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老外：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卫生脏乱差》（2018-02-18 搜狐）报道：
从十三世纪开始，每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被中华饮食的包容所震撼，在他们的记录里，中国是一个无所不吃的国家。
他们哪里知道，以我们拥有的物种多样性，光是搭配组合就能玩儿几千年，像粽子里该不该放肉这种架，我们至少还能再吵一百年。
1890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对中国人重视吃作了描述：“中国人非常讲礼貌，在拱手作揖的同时，他们还互致问候，常用的客套语是‘吃了么’，因为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
西方人：中国人啥都吃
每一个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会对中国人的吃产生好奇。在中国走上一圈之后，他们又会感叹中国人真的是啥都吃，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洞穴，只要能抓得到，都可以作为食物。
十六世纪非法进入中国被抓获的葡萄牙人伯来拉，曾到过中国的福州和广西等地，他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吃客，什么都吃，“特别是猪肉，而且越肥的越好。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吃猫、狗、蛤蟆、老鼠和蛇等等。
中国人爱吃猪肉，这是历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共有的结论。1583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描述中国人日常饮食时也提到“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不过他记录了更多的食物，包括大米、小米、冬小麦在内的主食，以及黑羊、山羊、鸡、鸭、马、驴、狗、鹿、野兔在内的肉食。
虽然可以看到成群的母鸡、鸭子和鹅，但在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下，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此外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
关于中国人是多么喜欢吃猪肉，旅行探险家阿奇博尔德· 柯乐洪恐怕最有话语权了，在乘船途中他的中国厨师变着法儿给他做猪肉吃，有炖猪肉、烤猪肉、猪肉香肠和猪蹄，使得他与中国厨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斗争结果只是“简单地用咸鸭和咸鸡蛋取代了猪肉”。
由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不同的地域，他们眼中南北地区饮食爱好区别也特别明显。
13世纪奉教皇之命来到中国北方的柏朗嘉宾亲眼看见当时的鞑靼人烹食狗、狼、狐狸和马匹的肉，必要的时候还吃人肉。更有甚者，他还发现这些人吃虱子，“他们确实曾说过，既然它们吃过我儿子的肉和喝过他的血，难道我不应该把它们吃掉吗？我甚至还发现他们捕老鼠为食。”
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人民对青蛙、老鼠、蛇等肉类有着特殊的偏好。在一些地方，某些王府之中经常会有池塘，里面养的鱼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吃（西方人不吃淡水鱼，因为刺多），甚至在院子里还有野猪、野鹿以及其它野生动物供狩猎；
在杭州，人们啥肉都吃，包括狗肉、野兽肉和各种动物肉；在福州，当地人什么样的野兽肉都吃；在广州，人们吃青蛙，他们认为味道不错，吃老鼠似乎也很正常，男人女人都吃鼠肉，肉食店在冬天会出售腌鼠肉干；
在昆明，人们吃蛇，甚至是毒蛇。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奥德里克说“蛇肉有一种奇异的香味，是一道非常时兴的菜肴，如果宴客的酒席上少了蛇这道菜，就说明主人缺乏诚意。”
法国海军军官拉普拉斯甚至吃到了“腌蚯蚓”这道菜，由于蚯蚓经过腌制晒干并且切得很碎，直到他反复咀嚼之后才知道原来吃的是蚯蚓。而现在，腌蚯蚓仍然是广西北部苗寨里待客食物，这种当地生长的蚯蚓，长尺余，粗如拇指，入坛腌制后蒸熟热食，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在众多记载中国食物的资料中，明末来华传教士多闵明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在中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吃的食物。
他写道：“它是中国人常吃的，最普通、最便宜的食品，全国所有的人，从皇帝到平民都食用它；不仅皇帝和大人物视之为美味，老百姓也把它当做必须的营养。它可以生吃，但一般与蔬菜、鱼及其它东西烧煮着吃。
这就是豆腐，“欧洲人不吃它，多半因为他们不曾品尝过它的美味。”
1878年，美国的第一家豆腐公司由华人创立，1929年11月，美国的T · A · Van Gundy 成为第一个创办豆腐公司的西方人，他制作了第一桶听装豆腐。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豆腐才开始被更多的西方人所了解，并逐步被他们所接收并广为食用。
西方人：他们的饮食卫生太槽糕了
虽然中国的食物种类十分复杂，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在口味不适、卫生太差以及遭遇买卖欺诈之后。美国传教士韦尔斯· 威廉斯总结中国饮食“种类繁多、有益健康、烹制精细”，但因为烹饪中过多用油和葱、蒜，故不合西方人的口味。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食物的口味都不能接受。马格尔尼使团中的巴罗对一次晚宴中喝到的用最好的牛肉加上调配好的酱油煮的牛肉面大加赞赏，“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喝过，他们的面条很棒。”
如果说口味不合适还能够勉强，那么西方人对当时中国食品卫生状况的担心还是相当普遍的。在多数西方人来华回忆录中，他们都提出了一点， 那就是中国人吃饭从来都不会使用桌布，而是将桌子上涂上油漆。
柏朗嘉宾对蒙古地区鞑靼人吃饭时的卫生习惯也很反感。在他看来，如果吃肉时肉汁弄脏双手，那么就应该用纸巾擦掉，“但鞑靼人只会擦在他们自己的鞋上、草上甚至衣服上。”
吃完饭之后本应该洗刷盘子和碗，但鞑靼人从来都不会这么做。即使哪一天用煮肉的肉汤来刷锅，刷完之后还要和肉一起倒回锅里继续煮。
18世纪末，英国派马格尔尼率船队以为乾隆补祝八十大寿为名来到了中国。马格尔尼对于中国的卫生状况表示难以接受。“即使是位居高位的人也几乎不换内衣，不用手绢，满族人甚至会在公开场合让仆人帮自己捉虱子”。
他觉得中国人使用的筷子都不太干净，喜欢吃蒜以及一些味道很冲的蔬菜，并且共用一个杯子喝酒，而那个杯子虽然有时会冲刷下，却从来不清洗或从来不擦拭干净。
马格尔尼的随从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对于十分在意厨房环境卫生的英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船上，安德森说他见到中国海员相互捉虱子，“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渴望捉到虱子，捉到之后的满足感就像发现了一样令人惊喜的美味。”马格尔尼使团的秘书作出了补充，他认为普通中国人对于自己吃的是什么动物的肉毫不介意，也不管那些动物是死于意外还是疾病。
除了卫生状况堪忧，中国食品商人的道德问题也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认可。你难以想象，至少在十六世纪，中国人卖鸡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增加鸡的重量而给鸡注水，卖粮的时候，为了加重粮食的分量，会往粮食里掺入沙子，而且这些伎俩一直延续到现在。
洛德· 安森在18世纪的环球旅行中在澳门停留时，遭遇到了食品商人的欺诈，他们买回船的家禽很快就会死掉，原先以为是中毒，后来破开肚子后发现，原来商人为了增加分量而往家禽肚子里塞满沙子。
买回来的死猪也早已被人注入了水，他们只能去买活猪，结果发现这些猪被喂了很多盐，不得不拼命喝水，排尿器官也被结扎——只为了增加了体重。
1863年，一个外国游客在广州餐馆用餐，本以为自己吃的是猪肉，仔细辨别之后才发现是老鼠肉，不过这个可能是误传，传教士威廉斯说，久居广州或者福州的人都未见过老鼠肉被当作食物出手，除非是入药。
也许像老鼠之类匪夷所思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饥不择食，而狗肉则不同，在广州多家餐馆的菜单上都有，并且价格昂贵。
西方人：他们的宴会令人尴尬
基本上每个来华的西方人都感觉中国人的宴会举办得十分频繁，中国人会为宴会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凡是聚会、离别、洗尘、红白喜事都要举行宴会，因为中国人认为宴会是表示友谊的最佳形式。不过，中国人很少会在白天举办宴会，因为他们要把时间留给学习和工作。
1600年，利玛窦一行人，带着准备进献给皇上的贡物，离开南京赶赴北京，一路上受到了沿途官员的热情接待，参加了不少的宴会。
他总结道，如果是比较隆重的宴会，那么在预定日期的前一天或前几天，就要向受邀者送去“请帖”，请帖是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受邀者的尊姓大名，并列出他的各种头衔。客人的地位越高贵，帖上的字也就写得越大。在举行宴会的那天早上，会再给受邀者每人一份请柬，格式较前一封简短，内容大概是请他务必按时到来。既是礼节，又起到提醒作用。
在客人赴宴的路上，再送出第三份请柬，是为了在半路上迎接客人。这些礼节既繁琐又井然有序，以至于人们至始自终都得规规矩矩，吃起来极不自在，只有起身离席的时候才觉得有点胃口……
但是，对这种环节绝不能带着嘲笑，只能称赞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和她千年因循相传的神圣礼节，人们说这是祖先们创立的，子孙们都得遵行。
在宴会中，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吃东西不用刀、叉和匙，而是用很光滑的筷子，长约一个半手掌，他们用筷子很轻松地就能把任何种类的食物夹起来。
食物在送到桌上时已切成小块，除非是很软的东西。开始就餐时还有一套用筷子的简短仪式，这时所有的人都跟着主人做。每人手上都拿着筷子，稍稍举起又慢慢放下，从而每个人都能同时用筷子夹到菜肴。接着他们就挑选一个菜，用筷子夹进嘴里。吃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把筷子放回桌上，要等到主客第一个这样做。
他们不摆盐、胡椒，也不摆醋，不过有芥末和其他作料。这些东西他们有很多，质量也很好。他们的宴席上有肉有鱼，煮的和烧的都有；还有炸的肉、肉汤和白肉汤，以及他们特制的其它几种食物，味道鲜美。
利玛窦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中国的宴会情况，很显然，他所接触的宴会都显得有些高端。为了让西方人对中国的宴会更加了解，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进行了补充，并首次将南北方人宴会的区别说了个清楚。
南方人很认真，哪怕宴会上微小的细节都会注意到，他们认为自己比别的人更讲究友谊与礼貌，确实也是这样。筵席上他们讲究口味，烹调美食，而不在乎菜肴的数量，席间彼此交谈，胜于吃喝，尽管他们能够很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他们在宴会一开始就饮酒，不断地吃喝，没有面食和米饭，直到客人说酒够了，这时才送上米饭，酒杯就被放在一边，不再使用。
北方人则不同，他们礼节不多，充分上菜，菜碟大而丰盛，行过全国通行的礼节之后就开始吃菜；每人都可以选择他爱吃的，尽量地吃，这个时候不喝什么，最后才上米饭。当收去盘碟后，他们交谈个把钟头，然后再上别的食物，如咸肉、腊猪腿、舌头等，他们称之为下酒菜，随即开始喝酒。
中国人：老外懂个毛！
在西方人一直抱怨中国食物口味不好，礼节太多十分怪异的时候，中国人则表现出不理解甚至鄙视。
一位中国商人在写给其北京亲戚的信中说道：“你判断一下这些人吃东西的品味吧：他们坐在餐桌旁，吞食着一种流质，按他们的语言叫做苏披。接着嚼鱼肉，这些鱼肉是生吃的，生得几乎跟活鱼一样。
然后，桌子的各个角都放着一盘烧得半生不熟的肉；这些肉都泡在浓汁里，要用一把剑一样形状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来，放在客人面前。我目睹了这一情景，才证实以前常听人说的是对的：这些“番鬼”脾气凶残是因为他们吃这种粗鄙原始的食物。
他们的境况多么可悲，而他们还假装不喜欢我们的食物！想想一个人如果连鱼翅都不觉得美味，他的口味得有多么粗俗。那些对鹿腱的滋味都不感兴趣的人，那些看不上开煲香肉、讥笑鼠肉饼的人，是多么可怜。
就在这样相互的不理解之下，十七世纪中后期，欧洲迎来了中国热，凡是中式的进餐方式、中式的产品都成了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对象。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形象日益衰落，中国的食物反而成为西方人批评的对象。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文化问题常常随着权势发生改变。
《古代中国的城市很干净？说说真实的古代城市卫生》（2018-04-09 阅读）报道：
说到中国古代的城市，受到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就以明代首都北京举例，说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
说到中国古代的城市，受到许多影视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因此很多精明的所谓“爱国”人士，就开始大力渲染古代中国和欧洲中世纪的所谓差距，那么古代中国的城市，真的就和影视作品，和那些“爱国”人士描绘的那么干净整洁吗？
明《皇都积声图》中的北京
就以明代首都北京举例，说一下古代中国城市的卫生问题。在清代的《筠廊偶笔》中，就有明朝诗人对于当时北京卫生环境的描述：“遍京师皆官无我做处，遍京师皆货无我买处，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从这来看，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句抱怨，但是《筠廊偶笔》中的这一句，其实还只是描写北京卫生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首先明朝显然并没有不能随地大小便的观念，因此就有了：“长安道中有二恨，遍地乌纱，触鼻粪秽……偶从道旁屎，方解裤，卒遇贵官来，前驱诃逐至两三胡同，几于裤内。”的情况。
显然，至少是北京的明朝人，他们在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上，可能连今天的印度人也不得不望而生畏，因此就有了“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的情况。然而明代的北京，还有一个即使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北京居民的问题，那就是风沙。比如在明末袁中道的诗中，就描写了北京：“燕市多飙风，常吹陌上尘。一层尘已去，一层尘又生。”北京的沙尘问题的原因，其实就和今天北京的沙尘问题的原因一样，都是因为北方自然环境的破坏。明初开始，大量军户出于防御蒙古的目的，在沿明蒙边境，建立起了大量的卫所，开荒戍边。伴随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蒙边境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北部地区的人口进一步激增，在元末本就已经环境恶化的380毫米等降水量线地区，在明代戍边农民的开垦，以及蒙古牧民出于生计对草原南部的丛林不断砍伐，使得这一地区荒漠化加剧。因此明朝的边军士兵们，虽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多次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进犯，但是风沙，却因为他们的滥砍乱发，而轻易的越过长城，笼罩在了北京之上。
荒漠中的明代长城
明代北京糟糕的卫生，所带来的一个恶果，自然便是瘟疫横行。明代北京爆发的最严重瘟疫，莫过于明末几乎横扫了半个中国的大鼠疫。鼠疫在欧洲中世纪，与一些传染性较强，而且皮肤有明显溃疡肿烂痕迹的疾病，统称为黑死病。而在明末，黑死病在中国也肆虐横行，仅仅在北京，就造成了：“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还有更加夸张的记载：“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虽然这些记载显然有着夸张色彩存在，但是这却是对整个北京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于后来到了李自成进攻北京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
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明末瘟疫，本质上其实就是明代恶劣城市卫生的一个结果。
如果明代的北京实在令人作呕，那么之前能不能好些呢？答案时否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唐宋时期的城市卫生更加有过之而不及。比如唐代城市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苍蝇，唐代的长安苍蝇多到什么程度了呢？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除此之外，由于长安的地形问题，长安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内涝。《新唐书》中就有记载：“六月乙亥，京师大雨，水平地深数尺。”而且长安城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长安城内很多民宅、仓库，多是泥土夯成，因此有时一场严重的内涝，甚至足以将整个长安城瘫痪。比如开元三年，就有：“京师兴道坊一夕陷为池，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而到了大历十一年，又出现了更严重的：“夜澍雨，京师平地水尺余，沟渠涨溢，坏民居千余家。”长安城频发的内涝，使得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专门帮人背负行李，过城中那些大大小小水坑的职业。而给这些人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内涝也给长安城带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瘟疫。
唐代长安复原模型
既然唐朝这么糟，那么宋朝有所缓解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甚至因为宋代商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城市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除了街道管理混乱所造成侵占街道修建建筑，以至于车马难行之外，宋代的城市的空气质量也很成问题。司马光的《都门诗》中就有：“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旁柳，惨淡少颜色。”可见北宋首都开封的空气质量，至少在颜色上，可以和雾霾一教高下。不过这些并不是工业产生的雾霾，而是因为开封的道路缺乏保养和建设，因此造成了尘土飞扬。而这还不算完，两宋最大的卫生问题，其实还要属城市河流的污染。对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河流可谓是真正的命脉，它不仅提供了城市生活的饮用水，同时河流漕运，也是维系着城市运作的重要通道，那么宋人是怎么爱护城市中的河流呢？据记载，当时宋代城市河流的画风是：“两岸居民，节次跨河造棚，污秽窒塞如沟渠。”而且仅仅是像河中倾倒生活垃圾还不算，有时很多人更是直接将一些尸体抛入河中，比如：“民间因有死人之家，无力买地埋葬，以致弃在沟壑。”如果说河流不干净，那么井水呢？其实更糟，因为当时很多走投无路之人：“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矣。”由此可见，谁都无法确保，你喝的井水，里面是不是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城市
如果说《都门诗》里所说的仅仅是普通的沙尘，那么宋朝时期，其实便已经有雾霾的记录。在《宋史·五行志》中记载：“自正月阴晦，阳光不舒者，四十余日。五年正月甲申，雾气昏塞。七月，刘豫毁明堂，天地晦冥者累日。七年，氛气翳日。八年三月甲寅，昼晦，日无光，阴雾四塞。乙卯，昼夜云气昧浊。”除此之外，北宋时期的沙尘问题，虽然不及后来明清时期严重，但是也开始初见端倪。比如景德四年，就有：“京师大风，黄尘蔽天。”
总的来说，在古代的人力物力，以及管理技术条件下，实际上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实是无法做到如同中国影视剧里那样一尘不染。因此可以说，在卫生这个问题上，古代中国是真的没有什么资格去嘲笑欧洲的中世纪，甚至由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更为稠密，因此卫生问题只会更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提到清朝的情况，可能出自满人的手笔。
《中国人何时不讲卫生了？不是古而有之，而是始于清朝！ 》（搜狐 2018-01-06）报道：
关于中国人不讲卫生，而被友邦批评的报道，连篇累牍，笔者在此就不多说了。对于中国人卫生这个话题，很多人估计想都没想过，认为古人就是这种习惯，可谓古而有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讲卫生其实始于清朝！
实际上，古人非常讲究卫生，并非如我们所想，邋里邋遢的过日子。关于这个话题，在古代文化、风水学、国家倡导的风气、以及刑法上，都有相关要求，重点如以下四点！
（1）儒家文化中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里的所谓“一屋不扫”，有两层含义，即治理家庭，和做好卫生。在古代很多名仕或读书人家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整洁”！
（2）古代风水学传统，周书《秘奥造宅经》中记载，古人经常要“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也就是说，风水学上也要求讲卫生。见过兵马俑的朋友都知道，里面构造非常整洁有序！
（3）古代国家倡导，最典型的是：先秦时期便提倡“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汉代规定官吏每5个工作日后有一天可以休假洗澡，叫做“沐休”！
（4）法律层面上保障卫生，《韩非子·内储说上》就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的记载。这里的“刑”是动词，是处罚的意思，即处罚抛弃垃圾在街上的人！
有人说，这不能代表明朝人讲卫生呀，或许不讲卫生的风气始于明朝呢！关于明朝的记录，有一些当时传教士的记载，比如记载“整洁卫生”、“道路宽阔平整”、“人们衣着干净”等词语，显示出讲卫生的一面。至少要比欧洲卫生，否则传教士没必要夸赞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还有一种税收，即向街上商户等收税，用于修葺道路、桥梁，清理城市垃圾等。关于这一点，基本上每一座城市都会这么做。当然，在北京就更显著了，作为天子脚下，有时候属于财政拨款修理。
（沦为奴隶，还能讲卫生？）
但当清军入关后，八旗20余万人，奴仆20万人。在他们将北京城内的汉人赶出，将内城瓜分之后，北京城的堕落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换一个思维，比如将北京城清空之后，换40万以前居住于农村的人进去，你看还能卫生否？其实，大量马匹屎尿，八旗以前的生活习惯，比如随地大小便等，不可避免的会摧毁北京的整洁。
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1）清朝对城市管理这一块，并不懂，所以造成了城市卫生的恶性循环，税照收，但不办事，（2）仓禀实而知礼节，清朝百姓太穷了，根本没心思讲卫生。（清朝人口剧增，田亩总数却还不如明朝，怎能不穷。）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从卫生角度，对东亚的清朝和日本做过调查，最终结果让中国人沮丧，即：日本很干净，而大清朝却非常脏。所以，英国人认为，日本比大清还要文明，不容易被殖民！后来，英国始终没想过殖民日本！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讲卫生，就可能被别人判为“低等民族”。欧美殖民世界的时候，不就是将被殖民对象视为低等民族吗？
客观的说，其他朝代并非都讲卫生，只是相比清朝，或许都要好上不少。其中，宋朝估计是最讲究的朝代。另外，有一点很关键，我们如今很多风俗习惯，并非古而有之，有很多是延续了清朝。因为，在那种屠刀下的变革中，有太多太多的传统，被扭曲了，以至于如今已经无法复原真相了，比如“正月剃头死舅舅”，其实源于“正月不剃头——思旧”！
谢选骏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和西方相遇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保持上述野蛮状态，而西方社会已有很大的改进，所以差距立显、鸿沟扩大了。
《勤洗澡爱刷牙，古人如此“讲卫生”》（2020-02-20 湃客）报道：
“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个蛋，坚持不去超市转；只要还有一根葱，坚决不往菜场冲；只要还有一块肉，超市里面不露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呆在家里守阵地！”一边是肆虐的疫情，一边是各种苦中作乐的段子，无奈也好，调侃也罢，信念只有一个：得把日子过下去！
这段与新型冠状病毒做斗争的时间，除了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按时更换口罩、保持良好的居家卫生和健康习惯外，“勤洗手”是做好个人日常防护的重要一步，也是降低感染最简便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勤洗手”，也是古人的金玉良言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报告指出，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有48种，其中属于传染病的就有40种。
一直以来“勤洗手”都是我们保持个人卫生的金玉良言，古代也不例外。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在2500年前，古人就以流水洗手，以避免双手交叉污染。为了不造成浪费，下面放着接水的器皿，这就是象形字“盥”的含义。
十堰博物馆藏春秋青铜盘匜，古代盥器。形如瓢，与盘合用，用匜倒水，以盘承接。
《礼记·玉藻》中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说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脸，而洗手的次数那是越多越好了。勤洗手固然重要，但若是次数过于频繁，反倒成了一种行为“洁癖”。比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对于洗手的执着，就超乎常人。作为书法家，米芾每日接触笔墨的时间很多，写字时难免会弄脏手指。据说每每到了饭前，米芾都要专门洗手十七八次。这种频率，如果放到现代生活，一只香皂恐怕用不了几天。
米芾的执着不仅在自己的一双手，因为爱干净过了头，他时不时就得将朝服拿出来清洗一番，以致衣服褪色严重，结果被弹劾私自损坏朝服，随即被罢官。因为这种原因被罢官，也是委屈得没谁了。
宋代理学家朱熹教导我们：便后必须洗手！衣服穿久了也要勤洗洗。（“凡如厕必去其上衣，又必洗手，着衣既久不免垢腻，须要勤于洗洗。”——《童蒙须知》）清人李渔也认为，用香皂洗澡、茶水漱口，这都是应该的。（“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闺中应有之事。”——《闲情偶记》）看到没，古人早就懂得保持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古人用什么洗手？
没有像现代花样百出的清洁产品，无所谓，古代人很早便开始运用天然资源洗脸洗手了。先秦时期，淘米水曾被当作洗涤用品，称为“潘”。而在谷物并不富足的年代，淘米水对普通人家来说可谓奢侈品了。有的地区，用“草木灰水”和着衣物进行清洗，可以去油污（《礼记·内则篇》）。
为了提升清洁效果，古人寻找到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洗涤物质——皂荚。皂荚是一种颇为讲究的洗沐用品，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率先开始流行，上层贵族洗浴时都用。除了作为洗涤用品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将其视作一种中药材，称皂荚可以医治咽喉肿痛、小便淋闭、胎衣不下等几十种疾病。作为一种纯天然肥皂，皂荚在古人所用洗涤用品中存在时间最长，一直到今天，偏远农村中还有人用皂荚代替洗衣粉来洗涤衣物。
古代是否有人工合成的洗涤用品？答案是肯定的，澡豆就是其中之一。南宋刘义庆曾把晋武帝女婿王敦不识澡豆一事，当作笑话写进《世说新语·纰漏》中。讲得是士族出身的王敦，在刚娶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时，上完厕所出来，婢女举着盛水的金澡盘，用琉璃碗盛着澡豆，本意是让他洗手用的，王敦却误以为澡豆是给他吃的，便把澡豆倒进水中饮用，还说是“干饭”。可见，澡豆在当时是相当高级的洗涤用品，连王敦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识。从史料来看，澡豆也确是古代最高级的洗浴用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便记载了唐代宫廷专用的“澡豆方”。
日本宽政戊午（1798年）千贺芳久精思堂仿乾隆聚珍版活字本的《御药院方》，其中记载了古人洗手的方子——洗手檀香散。
勤洗澡爱刷牙，宋人如此“讲卫生”
古人很早就有爱干净、讲卫生的传统，定期洗浴甚至成为一种休假制度。秦汉时，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大家放一天假，被称为“休沐”。而唐代是最喜欢洗温泉的，尤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对洗温泉可谓情有独钟。
北宋名臣蒲宗孟以爱好洗澡闻名，规矩甚是讲究，还有“小大澡浴之别”。据记载，他隔一天一小澡浴，用水三斛，使用仆人五六名; 隔两天一大澡浴，用水五斛，使用仆人八九名（据《宋史·蒲宗孟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不洗澡，身上长虱子，衣服就更不用提了。叶梦得《石林燕语》曾将王安石“经岁不洗沐”作为一件怪事加以记述，表明洗澡在当时中上层人士中已经成为一种起码的卫生习惯。
而公共澡堂的出现，则是在宋朝以后，与之共生的一种职业，就是搓澡的。王安石不好洗沐，作为好友的吴充、韩维看不下去了，便定期相约王安石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古人重诺，在约束之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衣服也换得勤了，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组成行会，称“香水行”。此外，各大寺院也经营沐浴业，有些还特别设置了“汤池”（即温泉）。诗人苏轼就曾在安国寺沐浴，还和其子苏过一起享受过增城 (今广东增城)白水山佛迹院的“汤池”。
不过，当时不少大户人家会在家里建浴室，客人远道而来，主人往往会请客人先泡个澡，待洗去身上的尘埃，再开始设宴款待。在宋代，夏天是每晚必洗澡的，即所谓 “每暑夕浴”。囚犯按规定，夏天也得5日一沐浴。而在不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在江河中洗澡的习惯。
除了对洗澡情有独钟外，宋代人大多重视口腔卫生，不少人坚持早晚刷牙。牙刷的使用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临安街市上有售“刷牙子”，即牙刷，用“马尾之毛”制成。金子巷口还有一家 “傅官人刷牙铺”，则是专门销售牙刷的商店(《梦粱录·诸色杂货、铺席》)。此外，宋代还有揩牙粉、固齿药，以及“以补种堕牙为业” (《剑南诗稿·岁晚幽兴》)的医生，专门替人镶补牙齿。据记载，有人“早晚揩牙”，结果“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并且 “食肉尚能齿决之”。在宋代，想要保护好牙齿，办法还是很多的。为保持口腔卫生，士大夫还会用鸡舌香，避免口臭。
宋代的牙刷，已经有现代牙刷的雏形了
古人对城市卫生的重视，超过你的想象
在古代，瘟疫是隔几年就会来一次，虽然古代人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一次次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保持良好的周围卫生环境，同时注重自己的个人卫生，是可以减少瘟疫传播的。
早在商代，人们已经制订出了处理垃圾的法令。如果居民将垃圾倾倒在街道上，就会受到斩手的严厉处罚。这一立法，维持到秦代。商鞅制定的秦律规定：“弃灰于道者刑。”唐代时，官府同样会惩罚乱扔垃圾的人，比如打六十大板之类，只不过不会再像先秦时那么残酷了。如果有关管理部门没有履行职责，将同样获罪并受处罚。
在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发展登峰造极的宋代，则出现了专职的环卫工人，而保持良好的公共卫生、家庭卫生，早已成为一项“全民行动”。为了搞好并保持城市清洁卫生，官府主要抓两条：一条是垃圾及粪便的处理，另一条是避免城市饮水污染。
宋代临安街头，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扫街、盘垃圾，这些环卫工可以领到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城市里建有公共厕所，大户人家有私用坑厕，小民小户“只用马桶”。由于粪便是极好的农用肥料，各家住户都有固定的出粪人，他人“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因此打官司，“经府大讼，胜而后已”。这些城市中的垃圾、粪便，另有专门的船只负责搬运处理。不仅如此，每到新春时节，官府还会派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并负责将道路污泥“搬载乡落空闲处”（据《梦粱录·诸色杂货》《梦粱录·河舟》）。到过临安城的马可·波罗曾感叹这里街道的干净、卫生，“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
杭州一直有一批以开掘西湖为职责的士兵，负责保障城市饮水安全。他们“专一撩湖，无致湮塞”，保证西湖 “无垢污之患”。与此同时，官府出台严令：无论官民，在西湖中“不得抛弃粪土”、“秽污填塞湖港”，“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
家庭卫生除了必要的清洁外，宋代各家各户还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蚊、去虱、捕鼠、治蚁。宋时有不少地方蚊虫颇多，为防止蚊虫叮咬，有条件的人家点蚊香，熏蚊虫，临安城中以出卖“蚊烟”为职业的不下数十人（《武林旧事·小经纪》）。为了清除蚤虱，人们大多采用药用植物。如，将芸草“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去除蚤虱的办法，还有以手捕捉、煮衣釜中、熨斗烙杀等记载。灭鼠主要靠养猫。临安城中“养猫”很普遍，并有专门以提供猫食为职业的人。除了猫捉耗子外，临安城中还不乏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
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处理“不事稼穑”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污秽之物，成为头疼的问题。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粪便并贩卖到乡下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成为巨富。
明清时期，粪土贸易更不必说。清乾隆时期来访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中国人把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掺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有了这种经济杠杆，大量的粪便垃圾处理就不再是困扰城市环境卫生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个人卫生可能优于公共卫生，因为后者牵涉到了城市规划和政府职能……这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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