中，是全球的保民官。

 

 

五，“中国”的内在意义

5. 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Central Kingdom”

 

中央国家气派的法律系统──它的读者不是法官，而是人民；它不是罪犯逃避的渊薮，而是法官惩戒的指南。新法律系统的目的是要使人民驯顺、安居乐业，社会不存非分作乱之想。

 

中国类型的国家与欧洲类型的国家之间存有一个基本差异：在中国，国家的元首本身被视为神的化身；而在西方，这一身份只被视为人，而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员也只叫“上帝的使者”，西方意义的上帝之子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周期出现。至于佛教，更是人文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其原始形态与儒道两家的原理相去无几。大乘佛教则受到波斯太阳神教的渗透，正如喇嘛教是佛教与吐蕃本土原始宗教的混合物。而在《圣经》信仰里，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却是绝对的。人绝对不能变成神，而只能绝对服从自己无从理解的神意，因为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神的思想高于人的思想──这与禅宗“立地成佛”的旨趣，真有天壤之别。神与人之间的绝对界限，这也是吐蕃的活佛与阿拉伯的哈里发及罗马的教宗之间最大的不同。活佛本身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但并不代表唯一的超自然力量；活佛是多神教而非一神教的概念。

 

从政治上说，无疑，活佛制度深受中国皇权思想的影响，例如中国文明的核心概念“天子”，对活佛制度的形成显然曾有作用。质言之，无论是西藏的活佛制度还是日本的天皇制度，都是中国“天子”观念在周边地区的特殊发展。前者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佛教，后者的意识形态则为道教。阐明这一点有重要意义。真正的大一统政体从名义上说，虽然都是政教合一的，但其元首往往并不具有直接统治的独裁权力。所以，中国两千年以来的皇权制度虽然亦有祭天祀地的国家宗教系统作为背景〔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披上了儒家思想外衣的自然神论：“古代自然崇拜”〕，却不能算是“神权政治”，因为皇帝们施行的是秦始皇那样的直接统治，尽管稍微温和一些但毕竟同属霸道；而不是周天子─保民官〔或罗马教皇、日本天皇、西藏活佛、回教的哈里发〕那样的间接统治，那样的间接统治才是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然握有政权， 但其主要角色在历史典籍的描述中，似乎还是施行间接统治的“大祭司”，类似于活佛、哈里发、教皇、日本天皇。

 

尤其后者，连名号都是直接从中国挪用的。例如就《三国志·魏书》中有关“倭人”的记载来看，完全没有一点人们后来所说的“日本天皇制度”的影子：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玁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乖船南北巿籴。

 

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巿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鰒，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封于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

 

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所有无与儋耳、硃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硃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恆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枥、投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簳、桃支。有姜、橘、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狝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

 

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东渡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

 

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以上援引自《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其中“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的“侏儒国”，可能是指菲律宾，因为整个“在海中洲岛之上”的日本，被计量为“周旋可五千余里”，而日本距离菲律宾，差不多就是日本自身的长度。至于日本“东南，船行一年可至”的“裸国”、“黑齿国”，可能是指美洲的印第安人国家。不仅裸和黑齿等风俗相像，而且距离遥远，远过印度尼西亚和大洋州。〕

 

考夏、殷、周的天子都有神格，虽然这种神格已在儒家人文思想及“阴阳五行史观”的照射下失去了绝对性质。但仿自中国的日本“天皇”及西藏“活佛”，距离世俗权力较为间接，其精神权威则较中国皇帝为强。另一方面，哈里发及罗马教宗的宗教色彩较之中国皇帝虽强，但他们本身却不具皇帝的半神身份。罗马教宗和哈里发虽然只有“先知继承人”的身份而无“上天化身”的位格，但由于他们遵循了间接统治的原则，使得他们君临的政府比半神的皇帝直接统治的政府，更形稳定。

 

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之下，“神格”已发生极大的动摇，并有继续崩溃的趋势。但是，在最新的生物学进展中，似乎又看到了新的神格正在出现的预兆及光线。

 

尽管生物学所发现的神格，寓藏在“基因配置”里，主要接近佛教式的主观神、人文神、神秘瑜珈生命力之类的“神”；而不是客观神、造物神、自在之神。但无论如何，全球政府的神权还是需要一些新的综合，以弥补上述两大神学体系之间的鸿沟。

 

“天子哲学”或“保民官制度”可以护卫全球政府的秩序，使之具有善的本质，从其善者而取之，从其不善者而弃之，在主观神和客观神这两大神学体系之间架设桥梁。全球政府的未来既然建立在“大都会文明”所遗留的文化沙漠上，那么使这一沙漠恢复生机就是首选的考虑……现代城市的污染情形是一幅缩影，它预示，在全球政府降临之前的年代里将充满灾难，在逻辑上这些可怕的情况不会根本改善而只会逐渐恶化，否则就无须出现全球政府的拯救了──全球政府是挽救世界的最后努力，其天职在于消除人性与技术文明之间的历史性分裂，在既不毁灭技术能力又保存人性真实的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历史模型……全球政府因此治愈大都市文明的晚期癌症。

 

历史的记录已经显现：各个文明的风烛残年都体现为各自的“大都市文明”──如埃及的底比斯、马其顿的亚里山大里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与亚述、拉丁的罗马、中国的长安与北京、印度的德里、美洲的墨西哥城……莫不如是。但这一次不同，全球政府将通过“舞台的转移”，吸引和迫使人们面对外层空间，展开探险之旅，无须坐等全球文明的腐烂。如果丧失了这个外在目标，空前规模的涣散还是会在全球政府之后的日子里劫掠整个地球……是的。人类需要一个整体目标，以避免自己的堕落和颓废。那目标就是向外层空间扩张，以免丧失了文明的焦点，使自己重堕动物状态。

 

创造是灾难的孪生姐妹，创造就是改变平衡并进而确立生成的优势，创造的前提是“紊乱”乃至“死亡”，如果创造行为给现存世界带来无量的损害，也不必惊奇，继续前进的需要高于一切，否则现存世界灭亡之前，会把荼毒疯狂发泄到每个人头上，不论人们创造与否都是一样……这就是历史的交响诗：“灾难─创造”；而不是“创造─灾难”。“无为”的误解虽然诱人却是虚幻的，除非无为的意思仅仅是“无视”。

 

在超然透视下，所有文明的历史深处，都有一个“隐秘的中国”：每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干。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偏见，而是文明人类赖以存活的“焦点”，不仅文明如此，个人亦然：人必须觉得自己是中心，才能健康地存活下去。如果人觉得自己和家乡、祖国失去了中心地位，他就会摆脱家乡和祖国，奔赴心目的中心国度。例如，对于一个自愿的移民来说，目的国已经成为他的“中国”，有一个神奇的世界正在那里生成发育，等待他去收获。

 

思想所成就的事情，要比事实所成就的事情远为惊人：一度无人知道的存在，用它的理念吞噬世界，使文明充斥新的行色……“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慢性的撕裂、快速的消蚀，都是来自人性的变化，但却深不可测。这位怪物叫作“爱”，叫作“认可现存事物”，叫做“对变革的歇斯底里的恐怖”。所以在朝谒全球政府的保民官之前，请摈弃这样的爱，摈弃先前的认可，摈弃已然的献身，全心投入纯净的光采。包涵智慧、恪守道德、怀抱忠诚的精选者群体，他的名字叫“中国”。

 

新的中央国度，可能由任何种族与文明构成。如此“中国”的要义是“CENTRAL STATE”或是“CENTRAL CITY”──全球的种族重心、文明中枢、信息总机。新的中国，踏平现代的不义，确立新的爱、认可、献身。他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传统的力量不可偏废：“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中国，就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中国：“国”的古义是城邦，是“囗”中之“或”，即“城墙中的疆域”。文明中心是城市。所有具有规模的文明，都是起源于城市的权力中枢。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意义的“中国”，就是“全球规模的文明中心与权力中枢”。中国的原意既然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就是其自身意义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不在今日中国〔“支那”，China〕的版图内，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今日中国并不在夏商周三代的版图内。

 

过去的中国，已经脱离帝国时代，先后作为“半殖民地”、“苏联卫星国”、“联合国成员”进入全球时代，以便加入未来的更大中国：“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书经·商书·仲虺之诰》〕

 

全球意义的“中国天子─保民官”，也会冲破地理的牢笼，把他的触须伸向世界历史的每一旮旯。一切地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不会比幽灵更为长寿，所有的偏见要重新集合在全球规模的旗帜下：天子─保民官。──这是后现代的全球社会发展所指向的超度，超越所有区域信仰和时间记忆：全球纽带，如此形成。

 

这道强烈的闪电，飞过现代人混沌的心境，像金剑劈开远古的黑暗，天子─保民官出现在科学技术─商业文明所造就的精神荒野中。这荒野正吞噬地球，无边阴霾凸显了新新人类的史前深渊，这无君世纪所留下的深深创伤，使得缘起东方的天子并不囿于东方，而浸透世界，成全圣功，融冶东西南北中为一体，造就一个全球功能的“中国”！

 

 

六，反恐战争的逻辑结论

6. The logical conclusion of war against terror

 

2004年，美国这个最年轻的帝国，全面占领了伊拉克这个最古老帝国的遗址。但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伊拉克已取代阿富汗，成为培养下一代职业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伊拉克正向恐怖分子提供“新的实战训练场地”，并现场招募具有献身精神的成员。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大难不死，就会派遣回国或到其它国家，发动城市游击战。报告认为在阿富汗接受训练的“基地组织”成员会逐渐消失，部分被伊拉克冲突中经验丰富的幸存者取代。

 

报告显示伊拉克已进入暴力冲突的首选名单，和巴勒斯坦、车臣独立运动、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的回教组织并列，共同传播着激进的回教思想。预测到2020年，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将被其它回教极端组织吞并，即与各地分离运动组织溶合在一起。多数反恐专家认为这种合并目前已在进行之中，结果要搜集这些新组织的情报越来越难。那些本来就通过互联网而极容易联系、训练和招募新人的恐怖分子，最后将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并不需要设定一个固定的总部：“训练材料、目标指导、武器知识和筹措资金”等，都可能通过互联网而轻易完成。

 

在这种状态下，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彻底成功，其逻辑结论是不得不建立全球一体化的全球政府：那意味着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这个政治实体需要中枢制导，只有中枢制导才能战胜国际恐怖主义、铲除其根源主权国家的割据；正如罗马肃清海盗、秦国抑制游侠等等。还有阿拉伯“统一帝国”的例子，就是起源于穆罕默德以“圣战”取缔并替代了阿拉伯贝督因人定期的劫掠商道的恐怖活动，然后统一闪族世界，进击地中海沿岸。而在他之前一千年左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经沿着相反的路线、以相似的理由，直扑中东、埃及、中亚细亚和印度河流域各个独霸一方的主权国家。

 

 

 

2008年9月，在非洲索马里海域，三天之内有二艘香港货轮遭到海盗洗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艘被劫货轮竟然名为“伟大的创造”（Great Creation）。这是2008年7月以来在索马里附近海域被海盗劫持的第十四艘外国船只，索马里因此被国际海事局列为全球最危险的海域。9月16日，法国总统在法国特种部队成功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两名法国人质后，呼吁建立一支类似“海上国际警察”的队伍，以保障索马里附近海域海上运输安全。他还表示，法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一问题提出倡议。据指出，美国海军司令部已在该海域设立“安全走廊”，由多国军舰联合巡逻，为过往船只保驾护航。索马里海岛猖獗的原因是因为它自己没有海军，却拥有三千公里的海岸线，是整个非洲最长的，专家们认为，索马里海盗可能是索马里人，也可能来自肯尼亚或其它国家，甚至可能是职业海盗，他们乘坐的船只一般伪装成渔船，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则使用快艇。仅仅2008年头八个半月，就有三十多艘外国船只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目前仍有十艘外国商船被他们扣押。到了2008年6月，联合国不得不通过决议，允许外国军队在索马里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该国领海打击海盗。

 

除了传统海盗，互联网世界也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海盗。那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骇客（黑客，hacker）。也就是企图打破网络规则的人们。

 

和骇客相反的势力，则是企图永远控制网络世界的人们。

 

2005年11月，联合国举办的有关信息技术的高峰会议在突尼斯举行。有关各方就互联网应当归谁控制问题展开争论。因为互联网从1990年代兴起以来，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市场。而且互联网已经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息来源，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各种观点和政治评论。鉴于互联网是如此重要的工具，世界各国现在都企图控制互联网的建构和运作。

 

1998年，美国商务部把互联网的一些重要方面让一家民营公司ICANN〔发音EYE-CAN〕来控制。ICANN是英文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的缩写。例如，ICANN公司负责分配网域名称、网名的门类标志，如.COM、.NET等等；还有代表每个国家名称的两个后缀字母。ICANN公司有一定的互联网执法权力，如可以把某些网址从互联网中取消，还可以出售并登记域名。因此，欧洲联盟以及中国、伊朗、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已经表示，他们反对“美国对互联网的主宰”，反对ICANN公司拥有现行的权力。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世界各国的政府应当设法磋商，制定出一套政策原则，让ICANN公司来遵守。这些国家还建议，互联网的控制应当交给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这个国际机构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联盟关系。

 

只有以全球事务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自私任务为自己使命的，才能避免“主权国家利益至上”导致的丑闻：如进驻伊拉克的美军虐待战俘。否则，在主权国家利益至上的政策主导下，像“美军破坏巴比伦遗迹震惊国际考古界”这样的破坏事件将层出不穷。

 

大英博物馆2005年1月15日公布一份专家调查报告，谴责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破坏了位于伊拉克的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因为一项紧急调查发现，这座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文明遗迹正遭到“持续的毁坏”。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位于巴格达以南九十公里处的巴比伦就被选为美军和波兰军基地，结果古迹损毁严重。宁马克神庙的部分屋顶已经坍塌，“女神门”上的装饰砖已经出现许多大缝和裂纹，因为有人试图窃取它们。具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砖制甬道被坦克碾碎，古老的露天剧场里可以看到汽油的痕迹；而美军的战壕干脆一直挖到古迹遗址中，刻有尼布甲尼撒二世印鉴的古砖已被损毁：“联军可以在那里自由使用装甲车和直升机，还在那里建立了大批军用设施。” 因为这是主权国家的联军，不是全球政府的王师。尤其令人注意的是，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保护主要考古遗迹的《海牙公约》。这多少因为美国自己没有什么考古遗迹需要保存。但自己拥有不少古迹的英国就不同了，因此英国国会考古学小组的负责人就比较能体谅伊拉克人的痛苦心情：“那些是世界遗址，美军所做的不仅仅是破坏伊拉克的文物，完全是破坏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美军的罪过，也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原罪──主权国家就是战争策源地，是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鸡鸣狗盗之徒的大本营和总后台。

 

事实上可以说，恐怖组织也可算是没有获得外交承认的主权国家，其典型就是阿富汗神学生塔利班运动；而主权国家就是获得了外交承认的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代以色列以及所有革命国家甚至传统国家的暴力主导的恐怖历程，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相反，全球政府则具有全局视野。全球政府也许具备神权政治的要素，也许满足世俗文明的吸引，但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给出“政治一体化的精神焦点”。就最近的历史发展来，全球国家的结构更可能立足于反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主义的主流思想，和海外殖民以来的科学主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结束国际恐怖主义与现代恐怖活动。

 

现代恐怖活动对全球政府的推动力，正像古代地中海海盗活动对罗马帝国的推动力，和荆轲等侠义刺客对秦朝统一的推动力。如荆轲〔？─前227年〕者，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战国末期人，人称庆卿，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他喜好读书击剑，曾游说卫元君，但不为所用。游历燕国，燕人叫他荆卿，亦称荆叔；后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目的是派他去刺杀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秦国急攻中原各国，仅仅六年就平定中原所有的主权国家，创立了当时的“全球政府秦”。显而易见，若非穷尽征服六合、犁庭扫穴所有主权国家，就无法取缔一切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的策源地”。

 

当然在此之前如果不能使自己达到充分“开放”与“公正”的国际水平，就无法扩充综合国力，以达到可以征服各国的境地。举一个例子：现在的中国〔CHINA〕是经历了王朝时代―帝国时代―全球时代而形成的，有朝一日，现在的中国〔CHINA〕如果在开放程度与公正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则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平台，引纳全球最多的投资、人才、技术，成为世界中心。“世界中心”不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而是靠文明平台建立的。

 

文明意义的“中国”，就是“中央平台”，相当于电脑系统的“中央服务器”，信息中心。

 

文明意义的中国之不同于现在意义的中国〔CHINA〕，其义至明，正如古代的天子向心不等于现代的个人独裁，即使世界历史上最富于专制传统的古代中国，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独裁，而是群策群力的宫廷政治。全球政府的创立，不可能基于现在意义的中国，而是基于新文化战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基于兵不血刃的全球整合者。

 

考察文明意义的“国”，与“野”对应时意为“城”，故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城邦”，即王畿京畿京师，此为“王国时代”之意。到了“帝国时代”，“国”与“家”对应，成为“整个统治区域”的代称。进入“全球时代”，中国沦为各个强权国家〔“列强”〕竞争吞噬的对象，好不容易熬了一百多年〔1840─1945年〕，才成为主权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在未来的全球政府时代，“国”的意义将是“信息中心”，“中国”的意义将是功能优越的“全球工作的中心平台”。

 

“未来中国的概念”，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平台的概念。世界权能中心，不是靠武力建立的，而是依赖卓有成效的信息储存，尽管这需要必要的武力予以防卫，但根本的世界中心都是通过“建立平台”、“交易信息”来造就的。例如，由于提供了一个法治的容量宽阔的平台，“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与奉行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罗马得以容纳各种国际力量成功汇入，以其优质平台，诱引“百夷来宾”，造就“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显赫霸业。

 

浅薄的历史学家们，认定“虎狼之师秦”和“罗马军团方阵”征服了世界，其实，在此之前很久，秦和罗马就通过它们各自的“法”，建立了当时自己区域内功率最大的“中枢平台”。

 

就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陆各国言，其作为“世界工作平台”的性质，不如英国；尤其就法治、工具理性及所谓种族容忍、文明宽容等兼容度〔“公正性”〕而言，不如英国。──故英国得以建立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即最大的工作平台。但英国本土毕竟不是移民国家，又是岛国，故不能建立足可平衡全球均势的工作平台；于是，全球工作平台这个角色逐渐由美国来扮演了。

 

有朝一日，不论现在的中国〔CHIHA〕或是印度、阿拉伯世界，若能建立一个较美国更稳定、更具包容性、更能容纳创造力的工作平台，则世界中枢就会自然而然地再度转移到那里。那个拥有世界中枢的国度，就是“中国”。古人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建设一个合理、公正、文明的全球平台”。而所谓“秩序”不过就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如此，礼要合理，度要公正，文要光明。礼制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社会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合理公正光明的全球秩序，而我们现在就是为此作证。

 

古人所谓“修德以来之”，在我们的理解下，就是“建立好的平台”。如《论语·季氏》所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朱熹《论语集注》：“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刘宝楠注：“修文德者，修谓加治之。文德谓文治之德，所以别征伐为武事也。”〔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我们看来，“修文德”，用现代概念就是“通过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文明的工作平台”，让各种有生力量得以汇入。这不是“道德治国”的“德政”，而是“效率治国”的“仁政”。

 

就此而言，诸葛孔明〔181─234年〕比通常所谓的儒家都更好地理解了孔子，他写道：“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诸葛亮《将苑·东夷》。译文：“像日本这样不开化的少数民族，不守礼义，勇猛强悍，凶狠善战，他们依山傍海，凭借险要的地形，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对外攻击的能力。其内部上下和睦，百姓乐业安居，不可能很快地战胜他们。如果在他们内部出现了上下不合的兆头后，用离间的办法，扩大他们上层内部的矛盾，使之混乱，使百姓背弃他们，造成尖锐的冲突，然后用仁义、道德的理论安抚、招抚他们，并配合以强有力的军事进攻，就可以取得彻底的胜利。” 〕

 

完成时间约在孔子和诸葛亮之间的《礼记》，也重复了相同的思想：“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礼运》〕

 

 

七，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

7. World peace requires no more than limited war

 

“世界和平仅需有限战争予以维持，而不须无限战争──其前提是拔除主权国家这个祸根和战争策源地。”上述观念，是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而有限战争这个观念的专利，当属孙武〔字长卿，约前535─前482年黄池会盟以后〕。他在《孙子.火攻》篇中写道：“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1972年4月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墓，同时发现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数百年来的争论告一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后来成为吴国将军的孙武。

 

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年〕左右，孙武刚刚成年就告别齐国，来到吴国寻求事功，后来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把孙武称为“吴人”。在吴国，他结识了楚国流亡者伍子胥。伍子胥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逃到吴国避难，立志兴兵伐楚。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联合伍子胥等人，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体恤民情，积极向长江中游发展，力图灭楚称雄。隐居的孙武躬耕之余写作兵法，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经过孙武训练，吴军素质明显提高。前512年，吴军攻克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此后吴军连年攻入楚境，轮番袭击使得楚国力量不断消耗，国内空虚，属国叛离。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吴的属国蔡，三万吴军乘坐战船溯淮河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就放弃蔡国，收缩部队，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但孙武突然改变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孙武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孙武在三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三千五百名精锐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败二十万楚军。冬天吴军攻入楚国首都，迫使楚王仓皇出逃，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范例，吴国的势力因此得以北上，称霸中原。而这意味着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

 

《孙子兵法》虽是春秋时代的产物，但其效用却超越时空。《孙子兵法》作为世界最早的兵书、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早在三国时代曹操〔155─220年〕就为它作过系统注解。南宋宁宗时刻印的《十一家注孙子》，与宋抄《武经七书》本，经清人孙星衍校定考辩后，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读本。八世纪《孙子兵法》传入韩国、日本，十八世纪传入欧洲，现今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孙子兵法是讲述大战略的，涉及战术的成分十分精练，点到为止。随着时代迁异，某些战术思想显得陈旧〔如火攻〕，但其精神依然是主张灵活运用的，所以智者可以举一反三。战术不够，可以从战略中汲取灵感予以创造。有人主张，现行版本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次序有些紊乱。但无论如何，如果根据现代人的理解去重新编辑，会更加冒险。

 

起首的《计篇》，是总论和提纲性的东西，这从名称上也可看出。剩下的十二篇，我们可以看作六组：

 

1、《作战》与《谋攻》是第一组。《作战》其实不是讲解战役作战，而是总论战略格局的，是从战略的层面上阐明战争原则。多方论述战争方法的利弊。《谋攻》是从战略上阐述军事攻击的合理方式：在战争中如何握有主动权，保持攻势并令敌人处于劣势，自己占上风，寻敌之弊以攻之。当然，懂得防守是起码的，不能守的人更不能攻了。但攻又是必须的，即使处于守势，聪明的人们也常常以攻为守。

 

2、《军形》与《兵势》为第二组，前者讲解了军事方法之运用，主论何者可胜，何者可败，与攻守的异形。后者，使我们明白无误地看清孙子的思想渊源了：他主张乘势行权，以达目的，和后来的法、术、势各派〔以及《老子》的谋略〕如出一辙。孙子是很少谈论人心教化的，什么仁、礼、道，在他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致胜之道、用兵方法。孙子实出于《老子》传统，甚至创造了《老子》传统。

 

3、《虚实》、《军争》、《九变》，主讲权术与计谋，并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些战术。对于军人，这一组十分重要，所谓“兵不厌诈，虚实相惑”，尽在于此。同时，作为文明尚未彻底衰落时代产生的著作，其中提到对待同志是不能行诈，而必以信立的；诈术只是对待敌人的军事手段。当然，这个军事手段一旦扩及政治领域，战国时代就不期而降了。

 

4、《行军》、《地形》、《九地》，主讲军队调动问题及其所遇到的诸如地形及不同地形导致的不同结局等。在战争中，军队除了战斗外，调动营盘、部署力量、保证供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而这又与掌握地形及交通条件密不可分。

 

5、《火攻》，在古代是很有成效的一种战术，在近代早已被轰炸所替代和包括。虽然我们对于孙子所说的五种火攻方法不甚了然，但从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的名目看，其战略战术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仔细一想，举凡飞机、坦克、潜艇甚至核子武器，与自杀爆炸，都是运用火攻的不同形式。原来，超越冷兵器时代的整个“热兵器系统”，都可以看作“火攻”的扩大化。由此观之，孙武的见识确实不同凡响，竟然能够模糊认识到两千年后火器时代的战争重点，这也许正是“历史预感”的生动范例。

 

6、《用间》，不仅讲间谍战，而且对如何布置运用第五纵队迄今仍有指导意义。用间的社会瓦解、心理破坏力量，比炸弹即现代化的火攻更为强大。把《用间》用作《兵法》的殿后，很有意味：孙子显然将此视为高于火攻的战术，这等于预言：惟有“用间”方能消除核威胁以及“穷人的原子弹”自杀爆炸──即现代化的“火攻”。对主宰未来世界命运的良将，就更是如此了。不能用现代人的狭隘把间谍的工作仅仅理解为“刺探情报”；因为“反间”和“深入敌后”乃是关系到国运国脉的大事。分化敌人、各个击破，不仅是政治的胜利，而且是文明的胜利。惟有文化战的主宰者，可以通过国际融合集团顺利施展之，否则“用间”不当，反会伤己。越是腐败的势力，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件，就越是层出不穷。

 

从文化战──“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审视《孙子》，其明显具备了国际战略和国际融合集团的概念。他在《用间》篇的末尾也就是全书结束时总结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把伊挚和姜太公都归入间谍的行列，而把“能以上智为间者”，看作颠覆政权、完成革命的关键手段。而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文化战的基本战术。

 

在《孙子》看来，明君贤将应该是先知，而“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如果不是先知而想动兵，就是“不仁之至”，因为战争费用太高，不可等同于儿戏：“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这样的军事领袖“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回教徒所以称穆罕默德为“先知”，用《孙子》的观念来，就是他善于运用间谍，所以能够“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成功征服阿拉伯各个部落，并进军中东各国。先知，就是得力于用间。

 

据前说来，《孙子》几乎概括了一切军事思想、战略意识，正像《周易》概括了宇宙法则、人文精神，《孙子》思想在后学看来也是琳琅满目、无奇不有甚至尽善尽美。其实未必。因为既然是人间，怎么会有一样完美的东西呢？只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影响太深，几乎给中国固有的几乎一切军事思想定了型。其结果不仅造成空谈兵书的风气，而且使得缺乏实践经验的人读了《孙子》便以为可以从事战争，忽略了技术训练。长期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日益落伍，唐朝在新疆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近代在海上与西方的接触，都没有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但《孙子》到了本来就十分重视乃至过度依赖军事技术的欧洲人手里，就具有了矫枉过正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读《孙子》，可以省略其时装与论证的部分，而重点阅读其精神与论点部分。下面是我据此作出的摘要。

 

 

第九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Nin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研究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黄种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至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Russel Ward，The History of Australia，P.1，1978，London.〕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原始高加索人种约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达罗毗荼人、锡兰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虾夷人〔Emishi〕。他们自称阿依努人〔Ainu，或译爱奴人〕，“阿依努”在其本族语言中的意思是“人”。可能阿依努人觉得自己最近的邻居和掠夺者〔倭人，现在翻译为“和族”〕不是人吧。因为两者在人种上的差别确实不小。考古学还证实，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印尼现在还残留澳洲黑人的同种居民，例如苏门答腊岛的古甫族和马来半岛的塞芒族。澳洲黑人的迁徙路线，显然是中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尼和新几内亚──澳洲大陆。上述考古研究表明，原始高加索人种是白种人和印—澳黑人的共同祖先，但却和黄种人无关。

 

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黑人已经在十九世纪被英国殖民者以极端残忍的手段灭绝掉了，但其化石和遗骨研究表明，他们和澳洲大陆的黑人不是同种。塔斯马尼亚黑人头发蓬松卷曲、嘴唇稍肿，很像美拉尼西亚人和新喀里多尼亚人，属于大洋洲尼格罗种人。他们与非洲尼格罗种人一样是在潮湿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澳洲大陆上发现任何塔斯马尼亚人的痕迹和他们的同种人，说明塔斯马尼亚人不是先到大陆再南下的，而是远道漂航而来的。

 

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旅游名城阿瑟港，发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杀戮。二十八岁的布瑞恩特的杀戮从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开始：他端枪向顾客们扫射，之后又来到停车场和店外的大道上向经过的车辆和行人射击……一口气打死了三十五人，打伤十八人。随后他逃到当地的一家旅馆，在被警方围困十几个小时以后束手就擒。布瑞恩特有精神病史，智商仅为66。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一头金发的智障孩子竟然会继承了欧洲早期殖民者的遗志，不过这次不是用来对付塔斯马尼亚人，而是用来对付白人自己。他在法庭上微笑着承认了所有指控，被判处三十五个无期徒刑。惨案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定出新法，禁止销售半自动步枪。但是导致大屠杀的“集体无意识”不会很快消除的。否则精神病人怎么会对同胞大开杀戒呢？

 

这些研究对我们的课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它是否从另一方面说明塔斯马尼亚人特别原始？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J.Philippe Rushton〕在他的《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一书中指出，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总体来说，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为代表的东亚黄种人比较类似，但却不同于美国白人、德国人以及俄罗斯人，而后面这些人比较相似，但却又不同于美国黑人、海地人以及撒哈拉黑人。该书的研究所取用的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区别度。

 

在过去二十年中，腓力普·洛旭庭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种族即黄种人〔东亚人〕、白人〔欧洲人〕以及黑人〔非洲人〕身上。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东亚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整体上，东亚人显示了较慢的成熟期、较低的繁殖率、较低的性活动率、较大的脑体积以及较高的智商。黑人则完全相反，白人在中间，但比较靠近东亚人。

 

黑人、白人、东亚人的平均差异：

 

［生理特征］

繁殖双胞胎〔 每1000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人〔4〕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人〔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脑体积］

头颅容积： 黑人〔1267〕、白人〔1347〕、 东亚人〔1364〕

神经元〔单位百万〕：黑人〔13185〕，白人〔13665〕、东亚人〔13767〕

 

［成熟］

怀孕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长〕

头颅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运动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牙齿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性交：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怀孕：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生命周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最长〕

 

［性格］

侵略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谨慎度：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冲动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自我概念：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交际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智力］

智商：黑人〔85〕、白人〔100〕、东亚人〔106〕

文化成就：黑人〔低〕、白人〔高〕、东亚人〔高〕

 

［社会组织］

婚姻稳定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守法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心智健康：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平均水平，每个个体都有所不同。然而洛旭庭教授发现不论时间与地点这种差异具有强烈的模式性，且表现在六十多项不同的生物指数与行为模式上，这显示所谓种族差异决不仅仅在于皮肤颜色。有关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UN〕、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洛旭庭教授曾去南非收集最新的智商〔IQ〕数据。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体育能力说起，在黑人运动员看来，白人跳不高，其实东亚人更差。黑人善于弹跳，而数据还显示黑人彼此也有区别：西非黑人善于短跑，东非黑人如肯尼亚人善于长跑，但黑人普遍拥有运动基因方面的优势。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实际上从生命在早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黑人婴儿比白人婴儿平均早出生一个星期，但是从骨骼上来讲却较早成熟。在五到六岁时，黑人儿童就已经很善于短跑、跳高、跳远了，十几岁时，就有很快的膝跳的弹射力量。同时，黑人的性荷尔蒙大约高于白人或者东亚人3%到19%。这就意味着黑人有着更好的爆发力，所以更加擅长拳击、橄榄球、篮球以及奔跑，因为荷尔蒙给了他们更多的优势以及更加强壮一些。在学校，他们在生理上也更加活跃，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以至于常被诊断为多动症。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人以及白人的髋骨较黑人为宽〔这使他们不太善于奔跑〕？答案是他们需要生产脑体积更大的婴儿。在进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生儿的头颅体积的增大，妇女需要更宽的骨盆。东亚人头盖骨容积平均比白人宽一立方寸，白人比黑人平均宽五立方寸。

 

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惊奇，当他们听到种族差异也显示在大脑的体积上。他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显示脑体积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很多的研究，包括STATE─OF─ART磁共振影像，都显示了脑体积与智力之间确有关系。这造成了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

 

东亚人〔106〕；白人〔100〕；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85〕；纯种黑人如非洲黑人〔70〕。很多人难以接受撒哈拉黑人只有七十分这样的低分数。为了数据的精确性，腓力普·洛旭庭教授在南非最好的大学“WITWATERSRAND”重新作了相关研究。在第一个研究中，他用RAVEN进矩阵对一百七十三名心理系一年纪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平均分为84。第二次研究采用了不同的个体，平均分仍然是84。在解答IQ测试的培训之后，他们的平均分上升到了96。在第三个研究中，他对经过特殊挑选的理工科学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其IQ在97分左右。所有的这些数据来自精英大学，学生的IQ在83至97之间。在全世界的各类大学中，非洲学生的平均IQ大约低于其他种族15到30分。

 

表现在脑体积、IQ以及性激素等方面的种族差异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美国的东亚后裔是“模范少数族群”。比白人的离婚率低、婚外出生的以及受到虐待的儿童更少。东亚后裔大学毕业的比例更高，犯罪率更低，与黑人正好相反。黑人犯罪率高不仅因为白人的歧视与偏见，将近二十年的犯罪率追踪调查显示，即使东亚本土暴力犯罪〔凶杀、强奸以及严重暴力侵害〕，也低于非洲本土的三倍，而欧洲本土的暴力犯罪率则在两者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查到，而且与发生在美国的情形接近。1996年世界各地暴力犯罪率的统计〔每10万人〕为：东亚〔35〕；欧洲〔4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49〕；1984年的数据为：东亚〔49〕；欧洲〔7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32〕；1990年数据为：东亚〔32〕；欧洲〔75〕；非洲以及加勒比海〔240〕。

 

东亚人显示了最低的性活跃度：不论首次性交的年龄，性交的频率还是性伴侣的数量。黑人的性活跃度则最高。白人的性活跃度在黄种人和黑人之间。当然较高的性活跃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性病率，英美黑人的性病率是白人的数倍，包括艾滋病。东亚人包括住在北美的以及住在亚洲的性病率则最低。2001年艾滋病感染率为：非洲〔8.4%〕；加勒比海〔2.2%〕；美国黑人〔2%〕；拉丁美洲〔0.5%〕；美国白人〔0.4%〕；欧洲白人〔0.4%〕；东亚〔0.1%〕；北美东亚人〔0.05%〕。

 

可以想象，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致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而区域方国的自治和中枢的间接统治互为犄角之势，或更为形象地说，是轴心与轴珠的运转之势，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融合性的格局。如此全球秩序，显然不是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俱乐部和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以及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可以胜任的。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民族主义和一种更伟大的政治抱负、更少局限的世界眼光，格格不入。民族主义听起来很豪爽，其实不过是古代的氏族制度的遗留物，是宗族〔家族〕主义的扩大，这些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部落宗教，是走向全球意识的障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激发种族意识和地方偏见，诚然可以得利于一时，但长远看来是危险的策略，很可能引火烧身，导致玉石俱焚的结局。同样，自绝退路的阶级斗争、革命行动，也不能持久的，而盲目的冲动只能裹胁社会整体走向共产主义的萧条和自杀爆破的毁灭。“董存瑞模式”不仅该用来受到表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如共产主义〕等历史感，最多只是锐利的武器和有效的工具；而不应被“捧”成真理和效忠对象。尽管在宣传上，工具经常受到崇拜，因为有人故意混淆了二者的界限，以便火中取栗。但未来的全球政府应明白这里的区别，对人性的幽暗必须了若指掌。

 

要建立一种全球规模的有效秩序，同时这种秩序又不毁灭个人的创造性，这是十分困难的。滥用和糟蹋那些本来无价的生命财富，是可怕的罪行，只有切实保护创造行为而不是空泛尊重个人权利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建立起来，全球秩序才不是一句空话。而铸造如此空前巨大的实体，必定需要无数的英才为之效命！这个实体能够容纳多少卓越的心灵所倾注的精华，就能够成长多大；因为未来的文明将不受地域的限制，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展到地外，成为星际文明、宇宙文明。反对这样的全球政府，岂不就是反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糟蹋这样的人才，岂不等于糟蹋历史和文明的资源？

 

全球政府从生物学方面着手，氏族、宗族、民族的生活，不再受到道德的改造，而是得到生理的进化。现代生物学方法是“基因改良”，古代生物学方法是“定向淘汰”，谁更为仁慈？但不论谁更为仁慈，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一种改造的力度与持续的热情，从而使得生物学方法不至于半途而废，听凭腐朽的病态继续存在。

 

在宗教上说，如果人类的堕落是由于偷吃了智慧果，那么宇宙的堕落就伊始于创世的那一天……“有形就是堕落的开始”，这个说法也许不仅属于异端的诺斯替派，而是不足为愚公陈述的生命实相。而在我们看来，文明何尝不是堕落中的堕落？然而负负得正，堕落中的堕落又是升华的伊始。在这样透明的认识下，文明人不再活在双重的地狱里，而活在自然的天堂也就是“地狱的地狱”中。这样的文明人势必拒绝氏族─宗族─民族的分裂，而倾心拥护全球政府。

 

举一个例子，秦人何以能兼并六国、征服文明的中原世界？因为其用人制度不合周礼，打破了“亲亲疏疏”的宗族制度，故能尽吸天下精华，席卷万里黔首。这不仅是某个伟大领袖的创造之功。早在春秋时期，秦国的公室就不用亲族子弟而大量起用异族异国的贤能之士。战国秦汉时期的儒者对此颇有微词，而其他处在边缘底层的诸子百家却热烈欢迎这个来自秦国的空前机会，欢迎秦王为平定各个主权国家而制定的这条“广泛用间”的毒计。这分化瓦解的毒计替虎狼之师装备了致命的征服武器，尽管在歼灭六国后秦国违背了这一传统，从而为自己的灭顶之灾准备了条件。

 

查考秦国用人制度的渊源，由于春秋时秦国比较野蛮，尚未形成中原式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秦人不用诸弟为大夫，还遭到中原各国宗法之礼的讥讽。有学者指出，以下情况说明秦国与中原各国的不同：

 

《公羊传》昭公元年记载，“夏，秦伯之弟，针出晋。秦无大夫，此何以书？仕诸晋也。曷为仕诸晋？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公羊传》文公十二年谓秦国国君打破“秦无大夫”、不用诸弟为大夫的旧制，而使母弟出聘鲁国，认为《春秋》记载此事是称赞穆公贤明，这些事例从不同角度说明秦国并不奉行中原各国重用母弟的宗法制。〔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在我们看来，“宗法制并未严格制度化”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性后果在于，秦国能超越家族、氏族、宗族、民族以及主权国家的藩篱，而顺利成长为罗马那样的世界霸权，进而建立起有效的“全球政府”。而且从其君位继承制看，秦国是以弟及为主而子继为辅，完全不同于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的继承制度使得秦国虽然不够稳定但却保持了足够的扩张势头。同样从用人政策上看，秦国不用亲族众弟而大量使用异族贤能之士，故能平定奉行宗法制即氏族─宗族主义〔相当于现代的民族主义〕的中原各国。秦人“宗法制不健全”因此具有更为灵活的国际政策，与中原国家特别是周王室及姬姓诸国拘泥于传统的氏族主义、宗法制〔即古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区别。

 

宗法制“亲亲”原则下的人事制度，王室或公室的重要职位要由王族或公族的公子哥儿特别是同母兄弟来担任。《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礼的原则就是亲亲并用故旧，尤其是宗室弟子，这也是古今中外一切贵族制度的基本原则，其一般特徵都是形成以嫡长子为核心的血缘团体，嫡长子则使用群弟、分封诸弟，加强宗室的力量。但秦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广泛任用客卿─国际融合集团，从而得以称霸中原世界。

 

秦国的这一特点使我们想起了现代的美国──和欧洲以及俄国、日本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没有封建传统而且反对贵族制度，这是其一；其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仅吸纳“客卿”，而且吸纳“客民”。这两点加起来使美国明显不同于〔欧洲、俄国、日本等本土社会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具有〔移民社会的〕世界主义倾向。第一代外国移民就可以在美国竞选议员、担任高级公职〔仅仅正副总统除外〕，这与秦国提倡“贤贤”、反对“亲亲”是一样的路数，可以广泛吸纳天下精英、空前提高综合国力。先秦战国时代主张“尊贤使能”，与当代全球化世界主张“人人平等”，异曲同工，都是通向世界统治、全球政府的预备工程。

 

而种姓制度、城邦制度、宗法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世界统治面前最终成为必须抛弃的垃圾：不如此，就无法统一世界；不如此，就等于把世界主宰者的权力拱手让人。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或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基于这一考虑〕，一个以扩大美国总统选举的代表性为宗旨的全球化运动正在兴起。总部设在海牙的全球选举运动在其网站〔www.theworldvotes.org 〕的首页就明确写道：“唯一成为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每份报纸首页标题的选举，是美国的总统选举”；“无论在军力还是在经济力上，美国发生的一切正在直接影响到全球人民的生活。既然美国总统的选举影响到全球居民的生活，全球人民应该对此有发言权。”该运动获得三十万人参与，并在二十三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在另外十八个国家有非正式的代表。它在美国大选期间发起全球性的网上投票，不仅其结果公布出来会影响美国投票者的态度从而影响选举结果；而且这个运动本身也代表了一个趋势，即主权国家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过渡。目前它虽是模拟投票，但未来演变为选举权的实质扩大并非不可思议。

 

可以帮助说明上述可能性的，是“美国可能准许移民参选总统”的现实性。据英国《泰晤士报》2003年10月9日报道，好莱坞演员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1947—〕10月7日高票当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许多人认为施瓦辛格出马竞选，是走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老路：从好莱坞明星到加州州长，最后坐上美国总统宝座。然而施瓦辛格即使有心问鼎白宫也不行，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出生于奥地利的他，没有资格参选总统。美国立国两百多年以来一直恪守宪法第二条的规定：“无论何人，除生为合众国公民或在本宪法采用时已是合众国公民者外，不得当选为总统；凡年龄不满三十五岁、在合众国境内居住不满十四年者，也不得当选为总统。”〔如遇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总统职务应移交副总统。国会得依照法律规定在总统和副总统两人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任职能力时，宣布应代理总统的官员。该官员应代理总统直到总统恢复任职能力或新总统选出为止。〕

 

美国之所以建国之初做出上述规定，是担心刚被赶走的英国和法国利用移民作为间谍，窃取美国总统职位，把美国重新置于殖民控制之下。二百年后的2003年夏天，施瓦辛格还没有出头露面的时候，共和党、民主党已经对此论题展开了辩论，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有人提议改变这一“不合时宜”的规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于七月份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美国国会取消限制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参选总统的规定，这份议案建议美国允许任何在美国居住年限满二十年的外裔移民参与美国总统职位的竞选。它认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一些公民虽然不在美国出生，但他们如果拥有二十年公民权，并在美国长期居住十四年以上，他们对美国的爱国热情已经足够参与总统角逐了。美国众议院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议案。显而易见，即使施瓦辛格下次〔2008年〕无望问鼎白宫，白宫的大门也已经对世界各国的有志者打开一半了。未来将不能排除：各国势力纷纷进入美国争夺对于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权。如果真是那样，人们也就不必从外部和美国打仗，而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内部来争霸：文化战取代军事战成为克敌制胜的道路──其可能性因此大大提高。

 

美国总统选举的范围的扩大趋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所谓“青少年投票”运动。许多政治家主张美国的青少年也应该有权投票，但是鉴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可以采取十六至十七岁的人每人半票，十四至十五岁青少年每人四分之一票的计票方式。一个名为“青少年投票联盟”〔Youth Vote Coalition〕组织正在为此而努力奋斗，这个联盟由许多组织联合组成，其中包括“黑人青少年投票联盟”〔Black Youth Vote National Coalition On Black Civic Participation〕。“青少年投票联盟”运动认为青少年在成长关键年龄参与民主选举，对于他们的政治成长非常有利。有评论认为，让青少年有部分的选举权，可说是社会宏观“渐进民主”的个体化缩影。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在美国社会日益趋向右翼保守的同时，宗教势力在重新崛起。据美联社2005年5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宗教，甚至愿意将宗教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而几乎所有的美国受访者都认为，宗教信仰对他们非常重要，只有2％的人表示不信教。另外，将近4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领导人应该影响政策制订者，这个数字也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只有墨西哥人与美国人的虔诚度比较接近，但墨西哥人强烈反对宗教人士影响政策制定。而在法国，85％的受访者反对宗教人士参与政治，另外19％是无神论者。难怪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抱怨西欧的世俗主义倾向越来越深，周日教堂里面都坐不满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人还比较“生”，没有熟透。和其它国家相比，现代的美国像是古代的罗马与秦国那样富有天下意识，而现代的欧洲、俄国、日本则像古代的希腊与中原各国那样更有国家主义传统，结果，罗马的天下意识击败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各国的国家主义；秦对关东各国也是如此。这里的力量对比，说明了大一统秩序的建立，靠的是天下意识而不是国家主义。

 

新礼制文明不应局限于贵族圈子、或局限于“亲亲”的氏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宗法制、血统制、国籍制的陈腐藩篱，而应扩展到全球人类。先秦君子的文明，最后落实在两汉士人身上；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最后落实在罗马教皇头上──庶民堕落的战国通俗文化，会被统一时代的儒士和修道士取代掉。新礼制的文明因此不同于旧礼制的文化，正如罗马、两汉的文官制度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先秦的方国。但无论有多大的人为设计上的限制，礼制文明的功能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的，那就是“秩序至上”。可以设想，此种秩序已经是理性设计的产儿，而不仅仅是脱胎于原始部落的习惯法，如周礼和英国宪政那样。〔所以我们常说：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其文明形态也与国际无政府时代的纵欲文化如当代的“流行文化”不同。

 

这也许不利于文化的突飞猛进，但在文明趋向于衰落的时刻，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的种子，就像人们在秋天和冬天所做的那样，那时保存种子比种植庄稼更合时宜。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文明，正如在不合时宜的季节和地点，让种子发芽就等于毁了它。这种冬天的防护措施，当然不同于春夏之际的干旱或洪涝，干旱如十九世纪的检查制度、洪涝如二十世纪的灭绝措施。新的文明应以社会舆论而非政府措施来限制非礼倾向，并对拥有著作权、出版权、办报权的资格人物，加以不断地裁汰。

 

新的礼制文明当然并非万世不朽的鬼怪，而是应运而生的秩序。时过境迁，新旧交替，使命完成：从文明史学的角度看，新的礼制多为集大成之作，较少原造性，颇类似奥古斯都与西汉文化；与城邦时代与方国时代的多元礼制已经貌合神离。

 

命题：“世界和平”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因此“和平”不仅需要“止戈”的力量来造成，还需“武力征讨”来维持。总之，如果没有“霸术”，“王道”则无以体现、无以致用。也许，排除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阴谋的暴力手段，而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只能以这句口号来表述：天下优秀人物，超越国界限制以进行整合。整合并非毫无压力的大团圆，否则还不等到团圆实现，文明就已毁灭了。

 

国际战争、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军备竟赛、贫富分化、恐怖袭击、武装劫持、文化堕落、国际无政府状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自己解决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军备问题甚至基本的社会问题，诸如阶级关系紧张及治安败坏、犯罪增加等问题。各国警察越来越依赖国际刑警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单纯的国内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国际问题；这不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结果，而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前提！也就是说，是全球一体化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论的兴起：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于其他国家的作恶之中，就像一个社区不能容忍一户居民的家里发出恶臭。全球社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平衡都会反过来，遭到国际失衡状态的破坏！这一危局，不得不诉诸“礼制的天下秩序”来解决。

 

原来，“人是社会动物”，而当今，“人类已经成为全球动物”了。若非社会化，人类无法进化到今天的地步；若非实行全球秩序，人类将不再有未来。而人类需要拥有未来，因此人不得不走向一个全球政府。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邹衍〔约公元前350─前270年〕也曾经面临类似我们的处境，他因此认为：“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述《邹子》〕

 

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样述说邹衍的事迹：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莫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分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辑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骄，邹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攻，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由此可知，邹衍不仅是“阴阳家”、“自然科学家”，而且是历史哲学家、社会改良者。他的学说一度十分热门，游走诸侯朝廷，所谓炙手可热。至于“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完全来自《周易》的神髓，不仅是中国文明最原始的结晶，而且是最深层的意识。邹衍运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创造了自己的宇宙历史演化论，而借助《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观念，创造了“大九州”的全球概念。邹衍实在是天下意识的先知先觉，难怪有人认为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个“儒术”，得自邹衍的要多于得自孔孟的。邹衍的政治观念之所以被我们称为“全球概念”，还因为这个概念认古代中原为“赤县神州”，即“小九州”，包括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小九州。小九州的划分可能依据土壤的形态，如“黄壤”、“白壤”、“赤植坟”、“白坟”、“黑坟”、“坟垆”、“涂泥”及“青黎”等。相形之下可以把现代中国看作“中九州”，古代中原居其九分之一〔中原加上新疆、西藏、外蒙、内蒙、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中八州”，所以某人希望中国分裂为七块八块，也不过是回到古代九州的规模〕。而当今的全球则为大九州，现代中国居其九分之一。相形之下，古代中原仅居其八十一分之一。

 

在历史哲学方面，邹衍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社会变革是由五德之间的互相转移位置所造成；在政治伦理上，主张“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接近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以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学等学科知识，与大政治即社会的治理互相配套。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宗教，戎就是兵戎，现代国家奉行拜物教，所以把“祭祀”变成了“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祭，经济就是祀。环顾全球，古今的分裂国家、区域国家同样残暴不仁，这反观轴心时代圣贤们的著述就可以一目了然。新的全球时代所要求的戎，应该超越“总体战”，以各方面业已全新的钥匙，打开“政治解决”与“天下战略”的大门！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殖民、世界大战，成为科技发展的杠杆；十字军、地理大发现、殖民帝国，是全球化的必要步骤。贸易刺激了经济、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发展，最终导致多元文化的发现和欧洲中心思想的瓦解。现代国际社会，不仅列国并立，而且越分越碎，从十九世纪末二十多个主权国家变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个主权国家。

 

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且两千年来已归于一统。中国与欧洲的这种背反倾向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其实是“中国的欧化事业”〕举步维艰，但在绝境的尽头，却无意之间为即将成形的全球文明，暗示了某种互补的可能：

 

1、中国需要“恢复”东周春秋式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中国现代化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就比登天还难，那就是变“天下”为“国家”，使静态的化石文明重新起搏生命的血色；惟有动态能救中国……所以中国近代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是动乱所赐福，以后也将难免如此。

 

2、培育并创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文明眼界，而非模仿或照搬秦以后远交近攻〔窝里斗〕的鼠目寸光。两千年长城时代天下文明的定式，使人误以为窝里斗是中国民族的基本传统，甚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人据此谬称中国文明为“超稳定结构”。其实不然。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3、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对文明特性即文明之“德”的分析表明，世上没有永恒不败的“德”，惟有因地制宜而非刻舟求剑的同化力量，可以超越静态的、善恶判断的“框架”，推动文明继续演化。具有同化力量的“德”，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Charisma”，他突破了规范化的道德，文明再度因他充满了生命的血色，黄金时代才会来到。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内部早就潜伏了全球化的倾向。先秦时代的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不必说了，那相当于欧洲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到了秦汉世界帝国成立以后，最为强盛的汉朝和唐朝都有和亲之举。例如汉初人娄敬建议和亲，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他认为匈奴的冒顿单于有弑父记录，野蛮残暴，但仍然可以用公主和嫁妆使他驯服。如果将来公主生的儿子能继任单于，就更加不会和中国作对。可以出卖一切的刘邦闻言大喜，找到一条不战而胜的妙计，立刻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无异再经过一次买卖婚姻〕，经过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阻挠，才另选一位刘家女儿封为公主，远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联络周边半开化强权的统战工具。除了公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极受外族军事压力的王朝，由于民族对抗的局势过于严峻，反而拒不采取这一文化战的战略。

 

和亲现象不能被解释为卑躬屈膝和投降主义，因为它在西汉初年为汉朝廷争取了五十年的和平喘息，从而为最终击败匈奴，准备了条件。一般来说，奉行和亲政策的时代，反而是中原帝国的强盛时代，而非积弱不振的时代。大概国势微弱之下送女出关，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因此作为政策不被采纳。由此可见，和亲作为“天下一家”的步骤，仅仅是全球政府的议事日程，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域国家可以奉行。唯有在彼此一体的观念下，和亲比种族隔离和种族疏离，是更为积极的战略进攻的部署。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易”的形式下，包含三层含义：简易、变易、不易。“时”与“中”，是简易/变易/不易的精义，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士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孔子在这里，面对昏庸无道的主权国家应该如何，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尽人事、听天命、等候裁决。

 

先秦战国时代绵延二百六十年。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自称“西帝”，并请齐王上尊号为“东帝”，表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即将瓜分世界。这不仅类似马其顿和迦太基瓜分地中海地区，而且类似北约和华约瓜分欧洲、美国和苏联瓜分战后的地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终于率军攻陷楚国的郢都〔湖北江陵〕，焚烧楚国历代君主的坟墓，迫使屈原写下《哀郢》的绝唱。楚军溃败，仓惶迁都陈丘〔河南淮阳〕。当时，努力建立世界政府的不仅仅是秦国，齐国也企图兑现“东帝”的名号，结果在前286年齐国终于攻灭了宋国。甚至连迁都避秦的楚国也不甘落后，周赧王灭亡的次年〔前255年〕，欺软怕硬的楚国军队进入曲阜，放逐鲁君，六年后〔前249年〕废鲁君为平民，鲁国灭亡。楚国是否知道，鲁国的下场正是自己二十六年后的命运呢？

 

秦昭襄王赢则采纳宰相魏国人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交好距离遥远的国家，如齐、燕、楚，而全力攻击接壤的邻国如韩、赵、魏三国。这个战略分化了秦的敌国，以便最终将中原各国连同半开化的楚国，各个击破之：

 

前264年，秦国攻韩，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韩国被切成两半，北部的上党〔山西长治〕被迫投降赵国。前260年，秦将王〔齿乞〕进攻上党，不等赵将廉颇的援军到达，上党陷落，此战发展为世界战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关。战役后四年，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军再攻韩、赵两国，穿过洛阳周王的领土，并乘机灭周。自次年〔前255年〕起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己卯〔前222年〕之间的三十余年，史家以秦王纪年，战国进入最后阶段。

 

由于秦昭襄王的死亡和秦国的王位继承危机，中原世界太平了将近二十年。当虎狼之国的君主嬴政终于亲政之后，立即恢复了秦昭襄王的攻势并立见成效，十年之内，关东六国〔荆蛮楚国和中原五国〕全被征服：

 

前230年秦军攻陷韩国首都新郑〔河南新郑〕，国王韩安投降。

 

前228年，秦将王翦进攻赵国，国王赵迁投降。赵迁的哥哥赵嘉北逃，在代郡〔河北蔚县〕集结残军，继续抵抗。

 

前227年，荆轲到秦都咸阳〔陕西咸阳〕刺杀嬴政不成，前226年秦军攻陷燕都蓟城〔北京〕，燕王姬喜东逃襄平〔辽宁辽阳〕。

 

前225年秦军攻魏，决黄河堤防，河水倒灌魏都大梁〔河南开封〕， 国王魏假被害。

 

前223年，秦将王翦倾国六十万精锐兵力，灭楚。

 

前222年秦军进攻襄平〔辽宁辽阳〕，燕国灭亡。秦军回途中攻陷代郡，赵嘉自杀。

 

前221年秦国背信弃义进犯长期盟友齐国。范睢的远交近攻政策，成功地麻痹了齐国。

 

原本野蛮的“西戎”秦国在接受中原文明后得以平定中原六国，之后立即掉头发兵北击匈奴，夺取匈奴当时占领的“河南地”〔河套北部〕，因其距咸阳仅四百公里，骑兵一天就可抵达城下，威胁太大。打击匈奴的任务由大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完成，秦军越过黄河北端，挺进阴山山脉〔高阙，现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

 

早先，沿边界一带战国各国为抵御北方游牧人的劫掠，都建有自己的边城，现在蒙恬为阻止匈奴的反攻南下，就把它们衔接起来，成为长城。东起辽东半岛，西到临洮城〔甘肃氓县〕，使本来分段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联为一体。当河套被秦朝并吞之后，秦军立即南下，殖民五十万人去南方开发了两块广袤的土地，“闽中地”和“陆梁地”。闽中地是现今福建省与浙江南部。陆梁地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和湖南、江西两省的南部。秦军完成了打通大庾岭和开凿灵渠运河两个工程，串联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打通南北交通。

 

秦朝政府的组织方式是政治、军事、情报机构的三权分立，互不统辖。政权与军权的分离，可保皇帝的仲裁权力；情报监察权力则是皇帝的耳目鹰犬，用来监视官吏和人民。这个划时代的政治结构里没有封国和封爵，没有贵族阶级，只有严刑峻法的君主独裁与全面专政。

 

全面专政的朝廷直接控制四十一个郡：

 

内史郡〔首都咸阳〕、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河堡〕、北地郡〔甘肃西峰〕、陇西郡〔甘肃临洮〕、汉中郡〔陕西汉中〕、蜀郡〔四川成都〕、巴郡〔四川重庆〕、河东郡〔山西夏县〕、上党郡〔山西长治〕、太原郡〔山西太原〕、雁门郡〔山西右玉〕、九原郡〔内蒙古包头〕、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代郡〔河北蔚县〕、黔中郡〔湖南沅陵〕、象郡〔广西崇左〕、上谷郡〔河北怀来〕、渔阳郡〔北京密云〕、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西南〕、辽东郡〔辽宁辽阳〕、辽西郡〔辽宁义县〕、巨鹿郡〔河北平乡〕、邯郸郡〔河北邯郸〕、东郡〔河南濮阳西南〕、琅邪郡〔山东胶南西南琅邪乡〕、泅水郡〔安徽淮北〕、九江郡〔安徽寿县〕、闽中郡〔福建福州〕、南海郡〔广东广州〕、齐郡〔山东淄博〕、薛郡〔山东曲阜〕、杨郡〔河南商丘〕、三川郡〔河南洛阳东〕、颍川郡〔河南禹州〕、南阳郡〔河南南阳〕、南郡〔湖北江陵〕、会稽郡〔江苏苏州〕、鄣郡〔浙江安吉〕、长沙郡〔湖南长沙〕、桂林郡〔广西凌云〕、广阳郡〔北京〕。

 

如前所述，秦朝虽然建立了世界政府的规模，却未能克尽世界政府的职责。结果不过十来年，“始皇帝死而地分”，革命政权遭到反秦起义的“反革命暴乱”。在我们看来，反革命复辟可以消除革命的过火与残暴，使历史的进步变得稳健。短短十四个月时间，秦朝土崩瓦解，六国赫然复活，它们的国号、首领、首都如下：张楚〔陈胜，陈丘[河南淮阳]〕；楚〔襄疆，东城[安徽定远]〕、齐〔田儋，狄县[山东高青]〕、赵〔武臣，邯郸〔河北邯郸〕、燕〔韩广，蓟县[北京]〕、魏〔魏咎、临济[河南封丘]〕、赵〔赵歇，信都[河北邢台]〕、张楚〔景驹，留县[江苏沛县]〕、韩〔韩成，颍川[河南禹州]〕、齐〔田假，临济[山东高青]〕、齐〔田市，临淄[山东淄博]〕、魏〔魏豹，平阳[河南滑县]〕。

 

两位早期没有封王的人物，后来成为重要的王：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刘邦进入关中，只有“约法三章”，所采取的政策远较秦朝温和，但手段远比诸侯残忍，故能软硬兼施而统一天下、建立汉朝。

 

作为东亚文明的世界政府，汉朝直接面对半开化的匈奴的压力。当时匈奴的首领冒顿，杀害自己的父亲、继母、弟弟后，自称“单于”〔匈奴语“元首”〕，建立匈奴汗国，直逼汉朝。汗国的中枢迁移不定，没有固定首都，中国史书上称之为“行国”，对其临时中枢称为“王庭”。冒顿扩张到辽东半岛和新疆，入侵河套地区，面积比汉朝当时的版图还大。和在罗马帝国境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侵的日耳曼部落，异曲同工。匈奴还自称夏朝的后裔，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这种中国意识，后来被入主中国的鲜卑、沙陀、辽、夏、金、元、清和试图入主中国的日本纷纷继承。日本甚至在自己的岛屿上也命名了“中国”地方，并在文书中自称“中华”，称呼贵族为“华族”，并称对外战争的将领为“征夷大将军”，而不在乎自己就是夷。近代日本人甚至把明治维新的活动叫做“尊王攘夷”，夷，不仅是指北方的虾夷人，也是指那些与虾夷人一样身多体毛的欧洲人，尤其欧洲人和虾夷人同属“化外”，也就是同外于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倒是准确地把握了“华夷之别”的关键在于文明程度，而不在于种族区分。按照文明标准，日本倒成了华，支那倒成了夷。

 

回说公元前129年汉朝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前128年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前127年，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大有斩获，匈奴大败，汉朝再把匈奴驱出河套，并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前124年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近一百万头。

 

前121年，二十三岁的汉朝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挑〕进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

 

除了北方和西方，汉朝向南、东北、西南各个方向同时扩张，收复秦朝末年的失地。南越国王赵婴齐于前113年逝世，西汉政府于是派遣使节安国少季到南越，诱说其子赵兴取消独立，归附中国。赵兴被内部政变推翻后，前111年汉军攻陷其都番禺〔广东广州〕，平定南越国。并分为下列十郡：南海郡〔广东广州〕、苍梧郡〔广西梧州〕、交趾郡〔越南河内〕、合浦郡〔广西合浦〕、郁林郡〔广西桂平〕、九真郡〔越南清化〕、日南郡〔越南东河〕、珠崖郡〔海南琼山〕、儋耳郡〔海南儋州〕。汉军掉头向闽越国进攻，骆余善被另一个国王骆丑的继任人骆居股杀死，投降汉朝，迁移淮南地区，跟东海国的遗民一齐定居，闽越国消失。

 

东北部的朝鲜国和辰国，前108年，汉军强渡清川江，攻陷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今平壤〕，朝鲜王卫右渠被部下所杀，其故地分为乐浪郡、临屯郡、 玄菟郡、真番郡。北朝鲜首次归属中国直接统治，历时四百余年，以后才被新兴的高句丽夺走。

 

在西南，世界政府的统治扩大到贵州和云南西南夷部落，当时称为夜郎、且兰、窄都、邛崃、滇等，前109年，汉军抵达云南的滇国，滇王投降。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运转中的文化有机体，犹如一只巨型的轴承，它不仅肩负某个民族前进的使命，而且带动、驱使许多民族进入其漩涡。轴承的运转，由稳定的轴心驱动众多轴珠被迫滚动而实现。轴珠是多元的，轴心则是一元的。在貌似“一元文化”的社会里，文化共同体其实也是多元组合的。区别在于，一元社会不给轴心之“元”之外的轴珠之“元”以同等的机会和地位。一元突出而多元环配，是“轴承社会”的特征，其运转十分有效。同时，一元社会也十分机械，缺乏内在的生命。这正是元─明─清社会、秦─两汉社会的大一统特点：一元的权力逐步渗透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导致思想灭绝、文化萧条、社会僵化、人民怯懦。消除了文明的对立面，野蛮势力就会兴起，使得社会整体陷于停滞、僵硬、腐败，文明的秋冬季节来临了，社会的萧条不可抵御。

 

多元社会则不然，动荡、不稳，仿佛播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但那却是生命的体现。多元并举是文明的春夏季节的特征，那是西周─春秋─战国社会，那是盛唐─五代─南北宋社会，那时文明在发芽、蔓延、生长，社会进步、国富民强。

 

多元社会的播种，却也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把不同的种子分别异化为轴心和轴珠。这直接导致“一元至要的轴承”出现，并把其他的种子贬为听命的轴珠。如此的轴心一时运转有效，但是等到这个“轴心”不再能维持社会的有效平衡，周期性的危机再起，改朝换代的汰旧换新就开始了。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不以地名〔氏族名〕命名、而是以意义来命名的朝代。 元朝在王莽的“新朝”之后再度强调了朝代名称的抽象意义，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而这样不怕重蹈王莽覆辙的革命行为，只有外来政权敢于尝试。而从元朝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以地名命名，以意义命名成为新的传统：明、清、大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台湾敢于宣告独立，那就是回归地名命名国家的“中国传统”而放弃以意义来命名国家的“蒙古传统”。因为在“元”之前的“金”，也不纯然是意义命名的。不过值得注意，吴三桂起兵反清却立国号为“周”，企图恢复中国传统，但不能成功。

 

“元”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本原”。其衍生义为：开始的〔元旦、纪元〕、为首的〔元首、元帅、元老、〕、主要〔元音〕、根本〔元素〕、构成一个整体的〔单元〕。以“元”命名，表达了蒙古征服者“气吞八荒”的企图。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原人来说，元朝偏偏是外来政权，像秦朝一样是异族建立的；更特别的是，元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国家，而是一个像秦朝那样具有开创性的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在“元”的逻辑下，大中国、中九州地域上的各个区域国家、朝代国家，像先秦战国的中原各个主权国家一样被逐一消灭。结果也原先的帝国臣民“汉族”也首次沦入异民族的全面专政之下。

 

元朝的起源大致如下：1206年，北京西北九百六十公里鄂嫩河上游，蒙古诸部集会推举孛儿只斤部落四五十岁的首领铁木真〔Temujin，1155/1162/1167年—1227年8月18日〕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意思是海洋帝王。一个典型的内陆强权如此羡慕海洋，真是有趣。五年以后，铁木真宣布为一个蒙古酋长报仇，攻占金国的西京〔山西大同〕。

 

1218年蒙古人西征，首先消灭西迁后残存的西辽国〔吉尔吉斯托克马克，立国三百零三年〕。西征1225年结束，1227年回师灭西夏国。1229年，铁木真三子窝阔台继任二任可汗，进犯金国，1234年正月灭亡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国。

 

1236年铁木真之孙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于1242年因窝阔台死而结束。征服东欧，包括伏尔加河中游、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称钦察汗国。并击败日耳曼诸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军，欧洲震恐。

 

1252年，铁木真另位孙子旭烈兀由和林出发进行第三次西征。历时八年，征服了波斯、阿拉伯帝国，一度占领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建立伊尔汗国。

 

1253年蒙古攻陷大理帝国的首都大理城〔云南大理〕，1254年大理皇帝段兴智被俘。其前身是在八世纪建立的南诏王国，历五百一十六年而亡。

 

1258年蒙古军攻占越南北部的安南王国，国王陈日照投降。

 

1259年征服高丽。

 

1266年遣使到日本招降。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于西夏、金、大理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元帝国，开明、清世界帝国之先河。

 

1274年，元兵团一万五千人，在蒙古大将忻都、高丽大将洪茶丘率领下，乘战舰九百艘，从朝鲜半岛合浦港出发，攻陷对马岛，在日本肥前沿海登陆。日本集结十二万人抵抗，死伤惨重，元兵的箭簇用尽，方才撤回。

 

1269年蒙古进围宋朝要塞襄阳〔湖北襄樊〕，到1273年运来回回巨炮，轰碎城楼，守将吕文焕出降。1274年忽必烈下令全面进犯宋朝，1279年，蒙古将军张弘范灭亡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禁三年后，1282年遇害。

 

1281年即宋亡后两年，元朝二度攻日，因遭受台风，再度失败。

 

1282年，越南南部的占城国囚禁元朝使节，元军在唆都率领下乘战舰一千艘，由广州出发攻击。占城国坚壁清野，退避丛林山谷。元军攻陷其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因此撤退。

 

1283年元朝使节被缅甸驱逐，于是开始缅甸战役，持续六年，到1289年缅甸屈服，成为藩属。

 

1284年，元朝向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借路进攻占城，安南国拒绝，忽必烈派遣儿子脱欢亲王统帅元军进攻安南，水土不服，遭到失败。1287年，脱欢亲王再度进攻安南，攻陷安南首都螺城〔越南河内〕，但无法持续占领，安南国王陈日烜派遣使节到元大都〔北京〕，献出黄金铸成的自己跪像，代替自己谢罪。占城国也乘机请求和解。

 

元朝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国〔印尼爪哇岛〕。1292年，元军二万人，战舰五百艘，在蒙古大将亦黑迷失、汉人大将史弼率领下，从福建泉州出发，越洋攻击，次年登陆爪哇岛，取得胜利后最终失败，撤回泉州。

 

从1206年铁木真建立帝国，到1293年撤出爪哇，蒙古扩张历时八十七年。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属国，平等归属于大汗之下。这并不算间接统治，因为在各个属国以内，蒙古人实行了最为残暴的直接统治。

 

这个依靠军事力量而非文明力量建立的“东亚世界政府”具有自己的官方信仰。蒙古大汗在征服了吐蕃之后，接受了喇嘛教，并册封法王巴思八充当帝国的国师，国师除为国祈福外，仍兼任吐蕃地区政教合一的元首，巴思八曾为蒙古制定文字。奇妙的是，在元朝这个强大陆权的控制下，中国的海运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浙江宁波〕，都设有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的货运和产品销售。各个属国之间的贸易则大多依靠车马。东自辽东半岛，西至乌克兰平原，都被四通八达的公路驿站网连接起来，还有巡防弓手保护商旅安全，都市在浩劫之后逐渐恢复繁荣，但蒙古统治所及之处欧亚大陆的各个古典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却一蹶不振，可以说，蒙古的扩张无形中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扫除了障碍，仅仅两百多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运动就开始了。而其东方阵线俄罗斯的扩张，更是对蒙古征服的直接反应，其版图在全盛时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就是蒙古帝国的翻版。

 

1368年明朝建立后，沿袭了元朝的许多制度，而不是恢复元朝以前的汉人朝代宋朝的制度。例如定型的《大明律》在编纂体例上就参照了《元典章》。《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律首还是名例，然后依照六部分别排列，各篇下设门类，总共三十门。虽然根据李善长的建议，《大明律》的制订名义上以唐律为参考对象。但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

 

《大明律》的编纂过程很长，开始叫做《洪武七年律》，后来经过修改又制订了《洪武二十二年律》，由于朱元璋贯彻重典治吏的方针，所以另外颁布的《大诰》凌驾于《大明律》之上，将明律基本上闲置。《大明律》颁布后，朱元璋还令儿孙们严格遵守，不许违背、更改，否则以变乱祖制罪论处。《大明律》一直沿用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进行更改这一事实，表明了明及其继承者清这两个朝代，确实是丧失了活力和创造能力的“世界帝国”，就像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一样。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天下”不同于“国家”，不同于“统一帝国”：国家是区域性的政治实体〔城邦、方国、主权国家〕，而统一帝国则在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为“文明集合体”〔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至于天下，则是统一帝国和它的周边地区〔蛮族地带〕的合称。天下的理想在于“天下太平”，统一帝国的理想在于“帝国霸权”，而区域国家的理想在于“势力均衡”。

 

以天下为怀，目的在于保持天下的福祉；以帝国为怀，目的在于维护帝国的统治；以主权国家为怀，目的在于促进国民的福利。这种主观上的差异亦必产生实际上的不同后果。

 

伸引一：“天下”状态不仅在儒家经典中有所阐述，且在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史上反复出现。天下时代的来临是国家联盟和统一帝国的随后产物。

 

伸引二：“天下”与其说是一种可能的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已然的现实。在当代世界，若要使天下秩序再度实体化，关键在于怎样解决“势力均衡”与“统一秩序”之间的不谐调。彻底破坏区域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留下的只是以暴力创立的“统一帝国”，这未免太落伍了；可是建立有效率的“统一秩序”又非得限制各种“独立势力”的分离存在不可。这里需要一套前所未有的调节器：

 

1、不以武力作为奠定统一秩序的工具，武力只是用来“自卫”的，即抵御外敌及防止内乱，这是“止戈”的精义。

 

2、无道的外国若发生惨绝人寰的变乱时，有道的国家可以出动武力予以制止。恢复秩序之后征询当地人的意愿，决定事态的处理结果，切不可以征服者自居。

 

3、任何种族、民族、区域的人民，均有按其才能供职于天下即全球政府的均等权利，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流动不腐、极有效率的制度。这既不是欧洲、日本式的世袭贵族制度，也不是美国式的反贵族制度〔包括“反对贵族”和“反面贵族”即惟利是图的富人〕，而是凭借能力取胜的科举，以形成中国文明那样的社会择优制。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的人类净化可望出现。

 

4、社会择优制度，类似于“科举”、“科学的世界秩序”，其基础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阶级、种姓、种族的征服欲，而是“积极的心理趋同”，这种趋同体现了全球一体的更高整合。简言之，统一的底蕴不是意志的唯美主义，而是文明的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可由意志体现出来，但这并不是意志的本体论。

 

对于全球范围的文明整合者而言，必须打破种族、民族、国家、阶级等历史传承的界限，跃升文明区域内外的扩张力量并整合之。即使对于“最没有希望的候选者”也不能把它摈除在外，也许，某个看起来最为缺乏全球精神的、甚至连国家精神也不具备的人群，却能突破氏族圈子的痼疾，成长为最富世界精神的文明，使得自己的子孙像罗马人和秦汉人那样全然忘怀于自己的卑贱出身。这就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最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之一。

 

我毫不怀疑未来的世界将有中国文明的风云际会，文化战的发动者如果能够领会中国精神，将胜算多多──正如现代的欧美名将纷纷捧读《孙子兵法》，寻求制胜之道。但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绝对不是“中国整合世界”或是“中国人整合世界”。相反在我们看来，毋宁说是由于“中国的解体和中国人的流散世界”才使得“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具有了某种可能：正如犹太人的离散使得基督教成为普世的福音、希腊和拜占庭帝国的消亡使得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消亡使得回教的代兴成为可能、印度文明的分崩离析使得佛教以传播世界。

 

只是，究竟何人来将中国文明的精髓投入整合全球的运动，对我们今日来说仍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所以说，“没有人能预言天子的来临和天子是谁。”尽管我们猜想，那种人物极有可能是像贝督因人和法兰克人那样名不见经传的野蛮人。前者产生了穆罕默德；后者产生了查理曼大帝：他们不仅代表不同的种族，更是不同文明的助产士。

 

仿佛有一道目光在凝视中对我们说：“中国人的后裔不再能够负起这一历史伟业。正如希腊人不能复兴希腊文明，巴比伦人不能复兴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的遗烬也要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核心建筑群去寻找──雄鹰、方尖碑、林肯纪念堂甚至国会大厦和中轴线。”除非我们这时代的中国人能断然成就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从而造成一个崭新的民族。而这，就是《大纪元时报》2004年4月22日破口大骂的“痴人说梦”──因为白发民族不可能完成青春任务。

 

青春民族不但具有充沛的国家精神，而且为了整合全球的需要，具有充分的世界眼光及宇宙胸怀。中国自新运动若能实现青春民族的目标，中国和中国人才可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除此以外的“现代化成功”，不过是使世界多了一个平庸的“现代化国家”和一堆灯红酒绿的蚂蚁──比起毛泽东时代的蓝蚂蚁来，灯红酒绿的蚂蚁诚然是“多元化”的，但同样没有创造性，除了从模仿苏联改为模仿美国外，同样无法对人类的命运作出自己的答复。难怪有人担心，整合全球的业绩将在犹太人手里完成……虽说犹太民族只是商业民族而不是政治民族，狡诈有余而野蛮不足。但是话说回来，即使犹太人能够完成这一伟业，也让人们祝福它吧！

 

“中国文明〔而不是中国和中国人〕整合全球”的要义是：不要沉缅在文化的复古主义中，但要在制度创新的道路上尽可能地披上一件合理的衣裳。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陶醉在宇宙共振中的展望者，也需要文明史的养份，不是向后张望，而是向前探究，尽管这探究可能遭到机械化、唯物化的伤害，而被不再生育的文明人斥为迷信和原始。

 

斥责不能减弱其震动，无视不能贬损其价值，唯物主义和纵欲主义不能取消以人为本的终极形式──以神为本。羞辱天性的教益、枯死僵硬的主义，不能拯救生命、不能恢复个性的尊严。上述东西，只有个性是上帝创造的，别的都是个性创造的。

 

不论哪个人类群体最终进行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运动，它都大体保留以下特征：

 

1、和平方式的传教、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天人合一的精神。

 

2、扶助当地的土著成为天子的仆从，拒绝雅利安人殖民模式的诱惑。

 

3、消耗自身精力于全球整合的运动，而非盘剥方国的利益以供养全球政府。

 

全球政府深入法律、道德、文化、科学各个层面，推动社会经济，促进文明教化：社会整合不仅是物理整合，文明教化不仅是化学化合，“天人合一”的命题包含了“文明化合＋社会整合”的内容──此一化及天下的共振，使全球一体成为现实。

 

现代的主权国家在全球政府面前将沦为古代城邦，现代民族在全球政府面前将沦为古代氏族。全球政府创立虽难，但守成则相对容易，易于形成全球生活的普遍法则。顽固坚持一国私利的民族感情，正如顽固坚持一党私利的阶级感情一样，将被证明是部落时代的兽性，其主义必须受到限制而不该受到宏扬，为免部落意识与禽兽特性纠集群众势力阻滞全球文明的风化天下。

 

为了地球的健康，号召人们：把效忠对象，从主权国家转向全球政府！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全球政府的天命已经出现，推动其具体化、制度化、物质化的动力，则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予以展现。不过要注意，这样的人，也会有其自身的习性、惰性、消极性，因为人的群体常常模仿那些拥有主导地位的个体，他的意志既然成为精神集体的意志，他的缺点也就成为集体的缺点。

 

不同的社会习俗造成"特定场合下具体该怎么做"，它起源于人们的随大流、易受大人物影响。然而根据社会习俗来行动并不是人类的专利，黑猩猩也会这么做，甚至跟人一样“势利眼”。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当存在两个实用价值相同的方案时，黑猩猩会一窝蜂地照搬“大人物”的做法，不会随便选择。它们还会无视“小人物”的正确发现，而坚持已经形成的“习俗”。研究人员准备了两个形状不同的容器，从两群黑猩猩中分别选出两只地位较高的雌黑猩猩，通过奖励苹果和香蕉等食物，训练它们拣起标牌扔到其中一个容器里。其他黑猩猩发现受过训练的雌黑猩猩将标牌扔到某个容器里后会得到食物奖励，于是纷纷开始效仿。实际上，不管它们把标牌扔到哪个容器里，研究人员都会给它们食物奖励。但观察发现，在每个群体里，其他黑猩猩都唯“大姐大”马首是瞻，效仿本群那只受过训练的雌黑猩猩选择相同的容器。在其中一个群体里，有一只地位较低的黑猩猩发现选择另一种容器也能得到食物，然而其他黑猩猩对此视而不见，仍然遵守原有的“社会习俗”。

 

这种自以为义的社会惯性作为虚幻的集体意志，常常把独断专行者的个人缺点说成是天命。载体的惰性因此被夸张为天命的属性。但历史证明，集体意志从不一致，各种集体意志间的互相角力，才是集体意志诞生的基础。历史还证明，独断专行的意志自身常在变化中，经历连串的胜利也会遭遇致命的败北，在天命的巨岩上碰得粉碎，结果只是充当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燃料。这样的燃料可以受到捧场但不该受到崇拜；除非是发挥着捧场作用的即时崇拜。据此，全球政府的统治原则就是不断超越自存的惯性、不断超越并偶尔克服自己，以形成超越人道主义的神明标准。

 

万象本出自然，但当它们成形，却开始自己的独立，最后违背自然，不肯随遇而安。任何事物一经诞生，自觉或不自觉就拥有了自我延续自我扩张的意向──这一特性以人间事物最为突出，例如阶级效忠、文化习惯、国家意识、民族感情等等。全球政府既然承袭了历史遗产，也不能免俗。这些东西看起来“念旧”，其实是“忘本”，忘记自己是本于自然并归于自然的。过犹不及，过于念旧的，反而成了忘本的，性格忠诚的人难以急流勇退──即使他们效忠的对象已经注定淘汰。

 

自存的惯性这时格外膨胀起来，可以构成反动的壁垒；使得没落的贵族生出社会冲突和文化苦恼。甚至国家民族的命运也不能逃脱这一宿命：作为历史产物，它们在历史中消亡，它们的自存惯性终将空虚，在物理层面被克服，在意志层面被超越，它们作为族群幌子和个人利益的真相，暴露无遗。

 

原来其“集体意志”的金冕，竟是以如此屑小的碎片熔铸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个“人类物理学”概念，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作用往往最小，关于这一点，王弼的解释再清楚不过了：“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治动，治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周易略例·明彖》〕

 

人生的种种难题既然无法依赖数学方法求解，人生的种种困境也就无从透过逻辑力量摆脱──人生根本上是艺术、创造、一股生气，而不是科学、规律、一套逻辑，总之，人生的基础是“本能”而不是“理性”──尽管本能是需要用理性来掩护自己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科学的世界秩序”的真正基础不该是“科学”，而只能拱手让给“创造”──科学的演绎本身有其前提，那就是“有待神明力量的感化”。何谓神明？神明就是科学还无法解释、技术还无从把握的那种力量；再简化一下：神明就是某种创造了人而不是被人创造的力量。神明因此构成了未来历史的基础。

 

“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社会秩序──神明的精神归属”：这个半新半旧半艺术半科学半神话半政治的奇妙尤物，不是用任何一种理性方法可以推断出来的。任何严谨的清醒的科学思想都不会指向创造行为，因为科学本身是事后聪明的总结，而不是预先创造的能力，它不是熔岩，更不是使溶岩爆发而出的那股力，它只是冰冷的已经凝结的岩块及其研究罢了。

 

新的全球中枢将使命授予一个新的使者：他不用风化消磨“过去的结晶”，而用地震粉碎往日的梦魇，新的熔岩喷射而出……新的大地成型：“人生的种种难题、人生的种种困境，在绝望中迎来曙光。”谢谢命运，使者不是科学，而是灵感，他通向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备、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宇宙能力和神明之德……人生的种种难题与困境，在他面前化为“命运特意散播以激活人类身上宇宙力量的引信”。科学主义的冰冷惨白在人生实况的刺激下热腾红润了；科学的世界秩序，不是以科学决定人生，而是以世界秩序保障人生……

 

新科学的形态是“历史教”──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历史教化，“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历史教是各类学科的历史综合。历史教融冶了科学，且在历史的即变动的意义上，扬弃固定的科学主义。新的文明及其合成的种族，将随着历史的教化出现，构成全球政府的持久基础，就像秦汉政府的强权和教化塑造了一个“汉文明”和“汉民族”。

 

历史教是旧事物衰落过程的纪念碑，也是新生命诞生的丰盛典礼。它意味数百年来欧洲文明的扩张有了结果：欧洲化〔相当于古代欧亚的“希腊化”和春秋战国“中国化”〕的结束和全球化〔相当于古代罗马法和秦统一的秩序〕的开始，融合集团的同化程序，揭晓地球历史的新页……

 

这一“新的地球实体”，取代一切主权国家的世俗权威，它不是万世一系的，却是万国来仪的。全球政府将创造历史的泉涌：

 

1、全球政府作为世界风暴的中心、世界历史的枢纽，其活动空间终将超出地球和太阳系，可以抵达一个又一个银河。

 

2、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系统普遍运用，使得全球政府的综合政治能力获得了星际坚实基础。世界秩序、普遍信仰、生活方式、文明方向，都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获得更新，但它们的意识形态却得以排除了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毒素。这正如大财阀的拜金主义态度其实不及中产阶级，尤其不及富农和小房产主。大财阀甚至捐赠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同样，在科学的世界秩序下，科学方法将变成基础，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基础。科学方法的尊崇地位将被更高级的神秘思想取代，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甚至被迫进入半地下状态，就像无神论国家的宗教那样。

 

一种压力需要另一种压力来抵挡，一种事物需要另一种事物来制衡：日益猖獗的自动化与电子化会激起新的神秘主义，商业主义会激起新的神权政治，这是迟早的事。老成的精神会重回故乡的思念──故乡可爱、童年甜蜜，特别当人和文明衰老之后，这种远去的思绪像是隧道另头透出的光亮，美好回忆仿佛回马枪、刺杀一个垂死的心灵……失去前途的心灵，就“向过去寻求慰藉”。一个社会是这样，全球文明也会这样，回归人类与社会的童年，崇尚野蛮质朴、物欲单纯……他说：“商业主义追求奢华，是社会和文明趋于中老年的表现，正如中老年妇女热衷于化妆甚至割皮整容，年轻的丑女也是如此。商业主义夸大物欲，推动文明的衰朽，正如戏子的过度化妆，却腐蚀了自己的皮肤。等到衰落的有机体死亡之后，叶落归根，新的优势再度趋向童年的野蛮。这个事实也许使人生悲，但这个杞人忧天也构成了真实的威胁，是文明与野蛮之间一再交替出现的周期：春──夏──秋──冬。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历史因素的不断积聚，使得“可能性”的通道愈来愈窄：增熵的历史命运使得创造者的道路日益艰难。强力和孤胆，成就伟业；新陈代谢，促进终极的善。殊途同归的担心，挽救不了瓦解中的文明，只有精神的融合才使文明再生。全球政府的益处，是在和主权国家的坏处比较里，得出的：没有主权国家的浪费和作恶，就不会有全球政府的效率和功德；没有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不能显出天下一统的和平是多么珍贵。

 

主权国家消失以后，全球政府只要和各个地方政府直接打交道就可以了，可以节省大量的军费和叠床架屋的行政开支。裁减二百多个主权国家政府的寄生结构，就可以阻止大量财富毁灭在这些有组织的贪污盗窃和精心策划的自相残杀之中。

 

现代最好的军队都是作为“国军”隶属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其次则是作为党军、集团军和私人军队隶属于党派、黑帮或私人。但即使最好的国军，虽然号称在“保卫和平”，实际上却仍然不免从事着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虐待俘虏的罪行。由此可以相信，没有各国军队争相分裂割据的世界，可以更加美好；就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内部，不用军队解决纷争，所以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消灭为害世界的各国军队，就要首先削平豢养军队的各个主权国家，这些纵容军队作恶多端的“合法山头”，还盘踞联合国组织，维护自己作为现代世界万恶之源的主权国家地位。

 

相反，全球政府则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军队，只需要医治人民的生物部队。因为它深切地意识到，生物工程对全球文明的影响乃至于“支配”，已到无孔不入的境地。尤其不发达世界，能否从目前的绝望状态里走出，不仅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技术革命，还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社会革命！世界能否摆脱二十世纪的沙漠状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田园时代，社会生物学领域的综合突破，是必要的。革命的生物学，显然也是一筹莫展的中国可能拥有的一个承衰起弊的支点。

 

全球政府可以从世界各个僻静的角落，招来许多生物学家。他们在国内也许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分子，为法律和公众舆论所限制。但他们确实怀着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愿意在任何地方、为任何势力贡献自己的科学天赋与思想才华。全球政府应欢迎他们！全球政府真正需要他们！全球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切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即使这需要冒些小小的风险，也是十分值得的──其实再大一些的风险，也比没有出路好得太多了。在此之前，这不仅关乎某国能否从国际瘟疫的策源地，一变而为头等世界强国，而且关乎全球人类的命运甚至“人类将如何定义”！新的生物实验及其社会运用，需要巨大的革新精神来引导，各个文明的传统对它多少是个障碍。相形之下，中国形式的全球文明由于其世俗性格，也许较那些具有神权传统的社会，更能适应和容纳这一革新过程。虽然人们不愿看到新的生命超过自己，但只要不以神明的名义扼杀之，日新不已的君子之德，将在无形中提供更有兼容性的全球平台。

 

例如，中国曾是保守传统的大本营。但经过一百多年外来入侵和残酷革命，传统的堤防已被摧毁，使得中国“国已不国”。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会看到革命与传统的最终合流──那时，在革命与传统的汇合处，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155─220年]《观沧海》〕推革命之波以助社会生物学之澜？这是很有希望的事业。运用革命时代的巨大可塑性，利用革命势力的巨大活跃力，把中国首先变成一个社会生物学的试验基地，用这办法使中国完成一次“飞跃”，由前工业社会迈向新型生物社会。业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只能瞠目结舌而无从仿效，由于其内在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内在矛盾和掣肘太多，无法遂行具有世界历史规模的生物壮举，他们只能坐视新兴强权在不守规矩中日渐壮大，并亲口尝到这强大附带的酸甜苦辣……

 

新的社会生物学活动，能给中国注入可畏的活力，新的民族从魔术般的运化中出现。新的中国不必位于现在的中国领土，新的中国民族不必是现代中国人的后裔──他的出现是全球活力的表现，通过正面的反馈可以激起更大的活力。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为原则的政体，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观念为意识形态的全球政府：它的农业是生物学的农业系统，它的工业是生物学的工业系统，它的战争是借助生物武器的新文化战，它的仁慈也通过生物学的救助来展现，甚至它的统治人才也依靠生物学来育种，艺术天才与生物学方法的培养密切相关。

 

新的生物学手段，提供了自新的方式。即使“中国自新运动”失败了，革命精神与生物学原理的合作，也能在新的领土上形成新的中国──全球文明的新的中枢。如果现有的中国无力好好耕耘自己、尽其所能创立全球文明的超级平台，它在近代吃尽的苦头就完全白费了。

 

天下秩序有时体现为神权政治如中东和欧洲，有时体现为伦理政治如中国和美洲〔前殖民主义时代〕，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文明的冬季而自然形成甚至人为设计出来的政治形态。神权政治与个人主义互不相容，但是不论神权政治还是个人主义，都与伦理政治较为兼容。神权政治是禁欲的，个人主义是纵欲的，伦理政治是节欲的。如果遵循伦理自治的原则，人类就无须在神权政治的整合与个人主义的分离中被迫选择一个极端〔选边〕，而可以奉行执中的中庸之道。族裔〔或方国〕自治而后由中枢〔王道〕整合〔科举〕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整合的神权政治为平和中庸，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却较为稳定，这也可从中国与印度─欧洲的不同命运见出分晓。而族裔〔方国〕自治的实行，还有赖于历史教取代唯物主义的文化及其个人主义；这样也可以有效弥合下层社会的分离倾向。

 

在西方语言中，K是“国王”的缩写，因此不妨把重视养育功能的“K战略”〔Keep〕视为“王道”。王道主生，霸道主杀；在生命哲学看来，延续自己远比杀害对手重要，因此人生的战略应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王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成就，霸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毁灭。这就使我们理解的“养生主”。“养生主”之后是“大宗师”，大宗师之后是“应帝王”。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中心国家”〔Central State〕。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点，位于印度？可以。位于美国？可以。位于俄国？可以。位于非洲？可以。位于南极？可以。只要能发挥“中国文明”即中心城市、中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即可。在2004年伊拉克遭到美─英联军攻占一年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未来“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既可以位于美国境内，也可以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1、公元前4000年前闪族的苏美尔主要城市发展到前2371年闪族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伊拉克由前闪族的苏美尔人控制一千六百多年；

 

2、闪族的阿卡德人接管伊拉克六百多年后，前1750年闪族人汉穆拉比建立巴比伦帝国并控制伊拉克将近千年，二者合计又是一千六百余年；

 

3、公元前720年左右闪族的亚述人征服伊拉克后，该地区长期陷入外来统治：前550年雅利安人的波斯居鲁士征服伊拉克、前330年雅利安人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伊拉克，然后雅利安的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交替控制伊拉克到公元656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在外来统治下长达一千四百年。

 

4，然后闪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并以此为中心控制整个回教世界。公元762年前后，巴格达建立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伊拉克重新获得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中心地位。

 

5、五百年以后，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伊拉克先后陷入蒙古人、土耳其人控制，长达750年，1915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以国联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直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

 

6、伊拉克恢复独立以来，不过七十多年，已经再度成为世界焦点，美国对伊拉克的一次打击〔1991年〕和一次入侵〔2003年〕，乃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向一个最古老帝国的所在地所发动的攻击。它摧毁了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但却把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伊拉克，拖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谁知道以后呢？也许再过百年，伊拉克作为下一次出击的主角而不是这一次挨打的配角，重回舞台中心，甚至成为全球的“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也说不一定。

 

百年时光，足以缔造一个世界强权：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中心、世界的唯一超强巨霸，竟然是“英国的前任北美洲殖民地”？

 

“中国”的概念就是“世界中心”；“中国文明”的概念因此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全球技术平台”概念：谁能创造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即真正的“中国”。中国的古代意义是“王畿”，现代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中心数据库”、“控制中枢、“首选投资国”、“人才聚集地”：谁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吸纳了全球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此执天下之牛耳。这样的“中国”是世界规模的“中央国家”、“全球中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种族集团可以垄断的，而是属于全体文明人类。

 

 

第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Ten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就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完全工业化。在多数地区日益工业化、地球资源也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生态文明”。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的印度河右岸，有座半圆形的远古佛塔废墟，濒临一望无际的信德沙漠，一片荒芜，当地人称为“死人之丘”。1922年，几名勘察队员偶然来到这里，在佛塔的废墟里找到了几块刻着动物图形和无解文字的石制印章，几十年过去，终于发现这是一座重要的古代废墟：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当地土语意为“死人之丘”〕。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虽然历史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影响范围不小。在距它几百英里外的北方，也发现了布局相同的城市和规格一致的造房用砖。

 

摩亨佐·达罗城最早是一些小村，后来各村扩大，渐渐连在一起，形成城市。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地方之一，创造了结构独特的文字，发明了度量衡方法，建立了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其他文明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全城面积八平方公里，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街道，当时居民大约有三四万人。城里街道十分整齐，房屋排列得井井有条，街道大都是东西和南北的直路，主要街宽达十米，下有排水道，用拱形砖砌成。建筑物用火砖造成，五千年前留下来的断垣残墙依然高达七米半。

 

全城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上城居住宗教祭司和城市首领，四周有城墙和壕沟，城墙上筑有瞭望楼和高塔、带走廊的庭院、有柱子的厅以及著名的大浴池。浴池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由烧砖砌成，地表和墙面均以石膏填缝，再盖上沥青，滴水不漏。大浴池呈长方形，浴池南北两端各有阶梯，一条一人高的排水沟可把废水排出浴池。澡堂和一个房间里有一口椭圆形水井，大概是给浴池供水的。浴池底部和四周的砖块都用石膏灰浆砌合，外面涂上一层沥青，然后再砌一层砖块，以防漏水。浴池北面有一连串小浴室。每个浴室里有一个放置水罐的高平台，看来是作热水浴之用的。此外，还有作为其他用途的一些房间。这座大澡堂是摩亨佐·达罗人高度重视清洁卫生的标志，也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所用，不禁使人想起印度人喜欢到“圣河”沐浴的传统。

 

和上城相比，下城设置比较简陋，房檐低矮，布局也不规整，可能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居住之地。在上城的住房中间，最突出的是一幢包括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存库的建筑物，可能是国王或首领的住处。另有两层房屋，下层是厨房、洗澡间，上层是卧室，属于富人的住宅。居民住宅多为两层楼房，临街一面不开窗户，以避免灰尘和噪音。城市整个被分为好几个部分，包括一座位于高处的“城堡”和地势较低的城区。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自北向南纵贯城市，每隔几米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与之成直角相交。

 

此外，还有小巷组成的不规则的路网与小街相连，住宅房屋的墙壁很厚，表明至少是两层楼房，大多数为多间建筑，有些房子很大，包括几套院落，有些则是简陋的单间房屋。房屋是用烧制的砖块建成的，砌砖的精细程度几乎无法再提高了。大多数住宅的底楼正对马路的一面均为毛坯，没有窗户，这种旨在防止恶劣天气、噪音、异味、邻人骚扰和强盗入侵的城市习俗，至今仍为中亚细亚地区的许多地方遵行。通常房屋正门位于后面的小巷，对着一个宽敞的门厅，向前是一个院落，房屋的采光、通风十分良好，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沐浴平台、许多家庭还有厕所，城中还有一个范围广大的排水系统将多余的水带走。住宅大多于中心地方设置庭院，四周设居室，居民生活安详舒适。不过没有发现或证明哪座建筑是宫殿或神庙。

 

古城里发现过一些带有装饰品的小型裸体人像，据推测是吉祥象征物。古城里的大多数住宅都有水井和整洁的浴室，大小住宅多在外墙里面装有专用的垃圾滑运道。居民们可以把废物倒进滑运道，滑到屋外街边小沟。小沟又连接下水道系统。这样复杂的污物和污水处理系统，不仅古代城市无与伦比，就是当今的印度城镇也望尘莫及。遗址郊外一度长满茂盛草木，但由于过度放牧和种植，植被稀疏、表土裸露，强烈的阳光蒸发了水份，表土随风吹蚀，最终沦为沙漠。考古学家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像以及各种石制印章、铜板等，不仅雕刻技艺精湛，更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刻有牛、鱼和树木的图形文字，很像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中包括两千多件刻有文字的遗物，有五百多个不同的符号。尽管学者们加紧释读但迄今没有破译。

 

在古城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骷髅，从其姿势看，有人正沿街散步，有人正在家休息，灾难突然降临，几乎同一时刻，全城三四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横祸，一座繁华发达的城市顷刻之间变成废墟。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猜测其原因，但莫衷一是。最奇特的是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痕迹，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只有最边远的建筑物得以幸存。调查者在废墟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块，是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至1500℃，这样的温度只在冶炼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中心才能达到。然而遗址附近从未有过森林，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印度神话中传说，远古时代发生过一次奇特的大爆炸，许多“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中的白昼”等等描述都可佐证，看来类似核爆炸那样的过程，是致使古城毁灭的真凶。

 

印度河流域青铜文明，还有哈拉帕〔Harappa〕城市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1750年。城址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拉维河的东岸，规模与摩亨佐·达罗相当，相距六百四十四公里左右。可能是两个独立国家的都城，或为两个城邦联盟的中心。哈拉帕卫城拥有雄伟的砖墙，卫城北有一座大谷仓。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很广，西起苏特克根·多尔，东达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起罗帕尔，南至巴格特拉尔，区域东西约一千五百公里，南北约一千一百公里。前哈拉帕时期，印度河流域已有农村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已出现铜器，石器也没有完全排除。这一时期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农具有燧石犁头、青铜鹤嘴锄与镰刀等。耕畜有水牛，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胡麻、豆类以及棉花等，金属冶炼、锻造和焊接已有较高水平；制陶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商业贸易不仅在本地区进行，而且与西亚也有密切的来往。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主要保存在印章上，文字和雕刻图案结合，多为单行，由右而左，至多不超过二十个符号。

 

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可能是达罗毗荼人、原始澳语人、印度─雅利安人的混种。但实际上无人知道这些掌握了象形文字、雕刻艺术并有着城市规划天赋的人究竟是谁。他们连同自己创造出的文明似乎是从远古的空气中偶然生成而又突然间消失了。印度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命运，凸现了文明的脆弱性，难怪此后印度次大陆的思想传统贯穿了“无常”的基调。它提示我们，这可能也是现代文明的结局，如果我们滥用自然，或是并未滥用而仅仅经历了太多的时间，也可能遭遇致命的事件。基于这种考虑，如何在文明遭到打击的时候保存文明的种子使之不至于彻底灭绝，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公元1000年的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公元1000年的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当然，《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纽约时报》和纪思道对历史的有关误解，进一步生动说明“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针对《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误导读者的这个重大错误，我立刻投书指出，却石沉大海或说“石沉纽约时报”更加恰当。我的这一“投石问路”，证明拒不道歉不仅是战犯和盲流的劣根性，也是学术界包括美国学术界的通病。连《纽约时报》这样的重镇也不能免俗。这也是“西方的没落”之一斑？呜呼。由于拒不更正，类似的污点将永远留在《纽约时报》的记录上。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在我看来，保存文明的至关重要的方式，就是在历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建立有效的同盟，而避免它们的力量分散，尤其避免它们彼此对峙，互相消耗。

 

那么如何建立这一同盟呢？这首先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历史学与伦理学的区别何在？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区别何在？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有共通之处吗？

 

1978年3月，为了以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小学没有毕业的学历，去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获得“同等学历”的证明。这样，就撰写提交了《<周易>的历史哲学》〔见本书最后一章《<周易>的历史哲学》〕，其着眼点就是以《周易经传》为依据，探讨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融汇处。从希腊人的理想看来，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但在中国《春秋》以来的传统看来，历史学应该从属于伦理的教化，以促进政治的秩序。同时，伦理的手段、政治的权术，应该符合历史模型的需要。伦理学与政治学必须成为“历史左右手”，否则就是荒谬的与过时的。而“时之圣者”的理想，就是要求人们切合历史的时刻表，像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那样，“不误农时”。历史的方向感或曰人的生活方式，则是伦理与政治的目的；这样的“历史”是“资治通鉴”式的，是“当下史”，而不是“当时史”、“客观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因此成为最高的法官、根本的归宿，成为历史教的核心。

 

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才明白这样主观的“当下历史”才是真实的、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意大利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于是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可能由于意大利的社会是欧洲国家中最为接近中国形态的〔包括盛行秘密会社、用非法手段解决纠纷〕。用这种观点看待艺术，可以认为每件艺术品都是一次自发的创作，每首抒情诗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每幅画都是一座“孤岛”。因此产生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历史学的问题其实就是“集体记忆”的问题。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1992年出版的《记忆的寓言：三国王光荣之战》[Fables de la mémoire. La glorieuse bataille des trios rois]，Seuil出版社，1992年〕，研究十六世纪葡萄牙和摩洛哥战争对两国集体记忆的影响，他的观点很有意思。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赛巴斯蒂安联合了摩洛哥国王的一个侄儿，以摩洛哥国王篡夺王位为借口，发动了对摩洛哥的进攻。战争只持续了一天，葡萄牙就遭到惨败，这使葡萄牙对北非和欧洲海外的扩张企图受到重大挫折，在几年以后葡萄牙就被西班牙国王菲力蒲二世所吞并。相反摩洛哥倒通过这次战争一跃而为当时的强国。吕赛特·瓦朗西指出，该事件对战败国国民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战胜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在摩洛哥比较少见，直到现代，才有人把它作为“记忆亮点”来挖掘它的史料。而在葡萄牙，这一战争创伤很早就促进了伤痛文学的诞生，围绕该事件出现了许多传说。对此事件的集体记忆甚至影响了葡萄牙当代民族文化的特点。它表明，国民记忆中的现代成份是扎根在几个世纪前的沉淀里的。

 

还有一个事例与此不同，是研究关于法国维希政府的集体记忆。由于许多当事人还活着，集体记忆、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历，直接有关。这一类的研究在集体记忆史的研究中占据很大的份量，其中有关于共产党历史的， 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还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和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始终受到现时政治需要的支配，且构成和影响有关维希时期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的占领，而是那时期法国人内部的斗争，主要是通敌者和抵抗运动者之间的斗争。甚至到今天，关于维希时期的解释仍然充满了极右派、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分歧，因为大家都企图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很明显，在中国人关于内战、文革、六四等重大事件的回忆、记载和“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到了七十年代，受哲学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历史因素的研究开始转移到文明史方面，特别是心态史学逐渐成为热门。在第二代年鉴学派的眼里，政治史被当作是实证主义史学的花边，政治被作为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是上层建筑，它依赖于经济基础，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盛行时期，政治仍然被作为短期的和事件性的因素而受到轻视。但是逐渐地，从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青睐，政治史的研究也逐渐获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到八十年代，政治史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经济史分庭抗礼。人们梳理对于政治史与整体史关系的看法，经过九十年代的发展，政治史又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成为法国史学研究重点。〔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

 

在方法论上，政治史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表象、想象、集体记忆、集体和国民的归属感等。在研究范围和课题上，新政治史偏重于现当代的研究，以前被人忽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引起了政治史专家们的重视，成为现在当代史中成果极其丰富的领域。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主观的感受，以前为了强调研究的客观公正，而往往将历史学家本身的自我掩饰起来，而现在开始重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感受，一个突出的证据是，历史学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传，所以也称为“自我史”。1987年，七位历史学家集体撰写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回顾自己的心历路程。当然，这种个体性史学毕竟不同于中国的整体性史学，但同样离开“客观历史”而进入主观的实际。

 

政治学加上伦理学即是中国文明所谓的“政教”，“政教”作为文明教化的更为具体的落实，则从属于历史的目标，这一目标可以被称为“天命”。政教学为了满足历史的需要、促进历史的目标；历史教则有助于推进当前的政治教化，而不必直接灌输神权政治的迷信与僭主政治的欺骗。迷信与欺骗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则加速损伤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阻隔了日后的转型与发展。而所有自命“超越历史”的绝对主义信仰，虽然有利于野蛮状态下的开创，却不利于文明状态下的保守，惟有历史教可以通过公开承认的主观性，帮助人类度过严冬。到下一个春天，绝对主义的信仰才时来运转，帮助人们打通开创性的工作，横渡无名之洋，抵达无名之地。

 

而礼乐精神，则显然已经接近政教范畴了。礼乐精神比政教精神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色彩，有如宗教比哲学更为生动。政治教化与礼乐的区别，不在于精神与目的，而仅在于形式与方法。政教接近“哲学”，而礼乐接近“宗教”。换言之，政教是君子的工具，而礼乐则是社会的实践。古语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如此，当世界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与循环，社会面临以前出现过的类似的状态，轮回与循环就实现了。新的精神与原则，常在维护老的目的。新的精神与原则，本质上是老精神与老原则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复活，虽然路数不尽相同。愚民政策虽在当代被目为首恶，因为它妨碍了对外竞争的活力。但人类岂知日后之事？岂能断言现在的好恶必然在未来持之永久呢。圣人的“愚民政策”不是单向的，而是与自我克制的修养配套的社会工程，其特点即为“慎独”，不能慎独而只会愚民的“圣人”必是一个伪君子。滥用权术的弄权者固无所谓慎独，他的“慎独”仅为防止“隔墙有耳”。而君子、圣人的修养，是为自己的文明，并不是作给别人看的。一切能够创造世界历史的人物，都在文明的意义上一以贯之，因而也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他们的“一贯之道”，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共同保持了创造的潜力。

 

创造性是人的本性，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本性。人的创造力量虽然产生于个体，却是作用于集体的历史，并使自己得到表现、放大及发展。君子不是超人但却胜过超人，作为文明的载体，却是社会中最缺乏动物性的部分。在常人及庸人看来，君子是缺乏人之常情的怪物，但就历史视之，他们在为人类进行社会改良的实践。例如现在，礼乐精神依然继续竭诚鼓励人们走向全球政府的归宿。然而历史将不准许人们停步于此，它苟求人们甚至鞭笞人们前去开辟、更新文明的精神与系统，即使这意味高级传统的歼灭。这种前进的动能，有时在一种精神和学说沉睡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突然让它再度发出动人的力量，复活的力量莫之能御。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2004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医师参考历史资料，诊断列宁发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流亡期间感染了致命的性病梅毒，挣扎多年之后，列宁还是在1924年死于梅毒。

 

作出上述结论所依据的有关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主治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梅毒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十几年后梅毒进入晚期，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这种病症显然合乎列宁“伟大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与倡导“超人哲学”的尼采所经历的精神状态如出一辙。可惜的只是在这种可怕的“突发创造性”之后，心血管损伤随之而来，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疯狂的天才尼采在晚年的著作和革命的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作的大量文件，都是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的典型案例；同时，列宁还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而更为有效的青霉素在二十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出现，梅毒在列宁当时是不治之症。

 

随着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苏共档案的公开，人们了解到掩盖了大半个世纪的苏共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现象。十月革命践踏了人类的基本道德，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对妇女进行了“公有化”。例如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对“资产阶级妇女进行公有化”的行为登峰造极，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处女被当场轮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轮奸。一些女孩的命运更悲惨，她们在遭受折磨后还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士兵们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烫她，最终把她枪杀。这种革命，使人想起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的强制慰安妇制度。从这种角度看日本和苏联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如果它们竟然在全球范围胜利了，那就是全球黑暗时代的提前到来。

 

现在，苏联的统治方式已经解体，但谁都承认，人类依然继续面临一场文明形态的转变。面对着新的文明颠覆，我们应从以往的文明转变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呢？

 

历史表明，文明进行每次转型其实都是迫于自然的挑战，而自然进程对人类应战方式的制约作用，表现为“选择某个文明形态”，总体上则是对整体文明的发展方向的调整与规范。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 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一局势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文明史表明，进步历程并不是直线推移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转移即转折性变化的过程，它包括文明的发展方向、性质、类型、内容的一系列转折性变化。

 

任何文明在根本上都不能持续发展，都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遇到自然瓶颈的挑战，从而改变甚至中断其发展，向新文明转移。而新文明往往不是在旧文明的正前方，换言之，从旧文明直线展望和推进，看不到也达不到新的文明：只有实行方向的转移，才能实现文明的延续。例如，从工业文明向新文明的演变，也不大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直线推进，而是根本的脱胎换骨。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所以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

 

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近乎工业化。工业文明还会继续肆虐的另一原因，就是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还未达到极限，除非全球范围的持续工业化运动使得多数地区完全工业化、地球资源也完全枯竭。那么，在多数地区完全工业化、地球资源也完全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何等文明？有识之士们已经指出，是“生态文明”。

 

而在我们看来，中国文明就是一种较为合乎自然的、注重生态的文明，当然这不等于说古代中国在生态保护的技术上十分成熟；但起码中国文明是主张与自然合一而不是像欧洲文明那样主张与自然分裂的。与欧洲中心论者不同，我们认为欧洲工业文明的局限性并不等于全球人类的局限性。欧洲文明的特定限度，是可以被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的形态予以扩充的。全球人类可以也需要，通过创立新文明例如“全球政府”这样的形式，来创造性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完成自我延续的艰难工作。例如，面对自然资源对欧洲文明所提出的挑战，全球人类必须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文明，使之向生态型文明转移，形成全新的生态产业。尽管对“生态文明”，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维持工业文明的手段，或者把它当作工业生产中的一个要素，而未能看清它终将取代工业文明的功能。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产方式是从资源攫取型式向资源再生产型的转变，形成无废料生产、无破坏生产、无污染的生产，使人类摆脱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方式是从经济数量增长型向经济质量增长型的转变，废除欧洲文明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降低生态环境的恶化及人类物欲的膨胀。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功效与知识含量，而不再表现为资源与能源的消耗。生活方式从过度消费向适度消费转变，抑制过度消费的欲望，摆脱无限膨胀的物欲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所形成的尖锐对立，降低人类自取灭亡的风险。全球政府所推动的文明模式，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物质文明”向“信息文明”转移，经济生活的首要地位将由科学艺术等文化生活所取代，活动空间从地球型文明向太空型文明转移，人体改造和太空文明同步发展。

 

环顾现今，既然工业文明的弊端在自然的压力下已经充分显露，工业文明自身也开始分化和转变，所以未来的全球政府的战略构架，不是以虚无主义态度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在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并采取调控措施，以免欧洲文明彻底毒害了全球人类的前途。展望全球政府的必要性，在于现有的“跨国公司集团”虽然效率很高，但都是些五毒俱全的经济怪物，而现有的“主权国家”则是些贪婪嗜血的政治恐龙，不控制它们、不平定它们，就无从实现人类的统合。随着全球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若不逐渐演变为全球政府的分支机构，就无法建立全面和平、消除军备开支、降低产能浪费。

 

历史的法则仿佛不进则退，不能日新其德者，只有趋于朽灭。现有形态的“跨国公司集团”若不能脱胎换骨，演化为真正的“国际融合集团”，从而取代主权国家的主要职能，就不能完成朝向全球政府的过渡。我们看到，在全球危机日益加大的威胁下，某种政治上、宗教上的“超级跨国公司”正在地平线下面悄悄凝聚和组合，以准备对现存社会的整体结构发动一次致命的袭击。天命的奇迹即将破晓，晨雾迷蒙，一切好像还在沉睡中，谜底尚未揭破，一切还有待于“发育”，虽然在心镜中，一切的一切都已明了，霍然洞开了。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我们从中国文明中总结出“历史教”概念，但其实，历史教也被其他文明所运用，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发生在罗马帝国〔Roman Empire〕。从公元前27到公元后476年的五百年间，整个地中海地区被称为“罗马湖”不是偶然的。罗马能够统治世界，除了以前说过的罗马军团、罗马法律，罗马的历史意识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罗马建城传说称，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Troy〕被希腊人攻破以后，有些特洛伊人逃了出来，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他们在台伯河〔Tiber river〕的河口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来，有个叫阿穆留斯〔Amulius〕的冒险家，夺取哥哥的王位，杀死哥哥的儿子，流放哥哥的女儿，并且不许她和任何人结婚。可是，战神使阿穆留斯的这个侄女生了一对双生子。阿穆留斯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他害怕孩子们长大成人，会替外公报仇，就下令把两个孩子装入篮子，丢进台伯河，准备淹死他们。但这两个孩子命不该绝，河水把篮子冲到岸上。孩子的哭声引来一只母狼，母狼不但没有吃掉他们，还把他们带回山洞用自己的奶喂养，啄木鸟也叼来野果给孩子们吃。后来，一个牧羊人发现了这两个狼孩，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抚养成人。哥哥取名罗慕洛斯〔Romulus〕，弟弟叫勒莫斯〔Remus〕。兄弟俩从牧羊人嘴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杀死了叔叔阿穆留斯。他们在台伯河畔，母狼喂养过他们的地方建一座新城。这两个狼孩为了争夺统治权，互相搏杀，结果哥哥罗慕洛斯把弟弟杀死，做了唯一的主人，这个城市也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叫做罗马〔Rome〕。罗马城的建城纪念日在公元前753年〔中国春秋时代初期〕，罗马人用建城的这年作为纪元。

 

和希腊人用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纪元相似，罗马人建城纪元也是一以贯之而超越于政治变动之上，这一传统后来被耶稣纪元和回教纪元加以采纳，对西方历史意识的形成，影响很大。这比汉武帝以后“改元”传统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历史意识，更有连续性。也比汉武帝以前、明洪武以后的“一个君主一个纪年”，更有连续性。

 

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希腊人就在奥林匹亚以体育祭神了。奥林匹亚竞技起源于奥林匹亚居民的祭神仪式，后发展为整个希腊崇拜宙斯的祭礼大典。首次奥林匹克会后，每隔四年举行一次。至公元前776年，奥运会正式载入史册，希腊人以这年作为自己文明的纪元。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奥运会进入两百多年的全盛时期，不但希腊本土城邦的公民参加，殖民地城邦以及东方的罗马尼亚人也都跋山涉水来到奥林匹亚，参加四年一度的运动会。直到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346─395年〕下令废止。 

 

罗马人的历史意识还体现在史诗《伊尼特》〔Aeneid〕的写作上，史诗作者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19年〕以此描写罗马起源的英雄神话。当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后，为唤起罗马人的自豪感，鼓励维吉尔写作。维吉尔也认为罗马人负有统治世界、传播文明与法治的使命，所以用了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前30─前19年〕写作《伊尼特》。去世之际，仅完成《伊尼特》的初稿，他遗憾作品不够完美，在遗嘱中吩咐家人焚毁之。但奥古斯都下令保存，并指派御用文人将其初稿整理编汇出版。出版后，大肆吹捧其诗已达完美无缺的至高境界，在罗马帝国赐以崇高地位，其诗句常在祭典或墓志上引用，类似国家宗教的经典著作，《伊尼特》因此成为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们的必读课本。

 

《伊尼特》取材于特洛伊王子伊尼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到意大利建国的故事。全诗共十二卷，近万行，分成两部分。前六卷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写伊尼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热情招待他，并与他相恋。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弃迦太基到意大利重建邦国，女王因此自焚。特洛伊王子伊尼斯抵达意大利后，女先知带他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的灵魂。他父亲指点他看到自己的后裔──罗马国家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罗马城建城者罗慕路斯到恺撒，再到奥古斯都。后六卷模仿荷马史诗《伊里亚德》，写特洛伊王子到达意大利拉丁平原，受到国王拉丁诺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这就引起了伊尼斯与另一求婚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全诗以特洛伊王子杀死敌人而结束。

 

《伊尼特》的出现表明，奥古斯都有意识运用历史教，来促进世界秩序的稳定，堪称文化战的杰作。但命运永远是反复无常的。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被称为拜占庭帝国〔Byzatine Empire，330─1456年〕。但即使如此，罗马的历史精神还是一直激励着欧洲人的思想，甚至改变了日耳曼蛮族的意识，使他们以罗马人自居，创造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800─1806年〕的政治幽灵。神圣罗马帝国是由西欧和中欧的一些公国所组成的名义上的政治联合体，绵延千年，直到拿破仑战争才被终结。它显然是罗马历史意识的产物，并与同样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平行而略后：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80·─337年，也称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独尊基督教并把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开始，直到1453年奥斯曼〔Ottoman〕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庭帝国为止，拜占庭帝国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是“冬季收藏”的典范。而且，罗马意识的死而不僵，在基督教独尊之后继续存在，并行不悖。当然，由于基督教的灵性作用，历史教在罗马世界的显影也就不及在中国世界的显影那么突出醒目了。但在基督教之前，历史教还是有力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组建。

 

公元前27年1月13日，罗马元老院授予共和国内战的胜利者G·屋大维〔Gaius Octavius，前63─后14年〕以“奥古斯都”〔Augustus〕的称号，意为“神圣”、“伟大”。奥古斯都自命“元首”，意为“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故史称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元首制”〔Princeps〕。这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实际上，那标志罗马由类似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转变为类似于世界国家即“当时的全球国家”、“全范围国家”的政治实体。

 

随着元首权力进一步加强、元老院权力逐步削弱，各个行省的居民陆续获得罗马公民权、外国贵族得以参加帝国管理机构，外国贵族特别是西部行省的贵族陆续加入罗马元老院，这都是“平定主权国家、创立世界政府”的重要步骤。罗马帝国时代的外省人士也就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外国人士，构成帝国元老院很大部分，甚至登上最高权位。如此一来，帝国得以继续扩张，疆域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南至北非撒哈拉沙漠，西起不列颠，北至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北岸。到212年，罗马公民权终于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

 

在帝国时代被有意识运用的历史教，在共和国时代就作为公民意识出现了。甚至“王政时代”的材料也被用来促进罗马人的忠诚心和荣誉感。传说中从罗慕洛斯传到第六国王塞维·图里乌〔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9─535年〕，约当公元前八世纪中叶至六世纪末叶，都算罗马史上的“王政时代”，它只是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公社，国王不过是氏族公社的首领。传说此时罗马相继有七王〔rex〕执政。当时罗马有三百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库里亚〔Curiae〕，十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共有三大部落构成罗马王国。

 

王政时代的罗马还有三个管理机构：一、是元老院，由三百氏族长组成，有权处理公共事务、批准和否决人民大会的决议；二、人民大会，由武装的成年男子参加，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高级公职人员，其中包括“王”；三、“王”由人民大会选出，是军事首长，同时又是最高祭司和审判官，但尚无全面的国王权力。至于罗马的“平民”，则是被征服者及外来的移民，有人身自由，但不属罗马氏族，没有氏族权利，无权分到公地，不能参加人民大会，这也是罗马平民比希腊的城邦公民所缺少的一个权利。许多平民租佃罗马人的土地，有的因借债而沦为奴隶。

 

公元前510年或509年，王政时代结束，罗马共和国建立。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权由两名执政官掌握，从贵族中选出，任期一年，平时有行政权、司法权，战时指挥军队，但因两人合掌权力，互相牵制故权柄不大。共和国真正掌权的是元老院，由少数贵族和卸任的执政官组成，先是十人，后来增至三十人，决定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此外，共和国有百人团会议，是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形式上是最高的立法机关，但实际受元老院控制，会议表决经元老院批审过的议案，没有讨论权，表决时则是第一等级的富有者占优势。

 

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罗马向外扩张，经过两个世纪，征服意大利，击败迦太基，控制西部地中海，并占领东部地中海的若干国家，使罗马共和国由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一跃成为地中海霸权。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恺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恺撒战败另外两人后，实行个人独裁。不久，恺撒被共和主义者刺杀，前三头同盟结束。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除掉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超越主权国家的元首制政权终于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历史教完全代替公民意识成为政治天平的重要砝码。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年）在其《全球通史》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一章里所说的那样，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正是在这种肉欲的羁绊和权势的腐化之下，那种认为土耳其人或许会更好一点的呼声开始起来了。过去这种声音也能听到，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情况变得具有实际危险了，因为当时的土耳其人已经有能力“接受邀请”了。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土耳其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五万至七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九千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八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千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士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

 

拜占庭文明死亡了。不过我们知道随之而来的消息却是源源不断的：拜占庭的灭亡激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甚至逼迫欧洲人走向了西向的殖民扩张。如此证实了我的看法：死亡了的文明仿佛是一种“洗掉了原罪的文明”，由于抽离了了肉欲的羁绊和权势的腐化，而具有更大的传播力量，能够激发更为深远的想象力量。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下面的这段报道赤裸裸地展现了一个死亡了的文明的惨状：

 

文物专家估计，目前海外有一百六十七万件中国珍品分别由十几个国家的二百多家博物馆收藏着，私人藏品可能是这个数目的十倍。

 

为庆祝大英博物馆建馆二百五十周年，该博物馆2006年3月18日在北京首次举办馆藏的世界文明珍宝展览，可谓将世界文明集大成的综合性大展，不过那里唯独没有一件是来自中国的、大英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原因何在？据报道这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争执。中国的缺席意味着中国最新的博物馆不必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英博物馆因为现在存放于伦敦布伦斯〔Bloomsbury〕的中国国宝，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中方的组织人确实没有向英方提出归还任何中国珍宝的要求。英国《卫报》认为，这一做法是因为“许多北京人拒绝认可英国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瓷器、雕像、书籍的拥有权，认为这些来自帝国主义的抢夺”。北京首都博物馆也向媒体指出，“大英博物馆在另一些国家的保护文化法律制定之前，获得了许多艺术珍品，而我们是否展出这些东西，可能暗示着我们是否承认了他们的所有权。”大英博物馆共保存了超过两万三千件中国文物藏品，但其中大多是在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时，从中国劫掠而来的。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中国文物只是他们所占有的中国文物总数中的一小部分，但已摆满整整一个大厅，其中敦煌壁画赫然在目。依据所有博物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上达成的协议，大英博物馆不须归还于1970年以前非法取得的文物珍品。

 

“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这不是什么怪论，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范例，是绝处逢生、死灰复燃的战略。它有时是自觉的战略，更多时候则是自然的演变。如埃及文明的僵死，传播一神教于西亚，其灭亡则推动罗马帝国的东方礼仪化。希伯莱文明的犁庭扫穴，导致圣经和基督教传入欧洲。巴比伦文明被波斯人并吞，则催化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宗教系统。波斯文明被回教覆盖，产生了十叶派和回教的大扩张。佛教文明被印度驱逐，则在东亚的黄种人中间生根开花并开辟了喇嘛教的神权国家。印第安人文明的死亡，则在美洲创造了最为强大的新大陆霸权。中国文明的第一次灭亡导致其扩散到整个远东，其第二次死亡则可能导致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这个世界是由五花八门的战略交织而成的生命世界，而人生即是依靠各种形态的战略战术来维持与开拓的无情战场。严格说来，连人自身也都是依靠战略战术错综复杂的网络所发展起来。“沦为战略工具”，何尝不是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开端。甚至各种美感、艺术、理想等的价值，也在于它们作为生命战略的价值，其功效，也就在于它们作为生命战术的功效。如此人生，其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战争或为战争作准备。即使在我们看来最荒唐最无稽最没有意义的活动，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则。

 

一个虽然不新但甚为关键的思想：各种事实上的战略具有人格化的本质，甚至是战略者的人格延伸。所以说“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深刻体现，历史的形成，出乎一切人的想象之外，但入乎一切人的本能之中。超一切理的化育能力，奠定了未来社会的逻辑基础。

 

创造行为不仅是某种单纯的人为战略所形成，而且是无数种人为战略互相抵制与合作的交织结果，永远是暂时而非持久的过渡状态，变动不居。人类无所不运用其战略，但能够自觉运用这本能力量的却为数不多，尽管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操炼、施展其战术，但因意欲文饰而不愿承认这是“战术”，而宁愿认可说这是“生活”，除非当人们目标明确地“厮杀”时，才承认说“这是一场战斗”、“要运用战术来解决问题”。惟独那些彻底认清自己的目标并为之终生奋斗的“战士”，才理解了整个生活无非就是战斗，人的一切活动无非都是战术：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他生活的全部历程中，无时无刻不遇到强大的阻力。特别是他的目标有时根本无法实现，他又怎能不感到生活就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又怎能不去施展他的全部战术？面对历史的挑衅行为，历史教应成为“兼容并蓄的哲学”……

 

中国文明的继承者明确意识到历史教是这样一种战略：社会分裂、阶级斗争是欧洲文化的苦果；惟有弥合文明的精神分裂，抑制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才能使病人化合在历史中，不治而痊愈。这不是“空口谈禅”，而是根据现代世界的危机而制定出来的救援战略，是医治，是中和，是造就高尚灵魂的不二法门。这灵魂能够救援全球人类于欧洲文明所造成的种族灭绝之中。

 

全球政府必须铲除欧洲文明造成的灾难，审判其无法逃避的罪责。生命状态所固有的惰性，使得文明作为生命形态的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惰性，文明的惰性使得各种文明只能被外力所“矫正”，而无法自我更新。这一矫正或体现为自然力的毁灭或体现为其他文明的征服。事实上，欧洲文明就是这样征服并毁灭了其他数十种文明的。但欧洲文明欠下的血债只能由全球政府来偿还……一种文明的弊端只能由另一种文明的特性来矫正和补救，这是一种全局意义的新陈代谢，是易化的后浪推前浪。在过去，非欧世界的陈腐通过欧洲扩张的锐进予以革除；未来，欧洲的堕落要由非欧的冲击予以克服……

 

历史教的弱点要靠神权政治来医治，神权政治的弱点也要靠历史教来医治，命运使得文明的轮替不可阻挡。政治文明体现为“多党制”，文明历史则体现为“不同文明的轮流执政”。一个文明的寿命将取决于它的先天限制，而它的先天限制又体现为，它能否容纳异端、不断充实自己。中国文明对宗教的宽容，是值得注意的。简言之，愈善于容纳与消化异端者，则其先天的限制就愈小，反之就愈大。任何战略、思想、宗教等等，都具有一定结构与秩序，从其结构与秩序可以看出此种战略、思想、宗教的基本性质：因为它们总是产生于特别的需要，“需要应付特殊情境下的挑战”，而其“价值”，也就在于它对这一需要的满足程度：愈能满足这一需要，就愈有价值；反之，价值就愈低。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生命情境也就是战略、思想、宗教所自产生的那个基础，自身都在改变中，而随其改变则“需要”亦不断改变。“需要”，是战略、思想甚至宗教的“雇主”，既然“雇主”的要求改变了，宗教就会发生改革。所以，没有哪种文明结构及秩序可以经久不衰而永葆其青春。除非它不断根据外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从而不再是自己了。关键就在“不断调整”，也就是“保持自新状态”，以抵抗人类惰性这一生物节能的法则。“惰性”保证生物与自然环境适应协调，这样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战略、思想、宗教也是如此，为了符合生物节约的原则，它不可能时时处于调整中，它需要相应的惰性、稳定性、固执性，甚至韧性即伪装改变而实则不变的能力等等；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对战略、思想、宗教也尤如对一个生命体而言，最重要的素质还是“弹性”，是它的可塑性与变异能力。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生命史的范围中，遍览兴亡之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一切生命的衰落，由于懒惰停滞者多，而由于频繁调整者少。所以，“生物节能原则”宁愿少用而不可多行──过度的“节约”不仅不会积累更多精力，反将导致生命力的萎缩衰退……战略、思想、宗教作为生命的延伸亦然。

 

战略、思想、宗教需要更大的弹性，需要器量包容新观念新思潮。这不仅是一个气度的问题，而是攸关命运。文明历史的教化所拥有的弹性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其具有的气度与其寿命成正比；要使历史教的生命增强，必先增加其弹性；要使历史教的寿命延长，必先扩充其气度。在涉及生命的弹性及容量的问题上，没有“走得太远”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走得越远则越有伟大的前途，走得越远则生命越能得到广阔的发扬，走得越远则历史文明具有越深的影响……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不论是自封的还是真实的，都有义务承担生命世界的责任，以怜悯的精神保护自然和其他生命，而不能像来自西方的海盗和猎人那样，贪婪地宰杀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和植物，残暴地屠杀和灭绝其他人种。人是需要一点仁慈的，否则禽兽不如，就无法解决基本难题，无力摆脱全球困境。这样的仁慈不是出自现代欧洲式的恐惧、厌战、内疚、瘫痪以及虚无主义和及时行乐的病态，不是生命的龟缩与自戕，而是立足坚实的根基：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大家庭，是循环的链而不是单向的征服与毁灭。人必须克制自己的贪婪欲望，才能胜任领导者的职能。优秀者必须克制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浊流，才能解开纷争，弥合文明的撕裂，整合世界的分崩离析……

 

成为巨流中的微滴，是水的福气；成为社会的一员，是人的福气；探险者无法得到平安，只有地头蛇才有“长生久视之道”。人类的文明也是这样，只有融洽地活在自然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致萎缩。个人反抗历史、人类反抗自然，是同样没有希望的挣扎，反倒体现出历史对个人、自然对人类的更深奴役……

 

历史教的精义可以统和分裂的自我，让新的和谐状态弥合世界的紊乱，精神形式的革命导致全球结构的巨变。精神的超然给出了拒绝犯罪的理由，有效遏止了社会分裂的毒素，避免文明的整个系统遭到进一步腐蚀。其具体方式需要因情设施、因利势导，不能预定条条框框，因为这实在超出人类的智慧。历史教的深刻任务在于寻求和平！历史教要给人民注入一种意识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对于和平缔造者的本能敬畏，不教而能的向心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焦点和文明创造的结晶。全球和平的缔造者把自己的精魂化合到历史教中去，使得地球文明的教化深峻无极，成为星际文明起飞的跑道，新的种族与文明将藉助于区域历史〔如欧洲文明〕的终结，而雄踞天下。

 

历史教给出人类一个全球和平的理由：我们必须停止互相杀戮，来保护地球、进入宇宙。新的文明意识到：生命来自宇宙，来自蔚蓝色的大气层，人类需要建立的信心就是听取天上故乡的声音，而不是把地球变成鼠类的洞穴。现代的迷津，已经把城市变成了鼠穴，这从空中鸟瞰可以一目了然。城市化蔓延到哪里，荒漠化就蔓延到哪里。这样的现状必须改变，而改变现状的信心就是杠杆，它因交互作用而扩大，兼容并蓄之上还有“日新其德”作为生命的指导方针。只懂兼容并蓄而不懂日新其德者，失之芜杂；只懂日新其德而不懂兼容并蓄者，失之浅薄。历史教不是一个杂货摊，而是从芜杂世界中精选而出的思想，是不断更新其结构的精神……

 

历史教的核心就是要提供沁人心脾的和平，使这个精神分裂、焦疲不堪的现代世界通过休息而重获生机。危险的病症得以治愈。历史教容纳一切有益于治的宗教，它的宽容精神像汪洋之吸纳百川，以自信和同化能力面对区域文化。对于这样的历史教，一切异端都在意料的范围中，在异端的创造力量的压力下，历史教的潜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如果异端被强行压制，历史教的生命也就断送了一半，不能在与异端的角逐中壮大自己，反倒陷入了最终的衰竭。即使为这么一个理由，也有必要为历史教自身的利益而宽容异端……如果仅仅为了实践的便利而“攻乎异端”，采取暴力手段镇压思想的敌人，那就是文明的末路。

 

为了避免这样的绝路，需要保有内心深处最大的宽容精神，尽管宽容当以不损效率为限。在中国文明中，宽容精神也常被作为权谋来运用，如诸葛亮之七擒七纵孟获，运用的就是这种“宽容性的方法”，而不是把宽容列为目的本身。宽容精神是一柄双刃的战术，一方面它可以巧妙地扼杀敌人的反抗，根本上碾碎敌人的决心；另方面它可以保留一个常驻的对立面，使自己免于独大而速朽。宽容精神不是艺术家的玩物，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才能承受得住的奢侈战略。

 

宽容不是纵容，而是执教者超越自身教派的阶梯；宽容在教义和信条的彼岸，洞悉历史的精髓：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出发，施展抱负。杜绝人心的渗透，超越自己的模式，推波助澜世界的结构，又避免自身趋于速朽……作为“兼容并蓄的哲学”而非“斗争的哲学”，历史教把文明形态视为战略布局和征服战术，因此理解了“文明形态所以绵延下去和发扬起来完全取决于它在战略上的持续价值”。所以，国际融合集团在建立全球政府过程中形成的新文明，也是降低人类灭绝风险一种战略。人类为了自保，不得不进行活动；以去除文化灰尘。“下一语扫尘，旋下一语扫扫尘。”应用性的文化作为战术手段，更是应当随时调整。

 

未来的全球政府必须垄断一切全球事务，否则将失去一切职能，这里没有丝毫的或然性，不是“王”，就是“亡”，甚至不存在沦为奴仆的可能，因为未来世界的严峻问题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而是不能共存就是共同毁灭。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唯一可能性”。这个“王”不是现代经济性的跨国公司集团披上政治及宗教性外衣去拓展其市场、势力范围及利润，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全新课题：在现代经济性的跨国公司集团的基础上，去发展一种怀有全部政治野心、充满一切宗教热忱的超级世界组织。这种世界组织将要并吞一切现存国家，把“人类”熔治于一炉之中……这是一种新的综合体，一种全新的发展，可以说，推动世界前进的根本动力将不再是对利润的追逐，也不是对霸权的渴望，而是一种“极端的政治责任感”，一种宗教般的热忱，充满青春幻想和童心赤子的纯净偏执才是创造历史的力量。不仅其情感而且其智慧也告诉世界：在新的情势下，单纯追逐利润，只能招致完全破产，所以，即使不是为了政治及宗教的热忱，而只是为了经济利润上的渴望，也必须完成上述历史性转化。

 

谁将具有更大更坚定不移更能破釜沉舟的政治野心，谁将满怀更真诚更彻头彻尾更富于同化能力的宗教热忱，这个名为政教跨国公司实为国际融合集团的政治实体，就将主宰整个世界。因此我们预见的是，现在由于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狼狈为奸的世界结构，不会坐视上述政治实体自然长大，更不会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个主宰来吞噬自己。可以预期，二者之间爆发冲突在所难免，不仅充满经济、政治、军事的冲突，而且全面的新文化战即将展开……胜利属于新文明的化合者。

 

如果代表“现存世界结构”的势力竟然胜利了，那也许说明它在对立面的有效刺激下、斗争过程中，已使自己成为新文明的更好代表了：它的对手虽然自命为新兴的革命势力，却由于多重败德而使自己腐败并落伍，终究归于淘汰了。空洞的宣传，不能抵消行为的邪恶的；行为才是最关紧要的宣传，其后果足以消灭一切宣传机器的徒劳欺骗。

 

 

 

[附录]

 

 

谢选骏：《〈孙子兵法〉必须背诵的部分》

 

 

《计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作战篇》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势篇》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虚实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篇》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篇》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篇》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地形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九地篇》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火攻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篇》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