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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日星期日

谢选骏:习近平“秦王骑虎游八极”



《习近平的危险在于 怎么从老虎背上下来?》(2018-02-28转载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终身执政道路后将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当他遇到麻烦时,权力斗争将爆发。” 他认为,虽然现在的世界潮流显示民主体制有功能障碍,“但长期而言,专制体制更危险,不受制约的最高领导人迟早会犯大错”。

中共上周日悄悄宣布,将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

星期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此举最主要目的“是向所有怀疑者和竞争对手,以及目前不属于他派系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我的权力确实是绝对的,我没有对手。”

黎安友说,这一举措“是个最后确认,我准备要再做10年,或者超过10年。所以有其它想法的人最好要习惯于服从我。”

黎安友认为,习近平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怎么“从老虎背上下来?”他解释说,“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开始生病的时候,当他要下来的时候,当你没有接班人的时候,当某种事情发生,需要政治继承人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风险是不稳定的。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继承的规则,权力斗争或不稳定就可能爆发。”

星期一,现年87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孔杰荣撰文指出,中共提出废除国家领导人有限任期的建议,“意味着中共已经忘记了毛泽东长期专制主义的主要教训之一。”如该文的标题所示《中国可能进入另一个很长的严厉独裁期》 。

孔杰荣是最早把国际法律介绍给中国的美国法学教授之一。他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应邀前往北京协助中国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官员组织国际税收法律的学习,为当时迫切需要外国投资的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律和制定中国的相应法律提供了帮助。

孔杰荣认为,这一为习近平终身执政铺平道路的举动,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这将使他更加大胆地行动,并增加他任意或可能错误地在国际关系中行事的风险。这肯定会使中国为其‘软实力’及其军事经济实力被尊重作出的努力受阻。”

孔杰荣认为,虽然习近平的“莽撞举措无疑引起了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但他预计“抗议活动不会很多”。因为习近平“在过去几年中扼杀了言论自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建议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孔杰荣说:“这将使这个政权更具镇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法律限制,并将强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裁判所’”。

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国内遭遇的风险很大,因为中国的麻烦正在超越其成就;他认为,习近平的外部风险更为直接,他“将增强外界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他的更严厉镇压将使人们想到斯大林长达数十年的集权。”

不过黎安友认为,眼下只要中国的经济强劲,人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支持习近平,”虽然他认为,或迟或早“如果他遇到麻烦,由于他的权力如此个人化,而不是制度的权力或权威,恐怕会导致产生权力斗争,而不是有序的政治继承过程。”

而在国际上,黎安友表示,习近平试图走向终身执政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负面的,“因为外国领导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知道在那里有他们可以打交道的人,有可以做决定的人,他们会尊重这一点,他们会适应这一点。外国领导人只需要与习近平打交道。”

黎安友不认为中国政治的这一变化中有任何积极因素可言。“我的意思是说,习近平已证明了自己是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擅长玩政治游戏,击败了所有敌人,熟练地处理了很多政策问题。”

但黎安友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才能对中国长期来说并不利,“因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社会,需要开放,需要信任它的人民,但是现在的政权显然不相信中国人。”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共准备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领导中国,“标志着世界毅然决然地向专制治理倾斜。”习近平加入了俄罗斯普京、埃及塞西、土耳其埃尔多安等专制强人队伍。

黎安友说,“199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后,似乎历史表明民主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制度。现在,民主政体显示出很多功能障碍。 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模式的民主,其威望现在很低。”

但他说,历史还在继续,“专制模式的威望像过去那样再次受损的时候将会到来。”他补充道,“我仍然相信没有完美的政治体系,它们都会犯错误。但长期来说专制体系更危险,因为最高领导者没有挑战,他迟早会犯下一些巨大错误。”

谢选骏指出:黎安友,是一位半瓶子醋的“中国通”。将近二十年前,我就指出过他编辑的《天安门文件》是一本名不副实的伪书。现在,他又露怯了,他哪里知道——习近平要的就是骑虎难下,那是“秦王骑虎游八极”的状态。否则他怎么可能贸然废除限任制和退场机制,让自己下不了台呢!

“秦王骑虎游八极”,语出李贺《秦王饮酒》:

【原文】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
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枨枨。
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
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
黄鹅跌舞千年觥。仙人烛树蜡烟轻,
清琴醉眼泪泓泓。

【赏析一】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唐诗宝库中一颗散发出异彩的明珠。
李贺写诗,题旨多在“笔墨蹊径”之外。他写古人古事,大多用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或借以表达自己郁闷的情怀和隐微的意绪。没有现实意义的咏古之作,在他的集子里是很难找到的。这首诗题为《秦王饮酒》,却“无一语用秦国故事”(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因而可以判定它写的不是秦始皇。诗共十五句,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四句写武功,后面十一句写饮酒,可见重点放在饮酒上。诗人笔下的饮酒场面是“恣饮沉湎,歌舞杂沓,不卜昼夜”(姚文燮《昌谷集注》)。诗中的秦王既勇武豪雄,战功显赫,又沉湎于歌舞宴乐,过着腐朽的生活,是一位功与过都比较突出的君主。唐德宗李适正是这样的人。他即位以前,曾以兵马元帅的身分平定史朝义之乱,又以关内元帅的头衔出镇咸阳,抗击吐蕃。即位后,见祸乱已平,国家安泰,便纵情享乐。这首诗是借写秦始皇的恣饮沉湎,隐含对德宗的讽喻之意。

【赏析二】
此诗颇能体现李贺诗想像奇谲诡异的特点。几乎每一句都出人意料,无论是现实的描写还是虚拟的想像,无论比喻、夸张还是白描,无论意象选择还是遣词用语,都与一般诗人不同。秦王的坐骑居然是虎,这显然不是事实,但却颇能表现秦王的威风八面。剑光居然能把天空照成碧色。“羲和敲日玻璃声”尤其为人称道。宴饮的场面也奇特得很,天上的酒星都被请来了,洞庭湖的雨声也来凑热闹,金槽琵琶、花楼玉女、海绡裙、黄娥舞、仙人烛树、青琴醉眼,真是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醉饮的人居然要喝令月亮倒行。而“夜枨枨”、“云栉栉”、“声娇狞”、“香浅清”、“千年觥”、“泪泓泓”,这些词语都生新出奇,其意趣绝对不同凡想。

【赏析三】
前四句写秦王的威仪和他的武功,笔墨经济,形象鲜明生动。首句的“骑虎”二字极富表现力。虎为百兽之王,生性凶猛,体态威严,秦王骑着它周游各地,谁不望而生畏?它把抽象的、难于捉摸的“威”变成具体的浮雕般的形象,使之深深地铭刻在读者的脑子里。次句借用“剑光”显示秦王勇武威严的身姿,十分传神,却又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形迹可求。“剑光照天天自碧”,运用夸张手法,开拓了境界,使之与首句中的“游八极”相称。第三句“羲和敲日玻璃声”,注家有的解释为“日月顺行,天下安平之意”;有的说是形容秦王威力大,“直如羲和之可以驱策白日”。羲和,御日车的神。因为秦王剑光照天,天都为之改容,羲和畏惧秦王的剑光,惊惶地“敲日”逃跑了。第四句正面写秦王的武功。由于秦王勇武绝伦,威力无比,战火扑灭了,劫灰荡尽了,四海之内呈现出一片升平的景象。
天下太平,秦王洋洋得意,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沉湎于声歌宴乐之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从第五句起都是描写秦王寻欢作乐的笔墨。“龙头泻酒邀酒星”极言酒喝得多。一个“泻”字,写出了酒流如注的样子;一个“邀”字,写出了主人的殷勤。“金槽琵琶夜枨枨”形容乐器精良,声音优美;“洞庭雨脚来吹笙”描述笙的吹奏声飘忽幽冷,绵延不绝。“酒酣喝月使倒行”是神来之笔,有情有景,醉态可掬,气势凌人。这位秦王饮酒作乐,闹了一夜,还不满足。他试图喝月倒行,阻止白昼的到来,以便让他尽情享乐,作无休无止的长夜之饮。这既是显示他的威力,又是揭示他的暴戾恣睢。
“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五更已过,空中的云彩变白了,天已经亮了,大殿里外通明。掌管内外宫门的人深知秦王的心意,出于讨好,也是出于畏惧,谎报才至一更。过去的本子都作“一更”,清吕种玉《言鲭》引作“六更”,“六更”似太直,不如“一更”含义丰富深刻,具有讽刺意味。尽管天已大亮,饮宴并未停止,衣香清浅,烛树烟轻,场面仍是那样的豪华绮丽,然而歌女歌声娇弱,舞伎舞步踉跄,妃嫔泪眼泓泓,都早已不堪驱使了。在秦王的威严之下,她们只得强打着精神奉觞上寿。“青琴醉眼泪泓泓”,诗歌以冷语作结,气氛为之一变,显得跌宕生姿,含蓄地表达了惋惜、哀怨、讥诮等等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读者感到余意无穷。

【赏析四】
《秦王饮酒》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前四句写秦王的英武,歌颂他平定了战乱,使天下太平;第五句以下描写他通宵达旦饮酒作乐的豪华场面。全诗几乎每一句都出人意料,无论是现实的描写还是虚拟的想像,无论比喻、夸张还是白描,无论意象选择还是遣词用语,都与一般诗人不同,颇能体现李贺诗歌想像奇谲诡异的特点。

【赏析五】
此诗前四句写秦王的英武,歌颂他平定了战乱,使天下太平。第五句以下描写他通宵达旦饮酒作乐的豪华场面。但在这些描写里,作者是歌颂和神往呢?还是暗寓讽谏呢?前人看法不同。王琦注引姚经三语:“德宗性刚暴,好宴游,常幸鱼藻池,使宫人张水戏,彩服雕靡,丝竹间发,饮酒为乐,故以秦王追诮之。”王琦则信为德宗为雍王时,数平战乱,“祸乱既平,国家闲暇,暂与宫妃宴乐饮酒,亦事之常。长吉极意抒写,聊以纪一时之事,未必有意讥诮。”

谢选骏指出:我的看法与上述索解的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不同。我不认为“秦王”指的是唐德宗李适。因为,唐德宗李适哪有“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的全球胸襟呢。哪有“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的千古一帝、传之万世呢。哪有“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的南巡呢。哪有“黄鹅跌舞千年觥,仙人烛树蜡烟轻”的徐福求仙呢。这些,都是秦始皇的事迹。而且,习近平正是秦人,所以骑虎游极。

【露怯,北京方言,指“因为缺乏知识,言谈举止发生可笑的错误。】

谢选骏:黑格尔不知先秦,福泽谕吉不懂文明



《精英博览》2017-06-07 报道:

毋庸置疑,留学潮与移民潮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显著特征,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多少人为了拿到一张赴美签证不惜一切,从当初的考托福、GRE、祖孙恋的婚配,到后来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乃至假结婚、裸官、跨洋坐月子、飞机上生孩子,自20世纪末,逃离中国的大戏自打上演就从未停歇,而今更接近泄洪的状态了。
穷时,我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富时,为何也要迈出告别的脚步?这一切,仅仅是外部花花世界的诱惑所致,还是中国人的自身诉求出了问题?更可怕的是,难道,生我养我的热土,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坑我害我的恶土?
去年6月,我在温哥华偶遇一位推销信用卡的中年女士,温文尔雅的她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移民前在北京一家大型跨国企业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我问道:“这么多中国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和美国,您觉得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中国人的移民,是最准确、最客观的?” 她思忖一会说:“我不知道,您说呢?” 我说:“背井离乡!”她答:“您太悲观了!”
我不觉得我悲观,正如她觉得自己的移民不“悲观”。按理,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移民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与悲观、乐观并无关系;当然,更与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否爱国毫不相干,以客观立场看待这件事当然是应该的。但是,中国人的移民真的如“良禽择木而栖”那么简单吗?很多人会说,没错啊,我们就是为了更优质的生活、更安全的存在而出来的!这我信。但是,君不见,唐人街每逢重大节日的舞龙灯,透射出中国人骨子里割舍不掉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依赖;去教堂大肆领取赠品然后进行倒卖的行为,则露骨地说明,大多数身在海外的华人,灵魂依然活在中国的社会风俗中(尽管这只是我们的陋习之一)。身心之背离,难道算不得“背井离乡”吗?
因此,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是,留学潮、移民潮所折射出的深层社会问题。移民本身是非常正常的,跟闯关东并无二致,都是讨口饭吃的勾当,但大规模的移民,就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当最先富起来的中国精英阶层——非富即贵者——或举家投资移民,或倾尽财力送子女出国留学,甚至出现了众多“裸官”,任何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都算不得突兀:不说是盛世吗?你们在逃避什么?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这样一段话:“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我惊叹于黑格尔的深刻与犀利:内在精神的黑暗——这正是彼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那么,2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了吗?理性与自由的太阳,在中国人的心中升起了吗?
黑格尔之后100年,清末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真切地看到:“在中国,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
李提摩太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黑格尔完全一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相隔百年时空,为什么二者的思考如此惊人的一致?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题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的文章中写道:“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
甲午海战显然是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侵略者当然是野蛮的,但福泽谕吉的这种“文明对野蛮的侵略”论,中国思想界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吗?不得不遗憾地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福泽谕吉那并不深奥的启蒙思想,亦少有人能够达到福泽谕吉对人类文明的认识水平。
黑格尔在18世纪做出的论断,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入反思。黑格尔生于1770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黑格尔生活的年代,中国文化早已有了诸子百家的辉煌,但黑格尔居然无视孔子与诸子百家的存在,而做出上述论断,黑格尔会如此无知和肤浅?显然不会,其中的逻辑简单清晰:黑格尔在明知中国文化悠久与“灿烂”的情况下,依然对以诸子百家思想为底蕴的中国文化做出了全面否定!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对此极少进行思考和反思,是看不到、想不到,也有做不到。但这不说明中国人各个都无自知之明。一百年前的郑观应先生,就在彼时的“盛世”之下,深刻洞察到中国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写出警世之作《盛世危言》。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郑先生的远见卓识,不幸的是,一次次经历苦难的中国人,今天依然将郑先生的警世之书与深邃思想尘封于高阁,对西方学者与福泽谕吉的真知灼见,同样置若罔闻,导致今天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精英,有几人能理解其深刻含义?
正如黑格尔和李提摩太所指出,中国人始终没有认识到自身内在精神的黑暗和心智的极度扭曲,也因此,中国人里极少如有福泽谕吉那样深刻理解现代文明的真正含义。精神的黑暗与心智的扭曲,导致广泛的理性缺失与无序——严重的环境污染、难以忍受的交通拥堵、高不可攀的房价、大面积的权钱交易、日趋严重的贫富悬殊……一切生命中的沉重与艰难,正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与现代文明严重冲突的落后愚昧观念,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今天中国的现实与中国人的行为清楚表明,中国人的观念与中国社会均尚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中国人的内在精神,迄今依然是黑暗的。相当多的中国人,其心智的扭曲,更是日积月累,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一切的根源,便是所谓“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中的那些糟粕。
选择移民,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如果没有对腐朽文化的抛弃和否定,内心的黑暗,终归还要侵蚀掉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黑格尔如此总结人类的悲哀: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们从不接受历史教训。这句话,用在中华民族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谢选骏指出:普鲁士杂种黑格尔不知先秦,无论魏晋,因为他竟然敢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内在精神的黑暗”。显然,黑格尔不懂文明的周期现象,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像乾隆时代那么堕落的。如果按照他这样的观点,那么十八世纪屈服在土耳其人胯下的希腊人不也是一样可怜吗?愚昧的黑格尔哪里懂得,“人们从不接受历史教训”,就是因为他的“历史哲学”错了,就像他的“自然哲学”和“世界精神”一样,全是他自己想当然耳的东西。而且是完全错误的想当然。因为,黑格尔不知先秦,无论魏晋。他只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也就是“透过清朝看中国”。黑格尔只是“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却没有读懂一个中国字——黑格尔怎么可能正确理解中国呢?再看猪狗一样的福泽谕吉,竟说“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按照这样的动物主义,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审判了东京的战犯。因为日本鬼子失败了,只能沦为野蛮的东西。

谢选骏: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



《天堂里没有肝癌——悼念李柏光弟兄》(2018年2月28日 转载微信公众号“范学德”)报道:

导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昨天是礼拜天,从教堂回来后一直在忙,文章写到礼拜一凌晨四点才结束。睡觉前看朋友圈,一楞,说是李柏光因患末期肝癌,于2018年2月26日凌晨3点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骤然离世。

李柏光弟兄死得太突然了。2月11日他从参加美国总统早祷会后回来还没有事。他的表弟兼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刘培福接受海外电台采访时说,表哥身体一向没有甚么病痛,是挺健康的。……他之前没去医院检查过,所以不知道有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送到医院的,是这两天在医院检查才发现的(末期肝癌)。

但我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

四个小时后醒来,人又有点精神了。立即想起了李柏光,但怎么搜集印象,发现的依然还是,我没见过他一面,也没说过一句话。看来,我们只能在天堂上见面了,那时,没有苦难,也没有肝癌,上帝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仔细地看关于李柏光的文章,主要是三篇,一篇是——“李柏光信仰历程,“小驴磨坊”于2018年2月26日转载在“尥蹶子书斋”这个公众号上,这其实是李柏光弟兄自己写的见证。 另一篇是焦国标写的: “从属血气到属圣灵——李柏光律师的维权道路”,分上、下两篇。

最初打动我的是李柏光从小时家里就穷,他告诉焦国标说:“一年12个月只有两三个月能吃上米饭,其它时间就是以红薯充饥。至于吃肉,一年有两三顿已经很不错了。兄弟5个,大哥很早就出去当煤矿工了,在家的哥儿4个就住在关猪关牛的地方——下面是猪圈,上面搭上木板,4兄弟就睡在上面。冬天盖的是那种几块棉花拼凑起来的棉被,身子下面铺的是竹席。凉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这种困苦中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那时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苦了!”

这一切跟我的童年到青少年都很像。我们也是哥四个,也是没得吃。但我们比他们幸福的是,我们是挤在一铺热炕上。不过,东北的冬天外面也真没法子睡。

长话短说,他读大学了,湘潭大学哲学系。我也是哲学系毕业的,吉林大学。他大学毕业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博士生,但家里人并没有为此而高兴,反而是越来越不高兴,因为家里人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赶紧回乡政府当个干部,好给家里来点实实在在的物资帮助。

而他想的却是﹕要以自己的学识帮助中国最困难最没有关系的农民。办法就是﹕“送法下乡”。用另外的词,维护法律赋予国民的权利。

可他自己却陷入另外一种痛苦之中,那是心里没底。他说从19岁:“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民众拥戴他当皇帝,他都不愿当,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就回到自己的农场当平民百姓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把仁慈和宽容渗透在政治生活每个细节的美国总统林肯;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以受苦受难的勇气和耐心去消解暴行与仇恨,用行动去切断仇恨、恐惧与邪恶之间的衍生链条,并发出“要么去爱,要么受害”,最后把敌人转化成自己弟兄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上,无论是平民阶层还是统治阶层,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还一直产生不了具有上述精神品质的标杆性人物,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还一直在仇恨、恶毒、压制、蔑视生命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啊?”

这段见证文字非常精彩,我没有他想得那么早、那么多、那么深刻,但也从二十多岁一直想到了四十岁,直到来到美国后亲身进了教会才渐渐明白了。

从十九岁到三十岁(1998年),李柏光花了十一年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性答案。1998年7月,他应邀为一个朋友校对名为《亚洲的新路》一书,因此接触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基督徒、励志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的作品,在翻译和编辑校对《南特赐令废除后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一书(正式出版时他将书名改为《信仰的力量》)的过程中,他说:“看到胡格诺教徒面对残酷迫害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精神品质,我的灵魂受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啊!我多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的心也不断地为胡格诺教徒作为个体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而流血、而颤抖!”他终于找到了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真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自基督的仁爱是塑造近现代西方文明精神品质的真正的、唯一的源泉!”

《信仰的力量》一书里记述了四百多年前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故事!“书中描写了胡格诺教徒在火刑、车裂(五马分尸)、断头台砍头、流放服苦役等残酷的刑罚面前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慷慨、热情、乐观地赴死,有些男性胡格诺教徒甚至长年累月裸体被铁链捆绑在当时法国军舰的凳子上,白天划船,夜晚喝点海水和发霉的黑面包,然后就在凳子上过夜。他们中有的被捆绑几年,有的十几年,最长的达二十多年!每天,都有国王派来的天主教神父劝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改宗归信天主教,胡格诺教徒只要口头答应说改信天主教,他马上可以获得自由,回到家乡,回到妻儿子女的身边!然而,这些被捆绑的胡格诺教徒没有改宗归信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于是,1999年7月底,李柏光到海淀教堂买了一本《圣经》,并认真地开始阅读《圣经》,当他读完《四福音书》和《罗马书》后,他说:“神的福音使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个罪人,必须悔改,必须时时刻刻悔改。我认识到天父派他的独生子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的罪遭受刑罚,被钉十字架。神派无罪的独生子来为我这个有罪的人赎罪。我发自内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救主。”

就这样,李柏光在1999年信主了,但他说,这之后的六年,“我由于信心软弱,一直很少时间参加教会团契生活,也很少读经、祷告。以至后来信心越来越软弱,灵命越来越枯竭。感谢主,就在我的灵命就要枯竭的时刻,主引领我到主的肢体方舟教会,经过半年多的读经、祷告和教会生活,主重新赐给我强大的信心,让我彻底匍匐在主的脚下,使我的心彻底归向主的怀抱。”

这和一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很相似。

因此,直到2005年7月31号,李柏光才在怀柔的一个水库正式受洗。在受洗那一天,他宣读了自己的见证:“爱的见证——一个大陆律师信主的经过。”他后来补充说:“2005年7月30日,我在受洗的河边站立宣读这份见证。就在我宣读了不到三分钟后,我突然感到身体遭受了电击似的,我的身体,特别是我的四肢开始震颤和麻醉起来。随着我宣读的继续,我四肢的震颤和麻醉也越来越厉害。当时我周围没有丝毫的风,可在场的弟兄姊妹事后告诉我,他们看见我的裤管晃得很厉害,好像有一股风在吹拂我的裤子。最后,在宣读快要结束前,我四肢,特别是手的震颤和麻醉达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我的喉咙差点冒烟,我差点站立不住而倒下,幸亏在场的北村弟兄迅速走上前去递给我一杯水,我一口而尽!宣读结束,我回到座位,我的手还是在继续麻醉状态下震颤了十多分钟才平静下来。感谢主,这是神的灵大大充满了我身体的又一见证!感谢主!在场驻足聆听的两个游人[从事电视和营销工作的]也被这份见证感动了,向我索要这份见证稿并产生了信主的冲动。”

一年后,2006年5月11日,他同余杰、王怡一道,在美国白宫受到了布什总统的接见。他同布什的有段对话特有趣,布什总统问他:“家里人知道你所做的工作后,会担心吗?”李柏光回答:“那当然,肯定会担心。但我从来不告诉家人我所做的事情。”

当年我看到这句话就笑了。因为我回国时也从来不告诉家里我去哪里了,干什么了?以至于侄儿侄女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像风一样的男人。”我则回答:“是疯了!”

李柏光在那次会面中最后以一位美国朋友的话作为他的结束语:“很少有人能够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这些年来,李柏光就是这样尽我所能地努力。但他人不一样了,对自己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说:“为什么我们追求自由、民主总不见效果呢?我们到处去为这些农民维权,可为什么公平、正义很难实现呢?通过《圣经》我找到了答案。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很多做法和选择的道路可能是没有按照上帝所教导的方式去行,而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

他跟焦国标讲了一个故事,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

看到这个故事和总结我苦笑,岂止是村民,看看城里这些年,相当的一些人不都是这样吗?

李柏光说:“虽然现在我维权的内容没有变,可是方法上比以前更加低调、更加温和,也不再轻易写文章攻击、谩骂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也在更大程度上容纳我了。他们觉得我信耶稣之后变化很大,不像过去那么激进,总想推翻他们。我现在只想把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为那些被损害者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我说我现在就是一只蚂蚁,今天背一块砖,明天背一片瓦——这一块砖一块瓦就是每一个个案,在办理的一个个具体案子中脚踏实地建立中国的法治框架。我这么讲,国保很高兴,说:你这样做我们就能够接受。我说我信耶稣之后基本上就不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完全是立足于现有法律,努力解决问题。我说我要把你们自己颁布的法律中开列给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落实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

李柏光与同是基督徒的徐寒梅结为夫妻,有一子,今年八岁,名清心。看到这孩子的名字:我知道这出于圣经耶稣所讲的“八福”之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李柏光就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他已经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

2018.2.26下午3:20完成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云南的一个农民被打死,李柏光等去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跑了三趟云南,官司打赢了,帮他们拿回来240万。按照口头协议,他们应该给我们20%的律师代理费。可是农民拿到赔偿金后就完全反悔了,一分钱都不给,手机、电话全部停机,我们再也联系不到他们。那个地方在云南边境很偏僻的山区,路太远。算了,我们也没再去要(代理费)。”从这一类的案件中李柏光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不利时就不讲。除非有枪杆子顶在他们的脊梁骨上。中国人民为何无法享有法治?因为他们是暴君或曰“权威人格”的土壤。

谢选骏: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



《张又普:进化不是随机过程》(2018年3月1日 转载华夏文摘)说:

神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说,并且必将与人类共存。随着自然科学的产生,越来越多的神秘现象,如刮风下雨,得到了合理的解答,很多神学问题就转换成了科学问题。最近且最有名的问题就是地球是否是宇宙中心的问题,500年前,这是神学与科学斗争的焦点。神学家们曾经为此把天文学家布鲁诺处死,以示神学的伟大、光荣、正确。而在今天,所有的神学家和宗教派别都承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科学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近年来,神学与自然科学斗争的焦点转到了进化论。神学家们指出,进化过程是一个随机过程,每繁殖一代,都会产生随机的变异,而有益的变异少之又少,繁殖代数充分多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概率充分小的事件,而小概率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因此,人类的产生必定是由某种充满智慧的超自然神灵所创造。本文想用神学家们常用的语言来说明一个科学论点:进化过程不是随机过程,它的确是在一个充满智慧的力量的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的变化过程,神学家们的论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首先请允许我讲一个轮船航行的例子。

有一艘轮船要从上海开往旧金山,两地之间存在着一条理想的大圆弧线。船上有一位充满智慧的船长,他知道这条理想曲线,并希望他的轮船能沿着这条理想曲线航行。然而实际航行时,由于狂风巨浪等不可预知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轮船航行的方向是一个随机函数,不知不觉当中,轮船就偏离了理想航线。当偏离大到一定程度时,智慧的船长可以观测到这种偏离,并且采取行动订正航向,使轮船返回到理想曲线处。这种偏离和订正的过程反复循环,使轮船沿着一条锯齿般的路线,弯弯曲曲地前进。当轮船到达旧金山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轮船的航行轨迹。如果我们只观察一公里左右的距离的话,可以肯定地说,航向是一个随机函数。如果我们观察一百公里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轮船基本上是沿着理想曲线航行的,只是左右略有偏差。如果我们观察一万公里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漫长的距离相比,这些微小的偏差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忽略的,轮船是一直在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着的。在这里,智慧的船长其实并没有干什么智慧的工作,他只干了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是观测轮船的偏离,二是订正轮船的航向。

下面开始讨论进化过程。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最早期的简单生命,到今日五彩缤纷的生命世界,其间存在着一条理想的进化曲线,一位充满智慧的船长知道这条曲线,他希望他的轮船能沿着这条理想曲线进化。生命的基本特点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繁殖出新的一代,而新一代与母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基本上是随机的,并且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当变异和偏差大到一定程度时,智慧的船长就能观测到这种偏差,然后采取行动订正偏差,使进化过程回到理想曲线处。这种偏离和订正的过程反复循环,使进化沿着一条锯齿般的路线,弯弯曲曲地前进。当我们到达今日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进化的航行轨迹。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两代的变异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进化方向是一个随机函数。如果我们观察一百万年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进化基本上是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的,只是左右略有偏差。如果我们观察35亿年的距离的话,我们会发现,与漫长的距离相比,微小的偏差是微不足道和可以忽略的,进化一直是在沿着理想曲线前进着的。在这里,智慧的船长其实并没有干什么智慧的工作,他只干了两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是观测进化方向的偏离,二是订正进化的方向。

现在我们要问,这位充满智慧的指导生命进化的船长是谁?答曰,他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神人或超自然的神灵,而是一条顺应环境的自然规律。当生物有害的变异大到一定程度时,那些生物个体就无法顺应环境继续生存下去,它们就会被大自然所灭绝,而只留下那些顺应环境的有益变异,使其可以继续繁殖后代,沿着理想的进化曲线继续前进。这个过程就是观测偏离和订正航向的过程,每繁殖一代都要进行一次,接受大自然的选择,其实控制非常简单,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自然规律是物理学的公理,它遍布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指导着整个宇宙有条不紊地进化,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可以被观测到,可以被我们利用,然而却不可能被修改。复杂的进化过程就是在它的具体指导之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有智慧地进行的,不是随机过程。自然规律有智慧吗?那要看你观察多长时间,如果只观察一两代,没有智慧,如果观察35亿年,那它充满了智慧,它指导着地球上的生物,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出发,构建出了极为复杂的人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自然规律这一伟大的造物主和超智慧的神灵吧。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解释什么是“自然规律”——因为它不知道自然规律是谁创造的。这样一来,“自然规律”就还是神秘的,和“神灵”没有区别了。其实作者还是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那就是不说不可知的东西。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人类天生就对不可知的东西好奇,天生想对不可知的东西发言并结论,这就是神学的起源。哪怕这人是一位“科学家”。

谢选骏:21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个诅咒



《要做21世纪的毛泽东,还有两大派系阻力》(2018年2月27日 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时政评论人以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的作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会进一步实行思想的箝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将会越来越收紧。

中共中央即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其中提出要废除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拥有40年研究中国经验的政治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接受专访,剖析修宪取消任期限制,让习近平2023年后继续任国家主席;源于习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帝皇思想浓厚,希望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林又分析自习近平上台开始,已经部署中央集权的道路、要作“中国式的普京”。林又预计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后,习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会进一步实行思想的箝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将会越来越收紧。

记者:为什么中共中央会在即将举行的人大提出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的建议?

林和立:事实上习近平他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从政开始,他就希望成为21世纪的毛泽东,个人帝皇思想浓厚,他希望权力可以千秋万世。过去五、六年,习近平的中央集权可说非常成功的,在党的领导层成立了许多新的领导小组、如改革经营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十九大之后,习??功地把自己心腹及爱将,主要是在福建及浙江工作时的亲信、亦包括解放军的人马安放在党政军的高位。目前尽管他的政治敌人也不少,例如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或以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然而,习已经成功地把权力转移到自己为首的习近平帮派。因此相信他认为时机成熟,所以进一步修改党章及宪法,来巩固他的长治久安的地位。

照目前来看,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后,毫无疑问,本来他当国家主席的任期由2013年至2023年,看来他似乎最少会多做一至两届。换句话说,他合共会当国家主席10年至20年。同一个逻辑显示,他担任含金量最高的位置,即党的总书记和党的军委主席,也是不会甘于担两任便退休,所以他至少会担任至党的21届大会,即2027年。假设他健康的话,他甚至会当总书记及军委主席至2032年。

记者:你认为习近平是否一开始便积极部署这个长治久安的方向?

林和立:其实在2007年召开的17大,习近平意外地击败了劲敌即胡锦涛系李克强,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李克强只得到总理“安慰奖”。2007那年,习做了六个月上海书记晋身排名第六名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已经部署中央集权的道路,部署高度集权于一人的政治同谋。当然,他在十九大时候已经修改了党章、把习近平思想放在党章内;而即将在3月5日举行的人大也会修改国家宪法,把习近平思想放在国家宪法之内。当然,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他是不需要向人民解释的。但是,根据亲政府的知识分子解释说,习近平在18大2012年上台之后,引进了一些新的思维、定调了一些跨时代的大方案: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在十九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庞大计划是要横跨二三十年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达标年是2049年或2052年,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所以他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他倡导的新政策需要他在未来继续亲自督导的。

而习近平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帝皇式领导,他应该是充分相信,中国缺了他是不行的,即是中国需要一个这么有远见、有能力的人,类似中国封建时代帝皇人物才可以达到一些如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宏图或大政策。所以无论在公开场面或心底里,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可以作一个“中国式的普京”,在他执政的年代,起码他主观愿望是可以与普京总统媲美的。

记者:你认为这个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建议,习近平是否已经胜券在握,还是会受到很多阻力?

其实在几个星期前,中共中央召开的二中全会第二次中央全体委员会会议时,主要的主题是讨论这个修改的宪法,当时对于是否取消主席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是有争议的,所以二中全会结束时新闻稿并没有提出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能的解释是二中全会在国家主席任期方面是有争论的,并设有达到共识。但是二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大权在握,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克服了一些阻力,在今天二中全会后几过星期才宣告这个举世瞩目的新举动。

记者: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一方面?

我们不要忘记,习近平权力的积累,包括习近平帮派在党政军占据重要位置,只不过是4、5年间的事,直至到十八大开会的时候,党外两股最大的势力,以前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及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习近平上台后,把这两股势力打散了,目前上海帮及共青团都是靠边站的,然而,这班和习近平矛盾比较深的所谓反对派仍然建在的,虽然目前他们因惧怕习近平强大力量而不敢公开反对或挑战习的决定。

习目前大权在握,若回复毛泽东时代的执政基制,即是一言堂治国,一个人在政治、经济、外交说了算。这个政治体制模式是非常危险的,例如在毛泽东时代,毛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一个天才,但正正因为没有制衡,在1949年上台之后屡次犯了滔天大祸,包括三年饥荒,全中国起码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所以没有制衡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目前习近平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蹈覆彻的危险,他可能心里认为自己是“21世纪的毛泽东”,作出的重大决策亦是他一个人负责,而就是他的心腹、非常信任的智囊也只会向他说一些他喜欢听的说话,绝对不会挑战他的权威。

这种统治决策非常危险,等于恢复毛泽东时代。将来偌若习无论在经济上内政或外交上犯了重大错误时,他的党外敌人如现在几近消声匿迹的上海帮,可能会利用机会去挑战他,甚至粉碎习近平的权力。因为他犯了重大错误,他一定要付最大责任,可能被迫宫或甚至下台的。

记者: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是否会获得通过?是否会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林和立:当然国家宪法修定议案毫无疑问是会在三月的人大通过的,因为人大是一个投票机器。我相信,97%、98%甚至99%的人大代表都会举手通过的。但是全中国,尤其是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甚至企业家,他们都应该会认为,于21世纪2018年推行封建复辟行动、恢复毛泽东基制是一个大倒退。当然目前没有人走出来公开反对,但实际上知识水平较高的、认识西方世界或曾经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对这个大倒退,相信反对的人数是不少。然而,表面上习近平大权在握,所以在公开媒体上不会听到明显的反对声音。

记者:你认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会对习近平执政中国的政策有什么影响?

林和立:当然习近平作为21世纪的“帝皇”,为了继续巩固权力,他一定会实行一些思想的箝制,无论中小学,对于年轻一代,灌输个人崇拜的思想,一些所谓奴化的思想;而公民社会??,包括宗教、维权律师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相信他们会受到非常严苛的打击。其实打压及噤声的运动早在习执政没多久已经开始了,如2014年在浙江把千余所敎堂强烈破坏、2015年发生维权律师大搜捕;以及最近大这几年大规模的大学讲师敎授,只要他们思想上支持西方改革或稍为同情西方制度的,便受到开除或甚至逮捕。因此,这种类似警察国家的制度会越来越收得紧,在可见将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自由度是会越收越紧。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21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个诅咒?因为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处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主角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又通过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也即拿破仑三世。但是,这位皇帝的结局有点可悲可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不懂军事的“21世纪的拿破仑”御驾亲征,并亲自指挥作战,结果屡战屡败,自己被敌军活捉了去,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虽然借用老拿破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像一个初学外语的人那样“勉强模仿”着拿破仑,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幅“拿破仑的漫画”。所以,波拿巴特·拿破仑在历史上演出的是正剧或悲剧,而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却是喜剧、笑剧,甚至闹剧。现在,德国之声称呼习近平为“21世纪的毛泽东”,除了诅咒之外,还有什么意思?作为战胜了拿破仑三世的德国人,自然深知其中之味——看来,德国真的巴不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蹈法兰西帝国的覆辙。

谢选骏:日本不会退出精品行列的



《“日本制造”为何走下神坛?》(2018年2月8日 转载华尔街日报)报道:

日本在二战后打造的制造业模式帮助该国经济成功转型,被全世界的企业奉为教科书式的典范。日本品牌也成为“优质”的代名词。然而随着高田、神户制钢、日产汽车等一众名企接连曝出质量丑闻,曾经被竞相效仿的“日本模式”如今黯然失色。

在日产汽车去年爆出质检丑闻后,该公司首席执行长Hiroto Saikawa在11月份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鞠躬。 图片来源: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精湛的制造工艺和生产效率曾帮助日本经济在战后成功转型,不仅颠覆了全球商业行为,各种大谈日本制造业的管理手册和经商宝典也应运而生。然而现在,曾经的典范正在崩塌。

最近几个月,神户制钢所(Kobe Steel Ltd.)、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和斯巴鲁(Subaru Corp.)均承认存在质检造假行为,不过也都表示没有出现过安全问题。去年高田(Takata Corp.)宣布破产,此前该公司承认在美国供应了超过5,000万个存在缺陷的汽车安全气囊。三菱汽车(Mitsubishi Motors Co.)则承认瞒报汽车隐患并篡改燃油经济数据。

去年9月份,全球第五大汽车企业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披露,其日本工厂让无资质人员对出厂前部分新车进行最后的质量检查,这个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存在。日产汽车称,遇到审计时,领班通常会让培训生佩戴持证检查人员的工作徽章。

一名熟悉流程的知情人士称,新车的质检结果被记录在纸上、然后装订起来保存在文件夹中,所以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辆汽车涉及质检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日产汽车在日本召回了120万辆汽车,几乎相当于截至2017年9月份的三年里生产的所有汽车。日产汽车表示,从未在安全问题上妥协。

公司行为失当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日本的公司丑闻破坏的是该国产品畅销不衰的核心秘籍,以及支撑日本自我定位的根基。日本品牌曾是优质的代名词,在很多质量调查中得分很高,但在过去两年J.D. Power的《Initial Quality Study》被美国汽车制造商超过,其它产品制造商也在赶超日本。

这些丑闻有可能加剧日本制造商品全球市场份额的流失,为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再添动能。日本的管理和制造理论的影响力在全球数一数二,然而也因为日本公司的丑闻而受到质疑。

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社长Akira Takeuchi(左三)在去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鞠躬。该公司此前承认一家附属公司篡改了质量数据。 图片来源:AKIO KON/BLOOMBERG NEWS

被《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刊物称赞的日本模式主要依赖kaizen法(意为持续改善),在实践中即为取消不必要的活动,降低过剩库存,发生问题时利用团队精神解决问题。

日本模式把日常经营管理和创新的巨大责任放在车间现场的生产线工人身上。这些工人被很多日本人视为匠人,传统上享有终身铁饭碗,作为回报,工人对企业目标全力以赴。

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无论何时发现严重问题,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的工人都有权拉动警报停止生产线运行。车间螺丝或工具乱放被认为是重大违纪,必须纠正。

当前的问题在于,工厂技术工人终身雇用制成了许多日本公司负担不起的奢侈品。据了解情况的管理顾问和公司律师称,过分放权给生产线工人不仅让公司容易出现欺骗和偷工减料的现象,也让高管有了推卸责任的藉口。

东京律师Hideaki Kubori的专长是处理公司丑闻,他说,现场(genba)已经沦陷,由于公司失去了对现场的掌控,日本产业已经陷入某种危机之中。

总部位于大阪附近的神户制钢所生产用于火车、汽车和火箭的高端钢制品。该公司近期承认伪造了质量认证文件,事件涉及为500多个客户提供的数十万件产品。

据去年10月份完成的内部报告显示,为了保持盈利水平,该公司要求生产线工人超时工作,高管也不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

24岁的Takashi Ueda在神户制钢所一家分包公司工作,负责对用于汽车发动机弹簧的金属线进行最终质检,他称,上述问题在旺季更加严重。他说,在交货压力大的时候,尽管他指出有些产品可能无法满足质量要求,但神户制钢所员工还是批准发货。他说,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为快速交货牺牲质量。

神户制钢首席执行长Hiroya Kawasaki在去年10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鞠躬。一位在神户制钢供职30年的员工称,车间的压力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开始加大的。该员工既担任过该公司工厂的经理,也在该公司总部工作过。他表示,质检员成为首批被裁员的对象之一,因为他们似乎不像生产线工人那么忙碌。这位员工称,生产线工人被要求自己检查质量,而在公司暂停招聘后,一些质检工作被外包。他说,参与数据造假的工人感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生产,而一些有紧急订单的客户有时也会接受未达到技术指标的产品。

神户制钢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管理层对实现利润的要求以及赶工期的压力是造成不当行为的根本原因之一。该公司称已委托第三方展开一项独立调查,以便为该公司提供改革建议。

神户制钢在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承认,导致这场丑闻的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工厂工人经常在没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士参与的情况下自己处理问题。而公司的管理人士则否认在问题曝光之前知情。

神户制钢首席执行长Hiroya Kawasaki在去年10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问题的普遍性超出了他的想象。

神户制钢去年12月21日将三位业务部门主管降职,称他们早在2009年就察觉到数据造假。神户制钢称,多数已发货产品尚未发现安全问题,但仍在调查。

斯巴鲁让无资质人员对在本土销售的车辆进行出厂前最后的质量检查。日本仍是制造业大国。据联合国数据,日本制造业产值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但高于德国。

日本每年出口价值约7,0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机械、汽车和零部件,例如iPhone的屏幕和存储芯片,以及为波音公司(Boeing Co.)制造的飞机机身。日资工厂在美国也是一股制造业力量,这些工厂在肯塔基州、得州及其他地方为日产和丰田品牌制造产品。

支撑日本工业的力量源泉是二战后打造的一种制造模式,当时日本企业设法通过提高面向全球客户的产品质量而崛起。日本企业高管采用美国管理大师Edwards Deming的理论来提高产品质量,Deming建议企业通过让车间工人时刻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来提高产品质量。这种办法与日本人勤奋工作和注意细节的职业精神十分契合,得到广泛采用。

1980年丰田时任董事长Shoichiro Toyoda称,他没有哪一天不在思考Deming建议的含义,Deming的建议是丰田管理的核心。

从1950年到1990年,日本的出口价值增长逾130倍,如此巨大的成功令美国公司艳羡。

围绕日本公司如何智胜美国对手所进行的各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禅宗佛教、武术以及日本推崇共识的文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 F)等美国公司曾试图复制日本模式的某些方面,比如强调压低存货水平以控制成本。但日本模式也不乏缺陷。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1981年刊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专栏中写道,日本公司的高管在运营事务上投入的时间甚少,他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管理与客户、银行家还有政府官员的关系上。

时至今日,也鲜有日本制造业高管接受过正式的管理培训,他们出身一线,严重依赖工人来解决一线车间的问题。东京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管理学教授Atsushi Osanai表示,制造方面的问题很少会上升到管理层层面解决。

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已经吞噬了日本在船舶和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市场份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日圆走强也减少了出口产品的收入。

日本制造商开始用临时工替代正式的一线员工。正式员工有带薪假期和退休金等福利,但临时工不会像正式员工那样为了企业的长期成功而努力。松下电器产业公司(Panasonic Co., PC)表示,目前家电部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一线员工为正式员工,希望这一趋势能够逆转,否则可能有损其长期业务前景。

旭硝子公司(Asahi Glass Co.)首席执行长Takuya Shimamura曾表示,过去10年间,该公司每年都会进行一项调查,询问员工是否会按照其负责人的指示帮助掩盖产品缺陷。他称,给出肯定答案的员工数量之多令人意外。Shimamura表示,减少招聘终身雇员的代价正在显现,并称他会定期视察该公司的工厂,要求雇员遵循正确流程。在Shimamura作出这一表态数周之后,旭硝子宣布旗下一家子公司在未进行必要检测的情况下,为一种玻璃管提供质保证书。该公司为此致歉,并表示将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一些业务被海外对手抢占,一些日本制造商转向了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塑料、化学及其他工业产品生产商Toray Industries Inc.的利润创下纪录水平,得益于其高端产品,包括用于汽车轮胎的纤维制品等。

东京附近的文教大学(Bunkyo University)日本制造业专家Hiroshi Osada表示,对于这些特殊产品的需求使得车间一线工人面临压力,需要加速创新并提高质量控制。

去年11月底,东丽集团(Toray)称旗下一家子公司修改了用于汽车轮胎的纤维还有其他产品的出货质检数据,修改数据的做法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该公司称其做法并不违背任何法律,也不会引发安全问题。该公司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评论。

此前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一家子公司发生超过15年修改某些产品检测数据的事件,该公司在后来发布的报告中称,当时员工难以满足公司为汽车电子系统新产品定下的质量标准。这份报告称,由于开展不切实际的业务,致使许多产品在质量上无法达标,这或许是本次事件中不当行为的根源。该公司不予进一步置评。

Nicholas Benes是日本董事培训学院(Board Director Training Institute of Japan)的联席负责人,曾协助撰写日本的公司治理章程,他认为,全盘否定日本的制造业模式并非解决之道。他说,办法在于加强公司治理,包括规定业务部门负责人必须为丑闻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在承认质量检查作假时,日本企业管理人士一再声称不知情。斯巴鲁管理人士和工厂经理表示,他们不知道工人此前创建了一套针对质检人员的非正式训练体系,其中包括有意将有缺陷的汽车放入生产线来考验新手能否发现问题。

企业律师们表示,一项2004年制定的举报人保护法律确保让所有举报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人得到保护,但该法律的成效有限。日本的车间文化强调在员工团队内部应对问题,而不是将问题上报。

一位已在神户制钢供职数十年的72岁员工称,这就像与其他人一道闯红灯并不感到难堪一样。

日本2015年制定的首部公司治理法要求,在日本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至少需有两名外部董事。大部分公司都遵守了这一规定。该法规定外部董事须满足东京证券交易所关于外部董事独立性的规定,但在一些情况下,新任命的外部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关联。

一些研究日本工业的专家把该国近期的系列丑闻视为一个积极迹象,因为这意味着问题正在浮现和得到解决。另一些人士指出,日本的一些质量标准也许高得不切实际。早稻田大学教授Osanai称,制造企业的员工自信公司产品足够优质,他们也许觉得让一些没有完全达到技术规格的产品发给客户没有问题。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会长Sadayuki Sakakibara曾敦促企业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但在东丽集团最近自曝质量造假丑闻后,Sakakibara道了歉。Sakakibara在东丽集团披露的造假问题发生期间担任该公司总裁。他表示自己当时不知道工厂车间里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日本制造”必须走下神坛,因为它本来就不在那个上面。但是日本不会退出精品行列的。因为这个民族很踏实,小孩从小自己背书包,不会耍赖要大人抱,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垮掉的。中国人只要学了日本人的一半,中国就将是两个美国那么强大,就将真正“无敌于全球”了。但是我悲哀地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就会羡慕嫉妒恨,进而自相残杀,这样的行为是天理不容的。但是话说回来,也许正是因为中国的生存环境如此残酷,迫使中国人不断逃亡,所以中国都在亡国期间反而得到了扩张的机会。盛世只会让中国人腐化堕落。这就是“黄河心理”的奇妙作用。中国的黄河心理、延安精神,一种典型的受虐狂。

谢选骏:皇帝制度的弊端及其不能匹配现代文明



《你们还在等什么!此时不反更待何时?》(2018年2月27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条新闻一发布,举世哗然。论者纷纷对中共当局的这一倒行逆施大张挞伐,指出此举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终结,意味着毛时代极权政治的回归,比当年袁世凯称帝还丑恶,是没有帝制之名的帝制复辟。这些批评都很正确。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要建立的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独裁,是共产专制特有的独裁,是比传统的帝制更坏的独裁,是最坏的一种独裁。

第一、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在理论上就是独裁的。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第二、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因为伟大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这就是说,伟大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伟大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而为了维护永远正确的谎言,伟大领袖必须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因而必然会犯更大的错误。

第三、传统的帝制是终身制,皇帝一辈子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却不然。认真说来,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终身制。所谓终身制,是指从制度上明文规定终身执掌最高权力,不需要定期改选。伟大领袖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在名义上在形式上还是要定期改选的。皇帝从不担心自己被别人改选掉,伟大领袖却不能不时时担心被别人选下台,因此伟大领袖必然比皇帝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害贤,更热衷于不断地搞清洗。

第四、最高权力的继承,制度化的方式无非两种:要么选举,要么世袭。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制,既不要真选举,又不敢明码实价地搞世袭,因此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因此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必定少不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少不了血雨腥风。

第五、传统的君主,由于有神话有传统做支撑,故而其地位相当稳定,其权力可以弱化乃至虚化,传统的君主制可以转化为君主立宪。历史上不乏先例。共产党伟大领袖的独裁却必须实权在握,不能成为虚君,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比其他专制制度都更难走上宪政之路。

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实行无限期个人独裁,给全国人民、也给中共自己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才有了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限制的这点小小的、效果很有限的改革。如今的习近平硬是要在惨痛教训血迹未干的情况下,连这点小改革都抛弃,全面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制,因此它势必比先前的毛泽东独裁更无耻更骄横,更蔑视民意更蔑视普世价值,因此更具危害性。而习近平的独裁又是建立在经由四十年改革而拥有了远比毛时代更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

有人说,如今中国的事,只有坏透了才会好转。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所谓物极必反,所谓否极泰来,都离不开人们的抗争,等是等不来的。我们需要的是抗争,而不是等待。

谢选骏指出:虽然上文说了皇帝制度很多好话,但我知道皇帝制度的弊端——它远远不如先秦的天子文明,所以必然不能适应现代文明。不仅清朝如此,明朝也失去了吸收欧洲文明、像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样及早变法图强的可能。这都是由于皇帝制度不及天子文明,相比之下,日本反而比较贴近先秦的天子文明,所以能够变法成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早在1988年,我就在《光明日报》上呼吁,要“回归祖辈的文化”,而与父辈传统进行切割。未来的中国,所实行的制度,既非传统帝制(明清帝国),也非共产专制(国共两党),更非西方民主(民国初年),而是一种综合上述几种的混合性制度。但其精神趋势,则是基督教化。因为共产专制和西方民主,都与基督教化脱不了干系。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回归祖辈的天子文明,就可以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了。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