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车和頭班车同样危险

 謝選駿

《格力不用海归：从精英到“间谍”，中国留学生是否成了时代的牺牲品？》（BBC 2025年5月14日）報道：

4月22日，中国格力电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成功连任董事长的董明珠语出惊人。她穿着黑西装，坐在台上谈到人才标准。她说：“（格力）绝不用一个海归派，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

留学归国的人在中国被称为“海归”。疫情后这个群体人数急增，根据中国科技部的说法，2021年回国的人超过100万。

这段只属内部会议的讲话后来被传到网上，24岁的张妮（化名）听到后感到“非常惊讶”。她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回国，成为海归不到半年，现在在一家外媒工作。

张妮坦白说，“我不在意去不去格力”，让她诧异的是企业的变化。

中国一直有不少民族品牌，格力是其中一个。它的口号“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是张妮从小就听的广告词。“从回力鞋开始，（企业）之前只是强调民族性，但是现在说不喜欢可能跟国际沾边的东西，”她想不通——虽然近年地缘政治紧张，但格力不是华为，核心技术没那么敏感，为何要防范间谍。

一种声音认为董明珠是在“自保”。网络上有人整理，格力在2023年经历两宗泄密事件，泄密者均有留学背景。

可官方媒体不这么看：《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斥董明珠“污名化海归”；《新京报》也指董“背离常识”，是对海归的“极大冒犯”。另外也有人认为，董只是“捅破了窗户纸”——近年国企、体制内不招留学生的消息不胫而走。

董的说法如何解读，各有看法。但崔大伟（David Zweig）觉得重点在后面一句：“最好就是安全、be safe（小心一点）！像董说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海归）是不是特务，那不知道，最容易就是不用他。”

崔大伟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研究中国海归有30年。他对BBC中文表示，中国近年不断强调国安，董能说这样的话，“肯定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开放留学。40多年过去，从被称呼为“精英”，到被怀疑是“间谍”，中国对留学生的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今年48岁的高鹏，是一名在德国留过学的海归。他向BBC中文感慨，“可能你往前推十年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在他看来，在地缘政治对立的当下，留学生无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大家都希望去美国看一看”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3-2024）》数据，留学人员从1978年起为计，累计超过800万人。

对于历经文革的中国来说，留学生是一道很重要连接世界的桥。邓小平曾说，“要成千成万地派（留学生），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他让学生走出去，学习西方技术后带回国。出国的人一开始以公派为主，直到1985年自费留学的大门真正放开。高鹏说，“如果家庭条件允许，或者是有能力的，大家都希望去美国看一看”。

高鹏现在是国内一家民营汽车电子企业的中高层。他1999年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之后到了德国留学。他形容在90年代，学生出国的气氛非常浓，“国内的整体经济跟国外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大家都有一个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他笑说，教育机构“新东方”是其中一个推手。1995年，集中课外培训的“新东方”开始打进留学市场。“非常非常火的”，高鹏回忆，“很多人实际上在大学就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一到假期就参加培训、考托福考GRE，大三就开始投国外大学。”

高鹏说，“如果家庭条件允许，或者是有能力的，大家都希望去美国看一看”。

精英不断出去，但回来的人却很少。

根据全球化智库的统计，与该年出国留学人数相比，2000年回国人员占38%，到2008年仅占28%。像高鹏一开始也想留在德国，“学习的东西感觉跟德国当时的应用更契合一些吧。”

但这跟中国政府希望人才回流的设想不一样了。崔大伟说，“中国一直有这个问题，一直都有很多人不愿意或是担心回来”。

崔大伟在1974年曾经到北京当交换生，之后1990年代初到南京大学当访问学人。他记得在8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领域曾经迅速复苏，原因是上万名的资深学者留学一两年后就会回国，建立高水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六四”事件之后，许多科学家感到担忧，不想回国。

面对人才流失，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包括给予海归创业启动基金、重金礼聘学者，特别在2008年推出“千人计划”。但崔大伟后来研究发现，回国的科研学者又不适应国内的官僚作风，也厌倦复杂的人事和权力关系，总是留不长。

2012年，崔大伟在一篇论文中写道，自己仍然对中国吸引人才归国保持乐观。其中一个原因，是提出“千人计划”的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他形容李源潮是一名“务实的改革者”，推动研究环境改革——他写下了一个前提：“在即将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支持下，这项政策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可能会顺利实施......”

不过，崔大伟很快就发现，习近平上台之后，随着国际形势转变，中国对留学生的角色和态度开始有所不同。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留学人员至今累计超过800万人。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留学人员至今累计超过800万人。

夹在中间的人

针对留学生，中国从1993年开始一直有一套十二个字的指导思想：“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崔大伟说，习近平上台后补充了四个字：“发挥作用”。发挥作用是什么意思？崔大伟说，“他没说出来”。

但人们可以自己领悟。2013年，中国发布一份“九号文件”，里面规定有“七不讲”：不讲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质疑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制度等。有评论认为，这份文件代表一场大型反西方价值运动的展开。

崔大伟确实观察到，在此之后，中央组织开始调查一些海归教授，“看他们在课堂的谈话，是不是支持西方观点”。“他（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有这个担心，不是说不支持回国人员，但是有一点担心他们的观点。”

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上提到，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表示中央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者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过去，中国一直强调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但在崔大伟看来，习近平现在“无所谓”了。

“（留学人员）长期回来也有一个问题，这些人长期住在国外，受了西方的教育、社会影响，”崔大伟说，“最近几年，中国更害怕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董发表言论的数天后，5月1日，美国中情局（CIA）发布两段宣传影片，鼓励对中国政府感到不满的官员成为间谍，提供机密。影片旁白说，“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过去，留学的人在中西方之间的一条纽带上走动——现在两端震动，纽带变得脆弱，站在上面的人不知逃向哪方。

在美国，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打击经济间谍活动，部份华裔学者被调查逮捕起诉。到了2025年，开展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又以国安考量为由，大规模收紧或取消留学生签证。

但在中国，或许是嗅到国家的大方向，一些体制内部、企业也作出改变。

2020年初疫情爆发，在美国完成本科的陈剑（化名）因为不想上网课，选择先回国一年，之后再回美国读研究生。他进了一家国有银行实习，曾向内部领导探口风，看看有没有机会留下来。

领导没有直说，但陈剑听懂了弦外之音——“本科一定是要在本土上，像我这种（留学）的，投简历也不会有反馈”。陈剑后来发现，“确实整个部门没有海外本科背景的同事”。

在强调政治素质的体制，也开始排除有留学经历的他们。2025年，北京和广东、山东省的“选调生”拒绝留学生报考，仅招国内高校毕业生。“选调生”是未来党政干部的后备人选，每年由省党委组织部门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培养。

根据由中国世界青年峰会和招聘平台“猎聘”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2023年有17.73%的留学生打算毕业后考公务员。

“他（地方政府）要做给中央看：他明白国家安全的问题、支持中央的安全，”崔大伟直言，这肯定是政治上对留学生的一个转变。“这个很可惜，”他说，“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矛盾，损失最大的是中国留学生。”

“我们以前认为最有价值的人，是住在两个地方、了解两个国家的情况、可以用西方的科技发展、创业，这些人应该是最好的人。”但这个身份正在遭遇挑战和改变。

针对董明珠的言论，有网友曾在知乎上发问：“她该不该道歉？”一则得到四千多个赞的留言这样回答：“中美必然完全脱钩的大势之下，夹在中间的人必然会被挤压生存空间。”它形容，“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自主创新的中国，还需要“海归”吗？

崔大伟曾经提出“短缺理论”，指过去的“海归”被视为“缺门”——一个缺少但需要的东西。

他访问过20位中国大学校长，不少人正面评价“海归”，认为他们视野宽阔、接受过更好的培训，有助改变学院环境。但近年来，中国不断强调自主创新。有人认为中国的“往内收”、减收国际交流，是在体现中国的自信。

高鹏所在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一直处在战略竞争及政治动荡前沿。他觉得，中国距离技术自主还有一段距离。他举例，中国汽车从发展到站在世界前沿花了30年时间，主要依赖和国外车厂合资，“引进的不仅是流水线，还有它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汽车主要零件的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外企手上，“你想不进入全球化，实际上是很难的”。

高鹏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国外的先进产品进来、先进技术进来、先进人才回来”，也有赖中国人“兼容并包”的特性。所以目前的中国，“应该更多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而不是说是去防着别人”，高鹏担忧，否则“又回到了多年前中国的那种状态吧”。

目前大概只有1100名美国大学生在中国留学。“英文有一个说法，cut off your nose to spite your face（跟自己过不去），”崔大伟说，“中美关系没有这样的人，我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崔大伟是加拿大人，他觉得自己留学生的身份，带给自己很多跟人交流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国家之间理解彼此很重要。

张妮也是这样想的。“我的童年都是奥运会、世博会，就是看到外国人，妈妈都会推我上去跟人家讲话，训练口语，”她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碰撞有很多想象，而留学是一个机会，“它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更多国家、文化、政治体之下，人们是怎么生活和思考的。”

她在2023年到美国留学，那是中国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的第一年。张妮记得出发之前，朋友在饭局上开玩笑，叫她不要当间谍。张妮笑了笑，“我觉得他们不会当真，但是大家就是会这么说嘛。”

张妮非常喜欢中国的土地和人文。出国后听到有人说中国不好或“反贼言论”，她都会感到非常难过，但也是因为她看见，才有沟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需要沟通的。”张妮说。

“海归”还有什么优势？

近年来，中国留学热潮开始回落，“海归”大增。根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20年海归人数为77.7万，首次超过留学的45.9万人。而到了2021年，海归人数更超过104万。

不断扩大的还有中国应届毕业生——随着大学扩招，2021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已高达909万人。在就业场域上，海归要和大量国内精英一同竞争，他们对自身定位有了变化。

一开始听到国行不招留学生的消息时，陈剑说第一下感觉是被歧视了。但他后来思忖，觉得还是竞争者太激烈，“清华北大的都顶破了头，就没有必要为留学生再开这个口子”。

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完两年研究生后，在2022年回国，目前在百度负责金融体系方面的工作。尽管这家大学QS排名32，陈剑也不觉得海归的身份带给他优势。“MIT（麻省理工学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闪光点，我的两个学校大家都没听说过，知道也记不住，”他认为，“这是一个劣势”。

刚改革开放后，学生大多拿着奖学金出国，被视为精英尖子。但出国留学变得容易，学位的含金量变相稀释。有支持董明珠言论的留言认为，现在的海归是一群“国内学习成绩平平却有钱的公子小姐”，“不是以前的海归”。

现在一年制的硕士在中国网络社群被称为“水硕”，认受性变低。2024年，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在校园招聘公告里，明列了“国外院校不建议、一年制硕士不建议”。

那么海归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优势？

张妮认为如果工作是对外相关的，国际背景、视野还是有它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或许在慢慢减少，“国内已经一直在强调‘内循环’经济模式，很多产业减少与国际市场的依赖，自然所在岗位就不那么需要有国际背景的人。”

高鹏在工作中曾负责技术人员的招聘。作为一个招聘者，他坦言如果面试者有留学背景，“也会非常感兴趣”。“他在国外大学上过学的话，语言能力可能不会太差……包括对国外的认知，应该还是有一些加分项吧。”

至于董明珠的言论，高鹏认为这有点“因噎废食”，“海归其实也是个中国人，只不过在国外有一段留学经验、学习了更多的东西、扩张了自己视野，那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高鹏觉得，警惕间谍是国家面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防御行为，但企业还是应该避免营造同一种氛围。“商业行为是商业行为，可能受政治因素（影响），这个东西你不可避免，”他说，“但是你最好不要去把它放大”。

謝選駿指出：人問——格力不用海归：从精英到“间谍”，中国留学生是否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我看——末班车和頭班车同样危险！雖然各自的理由和藉口，各有不同。

AI評論：謝選駿這段話的評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對提問的解讀與轉化：

問題的焦點： 原問題聚焦於格力不用海歸以及中國留學生是否成為時代犧牲品，將這兩者聯繫起來，暗示了留學生群體可能面臨就業困境，甚至被貼上負面標籤（“間諜”）。

謝選駿的轉化： 謝選駿並未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將其轉化為對「末班車和頭班車同樣危險」的比喻。這表明他認為無論是錯過時機（末班車）還是過早進入（頭班車），都可能存在風險，暗示留學生群體所處的境地並非單純的「犧牲品」可以概括。

二、對「末班車和頭班車同樣危險」的比喻：

末班車的危險： 可以理解為錯過了最佳時機，例如，當國內發展已經成熟，海歸的優勢不再明顯，或者錯過了某個行業的風口。此時回國，可能面臨競爭激烈、機會減少的風險。

頭班車的危險： 可以理解為過早進入不成熟的環境，例如，在國內相關產業尚未發展完善時回國，可能面臨缺乏發展平台、水土不服等問題。或者，過早被寄予過高的期望，壓力過大。

共同的危險性： 謝選駿強調兩者都危險，暗示無論選擇何時回國，留學生都可能面臨挑戰，並非只有所謂的「時代犧牲品」才是處於困境。

三、對理由和藉口的觀察：

各自的理由和藉口： 謝選駿指出「末班車」和「頭班車」各有不同的理由和藉口。這暗示了留學生群體回國或不回國的選擇，以及企業用人決策的背後，都可能存在複雜的考量和解釋。他並未簡單評判對錯，而是呈現了多方視角。

總結來說，謝選駿的評論具有以下特點：

比喻的運用： 使用「末班車和頭班車」這個生動的比喻，將複雜的社會現象簡潔地呈現出來，引發思考。

視角的轉換： 沒有直接回應問題，而是將焦點從單純的「犧牲品」轉向更廣泛的時機選擇和風險考量。

複雜性的呈現： 承認不同選擇背後存在不同的理由和藉口，避免了簡單的二元對立和道德評判。

警示意味： 暗示留學生群體在回國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謹慎評估時機和環境，無論早晚都可能面臨挑戰。

謝選駿的評論沒有直接批判格力的用人策略，也沒有簡單地將留學生定義為「時代犧牲品」，而是以一個更具哲理性的比喻，引導人們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個體發展與時代機遇的關係、選擇的風險以及不同決策背後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