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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

谢选骏:民国是个坏东西



网文《中华民国历史》报道:


中华民国历史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注1],孙中山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参1]。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帝制结束[参2],中华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疆域。建国初期由北洋军阀为首的北洋政府所领政,政治争斗不断,同时民主与各种学术思想发展较为自由。


1923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进入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三步走路线,并于1924年正式订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参3][参4][参5]1928年6月3日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被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实施以党领政的训政体制,以推展经济与文化的上现代化建设为重心,中华民国经历黄金十年发展阶段[参6]。与此同时,国民党陷于与中国共产党、残余军阀和日本的政治及军事冲突之中[参7]:302;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接管台湾。194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行宪之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爆发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仅统治台澎金马地区,形成与中共建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之局面。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在台湾施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建设。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席位,许多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国际地位转趋低落。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严恢复宪政,并实施民主化改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政治交流也逐渐恢复。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首次执政,国民党首次在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开展,国家体制渐与台湾社会相融合,文化发展上则从中华文化本位转为以台湾本土文化为重心,公民社会开始成形。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返执政。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并首次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首次完全执政。


现今的中华民国于国际间常因地理位置通称为“台湾”、或因政治因素权宜被称为“中华台北”、“台湾地区”等,以经济成就闻名于世[参8][参9]。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他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为未来实现共和制度的中国取“中华民国”的国号[参10]。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建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1911年,清廷为了控制保路运动,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使得武昌防务空虚。革命党人黄兴利用这个机会,打算在10月底发动一场起义。10月9日反清的革命计划曝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被迫提早发动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也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的来源。武昌起义成功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昌成立[参11]。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代行中央军政府之职责[参12]。起义发动者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参13],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参14]。


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11月底,22个[注2]行省中有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中国本土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独立。消息传到西藏,引发辛亥拉萨动乱,西藏驻军被解除武装,同清朝官员一起被驱逐回中国内地。


当时在美国的孙中山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之后,开始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取得英国、法国和四国银行团对于革命党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还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资金。日本也秘密运送军火给革命党人占领的南京[参15]。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12月29日,各省代表以16赞成票对1反对票推选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1]。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16]。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存在时间约3个月。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北京的清朝政府,实现统一。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临时政府继承。


民国肇建


南北议和和北洋政府


1911年10月27日,清朝任命已隐退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镇压革命党。11月1日,袁世凯更进一步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2日之后,袁世凯指挥清军开始进攻革命军,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此时,国内外舆论对于袁世凯任大总统也表示相当大的支持。即便是在革命党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迫使清帝退位及避免继续内战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参17]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博克多汗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外蒙古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唐努乌梁海仍为外蒙古统治。而后俄罗斯帝国趁机占领唐努乌梁海,并怂恿其脱离外蒙古独立。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退位并同意共和,就可以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于是袁世凯开始利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一直逼迫朝廷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代皇帝溥仪发布宣统帝退位诏书。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参18]。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参19]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与正副大总统依序选出,中华民国从临时政府时期走向北洋政府时期。


此时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所预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凯身边尽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们一直不习惯、甚至反对议会制约行政的权力,并极力排挤革命党人。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政党是以同盟会中主张议会责任内阁制的成员为核心,再联合其他小党派结成。1912年12月,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参20]。1912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重掌西藏。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在蒙古库伦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是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之通称,因此时期的政府体系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所掌握而得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是1912年至1928年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1916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1920年)、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1924年)、以及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928年)等4个阶段[参21]。


革命与法制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以“原则上承继前清法制”的方式作为过渡。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两院选举,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口号参选。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参20],占据下议院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


1913年2月21日,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组法院:“在各省省城设高等审判厅,在地区级行政区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县级地方设初级审判厅”。[参22]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参23]孙中山因此对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挥南部的几个省叛变反对袁世凯,称为“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发动者逃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吸取之前的教训,严格控制组织总部和支部,并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为后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主集中制的雏形[参24]。1916年,孙回到上海。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参25]。1914年袁世凯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参26]。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并没有立即打击国会占多数议席的国民党议员。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公民团(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威胁国会[参27],并成功被选举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取得国际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保证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是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影响。10月31日,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草案》,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11月4日,袁世凯下令以参与二次革命之罪名取缔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这一行动一共取消438名议员的资格,使得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命令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后将其吞并,并更名为图瓦。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强行通过颁布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以规定他可以终身任职并有权提名继承人。这实际上等于宣告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确立,但是他对此仍不满足。1915年6月9日《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宣布归附中华民国并实行“自治”。


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

 

1915年8月12日,袁世凯父子促使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自称受全国国民代表拥戴,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称帝,将于1916年1月1日改年号为洪宪。这引起全国性的起事,为数众多的行省宣布独立。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的主将段祺瑞与冯国璋却不愿意担任镇压护国军的任务。这场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军队在四川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复辟帝制也随之而止。


北洋政权的更迭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长达13年(另一说15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参28]。军阀们展开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1916年6月7日,作为前革命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史称府院之争。两人的第一次矛盾发生在中华帝国崩溃之后,恢复中华民国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依据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一问题。作为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支持前者,而作为袁世凯亲信的段祺瑞则支持后者。经过争论,两方同意中华民国的恢复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解散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旧国会,并任命段祺瑞为新国会的总理。作为交换,革命党人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1916年7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华民国之意义》之公开演讲中曾解释为什么要称“中华民国”[参29][参30]。1917年,孙中山前往广州与南方的军阀合作,开始护法运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孙中山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但是桂系军阀私怀野心,迫使孙中山于1918年5月离开军政府,回到上海。


1917年,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就中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发生矛盾。1917年5月14日,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的许可,便代表中国对德国宣战,并利用他的亲信将领和军队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反击,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使得众多省份宣布独立,并决定向北京进军。这使得黎元洪不得不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年6月7日,张勋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宣布复辟。黎元洪拒绝接受,并协请段祺瑞主持讨伐。复辟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总理。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派系通过贿选等手段获得330多席,成功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8月14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


在此时,孙中山于1917年7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拥护1912年的《临时约法》,开展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政府。对此问题,作为主和派的冯国璋与主战派的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与前国务卿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学人发起“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该运动开始于中国北京,后遍及全国。参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也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运动形式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参31]。10月10日,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


出兵外蒙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陷入混乱,许多俄国白军进入外蒙古。1918年8月,外蒙古当局感到威胁,向北洋政府求救。北洋政府同意该要求,于当年11月7日派遣徐树铮出兵外蒙古。之后,北洋政府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由于徐树铮在外蒙古强制推行新政改革,引发蒙古各界不满,在苏俄支持下,蒙古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始反抗中国统治。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主力撤离蒙古。1921年,俄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兵进入外蒙古,攻占库伦。8月14日,图瓦的布尔什维克建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


法统分裂


1920年,亲孙的粤系势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击败桂系,取回对广州军政府的控制。孙中山于11月底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


1921年4月2日,军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于1921年4月2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为“非常大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以反对北洋政府的法统[参32]。


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瓦解。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回广州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重新组建军政府。虽然国号都为中华民国,但相对于北京的北洋政府,1921年建立的该广州政府称为国民政府。


第一次国共合作


当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具有合法性并为西方列强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但却受到忽视,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举行,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及《九国公约》。其中《九国公约》保证中国主权独立、土地行政完整。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和军阀的联盟破裂,孙中山再次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政治机构,培训宣传人员动员群众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参33]。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参34]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于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参35]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兆铭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中正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汪兆铭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在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与最高行政机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中正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参31]。


国民政府北伐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参36]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中正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吴佩孚。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将其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肯定其独立地位。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需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参37] 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于是向蒋中正靠拢,在南京建立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裂”。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实行四级三审制[参38]。“四级”即在中央设最高法院,在地方设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在不设地方法院的县设司法处;“三审”即同一案件可经三级法院审判[参39]。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各级检察厅一律撤销。根据这个条例,各省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各级检察厅改为检察处,废去厅长职务,另设首席检察官。检察处为各省省府的一部分,受司法部和省政府的指挥监督。[参40]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北洋政府元首张作霖见大势而去,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


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中国共产党感到形势危殆,认为不能再完全仰赖国民党左派,开始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兆铭迫于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参41]。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为“宁汉合流”。


当时共产党进入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于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参42]。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进入江西的山区。同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也发起秋收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28日到达江西萍乡和宜春之间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武装会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势力于是长期在此地发展,称为“中央苏区”,并在中华民国境内先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苏维埃政权。


国民政府


形式上统一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的制造者关东军意图鼓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张学良拒绝。同时张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经统一南方的蒋中正联系,准备宣布东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统治。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参43]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意即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黄金十年


1928年,全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而国民政府也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军政),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训政),也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至人民有施行宪政的能力后,再还政于民。1928年10月3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参44]1932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普通审判机关,由原来的四级改为三级,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设地方法院[参40]。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筹画《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发表五五宪草,这是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参45]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政府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


攘外与安内

 

北伐后的中华民国情势,其中蓝色部分为国民政府控制力较高的区域,其他部分多由地方军阀武装控制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对共产党展开围剿。


攘外


日本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满洲国是日本结合部分清朝宗室以及汉人将领和权贵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国家[参46],首都设于新京,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


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愤怒,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的表面退让,另一方面节节抵抗日本军阀,又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参47] 后来,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抗日。


抗日战争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强硬将中国平民押进坑中准备集体活埋。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于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参48]。接着,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指责日本军阀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同时这也促进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


1937年7月之后,日本陆续攻陷华北各地。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本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市后[参49],首都南京市于12月沦陷,日本发动震惊国际的南京大屠杀。而后南北日本军欲会师徐州市时,国军在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注3]。因战争爆发,立宪被迫延后。


对于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军阀,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七十万部队,投入淞沪地区与日本军阀展开血战,彻底粉碎日本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会战等战役,日本军阀于一年后占领武汉。此时,战线过于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本军阀,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相对于国府方面,共产党方面,则是挺进日本军队占领区,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活跃在华北。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活跃在中国的华中、华东。共产党的作战方针以游击战为主,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战。使本来就分散的日本军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打击,在局部陷入被动。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区建立多处抗日根据地,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有利的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比较有名的战役有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红军约6万人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加入抗战。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本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以发展军事力量,较有名的对日战役为平型关战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本军攻下武汉市。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市并侵略华南。由于战线拉长,中日转入相持阶段。1939年期间中日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日本军三次南下长沙市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1941年—1943年,国军与日本军多次在中原地区和湘浙赣地区争夺,先后爆发多次会战,但总体保持平衡对峙态势。在沦陷区,国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日本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至1940年,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陆续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汪精卫政权。汪精卫政权是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所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故又被称为汪精卫国民政府,实际上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参50]:532。1940年,该政权在大日本帝国陆军支那派遣军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为主要成员[参51],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由于日本一方开出的停战条件过高使中华民国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谈最后破裂。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对日禁运。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中华民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约瑟夫·史迪威任参谋长。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华民国仍未减轻负担。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国。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对英美盟军宣战[参52]。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开罗宣言》。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市。1944年10月11日,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


1945年,太平洋同盟国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本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日本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鄂西会战与湘西会战,国军皆抵御成功。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市与长崎市先后投下核子弹,苏联亦依据《雅尔塔密约》对日本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攻灭满洲国并占领中国东北[参53]。日本战败后,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参54]。最终日本昭和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伏文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国军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本军,在整体战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国军成功拖住部分日本军主要战力,并在部分战役中获得胜利[注4],使盟军得以在战略上顺利对付日本军。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中华民国也因抗战胜利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府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发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国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谈判。谈判的目的不仅为制止国共冲突,也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宪政而共同协商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最终彻底破裂,内战再度爆发。《中华民国宪法》在1947年施行,中华民国政府也于次年投入运作。


战后复员与国际关系


二战结束前,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达成若干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当时外蒙古已建立实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与中国共管中长铁路、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以及旅顺军港由苏联租用等。为了减轻对中国的冲击、并防止中共趁机壮大,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外蒙古依此条约举行公民投票,导致其正式自中国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美国的战时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中国成为战后东亚地区的强大盟友和稳定力量。 然而,随着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美国试图调和敌对势力以进行更有效的抗日战争,但未能成功。 战争快结束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被用来控制北平和天津,以防苏联可能入侵,并为中国北方和东北部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在美国的调解影响下,1946年1月安排了军事休战,但国共之间的战斗很快又恢复了。民国政府行政无能的舆论在 1947 年初全国学生抗议强奸指控处理不当和当年晚些时候另一次全国抗议货币改革的抗议活动中被共产党人升级和煽动。 1947年初,美国意识到只有大规模武装干预才能阻止即将到来的战争,美国撤回了由乔治·马歇尔将军领导的美国使命。战斗不仅是为了领土,而且是为了各阶层人民的效忠。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经济贷款和武器,但没有提供战斗支持。


国民党撤退台北:国民党失去南京后,他们随后转移到广州,然后转移到重庆,成都和西昌,然后到达台北。


迟来,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内部改革来争取民众的支持。然而,由于猖獗的政府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混乱,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的立场已经黯淡。事实证明,士气低落、纪律严明的中华民国国军无法与积极进取、纪律严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前称为红军)相提并论。共产党人在北部和东北部都站稳了脚跟。


接管台湾与二二八事件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制作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手管理台湾,并视台湾为清代割让予日本后收复之地,故称此举为“台湾光复”;惟不认同光复论点的人士认为蒋介石是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盟军军事接管台湾,并无任何国际条约规定台湾与澎湖的领土转移给中国,军事占领与主权转移无关[注5]。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国民政府将台湾划为一省,开始对台湾的统治。当时国民政府设置职权较他省为大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做为台湾最高统治机关。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国府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恶性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大权独揽。由于政府官员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还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质输往中国大陆,导致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又接管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感到适应不良,进而生起排斥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如此一年多来累积庞大民怨,最终导致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与要求政治改革的二二八事件,但国民政府则增援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屠杀,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菁英与百姓因此遇害。这一事件造成台湾社会长期性的巨大伤痕,对未来的中华民国和台湾各层面产生长久性的重大影响,例如族群之间的长期对立,以及现在的党派对立。二二八事件平息后,国民政府废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以台湾省政府取代之。


施行宪政


《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建立。三民主义主张各民族和他国之间平等相处的民族主义、公民得以行使政治权利管理政府的民权主义,以及政府应为人民服务且建构繁荣经济社会的民生主义[参55],因此《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参55]。而五权宪法则确立司法制度独立于其他行政权、立法权、考试权及监察权。宪法除了明确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与地方自治制度,还明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以及明列基本国策等。[参40]


1946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在国共分裂的背景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基于同年国共两党商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国大三读通过[参56]。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公布。1947年4月,国民政府基于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同年11月21日,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直选;同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参57]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国共内战导致许多条文失去效力[参58]。


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于4月选举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与副总统,分别由蒋中正与李宗仁当选。同年5月20日,蒋中正及李宗仁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改为总统,并延续至今[参59]。新的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运作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步入历史,国家进入建国大纲的第三阶段,即宪政阶段。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势力扩大,国共两党再起冲突。自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与中央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市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年底,美国派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签订一月停战令,并召开各党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春,国共爆发政治摩擦,4月,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5月,孙立人在第二次四平战役取胜后追击林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直逼哈尔滨市。此间美国马歇尔威胁要求停战,国军被迫停止追击[参60]。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三次拒绝国府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后才能实现和平,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2月,美国宣布完全退出国共调停,并开始在中华民国撤军。3月,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逐出南京市;胡宗南率军攻进延安市,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其控制区称为解放区。


战争初期,国军在各个战场呈进攻态势,几经挫折,终在1947年秋占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损失大量有生力量。1947年入冬开始,解放军反攻驻守于大城市的国民政府军,相继占领石家庄,四平等。1948年夏,国军困守城市,失去周围农村拱护,战局对政府不利。1948年9月辽西会战爆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下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锦州、沈阳先后被解放军攻下,东北失守,政府内部要求蒋辞职呼声甚高。在关内,早在9月济南战役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领有山东并南下。11月爆发徐蚌会战,黄百韬部集结途中被围,国军自徐州东进解围失败,黄维部自华中前往解救,也于宿县附近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中华民国政府令杜聿明放弃徐州,撤退途中被分割包围,于隔年1月溃败[参61]。前两次战役使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野战军入关,切断华北国军海运退路。在天津市失守后,北平守将傅作义投诚,华北大部被解放军占领。


1949年1月17日,苏、英、美、法先后拒绝调停中国内战。[参62]1月19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参63]:135。1月20日,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参63]:136。1月21日,蒋中正宣布下野,但仍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参63]:138。2月5日,“行政院迁广州正式开始办公”[参63]:150。2月6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招待中外记者,“强调贯彻和平主张,政府迁地办公,决非放弃和平。”[参63]:1512月9日,湘、桂、赣、皖、豫、闽、鄂、汉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联合会”,“在汉口开始为期三日的会议”[参63]:153。2月23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财政经济改革草案”[参63]:159。2月28日,立法院第一届第三期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参63]:161。


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开启北平和谈,李宗仁期望“划江而治”。然而中国共产党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不久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4月20日,江阴要塞守备部队投降[参63]:187。4月23日,国军撤离南京[参63]:189。


1949年5月4日,杭州失陷[参63]:196。5月6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参63]:197。5月20日,西安撤守[参63]:206。5月22日,上海市区被解放军攻占[参63]:207。武汉市相继失陷。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广州市。


1949年8月至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陆续占领华南地区。8月16日,国军撤离福州[参63]:236。8月20日,赣州失守[参63]:237。9月10日,衡阳失守[参63]:244。9月20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开幕,政府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苏案[参63]:247。9月30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参63]:249。10月3日,苏联通知绝交。外交部正式声明:“对俄断绝邦交。”[参63]:251。并呼吁联合国,应充分注意苏联侵略中国,“威胁远东之行为”[参63]:251。10月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与波兰、捷克两国,“断绝邦交”[参63]:252。10月7日,韶关失守[参63]:253。10月12日,“政府宣布自广州迁重庆办公”[参63]:255。10月13日,广州失守[参63]:256。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福建。10月16日,国军撤离厦门,“退守金门”[参63]:257。在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登陆金门失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1月攻重庆。11月14日,“桂林失守”[参63]:267。11月25日,贵阳失守[参63]:271。11月29日,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重庆已受包围”[参63]:273。11月30日,广西南宁失守[参63]:274。中华民国政府三迁成都,西昌成为国共内战末期指挥中心。


1949年12月1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参63]:275。12月7日,行政院电令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参63]:279。12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设置总指挥部”[参63]:279;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的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参64]。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飞往台北[参63]:281。解放军占领四川省。


1950年,海南、西昌被解放军攻占;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2年,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攻占。经过几年小型战斗,舟山群岛被解放军所占领,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以及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澎湖、金门、马祖及若干南海诸岛(东沙、太平)等地,并延续迄今。


两蒋时期


1949年起,国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接连失利,中华民国历经多次迁都,中央政府最后迁往台湾台北;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事末期,解放军陆续占领国军在西南各省与沿海之根据地,最后中国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控制。自此,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中华民国政府只剩下以台湾为主的两个省份的建制(包括台湾省和福建省),台海两岸开始分治。1955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领土缩限至台澎金马与东沙、南沙群岛。


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省主席陈诚对全台湾下达戒严令,从此台湾便进入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人民的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异议人士不断遭受迫害,情治单位(主要执行者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可疑人士及批评、反对国民党政府者滥捕滥杀、没收财产,不时传出冤狱,史称“白色恐怖”[参65][参66]。


1950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滞留美国,蒋中正宣布在台湾复行视事。此时政府财政匮乏,使用先前抢运到台湾的黄金解危。期间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经济援助,使中华民国转危为安并且稳定军事与经济。但因国军优先守卫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控制;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分军队撤往台湾。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以及国共双方在中国大陆沿海的几次交火后,由于国军防御坚强及解放军缺乏渡海能力,使得两岸在军事上逐渐由直接作战转为偶发冲突的对峙局面,双方主要以金门-厦门为核心展开炮击为形式的军事示威,外交上则争夺“中国”的代表权。


两岸战事渐歇后,中华民国政府将金门、马祖等外岛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的前线,在台湾大力发展各项建设,使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逐渐提高。为了抗共,中华民国政府借由《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民主宪政体制,除加强“反共抗俄”宣传外,也将收复中国大陆领土作为重要国策;蒋中正则借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任内大力实施威权统治。虽然安定内部,但造成许多人民被指为“匪谍”遭迫害,人权缺少保障,史称“白色恐怖”。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省议员及全台各县长市长实施民选。1966年,中共当局发起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文化遭受空前破坏,中华民国政府因而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内政方面,台湾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参67],稳定农业;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台湾的民营企业与工商业发展,发展出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模式。


1970年代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71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中华民国与其它国家的邦交开始出现急剧变化,从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开始,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开始大幅减少。


严家淦政府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6日上午11时,严家淦宣誓就任总统。严家淦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文人总统。为了安定民心,严家淦慰留已提出辞呈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继续推动十大建设,并与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一同稳定台湾民心。此时台湾经济发展相当蓬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同年6月18日推动防御导弹的设计、试造、试验、测验、试飞及生产等制程规划之“长安计划”。[参68]1977年7月9日,严家淦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首位出访邦交国的总统。


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随后由蒋经国当选第六及第七任总统。


蒋经国政府


随着产业从农业发展到轻重工业、国民教育普及,中华民国在19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时代,担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推动的十大建设至今仍被视为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基本工程。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为稳定经济发展,1973年11月,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宣示推动十大建设及十二项建设,这些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使1980年代后的中华民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股市指数高达万点,所谓的“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在民生富裕民众殷实的背景之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时期累积。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79年,吉米·卡特执政下的美国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使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变革的决心,所以纷纷向其示好,意图在中国大陆开放市场之际可以分一杯羮,直到1990年代,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已经只余下少数,发达国家中则仅剩大韩民国及南非等,但上述两国也在1990年代先后与中华民国断交[注6]。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为了因应国际情势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需求,蒋经国审慎推动国家迈向民主化。1980年代,蒋经国总统逐渐将政治民主化,是由于“江南案”的发生[注7]。1986年9月28日,党外运动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尚未解严,但蒋经国事实上默许民进党的存在。这是由于在同年的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10月15日通过起草新的国家安全法来取代戒严令的决定[参69]。1986年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采取宽容态度,继而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并在1988年起解除党禁与报禁。1987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自此逐渐热络。


民主自由化时期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依照宪政体制的国家元首交接;同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3次全代会上,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虽接掌党政领导位置,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且曾意图逼退李登辉,引发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与保守的“非主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两者的争斗至第八任总统选举前的1990年2月达到最高峰,被称为“二月政争”。最后由主流派取得优势,李登辉也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坐实党政实权,开启往后长达十年的“李登辉时代”。


而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华民国的国会(包括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便因执政的国民党以动员戡乱以及维护“法统”为由未曾改选,遂被党外人士讥为“万年国会”。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终致于1990年发生国内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而发起的三月学运[参70]。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发动修宪,首先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并在1991年、1992年先后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修宪结果使原大陆地区选出之中央公职人员优遇退职、由台湾地区选出之全部新任国代修宪,最终达成总统的公民直选。与此同时,立法院于1992年5月16日修正刑法一百条,许多名列黑名单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得以回国,自此“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思想与言论自由得以获得保障[参71]。由于这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没有经历激烈的流血革命冲突,因而被称为“宁静革命”[参72],也使中华民国的国家体制逐渐向台湾社会靠拢。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国际社会关注之下,李登辉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搭档竞选成功,顺利连任总统。为了化解省籍情结,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提出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政策。1997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经济稳定。两岸政府于1990年代以民间机构建立起非政治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亦曾举行两次辜汪会谈;但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两岸的对话机制长期陷入停滞。在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治安案件不断(如刘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白晓燕命案),对李登辉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埋下2000年政党轮替的导因。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对苗栗至嘉义一带各县与台北市造成重大的灾害。


陈水扁政府


2000年举行的第二次正、副总统直选,由民主进步党籍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实现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但民主进步党并未于2001年的立委选举中过半,导致施政上时常与在野党发生冲突,而泛蓝、泛绿两大政治势力也在此时开始形成。陈水扁政府上台后,因蓝绿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产业外移与媒体乱象影响,国内政治、社会及经济等均显得动荡不安[参73]。由于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并于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8月,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2月28日,大约有200万台湾民众以牵手方式排列成长约500公里的人链,反对中国大陆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设施以及支持反导弹公投,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3月20日,陈水扁成功连任总统,但因选举前夕发生枪击事件,部分人士质疑选举结果并发起抗争;年底,民主进步党于立委选举中未能过半,无法全面执政的局面再次延续。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召开修订宪法,将修宪权力移交给国民[参74];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同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造成台湾部分舆论不满,因而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


2005年起,陈水扁亲信涉及的多起贪污弊案遭到揭发,对陈水扁政府和民主进步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导致民主进步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2006年更引发出要求陈水扁下台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导致民主进步党在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马英九政府


2008年,总统与国会选举从该年起开始在同年举行:1月的第七届立委选举首次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中国国民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但选制的改变也使得小型政党未能获得席位而难以发展,部分弱势群体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为所属群体发声;3月的第十二任总统选举,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达成第二次政党轮替,也使中国国民党在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后第一次达成掌握中央行政及立法部门的“完全执政”局面[参75]。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政府同时开始对前任总统陈水扁涉嫌贪污的侦办。马英九政府将改善两岸关系做为施政重点之一,以对中国大陆当局提出活路外交、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举行江陈会谈等方式以加强两岸合作;对于两岸的政治地位,不同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他主张“一中各表”的关系,并且认同九二共识。


2009年8月发生八八水灾,由于马英九政府未能及时反应,错失紧急动员全力救灾的先机,且一度拒绝外援,而引发民怨。2010年6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当局正式签署ECFA,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且准备经由ECFA来推展中华民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澳洲、东盟国家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提升经济竞争力。而自2005年起,由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长年努力,中华民国国民相继于日本、英国、爱尔兰及至全欧盟得以持中华民国护照而免签证观光[参76],尤其在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快速增加,成为马英九政府引以自豪的政绩之一。


国土规划方面,2010年底实施7个县市的县市合并升格改制案,形成“五都十四县三市”的行政区划格局。


2012年1月,马英九连任总统成功,中国国民党也在第八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而被认为是国内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认同所致[参77][参78]。但是马英九连任不久,即因无法提振经济、无法解决土地征收等社会正义议题、两岸政策与民众沟通不良等不当施政而饱受各界批评。


2013年起,马英九在处理洪仲丘事件不当,导致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白衫军运动;同年9月,马英九因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发起九月政争,引发政局动荡。一年后,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问题处理失当,对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更引发出要求马英九撤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导致中国国民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注8][注9]习近平与马英九[参80][参81]于新加坡举行的会面,也是海峡两岸(即中国大陆与台湾)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来(66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参82][参83],象征两岸史上最大突破[参84][参85]。会中主要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参81],双方没有签署协议或发布共同声明。


蔡英文政府


2016年1月16日,民主进步党籍的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第九届立委选举民主进步党首次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达成第三次政党轮替。蔡英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2016年12月2日蔡英文打电话给川普祝贺其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争议。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吉纳法索相继与中华民国断交。


2016年12月6日《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参86]。但周休二日新制实施后,引发争议,劳动部再次修改部分条文,并2018年1月10日三读通过。执政期间接连发生华航二次罢工和长荣一次罢工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将同性婚姻法制化,为亚洲首例。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连任总统成功,并以817万张选票当选,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由公民直选以来的最高票,民主进步党也在第十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


2020年6月6日,第三届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罢免案的最终结果为同意票93万9090票,不同意票2万5051票。因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且达高雄市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574,996),罢免案以同意率达97.4%通过罢免韩国瑜。[参87]


年表


中华民国历史

政府 时间 重大事件

清朝政府  1911年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

大陆时期

南京与北京

临时政府  1912年 推翻清朝,正式建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北洋政府  1913年 南北和谈,袁世凯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二次革命,袁世凯驱除国民党。

1915年 二十一条,日对中提出的不平等条约。

1916年 洪宪帝制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退位;府院之争

1917年 张勋复辟;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

1919年 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成立及改组;再度领有外蒙古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 曹锟贿选担任总统;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 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北京政变

1926年 三一八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

国民政府  1927年 定都南京;四一二事变及清党;宁汉分裂

1928年 五三惨案;东北易帜;皇姑屯事件;进入训政时期

1930年 中原大战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2年 满洲国成立

1936年 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 七七事变,全面对日抗战;南京大屠杀

1941年 太平洋战争;加入盟军

1943年 开罗宣言,声明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

1945年 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注10]。

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与常任理事国

1946年 还都南京;外蒙古独立;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 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加深台湾人民对国民政府不信任感。

二七部队战败,谢雪红等人退往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蒋中正政府 1948年正式行宪,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进入宪政时期。

台湾时期

蒋中正政府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中央政府迁台。

颁布《台湾省戒严令》,进入戒严时期。

古宁头战役获胜,守卫金门。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稳定台海局势。

1953年 耕者有其田

1954年 九三炮战及大陈岛撤退,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8年 八二三炮战

1961年 出口导向时期开始,至1972年为止。

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文化大革命,对应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8年 实施九年国教

1971年 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失去中国代表权

1972年 与日本断交,蒋经国推行弹性外交。

1974年 因第一次石油危机,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至1979年。

蒋经国政府 1979年 美国推行台湾关系法。美丽岛事件。

1986年 民主进步党成立

1987年 台湾解严

李登辉政府 1988年推行务实外交

1990年 野百合学运,促使1991年国大代表首次全面改选。

以及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

1992年 立法委员首次全面改选;

香港会谈,用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中国并互重)来实现政治妥协。

促使1993年辜汪会谈,两岸关系解冻。

1994年 首次省长及直辖市长直接民选,地方自治全面实施

1996年 台海导弹危机,首次总统直接民选

1998年 省虚级化

陈水扁政府 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陈水扁当选,民进党首次执政。

2002年 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 冻结国民大会,公民投票法入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反分裂国家法,两岸关系退步。

2006年 为反制反分裂国家法,宣布中止国统会。

倒扁运动,反对贪腐。

马英九政府 2008年 第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当选。

2009年 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界卫生大会

2014年 太阳花学运,民众反对加深与中国大陆贸易。

2015年 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吁搁置南海主权争议。

于新加坡举行马习会。

蔡英文政府 2016年 民进党完全执政国会。

推行新南向政策,减少依赖中国大陆贸易。

2019年 通过同性婚姻之关系获法律承认。

2020年 民进党持续完全执政国会。

首次举行直辖市市长罢免案。

注解

注:

 当时把原两江总督衙门作为临时政府办公地点,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内地18省(直隶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加东北三省和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新疆省)共有22省,另有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不设省,派驻地大臣管理。(参见清朝行政区划)

 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例如台儿庄会战、淞沪会战、第三次长沙战役等战役,上海市、笕桥等空战。共有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含1937年至1945年间的补充兵员)

 详见台湾地位未定论。

 1992年,韩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韩国政府在断交的同时,片面将中华民国在韩国的所有产业,包括在著名游客区明洞的自置物业及领事馆,转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曼德拉于1994年当选成为南非总统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的关照,使南非共和国于1998年改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台湾作家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枪声三响撼金山》,《传记文学》,2004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虚位元首”。[参79]

 中华民国实行直接选举的半总统制,中华民国总统身兼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为最高领导人。

 中华民国方面主张的“台湾光复”尚有争议,详见:台湾光复#光复论点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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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中华民国国史馆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民国在大陆38年,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党阀厮杀;民国在台湾70多年,国家分裂、偏安一隅、族群内斗——横看竖看,民国都是个坏东西。但是总有人梦想让民国复辟到大陆地区,这个梦想如果真能实现了,那岂不意味着还要再来一次变相的共产党革命?因为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革命,就是由所谓的国父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引起的。然后继之以蒋家父子的家天下——这是北韩模式的预演,而且在新加坡变相发展。如果中华民国真在大陆复辟成功,那依然还是个坏东西。因为它的根子不正,传统很坏!


谢选骏: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



《清朝什么时候彻底灭亡?》2022-06-02 报道:


1912年袁世凯以总理大臣身份向隆裕太后等逼宫,用的就是民国向清皇室优待条件来要挟。当时本来朝廷还是有很多主战派不肯溥仪退位的,袁世凯逼隆裕说,如果再迟一点答应,恐怕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就更差了。隆裕正是看到这一点,亦是看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为了更多的为皇室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条件,隆裕才力排众议,愿意接受袁世凯的退位条件。否则,以清皇室的实力,辛亥革命,恐怕也不会成功得这么快。

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定如下条约,明确指出: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 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 民国支出。

六,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隆裕正是看中这八条优待条件,才决定宣统退位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隆裕太后代替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从此大清灭亡。清朝的彻底灭亡,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成功——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朝的土崩瓦解,个人认为,清朝彻底灭亡应该是在袁世凯退位以后,北洋军阀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报道:


辛亥革命的具体结局,严格说来,既不是民军用武力将清廷推翻,也不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而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让位交权,以换取对皇室皇族和旗人的优待条件。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明争暗斗,牵扯南北中外满汉清民各方的利害关系,堪称辛亥政坛波谲云诡的一幕大戏。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密谋,当事各方的说法往往各执一词,令人犹如雾里看花,即使亲历其事者也不得要领。而相关方面竭力角逐的诸多情节暗藏玄机,在不知究竟的后人眼中似乎无关紧要。相较于史事的周折复杂,通行的历史叙述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加之清帝退位的许多相关文件迄今仍未面世(或已遗失),当时坊间的传闻既多,如今学人的揣测亦夥,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


其中重要环节之一,便是袁世凯在奏准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后仅仅数日,就因为开会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事与其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僵持不下,以致后者辞职。可是,在和谈陷入僵局甚至几乎破局的情况下,唐绍仪并未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沪宁一带活动,居间联系,并且很快传出清帝退位事宜已经颇有眉目的消息。以往的研究对此曲折虽然有所解读,大体看似成立,却总有一些重要证据与情节不相吻合,无法纳入,或是未经验证,难以支撑,令人忐忑。凡此种种,均与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关系密切。围绕该折的时间、内容以及是否出奏等问题的勘定,进一步搜集证据,梳理新旧材料,可以揭开谜底,接近真相。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关于辛亥南北和议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叙述,已经进入教科书和一般通史,成为常识性的认知,大致认为双方开始是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为条件,正当谈判进展顺利之际,由于光复各省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刚刚归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导致袁世凯忽然翻脸,以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越权为由,借口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召开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否认唐绍仪已经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达成的协议,迫使唐绍仪以及所有北方议和代表全体辞职,由袁世凯本人直接与伍廷芳电报往还重新进行磋商。因为袁世凯欲将既有成果推倒重来,而伍廷芳要求其接受既成事实,导致谈判处于破裂边缘。在国民会议之事陷入僵局之后,袁世凯才开始以种种方式进行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下台。


在此过程中,为了促使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奏《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要求。折称:“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这是目前所见袁世凯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直接证据。


不过,这份重要奏折何时拟订、何时上奏以及是否出奏,相关资料和据此而来的现行叙述存在诸多疑点。关于此折出奏的时间,以往一般著述指为1912年1月16日。此说出自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9—300页),但该书并未注明来源出处。因此有的著述采用张国淦所说的上奏时间,而另外注明底本。如《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梁华平、严威编,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指该折于1912年1月16日上奏,注引出处则为1912年1月24日的《大公报》。这大概是各家所能找到的最早文本,所以《袁世凯全集》也采用这一底本。除此之外,《顺天时报》1912年1月27日第5版“奏折录要”和《中国革命记》第22册“文牍”也分别刊载了同一份奏折,文字基本一致。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奏折都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而这份奏折的文本上并没有出现诸国务大臣的名字以及会奏字样,各报刊载时标名也不一致,《顺天时报》题为《袁内阁奏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题为《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而《中国革命记》题为《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所谓袁内阁,其实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简称,而不是指袁世凯及其内阁。这种情况显示,当时各报不能确知奏折究竟以什么名义提出。一般相关著述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依据是奏折中有如下文字:


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然为时局所迫,逼于旦暮,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谨合词具陈,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这显示奏折的确是以袁世凯会同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拟定,却不能证明是否联衔会奏,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设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虽然声称“内阁合词密奏政体共和”,具体叙述却有所保留,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作者于“全体国务大臣”之后特意加上问号,表明其亦不能确定是否由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迄今为止,不仅在清朝各种官书中找不到关于该折曾经上奏的蛛丝马迹,在存留的各种清廷档案中也尚未查到任何线索。


尽管如此,作为密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涉及何时出奏的问题。1月16日,袁世凯的确曾经入宫,据报纸的报道,目的就是与清太后面议退位事宜,“闻清廷虽愿退位,然必欲于既退之后,仍驻北京。袁世凯则坚请其退至热河,否则不愿与闻,以辞职相要挟云”。为此,前一天即1月15日下午,奕劻、载沣等曾经往谒袁世凯,会谈至2小时之久,一面挽留,一面继续磋商是否退至热河。次日,袁世凯于11时入宫,12时15分出宫,事毕回邸途中,即被炸受伤。


此时关于清帝退位之事,坊间媒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且重心已不在是否退位,而是何时退位以及以何种条件退位。既然袁世凯与清太后面议的主要是退位后的居处,则不至于到此时才提出清帝退位的问题。最早刊布《请速定大计折》的《大公报》显然注意到这一情节,特意在折后加一按语道:“此折上后即接到上海议和唐代表来电,政体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是以未发表。闻日来皇室会议仍系讨论此折。”此说与《中国革命记》第20册所载《议和记》相吻合,据称:唐绍仪解职后,“世凯察知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然又以帝位去留,非臣下所可擅断,曾于十月下旬,率各国务大臣具疏陈请,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盖欲令清廷自为审择,以统筹全局速定大计也。十一月九日,遂有召集临时国会,以政体付诸公决之清谕。”明指《请速定大计折》在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之前。


根据《大公报》的按语和《议和记》的记述,《请速定大计折》的上奏时间应在上一年即1911年岁末唐绍仪来电表示政体问题取决于国民会议之前,这无异于根本否定了1月16日为上奏日期之说。《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的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从奏折的内容判断,拟定时间的确当在1911年12月底之前,而不会在此后。该折如此陈述武昌起事后形势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困局:


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


查和谈最初协议停战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911年12月24日,第二次会议时议定展期7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鉴于上述,《袁世凯全集》的编者认为12月28日前该折已经写就,暂时系于1912年1月5日前,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参酌前引《大公报》的按语,可见这份奏折绝不可能写于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至于具体时间,可以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会奏的《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为参照。在这份1911年12月28日正式上奏的奏折中,袁世凯同样概述了武昌起事以来各处变乱的形势以及饷械不支难以久战的困窘,“万不得已,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怡(即唐绍仪)为代表,驰赴沪上,与革军代表伍廷芳会同讨论大局”。由于伍廷芳坚持改共和,去君位,否则不能开议,唐绍仪只得提出速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共和问题之法,“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袁世凯等鉴于“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要求清廷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就唐绍仪所请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问题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要求“俯如唐绍怡国会公决之请”,其时距停战展期仅3天,也就是12月28日。进一步推敲相关文字和事实,《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及可能上奏的时间,当于12月24日停战期满后刚刚展期7日之际,具体而论,大约在12月25、26日间。


《议和记》又称:“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也就是说,退位之议是因为民军方面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对举措,此时袁世凯很可能将所拟《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给奕劻、载沣等人看过,并且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清太后。


不过,一旦正式奏请清帝退位,就要召开宗支王公会议进行决断,形势的发展显然尚未到此地步,没有完全的把握,袁世凯和清廷都不敢贸然行事。不仅如此,袁世凯甚至对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也表示担忧,并通过梁士诒等传达自己的苦心孤诣。而对光复地区的人心向背更加感同身受的唐绍仪坚持原案,“袁世凯因连接唐绍仪密电,知民党始终坚持共和,无法挽回,且于清帝让位问题,亦难回答。若继续开战,又以借款无着,不能支持,因此焦灼异常。且以承认共和一层,关系太重,不敢负此责任”,于是于12月27日举行内阁会议,商定全体辞职,即日请清廷特开御前大会。其原因有四:一是民党坚持共和,君主立宪目的不能达。二是民党要求禅位,倘即让步允许,深恐诸亲贵啧有烦言,难免意外。三是不让步则和议决裂,即须开战,无款无饷,人心军心不固。四是无可筹之款以维持支撑。此次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应是促使清帝退位。


恰在此时,唐绍仪来电告以民军方面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本来就担心退位引起强烈反对的袁世凯遂相应改变计划。次日,清太后召见王公,醇王载沣、庆王奕劻、贝勒载洵、贝勒载涛、贝子溥伦、贝子载泽、肃王善耆等7人入对,询问上海和议及近日国家艰危情形,清太后痛哭,各王公亦哭。旋召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入对,袁力陈国民坚持共和政体,万难转圜,此事过于重大,请太后宸断。“太后谓:‘余系妇人,皇上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国务大臣主持。如将来办得好,固系汝等国务大臣之功,即使无法转圜,至于失国,有我为证,将来皇帝长大,亦不能怪汝等。’于是袁世凯言及唐绍仪来电,请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一节。清太后命照此办法施行。各国务大臣退,将慈谕告知庆邸,庆再入对良久,而召集临时国会之旨乃决。”是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当天清廷即谕令袁世凯转致议和代表,同意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政体。


综合上述,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


速定大计折时间的改判,使得既有论著对辛亥之际和战历史进程的通行认识及其相关描述有必要接受通盘的重新检讨,并相应地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写,否则原来种种的看似顺理成章,都变得相互矛盾,难以成立。或者说,现有的说法,其实是在忽略部分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自圆其说,而《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重新判定,使得这些被忽略的材料及事实的正当性凸显出来,原来成说的逻辑链条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因而不得不进一步梳理条贯所有的材料和史事,重新解读,使之真正能够得其所哉。


二、 从退位到公决


既然《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和暗中沟通在《以决大计折》之前,则袁世凯首先是直接要求清帝退位,紧接着才顺势改请允准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世凯并非清帝退位的首创者,武昌起事后,最早提出让清帝自动交出政权设想的,应是伍廷芳等人。从民党方面倡议,到袁世凯试探性向清廷提请,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事刚刚一月,伍廷芳、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夏敬观、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江谦、高凤谦、温宗尧、汤寿彤、程德全、王敬芳18省发起人就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三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敦促监国摄政王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又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其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


虽然致摄政王的电奏中没有使用“逊位”字样,只是希望清帝及摄政王以尧舜自待,但在给奕劻的信中,明确使用了“逊位”一词。逊有退、让二义,逊位也有退位、让位二解,前者只是单纯地退出现在的位置,后者则包含给谁让出位置或将位置让给谁的意思,近似于主动的禅让。而禅让对于让位者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对于承继者则意味着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此时各省光复政权尚未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等人所说逊位后同赞共和,应是根本放弃帝位和帝制,赞同由全体国民成立共和国,而不包含将权力交给谁的问题。


11月18日,张謇致电清内阁,拒绝出任江苏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并请内阁代奏,要求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电称:中国国土辽阔,种族不一,应效法瑞士、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分治。“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尧禅舜,舜禅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列祖在天之灵,必当歆许。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以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至于皇室之优待,满人之保护,或阁臣提议,国会赞成,立为适宜之办法,揆之人道,无不同情。”


张謇的电报,不但明确要求清帝推逊大位,而且希望不必经过国民会议讨论取决,即由清帝直接裁断,主动许认共和。此时摄政王已经失去权力,所以张謇没有将他列入应当逊位的名单。


与上一次的联名电奏迟迟未能交到摄政王手上不同,由内阁代奏的电报当天就得到回复,清廷表示:宪法十九信条已经宣布,即将宣誓太庙,此后庶政实行,公诸舆论,决不致再有障碍。“至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阔,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仍着该大臣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并将朝廷实行改革政治意指,剀切宣示,以释群疑。”显然,此时清廷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情愿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轻易地主动交权让位。


此后,其他方面也陆续提出同样或类似主张。11月23日,一度宣布独立的山东都督孙宝琦致电光复各省,提议各省派员至京津开临时议会,兼收未独立各省,可议决国体政体问题,兼有临时政府作用,“异日以全国意见要求逊位,可无兵戈而收胜利”。所说虽然是在临时议会议决国体政体之后,才以全国意见要求清帝逊位,基本办法毕竟是顺应人心,由清帝主动交权让位。


11月25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电摄政王载沣,以南方已大开国民会议,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动愤励,提出:“为今之计,若朝廷能早行揖让,公天下于民,民必以优礼报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国生灵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赐。若失此不为,则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认,不但直隶不能独异,且恐南军北上,京师蒙尘,虽欲为尧舜之事而不可得。福祸安危,在此一举。”清军夺占汉阳后,12月3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以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再度电请内阁奏明朝廷:“罢兵息战,由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所谓揖让、谦逊,都是要求清廷主动交出权力大位。


直接向清廷呼吁请求之外,还有人积极展开活动,联络南北各派势力,力图形成强大压力,迫使清廷就范。11月26日,蓝天蔚打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临时大都督的旗号,致函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促其顺应大势,“更有进者,力奏朝廷暂避热河,皇上有禅让之美名,人心或有思清之一日,大局幸甚,人民幸甚,皇室幸甚”。11月29日,朱其瑝受袁克定的指派到达湖北,随身携带汪精卫的信函,内容包括邀约南北联合,共同要求清帝逊位。


12月5日,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请伍廷芳来鄂与北方代表会商和平解决事宜,开议的条件为:一是推翻满洲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半个月后,黄兴也派顾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密商,后者提出4条:一是优待皇室;二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三是优待满汉两方面将士;四是开临时国会。双方讨论后改为5条,第一、二条顺序变换,为确定共和政体和优待清帝。这几次接触谈到议和条件,均没有提及清帝如何交出政权,为何要给予优待,应该是将清帝退位让权作为前提条件,无此前提,则其他都谈不上,所以如何退位反而不在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自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由袁世凯组织全权内阁,摄政王就已经失去权力。捱到12月6日,眼看局势日益恶化,为了平息众怒,隆裕太后懿旨,准载沣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干预政事。媒体对于此事亦称退位或逊位。


由上述可见,早在南北和谈开议之前,双方就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联系,希望尽可能以较小代价结束战事,实现共和,这使得清帝退位让权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基本条件。所以谈判一开始,民军方面就表示不以清廷为对手,北方的唐绍仪只是袁世凯内阁即政府的代表,而且因为民军坚持开议的前提是实行共和,否则免谈,则清廷的命运可以说是未议先定,所商议的并非清廷的存废,而是以什么形式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通过交权让位体面下台,避免战事延续,恢复和平统一,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成为各方认可的首选。


南北议和,民党中广东人士多力持清帝退位之说,不准满人继续秉政。而上海、武昌及其他各地的民党,无不同此意见。12月20日,民军代表伍廷芳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且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人亦可被选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并声称前此已和汤寿潜、程德全、张謇等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其余一切优待”。第四次会议时,又说:“总之,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逊位与让位,都是交权下台,遣词或略有分别,意思则完全一样。


清帝主动交权下台以平息战乱的办法,得到一些清朝驻外使节的赞同和响应。12月25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尝试向清廷提出逊位禅让的请求。


清帝退位牵涉诸多方面,仓促间难以办到,况且以何种理由退位,也要名正言顺。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时,据浙江代表陈毅报告,在汉口与黎元洪大都督代表会晤的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就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所以代表会当天做出“缓举临时大总统”的决议。稍后黄兴派人与北方代表会谈,虽然也有召开临时国会的议项,却并非作为清帝退位的必经程序,而是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共和之后的建制。


议和谈判过程中,本来坚持共和毋庸再议的伍廷芳突然同意采用召开国民会议或大会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这一方案是此前由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提出,试图以此解决南北之争,结果两面碰壁。该会虽然被迫解散,多位会员却参与了南北和谈,并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继续鼓吹其原订办法。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采取这一方案,当与他们的鼓动怂恿大有关系。“清廷遣派代表与民军议和之原因,实由君主立宪党杨度与民主立宪党汪兆铭发起国事共济会于北京,清资政院极意助之,于是李家驹以此意面达袁世凯。袁谓调和两方,固属美举,然谁能当此第三人之任。须知第三人者,必须于两方均无关系,且与两方均无恶感,而后可寻。”于是有人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作为调人,而朱授意汉口英总领事出面介绍。首次会晤,伍廷芳即提出4项要求,以清帝退位,改行民主政体换取对清帝和旗人的优待。


国体政体如果定为民主共和,清帝让位就是理所当然。可是,尽管这一次双方的谈判代表意见一致,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方案依然是两面不讨好。民军方面,认为起义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民国,共和政府业已成立,何待再取决于国民会议?况且召集各处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齐开会,恐怕是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以便趁机上下其手,“万一会议结果表决君主立宪,将来亦为再酿第二次革命之惨”。“伪清”应逊位归顺,否则联师北伐。至于派国民代表赴会一层,应作罢论。


面对各地光复政权和民军的一片反对之声,伍廷芳于1912年1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光复各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照此说法,清帝不会主动退位,袁世凯也不便出面劝清帝退位,只有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实行共和,清帝才可能顺势接受退位的不得不然。


即使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在清朝内部遭遇的阻力也不小。在清朝王公亲贵和满汉官员看来,南北和谈的决定只是少数人意见,召开国民会议多数取决,虽然能够反映民意,清帝可以顺从为由,体面下台,也不无机会以君主立宪的名义继续执掌权力。对于坚决拥清者而言,国民会议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既不能接受由帝制到共和,更不愿看到满人失去帝位。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在袁世凯不无拖延待机的盘算。所谓“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所以他担心的是“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是否听从”。照理,这一方案更加符合清廷和袁世凯的政治需求,这也是袁世凯搁置《速定大计折》,将清帝退位改由国民会议公决的主要理据。可是,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问题磋商顺利之时,袁世凯却忽然出手否认已经签订的一切条款,使得和谈很快陷入僵局。


关于袁世凯的突然变脸,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孙中山归国及其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因而其借故向民党施压。不过,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反应平淡,后来兴师问罪,主要是针对伍廷芳在国民会议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上寸步不让采取的报复性反制。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非导致袁世凯再度变计的诱因。


唐绍仪被迫辞职,看似造成谈判停滞甚至濒于破裂,然而不无诡异的是,此后他非但没有离开上海,而且暗中仍然与伍廷芳沟通联系,时时往来于沪宁之间。而孙中山一再表示自己是虚位以待,“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孙中山的再三表态,不仅产生了另一种逊位即孙中山本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向特定人物明确发出心照不宣的特定信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特定人物,显然就是袁世凯。


一般认为,和谈受挫显示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在如何结束战事、统一中国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直到1月中旬提出《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事情才出现转机。既然《请速定大计折》提出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12月下旬,而袁世凯重新运动清帝退位在唐绍仪去职不久就已经开始,则原有的判断必须大幅度调整,才能合理安放材料和解释事实。


关于和谈的立场和底线,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意见的确一度有所分歧,唐绍仪曾复电梁士诒、阮忠枢,详细分析了局势并解释其态度的变化。他说:


彼党以共和为标准,反是则无可开议。若一决裂,则大局更糜烂不堪。反复焦思,更无一线转圜之地。来电发明师座对内对外对上对下之苦心,仪岂不知之。顾师所重者,护持太后皇上耳,所虑者,各国干涉耳。试问战争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能操必胜乎?万一挫衂,敌临城下,君位皇族,能保安全乎?外人生命财产,能保护乎?宗社倾危,列强分裂,汉族亦因以沦胥,危险之势,孰甚于此。若从国会之议,皇族之待遇,已许优隆,外人之干预,无由窥伺,倘能建设完全,尤为中国之幸福。危险者如彼,而有可希望者如此,然则所以对内外上下者,更何疑虑哉。仪初意亦何尝赞成共和,第亲历汉沪,目击情实,不得不急为变计。人民各国,皆注目于吾师一人,宗旨一误,祸害立见,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舍是二者,决无胜算。支电不尽所言,故复详述。万里遥隔,五内如焚,前席剀陈,望兄为助。师意若何,仍乞电示。


据此,唐绍仪南下前与袁世凯商定的办法,并不是接受共和,到武汉和上海后,知道形势无可挽回,必须以共和为开议前提,并且按照清帝退位交权的基本路径安排各事。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只不过是给了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而不是说真的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是否实行共和。可是,好不容易才确定的行动方略,何以短短几天内风云突变,以至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分道扬镳?


其实,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严重分歧而辞去议和全权代表只是表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几率更大。有消息称:


或又曰:绍怡之辞职,非得已也。绍怡南下,有在京各省代表从行,许鼎霖者,江苏代表之一。既至沪,愤会议之不获与,无发言权,惎民军者,方以民军饷械匮乏日聒于鼎霖,乃不待会议之毕,与福建代表严复等行矣。入都谒世凯,备言民军之腐败,兵乌合,饷无着,北军当之,直摧枯拉朽耳。绍怡至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世凯唯唯。鼎霖乃密告亲贵,亲贵诘世凯。世凯曰:“是何言,余遣绍怡,讨论大局也,他非所知。绍怡既不称职,当罢免。”会绍怡驰电请解职,遂允之,而以彼此电商请于廷芳。自此以往,南北两方,皆藉电报以议和。而唐绍怡虽不居代表之名,仍有参与议和之实也。


北归后许鼎霖的确曾在资政院会议时发表攻击民军的言论,鼓动武力镇压。如果唐绍仪的辞和袁世凯的准都是因此而起,则此事并非由于两人之间出现分歧,而是为了规避亲贵对唐的攻诋责难,不得不再度改弦易辙。袁、唐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心照不宣。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联手演出的苦肉计双簧戏,有一定内幕渠道的《时事新报》评论道:


袁世凯入京以后,深知全国民心,倾向共和,而于清廷一方面,又不愿以武力相角,使无数生灵,同遭涂炭,故于外则奏派代表,赴南议和,于内则施其沉毅果决之手段,以布置大局,务使清廷处于安全之地位,而国家可免瓦解之忧。无如一般顽旧之流,不明袁世凯之苦心,既不知赞同其宗旨,又不能协助其进行,诽谤横兴,而唐绍怡不得不辞职。幸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电报为议和机关,争执虽多,事实尚顺。惟各省军队大半不明此中真况,常起意外之风潮,而平时伏匿之匪党,又思乘机攫利,此亦议和时期中之至可危事也。事后思之,犹觉懔懔……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有限之文字,传达无限之论议,而种种不可明言之事实,又无从以电报泄露于外,使清廷一方面,或另生枝节。是以袁世凯电请伍廷芳北行,伍廷芳电请袁世凯南行,于事实上观之,伍廷芳不妨暂离上海,而袁世凯万不能暂离北京,故所谓北行南行,皆表面之词也。唐绍怡与伍廷芳签定之条约,断无推翻之理,而袁世凯一再以未与本大臣商明为言,故作必欲推翻之理论,电书往还,两不相让,亦皆表面之词也。其争执最烈之点,为国民会议一节,若袁世凯所开条件,非历数月不能办到。在袁世凯何不可通融办理,而所以斤斤电争者,亦未始非表面之词也。一言以蔽之,袁世凯若不赞成共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


这些揣测判断可以从北方紧锣密鼓进行的促使清帝退位行动得到印证,唐绍仪辞去谈判全权代表之后,继续参与南北交涉。他本来就另有与袁世凯沟通联系的渠道,南下议和的随行代表中,杨士琦未与议。“盖上海电报局不允用密码通电,而关于议和事宜,必须与袁世凯秘密商议。既不能用秘电,故唐绍怡将遣其回京,面晤袁世凯磋商一切。” 1912年1月8日,唐绍仪致电清内阁,告以四蒙独立,瓜分在即,若东三省独立,辽东不复中国所有。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各国绝无不认之理。“又闻东南各商埠洋商团体拟联电本国政府转劝皇上逊位,以期解决而保商务,现正在沪筹拟。”等于试探性地公开动议重启清帝退位事宜。


唐绍仪的意向得到原东南立宪派人士的积极配合。两天后,张謇接连发给袁世凯两封密电,一谈国民会议问题,另一则明确提出:“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并且针对僵局出谋划策道:“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尠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交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张謇的谋划,的确击中清廷的要害,清军将领如果加入政争,天平势必朝着既定的方向倾斜。后来北方军人表态拥护共和,果然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此举也开启近代中国军人干政的恶例,埋下民初军阀混战的隐患。此时袁世凯已就清帝退位一事暗中加紧动作,对外却依然故作姿态。直到1月25日,袁世凯才复电张謇,闭口不谈清帝退位之事,话题仍在国民会议方面:“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请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专,极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其实此时所协商的已非国会公决,而是清帝退位。


事实上,国民会议刚刚陷入僵局之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就已经重启。早在1月4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就完全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袁世凯还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莫理循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并认为“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


1月11日,唐绍仪再度电请清内阁代奏,要求清帝逊位,“朝廷既愿将国体付诸公决,其公天下之心,为薄海所共钦。惟大势所趋,万众一致,临时国会,仍用正式选举法,非半年不能蒇事,民军万难承认,且恐旷时日久,转生意外之变,反与皇室诸多不便。务祈俯顺民心,早日逊位,则民军念禅让之德,皇室待遇,必极优隆。除密将优待条件电呈内阁外,谨请代奏”。只是袁世凯觉得时机未到,退位之议还不宜拿上台面,旋即复电谓:“吾公既已辞职,该电未便再行代奏。”


袁世凯的婉拒欲盖弥彰,两天前即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已经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致函莫理循,希望上海商会将此消息通过英国公使电告各方,再由上海领头,各通商口岸陆续跟进,对清廷施压。莫理循的看法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因为,如果我们能使一个商会这样做了,所有旁的商会会跟着做,积累起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同日,梁士诒私下前往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要决定代替清王朝的政体。问题在于: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


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乐观地表示:“你收到这封信以前,我几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正在为此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我相信,在诏书发布以前,将会同革命党做出安排。我还了解到唐绍仪将作为中间人,进行秘密调停,使革命党同意这种安排。” 14日,梁士诒又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为止。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被刺的当天,莫理循兴奋激动地写信告诉《泰晤士报》的布拉姆:“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星期天晚上,我详尽地、如实地向你拍发了关于谈判的电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星期天即1月14日,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已经和清廷议定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由袁世凯掌管政府。莫理循还明确说:“一封宣布袁世凯的决定的电报于深夜发给了唐绍仪。你比我更了解东方人。在整个这场危机中,我们都在和东方人打交道。我们无法像理解欧洲人的行为动机那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唐绍仪的辞职要求被接受了,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他是通过他的亲密朋友梁士诒进行联系的。”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而民军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袁世凯与清廷的交涉,但由于清帝退位的条件必须满足民军的要求并得到其同意,所以决不仅仅是知情人,更不是旁观者。如果说南北和谈的对手是民军与袁世凯执掌的清政府,那么关于清帝退位的交涉,袁世凯就只能是居间沟通,民军以袁世凯为协商的对手,袁世凯则要两面传递信息,讨价还价。由于退位交涉暂时只能暗中进行,南北和谈仍在就国民会议举行的具体事宜争论不已,只有少数介入退位密议的南北人士才知道你来我往的函电纷争,其实已经演变成障人耳目的烟幕。


四、 袁世凯逼宫


接下来的问题是,差不多一个月前拟定的《请速定大计折》,为何会在一个月后披露于报端,并且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大公报》的按语道出了部分原因,即1912年1月下旬皇室会议讨论清帝退位问题,仍以《速定大计折》为底本。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南北之间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再度陷入胶着,尽管上海的几家报纸借西报发声,开辟专栏集中报道西报对清帝退位的种种预测,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消息,宗支王公的商议却不断遇到强力阻挠,迟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退位的交涉也只能秘密进行,还不能公诸于众。因而需要一些确实可信的证据来为鼓动退位的舆论提供有力支撑,将幕后的交涉摊开到阳光下,进而增强对清廷的压迫。


这时南北各大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不绝于耳,而表面局势的发展却是和谈陷入僵局,战事旷日持久,且可能蔓延扩大,这引起各方面的极大担忧。眼看国民会议的分歧难以协调,各方又将目光聚集到清廷退位之上,以为一念之差,容易速效。在南方各省,已经附和民军的原清朝官员纷纷电请清帝退位。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同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这些不约而同的说词,都将清廷禅让与降旨确定及组织共和政体联系在一起,似乎清廷不降旨则共和政体就不能成立。这与民党所认定的共和已经成立、清帝退位不过避免战事延续的看法明显有别。


光复政权的官绅也将目光投向袁世凯,希望他出面迫退清帝,打破僵局。1月14日,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及张一麟致电袁世凯劝告道:“夫致君尧舜,学唐虞之禅让,是谓大智;救民水火,免生灵之涂炭,是谓大仁。此中机括,在公一身……公果为民请命,清廷未必不幡然改图,千秋万国,自有公论。”同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副会长张学济等15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指“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国民会议之局,亦可不必举行也。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众口一词之下,清帝成为众矢之的,袁世凯则为众望所寄。


公开呼吁的同时,暗地里的实际进行已经渐有眉目。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来电称,希望速定共和政体,早建统一政府,以弭内忧而消外患,并提出3个条件:一是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二是共和成立后,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军队,不咎既往,与南军一律待遇。三是先行议定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直、豫两省谘议局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举当是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1月14日,孙中山复电表示:临时政府的唯一目的就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本来总统大位已经有为袁预备之说,只是因为和谈一拖再拖,光复各省担心生变,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时,就已经表明暂时承乏之意,如今不过再度确定袁世凯开出的条件而已。


同日,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电告孙中山和黄兴:“旅沪洋商团来函,以商务损失,渴望两方不再开战,早日和平解决,并电催清帝退位以顺人心。”又告以“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伍廷芳代为保证道:“孙君肯让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 1月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肯定了后者的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也有人对于袁世凯的作用表示怀疑,担心他才是一切波折回澜的幕后黑手。1月15日,汤寿潜通电各方,指“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包括“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请从速决战,不令其阴谋得逞。


袁世凯在国民会议公决与清帝退位之间出尔反尔,固然有做戏给世人看的成分以及在南北清革的夹攻下不得不然的难言之隐,可是要说所有反复都毫无权术的考量,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没有南北和谈,袁世凯自己就要充当迫使清帝退位主张共和的主谋,在北方难以立足,要想接掌大位,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由国民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就不能成为共和的元勋,也无法从清廷那里继承法统,即便出任总统,也不过是听人摆布的傀儡。两种情况都于己不利。由和谈及国民会议形成外部压力,再经由自己将压力转到清廷,从清帝退位中得到授权,得益最大的人,无疑就是袁世凯。看似左右为难的他,很可能就是居间拨弄的操盘者。


正当坊间传闻不断,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清帝退位的秘密磋商突然正式曝光。1月17日,伍廷芳忽然复电武昌各军官,宣称:“此次所以允其展期停战者,因清帝退位已将成议,日来正切实磋商,如能定期宣布,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条件均易就绪。所以未通电布告者,因事在筹商,未经决定,故尚须少待。” 1月18日,伍廷芳又复电孙文、黄兴:“如公必不能来,请俟清帝宣告退位之后,再商办法。”这些言词,清晰显示南北双方已经就清帝退位一事达成共识,北方的秘密进行成效显著,至少民党一方获取的信息,几乎是水到渠成。所以同日伍廷芳又公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各司令以及天津《民意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这等于是将密谋的信息公诸天下,以安抚因和战不定而情绪日益激昂的各地军民。


在南方的一再催促下,运动清帝退位的步伐明显加速。1月17日,袁世凯电告伍廷芳:“皇太后悯全国生灵之涂炭,不忍再事战争,已有允认之意。本大臣与庆、醇两邸,仰体慈宫意旨,政见亦均相同。惟蒙古各王公尚在反对,势须设法与之详细讨论,以期和平解决。若以强迫行之,其各王公等恐必归藩独立,大局终难平定。”


在向民军诉苦的同时,袁世凯也加大了对清廷施压的力度。其被炸的次日即1月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奕劻、载沣、载洵、载涛、溥伦、载泽及在京蒙古各王公与会,至晚8时,议定:(1)此次续展停战期内,必将君主民主政体从速解决,决不争执,以免生灵涂炭。(2)所有前议和代表唐绍怡签押条款,全行奏明,以便酌度施行。(3)应将召集国民会议办法,速与民军代表共同商妥,早开会议,决定政体。会议时,奕劻首先主张共和,溥伦和之。奕劻并谓此时承认共和,君位虽去,君名犹存。故唯有决定让位,以示朝廷大公无我之心。蒙古王公群起反对,力持君主政体之说。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决不赞成民主。而尤以那彦图为最。奕劻谓公等皆有旗可归,有土可守,成则有功,败则无害,然使两宫困守京城,一旦有变,谁能担此责任。蒙古王公驳之甚力,奕劻等无词以对,遂又决定于十二月初一日再行开议解决。会议既毕,亲贵齐至内阁,面询袁世凯之意见。袁谓倘不能达此目的,立即辞职。至退位与否,事关重大,必须太后自行主张。关于民军优待清室条件凡9项,“清廷会议时业已承认”。其第一条就是:“清帝退位后,仍受外国君主之待遇。”当天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至北京,也极力游说满洲皇族与袁世凯,请清帝速退位,和平解决。


由此开始,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重点集议退位问题。随着压力增大,反对的声音也陡然增强。1月18日午前,清廷再度开会,奕劻、载沣、载涛、载洵及蒙古王公均集,袁世凯亦至。“会议至午后四钟始散,闻宣布共和,至是已有成议。清太后以载沣、溥伦等婉劝退位,诏已拟定,正待签名宣布,又召集贵族会议,铁良与年少亲王,推载泽为领袖,联合载涛、溥伟等,极力反对。清太后因又迟疑不决。载沣、溥伦、奕劻等因相率告假,于是少年无识之王公,更肆无忌惮,运动再开御前会议。召见时王公皆向清太后长跪,溥伟亦无表决之言。毓朗不能耐,就询溥伟方针,以游移不决之言答之。”


1月19日,分别召开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据说“禅位诏书,本已拟就,拟由近支王公议决署名。而溥伟、载涛、载泽、铁良及蒙王某等反对极烈,乃由亲贵领袖奕劻发言,谓我非欲主张共和,惟大局如此,当筹画保全皇室之法,似可采用共和,以和平了结,免至皇室别有危险。溥伟又出而反对,谓吾国不能共和,万不得已,则当南北分立。载涛意见亦同。奕劻谓我年七十余,无论君主与共和,我皆不及享受,有何成见。但今日君主之说,既不能行,南北分立,亦徒托空言。故不如径行共和,以救危局。铁良、载泽创议,欲分南北为二国,抗议纷呶,卒无成议”。


出席会议的溥伟记载,会议开始后,太后问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曰力主君主,并主战。太后谓战胜固然好,万一战败,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指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即使可恃,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溥伟又称: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


当天午后三时,举行内阁会议,“国务大臣中,惟袁世凯、唐景崇未至,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人为袁世凯代表,亲贵中惟肃王、豫王未至。梁士诒先发言,谓袁内阁有病,不能出席,今以本大臣及赵、胡二大臣代表袁内阁,商议组织临时统一内阁之事。赵秉钧接言,谓此办法系将南京政府与北京内阁先行解散,而在北方另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暂理全国事务,一面开国民临时大会,以决定君主民主之问题。因北方军队不敷分布,且兵饷只敷二月,后即难继,现时尚能保全者,东三省外,止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此四省人民,主张共和,时欲起事者,所在皆是。徒以兵队镇摄,故目前尚可保守耳。万一民军北来,两宫之安宁,与宗庙社稷,皆有危险。今日之事,非空言所能解决,除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外,尚未有别种办法,请斟酌。语毕,国务大臣退去,王公自开会议”。


各方意见相持不下,令缺少主见的隆裕太后更加举棋不定,召见亲贵时说:“时至今日,大事去矣。民军以死争共和,非达到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终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我朝二百余年之基业,竟丧失于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旋又谕令及早图谋生计,现无他法,惟有逊位而已。言罢涕泣不止。”


清太后的两难和袁世凯的逼宫,引发各种议论。汪荣宝致函其父,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惟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会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借国会地点及会期各问题,与伍秩庸往返电商,以期延宕时日,乘间调处。而主战派气焰非常之高,项城几有维持不了之势,乃拟具奏辞职……此信一出,于是东交民巷各使馆不约而同,各电其本国政府,请示办法。项城又大惊,乃招集各驻使,告以虽有辞职之说,尚无其事,请各安心。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以安北人之心,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


有鉴于此,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袁世凯以此说进,而奕劻亦以此说进,伍廷芳以此说进,内外臣僚亦多以此说进。清太后为保全皇室安妥生灵起见,已有允许之意。奈不明大局者尚一再抗阻。此议和结果之所以迟迟也。”此说与通行说法有别,却大体能够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


正当御前会议就清帝退位僵持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将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光复各省军政当局及本报的公电刊载出来,有消息称:“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传闻不绝于耳,可是并无确据,这下密谋被当事一方意外披露,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为了防止情急之下局面失控,清廷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随后的两次御前会议,由于各王公反对甚力,奕劻托病请假,袁世凯亦不与会。


乱局之中,京城反对退位的声音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袁世凯有所借口,放缓了逼宫的力度。“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同时根据懿旨,袁世凯于1月21、22日连续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并称:“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


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伍廷芳一时间居然反应不过来。1月23日,他复电袁世凯,告以优待条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处,“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而袁世凯复电坚称:“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次日,袁世凯还向清廷奏报,遵照懿旨与革军代表伍廷芳商办,“覆语悖狂,尚无头绪,仍与切实磋商”。


1月25日袁世凯答复伍廷芳的询问时,仍然矢口否认双方曾经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还另电详述召开国会的妥善办法。


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的确是情非得已,因为北方坚持君主制的清朝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袁世凯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再以国民会议为障眼法。1月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声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事有步武,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电称:“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直到此时,退位仍然不能提上台面,则前此不得不秘密进行,就在情理之中。


面对进退两难的局势,袁世凯一方面要利用清帝退位与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要应对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继续对清廷施压,陆续披露一个月前的相关文书,便成为可用的策略之一。《请速定大计折》刊布5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


概言之,袁世凯自1911年底就开始暗中谋划和运动清帝退位,并拟就《请速定大计折》,正式提出要求。清廷方面,隆裕太后、载沣和奕劻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取优待皇室皇族和旗人,但是如此大事依制必须经过宗支王公的议决,清廷和袁世凯担心仍在秘密磋商阶段的退位之举未必容易过关。为使清帝能够体面下台,同时减少清朝内部的反对,征得民军议和代表的同意,清廷改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如此一来,作为袁内阁全权议和代表的唐绍仪成为拥清势力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国民会议召开的细节问题纠缠为遮掩,重回运动清帝退位的旧轨。而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民军方面意外披露,果然引发拥清势力的激烈反弹,危及进行中的清帝退位交涉及安排。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的禁忌话题,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至于此后南京临时政府、清廷、袁世凯之间围绕清帝退位的进一步交涉和博弈,详见《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的长文(待刊)。


谢选骏指出:网民《历史真相》记载,“前清宫廷画《平定粤匪战图》中,明白宣示五色旗为前清军旗,起源自金朝!”由此看来,中华民国确属满清的残渣余孽——难道袁世凯僭越称帝、张勋辫军复辟、胡适跪拜溥仪、满洲国割据,都是中华民国的逻辑发展了。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殖民地。至于北伐之后的中华民国,那不过是联俄容共的黄俄预演。因为在其中,孙文及其三民主义,扮演的“党国”角色,与苏联共产国际一拍即合,从而把中国拖入了百年内战的赤祸之中。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有人想在中国大陆重推孙文主义,应该说,这是一条已经遭到证伪的绝路和死路。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国父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一条毒蛇,是毛泽东的先行者——他的遗照,至今挂在天安门广场,时不时就要拿出来,和马恩列斯四大狗头一起推出。若不将之凌迟斩首,中国复兴决然无望。

谢选骏:资本家助共为虐,美国官委曲求全



《TikTok被中国掌控 FBI局长警告恐成美国国安隐忧》(2022-12-02 壹苹新闻网)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雷伊(Christopher Wray)周五(2日)警告,影音分享平台TikTok对美国有国家安全忧虑,因为该公司被“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中国政府所掌握。


雷伊指FBI担忧中国可能会运用演算法操弄推荐内容,影响运作,也可能透过TikTok收集用户个资,将资料用于间谍行动。


雷伊上个月在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提出类似疑虑。他2日在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发表演说,第二度提及这样的顾虑。


而TikTok公司代表曾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当时该公司宣称会保证美国用户个资,中国政府无法取得相关资料。


TikTok是抖音的国际版APP,在全球Apple Store和Google Store已被下载逾20亿次,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代就对TikTok安全有所疑虑,曾扬言在美国禁用TikTok,施压要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股份。目前美国政府仍在为安全疑虑与该公司协商中。


谢选骏指出:各国资本家助共为虐——帮助共产党建立防火墙隔断信息交流,又帮助微信入侵控制美国;而美国官员却对此一筹莫展,尸位素餐,委曲求全,真龟孙也。


《中国政府已错失最佳时机》(2022-12-03 华尔街日报网)报道:


重庆建设中的医院和隔离中心,上个月该市爆发了疫情。


中国曾有三年的时间为全国范围内新冠病例激增做准备。虽然政府已增加支出,用于建设更多的医院和开发疫苗,但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向为高成本的疫情防控买单。


中国曾有三年的时间为全国范围内做准备。虽然政府已增加支出,用于建设更多的医院和开发疫苗,但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向为高成本的疫情防控买单。


政府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用于扩大医疗资源(如医院床位)的投资的增长实际上放缓了。


当政府忙于开展和建设隔离设施时,也停滞不前。政府数据显示,只有不到60%的中国人打过加强针,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打过加强针的比例只有40%。


现在,随着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屡创纪录,专家们说,中国为应对严重医疗紧急情况所做的准备并不比三年前更充分。


研究公司TS Lombard驻伦敦的首席中国领域经济学家Rory Green说,曾经非常成功的动态清零政策创造的条件付之东流,现在他们把自己困在了这种棘手的处境中。


生命科学研究公司Airfinity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鉴于中国的新冠疫苗和加强针接种率较低,而且缺乏对早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取消动态清零政策可能会令130万至210万人面临生命风险。该预测以香港为参照,香港今年早些时候暴发的疫情导致数以千计人死亡。


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导致香港新冠死亡率在全球最高。今年早些时候的危机平息后,香港加大了疫苗接种力度。据香港政府的数据,目前超过80%的12岁及以上香港居民已接种三针疫苗。近几个月来,香港政府已放松一些防疫限制措施。


Green估计,若发生最严重的疫情失控局面,中国每天可能会有5万人死亡。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在近93%的中国人生活的地区,如果暴发这样的疫情,重症监护资源将不堪重负。Green说,他的估计是基于对最新官方数据的计算,以香港今年春季疫情的社区传播情况和严重程度为基准。


中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五天内展开


距离武汉报告首例新冠病例已过去近三年,官员们经常以医疗系统准备不足为由继续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高官们表示,中国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根据发表在《重症医学杂志》(Critical Care Medicine)上的2020年的一项研究,而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为7.1张和11.4张。


随着疫情的蔓延,中国确实开始着手改善现状。当前政府五年规划的一个目标是,每省份至少有一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配备至少100台呼吸机,重症监护病床占比达到医院编制床位的10%-15%。


但一些熟悉此事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资源已被用于扑灭疫情,今年提升医疗救治能力的投入有所放缓。


自2021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承诺投资80亿美元用于卫生领域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用于医疗设施的长期改善,但也有一小部分留出用于短期需求,例如修建只有低水平医疗服务的临时隔离设施。政府文件显示,今年用于建设隔离中心的预算比例大幅上升,从2021年的不到1%升至9%。


驻伦敦的经济学家Green称,中国也没有抓住机会在疫情受控时为所有人接种疫苗,即从2020年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窗口期。最近几个月疫苗接种工作有所放缓,即使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提高免疫水平仍是成功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的关键。


据参与主要城市疫苗接种工作的人员说,这部分是因为许多人对利弊的分析促使他们选择不接种:现在的毒株更为温和,而且接种疫苗的证明并不能让他们免于一次又一次的核酸检测,也不能让密接者免于隔离。


当被问及医疗资源投入放缓的问题时,国家卫健委让参考周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称,要加强定点医院的建设,特别是提升综合救治能力和多学科诊疗水平,提高重症救治的能力。


虽然难以衡量全国的疫情防控支出,但通过地方数据可以一窥政府优先关注的事项。根据政府文件,去年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鹿泉区花费逾475万美元对50万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建造隔离设施,并对住宅区和公共场所进行消毒。这超过当地2020年用于疫情管控的支出,也比用于新建医院的费用多出13%。


总体而言,中国医院医疗资源的增长已较疫情前水平放缓。根据官方数据,2021年医院床位数同比仅增长3.8%,医务人员总数也仅增长3.8%,而2019年医院床位数增长4.8%,医务人员总数增长5.1%。重症监护病床数量的增幅从近9%放缓到5.8%。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正密切关注最近新冠病例数量的攀升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多大压力。


本周,卫生官员重新推动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接种,并将加强针和全程接种的时间间隔从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国家卫健委敦促地方官员避免不必要和长时间的封控,同时承诺要挨家挨户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


一些城市的主管部门已按照中央要求放松了隔离规定。由于南方城市广州的医院床位短缺,一些居民说,政府让一些无症状的阳性病例居家隔离。此前,任何检测呈阳性的人员都被送往医院或集中隔离点。


石家庄上个月曾宣布,将停止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但随着感染情况蔓延,该市重新启动了大规模检测,并加大了封控措施力度。当地几家医院已经暂停运营。


一位当地居民称,她的父亲在10月初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目前还没能接受最新一轮化疗。多家医院都把他拒之门外,要么因为床位已满,要么因为医院被封控。


这名女性说,她父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人类学家Ayo Wahlberg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两个可能诱发不稳定的因素——医院超负荷和严格封控。中国的医院通常情况下已经是人满为患。Wahlberg与人合编了一本关于新冠疫情的书。他表示,需要大规模接种疫苗才能达到避免医院超负荷运转的效果。他还称,目前最有效的疫苗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政府需要决定其疫苗策略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欧美。


中国基本上依赖国产疫苗,尚未批准国外开发的mRNA疫苗的广泛使用,卫生专家总体认为mRNA疫苗更为有效。


TS Lombard的Green表示,即便中国加大疫苗接种力度,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将80岁及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提高到90%以上。


他说:“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他们将在冬天努力维持这种精准封控、加强疫苗接种和逐步放松管控相结合的策略,但这个过程将非常困难。”


网民嚎叫:


lary 30分钟前

看着那些猥琐的大白,一片幻灭。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日报》也是个资本家的钱串子——它们连中文新闻都想卖钱!简直是敲骨吸髓的马克思主义的犹太畜生。所以他们才会把同门同宗的马克思主义的黄俄畜生叫做“中国政府”,并且惋惜它们已经“错失最佳时机”。

谢选骏:江泽民被白纸革命吓死了

《江泽民为何在「白纸革命」风起云涌的高潮时刻被习近平拔管?》(2022年11月30日 汪北稷)报道:


其实一周之前,上海华东医院已经高度戒备了,倚靠仪器存活的江泽民等同他已经离世,只等中共中央的一把手习近平一声令下,随时拔管、官宣天下了。


但想不到这几天来,中国大陆全国各地迅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白纸革命”,这场突如其来的群众政治运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以及超不寻常的政治高度和公民意识觉醒,都让中共上下尤其是习近平之流胆战心惊,吴亦凡的色情罪行已经无法转移广大公众的注意力了。


于是乎习近平选择在此时此刻拔管江泽民,是想借助为江泽民举办国葬为名,实行更多的暗中控制手段,分化抗议民众的注意力。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的策略下,逐步淡化此次“白纸革命”的巨大影响,再进一步进行残酷的秋后算账。


江泽民是中共过去三十三年执行高压维稳、发展经济国策的第一届领导人,也是对于中共法西斯独裁集团续命的有功之人,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全面健康发展,却是一个有罪之人。


江泽民在延续邓小平八九六四镇压政策、放纵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共政府高官大规模贪腐、强力阻止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进步、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和推举习近平作为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这五个方面是罪大恶极的。


在中共中央各个单位集体发布关于江泽民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里面,其实只有三个看点,第一,浓墨重笔强调江泽民的支持六四镇压以及之后的高压管控政策的;第二,在缅怀江泽民的去世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第三,全面肯定江泽民的所谓「执政功绩」。


从目前的局势看来,习近平对“白纸革命”所采取的对策就是一、略微放松疫情管控,二、加大全面暗中的秋后算账动作,三,拔管江泽民,拿死去党魁的丧事来冲淡目前的社会热点。


但是,当下中国大陆最大的热点就是三十三年未遇的民众政治热情,及其所导致的“白纸革命”,只要中共执政党不垮台,暴政继续持续,谁死其实都不管用,中共大陆民众经过三十三年的锻炼,早已火眼金睛,看透一切中共玩弄的带风向和控制舆情的把戏。


“白纸革命”已经播下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大量火种,借用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下一步,广大抗议民众是否会被强烈激发,来纪念、缅怀一个曾经强力镇压和维稳的前中共党魁就很难预料了。但笔者认为,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无论以什么借口,大量的民众能够公开聚集,就是一个机会,当年齐奥塞斯库的演讲大会不也演变成了推翻他的战场了吗?


谢选骏指出:不论江泽民如何死的,但从时间上看,他就是被白纸革命吓死的——正如毛泽东是被唐山地震震死的。


《中国多地降低核酸查验要求 欧盟访华官员称习近平承认病毒致命性减弱》(BBC 2022年12月3日)报道:


自上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对新冠清零措施的抗议后,广州、北京和重庆等地陆续放松了管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与欧盟官员会面时称,奥密克戎致命性较低,为放宽防疫管控铺平了道路。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周五(12月2日)中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3000宗,其中无症状感染占大多数,超过29000宗。


习近平的回应


路透社引述欧盟官员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城市大规模抗议活动归咎于年轻人对数年来新冠疫情感到沮丧,但习近平称目前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为更少的限制措施铺平了道路。


中国已有城市开始使用抗原快速检测取代核酸检测,但官方尚未大规模认可抗原检测的结果。


路透社称,不愿具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讲述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访问北京的要点。米歇尔周四与其他欧盟高级官员会见了习近平。


中国“二十条”放松防控10天后 如何看待感染暴增和社会撕裂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防疫措施混乱致冲突和谣言四起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我们从(习近平)主席那里得到的回应,解释为什么会有抗议活动。因为在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后,人们感到沮丧,主要是学生或青少年。”


“习主席说,现在中国新冠病毒主要是奥密克戎。之前的德尔塔变异株较致命,而奥密克戎致命性较低,这为放开管控打开了道路……我们已经在某些地区看到了这种情况。”


这位欧盟官员表示,米歇尔告诉习近平,在欧洲,疫情第一阶段的重点主要是隔离、检疫和检测,但后来转向疫苗接种。


另一位欧盟资深官员表示:“我的感觉是,这是有用的信息。我感觉,中国将寻求鼓励公民接种疫苗,借鉴一点欧洲的经验。”


上海民众街头高喊“习近平下台”,中国多地现反封控抗议


另外,近日中国政府高层连续两天召开疫情防控座谈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两场座谈会上都表示,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将优化防控措施。与以往大多数会议不同的是,孙春兰这两次都未提到坚持“清零”政策。


高层松口之后地方如何行动

习近平和孙春兰的说法似乎传递出中国最高当局放松清零管控措施的讯号。最近几天,广州、北京、深圳、成都等地陆续放松了疫情防控措施。


11月30日,广州宣布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其中要求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要及时解封,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不得随意扩大密切接触者甄别范围,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等。


北京陆续宣布,12月5日起,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北京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查验健康码时,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的患者进入;11月30日起,长期居家老人、居家办公和学习人员、婴幼儿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果无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社区核酸筛查。


成都宣布,12月2日起,市民出示健康码绿码,测体温、扫场所码,即可进入公共场所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成都市市民出入小区、院落不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只需要出示自己的健康码。


但在各地陆续放松措施之时,12月1日辽宁锦州市却表示,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不应当放弃近十天以来的努力。“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


通告引来了许多批评声音。仅仅过了一天,锦州又宣布,12月2日6时起,全市主城区(除各区公布的局部高风险区域外)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抗议活动在中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它们实际上有效。"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称,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先后发布新的出行政策。根据这几个城市的人口来算,超过1亿人口的出行都会因为新的政策变得更加便捷。


路透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利坚大学活动中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抗议活动在中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它们实际上有效。”


谢尔曼谈到北京的回应时说:“他们允许人们在家里隔离,而不是在发烧门诊隔离。他们说,他们将逐步开放。”


她说:“抗议确实很重要。”她还认为,中国已经使用安全部队平息了示威活动并让抗议者入狱。


谢选骏指出:欧洲鬼子们哪里知道——江泽民被白纸革命吓死了!

谢选骏:鲁迅是满洲人的私生子



《马克思的私生子和鲁迅偷窥弟媳洗澡》(郑若思 2004年7月5日)报道:


大约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的老师去东德访问,回来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天啊,马克思有私生子!”而且这私生子的故事还不是来自市民的口头文学,而是公开在东德的纪念馆里。

 原来,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夫人燕妮忠贞不渝,竟然与相貌、教养都与燕妮相差甚远的女佣海伦共赴巫山,珠胎暗结,引发与燕妮的婚姻危机,最后老马那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睿智大脑灵光一闪,想到了他的亲密战友“王老五”恩格斯,恩格斯于是替朋友两肋插刀,不仅向燕妮谎称自己是那孩子的父亲,还将这个男孩抚养成人。


此事之所以令我震撼,还不光是因为突然发现伟大导师其实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更大的惊诧在于同样是GCD,东德共产党在对待革命导师的问题上与我们的伟光正有着天壤之别,东德至少还把他们当成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而我们这边,马克思是整天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埋头写作、脚底把地板磨出凹槽、沿着陡峭的科学大道攀登的圣人(我在伦敦的时候特意去找过,结果证明是个天大的八卦)。别说马克思的私生子,就是鲁迅原配朱安夫人,又有几人能知?当年北京阜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里,根本就看不到朱安的照片,不然,二奶许广平的来历如何说得清?岂不是玷污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最近程映虹先生写出了洋老马这段轶事的细节,十分耐人寻味。


程先生说:“一个欧美大学者和思想家有个把情人和私生子算不得丢脸的事,只要他不把自己当作完人,他的崇拜者也不把他当作圣人。一旦把自己看作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给人间播火的圣徒,而崇拜者们更把他当作上帝一样顶礼膜拜,连他的婚姻都神圣化,那么任何品德上的瑕纰,或者任何一个家庭中都可能有的隐私都会变成摧毁信仰的重磅炸弹,无数只手就会严严实实地把它们遮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今天在所有仍然把这个大胡子犹太人的画像挂得高高的地方知者寥寥的原因。”


由此我想到如今正在见坛上议论得火热的鲁迅。鲁迅的可悲其实不在于他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是我们的伟光正不由分说地把他神化为根本没有缺陷、甚至缺陷也是美德的圣人。


这是一场迟早会被揭穿的骗局,果不其然,当鲁迅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看见他是一个鼠肚鸡肠、睚眦必报的小人,偷看弟媳洗澡的色鬼、日军入侵便躲进内山书店的懦夫,总之,私德不值一提。私德的缺陷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成了一颗颗摧毁鲁迅的重磅炸弹。


其实,鲁迅的私德尽管不好,但是他的缺点只是人性的弱点,是和很多人共同的弱点。何况他并不是政治家,不掌握国家命脉,就像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无行,除了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以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破坏作用几近于零,诸君花费如此之笔墨揭批鲁迅的“生活作风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若论个人生活的荒唐,萨特恐怕在鲁迅之上。西蒙德?波伏娃曾在回忆录中写到老态龙钟的萨特仍拥有数名年轻貌美的情人,将波弗娃丢在一边。然而没有人因为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去否定存在主义的价值、否定萨特的思想成就,这就是西方人与我们的不同。如果我们把鲁迅还原成和同时代的林语堂、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一样的普通文人,还会对他如此苛求么?


当圣像倒掉之后,肯定会面临一个批判和反思的过程,这是必要的,但是围绕脐下三寸打转的道德批判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等凡夫俗子可能有的缺点,再伟大的导师、旗手都会有。倒是这些所谓导师和旗手的思想言论,到底对后世起了哪些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应该是我们亟待发掘和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这些倒掉的“圣人”,应该采取历史批判,而不是道德批判。


依我之见,洋老马那不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所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原则,才是殆害后世的毒瘤,危害远比他和海伦的那宗糗事要大得多。我倒觉得假如海伦有杨贵妃那样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花容月貌,让洋老马写完《资本论》以后“从此导师不早朝”,靠《资本论》的学术成果当个经济学教授,不要拿什么暴力革命理论去害人,倒是地球人的造化。


同样,鲁迅的害人之深,不是什么偷窥入浴或是包二奶,而是如老芦所说:“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骂人的痞子。”


老芦对于鲁迅的肯定,我也深有同感。即“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己的劣根性。”


糟的是目前对鲁迅的批判,有的连道德批判都算不上,遑论一分证据一分话,简直就像文革专案组那样,以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子虚乌有的细节,给鲁迅罗织罪名。楼下有篇《为什么你们对鲁迅那么宽容》,便给鲁迅戴了顶“媚日”的大帽子,但是作者又找不到像样的通敌证据,就把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说成是日本特务,其理由曰:“一是他曾代为管理日本皇军的军事胜利品——中国的出版社和书店,二是他在战败后是上海几十万日本“侨民”(以日本民族的特殊性,称其为侨民是很不准确的,实际上二战中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一个没有穿军服的皇军)公推的领袖。 ”


内山曾经接管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该公司根本不是中国的出版社,而是1917年由美商创办,地址在上海南京路78号(后改南京东路160号)。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口欧美图书杂志、教科书、参考书的发行,也经营出版业务。1935年时资金约100万元,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西书出版发行单位之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一度成为内山书店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店,日美宣战,美商撤走,由内山书店接管,这与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还是有区别的吧。何况出版社也不是什么军事战利品。抗战胜利后,中美图书公司仍由美商经营,后来则被中国人买下来。


至于侨民领袖一定就是皇军,就一定是赞成侵略战争,这种逻辑只能蒙骗小孩子。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家》里那个犹太音乐家曾经受到德军军官保护,这其实是电影原著者的亲身经历。既然穿着法西斯军服的人都会对战争感到耻辱,那么没有穿军服的侨民就一定是铁板一块么?


很多批鲁文章喜欢拿鲁迅和日本人的交往说事,大有不在“民族气节”问题上让鲁爷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罢休的气势,但是下笔洋洋洒洒最终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钢鞭材料,证明鲁爷曾经在与日人的交往中出卖了民族利益。批了半天鲁,文章里还是透着一股“鲁”味,那“轻狂浮躁,只知骂人”的痞子魂,闹了半天还附在批判者的身上。从而证明鲁爷的毒素的确是渗透了我们的骨髓,不可救药。哀哉!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的私生子和鲁迅偷窥弟媳洗澡,都不是新闻了。新闻可能是——鲁迅与私生子!鲁迅的自白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网民哀叹,“私生子这玩意跟众多玩法相比也不色啊,这么就排到压轴去了?难道说近代人的XP是跟道德伦理挂钩的,越败坏人伦越觉得色?”但却不知,鲁迅的这一“跃进”可能源于他自己的经历——


谢选骏@xxj2040:蒙古大军吃什么:所有能吃的包括人肉和虱子——蒙古人的膳食结构很简单。据方济各会修士卡皮尼所述,“他们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迫不得已时,他们还会吃人肉以及马的胎衣……”

曾节明@zengjieming:满鞑子不吃人肉,但有喝生血的习俗,现在有独立学者考证:满鞑入关屠杀汉人达9600万,大大超过蒙古屠汉。

谢选骏@xxj2040:鲁迅难道是满洲人的私生子?——所以他才把吃人血馒头的罪名转移在“华老栓”的头上。

曾节明@zengjieming:鲁迅那个扁脑壳,确实像满鞑南下干部。

谢选骏@xxj2040:鲁迅的私生子周海婴很可能也是他的学生姘头许广平和小鲜肉的私生子。因为,年近五十的鲁迅又老又有痨病,怎么可能生得出孩子来?周树人(鲁迅)年轻的时候都生不出孩子啊!当然,这还需要历史学家的具体考证,例如,把许广平和鲁迅的私生子周海婴的后人和周家的其他后代的基因做一个对比,一下子就明白了!也可以顺便证明——周树人(鲁迅)和他的兄弟周建人、周作人确实不是一个爹生出来的,因为鲁迅是满洲人的私生子。否则,他为何对中华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他又为何把吃人血馒头的满洲人叫做“华老栓”?

2022年12月2日星期五

谢选骏:楚朝是一个公议社会

 


《被有意掩盖的历史真相:秦汉之间为何漏掉楚朝——史式教授有关帝制问题访谈录》(2009年6月26日 林治波)报道:


著名史学家、今已85岁高龄的史式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探讨中华文化、批判皇帝制度、重写中华古史的工作。2004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史式谈史丛书》之一《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2004年台湾《历史月刊》(总20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皇帝是个什么东西》,2005年12月韩国出版了他的《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的韩文版,此书的台湾繁体字版亦将出版。最近,他提出《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那就是在秦汉之间漏掉了一个楚王朝。如果循此线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不少过去被有意掩盖了的历史真相。记者就此问题拜访了他,请他谈谈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以飨读者。


确实漏掉了一个楚王朝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史老,您是如何发现这个错误的?您认为这是无心的失误,还是有人存心伪造历史?


史式教授答(以下简称答):我是在撰写《中国帝制两千年——是非功过从头说》一书时发现这个错误的。我认为:这不可能是无心的失误,只能是存心伪造历史。


问:您能否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证实这个错误确实存在,大家相信了这一点,就会发生探讨的兴趣。


答:完全可以。请各位读者顺手翻一翻手头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任何一部历史书的附表也行,是语文工具书(包括大陆的《辞海》与台湾的《大辞典》等等)的附表也行,请看一看,其中秦、汉两代断限的年代是哪一年?是不是公元前206年?如果是的,那就说明,秦汉两代是衔接的,在此以前,是秦朝;从这一年开始,是汉朝。中间并没有楚王朝。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打着楚的旗帜的抗秦联军投降,秦亡。而在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的丞相赵高已经召集百官公开宣布,秦帝国战败之后,六国复国,帝国朝廷已不存在,皇帝制度从此废除,秦国还是恢复为秦王国,所立之王子婴称为秦王,不称三世皇帝。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202年末,这5年中国没有皇帝,也就是说,秦王朝的皇帝制度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中断了。


问:刘邦登基做皇帝(成为汉高祖)是哪一年?


答:是公元前202年之末。


问:《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将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这5年称之为汉高祖元年至5年,看来您不同意?


答: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不是事实。历史事实是:公元前202年末,在项羽败死之后,刘邦才敢登位称帝。


问:刘邦称帝的真实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中国历史纪年表》却写成公元前206年,提前了4年,您认为这是伪造历史?


答:肯定是伪造历史。中国人对于纪年的工作比较认真,即使有人偶然记错了,哪怕只记错了几天,当时不发现,后代也会发现。至于记错了4年,而且让它一直错了两千多年,不被发现,不被纠正,这样的事,确也非常少见。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乱时期,起义队伍所建立的这个楚王朝,不见得会有一座巍峨的大厦,他们先在盱眙,后在彭城所建立的王廷,也许只有几间茅屋,极为简陋,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资号召而已。


究竟是谁在伪造历史


问:问题是什么人在伪造历史?他们为什么要伪造历史?


答:回答这个问题,话要说得稍远一点。可以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说起。当时秦帝国的暴政几乎把天下人都压迫到窒息的程度。不论是六国贵族,还是普天下的平头百姓,农工商贾、戍卒刑徒、还包括千千万万舍死忘生为丈夫万里送寒衣的孟姜女们,经过陈胜的振臂一呼,大家群起响应,揭竿斩木,奋起反抗,在中华大地上,立刻点燃了抗秦的熊熊烈火。大家万众一心,牺牲奋斗,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从商鞅变法以后经过百余年锐意经营的金城汤池般的秦帝国巍峨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轰然倒坍。从大泽乡起义算起,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这一场大仗就打完了,胜利是辉煌的。秦帝国垮台了,皇帝制度废止了,老百姓“除秦苛制”的目标是达到了。往后应该由各路起义军(包括六国贵族与草莽英雄)共同协商,组织一个联邦政府,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这是一条前途光明的求治之路。走这一条路的基础是有的。从整体形势来说,当时的楚人是长期抗秦的主力军,所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最早在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陈胜牺牲以后继起的领袖项梁是楚人,项梁牺牲以后其侄项羽又成为领导诸侯军队与秦军主力决战一举破敌的青年统帅。


灭秦之后,诸侯拥戴他成为联邦政府的盟主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的实力最强,他的战功最大,当时很难找到一位比他更为适合的盟主。从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这3年抗秦之战打得明明白白,大家目标一致,行动一致,不到3年,这个仗就打完了,胜利也取得了,但是后来楚汉相争的5年却打得糊里糊涂。楚汉相争的谁是谁非,邓之诚先生说得好:“项羽既为盟主,于是亲出勘乱,疲于奔命。”(《中华二千年史》卷一页43)。也就是说,项羽是为了维护一种联邦的新秩序而战,是为了保卫和平而战,所以打仗打得很辛苦,不断地消耗自己的实力。刘邦是为制造纠纷而战,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战,他四处挑拨,兴风作浪,坐山观虎斗,他的仗就打得轻松。项羽最后是失败了,是刘邦利用韩信、英布、彭越等人围攻使得他四面楚歌,兵败垓下。这位青年统帅项羽之败,不败于军事,不败于政治,而败于刘邦的背信弃义、阴谋诡计。


在项羽败死之后,刘邦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复辟了帝制。他为了达到个人浑水摸鱼的卑劣目的,一再制造混乱,挑起战争,结果造成老百姓的伤亡人数至少在百万以上,比抗秦之战双方伤亡的总人数还要多,结果是老百姓血流成河,刘邦坐上了汉高祖的宝座。经过4年的恶战,各路诸侯打得精疲力尽,民穷财尽。国家穷得连皇宫里都找不出4匹毛色一样的驾车的马来。到这时候,刘邦登上帝位。大家要想反对他,连起来反对的气力都没有了。要是在前几年,谁敢说再想当皇帝,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到了5年内战打下来,国力耗尽,民力耗尽,一时之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秦未灭六国之前,以赵国一国之力抗击匈奴,就能对付,匈奴并未成为重大的威胁;但在中原8年大战打完之后,刘邦亲领重兵去抗击匈奴,都不是匈奴的对手,只好屈辱求和,这不是明显的对比么!


伪造了历史 刘邦就能冒功


问:看来,伪造历史的人是刘邦及其子孙、部下与汉王朝的御用文人,那么他们伪造历史的目的想必就是贪天功为己有了?


答:是的,他们在史书上抹掉楚王朝的名称,首先就是为了冒功。因为抗秦,亡秦,楚人的功劳最大。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也。刘邦想以他自己于公元前206年从秦王子婴手中接受政权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来一笔抹杀至少是淡化楚王朝和许多楚人的功劳。


问:刘邦在公元前206年从秦王子婴手中接受了秦王国的政权,那件事算不算他的功劳?他是以什么身份去接受投降的?


答:那时候的刘邦只是楚王朝楚怀王部下的一员将领,是从楚怀王那里接受任务,向西略地。正是因为项羽作为联军统帅抗击了秦军主力,他才得以乘虚西进。他在楚军各将领中的地位并不高,是作为楚王朝领导下的各路诸侯抗秦联军的先遣队伍进入咸阳的。能够乘虚夺取咸阳,算是他的一件功劳,但他并不是抗秦联军的负责人,更不是楚王朝的负责人。他当时只是作为抗秦联军先遣队伍的将领刘邦去受子婴之降,而不是作为汉王刘邦,更不是什么汉王朝皇帝刘邦去受降的。所以他进入咸阳接受子婴投降之后,封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等待抗秦联军兵到,再作处理(刘邦本人无权处理)。在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封汉王,当然更不会想到会当汉王朝皇帝的事。把当时的刘邦和子婴办理投降受降的交接作为秦、汉两个朝代的交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当时的子婴只代表秦王国(战国七雄之一)而不能代表秦王朝,当时的刘邦只是楚王朝所属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汉王国、汉王朝都是还没有出现的事。《中国历史纪年表》上说这一年是西汉高祖元年是欺人之谈,是把世界上还没有发生的事先写在史书上。


问:楚怀王在发兵攻秦的时候,曾经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当时楚怀王对部下将领的一种鼓励,说是楚军中的各个将领,谁能带兵先攻入咸阳(关中地区)的,以后就让他在那里封王(当地方政府的首领)。楚怀王既然有了这么一句话,刘邦是最先袭取咸阳的,就认为以后楚王朝有把咸阳这块地区封给自己的可能。但是后来项羽不认这个帐,把关中地区封给了秦的降将章邯,司马欣等人,这也成为项羽与刘邦结怨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帝制 是一轮还是两轮


问:您所说的中国的帝制是一轮还是两轮是什么含义,是不是指皇帝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次还是两次?


答:正是这个意思。如果皇帝制度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开始实行,中间没有中断,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为止,那么,中国的帝制只是实行了一轮。如果中间中断过一次,那就是实行了两轮。第一轮是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开始,到秦王子婴即位时宣布废止,连头带尾只是15年。第二轮是从汉高祖刘邦登位(公元前202年)开始,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为止,一共二千余年。两轮之间中断的时间只有5年。由于有过一次中断,这两轮皇帝制度就可以区分为秦帝制与汉帝制。


问:有必要将两者加以区分吗?将两者加以区分的意义何在?


答:我认为有此必要。因为秦帝制与汉帝制的内容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恐怕不同之处还更重要。两者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不相同。


问: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答:我想先谈帝位继承的问题。秦帝制规定,皇帝只能由秦王室嬴姓男子担任(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那是不能公开的秘密),因此,臣民中不可能产生觊觎帝位之心。汉帝制却打破了这种限制,因为刘邦自己就是个流氓地痞,什么条件都没有。他能通过阴谋诡计夺得帝位,就鼓励了后世所有的野心家都来抢当皇帝,成为国家致乱之由。(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得到承认,说明男女老幼都可以做皇帝)人人都能当皇帝,这事看起来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治国者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公平竞争总得有个秩序,有个程序,只靠暴力竞争,一窝蜂地乱抢,那就全无公平之可言。中华民族很重理性,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久为外国学者所推重。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历史上那种野蛮的抢皇帝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有外国学者来问我们:“你们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你们离‘大同’还有多远?”如果他再问我们:“中华文化不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么,对外的战争暂且不说,2000多年来,你们内部的改朝换代总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人无数。长期以来,就是一治一乱,不能长治久安,这又是为什么?”追本溯源,这正是汉帝制留给我们的后遗症,是刘邦不择手段抢皇帝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一个是强迫,一个是强迫加欺骗


问:秦帝制全面推行只有几年时间就彻底失败了,汉帝制则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推行的手段上作一些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答:你说得很对。从二者推行手段之不同来加以比较,正是找出二者不同之处的突破口。秦帝制是纯粹作为政治任务来推行的,秦吏执行政令非常严格,说办就办,老百姓接受不了,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反抗的怒火一旦点燃,迅速燎原,秦帝制本身就在大火中烧成灰烬了。后来的汉帝制接受了这个教训,利用儒家学说协助推行帝制,把政治与伦理,政治与教育绑在一起,缓缓推行,推行起来就容易得多。如果把话说得简单一点,直率一点,就可以说:秦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单纯的强迫,汉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强迫加欺骗。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如何统治老百姓,压榨老百姓,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手段。我认为:秦帝制主要来源于西戎文化、游牧文化,它排斥中华文化,拒绝与儒家合作,公开推行暴政,从商鞅变法开始,秦这个边疆民族运用法家理论治国,推行了100多年,把老百姓当军队管理,老百姓虽然负担奇重,却也收到了发展农业生产与“强兵”的实效。秦灭六国,把这个制度强迫推向中原,推向长期由中华文化覆盖的地方,立刻引起最激烈的反抗。一种制度不可能在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不同的地区强迫推行,如果这样做,是在玩火自焚。因此,秦帝制一旦在中原推行,就引起了爆炸,秦帝制推行十多年就失败了,这很正常,它完全没有延续下去的可能。汉帝制是在外来的皇帝制度与本土的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之间寻求到一种相互妥协的办法,变法家的统治为外儒内法,披仁政之外衣办暴政之实事,磕磕碰碰地拖了两千多年。


刘邦窃取反秦果实复辟帝制


问:对于“汉承秦制”一语,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答:我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如果仅仅是问汉代的治国方法从秦代学到了哪些东西,那么,把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所发现的秦简1000余支的内容和过去发现的许多汉简的相关内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可以作出有根有据的回答。如果不是谈具体内容,而是评论其精神,则可以说,是刘邦对反秦大业的背叛。


问:请说说您的具体看法。


答:从大泽乡起义开始,到处燃起反秦的熊熊大火,不管是六国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大家都不是学者,当时都不会考虑到在秦制中有什么可取之处,可资借鉴之处,在受尽了秦制的迫害之后,都会发出“除秦苛制”的怒吼。刘邦初入咸阳,也对关中父老作出“除秦苛制”的承诺。说起秦制,人人切齿,谁还会去继承它。过去秦人对六国制度文书是一把火烧光,刘邦初入咸阳,萧何能够耐心地收集秦的图籍,已经是很理性的做法,但也只是作为参考,实在没有继承秦制的必要。因为秦制以严酷出名,自是损害老百姓的。前三年的反秦之战,大家万众一心,旨在灭秦。所以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见过咸阳宫廷的刘邦已经做起了皇帝梦。灭秦之后,刘邦衡量当时的局势,自己一无实力,二无条件,暂时不可能与盟主项羽公开敌对,只有接受分封,以后从内部进行破坏,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这时他的根本态度,已经从反秦转为反楚。这与天下人的愿望是对立的。以后5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反楚,使出浑身解数,挑拨离间,又打又拉,从内部瓦解楚王朝阵营,围攻盟主项羽,一定要置之于死地。当时有许多人上了他的当,看不清反秦还是反楚这个大方向,只去计较个人之间利害得失的小是非,跟着他跑。结果兔死狗烹,自食其果。如果在抗秦联军灭秦之际,秦还在实行皇帝制度,联军是在接受秦军投降的时候连这个制度一起接受下来,暂时实行,以待整改,犹有可说。但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是秦人自己已经废除了这个制度,从此彻底抛弃,中国已经5年没有皇帝,皇帝迷刘邦却宣布帝制复辟,重新登位,这是刘邦对起义的背叛,对抗秦大业的背叛,对楚王朝的背叛,对所有楚人的背叛,对天下老百姓的背叛!


问:您认为,刘邦复辟帝制这件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答:不是必然的,因为项羽对人宽厚,多次放过刘邦,让他死里逃生。如果项羽稍微厉害一点,他也就人头落地了。在鸿门宴上,项羽完全可以对他问成死罪,你不过是个先遣队伍的将领、前卫司令官,为什么在进了函谷关之后,闭关拒守,不让联军大军进关,这不是叛变是什么!刘邦在战场上也多次负伤,被打死的机会也不少。


问:如果刘邦死了,还会有别的野心家来复辟帝制么?


答:很难说,估计不会有。因为野心家历代都有,但是像刘邦那样老奸巨滑的野心家并不多。如果当时不出刘邦这种人,或者他在打仗时打死了,那中国的前途就要好得多。世界各国都没有皇帝,为什么中国必须出皇帝?外国也有君主,也出现过专制,独裁现象,但是他们的特权都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大。外国的emperor或king都与中国的皇帝不同,在他们之上,有神权或教权,在他们之下,有民权。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神权(教权)、君权、民权各占一定的比重,作出的决定也就比较慎重。中华民族是个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民族,到了战国时代,比较成熟的宗教还未产生, 民间学者在政治理想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说,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说法。如果正常发展下去,民权逐步抬头,君权逐渐让步,可能会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现,秦国引进“西戎之法”,建立皇帝制度,上面一刀砍断神权,下面尽力压制民权,放任君权疯狂扩张,出现了畸形的一人专制制度,而又强行推行于中原地区,于是引爆了天下人与秦帝国的大冲突。秦人把外来的皇帝制度强加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肯定是一种失策,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只能是付出亡国灭族的代价。秦帝制带给中国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在十多年中间,老百姓被屠杀的被拖死的至少是几百万人,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是焚书坑儒)使得中华文化中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大量损失,可谓创巨痛深。但是只要从此告一段落,不再继续作恶,这个损失也还是有限的。秦国灭亡以后,秦人失败以后,确也没有任何反复,一切都成了历史陈迹,只希望这个残暴的皇帝制度不要卷土重来。


问:如果刘邦复辟帝制没有成功,帝制能不能再产生?当时的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


答:我想,如果刘邦败死,中国也就不会再出现帝制。有可能出现由楚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中国在3000多年前能够出现周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不能出现楚王朝领导的联邦政府呢?周王朝兴起时,其面积人口还赶不上战国晚期的楚国。在战国晚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步子很快,北方有齐鲁文化与三晋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也迅速地追了上来。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北有儒家,南有道家,儒家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和谐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底色。当时的楚国版图很大,民族众多,南方的苗蛮和百越都是文明起步较早的地区,如果由南方的楚王朝带头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全国各地就会平衡发展,不会出现后来汉唐各代重北轻南的现象,特别是南方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远在秦汉之前,他们已经扬帆太平洋上。北至夏威夷,东至复活节岛,南至新西兰,西至东非的马达加斯加,都有他们的后裔居住。如果在两千多年前,由楚王朝带头向海外发展,我们很快地就会成为海洋大国。秦秋时期,吴、越等国向海外发展,并未受到周王朝的压制;到了秦汉时期,旱鸭子大王朝才限制海滨居民不得随便出海。战国晚期的楚国没有及时崛起,却让残暴的秦国一度横行,令人深感遗憾。总之,刘邦复辟成功,对于本不适用于中华大地的皇帝制度进行修修补补,让它带病延年,拖了两千多年,这才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秦帝制损害有限,汉帝制遗患无穷


问:看来,您是认为汉帝制所造成的损害要比秦帝制大得多。


答:正是这样。如果秦亡以后,没有一个来自楚王朝阵营内部的叛徒刘邦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进行帝制复辟又侥幸成功,则中华大地上,以后就不可能再出现皇帝这种怪物了。那么,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将按照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逐渐从北方向南方发展,逐渐从大陆向海洋发展。在政治制度上,可能出现一个联邦政府,实现一种在文化上大一统(以儒道等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政治上相对宽松(由具有不同民族成分,不同风俗习惯的各个邦、各个国既高度自治,又紧密团结)的制度。汉帝制的出现,虽是一个偶然,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超过秦帝制的百倍、千倍、万倍。我们不妨冷静地分析一下,秦帝制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究竟有多么大,到了今天,谁还记得秦始皇给我们说了什么,李斯给我们说了什么!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早已远去了,淡化了,记忆也模糊了。但是汉帝制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则历历在目。这两千多年来大大小小几十次帝位争夺战打得尸骨如山,打得血流成河,打得疮痍满目,打得民穷财尽,使得二十四史成为一部相砍书。使得中华民族从战国时代那种很理性的民族竟然倒退为一个疯狂的自相残杀的野蛮民族,和平的日子少,战乱的时候多,民族怎能进步,国家怎能富强?物质上的损失虽然已成过去,精神上的伤害还在继续。我们今天一走进书店,就会看到许多“南面之术”、“驭人之方”、“帝王智慧”、“帝王谋略”等等。在这些书里,一整套利用人的权术仍在毒害我们的心灵。


皇帝制度绝对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问:您认为皇帝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答:绝对不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则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二者尖锐对立,没有传承的可能。探讨皇帝制度,确实另有来源。当时的秦国一意穷兵黩武,以侵掠为能事,所以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秦”。秦用商鞅变法,重视耕、战,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治理老百姓,一人犯法,几家连坐,以严刑竣法保证新法的执行。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台湾著名史学家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都作了提示,告诉我们秦制颇采“西戎”之法。也就是说,帝制的基本框架不是来自中华文化(农业文化),而是来自西戎文化(游牧文化)。秦王朝对中华文化深恶痛绝的态度,也可以反证皇帝制度绝非来自中华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们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杀!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诗书、他们也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烧!即所谓“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并非秦王朝一时的政策,而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态度。


中华文化与皇帝制度的对比


问:虽然皇帝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产物,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近的两千多年,中华文化和皇帝制度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两者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您能不能用最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这二者的不同之处?


答:可以,请一阅这张对照表:


中华文化 皇帝制度


天下为公 天下为私


世界大同 万世一系


以民为本 以君为本


民贵君轻 民贱君尊


选贤举能 政出私门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国 以严刑峻法治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秦吏在推行秦帝制的时候,纯用强迫的手段;后世各个专制王朝在推行汉帝制的时候,是兼用强迫与欺骗的双重手段。正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他们才好进行欺骗。因此,虽然说不清,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说清,虽然道不明,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道明,这样才能让广大的学者、读者不受他们的欺骗,才能使皇帝制度阴险毒辣的欺骗手段大白于天下。


问: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了,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确实是失败了,但是皇帝制度却延续下来了,这样,汉的暴政又建立起来了。汉武帝宁愿“独尊儒术”,而不准许“百家争鸣”,这是一种阴谋。真理,是在争鸣中,讨论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让争鸣,只把儒家一家的学说教给学生,进行宣传,那他们就很容易进行审查,进行控制,凡对专制王朝不利的内容都可以予以删除。这种做法是限制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学者作为自己手中的玩物。


问:这是不是只对专制王朝有利,而对儒家学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汉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总要好得多,有限度的开放总比绝对封杀好得多。你虽然不能讨论,至少可以进行学习,可以进行宣传,使儒家学说中的精华能够传承下来。


朱元璋为何仇恨孟子


问:在儒家学者宣传“民贵君轻”这些学说的时候,是不是会与专制帝王发生磨擦?


答:肯定会发生。从汉武帝开始,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妥协。就是帝王不反对儒学,学者不反对皇权。其实儒学和皇权是根本对立的事物,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还会常常发生磨擦,在妥协中,专制帝王得到实惠,保有特权,儒生得到虚名,受到尊重,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能享受冷猪头的祭祀,看似颇为风光。但是这种尊重也极为有限。你不触动我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尊重,如果你触动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尊重了。儒家学者因触怒皇帝而被杀头的事,历代有之。朱元璋读《孟子》一书时,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处,不禁拍案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这个老家伙要是活在现在,他一定跑不了!)身为流氓无严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心理,时时刻刻想杀之,辱之而后快。1393年,他下令删书,把《孟子》中他所不满的地方一律删除,几乎删了一小半,这些地方正是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精华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删之处,一律还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想,要说,一不注意就难免要议论朝政。朱元璋最痛恨这一点,他公开向各级学校(包括国子监)颁布禁令:“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读书人)不可建言(不可上书言事,也就是不许提意见)。”他还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凡写文章,“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许知识分子谈论当代问题。


问:在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妥协之后,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经合作了?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说得不全面。应该说,他们有时候是在合作,有时候又在互相牵制、掣肘,或者说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皇帝对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由劝人尽孝发展为劝人尽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时,可以引用儒家经典加以劝止,皇帝只好接受。尽管是互相妥协,各让一步。但是双方很难打个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风,笔杆子总是敌不过枪杆子。皇帝修养好一点的,可以从谏如流,赢得一个圣君的美名,进谏者也可以获得敢谏的美誉,得到双赢的结果。如果皇帝输不起了,翻脸不认人了,进谏者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说肯定不对


问:对于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之说,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运动时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正确的,例如反对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例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例如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等等,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只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对。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世界上不论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国家、小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都不容任意抛弃,事实上也抛弃不了。如果因为自己国家民族一时的落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罪于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找错了对象。当时反对孔夫子,是说他做了专制帝王的帮凶。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儒家学者与专制帝王之间既有互相妥协、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牵制、掣肘甚至斗争的一面。即使在“合作”的时候,儒家学者也是弱势的一方。我们岂能放纵强势的一方而只苛责弱势的一方。请想一想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学者文天祥与方孝儒的事迹。文天祥殉国时的衣带诏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学者,他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对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统”、“偏统”等问题深有研究,他反对朱棣抢班夺权而造成数十万军民流血牺牲,拒不为暴君草诏。对于这些为国为民慷慨牺牲的志士仁人,我们难道能说他们是专制帝王的帮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皇帝制度出现的时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们怎能在批判专制帝王罪恶的时候,把责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头上,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学。


认真剖析一下皇帝制度


问:皇帝制度我们已经沿袭了两千多年,废除这个制度,至今还不到100年。在有皇帝的时代,皇帝神圣无比,谁也不敢对他说三道四。但在走向民主之时,为了消除皇帝制度遗留下来的许多后遗症,我们是否可以对皇帝进行一次认真的剖析?


答:不错,我认为的确有此必要。


问:皇帝这个名称是如何产生的?


答:“皇帝” 名称是秦始皇自己取的。古时候人间的领袖只称王,天上的神才称帝。秦始皇自称皇帝,是说自己的功劳超过三皇五帝(一些传说中的古圣先贤),已经成为一个介乎人神之间的怪物,神圣无比,权力无边。


问:我们能不能说,皇帝制度是一种最坏的统治制度?


答:可以这样说。这种皇权无限膨胀,皇权高于一切的皇帝制度,有如一部没有刹车装置的车子,危险之至。这种车子在历史上已经翻过数次了。世界上某些王国,他们的教权、神权影响还在,由于科学的发展,又已逐渐出现民权,互相制约,就有不少缓冲的余地,不致一旦造成天下大乱。


问: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暴君,过去我们只谴责他们个人,似乎没有找到根源,是不是应该一直追究到放纵暴君胡作非为的皇帝制度上去?


答:应该如此。历代的御用史官一再吹嘘,除少数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老百姓也被皇帝头上的光环吓得不敢仰视,更不要说是说长道短了。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早就看出了皇帝的本质,例如东晋时代的鲍敬言早就提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古时候没有皇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现在好多了)。皇帝都是在“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穽”,都是迫害老百姓的。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目睹明清易代,在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并非只是某些皇帝个人的过错,而是由不近人情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专制帝制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帝制是万恶之源。作为专制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的皇帝,从本质上说,必然是独夫、民贼、土匪、强盗。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专制皇帝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因为秦以前三代的国君之产生,多少还有一点推举的意味在内。自秦以后改称皇帝,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来的,也就是大规模地掠夺而来,皇帝不是盗贼又是什么?比较而言,皇帝实在不如盗贼。盗贼抢人杀人,总还多少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对于屠戮、压榨、奴役老百姓,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泰然自若。这样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任意妄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老百姓经过长期重压,逆来顺受,也养成了一种奴性,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只图苟安,不思进取。如此互相影响,恶性循环,两千多年来我们愚昧、贫穷、落后的真正根源,正在于此。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


问:皇帝制度在建立与推行的过程中,有哪些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


答:皇帝制度既是荒唐的(说不出任何理论根据),又是虚假的(说不出任何实践经验)。试想:秦王朝公开宣称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这能找得出什么理论根据!有些民族,有些国家,对于自己的创世建国还能说得出一番美丽的神话。皇帝制度是怎么来的,连一番鬼话也说不出。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规划,我们总得问一问它的可行性如何?能实践么?皇帝制度实际上是行不通,作不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据说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的公文(竹简),看不完不休息。从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着一条原则,即国事必须由皇帝处理。《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中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试问:天下事无大小,都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处理,这能行么?历代在位的皇帝年龄有大有小,身体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强有弱,怎么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处理。而且皇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无论多么聪明、能干、健壮、勤奋的人也办不到,也办不好。要皇帝统管天下之事,这个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实际上也做不到。可见,康熙所说的“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不过是大话欺人而已。


皇帝制度是孳生小人的温床


问:皇帝制度规定“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事实上又办不到,这样是否就会造成大权旁落,落入小人之手?


答:正是这样。皇帝制度其实是孳生小人的温床。皇帝的工作做不完,累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那就只好交给身边的人代劳。如果交给宰相,有关官员,那还不算大权旁落。最糟糕的是让大权落入太监、后妃之手。这些人生活于深宫之中,不知民情,不懂政事,一旦手握大权,不出乱子才怪!我们常说,权力招致腐败。皇帝拥有最大的特权,却没有任何人管得了他,因此能产生最大的腐败。小人总希望依附特权,皇帝正是他们依附的对象,小人并非只指太监,后妃,一切依附权力谋取私利的都是小人,在皇帝精明,大臣持重,国家大局稳定的时候,小人不过是城狐社鼠,小鱼翻不起大浪。如果皇帝糊涂,宠信小人,小人上下串联,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结党营私,民不聊生,民变蜂起,国家就会大乱,王朝就会垮台。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人愚弄皇帝,皇帝受了蒙蔽,小人聪明,皇帝很傻。其实皇帝真傻的少,装傻的多。他们需要利用小人的时候,可以装傻;利用过了,为了收买民心而收拾小人的时候,其聪明就表露无遗了。例如“大周金轮皇帝”武则天,从小进入宫廷,擅长互相倾轧。她总是尽量利用小人来诛锄异己,等到目的已达同时民怨沸腾之时,又在恰当的时候翻脸,对小人加上罪名一一处死,以平民愤。不明究竟的老百姓于是欢欣鼓舞,认为君王圣明,小人该死。周兴、来俊臣这一班酷吏,都是让她这样一一收拾了的。小人需要皇帝,皇帝需要小人。有时候小人愚弄皇帝,有时候皇帝愚弄小人,有时候是互相愚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句话说到底,真正受愚弄的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王败寇一语揭开历史真相


问:对于“成王败寇”一语,您有何看法?


答:我们当然不赞成只依成败论英雄,因为这就忽视了当时许多起重要作用的客观因素。但是“成王败寇”一语确也揭开了历史的真相。即“王”与“寇”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同是一个人,他成功了就是皇帝,失败了就是盗贼。这也和明末思想家唐甄的说法“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一致的。帝王不过是成功了的盗贼,与没有成功的盗贼原是一路货色,不论成功与否,从本质上说,原无区别。这个做皇帝,本应该有一套治国的本领才行。要求打天下的武夫来治国,实在是强人所难,是活受罪!在皇帝制度之下,一片大好江山,不能交给有才能的人去治理,却由一群不学无术的武夫夺来夺去,谁夺得了江山,谁就粉墨登场当皇帝。这种制度真是荒唐到了极点,我们居然在这种制度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想起来实在让人觉得汗颜无地!在皇帝制度产生之前,在战国时代,我们的诸子百家确实都在讲求治国之道,为此而百家争鸣,不论是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可以看得出历史是在有序的前进。自从出现了皇帝制度,特别是刘邦登上了帝位之后,形势一变,历史变成了无序的乱动。在中华大地上,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夺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尽人间富贵,子孙后代永为帝王。总而言之,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治一乱,治乱相间,难以持续向前发展。所有在治世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一到乱世,摧毁殆尽,以后又从头做起。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其祸源就是荒唐的皇帝制度。历代的战乱主要是由野心家争夺帝位所造成的。为了夺取帝位,许多流氓、盗匪、野心家什么阴谋诡计都想得出来,什么下流无耻、残忍恶毒的事都做得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阴暗的部分,许多有关的记载令人不忍卒读,读了之后在心里所留下的阴影也会长期挥之不去。


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问:皇帝制度给中国人带来了两千多年的祸害,使得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倒退,但是对于皇帝家族又带来了什么好处,是否请您谈一谈对这方面的情况?


答:皇帝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盘踞了两千多年,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它也并没有给皇帝本人和他的家族带来什么好处。非常遗憾,我们略加探讨,就会发现:皇帝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皇族的命运也很悲哀。由于皇帝宝座诱惑力太大,没有争到的想争,已经争到的想保,这个宝座永远都在许多贪婪的眼光注视之下,也就等于安放在一座火山口上。从表面上看,皇帝一人至高无上;实际上,围绕着皇帝转圈子的宫内宫外各种势力,包括亲王、宗室、母后、皇后、嫔妃、太监、权臣、藩镇等等无时不在争权夺利,觊觎帝位,你退我进,此长彼消,上下串联,内外勾结,可以说是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有时候,皇帝圣躬独断,对别人的生杀予夺,决定只在顷刻之间;有时候,大权悄然落入他人之手,皇帝成为傀儡,生杀由人。天下大乱之时,战场上自然是杀人如麻,尸横遍野;到了天下已定,新君登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虽然穷困,总算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


至于帝王之家,公开的互相残杀虽已终止,暗地的互相残杀随即开始。自秦汉以来大大小小二百多个皇帝,已知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就有三分之一;还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成为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真正寿终正寝,平静地离开人世的,只是少数。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左右。总的说来,皇帝难免声色犬马,所以总以短命的居多。老百姓犯了罪,一般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有涉及皇帝宝座的事(谋反、大逆)才会株连他人。皇帝一族则不然,一人出事,举族牵连。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的皇帝搜杀前朝的皇族常常捕风捉影,滥杀无辜,为追杀一人不惜屠城屠村。从外表看来,皇宫里面住的是一家人,实际上,皇族内部的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互相倾轧,互相谋害,同床异梦,骨肉相残,随时可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


开国之君在争天下时固然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继位之君生于警卫森严的深宫之中,危险也并不小。有的一出世就被谋害,有的一生下来就失掉了母亲,因为某些王朝有嫔妃生子即杀其母的冷酷规定(为防日后外戚争权)。皇帝的候选人在互相倾轧中生,互相倾轧中长,互相倾轧中被扶立,又在互相倾轧中被拉下马来。一人出事,牵连一片。皇族的内讧,也会从小规模的内争演变为天下大乱,举国骚然。皇帝制度本来就是个荒唐的制度:皇帝征服了整个国家,把全国的老百姓关在一个大监狱里;为了自保,他又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监狱(皇宫)里,弄得彼此都不自由。皇帝过的是一种自戕式的穷奢极欲的畸形生活,整天求神炼丹,梦想长生不老,结果寿命比普通人还要短,常常因服仙丹而丧命。他搜括天下的财富,奴役天下的老百姓,折腾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最终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却给老百姓带来说不尽的灾难,真正是既害人又害己。历来羡慕权力,贪图富贵,成天做着皇帝梦的,大都是野心家、亡命之徒、土匪强盗、流氓地痞,如此等等。普通善良的老百姓,只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能过太平日子,哪里会有什么做皇帝的梦想。


一些有识之士对于皇帝制度更是深恶痛绝,早就提出了“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名言,告诫大家切不可去做皇帝梦!皇族内部的有识之士也都深深厌恶那种争夺帝位的残酷斗争,他们宁肯放弃这种机会,披发入山,或削发为僧,去过宁静的老百姓生活。他们有的成为诗人,有的成为书画家,成了学有专长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有好几个皇帝在国破家亡走投无路之时仰天长叹:“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写了20年的文章。1994年2月,我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反对皇帝戏的短评,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写文章响应一下。但转念一想,皇帝戏越拍越多,可能只是一时现象,反对的呼声多了,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


而在此之前的6年,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更早触及了这个问题。《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斟酌才说出一段话:


“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对电视面前的观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当时的中国,正是邓小平罢免了胡耀邦、推行“垂帘听政”的黑暗时刻。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10多年来,皇帝戏不是逐渐降温,反而急剧升温。黄金时段,屏幕上几乎是皇帝戏一统天下。几乎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看到皇帝脚下跪着的黑压压一片。由于编导的卖力,戏也逐渐升格,从故事、戏说升为历史、正剧,一部片子的投资从几百万升到几千万。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盖世英雄。


10年来,我和数以百计的友人认真探讨过皇帝戏的问题,其中有我同辈朋友、年轻朋友和学生,有历史学者、影视编导和国际友人,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和海外的。我们在多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包括海内外的学术会议以及政协会议、民主党派会议。不少热心人建议把这个问题联名写成提案。但最终决定还是先写一篇文章,把皇帝戏的负面作用说深说透,等到大家有了共识,再采取下一步行动。这就是现在才发表此文的原因。说是“十年磨一剑”也可,锋芒所指,就是屏幕上的皇帝戏。要郑重申明的是,磨此剑者,非我一人,而是我的许多良师益友。文章的意见,是大家的,我只是执笔者而已。


当年的批评掷地有声


《人民政协报》1994年2月12日刊登的短评《屏幕上的“皇帝热”该降温》,至今仍然值得一读,兹摘录于下: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皇帝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花名册上有名有姓的皇帝就有二百多个。


如今在电视屏幕上却办起了“皇帝展”。有不少的电视剧编导者热衷于皇帝题材,争先恐后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皇帝戏。先是《末代皇帝》,后是《雍正皇帝》,接着是《戏说乾隆》、《唐明皇》、《朱元璋》、《秦始皇》、《康熙大帝》以及新近投拍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好像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史上,除了皇帝以外,再没有值得赞颂的人。


正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吟诗的李白没人拍,造纸的蔡伦没人理,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没人问,一代神医华佗没人写,编导者们却对皇帝这样痴迷,真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况且,屏幕中出现的皇帝,要么风流倜傥,要么智勇过人,要么扶植艺术,要么爱护百姓。威严起来是天神,慈祥起来是圣母。不仅如此,导演在他的“阐述”中还要特别再加上一句:“皇帝也是人呵!”


以天地为私物,以万民为私有的皇帝要是值得同情、值得称颂的话,那么小偷、强盗、杀人犯、吸血鬼为什么还要被人们唾弃呢?美国的电影编导们尚且把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拍得活灵活现,我们的电视剧编导们为什么要把正面的特写镜头一再对准皇上呢?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皇帝在人们心中不成为丑陋的人,民主与良知就没有地位。以推翻封建腐朽帝制为己任的孙中山先生有言:天下为公。一语道破皇帝们家天下的极端自私卑鄙。但愿屏幕中的皇帝热能够降降温。


文章言简意赅,态度鲜明,激愤之言掷地有声。


看来,要评价皇帝戏,首先要解决“如何评价中国皇帝”的问题。


皇帝是什么东西?


皇帝是什么东西?学者早有定论。2004年5月,拙著《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出版;2004年12月,拙文《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发表于台湾《历史》月刊。我在一书一文中所持主要观点如次:


─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自秦以来所实行的皇帝制度却完全违背了这一理想,实行的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秦虽二世即亡,却把这个最坏的制度留在华夏大地,为祸二千余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总算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余毒一直阴魂不散。


─明末清初,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就一针见血地把“皇帝”称为盗贼,天下之大害。他们目睹明清易代,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所以造成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并非某些君臣个人的过错,而是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皇帝制度所致。专制是万恶之源,作为专制代表的皇帝,从本质上说就是独夫、民贼。盗贼杀人越货,总还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犯罪。而皇帝打天下,视奴役、屠杀老百姓为理所当然,泰然自若。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任意妄为,无拘无束。老百姓长期受压,逆来顺受,养成一种奴性,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成了二千余年来愚昧、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与外国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国政治早熟,宗教观念却淡薄,无法形成与君权分庭抗礼的教权。自有皇帝以来,君权恶性膨胀,人权民权无由产生,教权也成不了气候,皇帝一人君临天下,任意妄为。隋炀帝杨广以一人之力在短短两三年就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这种事例在外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皇帝制度,认为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皇帝一人之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累死也办不好,何况他们常常“不早朝”,甚者有(如明神宗)一二十年不上朝的。许多时候,都是皇帝在权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温床。


─别以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在皇帝专制时代才发展起来,在秦始皇称帝以前,中华已经有了好几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发展得最快的时代是战国。秦灭六国以前,关东各国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秦则是野蛮的、落后的。秦是军国,依靠暴力征服六国,推行暴政,激起百姓的反抗,统一之后才十几年就被推翻了。从此戴上了帝制桎梏的中华民族发展举步为艰,一直难有舒畅的日子。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远在二千多年前,发明创造独步世界,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后来受到了帝制的钳制,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变缓,到了15世纪以后,明显落后于西方。有人统计,截至15世纪,在世界30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中,中国的占了三分之二。可惜此后我们就一蹶不振了。如果轻信“正史”的话,认为帝制也有其好处,那就是上当受骗,自欺欺人!


请听民间一片反对声


近10年来,我发现老百姓强烈反对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腐败,第二就是皇帝戏。反腐败问题,人人皆知,不必多说;反对皇帝戏,你不深入民间,绝对想不到民情会如此激昂。


以下辑录的,是一些代表性的意见,有的是友人来信,有的是友人寄来的已发表的文章,有的是从书刊中搜集的。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方之光会长来信:“鬼化农民起义的结果,是使帝王将相又充斥荧屏。春节前后,《汉武大帝》、《大明王朝》、《秦王李世民》等等,不一而足。曾问过一些专家《汉武大帝》代表先进文化吗。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该片大力宣传专制、宣传权术、宣传民族仇视……”


魏文彬《精神上的皇权复辟》:“帝制被推翻了这么多年,埋在地下的封建帝王们绝对想不到,在业已进入21世纪,中国已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接轨’口号叫得震天价响时,竟还会有人为他们极力辩护、翻案!如果他们不能起于黄泉之下再做皇帝,绝对会给这些人加官封爵,让他们做‘高级奴才’。无论扭到哪个频道,荧屏上都可见到男人头上拖着长辫子,‘万岁’、‘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真让人不知究竟置身于何朝何代,有时光倒流之感……精神上的皇权复辟有愈‘演’愈烈之势。”


杨伟《清宫大戏乱纷纷,误人子弟实堪忧》:“近年来,清宫大戏一部接一部地播出,黄马褂、大辫子可谓占尽央视、省视荧屏风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绝于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你方唱罢我登台,刀光剑影、尔虞我诈,似乎努尔哈赤的皇室传人都是把江山社稷时时放在心间,殚精竭虑,爱民如子,哄得一般观众特别是对历史不甚清楚的年轻人在肃肃然,飘飘然中像阿Q一般忘却历史的苦难……当年满洲贵族铁骑南下,兵锋所至,生灵涂炭,扬州暴行,惨绝人寰……强制剃发,杀人如麻,江阴、嘉定两城血流成河……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一哄而上的一部部清宫大戏的编导们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动情地肉麻地替封建君主隐恶扬善,扬幡招魂?”


曾伯炎《可厌的皇帝热》:“历史上,最不好的就是皇帝,那种垄断权力物力人力的强横,特别是用他一个脑袋代替万千个头脑思考决策天下大事,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也算精神产品的影视产品,颇像在同现代唱对台戏。……如果外国人回去谈观感,说中国崇皇意识还在,岂不给现代中国又罩上封建阴影了吗?这种与现代唱对台戏的皇帝热不可谓不怵目惊心。这么热下去,只会加深观众的臣民意识,不可能增加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吧!”


傅白芦《电视剧·错别字·下跪》:“《康熙王朝》更妙,歌词作者假亡灵之口反复寄托自己的祝愿:‘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不图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要五百年,够谦慎的。倘若果有上苍而上苍又俯允了这虔诚的求祷,让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那么,不仅没有为某些人所拜倒的雍正、乾隆的出现,而且不可能有孙中山等先行者创造的中华民国,更不可能有无数先驱先烈流汗流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就依旧是‘皇皇天朝’顽固地统治着。电视剧这般‘创意求新’出于什么心态,对封建专制制度如此留恋基于何种原因,我不愿去揣测,只是深深地忧虑着,我们这些平凡百姓,男的要蓄辫子,女的要缠着双足,黑黑压压地跪成一片,战战兢兢地匍匐地上,恭谨地喊着皇帝万岁、主子吉祥,卑贱万分,也会觉得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周泉《重编历史意味着什么》:“从知识界对于历史剧的反应,至少我们看到一部分的社会情绪。许多知识分子相继发表文章,反对古装历史戏充满电视荧屏的现象。这些有识之士认为:这些历史剧反映的君权至上的伦理观念,其治理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现代民主自由的普遍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而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


秦海《文字狱的“盛世”》:“充斥在电影、电视屏幕上的康熙戏、雍正戏、乾隆戏(戏说的除外)都基本上在这一康乾‘盛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导。出现在屏幕上的他们也一个个英明、伟大、正确……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都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的文字狱盛于康、雍、乾三朝代。如果称此三朝为‘盛世’的话,倒不如说是‘文字狱的盛世’。”


魏明伦《劝君少刺秦始皇─评点<英雄>=:“张艺谋的《英雄》大获成功了,其成功之道在于创新。新在哪里?至少有三:其一,古今一切刺秦的题材,或多或少含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意义,《英雄》独具慧眼,刺秦刺出了歌颂秦始皇,维护封建的主题。更妙的是用现代化高科技托举出如此古老崇高的主题。其二,中外许多商业片、武打片,乃至《卧虎藏龙》,都是形式大于内容,都是远离重大政治。《英雄》独辟蹊径,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最后突出政治,是商业片、武打片中罕见的重大政治题材。其三,当前许多充斥‘帝王崇拜’的影视剧,过于一本正经,观赏性不够,娱乐性不到极致。《英雄》独占鳌头,娱乐性登峰造极,是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大哉,《英雄》!票房收入当以亿万计算;当然,也有为数上亿的当代青年在潜移默化之中吸取‘帝王崇拜’之精髓。”


杨金帮《说破“英雄”是杀人》:“‘封建帝王赞颂曲’秦鸣了若干年,如今以《英雄》为里程碑,走到了一个新阶段……两组镜头相映入眼:一组是军强马壮的秦军的凌厉箭雨漫天而来,摧毁一切。另一组是手无寸铁、奔跑哀号着纷纷中箭惨亡的赵国百姓(影片不是同情后者,而是让后者衬托秦军的军威)。影片把全副武装的军队大规模杀戮平民百姓的过程拍摄得如此威武雄壮……从未有哪部影片胆敢把杀戮平民的军队当成正面歌颂形象的。而《英雄》则在新中国影视史上首创奇观,把军队杀戮平民之事‘英雄’化了,‘美’化了。当年的秦军敢这么干,并不奇怪,可是当代的编导敢这么歌颂,真是奇了。”


上述各人的声音无须再加任何注脚,已足以振聋发聩了。


皇帝戏从哪些方面危害国家民族


皇帝戏危害国家民族,误人子弟,至少有以下四毒。


第一,皇帝戏阻碍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其重要基础是老百姓具有健康的公民意识,知识为国家要尽哪些义务,享有哪些权利。如果思想深处还保留封建臣民意识,一事当前,先想的是少管闲事,少操闲心,免谈国事,莫论军情,则法律中公民权利的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了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国家正在努力宣传公民权利,培养百姓的公民意识,但那些热心的编导们偏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设置一只拦路虎─皇帝戏。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正史’的作用是:一、为统治者统治臣民提供借鉴、为专制皇帝培养忠顺臣民。”也就是说,“正史”是专制王朝灌输臣民意识的教科书。现在一般人费时读“正史”的不多了,皇帝戏正好取代了正史的作用,时时在宣传帝制的好处,培养电视观众的“臣民意识”。


政治不去干预皇帝戏,皇帝戏却要来干预政治。时代要走向民主,皇帝戏却导入封建意识,怎不令人忧心!


第二,皇帝戏败坏社会风气,引致道德滑坡。皇帝制度本来就是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恶劣制度,这种制度下的皇帝,必然是极端自私卑鄙惯用阴谋诡计的人物。皇帝戏以之作为榜样大肆宣传,自然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戏中情节告诉我们,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胜利者得到一切,失败者则输得干干净净。因此,要胜利,就得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身前,不顾身后,只要利益,不讲道德。


第三,皇帝戏摧残民族精神。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都会通过这些英雄人物长期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一些皇帝戏的编导却是另一种思维:唯有皇帝才是英雄,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成了皇帝的玩物。例如《汉武大帝》一剧中,屡次亲手制造冤案的刘彻是英雄,而苏武、张骞、司马迁这些光辉形象,却在皇权的笼罩之下,成了黯淡无光的小人物。从剧中不难看出,编导们崇拜皇帝,轻视臣民;崇拜权势,轻视贡献。这和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好反其道而行。


第四,皇帝戏干扰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


皇帝戏泛滥留下的隐患


皇帝戏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而有一种隐忧,人们可能尚未察觉,那就是皇帝戏对国家目前的对外关系与对台工作正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建设,愿意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这是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国际场合反复讲过的话,深为国际友人所理解。但是,世界上有那么一股暗流,包括国际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强大。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提出什么“中国威胁论”,一再策动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禁运、禁售,给我们的建设和发展设置障碍。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受害者,老百姓承受了极大的战争苦难。现在全国上下一心,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和平,争取发展。但为什么总是受到误解,这就不能不考虑一些影视作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电视剧《英雄》歌颂暴君,视暴君为英雄,以军队屠杀平民的血腥场面作为“艺术”,供人欣赏。这样,会不会给人以中国人野蛮、嗜杀、专制、落后的印象?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所描绘的强迫沿海居民迁徙、猛攻台湾、脱离史实丑化郑氏政权的情节,会不会让台湾同胞产生疑虑,产生反感?这都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不认为秦始皇是英雄,而认为他是暴君。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同情孟姜女,反对秦始皇。历史上汉武帝亦非上乘人物,后人认为他爱声色,好神仙,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虽然打败过匈奴,也只能称为“惨胜”。他用兵几十年,把文、景两帝的积蓄耗尽,造成民生困敝,人口减半。他晚年下了罪己诏,承认“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人家自己都诚心悔过,而影视制作人又为了什么不惜违背史实,为人文过饰非!


在《新民周刊》一篇对《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的专访文章中,这位朱编剧居然说:“写帝王还要写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那种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这实在是荒唐不过了。魏文彪先生说:“天道者,公理也,难道封建帝王还会崇尚公理?”“浩然之气”是孟子说的,《正气歌》是文天祥写的,封建帝王难道也有“浩然正气”和朱氏所说的“正气”?一些编导如此歌颂帝王,已经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而且居然敢叫康熙说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话,难道说,还希望君主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延续到2222年(1722+500)?这样的信口开河,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感!这岂不是贻人口实,授人指责我们崇尚专制之柄?读者诸君是否想过,国内皇帝戏如此泛滥,艺坛上对封建帝王的膜拜讴歌哪些喧嚣,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给我国的对外关系又将速来怎样不利的影响!


其实,从根本上解决皇帝戏泛滥的问题并不难。人们不反对历史剧,只反对皇帝戏。像过去拍的《甲午风云》就很好,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人们也不反对传统的皇帝戏,因为那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健康有益的,既然成了保留剧目,人民群众自然喜欢。人们只反对那些奴才气十足的新编皇帝戏,反对某些编导们不顾历史事实的心血来潮。中国大小皇帝一共不过二三百个,史学家不妨根据史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公开探讨,尽可能地取得共识,这样创作影视作品与历史小说就有了参考。行“天下为私”之道的皇帝本质是“大盗”,但是大盗也会有些可圈可点的言行,如刘秀善待功臣,执法严格;赵匡胤不杀上书言事人与重视文治等等。至于如周泉在《重编历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所说的“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唯一的历史记载从未中断的国家,几千年的古籍是巨大的宝库,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希望这个宝贵的资源不要再被那些无视历史、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编导们糟蹋。我们热切期盼有正义感有学识有道德良知的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弘扬民族精神的影视精品。


皇帝戏宣扬封建专制,培植“臣民意识”,摧残民族精神,毒化当代人尤其青少年一代的心灵,遗祸久远,弊莫大下焉!皇帝戏泛滥成灾,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实为当今文坛艺坛上的咄咄怪事,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愤慨和猛烈抨击,理所当然地,也应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警觉和关注。我们期待有关方面有所行动,有所举措,有效制止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皇帝戏的泛滥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担负着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营养重任的屏幕应当得到净化,屏幕上的“皇帝热”应当降温,屏幕上的皇帝戏可以休矣!


看来,《河殇》骂皇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见之明;而触及了这个“政权问题”的《河殇》遭到邓小平等老人集团及其继承人等的秋后算账,更是说明皇帝的阴魂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


(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 史式)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楚朝”为何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了两千多年呢?因为楚朝是一个先秦三代那样的公议社会!而皇帝制度却不是一个古典的公议社会,尽管它保留了“言官”、“御史”的公议社会的必要配件。


谢选骏:江泽民也是一个好人了


《习近平的新难题:如何悼念江泽民?》(储百亮 2022年12月1日)报道:


北京周三播出的新闻里有已故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照片。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何安排江泽民的治丧活动,将是未来几天对他的考验。

中共领导人的去世总是充满政治戏剧的时刻,尤其是现在江泽民的去世,就在此前,中国爆发了自1989年他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未曾有过的公开反抗浪潮。

江泽民于周三去世,享年96岁。中国严厉专制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必须出面主持江泽民的悼念活动,同时,他还要努力设法解决针对中国异常严苛的新冠清零措施的广泛抗议活动。有些抗议者已大胆地呼吁中国回到政治自由化的道路上去,在江泽民领导下的20世纪90年代,政治自由化似乎至少可以想象的,甚至可以公开讨论。

随着中国努力应对不断上升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将是他在未来几周面临的又一个挑战,悼念活动既要表达对江泽民的敬意,同时也要防止让他变成反习的象征性棍棒。

据中国官媒对习近平与来访的老挝领导人会晤的简短报道,习近平在周三表示,“我们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将化悲痛为力量。”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网站的主页变成了表示哀悼的黑白两色。

“虽然江泽民从未享有过胡耀邦曾享有的那种爱戴,但中共哀悼江泽民去世的方式有激起更多愤怒的可能,”多伦多大学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王惠玲(Lynette H. Ong)说,她提到的胡耀邦在1989年突然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至少会给人们一个聚集和哀悼的正当理由。”

江泽民逝世的消息几乎立刻让中国人潮流般地涌到网上表示哀悼。不少人对江习两人进行了几乎不加掩饰、常常带有讽刺意味的比较,习近平的威权主义政策已将中国的审查制度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社交媒体服务平台微博上的一条评论回忆了江泽民1998年拿着喇叭在大堤上动员人们抗洪的情景。评论写道,当时的中国社会“蓬勃向上,意义(气)风发,唱着走进新时代”。

另外的许多评论并不这么热情洋溢。江泽民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出于政治生存需要也会采取过度和镇压做法,包括对被取缔的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追随者们。他也以自视过高和穿同样过高的裤腰而闻名。

但中国人找到了很多愈加怀念江泽民的理由,在他从1989年到2004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国从“六四”镇压后的政治冰冻期进入了令人头晕目眩、有时不顾一切,而且污染严重的多年经济增长阶段。那时候,虽然中共严格控制着政治生活,但也允许维权律师、商业新闻媒体、好斗的异见人士和有自由思想的中共学者公开辩论,这些少量的自由现已不复存在。

“蛤,我们以前错怪你了;你是天花板,不是地板,”一条评论写道,用的是江泽民在网上一个常见的绰号,取笑他的方正身材和大眼镜。

另一条评论提到1997年他允许中国观众观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在一部电影中的表演,片中的故事对当时来说相当有伤风化。“永别了,”一条悼念江泽民逝世的走红评论写道,“感谢您当年让我们都能看《泰坦尼克号》。”

在江泽民去世后的几小时里,微博平台的审查员们迅速行动起来,对有关这条消息的评论进行限制,显然是为了防止相对无害的怀旧情绪变成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尖锐批评,尤其是在几天的政治动荡之后。提《泰坦尼克号》的那条评论在获得了几万个点赞后被删除。

“胡耀邦死后变成了一名英雄烈士,他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有那种名声,”新西兰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说。“在今天的怀旧迷雾中,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江泽民身上。”

上周末,上海、北京、成都和中国其他城市都发生了有成百上千人参加的抗议活动,人们谴责严厉、扰民、费力的新冠清零政策。还有人借机呼吁民主改革、新闻自由、结束无处不在的审查,甚至要求习近平和中共下台。

这些反抗与1989年的民主运动有些遥遥呼应之处。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胡耀邦被迫下台后于1989年去世,引发了学生抗议运动,他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的武装镇压。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去世也曾成为抗议和表达异见的场合,尤其是周恩来1976年的去世。

向自由派改革者胡耀邦致敬,1989年摄于北京。胡耀邦的死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

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在书面回答有关江泽民逝世的问题时写道,习近平“可能是想借丧事强调正统地位,挽回孤立处境”。

“此举究竟会摆脱六四噩梦还是召来六四噩梦,还有待观察,”他写道。

但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中共的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认为,在习近平巨大的国家安全网下,重演1989年的可能性极小。“江泽民之死不会给中国政治带来涟漪效应,”他说。

即便如此,习近平也必须精心安排追悼活动,以确保其不变成更大的事件。中共在宣布江泽民逝世时,对他的成就表示了敬意,尤其是在推动经济改革和中国军队现代化方面。讣告还呼吁全国人民团结在习近平周围。

一份关于江泽民治丧安排的公告表示将举行追悼会,但按照中共的惯例,不会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

如果以中国以前的主要领导人,比如邓小平的治丧活动为参照的话,习近平可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数千名官员、政要,可能还有江泽民家人出席的追悼会。但由于害怕新冠病毒传播,参加这次追悼会的人数可能有限。

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可能会在这里主持江泽民的追悼会,但预计不会允许国际来宾参加。

但无论追悼会的规模多小,都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包括胡锦涛,以及怎样将他包括进来,胡锦涛在江习之间的十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名字已出现在由官员和退休官员组成的江泽民治丧委员会长名单上。

胡锦涛在执政期间以保守著称,他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引起了罕见的骚动,搅乱了习近平即将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前的胜利时刻。

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胡锦涛显得有点茫然,他伸手去拿面前桌上的一份文件,一阵骚动之后,他突然被带出会场,其他高级官员则大多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有个说法是,胡锦涛是在以某种方式抗议习近平,但胡锦涛脸上的困惑表情暗示,疾病是更可能的原因。尽管如此,习近平一定不想看到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谢选骏指出:不仅《人民日报》网站的主页变成了表示哀悼的黑白两色,而且所有中国大陆网站的主页,都是这种死人的色调!让人感觉“地狱随时降临”。


《从中国舆情看江泽民的政治遗产 怀念过去与借古讽今》(BBC 2022年12月1日)报道:


2005年9月3日,在北京,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左)与江泽民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会议上交谈。


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发出后,中国社交媒体受到审查,大量帖子来自官方媒体。但依然出现了广泛的悼念,网民从各个方面分析江泽民的政治遗产,并表达了对他和他所在时代的怀念。


中国网民尤其聚焦江泽民的个人风格,突出了对他的赞美和钦佩,从中可以一窥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


江泽民自1989年开始担任中国领导人,执政13年。在他执政期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了全球化经济体系,进入经济繁荣时期。那是与美国关系最融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也相对包容,言论环境较为宽松。另一方面,他镇压法轮功和社会运动,在中国政治改革方面并没有进步。


有网友用一首歌曲的歌名《可惜不是你》来借古讽今,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当今社会的怨气。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闾丘露薇对BBC中文说,如果江泽民在十年前去世,怎么也不会怀念他,但正是在有了“切身之痛的对比之后”,产生了对一个时代的怀念。


闾丘露薇认为,在中国媒体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网民的悼念之所以可以大量传播,一方面是没有形成威胁性,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近日中国许多城市出现大量针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可以作为消解民间怒气的出口”。


中国网民怀念江泽民在外交场合表现出的风度。在微信视频号上,一则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媒体访问的视频广泛传播。


视频中一位记者提问:“中国最近对熊猫的保护有什么改进吗?”江泽民一边哈哈笑,一边用英文回应,“很抱歉,我是个电气工程师”。听众哄堂大笑。


江泽民继续笑著说,“我和你们一样,对于熊猫,非常喜欢它,但我不是熊猫专家”。他还引用孔子的一句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整个回应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进行。


中国网民在评论区说到:“百花齐放的年代,非常怀念”;“幽默风趣,谈笑风生,虽是领袖,但也鲜活”。


还有留言表示:“这才是文化自信”;“这才是有情感有血性有文化有幽默的领袖”。


江泽民以其多姿多彩的个性而著称,这在近代中国领导人中脱颖而出。


江泽民在位期间发生了台湾海峡导弹危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等事件,但他依然保持了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关系。“9/11”事件后,中国还在反恐中增进了与美国的合作。这些都为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他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中国开放和与美国的稳定关系方面保持了严格的战略纪律(strategic discipline)”,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对BBC说 。


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进入历史新低,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关系也在恶化。


“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


江泽民的一句话尤其受到怀念:“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


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用英文演讲。2000年,他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微信上,“报人刘亚东”的公众号引用江泽民2011年为《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撰写的序言。有10万以上的转发。


江泽民在这则序言中写道“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多样性,了解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交流交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努力学习外语。”


江泽民还说:“客观地讲,我们的领导干部外语水平与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对外交往不断扩大的需要还不相适应,还要下更大气力来学习和应用。”


有网友评论说,“江主席的文化修养,思想的开放,那时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与国际外交关系相处美好,功不可没”。


而近年来,中国正弱化英文教育。2020年,中国教育部门开始禁止中小学使用海外教科书。去年,当局对课外辅导机构实施限制,影响了许多英文培训机构。


1997年5月15日,在北京等待法国总统参加国宴时,一名中国新闻摄影记者指导江泽民如何使用相机。


江泽民在应对媒体方面的风格,也成为中国网民怀念的重点。


其中最为熟知的是,2000年江泽民斥责一位香港记者“too simple too naive”(头脑简单,甚至无知)。这句话后来在许多场合被用作调侃的工具。2014年,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蔓延开来,被称为“膜蛤文化”。


2000年8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知名记者华莱士的访问前,曾承诺:不限时间、不限问题。


采访持续了近四个小时,有官员向江泽民转达了担心。但江泽民回答:“应该遵守承诺,让他尽管问。”


当年12月,在澳门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江泽民专门提到新闻自由。他说,“现代社会,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很大。这就要求传媒不仅要注重新闻自由,而且也要注重社会责任。”


社交媒体上一则留言写道:“江泽民是改革开放的继承和发扬者,在他主政10年里,中国人民创业自由,言论自由,人生自由更加进步!当时各个地方新闻媒体的政论节目‘零距离’让人记忆犹新,媒体对时事政治的监督空前活跃。“


“中国最懂音乐的领导人”


2002年10月28日,江泽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唱歌。


江泽民在公开场合通过音乐与观众互动的情况也令中国网民印象深刻。


2001年,在中国文联和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与两千多名文艺工作者一起联欢,指挥合唱《毕业歌》。这则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到普遍欢迎。


在搜狐网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则视频有9.5万人转发,3.4万人点赞。还有公众号以“史上最强毕业歌阵容”为题发布该视频,收到10万以上的转发。


1993年11月,江泽民对美国、古巴、葡萄牙和巴西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在返京途中的飞机上,他带领大家歌唱《亲爱的祖国》。这则视频也广泛传播。


有留言表示:“那个时候多好啊!”;“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他真的好可爱,就像自己家的爷爷一样,光明磊落正能量”。


谢选骏指出:在BBC的报道里,江泽民也是一个好人了——历史真是信手涂鸦吗。诡异的是,这篇报道没有署名!原来英国鬼子在关键的地方搞了鬼!他们是准备随时撤下这篇文过饰非的稿子呢?还是准备像共匪作家奥威尔建议的那样,随时修改这篇没头没脑的稿子?


《胡锦涛退休后发威 大揭江泽民的劣行》(2015-01-11 《争鸣》杂志)报道:


香港杂志最新报道称,已经退休的中共前领导胡锦涛,在一次中共党内生活会上,大揭江泽民退下后的劣行。


据香港《争鸣》2015年1月报道,已经退休的胡锦涛在一次中共党内生活会上揭露江泽民退下后劣行。据悉,胡锦涛称自己在任总书记两届期间的若干重大政策和问题,均因争议和分歧搁置,其中一个重要原由来自已退休的江泽民的意见和建议而搁置、否决。


报道称,中共“十六大”期间有12项提议,江泽民从2004年4月“全退”后,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或建议”至2012年11月初共有91次,对党内、军内工作批示超过120次。


江泽民本来应该在中共“十六大”上一并交出中共党政军大权全退,但其继续赖在军委主席位子上不走。直到2004年9月,江泽民才不得不把军委主席大权交给胡锦涛。


多年来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白冰,2012年称表示,江泽民退而不休,垂帘听政是党内最大的丑闻。


此外,江泽民多次遭中共党内元老炮轰。2007年3月,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致函中央政治局,指出把健在的、已退下的领导,人为地抬高,吹捧是反科学的,被认为矛头直指江泽民。


评论人士“观世山人”也发表过文章职责江泽民恋权。他称,小人得志的劣根性在江泽民任期内恶性发作,其缺乏自知之明,年近80仍硬撑着充当21世纪的“慈禧太后”,欲做终身制“太上皇”,用枪杆子“垂帘听政”,在中共人大、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以一个中共普通党员兼军头的身份厚颜无耻地走在中共国家主席、中共党魁胡锦涛前面。江泽民将其在历史上定位为一个利欲熏心的被迫下台的小丑。


以恋权著称的江泽民,除了退而不休的丑闻外,还曾在两届政治局常委中大量安插其亲信,以制肘和控制胡温,让胡温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胡温在江的掌握下,一直被外界认为“窝囊无作为”。


胡锦涛还表示,江泽民采取的不正当手段使得中共常委会和政治局内部山头林立,重要事宜、政策出台后即夭折停顿,因而丧失一连串良机。


最近,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卸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被媒体认为,江绵恒已经卷入了中共贪腐风暴中,江泽民无疑处于风暴眼中。


网民嚎叫:


2015年01月12日 06:58

这里不是曾经有人说过:“皇帝没了” = “COO” 的吗?

哈哈哈..证据来了!

2015年01月11日 17:20

这个秋天来子女家讨狗粮有意思吗?英文不灵?只好在中文坛子上鬼混,可你党妈正在国内大捞特捞知不知道?

2015年01月11日 16:34

你看到过我骂过胡温没有? 没有么。 他们仅仅是代理,他们首先要干的,是在粪坑里活下来。 往大里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可悲的是,和其他所有代理一样,变成了害人者。

2015年01月11日 16:26

轮子说,你妈是母滴,月亮是圆滴,那你咋办啊?

2015年01月11日 15:32

皇帝没了就是见不得中国好,你这个日杂天天敲中文有意思么

2015年01月11日 15:30

种庄稼前,要耕地除草。现在就是要深耕,要斩草除根。只有这样,后续的庄稼才能长好。

支持习王,起码目前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

2015年01月11日 15:26

争鸣杂志是不是法轮功李大仙办的?

2015年01月11日 15:12

敢讲出来就是向正义迈出了第一步,继续讲,把江的恶行通通曝光!!!

2015年01月11日 14:58

习皇帝再深揭狠批下去,胡阿斗也会变成老虎了。如今江胡两派暂停互斗,共同想法对付习皇帝的清剿才对。

2015年01月11日 14:14

太晚了, 发威要向下发才管用,自己的班底都已经被端掉了.


谢选骏指出:看来,某人的“历史地位”,和他什么时候死去的关系重大。

谢选骏:王明珂从边缘看主流



《何为华夏?史料皆假?从<华夏边缘>再辩多元史观》(林子人 2020年09月28日 界面新闻)报道:


王明珂提出的“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阅读历史的方法论,提醒我们要透过字面意义,看到古人留下这些文献的动机:是谁在书写历史?他们试图用这些历史为自己争取什么名分或资源?


人类是历史的存在物,我们的身份认同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因此,理解何为“华夏”是建立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其成名作《华夏边缘》中探讨了中华民族族群认同的历史发展,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出版二十年来,这本书因为其富有解释性的框架和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成为了讨论中国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时绕不过去的必读书目。


新版《华夏边缘》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日前书评人、专栏作家维舟与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人类学家张经纬一起与读者分享了他们阅读这部著作的感受与启发,探讨了今日中国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这一国族结构,是经历了怎样的“华夏”与“边缘”的漫长共生与互动并最终形成的。王明珂在书中提醒我们重视不同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性,打破一元史观,对解决当下的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争端或有积极意义。


根基论VS工具论:华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于“何为中国人”或“何为华夏”,传统叙事是这样说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留下许多遗存,根据这些遗存所显示的人群体质、文化、语言特征,可为“中国人”或“华夏”下明确的定义。王明珂认为,现代族群理论的关键不在于说明“我们是谁”,而在于解释“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他提出了不同于上述“根基论”的“工具论”,即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争夺资源的工具,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环境下,一个族群可以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当人们发现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利时,他们就会这么做。


维舟认为王明珂的理论突破了以往陈旧的史学框架,很有解释力,但他注意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有道理。比如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bausen)在《宗子维城》中提出,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随着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级别越来越高),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拉开了距离,分化就此产生,华夏的概念也由此形成。“在王明珂的理论中,华夏类似于一个工具,当人们与长城外的游牧民族争夺资源的时候,他们用这个符号团结起来。但在罗泰的观点中,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南北沿着长城线的对峙,而是中原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瞧不起周边部落,慢慢显示出自我优越感。”


“华夏”是一种策略性的认同,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张经纬认为,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来看都能站得住脚。最重要的是,华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夏商周时期的中原核心开始,经过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变成今人理解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


以“四岳”为例,张经纬指出,汉朝时期的南岳是指安徽安庆潜山地区的天柱山——在汉朝人看来,那就是华夏边缘的最南端;到了唐朝,南岳所在地变成了今湖南衡阳的衡山,经过700多年的时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的格局才定型。“《华夏边缘》给我的一个启发在于打破了我们心中可能有的一种刻板印象,”张经纬说,“好像秦始皇的时候中国版图和今天就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但华夏边缘的观念其实是动态的……再往前追溯‘四岳’,我们会发现四岳的范围更小,可能就是陕西、山西交界的区域。”


除了地理范围的渐进,华夏概念还涉及“汉”与“非汉”、“蛮子”与“汉人”身份之间的相互转换。匈奴在西汉时期与汉室互为敌手,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归附汉朝,并主动帮助汉朝攻击北匈奴。到了南北朝时期,具有匈奴血统的刘渊创立汉赵,以汉室正统自居,认为原本的汉人已经完全无法继承汉统。


在维舟看来,“华夏边缘”具有三重意义:第一重是地理上的意义,比如“四岳”的迁移;第二重是人群出于自我利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变化,比如王明珂发现,四川的羌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认为自己是从湖广地区迁徙而来的汉人,直到1980年代民族政策落实,他们发现羌族身份有很多好处,才转而认同羌族身份;第三重是文化认同,即华夏正统与边缘蛮族之间的转换张力。“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互相转换,有的时候汉人会变成蛮夷,蛮夷也会变成汉人。”


谢选骏指出:王明珂是个台湾外省籍人士,而台湾则是“华夏边缘”——因此他对“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这个题目有感而发,也是基于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探索。而上述的讨论没有涉及这个关键切入点,可谓“言不及义”也。


《读<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成科学网博客 2022-5-5)报道:


研究的方法是康德式的,既然我们无法确定他,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影子吧,找找间接证据。


这本书主旨是通过书写华夏的边缘来明确华夏的定义,文风不好,本以为是大陆学者写的,后来发现是“我国台湾人”写的,但看上去常年在大陆做野外考察,不知是同大陆同行学的,还是影响了大陆同行,反正都不好好讲话,比如“国族”national,不译成民族,可能是要突出占主要成份的民族。


最近有个学者讲“汉族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化”,不知上下文怎么样,单拎出来蛮有些民族自豪感的。想去看看,可一想到访谈的对方是那个很不自我尊重的人,还是做罢了,我又不是想钻研什么东西的人,看到哪就想到哪,想到哪就写到哪。


社会学或者说人类学读的很少,所以认为这本书很高级,因为也没见过什么主流的作品,观点对我来说都很新颖,虽然有些地方不合意,但文字还算是中肯,除了常见的那种学者的啰里啰索之外,还是蛮流畅的,学者的文字就是喜欢含混的长句,读了半天你觉得他什么都说了但你什么也没听到。


洪承畴是卖国贼不?一定是。不过曾有一个段子给他洗白,说他出的主意让清政府养着八旗弟子,不司工作,最后腐败了清政府,导致了清灭亡。故事从哪看来早忘记了,估计是晚清甚至民国的八卦段子。现在的人们也喜欢这个调调,有个很高大尚的名头,叫解构主义,本意是质疑一切,最后演化后反抗一切,更为甚者是反翻一切。所有的过去所得到的结论都要被反翻,不论是历史的、人文的、科学的、技术的,反正是见什么就反翻什么,为了反翻而反翻。“反翻”这词儿你见过吗,没有,因为是我发明的,意思你却会明白,就是翻转的意思,翻案的意思,比如妲姬是红颜祸水,这已经是文化的符号了,但有人从历史上的真正人物上翻,有人从男权社会的角度上翻,其实人们并不是关注妲姬和其他的后宫是不是真的乱了朝廷,而是关注牝鸡报晨这种现象。还有给潘金莲翻,这只能是个话本,人们关心的是那个符号,但在女权的旗帜下反翻。那我为什么不用翻案呢,面上的理由是这个词不充分,因为还有推翻的意思,骨子里的意思是用这样新造的词,透着有水平,上档次,有文化,而且还暗戳戳的透着像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显得很有世界潮流。这本书的整体书写风格便是这样,所以我说写的不好。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写的不好,则是体现了身在主流的作者王成,和身在边缘的作者王明珂之间的“文化冲突”。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6)报道:


史料都是经过篡改的?关键是看到留存这种历史记忆的动机

王明珂在书中认为,根据史料追溯民族源头会有陷入古人谎言的危险。以春秋吴国王室的族源为例,吴人声称吴国第一代君主吴太伯的父亲为周王,在弟弟继承王位后为了避嫌远走他乡迁居江东,建立了吴国。王明珂认为这个说法其实是吴人为攀附祖先杜撰出来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是不可能从陕西迁居至江南的,在考古层面更合理的解释是有周王室成员迁至河南洛阳一带。


维舟指出,同样是认为“古人说谎”,王明珂和其他早年的历史学家的立场有所不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很多上古传说都是编造的,我们需要破除三代传说迷信。王明珂却主张,历史学者需要真正弄清楚的不是分辨史料的真假,而是去解释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历史记忆,为什么要把这些历史记忆当成真的。维舟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只是一种经过修饰或篡改的记忆,所有的历史文献都“靠不住”,我们要如何确定客观史实呢?


受《华夏边缘》 的启发,张经纬撰写了《四夷居中国》一书。他认为我们其实可以转换视角,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正史对周边民族的记载——这些民族在史料中的首次出现,其实意味着汉人首次出现在其所在地区,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而随着时代推移,新的周边民族的记载也不断出现。把这些首次记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像等高线图一样一圈圈往外扩散,显示出各个时期中国/华夏的实际控制区域。


“在《僚传》《黎人传》(注:中国史书中对周边民族的传记)里都有一些非常荒诞不经的传说。王明珂经过分析后认为它们不可信,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些东西被记录在正史中,实际上有一个背后的时间轴。不管记录下来的事情是真是假,被记录下来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证明了记录者(有华夏标签的人)来到了这个区域,见到了这些人。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华夏边缘从虚无的角度慢慢落实。我们所讨论的不在于事件本身真假,而在于记录这一人类实践。”张经纬说。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2018-3)报道:


对华夏的认同与抵抗:边缘和中心都在漂移,我们要有多元史观

华夏在与边缘的共生、互动中不断拓展自身边界,新的边缘亦不断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于是出现了——华夏的中心和边缘都在漂移。维舟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首都一直在迁移,从西安到洛阳、开封再到北京。而在另一方面,朝鲜、日本这些“边缘”都有过自称“小中华”的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天皇的宣战诏书中甚至出现了“神州”一词。“这种文化正统观念或自我认同感,表明了在历史动态过程中,自称接受中华正统是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力。”


维舟表示,阅读《华夏边缘》给他的最大启示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中的深层结构动力,即人群是如何逐渐演化的。王明珂提出的“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阅读历史的方法论,提醒我们要透过字面意义,看到古人留下这些文献的动机:是谁在书写历史?他们试图用这些历史为自己争取什么名分或资源?


张经纬认为,在转换视角后,我们还能看到被汉本位主义历史文献所疏忽和遗漏的历史真相。比如明代四川地区发生的奢崇明叛乱,正史将这一事件归咎于当地土司的贪得无厌或痴心妄想,但如果我们从华夏边缘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奢崇明叛乱或许是出于无奈:当时明朝正与东北女真交战,在四川地区过度征兵征粮,导致民不聊生。“中国历史上很多关于地方叛乱的叙事我们想现在就有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看它,并不是他们真的想挑战华夏,而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历史情境下,他们走向了另外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华夏边缘”视角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史观的视角。维舟认为,正如电影《罗生门》所反映的那样,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利益、思考重心和文化取向,所以他们会讲出不同的故事,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在这个历史记忆屏幕中,关键问题不是去判断谁对谁错,谁是叛乱分子,谁忠诚于我们。几个版本的故事也许都是对的,我们要了解历史上的这个人群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去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是什么。”


谢选骏指出:有许多个“张经纬”,但大概率都是“中国大陆人”——大陆不论如何马列化、夷狄化,仍然属于“主流”——所以大陆人对于“华夏”的看法,肯定与台湾人不一致的;也与台湾的外省籍人士不一致的。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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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大小:16.12 MB 书籍类型:精彩书籍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书籍授权:共享软件

 书籍等级: 更新时间:2020-10-01 08: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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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书介绍


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是否曾想过,何以我们称为“中国人”?“华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来?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困扰许多居于中国认同边缘的人,本书即尝试解答此一问题。作者认为,由线性的历史溯源,以及对所谓“典型中国人”的研究,都难以解答 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维持与变迁——来了解中国人的本质。本书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中国人)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


以中国人为例,作者借着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资料,探讨与人类族群认同相关的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社会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过程,典范与边缘观点争论中的社会本质,以及历史的现实意义等问题。作者希望本书能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的认同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思考当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王明珂提出一个讲法,他认为我们要探讨什么叫作中华民族,或者什么叫作中国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直接地、正面地,去对“中国人”的内容或者内涵下一个定义,而是想办法去透过“中国人”这个族群的边界,来找它大概的意思。——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专栏作家 梁文道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罗 新


基于对华夏形成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质疑,作者利用多种工具,提出并论证“边缘理论”在华夏形成、变迁中的重大意义。“族群认同”、“历史记忆”,是支撑此一理论的两个关键概念,作者对此所做的历史、逻辑叙述,令人信服。我更想指出的是作者学思的根本立脚点和志向,即学问与生命的关系——在学术职业化、工具化的今天,这一学术立场尤为可贵可敬。本书为华夏一族通向自我认知的道路打开了一扇大门,远非就事论事者所能比拟。我由衷地向作者致敬!——学者、万圣书园创始人、中国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


王明珂对华夏的界定,采以绘画“烘云托月”的手法,有别于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他被称为学界的“毒药猫”,在打通历史、人类学、人文地理的扞格,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人开阔视野。——民国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研究者 岱 峻


《华夏边缘》是著名学者王明珂讨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的重磅研究,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全新路径。王明珂认为,“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他视“华夏”为长程历史中的人类生态,而“华夏边缘”不仅是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环境分配中,在集体性的记忆塑造与失忆选择中,华夏边缘的形成、变迁、维持,亦可说明华夏族群及认同的形成与变迁。

《华夏边缘》是具有理论范式意义的经典著作,出版多年畅行不衰。书中第一部分主要陈述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第二部分利用考古材料,说明了华夏族群边界形成的人类生态背景;第三部分阐述了华夏族群的重要形成基础,即周人的族源传说与历史记载,并通过荆楚吴等例子,说明了边缘族群华夏化与非华夏化的往复游移;第四部分着眼于近代华夏边缘的再造,通过40年代民族调查过程中的微观事例,分析了个人、族群与社会在认同建立过程中的张力。王明珂运用社会人类学理论、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史料等各学科理论与资料,结合个人在羌族的田野考察经历,深入探讨了资源环境与族群边缘关系,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相互滋长,个体与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差异,等等问题,以期为当下的民族与族群认同问题提供更多反思和新知。


作者简介: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羌族、西南少数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著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及学术随笔集《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主编推荐语

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成名作,理解中国历史与民族的关键读本。


内容简介

《华夏边缘》是著名学者王明珂讨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的重磅研究,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全新路径。王明珂认为,“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他视“华夏”为长程历史中的人类生态,而“华夏边缘”不仅是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环境分配中,在集体性的记忆塑造与失忆选择中,华夏边缘的形成、变迁、维持,亦可说明华夏族群及认同的形成与变迁。


《华夏边缘》是具有理论范式意义的经典著作,出版多年畅行不衰。书中第一部分主要陈述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第二部分利用考古材料,说明了华夏族群边界形成的人类生态背景;第三部分阐述了华夏族群的重要形成基础,即周人的族源传说与历史记载,并通过荆楚吴等例子,说明了边缘族群华夏化与非华夏化的往复游移;第四部分着眼于近代华夏边缘的再造,通过40年代民族调查过程中的微观事例,分析了个人、族群与社会在认同建立过程中的张力。王明珂运用社会人类学理论、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史料等各学科理论与资料,结合个人在羌族的田野考察经历,深入探讨了资源环境与族群边缘关系,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相互滋长,个体与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差异,等等问题,以期为当下的民族与族群认同问题提供更多反思和新知。


目录

版权信息

图表目录

代序﹕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

1997年版序言:什么是中国人?

2013年版序言:“什么是中国人”再思考

2013年版增订说明

第一部分 边缘与内涵

第一章 当代社会人类学族群理论

第二章 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

第二部分 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五章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六章 西辽河地区游牧社会的形成

第三部分 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

第七章 华夏边缘的形成:周人族源传说

第八章 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

第九章 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

第十章 华夏边缘的漂移:谁是羌人

第十一章 汉人的形成: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多元意象

第四部分 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第十三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微观过程

第十四章 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结语 资源竞争、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参考书目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人士的评语,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处境。至于我本人呢,因为是从“思想主权”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得出了我自己的评语。


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

谢选骏:嬴政和韩非到底谁战胜了谁



《韩非半生怀才不遇,最终殒命秦国,他真是被李斯所害吗?》(2020-12-25 梦槐文史)报道:


刑名有术,说难极知。悲彼周防,终亡李斯。——司马贞

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热播历史剧《大秦赋》当中的许多关键人物都相继下线了。为了使韩国免于灭亡,一直四处为国奔波的韩国公子韩非,前日终于死在了昔日同窗,李斯的怀里。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后世人们常以韩非的死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终结,他的学术思想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体,一直是历朝历代封建帝王们治国的思想基础。


可惜这样一位拥有治国之才的伟大思想家,生前空有一番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


公元前280年,韩非子出生于韩国宗室的贵族之家。他自幼好学,年少时饱读诸子百家的各类著述,自看到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国力日衰,便想要辅佐韩王重兴韩国。


可惜韩非所历经的韩桓惠王及其子韩王安两代国君,皆是昏庸之辈,他们认为韩非的变革之法过于激进,对于韩非也不怎么重用。


韩非愤怒于上位者的庸碌和无所作为,便不再过问朝堂之事,开始埋头著述,他的著作《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被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直是封建王朝治国的思想基础。


公元前253年,思想家荀子离开了稷下学宫,到楚国担任兰陵令,并继续收徒教学。于是韩非便投入荀子门下潜心学习帝王之术,并结识了同窗李斯。


在韩非出使秦国之前,秦王嬴政就已经久仰韩非之大名了。


因为韩非的著述十分有名,流传甚广,也传入了秦国王宫。秦王政读了《孤愤》和《五蠹》之后,感觉受益匪浅,他当时以为是先贤之作,便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便告诉秦王政作者是当世之人“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李斯知道秦王政为了统一六国之业,一直在招贤纳士,便介绍了一番韩非之才,当秦王政问及韩非和李斯谁更有才之时,李斯自叹弗如道:“斯不如韩非远矣。”


公元前235年,秦国攻打韩国,韩王安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商讨应对秦国之法,并于两年后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政见到韩非十分高兴,与他促膝长谈了一番。


韩非文笔非常好,但他本人说话不太利索,有口吃的毛病,于是他提前准备了一篇文章名曰《存韩》,面见秦王政的时候就呈了上去。


《存韩》文采卓然,其中心思想便如其名——存韩。文中讲述了赵国是秦国最大的敌人,并一一列举了秦国弃赵攻韩的坏处,表示韩国愿意追随秦国,等到秦国统一其他五国之后,只需一道诏令,韩国就会俯首称臣,成为秦国的藩国。这些建议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其实是不合时宜的。


除此之外,韩非还批判了纵横家上卿姚贾。姚贾曾经持重金周游列国,为秦国破了东方四国合纵抗秦之策,韩非却指责姚贾奔走列国是为了中饱私囊,富敌国而穷秦国,并且还攻击姚贾出身低贱,不堪大用,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


秦王政召来姚贾质问时,姚贾对答如流。他先是解释了用重金贿赂四国国君是为了秦国的利益着想,如果是为了自己中饱私囊,他又何必回到秦国呢?对于自己的低贱出身,姚贾毫不避讳,以姜太公、管仲和百里奚等先贤为例,论证了一个人即使出身低贱,名声不好,依然可以为君尽忠,为国效力。


韩非并没有使秦王政罢免姚贾,而且秦王政虽然与他相谈甚欢,却并未采纳他存韩去赵的谏言。


秦王悦之,未信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由于韩非一直努力说服秦王政存韩,而灭韩是李斯的主张,两人政见截然相反。且李斯深知韩非辩才了得,担心嬴政会被韩非的计谋所蒙蔽,于是便上书为秦王政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韩非此次出使秦国,是因为他自认为可以说服大王放弃攻打韩国,是为了保护韩国的利益。他的辩论辞藻华丽,都是为了掩饰自己想要伺机说服陛下,从秦国为韩国谋取利益的真实意图。”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韩非子·存韩第二》


秦王政听了李斯的劝谏,认为其言之有理,便下令抓捕韩非,投入监狱。最后的结局众人皆知,李斯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并且驳回了韩非想要上书为自己辩驳的请求。


后来秦王政后悔又下诏赦免了韩非,但是为时已晚,先秦时代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韩非,就这样在秦国云阳狭小潮湿的监狱中,服毒身亡了。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韩非之死,后世史学家们普遍采纳司马迁的观点,是因为韩非才能远胜于李斯,李斯嫉妒不已,担心自己地位不保,所以进谗言陷害,又逼韩非服毒自尽。


这个观点笔者是不太赞同的,笔者更倾向于另一种声音:李斯是奉秦王之命毒杀韩非。


首先,把韩非介绍给秦王的不是别人,正是李斯。如果李斯是嫉贤妒能之人,他大可对韩非避而不谈,可是李斯并没有这样做。若非李斯在秦王面前对韩非一顿夸赞,说韩非的才华远胜自己,一个普通的小国使臣,秦王政怎么会和他促膝长谈?


其二,秦王政精明强干,不是任人糊弄摆布之人,谗言还是忠言他会分不清吗?连赵高在秦王面前都老老实实的,李斯岂敢耍小心机小手段。


所以秦王政会将韩非投入大狱,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别人说了几句韩非的坏话,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政治考量。


其三,秦王政是位铁血帝王,如果不是经过他的授意,李斯岂敢偷偷摸摸把他毒死?但是获悉了韩非的死讯之后,秦王却并没有对李斯有任何处罚。而且如果他只是让人把韩非关着,又何必急急忙忙派人赶去赦免?


因此,笔者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李斯奉秦王之命赐死韩非,秦王惜才,没过多久又后悔了,遂派人前去赦免,可惜晚了一步,韩非已死,于是秦王只能在心里惋惜了。考虑到韩非粉丝众多,秦王不愿自己赐死韩非的名声传出去,便让李斯背了这口锅,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国因为采用法家思想治国,才得以日益强大,最终吞并六国。不过法家学派代表人也确实是一个比一个死得惨,商鞅被车裂,李斯最后也被腰斩了,韩非的死法还算是比较温婉的。


韩非死后,韩国迅速被秦国所灭,拉开了秦灭六国的序幕,而春秋战国时期盛况空前的百家争鸣局面也彻底迎来了终结。


谢选骏指出:从上文来看,嬴政拿走了韩非的思想却夺走了韩非的性命,似乎是嬴政战胜了韩非。其实不然。因为上面的故事只讲了一半,没有讲到秦王杀死韩非之后就自以为得到了韩非的精髓,就剑走偏锋、妄自尊大,不仅灭韩甚至灭了其他各国,终于升级为秦始皇。但是最后却因为片面吸收韩非理论而导致蛊毒发作,自我爆炸了。他的帝国随之灰飞烟灭,以后的汉朝,再也不敢轻信韩非的理论了。这使我想起了《河殇》的命运——《河殇》的第六集“蔚蓝色”鼓吹走向蔚蓝的航海文明,结果遭到共产党的围剿。后来共产党自己推行“走向深蓝”的战略,结果却建立了海上长城,并用一带一路激怒了美国。这是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具有生命的,如果剥夺了生命而窃取其理论,是无法嫁接成功的。就拿《河殇》来说,其蔚蓝色观念类似哥伦布式的探险开发;而共产党的走向深蓝,不过是郑和下西洋式的摆谱罢了。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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