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

（一）

《严家祺：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修宪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痕迹》（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4月04日 转载）说：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要说大事新事，只有两项，一是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二是王岐山复出。去年王岐山从权高位重的职位上离职后，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权高位重的国家副主席。

两大循环和两次转型

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历史事件大部分是转瞬即逝，时间一长，不留痕迹，而这次修宪，留下了中国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大痕迹”。

这一变化，对一年、两年政治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十年、二十年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也许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看历史，有些细节会影响全局，要注意这些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大轮廓，就像在高空、在卫星上观察地球表面一样，地球表面的大轮廓，人所改变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变。中国历史也有大轮廓，一是两大循环，二是两次转型。

两大循环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断，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环就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一统王朝”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就兴起了；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军事政变和农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交替出现，就是分合循环。

两大转型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漫长的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大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封土分侯的、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今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舊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和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都是“共和国”，实际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种种残余。到今天，这一大转型远未完成。第二次大转型，首要的目标是实现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要最终结束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使古老的中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的皇帝梦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当皇帝不可。

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的共和主义就软弱不堪。辛亥革命后，中国本来可以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但当面临议会和政府、以及其他争端时，脑袋中缺乏法治观念的孙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脑袋里只有专制皇权思想的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藉口反对“二次革命”的叛乱，解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国会，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凯当上皇帝后80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77天后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这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13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12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9大的召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点，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邓小平的正背两面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的一场倒退，但也是广义上的创造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袁世凯外，还有5个创造中国历史重要人物，这就是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不对。实际上，人民群众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历史的推动者。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看一看人类六千年史，可以发现，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但还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完全全是几个英雄豪杰或军阀枭雄的创造。

创造历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颗早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会发芽成长。《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形成“种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Gene）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或枭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对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来说，不同时期内部有隐含着不同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需求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创造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常人更早发现这种需求，并找到实现这种需求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造福于人民大众。另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引导人民大众，把人民作为“追随者”，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然，介于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他以第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需求。经历过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在掌握大权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冲破“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束缚，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最早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从农村开始，采取了缓进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使中国一步步地从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国有私人混合的经济、计划市场并存的社会。这是继清末“舊改革开放”后的“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危害，在文革后提出反对搞“个人崇拜”，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

邓小平有正背两面。邓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杀”。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邓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应受到充分肯定。

王岐山与陈一咨性格非常相似

这次召开全国人大，当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19大后几个月没有露面的王岐山时，就想起了我很熟悉的陈一谘和万润南。

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王岐山是陈一谘的“小兄弟”。陈一咨和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而王岐山是编委。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时，陈一咨是常务副会长，王岐山是副会长。1979年后三年，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工作，后来在香港以方丹闻名的郝明，也参与了近代史所民国史的工作，他们也互相认识。

陈一谘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与陈一谘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时，他要和江泽民拉关系，就打电话给江泽民，让他到厂桥办公室谈话，那个江泽民也就去见了陈一谘。当我与陈一谘在纽约时，有一次王岐山来到美国。我觉得王岐山是不可能在纽约看望陈一谘的，陈一谘知道后说，“他妈的，王岐山怎么不来看我！”

我与陈一谘在北京政改办、在巴黎和纽约时很熟悉，也认识许多王岐山的朋友，我注意到陈一谘行为模式与王岐山几乎一模一样。周恩来曾经说，中国的“中央政治”，主要决定于几个人。按这种说法，未来的中国政治，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几个人，就像文革中毛泽东、林彪两人的关系变化，会造成中国政治的变化一样，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后，按我对陈一谘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未来的年月中，王岐山会在中国掀起怎样的政治风暴。

在习近平心中埋下“连任种子“的人

王岐山在这次全国人大后复出、以及习近平为自己开辟终身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道路，这两件大事，本来与陈一谘、万润南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还不得不谈到陈一谘、万润南他们。

我十分相信，历史是英雄和枭雄创造的。他们之所以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里被埋下了一颗“创造历史的种子”。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描写了11世纪苏格兰的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麦克白，一颗“种子”如何在他心中发芽、成长的故事。当这位将军被种下这颗种子后，最后成了苏格兰国王。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之所以掀起搅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心中埋下了一颗“圣经在教皇之上”的种子。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因为康有为心中有一颗模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种子，但因儒家不能改造成为“儒教”，儒家经典不能成为基督教经典《圣经》那样的信仰，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在袁世凯的叛卖下最终夭折。

这几天因为写文章谈创造历史的“种子论”，我不仅想起陈一谘，也想起远在巴黎的老友万润南。我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五、六年，也认识熟悉当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我在全国青联离任时，我提名推荐王沪宁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万润南是胡锦涛的同学，在清华大学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他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栋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文革中，他们两人一起从北京，经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胡锦涛在南京下船，回泰州老家；万润南在上海下船。一路上，都是胡锦涛安排一切，照顾万润南。但当胡锦涛大权在握、身为中国国家主席时，对他青年时期的好友为看望自己在中国亲人的要求置若罔闻时，万润南就发现了胡锦涛作为一个

政治家的无能。一年多前，我对他说，薄熙来想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因为他的岳母对他说，他比习近平强，这是一颗种子，慢慢在薄熙来心中发芽。现在习近平心中也埋下了一颗种子，你知道这颗种子是谁给他埋下的吗？万润南说不知道。我说这个人你绝对知道。万润南就是不知道。我最后告诉他，这个人在习近平当上总书记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

万润南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自己。万润南在这篇文章中，怀着对“胡同学”的不满说：“和面无表情、语言刻板、说话像背书的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万润南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二0一六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万润南是邓胡赵时期成功的私人企业家，是八十年代闻名中国的四通公司的大老板。万润南流亡国外近三十年，始终坚持中国民主化的理想，在对他的老朋友胡锦涛极端失望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刚上台的习近平。当万润南说“习同学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习近平连任的“私欲”，另一方面为了用“低成本”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但万润南不知道习近平的性格特征，没有想到习近平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在19大刚开过后的十五天内就要抛弃邓小平1982年宪法的规定，删除“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万润南说：“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帝制的个性与共和的本性

如果按万润南做法去做，习近平不需要修宪，而是在十年任期期满前，在中国制订一部全新的、有自由选举制度的新宪法。看来，习近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这本书叙述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面对法国工业革命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在1848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如果习近平知道一点法国第二共和如何变为第二帝国的历史，他就会听取万润南的话。这次人大修宪，可以说粉碎了万润南的梦想。使人担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2018年宪法容许国家元首无限期在位，中国的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

当“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时，迟早会遇到最高权力更迭问题。在世界历史上，王位、帝位通常由继承更迭，但也有“选举君主制”。中国历史有一个长期的规律，这就是，最高权力的衰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强有力的帝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当懦弱的帝王继承或选举登上帝位后，分裂割据就随之出现。

袁世凯称帝，为中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如何判断“大一统”与“分裂”对中国的意义，这里不谈。中华民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国，但中国历史中更顽强的力量是大清王朝时期积累了几百年的分离主义力量。中华民国除了从1912年到袁世凯去世的短暂几年是“大一统”时期外，实际上与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一样，是四分五裂时期。袁世凯以后，是军阀势力、共产党苏区、日本傀儡政府和台海两岸分裂的时期，直到今天，持续了一个世纪，中国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一统”国家。

如果说，共和的本性是和平与统一，那么，可以说，帝制的个性就是分裂与割据，因为帝制的最高理想，就是每一个帝皇周边的人都想自己称帝称皇，或者把另一个人扶上帝位皇位。看一看现在风靡中国的电视剧《独孤天下》吧，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王位争夺吧。这次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使中国传统的“宫廷政治”就像《独孤天下》那样，穿着中山装和西装在21世纪的中国重演。

习近平习于“蛮干”，就像他处理东海、南海冲突、用非经济办法对付股市、几天中就把孙政才关进“笼子”一样，他可能在他任上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而采取“蛮干”的方式，用“武力威胁不断升级”实现统一的办法。但是，当现在删除了邓小平宪法中国家元首连任限制后，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就会使山顶上的球（物理学上的一种稳定态）滑落下来。习近平的后继者，一旦懦弱无能，中国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也许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还要身受一次新的“五代十国”的磨练，然后才能最终摆脱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循环，完成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写于2018-3-7WashingtonDC近郊，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18-4，2018-3-28在网路发表时，个别地方增加了几句话。）

【附】2018-3-21预告：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

【按】近十年来，我用大部分时间在写一本分析研究国际金融的书，用很少时间写一些政治评论。去年11月，我所熟悉的王沪宁成为政治局七常委之一，才使我想起，对中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可以作一评论。这样才在去年11月3日写了一篇《从王沪宁谈起》的文章，文章的重点用“副标题”表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指1982年的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后，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去年11月初，我写这篇文章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年3月11日中国会修宪，并废除了1982年邓小平宪法对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而且，从2018年2月25日公布修宪要删除“连任限制”，到3月11日正式废除这一“连任限制”，只有15天。这15天，造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大变革。

4月1日，我将在网路上发表《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一文，这个人，并不是王沪宁。

谢选骏指出：严家其认为，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下面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

（二）

《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阿波罗新闻网 2013-04-26 讯】说：

和前任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前些年，习近平在备位接班期间，在一次对外访问中就说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类的话，让大家觉得意外，也由此议论纷纷。

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习同学又有一些让世人侧耳的说法。一是“鞋论”，二是“性格论”。关于“鞋论”我将另有文字分析。今天就专门说一下他的“性格论”。

原话是这样的：习近平在3月22日与普京会谈时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并直接加以引用。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普京的性格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强势：对内铁腕领导，对外强硬对抗。而且，从2000年开始，普京连任两届总统后，又担任了四年总理。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当选，同时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在2018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以上。

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需要强人，也就是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这样的强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强人吗?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中，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强人。首先，他比前任有底气。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老子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难能可贵的是，其父习仲勋是正派、贤明、受尽磨难的老一辈。所以，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在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人比他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而且，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受过所谓“再教育”。但我们下乡、下厂，还有工资拿，算是国家干部。而他们是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他下过乡，甚至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他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他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之间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与民情的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四十四次提到“人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还有一位好老师。他叫孙立平，是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据说，他是习近平的博导。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关于社会溃败和权力溃败、关于阳光法案、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孙老师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哪怕习同学能听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都将会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习近平身边也有一些不错的智囊，有的是他当年的清华同窗。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信他们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

再有，就是胡学长高风亮节的“裸退”，给习同学预留了极大的政治空间。我曾经称赞胡的“裸退”是“立德”，并非虚言。如果习近平由此而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

从底气(出身)、经历、师长、同学、前任留下的空间这五方面而言，习近平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而言，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想当普京不是梦。

问题是，当个普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习近平，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普京是一位强人，但不是伟人。在俄罗斯，他没有机会成为伟人，因为他只是在一场大变革完成之后看家护院比较强势的掌门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将从您开始!

按照现在共产党的家法，习近平将有机会主导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这十年，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作准备。蒋经国先生曾经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我想对习近平同学说：“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的新体制下的第一位民选领导人。”

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

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

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习近平将比普京伟大得多。因为普京不仅不是社会转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二十年的掌权有搞小动作之嫌，招世人诟病。而习近平的二十年，堂堂正正，完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这是我当年的一点感悟，习同学，我相信，你懂的。

谢选骏指出：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这篇文章是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但是，在此之前的两三年，解龙将军就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

（三）

《解龙将军：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来稿）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次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加强了习近平作为接班人的猜测。不过，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

没想当官却要当中国最大的官

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虽然是在中共开国元老的曾被不少人羡慕的家庭中长大，但严格的家教，父母的遭遇，小时候就曾品尝过的世态炎凉，还有上山下乡的七年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当个贫民百姓是幸福的，儘管贫穷，却不会遭受太多的精神折磨。因此，他总是提起延安插队时“幸福”时光。在同去的知青都相继回城后，他仍在坚持，仍在享受与梁家河村的乡亲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比被关进学习班的日子，当然是“幸福”的。

当时，习近平唯一能从父母亲处得到的好处就是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他的长相、身材酷似其父，一米八的大高个，虎背熊腰，圆脸、细长眼、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强健的体魄的确帮了他大忙，全村男劳力没人能把他摔倒了，干起活儿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他的坚持，他的北京娃的身份，终获乡亲们的肯定和信任。他当的第一个官，是陝北老乡们给的，他只能用自己的力气和所掌握的知识，去回报梁家河。

就这样，不想当官的习近平，还是当上了一个最小的官——村官。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告别梁家河村去清华求学的村官，会在三十多年后成为中共未来领导人——中国最大的官！

在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超过被外界普遍看好的李克强，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领军者，曾让西方媒体惊讶不已。其实，自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以后，习近平的接班态势日趋明显。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虽然把习近平和李克强并列为“最重要的两位培养对象”，但更看好习近平：49岁的习近平类似于十年前的胡锦涛，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代表，被中共中央列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进行重点考察。

在让不让第五代领导人进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都倾向于比照中共十四大时的模式，建议让一名50岁以下的进入常委班子。但江泽民本人并不赞同这一意见，江泽民认为，现在5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资历较浅，如未来要负更大的政治责任，就应该让他们在现在经受更多的各层次的工作锻炼。

因此，江泽民倾向于先不让年轻人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建议让他们在政治局、书记处或国务院甚至一些重点省市安排适当的职务。随后，习近平调离福建主政浙江，最后空降上海滩。

在谈到李克强时，宗海仁早在十五大之后就撰文指出：据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民意，李克强较之习近平逊色不少。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中国政局稳定，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习近平将以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

就这样，不想当大官，更没想过当中国最大官的习近平，在中共神秘的人事决策过程中，很早就被“钦定”为中国未来领导人。

脚踏实地，敢作敢为

八十年代的宁德是福建最落后的一个地区，人的思想意识十分落后。习近平刚到宁德，一位老干部带他到基层熟悉情况，逢人先介绍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不是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这使习近平十分狼狈。他从不否认自己从政有家庭背景的关係，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是靠老子吃饭的人。”

至于为什么自己经常被人议论，他认为主要是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多领导人对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如老战友的子女，自己的秘书、部下等，就比较容易提拔使用。

宁德两年，习近平不提新口号，不铺新摊子，不搞一刀切，对山区县、沿海县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走遍了宁德的绝大多数乡镇，作出了切合宁德当地经济发展的决策。有评论称，习近平通过自己的工作，终于让宁德的干部群众认清了他并不靠父辈荫福吃官饭，而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当机立断，脚踏实地的人。

新世纪初，在当选省长后的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怒斥福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科盲”现象，批评说：“我们提出‘数字福建’工程，指的是建设信息化的福建，有的同志竟以为又要搞‘数字出干部’了。如果这种‘科盲’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怎么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他还严厉指出：现在一些干部不注意学习，整天忙于应酬，有的汲汲于仕途，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的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这些人即便溷上了官，终究还是要被我们事业的发展所淘汰。

习近平在这份施政演说裡，多次加重语气，告诫在座的各地各部门官员，“如果整天只考虑自己得失，缩手缩脚，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作为干部不要热衷于传小道消息、不要观望懈怠、不要整天忙于应酬，甚至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而应多思、多学、多干，用我们的实干去凝聚民心、推进事业！”

他的这份施政演说被称之为继朱鎔基就任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后又一份难得的施政演说。从这份演说中，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的勇气和胆魄。

生性豪爽，重情重义

曾有人总结称，习近平飞黄腾达的“绝招”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太子党的人脉，懂得如何付出。还说，凡是与老爷子习仲勋有过战斗、工作关係的人一律善待好，每次回北京至少到三位叔叔阿姨家问寒问暖，充分利用沿海封疆大吏的位置为叔叔阿姨们及其后代办事……

这些传言很可信。跟习近平打过交道的人说，这是习近平的个性使然。习近平与棋圣聂卫平的关係就是最好的例子。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这麽多年并未因职务和地位的变化而受影响，至今两人一见面还会像以前那样，一起喝酒，一起看球。

说习近平对跟父亲关係好的人“一律善待好”，倒是也有例外，他曾为了“拥军”而“冷落”过李先念夫人。1993年初，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来到福州，省委安排福州市接待，可市裡事先已定这天上午慰问部队。习近平忙完“拥军”，顾不上吃饭，才急忙赶去问候李夫人。

知情人士还讲过一段习近平与江泽民的一位亲戚“交往”的故事：许江是江泽民的外甥，坊间曾传言江泽民上台后给中国美院（当时叫浙江美院，1993年改为中国美院）副院长打电话，要求提拔当时还是油画系主任的许江。后来习近平主政浙江后，对许江多有照顾，许才当上中国美院院长。

知情人士称，这确实是个谣传，许江是2001年担任中国美院院长的，而习近平是2002年才调到浙江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跟许江的确有过交往，两个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些共同语言。习近平主政浙江后，也非常关心中国美院的发展，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许江200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八十週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中，也提到了习近平：“早在象山（分校）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亲临视察，后来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调研中，又亲手种植了门前的那棵杜英树。2006年，习近平同志又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我院建设一流大学的相关问题，这对我院，对全国的兄弟艺术院校都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知情人士认为，仅凭习近平与许江的交往，来证明习对许非常照顾，令江对习有好感等等，其实都是坊间的推断和猜测，要知道即使习近平不关照，许江也能得到关照，况且习近平早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已受到江泽民的器重，并成重点培养对象。只能说，习近平对许江和中国美院的关照，是“锦上添花”。

可以说，习近平豪爽的性格，在三教九流都结交了不少朋友。以他插过队的梁家河为例，至今乡亲们一提起习近平，都夸他重情重义，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陝北人——生性豪爽，热情厚道。这一点从他与农民好友吕候生的交往中便可看出。村民吕侯生是习近平插队时的好友，两人曾合盖过一条被子，吃一个锅裡的饭。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住院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仍不见好转，却债台高筑。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后，立即给他寄上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吕侯生到福州看病期间，习近平几乎每晚都到医院看望吕侯生。

病好转的吕侯生要回陝北时，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裡。1999年底，吕侯生第二次到福州，已是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当即安排他住院。第二天晚上又赶到医院，把院长、专家、主治大夫和护士找到一块，共同研究治疗方桉。

同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就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梁家河大队还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时，看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鬆开，随后从口袋裡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

习近平于2008年被指定为国家副主席，从此进入极可能成为共产党一号人物的轨道。法新社分析指出：2013年中共新一轮权利分配将见分晓。到时，胡温政权任期将结束。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既然已经增补为军委副主席，这应该为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总书记提供了保障。然后，应该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

分析指出，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但一些专家认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他仕途节节攀升提供了支持。江氏虽已全面退休，但仍被认为有相当的影响力。

习近平回忆插队岁月：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不换肩

在送习近平上大学时，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的合影（前排中为习近平）（资料照片）

据人民网报道，习近平的童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度过，而他的少年时代更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被迫前往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也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笔人生财富。“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梁家河村插队，习近平不会做饭，吕侯生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习近平酷爱学习，常在煤油灯下读着吕侯生连书名都认不得的书，吕侯生就憨憨地坐在油灯的一旁，陪着习近平看书写笔记。晚上也不回去了，一条被子两人合伙盖。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实在没法了，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榻前来一趟，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得到了好转。吕侯生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呀，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

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的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用手反复摸着吕侯生的右腿，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2002年“七一”前夕，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托人给居住在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的83岁老战士李朝金送去慰问金。饱受癌症折磨的李朝金激动地说：“为穷人求解放，多少战友牺牲了生命，我只不过出了一点力，受了几次伤。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让我感动不已。”

给腐败成本细算“三笔账”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这是习近平对权力的诠释。在他眼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的这句话，他十分推崇。习近平说，“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说，它直接反映的是个人的“内功”，即个人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好，就能不论白天黑夜、明里暗里，都能严防死守，矢志不渝，管住自己的口、自己的手、自己的腿，以及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使自己坦荡从容。

2004年7月1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6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大家要按照省委全体常委的承诺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物；自觉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以权谋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博讯来稿](博讯boxun.com)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0/10/201010190541.s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来稿)

谢选骏指出：2010年10月19日，解龙将军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这不仅比万润南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早了个两三年，而且事实证明，其预测也更接近实际情况。所以谢选骏说了：解龙将军是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让我们多多拜读他的其他作品吧。那也将是一次次令人惊艳的精神逆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