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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12日星期六

共產黨是一群墮落的游俠(六段對話)

共產黨是一群墮落的游俠——


第一對話:唐吉訶德的僕人叫什麽?


唐吉訶德的忠實僕人叫做桑丘·潘薩 (Sancho Panza)。


唐吉訶德發工資給他嗎?


唐吉訶德承諾給桑丘·潘薩報酬,但這些報酬大多是抽象的、騎士精神式的承諾,而非實際的工資。


唐吉訶德對桑丘的承諾

唐吉訶德說服桑丘·潘薩成為他的侍從,主要靠的是以下承諾:


島嶼總督 (Governor of an ínsula/island): 這是唐吉訶德給桑丘最核心的承諾,讓桑丘堅信追隨他最終能獲得一個島嶼來統治。桑丘也因此充滿了對權力和財富的渴望,經常提醒唐吉訶德這個承諾。


財富和土地: 唐吉訶德還承諾,一旦他通過騎士遊俠的功績獲得了王國或帝國,就會將其中的一部分土地和財富分給桑丘。


實際的「工資」情況

然而,在他們的實際冒險中,唐吉訶德很少能支付桑丘現金或固定的工資。


缺乏現實金錢: 唐吉訶德本身就是個幻想中的騎士,他通常沒有現實的金錢概念,也不太會有實際的「薪水」來支付桑丘。他認為騎士遊俠是不需要支付旅費或工資的,一切都應該是透過他的「功績」來獲得。


偶爾的實質補償: 在小說中,偶爾會有些情況桑丘能從旁人那裡獲得一些實際的報酬,或者唐吉訶德會給他一些錢(比如在他們最初出門時,唐吉訶德被告知需要帶錢,這筆錢後來可能由桑丘掌管,但這不是固定的工資)。


非金錢的補償: 更多時候,桑丘得到的「報酬」是食物、住宿(雖然經常是破爛的客棧,但唐吉訶德總覺得是城堡),以及他與唐吉訶德一起經歷的非凡冒險本身,這給了他平凡生活中從未有過的經歷和地位。


桑丘的動機

桑丘追隨唐吉訶德的動機很複雜:


對承諾的渴望: 對於成為島嶼總督的承諾,桑丘是認真的,這也是他最初被吸引的主要原因。


忠誠和情感: 隨著冒險的進行,桑丘對唐吉訶德產生了深厚的忠誠和情感,即使他經常抱怨和質疑主人的瘋狂行為,但他仍然不離不棄。


脫離平淡生活: 冒險本身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脫離農民生活的機會。


所以,總的來說,唐吉訶德並沒有給桑丘發放傳統意義上的「工資」,而是以未來實現的宏大承諾來激勵和維繫著他這位忠實的侍從。



第二對話:很像早期的共產黨。


您把唐吉訶德承諾桑丘未來會給予回報、而非即時支付「工資」的模式,比作早期的共產黨,這個觀察非常有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其相似之處。


承諾「未來美好」而非「當下報酬」

早期的共產黨,在革命階段,特別是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中,確實也向追隨者描繪了一個宏大的、未來的藍圖,而非立即的物質回報:


土地承諾: 對於廣大農民,共產黨承諾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社會。這不是當下發放工資,而是改變他們世世代代的社會經濟地位。


階級解放: 對於工人和其他被壓迫者,共產黨承諾的是推翻剝削制度,建立一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社會。這是一種更為崇高的理想,超越了日常的薪資概念。


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 對於所有中國人,共產黨承諾的是結束百年屈辱,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這是一種集體的榮譽和未來的繁榮。


這與唐吉訶德向桑丘承諾的「島嶼總督」和未來的財富非常相似。兩者都依靠對未來美好願景的承諾,來激勵追隨者付出當下的勞動、忠誠甚至犧牲,而這種報酬並非立即兌現,而是基於對宏大敘事和領袖(或主義)的信任。


精神激勵與物質誘惑的結合

就像桑丘·潘薩被「島嶼總督」的誘惑所驅使,同時也對唐吉訶德產生了某種情感上的依賴和忠誠一樣,早期的共產黨在動員群眾時,也是將意識形態的理想(精神激勵)與實際的物質利益(如分田地,雖然是未來的)結合起來。這種結合,使得追隨者在面對艱難困苦時,依然能夠堅持下去。


當然,這只是一種比喻性的對比。唐吉訶德的冒險是文學虛構,而共產黨的革命則是複雜的現實歷史進程。但從**「以未來承諾驅動當下行動」**這一核心模式來看,兩者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對話:共產黨是一群變質的游俠


您用「變質的游俠」來形容共產黨,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想像力且批判性的比喻。這個比喻將共產黨的某些特點與傳統「游俠」的形象進行了對比,暗示了其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理念變質、行為偏差或初衷的扭曲。


「游俠」的傳統意涵

在歷史和文學中,「游俠」通常代表著:


理想主義者: 他們為了一種信念、一個宏大的目標而奮鬥。


為民請命: 游俠常被視為是為弱小、受壓迫者仗義執言、行俠仗義的形象。


無私奉獻/犧牲: 他們常常不求個人回報,甚至願意為心中的正義或理想付出生命。


蔑視權貴: 不受世俗權力或金錢的束縛。


不拘小節/邊緣化: 有時行為模式不為主流社會所理解或接受。


「變質的游俠」的可能解讀

當您將共產黨比作「變質的游俠」時,可能是在表達以下一些觀點:


初衷的理想主義與後來的現實主義/權力化:


最初的「游俠」階段: 共產黨在革命初期,確實以「解放全人類」、「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等宏大理想為號召,吸引了許多懷抱理想、願意為之犧牲的人。他們那時就像「游俠」,與舊體制抗爭,為底層人民發聲。


「變質」的可能: 但隨著革命成功、政權建立和權力鞏固,原本的理想主義可能逐漸被現實的政治鬥爭、權力維持、經濟發展或特權所取代。游俠的「無私奉獻」變成了「維護統治」,「為民請命」變成了「自上而下的施予」,甚至出現腐敗和特權階層,這就被視為是一種「變質」。


打破舊秩序的手段與建立新秩序後的統治方式:


破壞性與創造性: 游俠常常是舊秩序的破壞者。共產黨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中國。但從「游俠」轉變為「統治者」後,其管理模式是否仍能保持最初的清廉、公正和為民的本色,就成了問題。


權力集中與個人崇拜: 如果權力過度集中,甚至出現個人崇拜,就可能與游俠獨立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馳,成為新的壓迫或僵化。


承諾與兌現:


正如我們之前談到唐吉訶德與桑丘的比喻,早期的共產黨也依靠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承諾來動員群眾。當這些承諾未能完全兌現,或者實現的方式與最初設想相去甚遠時,就可能產生「變質」的觀感。


這個比喻巧妙地捕捉了一些人對共產黨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態的複雜情感和批判性視角,即認為其偏離了最初的理想和承諾。



第四對話:堂吉訶德主僕算不算西班牙式的游俠?


是的,唐吉訶德和桑丘·潘薩這對主僕絕對可以算作西班牙式的「游俠」,或者更精確地說,他們是對中世紀騎士精神和游俠傳統的諷刺與解構。


西班牙文學與「游俠」傳統

在西班牙文學中,確實存在著豐富的「游俠」(Pícaro)傳統,但這與唐吉訶德的「騎士游俠」(caballero andante)有所區別。


Pícaro (流浪漢/惡棍式游俠): 這種形象通常是底層人物,他們為了生存而流浪,以機智、狡猾甚至不道德的手段在社會邊緣掙扎,如《小癩子》(Lazarillo de Tormes)和《騙子》(Guzmán de Alfarache)中的主人公。他們是現實主義的,關注生存。


Caballero Andante (騎士游俠): 這是唐吉訶德所模仿的對象,源自中世紀的騎士傳奇。他們是高貴的、為了榮譽、信仰和淑女而四處冒險,匡扶正義的理想主義者。


唐吉訶德:幻想中的騎士游俠

唐吉訶德本人,正如他所宣稱的,就是一個活在騎士遊俠小說幻想中的人。他深信自己是**「遊俠騎士」**的化身,肩負著:


匡扶正義: 糾正世間的錯誤與不公。


拯救弱者: 保護受壓迫者,幫助無助的人。


追求榮譽: 透過英勇的行為來贏得聲望。


侍奉淑女: 將自己的功績獻給他心中的「杜爾西內婭」。


他的一切行為,無論多麼荒誕不經,都是為了遵循他從書本中學來的騎士行為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最純粹、最極端的「騎士游俠」——儘管他的「騎士行為」總是與現實格格不入。


桑丘·潘薩:現實與理想的結合

桑丘·潘薩則是對唐吉訶德「騎士游俠」世界的現實主義補充。他雖然追隨唐吉訶德,但他的動機和行為更多地反映了西班牙社會中小人物的務實與世故:


物質利益: 他最初被承諾的「島嶼總督」所吸引,夢想著實際的權力和財富。


常識與現實: 他是唐吉訶德的清醒劑,經常指出主人的幻想與現實的脫節。


忠誠與情感: 儘管他有自己的小算盤,但隨著冒險的進行,他對唐吉訶德產生了深厚的情感,不離不棄。


桑丘雖然沒有唐吉訶德那樣的騎士幻想,但他的追隨行為本身,也帶有一種**「隨主人遊歷四方」的侍從式游俠性質**。他像一個現實版的游俠文學中的僕人,伴隨一位非典型的「貴族式游俠」闖蕩天下。


結論

因此,唐吉訶德和桑丘·潘薩這對主僕,代表了西班牙文化中**「理想與現實」的兩極。唐吉訶德是「活在騎士傳奇中的游俠」,他將浪漫的騎士理想推向了極致,以至於顯得荒謬。而桑丘則是「被理想主義者所牽引的現實主義游俠」**,他腳踏實地卻又被虛無縹緲的承諾所誘惑。


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獨特的、具有西班牙風格的「游俠」圖景,完美地體現了塞萬提斯對當時西班牙社會和文化的反思與批判。


第五對話:比較一下中國的游俠、堂吉訶德主僕、共產黨革命的墮落過程——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且富有挑戰性的比較,它觸及了理想與現實、個人與集體、初衷與變質等複雜主題。我們來嘗試對中國游俠、唐吉訶德主僕以及共產黨革命的墮落過程進行比較和分析。

1. 中國的「游俠」: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中國歷史上的「游俠」形象,介於傳奇與現實之間,其核心精神是**「以武犯禁」「扶危濟困」「士為知己者死」**。他們不依附於主流權力體系,憑藉個人武力與道德感,為不公發聲,替弱者出頭。

  • 理想與初衷: 追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個人英雄主義和社會正義。他們往往是社會邊緣的自由人,不受體制束縛。

  • 「墮落」的潛力:

    • 個體局限性: 游俠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無法改變整個社會結構性的不公。

    • 「以暴制暴」的風險: 為求正義可能訴諸私刑,模糊了法律與秩序的界限。

    • 被招安或異化: 部分游俠可能被統治者收編,從「反體制」走向「為體制服務」,失去其獨立性和批判性。

    • 宗派化和幫派化: 游俠團體可能演變成只顧自身利益的幫派,甚至淪為黑惡勢力,完全背離了「俠義」的初衷。例如,某些「綠林好漢」最終變成劫富濟貧的幌子,實則欺壓百姓。

2. 唐吉訶德主僕:浪漫理想與荒誕現實的碰撞

唐吉訶德和桑丘·潘薩是西班牙文學中對騎士精神的極致浪漫化與現實反思。唐吉訶德堅信並實踐著過時的騎士理想,而桑丘則是追逐實際利益的樸實農民。

  • 理想與初衷:

    • 唐吉訶德: 恢復已逝的騎士黃金時代,匡扶正義,行俠仗義,為榮譽和愛情而戰。他的理想是純粹且不容置疑的。

    • 桑丘: 追求實際的物質回報(如「島嶼總督」的職位),但隨著時間推移,也產生了對主人的忠誠和對冒險的某種依戀。

  • 「墮落」或「幻滅」的過程:

    • 與現實的脫節: 他們的「墮落」並非道德上的沉淪,而是其理想在現實面前的徹底破碎和荒誕化。唐吉訶德堅持用過時的幻想去應對現代社會,導致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他的「正義」行為常常適得其反,給自己和他人帶來麻煩。

    • 理想的無效性: 他的遊俠之路並沒有真正改變什麼,也沒有為世界帶來他所追求的「秩序和正義」。最終,他帶著清醒的幻滅回歸本來面目,並在清醒中死去。這是一種理想的「死」而非道德的「墮落」。

    • 桑丘的妥協: 桑丘的務實最終讓他回歸生活,他沒有唐吉訶德那種徹底的幻滅,更多的是一種對現實的接受。

3. 共產黨革命:從理想建構到權力異化

共產黨革命的「墮落」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且充滿爭議的話題,涉及權力、意識形態、人性等多重因素。

  • 理想與初衷:

    • 建立烏托邦: 初期共產黨的理想是推翻剝削、實現階級解放、建立一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社會(烏托邦)。這是一種宏大的社會正義理想。

    • 為人民服務: 在革命和建設初期,許多共產黨人抱持著為國家民族、為廣大底層人民犧牲奉獻的純粹信念。

  • 「墮落」或「變質」的過程:

    • 權力集中與異化: 為了實現其宏大目標,共產黨採取了高度集中的組織模式和權力結構。然而,絕對的權力容易導致絕對的腐敗,原本為人民服務的組織可能演變為脫離人民、凌駕於人民之上的統治階層

    • 意識形態的僵化與扭曲: 初期的革命理想可能在實際統治中變得僵化、教條化,甚至被當作鞏固權力、打擊異己的工具。對異見的壓制、對歷史的選擇性敘述都可能發生。

    • 個人崇拜與內部鬥爭: 領導人權力的無限膨脹可能導致個人崇拜,同時伴隨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消耗了社會資源,甚至帶來災難性後果(如文化大革命)。

    • 經濟發展優先於理想: 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可能出現過度追求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出現腐敗等問題,偏離了最初「共同富裕」和「平等」的承諾。

    • 「黨的利益」超越「人民利益」: 當黨的生存和權力成為最高目標時,其行為就可能脫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演變為維護自身特權和統治的工具。

比較總結:

特徵/階段

中國游俠(變質)

唐吉訶德主僕(幻滅)

共產黨革命(墮落)

理想初衷

懲惡揚善,維護個體正義

恢復騎士榮譽,匡扶正義(唐吉訶德);追求現實回報(桑丘)

建立平等社會,推翻剝削,實現共同富裕

實現方式

個人武力,私人道德律

模仿騎士行為,單槍匹馬

集體組織,階級鬥爭,暴力革命與建立國家機器

變質/幻滅點

被招安、幫派化、淪為私利工具,無法改變系統性問題

理想與現實的徹底脫節與破碎,荒誕無效

權力異化、意識形態僵化、腐敗、特權、脫離群眾,革命目標被權力目標取代

結果影響

游俠精神的式微或異化,社會問題依舊

騎士小說時代的終結,對歐洲文學和哲學的深遠影響

建立強大政權,社會面貌巨變,但也伴隨內外爭議和批評

這個比較說明,無論是個人英雄的理想、浪漫的騎士精神,還是宏大的社會改造目標,當它們脫離了現實的基礎,或者被權力所異化時,都可能走向與初衷相悖的結局。唐吉訶德的「墮落」是理想的破碎,而後兩者則更可能體現為權力和信念的變質


第六對話:由此可見,“有基督教”和“無基督教”還是不同的。


您的觀察點非常敏銳,將基督教有無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維度,來比較中國游俠、唐吉訶德與共產黨革命的「墮落」過程,確實能導出一些深刻的見解。

基督教作為一種普世宗教,其核心教義、組織形式和在西方社會的歷史影響,確實為社會運動和個人理想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框架和約束


基督教在西方語境中的影響 (唐吉訶德)

在唐吉訶德所處的西方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初期,基督教是社會的核心精神支柱和道德規範

  • 騎士精神的宗教根源: 騎士的理想,雖然世俗化,但其榮譽感、對弱者的保護、對淑女的崇拜,都深深根植於基督教的博愛、犧牲和騎士團的宗教誓言。唐吉訶德儘管荒誕,但他內心深處對「善」的追求,對「正義」的執著,某種程度上是其所處文化中基督教倫理的投影。他的「墮落」是理想的破碎和與現實的錯位,而非主動的道德敗壞。他雖然瘋狂,但其行為動機仍有著一種(被扭曲的)純粹性。

  • 超越個體的精神寄託: 基督教提供了一套超越世俗權力的終極審判和救贖體系。這意味著,即使世俗的「游俠」或騎士偏離了道路,社會中仍存在一個潛在的精神「校準」力量,以及個體內在的罪與罰、救贖與懺悔的觀念。

  • 組織與約束: 教會作為一個強大的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世俗的權力和行為形成制約,並提供了一種規範性。

無基督教或不同信仰體系下的比較 (中國游俠與共產黨)

相對而言,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雖然有儒、釋、道等思想,但它們與西方一神教的普世性、超越性和組織性有很大不同。

  • 中國游俠的世俗性: 中國游俠的「俠義」更多根植於世俗倫理、個人情義和儒家的一些觀念(如忠義)。他們的道德約束更多來自於個人修養、江湖道義和人際關係,缺乏一個超越性的、普世的宗教教義來作為其行為的終極評判標準。當這些世俗約束失效時,游俠很容易「變質」為黑幫或私人武裝,缺乏一個內在的、強大的精神制衡。

  • 共產黨的無神論基礎: 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是無神論,堅決反對宗教。它試圖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階級鬥爭理論來建構一套新的道德體系和終極理想。

    • 排他性與絕對性: 這種意識形態的絕對化和排他性,往往會取代所有傳統的道德和宗教約束。當黨的利益或革命目標被定義為最高利益時,任何阻礙其實現的行為,包括傳統道德上被視為「墮落」的行為,都可能被合理化為「必要之惡」或「革命需要」。

    • 缺乏內在制衡: 在沒有超越性宗教或普遍人道主義價值觀作為制衡的情況下,一旦權力膨脹、組織異化,缺乏來自個人信仰深處的「罪惡感」或「終極審判」的約束,其「墮落」的過程可能更加缺乏內在的底線。對「絕對真理」的追求往往導致對異議的零容忍,從而為權力濫用和壓迫鋪平道路。

    • 人間天堂的承諾: 共產主義試圖在人間建立天堂,將終極理想從彼岸轉移到此岸。這使得所有的犧牲和當下的苦難都可以被「未來美好社會」的願景所合理化,而無需面對超自然力量的道德審判。


結論

確實,「有基督教」和「無基督教」(或採用不同於西方一神教的信仰體系)在塑造社會群體行為模式、理想的實踐與變質過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 基督教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框架和內在約束,即使在世俗行為中,也存在一個終極的善惡評判和個體的內疚感。唐吉訶德的悲劇更多是理想與現實的錯位,而非道德本質的淪喪。

  • 在缺乏類似宗教約束的體系中,如中國的游俠(較為世俗化)和共產黨(明確反宗教),其行為的邊界、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對「正義」的解釋,更可能受制於世俗的政治邏輯、群體利益和意識形態的絕對化。當這些世俗機制失靈或被濫用時,「墮落」的廣度和深度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對比,揭示了不同文化和精神背景如何影響理想的實踐與其最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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