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硕士毕业。1987年因出版《神話與民族精神》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策劃、撰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批判,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的專欄也遭到取締,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沒有放弃,承前啓後六十年,不斷出版史無前例的《谢选骏全集604卷》三億漢字。其中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等最初百卷;《宇宙朝聖》10卷、《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古今中外著作點評130餘卷以及歷史回顧7卷。其中最有创见的《思想主权》,猶如其著作的塔尖。——以上是对《维基百科》等網絡謠言的點滴糾錯。——【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謝選駿完成了五十卷《思想主權系列》,並創作六十卷《劇集》。
2020年9月6日星期日
谢选骏:小康社会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安邦咨询:中国全面小康社会VS中等收入陷阱》(2016-01-29 和讯网)报道:
进入2016年后,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也明确指出国内经济将呈L型走势,今后几年经济都将处于探底阶段,“望底而不到底”。据报道,李克强总理预计在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写入新内容,认定未来5年不仅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果报道属实,“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带来内容上的实质变化,意义非同寻常。
“中等收入陷阱”也被称为“拉美陷阱”。20实际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但随后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高企,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最终没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从那以后,“拉美陷阱”就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必须过的一道坎,具体表现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对于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社会争议不断。学术界对此也多有讨论,普遍认为中国还没有但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但在2015年,财政部长楼继伟曾公开撰文,表示中国今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的可能性大于50%,反驳了中国没有陷阱威胁的言论。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更是在几年前就指出,中国不是将要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就在陷阱里头(参见2014年11月21日总第169期的策略研究)。此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再次被中央高层提出,表明在当前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中央对国内经济有没有可能硬着陆、一旦硬着陆会不会滑向“陷阱”这一问题,是抱有危机感的,中央对今后经济形势的紧迫感增强了。
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国要如何爬出中等收入陷阱,政策上要怎么做,是接下来需要各界讨论的核心问题。近日,有经济学者详细分析了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最终没能爬出“中等陷阱”的原因,无疑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
研究表明,未能通过推动改革实现发展模式转换,是造成“中等陷阱”的首要原因。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继续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由于对外竞争不充分和国内市场狭小,制造业和贸易部门缺乏竞争力长期亏损,不得不通过资源型部门补贴,一旦遇到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则产业基础全部沦陷。其次,是未能通过改革实现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研究指出,这些国家逐步丧失低成本优势后,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导致其经济增长停滞。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之所以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没能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原因,是未能通过改革解决发展的公平性,并制约了经济向消费和服务业升级。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严重削弱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还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第四个主要原因,则是社会利益固化,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拉美国家的精英阶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可以发现,以上所列的这些原因实质上都是制度问题。不论是切实推动改革进程、创新发展、还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正、打破利益集团和市场寻租,无一不是当前国内改革遇到的重点、难点,无一不关系着抓改革、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的政策任务能否达成。未来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也将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有两个,而且很可能只有这两个。一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另一种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为了实现前一种全面小康这个伟大抱负,正卯足干劲向这一目标冲刺。但应该看到,实际工作中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客观地说,如果现有的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后一种情景并非没有可能。我们认为,中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还是要加快改革步伐。只有制度改革得到深化,中国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迎来全面小康的光明前景。
当前紧迫的经济形势,使得中央开始正面审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央的紧迫感明显增强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只有两个,要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要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没能爬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加快改革步伐并使制度改革得到深化,中国才能进一步释放潜力,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谢选骏指出:冒牌咨询不懂,世界上除了几个出卖石油的阿拉伯小国,没有一个专制社会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小康社会”其实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共产党能够达到的“现代化”的极限了。因为,超越小康社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是推翻专制制度,而这是共产党无论如何怎样牺牲国家民族的发展利益也不会答应的。而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自由社会,就不再停留在小康状态,而是进入高收入状态了。中国人以为民主和钱财无关,所以妄图牺牲自由换取发展,其实大错特错了——因为,民主就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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