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殉道者 永远的道义典范——刘晓波逝世六周年》（2023-07-15 自由亚洲电台 胡平）报道：
今天，2023年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六周年。
2008年12月8日，赶在《零八宪章》公开发布之前，中共当局将刘晓波逮捕入狱，一年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个判决让很多人都感到很震惊。《零八宪章》很温和，首批签署者就有300多人，但被关进监狱定罪的只有刘晓波一人，而且刑期长达11年。我当时就推测，这多半是中共当局想把刘晓波放逐海外。
在2008年，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对刘晓波做了一次录像采访。这是刘晓波生前最后一次录像采访，十分珍贵。在这次采访中，刘晓波谈到，在1996-1999年他被判劳教期间，他本来是有机会免除劳教，离开中国到西方的。刘晓波说：“98年，克林顿来访，中国政府找我（刘晓波）谈过，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去。我实话实说，如果你们真给我判十年以上，象王丹魏京生那样，我可能还会考虑。实话实说这个三年，我已经过了一半了，还剩下一年半时间，怎么我也能挺过去。”
想来当局也看到了刘晓波的这段访谈。这就是为什么当局要给刘晓波重判11年。因为当局的目的就是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当局以为，如果只判三五年，刘晓波就会坚持坐牢；如果重判十年以上，刘晓波就会考虑，是不是象王丹、魏京生那样流亡海外算了。
可是当局打错了算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1998年的刘晓波，如果被判刑十年以上，多半会同意接受流亡；但2008年的刘晓波，哪怕被判重刑，却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接受流亡。
从1998年到2008年，刘晓波的思想和境界有惊人的提升。
2000年1月13日，刘晓波在给廖亦武的信里写道：“……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道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两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2002年，刘晓波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十三周年祭”，文中讲到，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姬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流亡，为反对派本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义资源和组织资源。刘晓波深以为憾的是，在中国，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历史本来给予某些人成为这种象征性人物的机会，但由于这种那种缘故，他们没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致使中国始终未能产生像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和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刘晓波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道义典范。这就意味着，早在2000年，刘晓波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命运把成为这种道义典范的机会或曰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一定要尽力承担。
我们可以推测，当初当局给刘晓波重判11年，其目的是逼迫刘晓波接受流亡海外。我们还可以推测，当局一定不止一次地向刘晓波透露过他们的这一意图。只是都遭到刘晓波的拒绝。到后来，当局放弃了这种意图。当局害怕刘晓波坐穿牢底，活着走出监狱，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姬，于是转而采取了极其恶毒的手段，使刘晓波被肝癌，在刘晓波11年刑期已经坐了整整九年、还有两年就要出狱的时候，死在了监狱里。
刘晓波未能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姬。刘晓波的死亡使他定格为伟大的殉道者。和萨哈诺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姬相比毫不逊色，刘晓波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永远的道义典范。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2008年中共将刘晓波逮捕入狱，一年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个判决并非意味着“中共当局想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因为上文和刘晓波一样，显然忘记了王炳章的教训！因为早在此前六年，2002年中共已经把“海外民运第一人”的王炳章，从美国诱骗到了越南，在多国势力的配合之下，再从越南绑架到了广西，秘密关押了一年，然后公审判处终身监禁！显然，释放驱逐反对派人士的“交易模式”，已经随着美国接纳中共加入世贸组织，而在2002年寿终正寝了。但是刘晓波却忘记了王炳章的惨痛教训，固步自封、刻舟求剑，以为可以继续和共产党“良性互动”做交易，结果失算失足而死了。在我看来，这种交易失败，并非“殉道”，更不能充当“永远的道义典范”——除非你们的道义就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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