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炮舰政策与强权意志

《孟晚舟案疑只瞄准加国 北京讨好美国》（2018-12-19 法广）报道：

因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案发酵传中国可能抓捕了第3名加拿大人之际，传出中国大批购买美国大豆为即将召开的中美贸易对话会议铺垫氛围消息。作为贸易停战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开始第二轮采购美国大豆。中国一家国有企业昨天交易购买了约90万吨大豆，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将于明年1月至3月出货。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发言人证实了中国的采购，路透社今天说，中国开始贸易战暂停以来的第二轮美国大豆采购。四位了解交易情况的交易员以及美国大豆出口协会(USSEC)称，中国进口商周二重返美国大豆市场，着手两国同意暂停贸易战以来的第二轮采购。

这些交易再次证明，中国正在兑现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一项贸易战休战协议的一部分。

这轮新的采购提振了周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指标大豆期货价格，不过中国采购速度慢于预期限制了涨势。

尚不清楚中国会购买多少大豆。上周，中国多家国有公司订购了逾150万吨美国大豆，船期从1月至3月不等，为六个月来中国首次大规模采购美国大豆。

一位交易商说，中国国有企业周二购买了15批船货，或约90万吨，发货日期为1-3月，交易价值超过3亿美元。

据路透社说，美国大豆出口协会(USSEC)一位发言人证实中方恢复采购，这位人士引述在中国的消息来源，但不清楚购买数量。

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和美湾出口终端大豆价格上涨1.5%，新一波采购行动促使出口商争抢由铁路或驳船从中西部产区运出来的供应。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上涨约0.3%。

自12月1日习特会以来，销售量一直令交易商失望，他们本预计会有大得多的采购量，以吸收美国创记录大量收成产生的庞大大豆库存。而特朗普上周在路透专访中表示，中国正在购买“大量”美国大豆。报道说，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报复性关税的措施依然在实施，这限制了中国民间大豆进口商向美国采买的兴致。

中国去年进口了3,170万吨美国大豆，占美国出口量的近60%，交易额达到122.5亿美元。

特朗普周一称，他已批准发放120亿美元农户资助计划中的第二批款项。

报道指，近日的采购对农户没有多大帮助，但在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前，确实展现了善意的姿态。美国在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和工业补贴方面，对中国有许多抱怨。

谢选骏指出：许多中文翻译者不求甚解，把尼采的“强权意志”翻译成为“权力意志”，文理不通。实际上，强权意志来自炮舰政策，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自弱肉强食，目前的中美关系当作是解。

《加拿大外交部宣布其第三名公民在中国被捕》（2018年12月19日 转载法广RFI 呢喃）报道：

加拿大国家邮报本周三引述该国外交部的消息称，华为孟晚舟事件之后，第三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中国外交部表示不知情。

继前外交官员康明凯和企业家斯帕沃在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逮捕之后，加拿大方面宣称其第三名公民日前在华被捕。这一消息首先由加拿大国家邮报报道，引述该国外交部的消息称“已经在本周二确认，加拿大第三名公民受到中国政府的拘押，但无法证实该事件和华为首席财务官风波相连”。加拿大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出于信息保护的考虑，无法透露更多细节，但的确涉事的是一位加拿大公民”。在同一篇报道中，加拿大国家邮报称，暂时无法获取这第三名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信息，但“第三方消息显示，这不是一名外交官员，在中国也没有生意”。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将保护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我们寻求知道他们被逮捕的原因，并将和中国合作，向中国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本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加拿大方面所宣布的其第三名公民在华被捕的消息表示不知情。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处于取保候审的阶段，她被禁止离开加拿大，等待明年年初举行的听证会，届时她或将被裁定需被引渡到美国，接受美国指控其违反对伊朗制裁的相关审讯，若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刑三十年。

谢选骏指出：炮舰政策与强权意志的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航母舰队，加拿大不懂这点，所以两面不是人了。

网文《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具体内涵与意义是什么？》（作者：Seigentlich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585821/answer/187418482）解答说：

“权力意志”，英文是will to power，德文是Will zu Macht，will 理解为desire，zu 最好理解为朝向/towards，Macht无论质还是量都不是永恒固定的状态。 中文“权力意志”中的“权力”翻译得不是很好，容易引起普通人的误解，好像will to power和政治权力有关似的，其实指的是一种强力。但也不要简单在心理学上将“权力意志”理解为欲望、心理活动、人的意愿，更不要理解成物理学意义上的力量。“权力意志”揭示的是：人在本质上是一直要追求力量的，追求到后会释放，如果人失去力量就又会不断追求新的力量。这个权力意志不断上升/人不断汲取力量再释放的过程没有尽头，人需要不断地克服任何阻力/自我克服（self-overcoming）

尼采认为任何一种存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一种权力意志：

“道德”归根结底是权力意志的各种形态。power本来就是需要向上/释放的，如果力量无法释放/不能征服自己和所在的环境，力量就会反过来塑造自己的内心，不断开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孕育了我们的各种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权力意志不能向外扩张，是因为强有力的外在组织形式——国家，尼采认为国家是突然出现的，导致人的权力意志一下子没法向外扩张，只能内在化；如果国家是缓慢地出现的，人就可以适应，不会克服不了阻力了。）

任何认识knowing都是一种权力意志，truth只是我们设定的结果。一般而言，哲学（家）当然是要追求真理truth的，并且认为knowing并不认识knowing自身，我们认识的是truth。尼采指出：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knowing 和truth二者是等同的。柏拉图以来metaphysics的哲学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的认知/认识knowing 都只是一种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Will zu Macht（追求力量的意愿），truth也不过是权力意志所创造、设定的，真理和上帝一样是人类的发明（尼采有一本著作《人性，太人性的》就是讲这一点）。

哲学自然也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过：一切都是权力意志，哲学是一种最强的权力意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哲学要追求truth，而truth真理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排他性的、独断的（我认为我是真的，那么你一定是假的），要规定人生活的意义、规定全盘性的东西，完全不能怀疑。哲学家要追求的就是这种最高最神圣的东西。

从根本而言，尼采说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就是一种interpretation。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客观自在的东西，德国古典语文学界曾经试图要把文本text和解释interpretation区分开来，好像存在独立自在的text似的，但尼采说无论是文本text还是解释interpretation，都是will to power;will to power既是文本，又是文本的解释——用康德的话来说，既是本原thing in itself又是现象appearance。任何life都是在不断的解释Interpretating，即giving meaning/creating meaning，这样的creating meaning与已有的meaning有冲突和克服，要克服既有的所有meaning，这个过程没有终点。在这个意义上life就是will to power。也就是说，权力意志本身是要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但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是永恒的超越/值得生命完全否定自己来追求，如果这样的话，生命就会衰退，导致虚无主义。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临时的，等待另外一个价值来覆盖／改写。无论人／自然世界，都处于不断地再解释、再评估、再否定的过程（比如柏拉图-基督教-马克思共产主义等等，它们给人提供了目的、意义、用处、价值、功能，但会被新的will to power改写、取代，说明新的任何一种解释都是一种will to power，没有一个自在的end。）

尼采提出了“视角主义”这个概念，意为life必然是视角主义的，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世界，没有离开自己life 的客观真理知识。如果要追求客观性，life一定处于degeneration衰败的状态，will to power再也不能为自己提供perspective。真正的客观性就是在视角之中。（只有用权力意志这种interpretation，才能克服本体与现象等二元对立的观念，因为权力意志本身就是perspective。）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life=will to power=interpretation。最高的权力意志体现在有限生命不断重复时都能热爱生命到这个程度：我的生命一次不够，我希望有来世，希望再活再活一辈子，哪怕每次生命重复、一点都不变化。

作者：Aster Dra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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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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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Macht（权力）这个概念马上就会使人产生负面的联想。正因为如此，我国学者一般都不愿将 der Wille zur Macht 译为“权力意志”，而是译为“强力意志”，甚至“冲撞意志”等等，以避免误解。但既然 der Wille zur Macht 是尼采的核心概念，自然不能光从字面意义上来考虑它的译法，更要根据它在尼采哲学中的特殊意义来决定如何翻译为好。张汝伦以为译为“权力”更能突出Macht一词的涵义。他说：“做主人，就是有权力，而不是一般的力或强力。有力者或有强力者未必是主人，只有有权力者才是主人。只有有权力，而不是强力，才能为自己设定条件，即价值。因此，der Wille zur Macht 只有译为‘权力意志’才能将这一术语言所蕴含的征服、掌控、克服和支配的意蕴表达出来。”

这里所谓的权力并非指政治权力，也非指武力的物理强制力，而是指一种蕴涵一切可能、突破一切阻碍、积极向上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完全由本能驱使，权力意志指的不仅是生命的原则，还是创造过程的原则，或者不如说生命就是创造的过程。权力意志实际就是生命力。为什么这种力量是世界和人的根本呢？尼采并没有做过多的本体论论证。权力意志与其说是形而上学的本体，不如说是一种经验的概括，带有假设性质。在他的眼里，世界处于万类竞长、生生不息的状态，这就已经证明了能动的生命意志的普遍存在和支配作用。

我们看到，叔本华在说明意志的本体地位时，尚且使用了类比推理，但尼采不需要任何理性的推理和证明。权力意志虽然是来自他自己主观体验的经验假说，但它的真理性在尼采看来却不成问题，无须讨论。他说：“如果一个哲学家总是把生命的权利看成是一个问题，那么就要对他的哲学家资格提出异议，给他的智慧打上问号。对生命的肯定或否定归根到底不可能是真的，生命只能作为表征而有价值，仅仅作为表征而被考察。”就是说，对生命的态度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根据生命经验来判断生命的价值，这虽然是经验假说，但与知识性的经验假说不同，这是生命对自身的肯定，是强者的自我设定。

人的生命是一种冲动、冲力、创造力，或者说是一种不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倾向。尼采把生命的这种倾向看作是生命的愿望、意志。但他不同意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归结为追求生存的意志，而认为生命的本质并非追求生存，而是发挥其生命力。它由此认为生命意志就是表现、释放、改善、增长生命力本身的意志，即“权力意志”。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是指宇宙万物所共有的释放和扩张自己力量的欲望，进行创造的欲望，占有、支配他物的力量。尼采把非理性的生命和本能当作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的动力和标准，这意味着把权力意志当作动力和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权力意志决定了在人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从各种肉体的过程到最高级的精神活动无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

尼采由人的生命取决于权力意志，进而推论出生物的本质也是权力意志。生物有机体摄取营养就是为了表现其生命力而去占有和吞噬环境。不仅具有生命的有机物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一切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的本质也都是权力意志。例如物理学中所讲的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其实就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的争夺；化学中讲的分解和化合无非是一种权力意志“侵占”、“征服”另一种权力意志。总之，从人到动物、动物到植物以至无机界，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权力意志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抗强欺弱的关系，强弱权力之争构成了整个宇宙的过程。与叔本华不同，尼采不仅不赞成、而且竭力反对将意志世界看作杀现象世界之外的自在之物的世界。

他的权力意志论是用人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生命（生命力）来解释它们的生成变化，而不是把生命当作具体的、现实的人和物之外或之后的实在、或者说自在之物。人及其世界虽然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但权力意志又是处于人和世界的存在本身之中。在尼采看来，叔本华由于把生存意志当作自在之物，势必把意志和人的关系看作一种外在关系。人在意志面前仍像在“世界本质”、“宇宙精神”、“绝对观念”、“神”面前一样处于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地位。人对于“意志”只能抱着一种顺应、否定、放弃的消极态度，只能用否定、放弃甚至毁灭生命来克服意志。尼采企图克服叔本华的这种消极悲观倾向。

他认为，人作为权力意志或者说作为非理性的生命力与人的现实存在不是分裂的。人的欲望、激情、本能冲动与人的肉体存在及人的思想和行动是构成个人存在的统一整体。这样的人将不再是叔本华所说的那种因受求生意志的支配而消极被动的人，而是不断地创造生命本身的价值的积极主动的人。人生诚然是痛苦的，但这是悲剧的，而不是悲观的。为了使意志主义由叔本华式的消极被动的哲学变成积极主动的哲学，尼采反对把人的意志归结为自我保存，而主张要增长、改善、超越、创造自身。他认为，如果把生命意志仅仅归结为自我保存，那就会使人因循苟且、无所作为、逆来顺受，最后必然悲观厌世。

而如果把“增长”、“改善”、“超越”本身当作意志的本质，那就会使人积极主动。尼采认为人不能满足于“已经如此”，而要代之以“我愿如此”。尼采之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也正是基于对人生的能动性、创造性的一种肯定，因为重估意味着重建，而重建正意味着人的奋发有为。人之给予事物以意义，意味着给自己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也就给了自己以意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但他又强调权力意志不是一种目的论的本原，权力意志并不朝向某种确定的目的，它作为一种不断改善、扩张、增长的生命力、冲力并无确定的终极的方向。它永远不是作为一种确定的存在物、实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不断的生成、变化的活动、倾向而存在。

而这一点正是它不能是一种单纯地追求自我保存，即求生的意志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自我保存、求生，那倾向、活动九会停滞，生命就会终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采不满意达尔文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把生命理解为自我保存，并且过分地强调了外在因素的作用。尼采的权力意志主张个人为了发挥自己的权力意志可以而且应当支配、征服、剥夺、同化异己者、把异己者当作自己的工具、沦为自己的奴隶来说，它极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等反动派也正由此把尼采当作其理论先驱。在尼采眼里，世界在本质上、根源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权力意志。首先，权力意志是一切现实生命都具有的“追求权力的意志”。

作为世界本质的权力意志是与现实感性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意志力量，而不是传统形而上学那种超感性的、非生命的概念。其次，权力意志来自于人对世界的直观体验，而不是那种通过概念思辨而得到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当我们通过世界的万类竞长、生生不息的状态而体验到一种追求更大力量的生命意志的普遍存在和支配作用时，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体验而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感性世界是唯一真正的世界，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异质性、偶然性和无序性的世界，是充满着激情、欲望和痛苦的世界。万物处在一个生成、流变和往复之中。

在尼采看来，意志是这个世界的本原，但意志并不因此就建立起另一个高于现实的理想世界。与叔本华相比，尼采的意志并不贬低、否定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相反，意志要肯定这个世界，要使这个感性世界神圣化。按照尼采的哲学思想，将意志削弱到近乎于零的状态实际是弱者的表现，是奴隶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对叔本华的艺术观持批判态度。在尼采看来，一切感性的东西都是最真实的、欲求也不例外。欲求恰恰是需要肯定和追求的东西。不满、有缺陷的欲求恰好是刺激充盈、饱满的意志去创造的现实性因素。权力意志在本性上总是不断地追求更大的权力，不断向自身的更高阶段跃升，从而它总是要超越自己的现存状态。

谢选骏指出：上文已经临门但还没有入门，因此他指从哲学角度探讨哲学，没有从生命角度探讨哲学——其作者甚至不懂，尼采的大学时代是个“英国狂”粉丝，喜欢穿戴英国服饰、模仿英国腔调，因为尼采是达尔文主义者，就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样。因此我主张，与其把“will to power”（德文Will zu Macht）翻译成为强权意志，还不如直接翻译成为“炮舰政策”！

谢选骏：“反革命暴乱”万岁——迎接“六四”三十周年！

《五万字记录改开40年 六四仍为“暴乱”》（2018年12月19日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华社发表文章，以五万多字记录四十年来的大事。习近平主政六年来所发生的事占了四成篇幅。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却着墨不多。对六四事件，文章重新沿用以往的定性。

这篇名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事记”的文章长五万四千多字。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只有六年，但文章却以四成篇幅，记录他主政以来的事务。

但是，在那之前三十四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以前的说法有出入，甚至只字不提。譬如1982年，人大颁布“八二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到了近年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改变，全国人大三月表决通过修宪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新华社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规定任何领导干部不能无限期任职。在新华社的文章中被浓缩为“必须改革现行领导和组织制度的弊端。

1986年12月，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大事记”没有提及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因此而下台，连胡耀邦在1989年4月去世也不提。

学者： 中共在修改历史

独立历史学者批评“大事记”实际上是改写历史： “现任领导人只在任6年，但是对他的宣传比例，超过以往的34年，这是不正常的。前两天在大会堂的文艺汇演，上篇是34年，下篇是6年，感觉上就是在修改历史，然后在造神。”他说两位原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官媒基于“政治正确” 低调处理2人的事迹。“像赵紫阳，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以及对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贡献。胡、赵都是属于不正常的下台。现在在党史上本就很难书写，都跟最忌讳的六四事件有关。所以你看，“大事记”对六四事件也是寥寥数笔带过。这个都是敏感话题，他们要极力回避。” 

重提“反革命暴乱“只会令民众更反感——“大事记”提到六四事件时，指这是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国家政权和人民根本利益。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当局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度定性六四事件为“动乱”与“反革命暴乱”，他对此表示愤怒。蔡耀昌：“显示了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和势力重新当道，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引发更大的民众反弹，这是对六四死难者家属更大的侮辱。对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有负面作用。”他促请中国政府还原六四真相和追究责任，否则会不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把六四屠杀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其实是历史的表扬！何以见得？因为，中国百年革命的先驱者谭嗣同早就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六四的死难者用他们的生命和青春，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社会不流血，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无法突破，就是因为缺乏青春能量的无私爆发！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明明可以选择像康梁那样亡命天涯的“生”，谭嗣同为何要留下来慷慨赴死？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每每读起这首让人荡气回肠的诗句，眼前总会浮现出英雄义士谭嗣同那张瘦削的面容来。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

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

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求学经历

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  

1888年（光绪十四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维新之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

创作仁学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维新志士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次日，光绪又召见他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谭嗣同密会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但龟儿子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二十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该死的西太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英勇就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参与变法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批判旧文化、旧思想。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满清罗网，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思想体系

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 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来源中包括了经学、理学、佛学、诸子学和西学。经学提倡今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以及明末遗民王船山、黄宗羲等的思想；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社会科学，既有宗教、哲学又有政治思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融中西古今之学于一体的庞杂体系。

仁学之论

谭嗣同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于南京“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仁学》是一部将哲学、宗教、科学冶为一炉，自成一体的学术著作，汇聚了谭嗣同短暂一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书五十篇，分为二卷，五万余字。谭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也使得《仁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哲学

《仁学》作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在《仁学》中，谭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主要作品

谭嗣同代表著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剑胆琴心

在中国的历史上，谭嗣同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悲悯的关怀，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路。

乡邻撰联

有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亲属成员

父亲：谭继洵（1823—1901），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伪职。

生母：徐五缘（？—1876），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幼年谭嗣同刻苦学习。

夫人：李闰（1865——1925），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闰在谭嗣同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

浏阳故居

谭嗣同的浏阳故居，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区北正南路98号，始建于明末清初，主体原占地21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762平方米，通高8米，大小房舍24间，南北朝向，全木结构，工艺精美，古朴庄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故居原为周姓房产，后由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买下。1859年（咸丰九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中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因其官阶显赫，奉旨命名其宅为“大夫第官邸”，因此谭嗣同故居又简称“大夫第”。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北京故居

谭嗣同的北京故居即浏阳会馆，又叫“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他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浏阳会馆正房五间现仍存，北面两间为谭嗣同当年所居。 

解读词条背后的知识

清末变法“六君子”，为救国捐躯，却在刑场被围观亡国奴百姓扔白菜帮子！

1898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烈日高照下的刑场上人山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日子之一，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等维新变法志士即将在这里被处斩，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而谭嗣同则被称为“支那变法第一烈士”（梁启超语）。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通过新的总结表态，再次肯定了“六四”的不朽性质。六四牺牲的烈士们，其实个个都是谭嗣同那样的君子——但愿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中国结束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就像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流血牺牲，是百年革命的第一滴血！因此我说了——“反革命暴乱”就是好！所以“反革命暴乱”才能万岁！天安门屠杀的受难者们万万岁！“反革命暴乱”，就是要结束中国流血不断的百年革命！要创造一个文明的第三中国！要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那时，挑动内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被铲除，整合天下的“文明诞生纪念碑”将会矗立。

谢选骏：共产党母亲任凭强者蹂躏

《习近平这一年 权力登天光环黯淡》（安德烈 18-12-2018）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人民大会堂，12月10日——

今年是中共改开四十周年，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对这一打开中国与世界隔离之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加以论述。在中南海12月18日也要大庆这个日子的时候，官媒歌颂有加：“壮阔山河，一路改革”，却把四十年落脚在习近平当权这几年。但是，谁也没料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会陷入一个前景难测危机四伏的时期，习近平19大以来权力达致顶点的强人光环也开始黯淡。201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终身制 一夜回到40年前

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是习近平开始在国内在西方引发重大警惕或者说引发美国绝望的重大步骤。中共十九大至两会，习近平在亲信王岐山协助下，完成党天下向“习天下”演变，邓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内部纠错机制都在这一年被逐一抛弃。所谓党内纠错机制概括起来包括：废除领导人终身制，隔代指定接班人制，七上八下制等等。之所以割除旧习，中共最高领导人十年一换，是邓以“三上三下”之亲身遭遇，总结毛把中国差点推入万劫不复境地的血腥历史教训之后得出的一套不至于使一党毁于一人之手的中共内部纠错机制。历史的吊诡在于，父亲深受毛迫害，四十年前垂垂老矣之际终得以与邓站在一起，开辟深圳，大胆改革的习仲勋，大约没想到靠其生前声望直升而上的儿子习近平，在中国四十年后今日成为互联网大国，网络高速公路遍及，华为5G引领全球之后，成了堪称与毛泽东不相上下的“帝王”。无论从实际地位到不顾历史真实的歌功颂德，瞒天过海的个人迷信都与毛时期不相上下，以至于连中共改革开放的鼻祖邓小平也被轻视。

中共今天在纪念四十年前那场改革，那场改革的确有着丰富的历史指向，对中共而言，它使得中共得以在“保江山”情形下推行经济现代化，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对希望与世界潮流接轨的民主人士而言，这场改革显然透视出一种未来中国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以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最为典型。政治保守，经济开放无法调和，这种多元的可能性最终在八九六四期间遭遇极大的破坏。但其后中国民间对中国可能实现宪政的希望一直没有幻灭，零八宪章的诞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出现就是例证。

但是，习在2018年毁掉了那种看起来即便很保守的希望，这不仅是中共党内的某种希望共产党“延年益寿”的希望，那些希望共产党长久统治的人，不希望毁坏邓建立起来的有效替换制度。至少，当一个“独裁者”如毛泽东一般腐朽的时候，还存在着替换的希望。至于中共党内改革派，胡赵后虽无旗帜，但改革的思潮一直在暗涌。习粉碎九龙治水，妄议中央成大罪；中国民间的遭遇更惨，刘晓波成为死在囚禁中的诺贝尔奖得主，律师大批被抓，新疆维族被当成异己被送进“再教育中心”改造。

 

这一年，强人统治把有可能良性的，理性的，柔性的改良的桥梁也给拆掉了。

 

中美关系败坏

 

前面所说的主要是对内部的影响，其实，这一年，一如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是，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一个因素还来自中国以外，最典型的就是中美关系的败坏，这一破坏直接催发经济寒冬效应。

不久前，在毛晚期作为美中破冰的信使，当年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1月初在北京一个老朋友聚会的场合说的一句话令人不寒而栗：“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从封闭到走向世界，从加入世贸到成为第二大国，与中美之间存在的那种明智的你中有我斗而不破的微妙关系无法分开。但是这一年年终的时候，中国人普遍知道习近平接受了美方指定的九十天大限，九十天大限就是在三月一日到期的时候，如果中方不能按照特习会达成的承诺，进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惩罚性税率将从三月二日起提升之百分之二十五。其实，九十天大限已不仅仅是税率提升的问题，它意味着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的前景危险四伏。

从以牙还牙到接受九十天大限，而且是习近平亲自接受当场接受，仅仅几周前，观察人士都很难想象强人习近平会走到这一地步。造成这一切提前发生或者有可能避免而没有避免的直接因素便是中美关系的严重对立。对立的直接体现便是中美贸易战越战越凶，导致中国经济局面凶险。最后，中方被迫休战，接受“屈辱”的九十天和谈。

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注定要有一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而且没有指望的爆发，在不少党内的反对派看来，仍然与习近平的个人领导作风有极大关系。

首先，习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中美关系，南海争端，人权领域咄咄逼人。中美贸易争端，起初谈判时习采取寸土不让，以牙还牙的策略，迫使特朗普税率节节提高，从最初的500亿提升到两千五百亿，而且还使得特朗普有一把两千六百五十七亿的利剑在手。

习近平的强硬或者误判，使得美国开始绝望，美国彭斯副总统10月初的演说一清二楚，美国并不指望中共江山变色，但是美国希望中国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改革之路、市场经济走下去，这虽然是一种威权之路，至少给西方世界留下中国有一日可能会变革的希望。

中国学者荣剑认为：中国今年初“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问题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

在邓江时期，中美通过谈判，人权领域中方往往会有一些实际的让步，到了习时期，人权不仅不让步，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也至死不放，终于迫使一个本来期望中国只要沿着邓小平改革路线走，并不期望中国早日走上自由民主的美国与中国全面对抗。纽约时报17日在“中国为何对国际批评越来越无动于衷”指出，曾经有一段时间，党内对国际反冲效应的顾虑约束了中共的行为，或至少影响了中共为自己的行为公开辩护时的说法，但现在，北京对普遍存在的国际谴责不屑一顾。“这种强硬态度可能正在让中国在海外失去支持，甚至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温和派没有了友好的声音……”

 

这一切，导致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几乎走上不可调和之路，这一点与四十年前邓小平的设想完全不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十月初内部讲话暗示习近平不要狂妄自大，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

 

经济恶果

尽管人民日报还在避讳，力图反击“唱衰”，“经济寒冬”这一词汇已成为中国舆论广泛使用的一个描述经济局面的词汇，广告量大幅减少，工厂大批裁员，企业准备外迁等等，金融危机暗伏，十月以来，即便从官方渠道释放的经济信息也越来越坏。已经再也无法用形势大好来掩盖，自力更生从习近平之口说出，从另一个侧面便暗示了一个勒紧裤腰带的毛时代现象复生的可能。一些中国经济人士分析，中美贸易战的恶果其实才刚刚显现。

北京还可以为自己辩护，2018年中国准备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市场，不在单纯追求出口和GDP。但是，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局面如此严峻，经济数字“难看”，经济寒冬提前来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消费和工业增速大幅下跌，甚至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速度。这不能不说与习近平误判形势，贸易大战有直接而全面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向松祚近日演讲中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仍然说是6.5%，但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一个研究小组内部报告，一种测算今年的GDP增速到目前為止是1.67%，另外一种测算是负值。他认为，今年中国在三件事情发生严重的误判，最突出的是中美贸易战。

纽约时报周五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连续几个月持续下滑可能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带来上台后的最大挑战。习近平现在是内外交困。

对外，从欢迎中国加入世界发展潮流，到西方一个个对中国睁大了警惕的眼睛，中国今后面临的国际生存条件将更加严苛；对内，今年中国“两会”以后的党内斗争已化作阴险的暗流，在经济环境不佳直接影响基层民众生存的现实情况下，独揽大权且废除任期制从而把中共全党也置于险境的习近平，他的强人统治正遭遇着来自各种力量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说过了，习近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因为共产党已经无以为继了，他势必引起根本性的变革。至于他走向何方？那要看中国公众的反应而定，怪不了别人的。但是就“出人意外”的崛起而言，习近平带来的改变，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这种类似现象表明，共产党根本不是一个战斗集体，而是一个任凭强者蹂躏的受害妇女——只要当权派一声令下，共产党立即匍匐在地，“要她干啥她干啥”，难怪雷锋把党比作他早死的母亲。所以在俄罗斯，叶利钦一声令下，共产党立即解散，连吭都没吭一声就死掉了。

谢选骏：投资人不是施恩不求回报的恩人

《改革40年 中共忘了让中国崛起的5类恩人》（2018-12-18 看中国）报道：

40年前，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时，没人知道，数亿人摆脱了赤贫，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入到世界中产阶级的行列。然而这也使得中共自满并剑拔弩张。中国共产党不应当忘记，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全世界让中国富起来的。这种富强是以压缩中国百姓的利益、牺牲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的。

1984年6月24日，中国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右二）在北京与朋友打桥牌

彭博社专栏作家夏马（Mihir Sharma）撰文称，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种自鸣得意的态度看待国家的崛起，为其治理模式——国家资本主义陶醉并辩护。根据彭博社数据，在过去40年，中国GDP翻了80倍，但是全世界已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富强并非中共的功劳。

勤劳的中国人民

夏马强调，勤劳的中国人民，才是驱动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驱动力，是过往那些抓住改革开放门缝透气的乡镇小企业主；是无数离乡背井、不计恶劣工作环境辛勤劳作的工人；还有那些在珠江三角洲、在上海的咖啡馆里，用餐巾纸起草高科技商业计划的聪明中国人。

政府有多富，民就有多穷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一夫8月撰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百姓财富增长的不同步，该微信文章已被删除。文章称，中国国家财政收入超速增长，而国人工资收入占比低。2017年，中国人均GDP近9,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12,000美元），但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进行对比，情况便全然不同。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手中可花的钱远远没有想像中那么多，因日渐上涨的房价、医疗，和教育等成本，让绝大多数国人的身上背负巨额债务。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仅3%，2008年为18%，此后6年间翻了一倍，达到36.4%，到了2017年已高达49%。

家庭债物高企对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月入三万活得却像月入三千”，便是最好的答案。

世界各国的投资

夏马（Mihir Sharma）表示，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投资也为中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过去几十年来，各国公司决定向中国投资，用各国人的储蓄给中国大量注资，这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工业超级大国。各国政府和大公司以为，让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便会促使中国走上经济开放、自由民主，和全球化的道路，中国巨大的市场也会给他们带来应有的回报。

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系统

如果没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系统，中国也不会成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来源。夏马认为，如果不是全世界使科技更加有利可图，中国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科技业。“一带一路”计划目的是将中国资本和产能过剩出口到全球经济中可以获得更高回报的部分地区。

美国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演讲时说，在1970年代，美国大学开始培训新一代的中国工程师、商业领袖、学者和官员。美国在2001年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北京只是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

彭斯说，“中国共产党也使用了与自由公平贸易不符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关税、配额、货币操纵、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工业补贴。这些政策建立了中国制造业的基本，而以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为代价。”

彭斯表示，中国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了巨大贸易赤字，去年这个数字是3750亿，几乎占我们全球贸易赤字的一半。就像川普总统说的，我们在过去25年重建了中国。

西方的美好愿望破灭

夏马表示，西方的美好愿望破灭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共产党寻求日益增强其对内专制主义和对外的侵略性。全世界意外发现，中国成了充满仇恨与攻击性的巨人，中国共产党从中取得了威权并咄咄逼人。夏马也表示，最近一连串华为的事件，说明了中国的成长，仍然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有理，但搞错了一个概念——这些例举的都是投资人，而不是施恩不求回报的恩人。投资人都是为了报酬而“施恩”的，因此不是恩人，包括许多逼迫孩子苦学苦干来为自己扬名立万、衣锦还乡、仗势欺人、荣宗耀祖的父母在内。那么，谁是“让中国崛起的恩人”呢？我认为，只有那些为中国的崛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与青春的人们——包括死在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的奉献。

谢选骏：反黑英雄都是黑帮分子吗

《川普推文炮火四射：通俄案调查是骗局 柯恩是鼠辈》（编译张玉琴综合2018年12月17日）报道： 

 

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有无通俄案的特检官穆勒连连出手，最新传出他有意再度要约谈川普总统。

上任不到两年，川普总统的选前选后生活与生意，遭到检方全面调查，成为他总统任上的标签。图为川普总统15日到华府军人公墓凭吊一战阵亡军人。

川普16日连发推文表示，前司法部长塞辛斯任由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案毫无阻拦，「应该感到羞愧」；他并抨击与穆勒达成认罪协议的前私人律师柯恩是「鼠辈」。川普推文攻击通俄案调查是「民主党的骗局」，「对我们国家糟糕极了」。川普说：「民众开始看出和了解这出猎巫戏码是怎么回事。」他接着表示：「塞辛斯从一开始即纵容这个骗局发生，他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穆勒的通俄案调查目前受牵连的包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佛林、前外交政策顾问帕帕多普洛斯、前竞选总干事马纳福、马纳福副手盖兹、川普前私人律师柯恩，以及20余名俄国人。

为川普集团效命多年的柯恩，上周被判刑三年，涉及罪名包括银行诈欺、税务诈欺和竞选财务违法，柯恩声称，所有作为都是依循川普的指示。川普否认指示柯恩做违法之事，并推文说：「记住，在联邦调查局做出绝对无法想象和从未听过的事（突击柯恩住家和办公室），非法发动猎巫行动后，柯恩已成为‘鼠辈’（Rat）」。柯恩的法律顾问戴维斯反击表示，川普称柯恩为「鼠辈」的口气俨然像似黑帮分子，戴维斯说：「身为政府体制的最高执法官员，却指称向政府坦白真相的人为‘鼠辈’，这是黑帮而非总统的口吻。」

此外，川普还推文敦促法院应研判国家广播公司及其节目「周六夜现场」（SNL）是否合法，「周六夜现场」年底推出模仿电影「风云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的幽默短剧，假想川普从未当选总统，他参加的圣诞派对中，喜莱莉?柯林顿成为总统，并藉由与班史提勒扮演的柯恩、劳勃狄尼洛扮演的穆勒和麦特戴蒙扮演的卡瓦诺的接触，川普获知，为了大家着想，他最好别当总统。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总统的口吻现在像是黑帮的了？因为他的处境像是黑帮的了。由此可见，反黑英雄到黑帮分子，只是瞬间而已。

《朱利安尼：川普不会与穆勒面谈 除非踏过我的尸体》（编译张玉琴╱综合2018年12月17日）报道：

川普总统私人律师朱利安尼16日在电视受访时表示，川普不会接受与特检官穆勒会谈。

随着有关川普总统的各项调查节节进逼，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16日连番抨击通俄案特别检察官穆勒和纽约联邦检察官，他讥称对方「是个笑话」，并扬言川普不会与穆勒调查小组面谈，除非「我死」。

朱利安尼说，穆勒使用的伎俩，例如与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佛林达成认罪协议，令他「作呕」。他在「福斯周日新闻」中说，川普不会同意接受穆勒调查小组的约谈，他说：「他们是个笑话，除非从我尸体踏过。」

穆勒一直要求与川普面谈，上月，白宫针对与俄勾结问题，以书面答复穆勒，但白宫一直避而不谈干预司法的提问。

朱利安尼讽刺表示，他们没有询问总统的，只剩下「1986年、1987年那晚几张未付的停车罚单」。

川普若正式回绝穆勒的面谈要求，理论上，穆勒的调查小组可发传票，强迫川普作证，但这么做势必会引发法律争战。

对于川普前私人律师柯恩承认，受川普指示，付封口费给艳星丹尼尔斯等两名女子，朱利安尼批评柯恩是「病态骗子」（pathological liar）。他对川普和柯恩说词不同表示：「何者才是真相？我想我知道何者是真相，除非你是上帝，你永远无法知道真相是什么。」

朱利安尼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还表示，川普在2016年1月后曾与柯恩谈及莫斯科川普大楼兴建事宜。他似乎指的是川普给穆勒的书面答复，朱利安尼说：「他提供的回答，涵盖时间到2016年11月，他说，他与柯恩讨论过此事，总统未作任何隐瞒。」

至于为何与川普之前声称双方讨论此事最后时间为2016年1月，朱利安尼说：「除非你真的坐下回答问题，回想过去，检视手头文件 …你不会知道事情经过。」

CNN稍后要求朱利安尼就此事做更清楚说明，朱利安尼表示，川普告诉穆勒调查小组，他和柯恩曾讨论莫斯科川普大楼计画，但未明确指出是何时。朱利安尼说，川普不记得两人何时有此谈话，但他告诉穆勒，这项谈话肯定发生于2016年大选期间的某个时候。朱利安尼补充说，这个谈话可能发生在2016年6月或7月。

谢选骏指出：朱利安尼曾任纽约市长，大力扫黑；但是我就奇怪，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为何如此打击意大利黑帮。现在看来，他的成功可能因为他很熟悉黑帮的作业。反黑英雄都与黑帮分子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也许是的，反黑与黑帮，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中国大陆的王立军也是如此。举一反三——美国国父华盛顿还出身于英国军官，人民领袖毛泽东其实是一个恶霸汉奸。

谢选骏：中国的房屋价格是由共产党政府任意决定的

《北美楼市暴跌 给中国投资者敲响警钟》（2018-12-16 马跃成）报道：　

前几天，有个经济学家讥讽加拿大温哥华房价出现大幅度下降，以为温哥华这下可就要完了。其实，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好像只有房价上涨才代表楼市向好，只有房价越来越高，才能证明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经济学家脑子也是进水了，如果房价上涨这么好，中国政府还坚持长期调控何用！

最近几年，加拿大主要城市房价上涨较快，其实和中国大城市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们就受不了了，其实，不仅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几大城市、新西兰等地房价出现房价暴涨，他们纷纷把祸首指向了中国投资者。

这些年，中国人纷纷到世界各地投资房产也是事实，前些天，有报道称，澳大利亚计划采取惩罚性措施，应对外国投资者对本国楼市的干扰。据称，中国某个首富在澳洲的数亿元的别墅可能不保。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快，物价上涨也快，所以中国人对房价的认识与国外对房价上涨的忍耐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房价上涨就是财富增长，而国外一般认为房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产物。加拿大有关城市为应对房价上涨，已经出台措施限制国外购房投资移民，同时，采取调控措施抑制房价。

最近几个月，加拿大的调控呈现出显著效果，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却把人家的成就当成错误。而我们总是越调越涨，他们反而是认为中国楼市刚性坚挺。这都是啥逻辑啊？成功了当失败，失败了却当成功庆祝。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经济学家都是站在投资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不管是不是好，只要房价涨，投资者就有利可图，房价跌，就意味着损失。

当然，我们不认为房价暴跌就是好事，暴跌一般是经济衰退的标志，但是，房价在暴涨之后，出现下降，也是有合理的成分。

其实，不仅加拿大，美国也一样，美国一些城市出现房价暴跌，对中国投资者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据报道，美国纽约地铁区带头“沦陷” ，西雅图半年跌11%。也许尚不至于崩盘，但是美国楼市增速明显放缓，房市转折点隐现。伴随着西雅图房价增速大幅放缓（甚至陷入负增长）的现象是，该地区房屋库存大幅上升、销售量大幅下降。

除了西雅图，另一美国大城市纽约的房价虽然还未现负增长，但其增速已经开始大幅放缓，放缓程度甚至高于全美：纽约市及其周边的12个县的房屋价格在第三季度仅增长了4％，而同时段内，全美房屋价格同比上涨4.8％。美国楼市2012年之后价格飙升的状况已经结束了，今年下半年进入了低增速地带。

同样，以宜居著称的温哥华楼市也是“跌跌不休”，成交量呈现暴跌之势。根据大温哥华房地产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温哥华住宅销量在今年7月已同比暴跌30.1%，当月销量仅有2070套，到11月份的房屋销量更是跌到1608套，同比骤降42.5%，并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也有人认为，加拿大高房价庞氏骗局或崩塌，中国买家在加拿大购房或被“没收”。

早在两年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台重税政策，即外国人或外国企业在当地购房时，还要一次性加收15%的转让税。而多伦多自去年起，起向海外买家开征15%的“非居民投机税”、扩大对房屋租金上涨的法规控制、开征房屋空置税等，以抑制房价的飞速上涨。

同时，温哥华将外国人购房税自15%上调至20%，并计划对购买第二套房、家中主要经济支柱收入来自海外及房价超过300万加币者，征收更高的税额，这一价格及以上的房屋转让税从3%提升至5%。包括今年秋天开始征收0.5%的投机税，至明年出就将增至2%。有消息称，加拿大一些城市的房产过去深受中国买家的欢迎，而今天通过加拿大的楼市调控，进一步推出空置税的可能性很大，许多中国买家或在加拿大楼市中被套牢。

谢选骏指出：上文隐瞒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共产党中国的房屋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因为中国大陆不是市场经济，土地价格和土地用处一概都由政府垄断。政府开出的土地价格起价都是一平米要数万元，而且是所谓的“楼板价”，也就是说，一平米的土地，高多少层楼房就要多少倍数的土地价格，例如，一平米的土地如果盖个100层楼房，就要索取数百万元的楼板价！你不给这个价，你就没有这个家。

谢选骏：“六四”冲击波改造了全球世界

《“六四”在震荡中改造了中共》（2018-12-17 博讯）报道：

今天晚上，北京将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亲北京的多维网推出了两篇为“六四”平反，也为中共解脱、洗地的文章。这两文章透露了什么信息？习近平已大权旁落还是习近平的稳军计？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四十年前，历经劫难的中国，开始以强大的勇气与魄力迈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人喜欢用“波澜壮阔”形容这四十年历程。但是改革不能只关注成功与辉煌，当世界在谈论中国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摸着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暗流与险礁，壮阔的风景是由一次次“波澜”而铸就。毋庸置疑，过去四十年，在中共治理之下，“冲击—反应”的历史模式仍然得以套用，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六四，诸如中国国企改革，诸如薄熙来事件，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当中国决策层直面这些事件时，他们得到了哪些震动？这些“争议事件”又给他们以后的改革决策带来哪些执政思维与模式的变化？当时间流逝，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对于这些“争议事件”进行重新的定性？或者更为直白的疑问，习近平任期内，中共会出台一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基于此，多维新闻选取中国改革开放40年当中发生的诸多“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争议性事件，立足当下，回顾过往，寄望于透过对这些争议事件的反思，捕捉中国“改革再出发”的通关密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并不总是“波澜壮阔”——很多发展过程中欠下的旧账，经年累月积累起来，已经成为深嵌刻骨的包袱，使中共难以轻装前行。这里的包袱，并非指简单的物理意义上的包袱，它既可能是可见可感的现实层面如机制、舆论等方面的阻力或非议，也可能是思维或逻辑层面的无形壁障，或主动或被动地缓滞发展。

“六四事件”，便是如此。

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六四”就将迎来其30周年。这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中国而言已经足够漫长，长到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方方面面均“翻天覆地、焕然一新”；从未经历过动乱和困顿的两代年轻人，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成长起来。

这样显著的改变，扩大了对时间刻度的感受，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即便是30年前的事件，也已经恍如隔世——曾经震动世界的“六四”，似乎正被人们遗忘，还是以很快的速度。

但民众可以淡忘，中共却不可以。

三大冲击改变中共——对于中共而言，六四绝非仅仅是尘封在历史中的记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没有一件事情如“六四”这般，不仅如何定性评价存在广泛争议，即连基本事实的轮廓也是模糊不清的。它的现实性依旧显著。

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再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共几易其词，对待六四始终讳莫如深。但这种刻意的搁置反而平添神秘感，说明中共仍不能坦然面对“六四”，没有同历史上的自己和解，外界无从窥探究竟，也就难以得出客观结论，于是流言不断，传闻四起。

“六四”的起因和发酵不需再赘述，多维新闻有许多文章有详细介绍，另如曾经的学运领袖等，实际上也已不太重要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今天已经走向偏执，对中国从愿景变为仇恨，自我驱逐了理性思维。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之于中共乃至中国产生了几个层面的大的冲击，并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发展轨迹。

大致看来，“六四事件”造成的冲击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六四”对中共的政治生态产生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内氛围趋向活跃，谋求发展成为主流，对于西方国家出现强烈的学习乃至模仿意愿。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也让经过文革十年对知识无比渴望的年轻一代，迅速成为西方理念拥趸，他们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要求看到西方式的革新和改变。

内外的共同诉求形成某种合力。实际上在1989年之前，中共确实已规划或者推进一些相关改革，诸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先后成为中共总书记，改革派和保守派各自占据不少要位，相互制衡。

“六四”的爆发改变了这种政坛生态。

1989年6月底，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因“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阵……”，赵紫阳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应职务，意味着“改革派”在党内的失势。

这一次中共内部政治倾向及政治观念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30年中共高层人事迭代的逻辑和底色。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定调继续改革后，中共有所回向，但仍持相对保守，不复曾经“全部改革、全部开放”的姿态。

其二，“六四”对改革这个概念本身产生冲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冲击并非意味着“六四”阻碍、破坏或促进了改革，而是指中共经此事件，对改革有了“再认识”、“再定义”。

这种对改革本身进行审视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开启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走过第一个十年，探索出不少改革的经验，但“摸着石头过河”，潜藏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到六四之前，价格双轨制、“官倒”、腐败等，实际上已经将社会矛盾推到临界点，只待导火索点燃。

“六四”的爆发，造成很大的震荡，不过同时也释放了这股压力。而中共则以此认识到，所谓改革，并非就只是去“开放”而已。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应是一个全领域的有节奏有限度的渐进的革新过程，慢不得，但也快不得。

对改革的重新认知，改变了中共的改革进程，开始更加注重对“左”和“右”，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平衡，为中共注入了新的治理基因。

其三，“六四”使“稳定”成为中共执政思维的最大关键词。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称，“这次事件（六四）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次年年底，他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在党内树立起一个共识并延续至今——即在中国，一切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任何其他的改革都要让位于此。此后中共在“维稳”上的用心，可见一斑。

包袱和契机——很多人将“六四”视为中共的历史包袱，这故不假。于此已有诸多相关评论，无需再下赘笔。

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往往被忽略——“六四”不能被当做只具有简单属性和唯一面向的事件：在中共看来，这就是历史欠账，最好不要提，让其渐渐被遗忘；而在批评者眼里，这就是中共的“罪行”，必须要清算，全部翻案才对。

这些观念有其合理性，但片面认识了“六四”的复杂程度，对其意义也只局限于浅表，没有看到对中共治理思维的深远影响。

如前述三大冲击所说，“六四”并不是孤立偶发的个案，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深刻联系，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矛盾最终爆发的出口，是1978年后一干改革措施的试金石。经过这次风波，中共廓清迷思，在改革措施及党内政治倾向等方面统一认识，调整了发展道路，矫正了改革思路，也更新了治理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事件”实也是中共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契机，当然是比较痛苦的那种。不过有了过程之痛苦，事后的反思和总结也就更为深刻和坚定。也正因此，中共更不应当刻意回避“六四”，令其继续模糊下去。此类争议事件，越是束之高阁，其本身的复杂意义就越会窄化，最终只能沦为猎奇的往事和批评的话柄。

只有坦然直面，承认该承认的错误，解决仍遗留的问题，才能卸下心理和历史的双重包袱，“六四”之于中共，之于改革开放的深刻意义也才能完全展现。而中共有了这样的自信，则“六四”就不会再重演。

谢选骏出来：其实，“六四”岂止在震荡中改造了中共，“六四”更在震荡中改造了全球世界——“六四”屠杀这个反面教员激起了全球反抗，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一举摧毁了东欧共党和苏联体系，彻底改造了全球版图；这是其一。其二呢，“六四”的震荡催生了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又用敲骨吸髓的方式促成了中国的崛起，拉开了第二次冷战的序幕。大吃人口红利也就是人血馒头的文明世界，终于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果。啊METOO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