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如何在共产党中国扼杀信息革命

网文《大宋是怎么扼杀出版革命的》说，随着朝鲜等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对互联网控制的加强，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开放社会如何在传媒革命面前从不知所措，到扼杀，最后达于控制的全过程。
然而，统治者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恐慌，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当传媒、出版业有了大发展之时，都是统治者紧绷神经，妄图加以控制的时候。
乐观的人会认为，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最终技术革命必然掀翻保守的统治者，宣告革命的胜利，然而从历史上，我们却得不出这样乐观的结论。实际上，统治者对传媒的控制的确会土崩瓦解，不过在瓦解之前，控制会把整个社会变得羸弱不堪，成为文明的失败者，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超过、击败，只有这时，统治者才会被推翻，把社会做了陪葬品。
在我国的宋代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出版革命，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朝鲜等国家今天的作为毫无二致。宋代的政策延续到明清，出版物不仅没有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反而被弄权者娴熟地玩弄于鼓掌之间，成了思想奴役的好工具。
这次革命或许给我们对于当前预判，提供了某种参考价值。
欧阳修请求禁书
由于最近研究宋代的财政，翻到了欧阳修写给皇帝的一份建议。这个建议写于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名字叫《论雕印文字劄子》，内容如下：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
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
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这段话的大意是：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
主要是由于这篇文章的原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板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17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的统治者李元昊自称皇帝，并要求宋朝承认他的地位。宋仁宗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立刻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宋代的官兵却表现得极端无能，连吃败仗，最后，不得不在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与西夏签订合约，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四十年前，宋已经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到这时，辽威胁宋朝在战争、割地和增贡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
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给他授予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
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做活广告，将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宋代的出版业革命
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
秦始皇时代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在他的时代，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到了唐代，已经有了雕板印刷。但一直到唐代结束时，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板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所以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代末年，雕板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到了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板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板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板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做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为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
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首都，由于政府的势力太大，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那么在两浙由于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在宋代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人们说文化时常常唐宋并称，但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的区别在于：唐代文人即便才华横溢，也大都是一方面的专才，而宋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是万事通，既要懂军事，又要懂经济，更要懂法律，从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储备上已经明显进步。
比如我们知道的包拯包青天，如果按照现在的划分，会是一个法律界人士，但实际上包拯曾经当过京东转运使、三司使，都是经济方面的官员，特别三司使更是相当于财政部长加交通部长，权力非常广泛，同时他还当过工部员外郎，跑到住房建设部客串一把。而一代名臣范仲淹不仅主持了著名的经济改革，还在军事上造诣独具，指挥过与西夏的对抗。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通才，与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书籍，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苏辙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13年，他的文章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性的普及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除了名臣倍出之外，宋代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都能方便地了解到政治、军事的变化。
但普通人的了解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与现代人能够想到的一样，古代人也想到了同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而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了国家秘密。
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了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得有的人面子没地方搁。
而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代的文化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他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家伙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到了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价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原来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中回国，心里充满了受用。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是，他突然笔峰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抛开借口，看到实质
由于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文德殿的南门端礼门立一块石碑。这里是朝臣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每天从此经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120个人名。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把他们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由于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了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感到仍然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党的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120人调整到了309。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是安全，却没有想到革命的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宋代由于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与此同时……
大约在明朝建立80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当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们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了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只有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最近，互联网业的发展曾经给了朝鲜这样的机会，让他们甩开那近一千年的东方阴影，借助另一次革命重返开放的世界。许多人在鼓吹新的信息革命，并预言未来的胜利将摧枯拉朽。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也许胜利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也许另一次逆转的根已经埋在了泥土里。
……
上述文章写得很是详尽，但是结论却是错误的：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谢选骏指出：宋代和西方的区别，不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是一个文明的阶段区别，甚至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区别。
事实上，不仅中世纪欧洲，即使近代欧洲甚至现在的欧美，仍有禁书目录的存在。但是，近代欧洲甚至现在的欧美消灭不了这些让它们心烦意乱的东西。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们崇尚自由民主，而是因为它们分属列国，无法采取一致行动。甚至相反，它们还经常互相拆台，你来我往、招降纳叛。
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区别，就牵涉到了文明阶段的区别：
近代欧洲甚至现在的欧美，相当于南北朝或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离开大一统格局尚远，所以不想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中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那样，可以轻易扑灭新的思想和新的社会力量。
至于现在的中国，不论国民的中国还是共产党中国，都已经深深陷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漩涡之中，在全球化的格局下苦苦挣扎。他们是没有可能再像蒙古并吞前夕的“大宋”、更不可能像后来一统天下的明清那样，一手遮天的。除非，共产党中国有了超能力，可以把世界各国都从地球上抹掉。

谢选骏：投资市场里的保民官

谢选骏：投资市场里的保民官
2016年9月22日的新闻报道说，“重磅：中国终于可以做空房价了”：
中国的CDS终于要面世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也可以做空债券了！也就意味着以后可以做空楼市了！因为房地产商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正式审议通过了CRM（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业务规则修订，意味着从程序上，CDS（信用违约互换）有望很快面世。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通知参与机构做好准备，并将于近期发布相关交易指引。
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是指CDS的买方在有抵押下借款给第三方（欠债人），而又担心欠债人违约不还款，就可以向CDS的卖方购买一份有关该债权的合约。买方会定期向卖方支付一定的费用，卖方则承诺在合约期间，若所指定资产出现信用事件时，会向买方赔付相应的损失。
为何现在推出中国版CDS？
今年以来债市信用风险事件频发。民生证券管清友 、李奇霖等分析师曾表示，“打破刚兑”正在加速推进，市场非常需要风险分散工具，只要工具缺陷不再，CDS将会迎来快速发展。
比如最近广西有色的破产，导致债券持有人面临极大损失。还有接下来的东北特钢违约事件，等等。
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靠做空房地产大赚37亿美元的鲍尔森，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2007年前，约翰·保尔森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小字辈，他的公司仅管理着10亿美元规模的对冲基金。但如今，约翰·保尔森这个名字已经被华尔街奉若神明，“赚钱之神”、“对冲基金第一人”等头衔已被挂到他头上；金融大鳄索罗斯请他吃饭；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只好委屈地被称呼为“另一个保尔森”。
这一切，全因为在美国金融风暴中，约翰·保尔森赚钱了，而且，他创造了华尔街历史上最高的效率赚钱——2007年一年，37亿美元——如果按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的话，就是每小时进账超过140万美元。相比当年美国人的平均时薪17.86美元，平均80756个美国人的收入才能抵得上一个保尔森。
当然，他赚的钱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因为他赌美国人住不起房子并疯狂做空，并赌赢了。
在2006年初，华尔街的 “借贷专家被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蒙蔽了眼睛。”对房地产借贷市场，华尔街发明了两种新型的投资工具：债务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交换CDS。这两种产品的关系是，CDO的风险越高，为其担保的CDS价值就越高。但在房地产繁荣时期，由于大多数人都不认为CDO会有什么风险，所以CDS的价格非常低。
在分析了大量数据之后，保尔森确信投资者远远低估了抵押信贷市场上所存在的风险。他赌这个市场会崩溃。于是，保尔森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基金操作模式，开始大胆地进行债券交易赌博：一边做空危险的CDO，一边收购廉价的CDS。
可是，房地产市场依然繁荣，保尔森专门做空抵押债券的新基金一直在赔钱。一位好友问他是不是准备止损，他回答说：“不。我还要加注。”为了缓解压力，保尔森每天去中央公园长跑5英里。
保尔森“加注”就是做空ABX，一个在2006年初才被创造出来的反映房产次贷市场状况的指数。因为ABX下跌，2007年2月，保尔森的基金仅在2月份就升值了60%。
2007年年中，贝尔斯登公司投资次贷的两只对冲基金垮了。一夜之间，投资者开始抛售次贷抵押债券，保尔森的基金随之暴涨。
最终，在2007年的次贷风暴中，保尔森的第一只基金上涨了590%，第二只上涨了350%。
据《阿尔法》杂志统计，通过这些逆向操作，保尔森本人在2007年的收入达到了37亿美元，成功登顶2007年度最赚钱基金经理榜首，并在《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排第165位。
这下，连索罗斯都不得不佩服，甚至找机会请客吃饭，向保尔森打听下赌做空楼市的细节。保尔森这个小字辈，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生平能有机会与金融大鳄平起平坐。
在保尔森成名后，却极少接受采访，对个人生活守口如瓶，甚至给自己的邮件加密。对于保尔森的家庭，人们只知道他已婚，有两个女儿，个人爱好包括滑雪、航海和跑步，他的家已经搬进了纽约东郊一幢价值4000万美元的湖边别墅，他总会在傍晚6时左右下班回家吃晚饭。
在2007年，投资者投入Paulson &Co.的资金增加了60亿美元；2007年过后，保尔森掌握的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80亿美元，跻身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之一。

……
上述情况说明，正如政治权力需要制衡，金融权力也需如此。对冲基金即使不能和现代的司法系统相比，也能和古代的保民官相比：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通过非常手段来抑制过度的投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古代保民官的职能是这样的：
保民官又称护民官（Tribune），是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职务，是罗马古代各种军事和民政官员的总称。
1、平民护民官
平民护民官在公元前471年起由平民大会选举，他们担任平民大会主席，因而能够表达平民的要求。
在公元前450年起，制度上任命10名平民护民官。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有权否决元老院或执政官发布的命令。他们有权召开平民大会并作为其主席，这也使他们拥有提出立法建议的权力。从公元前300年起，大多数立法是由护民官提出来通过的。护民官的权力来自罗马平民发誓捍卫护民官，因此其权力仅限于罗马，而不能影响其他省份。
护民官后来发展成罗马最有权势的职位之一，因为在法律上来说，一个贵族不可能参加平民大会、成为护民官，所以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架空了护民官的权力，使护民官如同虚设。
2、军事护民官
军事护民官原指步兵司令。在早期的共和国，由自部落大会中所选出的24个年轻男子分发到四个罗马军团中，每个军团有6名护民官，其中几名由执政官或军队指挥官任命，其他则由人民选举。在帝国时期（前27年起），军事护民官的职位是进入元老院或当骑兵军官的初步阶梯，要由罗马皇帝指派。这种护民官指挥罗马禁卫军和辅助部队。
3、财务护民官
财务护民官原来指在各部落中征收贡赋和发放军饷的官员，但这些职权后来逐渐分散到其他官职上。在共和国末期，他们形成一种社会阶层，地位低于骑士阶级。
“投资市场里的保民官”不是政府职务，但能比政府职务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通过丛林社会里的以恶治恶，来达到生态平衡。
（尤其考虑到，基督教所哺育的现代文明，已经不再相信古代异教文明的城邦民主，可以造就一劳永逸的贤人政治。）

谢选骏：盘丝洞里的欢乐颂——男性世界的支离破碎

“盘丝洞”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第七十二回中出现的一个地名。这一回记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行途中，遇七种害虫化作的美女。猪八戒被迷惑而被擒，唐僧也被骗进盘丝洞中面临杀身之祸。最后被孙悟空搭救出来的故事。体现了佛教中“戒”的思想，说明了摆脱七情的迷惑，戒则不迷的深意。
《欢乐颂》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职场女性剧，由孔笙、简川訸执导，袁子弹编剧，侯鸿亮制片，刘涛、蒋欣、王子文、杨紫、乔欣、王凯、靳东、祖峰等领衔出演。
《欢乐颂》写的其实就是“现代中国都市里的盘丝洞”。
该剧改编自阿耐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同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来自不同家庭、性格迥异的女孩们，从陌生到熟悉再道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故事。该剧于2016年4月18日登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首播。
其剧情为：
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樊胜美（蒋欣饰）、关雎尔（乔欣饰）、邱莹莹（杨紫饰）三个女生合租一套房，与高智商海归金领安迪（刘涛饰）、魅力超群的富家女曲筱绡（王子文饰）同住在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22楼。五个女人性格迥异，各自携带着来自工作、爱情和家庭的困难与不如意，因为邻居关系而相识相知，从互相揣测对方到渐渐接纳彼此并互相敞开心扉，在这一过程中齐心协力解决了彼此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并见证彼此在上海这座“吃人魔都”的成长与蜕变。
第1集 入住欢乐颂 五人初次相见发生摩擦
　　中国上海，欢乐颂小区。2203号房间正在紧锣密鼓装修，装修工人弄出的噪声严重影响了住在2202号房的三个合租女孩的作息时间。
    这三个女孩分别叫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三人里面数胜美年龄最大。胜美已经奔三，为人擅于算计，一心想找一个有钱人嫁了。不过有钱的人看不上她，没钱的人她又看不上，长此以往，胜美从一个美女变成了一个剩女。她为了尽快把自己推销出去，经常抽出时间去相亲。　　邱莹莹与关雎尔年龄相仿，二人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邱莹莹是一个普通女青年，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每月领取四千元的工资，上海的消费太高，她曾经打算回老家考公务员，父亲获悉之后赶紧汇了五千元给她，劝说她在城市好好奋斗，千万不能回鸟不拉屎的老家自寻死路。对于日后的人生，邱莹莹跟多数人一样看不到希望。　　关雎尔的处境不比邱莹莹好多少，她是五百强企业的实习生，随时有可能被公司淘汰。
　　富二代曲筱绡住进了欢乐颂小区的2203号房间，原来是她请了工人装修房子。邱莹莹与关雎外出归来，两个人与曲筱绡一起搭乘电梯上楼，曲筱绡请了许多帮手搬家，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如同女皇降临。
　　搬进新居第一天晚上，曲筱绡邀请朋友们到新家庆祝，众人在房内唱唱跳跳，吵得住在对门的邱莹莹三人苦不堪言。邱莹莹忍无可忍敲响了曲筱绡居住的房门，向一个开门的男子表达不满，男子充耳不闻关门继续娱乐。邱莹莹只得打电话向小区物业求助，物业一方派出两个工作人员上门与曲筱绡交涉，曲筱绡表示再娱乐十来分钟就收场，结果过了十来分钟之后，她依然还在跟朋友们唱唱跳跳。
　　住在同一幢楼层的海归女精英安迪打电话报警叫来了警察，借警察的力量向曲筱绡施加压力，警告曲筱绡如果继续肆意妄为，她就通过法律手段控告曲筱绡扰民。
　　曲筱绡回家吃饭，向父亲撒娇，提出到父亲的公司当老总。她自认学的是经济学，认为自己有能力当领导。虽然父亲没有给出答复，但曲筱绡还是志在必得，开车出门的时候与一个朋友通电话，称自己即将成为家族公司的领导。朋友在电话中提起了曲筱绡的哥哥曲连杰，曲筱绡有别墅不住故意租房子住，就是想在父亲面前营造吃苦耐劳的一面，只要她获得了父亲的赏识，她才有能力与败家哥哥曲连杰争夺财产。
第2集 五人电梯遇难有惊无险
　　安迪驾驶百万豪车现身停车场，曲筱绡惊叹不已，待安迪停车离去，她掏出手机拍摄安迪的座驾。安迪身为一介女流，竟然有能力驾驶几百万的保时捷，曲筱绡认定安迪被人包养。
　　邱莹莹即将与白主管一起上培训课，她对白主管一往情深，为了给白主管一个好印象，她在家中挑选衣服，打算以最美丽的姿态随白主管一起上课。关雎尔向外出归来的胜美提起这件事情，让胜美帮忙为邱莹莹选件像样的衣服，胜美担心白主管玩弄邱莹莹的感情，不赞成邱莹莹主动向白主管示好。白主管是公司的领导，邱莹莹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员工，一般公司都不允许员工们谈恋爱，如果白主管与邱莹莹发生恋情，邱莹莹极有可能成为炮灰被公司辞退。
　　白主管发了一条爱昧短信给邱莹莹，胜美趁着邱莹莹不在场，指使关雎尔删除了白主管发来的短信。
　　次日，邱莹莹听完课返回小区，精神焕发向两个姐妹透露已获得继续与白主管一起听课的机会。胜美为涉世未深的邱莹莹而忧心，始终不赞成邱莹莹与白主管恋爱。
　　曲筱绡返回小区搭乘电梯，进电梯之前向邱莹莹三人提起了安迪。在曲筱绡眼里，安迪靠人包养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正当曲筱绡在邱莹莹三人面前谈论安迪之时，安迪忽然出现在了曲筱绡的身后，曲筱绡回头看到阴沉着脸庞的安迪，索性直言自己确实在说安迪的坏话，认定安迪是小三。
　　几个女人进入电梯准备上楼，电梯在上升过程中忽然出现故障，胜美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给物业。物业领班表示会尽快修复电梯。
　　电梯内空间有限，众人提心吊胆，邱莹莹为了缓和气氛，滔滔不绝绝东拉西扯，结果反而令众人愈发恐慌。
　　物业的人终于打开了电梯，瘫坐在电梯内的邱莹莹一行人松了口气，分别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离开电梯。曲筱绡是倒数第二个离开电梯的人，她回头见安迪面色苍白没有挪动身子，心中生起了关怀，询问安迪是否安好。安迪摇了摇头，跟随曲筱绡离开电梯。几个女人在电梯中经历了一次惊心之旅，体验到了生命的可贵，不约而同把彼此视为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姐妹。
　　安迪是华尔街的高级商业精英，她获得知名老总谭宗明的邀请回国，在谭宗明的公司任首席财务执行官。初到公司上任，安迪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公司。
第3集 曲筱绡工作遇到困难 向安迪求救
    曲筱绡到父亲的公司报到，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曲父见曲筱绡一心想创业，于是提议安排曲筱绡跟随王总工作，先做副总熟悉公司各项流程。
    邱莹莹在上班过程中接到白总管吃饭的邀请，她立时兴奋不已与关雎尔QQ聊天，宣布自己即将与白主管吃饭。关雎尔没有为邱莹莹高兴，而是把邱莹莹形容为花痴。邱莹莹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无视关雎尔的挖苦，非常期盼与白主管一起吃饭。
　　当天下班回到家中，邱莹莹与胜美谈天说地，胜美手中握着一个水杯，她故意提起了白主管，称自己手中的水杯如果换成白主管拿，邱莹莹一定会把水杯当成宝贝。邱莹莹的心思确实如胜美所说的一样，她一脸惊讶地把能看穿她心思的胜美视为天人。
　　曲筱绡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曲父思前想后，决定把GI项目交给曲筱绡完成。GI项目非同小可，光是资金运作都需要两百万，曲母得知此事，向曲父提出异议。曲筱绡初出茅庐毫无经商经验，如今一下就获得一项资金运作庞大的项目，曲母认为曲父把公司的事情当成儿戏。曲父其实也担心曲筱绡无法完成项目，因此要求曲筱绡先给出可行性的书面报道，只有曲筱绡构思的方案可行，曲父才会正式把项目交给曲筱绡操作。
　　曲筱绡为了写出可行的项目方案，召集一帮好友帮忙出谋划策，好友们对动辄数百万投资的项目一筹莫展，没人有
  　安迪下班回到欢乐颂小区，与胜美一起出门吃牛排。两个人在餐厅中提起了男女恋爱话题，安迪在网上结识了一个男网友，胜美建议安迪抽空跟男网友见面。安迪为人强势行事小心，担心自己随便见男网友会给人花痴无脑的感觉。
　　晚餐结束，安迪与胜美返回欢乐颂小区，曲筱绡已经等候多时，她打探到安迪是海归商业精英，是谭宗明请回来的商业高手。以安迪的工作经验，完全有能力写一份商业计划方案，曲筱绡把安迪当成了神仙，一番软磨硬泡，终于把安迪请到家中做军师。
　　胜美不赞成安迪为曲筱绡写方案，毕竟曲筱绡以后要独自面对客户，不可能事事都让安迪代劳。安迪赞成胜美的观点，提议只写几个提纲给曲筱绡，细节方面则由曲筱绡自己完成。
　　曲筱绡国外读书不学无术，时间大部份都花在吃喝玩乐。她绞尽脑汁也写不出项目方案，无奈之下上门向安迪求助。
第4集 五人齐聚同吃大闸蟹
    曲筱绡无法写出项目方案，无奈之下上门向安迪求助，为了博取安迪的同情，曲筱绡哭天抹泪提起自己的家庭情况，称自己面临着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夺取家财的风险，如果自己构思不出方案，母亲也有可能被赶出家门。
    安迪见曲筱绡哭得伤心欲绝，心肠一软让曲筱绡回屋拿资料过来写方案，曲筱绡计划成功欢呼雀跃出门离去，邱莹莹下班归来看到了曲筱绡捧着资料进入安迪的房间，她只觉有些不可思议，平时曲筱绡与众人很少在一起相处，如今竟然堂而皇之跑到安迪的家中。仿佛跟安迪是好姐妹一样。
　　直到弄清曲筱绡找安迪是为了写项目方案，邱莹莹才恍然大悟。关雎尔想向安迪吸取工作经验，缠着邱莹莹一起去安迪家中做客，邱莹莹架不住关雎尔软磨硬泡，带其上门向安迪取经。安迪在商海拼搏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知识，有板有眼教曲筱绡写方案。
　　三天时间过去，曲筱绡在安迪的指导下写出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方案，她带上方案回到家中交到父亲手中，父亲扫了一眼方案一脸惊愕，不敢相信她在三天时间就写出方案来。
    安迪下班之前被谭宗明叫住，谭宗明曾经听说过安迪的居住环境很吵，他打算为安迪安排新的居住环境，安迪已经与邱莹莹一行人成了好友，没有再觉得众人很吵。谭宗明见安迪不愿意再搬家，也就不再强人所难，吩咐刘妈送了大闸蟹给安迪。
    安迪带着大闸蟹回家与邱莹莹一行人分享，邱莹莹带回了男友白主管帮忙煮大闸蟹，曲筱绡自以为是帮助邱莹莹试探白主管，想看看白主管是否真心喜爱邱莹莹。胜美一行人对曲筱绡的行为提出质疑，数落曲筱绡自我感觉太好，企图用美色去勾引试探白主管。
　　邱莹莹与白主管恋爱之后开始疑神疑鬼，尤其是白主管约定好了见面，结果因事取消了约会计划，这让邱莹莹忧心忡忡，担心白主管跟别的女人约会。胜美把邱莹莹的状况告诉了安迪，安迪开始怀疑曲筱绡从中作梗，曲筱绡极有可能主动追求白主管，好心办好事想为邱莹莹试探白主管的底细。结果事与愿违，白主管很有可能被曲筱绡迷住了，所以才取消了与邱莹莹约会的计划。
第5集 邱莹莹知晓白主管撒谎 迁怒于曲筱绡
　　邱莹莹与白主管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刚恋爱就产生了矛盾。事情的起因是白主管与曲筱绡走得太近。
    曲筱绡认为白主管是花花公子，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她自以为是帮助邱莹莹试探白主管，借搬家的机会找白主管帮忙，白主管非常乐意帮助曲筱绡帮家。曲筱绡在搬家过程中拍下众人一起搬家具的情景，故意把相片发送给邱莹莹一行人，邱莹莹收到相片怒不可遏，对曲筱绡恨得直咬牙。曲筱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邱莹莹的敌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帮助邱莹莹。
　　王柏川到上海出差，顺便与胜美取得电话联系，两人曾经一起读过书，王柏川还追过胜美。胜美当初为人心高气傲，看不上相貌平平的王柏川。如今王柏川忽然来上海出差，胜美好面子，她担心自己租房的状况被王柏川得知，于是向几个好姐妹求助。安迪见胜美想在王柏川面前扮成有钱人，欣然同意驾车送胜美跟王柏川吃饭。
　　胜美跟王柏川见了面之后打算去喝咖啡，她让安迪一些人先坐车回家。安迪在驾车过程中接到了一个电话，由于开车不方便拿手机，安迪让邱莹莹帮忙接听电话。来电者是曲筱绡，邱莹莹一时火起在电话中痛骂了曲筱绡一顿，对曲筱绡过份跟白主管亲密而不满。关雎尔担心邱莹莹与曲筱绡闹翻，赶紧出言相劝，邱莹莹从关雎尔的言语中看出了端倪，弄清了众人其实早就知道曲筱绡勾引白主管。一想到只有自己蒙在鼓中，邱莹莹怒气更甚。
　　回到欢乐颂小区之后，邱莹莹怒气冲天找曲筱绡算账，曲筱绡的身材比邱莹莹矮小，两人单挑的话曲筱绡根本不是邱莹莹的对手。在关雎尔的保护下，曲筱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有跟邱莹莹继续对峙。
　　安迪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叫“奇点”的男网友，“奇点”出了猜字谜题考验安迪。安迪头脑灵活破解了“奇点”出的难题，她对从未见过面的“奇点”充满了好奇心，等不及想跟“奇点”见面。
　　关雎尔明知曲筱绡勾引白主管，却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邱莹莹对关雎尔产生了不满，开始冷漠对待关雎尔。胜美还不知道邱莹莹与关雎尔的矛盾，直到邱莹莹说出事情前因后果，胜美才恍然大悟。
……
这个“欢乐颂”，让人想起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一群女妖怪盘踞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因为那只是她们伺机吞噬的对象，或是吃剩下来的骨头和残渣余孽。
不过这也许是对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一个现代诠释。《第九交响乐》的独创在于把合唱引入了交响乐，并且在对于欢乐女神的“欢乐颂”中，达到了高潮。而欢乐女神作为古老异教的死灰复燃，早在十九世纪就预示了二十世纪的吃人悲剧。

谢选骏：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谢选骏：美国独立中的奴隶制因素
英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但是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这是为什么呢？

（一）
大西洋奴隶贸易，或称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期（也有人认为早至15世纪，并持续至20世纪），在环大西洋地区将非洲大陆人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美洲大陆殖民地地区的一种贸易。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非洲西部和中部，黑人被欧洲人通过贸易或袭击、绑架等手段抓获贩往美洲大陆。这一贸易活动在近代也被称为黑奴贸易，然后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妥当，因为早在中世纪之前，就有黑奴的贸易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所以应当在近代的废奴贸易之前，加上“跨大西洋”字样。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者包括（根据规模排序）：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美国人。部分贸易者在非洲的海岸拥有前哨，前哨有他们收买的当地的部落首领为他们提供奴隶。在长达约400年的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黑奴贸易中，目前估计约有1200万人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部分学者得到的数据相对更高，尤其是从非洲得到的。将航运死亡的一千万人计算入内后，非洲人口损失数据可以达到三千万。
1、背景起源
最早开始从非洲贩卖黑奴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据统计，穆斯林阿拉伯帝国时期共抓走1300万黑人做奴隶。
2、新航路的开辟
14世纪-15世纪，随着欧洲各国对抗伊斯兰教的斗争日益炽热，其本身也开始模仿穆斯林的蓄奴恶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财富的渴望需求也愈加强烈。因在欧洲大陆反抗伊斯兰教的成功，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终于冲出欧洲、探寻新航路以突破奥斯曼穆斯林的包围。终于在1492年，收复西班牙半岛的当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赞助下发现了中美洲；而在1519年葡人麦哲伦同奉西班牙王命到达了美洲最南端、菲律宾、好望角并最终回到西班牙完成环球旅行。
3、非洲奴隶制
奴隶制度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部分存在了许多世纪，先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有证据显示有的非洲国家将奴隶贩卖到非洲的其它地区、欧洲和亚洲，早于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历史。非洲奴隶贸易将大量奴隶送往欧洲和穆斯林国家。
起初，葡萄牙人与刚果王国关系良好。内战使得葡萄牙趁虚而入，刚果人被沦为奴隶。大西洋贩奴贸易不是唯一的非洲奴隶贸易，但是确实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历史。正如伊利卡·米柏克龙在《外交世界》所述：
“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渠道无所不通。跨越了撒哈拉，通过红海，印度洋港口，跨越了大西洋，非洲奴隶至少遭受了10个世纪的奴役（9世纪-19世纪）以造福于穆斯林国家……四百万被奴役人民通过红海出口，另四百万通过斯瓦希里港口到达印度洋”。
根据约翰·K·桑顿的观点，欧洲人常常与非洲国家发生战争，掠夺战俘作为奴隶。有的非洲人从邻近的部落抓奴隶来贩卖。这一行径的备忘录记录在十九世纪早期英格兰就贩奴贸易的辩论中：“所有的老作家……赞成战争不单单是为了抓奴隶，而且是由欧洲人煽动的，以支持上述观点。”住在沿尼罗河地区的人们从这些市场中被送到沿海，卖给欧洲人，以换取火枪和其它工业品，如衣服或酒。然而，欧洲人对奴隶的需求在已存的贸易上，开拓了广大的新市场。那些卖到非洲其它地区的奴隶还有希望逃跑，而送上船的人则再无回乡的希望。
4、殖民主义的开始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葡两国走上了殖民之路并从海外获得了巨大财富，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王室。而因此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起，英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几乎同时起步，成为新兴殖民国家并希冀超越两位始作俑者。自此，非洲、拉美直至南亚各地，处处都有欧洲“探险家（conquistador）”和“商业公司”的足迹。欧洲国家也常因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纠纷大打出手。为了从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财富，早期的殖民掠夺等抢劫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欧洲人开始着手经营殖民地。他们在北美种植园里种植烟草和棉花，在西印度群岛种甘蔗，在中美洲、南美洲开发金、银等矿藏，在印度种植茶树等等。最初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的多数是白人契约工，他们是欧洲各国横渡大西洋而来的贫苦移民，这些人在原居住地与种植园主或海外劳务公司签订契约，到美洲后用几年劳动来偿付为他们垫付的旅费，契约到期后，便成为自由民。因白人契约工大多不适应美洲酷热的天气和繁重的劳动，随着种植园的发展，劳动力严重不足，于是欧洲殖民者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殖民者最初试图奴役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但并未获得明显收益。直至后来他们发现了黑人的力量远大于印第安人，并且黑人对于热带的疾病有很强的免疫能力，所以在种植园或矿山使用黑人奴隶劳动要比使用白人契约工的分摊成本要便宜的多，又便于管理。于是，三角贸易便自此正式开始，而且逐渐成为一桩赚钱的买卖兴隆起来。
远在大西洋航线开辟前，奴隶制一直在非洲，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存在了若干个世纪，证据表明很早时起非洲一些国家就在向另一些非洲、欧洲和亚洲国家贩卖奴隶，远在欧洲人殖民美洲之前。非洲奴隶制的盛行给欧洲人看到了巨大的奴隶来源。
5、殖民主义与美洲奴隶制
不光是在西非沿岸，在美洲，欧洲人也开始探索新商业机会。1492年，通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索，欧洲基督教国家首先得知美洲。然而，在与非洲接触的第一个世纪中，当地居民对欧洲人的入侵极力反抗，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定居者与一些当地美州人联合，与其它部落竞争，控制了较大岛屿。有些族群，例如加勒比岛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人、委内瑞拉岛的卡利娜人和阿拉瓦克人成功反击了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基地。他们的土著小船更小、更适合在海岛中间穿梭，他们成功打退了西班牙船只。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殖民者也开始在无人居住的大西洋荒岛定居，如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由于没有奴隶可卖，出口货物成为主要的产业。
6、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
大西洋贩奴贸易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大西洋系统。
第一大西洋系统主要是奴役非洲人，将他们送到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它只占大西洋总贸易的3%多一点。贸易开始于1502年左右，持续到1580年，此时葡萄牙暂时与西班牙联合。当葡萄牙直接参与贩奴贸易时，西班牙帝国依赖座位系统，为商人提供执照，方便他们为自己的殖民地贩奴。在第一大西洋系统中，大多数贩子是葡萄牙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的贩奴贸易。有的荷兰、英国、法国商贩也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联合之后，葡萄牙受制于西班牙法系，被禁止直接参与贩奴贸易，被迫将大量的市场份额输给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第二大西洋系统是奴役非洲人，主要是由英国、葡萄牙、法国和荷兰奴隶贩子组成。主要地点是加勒比殖民地和巴西，欧洲国家在那里建立起以蓄奴为主的新世界经济殖民地。在1450年到1600年间，约有3%多一些的奴役人口从非洲送走，在十七世纪则为16%。
据估算，在十八世纪中，约有半数被奴役人口被贩卖，不列颠、葡萄牙、法国成为主要的奴隶贩子，在送出非洲的奴隶中占9/10。到了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成为从西非贩卖奴隶最大的贩子。他们在十八世纪保持着这个地位，成为跨大西洋最大的奴隶运输队。
7、三角贸易
三角贸易是其在贸易进行中采取了形状呈三角形航线而得名。殖民者在长期贩卖黑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制度”。这种“三角航程”指的是：最先贩奴船满载着购买奴隶用的枪枝弹药和消费品，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完整的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仅需一次便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
约翰·K·桑顿指出：欧洲奴隶贩子通常是从进行当地战争的非洲贵族手中买到奴隶，也有一些非洲黑人成了专事捕捉相邻部落的人口用于赚钱的商人。尼格河流域的人就这样从内地的市场辗转到了海边，再出售给欧洲人用以交换火枪（1540-1606年间是火绳枪，之后是燧发枪）以及其它工业品，如布匹和酒精。不过欧洲人的大量需求使得原有的市场大大扩大了。
8、劳工与奴隶制
由于欧洲殖民者希望剥削新大陆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产利益，导致了劳工短缺，成为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市场需求原因之一。美洲原著居民首先被欧洲人奴役，但由于苦役和旧世界传来的疾病，他们大多死亡。另一种劳工来源如契约劳工，则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很多作物无法在当地变卖获利，而从新大陆向欧洲出口的奴隶农作物常常比在欧洲大陆的自由生产更为划算。这产生了大量奴隶劳工的需求，种植园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来种植、收获、处理热带作物。西非的一部分甚至被称为“奴隶海岸”，以及蔓延到了中非，成为满足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持续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量廉价的土地和大量寻求工人的地主存在，自由的欧洲移民在短暂的劳动过后就可以成为地主，因此产生了对劳工的需求。
万恶的奴隶主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将对奴役劳动力的使用归咎于气候，其实，奴隶劳工给他带来的闲暇享受才是原因：“在如此炎热的气候中，要是有人伺候就没人会干活。这是千真万确的，有奴隶的人从来就没干过活。”
9、黑人所参与的黑奴贸易活动
非洲黑人在贩奴贸易中直接扮演了相应角色，他们将战俘或囚犯卖给欧洲人当奴隶。被出售的战俘或囚犯常常来自发生摩擦的其它部落。这些奴隶被认为是“外人”，而不是本族人或是“部落自己人”；非洲国王也不对他们负责。有时，囚犯被出售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当地继续行凶作乱。剩余的奴隶大多来自诱拐，或是被欧洲人扫荡而得。但是，有些非洲国王拒绝出售他们的俘虏或是囚犯。奥波博国王贾贾曾经是个奴隶，他完全拒绝与奴隶主做交易。然而，阿里克·沙哈达注意到由于欧洲对奴隶的商业需求，导致俘虏敌人不再是战争的结果，而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
10、黑奴贸易中欧洲白人所参与的活动
虽然欧洲白人成为奴隶的大买主，但是他们害怕热带疾病，担心反抗，很少深入非洲内陆。奴隶多被送到海岸港口以换取货物。在非洲国家进行扩展的战争中，奴隶成为主要的副产品，有时他们故意支持赞助这项活动来换取利润。在国家快速发展时期，在阿散蒂王国和达荷美王国，奴隶制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被欧洲尽情剥削：正如萨拉女王向葡萄牙法庭的申诉所揭示的，这一系统“要么卖给欧洲人，或被卖给欧洲人”。在非洲，囚犯的惩罚是被奴役，当奴隶制变得有利可图时，这一刑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多数国家没有监狱系统，囚犯大多被卖入当地市场成为奴隶。
1778年，托马斯·基钦估算欧洲人每年将52,000名奴隶送往加勒比海，法国人将大多数非洲人送往法属西印度地区（每年13,000人）。在刚果内战爆发之际，大西洋贩奴贸易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中达到最高峰，此时，沿尼日尔河居住的伊博族小国之间发生战争，土匪则趁火打劫。而奴隶供给剩余的其它原因是由于国家扩张，如达荷美王国、奥约帝国、和阿散蒂王国。
在大西洋贩奴贸易结束后，欧洲的主要征服、扫荡、和奴役活动也随即告终。一个例外是对恩东戈的征服——即现在的安哥拉。在恩东戈亡国后，奴隶、勇士、自由人和贵族都被葡萄牙征服者扫荡，掠为奴隶。
11、非洲奴隶制与新世界的对比
非洲与新世界的奴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非洲奴隶制不是继承性的，就是说，奴隶的孩子是自由人。然而，在美洲，只要母亲是奴隶的，孩子都是奴隶。这与其它特色是有关联的：西非奴隶制并非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所特有，而欧洲殖民地则不同。但是存在特例，如索马里奴隶制中，班图人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非洲，奴隶的待遇也与美洲的不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达荷美国王一次性杀死数以千记的奴隶用于祭祀，喀麦隆也会杀死奴隶用作牺牲。另一方面，奴隶常常受到家庭成员般的待遇，“领养儿童”有许多权利，包括未经主人允许娶嫁。苏格兰探险家蒙戈·帕克写道：
“我认为，非洲奴隶对比自由人为3:1。除了获得食物与衣物以外，他们只是辛苦劳作，主人依据心情好坏对他们仁慈或苛刻……内陆来的奴隶可以分为两个独特阶层：第一种是生来为奴，由被奴役的母亲所生；第二种，是生来自由，但在日后出于种种原因而被奴役。第一种的数量最多……”
在美洲，奴隶们无法自由娶嫁，主人基本上不将其视为家庭成员。叛乱或行凶的奴隶会被处决，但新世界殖民者不会因祭祀而牺牲奴隶。新世界奴隶十分有用，照顾和维持都相对昂贵，但是依然属于主人的财产。
12、奴隶市场的地区参与
欧洲人买卖奴隶、向西半球运输的主要地区有八个。被奴役人口卖入新大陆的数量因买卖的不同而不同。就贩奴活动的分布来看，有些地区比其它地区更加兴盛。在1650年到1900年间，约有1024万非洲奴隶从这些地区离岸，前往美洲：
塞内冈比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4.8%
几内亚上部（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塞拉利昂）：4.1%

胡椒海岸（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1.8%
英属黄金海岸（加纳和科特迪瓦东部）：10.4%
贝宁湾（多哥、贝宁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以东的尼日利亚）：20.2%
邦尼湾（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加蓬）：14.6%
非洲中西部（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39.4%
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4.7%
达荷美国王哥祖迫于不列颠的压力终止了黑奴贸易。
在1502到1853年间，当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废除跨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国家时，非洲有超过173个城邦国受到影响。在这173个国家中，不到68个国家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来称雄四方。今天，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有前殖民地历史，有时非洲帝国必须和欧洲奴隶贩子列席来做交易。
（二）
1、种族
在送往美洲的奴隶中，种族与贩奴所在地区密切相关。超过45个不同种族被带入美洲。在这45个种族中，有10个种族受害最深，地方黑奴档案如下。
1.刚果和安哥拉的刚果人
2.几内亚上部的曼登人
3.多哥、加纳、贝宁说吉布语的人
4.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阿坎族人
5.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沃洛夫人
6.尼日利亚东南的伊博族人
7.安哥拉的姆邦杜人
8.尼日利亚西南的约鲁巴人
9.喀麦隆的昌巴人
10.莫桑比克的马夸人
2、人员伤亡
跨大西洋贩奴贸易导致非洲奴隶大量的伤亡，数量至今依然不明。大约120万到240万非洲人在送往新大陆的旅途中死亡。奴隶在到达目的地后也出现大量伤亡情况。奴隶在被买卖的过程中死亡人数一直是个谜，但是可能大于幸存的人数。上述的数字没有包括新大陆黑奴因劳动、暴乱、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贩奴贸易野蛮的本质对个人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数据显示在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中，人数最多为1100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数字为1500万人，近年的修正将数据调低。根据帕特里克·曼宁的估算，在16-19世纪期间，约有1200万奴隶进入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但有150万人死在船上。约有1050万奴隶到达美洲。除了这些死在途中的奴隶，许多非洲人死于扫荡以及前往港口的跋涉途中。曼宁估算约有400万人死在非洲境内，很多人年纪尚轻。曼宁的估算涵盖了1200万前往美洲的奴隶，以及600万送往亚洲市场的奴隶，800万送往非洲市场的奴隶。
3、冲突
基马尼·尼胡斯博士称，欧洲奴隶贩子改变了非洲社会对侵略的反应。之前，罪犯会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但如今刑罚成为奴役，并将犯罪者卖给奴隶贩子。根据大卫·斯坦纳德的《美国大屠杀》所述，50%的死亡出现在非洲当地内战，后者则制造了大量奴隶。这不但包括死于战乱的人，而且包括从内地向港口跋涉而死的人。在战争中奴役敌人或者村民，这在非洲西部和中西部极为流行，虽然战争起初并不会制造奴隶。贩卖奴隶主要是部落或国家战争的副产品，以便在胜利后扫除异议者，或是为进一步战斗筹款。然而，有的非洲群体特别偏好奴役的残忍，例如奥约帝国、贝宁、伊加拉、克尔白、阿散蒂王国、达荷美、阿罗、和邦加拉军阀。
在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件中，刚果曼尼（国王）阿方索一世写道，葡萄牙商贩的涌入，是贩卖黑人贸易的缘由。他要求葡萄牙国王停止派遣商人，改为转派传教士。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贩子们每天都在拐卖我们的人——这个国家的孩子，贵族诸侯的孩子、甚至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腐败和堕落广为散布，以至于整片土地都荒无人烟。我们的王国只需要祭司、教师，除非是为群众提供酒和面粉，否者我们不需要商人。我们希望王国不再是奴隶贩卖或运输的地点了。”我们的很多臣民贪求葡萄牙商贩带进国门的商品。为了满足这种异常的胃口，他们抓走了很多原本自由的黑人同胞……贩卖他们。在之后他们把这些囚犯秘密地或趁着天黑带到海岸……一旦俘虏落入白人的手中，就会被烧红的铁烙上印记。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刚果已经出现奴隶制。阿方索一世认为奴隶制应当遵守刚果法律。当他发觉葡萄牙人非法奴役他人，拐卖人口时，他于1526年致信若昂三世，要求他终止这一暴行。
达荷美国王将战俘卖入跨大西洋贸易中，否则战俘就会在年度祭祀仪式上成为牺牲品。达荷美是西非主要的奴隶国家之一，与邻邦交恶极深。和东面的班巴拉帝国一样，卡索王国的经济也依赖奴隶贸易。家族地位的象征是拥有奴隶的数目，导致许多战争因掠夺奴隶而爆发。贸易使得卡索与非洲西海岸的欧洲人往来密切，特别是与法国人来往甚多。
在16-17世纪中，贝宁因与欧洲贩奴而获利甚多；内陆敌国的奴隶被拿来贩卖，用荷兰或葡萄牙的船只送往美洲。贝宁湾很快成为了“奴隶海岸”。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达荷美国王哥祖这样说：贩奴贸易是我的治国之策。这是财富的来源和荣耀……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就说敌人已经被打倒，成为奴隶了……
1807年，不列颠议会通过法案禁止贩奴贸易。邦尼国王（现今为尼日利亚）对此感到惊恐：我们认为这一贸易必须继续下去。这是神谕和祭司的裁定。他们说虽然贵国十分伟大，但是神明自己规定的贸易是不可以被阻止的。
4、运送
在西非各港口，殖民者用木枷和锁链锁住被剥去了衣服的奴隶，供奴隶贩子像挑选牲口一样挑选。被选中的奴隶接着被火红的烙铁在身体上烙上标志表明隶属，然后装上贩奴船。贩奴船的舱板之间的高度最低的不到半米，奴隶们只能席“地”而坐。奴隶贩子为了多赚钱，总是超额一倍，甚至更多倍载运奴隶，把奴隶塞进船舱，使他们像“汤匙”一样卷曲着身体，人挨人地挤在一块。由于船舱拥挤、潮湿，空气污浊，经常出现传染病。患传染病的奴隶往往被投入海里，活活淹死。1874年“戎号”贩奴船一次就把132个患病的奴隶抛入大海。如果航行途中遇到风暴等恶劣天气，延误航期，致使船上淡水、食物不够时，奴隶贩子也会把部分奴隶抛入大海。
5、竞争
奴役非洲人，卖入跨大西洋的贸易活动源自十五世纪葡萄牙水手对西非沿岸的探索。在此之前，北非巴巴里海盗曾袭击葡萄牙口岸和船队，对沿岸村庄进行烧杀掳掠，葡萄牙人则前往非洲奴隶市场赎回自己人。新大陆最先奴役非洲人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他们将奴隶用作探险的支持，以及岛屿，如古巴岛或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当地人口锐减使得首部皇家保护法令出台（布尔戈斯法案，1512–1513）。第一位黑奴在1501年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1545年左右，当葡萄牙人成功地在巴西北部建立起糖料种植园（engenhos）后，葡萄牙商人开始在北非沿岸搜罗奴隶，卖到种植园。起初，种植园主几乎全部依靠当地的图帕尼人作为单一劳动力，但是由于流行病对早已支离破碎的图帕尼社会带来了灭顶之灾，在1570年后葡萄牙人开始进口非洲人。到了1630年，非洲人取代图帕尼人成为巴西糖料种植园上的最大劳动力。这使得欧洲中世纪传统家奴制得以告终，而巴西收到了非洲黑奴最多，糖料种植和加工业导致84%的非洲人被送往新大陆。
当不列颠成为最大的海上霸主，盘踞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后，他们成了最大的奴隶贩子。起初，贸易是由皇家非洲公司垄断运作，总部设在伦敦。但是，公司在1689年失去垄断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贩子则更加积极。到了十七世纪末，驶离利物浦的船只中有1/4是奴隶船。曼彻斯特城的财富，以及周边郡县都是在十八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而十九世纪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奴隶采棉和纺织工业的基础之上。其它不列颠城市也从中获利。伯明翰成为当时不列颠最大的枪支制造地，为交易提供武器。种植园75%的糖料被送往伦敦，在获取暴利的咖啡店里被一饮而下。
6、新大陆目的地
1502年，第一位黑奴来到新大陆伊斯帕尼奥拉岛（现为海蒂及多米尼加）。1513年，四个奴隶第一次到达古巴。1518年，4000个奴隶第一次被送到牙买加。1526年，奴隶开始被送到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
1526年1月，当西班牙试图在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敦开设殖民地时，第一个非洲奴隶上岸了，该地日后成为了美国的基础。到了11月，300名西班牙殖民者只剩下了100名，奴隶人数从100个减到70个。因为奴隶发生暴乱，加入了临近的部落，而西班牙人则干脆放弃了殖民地。哥伦比亚在1533年迎来了第一个奴隶。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佛罗里达分别在1541年、1563年和1581年开始了奴隶贸易。
十七世纪船运能力大增，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英国位于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詹姆斯镇。第一个被捕的非洲人被用作契约劳工，在服役七年后获释。传统奴隶制在1656年写入弗吉尼亚法律，殖民地在1662年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em 政策，即奴隶妇女生下的孩子都是奴隶，父亲是谁无关紧要。1651年，爱尔兰移民将奴隶带到蒙塞拉特岛，1655年，奴隶被带入伯利兹。
1802年，俄国殖民者注意到“波士顿”（美属）船只在阿拉斯加东南用奴隶换取特林吉特人的水獭皮。

（三）
奴隶制经济学：
新大陆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工上的。70%的被奴役劳工被送往新大陆被迫种植糖，这是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其余的则种植咖啡、棉花和香烟，有时则从事采矿。欧洲势力西印度殖民地都是最重要的财富，以至于他们在保护财产上走了极端。例如，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法国同意放弃新法兰西的大片土地（现在的东加拿大）来保留瓜德普罗小小的安替列群岛。
十八世纪法国种植园对投资者的回报约为6%；对比国内其它收入的5%来说，这高出了20%的利润。对于个人出海来说，航海风险和商业都十分重要。投资者通过在同一时间分散购买许多船只的小份额来缓和风险。这样，他们将风险稀释掉了。在航程中，船的股份可以自由买卖。
在1800年，最有价值的西印度殖民地当属联合王国。在进入糖殖民地生意之后，不列颠海上霸权和对主要岛屿的控制，如牙买加、特立尼达拉岛、背风群岛、巴巴多斯英属圭亚那都使得英国较之竞争对手大为领先；大多数英国人没有获利，少数人获得小部分财富。1791年奴隶叛乱，1793年以自由为名的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反对英国的革命使得法国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殖民地圣多米尼克（现西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英国的优势更加显现了。在1791年前，不列颠糖产业必须加以保护才能与相对便宜的法国糖竞争。
在1791年之后，不列颠属岛屿出产的糖最多，不列颠人很快成为最大的消费者。西印度糖成为印度茶必备的添加物。据估算，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时期，不列颠经济中每12英镑中就有1英镑来自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种植园的贡献。
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认为奴隶贸易开始于十六世纪，虽然欧洲与非洲在技术上差距甚大，但是这不是本质问题。两个大陆都在使用铁器时代的技术。欧洲最大的优势是造船业。在蓄奴期间，欧洲与美洲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而非洲人口增长则停滞不前。罗德尼认为蓄奴所获得的利润为欧洲和美洲的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根据艾瑞克·威廉姆斯早些时候的理论，他认为工业革命至少在某些地方从美洲农业那里获益。他引述了各项发明，如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就得到了加勒比种植园主的赞助。
其它历史学家对罗德尼的方法论和精准性大加攻击。约瑟夫·C·米勒认为社会变革与人口增长停止（他对非洲中西部进行了研究）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有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反事实论点，假设如果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没有出现时，非洲的人口增长会怎样。帕特里克·曼宁认为奴隶贸易没有对非洲人口和社会制度造成重大影响，反而饥荒或干旱的影响比较大。
没有学者否认奴隶所受到的伤害，但是对非洲社会的贸易则争议颇多，这是由于许多产品被买进了非洲。贩奴贸易的支持者，如阿奇博尔德·大佐认为非洲社会很粗野，贸易对它没什么影响。十九世纪欧洲废奴主义者，特别是戴维·利文斯通博士对此反驳，认为孱弱的地方经济和社会因贸易因此备受打击。
虽然奴隶制对非洲经济的负面影响铁证如山，特别是人口锐减的恶果，有的非洲统治者还是将自己的臣民卖给欧洲奴隶贩子，从中牟利。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以外，沿海非洲统治者“基本上控制着口岸的出入权力，有能力阻止对其臣民和普通民众的直接奴役。”因此，非洲学者约翰·桑顿称非洲统治者允许黑奴贸易继续下去，是因为他们能与欧洲人的贸易中获利。例如，贝宁王国在1715-1735年间自愿参与黑奴贸易，令荷兰贩子颇为惊诧，感到受宠若惊。
虽然许多世纪以来，贝宁都拒绝参与贩奴，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它再次敞开大门。这些利益包括军事技术（特别是枪支和火药）、黄金、或是干脆与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贩奴成为一些非洲权贵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历史学家瓦尔特·罗德尼估算，在1770年前后，达荷美国王向欧洲奴隶贩子出售战俘和奴隶，每年可以获得约250,000英镑。
桑顿和费奇都认为非洲权贵都是黑奴贸易的最终获益人，权衡不参与贸易的损失后，他们决心一搏。在费奇的文章《西非历史中的奴隶制和贩奴贸易》中，他注意到西非人除了出售奴隶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巩固国家政治、动员经济的有效劳手段。”
1、对不列颠经济的影响
历史学家艾瑞克·威廉姆斯在1944年说到，不列颠从殖民地糖园或贩奴贸易中获取暴利，成为支持工业革命的主要财务来源。同样，他说在1833年废奴时，奴隶制在经济上不再有利，不列颠遂即抛弃了它。（谢选骏指出：因为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开始了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
在学术界中，这种“威廉姆斯理论”遭到了其它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谢选骏指出：这些不懂英国是个商贩国家，见利忘义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英国还没有停止贩奴，就开始贩卖鸦片，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沦为毒贩集团。）
大卫·理查德德总结贩奴贸易占不列颠国内投资不到1%。经济史学家史坦利·恩格曼发现即便不排除贩奴贸易的相关成本（如运输成本、奴隶人口死亡、不列颠人口死亡、防御成本）或利润再投资，在工业革命期间西印度贩奴贸易总利润占不列颠经济不到5%。恩格曼的5%指数不单单将不列颠贩奴贸易相关成本进行列举，而且它假设充分就业，将贩奴毛利润算入不列颠全国收入的贡献当中。在威廉姆斯出书前，历史学家理查德德·裴瑞斯在文章中分析从西印度种植园所获利润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影响，认为对西印度投资为工业带来巨大利润发生在《解放奴隶宣言》之后，而不是之前。（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护短之言。）
西莫·德雷舍尔和罗伯特·安思提认为贩奴贸易直到叫停时依然有利可图，废奴的主要动力是道德的，而非经济的。他们认为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奴隶制依然有利可图，因为农业进步了。（谢选骏指出：这些人显然不懂：跷跷板原理。正因为有利可图，才有人极力维护。同样，“废奴的道德”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没法从英国捞到便宜的犹太人流亡者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恨很有声地说：“将非洲变成商业性黑皮肤狩猎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他认为贩奴贸易时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非资本主义式”的财富积累先于，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做了财务铺垫。
2、人口统计学
贩奴贸易对人口的影响颇富争议。
瓦尔特·罗德尼认为人口大量出口是一场灾难，给非洲带来了永久性的打击，导致整片大陆无法摆脱贫困。他指出非洲人口在这一期间没有增长，而同时期的亚欧两州人口则飞速增长。罗德尼称，经济的其它分支受到打击，大商贩抛弃了传统行业，改行抓奴隶，底层民众则被奴役。（谢选骏指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完全没有提及为何非洲国家乐意出卖自己的人口。）
其它人挑战了这一观点。J·D·费奇对大陆整体进行了相关对比。大卫·艾尔提斯对比了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数量比率。在十九世纪，有超过5000万欧洲人前往美洲，比起非洲人来说高出很多。
其它学者指责罗德尼错误地将非洲与欧洲的贸易归类。他们称非洲人，特别是非洲权贵故意巴结欧洲奴隶贩子，欢迎他们加入早已存在的黑奴贸易。
约瑟夫·E·印度尼西亚柯尔认为，地方历史显示这一事件依然毒害着当地人民。他认为非洲当时的经济模型与欧洲的截然不同，无法承受如此大的人口损失。某些区域的人口损失造成了广泛问题。所以当贩奴贸易被废止后，非洲人口立即飞速攀升，甚至没等现代医学到来就有了大幅增长。
欧文·阿里克·沙哈达也称贩奴贸易不但造成总人口的锐减，而且对居住方式、流行病、繁衍和社会发展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3、种族主义
毛拉纳·卡伦加博士称奴隶制的结果是“对人类道德恶魔般的毁灭，包括向世界重新定义非洲人，毒害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关系，让我们单单从这种刻板印象中知悉，由此毁坏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他说这是对文化、语言、宗教和人类的空前破坏。
沃尔特·罗德尼称：“最重要的是美洲奴隶制度最终促成了种族偏见，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灭绝了非洲文学和对欧洲内部的联系。新世界奴隶制充分证明种植园社会是现代种族歧视。主人对黑奴的蔑视和恐惧可以用宗教、科学和哲学词汇形容，成为欧洲人甚至是非洲人的固有观点，并代代相传。虽然，种族主义哲学在贩奴贸易前后都有出现，在白人奴役黑人的四个世纪中，形成了种族主义和肤色歧视，不但产生了个人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主义在整个社会泛滥，以至于久而不闻其臭。用生物学支持人类种族多样性从来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科学家和普通人相同的意见植根于现实，欧洲人已经成功地将非洲人贬低为畜生等级了。”
沃尔特·罗德尼称：“在鼓励种族偏见和意识形态上，有多种角度来细细看待奴隶制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美国。简单的事实是，若是不编造高人一等的套子出来，没有人可以奴役他人四个世纪，当人们的肤色和其它特征截然不同时，偏见不可避免地推出了种族主义的形式。”
艾力克·威廉姆斯指出，“总把种族扭曲归结于经济现象。奴隶制度不是因种族主义而生，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度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例如，非洲黑人从契约劳工降至奴隶身份，失去自由的过程，是渐变的。在弗吉尼亚早期历史上没有涉及奴隶制的法规。但是，在1640年，当约翰·彭琦试图逃避契约时，弗吉尼亚法院将他判为奴役。
1654年，黑人契约劳工约翰·凯瑟成为民事案件中第一个被认定为奴隶的人。他向官方举报自己的雇主安东尼·约翰逊，称后者在契约期满时依然不放他走。邻居罗伯特·帕克告诉约翰逊如果不放凯瑟走的话，自己就出庭作证；根据当地法律，如果约翰逊输掉官司，就可能他失去土地。在逼迫下，约翰逊释放了凯瑟，后者则与帕克签订了七年的契约合同。约翰逊感到被骗，指控帕克，要夺回凯瑟。北安普敦郡法庭判决约翰逊胜诉，认定帕克非法占有凯瑟，他的主人合法地“终身”将其占有。
由于非裔生来并非英国臣民，他们通常被英国习惯法认为是外来人种。伊莉萨白·凯·格林斯蒂德是个混血妇女，1656年她向弗吉尼亚法院上诉，通过举证自己是英国自由人托马斯·凯的女儿，成功赢得自己和儿子的自由。她同时也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她的律师、儿子的父亲也是英国臣民，这也帮助了案件的审理。
在伊莉萨白·凯和类似案件后，弗吉尼亚州于1662年颁布法律，采取了partus sequitur ventrum 的政策，即母亲为奴的，无论父亲身份如何，孩子也为奴。这是对习惯法的叛逆，因为习惯法认定孩子继承父亲的身份地位。这改变了奴隶主和被奴役妇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使得自由白人男子无需为混血儿们负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混血儿和异族通婚的公开丑闻有所限制。
弗吉尼亚1705年奴隶法进一步将奴隶定义为来自非天主教国家的人，以及被其它美洲原著人卖给殖民者或被欧洲人扫荡得来的美洲原住居民。这就为奴役非欧外来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
1735年，佐治亚董事会颁布法律，禁止在新殖民地蓄奴，在1733年就已经鼓励让“有价值的穷人”和被迫害的欧洲新教徒能争取新生。奴隶制在其它十二个英属殖民地都是合法的，临近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特色是大量蓄奴。佐治亚董事会想要消除奴隶起义的后患，使得佐治亚可以更好地防御南部的西班牙，后者对潜逃的奴隶给予自由。詹姆斯·爱德华·奥格尔索普是殖民地背后的驱动力，是唯一常住佐治亚的董事。他同时用道德和实用的观点来反对奴隶制，为废奴主义积极辩护，驳斥疯狂的卡罗来纳奴隶贩子和地产投机者。但是他这么干的目的，显然不是道德考虑，而是政治估算。
苏格兰高地新教徒定居在佐治亚达里恩，他们在1739年《新因弗内斯居民请愿书》中加入了废奴道义辩词，在当时实属罕见。到了1750年，佐治亚在全州认可奴隶制，这是由于英国在十八世纪早期经济好转，契约劳工人数不足所致。
在绝大多数英国殖民时期，奴隶存在于所有殖民地。北方的奴隶主要从事家仆、工匠、劳工、手艺人，很多人居住在城市里。南方则依靠农业经济，奴隶数量和比重明显大得多，这是经济作物是劳动密集型所致。早期，南方奴隶主要从事农业，在农场或种植园上种植靛蓝、大米、烟草；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棉花成了主要农作物。轧棉机的发明使得短纤维棉花大量种植，导致南方腹地成为棉花王国。烟草和大米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南卡罗来纳在1720年约有65%的人口是奴隶。种植园主（历史学家定义为拥有20名奴隶以上的人）用奴隶来种植经济作物。他们也在大农场或南方城市里做手工业。未开垦地区主要是农民，十八世纪后的大批定居者，前往阿帕拉契亚山脉或偏远地区，他们很少拥有奴隶。
有的英属殖民地担心新进口的非裔会暴动，试图废止国际贩奴贸易。涉及此类内容的弗吉尼亚法案被英国枢密院否决。罗得岛在1774年禁止进口奴隶。到了1786年，除佐治亚以外的所有殖民地都禁止或限制从非洲进口奴隶。佐治亚在1798年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有的法案之后被否决。
总计有约600,000名奴隶被送进十三个殖民地，从非洲运往美洲的1200万奴隶中美国占了5%。非洲奴隶绝大多数被送往加勒比海和巴西的蔗园殖民地。由于奴隶寿命较短，不得不持续补充数目。美国奴隶的寿命较长，使得奴隶人口数目开始增长；这导致奴隶人数大幅度膨胀，在1860普查时达到400万人。从1770到1860年，北美奴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欧洲各国都快，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四）美国革命中的奴隶制因素
不列颠岛从来没有承认过奴隶制的合法地位。1772年，皇家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决议使得习惯法中奴隶制无法执行，但是决议无法限制大西洋贩奴贸易，也无法应用在殖民地上。绝大多数奴隶都居住在殖民地里。一系列废奴案例递交给了英国法院。许多逃亡奴隶希望前往英国以获得自由。奴隶们相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向着他们，反对奴隶主，导致独立战争前的紧张关系；许多殖民地奴隶主担心反对国王会导致英国刺激奴隶暴动。
1775年早期，弗吉尼亚皇家总督邓穆尔伯爵给达特茅斯伯爵致信，称自己愿意释放奴隶来平息叛乱。
1775年11月7日，邓穆尔伯爵发布戒严令《邓穆尔伯爵公告》，称所有效忠皇家、离开奴隶主、加入英国皇家军队的奴隶都会被给予自由。这比林肯的解放黑奴，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起义的奴隶约有1500名服从公告；绝大多数人死于疾病，无法参战。只有300名成功抵达英国，获得自由。
北方诸州在革命年代倾向于废奴。佛蒙特州1777宪法废止奴隶制，将年过21岁的男子和年过18岁的女子定为自由人。宾夕法尼亚州在1780通过了《废奴渐进法案》，宣布所有儿童在该法案颁布后获得自由。马萨诸塞藉助1783年夸克·沃克案件在全州立即废奴。作为对英国为叛逃奴隶提供自由的响应，当英军控制某一区域时，独立军中奴隶主治下数以千计的奴隶试图加入英军。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将近25,000名奴隶（奴役总人口的30%）逃跑、迁徙或死于战乱。在整个南方，奴隶人数锐减，很多逃逸。奴隶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逃逸，参加占领纽约的英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英军从沿海主要城市疏散了20,000名自由人，将超过3,000转移至新斯科舍，其它人送往加勒比群岛和英国。英国人也将保皇派奴隶与这些自由人一道遣送。例如，超过5,000名保皇派奴隶在1782年从萨瓦娜送到牙买加和圣奥古斯都。同样，超过半数的保皇派黑奴离开了查尔斯顿，来到西印度和佛罗里达。
在革命年代，所有参加独立运动的殖民地都禁止或暂停国际贩奴贸易。但是这主要是处于策略因素，所以许多州日后又重新贩奴。
英国这个世界上头号贩奴国家，在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期间却扮演了奴隶解放的角色，这不是出于抽象的正义感，而是和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林肯政府不谋而合，都是出于政治考虑。林肯本人十分歧视黑人，但这不妨碍他大打黑奴解放牌，英国本土不能蓄奴，所以它可以在贩奴的同时宣布解放敌人的黑奴。
这就是可以和“奴隶制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奴隶制政治学”。

谢选骏：靠国库养活的政党

谢选骏：靠国库养活的政党
2016年9月23日新闻报道说，“蔡英文出狠招，国民党随时关门大吉”：
蔡英文上任后成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昨天首度出狠招，命令永丰银行，冻结国民党一个重要账户，即日起只准存入，不准提领或汇出；另国民党已经开出的十张永丰银行为发票人、台湾银行为付款人的支票，总金额5亿2000万元，除一张已经兑现，并分别存入近两百个薪资账户外，其余九张，台湾银行也全部不得兑现。等于国民党已经开立支票准备按月给付党工的薪水4亿6800万元也全部被冻结，领不出来了。
冻结的原因是，不当党产委员会认定国民党在永丰银行这个账户里的钱大部分属于不当党产，为了确保将来可以把这些钱收归国有，因此先予冻结，不准提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已经面临“随时可能倒店”的危机。
党产会21日举行记者会，主委顾立雄表示，国民党永丰行银的账户属于正当党产的有6亿多元，不当党产收入推估达19亿多，但账户支出总额达23亿多元，远超过正当党产金额，因此上月提领的5亿2000万元，来源应属不当党产。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愤怒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一笔是不法的党产，不当党产委员会是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而且开立的本票视同现金，银行有必要支付，如果银行随不当党产委员会起舞，国民党不排除提告，控告银行违反“金融票据法”。她强调，雇主对于员工薪水的支付、退休金结算等，都是法定义务，而今法定义务的支出都被执政当局如此追杀，证明该委员会企图要消灭国民党。国民党除了进行各种司法诉讼，也不排除采取任何抗争行动。
   
国民党秘书长莫天虎表示，国民党现有账户内的钱已剩不多，还是会去轧票，如果确定无法提领，现金不足当然薪水立刻付不出来，水电费也会付不出来。
   
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刘汉廷表示，不当党产委员会把国民党现金冻结，让党资金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就会枯竭，“随时可能倒店”；该委员会用法律与财务的方式让国民党消失，已近实质违宪程度，呼吁大法官尽速处理国民党声请的释宪案，让党产可紧急暂停处分。
……
台湾两党互相撕咬，却再次凸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事情：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靠国库养活的政党”。如果没有这一“党国体制”的脐带输血，国民党就无法存活。
作为“靠国库养活的政党”，国民党也许不如共产党来得彻底，但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因为国民党就是半个共产党、半吊子共产党。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可能一夜倒台：因为一旦切断了“党库通国库”的吸血鬼纽带，共产党马上就会无疾而终、树倒猢狲散。那时，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事情就会在中国上演。
问题明明白白：中国共产党不是会不会垮台，而是什么时候垮台。
答案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垮台的时候，就是切断了“党库通国库”的吸血纽带的时候。
什么时候，共产党不能从事非法活动了，他们窃取的政权就会回到选民手中。

谢选骏：三期中国文明的共振 中国文明西来说百年

1894年，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系统接近全面崩溃的时刻，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45—1894年）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讲述了关于第一期中国文明（中国上古文明）起源的假想故事：
黄帝率巴克民族进入中国后，击败了土著蚩尤，土著们部分逃往南方，成为后来的苗族，其余的就变成征服者的奴隶。中国古籍中的“百姓”即指的是巴克族的征服者，“黎民”则指黑发或黑肤的土著。巴克族的征服者演变为华夏族、汉族，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
论者有谓：拉克伯里主汉族西来说，本意上并不想论证汉族拥有与欧洲民族同样的“种姓”，但客观上却被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用之为此方面的论据，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此外，为了论证汉族“种姓”的高贵，刘师培不仅吸纳拉克伯里之论，还曾借鉴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他说：“昔希腊区国人为三级，印度别国人为四类，而震旦上古之初，亦各以种类区贵贱。试观《尧典》一书，有所谓亲九族者，有所谓平章百姓者，有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百姓、黎民何以区之为二级？刘光汉曰：百姓者，汉族之民，乃贵族及公民也（九族即皇族）；黎民者，异族之民，乃贱民及奴隶也。”并把历史上的强盛归功于“百姓”，衰弱归咎于“黎民”。这种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服务于当时申言“夷夏大防”、视满族为异种这一排满斗争的需要的。可见，对于立志排满兴汉的国粹派民族主义者而言，吸取拉克伯里之说以及相关学说，是有着他们特殊的政治关怀的。
清季，政治上民族主义风行之时，学术上的潮流则是中西交融，走向世界。此时正值中国古典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融入国际学术潮流是不少学者努力的目标，而拉克伯里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恰是以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的名义对中国历史文明所作的独特解释，是西方学者的所谓“前沿”学术成果，它以不同于中国固有学术的“科学”面目出现，正与中国知识界寻求国际认同的期望相符，自然令得人们兴味颇浓。
表面看来，寻求学术上的国际认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主义背道而驰，但究其实际，仍未脱离民族主义的轨道。当时所以要走中西学术交融之路，是因为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与西学相较，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这样的学问，“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故非引进西学并以此为准绳改造中学不可。因此，引入西学，实现中西学术的相通相融，是为了使中国学术走出误区，在新的时代重新自立，再创辉煌，从而获得国际认同。这样的努力，实有民族主义的考量在内，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国粹派之所为就是典型例证。
国粹派不光是个政治上的革命派别，更主要的是个学术、思想流派，该派知识分子既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更有自己的学术理念。所以，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政治人士，在虑及政治理想的同时，离不开自身的学术理念。就学术立场而言，国粹派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且主张“古学复兴”，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和“借西学证明中学”。这在《国粹学报发刊辞》和《国粹学报略例》中都有阐发，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有人推断《发刊辞》是刘师培所撰。不管是否刘师培所撰，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和《略例》，其所提出的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氏在内的主办人的主张。
这种既要“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又要“借西学证明中学”的主张，表明国粹派知识分子既想守护中国国粹，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又深知在当时西风东渐的世界潮流之下，原封不动地固守下去无济于事，只有“借西学证明中学”，才会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而延续下去。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能接受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尤其是拉克伯里学说的逻辑依据和学理依据正在此。一方面，拉克伯里学说是通过尊重和信任中国古典经籍的途径来实现的，合于国粹派学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初衷。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大量征引《尚书》、《诗经》、《山海经》等中国古典经籍，依赖这些经籍证明己说，而非仅是考察巴比伦文化的遗存。这种做法，相符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目标，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颇具吸引力。所以，章太炎、刘师培不仅接受拉氏之说，而且以己之深厚的国学素养，为该说补充古史资料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旁证材料。另一方面，拉克伯里对这些古典经籍所给予的具有西方科学性的肯定意义，以及他对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认可，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拉克伯里所引用的古典经籍，不少被今文经学家斥之为“无稽”，而他相信这些文献，在号称是“科学”的研究中大胆使用。在中国学者眼里，这无疑是给了这些古典经籍来自西方的科学性肯定，而且站到了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之说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还反对今文经学家强调孔子地位的态度，同意古文经学家对孔子的基本估计。这些自然对属古文经学家阵营、从中学出发吸纳西学的章太炎、刘师培颇具鼓舞作用，使他们将拉氏视为同道，并通过征引其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术立场。另外，承认拉克伯里中国人种和文明自西方迁入，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的说法，也为他们所倡导的东西方历史类比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为学术上的中西互释奠定了基石，同时亦为中国国粹的国际认同铺平了道路。进而言之，承认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实际上反映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这恐是其他派别知识分子亦愿追求的目标。
总之，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之际，树起民族主义旗帜，张扬民族主义，是走出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与列强抗衡之需，而拉克伯里学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能于此有所助益，故易为人所接受，并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武器。
……
现在，2016年，一百二十二年过去了。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崭露头角了。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进一步整合世界各国。这时候，我们重温一下百年前的西方人所假想的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可能对于我们更好地走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深处，不无裨益吧。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同时感受到“三期中国文明”的脉搏在共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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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
拉克伯里自序 / Frazer翻译（摘要）
历史科学的研究还向我们表明，人类的迁徙和旅行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广泛的多的多，从来没有所谓 “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回事。智慧的民族从来就是只要有机会，就会从其它文明哪里借取新鲜的元素。我们目前的工作同样说明，这个法则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历史研究的结果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我们所有的研究案例中，文化总是来自外部，而非什么本地自发演化的结果。
从呼罗珊（ Khorasan，西南亚古地区名）巴达克山（ Badakshan，阿富汗，青金石的主要产地）和东突厥向卡尔迪亚王国（ Chaldea，古巴比伦人建立的一个古王国）出口天青石、红宝石、绿松石、银、锡、石棉和黑、白软玉（ nephrite jade）使得西方（指西亚，下同）的文明能够在公元前2300年后传入中国。如本书首次揭示，自公元前2300年开始，同样还是贸易，虽起初不规则和偶发，开始独立发生，后来和宗教一起，先是通过陆地，后来在公元前700年之后通过海路，促进了西亚和东亚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尽管地理上相隔甚远，尽管传播需要时间，中国从来没有不了解西方的文明进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利用这些知识。
中国人聪明但缺乏原创力，深深浸淫在对古人的崇拜之中，特别是引入文明的那些先人。他们保守而尊崇先例和旧制，贪睡于旧梦，活在过去之中，倒也在古籍和文明中保留了他们恰巧有机会在历史上进行过接触的那些古老文明的残余。当然，对这一点并不能提供如合约那样的绝对证明，但巧合和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了，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往往成类相似，历史和资料非常相符，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华文明其实来自西亚文明，虽然在传播适应过程中，中华文明获得了某些特有的性质。
几乎在所有方面，只要能够核实，我们发现在西亚的创新和变化都会后来以某种方式找到通向中国的道路。反过来的情况倒是没有发生，这种单向影响的状况一直没有变化，因为上古中国能够反哺西亚的东西极为有限，例如丝绸。可是即便是丝绸西亚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大需求，主要是因为有印度人的棉花布匹进口（译者注：棉布在公元前5000到6000年在印度发源，丝绸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中国发源）。还有一些水果通过古代贸易传到了波斯。大众消费类商品因为运输困难而不值得买卖。古代的贸易由一些小贩进行，主要还是买卖稀有珍贵商品。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中国官方常把中国西北部的历史作为自己文明的一个主要部分，其实并不介意承认其文明的外来影响，如果真实情况就是如此的话。倒是近代的一些历史编纂学者因爱国情怀而罔顾史信原则和史料矛盾，系统地把每个进步和创新都归功于本国的古代圣贤，而他们编纂的这些书籍又成了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汉学家的唯一资料来源。
这些问题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已有不少时日，他们企图根据手中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找到一个答案。最早的解释是耶稣会教士Jesuits, J. Edkins在1871年和McClatchie在1856提出的迁徙理论，即中国人祖先从希纳尔平原（译者注：Sennaar，或Shinar，《圣经》中提到的名称，即苏美尔或巴比伦尼亚地区）迁徙过来。后来有埃及学学者Deguignes在1758年提出埃及祖先殖民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被埃及学学者Goodwin 在1869年提出的埃及说所继承。在破译楔形文字取得进展的压力下，1868年又有Pauthier,、De Eosny和Fr. Lenormant三人提出塞族人——巴比伦人起源说。这个领域后来又被不断扩充，有Hyde Clarke于1878和W. St. Chad Boseawen于1879提出的埃及起源的新理论。另一方面，James Legge在1865年、John Chalmers在186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Wells Williams以及Freiherr von Eichthofen在1877年，则断言中国文明肯定有个说不清的西方起源，也许是通过土耳其传过去的。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各代注释家和学者的理论大量交织在一起，每代人对前人理论均有改进，使得外国学者或汉学家们既被中国历史文献的错综复杂弄得晕头转向，又摆脱不了它们的控制，因而看不清历史中的虚幻，只能退而不言，宁愿保持盲目和危险的怀疑主义态度，几乎对任何问题都持疑议，包括孔子是否在历史真正存在过。
这个领域最新的学者是C.J.Ball, 他在1890年到1893年间在《巴比伦和东方档案》（这是19世纪一个杂志，专门研究东方考古）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被收入英国圣经考古协会的论文集。他的文章开头完全不提我在这个领域以往的研究成果，就下结论说阿卡德语（Akkadian）和中文之间有某种紧密关系，而后者的文字是从古迪亚王（Gudea）到汉莫拉比王（Khammurabi）时期的巴比伦人文字的衍生物（这个观点其实是我在1888年提出的），而这个期间有开化了的阿卡德人迁徙去了中国。
在1880年，经过之前12年的艰苦劳作（其中有10年花在研究各种早期理论的缺陷上），借助新的亚述学研究成果，我已经能够首次对公元前23世纪经东南亚到达中国的文明人群提出一个框架性的描述，而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就是西亚和中国之间最早的交流，这个在本书中将会加以论证。这个观点是我首次提出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这么提过。我的理论少数人赞同，大多数人误解，某些人恶言攻击，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我仍坚持我的研究，并且越来越坚信我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人，这个对人类未来的物质生活将有重大影响的族群，在古代并没有置身于文明的大合唱之外。
拉克伯里
Fulham, 1894年6月

 [“奇家”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1845年-1894年）为了区分原始道家的稷下学宫和老子所代表的哲学流派道家而人造出来的一个词汇。拉克伯里相信中国文明受到了早期来自厄立特里亚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者的影响，他们在公元前675年在中国东部建立了一个聚落，地点在周朝时期的齐国（山东境内）的琅琊（靠近临沂）和即墨（胶州湾东北和西南）。在古代中国的钱币历史中，即墨是个重要的铸币地，齐刀（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铸造的刀币。最迟在春秋中期，齐国已大量铸行刀币，直至 秦朝统一货币，齐刀一直是齐国最主要的 流通货币。）就是在这里铸造的。这些外国人，包括赛伯伊人（Sabaeans，是首先开化的阿拉比亚人，从事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之间的贸易）、叙利亚人和印度人带来新的观念，例如天文学和迷信，通过这些水手的故事唤醒了当地人对神奇食物的好奇心。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气候特别适合这种观念的传播。中国的各诸侯（ Princes）非常渴望新奇的事物来表示他们独立于他们曾经崇拜但现在已经失敬的周朝的宗主权。据拉克伯里说，这支学派和早期的哲学道家相结合而产生了宗教性的道家。奇家产生于印度洋贸易殖民者的影响。这些殖民者定居在山东即墨，传授天文学和自然的神奇变形力量，和老子的纯道家相结合而产生了所谓新道家，而老子对此十分反对，努力抵制奇教、道教和萨满教的扩张。孔教的兴起将这些不同教派的成分吸入其中。此词已经过时不用。宗教性的道教以后均用新道教来表示，通常带有玄学成分。]

谢选骏：亚述人与基督徒

亚述人（Assyrian people）是主要生活在西亚两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的一支闪族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非闪族人融合了的闪族人。亚述人在西亚拥有近4000年的悠久历史。上古时代的亚述人军国主义盛行，战争频繁，地跨亚非的亚述帝国盛极一时。后来亚述人在外族的入侵下逐渐失去独立。
在历史上，亚述人的经济文化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曾经建立横跨亚非的亚述帝国，扬名四海。但后来，亚述人逐渐失去独立，沦为受压迫者。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亚述人影响最大。
（一）
亚述人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并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些暴君，亚述君王亚述纳西帕二世的碑刻铭文，这样讲到他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洗劫：“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去他们的头颅，用来妆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包住城门映墙；我把人活活砌在墙里，我把人用木桩钉在墙上，并且斩首”。
在历史记载中，仗着铁器的应用和推广穷兵黩武的亚述士兵，被描述为凶猛残暴、杀人如麻的魔鬼。他们的劣行甚至纪录在《圣经》里。他们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哀鸣。亚述将士功劳的大小，以所斩敌人的首级的多少为标准。因此，所掳战俘，大多斩首。对战败一方的贵族，处置更为残忍：有割耳割鼻的，有断手断脚的，有五马分尸的，还有剥皮剐肉的。令人触目惊心。而且，这些酷刑的记载并不是来自敌方骇人听闻的传说，而是亚述人自己史官的记载。这说明在亚述人看来，这不是残暴，而是一种荣耀，体现了亚述士兵的英勇。
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军中流行瘟疫，亚述军队在圣城耶路撒冷遭到惨败。当新巴比伦王国的缔造者那波帕拉萨尔王与米底王国结盟，向亚述都城尼尼微进发后，在熊熊的宫廷烈火中，亚述都城陷落。持续了300年的亚述功业，与末代王萨拉克一起消失在无情的大火中。
不过亚述人确实不同凡响：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侵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后，亚述人由于没有全民改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受压迫的对象。
在近代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亚述人由于坚持信奉基督教，同亚美尼亚人一样，也遭到了土耳其奥斯曼当局的大规模屠杀，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故土开始流亡，其中小亚细亚地区（现在被土耳其武装占领）的亚述人数量锐减。亚述人由于迫害和战乱，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大离散。
  
（二）
在人种上，亚述人有着闪族的特点：长脸钩鼻、黑头发、多胡须、皮肤黝黑。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崇尚武力。
尼尼微城，是古亚述帝国都城。其址位于伊拉克的北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1846年起开始发掘，1950年代后修复了部分城墙、城门和王宫。最早提到尼尼微城的文献是公元前18世纪的亚述泥板文书。汉穆拉比时期，巴比伦王国统治尼尼微。公元前14世纪，该城被米坦尼人占领，不久又重新落入亚述人之手。一个世纪以后，尼尼微成为亚述夏都。亚述王西拿基立（前704—前681在位）时，正式成为帝国的新都城。公元前612年，该城被米底和巴比伦联军毁灭。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形状不规则，占地约7.5平方千米。城墙长12千米，有内外两重，外墙带雉堞，间有城塔，内墙为土坯高墙。有城门15座，5座已经发掘。
已发现的城内主要建筑包括三组宫殿和两组神庙。城南是西拿基立宫，城北是阿苏尔巴尼帕宫。两宫之间有阿苏尔纳西尔帕二世宫、文字神纳布庙及爱与战争女神伊丝塔尔庙。城中还有动、植物园，武器库及排水设施。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浮雕石板，铭文泥板和艺术品，其中以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青铜像和国王猎狮图浮雕石板最为有名。
亚述人崇尚武力，所以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以模仿巴比伦为主，如医学、天文学等都是如此。者和罗马人模仿希腊人有几分相像。不过，亚述人将他们所见的植物一一记录下来了，这对以后植物学的发展大有好处。亚述对人类文化重要贡献是他们的图书馆，单是亚述巴尼帕的图书馆就有3万块泥简，这些泥简都分门别类，并附有标签和王印。泥简大部分为年代不祥的代抄本，其原本大都来自巴比伦。图书中文学作品极少，历史著作多为年代大事记，也可称战争大事记，所记大都千篇一律，记胜不记败，记好不记坏。但他们对自己的野蛮血腥行为则不以为耻的记下来了，古代亚述人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图书馆的其它图书有档案、天文、星相、医学、药方、圣词、帝王世系及神的谱系等。
图书中还有一篇亚述巴尼帕的自述。大体内容是：“我，亚述巴尼帕，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读书乐趣无穷，读书可扩充知识及技艺，可养成一种高贵的器度。”看来，这位杀人魔王的性格还比较复杂，一边对反叛者变着花样施酷刑，一边还要当文明君主。者和大过渡时代秦始皇、隋炀帝甚至毛泽东，都不谋而合。英国著名浪漫诗人拜仑曾为他写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给亚述的王公贵族带来了享受的机会。亚述的首饰设计精巧，家具雕琢精致，并嵌有金银珠宝。不过，亚述的音乐绘画大都沿袭巴比伦旧调。浮雕中的人像也粗劣呆板，大多是络腮胡子、大肚皮、短脖子的千人一面形象。也有一些浮雕刻有亚述人正对俘虏进行剥皮拔舌、开肠破肚、剜目斩首等残暴景象。动物雕刻则惟妙惟肖，可谓刻狮像狮，刻马像马，栩栩如生。二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有人认为，他们雕刻人的时候顾忌多，不敢刻得真，刻得像。这倒和同为闪族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不谋而合。
（三）
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人的部落兴起。到了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国已经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
有人说，亚述人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战争的艺术”。的确如此，亚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亚述时期留下的浮雕作品，几乎全是与军事有关。亚述人的军队是整个西亚最强大的。亚述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是由于亚述人的军事理念和军事素质。在亚述人的观念中，国家和军事几乎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国家就是一架巨型的战争机器，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进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2）是他们的作战技术。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746—前727年）时代，亚述人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作战时，将这些兵种作适当编组，发挥各自的威力。亚述人还用急行军来争时间、抢速度，懂得使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比如他们善于使用充气的皮囊渡河。这种皮囊可以联结起来，安置在河面上，从这岸排到那岸，上面再铺上树枝，就成了一条军用的浮桥。这种战术，就是拿破伦后来克敌制胜的法宝。
（3）是因为亚述拥有先进的武器和优良装备。铁制武器的使用使亚述人的扩张几乎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亚述帝国的军队，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一种叫投石机，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城器械。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有一种特制的转盘，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还有一种攻城锤，是由青铜铸成的，攻城时用来撞击城墙。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王宫的一个武器库里，就发现了近两百吨的铁制武器，有铁剑、弓箭、撞墙锤、战车、盾牌、盔甲等。有了上述条件，亚述军队在整个西亚纵横驰骋，铁马啸啸，几乎无坚不摧，无垒不克。
亚述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黩武的习性呢？是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其他民族不同，还是因为种族的特性？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史教授伯恩斯提出了他的看法：亚述人是一支出色的武士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闪族人，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环境有特殊条件。他们的国土资源有限，又经常受到周围敌对民族的威胁，这就养成了他们好战的习性和侵略的野心。因此，无怪乎他们对土地贪得无厌。他们征服越多，就越感到征服之必须，才能保住其已经获得的一切。每一次成功都刺激着野心，使黩武主义的链条拴得更牢。
（四）
不过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伯恩斯就有点鼠目寸光了。亚述民族之所以迅速称霸美索不达米亚，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率先进行了铁器的应用和铁器的推广。铁器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使好战的亚述人得以制造出更加锋利坚固的武器。东征西讨，横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一跃而起，以军事帝国身份，登上两河流域色彩斑斓的历史舞台。
由于亚述人的黩武主义特征，亚述人称霸的时期比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有特殊性。全世界约有300多万亚述人。亚述人在西亚地区的伊拉克北部、叙利亚、伊朗西部和黎巴嫩以及约旦仍有大量人口。而在土耳其东南部仍有少量亚述人。伊拉克是亚述人的祖居地，也一直是全世界亚述人最多最集中的区域。但是由于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动荡，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伊拉克，迁到邻国或西方国家，伊拉克的亚述人数量已减少了一半，而叙利亚、约旦、美国和瑞典等国的亚述人数量近几年来明显增多。美国的底特律和瑞典的南泰利耶等地有来自中东的亚述人的大型聚居区，他们在那里建有自己的教堂、商店、俱乐部等。
2011年3月叙利亚内乱爆发前，叙利亚大约3万名亚述人，多数居住在叙利亚哈塞克省。 
（五）
当今的亚述人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组织有：东方亚述教会、加色丁礼天主教会和叙利亚正教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使用由古阿拉米语演变而来的现代阿拉米语（Neo-Aramaic），他们称为新亚述语（Neo-Assyrian）。现代亚述人仍然保留了一些从古时候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亚述人旗帜是亚述人选定的、代表离散的亚述人的国家的旗帜。也有一小部分亚述人后裔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称为穆哈拉米人（Mhallami）。
有人否认亚述基督徒是孤岛亚说人的后裔，例如网文《“伊斯兰国”铁骑下的“亚述遗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如此说：
“亚述是古代两河文明的组成部分。起初亚述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萨尔贡建立阿卡德帝国几百年（公元前二十世纪），同操阿卡德语的早期亚述人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一个小城邦，学界称之为“古亚述”时期。 这个时期的亚述是一个商业城邦，向安纳托利亚派出了大量行商，贩卖金属、木材和纺织品，这也是近代之前人类商业活动记载最为详实的时期之一。
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亚述生活在米坦尼、赫梯和巴比伦等强权的阴影之下，直到我国商末周初才渐渐强盛（补充：在阿玛尔那时期中亚述帝国开始谋求强国地位）。
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在萨尔贡二世、西拿基立（Sennacherib）、以撒哈顿（Esarhaddon）和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的带领下，击溃了古代中东的一系列独立王国，将亚述帝国带入极盛的时代。亚述帝国为巩固统治，素以人口迁移著称，最著名的莫过于所谓以色列被灭后消失的十支派。然而，盛极而衰，很快亚述南边的巴比伦重获独立，与来自伊朗的印欧民族米底（Medes）人一起攻入都城尼尼微，亚述帝国几乎刹那间崩溃，领土大多落入了巴比伦帝国囊中。（评：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亚述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
同两河流域其他文明相似，亚述人使用楔形文字，信奉多神教。自古亚述时期，城邦主神就是其化身亚述神（Assur）。同时，亚述也尊崇古代中东如天神（Anum）、恩里尔（Enlil）和女神伊施塔（Ishtar，后等同于希腊的阿芙洛狄特）诸神。亚述吸纳了巴比伦传统的阿卡德语文学，庆祝一年一度的Akitu节，并以栩栩如生的浮雕和壮观的宫殿闻名于世。
然而，亚述地区后来历经波斯（Achaemenid王朝）、希腊塞琉古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萨珊帝国统治，语言上阿卡德语让位于东迁部落民的阿拉米语，文学传统上楔形文字销声匿迹，文化、艺术上几乎全面希腊化，而宗教上传统信仰更是逐渐失势，在罗马和安息时期，半独立的若干亚述人王国已然多数皈依新兴的基督教。诚然，少数传统或曾延续到阿拉伯征服之后，但总体上，彼时的亚述地区与帝国时期的文明相比已大异其趣，更何况千年后的今天。”
（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亚述的传统早就消失了。）
总结一句：古代亚述人讲阿卡德语亚述方言，今天的所谓“亚述人”讲一些新阿拉姆语方言（Neo-Aramaic），后者的古代形式最开始并不是亚述的语言，而是叙利亚地区西闪米特游牧民族的语言。这种语言曾经继阿卡德语之后成为了古代近东的国际语言，并成为Achaemenid王朝的行政语言。两种语言都是闪米特语，但一个是东闪米特，一个是西闪米特，差距并不小。最重要的是，相当于亚述文化来说，阿拉姆语是外来语言并最终替代了阿卡德语。
文字上古代亚述用的是楔形文字，现代所谓亚述人用的是一种字母文字，毫无关系。
信仰上古代亚述人信奉多神教，主神是亚述神；现代的所谓亚述人是信奉一神教的基督徒。
“而古代亚述的一些习俗（如节日）和装束，虽然今天少数‘亚述人’乐于效仿，但实际上是现代的亚述学研究给他们提供了素材，而并非他们传下来的习俗。”
（现代亚述人在民族主义影响下有些开始以古代亚述人的名字命名，这一点比较有欺骗性，但我们必须纵观该地区基督徒的命名历史变迁才能定夺其姓名传统是否留存下来过。）
血统上就难说了，他们和当地穆斯林一样大多是闪族人，古代亚述人也是闪族人，而古代遗传信息又很难采集，所以实在难以评论。应该说很难讲他们和周围的穆斯林相比，谁更可能是古代亚述人血统上的后裔。此外，亚述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了闪族人，也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早就混在一起了。现代亚述人和周围闪族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是基督徒——而在罗马和萨珊时期曾经存在过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在亚述地区建立的半独立王国——那些王国本身和几百年前就灭亡的亚述帝国是否能够等同就很难说了（有一些神的神庙一直到罗马时期还有人供奉，但在古代近东的多神文化里，本身神与民族就不一定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因此，古代亚述人和现代亚述人如果是同个民族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严重扭曲我们对民族延续性在常识上的理解。有些亚述地区的基督徒可能与古代亚述帝国有血统上的关系不能排除，但周围的阿拉伯穆斯林可以也是如此，所以如何区分呢？
那么，今天的亚述人是怎么来的？“亚述”真的一直是这些基督徒在历史上的身份认同吗？后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不是。亚述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来自于近现代的构建。
我再引用一点自己的旧文：
“简而言之，所谓“亚述人”无非就是在伊斯兰崛起之后生活在两河流域并至今还未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美国学者Aaron Butts曾指出，这些人直到近代，大多都自称“叙利亚人”或“阿拉米人”。而东方教会（注：Church of the East）的历史上也很少以“亚述”自称。有趣的是，历史上“亚述”除了指尼尼微城附近的摩苏尔城之外，还用来指代教会的敌人——波斯人，甚至后来征服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自然，“亚述”的这个负面含义，与《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当中亚述的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于是，古国亚述非但不是当代“亚述人”祖先的自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是一个贬义词。
前文已经提到了从地中海沿岸迁到两河流域并带去阿拉米语的阿拉米人，那么叙利亚（Syriac及后来的Syrian）这个名称又从何而来呢？为何可以变成阿拉米语的一个别称？经学者考证，希腊时期地中海到两河一带就被泛称为叙利亚（Syria）或“亚述利亚”（Assyria），二者本出一源。有人指出，很可能在新亚述帝国时期，Assur这个地名的首音节就脱落了，于是Sur（Syria）和Assur（Assyria）混用。如此一来，岂不是当今“亚述人”自称有理了？可是，词源是词源，而词语的外延是会改变的。如前所述，在叙利亚语当中，“亚述”一词仍然使用，并在意义上与“叙利亚”这个词明显产生了较大区别。显而易见，亚述帝国子民的后代或亚述地区的居民，由于宗教、文化、语言的变迁，并不一定认同亚述文化。这些皈依基督教并继承圣经神学理念中“亚述”形象的东方基督徒，不论所谓血统如何，便是当地文化断层的体现。
最终亚述古国和东方教会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与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在奥斯曼帝国的活动不无关联。早先和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社团一样，东方基督徒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 “宗教团体”（Millet）。十八世纪以降，“亚述地区的基督徒”慢慢被传教士改称为“亚述基督徒”。同时，随着英、法、德诸强开展了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大搜罗，亚述古城纷纷重见天日。
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土崩瓦解，同时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帝国故地：土耳其、亚美尼亚、阿拉伯等民族纷纷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历史上与穆斯林邻居摩擦颇多的亚述人亦不例外。现实社会中民族主义、宗教、语言的结合与亚述帝国辉煌悠久的历史成为了亚述复兴运动的两面。尽管独立建国未能成功，“亚述人”却成功从宗教社团变成宗教—民族社团。而曾经断裂的两段两千年的历史，此刻被想象成了延绵不断的细流，恰好成为这场运动最适合的一棵图腾柱。20世纪中后期，“亚述”运动更是跨越了教派分歧，慢慢也将叙利亚正教徒纳入进来。“亚述人”与亚述研究的关系也越走越近，有些更是成为了学术项目和学者的赞助人。不难理解，这些情况加上基督教传统都可能会影响西方语境下“亚述民族运动”的形象，也可能影响对“亚述”与穆斯林矛盾的评价与叙述。”
“亚述人”的复兴，其实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中东兴起有很大的关系，也和西方的入侵和干涉息息相关。这一点，亚述并不是特例，中东“认祖宗”的潮流在二十世纪颇为盛行，黎巴嫩与腓尼基、伊拉克与巴比伦（参见另一篇媒体文章：萨达姆如何通过考古“构建”伊拉克？）、伊朗与伊斯兰化以前的波斯帝国（至少人家语言还在）、库尔德人与米底人（Medes），一定程度上犹太复国主义其实也不妨放到这个背景去理解。
（六）
现代亚述人的语言不是古亚述人的语言，而是源于叙利亚地区的古阿拉米语的现代形式，即新阿拉米语，现代亚述人称之为“亚述语”。而现代亚述人教会的神圣语言也是古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一般就称之为“叙利亚语”。
亚述人的状况很类似于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人，都是异教徒皈依基督教。
有人认为：现代亚述人与其说是古亚述后裔，不如说是所有中东闪米特异教徒的共同后裔。实际上，对于现代亚述人的称呼并不单一，可以叫他们现代亚述人，同样可以叫他们现代阿拉米人，甚至现代巴比伦人。现代亚述人也并非都分布在亚述故国伊拉克，反而是叙利亚更多。
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便是阿拉米语和亚述教会。在阿拉伯人扩张狂潮之下，维持一种信仰，就能保全一个民族。
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等文明融入了伊斯兰文明，但实际上，他们的继承者另有其人，那便是现代亚述人。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亚述没有灭亡，巴比伦和腓尼基也并没有灭亡。这也是符合常识的，曾经称霸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建立过最古老的帝国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并没有遭到黩武的阿拉伯人同化，而是心像基督的福音。
现代叙利亚人在基因上与阿拉伯人有一定差别，有古代腓尼基、希腊人甚至更久远的西台人的基因。亚述人曾征服过叙利亚，但不能说叙利亚人就是亚述人的后代，亚述人仍存在，但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而且早已经过希腊化、罗马化、拜占庭化、伊斯兰化、十字军化、土耳其化的无数次冲击，叙利亚这个地方也是如此。
亚述是文明古国，也是圣经中暴力、可怖的帝国，在旧约里，神学上的亚述是耶和华神用以惩罚叛逆的以色列的工具。而在现在，现实中的亚述则是抵挡伊斯兰国在中东扩张的最后一道屏障。
须知，伊斯兰教在闪米特人中的传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而基督教却可以使用异教徒的语言！这不仅是基督教的宽容之处，也是上帝的福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闪米特异教徒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因此保留了古文明最后一丝曙光。他们的祖先攻占过耶路撒冷，崇拜偶像，大兴土木，荒淫无度。但毫无疑问，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子民。天佑亚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