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苏区、匪区、红区、解放区

《江西地理位置这么好 为什么会落后》（2018-08-12 知乎）报道：

一、江西2014年GDP总量排全国31省份第18位，中间略偏下，中部地区只比山西高，2014年人均收入全国20名，同样中部地区只高于山西。江西已成为了被四周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这些经济较发达省份包围的塌陷地区，经济落后是事实。

二、江西的地理位置算不上好，其实是比较尴尬。改革开放前三十几年不沿海不沿边算不得好位置。虽然美其名曰是唯一一个既是泛长三角又是泛珠三角的省份，但是其实是既不是长三角也不是珠三角，长三角珠三角的优势和辐射都跟江西没有多大关系。东部沿海开放没有江西，西部大开发也没有江西，等到要开始中部崛起战略了，旁边湖南湖北蹭蹭蹭往上，江西始终不瘟不火。

三、湖北中部中心九省通衢交通优势武汉政治优势明显我们不比，被隔壁位置差不多的湖南大幅度领先，很大程度是交通问题。虽然东西走向的铁路交通大动脉浙赣湘黔线横穿江西湖南，浙赣线沿线的新余鹰潭萍乡丰城樟树等地也算是江西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南北走向连通北京广东的京广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绕过江西从湖南走，改革开放前期全国公路系统不发达，铁路交通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江西劣势明显。后来，很后来的1996年通了京九线纵贯江西南北，但是这条扶贫线在深圳和北京之间只有江西南昌这一个省会城市，其它基本上是路过老区山区，辐射区域本来就被京广京沪夹着比较小而且腹地相对落后，经过的铁路车次和繁忙程度比京广线差距甚大，带动作用不明显。而且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公路交通系统飞速发展，铁路的影响力已经降低。近几年飞速发展的高铁方面江西也落后一大截，到2014年9月才通第一条高铁，结束高铁绕江西而过时代，而且只是东西走向的浙赣线，去上海浙江便利程度加大，但是南北走向去广东北京还是要绕到湖南株洲转京广线，而且赣南的吉安赣州抚州等人口大市至今没通高铁。
说完铁路说公路，咱不跟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而且车道超宽的珠三角长三角比，跟隔壁湖南比都差好大一截，沿着沪昆高速从江西向西进湖南，在江西明显感觉车道狭窄且老旧，稍微有几辆车就有点挤车速开不快，但是开进湖南境内可以明显感觉到车道变新变宽敞。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穷者更穷投入更小的恶性循环，但是也应该跟类似上一任书记落马老虎苏荣在江西这个山多树多的省份大搞一大四小疯狂种树这样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

四、历史地理等综合因素导致的民风问题。自古江西就是鱼米之乡，鄱阳湖平原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产粮基地，长江口岸的九江也曾高居四大米市之一，而且江西无较大的自然灾害，地震大旱大洪水比较少，没怎么闹过饥荒，所以古代农耕文明时期江西尤其是中北部的鄱阳湖平原地区也算富庶之地。长期农耕文化的熏陶，小农思想的长期浸染，加上生活富足又居于内地，不用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闯关东，也不用为了躲饥荒举家跋山涉水外迁，也没有太多外省外国人员的交流，导致江西本地人思想比较安逸保守，在古代也没有形成像晋商徽商这样的大商帮积累商业底蕴，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就更不太可能像温州人闽南人那样大量人口背井离乡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艰苦创业。

五、政策方面。知乎不谈政治，稍微带几句。东部沿海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江西没份，最近几年对革命老区的扶持政策倒还好，只是辐射面积小力度不大。最近几任主官，孟建柱吴新雄对江西经济发展是助力很大的，但是像苏荣之流就不提了，这个因素其实相当重要。建国后江西几所实力不俗的高校被拆分外迁也导致现在江西缺乏优质高校人才流失严重加上江西对外地优秀人才吸引力非常低，人才供给很欠缺。
隔壁湖南现在重工产业蓬勃发展，作为中部内地文化娱乐业服务业都已经发展到全国领先了，长沙这些年在GDP城建全国影响力等各方面已经远远的把南昌甩开了，反观南昌飞机制造业的没落和边缘化，汽车制造业尚未成大气候，GDP不高，但是长沙房价均价6000多南昌均价居然9000多，靠卖地炒高房价拉动GDP只是饮鸩止渴，找到了除卖地搞房地产卖资源之外的支柱产业并且把它做大做强才是长久之计。
作为江西生江西长南昌上大学南昌工作在江西生活了24年的江西老表，也全国各地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对比西部一些穷省可能还好，但是对比中部更别说东部沿海江西确实很有差距，真心希望江西能够实现口号里喊的中部崛起江西率先，这一切任重道远。照现在的情况，要D中央高层重视江西，派励精图治的经济能手主政江西，抓住东部沿海向内陆产业转移的机会发挥江西优势，改善交通，江西优质人才在外学成之后回家乡支援家乡建设，王勃《滕王阁序》里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宝地会有一番大发展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分析有一极大盲点，那就是忽略了江西落后的总根源——作为中央苏区的匪区和红区中心，烧杀抢劫十年之久，极左路线受灾最重，虽然庐山坐镇也无济于事，蒋经国的善后也是打扫战场而已。不信大家看看全国，“解放”的最晚的地区，就是最不落后的地区；“解放”的越早的地区就越落后，甚至像东北这样的工业重镇也是如此。至于江西、陕西，都是苏区、匪区、红区、解放区的重灾区，估计一百年都难以翻身。放眼整个中国社会，现在还是劫后余生；要想全面恢复正常国家，例如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说内心话，起码要先结束内战，废除军事管制状态——这就可能要到二十二世纪了。

谢选骏：共产党中国会和土耳其一起沉没吗

《悲摧！又一个跟美国叫板的国家经济崩溃》（2018-08-11 微信公众号）报道：　　
继老牌反美急先锋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被美国制裁经济陷于崩溃之后，最近一、两年崛起的反美新星土耳其经济迅速走向崩溃——汇率暴跌，股市暴跌，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急剧恶化。

欧洲周五午盘交易中，土耳其货币里拉兑美元一度暴跌近16%，创下历史新低记录；北京时间昨晚的交易时间，里拉进一步刷新历史低点至6.6，日内跌幅一度达到20%。里拉过去52周时间内更是累计重挫51%，而单单本周一周时间就下挫了27%！

不计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些较小的经济体，土耳其最新的汇率暴跌，创下20国集团（G20）国家的汇率过去10年中的第二大跌幅。如果美土关系进一步恶化，土耳其打破俄罗斯卢布在2014年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美国制裁后，创下一天之内汇率暴跌62%，一周暴跌超过90%的历史记录。
股市方面，土耳其ISE National-100指数一度大跌8.8%，创两年最大跌幅，最终收跌2.31%。土耳其Borsa Istanbul银行业指数也一度跌到11%，创下至2014年2月以来最低。在美上市的iShare MSCI新兴市场跌幅一度扩大至ETF20.5%，触及2009年3月以来新低。在中国股民前两周还抱怨中国股市跌至2015年新低的时候，到上周收盘时中国这个悲惨的全球股市垫底记录，终于被土耳其一举超越。
除了股市、汇市，土耳其主权债券也遭到抛售——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至20%以上，而在五月初才仅为12%。
较早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当地时间周五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土耳其不会屈服于美国的“经济战争”，并敦促土耳其人民“将任何美元、欧元或黄金”兑换成本国货币，“这将是对西方最好的回应”。没想到市场根本不买账，埃尔多安不说还好，话音刚落地，股市、汇市一开盘就因为极度恐慌而出现了暴跌。
  更可恶的是，似乎为了回应土耳其总统的狂妄挑衅，就在土耳其股市、汇市崩溃，物价飞涨之时，特朗普昨晚上来补了一刀。他在推文中说，鉴于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快速走低，他已下令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即对钢加征50%关税、对铝加征20%的关税（如下图）。特朗普还有推文中说，眼下美土关系并不好。

钢铁是土耳其去年出口的第四大行业，出口额达115亿美元，约占土耳其去年出口总额的7%。土耳其还是世界第六大钢铁生产国，过去美国是土耳其钢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显然，现在断了去路。
北京时间今日（11日）凌晨1点45分左右，土耳其外交部就美国关税问题发表声明：如有必要，土耳其将从即刻起进行必要的报复。不过，这话虽然让忠于土耳其政府的民众听起来很爽，实际上土耳其除了威胁与美国分道扬镳，几乎没有反击美国的任何有效手段。
土耳其跟美国交恶，表面上看是土耳其拘捕了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并对其判刑，深层次原因是土耳其在一系列重大政策上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了尖锐冲突。按重要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
1、土耳其因为担心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闹独立，越境打击美国的反恐盟友——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武装，甚至在攻下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夫林之后，公开威胁美国人如果不从叙利亚北部边境重镇曼比季地区撤军，就要武力夺取曼比季。双方关系由此降至冰点。
2、埃尔多安上台后，土耳其加快推行反世俗化政策，朝着政教合一的政权演变，残酷清洗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军方势力，这次对美国牧师的审判，就是指控其参与了土耳其军队的政变阴谋。美国主流社会和美国政府虽然强烈反对一切宗教歧视与种族歧视言论，但是同样坚持自由、民主、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理念，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国家退化成政教合一的政权，美国社会极为反感并充满了敌意。
3、土耳其身为北约成员国，最近两年来与俄罗斯越走越近，甚至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违反北约国家武器装备采购的约定，执意向俄罗斯进口S400反导系统。这加剧了美国政府对土耳其可能出卖美国军事情报和先进军事技术的担心。
美土两国在上面三个问题上的冲突，除了第三点有妥协的可能，前两个问题双方都不可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除了土耳其国内政治发生逆转，双方会一直尖锐对立且不可调和。这就决定了土耳其除非得到中、俄两国的无私帮助，很可能步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后尘，由一个初步富裕的国家，重新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考虑到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不能自拔，惟有强大、富裕的中国才能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


谢选骏指出：上文“旁观者清”，看到了“继老牌反美急先锋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被美国制裁经济陷于崩溃之后，最近一、两年崛起的反美新星土耳其经济迅速走向崩溃——汇率暴跌，股市暴跌，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急剧恶化。”上文“当局者迷”，还做梦“考虑到俄罗斯深陷经济危机不能自拔，惟有强大、富裕的中国才能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上文忽略了共产党中国正在步上这些反美国家的后尘，可能会和土耳其一起沉没。俄罗斯的今天，就是共产党中国的明天！俄罗斯即使不搞共产主义了，也不能幸免于难，土耳其就是个例子。要想取代美国，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很难很难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华盛顿、林肯的天子，来重起炉灶，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有人把列宁比作华盛顿，就算是吧；可惜苏联没有一个林肯来解放奴隶、改造国家、善待失败者；致使普京这样的克格勃换汤不换药、继续上台掌权、为非作歹——所以俄罗斯只能沦为二流国家了。）

谢选骏：德国王室昙花一现

《德国王室后代都跑哪儿去了？》（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在德国，宫廷都是旅游名胜。然而，所有那些昔日的国王和王后们都去哪儿啦？尽管该国君主制早在一个世纪前即被废除，但以下这篇文章仍可让您了解到有关德国贵族后嗣们今天生活的点滴。

不妨以1983年出生的图恩和塔克西斯侯爵（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阿尔伯特（Albert）为例。作为前德国王侯家族之"首脑"，他的完整称谓是：第十二世图恩和塔克西斯侯爵、楚·布豪侯爵、冯·克罗托申侯爵、沃尔特和多瑙施陶夫公爵、弗里德贝格-谢尔高等伯爵、楚·瓦耶-撒西纳、马尔希塔尔、内勒斯海姆伯爵等等。注意了：此处的"等等"亦为称谓的正式组成部分。

一个世纪前，魏玛宪法规定所有贵族头衔都应被取消，只允许前贵族的成员们在姓氏中保留一点影子。如此，准确地说，他的姓氏便成了冯·图恩和塔克西斯侯爵。我们不必非把侯爵一词也翻译出来不可。

然而，对德国的以及全球的大众媒体来说，他是否真是侯爵无关紧要。比如，这位36岁的单身"贵族"的交友状况便是大块头文章的内容；他的财产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1990年，随着他父亲去世，他的大名跃然登上《福布斯》全球最年轻亿万富翁名单。

图恩和塔克西斯的官方网页显示的是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一直在世界顶尖大学刻苦用功。然而， 除去写作有关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或托马斯·阿奎纳斯的论文，阿尔伯特的热情与经典思想家们少有关系：这位商人更喜欢驾驶赛车。

依旧抢眼

不仅是他被大众媒体冠以"最抢手候婚贵族"，新近，前帝王家族的当代头目们也成为德国国内媒体的大新闻。

末代德皇威廉二世的玄孙——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普鲁士敦请德国政府支付赔偿金100万以上欧元。霍亨佐伦家族要求获得对其被没收的在柏林和勃兰登堡的土地和宫殿的赔偿。1991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的祖父——路易斯·斐迪南·冯·普鲁士首次提出此一要求。

乔治王子
英国王位第三继承人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生于2013年7月22日，出生时重3.9公斤。他的父母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因此备受国际瞩目。所以，虽然早已废除贵族制，但其残留的名声和各贵族家庭的地位在今天的德国已然抢眼。

某些政界人士一直在游说，要求彻底取消姓名中贵族头衔的世袭可能。不过，将"冯"、"楚"一类敬称从姓氏中取下，可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大多数政党依旧唯恐避之不及。不消说，若更进一步，要求前王宫家族们将其财富贡献给国家，这恐怕无论如何不会很快成为现实。

谢选骏指出：德国王室也好，德国皇帝也罢，满打满算不过四十八年（1870—1918年），比苏联还要短命。

《德皇财产之争：霍亨索伦家族瑰宝属谁》（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普鲁士王朝的后裔要求归还其先祖的上千件艺术品，并要求获得在昔日皇家宫殿的居住权。此外，他们还要求有自己的博物馆。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的要求是否有望实现。普鲁士王朝的后裔要求归还其先祖的上千件艺术品，并要求获得在昔日皇家宫殿的居住权。
德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后裔在君主制结束一百年后是否还应得到补偿？在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建国周年纪念之际，普鲁士王朝的后裔要求继承昔日君主财产的问题再次引起辩论。

现在，普鲁士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重孙乔治·弗里德里希·冯·普鲁士（Georg Friedrich Prinz von Preu?en）要求归还其家族数千件艺术品以及宫殿和庄园居住权一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实际上，以乔治王子为首的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后裔，多年来一直在和联邦政府以及柏林州政府举行秘密谈判，目的是索还昔日普鲁士帝国的绘画，历史文物和文献等皇家财产。目前，这些珍贵艺术品和历史文献属于位于柏林的波茨坦普鲁士基金会和德国历史博物馆藏品。

自上周有关谈判的消息得到证实以来，双方都试图平息由此掀起的波澜，继续保守秘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负责人帕岑格尔（Hermann Parzinger）说，为了避免昂贵的诉讼程序，基金会愿意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的索还规模。据主管文化的联邦国务部长格吕特斯（Monika Grütters ）办公室透露，目前正在寻找一个"永久性的整体解决方案"。但是双方的立场相差非常远。

霍亨索伦家族的律师亨尼希（Markus Hennig）正在争取其委托人的要求尽量得到满足，并提醒人们不要将事情搞得"沸沸扬扬"。他说，就如同成千上万其他德国公民一样，霍亨索伦家族也希望自己的利益获得法律保障。

据未经证实的《明镜》周刊和"《每日镜报》"报道，双方的司法纠纷主要围绕珍贵的皇家艺术品、图书馆和皇室档案馆。被列入索还名单的珍贵文物包括安东尼·华托（Antonie Watteau）的著名油画《舟发西苔岛》（Einschiffung der Kyhtera）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时坐的沙发椅。除此之外还有数百件绘画和雕塑艺术品以及家具。这位德国最后一任皇帝的后裔认为，索还的物品都是昔日皇家成员室内的私人物品。皇家后裔还要求对位于波茨坦的塞琪林霍夫宫（Schloss Cecilienhof）、林德施泰特宫（Schloss Lindstedt）或者利格尼茨庄园（Villa Liegnitz）享有永久免费居住权。

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早已解决了吗？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革命也随着威廉二世的卸位并逃往荷兰宣告结束之后，皇家财产被没收。其他王室贵族则受到相对宽松的处理，得以保留大量个人财产。1926年，国家与霍亨索伦皇室家族签署了一份财产协议，但是存在很多漏洞。

历届国王、皇帝或者诸侯伯爵的财产应该归其个人还是应该属于国家？这个问题从没有得到过彻底的解决。1945年之后，苏军占领方指控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合作，从而将他们赶出了德国东部的所有宫殿。这些宫殿是否属于私人财产，最近科布伦茨州法院对这一问题做出裁决。

此前，普鲁士王子在科布伦茨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莱茵河畔圣格阿（St. Goar）城堡的所有权。科布伦茨地方法院认为，这座于1918年被国家没收的城堡并非国王的私人财产，而是属于普鲁士政府的所谓特殊资产。普鲁士王子的诉讼被法院驳回。

"不怕对簿公堂"

鉴于昔日皇家后裔索还的艺术品规模大数量多，很多人猜测将导致德国众多的博物馆关张。亨尼希律师驳回了这些猜测。他说，即便是霍亨索伦后裔坚持索还其所要求的物品，也不过是昔日皇室全部财产的一小部分。亨尼希律师说，如果能够索回要求归还的艺术品，其委托人希望设立一个"霍亨索伦博物馆"，展览这些艺术品。

对此，柏林众议院绿党文化政策发言人韦森纳（Daniel Wesener）表示，昔日帝国王朝的后裔们如果能够为自己争取传扬普鲁士历史的参与权或许更好，而建立这样的博物馆既不能纳入民主文化也不会体现国家机构的独立性。

勃兰登堡州州长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也拒绝皇族后裔的要求。他说，勃兰登堡的宫殿不能用来居住，它们"应该继续作为人民的财产，这也是我们谈判的目标。"沃伊德克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但是他表示，勃兰登堡州不怕对簿公堂。

谢选骏指出：普鲁士国王也好，德意志皇帝也罢，公私比较不分，在位期间比英国君主还要会捞，那就算是为了国家撑撑门面吧——退位一百年了，子孙后代闲来无事，还想要回“王室财产”，真是不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网文《德意志帝国皇帝后代向联邦政府索要皇室遗产》（葛格）报道：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后代，向德国政府及文化机构索要赔偿及皇室遗留的财产，双方的争执仍在继续。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属家族的财产，是否应再由公共转为私有成为关注的焦点。

近日，德国媒体披露了霍亨索伦家族后裔——普鲁士王子乔治·弗里德里希与联邦政府、柏林、勃兰登堡州政府及相关文化机构，就归还原属于皇室的艺术品以及宫殿的居住权进行秘密谈判的具体内容。

2014年，德国媒体也曾发表过关于霍亨索伦家族要求政府进行赔偿的报道，但当时的勃兰登堡州财长克里斯蒂安·格尔克（Christian G?rke）要求霍亨索伦家族说明与纳粹政权之间的关系，赔偿一事因此暂未有定论。但霍亨索伦家族并没有放弃索赔，在这次曝光的清单中，他们甚至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在今年7月中旬的报道中，霍亨索伦皇室要求政府及相关机构归还多件艺术品及历史文物，例如18世纪法国洛可可时代著名画家让-安东尼·华托的作品——《舟发西苔岛》，还有一张沙发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离世。同时，皇室后人还要求获得位于波茨坦的采琪莲霍夫宫（Cecilienhof）或其他几处宫殿的永久居住权。采琪莲霍夫宫，因于1945年举办波茨坦会议而闻名。这座宫殿也是1917年霍亨索伦家族修建的最后一处皇家居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在德国文化界引发讨论。现代欧洲史学者史蒂芬·马力诺夫斯基（Dr. Stephan Malinowski）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节目中表示，这一举动令人“完全无法理解”，“是霍亨索伦家族在1908年的《每日电讯报》丑闻或者1918年皇帝出逃后，所遇到最大的一次公关危机”。皇室后人是否有权利将属于公共文化财产的艺术品、家具等物品再度据为己有，这么做是否会对公共博物馆及文化机构造成损害，也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

而在接受《周日世界报》的采访时，乔治·弗里德里希对谈判细节被曝光表示遗憾，但认为最终能够与政府及相关机构达成一致。而实际上，双方目前还存在较大分歧。乔治·弗里德里希王子认为，其所提出的要求并不会损害公众的利益。

位于波茨坦的采琪莲霍夫宫，也是威廉二世在逃亡前建造的最后一座宫殿。

霍亨索伦家族发迹于德国施瓦本地区，于13世纪初分为施瓦本（Swabian line）和法兰克尼亚（Franconian line）两支。法兰克尼亚系后来演变为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n）系，霍亨索伦家族在德国东北部也站稳了脚跟。普鲁士王国建立于1701年，凭借强大的实力，最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帝国。

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加冕称帝，建立了自神圣罗马帝国后的“第二帝国”——德意志帝国。然而帝国的经营还不满四十年，便因为在一战中的溃败和动荡的时局落下帷幕。时任帝国皇帝的威廉二世于1918年逃亡荷兰，签署了退位声明。自此，短命的帝国崩塌，魏玛共和国建立，德国步入新的历史时期。

自威廉二世退位后，君主制便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按照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贵族制也被废除，贵族们不再享有政治和税务上的特权，但此前由继承获得的财产仍可保留，头衔则变为姓氏的一部分，可以继续使用。因此，德国皇室和贵族家庭的后人们，在平日里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太大差别，只是他们仍然与欧洲其他皇室的成员保持着一定联系，有不少“皇亲国戚”。毕竟在历史上，他们大多有着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

如今处于舆论漩涡中的是霍亨索伦家族普鲁士皇室一系的王子乔治·弗里德里希。他于1976年出生于不莱梅，1994年继承祖父留下的“普鲁士王子”称号，成为家族的首领，威廉二世皇帝是他的曾曾祖父。在大学获得商科学位后，乔治·弗里德里希在一家公司工作，同时凭借家族的名望和曾经的王朝背景，经营着自己的啤酒品牌“普鲁士”。他的妻子亦出身于德国贵族家庭伊森堡，二人的结合在传统意义上可谓是门当户对。

霍亨索伦城堡官网上刊登的普鲁士王子夫妇近照。

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后政府没收了帝国留下的财产——尽管霍亨索伦家族目前还掌握着一定的家族财产，但显然他们并不满足于此。即使无关皇位权力，如果能继承祖先的财产，对于后人来说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对于乔治·弗里德里希来说，他将为家族增加收入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尽管他曾提到，“并不需要一座城堡来定义自己”。

目前，霍亨索伦家族提出逐项要求的法律依据是1994年颁布的修缮和补偿条款（EALG）。早在两德统一后不久的1991年，乔治·弗里德里希的祖父便已经提出过向政府索赔的要求，但一直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因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如果霍亨索伦家族确实对纳粹进行过资助，那么便无权得到赔偿。

在威廉二世逃亡荷兰之后，政府便没收了帝国留下的财产。1926年，柏林当局与霍亨索伦家族签订了关于如何处置这些资产的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并不完善。例如，有39处房产被归还给霍亨索伦家族，其中一处为位于柏林的蒙比欧宫，后来成为当时的霍亨索伦博物馆，由政府资助开放。不幸的是，这座宫殿在“二战”中受损严重，并于1959年被东德政府清理，再未重建。霍亨索伦家族认为，德国政府从来没有为这些房产损失进行过充分赔偿，更不提尚且保存在宫殿中的物品。

“二战”后的苏联占领者指控霍亨索伦家族与纳粹合作，因此没收了他们在东德所有住处的居住权。霍亨索伦家族在失掉王座后，流亡海外的威廉二世及其后人在纳粹崛起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解决赔偿的重要参考条件。但是，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历史进程中，学者们也很难清楚地界定当时各方行动中的因果联系。但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些举动的确会在无形中增加纳粹的威信。比如威廉二世最小的儿子——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就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在当时，许多贵族很难撇清自己与纳粹之间的关系，甚至通过各种方式与纳粹政权有着深厚的联系。

1933年3月21日，威廉二世之子威廉王子与希特勒。图片来自《时代周报》（Zeit）。

无论如何，最古老的霍亨索伦城堡依旧归家族后人所有。这座雄伟的新哥特式城堡位于图宾根以南的小城黑欣根（Hechingen），这里也是霍亨索伦家族的起源地。现存的城堡于1850年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发起重建，与更为人熟知的新天鹅堡遥相呼应。

如今，这座家族城堡成为德国南部的知名景点，日常开销和修缮经费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城堡亦可承办音乐会、露天放映等文化及公共活动。这里也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目前的居所之一，家族成员会在此举行聚会，乔治·弗里德里希的孩子也在这座城堡里接受洗礼。

立于高山之巅的霍亨索伦城堡。

索回艺术品会给公众留下一间“被搬空的博物馆”？

今年六月，科布伦茨地区的法院已经驳回了乔治·弗里德里希起诉要求索回莱茵岩城堡所有权的要求。这只是霍亨索伦家族的诸多请求中的一件。除了艺术品和家具之外，该家族还希望能够拿回于2018年意外发现的大批皇室信件。这些信件被保存在波茨坦新宫中的一只珠宝匣里，属于威廉二世的妻子奥古斯塔·维多莉亚皇后。

此前，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提出终止与包括德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多个公共博物馆的租借协议：他们想要重新拥有过去属于皇室的艺术品，这似乎也是对于政府驳回请求的一种反击。对于如何处置这些艺术品，霍亨索伦家族后人的答复是建立一座专门的霍亨索伦博物馆。但也有人担心，一旦这些艺术品和珍宝重归霍亨索伦家族，而非保存在公共博物馆中，那它们将面临再无重现公众面前的可能。

相较之下，同为贵族世家的列支敦士登皇室拥有大量的私人艺术收藏，并且还在不断购入新的艺术作品，常在世界各地展出。然而这些艺术品不仅是皇室的资产，通过向公众进行展出，列支敦士登皇室也为丰富公共文化资源做出了一定贡献。而霍亨索伦家族希望重新获得已存放在柏林和波茨坦文化机构的画作，将已经走向公共文化空间的艺术品重新收入私人家族的囊中，则有些逆势而为的意思。

霍亨索伦家族提出索回的许多艺术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人们甚至担心这么做会给公众留下一间“被搬空的博物馆”。而据德媒的报道，即使王子本人对协商结果表示乐观，但与政府能够接受的条件还相距甚远。同时，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的裁决也因为历史问题而面临着一些困难。

谢选骏指出：除非德国准备恢复君主制度，而且还要霍亨索伦家族前来领导，否则这些协商注定没有结果的。

网文《德意志帝国灭亡100年，皇室却还存在，过得逍遥快活不想复辟！》（2018-03-16）报道：

因为最近德国媒体一则消息，卡洛斯·霍亨索伦亲王从酒店21楼坠亡，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霍亨索伦家族又才走入人们的视线。掐指一算，距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国灭亡，已经过去整整100年！，不仅是普鲁士王子，名义上还是德意志帝国皇位继承人。
2018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垮台100周年。当然，世界上没有人会纪念这个灭亡的帝国，即使它缔造了现代德国版图，即便是它将德国带入欧洲五大国之一。因为最近德国媒体一则消息，卡洛斯·霍亨索伦亲王从酒店21楼坠亡，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霍亨索伦家族又才走入人们的视线。掐指一算，距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国灭亡，已经过去整整100年！

有人可能会疑惑了，卡洛斯·霍亨索伦亲王？怎么还有亲王称号呢？其实这在欧洲并不奇怪，很多退位皇室仍然以皇室自居，社会上也认可他们的皇室地位和贵族身份。

至威廉二世退位以后，霍亨索伦家族虽然没有了土地，但他们的王位继承人传统依然被保留下来。现在霍亨索伦家族的继承人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不仅是普鲁士王子，名义上还是德意志帝国皇位继承人。

此外，从理论上讲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还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不过是顺位第212位。这是由于曾经欧洲王室间各种通婚的后果，被称为“欧洲祖母”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公主，嫁给了普鲁士太子弗雷德里希三世，他们生的儿子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所以，由于通婚带来的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才会是英国王位第212位继承人。

如今的霍亨索伦家族虽然失去了德国领导权，没了土地，但他们还有一座城堡——霍亨索伦城堡，目前该城堡的所有权归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这可能是德国最牛的城堡，其豪华程度自不必说，单说它的历史已经就够让人震惊的了。

霍亨索伦城堡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发祥地，始建于11世纪，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又重新修建，更加气派了。从某种程度讲，霍亨索伦城堡代表了霍亨索伦家族曾经的辉煌。

霍亨索伦家族发家史

威廉二世全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多·阿尔伯特·冯·霍亨索伦”。在德国名字里但凡有“姓冯”的基本上都是贵族，即使后来贫穷落魄了，但至少就像阿Q所说的——“祖上阔绰过”。

“姓冯”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霍亨索伦”这个姓氏，这是欧洲的资深贵族，都贵族1000多年了！“霍亨”在德语中有高贵之意，在姓氏里直接加上高贵，生怕别人不知道，全欧洲如此自恋的贵族恐怕没几个。

（霍亨索伦家族标记，象征皇权和武力）

霍亨索伦家族的发家史可能与欧洲贵族最为强调的“荣誉”关系不大，他们最初靠的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忠诚，以及各种联姻而发家致富，最终获得土地和臣民。

有钱有地之后的霍亨索伦家族又通过花钱购买领地，而不断扩大地盘。现在我们看起来觉得挺神奇，原来领土是可以花钱购买的啊！其实这在古代欧洲并不奇怪。

工业革命以来，花钱买地这一招就不好使了，人们习惯靠战争获得土地。所以最近一笔土地交易，俄国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实际上也是战争的结果。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害怕阿拉斯加殖民地被英国夺走，才贱卖给美国，让美国捡了一个大便宜，100多年后俄国人后悔不已，美国人乐不可支。

最终，霍亨索伦家族靠着一步步的经营，获得了普鲁士公国，成为了普鲁士的王室。这一步是霍亨索伦家族历史上最为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德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影响深远。

（最早的柏林地图）

霍亨索伦获得普鲁士后，便着手建设柏林，让其成为普鲁士的首都。这一决定成就了现代的柏林，不然世界上可能就没有柏林了。

战争使其强大

霍亨索伦家族领导下的普鲁士十分注重发展军事。这主要是因为大航海时代以来，加上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发展工业对海外殖民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普鲁士没有搭上这趟列车，他们被困在欧洲内陆里的焦虑，迫使其发展军事，希冀于通过军事强硬手段弯道超车。

（腓特烈大帝又称腓特烈二世）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霍亨索伦家族里伟大的腓特烈大帝。这位爱好音乐的著名政治强人，发动了多次战争，搅的欧洲40年不得安宁，处于战火纷飞之下。现在来看，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战争是有效的，他带领普鲁士成为欧洲重要强国。甚至可以这样说，如今德国人铁血强硬的民族形象，就是由腓特烈大帝培养起来的。

可能也是腓特烈大帝运气好，他带领下的普鲁士一切都看起来那么顺风顺水。然而他的继承者们运气就不那么好了，他们碰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的大BOSS——拿破仑！这位“欧洲公敌”比腓特烈大帝还能折腾，打的普鲁士丧权辱国，一度全国被拿破仑占领，最终被迫割让16万平方公里土地，并赔款1.3亿法郎，才保住部分国土和霍亨索伦家族对普鲁士的领导权。

（拿破仑）

拿破仑是为战争而生的，如果他不去招惹俄国，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失败，也就不会有包括普鲁士在内的欧洲国家的翻盘机会。

普鲁士在反法同盟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普鲁士、英国、俄国、奥地利等反法同盟使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此一蹶不振。而普鲁士也借此一跃成为欧洲一流强国，霍亨索伦家族所获得的荣耀也可以比肩赫赫有名的哈布斯堡家族了。

从普鲁士到德意志

反法战争胜利后的霍亨索伦家族不会只满足于普鲁士，他们要的是整个德意志地区！帮助霍亨索伦家族实现“德意志梦”的是一位“姓冯”的贵族——奥托·冯·俾斯麦，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铁血宰相”。

俾斯麦认为应该以普鲁士来主导德意志，而不是哈布斯堡家族领导下的奥地利帝国。于是在1866年俾斯麦发动了普奥战争，最终奥地利帝国战败。由普鲁士王国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成立，霍亨索伦家族的“德意志梦”就快要实现了！

如今之剩下南德意志诸邦了，而南德意志背后的控制者是法国，必须解决法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德意志统一。

（俾斯麦和李鸿章）

1870年俾斯麦在西班牙王位继承的问题故意激怒法国，法国忍无可忍对其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战争一开始法国军队就连连失败，法国皇帝御驾亲征也在色当战败被俘。

普法战争爆使法国内部发生革命，大资产阶级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即使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但普鲁士对法国的羞辱并没有停止，普鲁士军队占领法国首都巴黎。隔年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成立——霍亨索伦家族的“德意志梦”终于实现了！

（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

帝国的覆灭

霍亨索伦家族让德意志统一，这可能是其家族最为值得骄傲的历史，但统一的德意志在霍亨索伦家族手上并没有延续很久，不到50年即寿终正寝。

将霍亨索伦家族带入失败境地的人是威廉二世，一位充满争议的皇帝。

威廉二世上台年方29岁，这位志大才疏的年轻皇帝不甘受制于俾斯麦，处处冷落排挤俾斯麦。让这位功勋老臣感到心灰意懒，知道皇帝容不下他了，于是主动提出了辞职，这一年俾斯麦75岁。

（俾斯麦和年轻的威廉二世）

没有老臣辅佐（或者说压制）后的威廉二世自信爆棚，野心极大，一心想建不世之功勋。在威廉二世看来，建不世之功，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获得，而德意志帝国也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更加强大。

于是，一场大战酝酿着……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杀身亡，消息传到威廉二世耳朵中时，他一边为这位好友而悲伤，一边又觉得机会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随着一战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威廉二世的末日到来了，这也是霍亨索伦家族的末日。德国发生了革命了，军队发生了兵变，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他想保留空头皇帝称号的要求都没能被允许。

不过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比起来，威廉二世已算是非常幸运了，至少保住了命。而且其家族也仍然得以延续，子孙后代都以贵族身份活的十分逍遥快活。

退位后的威廉二世住在荷兰，希特勒上台后，他还资助过希特勒600万马克，大概是想靠希特勒复辟吧。希特勒一直比较崇拜威廉二世，俩人保存这良好的关系。当威廉二世得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后，勃然大怒，大骂希特勒这种做法是德国的耻辱！这位老皇帝果然是军人出身和贵族身份，荣誉看的比什么都重，希特勒这种做法显然有悖德国的荣誉。

谢选骏指出：德国的荣誉？这位网民大概不懂德国皇帝在非洲从事的大屠杀活动吧。

《一百年前那被人遗忘的大屠杀》（12.01.2004“德国之声”）报道：

100年前，1904年1月11日，黑雷罗酋长萨慕埃尔·玛哈雷洛号召他的人民拿起武器。一天后，125名德国移民和士兵被黑雷罗人杀死。这是在当时德国殖民地“德属西南非”，即今天的纳米比亚发生的所谓黑雷罗起义的开端。对这场起义的血腥镇压是德国殖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一半以上的黑雷罗族人在起义过程中或紧接着的集中营关押生涯中死亡。在德国，这场战争至今没有引起注意，在历史书里成了注解里顺便提一下的内容。而在纳米比亚，人们在100年后仍然没有忘却，尤其在战争留下深深痕迹的那些地方。

切利莫·维瑟维特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他那波纹铁皮小屋的门。中午时分，奥图姆波隆本加热得能孵出小鸡来。阴影里气温计指着40度。在那个地方典型的切利莫·维瑟维特这种波纹铁皮房子里，热而令人窒息。几个平方米面积的简单装备是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这个老人把有著名政治家们照片的剪报贴在了墙上。大多数照片早已发黄，比如还处于瘦瘦时期的赫尔穆特·科尔或者尚年轻的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极少会有游客流窜到前黑雷罗族人居住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来，尽管从纳米比亚的首都温德胡克往北行车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这个地方。一条沙石路穿过这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加油站和一个饮料店。中午就有小青年站在那里，买酒喝。

切利莫·维瑟维特有客上门，那么多半是关于所谓的瓦特堡战役。在那个距离奥图姆波隆本加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德国军队在1904年8月给那场起义画上了一个军事句号。

切利莫·维瑟维特：“这是战争中用来对付我的先人的榴弹的弹壳，这东西杀死了许多人。战争结束后，我的祖父在这儿附近的原野上拣到了这个弹壳，保存了下来。现在，几十年来，我用它来风干榛子，然后就存放在这里面。”

切利莫·维瑟维特几乎拿不住这个沉重的弹壳。这位75岁的老人使劲端好这个有梭角的金属物件，它显然对他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同样珍惜的还有他从小屋里取出的德国皇帝时代的喝水的瓶子。

切利莫·维瑟维特：“战争是残酷的。它让我们流了很多的血。德国方面和黑雷罗方面都死了很多人。德国士兵和移民偷去了我的国家和我的尊严，他们杀死了我的亲人。这种事情是没法忘记的。”

在奥图姆波隆本加，没有任何人愿意忘记这场从1904年1月11日杀死125名德国移民开始的战争。黑雷罗人袭击德国人，是为了反抗殖民政府不断地剥夺他们的权利，反抗他们的土地大片地被白色移民侵占。黑雷罗人觉得自己被逼到了角落里。他们的酋长萨穆埃尔·玛哈雷洛号召起义，也是为了把族人视线从自己的问题上引开。

在战争的头几天，数量上占优势的黑雷罗人获得了对德国人的胜利。但在长驻在德属西南非的几百名防卫士兵得到了来自德国的增援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8月11日，在瓦特堡展开了数量上占优的黑雷罗人和德国军队的决战，率领德国军队的是臭名昭著的少将洛塔·冯·特罗塔。在炮火的支持下，冯·特罗塔成功地把武器上占劣势的黑雷罗人包围了起来。被包围者们决定在包围圈最薄弱的点上突破，带着他们的牲口，通过缺水的奥玛河克，逃往博茨瓦纳方向。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中间一半以上的人没有从这场逃亡中活下来。逃亡者赤手挖掘到20米深处，寻找水源，然而一无所获。少量的水源很快就被竭尽。归途则被洛塔·冯·特罗塔下令封锁了。

洛塔·冯·特罗塔说：“我，德国士兵的大将军，向黑雷罗人发出这封信。在德国界限之内，每一个黑雷罗人都将被枪毙，无论是否带着枪，无论是否带着牲口，我不再接受女人或孩子，我把她们赶回她们的族群里去，或者让士兵开枪打死她们。这是我要对黑雷罗人讲的话。强大的德意志皇帝的大将军。”

当冯·特罗塔将军发表这通宣言时，纳夫塔利·温迪施还没有出生。但他的命运同样与这场战争及其后果紧密相连：“我是一个德国孩子。温迪施－我的爸爸是温迪施。我的妈妈是卡洛琳娜·穆万加。我出生于1921年，我有8个孩子，42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

纳夫塔利·温迪施有一个德国爸爸，他的妈妈是黑雷罗人。浅色的皮肤和特别光滑的头发使这位82岁的老人至少在外表上跟其他黑雷罗人不一样。在奥图姆波隆本加，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有德国先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直至今天，要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仍然是很困难的。他们中不少人不得不在没有爸爸的情况下长大，原因之一是，他们经常是强奸的产物。

纳夫塔利·温迪施今天觉得自己是黑雷罗人。他身上唯一的德国特征是他的姓。但他对德国人并无仇恨之心。相反，他觉得跟德国人有一种亲近感。他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的头儿始终对他很好，那时候，当他在纳米比亚东部干活，在那儿学了一点德语的时候。

作为有着德国根的黑雷罗人，即将到来的纪念活动对纳夫塔利·温迪施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他已经82高龄，尽管他已经觉得不那么健康了，他要带着他的家人参加纪念活动。

跟他的女儿一起，他希望他们共同的梦能够得到实现：“德国人和黑雷罗人必须手牵着手纪念众多的亡者。德国人应该跟在黑雷罗人后面，充满敬意地怀念双方倒下的亡者。假如他们不掩盖或轻描淡写那时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日子。”

轻描淡写或掩盖过去，这个问题是莱茵哈德·科丁也知道的。科丁是纳米比亚路德教会主教，在他的职位上，他跟这个国家里约2万名以德语为母语的人有接触：“许多人跟这段过去打过交道，包括以一种赋予光彩的形式。有些人简捷地说：那是战争，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让这个时代安息吧。这也是一种对待过去的方式。公正地说，这里的政府正是以这种方式对待过去的。”

出于各种各样的出发点，许多说德语的人和纳米比亚政府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意见一致的。纳米比亚政府希望，在这个独立了才13年的年轻国家不要再产生新的对立面了。它希望所有纳米比亚人有一种大家庭感觉，而对那些部落利益冷眼相看。

在政府的历史描述里，对殖民战争的兴趣完全处于边缘。对他们来说，自由战争是从1966年才开始的，那时，SWAPO（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拿起武器，开始了跟南非隔离政策政权的斗争。

在德语少数民族身上，那段过去带着民族大屠杀的标签。对此，今天活着的人们当然没有直接的责任，但不得不经常地谈到。人们很容易把这事跟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之灭绝犹太人联系起来。

比如，主要的黑雷罗政治家之一、莫布隆巴·克利纳如是说：“可以这样比较。这些人是被同一个政府杀害的。唯一的区别是，在我们这件事时，是政府发出了正式的灭绝命令。跟英国或西班牙政府在非洲的政策相反。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宣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灭绝一个民族。”

由于按克利纳的观点，对黑雷罗的斗争可以视为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黑雷罗人就应该得到财政上的赔偿。为此目的，克利纳和黑雷罗一名酋长共同向一个美国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这涉及到很多的钱。但出于法律的原因，德国政府不愿意支付。它虽然承认对纳米比亚有着特殊的责任，但作为纳米比亚的最大发展援助给予者，它认为它的的责任已经承担了。

奥图姆波隆本加的居民虽然相信他们酋长的起诉会给他们带来许多，但这个起诉一开始就立于很弱的法律之足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德国的帮助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基础设施来。

但他们也强调，金钱并不是谅解的唯一前提。雅娜·库汉加说：“我期待着德国人携着事实真相走到光天化日中来。他们怎么面对过去？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民族大屠杀呢，还是一件不重要的事，还是仅仅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是为了什么打的？我期待德国政府和德语纳米比亚人走到前面来，向纳米比亚民族说明真相。”

雅娜·库汉加的住处跟纳夫塔利·温迪施和切利莫·维瑟维特只隔着几幢房子。谈到德国人和他们的责任，她马上就火了。尽管她的先人是德国人。她的丈夫跟德国足球明星、前国家队的托马斯·哈斯勒是亲戚。

在她的理解中，事实真相包括一次正式道歉。光有德国外交部长约什卡·菲舍尔两年多前在杜尔班反种族主义大会上表示的遗憾是不够的。

雅娜·库汉加：“杜尔班在哪里？杜尔班不在纳米比亚，而在南非。如果在杜尔班表示道歉，消息根本到不了纳米比亚老百姓和黑雷罗人这里。德国政府应该到我们瓦特堡来，向我们的人民说：虽然那时不是我们，但却是我们的先人，是他们给黑雷罗人民带来了苦难。我们感到遗憾。”

谢选骏指出：当然，早在这些德国鬼子1904年屠杀黑人之前四年，他们1900年就在中国带头参加“八国联军”从事奸淫掳掠的勾当了。难怪德国王室昙花一现。

谢选骏：威廉二世的德国预示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如何评价20世纪初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知乎 2015-12-12）报道：

19世纪末，德国在俾斯麦的努力下，实现了统一，但欧洲对这个新崛起的德国有了担心和恐慌，俾斯麦与俄罗斯签订了协议，用以自保。柏林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为了世界首屈一指的城市，欧洲的第一个高架铁路就诞生在柏林。德国经济和科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克虏伯（二战前最重要的军火生产商）这是被称为“威廉时代”的背景。

威廉二世就是很多德国人的心态，迫切的想要得到世界的认可，浮躁而强权，偏偏他还在了一个僧多粥少的帝国主义后期——世界上的殖民地都被瓜分的差不多了。威廉二世只抢到了帕劳，还有中国的青岛，威廉二世的祖母是维多利亚女王，他想复制女王的辉煌，拥有想要和日不落一样多的殖民地，于是学习了英国开始缔造海军舰队。1898年，威廉命令海军上将Tirptz在20年内建造60艘战舰，威廉把自己称为是“第一水手”，这个称呼代表着德国准备和英格兰争夺海上的地位，甚至是世界政治上平等的权力，可以说威廉二世直接引导了德国国内的水手热情，小孩子的玩具是舰队，在聚会上谈论的话题也是舰队，可以说威廉二世在德国国内的崇拜让他变得狂妄和自大，尽管那个时候按照宪法，德国有内阁有总理，但威廉二世相信自己有绝对的权力。

按照现代心理学追溯童年的习惯，威廉二世自大和自卑并存的起因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残疾，因为出生时候医疗事故他的左臂没有力气，平衡失调，左耳失聪。但作为继承人，他必须接受类似神经性电击治疗、束身衣等等，比较悲剧的是那些治疗并没什么作用。于是，威廉二世痴迷于绝对的力量，力量能展示他的强大：他一天要换六套军服，最爱的人物是腓特烈大帝，google一下很多他的cos照，可以说威廉二世对于军队的热衷让军官在德国的地位和待遇直线上升，推动了国家沙文主义；在这个情况下，SPD（社会民主党）诞生了，SPD的主旨反战、民主、反威廉，SPD迅速发展了几百万人，成为了国会中的巨大力量。威廉二世拒绝和SPD对话，认为他们是不配拥有德国人资格的人，并且用更为暴力的行为展示自己的肌肉——出兵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以前关于德国镇压义和团的回答：中国闹义和团的时候，外国为什么想到的是派兵，而不是撤使馆呢？

匈奴演说让国会议员都开始谴责皇帝的狂妄自大，猛烈抨击威廉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军队，造成了邻国的恐慌，造成了英法的对峙。偏偏英法和俄国还结盟了，德国直接被夹在中间。英德的关系早就因为军备竞赛闹翻，1908年夏天，英德还是有和解的机会的，爱德华国王派出了特使表达了英国对于德国加强舰队的担心。威廉坚持舰队是为了保护德国商船的海外安全，最要命的是他宣称“一切限制德国军备发展的做法，全是对德国的宣战，德国会予以猛烈的回击”。1913年，路易斯公主在柏林的婚礼，是王朝利益走向终结的标志。德国的军力想要迅速瓦解法国，然后转而对付沙俄。

老实说，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威廉二世虽然好战但是还是有理智的，虽然他支持了奥地利镇压塞尔维亚，但他也认为在塞尔维亚服软之后就可以收手了，没有战斗的必要。所以我反对把德国一战的原因全部推到他身上。威廉二世一手捧起的军队指挥官，却坚决要求战争，最积极的就是总理Hollweg……1914年6月29日，奥地利炮轰贝尔格莱德，一战开始。那个时候，威廉二世还是想要阻止战争的，避免德国被包围，可惜的是沙皇俄国先后对奥地利和德国宣战……德国本来还是可以从中抽身的，因为军费是国会批的，但七月危机下，德国本土都相信沙皇俄国是要侵略德国（德国才统一没多少年），人群聚集在皇宫门口，将军们劝说威廉二世开战，威廉二世宣战，一战的爆发可以说是皇帝威权被军队绑架的一个象征。

1916年8月，陆军元帅Hindenburg接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代表着军队正式高于了威廉二世，他只剩下名义上的君主权力，更多的权力被军队所管辖。1918年9月，西线全面溃败，军队强迫了威廉接受国会提议和其余国家谈判，最悲剧的是威廉二世所器重的舰队水手居然起义了，爆发了十一月革命的第一枪，十一月革命迅速席卷了德国，德国政府害怕会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要求在比利时的威廉二世退位；威廉二世坚持不退位，于是总理擅自宣布了皇帝退位，把政权移交给了SPD。1924年，谢尔曼知道自己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第一共和国）领导人的时候……还在吃早餐……连演讲都是即兴的。

但在第一共和国以后，民主宪法在德国的经济危机失败了，于是更可怕的纳粹上台了。

（威廉二世）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花。久而久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亟思团结以求自保。而在种种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菲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俾斯麦是一个对胜利边界拿捏得极准的豪杰，该出手的时候毫不动摇，不该出手的时候岿然不动，是堪比黎塞留的历史巨人。

希特勒是一个极有主见的政治魔王，虽然他欲壑难填。

相比之下，威廉二世不过是一个被虚荣心裹挟的庸人。他并不特别反感德国左派的某些政策，相比之下，俾斯麦和希特勒则铁石心肠，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外交上，俾斯麦深刻地意识到德国的风险在于周边列强的联合遏杀，所以在国家利益上始终有所取舍，他致力于拆分各国的友谊，相比之下，威廉二世则以大国崛起自居，在摩洛哥问题上压制法国，在波斯尼亚问题上打压俄国，在海军问题上打压英国，结果驱使英、法、俄三国联合扼杀德国。虽然威廉二世的外交让他获得了强大德国的伟名，但也种下了德国灭亡的种子。

威廉二世是什么人呢？说起来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俾斯麦说过，“非洲二十块泥哄哄的殖民地，也比不上我与大英帝国首相索尔斯伯利侯爵的友谊”；在埃及政变爆发后，面对国内要求干涉、壮大德国威风的呼声，俾斯麦不屑地道“奉行一种旨在提高国家威望的外交政策，是愚不可及的表现，德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唯一利益就是让英法关系陷于破裂”。

相比之下，威廉二世的呢？提尔皮茨鼓吹海军，他就狂建海军，结果英德关系完全崩溃；泛德意志协会的军人、学者们鼓吹扩张殖民地，他就在南非和摩洛哥与英法发生剧烈冲突；在摩洛哥、波斯尼亚危机中，为了德国的威风，为了迎合脑残的愤青舆论，他奉行了一种几乎是战争的外交政策，将德意志帝国送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他看不清关键的国家利益，唯舆论是从而已。

对威廉的评价实际涉及到对德国整个近现代史的价值定位，这是困扰德国很长时间的命题，又称“费舍尔争论”。

即基于普鲁士架构的德意志是一个自诞生就包含“罪恶帝国”的精神内核，还是一个被“邪恶”人物引领下偏离自身道路的普通政治实体？

由于第三帝国体系与传统的普鲁士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希特勒和追随者与普鲁士传统容克相差甚远。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与俾斯麦时期是如此相像，反而要更民主更进步更有活力更具多样化，但却直接导致了大战。

大战的爆发是源于帝国的内核还是威廉二世，本身就决定了德意志帝国是否“生于邪恶”的问题。德国人更愿意相信，威廉二世是像希特勒一样带领德国走向错误的道路。然而，他不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威廉德国都是未曾偏离“传统路线”的德国。无论是威廉本人的性格还是他的决策都不是狂热的和专制的。因而很多观点着重于容克制度或者普鲁士内核“裹挟”威廉走向这一条道路，而另外的观点着重于威廉自身是怎样“推动”德意志向战争走去的。

1961年，费舍尔在《称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中通过对普鲁士传统与德意志政治遗产的批判，开始评判德意志政治精英在帝国发展中的虚弱与无力。进而引发长期的争论。
有的观点认为威廉作为“影子皇帝”，是帝国精英推行集结政策与社会帝国主义的奴隶。
有点观点强调威廉在绝大多数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提出威廉的“个人统治”。
但近期两者逐渐融合，大部分人既强调德意志特殊道路，普鲁士传统的弊端，威廉领导下德国的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甚至他弱智的决策，但也会对威廉产生同情，也注意到威廉帝国时期的民主，现代化，自由化，成功的内政，魏玛德国甚至联邦德国的酝酿。

相应的研究很多了，可以这样总结吧，姑且听一下。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缺乏必要的执政素质，没有主见，常常轻易更改自己的目标，他认为自己是强权人物，事实却是色厉内荏。他不是一个集权主义者，却被周围精英与传统束缚手脚，在近代化浪潮中恐惧，厌恶民主政治。
外交上他是一个傻瓜一样引起邻居的恐惧，但行动上完全缺乏执行力，他一直亲英，幻想与俄国合作，从未真正热衷于摧毁法国，但他却成功地使得三个互相冷淡甚至仇视的国家抱在一起。他是一个不完全的军国主义者，更希望效仿英国，但却不知不觉地推动帝国进入战争，并且主导了关键几步。总之，他几乎完全不适合待着他的位置上，虽然他既谈不上邪恶，也谈不上弱智。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的分析。
威廉二世用以下几个字可以形容：志大才疏，利令智昏，不知彼此。
这个人就是典型的贵二代，心理还有问题，教育上也有问题，他对德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思想又偏激，所以不能像俾斯麦一样准确的把握矛盾，移花接木，用最小的代价攫取最大的利益。他的思维是典型的流氓思维，寄希望于一通王八拳把对方抡趴下自己走向巅峰，但是又不清楚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实力。不知好歹，学不会分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又不懂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具体来说：
第一，扩充公海舰队。为何俾斯麦到最后都对海军建设的重视都靠后？难道俾斯麦不懂大海军和海权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要海军干什么，能否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建设海军的代价又是多少。以德国的国力，维持欧洲第一的陆军毫无问题，但是建设海军方面，需要的财力远远超过陆军。统一后的二德子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铁板一块，因为事实上的统一并非通过大规模武统完成，南德诸邦自主权非常大，德意志德国中央从这里收不到税，帝国中央只能收商品流通税，所以二德子中央财力其实很有限，内部问题也很突出，况且自普鲁士起，整个德国对海军都不熟悉，从头做起，如何保证短期内的战斗力。而且强大的帝国海军必然引起英国的敌视，而一旦与英国交恶，英国势必与法国走到一起，这样一来德国在陆上海上都会遭到封锁，而且新生的海军能不能打破海上封锁需要打一个大问号。所以不如与英国结盟，用英国的庞大的海军在海上牵制法国，这样一来反而以更小的代价盘活了整个局势。事实证明，俾斯麦对了。傻子威廉大搞海军，钱不够砸锅卖铁发债券，结果技术储备不足，拿骚级还在用往复式蒸汽机，无论在火力和动力上都无法和英国无畏舰相比，凯撒级火力上还是劣势，规模仅次于皇家海军，但是，二德子根本没有实力怼掉皇家海军，所以，规模庞大的舰队还是被堵死在港口里。花钱引火。
第二，跟沙俄翻脸，俾斯麦对欧洲局势理解非常深刻，一定要死死的拉住沙俄不放手，尽一切努力避免一旦开了战端，德国两线作战，拉住了沙俄，东线无事，拉住了奥匈帝国，南线有了保证，对海外殖民政策采取保守态度，把英国糊弄好了，海上也就好办了，剩下一个矛盾无可调和的法国，拉上意大利，即便意大利再弱鸡，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法国，所以即便是开战，第二帝国依然能够彻底打垮法兰西。基于此，俾斯麦展开了复杂的外交，三皇同盟，德俄再保险条约，俄奥站在自己这一边，海外保守政策，大打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牌，哄好了英国。傻子威廉可不一样，大谈海外扩张，其实就是咋咋唬唬，啥收益没有，反而逼走英国，拒绝续签德俄再保险条约，处理奥俄矛盾期间搞小动作，把沙俄逼到法国一方。钱没少花，局势被彻底的无可挽回的砸进去了。
第三，迷信暴力，又不清楚暴力的后果，俾斯麦是通过巧妙的外交和一连串可控的战争攫取利益。傻子威廉偏偏想靠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争把大家都干趴下，这直接导致了斐迪南遇刺之后，不仅第二帝国没有及时的灭火降温，反而是第一时间参与进了战争。
然后把自己和德国的前途永远葬送了。
傻子威廉，名不虚传，也正是因为他，来自中世纪的君主制度被证明万万混不下去了，毕竟出这么个傻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评价铁血宰相俾斯麦时候，一般都会引用一句话：他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如果套用这句话评价威廉二世，那就是：他有一个赌徒的性格，知道拼命下注，不知何时离桌。

谢选骏指出：上文指着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说的好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也难怪，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写的文字，不可能不有感而发。而且身陷文字狱的网络封锁之中，所能发出来的，也只能是中国情怀——触景生情或是指桑骂槐了。

网文《威廉二世的总评》报道：

首先给威廉二世陛下一个总评吧：一个有想法但是没有魄力的君主。

1.1威廉与君主的关系
威廉二世出生的时候就遭遇了不幸，为了努力克服他先天的残疾，他亲自加入军队，用各种严格的纪律来要求自己，说到底是内心的虚荣和自卑导致的。这种环境之下威廉并不能养成一个很好的性格。普鲁士军队之中向来令行禁止，风行雷厉，上级和下级都有着严格的界限和从属关系。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造成了威廉本人冲动暴躁，试图运用各种手腕来压制自己的下级。但是要成为一国之君，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要成为一个合格君主，首先要审时度势，明白世界的格局与本国的关系，国家在未来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之后要有魄力与胆识，但是也要明白收放自如，懂得听取下属的意见，还要有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不能用人唯亲，一定要从清楚明白的看到自己手下的人到底有多少能力。

很不幸，威廉对这些准则属于一种模糊的态度，一种似懂非懂的感觉。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好评价他的原因，你说他是蠢货笨蛋，他好像也不是，但也不比这些聪明到那里去。你说他狂热，独断专行，比起希特勒来简直小巫见大巫。

1.2威廉与德国的关系
我们今天看一战前的世界，总觉得是大战一触即发的感觉，事实上《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理论上讲就是一个互相吓唬对手的做法，真正意义矛盾大到无法和解的也就是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事实上传统的德国人想的，是一个叫“中欧同盟”的梦想。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今天的欧盟，只不过世界格局已经和100年前完全不同了。

中欧同盟的实质就是，世界的核心是欧洲，欧洲的核心是德国领导的中欧地区，通过法国，英国，俄国的原料资源和基础加工，再加上德国在当时发达的工业和科技水平，一步成为世界上工业水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技术在领导着世界工业发展的走向。

威廉执政期间有没有执行了这个事情？很明确的执行了，当时德国的工业水平达到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程度，英国的地位已经被德国取代了，我们今天熟知的近代的物理学家，化学家都是德国人或者在德国念书工作，甚至德语都要成为科学语言了。

但是另一方面，威廉本人希望德国得到和英国一样的殖民地，于是他开始听从提尔皮茨的意见建立海军，走穷兵黩武的路线，极大的助长了普鲁士军官团在德国的权威和政治地位，这就埋下了未来一战爆发的祸根。还有那些糟糕的外交事件，两次摩洛哥危机都暴露他不成熟的外交思维和政策，一手促成了英法之间紧密的联系，至于海军，1914年的时候其实德国的海军竞赛就已经输了，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

总体来讲，威廉辞掉俾斯麦的时候，他就注定失去了帝国的领航员，他没有深刻的了解自己的国家，按照自己不成熟的意愿来去执行，必然出乱子。

1.3威廉和世界大战的关系
世界大战事实上是偶然爆发的，威廉想打是世界大战吗？其实不然，欧洲的君主们都不想打。奥匈以康拉德为首的一群人，只是想修理塞尔维亚这群东西，顺带杀一儆百。沙俄不能再继续让步了，必须和塞尔维亚这群疯子站在一起，因为日俄战争的失败已经让他们处于革命的边缘了，在放弃塞尔维亚等同于又输了一场战争。法国想通过俄国的手来夺回阿尔萨斯洛林，而德国一群武德充沛的军官团希望打仗证明自己的实力，顺带统治欧洲。当然英国人也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世界大战爆发，可是最后一切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

主要的矛盾就是威廉发现自己控制不了小毛奇了，开战前威廉和尼古拉二世相互通信，明确表示了两国不能开战，威廉也问过小毛奇，能不能之和法国开战不打英国。然而小毛奇表示你这个想法痴人说梦，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必须开战没得谈。另一方面俄国这边苏霍姆利诺夫向沙皇表示，俄军随时可以碾平德国和奥匈，法国第一时间全国总动员往阿尔萨斯洛林猪突。大家对总体战没有认识，都觉得是一场很简单的战争，所以才会有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想法。而真正相对与其他人理解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并作出精预言的只有他们三人——基钦纳，库罗帕特金和施里芬。

第一个人直接在英国国会发动动员，一口气动员了上百万远征军，并且表示这场战争英国会以100人剩下为结束，第二个人已经因为日俄战争被革职了，他在1906年的《战争总结》精准的指出了；如果战争爆发俄国西线将会出现灾难，并且战争会持续多年。第三个人已经去世了，他也表示；如果计划失败那么战争将会持续多年，而老毛奇也说过一句话：“如果德国不能速胜，那么他面临两线持续作战肯定会失败。”

很可惜，威廉不懂这些，小毛奇更不懂，甚至威廉都不知道小毛奇是不称职的统帅。最终，他带领着第二帝国这台已经失控了的车，开向了大战的深渊。

最后威廉很可笑也很可悲，自己身为帝国皇帝，可是却阻止不了帝国向大战走去，自己搞了半天的舰队，居然推翻了自己，自己任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最后凌驾于自己之上，试图成为真正的“统帅”。我觉得他在荷兰的晚年生活，可能也会对此而懊悔不已吧。

居然有人说我替傻瓜威廉开脱，真是可笑，我之所以觉得威廉还好是因为有些人吹捧普鲁士军官团太露骨，跟普鲁士军官团比威廉二世就显得好些，跟威廉比起来俾斯麦就显得好些，而跟俾斯麦一比腓特烈二世几乎是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了。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能让人觉得我说过威廉二世对史里芬计划不知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爆发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有机会我很愿意谈谈，但是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是塞尔维亚军队组织的官方暗杀行为，这在21世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凶手由塞尔维亚军队训练，武器由塞尔维亚军队提供，偷渡由塞尔维亚组织，塞尔维亚内阁对这一计划完全知情，日本内阁还可以推脱说自己对行刺张作霖不知情，而塞尔维亚连这点遮羞布都没有。奥匈帝国讨伐塞尔维亚无可厚非。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武装部队总监，是皇储，是客观上分享皇权的帝国统治者，一国准元首被别国军队组织的暗杀计划刺杀，如果不采取武力报复才不正常。

不正常的是俄国，俄国已经无法忍受第二次被奥匈背靠德国吓退，所以采取了蛮不讲理的态度，法国为了把防御性质的法俄同盟变成进攻性的攻守同盟则对俄国的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采取怂恿，法国总统表示“塞尔维亚有朋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怂恿一个君主制的俄国把几百万臣民送上战场来保卫塞尔维亚弑君者。

相比之下威廉给奥匈帝国提供的所谓空头支票本身无可厚非，即使不考虑威廉是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欧洲各国君主中间几乎唯一的朋友；也不考虑德奥之间传统的盟友关系，单纯的一个说德语的大君主国的君主被塞尔维亚刺客杀死，而德国不加以干预，就不是当时的小德意志帝国能平稳度过的外交危机。德皇怎么向他的贵族解释他对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死视若无睹？贝特曼霍尔维格怎么在帝国议会里说“德皇觉得杀死一个哈布斯堡皇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而且德国曾经帮助奥匈帝国吓退过一次俄国，没有理由相信不能吓退第二次。威廉在一战里的问题在于他志大才疏，过分自信，完全被他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形象所蒙蔽，没有真正建立起对军队的监督，相比希特勒，威廉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连三分之一也到不了。他相信自己掌握着军队然后开心的去追求他的曝光率，到处追求新闻效应，结果难得办了件正事，却被拖进了世界大战。

这位皇帝遭到他的军队背叛之后，叛徒攻击他把百万军队送上前线，但是却可耻的逃走，甚至没有向为他牺牲的人说句谢谢。而从皇帝的立场上说，他的心情一如海报上说的“我本不想如此”。

威廉二世的悲剧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丘八。即使是普鲁士军队这种严重贵族化的军队也是不可信的。当然另一个教训是皇帝自己的，那就像他这样的世袭君主绝不能用鲁登道夫这样的对贵族和君主政体都心怀不满的人来指挥军队。

普鲁士军队是霍亨索伦王朝打造的超级战争机器，普鲁士-勃兰登堡的国家、贵族、王室都融入了这个战争机器，从为瑞典当走狗，到为英国当打手，再到俄国军队入境前夕突然爆发出爱国热情参加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这架机器都是有效的。

君主统治国家、君主统治军队，构成了普鲁士的二元体制。人们相信皇帝国王掌握着军队，皇帝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但是没人告诉他他的军队会在1914年按照1906年的计划把他和他的国家送进一场世界大战。

史里芬战胜了老毛奇，把自己东守西进的计划树立为军队的教条。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法俄必定共同行动，所以必须利用俄国缺乏常备军、缺乏铁路、动员迟缓的缺陷，在俄国把大军送到波兰之前打败法国。为了打败法国必须用大军的左翼在法国向阿尔萨斯打出全力的右勾拳的时候抵挡住，同时出其不意的绕过法国战线的左翼跨过比利时和荷兰（是的还有荷兰），用自己的右翼向巴黎打出致命的右勾拳。让法国溃败然后移师东进打垮俄国。

但没有人考虑过跨过荷兰和比利时会怎么样，也没人考虑过为什么一旦开战德国必须两线作战，那是政府该考虑的问题，确切的说就是帝国宰相和他的帝国外交国务秘书应该考虑的，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多正确！可是无论是帝国宰相还是帝国外交国务秘书都不知道史里芬计划的细节，皇帝自己也不清楚，政治也不许过问军人！还正确么？固然皇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军人说的是如果德国被迫两面作战那就必须先打法国，可假如德国不必两线作战呢？那不可能！不干预政治的军人已经在小毛奇上台之前就替它们的皇帝认准了。

德国军人谁都骗谁都不相信，文官自不待言贝特曼霍尔维格肯定不知道德国一旦遇到俄国动员会马上入侵法国，他们的皇帝也不知道他的军队从1906年就只有一个两线作战的计划从没有准备单独对俄国作战的备用计划，他的军队还相信即使入侵比利时和荷兰（和荷兰），都不会让他的国家跟英国开战。

德国军队甚至连奥匈盟友都不相信，有趣的是康拉德-冯-贺岑多夫也不相信德国人。小毛奇和贺岑多夫会晤过很多次但是双方都不清楚对方到底要干什么，小毛奇相信康拉德会把主力部署在加利西亚，在塞尔维亚采取守势，帮助他腾出大部分军队来如史里芬所说“加强右翼”，殊不知康拉德早就认定对俄国开战是一场灾难，所以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其中两部分都放到塞尔维亚希望给自己得到一场讨伐塞尔维亚的胜利。同时康拉德还相信德国人会在东线替他分担俄国的压力。

但是从1906年史里芬离任到1914年整整八年过去了，俄国有了一百多万常备军不依赖总动员也可以在西线投入大军，而且八年里俄国利用法国资本建设了很多新的铁路，在可供使用的铁路、机车、车厢上俄国都超过了奥匈帝国，但是史里芬计划还是史里芬计划。甚至小毛奇自己都对史里芬计划丧失了信心，伟大的叔叔的伟大侄子，毛奇打败了法国毛奇还会打败法国，熟悉么？北条打败了蒙古东条大概也能打败美国吧。就是这么可笑的想法。
但是毛奇自己绝望了，他对史里芬计划失去了信心，但却不肯把他推到重来，只是做了修改，按照史里芬计划四十天法国就会战败，然后帝国挥师东进打败俄国。但是毛奇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收缩了自己的右翼让他们不去入侵荷兰。这个改动让右翼的进军宽度变窄但却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中立国，一旦战争不能如史里芬计划一样很快结束德国至少还有一个“通气孔”，但是他没有告诉他的皇帝。

当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尸体运回维也纳，康拉德开始鼓吹讨伐战争的时候，威廉皇帝并不知道他给予奥匈帝国的空头支票意味着什么，贝特曼霍尔维格也不知道，唯一清楚的是跑到卡尔斯巴德度假的毛奇。他知道出于对两线作战的恐惧德国将要跳出来两线作战了。
军国主义在日本是少数人处心积虑的推动的产物，而在德意志帝国则是其引以为豪的参谋制度和不对议会负责的君主统治的共同产物。这种半吊子军国主义加上俾斯麦以来自相矛盾的外交策略在1914年的总破产一起导致了世界大战，从这一点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老欧洲整个立宪君主政体的悲剧而不只是威廉二世个人的错误。

谈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我们来谈谈威廉二世个人该怎么评价。

从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对威廉二世皇帝的评价就不断变化，从最初的“战犯”“希特勒之前的希特勒”“1914年悲剧的罪魁”这个评价，到“自以为是的顽童”“彼洛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牵线木偶”“小德意志帝国珠光宝气的稻草人”，对他的评价或者说指控层出不穷。

最初的阶段也就是列强刚刚发现自己正在打或者打了一场自我毁灭式的大战的时候，无论是指控他的人还是为他辩护的人都把他的能力描述的很大，一切都按照他的命令，他的计划、他批注的备忘录、他的信件和指令大战，指控者说他发动了大战，辩护者说他捍卫了德意志帝国但是惨遭背叛和欺骗。

之后他的评价开始崩溃，罪魁祸首成了普鲁士军官团、普鲁士外交官团，威廉从提线人变成了牵线木偶。威廉皇帝从一切的幕后黑手变成了可笑的聚光灯下的小丑。

会有这两种180度大转弯的评价其事并不奇怪，因为从战争失败开始威廉就在洗刷自己，德国的保守派也在积极的配合，比如威廉皇帝战争期间写给他的姑母巴登大公妃的信件都被焚毁，以及其他与此类似的销毁战争文件的行为，都让威廉皇帝在战争前后的所作所为缺乏文献依据。威廉皇帝自己的回忆录也更多的是辩解和宣传，而不是面对历史的回顾。

同时德皇退位以后单纯的追究德皇个人的战争责任对协约国来说已经退居次要，德皇已经脱离了德国的政治活动，但是索赔还要继续，具体的威廉二世这个人对战后的赔偿已经无关紧要，所以协约国也倾向于对抽象的“德意志国家”“普鲁士军国主义”进行追究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政治需要，这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学家的决定论倾向一起，构成了威廉皇帝的第二种评价。

我觉得这两种评价都是不客观的一边倒的。威廉没有第一种那么强大也没有第二种那么无能。威廉是很典型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包括这个家族的政治立场隔代遗传，他对他母亲的憎恨扩大到对博尼舅舅的仇恨，到对英国的崇拜还有因爱成恨可以看作是十九世纪末期各国宫廷崇尚的棍棒教育导致的不幸结果的标本。

风流成性的爱德华七世教育出来一个严肃方正的乔治五世，英雄气概的亚历山大三世教育出来一个多愁善感充满了东正教殉道者色彩的尼古拉二世，而自由主义的腓特烈三世教育出来的就是傻瓜威廉。

威廉上过波恩大学不过他是被他的开明派父亲强制送进去的，腓特烈三世要求他去上大学于是他在大学里晃悠了几年，这跟强烈要求上大学但是被保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阻止的鲁道夫皇储形成了鲜明对比。

爱炫耀爱阅兵爱演讲爱在文件上写批语然后给大臣看，大臣们不厌其烦最后基本不看的威廉皇帝，如果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依然是皇帝肯定是朋友圈霸道总裁。“彼洛！朕两年前就在你发的那张攻击英国的图片下边点了赞这说明朕早就看出这些英国人的险恶用心，但是你反而无动于衷，现在怎么样？证明了朕的高瞻远瞩。你等我给你翻出来，你等等年头有点长，你整天都在发些什么玩意怎么发这么多，你看看上个月我还给你这条要提醒警惕的点过赞，可是你们完全当耳旁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小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普鲁士大臣的独立性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政治生态和宫廷环境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其归咎于俾斯麦长期独断的政治统治，和威廉皇帝对俾斯麦的顺从态度。俾斯麦客观上成了一个非常专制的“副皇帝”，我们姑且不说威廉一世才是那个“副皇帝”。这在普鲁士君主制的历史上其事是不多见的。从腓特烈威廉三世以来，普鲁士君主对大臣的独立性几乎都采取鼓励的态度，选择大臣就是选择政策，大臣们坚定的捍卫其政策，而君主则依据其政策加以挑选。

但是这种局面被俾斯麦的长期专制统治所破坏，俾斯麦不是君主但是宪法赋予他一种独特的位置使他可以操控一切。普鲁士大臣的独立性遭到俾斯麦的打压，最终从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政策摇篮，退化成为一种依靠君主权利反对俾斯麦的宫廷阴谋集团。

但是我觉得这种蜕变本身，也就是普鲁士大臣的独立性的丧失，实际上应该跟“普鲁士的迷失”本身等同起来看待，普鲁士大臣正在失去其政策性，变成争名逐利之徒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普鲁士本身已经失去了准确的政治目标，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让1815年合约以来就推动着普鲁士政治不断前进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腓特烈大帝在其政治遗嘱中告捷继任者“只要普鲁士的版图依然缺乏必要的保护就不能放弃修正边界的行动”，但是1871年的帝国边界是稳固的，这种扩张的迫切性丧失了。同样了领土上的修正尤其是吞并汉诺威王国，让普鲁士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也失去了意义。普鲁士的需要被满足了，所以普鲁士的政治失去了动力，心满意足但是患得患失的普鲁士如今被渐渐消融于德意志帝国。所以把持着高级文馆、军官团的普鲁士贵族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德意志政治发动机的力量。

俾斯麦自己也是如此，王朝战争中的俾斯麦是清醒、准确、敏锐的。但是帝国建立之后他的外交变得失去方向，德意志帝国没有准确的目的，它竭力避免它的敌人联合起来，却又不肯真正放下身段去接受欧洲列强的角色，和其他大国一起捍卫欧洲和平，俾斯麦不是腓特烈威廉三世，后者很清楚普鲁士的安全依赖于俄、普、奥三国的协调一致。而俾斯麦的德国不是腓特烈三世的二流国家，却也无法在法国的刻骨仇恨之下成为欧洲霸主，所以俾斯麦寻求欧洲仲裁者的形象，来掩盖德国不是霸主的现实。

普鲁士王国的色彩正在迅速消融，而普鲁士贵族把持着帝国，但却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手段。在这个局面中迎来了三皇之年，威廉一世逝世，王子腓特烈即位之后三个月跟着逝世，威廉一世始终捍卫自己的国王身份，但是腓特烈短暂的统治期里，他拒绝腓特烈三世的称呼，而强调自己是腓特烈皇帝，这是普鲁士的迷失的具体体现，而到威廉二世继位，已经不是普鲁士的迷失而是普鲁士的消融了。威廉是单纯的皇帝，国王只是一个后缀。

从1888年继位到1918年退位，威廉的三十年统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1888年到1890年之间是漫长的俾斯麦时代的延续，皇帝和他的宰相磨合失败分道扬镳。皇帝开始追求“个人统治”，但是这种“个人统治”违背那部俾斯麦为自己设计的帝国宪法。于是从1890年到1897年，也就是俾斯麦下台到比洛成为帝国宰相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威廉皇帝的个人统治和帝国宪法之间磨合的阶段，这个阶段以皇帝的胜利告终。

1897年比洛被任命为帝国宰相，从这一年到1908年之间是皇帝战胜了帝国宪法，通过把自己的顺从工具任命到帝国各重要部门，从而使自己的个人统治与帝国宪法相匹配建立起“宪制化的个人统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皇帝压倒了之前支撑俾斯麦式个人专制统治的各种力量，“高级文官集团”“高级外交官团”“帝国议会”“帝国各邦君主”，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他个人意愿和好恶为核心的小集团形成政策、通过他选择的帝国官僚乃至帝国宰相来执行政策，虽然很多直接来自这个集团的政策依然无法成功，但是考虑到这个集团同样在无形中消灭了很多为他们所反对的政策，则这个极端被称为个人统治是毫无疑问的。

1908年《每日电讯报危机》和之前的奥伊伦堡丑闻，让皇帝和他的小集团深受打击，此时传统的普鲁士高级官僚集团、外交官集团的力量都已经被皇帝的小集团压倒，严重的失去独立性，而因为宫廷丑闻和同性恋指责，皇帝自己的小集团也遭到沉重打击，于是帝国统治的中心出现真空，唯一幸免于难的集团就是普鲁士军官团迅速的填补了权力空白，深受打击的皇帝开始标榜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于是国家大踏步的走向1914年的悲剧。

具体到威廉皇帝个人，他的三十年统治该如何评价呢？普鲁士的迷失与消融是他统治的基调，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自己也不可能有什么具体而明确的目标。小德意志帝国一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耀武扬威的同时又空前虚弱，因为惧怕被挑战而到处炫耀武力。

有人说德意志帝国想要在欧洲修正其边界，夺取更多的法国或者俄国的领土，我对此深深的不以为然，普鲁士在1866年以后几乎没有进一步的修正其边界，阿尔萨斯－洛林没有被并入普鲁士王国而是作为帝国直辖领土保留，即便如此阿尔萨斯－洛林在小德意志帝国短暂的历史上制造的麻烦都让帝国烦恼不断，大有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北爱尔兰的趋势。南德意志四邦的加入帝国已经让帝国之内的天主教势力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变成了无法忽视的势力，如果再考虑到巴伐利亚在帝国中后期，开始寻求在南德意志的霸权，提高其自给自足的能力，控制其军队，强调其外交自主性。则如果在此时进一步的割取法国领土，让更多对德意志帝国充满仇恨的天主教被征服者涌入帝国议会，与天主教中央党合流，对普鲁士贵族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在波兰东部获取俄国领土也一样，波兰独立已经趋于喷发，如果德国在东部扩张领土战胜俄国而不对波兰人作出让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被驱逐出波兰的俄国第一次可以置身事外加以干预，那对于普鲁士来说也比噩梦强不了多少。

所以从威廉皇帝的处境而言，他并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具体的领土目标，在东方德、奥、俄三国都被束缚在波兰问题，在西部如果能够体面的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实际上比获取更多的领土更能让普鲁士贵族满意。

俾斯麦留给威廉一个尴尬的处境，但威廉不满足于当一个“影子皇帝”，他要做的是“有血有肉的皇帝”，所以他赶走了俾斯麦，然后用尽一切力量自己填补了俾斯麦下台留下的真空，然后同样体会到了急速扩张导致的“眩晕”。他没有具体的目标，所以不断尝试各种政策，不断尝试各种手段，不到彻底碰壁就绝不罢休，但是这一阶段的威廉对陆军、普鲁士军官团是占上风的，他干预人员晋升，侵犯军队的独立性，在普鲁士军官团准备两线作战的情况下不去发展陆军而全力推动舰队计划。在这一点上鲁登道夫是他的坚定反对者，按照鲁登道夫的计划要完成施里芬计划，德国必须扩充更多的陆军，而不是去搞舰队，但是鲁登道夫被踢出了总参谋部。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皇帝占绝对优势，同时普鲁士贵族也不希望一支超过普鲁士贵族能够提供的军官的极限的大军。

威廉在这一阶段应该很愉快，他在欧洲表现的像一个煽风点火者，俾斯麦让德国扮演欧洲的仲裁者，而威廉二世则让德国显得像欧洲的捣乱鬼。而这种转变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普鲁士的迷失”。

1888年的德意志帝国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但是没有与力量相匹配的具体目标，如果需要在欧洲扩张谋求霸主地位，那么德国需要的是进一步的扩张其陆军，但是政治实践证明进一步的扩张领土带来的麻烦胜于好处，而且普鲁士贵族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摆脱其独霸局面的德国陆军。在这种矛盾之中威廉转而谋求殖民地，扩张其海军。这就像威廉发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策碰壁之后立刻笔锋一转准备用苦役来对付工人运动，结果也碰壁了。

威廉皇帝统治的前期是一个站到历史舞台上，掌握了权力的人的试探，对其他人的试探，首先是俾斯麦，然后是文官集团，然后是军官团，看看自己到底能掌握什么样的权力，再顺利的确立优势之后他开始在国家层面上试探，施展其政策，一旦碰壁就调转方向。这不是神经疾病的表现而是一个试图在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框架下建立个人统治的尝试。最后他和国家达成了一种妥协状态，建立起一个世纪交替时期的“王权机制”。二十世纪的路易十四体制。这种体制的风险他自己和他的小集团都没有认识到，只有小集团的批评着看到了，他说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中间阶段，向左是共和国向右是拜占庭。

这种体制触怒了普鲁士保守派，因此皇帝试图争取中间力量，甚至是社民党这样的左派，皇帝要自己在宝座上扮演俾斯麦的角色，于是在政策上他表现得也类似俾斯麦。采取一种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态度。但是他的手腕不如俾斯麦，他更年轻同时也更迷茫，还更轻浮。他站在宝座上被皇帝的光辉遮掩，所以他看不清形势，总是夸大他的成就同时也更容易被挫折吓到。

奥伊伦堡丑闻和同性恋指控的最后各种影射都指向皇帝，皇帝被他那些被指控而且几乎要被定罪的朋友们私下称作“小宝贝”，他跟奥伊伦堡一起在北航航行，指控皇帝的朋友的渔民所处的地方皇帝也去“划过船”。丑闻直指皇帝最亲密的“挚友”。而假如这只是让威廉紧张的话，《每日电讯报》危机几乎把他推到了退位的边缘。

1908年以后威廉失去了他的挚友奥伊伦堡，虽然他和比洛1906年就开始对他的这段友谊采取冷处理，但是随着每日电讯报危机，比洛也辞职了，在皇帝和比洛以及奥伊伦堡小集团里那种轻松自如的气氛开始退出威廉的政治文件。

他自己在退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也很明显，朋友圈霸道总裁发现自己失去了保守派的支持却没有真正争取到其它支持者。从1908年到1914年间的德意志帝国是权力重组的阶段，参谋总部的崛起，和贝特曼霍尔维格试图利用被重创的“王权机制”重建一个“责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中的威廉几乎被排斥在军队指挥之外、彻底沦为影子皇帝。1918年他被军队抛弃逃亡荷兰结束了他的统治史。

一个有才干有想法，当然激情胜于手腕的君主。用他的“挚友”奥伊伦堡的话说皇上气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骑士精神而近代的因素则是点缀。在壮年登上皇位。以意想不到的小风险就打翻了二十年间专制统治德意志的老宰相。这一点很像路易十四。

然后开始尝试在帝国宪法框架之内能够掌握多大的权力施加怎样的影响，结果和两代帝国宰相的对抗和倾轧之后，不是靠政治斗争而是依靠人事变动，宫廷阴谋、小集团，而建立起专制统治。

之后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想要大干一场，结果四处碰壁，几乎要被证明为同性恋或者神经病，几乎到了退位的边缘，于是发现问题比自己想的可怕的多，于是从四处出击的阵地上后撤，1914年做了一件自以为绝对没问题的决定，结果把自己的皇位和自己的国家一起葬送。

随着战争的爆发，被自己提拔的军官排挤成窗边角色，最后彻底成了影子皇帝，1918年更被这支他自以为牢牢掌控的军队抛弃，丢掉了他的皇位也丢了他的王位。

他在20世纪试图重现古代的君主统治，结果他的制度没能向右转走向拜占庭，而是因为战败而不可避免的向左转走向了共和国。

在很多年以前，威廉二世几乎是我的目标和“偶像”，有说不清楚的一种认可，即使在后来我不再支持军国主义了，也从来都不喜欢普鲁士模式。

对威廉二世个人我是比较崇敬的(仅限于其个人和人格上)，但对于普鲁士-德国及其容克-军官框架是极为仇视。威廉二世试图让德国变成正常的君主国家而非普鲁士军官团们的高效战争机器，也就是在试图颠覆俾斯麦和先代普鲁士人的秩序，这是其一；他独特又有个性的个人作风是其二。对比来说，威廉二世比死板严肃的秩序化身们好太多了，即使他的能力上也许不是特别出色但也不乏智慧，整个普鲁士-德国历史上我唯一一个比较尊重的君主也就是威廉二世。

调侃一下：1908年山东孔府把威廉二世的画像请进孔庙供奉。照此看来威廉二世算是儒家的圣人、大儒，威廉二世的观点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儒家经典”？这可是传统儒家权威，衍圣公和孔府请进来的。

题外话：感觉今天的中国和20世纪初（一战前）的德国很像：日本好比法国，有不可开解的世仇；东盟好比低地国家，小但是卡住关键位置，背后同样有大国势力撑腰；朝韩好比大波波等东欧国家；印度好比意大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俄罗斯还是俄罗斯；中东还是那个中东；美国好比大英帝国。少的是没有另外一个美国；多的是中国的台湾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就不仅是“威廉二世的德国预示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而且是“威廉二世的总评可以参考对照一下百年之后（2015年）的中国领导人”。

谢选骏：希特勒代替威廉二世而死

《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11）结语：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繁复艰深、注脚密布的条约文本被公之于众，向受过教育的公众表明威廉要为1914年以来将整个欧洲裹挟其中的祸事负主要责任。“不管怎么说，”1917年一项类似的研究宣称，“德意志帝国皇帝……应该为全世界所遭受的不幸负责。”另一项研究则认为他应该为1914~1918年的战乱承担“完全和直接的责任”。难怪很多人联合呼吁对这个“人类公敌”处以绞刑。

即使在德国（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国度）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曾在他手下任职的杰出人物所著的自私的回忆录，几乎没有使他的形象有丝毫改善。“每出一本新书，他作为软弱无能的胆小鬼、独断专行的野蛮人和吹牛大王的形象就越发让人憎恶，正是这个装腔作势的蠢材使德国陷入了不幸的深渊，”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伯爵于1928年这样写道，“他身上没有一点是能引起同情或怜悯的，他完全是可鄙的。”

80多年后的新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近年来的研究将他描述为“（精神病）治疗的典型案例”，一个“想法无常、极度自恋”的“可恶皇帝”，一个“四肢不协调”“攻击性强”和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恶霸，以目睹他人受辱为乐，以脱离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一个“乏味的”“疯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视甚高的傻瓜”，“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是德意志帝国优雅的沙文主义和奥斯维辛种族灭绝式的仇恨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个男人“目睹了世界上最极致的丑恶，却宣称这是上帝的杰作”——简而言之，他是“世界历史的浩劫”。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最为鲜明和突出的特点。即使我们不带着为威廉正名的想法去探究这个领域，也能发现这种措辞的言过其实和盲目不明之处。似乎威廉的存在代表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宏大题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一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我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的古怪产物。这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德意志帝国宪法特有的不确定性使君主得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独揽大权，但也能导致权力从君主手中流失；说得更宽泛一点儿，本书突出了俾斯麦之后，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不断流转的特性，其在各方之间易手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威廉对阵他的首相和将军们的情境中。

在与俾斯麦决裂的过程中，威廉学会了调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众多工具，并初步描绘了政治蓝图，将君主在其中扮演调和作用的社会文化事业同有利于国家团结的宏伟计划结合在一起。在政治领域之外，威廉始终关注技术、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最新发展，召集这些领域的专家到他身边，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精英空间，使得原本互不相关的社会群体能够互相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尼古劳斯·松巴特在对这一统治时期独辟蹊径且见解独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廉向往成为一名“精英之王”。（松巴特还指出，人们是否需要通过“爱”这个皇帝来理解他，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皇帝实施了许多积极干预，却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蓝图，甚至连持续地对执行机构施加压力也做不到。安排“心腹”就任关键职位也并不一定能壮大他的权力。这部分是由于帝国的“官吏”一旦被任命，往往会自行其是，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皇帝完全无法制定或遵循一个属于自己的、连贯的政治纲领。“王权机制”——由勒尔提出的、用来替换“人治”的微妙词语（借用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时期专制政体的分析）——因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当君主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朝臣对此亦有所预期时，它才具备其政治意义。威廉二世的情况绝非如此，他的政治目标总是瞬息万变。他采纳意见，充满热情，而后又感到厌倦或泄气，最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他一时与沙皇势不两立，一时又与其交从甚密。在他自以为受到轻视和挑衅之时，会勃然大怒，但一旦意识到自己即将真枪实弹地和他人对立或是产生冲突时，又会畏缩不前。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无足轻重。然而这确实表明，他的重要性与其说体现在执行专制意志上，不如说体现在长期无法掌握大权上。甚至他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干预（虽然这是重要的领域）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而也算不上是长远的蓝图。

无论是同比洛，还是同贝特曼–霍尔维格共事，威廉都没有实现其在19世纪90年代孜孜以求的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伯恩哈德·冯·比洛或许没有策划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永久采用代议制，但他并不像所谓的比洛式“良君治国”理念所暗示的那样任皇帝驱使。至于威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干预，这自然使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如临大敌，但这些干预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充满恶意，反而几乎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王朝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威廉在德国海军迅速扩张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海军计划和英德关系恶化之间的联系也不应被大肆强调。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盛行的帝国主义，还是造船业的兴盛，都不是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在冲突爆发之前一系列危机的背景下，本书强调了威廉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和平意图。威廉并没有把1912年之后的巴尔干问题当作挑起中东势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冲突的托辞。自1895年之后，他对奥地利盟友并没有无条件支持，这对德意志帝国的独立和欧洲的和平构成了实际上的威胁。他在1914年7月5日的所作所为（“空白支票”事件）并非对奥地利先发制人，也不是为了推动德意志帝国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扭转军事准备水平上的颓势。事实上，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威廉在1888年6月25日帝国国会开幕时做出的承诺：“在外交政策上，我决心尽可能地与每一个人保持一致。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奋斗赢得了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权利，德意志帝国没有必要进一步耀武扬威，或者进行武力征伐。”

威廉的公开言论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树立和巩固他的权威，反而比他的其他任何举动都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名誉。德皇的演讲有时是冒失和不明智的，但我们不能错误地将演讲引发的骚动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缺点。作为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威廉本人代表了不同头衔及职能的融合，因此对不同的选区来说他象征了不同的形象。威廉未能缓和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及其在帝国的公共生活中产生的恶劣反响，这不仅同他本人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也同德国政治文化分割离散的特质有关。“也许，”正如托马斯·科胡特所指出的，“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

尽管威廉是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却不能在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战略制定和管理运作上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根据宪法规定，他是连接军事管理机构和民事管理机构的关键人物（这在临近战争爆发的那几年中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得以在1914年7月之后由德意志帝国领导层做出的几大重要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苦苦支撑了好几个月，为法金汉顶住舆论压力，确保其不会被赶下台。威廉比一贯高瞻远瞩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更清楚地看出兴登堡并非善类。皇帝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都反对采取无限制潜艇战的人之一——这也许是德意志帝国的战时指挥层所做出的最致命的决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忽视皇帝无法真正掌控大权这一根本性失败。威廉占据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核心地位——他处于该系统的焦点上。他原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协调各方，以提供策略方针。威廉在这两方面的失败，有助于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何在解决东部和西部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为何对海军和陆军的调动如此不协调，为何采用外交手段和战后和平计划与实施军事战略之间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对话。

威廉二世急剧加速了以君主制作为德国政治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从而间接地使民众对一位“平民元首”出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人必须是成功人士，且深受大众拥戴。对于保守派旧贵族而言，威廉的黯然退位使得民众无法继续对这位末代皇帝产生认同感。君主制因此无法成为能为战后保守主义提供持续且稳定的政治支持的意识形态机制。贵族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从他们的祖辈所信奉的个人化的、鲜活的君主制中抽身而出，呼吁选出一位平民领袖，填补威廉执政失败而出逃国外之后留下的真空。我们在安德烈亚斯·格拉夫·冯·伯恩斯托夫（来自对普鲁士王室世代效忠的贵族家庭的一支）字迹潦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这种渴望的具体注解：“如今只有一位独裁者能够帮助我们，用他的铁扫帚把世界上的这群寄生虫全部扫荡干净。我们要是和意大利一样，有一位墨索里尼，那该多好！”

威廉二世的权威是由来源不同的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威廉有权提出政治举措（但无权强制议会予以通过和实施），他掌握着许多关键职位的任命权（但一旦他提名的候选人就职之后，他就无法对其进行操纵了），他还在公众生活中享有突出的特权地位（但无法控制公众对他的观感）。这些互不相同的权力之间并不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破坏的关系一直是威廉二世解不开的谜题。政治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未经改革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和军队所处的无法解决的、超然于宪法之外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其政府原本能够促成建立更强大的立法机构，不断发展的欧洲政治文化进一步成熟，最终却反而成了悬在德意志之上的“哈哈镜”，使德意志帝国于困境之中那些最令人忧虑的特征（改革受阻停滞不前，政治分裂，教派林立，社会经济两极化，权力和文化脱节，军方地位非正常化，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困惑）显得更加骇人。

谢选骏指出：“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英国人的这个处死德国元首的愿望，在三十年后终于实现了，那就是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而此前数年，希特勒已经自觉地自杀而死了。在我看来，希特勒其实是代替威廉二世而死的。因为我看到，每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国家元首的脑袋——在此之前，这个国家始终无法尘埃落定。看看德国，希特勒就是因此代替威廉二世而死的。正如俄国的尼古拉二世，是先替暴君斯大林而死的。至于中国，现在还欠着历史女神一颗人头——满清、民国都没有一个元首为中国的现代化而献出脑袋，所以中国始终无法成功转型！甚至连罗马尼亚那样的小国，也需要齐奥塞斯库的人头才能走上正轨……

谢选骏：古人只知“其心必异”不知“其性必异”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背后的历史：晋楚争霸里的夹缝生存  (2016-07-19 佟佳额尔瑾的博客）报道：

最近，有句话因为某个事情，被人们普遍提及，也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段话，最有名的出处是《左传·成公四年》中季文子对鲁成公说的话。而这句话的背后，却是东周礼乐崩坏之时，晋楚争霸中鲁国的夹缝之道。

楚成王三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返回晋国，杀掉晋怀公，成为晋国君主。晋文公即位后，对内大力整顿政治，发展经济，整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匡扶周室，谋取霸业。其后，晋大夫先轸提出“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争霸方略。所谓“报施”，即报流亡时宋襄公厚赠重耳之恩；“救患”就是解救宋都之围。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纠合陈、蔡、郑、许四国，出兵包围宋都，迫使宋成公屈服于楚国。等晋国强大后，宋成公念及其父宋襄公之死，公开背离楚国，转而依附晋国。楚成王闻讯大怒，于是发兵攻宋，包围了宋国都城。

宋成公急忙派公孙固向晋文公求救。在大夫先轸、狐偃的劝说下，开始整军备战，并把晋师增编为上、中、下三军。

楚成王四十年(公元前632年)，晋师南渡黄河，指向楚国的同盟卫国，与齐昭王在敛盂(在今河南濮阳)结盟，共谋救宋抗楚。在占领卫国后，晋师转攻曹国，经过激烈的战斗，攻破了曹都。晋文公攻打曹、卫两国，原本是希望楚军放弃攻宋，北上救援曹、卫，然而楚军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军告急。

城濮之战

宋国的再次求援使晋文公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如不出兵援助，宋国必然难以支撑，一定会降楚绝晋，那么自己称霸中原的宏图就会受到阻碍；如若出兵相救，则原本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就将落空，且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未有十足获胜的把握。

于是晋文公再次召集众将商议，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条计谋：“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晋文公大为赞赏，当即下令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割给宋国，以支持宋国抗楚。

齐、秦两国在接受宋国的贿赂后，纷纷出面劝说楚国罢兵，楚国围宋都多时，眼看即将攻下，自然不会退兵。齐、秦斡旋失败后，放弃中立立场，使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楚成王闻讯后，本有意退兵，派使者命令戍守谷邑的申公叔侯和围攻宋都的子玉领兵回国。但子玉不从，坚决要求与晋军决战，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大为恼火，但没有坚持让子玉撤军，勉强同意子玉的请求，派出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部队前往增援，晋楚两军展开决战。

楚成王四十年(公元前632年)四月，晋楚两军展开决战，晋文公采纳先轸的计谋，针对楚军中军强、左右两翼薄弱的特点，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先轸命令晋下军把虎皮蒙在马背上，出其不意冲击楚右军。陈、蔡军队见状惊恐，狂奔乱撞，很快溃败下来。这时，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假装主将引导晋军撤退。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来回奔跑，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制造晋军撤退的假象，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子西率左军追击。先轸指挥晋师中军拦腰痛击楚左军，狐毛、狐偃乘机回师夹攻，楚左军很快被击溃。子玉得知左、右两军战败，失去左右两翼的依托，唯恐被晋师合围只好下令中军撤出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被迫自杀。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进献楚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还在践土(今河南原阳、武陟二县交界附近)会盟诸侯，实现了称霸中原的目标。反观楚国，因为城濮之战的惨败，军事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自楚武王以来北上扩张的势头被遏制，争霸中的优势全无。

从此之后，便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晋楚争霸模式中……

在晋、楚争霸的公式的复演中，战事的频数和剧烈迥非齐桓、宋襄的时代可比，而且与日俱甚。城濮之战后三十五年，晋师救郑，与楚师遇，而有邲(郑地)之战，楚胜；又二十二年，楚师救郑，与晋师遇，而有鄢陵(郑地)之战，晋胜；又十八年，晋伐楚以报楚之侵宋(先是楚侵宋以报晋之取郑)，而有湛阪(楚地)之战，晋胜。但这四次的大战只是连绵的兵祸的表面。在这八十余年间，楚灭江、六、蓼、庸、萧(萧后入于宋)，及群舒；晋灭群狄，又灭偪阳以与宋；齐灭莱；秦灭滑(滑后入于晋)；鲁灭邾；莒灭鄫(鄫后人于鲁)。在这期间，郑国为自卫，为霸主的命令，及为侵略而参加的争战在七十二次以上。 宋国同项的次数在四十六以上。其他小国可以类推。

楚庄王

当然，这期间不是没有萌生过和平的念头。由于连年用兵，不胜负担，晋国开始萌生与楚和解的念头，于是释放了楚乐官钟仪。让他向楚王传达此意。楚共王接受了晋的和解要求，派公子辰去进行接触，晋国也派使臣到楚国和谈。双方关系稍有好转。但由于晋国并未停止攻打郑国，和谈陷入僵局。
在双发争霸的过程中，除了两国之间的痛苦，小国之间夹缝生存的艰辛就更加可想而知。

前597年，正当邺战之前，楚人在讨叛的名目下，围攻郑都。被围了十七天后，郑人不支，想求和，龟兆却不赞成；只有集众在太庙哀哭，并且每巷备定一辆车，等候迁徒，这一着却是龟兆所赞成的。

当民众在太庙哀哭时，守着城头的兵士也应声大哭。楚人都被哭软了，不禁暂时解围。郑人把城修好，楚兵又来，再围了三个月，终于把城攻破，郑君只得袒着身子，牵着一只象征驯服的羊去迎接楚王。

过了两年，恶运轮到宋人头上。楚王派人出使齐国，故意令他经过宋国时，不向宋人假道。宋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来假道，就是把我国看作属地，把我国看作属地就是要亡我国；若杀了楚使，楚人必来侵伐，来侵伐也是要亡我国；均之是亡，宁可保全自己的尊严。于是宋杀楚使。 果然不久楚国问罪的大军来到宋都城下，晋国答应的救兵只是画饼。九个月的包围弄到城内的居民“易子而食，折骸以炊”；楚人还在城外盖起房合，表示要久留。但宋人宁可死到净尽，不肯作耻辱的屈服。幸亏华元深夜偷入楚营，乘敌帅子反的不备，挥着的利刃，迫得他立誓，把楚军撤退三十里，和宋国议和，这回恶斗才得解决。

同样地，鲁国也就不例外了，而在结盟的过程中，鲁国也有自己的想法。鲁国同晋国是盟国，鲁成公(前591～前572)四年，到晋国访问，晋景公(前599一前580)自以为晋国强大，对鲁成王不敬。鲁国大臣季文子说：“晋侯今后必然不得寿终。《诗》中说：‘敬之敬之，天睢显思，命不易哉l’意思是说：天道是很显明的，受到天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十分恭敬才能保有天命。如今诸侯国因晋国的强大而尊重晋国，晋侯却不尊重其他诸侯，这是很难长期保有天命的。”

鲁成公因为受到怠慢而心中气忿，想背叛与晋国的同盟国关系，转而与楚国结盟。季文子谏劝鲁成公说：“不可！晋虽无道，我们还是不宜背盟。因为晋国是大国，目前大臣之间还是和睦的，诸侯们也还是信服晋国的；晋国和我国又是同姓之国，天然地互相亲近。周文王的太史佚写的《志》中有这样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是大国，但是与我国不是同宗，不会真心诚意同我国相互亲近。”

这就是著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处，经过季文子的分析，鲁成公暂时是没有背叛晋国，但心中已经开始倾向楚国了。

鲁成公十一年(前580)，晋厉公立。他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思。“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史记·晋世家》)。晋人一向所称的齐、秦、狄、楚四强，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宋国执政者华元因与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栾书友好，听说晋、楚均有议和之意，便从中促成了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由于晋、楚两国都无诚意，这次弭兵仅使两国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和，到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春，楚国首先背约向郑、卫进攻。次年，晋因郑国服从于楚而伐郑，郑国求救于楚，楚恭王率军救郑。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相遇，两军大战，楚国败北而归。

晋的胜利助长了晋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鲁成公十七年(前574)“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杀掉了郁至、邵镝、邵荤，想以此加强君权。但是，由于晋国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扭转，所以第二年，厉公反被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囚之”。厉公被杀后，栾书派荀营“迎公子周于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在晋楚弭兵之会时，鲁国则晋、楚两国所达成的协议，同时臣服于晋国和楚国，公元前546年，鲁国参与了晋、楚等国在宋国召开的第二次“弭兵大会”。公元前541年，鲁国又参与了晋、楚等国的虢地会盟，再次确认了第二次“弭兵”同盟的友好关系。公元前533年，鲁和宋、郑、卫等国在陈国朝见楚君。
鲁国之所以依附晋国，真的是因为所谓同族吗？其实他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抗衡齐国，希望通过借助晋国霸权的支持来摆脱齐国对鲁国的控制。在晋国霸权的框架下，齐国和鲁国一起参与了大部分晋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尽管鲁国一直谋求与齐国达成平等的和平协议，但是，齐国仍旧希望将鲁国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齐国多次侵入鲁国的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但是，摄于晋国霸权的存在，齐国始终没有向鲁国发起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行动。鲁国在借助晋国霸权的同时，也积极寻求楚国和吴国的帮助一起对抗齐国。

可见，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在大国博弈时，其他国家的一种夹缝生存的策略，所谓同族之说，也会因时移世易有所改变。

鄢陵之战以来，郑国一直服从于楚。鲁襄公二年(前571)，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由于郑国经不起晋国的压力，“郑人乃成”(《左传》襄公二年)，又转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弱，但因晋国略占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对抗，晋悼公才能复霸，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此时，由于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矣。

谢选骏指出：古人只知“其心必异”，不知“其性必异”，因为古代中国不同于古代印度和现代美洲的多种族社会——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不同但种族却大致同一的社会。不同的文化造成了心理的差异，所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只有不同的种族才能造就天性的差异，所以说“非我族类，其性必异”。文化差异和心理差异，一百年可以解决了；但是种族差异和天性差异，却永远无法解决，所以印度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天性的差异，是和生物遗传的基本禀赋息息相关的，非关善恶贤愚。例如黑人适应丛林生活和奔跑攀援、大笑大叫、手舞足蹈；不适应城市生活、循规蹈矩、克己复礼——这不是他们的错。相反，强迫他们读书写字，那才是一种错甚至是虐待，虽然这种虐待叫做文明。古人只知“其心必异”不知“其性必异”，那个自然；今人只知“其心必异”不知“其性必异”，则是浅陋了。——其心必异，犹可改也；其性必异，不可改也。

谢选骏：小康社会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安邦咨询：中国全面小康社会VS中等收入陷阱》（2016-01-29 和讯网）报道：
 
进入2016年后，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也明确指出国内经济将呈L型走势，今后几年经济都将处于探底阶段，“望底而不到底”。据报道，李克强总理预计在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写入新内容，认定未来5年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报道属实，“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带来内容上的实质变化，意义非同寻常。
“中等收入陷阱”也被称为“拉美陷阱”。20实际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但随后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高企，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最终没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从那以后，“拉美陷阱”就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必须过的一道坎，具体表现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对于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社会争议不断。学术界对此也多有讨论，普遍认为中国还没有但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在2015年，财政部长楼继伟曾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今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的可能性大于50%，反驳了中国没有陷阱威胁的言论。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更是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不是将要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就在陷阱里头（参见2014年11月21日总第169期的策略研究）。此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再次被中央高层提出，表明在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中央对国内经济有没有可能硬着陆、一旦硬着陆会不会滑向“陷阱”这一问题，是抱有危机感的，中央对今后经济形势的紧迫感增强了。
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国要如何爬出中等收入陷阱，政策上要怎么做，是接下来需要各界讨论的核心问题。近日，有经济学者详细分析了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最终没能爬出“中等陷阱”的原因，无疑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
研究表明，未能通过推动改革实现发展模式转换，是造成“中等陷阱”的首要原因。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由于对外竞争不充分和国内市场狭小，制造业和贸易部门缺乏竞争力长期亏损，不得不通过资源型部门补贴，一旦遇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则产业基础全部沦陷。其次，是未能通过改革实现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研究指出，这些国家逐步丧失低成本优势后，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导致其经济增长停滞。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之所以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没能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原因，是未能通过改革解决发展的公平性，并制约了经济向消费和服务业升级。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严重削弱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还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第四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利益固化，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拉美国家的精英阶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可以发现，以上所列的这些原因实质上都是制度问题。不论是切实推动改革进程、创新发展、还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正、打破利益集团和市场寻租，无一不是当前国内改革遇到的重点、难点，无一不关系着抓改革、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政策任务能否达成。未来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也将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而且很可能只有这两个。一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另一种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为了实现前一种全面小康这个伟大抱负，正卯足干劲向这一目标冲刺。但应该看到，实际工作中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客观地说，如果现有的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后一种情景并非没有可能。我们认为，中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还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只有制度改革得到深化，中国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迎来全面小康的光明前景。
当前紧迫的经济形势，使得中央开始正面审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央的紧迫感明显增强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只有两个，要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没能爬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加快改革步伐并使制度改革得到深化，中国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谢选骏指出：冒牌咨询不懂，世界上除了几个出卖石油的阿拉伯小国，没有一个专制社会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小康社会”其实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共产党能够达到的“现代化”的极限了。因为，超越小康社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是推翻专制制度，而这是共产党无论如何怎样牺牲国家民族的发展利益也不会答应的。而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自由社会，就不再停留在小康状态，而是进入高收入状态了。中国人以为民主和钱财无关，所以妄图牺牲自由换取发展，其实大错特错了——因为，民主就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