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康德的复仇——他祖辈都是做马鞍的虔诚信徒

 

《康德——把上帝请下神坛的哲学家 上帝不存在，道德从哪里来？》（2017年12月22日 观察）报道：

康德有句响彻西方哲学史长空的一句名言：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让我敬畏，一个是我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心中永恒的道德法则。

理性与宗教的分离

在康德自由主义诞生之前，基督教将教徒从奴隶救赎成自由人，在肉身解放的同时，教会又把人的道德精神囚禁，长达千年。自文艺复兴起，历经培根，托尔斯泰，洛克，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及至休谟，都致力于将西方人从宗教的束缚中再次解放出来。而到康德时代，理性与宗教的分离工作已基本完成：理性中彻底驱除了宗教成份，而宗教变成纯信仰，与理性无关。

上帝不存在，道德从哪里来？——人为自然立法

他在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之后，有一次，康德在其佣人陪伴下像往常一样出外散步，佣人跟随康德多年，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当康德谈到从理性推理的观点，上帝不存在时，他看到佣人满脸痛苦和眼中充满失望的泪水。上帝不存在，道德从哪里来？如果道德不是上帝创造的，西方的道德体系等于悬在真空之中，这事就闹大发了。

据历史记载，康德在1794年曾收到普鲁士国王的一封官方来信，大意是警告康德不得再利用其哲学颠覆圣经学说和天主教，否则将严惩不贷。

那么理性能否解释道德呢？可否有新的内容替代上帝的在道德中的位置呢？洛克曾经试过，在其《人类理解论》中第一次试图将所有的道德观念用理性和推理来评判，其结果只是彻底摧毁了旧的传统道德体系。这样，康德面对一个大难题，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道德体系。显然，这是一个崭新的道德体系。

自由而不是上帝是新道德体系的基础

那么道德是什么呢？在康德看来，道德是个人的社会责任。当他进一步研究社会责任时，另一个对应的概念出现，就是权利。权利和社会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没有权利，就无法承担社会责任，类似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因此，人的权利和使用这些权利的权利，选择权-使用自己权利的自由，就成了康德新道德体系的核心。现代学术上称之为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道德体系。道德的根源是自由，从此，自由取代上帝，开始争夺西方道德体系的王位。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当大哲学家罗素1921年时到中国讲学时，虽然那时候中国很贫弱，罗素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竟然有一个非常完整，延续千年，不以上帝为假设建立起来的世俗道德体系。他当然知道这个独立道德体系的价值，从此开始公开宣扬保护中国民族和文化，抵制各国对中国的野心，他的思想和观点至今还对西方对华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关于精神的自由方面康德的对西方现代很多学者影响很大，法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权利和资本对人类自由的束缚就可以追溯到康德的自由思想。例如法国的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基于康德的自由体系反对西方的“适者生存”的自由。

康德的那种严格遵守纪律和确保精确性的生活态度在今天的德国人身上普遍存在，在宗教问题上，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他把这些信仰称为“实践的设准”，即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知罗素是个无赖，更不知“康德的复仇”——康德祖辈都是做马鞍的虔诚信徒，虽然虔诚，但在他看来社会地位低贱；所以，如果不把上帝请下神坛，哲学家就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至于上帝不存在，道德从哪里来？那关哲学家什么事情？况且，这还未哲学家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填补精神的空虚，提供了极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