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18年4月6日星期五
谢选骏:一叶障目的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
《中国崛起伤了美国自尊心?耶鲁教授说…》(2018-04-06 转载 参考消息)报道:
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专著《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该书面世后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翻译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当时只有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大国兴衰取决于经济实力
第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围绕肯尼迪至今仍不断再版的这本著作展开。31年间,《大国的兴衰》已翻译成23种语言印行数百万本,各种毁誉不绝于耳。那么,倘若重写此书,作者的主要观点有无改变?
在雅致的耶鲁大学历史系小楼,如今已华发萧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关于二战海军和海洋强国历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约他为《大国的兴衰》写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这个问题,“想了很多”。答案仍然是:书中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
他说,500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或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超越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他举例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不断增长。现在,到处听见人们谈论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明智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其基础是它的经济成功。一旦中国经济停滞或下行,人们也会怀疑中国在世界上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减弱。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逐年增长,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日本将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两三年后,即大约1990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并从那以后长期停滞,日本的国际影响随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说,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美国衰落没有简单化答案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得观望’。”
他说,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逆差还将持续。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他认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特朗普能够领导美国战胜这一挑战,进而让美国“重新伟大”吗?从肯尼迪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来看,显然是困难的。在访谈中,肯尼迪教授多次点名或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他说:“我们的领导人,从身体上、情绪上、从内心深处,确实没有能力耐心。他从不读书,就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不看其他新闻报道,早上醒来就想搞点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词形容特朗普的执政特点,认为他“没耐心”“不稳定”,政策诉诸波动的情绪和本能直觉,“经常冒犯美国的朋友和侮辱美国的竞争者”。但特朗普执政“不会搞垮美国,因为美国太强大,太有应变能力。但是领导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坏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时代”。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上升,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大,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说,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他认为,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
美国朝野“满脑子中国”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他又说,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词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弱点。
他指出,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中国威胁论者)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他说,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合15.24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合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他说:“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是的。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是的。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竞争力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夸张的中国述事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中美之间的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弭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为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歧异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州的东太平洋,这方面,“美国的心态是不可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的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如果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谢选骏指出: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可谓一叶障目了。何谓也?因为它只知经济实力,不知形成经济实力的要素。这就像评价一个实权派人物的兴衰,仅仅说他有钱或没钱,而不知造成其有钱或没钱的要素——例如创造力、软实力、亲和力、意志力、执行力等等,岂不一叶障目哉!保罗·肯尼迪,四十多岁写出《大国的兴衰》,到了七十多岁竟然毫无长进,不思反省,没有自我突破,简直白活了三十多年,这就是教授职业的局限吧。难怪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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