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 满鞑人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

《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4月26日）报道：

史实俱在不可欺——档案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李亚杰）中国国家档案局２４日公布了１０件涉藏历史档案。就此，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２５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他表示，这些历史档案和史实都充分证明，数百年来，西藏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的，并且只有在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后才具有政治和法律地位。
“达赖喇嘛”一名，始于明万历年间。万历六年（公元１５７８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在传教期间，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边。俺答汗尊称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是“嘉措”这一名字的对译，在蒙语中又有“大海”的意思；“喇嘛”则是藏语“大师”的意思。所以，达赖喇嘛既有“嘉措大师”之本意，又有学问渊博如海的大法师之喻意。
“不过这时，这一称号还只是私人间的尊称，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杨冬权说。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公元１５８７年）十月丁卯日，“番僧答赖（今译达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国书。”
“可见，明王朝正式对这位历史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杨冬权说。
索南嘉措得此称号后，格鲁派上层僧侣把他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根敦珠巴追认为第一世，把根敦珠巴的继任者根敦嘉措追认为第二世。万历二十年（公元１５９２年），明王朝又降旨把封给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让云丹嘉措继承，他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
“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朝中央政府对三世、四世达赖喇嘛的册封档案原件现在没能保存下来。从五世达赖喇嘛起，中央政府敕谕、认定、册封达赖喇嘛的档案现都有所保存。”杨冬权说，“现在我们选出的几件历史档案，足以证明历世达赖喇嘛都是经中央政府册封、认定的。”
据介绍，目前这些珍贵的档案原件多数收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其中包括——
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顺治皇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雍正皇帝封赏六世达赖喇嘛的敕谕；雍正皇帝颁给达赖喇嘛的金印；
乾隆皇帝颁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玉册；
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嘉庆皇帝封赏九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２３年）道光皇帝封赏十世达赖喇嘛的敕谕；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皇帝册封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金册；
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光绪五年（公元１８７９年）光绪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敕谕；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
清王朝建立后，清廷派遣喇嘛去拉萨延请达赖喇嘛赴京。五世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公元１６５２年）十二月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多次会见并宴请了他。不久，又用金册、金印，正式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
“从此，‘达赖喇嘛’封号开始具有政治和法律效力。”杨冬权说，“这次我们公布的档案中就有，顺治十四年（公元１６５７年）六月顺治帝派人慰问五世达赖喇嘛时颁发的敕谕。”
雍正元年（公元１７２３年）六月十日，雍正皇帝下旨，把康熙皇帝册封的“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改封尊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口旁加旦）喇达赖喇嘛”，并赐以金册、金印。
这次公布的有雍正当时封赏的敕谕。从谕旨中“喇嘛尔受皇考之仁恩，令尔弘扬黄教，俾土伯特众民安居，封为‘阐扬释教、普度众生六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印册文，送往本地坐床”的话来看，这位达赖喇嘛是由清中央政府官员主持坐床典礼、正式加以认定的。“这证明，至少从他开始，达赖喇嘛已开始由中央官员主持坐床、予以认定了。”杨冬权说。
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七月，嘉庆皇帝在接到第九世达赖喇嘛于坐床后奏进的谢恩表后给他封赏的敕谕。这位达赖喇嘛因特别灵异而经中央驻藏官员及西藏僧俗官员联合奏请，由皇帝特准免予“掣签”而认定。
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十月，咸丰皇帝为派驻藏大臣主持坐床事给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灵童敕谕。之前，清廷驻藏大臣已经在布达拉宫的金瓶中掣签认定了该灵童，但须待坐床仪式举行后，才能正式称为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这件档案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认定达赖喇嘛的前后过程。”
这次国家档案局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令。第二年二月，在吴忠信主持认定后经中央政府任命，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杨冬权说，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和档案清楚地告诉人们，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反对中央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历代中央政府的意愿，也违背了历世达赖喇嘛的意愿。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弄明白的是，虽然明清都对达赖喇嘛进行了册封，但是清朝显然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清朝为何提高达赖喇嘛的地位呢？我认为，一是出于笼络蒙古各部的需要，二是满清比明朝更喜欢喇嘛教，因为喇嘛教源于萨满教，和满洲人的习俗比较接近。换言之，明朝笼络喇嘛教纯属政治目的，而清朝笼络喇嘛教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有宗教偏向。正是基于这种区别，清朝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同时也通过喇嘛教，增强一下满鞑子（满鞑人、满大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网文《mandarin是指滿大人？完全沒有關係！》（2014-09-09 羊城網）报道：

先說結論：Mandarin這個英文單詞最早是從葡萄牙文（Mandarim）一詞發展而來的。而Mandarim是從葡萄牙文的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Mandarin來源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滿族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某些人關於Mandarin是英語從「滿大人」甚至「滿韃音」音譯來的說法是毫無理由，也完全沒有根據的。

筆者近期見到一考訂「Mandarim」源流文 。閱後發覺，這是一個西方學界早有定論的議題。19世紀末已解決的問題，百年後重提，而且對國際學界的以往研究似乎懵然無知，以為新見，著實令人驚詫。爰作此篇，以就正之。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譯本的一些問題考辯》一文認為「曼達林（mandarin）的源流」如下：

「……今查《全集》說：政府的官員，以及武官，中國人稱之為‘官府’，意思是主事者；為了表示尊敬，便稱之為‘老爺’或‘老爹’。西方人所用的名稱mandarino，是從葡萄牙文之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札記》則說：‘所有的軍職或文職大臣都稱官府（Quon-fu），意思是司令官或主管，雖然他們的尊稱或非官方稱呼是老爺（Lau－ye或Lau－sie），意思是指主人或父親。葡萄牙人稱中國官員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現在歐洲都知道中國官吏的這個頭銜。’ 由此可知，英文的mandarin及義大利文的mandarino 來源於葡文的mandarim，而mandarim則由葡文mandar（命令）、mando（權力、命令、軍權、裁決）等派生出來的。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國官方打交道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詞來指稱中國官員，至於後來歐洲各國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來指稱明朝官員甚至滿清官員以及與滿清官員有關的語言等等，應是在前引利瑪竇的《全集》之文的影響下才普遍流行的。」

作者於文首聲明道：「本文主要是用考證學的方法，根據史實及利氏義大利文本的《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 à nella Cina （論耶穌會及***進入中國）》（見德禮賢神父Pasquale M. D' Elia 校注並改名的《***中國開教史（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ismo in Cina）》，Roma－La Libreria Dello Stato，1942.下簡稱《意本》）把被漢文本誤譯的內容加以辨正。」

據譚世寳稱，曾承澳門耶穌會會長呂碩基神甫提供利瑪竇《中國傳教史》的義大利文本參考並予指教。可以相信，他使用過義大利文本，因而我們從德禮賢神甫所校注的義大利本的原文開始分析：

「政府的官員和武官均被稱呼為官府[quonfu]，義即主事者[presidente] 6)，出於尊稱，呼他們為老爺[laoie]或老爹[laotie]，義即父親大人。葡萄牙人從‘命令[commandare]’用起，一直稱呼他們為mandarini 7)，這個名字由他們傳入我國。
6) 相當於我們的官員[funzionario]一詞。

7) 因此利瑪竇認為?mandarino?一字來自葡語?mandar?，義即命令[comandare]. 參見《耶穌會歷史叢書》之《沙勿略文輯》，第1卷，第170頁。但達爾加多（DALGADO，第2卷，第20-22頁)卻不贊成這一詞源，認為它來自梵語和neo-arica 的mantrin (此處梵語原文見德禮賢注釋《利瑪竇全集》（義大利語本），第1 卷，第56頁)，進入的途徑是馬來語mantari，義即參議或大臣。?mandarino?一詞至少從1514年開始使用。」

劉譯：「政府的官員，以及武官，中國人稱之為‘官府’，意思是主事者；為了表示尊敬，便稱之為‘老爺’或‘老爹’。西方人所用的名稱mandarino，是從葡萄牙文之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譯者劉俊餘聲明：「本中文本即是根據德禮賢之版本，並參考英文本翻譯的。卷一及卷三之按語也是取德禮賢神父之注釋，是筆者所譯。卷二，卷四及卷五的譯者是王玉川教授。」

稍微比較一下，讀者不難發現劉譯與原文相差甚遠。實在難以想像是如何「根據德禮賢之版本，並參考英文本翻譯的」。

令人驚詫的是，在利瑪竇的原文中並無mandarino和mandar之類的字眼。完全系譯者擅加！

譚世寳在參閱利瑪竇原文後，並未發現這些問題，遑論「把被漢文本誤譯的內容加以辨正。」仍舊襲用劉譯，且根本未看懂腳註7）的解釋，於是出現了一場罕見的以訛傳訛。

的確，利瑪竇有「mandarim」來自葡語動詞mandar之說，但在國際學界眾所周知，此說早已被淘汰百年有餘了。

德禮賢不知有比達爾加多的《葡亞詞彙》更早的研究專著。

初版於1886年，而且常用的工具書《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告訴我們：「MANDARIN –葡萄牙文單詞：Mandarij，Mandarim。魏持沃德(Wedgwood)解釋該詞並探源如下：‘中國官員，由葡萄牙人首次讓我們認識此詞。如同印度的種姓制度（caste）一樣，此詞被誤認為當地詞彙。源自葡萄牙語mandar，義即掌權、命令、統治等。’T. 海德 (T. Hyde) 在下有同語(jj意思是海德在下面有同樣的解釋)。縱使是葡萄牙人讓我們首次認識此詞，這是個由來已久、常犯的錯誤。Mandarij一詞如何從mandar那裡演變而來？葡萄牙人可能用mandador等詞來形容東方的官員，如前條目(參見MANDADORE條)所示，他們確實在某些情況下曾運用該詞。然而，跟mandarin的假設辭源manda並行的是英國旅行者在造訪中國或者遠東其它國家的時候，應已創造了一個用來稱呼所經國家的官員的頭銜。這個頭銜是‘order’的一種新的和不太正常的演變，叫orderumbos。

事實上，本詞是印地語（來自梵語）mantri的訛略，意為『參議、大臣』，也是***教前印度的一個古老本地詞彙。該詞曾被借用，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多國，尤其是馬來人中傳播。他們習慣上以該詞來稱呼公職官員的最高級別（參見葛羅福(Crawfurd)所編《馬來語字典》的有關詞條[克林科特（Klinkert）將其寫作manteri，口語作mentri]）。然而，葛羅福(Crawfurd)卻奇怪地認為這個詞的現解同葡萄牙語(參見《印度洋群島學報》，第4期，第189頁)。[克林科特（Klinkert）采源自梵語說。]毫無疑問，本能上的意義推斷有可能把mantri曲解成類似mandar的詞語。馬斯頓(Marsden)更把此詞進一步曲解為『比蘇丹(Sultan)下一級的官員叫Mantree，為中國人中尊稱Mandarin一詞的訛略。』（《蘇門答臘史》，第2版，第285頁）日特(Ritter)由於受A. W. 施尼格爾 (AW Schlegel) 的影響，亦采mandar詞源說，把該詞的真正詞源記錄在《中日注釋及問答》，第3章，第12頁並由其中一人編入1872年9月的《航道志》(Ocean Highways)第186頁。以下的幾個引文會展示出，該頭銜起初的用法根本與中國無關，而是用在馬來語國家和印度大陸指稱官員。我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mantri （參見MUNTREE條）在孟加拉國東部邊境較開化的希爾族群 (Hill Races) 中間仍然流行著，用作稱呼首領以下的小官。」

19世紀的英語，除了使用從葡語mandarim演變過來的mandarin這一形式外，也使用梵文Mantri的英語拼寫法「MUNTREE」：「MUNTREE——名詞。梵文Mantri——大臣或高官。該詞特別在古印度邦和從印度接受古代文明的印度支那和馬來國家中流行。葡萄牙人把這個詞變作了mandarin（參見該條）。」

根據《Hobson-Jobson》的引文，在約公元400年已出現了「mantrins」的記載 。當時，葡萄牙還未建國，葡萄牙人千年後才東來。顯而易見，「mandarim」絕不可能來自葡語的動詞「mandar」，其真正的源流是梵語—馬來語。

譚文接著說：「順便補充—點，約在1515年由托梅．皮雷斯撰寫的《東方概要》(SUMA ORlENTAL)已用Mandarin來指稱明朝的中央政府大臣。有譯者認為：‘托梅·皮雷斯看來是第一個使用Mandarin來稱呼中國官員的葡萄牙人。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筆者認為，是否第一個使用Mandarin的人是很難斷定的，比較穩妥的說法應是：在目前所見文獻中，是皮雷斯的這份手稿首先用了Mandarin一詞來指稱中國的官員。至於說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則不知其根據何在，因為如上所述Mandarin顯然是出自葡國人的葡文詞 ，最初專門用以指稱中國的官員，所以我們否定此詞是源於馬六甲。撰於明萬曆初的《暹羅館譯語·人物門》‘臣’的暹漢對音為‘滿朵禮’，顯然是‘蠻的哩’的異寫。筆者認為，暹邏語此詞也應是來自葡語的。」

對於上述問題，前引《Hobson-Jobson》已經有了明確的論述。我們再來看葡萄牙學者的觀點。德禮賢前引達爾加多的《葡亞詞彙》解釋道：「MANDARIM遠東，尤其是中國的法官、高級官員。本詞從葡萄牙語進入歐洲其它語言。不是漢語詞，也不是像某些東方學家猜測的那樣在辭源上與葡語動詞mandar有關。是梵語及新亞利安（neo-arico）語mantarī的訛略形式（參議，大臣），其辭源是馬來語mǎntǎri。t變為d可能是受mandar的影響。我們的作家不用該詞指印度的大臣，而是稱馬來西亞、中國和安南的官員。」

從已知文獻來看，該詞在葡語中最早出現於1514年布力托(Rui de Brito)報告被葡萄牙人驅逐的馬六甲王困境的一函中：「馬六甲以前的國王莫哈默德（Mafamede）在賓坦，苟延殘喘，手下無幾，只有數字大臣（mandarins）。」

從1886年《Hobson-Jobson》初版後，葡萄牙學界便接受了這一說法。一位葡萄牙作家於1898年作了如下說明：「我們以這個印度名稱來稱呼中國官員。如今通常叫mandarins。其遙遠的辭源是梵語mantarin，意為‘參議’。」

可見，「有譯者認為：……Mandarin一詞源於馬六甲。」確有實據，只是批評者不知究竟罷了。而且一般的葡語語言字典也註明它來自馬來語。

《英華大詞典》將mandarin定義為「(中國滿清的)官吏。」 《新英漢字典》的解釋如下：「n.[史] （中國滿清九品及九品以上的）官員」。

近期出版的兩部葡漢詞典亦持同說。

《簡明葡漢詞典》：「—m.1(中國滿清的)官吏，官員。」

《葡漢詞典》：「—s.m.1(中國滿清的)官吏，官員。」

筆者查閱了幾乎所有的主要葡語語言詞典，包括2001年出版的最新的里斯本科學院編寫的《當代葡萄牙語詞典》，均未見有「滿清的」這一定語。

那麼兩部新近的葡漢字典為何會有此解釋呢？大概是受英語的影響。

在澳門於1971年出版的《葡中字典》中，我們可以看到：「MANDARIM，s. m. 滿清一品至九品官吏，中國官話，中國國語。」

限於20世紀70年代澳門的學術水平，這本字典不是從葡語直接而來的葡中字典。作者在前言中聲明說，主要採用的是費雷拉(Júlio Albino Ferreira)神甫的葡英字典和上海商務出版的《綜合英漢大辭典（A Comprehensiv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同時參考了《葡語實用插圖字典（Dicionário Prático Ilustrado）》及《麥修氏漢英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等字典。因此，可以判斷，「滿清一品至九品官吏」的定義系照抄自英語，而這又可能是兩部《葡漢詞典》的張本。

現知最早的《《葡漢辭典》中有關Mandarim的詞條如下：「Mandarim 官府 老爹 老爺；Mandarim darmada 武官；Mandarim de letras 文官」；「fallar mandarin cu? cua—zinyin 官話—正音」。

英國與中國的接觸較晚，主要是在滿清，因此將mandarim定義為「(中國滿清的)官吏。」實際上，無論是葡語的mandarim還是英語的mandarin的基本詞義是參議、大臣，不局限於滿清。

由於該詞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錯誤的英語定義流傳甚廣，甚至影響了所有西方語言中源自葡語mandarim的解釋，故有必要糾正之，不能讓此種由於學術信息遲閉而造成的無根游談若流傳到國際學界，貽笑大方。

從《暹羅館譯語·人物門》中的「滿朵禮」和《澳門紀略》中的「蠻的哩」的結尾音節來看，沒有與葡語「mandarim」中鼻音「im」對應的音節，反而明顯是「梵語及新亞利安（neo-arico）語mantarī」或「馬來語mǎntǎri」的漢語音譯。早期葡語也有無鼻音的「Mandarij」這一形式。由於澳門土語受到了馬來語的重大影響，「蠻的哩」可能表達了「mantarī」，「mǎntǎri」或「Mandarij」的音值。

現在許多商業名稱中，喜歡使用英語mandarin一詞，但因不知其來龍去脈，多數譯法不甚貼切，如Mandarin Hotel Yokohama被譯為橫濱曼達林大酒店，慕尼黑的 Mandarin Oriental 作曼達林東方酒店。由於一般字典給mandarin的定義是「(中國滿清的)官吏」，但最早涉及的卻是明朝的情形，譯家覺得不妥，遂采音譯。譯得比較貼切的是澳門的「Mandarim Oriental，東方文華」。從中國傳統的文官制度而言，將Mandarin譯為文華頗為傳神。

譚文驚人之語不僅上述。「雖然關於‘China’等在漢文的來源字及本義，前人有很多異說，但是唯獨沒有提及‘晉’。」 據筆者所知，生活於明末清初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安文思早有此說。「Chin（晉）這一名稱似乎是印度人因為耶穌基督前169年統治過的Chin（晉）家族的關係而對China的稱呼，而我認為，更可以相信的是來自耶穌基督前246年統治過的Cin（秦）家族。其首領為全中國第一個領主。其中包括離孟加拉國不遠的雲南。」 登載安文思此說的書籍寫於1668年，其作者大概可以算是「前人」吧？而且此書不是甚麼難覓之籍，近有澳門基金會及教育暨青年司1997年的重印本。

早在明朝，最早和中國官方打交道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就已用此詞來指稱中國官員，至於後來歐洲各國人用mandarino或mandarin來指稱明朝官員甚至滿清官員以及與滿清官員有關的語言等等，應是在前引利瑪竇的《全集》之文的影響下才普遍流行的。

mandarin的來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Mandarin這個英文單詞最早是從葡萄牙文（Mandarim）一詞發展而來的。而Mandarim是從葡萄牙文的動詞mandar來的，意思是指揮、管理。

葡萄牙文的Mandarim是從馬來文（馬來語：Mantari）發展而來來的，馬來文又是從印地文（印度北部用語）借來的，印地文又是從梵文借來的。最早，梵文的這個字是會思考的人的意思。在英文里，成了中國所有入流的官員的統稱。入流指的是從一品到九品的官員。

後來，Mandarin成了所有亞洲國家官員的名稱。牛津字典解釋【Mandarin】是從「滿大人」三個字的音譯成的，牛津字典的這種說法相當可笑，因為，這個詞最早來自梵文。而且在明朝時期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就對這個詞進行了考證，認為其來自葡萄牙語。（參見《耶穌會歷史叢書》之《沙勿略文輯》，第1卷，第170頁。） 總之從明朝起西方人便稱呼中國官員為Mandarim，這個詞到了英文中便成了Mandarin。 再後來，1727年，雍正六年，英國人開始把「官話」，官員在廟堂上說的話（普通話的前身），翻成了Mandarin，所以，英文裡面，Mandarin當成中國或是亞洲官員的時候第一個字母用小寫mandarim。意思是「官話」或是「普通話」的時候，是語言的名稱，第一個字母要大寫Mandarin。Mandarin與Chinese的區別在於，Chinese指的是所有的中國語言，包含各種方言，同時也包括了中國的文字，Mandarin則只說用國語發音的語言。

綜上述，某些人關於Mandarin是英語從「滿大人」甚至「滿韃音」音譯來的說法是毫無理由，也完全沒有根據的。Mandarin來源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滿族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關係。

谢选骏：上述说法很有“正名”的以为，它还原了“普通话”、“国语”的说法都不确切，比较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官话”。

网文《官话》报道：

官話（又称北语、北方话、官話方言。此外有時也稱北方方言）為汉语的一支，主體為北方漢語。若視漢語為一種語言，則官话是漢語的一级方言，下分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若視漢語為“漢語族”，視官話為獨立語言的話，則官話下有數支官話的方言。無論如何劃分，官話的地位都跟吴语、粤语、闽语、湘语、客语、贛语等相同，要麼同為獨立語言，要麼同為漢語下的一級方言。

官话是漢語诸方言中分布最广的一种，除了中國北方以外，官話也同時分佈在中国南方绝大多数地区，如南方的江蘇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区作为母语使用。此外，官話在江蘇省蘇州市吴江区的菀坪镇、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區以及福州長樂航城街道的琴江满族村等地也以方言島的形式出現。

現今中國目前的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話、成都话和南京话为代表，前兩者為北方官話，後兩者為南方官話，由於官話分佈地區廣，官話內部仍有較大的差異，仍存在各官話之間不能交流的情況。兩種南方官話都有應否獨立出官話方言的地位爭議。

官話也是中國現在的主要通用語。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國大陸的普通话、臺灣的國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語）均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與認知的不同，地區之間的使用者不一定能夠有效溝通，因為地方官話的口音乃至於句法和用詞差異可能很大，特別是山東與江蘇一帶的地方所講的方言。所以今天所推行的普通話，是以官話為主要語言、加之北京音為標準的語言。

官話也是一種聲調語言，這點跟漢語下的一眾語言相同。

名称
官话，有时亦称为北語、北方话、官话方言、北方方言，有些場合也稱作蓝青官话。這是因為現代官话是基於北京語言。雖然北官话已經蔓延到了中国南方創造了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 ，“北方方言”亦可指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方言或北方官话，由於北方官話是南方官話聲調長經北方聲調形成是否歸於一類仍有意見，至今不同学者对于北方官话的定义并不相同。从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的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話”这一称呼。

但另一邊廂，其他漢語方言的名稱，都只代表了相對來說的通行區域，不等於該區域只通行那一種漢語方言，亦不等於該漢語方言只通用於那一片地區。例如兩粵地區不獨通行粵語，同時粵語也不單單普及於兩粵地區。特別是持認為各漢語方言地位應平等的，认为官话属于方言而非独立语言的，或者認為各漢語方言都應是語言而非方言的論者，較多採用「北語」、「北方話」、「北方方言」這些名稱。

官話的「官」字來自官僚、朝臣，西方語言稱官話為mandarin，為葡萄牙人對明朝官員的稱呼，最早見於16世紀初期的文獻。葡萄牙人借用了馬來語menteri一詞，意為官員，而馬來語menteri一詞則源自梵文的mantrin。英語Mandarin Chinese指的也是Mandarin（朝廷官僚）使用的漢語。

在閩南語中，除了「北方話」（Pak-hng-oē）外，亦會稱作「北仔話」（Pak-á-ōe）、「外省仔話」。

历史
“官话”最早是對官方標準話的稱呼，官話是汉语的一种汉语語言。官方標準語不為某一地的語言，是中國過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語，以便能互相溝通，上朝奏疏。后来逐漸流行于民间，演變一種各地共同用語。漢語官方標準語早期稱為雅言、周官話為雅言、秦漢時期沿用雅言，漢晉時期多稱「通語」，如西漢楊雄就以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元代稱“天下通语”，為域內各民族共同语。然而上述時代的這些官方共同語，跟明清二朝及以後的官話音韻已有差異。直到明代中期，官話依然保留中古漢語的清濁音、入声、尖團音等。

官話前身
在晋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東晋、南北朝以來中國的官方共同語，分為南北兩支。最早以晉代中原雅音為基礎的金陵雅音，則作為中國長期的雅言。

隋、唐時代，以中原雅言音為正，人們做詩詞、寫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韻書應運而生，為的是統合共同語的音調。漢唐時期的古中原漢語隨著南遷移民進入吳閩粵諸地，在古中原華夏雅言的基礎上，融入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的元素，今日南方語言仍然保留著古代唐代語言的元。不僅唐代佛教經典的變文俗講開始以當時的官話來書寫，宋也以官話書寫的對金人的文書，這些都與後來的話本、戲曲與小說所用。

明清時期南京與北京官话
在元朝時，以北方官話及大都話為基礎，制定了天下通語，推行到全國。元朝官話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中被記錄下來，在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音(汴洛音)。

明清時期起，官方共同語稱為官话。在明滅元朝、定都南京後，以《中原音韻》的北方官話為基礎音系，參照以南方下江官話，制定了《洪武正韻》，形成南京官話，成为国家标准漢語语音。在遷都北京後仍以南京官話為標準，因此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中國話，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為標準。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会”，也以南京音為標準。南京官話與現在南京話是否相同，學界仍有爭議，王力等學者主張南京官話主要仍是受北方漢語影響。

在明成祖遷都至北京後，北方官話的重要性上升。至清朝時，逐漸形成北京官话，成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並為推行共同語而在各級書院推廣正音教學。清末編審國語以後，北京官話正式成爲中國官方的標準語。

國語、普通話、華語
1909年開始，官方共同語稱為「國語」，1913年中華民國讀音統一會以逐字一省一票投票出老國音，以兼顧南北語音，1923年改用基於北京音之新國音，1956年在大陸改稱「普通話」，新加坡獨立以來即稱之為「标准華語」；而官話一詞則演變為“官話方言”的含義。

由於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但實際上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兩大官話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主要是音調有不同。且江淮官话和部分西南官话更是保留了其他官话皆已消失的入声。而西南官話、江淮官話是否跟北方官話合併爲一個大方言區，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詳見下方分區的說明。

分区史
官话的分類方法多种多样：
官话分区史
年代 分区方式 注释
1934年 华北官话、华南官话为两个独立的大方言区。“官话”首次用于汉语分区；包含现在的晋语、湘语、赣语
1937年-1948年 北方官话、上江官话（即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即江淮官话）为三个独立的大方言区。赣语区被劃出，官话区的范围与已相当接近現在之官話和晉語區範圍。
1955年——1981年 官话首次被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分区方式有多种，一种较流行的方式将其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官话从此成为汉语的一个大方言区。
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 官话为一个大方言区，内部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晋语首次被划出官话；八区法成为中国方言学界最为流行。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方言学的专业书籍、期刊，大都采取语言学家李荣在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分区法（下称“八区法”）歸類官话，八区法成为中国方言学界最流行的分類方式。然而對於八區法，一些學者也有一定異議，異議所涉及範圍小至某鄉某縣語言的分類，大至晉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天津話和岷江话等的歸屬。

调类分区
語言學家李榮、羅傑瑞與劉勳寧等人提出的官話分區標準基本相同，都是古入聲字調類在各地之演化情況：入聲字分派是根據該字之聲母派至平上去三調，同時韻母隨之變化，同區演變規律大致相同，而此法可分出一個個大區。李榮據此將官話分為八區，是最流行的官話分區方式。而羅傑瑞、劉勳寧的分區法則更為概括，羅傑瑞依據入聲分化類型的多寡將官話分為2區：入聲未發生分化的南方官話、入聲發生分化的北方官話。劉勳寧則將官話分為三區：入聲未發生分化的南方官話、入聲一分為二的中原官話以及入聲一分為三的北方官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提出的官話分區法也採用羅之標準。民族語言網則劃官話為四大分區（北方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

谢选骏指出：用“官话”来解释“Mandarin”诚然比用“满鞑人”来解释“Mandarin”，更能满足华人的自尊，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何欧洲国家会承认华人是他们的“官方”和“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