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皇帝的儿女生下来就是让人杀的

《他们是成吉思汗后裔 每天挣扎在生死边缘》（2018-04-06 转载  侠客岛）：

清明节，除了踏青之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祭祀和扫墓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巴基斯坦哈扎拉人的故事。他们是成吉思汗大军进军中亚留下的后代。

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奎达，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故事的底色充斥着袭击、爆炸与死亡——

2013年1月，一名自杀式袭击者走进奎达的一间台球房，拉响身上的炸药，当场炸死8人。救援时，藏在一辆救护中的炸弹再次引爆。连环袭击共造成超过120人死亡，绝大多数来自哈扎拉社区。

5周后，一枚炸弹又在奎达一个人头攒动的市场炸响，造成至少90人死亡，大多为妇女和刚刚放学的孩子。

而就在本月初，一名未知身份的枪手朝停在奎达Kandahari市场内的一辆汽车开枪，当场打死了哈扎拉族驾驶员。

据巴基斯坦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过去5年奎达发生的各类袭击事件中共有509名哈扎拉人被杀，其中2013年超过200人，另有627名哈扎拉人受伤。

这篇文章发自巴基斯坦前线，作者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驻巴基斯坦记者王琦。总钻风读完说，感恩我们出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和平的国度。

文章有些长，4000多字。但读完，相信你会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奎达哈扎拉墓地

奎达Mari Abad哈扎拉社区的公墓内葬有近1000名恐怖袭击遇难者，如果想找寻某位逝者，你只需知道他的去世时间，因为同一袭击案的牺牲者往往被葬在一起。

更令人瞠目的是，这片墓地白日里几乎是整个社区最热闹的所在：卖菜的商贩、遛弯的老人、跑酷的少年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在这片长眠之所此起彼伏。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屠杀

“‘你是中国人吗？’由于长这样，我已经被问过多少次了。当听到‘不是’，他们又会问：‘那你家在洪扎（巴基斯坦北部）？’‘不，我来自奎达。’接下来的猜想大多会是，‘那你显然是普什图人喽。’‘不，我是哈扎拉人。’‘天呐！所以你是被害得很惨的那拨人！’”萨达特·阿里在博客中写道。

奎达，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最复杂的地区，藏匿有羌城军等宗教极端势力，俾路支解放军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传说中的阿富汗塔利班大本营。去年5月，两名中国公民在此遭绑架后遇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负责。

奎达生活着约60万哈扎拉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大军进军中亚时留下的后代，几乎全部是什叶派穆斯林。该派别被羌城军、巴基斯坦塔利班等逊尼派极端组织视为“异端”。由于有着显著的蒙古人种特征，他们也成为最易辨识的袭击目标。

奎达哈扎拉社区

2013年1月，一名自杀式袭击者走进奎达的一间台球房，拉响身上的炸药，当场炸死8人。当人们蜂拥赶来救援时，藏在一辆救护中的炸弹再次引爆。连环袭击共造成超过120人死亡，绝大多数来自哈扎拉社区。

2013年台球厅袭击案后，哈扎拉人以抬棺示威、拒绝下葬。

鲁克萨娜·毕比那天失去了4个儿子中的3个。她家斑驳的墙上挂满照片，毕比坐在地上，怀抱三个相框，里面是逝去的孩子们，“我光着脚跑到清真寺，找到了儿子们的遗体，我吻了他们的脸。我自己把他们抬到墓地，老大叫哈迪姆·侯赛因，我对他说：‘在下面好好照顾弟弟们。’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大家把我抬回了家。”

毕比担心9岁和5岁的孙子也遭遇不测，“他们问我：‘那些想杀死我们的人是谁？那些在逊尼派和什叶派间煽风点火的人到底是谁？’”

毕比一家与大部分遇难者一样，也是哈扎拉人。

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哈扎拉人

台球房袭击案发生后5周，一枚炸弹又在奎达一个人头攒动的市场炸响，造成至少90人死亡，大多为妇女和刚刚放学的孩子。逊尼派极端组织羌城军宣布对上述两起袭击负责，并声明说，要将奎达变成“什叶派的坟墓”。

2013年2月奎达市场袭击案造成至少90人死亡，图为亲友们守候在遇难者身旁，用拒绝下葬的方式表示抗议。

2013年2月奎达市场袭击案造成至少90人死亡，图中一男子正为遇难者掘墓。

据巴基斯坦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过去5年奎达发生的各类袭击事件中共有509名哈扎拉人被杀，其中2013年超过200人，另有627名哈扎拉人受伤。就在4月1日，一名未知身份的枪手朝停在奎达Kandahari市场内的一辆汽车开枪，当场打死哈扎拉族驾驶员，另一名该族乘客身中数抢，被送往医院抢救。奎达所在的俾路支省什叶派联盟主席阿格哈说：“孩子成了孤儿，妻子成了寡妇，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鸟笼

据统计，2017年奎达有12名哈扎拉人被杀。暴力事件减少了，但哈扎拉社区却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为遏制针对哈扎拉人的屠杀，当地政府在通往其社区的各条路上筑起高墙，或设立哨卡。奎达哈扎拉人由此被隔成两个独立社区，任何人想进入都必须接受盘查。“没错，恐袭少了，但城里其他地方我们也去不了了。”居民穆萨说，“我们不能做生意了，像活在鸟笼里。”

奎达有两个哈扎拉社区，分别是图中的Mari Abad和哈扎拉镇

精明能干的哈扎拉人曾统治奎达的市场，可眼下，几乎所有的哈扎拉商户都已迁往两大聚居区。穆萨认为，政府做的远远不够，“如果他们连一小撮恐怖分子都对付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政府？”

去年10月，菜贩加富尔跟5个族人一道前往市中心的一处批发市场进货，他说他知道有危险，可Mari Abad地区的菜价比城里其他地方贵太多了。加富尔是唯一回家的人，“车突然停下来，同时枪声大作，我爬起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被击中，失去了知觉。”加富尔身中5弹，奇迹般活了下来。如今，他说他绝不会再离开Mari Abad，家人也不准。加富尔的两个儿子已经辍学，帮着养伤的父亲看护菜摊。

哈扎拉社区隔离了危险，也隔绝了未来。据报道，近年来奎达各高校哈扎拉学生数量显著下降。19岁的纳吉斯·阿里原计划去奎达俾路支大学就读，但考虑到安全风险，父母要求她放弃学业，“我成绩那么棒，可是连校方都说无法确保安全。我爸妈真心想让我上学，但他们实在害怕发生不测……教育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事，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

逃亡

哈扎拉青年在抗议，牌子上写着：哈扎拉人要求正义

浑浊不堪的现状与未来，让越来越多的哈扎拉青年选择逃离，他们理想的庇护所是澳大利亚和欧洲，而估计约九成的逃离者是通过非法途径运作的。

眼下奎达移民产业异常火爆，经由南太平洋的圣诞岛前往澳大利亚的旅程很是热门，也充满危险。

穆罕默德·昌格兹在哈扎拉社区中心从事移民咨询工作。他舅舅、舅妈和他们的孩子都在前往澳大利亚途中淹死了，“很危险。中介为了几百美元撒了谎，但迫于形势，很多人仍趋之若鹜。”

28岁的穆罕默德·伊布拉西姆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拘留中心呆了一年后回到奎达。他此前通过中介登上一艘由雅加达前往圣诞岛的小船。航行途中船开始漏水，船长弃船而逃，万幸的是落水的乘客被印尼海岸警卫队搭救上来。“我哥也通过黑中介去往澳洲。我们都知道他那艘船在2011年12月沉没了，但爸妈至今不愿接受他已去世的现实……很多家庭都不愿相信他们的挚爱已经离世，有人说，大洋中有座监狱，所有失踪的人都关在那里。每个人都盼着能等到一些好消息，但消息从未传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争取离开，因为生命在这里受到威胁，坚持毫无意义。”

据巴基斯坦Samaa电视台援引奎达哈扎拉社区长老的话说，目前已有约70000名哈扎拉人搬离了奎达。

乐园

尽管上苍对哈扎拉人如此刻薄，但后者如同墙缝中钻出的小花，奋力从甘苦中榨出甘甜。

由于缺乏公共设施，Mari Abad地区公墓承担了很多额外的功能。每日天光乍破，人们便会来此散步。一位老人推着婴儿车徜徉在墓穴之间，小孙子兴致勃勃的看着、听着周围的世界，“我带孙子出来溜达，这样他妈妈就能安心处理家务了。”上午10点，墓园中的菜市场开门迎客，并立刻被妇女们挤满。讨价还价的叽喳声，挑菜时手镯碰撞出的叮当声以及周遭的鸟鸣声此起彼伏，汇成一首快乐的歌。

日落时分，墓园一天中最重要的活动开始了：堆在墓穴上的石头被借用来，作为Sang Girag，一种哈扎拉人玩了几个世纪的游戏的重要道具。活动中，两队各出3到5人，用网球大小，光滑的圆形石头轮流掷向一个被称为qarqa的圆柱形目标，打中qarqa得一分，率先赢得10分的队伍获胜。各个年龄段的人，甚至80多岁的老汉都踊跃参加。其他人则坐在一旁，撵着祈祷用的珠串，为支持的球手喝彩，也调侃着每一次失误。

Sang Girag，一种哈扎拉人玩了几个世纪的游戏

夜深了，人们陆续沿公墓中四通八达的道路回家，墓园则恢复了原本的静谧与肃穆。

萨达特·阿里在博客中写道：“由于三面环山，岔路众多，离家近，这里让我们感到安全而舒适。一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公墓从最初访客寥寥的禁地变成整个社区的多功能活动中心，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悲歌

哈扎拉人的悲歌其实早已吟唱了一个多世纪。

哈扎拉族发端于阿富汗。1890年代，由于种族仇杀、政治斗争等原因，约三分之二的哈扎拉人口被喀布尔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屠杀，数千人遭奴役，战败者的头颅还被堆成数座高塔。奎达哈扎拉人的一大部分就是那时从阿富汗逃难至此的。

此外，自1979年开始的30年间，苏联入侵阿富汗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又迫使哈扎拉族掀起新一波的移民、难民潮。时至今日，阿富汗生活着600至800万哈扎拉人（2014年），是该国第三大民族，巴基斯坦约65万，伊朗约35万，澳大利亚2万，但准确数字很难统计。

俾路支省近年来教派冲突死亡人数表

具体到巴基斯坦，其实教派冲突久而有之，但自2007年起却呈逐年恶化之势，个中缘由耐人寻味。首先，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令邻国巴基斯坦受到了致命核辐射”。巴被迫卷入反恐战争之际，巴基斯坦塔利班、羌城军等逊尼派极端组织急速扩张，并发动多起针对什叶派的屠杀式袭击。2011年秋，羌城军袭击哈扎拉人乘坐的公交车，造成30人死亡，袭击前该组织在公开信中叫嚣：“所有什叶派都该去死，我们要把巴基斯坦土地上那些不干净的人通通清除。”同时，羌城军、巴塔和阿富汗塔利班还相互勾结，联手发动诸如2009年斯里兰卡国家板球队袭击案，并在政府军辐射不到的巴阿边境地区各自为对方提供避风港等便利。

另外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孩子不停的被人欺负，家长为何不好好管管呢？

沉默

网民评论：

西岸 今天 12:56

这都怪穆罕默德，娶了十几个老婆却没有一个儿子，导致身后出现什叶派（血统派）与逊尼派（长老派）之争。

谢选骏指出：皇帝的儿女生下来似乎就是让人杀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的子女几乎无一幸免，还有土耳其苏丹的后代也不遑多让，其他的也只是一个清算时间的区别。这就是《福音书》所说的“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不仅人类如此，蜜蜂也是这样，蜂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立即杀死还未出生的候选蜂王，以便让自己独大。这就是“选种”。类似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当然，比被杀更惨的是遭到奴役。你奴役了别人，别人就奴役你的后代，只有绝种的征服者幸免于此——他们是项羽、汉尼拔、华盛顿、列宁、希特勒，他们也因此成为某种神话的源头……

谢选骏：一叶障目的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

《中国崛起伤了美国自尊心？耶鲁教授说…》（2018-04-06 转载 参考消息）报道：

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专著《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该书面世后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翻译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当时只有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大国兴衰取决于经济实力
第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围绕肯尼迪至今仍不断再版的这本著作展开。31年间，《大国的兴衰》已翻译成23种语言印行数百万本，各种毁誉不绝于耳。那么，倘若重写此书，作者的主要观点有无改变？
在雅致的耶鲁大学历史系小楼，如今已华发萧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关于二战海军和海洋强国历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约他为《大国的兴衰》写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这个问题，“想了很多”。答案仍然是：书中主要观点“不需要改变”。
他说，500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大国相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与其相对的军事实力或地位相关联；而大国之兴衰，最终、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相对他国而言的经济实力；“大国的经济基础决定和影响着它的相对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超越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他举例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不断增长。现在，到处听见人们谈论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明智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其基础是它的经济成功。一旦中国经济停滞或下行，人们也会怀疑中国在世界上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减弱。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逐年增长，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日本将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两三年后，即大约1990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并从那以后长期停滞，日本的国际影响随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说，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美国衰落没有简单化答案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得观望’。”
他说，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逆差还将持续。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他认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特朗普能够领导美国战胜这一挑战，进而让美国“重新伟大”吗？从肯尼迪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来看，显然是困难的。在访谈中，肯尼迪教授多次点名或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他说：“我们的领导人，从身体上、情绪上、从内心深处，确实没有能力耐心。他从不读书，就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不看其他新闻报道，早上醒来就想搞点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词形容特朗普的执政特点，认为他“没耐心”“不稳定”，政策诉诸波动的情绪和本能直觉，“经常冒犯美国的朋友和侮辱美国的竞争者”。但特朗普执政“不会搞垮美国，因为美国太强大，太有应变能力。但是领导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坏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时代”。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上升，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大，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说，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他认为，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
美国朝野“满脑子中国”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他又说，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词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弱点。
他指出，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中国威胁论者）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他说，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合15.24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合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他说：“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是的。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是的。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竞争力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夸张的中国述事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中美之间的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弭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为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歧异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州的东太平洋，这方面，“美国的心态是不可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的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如果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谢选骏指出：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可谓一叶障目了。何谓也？因为它只知经济实力，不知形成经济实力的要素。这就像评价一个实权派人物的兴衰，仅仅说他有钱或没钱，而不知造成其有钱或没钱的要素——例如创造力、软实力、亲和力、意志力、执行力等等，岂不一叶障目哉！保罗·肯尼迪，四十多岁写出《大国的兴衰》，到了七十多岁竟然毫无长进，不思反省，没有自我突破，简直白活了三十多年，这就是教授职业的局限吧。难怪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

谢选骏：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

（一）

《严家祺：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修宪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痕迹》（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4月04日 转载）说：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要说大事新事，只有两项，一是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二是王岐山复出。去年王岐山从权高位重的职位上离职后，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权高位重的国家副主席。

两大循环和两次转型

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历史事件大部分是转瞬即逝，时间一长，不留痕迹，而这次修宪，留下了中国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大痕迹”。

这一变化，对一年、两年政治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十年、二十年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也许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看历史，有些细节会影响全局，要注意这些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大轮廓，就像在高空、在卫星上观察地球表面一样，地球表面的大轮廓，人所改变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变。中国历史也有大轮廓，一是两大循环，二是两次转型。

两大循环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断，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环就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一统王朝”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就兴起了；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军事政变和农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交替出现，就是分合循环。

两大转型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漫长的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大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封土分侯的、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今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舊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和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都是“共和国”，实际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种种残余。到今天，这一大转型远未完成。第二次大转型，首要的目标是实现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要最终结束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使古老的中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家。

辛亥革命后的皇帝梦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当皇帝不可。

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的共和主义就软弱不堪。辛亥革命后，中国本来可以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但当面临议会和政府、以及其他争端时，脑袋中缺乏法治观念的孙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脑袋里只有专制皇权思想的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藉口反对“二次革命”的叛乱，解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国会，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凯当上皇帝后80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77天后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这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13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12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9大的召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点，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邓小平的正背两面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的一场倒退，但也是广义上的创造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袁世凯外，还有5个创造中国历史重要人物，这就是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不对。实际上，人民群众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历史的推动者。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看一看人类六千年史，可以发现，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但还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完全全是几个英雄豪杰或军阀枭雄的创造。

创造历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颗早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会发芽成长。《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形成“种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Gene）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或枭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对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来说，不同时期内部有隐含着不同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需求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创造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常人更早发现这种需求，并找到实现这种需求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造福于人民大众。另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引导人民大众，把人民作为“追随者”，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然，介于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他以第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需求。经历过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在掌握大权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冲破“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束缚，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最早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从农村开始，采取了缓进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使中国一步步地从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国有私人混合的经济、计划市场并存的社会。这是继清末“舊改革开放”后的“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危害，在文革后提出反对搞“个人崇拜”，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

邓小平有正背两面。邓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杀”。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邓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应受到充分肯定。

王岐山与陈一咨性格非常相似

这次召开全国人大，当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19大后几个月没有露面的王岐山时，就想起了我很熟悉的陈一谘和万润南。

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王岐山是陈一谘的“小兄弟”。陈一咨和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而王岐山是编委。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时，陈一咨是常务副会长，王岐山是副会长。1979年后三年，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工作，后来在香港以方丹闻名的郝明，也参与了近代史所民国史的工作，他们也互相认识。

陈一谘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与陈一谘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时，他要和江泽民拉关系，就打电话给江泽民，让他到厂桥办公室谈话，那个江泽民也就去见了陈一谘。当我与陈一谘在纽约时，有一次王岐山来到美国。我觉得王岐山是不可能在纽约看望陈一谘的，陈一谘知道后说，“他妈的，王岐山怎么不来看我！”

我与陈一谘在北京政改办、在巴黎和纽约时很熟悉，也认识许多王岐山的朋友，我注意到陈一谘行为模式与王岐山几乎一模一样。周恩来曾经说，中国的“中央政治”，主要决定于几个人。按这种说法，未来的中国政治，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几个人，就像文革中毛泽东、林彪两人的关系变化，会造成中国政治的变化一样，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后，按我对陈一谘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未来的年月中，王岐山会在中国掀起怎样的政治风暴。

在习近平心中埋下“连任种子“的人

王岐山在这次全国人大后复出、以及习近平为自己开辟终身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道路，这两件大事，本来与陈一谘、万润南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还不得不谈到陈一谘、万润南他们。

我十分相信，历史是英雄和枭雄创造的。他们之所以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里被埋下了一颗“创造历史的种子”。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描写了11世纪苏格兰的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麦克白，一颗“种子”如何在他心中发芽、成长的故事。当这位将军被种下这颗种子后，最后成了苏格兰国王。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之所以掀起搅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心中埋下了一颗“圣经在教皇之上”的种子。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因为康有为心中有一颗模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种子，但因儒家不能改造成为“儒教”，儒家经典不能成为基督教经典《圣经》那样的信仰，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在袁世凯的叛卖下最终夭折。

这几天因为写文章谈创造历史的“种子论”，我不仅想起陈一谘，也想起远在巴黎的老友万润南。我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五、六年，也认识熟悉当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我在全国青联离任时，我提名推荐王沪宁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万润南是胡锦涛的同学，在清华大学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他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栋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文革中，他们两人一起从北京，经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胡锦涛在南京下船，回泰州老家；万润南在上海下船。一路上，都是胡锦涛安排一切，照顾万润南。但当胡锦涛大权在握、身为中国国家主席时，对他青年时期的好友为看望自己在中国亲人的要求置若罔闻时，万润南就发现了胡锦涛作为一个

政治家的无能。一年多前，我对他说，薄熙来想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因为他的岳母对他说，他比习近平强，这是一颗种子，慢慢在薄熙来心中发芽。现在习近平心中也埋下了一颗种子，你知道这颗种子是谁给他埋下的吗？万润南说不知道。我说这个人你绝对知道。万润南就是不知道。我最后告诉他，这个人在习近平当上总书记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

万润南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自己。万润南在这篇文章中，怀着对“胡同学”的不满说：“和面无表情、语言刻板、说话像背书的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万润南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二0一六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万润南是邓胡赵时期成功的私人企业家，是八十年代闻名中国的四通公司的大老板。万润南流亡国外近三十年，始终坚持中国民主化的理想，在对他的老朋友胡锦涛极端失望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刚上台的习近平。当万润南说“习同学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习近平连任的“私欲”，另一方面为了用“低成本”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但万润南不知道习近平的性格特征，没有想到习近平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在19大刚开过后的十五天内就要抛弃邓小平1982年宪法的规定，删除“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万润南说：“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帝制的个性与共和的本性

如果按万润南做法去做，习近平不需要修宪，而是在十年任期期满前，在中国制订一部全新的、有自由选举制度的新宪法。看来，习近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这本书叙述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面对法国工业革命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在1848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如果习近平知道一点法国第二共和如何变为第二帝国的历史，他就会听取万润南的话。这次人大修宪，可以说粉碎了万润南的梦想。使人担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2018年宪法容许国家元首无限期在位，中国的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

当“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时，迟早会遇到最高权力更迭问题。在世界历史上，王位、帝位通常由继承更迭，但也有“选举君主制”。中国历史有一个长期的规律，这就是，最高权力的衰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强有力的帝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当懦弱的帝王继承或选举登上帝位后，分裂割据就随之出现。

袁世凯称帝，为中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如何判断“大一统”与“分裂”对中国的意义，这里不谈。中华民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国，但中国历史中更顽强的力量是大清王朝时期积累了几百年的分离主义力量。中华民国除了从1912年到袁世凯去世的短暂几年是“大一统”时期外，实际上与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一样，是四分五裂时期。袁世凯以后，是军阀势力、共产党苏区、日本傀儡政府和台海两岸分裂的时期，直到今天，持续了一个世纪，中国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一统”国家。

如果说，共和的本性是和平与统一，那么，可以说，帝制的个性就是分裂与割据，因为帝制的最高理想，就是每一个帝皇周边的人都想自己称帝称皇，或者把另一个人扶上帝位皇位。看一看现在风靡中国的电视剧《独孤天下》吧，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王位争夺吧。这次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使中国传统的“宫廷政治”就像《独孤天下》那样，穿着中山装和西装在21世纪的中国重演。

习近平习于“蛮干”，就像他处理东海、南海冲突、用非经济办法对付股市、几天中就把孙政才关进“笼子”一样，他可能在他任上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而采取“蛮干”的方式，用“武力威胁不断升级”实现统一的办法。但是，当现在删除了邓小平宪法中国家元首连任限制后，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就会使山顶上的球（物理学上的一种稳定态）滑落下来。习近平的后继者，一旦懦弱无能，中国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也许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还要身受一次新的“五代十国”的磨练，然后才能最终摆脱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循环，完成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写于2018-3-7WashingtonDC近郊，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18-4，2018-3-28在网路发表时，个别地方增加了几句话。）

【附】2018-3-21预告：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

【按】近十年来，我用大部分时间在写一本分析研究国际金融的书，用很少时间写一些政治评论。去年11月，我所熟悉的王沪宁成为政治局七常委之一，才使我想起，对中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可以作一评论。这样才在去年11月3日写了一篇《从王沪宁谈起》的文章，文章的重点用“副标题”表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指1982年的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后，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去年11月初，我写这篇文章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年3月11日中国会修宪，并废除了1982年邓小平宪法对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而且，从2018年2月25日公布修宪要删除“连任限制”，到3月11日正式废除这一“连任限制”，只有15天。这15天，造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大变革。

4月1日，我将在网路上发表《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一文，这个人，并不是王沪宁。

谢选骏指出：严家其认为，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下面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

（二）

《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阿波罗新闻网 2013-04-26 讯】说：

和前任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前些年，习近平在备位接班期间，在一次对外访问中就说过“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之类的话，让大家觉得意外，也由此议论纷纷。

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习同学又有一些让世人侧耳的说法。一是“鞋论”，二是“性格论”。关于“鞋论”我将另有文字分析。今天就专门说一下他的“性格论”。

原话是这样的：习近平在3月22日与普京会谈时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并直接加以引用。

这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普京的性格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强势：对内铁腕领导，对外强硬对抗。而且，从2000年开始，普京连任两届总统后，又担任了四年总理。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并当选，同时把总统任期延长为六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在2018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以上。

性格决定命运，领导人的性格也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传统社会的转型，需要强人，也就是强势的领导人。普京是这样的强人，习近平也会是这样的强人吗?

在当今的政治人物中，习近平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强人。首先，他比前任有底气。习近平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老子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难能可贵的是，其父习仲勋是正派、贤明、受尽磨难的老一辈。所以，在太子党眼里，他是同类;在老百姓眼里，他是忠良之后。在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人比他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而且，习近平本人受过很多苦。我们基本上是同代人，都受过所谓“再教育”。但我们下乡、下厂，还有工资拿，算是国家干部。而他们是一无所有，下到社会的最底层，比我们受过更多的苦。他下过乡，甚至因为政治问题进过劳教所。他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刻骨铭心的。他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之间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对民心与民情的重视和敬畏，是出自内心的。习近平在两会闭幕讲话中四十四次提到“人民”，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还有一位好老师。他叫孙立平，是清华社会学系的教授。据说，他是习近平的博导。我读过孙老师的大部分文章，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关于社会溃败和权力溃败、关于阳光法案、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的反思，孙老师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哪怕习同学能听进去一句半句，我相信都将会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习近平身边也有一些不错的智囊，有的是他当年的清华同窗。他们有相当合理的知识结构，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的还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信他们会给习近平增加“正能量”。

再有，就是胡学长高风亮节的“裸退”，给习同学预留了极大的政治空间。我曾经称赞胡的“裸退”是“立德”，并非虚言。如果习近平由此而有所作为，那就功德圆满了。

从底气(出身)、经历、师长、同学、前任留下的空间这五方面而言，习近平得天独厚。就权力资源而言，无人能出其右。这就是说，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成为政治强人，想当普京不是梦。

问题是，当个普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习近平，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普京是一位强人，但不是伟人。在俄罗斯，他没有机会成为伟人，因为他只是在一场大变革完成之后看家护院比较强势的掌门人。而习近平却有成为伟人的机会：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个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将从您开始!

按照现在共产党的家法，习近平将有机会主导中国今后十年的政治。这十年，有充分的时间为社会转型作准备。蒋经国先生曾经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我想对习近平同学说：“你可以做十年专制者，但你是最后一位。而且，你比蒋经国先生更幸运，因为你完全有机会成为民主宪政的新体制下的第一位民选领导人。”

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

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

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习近平将比普京伟大得多。因为普京不仅不是社会转型的领导人，而且他二十年的掌权有搞小动作之嫌，招世人诟病。而习近平的二十年，堂堂正正，完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

“一切革新都会招致孤立，创造性始终包含有做人所不熟悉的事情的意义。它需要有一种能抛弃人所共知的事情的意志。”

这是我当年的一点感悟，习同学，我相信，你懂的。

谢选骏指出：万润南《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这篇文章是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但是，在此之前的两三年，解龙将军就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

（三）

《解龙将军：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来稿）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次习近平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加强了习近平作为接班人的猜测。不过，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

没想当官却要当中国最大的官

熟悉习近平的人，还有他的家裡人，都说他从来没想过当官，虽然是在中共开国元老的曾被不少人羡慕的家庭中长大，但严格的家教，父母的遭遇，小时候就曾品尝过的世态炎凉，还有上山下乡的七年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当个贫民百姓是幸福的，儘管贫穷，却不会遭受太多的精神折磨。因此，他总是提起延安插队时“幸福”时光。在同去的知青都相继回城后，他仍在坚持，仍在享受与梁家河村的乡亲们打成一片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比被关进学习班的日子，当然是“幸福”的。

当时，习近平唯一能从父母亲处得到的好处就是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他的长相、身材酷似其父，一米八的大高个，虎背熊腰，圆脸、细长眼、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强健的体魄的确帮了他大忙，全村男劳力没人能把他摔倒了，干起活儿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他的坚持，他的北京娃的身份，终获乡亲们的肯定和信任。他当的第一个官，是陝北老乡们给的，他只能用自己的力气和所掌握的知识，去回报梁家河。

就这样，不想当官的习近平，还是当上了一个最小的官——村官。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告别梁家河村去清华求学的村官，会在三十多年后成为中共未来领导人——中国最大的官！

在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超过被外界普遍看好的李克强，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领军者，曾让西方媒体惊讶不已。其实，自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以后，习近平的接班态势日趋明显。

宗海仁在《第四代》一书中，虽然把习近平和李克强并列为“最重要的两位培养对象”，但更看好习近平：49岁的习近平类似于十年前的胡锦涛，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代表，被中共中央列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进行重点考察。

在让不让第五代领导人进入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都倾向于比照中共十四大时的模式，建议让一名50岁以下的进入常委班子。但江泽民本人并不赞同这一意见，江泽民认为，现在5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资历较浅，如未来要负更大的政治责任，就应该让他们在现在经受更多的各层次的工作锻炼。

因此，江泽民倾向于先不让年轻人进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建议让他们在政治局、书记处或国务院甚至一些重点省市安排适当的职务。随后，习近平调离福建主政浙江，最后空降上海滩。

在谈到李克强时，宗海仁早在十五大之后就撰文指出：据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民意，李克强较之习近平逊色不少。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中国政局稳定，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习近平将以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身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

就这样，不想当大官，更没想过当中国最大官的习近平，在中共神秘的人事决策过程中，很早就被“钦定”为中国未来领导人。

脚踏实地，敢作敢为

八十年代的宁德是福建最落后的一个地区，人的思想意识十分落后。习近平刚到宁德，一位老干部带他到基层熟悉情况，逢人先介绍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不是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这使习近平十分狼狈。他从不否认自己从政有家庭背景的关係，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是靠老子吃饭的人。”

至于为什么自己经常被人议论，他认为主要是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多领导人对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如老战友的子女，自己的秘书、部下等，就比较容易提拔使用。

宁德两年，习近平不提新口号，不铺新摊子，不搞一刀切，对山区县、沿海县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走遍了宁德的绝大多数乡镇，作出了切合宁德当地经济发展的决策。有评论称，习近平通过自己的工作，终于让宁德的干部群众认清了他并不靠父辈荫福吃官饭，而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当机立断，脚踏实地的人。

新世纪初，在当选省长后的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怒斥福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科盲”现象，批评说：“我们提出‘数字福建’工程，指的是建设信息化的福建，有的同志竟以为又要搞‘数字出干部’了。如果这种‘科盲’现象继续下去，我们怎么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他还严厉指出：现在一些干部不注意学习，整天忙于应酬，有的汲汲于仕途，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的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这些人即便溷上了官，终究还是要被我们事业的发展所淘汰。

习近平在这份施政演说裡，多次加重语气，告诫在座的各地各部门官员，“如果整天只考虑自己得失，缩手缩脚，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作为干部不要热衷于传小道消息、不要观望懈怠、不要整天忙于应酬，甚至心思歪用，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揣摩领导意图、找门路跑官上。而应多思、多学、多干，用我们的实干去凝聚民心、推进事业！”

他的这份施政演说被称之为继朱鎔基就任上海市长的施政演说后又一份难得的施政演说。从这份演说中，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的勇气和胆魄。

生性豪爽，重情重义

曾有人总结称，习近平飞黄腾达的“绝招”之一就是，充分利用太子党的人脉，懂得如何付出。还说，凡是与老爷子习仲勋有过战斗、工作关係的人一律善待好，每次回北京至少到三位叔叔阿姨家问寒问暖，充分利用沿海封疆大吏的位置为叔叔阿姨们及其后代办事……

这些传言很可信。跟习近平打过交道的人说，这是习近平的个性使然。习近平与棋圣聂卫平的关係就是最好的例子。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这麽多年并未因职务和地位的变化而受影响，至今两人一见面还会像以前那样，一起喝酒，一起看球。

说习近平对跟父亲关係好的人“一律善待好”，倒是也有例外，他曾为了“拥军”而“冷落”过李先念夫人。1993年初，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来到福州，省委安排福州市接待，可市裡事先已定这天上午慰问部队。习近平忙完“拥军”，顾不上吃饭，才急忙赶去问候李夫人。

知情人士还讲过一段习近平与江泽民的一位亲戚“交往”的故事：许江是江泽民的外甥，坊间曾传言江泽民上台后给中国美院（当时叫浙江美院，1993年改为中国美院）副院长打电话，要求提拔当时还是油画系主任的许江。后来习近平主政浙江后，对许江多有照顾，许才当上中国美院院长。

知情人士称，这确实是个谣传，许江是2001年担任中国美院院长的，而习近平是2002年才调到浙江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跟许江的确有过交往，两个人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有些共同语言。习近平主政浙江后，也非常关心中国美院的发展，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许江200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八十週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中，也提到了习近平：“早在象山（分校）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亲临视察，后来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调研中，又亲手种植了门前的那棵杜英树。2006年，习近平同志又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我院建设一流大学的相关问题，这对我院，对全国的兄弟艺术院校都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知情人士认为，仅凭习近平与许江的交往，来证明习对许非常照顾，令江对习有好感等等，其实都是坊间的推断和猜测，要知道即使习近平不关照，许江也能得到关照，况且习近平早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已受到江泽民的器重，并成重点培养对象。只能说，习近平对许江和中国美院的关照，是“锦上添花”。

可以说，习近平豪爽的性格，在三教九流都结交了不少朋友。以他插过队的梁家河为例，至今乡亲们一提起习近平，都夸他重情重义，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陝北人——生性豪爽，热情厚道。这一点从他与农民好友吕候生的交往中便可看出。村民吕侯生是习近平插队时的好友，两人曾合盖过一条被子，吃一个锅裡的饭。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住院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仍不见好转，却债台高筑。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后，立即给他寄上500元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吕侯生到福州看病期间，习近平几乎每晚都到医院看望吕侯生。

病好转的吕侯生要回陝北时，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裡。1999年底，吕侯生第二次到福州，已是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当即安排他住院。第二天晚上又赶到医院，把院长、专家、主治大夫和护士找到一块，共同研究治疗方桉。

同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就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梁家河大队还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时，看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鬆开，随后从口袋裡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

习近平于2008年被指定为国家副主席，从此进入极可能成为共产党一号人物的轨道。法新社分析指出：2013年中共新一轮权利分配将见分晓。到时，胡温政权任期将结束。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既然已经增补为军委副主席，这应该为他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总书记提供了保障。然后，应该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

分析指出，习近平并非胡锦涛最喜欢的接班人，但一些专家认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他仕途节节攀升提供了支持。江氏虽已全面退休，但仍被认为有相当的影响力。

习近平回忆插队岁月：扛200斤麦子 十里山路不换肩

在送习近平上大学时，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的合影（前排中为习近平）（资料照片）

据人民网报道，习近平的童年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度过，而他的少年时代更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被迫前往陕北插队。这段经历成为他永远难忘的记忆，也成为他最宝贵的一笔人生财富。“我几乎那一年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当时，约29000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习近平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这种历练，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梁家河村插队，习近平不会做饭，吕侯生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习近平酷爱学习，常在煤油灯下读着吕侯生连书名都认不得的书，吕侯生就憨憨地坐在油灯的一旁，陪着习近平看书写笔记。晚上也不回去了，一条被子两人合伙盖。

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花了6000多元仍不见好转。本来就贫困的吕侯生已债台高筑，实在没法了，给习近平写信说了自己的状况。不到半个月，习近平给他寄来500块路费，请他到福州治病。此后，只要在市里，习近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吕侯生的病榻前来一趟，他说：“侯生，给你治病，都是我自己花钱，花多少我都愿意。”

经过治疗，吕侯生的病得到了好转。吕侯生要回陕北了，习近平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还把2000块钱塞到吕侯生手里。吕侯生激动地说，近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呀，这一趟花了你几万块。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

1999年10月底，吕侯生在山西太原武警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习近平闻讯后，将医疗费全部支付。2000年1月，吕侯生第三次到了福州，这时习近平已当选为福建省的省长。吕侯生是戴着假肢一瘸一拐去的，一见面，习近平用手反复摸着吕侯生的右腿，高兴地说：“我的农民朋友大难过去了，咱一块合影做个纪念吧。”

2002年“七一”前夕，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托人给居住在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的83岁老战士李朝金送去慰问金。饱受癌症折磨的李朝金激动地说：“为穷人求解放，多少战友牺牲了生命，我只不过出了一点力，受了几次伤。党和政府这么关心我，让我感动不已。”

给腐败成本细算“三笔账”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2002年10月，习近平调任浙江后，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接受革命精神教育。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同志能够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有促于“精神传承、思想升华”。对习近平，一般在职的机关干部的普遍印象是，“习书记的讲话，往往一语点中要害，对于丑恶现象，从来不留情面”。知情人认为，习近平的个性更在于他强调和重视“官德”和人格魅力。对待“吏治”与“官德”，习近平在浙江可谓措施迭出，警告频仍。

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这是习近平对权力的诠释。在他眼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而且是“立国”之基。中国历代思想家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中的这句话，他十分推崇。习近平说，“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要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想达到“正”，就要自省、自律、自责、克己，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习近平说，它直接反映的是个人的“内功”，即个人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好，就能不论白天黑夜、明里暗里，都能严防死守，矢志不渝，管住自己的口、自己的手、自己的腿，以及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从而使自己坦荡从容。

2004年7月1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人民作出6条廉政承诺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习近平说，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大家要按照省委全体常委的承诺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物；自觉管住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以权谋私；带头坚持“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博讯来稿](博讯boxun.com)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0/10/201010190541.shtml】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来稿)

谢选骏指出：2010年10月19日，解龙将军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天才预言——《习近平高鼻隆准，有帝王之相》，这不仅比万润南2013年4月26日前后发表的《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早了个两三年，而且事实证明，其预测也更接近实际情况。所以谢选骏说了：解龙将军是比万润南更早“发现习近平”的造王者。让我们多多拜读他的其他作品吧。那也将是一次次令人惊艳的精神逆旅。

谢选骏：马基雅维利是个城邦里的官迷

《“论李维”如何自圆其说——作为彻底目的论者的马基雅维利》（2013-12-08 by企鹅君）说：
作为政治学历史上的一位巨人，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政见究竟是什么样的？他到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拥护者？这个问题成为了古往今来许多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我想，马基雅维利本人对于此问题可以说不甚关心。借用费耶阿本德的一句话，“什么都行（，只要……？）”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给了世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形象。他教导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不隐瞒地大胆地向世人展现权术与阴谋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技巧。这类似于中国先秦法家中的“术”的技巧。那么马基雅维利对于“法”的看法呢？他对于制度和政体的意见如何？许多评论者认为，《君主论》是一本为独裁者和阴谋家准备的教材，但是，出乎读者意料的是，在他先前的，甚至被认为是更代表他本来思想的《论李维》中，他把溢美之词献给了罗马共和国，献给了共和政体。许多人因此认为，共和制才是马基雅维利向往的政体，而《君主论》只是一本谋求地位而向君主进献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一种反讽。
而我的观点是，关于君主和共和的争论，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如果不是不重要的，至少也不属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有对政体的偏好，那也是出于一种目的论的考虑，而并非所谓共和精神和自由民主的卓越。要论证这一观点，我们应当仔细审视被形容为共和政体赞美诗的《论李维》，在字里行间分析马基雅维利的思维脉络和价值取向。
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在书中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前后逻辑不一致（以现代标准），这让人难以判断他“真实的态度”，也让他的作品成为了一座丰富的引用素材库，在民主-独裁的光谱上位居任何一点的后世政治人物，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论述作为自己的后盾。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矛盾叙述就是民众和其领袖的关系问题。首先，马基雅维利以一种上溯家族先祖的历史意识强调了罗马建城时的共和传统，并热情地赞颂之。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又开始强调大权独揽的重要性，甚至不知是颇有用心还是忘乎所以地用“君主”来称呼共和国的领袖。这使得我们一再面对诸如“共和国的君主应该怎样控制民众”之类的矛盾表述。但到了第58章，马基雅维利又开始赞扬民众：“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请注意，这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信条中几乎相抵触的两个维度。
另一个矛盾来自于马基雅维利对自由和极权二元光谱中随心所欲的切换。马基雅维利用大量的篇幅为自由歌唱，并把自由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价值标准贯穿于下文的各种论证中。但是接下来令我们大跌眼镜的则是，他将任意宰制他人生命，钳制舆论和公众意见，乃至实行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的君主都称为自由的捍卫者，并表扬他们的高尚目的和为后世谋福祉的信念，这实在难以接受。
接下来的一个矛盾相对没有那么令人震惊，是因为我们在《君主论》中早已经见识过了。对于如出一辙的阴谋行径，如暗杀，欺骗，恐吓，以及其他各种诡计，由于某种“目的”不同，马基雅维利可以将它们赞颂为美德或谴责为暴政。
另一个典型例子来自于第10章。对于推翻了共和政体的恺撒，马基雅维利用一种痛惜民主不再的态度控诉：“恺撒如此受人憎恨，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恶当受谴责，不如说是他存心作恶。”与但丁截然相反的是，他称颂布鲁图斯，并将其塑造为捍卫民主的最后一位悲剧斗士。但是仅仅过了两段，他就开始赞扬恺撒为明君的典范（和那些堕落的皇帝对比），称整个世界应该对恺撒感恩戴德。作为总结，马基雅维利强调，应当像罗慕路斯那样整饬城邦，或建立王国，而不是如恺撒“摧毁”它。但是从他的说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罗马帝国除了多了推举制这一产生明君的方式外，比王国差在哪里。
现在我们触动到一个精神内核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对柏拉图及其他各种乌托邦构想嗤之以鼻，称其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海市蜃楼，但他自己却满怀着热忱期望着“千年帝国”的降临。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政治学家不怀着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而能完成一部政治学杰作的。
马基雅维利书中层出不穷的矛盾不能以为《君主论》辩护的同样方法来处理：如果后者是一部献给君主的作品而不得不夹杂谄媚和浮夸，那么前者按其自述应当是一部发自肺腑的作品，理应表述他的真实想法。然而他自己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使这一切矛盾不成为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一种彻底的目的论。即：只要有好的结果，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的，一切政体也都是可以的。
“什么都行，（只要____）”在这个填空题中填入的内容，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路，可以是“自由”“秩序”“成功”等任何词语，哪怕他们互相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彻底的目的论，马基雅维利排除了过程的价值标准。而在《论李维》中，他又表现出一种结果价值观上的惊人弹性。这种弹性到达了这种地步，即恺撒既是自由的毁灭者，又是自由的捍卫者，所以既应当赞扬，又应当憎恨。这非常像传说中罗慕路斯的下场：元老院因为已经没有办法表达对罗慕路斯的赞颂，只有让他成为神，于是杀了他。
不过，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抛开绝对价值和死脑筋的逻辑来说，马基雅维利总体上是明晰的。即，那些以伟大之名留名青史，或者拥有成为不朽者野心的政治家，其行为总是正义的。书中一句话透露出马基雅维利不吐不快的心声：“如果不想把官职授予卑鄙小人或恶棍，那就让更卑鄙、更邪恶，或者更高尚、更完美的人去追求它。”
一个合理的外推是，马基雅维利应该会赞赏奥斯曼帝国的弑亲继承法：每当年老的苏丹逝世后，他的各个儿子们从全国各地领兵向首都飞奔，第一个到达首都并能够通过阴谋、内战、政变等击败其他所有兄弟的人，将成为新一任苏丹，并将不幸的兄弟们全部处死。再夸张一点的推论便是：一切时代通过一切方式上台的君主，以极端马基雅维利视角看，都是有着合法性的——只要他们不被别人赶下去。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制度绝大多数的赞扬与民意、公共福祉等关系甚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君主制可能能产生一两个明君，但共和制却能产生源源不断的明君。这种制度的全部长处在于可以稳定地提供高质量的君主。
在自己的思想中构筑完备体系是一回事，而作为政治学作者对读者叙述又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马基雅维利秉持了一种对读者的目的论：为了他的目的论的政治理想，和始终让最强者成为君主的愿望，他对读者的任何叙述哪怕有着矛盾和内在问题，只要有助于说服读者向着这一目标努力，都是可取的。当然，这有些走得过远了，将读者视为政治理想的工具未免有些令人不快；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却不能说马基雅维利没有取得成功。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和多数谈论马基雅维利想法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情——马基雅维利是个官迷！因为马基雅维利出身贫寒又想往上爬，求官心切，数易其主，所以下笔常常不能自持。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体谅马基雅维利的苦衷，自然能够对它的种种离奇说法可以会心一笑，而不会百思不得其解了。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弗利（意大利语：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义大利的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义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是政治哲学大师，他所著的《君主论》（又作《君王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维利主义”。另一著作《李维论》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他的《战争的艺术》一书，则论了兵役制度、练兵之法、行军、宿营、作战、工程等军事问题，让他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军事家。
生涯
马基维利生于义大利佛罗伦萨，父亲曾是一名律师，有两姊一弟。后人对于马基维利的幼年时期所知不多，但他显然受过了相当完整的拉丁文和义大利文教育。
马基维利生时正值乱世，教宗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势力，富有的义大利城邦一个接著一个的被外国强权如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攻占。当时各大强国之间的合纵连横变化不断，佣兵军团经常在一夕之间便转换阵营，地方政府也常在数周之间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罗马市还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这是12世纪以来罗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军队入侵。繁荣的罗马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运，虽然马基维利在佛罗伦斯遭到洗劫时便去世了。不过也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马基维利培养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一甲子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成立共和国，领导长达四年，由于萨佛纳罗拉施政过严，最后被推翻，被以火刑烧死。之后由索德利尼继续统领佛罗伦斯共和国。1498年马基维利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兼任共和国自由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负责外交和国防，经常出使各国，拜见过众多掌权的政治领袖，因而成为佛罗伦萨首席执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军纪松弛，极力主张建立本国的国民军。1505年佛罗伦萨通过建立国民军的立法，成立国民军九人指挥委员会，马基维利担任委员会秘书，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队[1]并在征服比萨的战争中，率领军队，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在1509年迫使比萨投降佛罗伦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间，他到处出使游说，力图使其和解，避免将佛罗伦萨拖入战争，并加强武装以图自卫。也是在这段时期马基维利认识了另一位义大利的政治家和军人切萨雷·博吉亚，领略到他在扩展领土上采用的各种策略和统治手段之后，对他相当钦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马基维利前往比萨时，经过一连串复杂的战役和外交角力后，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军队支援下攻陷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随之瓦解。乔凡尼·麦地奇（后当选教皇，为李奥十世）成为佛罗伦萨大公，身为共和国高官的马基维利丧失了一切职务，并在1513年以密谋叛变为罪名遭收入监狱，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终被释放。此时他已然一贫如洗，于是在距佛罗伦斯城7哩远的圣安德里亚（Sant'Andrea）隐居，开始进行写作，在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此刻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无所拘束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采取各种政治行动的理由，他们也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小时之中，我没有感到一丝疲倦，忘却所有的烦恼。此时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让我恐惧，我融入了这些大人物的世界里。因为但丁曾经说过：
从学习中产生的知识将永存，
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两部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是献给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钜著，洛伦佐死后，主教朱理·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立志改革政治，征询马基维利意见。1523年朱理当选教皇，为克莱芒七世，重新重用马基维利，让他编写《佛罗伦萨史》。马基维利后将新书献给教皇，获得120金币的赏赐，并起用他为城防委员会书记，加入教皇的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战。
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描述当时的佛罗伦萨人：
“他们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拥有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
1527年，佛罗伦萨恢复共和，马基维利想继续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任用，最终郁悒成疾，58岁即离世。
著作
马基维利最知名的著作即是《君主论》，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认为本书并不能使人了解马基维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对于马基维利可谓不幸，因为这本书迅速地压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赖在这一本书上。”
在此书中马基维利阐述了一个君主（统治者）应该采用怎样的统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权。书中人性本恶的部分类似中国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论证“君主应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这一命题时，和韩非子继承申不害提出的“重术”观点不谋而合。马基维利所假设的人性本恶也反映出他认为必须使用残忍权力才能达成实际目标的主张。君王不该对于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赖和信任。
然而此书中马基维利更加创举的部份在与其对“新君主”（principe nuovo）现象的关注和论述，认为因世袭而来的君主由于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政权，统治困难比新君主要来的少，世袭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维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为了维持其夺取的土地，建构一套新的而恒久的权力架构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马基维利对此总结，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上必须保持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论》并没有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君主或王国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基维利透过众多例子解释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统治并保持权力，这些例子来自于他在担任佛罗伦斯外交官时对各国政局的观察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高潮，他在书中大量采用来自古代文献的历史例子。
如是不谨慎研读马基维利的论点，读者经常会以为《君主论》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这其实是一种目的论的哲学观点，亦即只要目的正当，所有的邪恶手段也都是正当的。然而这只是对于马基维利的误读，因为马基维利也指出了邪恶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维持稳定和繁荣才是国家可以追求的正当目标，个人为了其利益而不择手段则不是正当的目标，而且也不能正当化邪恶的手段。再者，马基维利并没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并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堕落。马基维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义，以及采取残忍手段的前提（必须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尽管如此，天主教会仍将《君主论》一书列入禁书名单，后来一些人道主义者如伊拉斯谟也大力批评这本书。
《君主论》一书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分割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虽然马基维利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应该做的是将善良与邪恶作为一种夺取权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一个聪明的君主会妥善的平衡善良与邪恶。
实用主义是马基维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一个君王应该将其作为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方针指引。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想的社会”并不是马基维利的目标。事实上，马基维利强调应该在必要时使用残忍的权力或奖赏，以维持统治的现状。虽然许多后人将马基维利的理论曲解为“马基维利主义”，只是一个误传的名称，这一词在当时其实是被用于描述16世纪出现的一些政治著作。由于这种误读，马基维利主义一词因此也在现代经常被用以描述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政治立场，这实际上也让我们忽略了马基维利著作中其他较为温和的理论。
《君主论》一书是马基维利用以阐述君主治国之道的著作，而《李维论》则是他用以为共和国政体辩护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华，《李维论》也因此而被认为是《君王论》的姊妹篇。
《李维论》中总结了一系列的历史教训，描述了共和国应该如何成立、架构，涵盖了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政治权力分立的好处、以及共和国比君主国优秀之处。在《李维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初露端倪，对之后法国的卢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约论》中，卢梭就多次引用了马基维利的著作。
对于马基维利的两本著作的另一种解释是，《君主论》是他为了讨好美第奇家族以取得政治职位才写下的著作，而《李维论》一书才是马基维利真正的政治钜作。
其他的著作
《兵法》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Alemagna） 1508-1512
《关于法国的报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罗伦萨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剧本
《曼陀罗》 （La Mandragola） 1528
《克丽齐娅》 （Clizia） 1525
《曼达拉哥拉》
诗歌
《十年记》 （Decennali） 1504
《金驴记》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1524
散文
《贝尔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乐协会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劝忏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 （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罗伦萨人物品格》 （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杂谚》 （Sentenze diverse）
《关于语言的对话》 （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谢选骏指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在五百年多前的佛罗伦萨城邦里形成的，其眼界最多只能达到部分欧洲地区，包括希腊罗马世界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国和部分德国，甚至不及中国先秦战国七雄争霸里所产生的韩非。从现在全球化的格局来审视他的观点，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因此要让它变得有用起来，我们必须尽量回到他的时代和地域，设身处地分辨之，举一反三，才不至于刻舟求剑。

谢选骏：一根筋的麦卡锡

《麦卡锡：救了美国 却被自己人背叛》（阿波罗新闻网 2018-02-25 讯：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报道：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
“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
“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谢选骏指出：麦卡锡的困境在于，他是一根筋，但他所生存的美国却是一个商业社会，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什么都是拿来卖的，包括民主、自由，虽然不可侵犯，但却可以主动出让，只要价格合适就行。当然，不是一次买断，因为那是奴役，是违法的，但可以分期出卖，因为这是合约，是合法的。麦卡锡不懂这个，勇往直前，当然成为输家。也许，美国政府的强大正在于它那样被全面渗透——就像股市一样。

谢选骏：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

网文《陈独秀临终实录》（罗学蓬）说：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居石墙院的陈独秀当做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
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巳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籍。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蕃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蕃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挟服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谢选骏指出：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从上述文章所述的包惠僧行迹来看，确实不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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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临终实录》
1984年3月中旬，诗人孙敬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孙老名震诗坛，文化局自当待若上宾。但，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因为，那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孙老手中，也并无权威部门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热情接待，但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孙老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美差”，便落到了不是领导的笔者头上。在此后四天的时间里，笔者陪同孙老访龚灿滨、罗宗文、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孙老是山东人，虽在成都生活多年，却仍是一口“洋片子”，和江津老人们的交谈有障碍，我不仅充当“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诗人和我采访的老人大都巳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
龚灿滨回忆陈独秀
我为孙敬轩提供的第一个采访对像是时近八旬的龚灿滨。龚老先生30年代毕业于北大，旧时曾任过江津教育学监、江津中学校长、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无职业，靠卖牛肉干为生，笔者幼时与此老同住五福街一破烂小院，彼此隔墙为邻。龚老落实政策后（作为黄荆街幼儿园的一名退休教员，领一份微薄的干薪），因生活窘困，不得不在县志办发挥余热，挣几文小钱以补家用。 龚老回忆说，时在国军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的同学，两人见面后，黄对龚说，陈独秀先生寄居到江津来了，我们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份，应尽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龚当然求之不得。在“郭家公馆”（今市政府对面机关家属院）的一间向西的小楼屋里，他俩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据龚说，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巳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咤吒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龚二人的第一印像是：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的学者，而不像一位政治活动家。龚回忆道：“那是两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几册线装书，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俩坐下，潘兰珍热情地替他俩泡上茶。但在摆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隔了一会儿，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脸移向了窗外。 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近来写点什么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仍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送《东方杂志》连载，间或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说：“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与我同在北大共事，现时在江津开业行医，还望你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需要我尽力处，请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辞别出来后，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巳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会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告诉他，国民党对这位巳经成为孤家寡人的前共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经常有人来调查他的行踪言谈。陈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竟吾、高语罕、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巳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巳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龚是北大人，说话方便一些。
龚对我和孙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30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巳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
潘兰珍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说，陈先生在《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160元钱（按当时江津物价，大致能买50斤大米）——笔者注），北大同学会有时也寄点钱给他，但不固定，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陈独秀躺在床上，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脸色更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　
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 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了。
我问：“龚老，有一个问题，我很难理解，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不愿住在巳经成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而要跑到这样一个封闭得多的江津来呢？何况，从陈独秀到重庆后连篇累牍写的文章来看，他绝对没有成为闲云野鹤隐士悠民的意思，他在政治上的欲望应该说还是很强烈的呀。” 龚答：“我们从陈独秀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他的好友杨鹏升与他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
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二者日机巳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巳开始向郊县转移；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县城对岸德感坝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如潘赞化（曾任安徽盐督，名画家张玉良之夫——笔者注）、邓季宣、何之瑜等都在。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巳在江津城中四牌坊街开业行医，邓经常到重庆进药，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家中去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困厄江津，龙游浅水遭虾戏 
１９３８年８月３日，陈独秀与潘兰珍乘上水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今市政府机关宿舍）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直到次年３月，他在黄荆街８３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挂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这场风波的起因，却是敬坤六岁的小儿子引起的。而仲纯之弟敬坤本人对这场突入其来的风波更是记忆犹新。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敬坤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未刊稿）中写到：“陈独秀到江津后，就把小儿子松年送到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今江津二中）总务处潘赞化那里，由潘给他在总务处安排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那时也在九中任教。我和二哥考虑到陈家和我们邓家是世交，此时又都流亡在江津，目睹巳算是到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陈独秀，觉得应该帮助他一下，所以我们就邀请陈家搬到‘延年医院’同住，也依靠我们兄弟二人生活，同在一口锅里吃饭。
那时，陈独秀巳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城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
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骗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镇得来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 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哩！” 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巳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 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招呼老婆住口。 可邓太太哪肯罢休，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人啦！气死人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而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先生，怪我，是我不好，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婆，你骂我怨我都行，求求你不要走！” 陈独秀双手抓住仲纯的肩膀使劲摇了摇，泪水长流，悲声道：“仲纯……仲纯，好兄弟，我……我心里清楚，我不怪你。”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巳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磕头作揖，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一怒之下，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陈独秀在邹之银栈房里一困半月，最后，还是由邓仲纯出面，在与“延年医院”相距不足一百米的小西门租到了两间临街的民房。而且，仲纯还替他们预交了三月的房租。
石墙院收留了飘泊的陈独秀
1942年深秋的一天，陈独秀在江津城中大十字街口一家古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研究小学的手稿，署名是“江津杨鲁丞”。他翻了翻，认为还有几分可取之处，便掏钱买下了。数日后，邓燮康有事由白沙到江津，顺便来看望陈独秀。摆谈中，陈独秀便提到了这部手稿。邓燮康拿过手稿翻了翻，说：“这杨鲁丞，过世前我见过。此人是前清特科拔贡，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其祖宅石墙院也不同凡响，不过，自他辞世以后，家道巳逐渐中落了。”　 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功夫，反复看了。这杨鲁丞，对小学倒有一定研究哩。”　 燮康说：“杨先生除了研究小学，在经史上也很有建树。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到重庆时，杨先生曾带着一份得意的手稿赶下重庆请教，章太炎一则忙于应酬，二则也没把这个乡野村夫放在眼里，随便翻了翻，说了句‘杂乱无章’，就还给了他，气得杨先生回江津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道：“如此说来，太炎倒成了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了。杂乱无章有什么关系，我看只需稍加整理，就会顺理成章了。”接着，他便对章太炎出言不逊了。“太炎老兄的朴学，我是佩服的，他也堪算一个国宝。但此兄的为人，我却是半点也不敢恭维。我第一次去日本，和他、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还有日本人幸得秋水一起，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亚州各国的社会党联为一体。那段时间，我常去东京《民报馆》，与太炎常有接触。他为人之小气，说出来你恐怕也不敢相信，朋友向他借钱，他不仅要握住收据，还要收取利息，令朋友尽皆侧目。后来他给官僚军阀们写寿序、墓志一类的东西，一篇索价五千至一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独秀肯定没有想到，他对邓燮康说的这番话，没过多久便传到了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耳中。祖父的遗稿竟能得到名声显赫的陈独秀的好评，令他惊喜若狂！这位杨门贤孙迫不急待地从几十里外的石墙院跑到“康庄”，恭请陈获独秀住到他家去，为他祖父整理遗稿。陈独秀听杨庆馀说明来意，并未立即点头，而仅同意带上潘兰珍，随杨庆馀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小住几天，先看看再定。此时的杨家巳经没有了杨鲁丞在世时那般显赫威风，但石墙院，毕竟给陈独秀夫妇留下了极佳的印像。而今，这所大宅院里仅住着杨鲁丞的几位巳经分家独立的孙子，以及一些下人。
两日后，陈独秀便答应了杨庆余的求。 待住进石墙院一段时间，陈独秀才感觉到并非初来时想像的那般理想。最初几天的盛情款待，不过是大户人家讲究排场的习俗而巳。杨氏家庭，早巳露出破败之相，聊以收租糊口，几兄弟虽同住一院，却是自立门户，分灶开伙，为供养陈独秀夫妇，杨庆馀还和兄弟们闹得很不愉快。几位妯娌，也是口袋里装茄子，整日里叽叽咕咕，虽说是冲着杨庆馀，但偶而潘兰珍也能听到几句，这就愈发地令陈独秀不快。于是，来到石墙院一月后，他便向杨庆馀提出，彼此饮食习惯不同，他和兰珍还是独自开伙的好。杨庆馀劝阻不住，只好另备下锅盆碗盏，由他们去了。
来到石墙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为“不辱使命”，陈独秀很快便整理、校正出两册书籍，由杨庆馀拿到江津合作社去，各印了一千册，分赠亲朋好友。陈独秀在披阅了杨鲁丞留下的几箱子遗稿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之杨庆馀：“你祖父别外的手稿我全都认真看过，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巳，无甚创见，价值不大。所以，我不似再行整理、校正，而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了。”陈独秀说得如此尖锐、犹如给满怀希望的杨庆馀兜头泼了一桶冷水……简直荒唐，不给我做事，我凭什么还要供养你？杨庆馀心中愤愤，却碍于陈独秀的声望，不便与之争吵。但就此以后，杨庆馀几乎不再跨他夫妇的门槛了。以住还隔三岔五地叫下人送些柴米蔬菜，这以后便日见稀疏，终于啥也不送了。
弄到这步尴尬境地，陈独秀好生后悔，但也无法可施，再掉头去向邓氏叔侄表示再回“康庄”，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陈独秀只好将一切恼人之事抛开，埋头到他的文学学研究里。　 兰珍无奈也无聊，备了把锄头，去后院的石墙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独秀偶尔写烦了，也出去帮帮忙，倒也增添了些“躬耕垄亩”的情趣。不过，这情趣中也带着几分沉甸甸的苦涩，此时的陈独秀，早也没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了。　 这以后的日子，就如那拂过田野的山风，既空虚，又苍白。　
毕竟，这石墙院也太偏僻了，进出极不方便，往返县城一趟至少需六个钟头。若要雇请滑竿，既破费又不易找到脚力。因此，过去许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拜望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大都望而却步了。陈松年和何之瑜有时也上山来看看他，但来得最勤的依然是邓仲纯，他每次上石墙院，便带给陈独秀这段时间里的书信报纸，象通讯员，更象是保健医生，来了，总要用血压计、听诊器为陈独秀检查检查身体。 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委实令仲纯担心，却又无法可施。仲纯巳经几次劝陈独秀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陈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其实，他近段时间脑袋晕眩得厉害，“久病成良医”，连自己都能觉察出来，血压又大幅度上升了。去重庆作一次全面检查，非不愿，而是经济不允许，求助于朋友，又实在过意不去。
陈独秀到石墙院后不久便舍玉米缨而每日改为用胡豆花泡水喝了。胡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压，是附近双石场上一个土郎中告诉他的单方。陈独秀喝过一段时间的玉米缨水，效果不大，如今是病急乱投医，反正胡豆花也不需要钱。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独秀终于在写作时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吓得大叫，乱了方寸。杨庆馀赶忙喊来滑竿，将陈独秀抬进了县城。邓仲纯也紧张了，当天的下水轮船巳过，他立即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将陈独秀抬上船去，由他和潘兰珍陪护，连夜漂到了重庆，送进了宽仁医院。经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全力治疗，数日后，陈独秀的病情方得缓解。　
重庆时为陪都，报纸众多，记者遍地，陈独秀到渝治病，马上被数家报纸透露出去。这一下，宽仁医院便闹热了。国共两方面张继、朱家骅、郑学稼、张国焘、董必武、朱蕴山等纷纷前来探望，柳亚子、张澜、黄炎培、鲜英也来了。陈独秀与他们摆谈时，依然不失大家风度，对流亡之中遭受的屈辱以及生活上窘迫，不仅只字不题，反而有意加以美化渲染，以此维护自己的形像。
知识分子的禀性如此，奈何？ 　
一年四季穿长衫的瘦病老者——乡人眼里的陈独秀
笔者同孙敬轩先生来到离县城30余里的石墙院。对石墙院（现陈独秀故居陈列馆），江津文史资料上有如下描述：“院落匍匐在半山坡上，四周围墙，均用大块条石砌成，犹如堡寨。大块条石，围出一方清幽宜人之天地，院里有绿树花台、水池假山，更有修竹万竿，让人目清神爽。” 我们去时，往日风光也不复存在。只见院里乱糟糟住着几十户农家，房屋皆破烂不堪，石墙多处坍塌，墙头荒草丛生，牌坊式的石头大门也被拆毁得不成样子。进得大门，庭院上猪突狗奔，鸡飞鸭窜，花台中无花，荷池中无鱼，唯见万竿修竹，在风中低语… … 笔者在吴元珍家中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没落贵族的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
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本业巳发黄的历史书。
杨家后裔杨明新老人告诉我们：“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余主动上门去请来的。因我曾祖父杨鲁丞生前受过章太炎的轻侮，我父亲就想，要是能把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请到家里来，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出版时再由陈独秀亲笔写序，曾祖父蒙受的羞辱，就能得到洗涮，他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一则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跑警报，城里的有钱人家纷纷往乡下搬；二则陈独秀那时生活巳经非常困难，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他就答应先上山来看看。
到了石墙院，他们觉得环境很不错那时可不像现在这副样子才答应住下来帮忙。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们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我父亲拿到江津供销社去自费出版的。各出了一千册。可陈独秀原来答应下来的序文他并没有写，我父亲很着急，特地跑到城里请来与陈独秀有师生名份的龚灿滨做说客，陈独秀反而对龚说了我曾祖父写的东西没啥价值，食人之禄，忠从之事，他整理了也就算对得起主人了，序文他不写。 我父亲知道后当然就不高兴，但又不好黑下脸来赶他走，脸上有时也就不那么好看，以为陈独秀知趣自己离开算了。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想反正家里房子住不完，就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供给他两口子用，也没有收他们的房租。虽是这样，有时父亲也请他们过屋来吃顿饭，或者叫我们给他两口子端点菜过去。我记得端得最多的是豆花，陈独秀特别喜欢吃豆花，可潘兰珍又做不来。
郭碧清老人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先生是杨二爷（杨庆馀）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穿得也很体面。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光顾过他一回，弄走了两口箱子。到后面山沟头打开一看，全是稿子，偷儿气得要死，点把火给他烧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
吴元珍老人虽巳八十高龄，但记忆力还不错，她说：“我那时给杨明新当奶妈。陈先生虽才六十出头，但看上去要老相得多，身体很瘦，病萎萎的，一年四季都穿长衫，冬天戴一顶潘兰珍给他织的黑棉线帽子，他说话不好懂，待人很和气，他屋头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口藤竿箱子。陈先生平时都关在上房里写书，写累了，有时也出去转转，到院子外面那根黄桷树下和大路口的幺店子里和赶双石场回来的农民摆摆龙门阵。”
接着，她谈到了陈独秀之死。
吴元珍说：“陈先生死得不轻松，在床上拖了十多天才落的气。潘兰珍人年轻，又跟陈先生的儿子合不来，急得找不着抓拿，只晓得哭。杨二太太去劝潘兰珍，我也就跟到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长年（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大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算了，我牙齿落光了，说话不关风，还是让品中给你们说。换老衣、装棺、都是他两爷子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巳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胡品中少时念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又一直在双石乡当了几十年教师，故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还以为他是个有钱的下江人。 我还是从杨二爷嘴头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的。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吃碗受气饭，总归还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巳经不好过得很，杨二爷和他闹翻了，各烧锅各吃各，杨家也不管他，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此为银鼠皮袍，系柏文蔚来江津看望陈独秀，见他衣着单薄，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他的——笔者注）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到潘兰珍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疏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跑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陈独秀很感谢我，说话中发现我还识几个字，就送了幅字给我。这字是在杨家上房里当着我的面写的。你们过来看嘛，就是里头这间屋。”
胡老师走到门边，指着里面间屋说。孙敬轩和我走到门边。看见屋子里光线很暗，上无天花板，下面的泥地潮湿不说，还满是千脚泥结成的煤球状的疙瘩。“我当时跟进去，看见屋里家俱十分简陋，一张老式带踏板的大牙床，一张书桌，几张长板凳，还都是杨二爷借他用的。我看见床头上、书桌上、藤箱上到处都堆着书和报纸。陈先生站在书桌旁，悬肘给我写了一张条幅：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陈独秀还落了款，称我品中小弟。下面盖了两方印章。当时我还不到20岁，他称我小弟，实在是出自客气。” “这条幅还在么？”
我问他。 “唉，可惜了，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捺的两方印章全挖掉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了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确实可惜了，要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他要发点小财就太容易不过，成都、重庆的不少文物书画贩子知道陈独秀晚年客死江津，这两年经常跑来收购他留下的墨宝。 前不久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幅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在江津市当案馆可以寻找到有关陈独秀死因的记载。一是：陈相信了双石一土郎中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炮水饮用，可治疗高血压，故而长饮不辍。 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采下的，尚未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水时呈乌黑色，味也发苦。陈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恰逢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叫潘兰珍去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他还带包惠僧到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由于陈平时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天亮前吐了一地。
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7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25日晚，才落了气。座谈结束后，我陪着孙敬轩到石墙院四处走走看看。到了后院也就是小偷翻墙而入，盗走陈独秀箱子的进出之地只见幽幽竹篁，掩映着陈独秀信屋的窗口。这时，我看见诗人哭了，他手把着后门的门枋，注视着门外起伏的丘陵，泪流满面。山见疾猛地吹拂着他的满头花发，撩动起他的黑呢子大衣……
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说：“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恰逢顶头风”，就在数日之前，陈独秀又遭了一场灾难。乡间的窃贼，竟然把客剧石墙院的陈独秀当做了有钱的“下江人”，深夜趁他夫妇二人熟睡之际，翻墙逾窗而入，将两只藤箱偷走了。
陈独秀次日醒来发现藤箱不翼而飞，顿时犹如被掏了心，挖了肝！衣物被盗尚不足惜，有一只跟随他多年的藤箱里，装的全是手稿，他多年的心血啊！在随后给杨鹏升的信中，陈独秀哀叹道：“窃去衣被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手稿，甚为可惜也！”又谓：“此间也势不可居，即拟移往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 可惜，时间巳经不允许陈独秀再次迁徙了。
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慰籍。为款待这位挚友，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便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个鸡蛋蕃茄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是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 “你尝尝这四季豆、蕃茄，都是我自己种的。”陈独秀用筷子点点菜碗，热情相邀。 “你种的？究竟是你种的还是我种的呀？潘兰珍在一旁揭他的“老底”。 “哈哈，我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了。当然是兰珍种的，我只是偶尔帮帮忙。” 　 包惠僧挟服一段四季豆送进嘴里，赞道：“不错，不错，在重庆，可吃不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客人满意，陈独秀也美美地饱餐一顿。 　
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一夜未睡，只觉肚胀如鼓，如有巨蟒绞缠。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肚中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未睡，侍候在侧。 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松了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乡下郎中，与陈独秀治病。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
此后几天，陈独秀就一直上吐下泄，卧床不起。潘兰珍请来乡间郎中，郎中诊为“嗝食”，遂以猪骨烧炭，碾成粉末让陈服下，腹中似觉稍适。但此后依然精神疲乏，夜难入睡。 延绵至17日，陈独秀早起入厕，突然昏倒在地，潘兰珍闻声进去，见其四肢僵厥，冷汗如注，吓得手脚无措，搀又搀不动，“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杨家人闻声赶至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一小时后，陈独秀才慢慢苏醒过来，依然冷汗淋漓，始而周身发冷，旋又发烧。数续反复，延至18日上午，潘兰珍见郎中已技穷，才请人进城通知邓仲纯，何之瑜，陈松年上山。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周、曾二人虽因医务繁忙未能前来，仍托来人带回了他们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且各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把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
日日复日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巳不能起，昏迷时魂魄皆无，苏醒后则苦闷不堪。那么多亲朋好友此刻都汇聚到了自己身边，看到他们那一张张掩饰不住悲痛的脸，他便明白自己的大限巳经到了。 22日，陈独秀连续昏厥三次，而每次都是邓仲纯注身强心剂后才苏醒过来。23日，请江津医师邹邦柱上山诊视，施行灌肠之术，大便得通。但病情仍未缓解。24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上山。
下午，巳返重庆的包惠僧放心不下陈独秀的病情，也重回石墙院探望。当他们看到巳油干灯草尽的陈独秀时，心情都异常沉重。 入夜后，陈独秀又一次醒来了，颤抖着伸出一只手，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 伺候在侧的潘兰珍赶紧抓住他的手，哽咽道：“先生，我在。” 陈独秀眼中涌出两汪浊泪，声音微弱得像蚊虫嗡嗡。“兰珍，为夫……对你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吃苦受累……” 潘兰珍一听此言，泪飞若雨，抽泣道：“先生，别再说了，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兰珍……知足了。” 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巳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死，并不足畏，延年、知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临去之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 “先生……” “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 …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 “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情。”
倏地，陈独秀喉中“霍霍”疾吼，胸脯起伏，欲咳又咳不出来。陈松年赶紧将床头边的油灯往前挪了挪，见父亲双目大睁，一张脸憋得通红，嘴唇抖动了好半天，才发出也极微弱的声音：“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松儿……松儿，”陈独秀气喘吁吁，“爹去后，就埋在‘康庄……空地上，蟾秋燮康叔侄……巳经应允，邓氏叔侄之热肠，令我铭感，你要……永记不忘。” 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 ……作一个孤魂野鬼吧！” “爹呀！” 兰珍也放声大哭。
正在外屋商议善后之事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邓氏叔侄以及刚刚赶到的潘赞化、邓季宣闻声争忙赶进屋里…… 此后，陈独秀便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互注射，均无效果。至27日夜，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江津日报》（民国３１年５月２９日一版）独家发出消息：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对于他的逝世，国民党作了低调处理。新闻界大都保持沉黩，仅《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简短报道了一下他的死讯。正如史述隐在给负责操办丧事的何之瑜的信中所发出的哀叹：“世界仿佛早巳忘记了这个人。”
朝野名流安葬新文化先驱
中国革命博物馆学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上载有如下文字：“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四川省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曾经矛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氏叔侄所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而据我调查考证，当时江津县政府也出面操办了陈独秀的葬礼。而且后来我在采访邓燮康的两位女儿邓敬容与邓敬婉时，姐妹俩均向我谈了她们当年参加陈独秀葬礼时的情景。当时来的最大的官员是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段还带来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赠金。《陈独秀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现存江津市档案馆）载，蒋介石赠了一万元，朱家骅五千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两千元，许静仁一万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也表示。收支相抵，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邓氏叔侄承担。有这样一些大人物的派司，小小一个江津县长还不忙得屁颠屁颠的？
丧仪按川东风俗办理。送殡队伍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石板路顺江而下，在岸边茂密的桔林中缓缓而行。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就的父样遗像，哽咽着走在队伍的最前端，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一代一杰陈独秀画得来象一位前清的老太爷。松年身后，是由两个乡下妇女搀扶着的，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的潘兰珍。 上午１０时左右，灵柩送抵“康庄”。在面临长江的前坡上，墓穴巳经挖好。下葬仪式虽不十分排场，但也颇为庄重肃穆。段锡鹏、欧阳竟吾、高语罕、包惠僧、许德珩、台静农、周光午、邓仲纯、邓蟾伙、邓缡仙、邓燮康一班人全部伫立墓前。何之瑜念完祭文，灵柩徐徐落入墓穴，顿时，墓前骤发一片悲声……从江津市档案馆的材料中还可看到，当时的陈独秀墓是有一定规模的。“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庆的陈松年并没有听从其父的临终遗言，他于1947年2月返回江津，将陈独秀和嗣祖母谢氏的灵柩起出，雇木船顺江而下，运回安庆。潘兰珍则由陈独秀的老友薛农山安排到他创办的重庆大渡口荣军农场，不久即嫁给一位在对日作战中负伤的国军连长。解放初期，在农场地址上建设重庆钢铁公司，潘兰珍遂成为重钢家属，于1958年死于肺结核。
猪圈里那块圈板石
回城后，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我陪孙诗人步行到了城西五华里处的“康庄”。我们去时，墓地巳经荡然无存。　 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家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我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 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还硬是不少。都晓得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 农民说：“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 诗人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 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他被诗人的回答弄得愈加糊涂了。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 “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巳缺了左角，“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巳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籍，不堪入目…… （1989年陈独秀原墓址巳经有关方面拨款28万元修复，江津市人民政府并将陈墓定为“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向公众开放。）　
（通讯地址重庆江津向阳小学胡晓红转罗学蓬 邮编402260 电话（023）47526359 手机13650592532 电子邮箱lxpii@aohu.com（节选自笔者所著〈风流无毁陈独秀〉，全书30万字，巳由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 分享到人民微博）
谢选骏指出：我之所以会想到“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不仅由于包惠僧直接和陈独秀死亡事件相关，而且由于下面的事情所给与的启发：
《迷途知返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孟昭庚，2011年7月12日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载：
（一）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后来，他又当过《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为了生计，曾到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四处活动。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和《新教育的精神》。在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包惠僧去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这两天谈话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包惠僧是陈潭秋当年就读的湖北省立师范学校的校友，包比陈高几级。在陈独秀离开武汉后，包惠僧跟陈潭秋见面时，大谈马克思主义学问。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主要成员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又名刘芬）等几个人。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春夏之交，包惠僧赴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包惠僧到广州后，便跟陈独秀一起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期间，包惠僧担任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所创办、由陈公博任总编辑的《群报》的编辑。同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既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又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与陈公博一道前往上海，于7月23日，出席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年27岁。
中共“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动员陈独秀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9月9日，在包惠僧陪同下，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渔阳里2号。包惠僧则去了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领导工作。不久，包惠僧担任刚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个部门的部长，和张国焘、李登瀛、李启汉等一起创办《劳动周刊》，包除当编辑外，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
包惠僧待人热情，但情绪易激动，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甚至动手，敢于直言，但不计后果，因此时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包大炮”。
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政府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在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包惠僧办公兼住处住了20余日。他们朝夕相处，十分融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回湘后，包惠僧去了北京，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后被选为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还兼北京《宪报》总编辑。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被以“鼓动工潮”罪而遭到通缉。
（二）
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奉命率教导团随校长蒋介石发动第一次东征，校本部暂时成了真空，学生无人管理。校党代表廖仲恺十分着急，数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周恩来回校主持工作。蒋介石皆回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党代表就破例任命包惠僧做了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一来，黄埔军校在同一个时期，就有了两位政治部主任，前方是周恩来，后方是包惠僧。6月，军校参加东征的学生全部回校复课，周恩来调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党代表。此时，不但整个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全部由包惠僧负责，而且他还兼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这一年包惠僧31岁。
1926年9、10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达武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1927年1月，包惠僧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为著名的反共将军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7月20日前后，包惠僧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到南昌待命，准备接管中共江西省委军委工作。南昌起义后，包惠僧生了病，周恩来撤出南昌时指示他暂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在南昌找组织，周还给他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住了一个多月后才化装逃离南昌，到九江搭船回到了老家湖北黄冈。当时，国民党军警到处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包惠僧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了，遂到武昌，武汉三镇也呆不下去，便带着妻子逃到妻子娘家江苏高邮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月，见风声紧，他只得去上海，哪知上海情况更混乱。其后不久，包惠僧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因苦闷、失望，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便自动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三）
退出共产党后，包惠僧疏远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过去的一些同志。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靠卖文为生。后曾在上海帮助贺耀祖主编《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
1931年，包惠僧借助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的这层关系，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便任命包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在军界，包惠僧也算是高级将领，但却没有实权，只相当于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由军界退役，转任文官，出任内政部参事。抗战期间，陈独秀辗转来到四川江津。1942年，包惠僧不忘旧情，特地从陪都重庆前往探望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还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周济。
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长。
1948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一片混乱。包惠僧见势不妙，便带着家眷逃到澳门，栖身于远离澳门市中心的僻静小楼，静观大陆时局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心里为之一振：中共终于胜利了！现在，台北他不想去，北京又不敢去，从大陆带来的钱已所剩不多，坐吃山空，整天要为柴米油盐操心，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要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而流落街头。他整日左思右想，想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他想到了周恩来。抗战时，周恩来在重庆，有一次周恩来去内政部拜会部长，出来时在大门口正好碰到包惠僧，周向包表示了欢迎他归来的意思。现在，他很想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但不知中共方面对他态度如何？何不打个电话给周恩来，既表示祝贺，又可借以投石问路。于是，他字斟句酌，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时间是1949年10月上旬。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电报，知其有回归之意，当即复电，欢迎他回来。
（四）
包惠僧于1949年11月率全家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请他吃饭。董必武告诉包惠僧：“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董必武免不了埋怨包惠僧几句：“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包惠僧胆小，当年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想到此，包惠僧甚觉惭愧。其实，包惠僧和董必武私交笃厚。包惠僧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了。由此亦可见，包惠僧对董必武是何等尊敬！
1949年12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请包惠僧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还是以老朋友相待包惠僧。那天，周恩来跟包惠僧作了长谈，最后周对包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于同年12月初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给包惠僧安排了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　五
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时日里，包惠僧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跃跃欲试要写回忆文章了。
1957年，新出版的第一期《新观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署名为“栖梧老人”。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这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
当时在国内，只有极少的人才知道这个“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这大概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1990年6月22日访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时，问包夫人“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包夫人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走过了一大段弯弯曲曲人生之路的包惠僧，晚年生活还是颇为怡然自得的。但在“文革”中，他也未能逃脱厄运，一开始便受到了冲击。
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向他兴师问罪。一个拄拐杖的参事，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坚决革命的态度，竟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
在扫“四旧”的风暴中，为了不惹是生非，他叫子女将其珍藏40多年的陈独秀早期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投进炉中付之一炬。这可是一批顶级的历史资料！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为之写了前言，拟作永久保存。可这些信却在转眼之间化成了灰烬。惜哉！
包惠僧“文革”中大难不死，侥幸逃过了“十年浩劫”。
1979年7月2日，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神秘老人”，终于寿终正寝，默然辞世，享年85岁。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在其夫人谢缙云女士协助之下，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

谢选骏指出：陈独秀是不是被包惠僧毒死的？从上述文章所述的包惠僧行迹来看，确实不无可能。否则，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受到杀红了眼的国共两党的同时优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