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希特勒代替威廉二世而死

《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11）结语：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繁复艰深、注脚密布的条约文本被公之于众，向受过教育的公众表明威廉要为1914年以来将整个欧洲裹挟其中的祸事负主要责任。“不管怎么说，”1917年一项类似的研究宣称，“德意志帝国皇帝……应该为全世界所遭受的不幸负责。”另一项研究则认为他应该为1914~1918年的战乱承担“完全和直接的责任”。难怪很多人联合呼吁对这个“人类公敌”处以绞刑。

即使在德国（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国度）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曾在他手下任职的杰出人物所著的自私的回忆录，几乎没有使他的形象有丝毫改善。“每出一本新书，他作为软弱无能的胆小鬼、独断专行的野蛮人和吹牛大王的形象就越发让人憎恶，正是这个装腔作势的蠢材使德国陷入了不幸的深渊，”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伯爵于1928年这样写道，“他身上没有一点是能引起同情或怜悯的，他完全是可鄙的。”

80多年后的新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近年来的研究将他描述为“（精神病）治疗的典型案例”，一个“想法无常、极度自恋”的“可恶皇帝”，一个“四肢不协调”“攻击性强”和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恶霸，以目睹他人受辱为乐，以脱离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一个“乏味的”“疯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视甚高的傻瓜”，“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是德意志帝国优雅的沙文主义和奥斯维辛种族灭绝式的仇恨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个男人“目睹了世界上最极致的丑恶，却宣称这是上帝的杰作”——简而言之，他是“世界历史的浩劫”。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最为鲜明和突出的特点。即使我们不带着为威廉正名的想法去探究这个领域，也能发现这种措辞的言过其实和盲目不明之处。似乎威廉的存在代表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宏大题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一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我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的古怪产物。这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德意志帝国宪法特有的不确定性使君主得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独揽大权，但也能导致权力从君主手中流失；说得更宽泛一点儿，本书突出了俾斯麦之后，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不断流转的特性，其在各方之间易手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威廉对阵他的首相和将军们的情境中。

在与俾斯麦决裂的过程中，威廉学会了调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众多工具，并初步描绘了政治蓝图，将君主在其中扮演调和作用的社会文化事业同有利于国家团结的宏伟计划结合在一起。在政治领域之外，威廉始终关注技术、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最新发展，召集这些领域的专家到他身边，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精英空间，使得原本互不相关的社会群体能够互相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尼古劳斯·松巴特在对这一统治时期独辟蹊径且见解独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廉向往成为一名“精英之王”。（松巴特还指出，人们是否需要通过“爱”这个皇帝来理解他，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皇帝实施了许多积极干预，却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蓝图，甚至连持续地对执行机构施加压力也做不到。安排“心腹”就任关键职位也并不一定能壮大他的权力。这部分是由于帝国的“官吏”一旦被任命，往往会自行其是，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皇帝完全无法制定或遵循一个属于自己的、连贯的政治纲领。“王权机制”——由勒尔提出的、用来替换“人治”的微妙词语（借用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时期专制政体的分析）——因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当君主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朝臣对此亦有所预期时，它才具备其政治意义。威廉二世的情况绝非如此，他的政治目标总是瞬息万变。他采纳意见，充满热情，而后又感到厌倦或泄气，最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他一时与沙皇势不两立，一时又与其交从甚密。在他自以为受到轻视和挑衅之时，会勃然大怒，但一旦意识到自己即将真枪实弹地和他人对立或是产生冲突时，又会畏缩不前。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无足轻重。然而这确实表明，他的重要性与其说体现在执行专制意志上，不如说体现在长期无法掌握大权上。甚至他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干预（虽然这是重要的领域）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而也算不上是长远的蓝图。

无论是同比洛，还是同贝特曼–霍尔维格共事，威廉都没有实现其在19世纪90年代孜孜以求的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伯恩哈德·冯·比洛或许没有策划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永久采用代议制，但他并不像所谓的比洛式“良君治国”理念所暗示的那样任皇帝驱使。至于威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干预，这自然使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如临大敌，但这些干预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充满恶意，反而几乎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王朝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威廉在德国海军迅速扩张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海军计划和英德关系恶化之间的联系也不应被大肆强调。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盛行的帝国主义，还是造船业的兴盛，都不是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在冲突爆发之前一系列危机的背景下，本书强调了威廉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和平意图。威廉并没有把1912年之后的巴尔干问题当作挑起中东势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冲突的托辞。自1895年之后，他对奥地利盟友并没有无条件支持，这对德意志帝国的独立和欧洲的和平构成了实际上的威胁。他在1914年7月5日的所作所为（“空白支票”事件）并非对奥地利先发制人，也不是为了推动德意志帝国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扭转军事准备水平上的颓势。事实上，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威廉在1888年6月25日帝国国会开幕时做出的承诺：“在外交政策上，我决心尽可能地与每一个人保持一致。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奋斗赢得了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权利，德意志帝国没有必要进一步耀武扬威，或者进行武力征伐。”

威廉的公开言论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树立和巩固他的权威，反而比他的其他任何举动都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名誉。德皇的演讲有时是冒失和不明智的，但我们不能错误地将演讲引发的骚动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缺点。作为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威廉本人代表了不同头衔及职能的融合，因此对不同的选区来说他象征了不同的形象。威廉未能缓和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及其在帝国的公共生活中产生的恶劣反响，这不仅同他本人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也同德国政治文化分割离散的特质有关。“也许，”正如托马斯·科胡特所指出的，“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

尽管威廉是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却不能在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战略制定和管理运作上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根据宪法规定，他是连接军事管理机构和民事管理机构的关键人物（这在临近战争爆发的那几年中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得以在1914年7月之后由德意志帝国领导层做出的几大重要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苦苦支撑了好几个月，为法金汉顶住舆论压力，确保其不会被赶下台。威廉比一贯高瞻远瞩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更清楚地看出兴登堡并非善类。皇帝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都反对采取无限制潜艇战的人之一——这也许是德意志帝国的战时指挥层所做出的最致命的决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忽视皇帝无法真正掌控大权这一根本性失败。威廉占据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核心地位——他处于该系统的焦点上。他原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协调各方，以提供策略方针。威廉在这两方面的失败，有助于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何在解决东部和西部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为何对海军和陆军的调动如此不协调，为何采用外交手段和战后和平计划与实施军事战略之间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对话。

威廉二世急剧加速了以君主制作为德国政治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从而间接地使民众对一位“平民元首”出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人必须是成功人士，且深受大众拥戴。对于保守派旧贵族而言，威廉的黯然退位使得民众无法继续对这位末代皇帝产生认同感。君主制因此无法成为能为战后保守主义提供持续且稳定的政治支持的意识形态机制。贵族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从他们的祖辈所信奉的个人化的、鲜活的君主制中抽身而出，呼吁选出一位平民领袖，填补威廉执政失败而出逃国外之后留下的真空。我们在安德烈亚斯·格拉夫·冯·伯恩斯托夫（来自对普鲁士王室世代效忠的贵族家庭的一支）字迹潦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这种渴望的具体注解：“如今只有一位独裁者能够帮助我们，用他的铁扫帚把世界上的这群寄生虫全部扫荡干净。我们要是和意大利一样，有一位墨索里尼，那该多好！”

威廉二世的权威是由来源不同的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威廉有权提出政治举措（但无权强制议会予以通过和实施），他掌握着许多关键职位的任命权（但一旦他提名的候选人就职之后，他就无法对其进行操纵了），他还在公众生活中享有突出的特权地位（但无法控制公众对他的观感）。这些互不相同的权力之间并不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破坏的关系一直是威廉二世解不开的谜题。政治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未经改革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和军队所处的无法解决的、超然于宪法之外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其政府原本能够促成建立更强大的立法机构，不断发展的欧洲政治文化进一步成熟，最终却反而成了悬在德意志之上的“哈哈镜”，使德意志帝国于困境之中那些最令人忧虑的特征（改革受阻停滞不前，政治分裂，教派林立，社会经济两极化，权力和文化脱节，军方地位非正常化，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困惑）显得更加骇人。

谢选骏指出：“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英国人的这个处死德国元首的愿望，在三十年后终于实现了，那就是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而此前数年，希特勒已经自觉地自杀而死了。在我看来，希特勒其实是代替威廉二世而死的。因为我看到，每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国家元首的脑袋——在此之前，这个国家始终无法尘埃落定。看看德国，希特勒就是因此代替威廉二世而死的。正如俄国的尼古拉二世，是先替暴君斯大林而死的。至于中国，现在还欠着历史女神一颗人头——满清、民国都没有一个元首为中国的现代化而献出脑袋，所以中国始终无法成功转型！甚至连罗马尼亚那样的小国，也需要齐奥塞斯库的人头才能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