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东欧成功了

《上海大学教授认为 中国改革早就失败了》（2018-08-04  中央社）报道：

上海学者朱学勤4日在台北表示，胡鞍钢现象说明中国的改革出了问题。

北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长胡鞍钢吹捧式的学术报告惹众怒，校友最近联名要求清大开除他。学者朱学勤今天说，胡鞍钢现象说明中国的改革出了大问题，是大陆社会逆向淘汰的象征。

朱学勤在中国思想界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下午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发表演讲，解析具”红二代”背景的中国领导人。

有听众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提到了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胡鞍钢事件。朱学勤认为，胡鞍钢现象并非他个人的问题。朱学勤感叹：“改革到了第40年的时候，居然还出现胡鞍钢这样的人，我觉得胡鞍钢这样的人比文革第10年的时候四人帮的那些御用班子、御用文人更加丑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宣传高调。但朱学勤说，胡鞍钢事件“说明我们的改革出大问题了，我们的改革根本不是像他们宣传的那样烈火朝天”。
这名知名学者进一步表示，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早就失败、早就结束了，在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随着1989年的枪声震响”，中国的改革就结束了，此后30年是一个盗用改革名义的30年。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其实并不改革、但沿用改革年号的时代”，人们的时间都是用了“二手货”，叫做“二手时间”，而在二手时间持续了30年后的今天，“才会出现胡鞍钢这样的败类”。
朱学勤认为，胡鞍钢事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逆向淘汰的象征，“什么样的人在大学，什么样的人在掘取国家资源做那些假象，就是胡鞍钢，他再好不过的说明，这30年来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65岁的胡鞍钢现任北京清大国情研究院院长。他最知名的事蹟是在2017年提出中国在整体上、尤其是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
此外，他也曾在2013年赞扬中共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制”，远胜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
中美爆发贸易争端和中兴公司一度遭美制裁等事件，让大陆社会逐渐体会中美两国国力的差距，许多大陆网民开始找出胡鞍钢先前吹捧式的“学术研究报告”，并大加嘲讽。
大陆网上近日更流传据指已有上千清华校友联署的呼吁，要求清大开除用纳税人钱做出违背常识“研究结论”、“堪称误国误民”的胡鞍钢。

谢选骏指出：上海大学教授说的不错，只是他的眼光还是局限在中国大陆内部进程而言，如果放眼世界的话，中国的改革虽然因为六四屠杀而失败了，但却也因此大大推动了东欧和苏联的改革过程，因此可以说，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后在东欧和苏联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此外，上海大学教授也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敢说——胡鞍钢的胡说八道，正是由于他想掩盖当年大拍前朝“九常委”的马屁，而今却等于拍在了今朝的马腿上！为了自保，胡鞍钢不得不趴在地上自辱，装疯卖傻地跪求饶命，其情也算可怜。大家就放他一马吧。

谢选骏： 满鞑人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

《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4月26日）报道：

史实俱在不可欺——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李亚杰）中国国家档案局２４日公布了１０件涉藏历史档案。就此，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２５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他表示，这些历史档案和史实都充分证明，数百年来，西藏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并且只有在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后才具有政治和法律地位。
“达赖喇嘛”一名，始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在传教期间，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边。俺答汗尊称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是“嘉措”这一名字的对译，在蒙语中又有“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大师”的意思。所以，达赖喇嘛既有“嘉措大师”之本意，又有学问渊博如海的大法师之喻意。
“不过这时，这一称号还只是私人间的尊称，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杨冬权说。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８７年）十月丁卯日，“番僧答赖（今译达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国书。”
“可见，明王朝正式对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杨冬权说。
索南嘉措得此称号后，格鲁派上层僧侣把他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根敦珠巴追认为第一世，把根敦珠巴的继任者根敦嘉措追认为第二世。万历二十年（公元１５９２年），明王朝又降旨把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让云丹嘉措继承，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
“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朝中央政府对三世、四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档案原件现在没能保存下来。从五世达赖喇嘛起，中央政府敕谕、认定、册封达赖喇嘛的档案现都有所保存。”杨冬权说，“现在我们选出的几件历史档案，足以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册封、认定的。”
据介绍，目前这些珍贵的档案原件多数收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其中包括——
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顺治皇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雍正皇帝封赏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雍正皇帝颁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乾隆皇帝颁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玉册；
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嘉庆皇帝封赏九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２３年）道光皇帝封赏十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皇帝册封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金册；
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光绪五年（公元１８７９年）光绪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
清王朝建立后，清廷派遣喇嘛去拉萨延请达赖喇嘛赴京。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公元１６５２年）十二月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多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不久，又用金册、金印，正式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
“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和法律效力。”杨冬权说，“这次我们公布的档案中就有，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六月顺治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六月十日，雍正皇帝下旨，把康熙皇帝册封的“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改封尊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这次公布的有雍正当时封赏的敕谕。从谕旨中“喇嘛尔受皇考之仁恩，令尔弘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安居，封为‘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送往本地坐床”的话来看，这位达赖喇嘛是由清中央政府官员主持坐床典礼、正式加以认定的。“这证明，至少从他开始，达赖喇嘛已开始由中央官员主持坐床、予以认定了。”杨冬权说。
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七月，嘉庆皇帝在接到第九世达赖喇嘛于坐床后奏进的谢恩表后给他封赏的敕谕。这位达赖喇嘛因特别灵异而经中央驻藏官员及西藏僧俗官员联合奏请，由皇帝特准免予“掣签”而认定。
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十月，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敕谕。之前，清廷驻藏大臣已经在布达拉宫的金瓶中掣签认定了该灵童，但须待坐床仪式举行后，才能正式称为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这件档案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认定达赖喇嘛的前后过程。”
这次国家档案局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第二年二月，在吴忠信主持认定后经中央政府任命，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和档案清楚地告诉人们，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反对中央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历代中央政府的意愿，也违背了历世达赖喇嘛的意愿。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弄明白的是，虽然明清都对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但是清朝显然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清朝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呢？我认为，一是出于笼络蒙古各部的需要，二是满清比明朝更喜欢喇嘛教，因为喇嘛教源于萨满教，和满洲人的习俗比较接近。换言之，明朝笼络喇嘛教纯属政治目的，而清朝笼络喇嘛教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有宗教偏向。正是基于这种区别，清朝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同时也通过喇嘛教，增强一下满鞑子（满鞑人、满大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网文《mandarin是指滿大人？完全沒有關係！》（2014-09-09 羊城網）报道：

先說結論：Mandarin這個英文單詞最早是從葡萄牙文（Mandarim）一詞發展而來的。而Mandarim是從葡萄牙文的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Mandarin來源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滿族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某些人關於Mandarin是英語從「滿大人」甚至「滿韃音」音譯來的說法是毫無理由，也完全沒有根據的。

筆者近期見到一考訂「Mandarim」源流文 。閱後發覺，這是一個西方學界早有定論的議題。19世紀末已解決的問題，百年後重提，而且對國際學界的以往研究似乎懵然無知，以為新見，著實令人驚詫。爰作此篇，以就正之。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譯本的一些問題考辯》一文認為「曼達林（mandarin）的源流」如下：

「……今查《全集》說：政府的官員，以及武官，中國人稱之為‘官府’，意思是主事者；為了表示尊敬，便稱之為‘老爺’或‘老爹’。西方人所用的名稱mandarino，是從葡萄牙文之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札記》則說：‘所有的軍職或文職大臣都稱官府（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雖然他們的尊稱或非官方稱呼是老爺（Lau－ye或Lau－sie），意思是指主人或父親。葡萄牙人稱中國官員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現在歐洲都知道中國官吏的這個頭銜。’ 由此可知，英文的mandarin及義大利文的mandarino 來源於葡文的mandarim，而mandarim則由葡文mandar（命令）、mando（權力、命令、軍權、裁決）等派生出來的。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國官方打交道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詞來指稱中國官員，至於後來歐洲各國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來指稱明朝官員甚至滿清官員以及與滿清官員有關的語言等等，應是在前引利瑪竇的《全集》之文的影響下才普遍流行的。」

作者於文首聲明道：「本文主要是用考證學的方法，根據史實及利氏義大利文本的《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 à nella Cina （論耶穌會及***進入中國）》（見德禮賢神父Pasquale M. D' Elia 校注並改名的《***中國開教史（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ismo in Cina）》，Roma－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2.下簡稱《意本》）把被漢文本誤譯的內容加以辨正。」

據譚世寳稱，曾承澳門耶穌會會長呂碩基神甫提供利瑪竇《中國傳教史》的義大利文本參考並予指教。可以相信，他使用過義大利文本，因而我們從德禮賢神甫所校注的義大利本的原文開始分析：

「政府的官員和武官均被稱呼為官府[quonfu]，義即主事者[presidente] 6)，出於尊稱，呼他們為老爺[laoie]或老爹[laotie]，義即父親大人。葡萄牙人從‘命令[commandare]’用起，一直稱呼他們為mandarini 7)，這個名字由他們傳入我國。
6) 相當於我們的官員[funzionario]一詞。

7) 因此利瑪竇認為?mandarino?一字來自葡語?mandar?，義即命令[comandare]. 參見《耶穌會歷史叢書》之《沙勿略文輯》，第1卷，第170頁。但達爾加多（DALGADO，第2卷，第20-22頁)卻不贊成這一詞源，認為它來自梵語和neo-arica 的mantrin (此處梵語原文見德禮賢注釋《利瑪竇全集》（義大利語本），第1 卷，第56頁)，進入的途徑是馬來語mantari，義即參議或大臣。?mandarino?一詞至少從1514年開始使用。」

劉譯：「政府的官員，以及武官，中國人稱之為‘官府’，意思是主事者；為了表示尊敬，便稱之為‘老爺’或‘老爹’。西方人所用的名稱mandarino，是從葡萄牙文之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譯者劉俊餘聲明：「本中文本即是根據德禮賢之版本，並參考英文本翻譯的。卷一及卷三之按語也是取德禮賢神父之注釋，是筆者所譯。卷二，卷四及卷五的譯者是王玉川教授。」

稍微比較一下，讀者不難發現劉譯與原文相差甚遠。實在難以想像是如何「根據德禮賢之版本，並參考英文本翻譯的」。

令人驚詫的是，在利瑪竇的原文中並無mandarino和mandar之類的字眼。完全系譯者擅加！

譚世寳在參閱利瑪竇原文後，並未發現這些問題，遑論「把被漢文本誤譯的內容加以辨正。」仍舊襲用劉譯，且根本未看懂腳註7）的解釋，於是出現了一場罕見的以訛傳訛。

的確，利瑪竇有「mandarim」來自葡語動詞mandar之說，但在國際學界眾所周知，此說早已被淘汰百年有餘了。

德禮賢不知有比達爾加多的《葡亞詞彙》更早的研究專著。

初版於1886年，而且常用的工具書《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告訴我們：「MANDARIN –葡萄牙文單詞：Mandarij，Mandarim。魏持沃德(Wedgwood)解釋該詞並探源如下：‘中國官員，由葡萄牙人首次讓我們認識此詞。如同印度的種姓制度（caste）一樣，此詞被誤認為當地詞彙。源自葡萄牙語mandar，義即掌權、命令、統治等。’T. 海德 (T. Hyde) 在下有同語(jj意思是海德在下面有同樣的解釋)。縱使是葡萄牙人讓我們首次認識此詞，這是個由來已久、常犯的錯誤。Mandarij一詞如何從mandar那裡演變而來？葡萄牙人可能用mandador等詞來形容東方的官員，如前條目(參見MANDADORE條)所示，他們確實在某些情況下曾運用該詞。然而，跟mandarin的假設辭源manda並行的是英國旅行者在造訪中國或者遠東其它國家的時候，應已創造了一個用來稱呼所經國家的官員的頭銜。這個頭銜是‘order’的一種新的和不太正常的演變，叫orderumbos。

事實上，本詞是印地語（來自梵語）mantri的訛略，意為『參議、大臣』，也是***教前印度的一個古老本地詞彙。該詞曾被借用，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多國，尤其是馬來人中傳播。他們習慣上以該詞來稱呼公職官員的最高級別（參見葛羅福(Crawfurd)所編《馬來語字典》的有關詞條[克林科特（Klinkert）將其寫作manteri，口語作mentri]）。然而，葛羅福(Crawfurd)卻奇怪地認為這個詞的現解同葡萄牙語(參見《印度洋群島學報》，第4期，第189頁)。[克林科特（Klinkert）采源自梵語說。]毫無疑問，本能上的意義推斷有可能把mantri曲解成類似mandar的詞語。馬斯頓(Marsden)更把此詞進一步曲解為『比蘇丹(Sultan)下一級的官員叫Mantree，為中國人中尊稱Mandarin一詞的訛略。』（《蘇門答臘史》，第2版，第285頁）日特(Ritter)由於受A. W. 施尼格爾 (AW Schlegel) 的影響，亦采mandar詞源說，把該詞的真正詞源記錄在《中日注釋及問答》，第3章，第12頁並由其中一人編入1872年9月的《航道志》(Ocean Highways)第186頁。以下的幾個引文會展示出，該頭銜起初的用法根本與中國無關，而是用在馬來語國家和印度大陸指稱官員。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mantri （參見MUNTREE條）在孟加拉國東部邊境較開化的希爾族群 (Hill Races) 中間仍然流行著，用作稱呼首領以下的小官。」

19世紀的英語，除了使用從葡語mandarim演變過來的mandarin這一形式外，也使用梵文Mantri的英語拼寫法「MUNTREE」：「MUNTREE——名詞。梵文Mantri——大臣或高官。該詞特別在古印度邦和從印度接受古代文明的印度支那和馬來國家中流行。葡萄牙人把這個詞變作了mandarin（參見該條）。」

根據《Hobson-Jobson》的引文，在約公元400年已出現了「mantrins」的記載 。當時，葡萄牙還未建國，葡萄牙人千年後才東來。顯而易見，「mandarim」絕不可能來自葡語的動詞「mandar」，其真正的源流是梵語—馬來語。

譚文接著說：「順便補充—點，約在1515年由托梅．皮雷斯撰寫的《東方概要》(SUMA ORlENTAL)已用Mandarin來指稱明朝的中央政府大臣。有譯者認為：‘托梅·皮雷斯看來是第一個使用Mandarin來稱呼中國官員的葡萄牙人。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筆者認為，是否第一個使用Mandarin的人是很難斷定的，比較穩妥的說法應是：在目前所見文獻中，是皮雷斯的這份手稿首先用了Mandarin一詞來指稱中國的官員。至於說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則不知其根據何在，因為如上所述Mandarin顯然是出自葡國人的葡文詞 ，最初專門用以指稱中國的官員，所以我們否定此詞是源於馬六甲。撰於明萬曆初的《暹羅館譯語·人物門》‘臣’的暹漢對音為‘滿朵禮’，顯然是‘蠻的哩’的異寫。筆者認為，暹邏語此詞也應是來自葡語的。」

對於上述問題，前引《Hobson-Jobson》已經有了明確的論述。我們再來看葡萄牙學者的觀點。德禮賢前引達爾加多的《葡亞詞彙》解釋道：「MANDARIM遠東，尤其是中國的法官、高級官員。本詞從葡萄牙語進入歐洲其它語言。不是漢語詞，也不是像某些東方學家猜測的那樣在辭源上與葡語動詞mandar有關。是梵語及新亞利安（neo-arico）語mantarī的訛略形式（參議，大臣），其辭源是馬來語mǎntǎri。t變為d可能是受mandar的影響。我們的作家不用該詞指印度的大臣，而是稱馬來西亞、中國和安南的官員。」

從已知文獻來看，該詞在葡語中最早出現於1514年布力托(Rui de Brito)報告被葡萄牙人驅逐的馬六甲王困境的一函中：「馬六甲以前的國王莫哈默德（Mafamede）在賓坦，苟延殘喘，手下無幾，只有數字大臣（mandarins）。」

從1886年《Hobson-Jobson》初版後，葡萄牙學界便接受了這一說法。一位葡萄牙作家於1898年作了如下說明：「我們以這個印度名稱來稱呼中國官員。如今通常叫mandarins。其遙遠的辭源是梵語mantarin，意為‘參議’。」

可見，「有譯者認為：……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確有實據，只是批評者不知究竟罷了。而且一般的葡語語言字典也註明它來自馬來語。

《英華大詞典》將mandarin定義為「(中國滿清的)官吏。」 《新英漢字典》的解釋如下：「n.[史] （中國滿清九品及九品以上的）官員」。

近期出版的兩部葡漢詞典亦持同說。

《簡明葡漢詞典》：「—m.1(中國滿清的)官吏，官員。」

《葡漢詞典》：「—s.m.1(中國滿清的)官吏，官員。」

筆者查閱了幾乎所有的主要葡語語言詞典，包括2001年出版的最新的里斯本科學院編寫的《當代葡萄牙語詞典》，均未見有「滿清的」這一定語。

那麼兩部新近的葡漢字典為何會有此解釋呢？大概是受英語的影響。

在澳門於1971年出版的《葡中字典》中，我們可以看到：「MANDARIM，s. m. 滿清一品至九品官吏，中國官話，中國國語。」

限於20世紀70年代澳門的學術水平，這本字典不是從葡語直接而來的葡中字典。作者在前言中聲明說，主要採用的是費雷拉(Júlio Albino Ferreira)神甫的葡英字典和上海商務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A Comprehensiv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同時參考了《葡語實用插圖字典（Dicionário Prático Ilustrado）》及《麥修氏漢英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字典。因此，可以判斷，「滿清一品至九品官吏」的定義系照抄自英語，而這又可能是兩部《葡漢詞典》的張本。

現知最早的《《葡漢辭典》中有關Mandarim的詞條如下：「Mandarim 官府 老爹 老爺；Mandarim darmada 武官；Mandarim de letras 文官」；「fallar mandarin cu? cua—zinyin 官話—正音」。

英國與中國的接觸較晚，主要是在滿清，因此將mandarim定義為「(中國滿清的)官吏。」實際上，無論是葡語的mandarim還是英語的mandarin的基本詞義是參議、大臣，不局限於滿清。

由於該詞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錯誤的英語定義流傳甚廣，甚至影響了所有西方語言中源自葡語mandarim的解釋，故有必要糾正之，不能讓此種由於學術信息遲閉而造成的無根游談若流傳到國際學界，貽笑大方。

從《暹羅館譯語·人物門》中的「滿朵禮」和《澳門紀略》中的「蠻的哩」的結尾音節來看，沒有與葡語「mandarim」中鼻音「im」對應的音節，反而明顯是「梵語及新亞利安（neo-arico）語mantarī」或「馬來語mǎntǎri」的漢語音譯。早期葡語也有無鼻音的「Mandarij」這一形式。由於澳門土語受到了馬來語的重大影響，「蠻的哩」可能表達了「mantarī」，「mǎntǎri」或「Mandarij」的音值。

現在許多商業名稱中，喜歡使用英語mandarin一詞，但因不知其來龍去脈，多數譯法不甚貼切，如Mandarin Hotel Yokohama被譯為橫濱曼達林大酒店，慕尼黑的 Mandarin Oriental 作曼達林東方酒店。由於一般字典給mandarin的定義是「(中國滿清的)官吏」，但最早涉及的卻是明朝的情形，譯家覺得不妥，遂采音譯。譯得比較貼切的是澳門的「Mandarim Oriental，東方文華」。從中國傳統的文官制度而言，將Mandarin譯為文華頗為傳神。

譚文驚人之語不僅上述。「雖然關於‘China’等在漢文的來源字及本義，前人有很多異說，但是唯獨沒有提及‘晉’。」 據筆者所知，生活於明末清初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安文思早有此說。「Chin（晉）這一名稱似乎是印度人因為耶穌基督前169年統治過的Chin（晉）家族的關係而對China的稱呼，而我認為，更可以相信的是來自耶穌基督前246年統治過的Cin（秦）家族。其首領為全中國第一個領主。其中包括離孟加拉國不遠的雲南。」 登載安文思此說的書籍寫於1668年，其作者大概可以算是「前人」吧？而且此書不是甚麼難覓之籍，近有澳門基金會及教育暨青年司1997年的重印本。

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國官方打交道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詞來指稱中國官員，至於後來歐洲各國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來指稱明朝官員甚至滿清官員以及與滿清官員有關的語言等等，應是在前引利瑪竇的《全集》之文的影響下才普遍流行的。

mandarin的來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Mandarin這個英文單詞最早是從葡萄牙文（Mandarim）一詞發展而來的。而Mandarim是從葡萄牙文的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葡萄牙文的Mandarim是從馬來文（馬來語：Mantari）發展而來來的，馬來文又是從印地文（印度北部用語）借來的，印地文又是從梵文借來的。最早，梵文的這個字是會思考的人的意思。在英文里，成了中國所有入流的官員的統稱。入流指的是從一品到九品的官員。

後來，Mandarin成了所有亞洲國家官員的名稱。牛津字典解釋【Mandarin】是從「滿大人」三個字的音譯成的，牛津字典的這種說法相當可笑，因為，這個詞最早來自梵文。而且在明朝時期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就對這個詞進行了考證，認為其來自葡萄牙語。（參見《耶穌會歷史叢書》之《沙勿略文輯》，第1卷，第170頁。） 總之從明朝起西方人便稱呼中國官員為Mandarim，這個詞到了英文中便成了Mandarin。 再後來，1727年，雍正六年，英國人開始把「官話」，官員在廟堂上說的話（普通話的前身），翻成了Mandarin，所以，英文裡面，Mandarin當成中國或是亞洲官員的時候第一個字母用小寫mandarim。意思是「官話」或是「普通話」的時候，是語言的名稱，第一個字母要大寫Mandarin。Mandarin與Chinese的區別在於，Chinese指的是所有的中國語言，包含各種方言，同時也包括了中國的文字，Mandarin則只說用國語發音的語言。

綜上述，某些人關於Mandarin是英語從「滿大人」甚至「滿韃音」音譯來的說法是毫無理由，也完全沒有根據的。Mandarin來源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滿族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

谢选骏：上述说法很有“正名”的以为，它还原了“普通话”、“国语”的说法都不确切，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官话”。

网文《官话》报道：

官話（又称北语、北方话、官話方言。此外有時也稱北方方言）為汉语的一支，主體為北方漢語。若視漢語為一種語言，則官话是漢語的一级方言，下分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若視漢語為“漢語族”，視官話為獨立語言的話，則官話下有數支官話的方言。無論如何劃分，官話的地位都跟吴语、粤语、闽语、湘语、客语、贛语等相同，要麼同為獨立語言，要麼同為漢語下的一級方言。

官话是漢語诸方言中分布最广的一种，除了中國北方以外，官話也同時分佈在中国南方绝大多数地区，如南方的江蘇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区作为母语使用。此外，官話在江蘇省蘇州市吴江区的菀坪镇、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區以及福州長樂航城街道的琴江满族村等地也以方言島的形式出現。

現今中國目前的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話、成都话和南京话为代表，前兩者為北方官話，後兩者為南方官話，由於官話分佈地區廣，官話內部仍有較大的差異，仍存在各官話之間不能交流的情況。兩種南方官話都有應否獨立出官話方言的地位爭議。

官話也是中國現在的主要通用語。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國大陸的普通话、臺灣的國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語）均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與認知的不同，地區之間的使用者不一定能夠有效溝通，因為地方官話的口音乃至於句法和用詞差異可能很大，特別是山東與江蘇一帶的地方所講的方言。所以今天所推行的普通話，是以官話為主要語言、加之北京音為標準的語言。

官話也是一種聲調語言，這點跟漢語下的一眾語言相同。

名称
官话，有时亦称为北語、北方话、官话方言、北方方言，有些場合也稱作蓝青官话。這是因為現代官话是基於北京語言。雖然北官话已經蔓延到了中国南方創造了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 ，“北方方言”亦可指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方言或北方官话，由於北方官話是南方官話聲調長經北方聲調形成是否歸於一類仍有意見，至今不同学者对于北方官话的定义并不相同。从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的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話”这一称呼。

但另一邊廂，其他漢語方言的名稱，都只代表了相對來說的通行區域，不等於該區域只通行那一種漢語方言，亦不等於該漢語方言只通用於那一片地區。例如兩粵地區不獨通行粵語，同時粵語也不單單普及於兩粵地區。特別是持認為各漢語方言地位應平等的，认为官话属于方言而非独立语言的，或者認為各漢語方言都應是語言而非方言的論者，較多採用「北語」、「北方話」、「北方方言」這些名稱。

官話的「官」字來自官僚、朝臣，西方語言稱官話為mandarin，為葡萄牙人對明朝官員的稱呼，最早見於16世紀初期的文獻。葡萄牙人借用了馬來語menteri一詞，意為官員，而馬來語menteri一詞則源自梵文的mantrin。英語Mandarin Chinese指的也是Mandarin（朝廷官僚）使用的漢語。

在閩南語中，除了「北方話」（Pak-hng-oē）外，亦會稱作「北仔話」（Pak-á-ōe）、「外省仔話」。

历史
“官话”最早是對官方標準話的稱呼，官話是汉语的一种汉语語言。官方標準語不為某一地的語言，是中國過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語，以便能互相溝通，上朝奏疏。后来逐漸流行于民间，演變一種各地共同用語。漢語官方標準語早期稱為雅言、周官話為雅言、秦漢時期沿用雅言，漢晉時期多稱「通語」，如西漢楊雄就以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元代稱“天下通语”，為域內各民族共同语。然而上述時代的這些官方共同語，跟明清二朝及以後的官話音韻已有差異。直到明代中期，官話依然保留中古漢語的清濁音、入声、尖團音等。

官話前身
在晋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東晋、南北朝以來中國的官方共同語，分為南北兩支。最早以晉代中原雅音為基礎的金陵雅音，則作為中國長期的雅言。

隋、唐時代，以中原雅言音為正，人們做詩詞、寫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韻書應運而生，為的是統合共同語的音調。漢唐時期的古中原漢語隨著南遷移民進入吳閩粵諸地，在古中原華夏雅言的基礎上，融入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的元素，今日南方語言仍然保留著古代唐代語言的元。不僅唐代佛教經典的變文俗講開始以當時的官話來書寫，宋也以官話書寫的對金人的文書，這些都與後來的話本、戲曲與小說所用。

明清時期南京與北京官话
在元朝時，以北方官話及大都話為基礎，制定了天下通語，推行到全國。元朝官話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中被記錄下來，在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音(汴洛音)。

明清時期起，官方共同語稱為官话。在明滅元朝、定都南京後，以《中原音韻》的北方官話為基礎音系，參照以南方下江官話，制定了《洪武正韻》，形成南京官話，成为国家标准漢語语音。在遷都北京後仍以南京官話為標準，因此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中國話，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為標準。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会”，也以南京音為標準。南京官話與現在南京話是否相同，學界仍有爭議，王力等學者主張南京官話主要仍是受北方漢語影響。

在明成祖遷都至北京後，北方官話的重要性上升。至清朝時，逐漸形成北京官话，成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並為推行共同語而在各級書院推廣正音教學。清末編審國語以後，北京官話正式成爲中國官方的標準語。

國語、普通話、華語
1909年開始，官方共同語稱為「國語」，1913年中華民國讀音統一會以逐字一省一票投票出老國音，以兼顧南北語音，1923年改用基於北京音之新國音，1956年在大陸改稱「普通話」，新加坡獨立以來即稱之為「标准華語」；而官話一詞則演變為“官話方言”的含義。

由於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但實際上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兩大官話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主要是音調有不同。且江淮官话和部分西南官话更是保留了其他官话皆已消失的入声。而西南官話、江淮官話是否跟北方官話合併爲一個大方言區，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詳見下方分區的說明。

分区史
官话的分類方法多种多样：
官话分区史
年代 分区方式 注释
1934年 华北官话、华南官话为两个独立的大方言区。“官话”首次用于汉语分区；包含现在的晋语、湘语、赣语
1937年-1948年 北方官话、上江官话（即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即江淮官话）为三个独立的大方言区。赣语区被劃出，官话区的范围与已相当接近現在之官話和晉語區範圍。
1955年——1981年 官话首次被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分区方式有多种，一种较流行的方式将其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官话从此成为汉语的一个大方言区。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 官话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晋语首次被划出官话；八区法成为中国方言学界最为流行。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方言学的专业书籍、期刊，大都采取语言学家李荣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分区法（下称“八区法”）歸類官话，八区法成为中国方言学界最流行的分類方式。然而對於八區法，一些學者也有一定異議，異議所涉及範圍小至某鄉某縣語言的分類，大至晉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天津話和岷江话等的歸屬。

调类分区
語言學家李榮、羅傑瑞與劉勳寧等人提出的官話分區標準基本相同，都是古入聲字調類在各地之演化情況：入聲字分派是根據該字之聲母派至平上去三調，同時韻母隨之變化，同區演變規律大致相同，而此法可分出一個個大區。李榮據此將官話分為八區，是最流行的官話分區方式。而羅傑瑞、劉勳寧的分區法則更為概括，羅傑瑞依據入聲分化類型的多寡將官話分為2區：入聲未發生分化的南方官話、入聲發生分化的北方官話。劉勳寧則將官話分為三區：入聲未發生分化的南方官話、入聲一分為二的中原官話以及入聲一分為三的北方官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提出的官話分區法也採用羅之標準。民族語言網則劃官話為四大分區（北方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

谢选骏指出：用“官话”来解释“Mandarin”诚然比用“满鞑人”来解释“Mandarin”，更能满足华人的自尊，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何欧洲国家会承认华人是他们的“官方”和“老爷”？

谢选骏：马列崽子王申酉

《文字狱！祸起六万字“情书”的王申酉之死》（2020-09-04 博谈网）报道：

“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进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毛在十年前划了30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

这些即便在今日依然让很多人颤栗，依然无法公开刊登在媒体上的言论，却出自5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是王申酉。他在上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于1977年4月27日——“四人帮”被抓捕之后，年仅31岁。

他本不该死去

在王申酉死后两年，经过多次的讨论，他被中共上海当局“平反”。1980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一行，到上海参加王申酉案件的采访。他们来到了曾经“公审”王申酉的普陀区体育场，来到了其被枪决的刑场，陪同他们的当时执刑的刑警，告诉了他们王最后站立的地方，还给他们看了王中弹后的照片，“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当金凤他们采访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时，他们异口同声都称是“奉命拘捕”，“奉命审讯”，“奉命判决”，“奉命行刑”！而原本同意“死缓”的原上海市法院院长，因担心被看作“右倾”，而选择了“死刑，立即执行”。就这样，原本不该死去的王申酉，还是死在一个荒唐时代刚刚结束之际，而荒唐时代打造的人们至今仍在为祸中国。

可叹的是，金凤写的文章和王申酉一样，因为涉及到某些高层，也被判了“死刑”！直到2002年，金凤和学者丁东编的《王申酉文集》才在香港出版，但却迄今无法在大陆公开出版。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王申酉短暂的人生经历看，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从小他就酷爱读书，甚至曾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仍狂爱书籍，情愿少睡觉”，“我看书的热情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因为喜爱文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名人传记。

从初三开始，王申酉开始记日记，不论喜怒哀乐，上自中共和毛，下至学校、家庭、朋友、同学，一律真实的写在日记中。而这日后成为了他的“罪证”。

1962年初，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进大学后，因为吃不饱，他开始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希望搞清楚很多问题，而这样的独立思考与随之而来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发生碰撞是无法避免的。

1965年王申酉和全班同学一起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拒绝交出日记，不能加入共青团。后因团干部偷看其日记并摘抄某些言论，王受到了批判。1966年文革爆发后，为了避祸，他以工人家庭成分参加了“红卫兵”，并成为头头之一。然而，对立派却贴出大字报揭发他写的“反动日记”，还抄了他的家，将他隔离审查，轮番毒打。本文开头的那些言论均来自于其日记。

其后，王申酉入狱两年，两年出来后，学校准许其毕业并分配工作，但有关单位看了王申酉的“历史档案”后，不愿接收。不得已，他被学校派往在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处于迷茫、痛苦中的王申酉由此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学习、思考阶段。他在大丰时，劳动之余，他读了大量马列书籍，而这也成为他的罪状：被认为有反革命意图，是其在为理论上进行反击做准备。

1972年6月，王申酉被从大丰调回到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校农场劳动。很快，他又被戴上了“反革命份子”帽子，在学校监督劳动。

祸起情书

1974年，29岁的王申酉迫切希望结婚。然而，背着“反革命份子”身份的他的爱情生活频频遭到粗暴干涉。

最初，他在学校认识了女工李善美，同情他的李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但在学校保卫处的干预下，谢芳的父母强迫女儿与其断绝了关系。之后王申酉与另外两人恋爱，亦同样遭到破坏。

两年后，王申酉认识了有独立见解的女工吴顺娣，拥有共同语言的二人彼此倾心。为了避免学校保卫处的破坏，王申酉主动去“坦白”，但保卫组工作人员当天就赶到吴顺娣家和其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并对王进行人格污辱。为了维持这段感情，王申酉表示将在几日内写一封详细的长信给吴顺娣，“向她全面、深刻的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具体看法，以及他对他们爱情关系的想法”，希望她之后再做出决定。

然而，就在王申酉在星期天赶到学校人防休息室写信时，一个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并让他交出所写的东西。王申酉立即撕碎信纸，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扔到水槽里，工人便扑上去夺，没有吃掉的，没被水冲走的纸片都被抢夺了去。随即保卫组的人来到，将王抓了起来，而撕碎的纸片也被拼接出来，作为“反革命”罪状。当天，王申酉押解到区公安分局关押，并于当夜审讯。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一直延续到抓捕“四人帮”后。在1976年11月18日那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凭着记忆，王将“情书”写了出来，并且将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六万字，但意思上并没有大的差别。

在信中，王申酉讲述了自己在理论上的探索过程，谈到了自己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就当前社会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林彪“对除军事以外的其他东西，大概全是一窍不通”，认为中共党内斗争状况“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并大加称赞邓小平，批判毛……

这样在后世被认为很多是正确的观点，却在当时仍处于禁区，而这封“情书”因有所谓的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运动和毛的内容，也将王送上了刑场。当他在中共组织的公审大会上第一次听到自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时，他已来不及申辩一个字……

在其死后两年，中共为王申酉“平反”。上海普陀区法院的判决书称，“原判决认定王申酉自1971年以来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唆使其弟王解平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均是颠倒是非，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关于王申酉于1976年9月10日写给友人一封表达自己政治、理论见解的长信，其内容不存在所谓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简评

在那个年月，王申酉曾写道：“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世界上有什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渴望自由、追求真理、不怕暴政的王申酉终于还是死在了极权制度下，但他独立思考后的某些真知灼见，依然让今天的我们汗颜，因为他所渴望的自由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获得。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共持续的压制下，今天还有多少如王申酉这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能够独立思考、捍卫真理的知识份子呢？

谢选骏指出：我猜这位王申酉（1945－1977年）不是什么独立思考、捍卫真理的知识分子，而是不折不扣的马列崽子。为何如此断言呢？因为我1970年代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看穿了马恩列斯都是混混，马列主义不过垃圾——这个王申酉1960年代的大学生，怎么还会钻研马列主义呢？难怪他把自己的脑子搞坏了，为了情书竟然丢掉了性命。

《“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共识网 卢晓蓉）报道：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特别黑的，但它象征着光明立刻将要到来。”——这段文字是青年思想者王申酉在1966年8月19日的日记里写的一段话。那时候距离“文革”结束还有整整十年。“文革”结束后，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者众，而知道王申酉者甚少。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因思想罪被判处死刑。

从学习自然科学转到钻研马克思主义

王申酉，1945年8月生于上海，祖籍河南南阳，父母都是工人。由于家庭出身贫苦，他和他的一家受到党和政府的诸多照顾。他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曾在日记的扉页上用鲜血书写了几个大字：“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1959年8月5日）并立志要当科学家，报效祖国和人民。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美而不劳。丈夫为志，穷当益坚”为座右铭，努力学习，要求进步，并于196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开始了向科学的进军。面对华东师大美丽的校园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满怀欣喜地勉励自己：“学习是艰苦的劳动，必须下苦功夫，勤学苦练，刻苦钻研。”（1964年8月13日）对于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他都深受鼓舞。“现在是午夜十一点多。收音机中传来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拥有六亿五千万庞大数目人民的政权今天爆炸了第一颗atomic bomb，如虎添翼，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地升了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世以来显露其真正的锋芒。”（1964年10月16日）

但是决心用科学来报效祖国的王申酉，在那个蔑视科学的年代却寸步难行。他发现，“科学的发达，对政治有极其大的依赖性，当然，科学的发达，也促进了政治上的变化。不过主要是前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科学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1964年8月11日）。面对这一连串的问号，王申酉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那个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王申酉只能在日记里倾诉自己那些特立独行，超越时空的思想。在1963年6月26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一切看历史，看经历、简单履历，强调历史、家庭成分……。”1964年12月27日的日记写道：“社会，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是致命伤。二十世纪了，人类的脑袋已高度发达了，绝对是黑化不了的。”不幸的是，王申酉的同学偷看了他的日记，并且告了密，使他从此受到监视，不能入团，行动也失去自由，并因此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待分配时间最长的大学生。

“文革”开始之初，王申酉参加了红卫兵，加入了造反的行列。但是不久便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担忧：“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1966年6月29日）为此，他很快退出了造反派，当上了逍遥派，除了被监督劳动以外，剩下的时间就去图书馆看书。那时他除了读马列著作外，还涉猎了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书。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下放到大丰干校监督劳动。在大丰的两年，他利用工余或雨天，克服潮湿、霉臭、冬寒、暑热和蚊虫叮咬，躲在一间放农具的小屋子里，在蜡烛的微弱灯光下，“读了几千万字的书，写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吸干了十几瓶墨水，写钝了十几个笔头，单《资本论》就写了一百万字笔记”。就这样，他对马克思主义“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并且对照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及改革进步的看法。而这些忧国忧民的思想结晶，除了在日记上有所反映外，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给女朋友的一封情书上。

王申酉先后谈过三次恋爱，都被“工宣队”发现、阻扰而致中断。1976年6月，王申酉的中学同学给他介绍了第四个女朋友，对方是上海浦东一家工厂的女工，平时比较爱学习、有思想，与王申酉有共同语言，这给了处境孤独的王申酉很大的慰藉。为了避免再一次被拆散，王申酉主动向工宣队汇报了自己谈恋爱的事，没想到仍然遭到“围追堵截”。“工宣队”三番五次强迫女工和王申酉断绝关系。女工希望知道真相，王申酉毫不回避，提笔给女友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长信。在他差不多快要写完这封信时，不慎被“工宣队”现场抓获。就在“工宣队”上前和他争抢时，王申酉一气之下将信撕了个粉碎，还吞了一部分进肚里。

“工宣队”见状，认为王申酉“反革命气焰嚣张”，对他的虐待和拷问不断升级。1976年11月，王申酉被关进拘留所，后来又被抓进监狱。在狱中，监管人员又强迫他交代信中的内容。王申酉一不做，二不休，提笔重写了一封信，还充实了更多的内容。作为“狱中供词”的“情书”竟长达六万字。信中坦率直言他多年来联系实际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对自“反右”到“三面红旗”再到“文革”的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进行了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批评；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一针见血、义正词严的批判；对国家的改革求变、发展进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说是情书，从头至尾却没有一个谈情说爱的字眼，始终洋溢着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亲属、对恋人的炽热的爱。就是这封“情书”将王申酉送上了刑场。

“文革”后在华东师大主持平反工作的党委书记施平是在王申酉牺牲两年后，从一位研究生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冤案的，随后即着手调查。当他看到王申酉的“罪状”时，“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领军人物，怀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勇气，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部分领导的支持下，多次向中纪委、最高法院和党中央提出为王申酉平反的申诉，最后终于得到公正裁决。

1981年4月3日，王申酉牺牲四年后，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会上由普陀区法院宣读了新的判决书：“现经查明，王申酉在‘文化革命’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遭到政治迫害……原审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纯属冤案，应予平反。”夏征农同志也代表上海市委在会上讲话，指出：“王申酉同志是一个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好青年、好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他身处逆境，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严重打击迫害，却没有消沉。相反，他毅然从钻研自然科学转到钻研社会科学，发愤攻读马列著作，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社会历史状况和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致力于探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探求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一桩旷古奇冤终于得到昭雪，可惜王申酉没有看到这一天！

“情书”的份量

要了解王申酉的思想不可不研究那封致他于死地的“情书”。这是他生前呕心沥血，艰难求索的全部精华所在。“情书”一共分七个部分：一，开场白；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三，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四，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前历史的看法；五，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看法；六，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在这七个部分中始终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理论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文归纳起来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王申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容跨越和违背。他多次指出：“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也就是在它的生产关系状况中去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他分析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高度评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毅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措施的做法，认为：苏联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发展到失去其一切历史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生产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观规律在起其历史作用。这极好不过地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没有发挥尽其历史作用之以前，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下文均同）。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回避或否认这种历史事实，而是细心地考察分析这种生产方式所起作用的范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

接着，王申酉又分析、论证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性质。他以明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为切入点，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位历史人物为代表，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演进过程，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但这种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可能把封建社会引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对于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戍变法”，王申酉首先是给予肯定，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太缺乏社会基础，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它却造就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热血青年出国留学。正是这些留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掀起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把中国向新的社会推动过去。这些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全部篇章。”

王申酉对于孙中山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希望一举完成三种革命”，即以民族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以民权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民生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经济平等。然而，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可与民主革命、也必须与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起成功的”。但“搞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依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是十分不成熟的，因而不可能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前二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第二部分，分析论证自建国到“文革”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王申酉认为，1958年是认清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的“极关键的一年”。因为“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应当“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他认为，到1956年召开八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

但是，“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个就什么都好办了”，以至造成“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村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王申酉认为，这些人为的错误和灾害导致了党内斗争和分裂。

对于以王、张、江、姚为代表的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势力，王申酉毫不畏惧地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听其言，观其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武器剖析他们的本质，结果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极右派。他们力图阻挡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向反方向扭转过去，拉回到旧制度去，把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硬塞进过时的经济关系的框子里去。”

第三部分，剖析“文革”现状，提供改革思路。在“情书”的最后一节，即“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中，他集中披露了“文革”中我国工业、农业、科教、外交、外贸、国家机构、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

工业方面，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认为这些做法严重阻扰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反对将大批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因为“在这些大工业、大矿山的孤岛周围，是整个在农业、手工业劳动基础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公社经济”。而这些大工业、大矿山代表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与中央失去联系，“整个国民经济就要瘫痪”。在农业方面，王申酉认为：“农村经济所有制基本上回复到公社化以前状况……机械化水平十分低……农民由法律规定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故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使机器的使用成了障碍。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情况加剧。”农业不仅生产力低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也不断扩大，使农民成为受苦最深的阶层。

科技方面，他认为：“解放以来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多半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这次文化大革命冲击更重大。”在文教方面，他谴责毛远新在辽宁省搞的朝阳农学院试点是个“不伦不类的怪物”。这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分配模式，实质上是所有制关系上的大倒退。“朝阳经验”和王洪文在上海搞的“工人下乡”、“干部下厂”、“菜农不吃商品粮”等所谓减少体脑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措施是倒退的、反动的，反而使“三大差别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外交外贸方面，他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设想，如果把美国从地球上抹去，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啊！日本、苏联也会起明显影响。但把中国抹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能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吗？”他以“每个中国人每年只用五美元与外国做交易，而苏联用一百三十美元，美国用五百美元，日本用八百美元与外国做交易”为例，说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闭关自守的民族了”。

第四部分，对毛泽东的评价。在“情书”中，王申酉认为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如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一切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争取了农民的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成功了，这是毛主席不可抹煞的历史功勋。同时，他在文中也多次指出，在党内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在“情书”的第六部分，王申酉专辟一章，分析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思想文化根源。他曾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戴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后得出结论：1.毛泽东的出身与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在农村，所以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但是对工人阶级却缺乏了解；2.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等，缺乏理论知识；3.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没有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 “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4. 林彪和“四人帮”将个人迷信推向了极至。

综合王申酉的日记、“情书”、书信和其他“交代”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深刻认识和超前思考。他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现今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也许已是并不新奇的常识，但它们却出自一位理科大学生之手，而且是在受到28年前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和狱警的严密监视，身边没有任何马列原著、数据、资料可以参考的情状下写成的，是何其的可贵和不容易呵！

最后的判决

王申酉花了五天时间，写完六万字的“情书供词”后，坦坦荡荡地把它交给了工宣队。他当然清楚自己将会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在文中对未婚妻说：“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他估计自己很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他一直吃不饱肚子，而且还受到刑事犯的欺侮，他曾多次给监狱打报告，恳求政府早点处理他的问题，并且准许监外执行，让他“回到社会上去，与父母同享晚年，好好侍候父母……改造思想，埋头劳动，争取为社会做点有价值的事。

在两个“凡是”的高压下，原本由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对王申酉作出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决议遭到否决，改为“死刑，立即执行”，而表决的全过程仅用了几分钟时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血写的嘱托》详细记载了给王申酉判刑和执行枪决的经过：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天空阴霾密布，瓢泼大雨倒灌似地直浇下来。普陀区体育场上，正在举行从“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群众公判大会”。黑压压的一万六千群众，肃立在阴风斜雨中。

一位身穿褪色蓝布学生装、面目清秀端正的青年，双手反铐，被押到会场。他浑身湿透，面色苍白，目光深沉，神态安详。他坦然环视会场，期待命运会对他作出公正的判决。

但是，他猛然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声无情判决，不由得全身震动，炯炯双目喷射出悲愤已极的烈焰。不允许上诉，不容他申辩，他被两名法警紧紧挟持，上了囚车。半小时后，到了刑场。雨停了，天空透出蔚蓝的光辉，地上汪着一洼洼积水。积水中反映着蓝天、白云。他下了囚车，朝前走谢选骏：马列崽子王申酉

《文字狱！祸起六万字“情书”的王申酉之死
www.creaders.net | 2020-09-04 10:37:24  博谈网 | 3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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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

“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

“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古今中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大独裁者，但越独裁，越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最听不进别人的话，也越受孤立，现在真是‘众叛亲离’的时候。”

“毛在十年前划了30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

……

这些即便在今日依然让很多人颤栗，依然无法公开刊登在媒体上的言论，却出自5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是王申酉。他在上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于1977年4月27日——“四人帮”被抓捕之后，年仅31岁。

他本不该死去

在王申酉死后两年，经过多次的讨论，他被中共上海当局“平反”。1980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一行，到上海参加王申酉案件的采访。他们来到了曾经“公审”王申酉的普陀区体育场，来到了其被枪决的刑场，陪同他们的当时执刑的刑警，告诉了他们王最后站立的地方，还给他们看了王中弹后的照片，“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当金凤他们采访法院和公安局的人时，他们异口同声都称是“奉命拘捕”，“奉命审讯”，“奉命判决”，“奉命行刑”！而原本同意“死缓”的原上海市法院院长，因担心被看作“右倾”，而选择了“死刑，立即执行”。就这样，原本不该死去的王申酉，还是死在一个荒唐时代刚刚结束之际，而荒唐时代打造的人们至今仍在为祸中国。

可叹的是，金凤写的文章和王申酉一样，因为涉及到某些高层，也被判了“死刑”！直到2002年，金凤和学者丁东编的《王申酉文集》才在香港出版，但却迄今无法在大陆公开出版。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从王申酉短暂的人生经历看，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从小他就酷爱读书，甚至曾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我仍狂爱书籍，情愿少睡觉”，“我看书的热情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因为喜爱文学，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名人传记。

从初三开始，王申酉开始记日记，不论喜怒哀乐，上自中共和毛，下至学校、家庭、朋友、同学，一律真实的写在日记中。而这日后成为了他的“罪证”。

1962年初，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进大学后，因为吃不饱，他开始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希望搞清楚很多问题，而这样的独立思考与随之而来的一场场政治运动发生碰撞是无法避免的。

1965年王申酉和全班同学一起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拒绝交出日记，不能加入共青团。后因团干部偷看其日记并摘抄某些言论，王受到了批判。1966年文革爆发后，为了避祸，他以工人家庭成分参加了“红卫兵”，并成为头头之一。然而，对立派却贴出大字报揭发他写的“反动日记”，还抄了他的家，将他隔离审查，轮番毒打。本文开头的那些言论均来自于其日记。

其后，王申酉入狱两年，两年出来后，学校准许其毕业并分配工作，但有关单位看了王申酉的“历史档案”后，不愿接收。不得已，他被学校派往在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处于迷茫、痛苦中的王申酉由此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学习、思考阶段。他在大丰时，劳动之余，他读了大量马列书籍，而这也成为他的罪状：被认为有反革命意图，是其在为理论上进行反击做准备。

1972年6月，王申酉被从大丰调回到学校物理系做清洁工作和在校农场劳动。很快，他又被戴上了“反革命份子”帽子，在学校监督劳动。

祸起情书

1974年，29岁的王申酉迫切希望结婚。然而，背着“反革命份子”身份的他的爱情生活频频遭到粗暴干涉。

最初，他在学校认识了女工李善美，同情他的李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但在学校保卫处的干预下，谢芳的父母强迫女儿与其断绝了关系。之后王申酉与另外两人恋爱，亦同样遭到破坏。

两年后，王申酉认识了有独立见解的女工吴顺娣，拥有共同语言的二人彼此倾心。为了避免学校保卫处的破坏，王申酉主动去“坦白”，但保卫组工作人员当天就赶到吴顺娣家和其工作单位施加压力，并对王进行人格污辱。为了维持这段感情，王申酉表示将在几日内写一封详细的长信给吴顺娣，“向她全面、深刻的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具体看法，以及他对他们爱情关系的想法”，希望她之后再做出决定。

然而，就在王申酉在星期天赶到学校人防休息室写信时，一个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并让他交出所写的东西。王申酉立即撕碎信纸，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扔到水槽里，工人便扑上去夺，没有吃掉的，没被水冲走的纸片都被抢夺了去。随即保卫组的人来到，将王抓了起来，而撕碎的纸片也被拼接出来，作为“反革命”罪状。当天，王申酉押解到区公安分局关押，并于当夜审讯。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一直延续到抓捕“四人帮”后。在1976年11月18日那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凭着记忆，王将“情书”写了出来，并且将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六万字，但意思上并没有大的差别。

在信中，王申酉讲述了自己在理论上的探索过程，谈到了自己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就当前社会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林彪“对除军事以外的其他东西，大概全是一窍不通”，认为中共党内斗争状况“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并大加称赞邓小平，批判毛……

这样在后世被认为很多是正确的观点，却在当时仍处于禁区，而这封“情书”因有所谓的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运动和毛的内容，也将王送上了刑场。当他在中共组织的公审大会上第一次听到自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时，他已来不及申辩一个字……

在其死后两年，中共为王申酉“平反”。上海普陀区法院的判决书称，“原判决认定王申酉自1971年以来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唆使其弟王解平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均是颠倒是非，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关于王申酉于1976年9月10日写给友人一封表达自己政治、理论见解的长信，其内容不存在所谓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制度的问题。”

简评

在那个年月，王申酉曾写道：“我渴望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世界上有什么比压制思想还要痛苦的事呢？”“我就是敢于追求真理！！！我只服从于真理！我宁死，宁放逐到最危险最边远的地方去做奴隶，也不愿放弃真理。我敢于对现实怀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渴望自由、追求真理、不怕暴政的王申酉终于还是死在了极权制度下，但他独立思考后的某些真知灼见，依然让今天的我们汗颜，因为他所渴望的自由我们今天依然没有获得。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共持续的压制下，今天还有多少如王申酉这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能够独立思考、捍卫真理的知识份子呢？

谢选骏指出：我猜这位王申酉（1945－1977年）不是什么独立思考、捍卫真理的知识分子，而是不折不扣的马列崽子。为何如此断言呢？因为我1970年代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看穿了马恩列斯都是混混，马列主义不过垃圾——这个王申酉1960年代的大学生，怎么还会钻研马列主义呢？难怪他把自己的脑子搞坏了，为了情书竟然丢掉了性命。

《“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共识网 卢晓蓉）报道：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特别黑的，但它象征着光明立刻将要到来。”——这段文字是青年思想者王申酉在1966年8月19日的日记里写的一段话。那时候距离“文革”结束还有整整十年。“文革”结束后，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者众，而知道王申酉者甚少。1977年4月27日王申酉因思想罪被判处死刑。

从学习自然科学转到钻研马克思主义

王申酉，1945年8月生于上海，祖籍河南南阳，父母都是工人。由于家庭出身贫苦，他和他的一家受到党和政府的诸多照顾。他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曾在日记的扉页上用鲜血书写了几个大字：“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1959年8月5日）并立志要当科学家，报效祖国和人民。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美而不劳。丈夫为志，穷当益坚”为座右铭，努力学习，要求进步，并于196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开始了向科学的进军。面对华东师大美丽的校园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满怀欣喜地勉励自己：“学习是艰苦的劳动，必须下苦功夫，勤学苦练，刻苦钻研。”（1964年8月13日）对于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就，他都深受鼓舞。“现在是午夜十一点多。收音机中传来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消息：拥有六亿五千万庞大数目人民的政权今天爆炸了第一颗atomic bomb，如虎添翼，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地升了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世以来显露其真正的锋芒。”（1964年10月16日）

但是决心用科学来报效祖国的王申酉，在那个蔑视科学的年代却寸步难行。他发现，“科学的发达，对政治有极其大的依赖性，当然，科学的发达，也促进了政治上的变化。不过主要是前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科学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1964年8月11日）。面对这一连串的问号，王申酉开始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那个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王申酉只能在日记里倾诉自己那些特立独行，超越时空的思想。在1963年6月26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一切看历史，看经历、简单履历，强调历史、家庭成分……。”1964年12月27日的日记写道：“社会，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是致命伤。二十世纪了，人类的脑袋已高度发达了，绝对是黑化不了的。”不幸的是，王申酉的同学偷看了他的日记，并且告了密，使他从此受到监视，不能入团，行动也失去自由，并因此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待分配时间最长的大学生。

“文革”开始之初，王申酉参加了红卫兵，加入了造反的行列。但是不久便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担忧：“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1966年6月29日）为此，他很快退出了造反派，当上了逍遥派，除了被监督劳动以外，剩下的时间就去图书馆看书。那时他除了读马列著作外，还涉猎了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书。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下放到大丰干校监督劳动。在大丰的两年，他利用工余或雨天，克服潮湿、霉臭、冬寒、暑热和蚊虫叮咬，躲在一间放农具的小屋子里，在蜡烛的微弱灯光下，“读了几千万字的书，写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吸干了十几瓶墨水，写钝了十几个笔头，单《资本论》就写了一百万字笔记”。就这样，他对马克思主义“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从那时起，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并且对照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及改革进步的看法。而这些忧国忧民的思想结晶，除了在日记上有所反映外，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给女朋友的一封情书上。

王申酉先后谈过三次恋爱，都被“工宣队”发现、阻扰而致中断。1976年6月，王申酉的中学同学给他介绍了第四个女朋友，对方是上海浦东一家工厂的女工，平时比较爱学习、有思想，与王申酉有共同语言，这给了处境孤独的王申酉很大的慰藉。为了避免再一次被拆散，王申酉主动向工宣队汇报了自己谈恋爱的事，没想到仍然遭到“围追堵截”。“工宣队”三番五次强迫女工和王申酉断绝关系。女工希望知道真相，王申酉毫不回避，提笔给女友写了一封两万多字的长信。在他差不多快要写完这封信时，不慎被“工宣队”现场抓获。就在“工宣队”上前和他争抢时，王申酉一气之下将信撕了个粉碎，还吞了一部分进肚里。

“工宣队”见状，认为王申酉“反革命气焰嚣张”，对他的虐待和拷问不断升级。1976年11月，王申酉被关进拘留所，后来又被抓进监狱。在狱中，监管人员又强迫他交代信中的内容。王申酉一不做，二不休，提笔重写了一封信，还充实了更多的内容。作为“狱中供词”的“情书”竟长达六万字。信中坦率直言他多年来联系实际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对自“反右”到“三面红旗”再到“文革”的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进行了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批评；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一针见血、义正词严的批判；对国家的改革求变、发展进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说是情书，从头至尾却没有一个谈情说爱的字眼，始终洋溢着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亲属、对恋人的炽热的爱。就是这封“情书”将王申酉送上了刑场。

“文革”后在华东师大主持平反工作的党委书记施平是在王申酉牺牲两年后，从一位研究生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冤案的，随后即着手调查。当他看到王申酉的“罪状”时，“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愤怒不平。这位“一二·九”运动的领军人物，怀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勇气，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部分领导的支持下，多次向中纪委、最高法院和党中央提出为王申酉平反的申诉，最后终于得到公正裁决。

1981年4月3日，王申酉牺牲四年后，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会上由普陀区法院宣读了新的判决书：“现经查明，王申酉在‘文化革命’期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遭到政治迫害……原审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纯属冤案，应予平反。”夏征农同志也代表上海市委在会上讲话，指出：“王申酉同志是一个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好青年、好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他身处逆境，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严重打击迫害，却没有消沉。相反，他毅然从钻研自然科学转到钻研社会科学，发愤攻读马列著作，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社会历史状况和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致力于探讨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探求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一桩旷古奇冤终于得到昭雪，可惜王申酉没有看到这一天！

“情书”的份量

要了解王申酉的思想不可不研究那封致他于死地的“情书”。这是他生前呕心沥血，艰难求索的全部精华所在。“情书”一共分七个部分：一，开场白；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三，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四，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前历史的看法；五，关于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看法；六，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在这七个部分中始终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理论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全文归纳起来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王申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容跨越和违背。他多次指出：“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也就是在它的生产关系状况中去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他分析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高度评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苏联的实际情况出发，毅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措施的做法，认为：苏联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发展到失去其一切历史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生产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观规律在起其历史作用。这极好不过地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没有发挥尽其历史作用之以前，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下文均同）。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回避或否认这种历史事实，而是细心地考察分析这种生产方式所起作用的范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

接着，王申酉又分析、论证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性质。他以明代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为切入点，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位历史人物为代表，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演进过程，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但这种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可能把封建社会引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对于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戍变法”，王申酉首先是给予肯定，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太缺乏社会基础，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它却造就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热血青年出国留学。正是这些留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掀起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把中国向新的社会推动过去。这些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全部篇章。”

王申酉对于孙中山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希望一举完成三种革命”，即以民族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以民权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民生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经济平等。然而，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可与民主革命、也必须与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起成功的”。但“搞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依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是十分不成熟的，因而不可能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前二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第二部分，分析论证自建国到“文革”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王申酉认为，1958年是认清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的“极关键的一年”。因为“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应当“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他认为，到1956年召开八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

但是，“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个就什么都好办了”，以至造成“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村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王申酉认为，这些人为的错误和灾害导致了党内斗争和分裂。

对于以王、张、江、姚为代表的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势力，王申酉毫不畏惧地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听其言，观其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武器剖析他们的本质，结果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极右派。他们力图阻挡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向反方向扭转过去，拉回到旧制度去，把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硬塞进过时的经济关系的框子里去。”

第三部分，剖析“文革”现状，提供改革思路。在“情书”的最后一节，即“七、关于对目前现状的看法”中，他集中披露了“文革”中我国工业、农业、科教、外交、外贸、国家机构、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

工业方面，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认为这些做法严重阻扰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反对将大批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因为“在这些大工业、大矿山的孤岛周围，是整个在农业、手工业劳动基础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公社经济”。而这些大工业、大矿山代表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与中央失去联系，“整个国民经济就要瘫痪”。在农业方面，王申酉认为：“农村经济所有制基本上回复到公社化以前状况……机械化水平十分低……农民由法律规定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故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使机器的使用成了障碍。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情况加剧。”农业不仅生产力低下，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也不断扩大，使农民成为受苦最深的阶层。

科技方面，他认为：“解放以来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多半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这次文化大革命冲击更重大。”在文教方面，他谴责毛远新在辽宁省搞的朝阳农学院试点是个“不伦不类的怪物”。这种“社来社去”的毕业生分配模式，实质上是所有制关系上的大倒退。“朝阳经验”和王洪文在上海搞的“工人下乡”、“干部下厂”、“菜农不吃商品粮”等所谓减少体脑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措施是倒退的、反动的，反而使“三大差别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外交外贸方面，他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设想，如果把美国从地球上抹去，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啊！日本、苏联也会起明显影响。但把中国抹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能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吗？”他以“每个中国人每年只用五美元与外国做交易，而苏联用一百三十美元，美国用五百美元，日本用八百美元与外国做交易”为例，说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闭关自守的民族了”。

第四部分，对毛泽东的评价。在“情书”中，王申酉认为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如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一切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争取了农民的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成功了，这是毛主席不可抹煞的历史功勋。同时，他在文中也多次指出，在党内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在“情书”的第六部分，王申酉专辟一章，分析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思想文化根源。他曾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戴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后得出结论：1.毛泽东的出身与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在农村，所以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但是对工人阶级却缺乏了解；2.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等，缺乏理论知识；3.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没有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 “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4. 林彪和“四人帮”将个人迷信推向了极至。

综合王申酉的日记、“情书”、书信和其他“交代”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深刻认识和超前思考。他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现今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也许已是并不新奇的常识，但它们却出自一位理科大学生之手，而且是在受到28年前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和狱警的严密监视，身边没有任何马列原著、数据、资料可以参考的情状下写成的，是何其的可贵和不容易呵！

最后的判决

王申酉花了五天时间，写完六万字的“情书供词”后，坦坦荡荡地把它交给了工宣队。他当然清楚自己将会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在文中对未婚妻说：“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他估计自己很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他一直吃不饱肚子，而且还受到刑事犯的欺侮，他曾多次给监狱打报告，恳求政府早点处理他的问题，并且准许监外执行，让他“回到社会上去，与父母同享晚年，好好侍候父母……改造思想，埋头劳动，争取为社会做点有价值的事。

在两个“凡是”的高压下，原本由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对王申酉作出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决议遭到否决，改为“死刑，立即执行”，而表决的全过程仅用了几分钟时间。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血写的嘱托》详细记载了给王申酉判刑和执行枪决的经过：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天空阴霾密布，瓢泼大雨倒灌似地直浇下来。普陀区体育场上，正在举行从“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群众公判大会”。黑压压的一万六千群众，肃立在阴风斜雨中。

一位身穿褪色蓝布学生装、面目清秀端正的青年，双手反铐，被押到会场。他浑身湿透，面色苍白，目光深沉，神态安详。他坦然环视会场，期待命运会对他作出公正的判决。

但是，他猛然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声无情判决，不由得全身震动，炯炯双目喷射出悲愤已极的烈焰。不允许上诉，不容他申辩，他被两名法警紧紧挟持，上了囚车。半小时后，到了刑场。雨停了，天空透出蔚蓝的光辉，地上汪着一洼洼积水。积水中反映着蓝天、白云。他下了囚车，朝前走了十几步，最后几眼看了明净的天空，苍翠的大地，向他这样深情地挚爱着的祖国、亲人和一位可爱的姑娘告别。枪声响处，他凛然倒下，年方三十一岁。

王申酉的家人是在他牺牲的第二天才收到判决书的。而他的母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最牵挂的大儿子已经在23年前惨遭杀害！

王申酉的弟弟王解平在一篇纪念哥哥的文章中写道：“大哥是因思想被杀害的，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布鲁诺以后的欧洲大地，无论教会还是君主，已经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者的生杀大权。中国大地，也将永远地消除对思想信仰者的肉体剥夺。这是王申酉家属在纪念他时，对中国社会的深切祝福。”

相信这也是我们所有经历过劫难的人对中国社会的深切祝福！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王申酉是一位思想幼稚、眼界狭窄、性格肤浅的“思想者”。这样的人为何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人会追捧？我怕怀疑这是一种有计划的历史抹煞，为的是消灭那个时代更有价值的思想记录。结果就让人觉得“中国真的无人”，“中国真是一个侏儒的国度。”了十几步，最后几眼看了明净的天空，苍翠的大地，向他这样深情地挚爱着的祖国、亲人和一位可爱的姑娘告别。枪声响处，他凛然倒下，年方三十一岁。

王申酉的家人是在他牺牲的第二天才收到判决书的。而他的母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最牵挂的大儿子已经在23年前惨遭杀害！

王申酉的弟弟王解平在一篇纪念哥哥的文章中写道：“大哥是因思想被杀害的，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布鲁诺以后的欧洲大地，无论教会还是君主，已经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者的生杀大权。中国大地，也将永远地消除对思想信仰者的肉体剥夺。这是王申酉家属在纪念他时，对中国社会的深切祝福。”

相信这也是我们所有经历过劫难的人对中国社会的深切祝福！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看，王申酉是一位思想幼稚、眼界狭窄、性格肤浅的“思想者”。这样的人为何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人会追捧？我怕怀疑这是一种有计划的历史抹煞，为的是消灭那个时代更有价值的思想记录。结果就让人觉得“中国真的无人”，“中国真是一个侏儒的国度。”

谢选骏：美国正在兴起的义和团（乱枪党）

《中国传教士访美 遭随机杀害 遗下美籍妻与4幼子》（记者胡玉立 2018年08月04日）报道：

来自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郝新东在造访堪萨斯市时，被一名18岁吸毒男子近距离开枪打死。图为郝新东和妻子及四个孩子的合照。(取自GoFundMe网站)

图为杀害郝新东的18岁凶嫌哈德森。(堪萨斯市警局照片)

死者郝新东（Xindong Hao，音译）上月30日才刚与妻子和四名幼子抵达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参加总部设在当地的国际祈祷团（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活动。1日晚上，他在总部附近散步时，被凶嫌哈德森（Curtail Hudson）随机杀害。
哈德森另外还射伤两人，已被警方逮捕。

郝新东的朋友佩特伦（Tony Petrehn）表示，郝作为中国基督教传教士，有时会在政府不允许特定宗教的国家秘密工作，以前也曾来过堪市，与支持者会面和筹款。但佩特伦也说，郝的英语不够好，恐怕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在他散步时对他大声吼叫。
国际祈祷团副主席拉瓜迪亚（Lenny LaGuardia）则说，「我们日夜祈祷社区暴力能够止息，但郝新东才刚将四名孩子安排去上堪市夏令营，就被枪杀了。」郝的妻子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夫妇俩与四名孩子都住在中国，他们分别是两岁、四岁、六岁和八岁。
哈德森2日被控犯下二级谋杀罪、四项持械犯罪、两项一级攻击罪和非法使用武器。根据法庭文件，警方相信他在开枪时，处于吸食毒品的亢奋状态。法庭文件显示，哈德森告诉警方，他当天稍早先和一名男子争吵过，以为郝是该男子的帮手。另外那名男人被哈德森射伤颈部和背部，由家人送医治疗。接着哈德森在路上遇到正在讲电话的郝新东。哈德森说，他听到郝说：「他就在这里。」哈德森随即对着郝多次开枪，还用枪托殴打他。警方表示，第三名受害者在开卡车经过时，目击哈德森枪杀郝，被哈德森射出的子弹擦伤。但哈德森告诉警方，他不记得自己有对第三名受害者开枪。哈德森对警方说，「有人对我开枪，所以我开了三枪。」但法庭文件显示，现场并没有人对哈德森开枪。

谢选骏指出：我常常问一些热衷于“海外传道”的华人基督徒——“你们为何不去美国的黑人区传教，而要不远万里地去到海外传教呢？是不是为了顺便旅游或吸引‘支援贫困地区’捐款？”他们常常哑口无言。确实的。从基督教的角度看看，美国国内的荒地太多了，而且美国正在兴起一股敌视福音的义和团力量，传教士们，你们何必舍近求远呢？

《美国青年吸毒后持猎枪乱射 中国传教士不幸身亡》（2018年08月03日 察网）编译报道：

当地时间8月1日晚间，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南部发生一起恶性枪击事件，一名18岁青年疑因吸毒后出现幻觉，持猎枪当街乱射，致一名38岁的中国籍男子死亡，另有2人受伤。死者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刚刚到达当地不久。
美国当地媒体《堪萨斯城星报》网站8月2日报道，当地警方称，1日晚间7点到8点，当地青年科特拉·哈德森（Curtrail Hudson）疑因服用致幻类的毒品（PCP），在堪萨斯城南部长达两个街区的范围内持猎枪乱射。
受害者郝信东（音译）今年38岁，系中国公民。他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持旅游签证携妻子和四个孩子前往美国，参加宗教暑期培训项目。

郝信东的好友托尼·帕特恩（Tony Petrehn）表示，事发时可能有其他人用英语向郝先生发出警告，但他的英语不够好，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他散步时对他大喊大叫。
郝信东周一（7月30日）刚刚携妻子和四个孩子抵达堪萨斯城，参加堪萨斯城国际祈祷之家（Kansas City’s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举办的宗教活动。
郝信东所在的天主教福音派总部就设在堪萨斯城红桥路（Red Bridge Road），距案发现场不远。该机构事工副主席莱尼·拉瓜迪亚（Lenny LaGuardia）表示，郝先生的4个孩子都是从该机构收养的。
郝先生的妻子劳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他们的四个孩子分别为2岁、4岁、6岁、8岁，此前这家人一起在中国居住。
枪击案嫌疑人哈德逊8月2日被控二级谋杀罪。法庭文件称，警方认为，8月1日间7点左右，哈德逊在服用致幻毒品（PCP）后开始向人开枪。哈德逊陈述，自己有一把猎枪，当时有其他人向他开枪，自己开枪还击。法庭记录显示，当时没有人向他开枪。
哈德逊称，他认为郝信东是另一名男子的伙伴，而那名男子跟自己有过争吵。该男子被警方确认为“第二受害者”。
哈德逊称，他以为上述男子和郝信东当时是在追他，他向郝信东开了三枪，并目击他倒地。还有目击者称，郝信东倒地后还遭到哈德逊用枪托重击。
“第二受害者”颈部和背部受枪伤，被送往医院。哈德逊称，自己不记得向第三人开枪。但目击者称，当时哈德逊追着一辆卡车，边跑边开枪。
堪萨斯城中美州及亚洲文化协会主席桓伟（Huan Wei音译）表示，郝信东一家是天主教徒，堪萨斯城的许多教堂经常邀请中国学生参加暑期培训项目。她说，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们亚洲社区发生了非常悲惨的事情，除了郝信东被杀，还有两名印度人也遭到杀害，“枪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非法枪支到处作乱，形成了“乱枪党”。美国的乱枪党就像清朝的义和团一样，不是让美国再度强大的力量，而正在和毒品勾结起来，逐渐瓦解美国——就像鸦片和义和团互相作用，最后瓦解了清朝而不是振兴了清朝。

《义和团事变期间被杀新教传教士列表》：

本表列出义和团事变期间在大清国被杀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瑞典圣洁会
Natannael Carlesson 牧师，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Sven A.Persson 夫妇，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O.A.Larsson 牧师，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Edvard Kavlbery 牧师，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Ernst Pettersson 牧师，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Mina Hedlund 小姐，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Anna Johansson 小姐，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Justina Engvall 小姐，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Jenny Lundell 小姐，1900年6月29日，山西右玉

英国圣公会
H. V. Norman 牧师，1900年6月1日，直隶永清
C. Robinson 牧师，1900年6月1日，直隶永清

英国浸礼会
怀德豪（F. S. Whitehouse）牧师夫妇，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华新（G. B. Farthing）牧师夫妇，儿子佳（Guy）、女儿Ruth和蓓蒂（Betty），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施特华小姐（E. M. Stewart），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何道先生（A. Hoddle），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邸牧师（Herbert Dixon）夫妇，1900年8月9日[1]，山西忻州
马牧师（Willian Adam M. M’Currach）夫妇[2]，1900年8月9日，山西忻州
恩牧师（T. J. Underwood）夫妇，1900年8月9日，山西忻州
燕牧师（S. W. Ennals），1900年8月9日，山西忻州
任小姐（B. C. Renaut），1900年8月9日，山西忻州

寿阳宣教会
毕翰道牧师（Thomas Wellesley Pigott）、毕夫人（Jessie Pigott）和儿子毕天保（Wellesley），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施多克（George Stokes）夫妇，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鲁宾逊先生（John Robinson），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罗维特医生（Arnold E. Lovitt）、夫人和1个孩子 ，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辛普生（James Simpson）夫妇，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杜娃姑娘（Emily Duval），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顾姑娘（Edith Coombs），1900年6月27日，山西太原

英国圣经会
W. T. Beynon 牧师夫妇及其3个孩子

瑞蒙宣教会
Helleberg 夫妇和1个孩子
Wahlstedt 先生

宣道会
艾礼舜（Emil C. Olssen）、艾师母（Anna Olson）及其3个孩子Samuel、Joseph、Edith，1900年8月23日，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
林白（Carl L. Lundberg，1867-1900）、林师母（卜姑娘，Augusta Brolin）及其2个孩子Axelina、Ebba，1900年8月23日，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
安牧师（Edwin Anderson，1871-1900）、安师母（贺姑娘，Emma Hasselberg）及其2个孩子Clarence，1900年8月23日，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
聂姑娘（Emelie Erickson，1862-1900）小姐，1900年8月23日，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
W. Noren 夫妇和2个孩子
O. Bingmark 夫妇和2个孩子
C. Blomberg 夫妇和2个孩子
O. Forsberg 夫妇和1个孩子
M. Nystrom 夫妇和1个孩子
A. Gustafson 小姐
C. Hall小姐
Mr. A. E. Palm
K. Orn 小姐（失踪）

北美瑞挪会
斯教士（David W. Sternberg）
H. Lund 小姐
C. Suber 先生
Clara Anderson 小姐
Hilda Anderson 小姐

美国公理会
Susan Rowena Bird 小姐，1900年7月31日，山西太谷
Mary Louise Partridge 小姐，1900年7月31日，山西太谷
Dwight Howard Clapp 牧师，夫人 Mary Jane "Jennie" Clapp，1900年7月31日，山西太谷
Francis W. Davis 牧师 ，1900年7月31日，山西太谷
George L. Williams 牧师，1900年7月31日，山西太谷
Ernest R. Atwater 牧师，夫人Elizabeth Graham Atwater 和2个女儿（Celia和Bertha），1900年8月15日，山西汾州；另外2个女儿Mary，Ernestine，1900年7月9日，山西太原
Charles Wesley 牧师，夫人Eva Jane Price ，女儿Florence，1900年8月15日，山西汾州
毕得经 牧师（Horace Tracy Pitkin），1900年7月1日，直隶保定
Annie Allender Gould 小姐
Mary Susan Morrill 小姐

美北长老会
F. E. S. Simcox 牧师夫妇及3个孩子，1900年6月30日，直隶保定
C. V. R. Hodge 医生夫妇，1900年6月30日，直隶保定
G. Y. Taylor 医生，1900年6月30日，直隶保定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义和团，又称“拳乱”；美国的乱枪党，可称“枪乱”。我相信，仅仅二十一世纪，被无神论者和异教徒的乱枪党给杀害了的美国基督徒，一定大大多于上面的列表。所以可说，美国急需基督教传教士！以便抗衡伊斯兰教等邪教在黑人社区的迅猛增长。

谢选骏：恐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你肯定想不到，新疆是这样的》（2018-08-05 网友黑妮）报道：

有朋友在新疆，一再邀请我们去玩。于是立马行动，敲定了的丝绸之路的旅行方案。
我在二十多年前特别喜欢去远方寻求孤独，算是先锋独行侠，去过新疆，对其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那里大山大湖，波澜壮阔，人烟稀少，去到那里，出国一般的感觉。
然后，前方不断传来麻烦的消息。我们是加拿大籍，没有国内的身份证，说新疆之行比较麻烦，许多地方去不了。再后来，本来应该住朋友家的我俩，改住涉外酒店，说是外国人不能住新疆本地人家里。
关乎安全问题，我上了加拿大政府网站去看旅游警告的信息，发现中国是个红色标注的国家，“具有风险”，尤其是新疆，有activists 活动，当然，加拿大的旅游部门还罗列了中国各个坑蒙拐骗的特色犯罪内容，非常详尽，翻译出来的话，绝对是一部中国行防骗招数大全。
我是Chinese, 这些危险文字对我不起作用。我于是随机查看法国，发现法国的危险度和中国一个等级，但危险内容比较单一，一是巴黎的小偷猖狂，二是可能会遭遇恐怖份子，短短几行文字，和中国的风险大全相比，太小儿科了。
不曾料想，阔别二十多年后的新疆，是这个样子，太触目惊心和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我这些文字会不会遭遇“禁言”，如果是那样，我会转用图片文字的形式。
朋友一家非常热情，她家的兄弟姐妹女儿女婿全部出动了，开着车，带着我们在乌鲁木齐转。
维吾尔族人的人种和汉人是不同的，一眼就能分辨，但街上的维族人非常少，朋友解释，这两年，乌鲁木齐市驱逐迁移了一百多万少数民族的人口。
“他们的日子比较难过，他们随时随地可能被截停搜查，身份证必须带身上，倘若不带，那就麻烦了”。
我入住酒店，先要安检，每个酒店都设置了机场的安检设备，我要走过安全门，个人物品全部过X 光机。
不是说你经过一次安检就万事大吉，是每一次入酒店，每一个人，都要全套安检一次，这种情形是我从未经历的。
朋友带我们去一个维族区，那里有一间特别好吃的羊羔肉店，她说她已经好几年没来这里，有点害怕，对于维族人的地毯式排查管制，长此以往，让汉人维人都相互害怕。
这间餐厅没有洗手间，说对面的住宅小区有一个公共厕所，我跟着进去了，出来麻烦大了：要用人像辨识系统，身份证刷脸。
这太不可思议了！回自己的家，每天进出大门，要电子刷脸！
于是我们只好等在大门口，看别人刷脸后大门开后，我俩趁机溜出去。朋友也急忙从餐厅出来了，她忘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段，住宅小区电子刷脸的程序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新疆，这里俨如军事管制区，人和人是被区别对待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允许入清真寺”，朋友说道，我一路观望，几乎不见什么清真寺。“以前学校里面是汉语维语双语教育，现在只有汉语教育了，这样不出几代，他们维族人的文字是否能保留，是个问题”。朋友对我说：”他们维族人真的蛮可怜，对汉人，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关起来”。“如果有一个人有嫌疑搞破坏，全家连累，刨根挖底祖宗三代，举家迁移出城”，朋友感慨。
我听着这些话，非常震惊！想起美国曾经的黑人种族隔离。我以为少数民族都是被优待的，比如他们的高考分数较低，他们不必受计划生育政策。“是的，曾经是那样，但最近几年，他们的日子真的不好过，说穿了，他们就是二等公民”。
”为何这些事情我们都没听说呢？微信朋友圈也没人说起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让说，也不敢说啊，随时随地，有人揭发告密，会被抓的”，朋友说。
二十多年，我就没去南疆，说那里不安全，但我是可以去的。而这次，我纵使有千万个胆，却再也去不了。“那里三分二的青壮年都被抓了，这一招够狠，没人闹事了”，朋友说，“我们还要开展帮帮亲，每个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认亲一个南疆的少数民族，去那里生活工作帮助他们，一对一配对，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这不是洗脑吗？” “是的，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现在和文革时代很象。” 我看到街上的大幅标语，那醒目的团结在党中央啥周围。
我们去伊宁，买的夜班卧铺火车，和去机场一样，因为安检，我们需要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到了乌鲁木齐新站，我们差点没赶上火车。
火车站一路都是持枪的特警公安，每过一个关口，我们因为汉人面孔，被放行，无需下车，但后尾箱接受检查。终于来到了火车站，大批的公安干警把守着各个门口，我们没有身份证，不能进去，这下急死我了，我说我们是外籍，哪来的身份证？“找公安放行”“你们不就是公安吗？”我反问，“我们是警察，你们要找衣服上有公安两字的”。
我在人群里找公安，逮住一个衣服上有公安字样的，仿佛找到救命稻草。眼看离火车的出发时间越来越近，如果这趟没赶上，下面所有已经安排的行程，包车酒店将全部泡汤。
我们被来回指点奔跑穿梭于公安特警之间，终于有一个公安接过了我们的护照，允许我们进入了火车站大厅。我们已经购买火车票，如果有身份证，只需在机器前自动换票，我们持护照，只好在人工售票窗口再次排队。
谢天谢地，我们拿到了票，终于顺利登上了火车。
清晨六点，到达伊宁，汉人小李把我们接上，这几天我们包了这辆丰田吉普，小李跟随我们五天，司机兼导游。他说，没有人愿意接我们这“外国华侨”的单，一路带着我们俩外国人出行，太不方便了。他和我们约法三章，过每一个关卡，都要保持沉默，绝不出声，眼睛不要四处滴溜溜张望，要表现得漫不经心，更不要玩手机，倘若要检查我们，拿出来的是护照，光是一个“去公安局注册备案”的命令就够我们受的，行程将全部毁于一旦。
清晨伊宁的天空，美丽极了！一抹淡淡的粉红，濡染天际，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我们习惯于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日出，你看过大地的日出吗？不，这里不是无以阻挡视线的山顶，这里是平坦的大地，没有一个人，没有一辆车，除了我们。
当我看到那一轮红日，光芒万丈，在东方，如此靠近，君临天下，傲视一切，升起来，所有的千辛万苦，霎那间，得以最高的救赎。
汽车穿行在盘山公路，我们翻越天山，四周群山环绕，开阔极了，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园：加拿大。
但这里是新疆，是天山。落基山上只有峻拔的松树，没有稠密的草原，而这里，绿色缎子般的草坪，铺设在绵延的大山，牛儿马儿，密密麻麻的羊群，天地间，如此和谐安宁，那些关卡哨卡，荷枪实弹的特警，他们的身影渐渐退出我的脑海，我终于找到了心中的绿洲：这才是美好的新疆。

谢选骏指出：恐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曾几何时，新疆人在内地大城都享有特权——当地人不能摆摊，他们可以，不仅可以，还可以烤卖未经检疫的羊肉串，甚至可以骂人。在云南，回民地摊更加厉害，问了价格不能还价，否则必须购买，不买就会遭到威胁，甚至殴打、抢劫。他们为何如何猖狂？因为那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优待少数民族，落实少数民族政策。但是在发生了恐怖袭击以后，政治正确的内容改变了。所以说，恐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纳粹分子和日本天皇如何向其本国国民交代，是一个难为情的问题。

谢选骏：中国废垃的呼声

《梦雨：无悔选择——从中大硕士到流水线女工》（2018年8月1日 转载搜狐-金融晓生）报道：

一、工业区的女硕士

2015年6月，我于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毕业。与我的同学不同的是，毕业后我没有选择高楼大厦的工作，而是选择走进工业区成为一名女工。

我的选择并非天马行空，也不是一时兴起，它深深植根于我的生命历程，我对工人现状的感悟和认识，以及我觉得现状必须要有所改变的原始动力。

在中大读书期间，各种各样的知识讲座为我认识工人打开了一扇门，我看到了经济发展车轮下残缺不全的工伤工人，工厂楼顶“命如草芥”自由落体的富士康工人；我知道了有一种职业病叫尘肺病，得了病的工人生不如死，还有苯中毒、白血病、噪声聋……

工人在城市辛勤劳作，却被城市无情碾压。

跪着等待死亡的尘肺病人

有一次，北京大学卢晖临老师到中大做了一个关于农民工现状的讲座，提问时间一个同学问：“卢老师，我们这些大学生算既得利益者吗？”

既得利益者？！这个词深深地刺痛了我。

是啊，因为投胎在一个小康之家，从小衣食无忧、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未来一片光明，我就理所应当享受这一切吗？

那一刻，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满教室前途无量的中大学子；我开始反思，反思珠三角每年被切下的4万根断指，反思2.8亿为城市献出青春却留不下来的“农民工”！

用生命抗议的富士康跳楼工人

我想起在东莞打工的亲戚。多年前我的伯父在下班途中被车撞伤落下终身残疾，如果那时我懂工伤法律法规，就可以告诉他去找厂里要求赔偿；他的大女儿我的堂姐初中就辍学出去打工，过年只看到她回家时的光鲜亮丽，现在才知道她在工厂里原来过得很辛苦。

有一年暑假我去东莞，路过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堂姐带我钻进狭窄仄逼的巷子，那里没有阳光，昏暗潮湿，巷子上空布满密密麻麻的电线和网线，河流和池塘翻滚着臭气和垃圾，穿着工服的工人脸上刻满疲惫……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城中村，住在城中村里的都是“农民工”。

怀着对“农民工”处境的疑惑与同情，我开始学习劳动法律法规，走进工业区、城中村、建筑工地了解工人的真实生活和困境。

我去到学校周边的建筑工地，暴雨天，工人居住的地下车库积满了水，他们为泡水的衣服和被褥发愁，他们更为不能上工就没有工资的“窝工”焦虑；我为工友讲解劳动法律，可是法律的白纸黑字却换不回他们的一份劳动合同。

我去到号称是“制鞋业富士康”的东莞裕元鞋厂，老旧的厂区简陋的宿舍里，大哥大姐说在这工作了十几年，临退休才发现工厂欠缴大量的社保和公积金。

我无所适从，我愤怒震惊！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法律形同虚设？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献了青春献终身的工人老无所依？

惨淡的现实淋漓的鲜血，我感觉到法律的无力和苍白！生而贫穷的劳动者，不得不，又死于贫穷！

2014年夏天，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维权，在维权现场，大哥大姐向我们控诉物业公司的虚伪和无耻，他们克扣工人工资福利、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给工人签空白合同、逃避本应承担的经济补偿；工人代表去讨说法却遭到威胁恐吓，公司领导更是摆出“就是欺负你们”的嚣张姿态。

而在环卫工人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面前，街道办和劳动局却置身事外、不管不顾；正义的学生为工人奔走、呐喊，也被团结抗争的工人所感动和教育。二十天里，学生和工人相互支持，终于迎来了环卫工人维权胜利的好消息。

这样的胜利包含着尊严和权利，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另一种可能。

是的，辛勤劳动的工人不应该被粗暴对待，我，要一直跟工人在一起，寻回失去的尊严和权利。

二、汽配厂的女工

为了一直跟工人站在一起，“成为工人”就成了我的首要选择。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经济开发区，这是一个只有通过中介才能找到工作的地方。要找工作就要先交中介费，中介总是先把企业吹得天花乱坠，收取中介费后，又以企业暂时不招工等各种理由把人晾一边。在接连被两个中介忽悠后，我终于进到了一家日资汽配厂——广州日弘机电有限公司，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工。

日弘公司主要给东风本田、广汽本田和日产等整车厂生产发动机和离合器的弹簧。经过简单的培训后我第一次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刺痛我的耳膜，油污的气味扑面而来，金属粉尘弥漫整个车间，工人在刷得油亮的工作区域紧张忙碌，工位上苯等化学品的危害提示触目惊心，工人戴着既不能有效阻隔粉尘、又不能过滤毒气的一次性口罩，有的甚至连一次性口罩也没有戴。

火花四溅，缺少防护

这就是传说中“高工资”的汽配工厂，用健康换取所谓“高工资”的汽配厂。

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得知好多同事因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长期劳作，患上了鼻炎和支气管炎，还有听力下降、白细胞陡降……

而车间常年高温，5月份就闷热难耐，酷暑时35度以上属于正常，有地方甚至接近50度，加上劳动强度大，一层薄薄的口罩就已经喘不过气，更别提厚实封闭的口罩了，那简直就是让人窒息的“祸害”！

在健康和工作之间大家选择了工作，而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我和同事们工作的日常。

每天，设备中囤积的灰尘都要排放到车间里

因为底薪低，在周末休息和一天不休之间，我们不得不选择一天不休！

因为上报工伤会被扣年终奖，在受了工伤维护权益和年终奖不被扣钱之间，我们不得不选择瞒报工伤！

因为领导掌握年终评点的生杀大权，在纠结要不要买领导推销的高价内衣时，我们只能选择买！

面对领导的肆意谩骂和人格侮辱，在奋起反抗和委曲求全之间，我们还是选择了默默忍受！

手指压伤，却不能报工伤

更令人心疼的是厂里的孕妇，怀孕意味着需要更卖力地干活，因为领导会以产量不达标为由刁难孕妇——给脸色看、不给班加、冷嘲热讽。为了达到产量，她们只能选择放弃孕妇合法的工休时间。

而恶劣的环境和不断提高的产量又让她们每天都受尽煎熬。在生产现场，怀孕了还能够继续待下去的女工少之又少，劳动强度是一方面，生产环境对孩子的伤害是另一方面。

朋友小美，在车间工作期间每次怀孕都流产，离开了之后才得以摆脱这一噩梦；另一个同事吸取她的经验教训，怀孕后马上选择离开，却还是难逃孩子流产的厄运，工作环境的伤害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孩子的骨血里。

布满油污和粉尘的厂区

还有那些将全部青春都献给了公司的老员工，从二十岁懵懂少年步入而立之年。十几年来，领导一直在身后卡着秒表，一秒钟一个动作，快点，快点，再快点。夜班上了三个钟，由于待料，一声令下就得下班。

为满足生产需要，夜班急倒中班，中班急倒早班，连续两天睡眠不足10个钟！混乱的作息紧张的节奏，让人睡不着觉又打不起精神，这样的痛苦每时每刻都在经历。

朋友老王说他曾无数次想离开，逃离这毫无人性的管理制度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但十几年的工厂生活，除了一身病痛，他什么也没有，离开工厂他不知道该去哪里，而作为家中的顶梁柱，他不能停止挣钱。

员工体检结果，健康问题层出不穷

然而，再长的工龄再多的付出也阻挡不了公司对老员工的厌弃。在公司眼里，员工不如机器！机器坏了他们维修保养、更换零件，员工的身体垮了，他们想到的却只有撇清关系、扫地出门。

在这里我们是

一台台24小时运转的机器

一个个不停被按动的开关

一串串产量板上跳动的数字

我们是

一张张存着年迈父母医药费的银行卡

一颗颗从孩子脸颊上滚落的泪珠儿

我们还是

变型的脊椎、劳损的腰肌、失聪的耳朵

但我们绝不可能

是人

能够感受公正与自由的人

我们昼夜颠倒，换来机器24小时不停的轰鸣！

我们不眠不休，换来老板不劳而获的富贵！

我们忍辱负重，换回寄生虫们趾高气扬的嘲讽！

我们辛勤劳动，却换不回尊严和权利！

为了让劳保鞋透气

暴雨天也要趟水上班

朋友说，抱怨没有意义，想开点能活得快乐些，这样的日子还长着呢。我想是的，但是却忍不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敲下这些“没有意义”的文字，这是身为工人的我的日常，更是千千万万工人的日常。男的、女的、爱笑的、胖的、贫血的、干满十五年的、两年没转正的、断指的、流产的……

直到有一天，我们干不动了，我们工作生活过的痕迹都将被抹去，取而代之是另一批新鲜的血液，继续重复这单调的循环。

三、为改变而战斗

但，我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抱怨！

这里有悲哀，有愤怒，有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痛苦和不堪！

这里有憧憬，有希望，有苦中作乐的精神，也有辛勤劳作的汗水和努力！

这里需要改变！这里也渴望改变！

员工要求改善劳动环境，追缴住房公积金……

2018年3月底，一年一度的工资和年终奖集体协商开启。往年，我们的员工方协商代表基本由分会主席指定，今年，生产现场的员工决定用一用手上的民主权利，他们推选我为员工方协商代表候选人。

成为代表的过程非常艰难，厂方和工会对我百般刁难，他们从来就喜欢听话的提线木偶，对于自下而上的“员工推选”有着本能的敌意！

带着员工的信任和支持，一波三折成为代表的我制作调查问卷搜集员工意见。然而，马上我就被公司领导训斥提高了员工的加薪预期；被工会领导告诫要“摆对你的位置”；被警告已经伤害到了高层领导的利益；被批评年轻气盛、莽撞偏激、不够成熟……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走出了协商代表的第一步！

悲哀与愤怒汹涌而至，我想知道，在工会和公司眼中什么是不“偏激”的方法？

如果“听资深工会领导的话不用问卷收集员工意见”就是不偏激！

如果“对公司威胁侮辱员工，公然干预集体协商的行为不质疑”就是不偏激！

如果“对公司以莫须有的罪名警告、处罚员工的违法行为忍气吞声”就是不偏激！

如果“承认工会委员会越权撤销我协商代表资格的决议有效”就是不偏激！

那么，这一次我选择“偏激”，选择挣脱套在工人身上的枷锁！

习惯了“违规违法”的领导们如临大敌，于是贿赂选举、境外势力、泄露机密等帽子接二连三扣到我的头上。我的加班权利被剥夺，与一线员工接触的工作被禁止，污蔑诋毁威胁恐吓……下流花招层出不穷！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压我，震慑所有现场员工。

为打击报复协商代表发布的文件和数据

至于法律什么的，在他们眼里连个摆设都不是，它只是一堆被扔掉的废纸，或者是已经被排放的毒气和废水。《员工手册》中的107条惩罚措施才是他们想要的“法律”。

2018年5月28日，一大早，工会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他们绕过会员代表大会直接撤销了我协商代表的资格；下午一点，公司以我顶撞上司扰乱秩序为由给我记过处分；下午四点，一纸处罚性解雇通知书被送到我的手上，公司单方面宣布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红色的印章狰狞的笑容，工会和公司狼狈为奸，宣誓他们对工人的绝对权利！

血汗工厂四个字早已不陌生，改革开放四十年，它们用工人的鲜血和生命将自己打造成了法治中国的照妖镜，什么当家做主、民主权利、人身自由、公平公正……越漂亮的也就越丑陋！

于我而言，日弘公司员工身份的终结并不是结束，工厂的大门已对我紧闭，它的钢筋铁骨将永远刻着非法解雇员工的无耻，拒之门外的不仅是我，还将有那些敢于说不的先行者和敢于维护权益的后来者。

公司已数次非法退回劳务工

拦在厂门外，也要喊出宣言

噩梦中醒来的工人不愿意回到暗夜，习惯了站着挣钱就不会再喜欢跪着。

从学生到工人，从普通作业员到员工代表，与工人站在一起，我越走越坚定。

脚踏实地，继续前行，为权利和尊严奔走，为劳动者付出，为改变而战斗！

这是我的选择，也将成为更多后来者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这是匿名的文章、废垃的呼声——废垃不是没有良心的觉醒，而是觉醒了也不敢署名；即使署名了，也没有行动能力；即使有了行动能力，也没有社会呼应；即使有了社会呼应，也只是三分钟热度……这就是废垃社会的状态。孙中山不懂这个，他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他哪里懂得——散沙加上水泥钢筋可以强化；但是废垃却是建筑垃圾，无法再度变成建筑材料的。

谢选骏：万精油并非绝对权威

《习近平绝对权威遭遇空前挑战》（2018-08-05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大权独揽的努力。他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也一直在打造和宣扬他的敢想敢作、无所不能的形象。然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这种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毁坏。

在过去的7年里，执掌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塑造以为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知识。
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官员也以有言和无言的行动来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之大。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其中最令人惊骇的例子包括：
——习近平所任用的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隆冬时节的黑夜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及其妻子幼儿从他们合法租住的北京住所中驱赶到大街上以加强所谓的防火安全，在蔡奇的暴虐行为震惊世界、酿成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排华案、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强烈谴责之后，习近平一言不发，从而间接地显示了他对蔡奇的支持；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互联网舆论表现出极大大的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其中包括直接抓捕和强迫电视认罪羞辱的方式控制互联网舆论，使本来一度相对自由的网民信息和政见交流平台微博如今奄奄一息；习近平当局推出二十一世纪的连坐制，对微信群群主发出威胁：假如微信群中有人发布了当局不喜欢的言论，当局将惩罚群主；网民强烈抗议说，这种规定不公平，假如群主要为群中的人言论负责，习近平为什么不为中共官场无官不贪的局面负责？尽管网民提出这种抗议，习近平当局置若罔闻；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监禁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习近平当局坚决拒绝接受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全世界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释放刘晓波准许他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吁，以及刘晓波本人所明确表达的出国就医的意愿，坚持继续羁押刘晓波，刘晓波很快在中共当局的羁押中死去；

——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对全世界展示他的法治理念，其中包括大力打压和抓捕人权律师，甚至展开全国性大抓捕，一次抓捕上百人，然后强迫其中一些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以国际社会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方式对其他人进行审判判和刑，或进行超期羁押，羁押期间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被羁押者的亲属不知其亲人人在何处以及是否还在人世；习近平当局把这众做法称作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予以公开宣扬；

——习近平在中共当局废除给中国和中共反复造成大灾难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40年之后，在今年3月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他目前担任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再度恢复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能够不理会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做到上述这些令中国民众反感和厌恶、令国际社会吃惊和担心的事情，显示了他确实是权力巨大，足以压倒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反对并得以无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习近平当局所做出的反应，凸显出看似大权在握无所不能的习近平的软肋。这些事件包括：
——习近平掌控的中共江西省委日前像是突然发狂，抢夺和捣毁/焚烧当地老人的棺材，扒开被埋葬的死者的尸体当众焚烧，这种野蛮的举措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公愤，受到公众的强烈谴责，江西省当局很快改弦易辙，宣布民众可以领会被抢走的棺材，棺材被毁坏可以获得赔偿；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中共江西当局之所以如此迅速变脸，是因为有中国人提出倡议，既然扒坟墓是合法的也是应当受鼓励的，那么，公民就应当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占地2700木的坟墓平掉，把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泽东陵墓平掉，把毛泽东尸体烧掉；这一倡议使习近平感到恐惧，导致他掌控的中共江西当局迅速改弦更张；
——今年7月，中国再度爆发假疫苗丑闻并引起公愤和强烈谴责和担忧一个多星期之后，习近平做出了“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的批示，但在丑闻暴露出更多的惊人细节、以及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罢免的官员孙咸泽在他的治于2015年下升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广为流传之后，习近平又陷入沉默，拒绝回应公众的关切；
——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习近平最近出访再次大撒币、不管不问中国还很穷的时候，孙教授住所所在的济南当局人员强行破门而入，尽管孙教授抗议说，发表批评言论是他的个人自由，中共济南当局依然是抓走了孙教授；眼下中共跟拒绝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不当，也拒绝透露孙教授现在人在哪里；这种局面似乎显示，孙文广教授对习近平的批评让他感到难以对付；
——在美国川普政府力图迫使中共当局改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美中贸易战酝酿期间和打响之后，习近平当局一度跟美国摆出决一雌雄打到底的架势；有报道说，习近平甚至对到访的外国来宾说，他领导的中国当局要跟美国以牙还牙；然而，过去几个星期来，习近平当局悄悄收回了先前的强硬调门，转而强调要跟美国协商；在美国宣布计划把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由10%再增加到25%之后，习近平当局宣布对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报复措施。

习近平当局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的公开嘲笑。库德洛星期五（7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600亿美元对2000亿美元，这种反应比较弱。” 他接着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妙。投资者在出走，中国国币币值在下跌，…“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中国。我今天注意，到日本股市的市值超过了中国。”
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美国宣布的最新一轮的对中国贸易战措施的反应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嘲笑。
在美国宣布计划对提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惩罚措施之后，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8月2日在北京做出了一番令中国网民感到非常有趣的反应:
“美方不仅不顾全世界的利益，甚至也不顾美国普通农民、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中方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种做法对中方不会有任何作用，也使世界上反对贸易战的国家和地区感到失望。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不要一味意气用事，这样最终会伤害他们自己。”
对习近平当局对美国采取的这种奇特应对，有许多中国网民讽刺：美国川普政府公开说，跟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劝美国不要再打贸易战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怎么中美两国政府都是在为美国谋利益？
一位网名为“草祭”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关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的一则评论，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的观点：
“中美贸易战，让习输到脱裤而无力反击。习目前的困境，除了他自己的无知无德无能和自大傲慢刚愎外，更多地则是来自其团队那些马屁精和智囊们的无底线的吹捧、神话和推波助澜，让习只能伟大下去而一条黑道走到底。”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似乎认为在“绝对权威”、“大权独揽”、“敢想敢作、无所不能”、“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知识”之间具有逻辑关系。其实不然。“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知识”——这样的人往往无权，最好的就是想达芬奇那样充当别人的工具，其次就只能当当万精油了。“绝对权威”、“大权独揽”、“敢想敢作、无所不能”，那就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只能讲究天命了。而且即使同一个人，即使再了不起的枭雄，在其一生中，也只有不多的几年可以达到如此状态，其后就是不忍卒读了。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希特勒，皆如此也，要知道，万精油并非绝对权威——万精油可以人造，绝对权威却只是一种偶然的幸运，所以都是无法持久的，这就是他的悲哀，也是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