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逐代递减律”被习近平颠覆了吗？——兼论习近平对中共权力传承的致命破坏》（芦笛的博客 2022-10-12）报道：
一、引言
“权威逐代递减律”是我在旧作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我认为，由于中共对暴力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现代科技的垄断，革命已无可能发生，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只可能是中共因其制度设计的一系列缺陷而自行垮掉。这些缺陷中最致命的一条是，中共领导在权力传承过程中，会出现权威逐代递减。中央权威一代代弱化下去，最终总有无法维持的那一天。这就是中国社会文明化的希望所在。
这个观点是在十多年前提出的，当时中共的确也呈现了权威逐代递减的趋势。但在习近平上台后，这个趋势似乎被他打破了，“权威逐代递减律”就此沦为笑柄。在《海纳百川》网站垮掉之前，还有某个无聊网人因我居然胆敢对伟大领袖川总统不恭，把它当成姜子牙的“打神鞭”，反复祭出来。
这类网人有此反应毫不足奇，盖他们不具备起码的思维能力，只看到结论，看不见也没想过那结论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因而不知道若推导基础为真，就不能说那结论已被证伪。而我早就在多篇旧作中给出了自己的推导过程，下面引用《野蛮的俄罗斯》的相关段落：
“中俄走过的道路，强烈质疑了人类社会发展最终会殊途同归，实现全世界‘民主大同’。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现，乃是因为有的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精英阶层具有强烈的‘自由欲’，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生理欲望。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实行‘形式上的平等’以确保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民主社会才会被发明出来。但在缺乏这种心理驱动力的国家中，民主社会能否自发形成很值得怀疑。
诚然，这两个国家急剧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斯大林的设计无法长期运转而自动发生的。但这剧变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民终于察觉了自己的基本权利被统治者无理剥夺了，要奋起把它们夺回来，而是因为斯大林在设计反文明世界时忽略了私欲这个最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它不但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而且没有持续推动力，迟早要陷入困顿。当西方参照系彰显了这弊病后，党内改革派便会应运而生，引出改革甚至革命。因此，促进苏式社会发生大幅度转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人民之所以欢迎改革，也主要是因为它创造了经济奇迹，消除了原来的民生匮乏。
正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金钱欲而无权利欲，当原来的缺乏经济活力的共产极权制度被改造为具有经济活力的纳粹式极权制度之后，无论是党内当权派还是党外精英都将丧失变革现状的愿望，改革就此失去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妨碍这种背时制度持续存在的剩余因素，是斯大林原设计的另一缺陷——党皇权威逐代递减。前文已经指出，与传统帝制不同，新时代的皇帝们的权威并不来自于上天，因而不会衰减，而是来自于他本人对部下生杀予夺的实力。但在先皇的淫威下长大的新皇不可能具有类似实力，否则必然会引起先皇的猜忌而被除掉。于是新皇即位后就不可能拥有先皇的权威，如此便造成中央权威逐代弱化，最终有可能引起野心家发难，权势集团发生大规模的内讧，导致政权倾覆。这就是中共至今未能消除的潜在死穴。”
其他有关论述散见于别的旧作中，逐一征引事倍功半，不如在本文中重新展开，系统论述一番。
二、僭主制度与接班人危机
所谓“僭主”（英文为tyrant）是古希腊人使用的一个专属名称，用来指代那些既非世袭君王，又不通过民主选举，而是靠实力上台的城邦统治者。此后，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僭主归纳为一种政体，将其列为人类可能建立的五种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以及僭主政体）中最坏的一种。从他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人们可以总结出僭主政体的以下特点：
1）得位不正，既非世袭又非民选，政权缺乏天然权威。
2）掌握了绝对权力，不实行法治，凭个人意愿随心所欲实行统治。
3）因为政权缺乏合法性，僭主充满了不安全感，生怕失去大权而身首异处，因此为了保持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
4）为了保住大权，僭主会时时使用极端、残酷和狡诈的手段，无情诛锄真实的或想象的竞争对手，却因此反而加重焦虑，形成恶性循环，让他永久生活在对他人复仇的恐惧中，成了自己的囚徒。
在古希腊时代，僭主只是个别现象，并未真正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政体。然而到了现代，随着共产极权制度的问世，僭主政治才真正成长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社会制度。它既具有上述古代僭主的特点，又获得了以下新的特征：
1）僭主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形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组织严密的统治集团。
2）Tyranny的中文翻译“僭主”反而比原词更准确了。在汉语中，“僭”是“虚伪”、“假冒”的意思。而现代僭主集团最突出与最致命的特点，就是假冒为善。它不代表任何阶级或阶层，只代表自己，却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主权在民”的西洋政治理念，冒充“人民政权”，声称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由原来的奴隶社会主义演变为世袭、垄断、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跃居全球第一。中国共产党早已蜕变为中国资产党，普罗大众则沦为鄙视链终端，变成习近平心腹蔡奇口中的“低端人口”，中共却仍有那脸皮冒充“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伪人民政权，最怕的就是本来面目被揭穿，因此必然要将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国内自由知识分子视为死敌，进而将全民都视为可能颠覆自家统治的危险分子，将监控镇压小民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政务，以致所谓“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预算。
3）僭主集团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各层官员，都不是民选出来的。因此，它的最高统治者不能像西方那样，“职”与“权”不可能分离。当选总统天然具有法律赋予的施政权威，绝无可能被“架空”，成了“有职无权”的晚期华国锋式点缀。因此，僭主的统治必须靠人造的权威来推行。这就是造神运动必然发生的机制。
造神运动原是斯大林的发明，为当时各国共产党效仿，并为中共在文革中推到极致。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了造神运动对维持党的统治的必要性：
“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威信跟党的威信、阶级威信是不可分离的。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因此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党的、阶级的、革命的、人民的领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处。”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在1970年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更坦率地承认，离开造神运动，中共政权根本就混不下去：“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358页）
出于对西方世界的彻底无知，毛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恰好说出了僭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任何一个对西方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造神运动并不是“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的施政前提。他们的施政权威是法律赋予的，并不需要自己去苦心孤诣地造出来。这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在中共夺权斗争中，造神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威力。不幸的是，它同样也成了毛泽东以一己之力毁党造党的成功前提。经过文革后，邓小平、陈云等人如同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痛苦地发现，它同时也是神本人诛杀战友的大杀器。当年狂热造神的刘少奇与林彪，哪怕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在正统帅无故翻脸后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遑论还手之力，只能被正统帅如同捻臭虫一般轻易捏死。党魁被神化的代价，是所有其他党人都丧失了基本的人身安全。正是为此，邓小平陈云等人才被迫放弃了我党这第四大法宝。
但放弃这一大法宝，就又出现了少奇同志早就指出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的老问题。小平在世时还能靠余热发电。小平一死，新中央总是苦于权威不足。胡锦涛当国时表现得最突出，几乎就跟毛泽东当初说的那样，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薄熙来表现出来的桀骜气焰，与晚唐的藩镇也差不多了。
由此产生了现代僭主制度的一个不可解的两难：不造神，党魁们便缺乏施政权威。造神则有可能危及全党，直接威胁到党魁的同僚们的身家性命。
4）接班人危机。前已述及，现代僭主制度与古代僭主不同，已经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社会制度，由此便产生了它特有的接班人问题。这是现代僭主制度的又一死穴，根本不可能通过修改设计来消除。
众所周知，不但整个僭主集团当初是靠诈力夺取政权的，就连党魁也是靠诈力，斗倒斗垮斗死斗烂斗臭党内政敌才上位的。然而现代僭主制度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贵族世袭制，却并不实行君主世袭制，党皇不能不把大位传给异姓子孙。
这就让党皇生活在永恒的焦虑中。他不能不在梦里也提防皇储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中山狼，而且生怕皇储在他死后不能做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他身后背叛他的革命路线，更效法赫鲁晓夫鞭尸。
于是接班人问题便成了党皇无从医治的心病。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就是因为这心病剧烈发作。为此他不惜把党国折腾得万死千伤，先后废了两个皇储，却最终也没能解决这问题，尸骨未寒，爱妻爱侄便双双沦为阶下囚。中国更迅速从奴隶社会主义社会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让他的噩梦成真。
这种闹剧，无论是在传统君主社会还是现代民主国家都绝不会发生。在传统社会，君主要废储立储，话一句耳，何须将全民投入高层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而且，除非改朝换代，无论先皇如何横暴荒淫，新君是绝不可能鞭尸的。哪怕弑君上位的隋炀帝，也要装出一副孝子模样，根本不可能下诏痛数他爹的大罪。民主国家则各人凭本事竞选上位，不存在什么“接班人”问题。
老邓在世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两条，一是废除党魁终身制，每届党魁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任期五年，二是隔代指定接班人，并定下了“集体接班”的规矩。他死后，江泽民等人作了点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潜规则，诸如“七上八下”（以67岁为进入政治局的年龄下限），这一规则在十六、十七和十八大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过程中都得到严格执行。
不仅如此，胡锦涛还尝试过在党内实行“民主推荐”，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上试行会议投票推荐“党和国高层领导人选”（新华网：《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2017年10月26日）。
这些小修补根本算不上制度改革，但毕竟是试图将权力传承程序化、制度化的微弱努力。然而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连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修小改都被他扫除殆尽，中共政权再度次沦为连个权力传承规矩都没有的劣等土匪山寨（我早就在旧作中说过，中共连梁山泊都不如，人家还有个天降石碣来摆平排座次的纠纷）。接班人痼疾不但没有解决，还比毛时代更加恶化了。
三、习近平真的推翻了权威逐代递减律吗？
习近平变成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靠的是两条。主观因素是他的装傻功天下第一。上面说过，先皇靠诈力上位，最忌惮的就是被皇储篡位或是鞭尸。因此，让他放心的接班人只能是平庸之辈。而习近平恰好具有智商低下、政绩平庸的“优点”。和薄熙来比起来，这一“优点”就更加突出。再加上习近平“良贾深藏若虚”，深度内敛，从不敢流露真实的政见与勃勃野心。因此，如同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挑选了“忠厚少文，不蠢不笨”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般，江泽民也看上了这个“忠厚少文，不蠢不笨”的人民领袖习主席。两人犯的是一模一样的错误。由此可见，要找到“你办事，我放心”的皇储有多难。
客观因素则是江泽民以腐败治国，造成了全党有官皆贪、无吏不墨的大好局面，为习近平造就了劫持全党的千载难逢之机。自江泽民以下，所有的党官都有小辫子抓在他手里。“反贪”不但成了他的政绩，借机提拔亲信的渠道，更成了他挟制威逼大佬们就范的利器。
据李南央女士披露，某前政治局常委让秘书捎了个字条给她父亲，为此吓得尿不分点地滴，“一再叮嘱这个纸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我给李老送了这么一张纸。都吓到这种程度了。那田纪云更是。都是大家吃饭，聊聊天，聊完天就到此为止。他们哪像我爸那样啊，说话根本就不敢出圈儿，绝对不敢出圈儿”（美国之音中文网：《中共二十大报道：习连任被指违背党心民意 党内及红二代有“气”无力？(2)》，2022年10月13日）。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因为背后就顶着匕首。自己和亲属都是新疆姑娘，头上满是小辫子，习总爱抓哪条都没问题。
但这是权威吗？这是淫威！与劫机犯的淫威有何区别？所谓权威，并不光是权力造成的让人屈从的威严，更是政绩和超凡魅力（鬼话称为卡里斯玛，Charismatic authority）引出的部众发自内心的崇拜。被毛泽东整得九死一生的周扬在出狱之后，对毛仍然毫无怨恨之心，据他儿子说：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周密：《走出秦城的父亲周扬》，《报刊荟萃》，2011年7期）
这才是真正的权威，让人顶礼膜拜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权威。
毛泽东之所以能赢得部众之死靡它的衷心崇拜，首先靠的是他领导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功勋（尤其是他力排众议，坚持将内战伪装为抗战，致使中共乘国难崛起的“不世之功”），其次是他个人的“超凡魅力”（张国焘语），而正是这些构成了造神运动的依据。
习近平要当新神，依据在哪里？除了结仇于全党的“反贪”外，他为党国立过什么功？“战狼外交”与“动态清零”？他的“卡里斯玛”（charisma，魅力）又在哪里？可曾说过一句雅俗共赏，给高知与普罗大众同样留下终生难忘的名言警句？我记得的只有一句：“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一听就知道，这是他青少年时代在北京群殴时学会的切口。
何频先生认为，尽管习近平没有毛邓的权威与民间的声望，但无论是在毛泽东时期，还是在邓小平时期，中共内部都有错综复杂的派系，而习近平几乎扫平了所有权力派系，摧毁了以巨商为中心的权贵群体，打压了有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异议分子……从军队到元老，从官僚到商人，从知识分子到百姓，已经看不出有对习近平构成有力量的挑战。如今中共内部已不存在清哳或隐藏的派系。无论是元老，还是官僚，抑或民间，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力都不构成真正威胁。如果说未来中共还会产生新的政治派系，那也只是习近平下面的分支，他们只是为了争宠而战，而不是挑战习近平。所以，何频认为，“他对权力的掌握，超过了江胡，也超过了毛邓”。（何频：《二十大——“百家争宠”习近平》，德国之声中文网， 03.09.2022）
窃以为，此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党史上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党魁像他那样，占据了如此之多的职位，不仅是常规的党政军“三位一体”（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而且还兼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多个小组的组长。这在党史上还从未见过。
但职位并不等于权威。相反，担任的职位越多，越说明习近平的权威不足，不敢放权给他人，如毛泽东那样“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领袖决定，各方去办”。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老邓最后什么职位都没有，不过是个退休老人。但他在南巡中发一通讲话，下令“谁不改革谁下台”，立即就把名义上的元首江泽民吓得改弦易辙，再不敢“问一声姓社还是姓资”，走回头路了。这种权威，请问习近平在何时何处表现出来过？他若真是退休，立即就要被碎尸万段。
诚然，从表面上看，习近平似乎确实扫荡了党内一切派系，而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党内都有各种派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毛和邓面临的威胁比习的多。毛时代党内派系虽然盘根错节，但无论是哪个派系，对毛都是心悦诚服的。自七大以后，党内就从来没有一个反毛派系，不仅是不敢反，更是连反抗的念头都根本不会有。即使隐隐觉得毛的主张与自己的不一样，也只会认定是自己错了，赶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深挖自己跟不上领袖的步伐的思想根源。
老邓的权威当然不如老毛的一半。终他之治，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保守派，反对他的改革主张。但他同样有一大批心悦诚服地跟随他的信徒。这些人支持他，不是屈从于他的威胁利诱，而是因为深信他代表着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有这么一群信徒吗？有哪个马仔不是出于他的威逼利诱，而是深信他代表着正确的方向而紧跟着他？难道他们全都傻到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常识，认定他的战狼外交与动态清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英明举措？
说到底，毛、邓与习时代的区别，在于前两个时代中，党内还有大量的信徒。当然，邓时代的信念已经开始多元化，不再像毛时代那样“一元化”了，但许多党人仍然有着信念。而今日则全党皆“犬儒”，再也找不出一个有任何信念的党人来了。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信念”这种东西，认定有信仰的人都是以信念掩饰肮脏盘算的“圣母婊”。今日之中共完全是一个“以利合”的利益集团。而庄子早就说过了：“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因为利益纠集在一起的人，遇到祸患途穷时就会互相抛弃。而天性人伦相连的人，遇到祸患途穷时只会更加团结）。
这其实就是习近平的成功秘诀。他之所以能扫平党内所有派系，是因为那些人都是“以利合”者，而且所有的人屁股上都有屎，当然只能在牢狱之灾临头时土崩瓦解。今后党内很可能也不会产生反习派系，那是因为他利用现代高科技侦控手段，使得对之有着腹诽的人不敢聚会纠集势力。李南央女士说的那些前高官聚会时饱食终日，言不及义，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这只是压服，不是心悦诚服，不能视为权威的表现。
据《韦氏词典》，权威是“影响或控制思想、观点或行为的权力”；据《剑桥词典》权威是“道德上或法律上的权利或是控制力”。无论是按哪一种定义，习近平都不具有足够的权威，他当然具有控制人的行为的权力，但他不可能影响或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观点，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inspirational leader（鼓舞感召型领袖），即使那些他最亲近的马仔，内心深处对他也很可能只有鄙视。这与毛、邓完全是两回事。
总之，权威不是权力，而是权力＋威望。而威望并不一定是权力造出来的。罗马教宗和西藏的达赖喇嘛都没有多少世俗权力，但其权威是一般世俗领袖难以望其项背的。随着中共由过去的宗教集团进化为今日的世俗利益集团，哪怕再出一个其才百倍于习近平的党魁，也再无可能产生一个具有精神权威的领袖了。习近平攘夺的权力可能是空前的，但那并没有威望的加持，因而实质上是空洞的。
正因为中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宗教集团，即使习近平发动新的造神运动，也不可能为自己造出真正的领袖权威。这道理很简单：在一个全民皆“犬儒”、一致认定具有信念的人是“圣母婊”的国家，怎么还能制造出我们当年那种赤胆忠心的信徒来？
四、习近平断绝了党的生机
前已论及，现代僭主制度的致命死穴，是无法做到权力的程序化、制度化乃至民主化（指的只是党内民主亦即贵族民主，不是现代的全民民主），因此使得党国成了个连梁山伯都不如的劣等土匪山寨，党魁上位只能靠诈力，几乎每次都要引发剧烈的权力斗争，每次权斗都要大伤党国元气。邓小平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作了有限的补救，包括限制党魁任期和年龄，规定“集体接班”，试图将权力传承程序化与制度化。这些考虑的用心很明显：党魁任期有限，纵使他胡作非为也只有十年，不至于像毛泽东那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集体领导”则能预防党魁个人一意孤行，把党国搞垮而后快。而胡锦涛一度采用的“民主推荐”制度则既有利于选出具有威望的党魁，也能消除“接班人危机”，化解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权斗。
习近平上去后，将这一切微不足道的改革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不但修改了宪法，使得国家主席再无任期限制，更做出了连毛泽东都没敢（或不屑）做的事，规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都要向他书面述职。这完全是把部下视为臣仆。此外，他还废除了胡锦涛采用的“会议投票推荐党国高层领导人选”制度，改为由他本人亲自面试领导机构人选，把高官们当作自己出资雇佣的打工仔。
这些举措，不仅加深了现代僭主制度的接班人危机，破坏了党治的可延续性，而且加剧了党内矛盾，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习近平本意是要否定邓小平改革，重建毛泽东式统治，但改开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若按他的初心恢复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势必要让国民经济彻底崩溃，民不聊生，他又不敢真的跨出那步去，于是欲奸不敢，欲罢不甘，只能搞成眼下这不良不娼样，让左右派都不满意，更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看来他唯一可能实现的愿景，就是效法毛泽东那样终身统治下去。
这用党的行话来说，便是为了一己私欲，不惜毁坏党国的千年大计，乃是党的罪人。但客观来看，他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撑到底。党史上还从未见过他这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得罪一切可以得罪的人。他当国十年，整肃的高官的人数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否定改革开放，得罪了一大批改革中获益的政治贵族与经济贵族；治国无方，经济连续多年下行，如今更濒临经济衰退，中产阶级面临返贫的真实危险；铁腕压制文艺思想自由，致使学术界、文艺界一片萧条，开明知识分子普遍心怀不满；动态清零搞得全国鸡飞狗跳，一夕数惊，民怨沸腾；“战狼外交”导致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与俄国秘密结盟抗美更激起了欧美国家的普遍反感……。这一切都会在他失去权力后变成政敌复仇的借口，全民口诛笔伐、斗倒斗垮斗死斗臭斗烂的充足理由。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像前任那样，平安退休了。相反，他应该是今日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人。
当然，如何频所说，眼下看不到有足以挑战他的政治势力。但就算他真能终身保持权力又如何？僭主制度的接班人危机非但没有解决，反倒被他的揽权专权激化了。除非他效法金日成，把党天下改为家天下，从现在就开始培养他儿子当皇储，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有接班人，也不敢挑选接班人——他就是靠欺骗江泽民上位的，深知一旦看错人意味着什么。连英明神武的毛太祖都栽倒的地方，他又有何本事躲过去？
这一切决定了习近平只可能是个没有接班人的终身独裁者。就算他的部下真是何频说的“政治机器人”，唯一的功能就是“百家争宠”，没谁敢起来反对他，那又怎么样？难道他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不会病倒或甚至暴卒？就算他能寿终正寝又如何？他死后怎么办？手下都是“政治机器人”，谁有足够的威望力压群雄，出来收拾那烂摊子？那时可真就是共党垮台的时刻了。
这时刻已经不远了。小习今年69岁，就算他能活成百岁人瑞，能保持日理万机兼万姬能力的“有效年龄”，充其量也就只到83-84岁，这就是说，大家顶多再等15年就能看到他的下场了。至于中共垮了，中国会怎么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在临终嘱咐说过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搞混了“杀威”和“权威”。何谓“杀威”？《水浒传》里，大凡新到的犯人，必须先打一顿“杀威棒”，灭灭他的嚣张气焰，让他的屁股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以我们看到，多数开国皇帝都是杀人如麻的匪类，他们的威风都是“杀威”，而非“权威”。简言之，只要他们停止杀人，马上就威风扫地了。这种血腥恐吓的“杀威”与不怒而威的“权威”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政治是有“杀威递减”的现象，但那绝不是“权威递减”。举例来说，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哪个权威更强？我认为可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刘邦只有杀威而没有权威，所以只能吓人而不能服人。汉武帝因此更有权威。在这种意义上，甚至末代皇帝也比开国皇帝更有权威，尽管他可能弱不禁风甚至尚未成年——但他无需杀人就能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死后多年还能得到大家的缅怀。这才是真正的权威。所以我说，“权威递减”是一个伪命题，“杀威递减”才是一个真命题。而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正是从“杀威到权威”的过渡中，逐步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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