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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

谢选骏:普利策奖的致命诱惑



《曾得普立茲獎 知名戰地記者遭神學士分屍慘死》(編譯莊蕙嘉2021-08-25)报道:


知名通訊社路透的戰地記者希迪奎(Danish Siddiqui)上月在阿富汗採訪時,不幸被神學士(Taliban,另譯塔利班)俘虜,慘遭分屍輾壓而死,享年38歲。


路透25日證實此事,並公布希迪奎生前拍攝的最後一批照片,畫面顯示阿富汗的暴力與混亂程度。


希迪奎是印度籍,任職於路透駐印度新德里辦公室,曾以洛興亞難民報導於2018年獲頒普立茲獎。上月得知阿富汗情勢有所變化,他主動請纓要前往阿富汗採訪,並說:「如果我們不去,誰會去?」


希迪奎7月16日在史賓波達克捕捉到子彈擊發的瞬間,這是他生前所拍的最後一批照片。...

希迪奎7月16日在史賓波達克捕捉到子彈擊發的瞬間,這是他生前所拍的最後一批照片。(路透)

7月11日他入境阿富汗,抵達安全部隊位於坎達哈的基地,13日他跟著精銳部隊採訪成功救出一名被民兵包圍的警察。他也曾記錄搭乘的悍馬軍車遭火箭砲攻擊,火花四射的瞬間。


7月16日,希迪奎在史賓波達克遭神學士攻擊,搭乘的軍車被榴彈擊中,他躲進一間清真寺讓當地醫護治療傷勢時,神學士發動一波猛烈攻擊,政府軍決定撤退。據阿富汗安全部隊人員表示,現場狀況太過混亂,無法確認希迪奎位置,因此撤退時沒有帶走他。


在希迪奎的定位訊號消失34分鐘後,16日上午9時40分,推特上出現他的屍體照片。10時24分,神學士發言人札比呼拉(Zabihullah Mujahid)表示,在當地擊潰一支政府部隊,他否認神學士處決希迪奎,表示先前未獲得有關他的資訊,「我們不能確定是哪一方的子彈殺了他」。


阿富汗安全部隊指揮官阿利札表示,屬下曾撥打同袍手機,一名自稱神學士民兵的人接起電話說「你們竟然帶印度人來打我們!」政府軍說:「不要對他開槍,他是記者。」對方回答:「我們已經殺了他。」


阿富汗官方與印度官方表示,希迪奎應是死後慘遭分屍,也有消息指出,西迪奎死後除了被分屍,還被神學士開車輾爛。路透表示,無法證明希迪奎是否遭神學士刻意殺害並褻瀆屍體。


谢选骏指出:印度人得了美国普利策奖,这是多大的激励,但也构成了致命诱惑——让这个得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了。结果“人为财死”演变成为“记者为奖而亡”。


《路透记者遭塔利班分尸 生前最后作品曝光》(马来西亚东方日报 2021年08月25日)报道:


在塔利班以惊人的速度接管阿富汗后,全球都将焦点放在其对待人民的手段上。路透社知名战地记者西迪奎(Danish Siddiqui)今年7月采访阿富汗的战事时,被塔利班带走后,惨死在他们手上,命丧阿富汗。路透社最近曝光了西迪奎在阿富汗命丧塔利班毒手的过程,揭露在夺权后试图洗白过去残暴形象的塔利班的真实面貌,让人缅怀这位勇敢的战地记者。


据路透社报导,曾因报导过难民危机而夺得普利兹奖的西迪奎,在得知塔利班重新点燃了阿富汗的战火后,便向路透社请愿前往阿富汗进行报导。他在7月11日抵达位于南部城市坎大哈(Kandahar)的阿富汗特种部队基地,并在当地对阿富汗政府兵反击塔利班一事进行纪实报导。


7月16日,西迪奎随部队来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史宾波达克(Spin Boldak),记录政府军企图从塔利班手中夺回史宾波达克控制权的一幕。西迪奎乘坐政府军车时,遭到火箭炮袭击,他捕捉到遭到火箭炮袭击、火光四射的瞬间。 


随后,他与上司联系,表示自己的左臂和背部被弹片击中,他将跟随政府军前往当地的一座清真寺接受治疗,不过路透社之后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阿富汗政府表示,西迪奎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与军队走散,最后被士兵抛弃并被塔利班俘获。


阿富汗与印度官员事后向路透社证实,他们在检视了西迪奎的尸体和与西迪奎的死相关的照片、情报后,发现在西迪奎死后,塔利班仍对著他的遗体连开数枪,并将其分尸,也有消息指出,塔利班在见到西迪奎死后,仍然开车辗烂他的尸体,场面惨不忍睹。


谢选骏指出:印度人因为维护回民利益而得奖,最后却因为奖励刺激而死于回民之手——由此可见,“兴于斯则灭于斯”的历史力学之一斑。


《普利策獎記者慘遭塔利班殺害分屍》(希望之聲2021年8月25日)报道:


伊斯蘭極端組織塔利班奪取政權後,虐殺阿富汗人的消息頻傳,現又傳出路透社知名戰地記者西迪奎(Danish Siddiqui)在7月中採訪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交戰時,不幸落入塔利班之手,更遭其殺害慘死。


據蘋果新聞網25日報導,38歲的西迪奎是印度人,曾經服務於《印度斯坦時報》,後來成為路透社記者,他因報導2017年羅興亞難民危機,在2018年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之後還致力於報導印度中共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沒想到卻在今年7月慘死塔利班手中。


西迪奎是在7月11日抵達阿富汗南部坎大哈(Kandahar)城進行採訪的,當時他跟隨阿富汗政府軍的一支精銳特種部隊進行拍攝,之後該部隊與塔利班在史賓波達克(Spin Boldak)進行猛烈交戰。


7月16日,西迪奎在塔利班的襲擊中被俘並遇難。一名阿富汗高級軍官說,西迪奎先是被火箭榴彈的彈片擊傷,被送往清真寺臨時急救站急救。之後在混亂的撤退中,他與兩名陪同他的突擊隊員都被遺棄,並落入塔利班之手。


事後網絡傳出多張關於他慘死的照片,阿富汗安全官員和印度政府官員告訴路透社,根據照片、情報以及對西迪奎屍體的檢查來判斷,他死後慘遭分屍。更有消息指出,西迪奎死後除了被分屍,還被塔利班開車輾爛。英國彈道專家波伊斯(Philip Boyce)也向路透社指出,透過照片與X光照比對,西迪奎死後,還被槍枝射了好幾次。


路透社25日也公布西迪奎生前最後拍攝的採訪照,讓人緬懷這位勇敢的戰地記者。他在最危險中堅持一綫報導,當時他説:“如果我們不去,誰去?”


(Stephen Grey推特:曾獲普立茲獎的金牌記者西迪奎在戰地小憩。)


谢选骏指出:金牌记者死的更快——因为这使得回民对于印度人的鄙视又加上了对于西方人的仇恨。所以我说这是“普利策奖的致命诱惑”。

谢选骏:党商巨头与免死女魔



《马云代价最高昂的商业教训:中国只有一位领导人》(华尔街日报2021年8月23日)报道:


身为阿里巴巴创始人和亿万富豪,马云一度比肩贝佐斯、马斯克和盖茨等美国科技业传奇,但他马失前蹄于忽视了重要警告——在中国,一切仍由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了算。


马云(Jack Ma)无疑是既有头脑又有雄心,他白手起家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帝国之一,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将数字创新带给数亿人。他不是中国版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或比尔·盖茨(Bill Gates),他的成就足以与他们比肩。


如今,他几乎从公众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与21世纪的其他科技大佬一样,马云干什么都爱孤注一掷,他当下的处境与这种风格不无关系。


互联网的颠覆性曾被视为中国追赶西方的利器,但现在,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它成了一种威胁。为此,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正在改写商业规则。


据了解马云的人说,他没有跟上政府看法的转变,也没有意识到与政府步调不一致会产生什么风险。他们说,他多年来对警告置若罔闻。他的行事方式太像一个美国企业家了。


去年10月,即马云退出世界舞台之前,他发表了一次堪称其直言不讳典型事例的演讲,他指责了中国监管部门扼杀金融创新。数日后,习近平亲自介入,叫停了马云麾下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Ant Group)总额超过34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这本将是一次创纪录的IPO。此后,蚂蚁集团被迫重组业务,公司员工和投资者陷入茫然无措的境地。


中国政府对民营部门实施整顿,开出罚单,并启动了对民营企业的调查,以迫使马云麾下企业,以及网约车巨头滴滴(Didi Global Inc., DIDI)和TikTok所有者字节跳动(ByteDance Ltd.)等公司向国家利益靠拢。这些公司掌握大量的资金和用户数据,规模之大已到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步。


据熟悉马云活动的人透露,56岁的马云已经把此前接连不断的商务旅行和与全球领导人见面的安排,换成了打高尔夫球和阅读道家经典。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以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看到的马云的作品照片,他聘请了一位老师学习油画,一开始画花鸟,后来转向抽象风格。


据熟悉马云活动的人说,马云曾前往北京试图缓和事态。但官员们表示,这些举动来得太晚了且无济于事。马云至此已经偏航。马云野心勃勃和直言不讳的个性在中国曾吸引了许多狂热的粉丝,但在习近平和中共的加紧控制下,这将不再被容忍。


中国央行、银保监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参与监管阿里巴巴的中国政府机构都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对书面问题作出回应。


一位参与相关监管工作的北京官员说,马云本该把重点放在回馈党,而不是专注于自身利益。这意味着马云应该保持低调,采取更多措施支持政府企业,并与社会分享更多公司利润。


有些人为马云说话,认为马云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的行事方式很像西方科技大亨那一套——推动创新、追求市场主导地位、创造新产品、呼吁放松监管,然后赚钱。他们将蚂蚁集团(Ant Group Co.)和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的成功归功于马云的活力、个人魅力和职业道德。


前高盛(Goldman Sachs)大中华区董事长、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胡祖六(Fred Hu)说,马云希望在数字金融监管等复杂问题的公开讨论中发出建设性的声音。春华资本集团投资了蚂蚁集团。


胡祖六是蚂蚁集团董事会独立董事。他说:“我认为马云与监管机构的关系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


马云的发言人表示,《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有关马云活动的细节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未经证实的观点和/或第三方观察”。这名发言人没有进一步置评。


这篇关于马云与中国领导层关系逐步恶化的报道,是基于对中国政府官员和政策顾问、马云现在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以及他公司的投资者和员工的采访整理而成的。


2018年,马云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国际投资会议上。


遵从内心


当马云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业时,中国正迈入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他对互联网提升中国社会的潜力感到着迷。有时候,他会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政府办公室里,希望用各种机会了去解释他对未来的设想。


1999年,马云推出了阿里巴巴这个B2B平台,此后许多高层官员开始对他的热情表示认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就曾自称是马云的一个“认真的学生”。


进入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阿里巴巴开始壮大,马云出现在中国各地的便利店、机场和铁路候车室的海报和电视屏幕上。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他的成功之道,他在早期的一次演讲中说,一家公司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创始人能否有足够大的胸怀。


政府官员们也曾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许。习近平正是其中之一,他在本世纪初期当过浙江省省委书记,而阿里巴巴的总部就在浙江。习近平鼓励初创企业,这与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一致的。


一位前浙江官员回忆说,习近平曾鼓励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扩张,因为这些公司对国家有利。2007年,习近平离开浙江成为上海市委书记,据官方媒体报道,他曾到阿里巴巴视察,还问,“是否可以到上海发展。 ”


在早期,马云有时候会认为将商业计划向政府保密是更明智的做法,尤其是那些挑战监管边界的计划。


2000年至2008年担任阿里巴巴副总裁的波特·埃利斯曼(Porter Erisman)说,2003年在公司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政府官员暗示对马云一个名为淘宝的最新项目存在担忧,这个平台让人们可以直接在网上互售商品。


埃利斯曼撰写过《阿里传:这是阿里巴巴的世界》(Alibaba's World)一书,他回忆说:“当时人们感到震惊:‘等下,怎么回事?他这是要让人们互相卖东西,还不受监管?’”


埃利斯曼称,马云察觉到官员们的不安,他马上改变话题,带领到访者参观公司。


但后来,伴随着成功,马云的底气越来越足,也变得越来越大胆,几乎没有人能阻挡他。他大力宣传为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创建的在线支付服务支付宝,即便这项服务威胁到中国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


马云说,中国的银行在支持小微企业方面做得不够,因为这些银行过于关注国有企业。马云在2008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中国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任期内民营部门盛行的自由氛围开始淡化。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在马云的国际影响力蒸蒸日上之际,北京方面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首次募股交易中融资250亿美元,规模超过了Facebook的IPO,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交易之一。马云在当天的演讲中说,阿里巴巴融到的不是钱,而是信任。


2014年9月19日,马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庆祝阿里巴巴IPO。


马云宣称,让中国国有企业感到不安感觉很好。他2015年在美国接受电视采访时称,如果有人要为支付宝坐牢,那就让他去吧。


中国官员对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不断扩大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感到担忧。蚂蚁集团是由支付宝发展而来的,后者是一款有超过10亿消费者使用的支付应用。监管机构认为,蚂蚁集团利用从支付宝用户那里收集的数据,获得了对银行的不公平优势,并使国家难以监控信贷风险。


中国市场监管部门2015年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淘宝上销售的许多产品是假货、次品或违禁品。报告称,一些产品侵犯了商标权。


对此,阿里巴巴扬言要正式投诉。马云也为此飞赴北京,与发布这份报告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时任负责人碰了头。当日晚些时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从其网站上撤下了这份报告,并表示报告实质是行政指导座谈会会议纪要,不具有法律效力。阿里巴巴回应说,国家工商总局最新公布的信息证明了该公司的清白。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家工商总局态度转变,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张茅在2016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跟马云一再强调,‘你不是法外之地。’”


不过此番后退还是给许多中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阿里巴巴已经强大到可以挑战政府了。


中国官员还把目光锁定在蚂蚁2013年推出的余额宝身上。这款投资产品让数以亿计的支付宝用户能够把现金转入回报率超过中国国有银行存款利率的账户。


2018年,余额宝的主要基金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在管资产约合2,440亿美元。


中国监管部门下令蚂蚁缩减这只基金的规模,担心这只基金承担了过高的风险。


到那个时候,习近平和马云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


超时发言


2015年9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与美中两国的知名企业高管会聚一堂,其中也包括马云和IBM时任首席执行官罗睿兰(Ginni Rometty),当时每个人有三分钟时间在习近平面前发言。


除了马云,其他人都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发言的。据在场的人说,马云的发言长达10分钟,主要谈论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国公司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改善美中关系。


一位熟悉习近平看法的人称,习近平当时“肯定不高兴”。这是马云最后一次受邀与其他人一起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发言。马云的一位发言人称这种说法不实,但未做详细说明。


马云曾应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邀请参加在白宫举行的私人午宴。他也曾在巴黎爱丽舍宫与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讨论电子商务。


2017年年初,马云与当时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会面。在镜头前,两人走进位于曼哈顿的川普大厦(Trump Tower)大堂,川普称赞他的客人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企业家”。


在阿里巴巴成立18周年年会上,马云打扮成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样子,当着大约四万名员工的面,随着“Billie Jean”的节拍起舞。YouTube上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观看了这场表演。


虽然马云在国外名声大噪,但他在国内的影响力却在下降。他的私人办公室有时会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室向中国领导层提出建议,该办公室向习近平汇报。但马云只是偶尔得到回复。


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就像给所爱的人写情书,但得到的回信不多。


马云的发言人说,马云的私人办公室没有定期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交报告。


2017年9月8日,马云在中国杭州市的一个体育中心随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混剪跳舞。


过于庞大


2017年,中国央行要求银行切断与支付宝和其他非银行支付公司的直接联系,转而通过央行设计的平台进行在线支付。中国央行在内部文件中批评蚂蚁通过推进“无现金社会”来干预货币流通。据知情人士称,中国央行还担心蚂蚁变得过于庞大,一旦发生金融崩溃将无法挽救。


当中国政府打压其他企业家时,马云炫耀了他管理政治风险的技巧。马云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创业者永远要比监管者走先一步,我们必须这样做。


2018年,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约有50位企业家受邀参加,马云不在其中。


监管部门对蚂蚁的其他产品也提出了担忧,其中包括花呗(Huabei),这是一款类似虚拟信用卡的服务,有助于促进消费者的消费。花呗在2015年推出后在中国年轻买家中很受欢迎。


蚂蚁最初主要使用资产支持证券为花呗贷款提供资金,而不是像银行那样使用存款。出于对金融系统杠杆过高的担忧,2017年底,中国央行对蚂蚁和其他贷款机构发行此类债务工具为贷款提供资金的能力设限。


蚂蚁试图与银行合作提供资金。该公司转移了大部分风险,但没有完全分享自己评估借款人信用的方法。这给监管机构带来了新的麻烦。


截至2020年6月,花呗的未偿信贷占中国家庭短期债务的近五分之一。


去年,一位顾客在北京的一家商店展示了她的支付宝付款确认信息。


最后关头


去年夏天,马云在合肥邀请安徽省援鄂医疗队员吃火锅以示感谢。当地媒体在一篇报道中称他为“马老师”,并说他为客人唱了戏。


据一位知情人士说,政府高层领导很恼火。中国政府因为抗疫表现而受到好评,一些官员认为,以马云的身份不应该由他来感谢一线工作者。


去年8月,蚂蚁集团在提交IPO招股书时首次披露了详细的财务数据。一些监管机构看到蚂蚁的贷款业务已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感到措手不及。官员们重申了管理潜在金融风险的必要性。据参与监管工作的人士透露,他们也不希望看到那些投资了蚂蚁集团的亿万富豪和其他重量级人物因此变得更富。


一些中国投资者抱怨说,蚂蚁集团在IPO路演期间表现得很傲慢,要求意向投资人提交介绍报告,并限制与公司管理层会面的人数。


尽管在上市前的一段时期,蚂蚁集团本应该保持沉默,但马云却在去年9月与中国流行巨星王菲(Faye Wong)一起直播了一首歌曲。


蚂蚁集团去年10月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688688,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这组代码数字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吉利的。外界认为,蚂蚁集团获得这样一串让人艳羡的数字,是其实力的象征。


就在马云去年10月发表演讲指责监管部门的前一天晚上,他提醒员工,自己准备批评监管部门。


在演讲发表几个小时后,国家监管部门开始整理关于马云旗下公司的报告,包括蚂蚁集团如何利用数字金融产品鼓励过度借贷和消费,从而威胁到中国经济。


随着习近平叫停了蚂蚁集团的IPO,马云的登峰之路戛然而止。


几周后,有阿里巴巴高管表示主动承担责任,但马云说这样做不对。面对原本可能成为他最高成就的IPO的失败,马云说,责任在他自己。


行人走过交易广场,这里是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


网民哀嚎:


g2j2 2021年08月24日 16:31

习总打的是上市圈钱的权贵们和外国资本,打的是假中国企业实外资控股的帮西方做买办的卖国贼,不只是阿里巴巴、不只是蚂蚁,习总一下子叫停了四十多家的公司上市!阿里巴巴是马云的吗?阿里巴巴是孙正义的!习总加油,资本脱钩,让外国资本割肉,收阿里为国有!


g2j2 2021年08月23日 22:01

肖建华自命高智商,如今不知生死。


foxnews 2021年08月23日 20:44

所以这位老兄高考三次才成功的恶果显现出来了……情商很高,智商欠不少啊……

popchengz 2021年08月23日 19:51

中共喜欢呃杀私营创新因为他们不容易受控制而且很容易让体制内不满的人群聚集成为对抗的组织所以他希望一切都是国有然后每一次创新成功都用升官方式把这些创新人材绑在政治层面上而忘却他们的长处久而久之创新发明就变成了升官的途径那如果创新发明不出来怎么办呢那就要忽悠那些国外的公司进来国内市场通过行政和偷窃行为占为己有。。所以每次我看到那些新科技公司充满信心地想在国内市场赚大钱的时候我就想笑你想赚国内人家的钱人家政府是想连你都要吃掉。估计特斯拉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人窃取了技术还投诉无门再去伸诉那就直接行政干预连皮带骨吃松拿下。

g2j2 2021年08月23日 19:38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外国公司,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是最大的两个股东,马云就是一个白手套,持股比例也低得可怜,他们就是联合起来,用中国公司的名义和特殊的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然后在资本市场圈钱。

g2j2 2021年08月23日 19:37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外国公司,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是最大的两个股东,马云就是一个白手套,持股比例也低得可怜,他们就是联合起来,用中国公司的名义后特殊的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然后在资本市场圈钱。

天总是蓝 2021年08月23日 19:08

马云就是把所有个体户变成他的快递小哥,就业人口还是那么多,没创新,但雇佣关系都变成给他打工了,还得说给他打工是一种幸福。周扒皮只是赚你早上一点时间而已,他连晚上都赚了,这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员。


谢选骏指出:马云是个“党商”,必须听从党头的指挥,这是当入党的誓言。但是这个党商变成了巨头,却挑起了小丑的舞蹈,都忘记了他的偶像是怎么死的。马云的热舞,让我想起了连环杀人的女魔劳荣枝也用热舞来掩盖她的劣迹,虽然落网却得以免死至今——党商巨头要是个女的,是否能够像女魔一样死里逃生?

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

谢选骏:马来西亚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华人减半



《不到60年时间,马来西亚华人比例骤减近半,到底事出何因?》(2021-01-11 浦江寓客文史)报道:


清末,福建、两广等地的华人大批迁居马来西亚。


“华人先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大胆开发锡矿、拓展农耕地、建立村镇及塑造井然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促使马来半岛各土邦逐渐繁荣起来。至独立时,绝大部分华人已落地生根并安分守己地以这个国家为安身立命之地了。”

至今,那里仍是我国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之一,近700万人。


其中,2017年,马来西亚的马来族占比68.8%,华族占比23.2%,印度人占比7%,其他小的种族如卡达山族、伊班族等仅占比1.0%左右。


在马来西亚统计局给出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人口在2017年已经突破3200万人,同比增长了1.3%,而华人却下滑0.2%。


曾几何时,马来西亚华人占比马来西亚人口40%多,几乎和马来族人并驾齐驱,现在仅有23%左右,总人口占比下降了近一半。


按照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移民速度,在2040年,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将从1957年的38.2%下降到18.64%


是什么导致马来西亚华人锐减呢?


作为将中国文化保留最好的海外华人群体,又是什么让他们不再遵循“多子多孙多福气”的传承呢?


政治的歧视政策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在东南亚一带的地位问题一直是个敏感且复杂的问题。


虽然大多数华裔已经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可是华人不能享受平等待遇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都是普遍现象,这导致华人不断移民流失。


马来西亚独立之初,掌权者是马来人。


当时马来西亚华人众多,且经济实力强悍,很多独缺的行业都掌握在马来华人手中,这种被外来人掌控经济命脉的感觉实在不好受。


他们担心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华人联合,抢夺原住民的权利地位。


为消灭这种潜在危机,1964年,马来西亚联邦国会以126票比0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行撵走刚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年的新加坡以及大部分华人,用以维护马来人的利益。而新加坡的分离又降低了华人的数量,以致华人比例大幅减少。


之后,推出的“保护多数民族法案”更是成为马来华人沦为二等公民最直接的罪魁祸首。


在马来西亚的政坛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种族政治,就是把政府所有的政策种族化。


为了让原住民享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政府福利,马来西亚政府制定出世界少有的“旨在保护多数民族(马来族)”平权法案,从而导致很多不公平地方出现。


政坛新锐,为了让自己的选票高于对手,往往会利用民族矛盾牺牲掉华人的福利待遇,来获得马来人支持。


不公平的教育


政治的不公平,已经让华人受够了。


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更让华人头疼。


在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中,本来就名额十分有限。


《1961年教育法令》,给予马来人和其他种族的占比是七比三。假如有一百个名额,马来人最少占七十个,剩下的三十个才在华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中选拔。


不管你的成绩有多好,真正决定你能否跨进大学校门的是运气。


就算运气爆棚,能够进入大学学习,能不能读到自己想要的科系,还是未知数。


在所有的热门专业像医科、工程、法学、药剂、生物这类的指标,通常会先照顾马来人。政府设立的海外奖学金也多是分发给马来学生,当地人称这种现象为“固打制”。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认为只有读书才是光耀门楣的途径。


很多贫穷的华人家庭,宁可省吃俭用、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读书。


公立不行,就去私立大学。


为了维护华人接受华文教育的权利,华人在1977年开始推动独中复兴运动。


这样的做法直接促使马来西亚私立大学迅猛发展。


现今在马来西亚有1200余所国民型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和3所大专院校。是目前两岸三地以外中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


在世界最佳留学城市排名中,马来西亚排名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二。马来西亚私立大学的教学品质完全赶超公立大学。


可笑的是,马来西亚当局不承认私立大学的学历,哪怕世界上通用也不行。


这也伤透了华人的心!


此处不养爷,自有爷去处,聪明的华人选择了离开!


奇葩的经济政策


在马来西亚职能部门中,完全看不到华人公务员的身影。因为所有的岗位都要留给马来人。


不仅如此,任何大、中、小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马来人工作,否则政府有权拒绝这样的单位申办任何手续,严重的甚至禁止企业经商。


限制雇员种族,这个也算是奇闻了。


不止如此,马来西亚的住房卖给华人和马来人有着天壤之别。单纯从价格上,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歧视。马来人购买房产,不但可以有政策扶持,还可以申请10到15%的折扣,而华人就算是全款也不见得能够顺利购买。


马来西亚国民中,纳税人仅有百分之十,而这百分之十中,有九成以上是华人在纳税,马来族享有免纳税的特权。


在这样各种不平等对待下,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无奈选择移民国外,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华人最多的新加坡。


新加坡针的移民华人不仅享有原住民一样的待遇,还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可以说新加坡是华人移民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经济越来越繁荣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移民海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大约有一百万人次,而移民去新加坡的就有五十七万人次。


生活压力大


中国有句俗语:再苦不能苦孩子。


在马来西亚生活的华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很高,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孩子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也是导致马来西亚华人生育率普遍比较低的关键。


在城市里生活压力本就很大,养一个孩子尚且不容易,多生几个,谈何生活质量。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宁可花费大力气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也不愿意生几个孩子沦为挣钱的工具。


而原住民马来人的观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孩子多了才能防老,所以,一个普通的马来人家生育四五个孩子,甚至七八个孩子都是正常现象。而且他们普遍早婚,在各种政策都倾向于原住民的马来西亚,他们并不担心孩子多了负担大的问题。


马来华人女性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原住民马来女性,这也导致很多华人女性大学毕业,就投身职场。经济独立后社会地位提高,他们就不再甘心成为家庭主妇,生育率自然也降低很多。


婚念改变后,迟婚、迟育、不婚、不育逐渐盛行。


科技发展也使得避孕、节育便利快捷,大大减少意外怀孕的出现。


结语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普遍性,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老龄化行列。对此,马来西亚当局并没有任何应对措施,适龄劳动力日渐匮乏,成为马来西亚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华人的减少意味着马来西亚经济迟缓、私企减少、税收降低、专业人士匮乏,国家发展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任何一种与种族挂钩的政治都无法长远,马来西亚华人逐渐减少,老龄化、少子化正是种种不平等政策下的应激反应。


如果只是一味地针对马来西亚华人,对其他国家乃至于华人的母国都不会受到影响,有的只是马来西亚的衰败。


就连马来西亚总理都曾说:没有华裔社群,马来西亚不会有今天的面貌;没有华裔社群的支持,马来西亚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谢选骏指出:不到60年时间,马来西亚华人比例骤减近半,到底事出何因?上文什么都说到了,唯独没有说到“马来西亚的种族灭绝政策”。因为在那个“国家”,华人是二等公民,连担任公职都受到重重限制——比中国大陆的争取独立建国的少数民族所受到限制还多。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的种族灭绝,是恐怖主义的温床。

2021年8月23日星期一

谢选骏:“古典精神”是“乱世”的产物



《中国历史的轴心期》(李冬君 2020-08-03)报道:


王权的分量变轻了,王朝的格局变小了,但诸侯国却一个接着一个繁荣起来;周王室虽不能主导国际关系的发展,却能在国际利益的纠纷中,发挥协调和仲裁作用。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个拥有共识并可以共同信守的时代。


文化的江山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轴心期”的历史分期法,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精神发展史和认识我们自己,都具有非常的启迪意义。他发现,人类历史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经历了一次理性的洗礼和觉醒,之后,但凡经历这一次理性洗礼的文明,都曾有过一次飞越,并且影响至今。所以他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期”。


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在转型在飞升,尤其人类精神,如电火行空,迸发理性之光,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开始从神话故事中走出来,走向人类自己,讲人类自己的故事,开辟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性样式,而如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被作为当代人的精神资源在传说。是的,无论古希腊抑或中国,都在这同一时间点上,同时被理性精神照亮。


理性精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古典精神。古典与古代不同,进入古典时期之前的历史,为古代时期。古代是指历史的过去式,因为不具有人类性和未来性而成为历史标本。古典精神正相反,它因为始终关注人性或者人类幸福本身而与人相随始终。


从古代到古典


依据“轴心期”这一历史坐标来看中国历史,中国的“轴心期”,大约始于公元前800年的周公时代,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秦国统一。在这6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经历了从古代到古典的过程,包含了古典意识的滥觞期、古典思想的生长期和古典文明的形成期。


轴心期的中国出现了两个标志:一个是周孔之教,从周公到孔子,礼教精神统一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另一个是周秦之制,也就是王朝中国从西周的封建制向着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发展。


依据雅斯贝斯的历史分期,中国还可以分出两个轴心期,一个是周公时期的理性萌发,一个是先秦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


从文王演周易,到周公制礼作乐,我们见识了中国历史上从理性觉醒到建立制度的第一次思想创举。《尚书》说,周公摄政七年,每年都要完成一个壮举,分封建制、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营建东都洛阳等,直到把殷商的神权统治转向西周的以民为本的理性政治原则,正如王国维所说,这是一次社会巨变,是一次社会转型。


而以老子、孔子为核心的先秦诸子这些群星丽天的思想巨子们,在理性启蒙的同时,更多关注的是人性与政治的现实张力,他们甚至把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用于思考一个主题,那就是人性或人心与治理之间无穷无尽的博弈关系。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形成了中国文化里特有的依附性基因,以及作为思想者的世俗化胎记。


但是,春秋诸子与战国诸子,他们仍是中国轴心时代一道理性的精神风景。古典精神,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先秦诸子那里,才显示了勃勃生机,才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诚如雅斯贝斯所言,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理性的太阳同时照亮了东西方,希腊哲人和先秦诸子並世而立,人类还没有哪一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壮丽。


关于历史意识


轴心时代,人类理性的觉醒,首先始于历史意识的觉醒,它表现为人类对时间的自觉或者理性认识,人们发现了记录历史的意义,人类可以在自己的活动时间秩序里积累经验和智慧。


追根溯源,历史意识的觉醒,要从荷马与周公谈起。希腊有荷马史诗,荷马是游吟诗人,以说唱的方式,讲述古希腊的来源和历史,希腊城邦制,就在“史诗”的摇篮里诞生了。


周公也有“诗史”,西周的封建制在“诗史”中诞生,“诗史”是西周的“祭祖歌”,西周人在对祖先的礼赞中,总结祖先的历史经验,总之,史诗与诗史,都是对人类在时间里的活动轨迹的自觉。


“史诗”,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精神在“英雄的故事”里孕育。而荷马就是古希腊民族集体记忆的代表,他的说唱赋予一个海洋文明英雄主义的理想;“诗史”则是一代王朝的宗庙记忆,以家族为核心,用“祭祖歌”的形式,以血缘亲戚为纽带,把家族的宗庙祭仪转化为国家方式的宫廷礼仪,在对祖宗的颂唱中,追赠祖先的合法性,求证祖先在历史中获得的天命庇佑的历史轨迹,神化祖先。如《诗经》里的颂诗。


史诗和诗史,有时会与神话交错,也有为祭祖的配乐诗,严格说来,它们还都不是历史。但历史意识就这样在东方和西方同时醒来。


历史意识的完全自觉,应该从对历史的纪年开始。如公元多少年发生了什么事件。殷商甲骨文有文字记录事件,但只是记录商王的战争或祭祀等活动,没有对时间的认识。直到西周厉王时,西周人才开始了对重大事件的记录加上了时间的定位,也就是历史纪年的开始。


周厉王垄断山泽之利,又不许百姓议论劣政,所以翻车了。没了周王执政,大臣召穆公与周定公商议共和执政,并将“共和执政”的事件缘由记录下来,在中古历史上被称为“共和元年”,这是中国有历史纪年的开始。


纪年,是以人为尺度来测量时间,它意味着人类行为剪断了神话的脐带,从神话转化为历史。有了纪年,在神话思维中作配角、跑龙套、无足轻重的人类,在历史意识中成了活动的主体。当然,有了时间意识,短暂、无常,便在现实中取代了永恒,人们开始关注短暂的意义。纪年,还是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自觉。中国纪年,虽以“共和纪年”开头,但它还是自发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不能代表王朝史观,不过是面对暴君和暴民,所做的一个临时性的策略选择,并非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安排。


西周人历史意识的突然觉醒,主要原因还是要对列祖列宗有所交代的忧虑,召、定二公立此存照,是要告诫后人,他们共同执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僭取”夺权,而是两人“共和”执政,等待新君,迎接新的天命莅临,为此,将他们的“忧心”与“期待”记录在历史的年表上,这便是“纪年”。


以“忧”纪年,是从忧患中开始了纪年的自觉,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面,那就是对于未来的忧患意识。所谓我们常说的国家与民族“兴于忧患,亡于耽乐”。而西方的历史纪年则与中国不同,它们始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是一场盛会,是一场庆典。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凭借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共同信仰和对人体美的理想,在被圣火点燃的体育运动带来的集体欢腾中觉醒了。


东西方在轴心期,历史意识已经出现了差异化,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始于欢乐和赞美。在对历史的自觉意识中进入轴心期,形成的理性气质却各有不同。中国历史纪年,比古希腊早了半个多世纪,与此相应,此前周公比荷马,此后孔子比苏格拉底,也都早约半个多世纪。在轴心期时代,中国文明就已经表现出一副少年老成的矜持和沉郁。周公用周礼治理天下的理智,似乎比荷马的英雄主义的诗性更加实惠,孔子的国家化伦理,也比苏格拉底的思辨性真理更富于人情。


然而,从西周“诗史”,到春秋各国的“国别史”,还都是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王室家族史,它们还没有获得清晰的历史形式,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对于历史的自觉使命。如宗庙的颂祖之诗,只是一族之史,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各国史记,也是各诸侯王族的私家史。


直到孔子著《春秋》,他把“吾从周”的价值观注入历史,以周文王为历史发展或追求的目标,才开始中国历史的觉醒。《春秋》以“王正月”开篇,表明孔子要以王为主体,来写王的历史。所谓“王史”的王,是指文王,文王为王道之始,成为孔子的理念王、理想王,是现实王的榜样,也是王道的目标。这个“王史”有了一种普遍性的历史目标和历史使命感,是全民的历史、天下的历史。


轴心期历史观初现


老子留下深奥的五千言,然后毅然决然向西出关去了。孔子生逢其时,正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


哲学,从发现自然开始,古希腊人的理性之眼由外而内,从自然出发回到人自身,从寻找自然的始基到发现人的灵魂,这一思想历程,从泰勒斯到赫拉克利特,从毕达哥拉斯到巴门尼德,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不是哪一个民族都会如此幸运地产生哲学,并出现一个“哲人共和国”,它是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的统一。即希腊哲学有三个世界,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它们各自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边界。


而中国史官文化,从孔子到司马迁,都没有分别三个世界,他们都将三者统为一体。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于“究天人之际”。人与神的统一性,在于“通古今之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世界发展并不充分,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以鬼神形式出现的祖灵,而祖灵既是神的,又是人的,就其在天之灵而言,它属于神,就其作为祖先而言,它无疑又属于人。作为神,由于血缘纽带束缚,它未能超越生死获得独立的发展形式;作为人,它又只能以鬼神而存在,人性的因素在鬼神形式中得不到充分发展。


孔子对于作为鬼神的祖灵,敬而远之,对于祖先之灵,则以历史来安顿。他没有把人和神的世界分开,未剪断人和神的脐带,而是将他们一体化。


对于自然,孔子也是以人为自然产物,来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生万物,原型为父母;天地之自然,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而自然本身,则是一个物理化的世界。作为生物性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物理性的存在,人与自然分别各成一世界。与自然为一体者,理性习惯顺因自然,常以自然为法;而与自然相对而两立者,理性则惯于支配自然,为自然立法。


孔子的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个王道大一统的以人为本的世界。他的大一统的世界,是“理想王”的世界。时间,以“理想王”来标记,纪年纪月纪春秋;同时,历史事件总要在具体的空间发生,所以,他的历史空间,也以“理想王”为中心,那个“王”,可以参天地化万物,可以将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三者统一。


正如孔子把文王作为他的理想王一样,孔子本人虽然不是现实中的王,却也被后世尊为理念之王,所有现实中的王都要向他看齐,因为他为现实中的王建立了王的范式和标准,也就是以民为本的王道。


秦汉以后,孔子作为“王”的万世师表,却又没有现实的王位,所以被称为“素王”。所有现实中的王都是相对的,都有偶然性,唯有理念之王是绝对的,能超越无常或者超越不确定性,成为永恒之王,这样的王,只能是“素王”。


有制度安排的王,是“帝王”。没有制度安排的王,是“素王”。“素王”与制度无关,而是要有“理念王”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吾从周”,是孔子的文化选择,也是理想自白;是总结古史,也是寄托未来。这就是轴心期孔子的历史观。


周礼的新生


孔子之时,周室已经衰落了,而周礼却还在普世,有相沿未变且发扬光大者,随着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礼不下庶人”解体了,“礼失求诸野”成为了新时尚。


西周政教也已然向东发生大转移。东周“礼崩乐坏”,虽说早已开始,但还在进行中,不过,那是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来说的,对于诸侯,则无疑是一次大解放,作为最高的政教,礼从顶端跌落下来,天子失礼,由诸侯来奉行,礼之用,不是靠了天子的权威,而是凭着礼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为各国所遵守,被诸侯当作国际法那样的国际关系的准则来用。


天子式微了,难以号令诸侯,可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共主,还是得到了各国的认可,更何况周室的宗法地位还在,故天子的政教礼仪依然。各国的事,由各国自己去办,各国之间的事,按照周礼的要求去办,国际纠纷,天子可以协调,但再也不能主宰。


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时期,虽说王权的分量变轻了,王朝的格局变小了,但诸侯国却一个接着一个繁荣起来。周王室的地位和作用,也有点像现在的联合国,虽不能主导国际关系的发展,却能在国际利益的纠纷中,发挥协调和仲裁作用。同时,还能对提出无礼要求的国家,在得到各国同意之后,以周礼为依据,作出制裁和征伐的决定。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一个有礼可依的时代,是个拥有共识并可以共同信守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除了呈现具有文明样式的礼,还兴起了能够表达国家意志的诗,因此,那时各国往来不光行礼,还要吟诗,彬彬有礼的国际政治,外交上要表现出优美的诗意,政治文化化,要有诗意的栖居,由此产生了一代“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的新人,即“君子”,这批君子新人,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君子的人格范式。


君子的政治,要有个审美的样子,政治虽然功利,也要不离诗意,虽有成败得失,但凡能求成仁取义,就是君子人格的表现;若仅以成败论作得失计,那便是小人政治。而君子从政,不但是遵从制度的政治,更是遵从人格的政治,既要体现制度化的利益属性,更要表达人格化的精神属性,政治不光是制度在兑现,更是人格在行动,因此,君子的政治人格必须超越制度安排的功利性诉求,而有更高的历史目的论的目标。目标可以放在未来,而确立目标的依据,则要从历史中寻求。君子人格立于诗礼,追求天下观。


孔子“吾从周”,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出一条“法先王”的君子政治的源流,不仅为现实制度提供正当性来源,还是君子人格转向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格的一个主体性建构。


孔子之前,240多年的时间里,官学分化为百家之言。孔子从百家言脱颖而出,成为一座分水岭。此前,百家出于官学,经他转化,而归于儒家;此后,儒家由分化而异化,产生了新百家,百家殊途,同归于中国圣化。


如果说春秋时期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还带有礼乐文化的封建气质,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周道不行,礼乐文化让位于耕战,使得百家争鸣也带有明显的兼并作风。春秋诸子尚有周礼可依,战国之世,周礼也被打破,礼制转向法术势。


中国轴心期,周礼经历了两变,从周礼至春秋再至战国有两变,春秋时期,经由孔子一变,寓仁于礼,而有仁礼合一。到了战国时期,经由荀子又有一变,引法入礼,要礼法并用。


秦汉大一统后,思想上也要实现帝王大一统,我们看到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再到“独尊儒术”的思想围剿,古典精神至此便告衰竭,古典精神的理性花朵还未结成政治文明的成果,就已凋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


谢选骏指出:作者所谓的“古典精神”,其实是“乱世的产物”——哪怕是“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如此,遑论诸子百家怎是礼崩乐坏的每况愈下。由此可知,现实社会越是悲惨,精神世界越有机会——建安文学超越秦汉,也是如此。再看欧洲也是如此——希腊古典精神高涨,正是城邦战乱危机,等到罗马大势底定,活的思想立即灭亡。


2021年8月22日星期日

谢选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陷阱



《现在是“新轴心时代”吗——与汤一介先生商榷》(2018-07-30 生命与国学


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头条号,以飨读者。



 

现在是“新轴心时代”吗


——与汤一介先生商榷



何二元

何二元 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


【摘要】关于轴心时代,为什么雅氏和汤先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新轴心时代”的到来,是像汤先生描绘的那样?也会像汤先生想象的那样吗?在摆脱“新轴心时代”之类的理论束缚之时,汤先生显露出人性的更加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就意外地更加接近了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回归历史上那个轴心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今天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源头,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时,它会喷涌而出的根源。当我们对世界上明显的和已有的东西信赖不再支撑生活时,那么对于万物起源的信任就必须打下基础。


关键词: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

汤一介先生是我一直敬佩的一位学术前辈,这不但因为他在哲学研究上的骄人成就,尤其是他不属于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比起更老一代的学术前辈(比如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他更多了一些社会关怀,由此使自己的研究从哲学进入文化研究、甚至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学术界天天争论人文精神,我觉得汤一介先生的学术取向才真正体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


但是,进入原本自己不是很熟悉的研究领域,就意味着要冒一定的风险。文化研究不可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具体文化背景,甚至还会受到高层文化政策的制约,这一切,都可能使研究发生一些偏向。在汤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文章中,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新轴心时代”。这显然是试图为他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背景,但是这个背景能否成立,还有必要仔细商榷。

 

轴心时代理论,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因其突破了长期来的西方中心论,引起东西方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引起过热烈讨论。“新的轴心期”“第二个轴心期”之类的说法,也是书中固有之意,只是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一直到新世纪到来,才突然引起世人的注意。按照汤一介先生的介绍,这个“新轴心时代”问题的提出,大概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间段里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美国,比方说杜维明教授就在1999年作了一次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香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3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都讨论这个问题。而汤先生自己也是在1999年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的。


据我考察,汤先生关于“新轴心时代”的具体提法,经过了一个从谨慎推敲到大胆确定的过程。在2000年和2001年里,汤先生通常的说法是“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到了2002年变成“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从2004年开始,汤先生多次说:“当前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已经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了。

 

汤先生对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虽然越来越确定,但是用以支持判定的材料却始终就那么几条,这似乎是宣传多于研究,而且几年里也没有人与之争鸣,显得有点寂寞。我对轴心时代的问题本来没有什么研究,但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也就不揣浅陋,对“新轴心时代”的命题提出一些质疑,就教于先生。


二、


“新轴心时代”的话题是接着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讲的,汤先生关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概括起来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包括从2000年到2002年的一系列文章,其大致的论述如下:


新的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有鲜明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


1.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联成一片,因而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


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觉得汤先生说的这三条假如仅仅是向我们描述21世纪的局面,那么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假如要纳入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就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第一条,经济全球化等等固然是第一个轴心时代所没有的,当时的中国、印度和西方是三个没有地理上联系、互不知晓的地区,但是这并不等于不会产生全球意识,雅斯贝斯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8页。以下引用此书皆只标明页码。)“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第9页)“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第14页)“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逢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第15页)


为什么雅氏和汤先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我认为可能是两人的历史观有所不同,雅氏用来描述历史结构的标准是“精神”和“人性”,所以他眼中的全球意识首先是精神上的默契,而不在乎地理上是否勾连。而汤先生的历史观念显然与之不同,他更注重世界文化的实际交流,他的全球化概念首先是一种“经济全球化”,后面虽然还提到“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但核心是经济,他在2000年末和2001年初的两篇论文内容相同,标题却分别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和“新轴心时代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也许就泄露了这种同构关系。所以他更重视从生产关系看轴心时代,他多次这样描述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这样就很难再和雅氏说到一起,因为在雅氏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史的根本要素,工具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点,成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55页)人假如丢掉了精神,那么不要说铁器,即使“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第37页)

 

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汤先生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雅氏倒不无唯心史观之嫌。然而,汤先生的“新轴心时代”既然是接着雅氏的轴心理论说,而且又无批判雅氏理论的意思,那么最好还是要迁就一下雅氏的意思,况且在今天这个技术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雅氏的观点也未必没有矫正时弊的功效,否则我们又何必附和这位哲学家的轴心时代理论,径直谈论“共产主义”岂不是更好?(后面还将谈到,“新轴心时代”和共产主义最终恐怕是同一个概念。)


其实,雅氏的轴心理论也并非一味玄虚,他只是认为历史统一的第一步是精神性的,假如真的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就应该以实体的统一为标志。他在书中也一度说:


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第113页)


这个“新的轴心期”的可能,雅氏接下去立刻就否定掉了,这里不论,且说所谓“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雅氏的意思绝不是汤先生认为的那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雅氏的观点恐怕更彻底,彻底到我们东方人难以接受,他说:“问题就是在世界帝国之路和世界秩序之路之间进行选择”:


世界帝国。这是通过单一权力达到的世界和平,这权力从地球上的某一点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


世界秩序。这种统一除了由协商产生的共同决定提供的力量外,别无其它联合的力量。……(第224页)


世界帝国,恐怕正是美国等一些世界大国所梦寐以求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是这种帝国梦的反映。世界秩序——可能比较符合汤先生所寻求的世界文明对话,然而这方案似乎也非常遥远,而且风险重重。雅氏说:


在形成可靠的世界秩序之前,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过渡时期。(第232页)


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像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第235页)


所以,“新轴心时代”的到来,绝不会像汤先生描绘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这么简单,它要求“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也不会像汤先生想象的那样乐观,在建立这种“实体”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世界帝国”和“绝对毁灭”的危险,现在就欢呼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会使人类忘记这样的危险,因而是有害的。


汤先生的第二条描述,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科学打破了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耗散结构”理论,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对于学术界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题目,然而“新轴心时代”命题涉及时代性质的判断,实在是一个超越一切具体学科的更大课题,区区“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等具体学科的研究突破,又怎么足以证明今天已是“新轴心时代”。


如果说前两条材料只是在“新轴心时代”的理论框架中才显出不妥,那么第三条的问题便严重得多了。我们知道,柏拉图、孔子等伟大思想家的出现,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理论中是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的,读过《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记,雅氏这样开始对轴心期的描述: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第8页)


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无不把知识阶层的崛起,精英文化阶层的崛起,视为轴心时代的一个最重要标志。而轴心期的局限也正表现在这里:


个人获得的成就决没有传授给大众。人性潜力(Potentia-lity)的顶峰和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变得异常之大。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第10页)


……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第12页)


所以,假如今天出现新的轴心时代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大众跟上先知们的步伐,人性直接地在整体上升到尽善尽美的高度。然而汤先生却说:“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移”“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显然不符合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因为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永远保留着“伟大思想家”的崇高位置,他说:“有一样东西看来能永远坚定不移:人性及其在哲学活动中的自我反思。甚至在崩溃的时期,仍可能存在高级的哲学,历史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第266页)为此,他差一点就把“第二轴心”的称号给了欧洲的科学技术时代,他说: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90页)


当然,最后他收回了这个称号,不是因为新的轴心期不应该出现“伟大思想家”,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二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第90页)


其实,当汤先生只要不再硬套“新轴心时代”理论时,便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今天没有孔子这样的思想家的真正原因。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说,读高中时,自己曾幻想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他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最后汤先生无奈地说:“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


由此看来,中国今天的缺少思想家、哲学家,完全是社会生活畸形发展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个世界问题,世界进入科学技术时代以来,人文科学受到了压制,社会思想日益平庸,国际思想界为此呼唤“公众知识分子”。那么,假如现在把这种反常现象反而说成是“新轴心时代”的标志,不管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实际上都是起了使畸形平庸的社会现象合理化合法化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一条尤其需要慎重考虑。


从2002年末起的一系列文章与谈话中,汤先生对自己的“新轴心时代”理论作了细微修改,形成第二个版本。仍然是三条,但是内容略有不同。以《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和平与发展”问题可有之贡献》(2002年9月16日)一文为例,汤先生说,“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


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


这三条意见坚持到2005年,基本上都是这个说法。第一条讲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无疑是对的,然而与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似乎相去太远。第二条就是第一个版本的第一条。第三条讲“全球意识”,前面已经分析过,假如真的是“新轴心时代”,那么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识”,还要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这些内容前面已经都分析过,这里不再细说。


三、


既然汤先生是接着雅斯贝尔斯的理论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还是雅氏轴心期理论的原意。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了吗?仔细阅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我们发现雅氏的结论是完全否定的。书中起码有四处比较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处,第一篇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中说:


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


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


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


起源和目标不可能获得任何令人信服的感性的真实形体,我们可用下列符号表明它们:“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第33-34页)


这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误以为今天的科技时代正在使我们走入“第二个轴心期”。但是仔细理解就会发现,这里的“第二个轴心期”与其说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目标,它意味着“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不朽的精神王国”,它为我们悬设了一个至高的精神目标,为人类历史的前进指明了方向,然而却未必有哪一个时代的人能够声称自己已经进入了这个目标。这有点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一代一代为之奋斗,但是任何宣布今天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最终都是有害的。


第二处出现在书中的第一篇第八章“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在谈到欧洲近代以来的发展时,雅氏说: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89页)


然而他立刻否定了这一假设,他说:“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诚然,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些世纪是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它们构成了我们文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我们的直觉与洞察力的丰富来源。可是,它们不是全人类的、包罗世界的轴心,它们到后来不可能成为这种轴心。”(第90页)这反映了雅氏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彻底性,恐怕也是他的轴心期理论较长时期里受到西方世界冷落的一个原因。


第三处出现在书中第二篇的第一章“本质更新:科学和技术”,重点分析了科技时代与轴心时代的本质区别。雅氏说:在科学技术时代,“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第112-113页)基于这一点,他批评了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点,说: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这是在基督教轴心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它假定已达到顶峰和完美。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媲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第112页)


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像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第113页)


第四处出现在第二篇第二章“世界现状”,雅氏说:“如果我们现在进入人性的新的急剧质变,那么它不是轴心期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


从内部看来,涉及到一些与轴心期表现十分不同的东西。那时是丰富,而现在则是空虚。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第160页)


看来,雅斯贝斯不但不认为今天已经进入了“新轴心时代”,而且认为从人性和精神的角度讲,今天的世界简直就处于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期的水平之下。话说得这样明白,我们再说什么“新轴心时代”恐怕就言之无据了。


四、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于1949年,今天,已经又过去半个世纪了,那么,今天的结论是否可以比半个世纪前稍微乐观一些呢?恐怕未必。对此,汤一介先生也从不讳言,他在世纪之交的“新青年千年论坛”上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的讲演中说: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环境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臭氧变薄、空气污染、海洋毒化、人口暴涨等等吧。就使得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破坏了自然,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由于对利益和权利的争夺,就造成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甚至于战争;对金钱的追求,造成了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这样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物质欲望的膨胀这就造成了人自身身心的分裂。


这个结论,同样出现在汤先生同期的其它不少论文与演讲中。在本世纪初的一次会议上,汤先生还曾作过一次“我们能否走出‘信仰危机’?”的发言。事后,他为这篇稿子写了一段附记,说:


此文录入电脑的时间是2001年2月。我和我的许多朋友都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人类走出互相残杀、尔虞我诈、追求“金钱和权力”,能有“自由歌唱的生活空间”的世纪。可是世纪的第一年,就发生了“9.11”事件,人类社会陷入了混乱,到处充满着火药味,难道二十一世纪要比二十世纪更加恐怖吗?人类难道真的进入了“末法”时代吗?对此,我不能回答。我想当前无论哪一个思想家都很难回答。因为“金钱和权力拜物教”已经成了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领袖的信条。我们,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被边缘化了。而现在我们更加无力了,但我们还在做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些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未泯灭吧。


在摆脱“新轴心时代”之类的理论束缚之时,汤先生这才显露出人性的更加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就意外地更加接近了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因为在雅氏看来,轴心期的一个基本发动点就是:“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第8页)


最后容我冒昧地揣想,汤先生的本意恐怕正是要回归历史上那个轴心时代吧?(我们看到他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可以推动今天世界的文章。)只是被新世纪到来之际满世界的“新”“新”所鼓动,也想借着这“新”的力量,来推动他那知识分子的理想吧?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想,汤先生一再引用过的雅氏轴心期理论里的一段话,以及尚未及引用过的另外一段话,也许更加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主题吧,那就是: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第14页)


今天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源头,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时,它会喷涌而出的根源。当我们对世界上明显的和已有的东西信赖不再支撑生活时,那么对于万物起源的信任就必须打下基础。(第244页)


谢选骏指出:显然,根据雅斯贝尔斯本人的论述,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他所想象的“轴心时代”其实是刚刚失败的“轴心国”的心理替代物。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我想,上述商榷的双方,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差别,但是可能都会跌入这个陷阱法——“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我之所以称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陷阱”,正是要指出,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说法可能缺乏人类学方面的依据。因为根据我的研究,轴心时代的哲学内容,其实并未脱离此前的宗教神话,只不过是对其进行了灵活的探讨而非死记硬背而已,这显然是由于文字的普及所造成的传播和对话相关——这种灵活地探讨以前都是停留在口头的私下的状态,但是通过文字记载和文献传播,而被公开化了。这就像文革期间,大家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宪政民主,也有私下讨论和认真研究,但是因为留下笔墨过于危险,也就无法形成1980年代那样的长篇大论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非被轴心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重燃火焰”,而是被我们自己思想和语言中的能力所点燃。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先秦诸子和我们其实是“同时代人”,我们和他们的内心其实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先入为主,把人能说的话题都说的差不多了。换言之,如果人类的文字运用晚个两三千年,那么现在也就刚刚进入“轴心时代”了。


谢选骏:康德是一个哲学弄臣,终生未娶但常去嫖妓



《新轴心时代来临,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及影响探析》(2021-01-02 首发于今日头条)报道:


思想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自由自在,随风飘扬。思想可以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也可以在一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蒲公英可以随着风吹的方向遨游四海,遍地开花,思想也是一样。思想不喜欢束缚,更不喜欢压抑,被束缚的思想就像被暴晒的蒲公英的种子无法发芽,被压抑的思想就像是被剥去皮的树木无法生长。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


无论海有多深,天有多高,极目不可以尽,皆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无边无际的思想范围里。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格局是不同的。有人的坦然,胸怀若谷,其思想的边际便可以媲美宇宙的无穷;有的人狭隘,斤斤计较,其思想的边际就好像那井底之蛙,要多狭小便有多狭小。


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与人之间也不尽相同。千人千面的不同只是外在的不同,思想格局的不同则是人与人之间根本的差距所在。


我们讲,一个人如何有修养,如何有涵养,如何有文化,如何地与众不同,都是站在思想格局的角度来说的。就好像我们形容一棵树,究竟是高大魁梧,还是外强中干;形容一束花是灿烂多姿,还是芳香袭人,除了感官所知的肤浅层面,还要鞭辟入里,找寻其根本的东西。


今天,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强调这个人有没有文化。梁晓声在谈到人的文化时,这样来定义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且看这四个方面,没有一个层面是从人的外在来谈人与人有没有文化之间的区别。


今天,物质的丰腴并没有让我们的精神充实,反而出现一种反比的趋势,物欲横流,精神匮乏,信仰缺失,自主意识丧失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缩影。为什么会出现物质丰腴与精神匮乏的反比例关系?在人类的生活中物质的丰腴与精神的充实之间究竟有没有反比例关系?如果有,有什么条件,如果没有,又有什么条件?笔者将通过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作一个梳理与探讨。


一个物质上的巨人,不应该是精神上的矮子。相反,一个物质上丰衣足食的人,应该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思想上的巨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不过他认为智慧源自于拥有自由、闲暇与惊异三个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三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能会促成伟大的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诞生。同样,大约2600多年前的中国,管子也认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试想我们怎么能苛求一个乞丐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在一个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讲究礼节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不愁衣食住行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拥有经济的独立,与思想的闲暇,再顺应你内心的喜悦与兴趣,你怎么不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有思想主见的人呢?对于我们常人来说,虽然达到思想上的巨人那是奢望,难以遥想,可是我们却可以做一个有思想的人,简单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为正如梁晓声所说的有文化的人。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把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繁荣的那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在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几个特定的时代凸现出来,以其思想光芒照耀着后世的道路。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及民国时期,在这几个时代的思想犹如井喷式地出现。由于是横向看待历史发展的车轨,所以可以将其关联起来。至于未来将还会出现多少个这样的时代,都可以横向来看待,因而我把这样的现象称为“承横时代”。


与“轴心时代”相呼应,“轴心时代”是从历史的平面去看待这样一种现象,放眼世界范围内,发生事件相差时间不大。而“承横时代”则是历史的横剖面去看待这样一种现象,是从历史的立体面上看待。如果说“轴心时代”侧重于世界范围内的扁平研究,那么“承横时代”更侧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纵向研究。


何谓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一词源于《汉书·艺文志》,其中记载道:“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毫无疑问,春秋战国是思想与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耀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得知,有名字的一共有189家,著作达4324篇,刘歆在《七略·诸子略》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家,除去小说家,称之为“三教九流”。

纵观中国历史,“承横时代”基本上锁定在春秋战国、三国两晋、民国时期这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自不待言,三国两晋时期英雄辈出,文学艺术几乎达到了中国艺术的巅峰,民国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批民国大师。纵观世界历史,除去“轴心时代”的辉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承横时代”。


“百家争鸣”,按当代人的理解就是大家讨论问题时各抒己见,没有学历高下之分,没有身份卑贱之别,没有阅历浅薄之辨,就事论事,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的绽放,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大放异彩,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时期。民国时期的所涌现出来的一批批学人,围绕国家命运的救亡图存,掀起百家争鸣的狂潮,以蔡元培为北京校长时的“北京大学”为舞台,唱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最强音,也唱出了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强音。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这个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理念,民国大师如雨后春笋、辈出如云。且看这组名单:


严复、金岳霖、梁漱溟、胡适、刘文典、陈寅恪、黄侃、蔡元培、刘师培、辜鸿铭、钱穆、林语堂、冯友兰、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傅斯年、陈垣、李叔同、赵元任、周作人、顾颉刚、冯至、钱穆、吴世昌、熊十力、方东美、鲁迅、魏源、林纾、章太炎、康有为、王国维、张伯苓、陈三立、朱谦之、钱玄同、赵元任、梁实秋、华罗庚、郑天挺、王元化、汤用彤、罗振玉……

无论是他们的亲历亲为,还是他们的卓越贡献,今人难有望其项背者,难怪自民国以后,岳南高唱“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的论调。


百家争鸣的标志什么?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稷下学宫正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舞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名士慕名前往稷下学宫,抒发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以观点,以其著作寻求君王的赏识,正所谓“习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


齐威王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他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变法改革。他从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树立清廉的风气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并“谨修法律”,实行法治。他还广开言路,奖励批评,从而揭露弊政,以便于改革;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加强边防,积极奋战。更为重要的是齐威王广开言路,为求贤而开设“稷下学宫”,在当时可与之媲美的仅有秦孝公的求贤令斯文。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子、田骈、慎子、申子、接子、季真、涓子、彭蒙、尹文子、田巴、商鞅、鲁连子、驺子、荀子等。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而正是这种自由、开放、包容的氛围所产生的磁场,吸引着各国名士前赴后继前往齐国。


百家争鸣前后,诸子百家开始逐渐形成学派,并创办学派,这一学风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未一直持续下来,笔者认为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盛宴的终结,大致以两个事件为标志。


其一是战国末期秦王扫六合,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实行焚书坑儒,焚烧了大量先秦文献,坑杀了诸多儒学名士,这是对百家争鸣的首次“遏制”。其二是汉武帝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而从根本上遏止了百家争鸣,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期间只有在战乱时期,东汉末年出现过一段辉煌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艺术的高峰,国家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时期出现了民国大师的繁荣。


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在这里我们来探讨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难免事后放马后炮,我们从思想诞生的必要条件进行推理,看看能否推导出其原因。


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思想观点的争鸣,其产生的条件与思想产生的别无二致。思想的产生就像种子发芽所需要的条件一样,起码要具备一定的温度、水份以及适宜生长的土壤;思想的萌芽则需要自由、闲暇、惊异以及致用。自由、闲暇、惊异这三个条件比较好理解,而第四个条件“致用”,则是从思想滥觞的外部原因来考虑,试想无论著书立说还是出将入相,皆是有为,甚至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无为”不正是“有为”嘛,其最终目的是有所为。


自由,是百家争鸣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自由是一个人思想的发条,是一个学派衍息的动力,古人云“不自由,勿宁死”,西方人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比可抛。”且让我们看看为什么笔者这么说?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礼崩乐坏,战争连绵不断,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几百年时间里不曾停歇。春秋无义战,战国兼并战争更甚。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是最好的佐证。


政治上,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央王权丧失了地方的绝对控制,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崛起,谋求话语权,群雄力求称霸一方。


经济上,随着铁器的产生与广泛使用,开垦的土地与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新兴的地方阶级与旧地主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随着财富的丰富,新兴地主阶级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文化上,新兴地主阶级为谋求富国强兵的愿望,积极招揽人才,选相任将,实行变法,旨在走一条霸主之路,因而文化政策颇为开放,求贤若渴。


思想上,是承袭旧制度还是革新变法,强国之路的选择全在君王与将相的一念之间,是复古还是革新,是生存还是灭亡,摆在新崛起的“士”族与上游权贵面前,围绕着这样一种社会现状,思想非常活跃,社会也非常开明。


社会舆论上,士族阶层把施展自己的才华,最终出将入相,辅佐一方诸侯,称霸一时视为无上的荣耀与改变命运的契机,不经意间,上流社会阶层与下游的士族阶层之间产生相互需求的联系,而且甚至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形象地说,就像我们今天崇拜潮流明星、追赶时髦一样。


闲暇,这里所说的“闲暇”并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人有时间进行思考。对个人而言,灵感一般产生于心情的高潮或低落时,所谓有感而发,思考的灵感在心情高潮或低落时最活跃。当一个人面对造物主的神奇力量时便会莫名感慨、崇拜甚至信仰,当一个面对战乱不息,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现状时,自然会激发出思想的灵感,而在其生命受到威胁时,思想自然也会空前活跃。就在介于温饱与战争边缘的新兴士族阶层,恰恰由闲暇进行自由思考。首先,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满足于战争不息的现状,有志于改变这种现象;其次,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思考改变现状的办法,即通过著书立说向世人传达他的治理社会的理念,或者通过游说君王令其采纳他的见解等;再次,这些士族阶层具有一定的闲暇,有思考的能力。


惊异,是指具有天下关怀,或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群士族,以天下为已任,而不是像芸芸众生一般,任由随波逐流,任由强者鱼肉,却没有勇气反抗或者改变这种动乱社会的想法。“麻木而沉沦,知耻而后勇”,至少对于士族阶层来说,他们不是一群麻木不仁的存在者。士族的“惊异”,是对经年累月战争的憎恶,是对庶民流离失所的不忍,是对残酷现实的不满,也是志在改变这一现状的跃跃欲试。


致用,简单地说,就是像屈原一样的士族阶层,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君王被佞小人所蒙骗,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不愿意看到自己国家的子民流离失所,不愿意看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士族要改变这种现状,自然要将自己的思想或者抱负付诸实践,致用于眼前看到的一切。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开明的旧地主为了抵御战争的毒瘤而作的自我奋斗。


上苍很公平,在带给人以战争的时候,也给人以自由与思想,战乱从侧面来说创造了空前自由、开放、活跃的环境。然而,在大一统的思想控制之下,或者正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就一定诞生不了光辉的思想吗?周秦汉唐,这四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虽说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却揭开了历史光辉的一面,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重新思考百家争鸣的“现世”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人民安居乐业,属于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所创造的盛世,完全超越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周秦汉唐所创造的伟大国家。一方面我们呼吁百家争鸣书面的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建立一个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两方面并不是矛盾的。高度的集权时代,虽然并不能产生杰出的光辉思想却可以繁荣文化的枝枝叶叶,尤其可以缔造生产力的奇迹,为国民带来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当今中国,从脱贫致富到小康社会,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似乎丢掉了民族的灵魂与文明的精萃。当我们细数当下的道德标准或文化现象时,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源头:诸子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百家争鸣所产生的思想、观点、著作、学派等几乎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来源。百家争鸣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子百家各家学派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基本特点。


今天,我们常常提问或者反问自己有没有信仰,有人回答说有,我们信仰的乌托邦一般的“社会共义”,有人回答说没有,我们真的难以找到自己应该信仰的东西。


当有人问我时,一开始我总会哑口无言,但是后来我很坦然地回答说我没有信仰。难道说我真的没有信仰吗?显然不是。我相信真理,我也信仰先贤,我更相信人间有真爱。但是,这很难以启齿,因为在别人看来就是闹笑话。没有信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羞于或者耻于说出自己的信仰,或者当我们说出来之后被人嘲笑这样一种现象。并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状。


当我们丰衣足食,过着太平盛世的生活时,似乎正在走向“死于安乐”的边缘。有人说这是杞人忧天,有人说是居安思危,当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似乎摧毁了人类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一切幻想,全世界开始重新思索人类的方向。


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让人类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样重要,人之所以人而是高级的动物,即是我们能够不断思考,以物质文明创造更灿烂的精神文明。


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正比例还是反比?(以轴心时代、承横时代为例)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按道理来讲,人的物质富裕程度与精神充实是成正比例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乞丐讲文明,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人们思考也是以自由为前提,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人经济独立上的自由,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基本是属于贵族阶层,下层平民几乎没有先天的条件进行思考,卢梭是近代思想家中的一个特例。再者,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人作为高级的理性动物,是不断进化、向前发展的,人类也是由野蛮走向开化,再到文明的,按照这一逻辑来说,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正比例的。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正比例关系这一论题是需要条件的,甚至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反比例关系。


我们从精神性入手,前文已经讨论过思想诞生的几个条件分别是自由、闲暇、惊异与致用,思想作为精神的精髓,自然缘出于精神。下面以轴心时代与承横时代为例,说明人的物质富裕与精 神充实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康德说过:“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人生于天地间,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没有一个人像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作为自然性的人则必然要为了生存而劳作,从这一点上决定了人是没有绝对性的自由。


轴心时代,思想的滥觞源出于诸多不需耗费太多精力谋求生存之资的人之中,我们将这些人称之为“士”族或贵族,甚至于帝王将相。比方说,希腊三贤,苏格拉底虽出身平民,但他后来一越成为贵族柏拉图的老师,中年的苏格拉底已经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成为当时众人皆知的名流,这为其进一步思想赢得了自由,他不会再为了谋求生活之资而疲于奔命。


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是贵族后裔,从小接受苏格拉底的耳濡目染,接受到了他的洗礼,可以说柏拉图似乎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官二代”无所事事,这给了他一定的自由与闲暇,无所事事反而让他有所事事。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一个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出生于奴隶主中层阶层,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几乎不用多虑。


释迦牟尼更不用说了,作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能够遁入空门实在罕见,后来西藏王仓央嘉措也是如此,高唱“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中国的诸子百家,则是以“士”族阶层为代表的发难。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当今社会难道就没有贵族吗?之所以能在贵族之中,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似乎在治安的时代缺些什么。


其次从闲暇上来说,以自由为前提,闲暇才会出现。承横时代的闲暇是珍贵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生死存亡的,治安时代的闲暇是浮躁的、无聊的、纵情纵欲的、娱乐至上的,这样的区别使得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尽相同,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是否有可能诞生。


那么,怎么样的闲暇会是伟大思想诞生的催化剂呢?每个人的闲暇都很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思考的能力与创造的能力。一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立场、视野直接决定了其思考的影响力,大多数人立足于自身而思考,考虑个人的独立、生存、家庭、名望声誉等,然而也有少数人则会立足历史、国家、民族甚至于人类的未来思考问题,这便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差距。


正是因为一个人的格局,才决定了一个人思考问题的价值与影响力。例如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们,在中世纪黑暗的时代,他们每一个绝对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去这思考这些无关自己痛痒的事情。


哥白尼以科学发现“日心说”,直到晚年行将就木时才发表与封建教皇相对的“地心说”,而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不惜被活活烧死,其遗言非常慷慨激昂:“烈火可以烧死我的躯体,但烧不死真理”。


乔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三大人文主义巨匠更是摆脱宗教神权,专注于最底层、最真实的人的发现,在违背中世纪黑暗的潮流里,冒着生命的危险发现人,更是把上帝人格化、具体化、人性化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难道说他们不怕死、不聪明吗,敢于向权威挑战。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更是从文学的角度,创造出发现人的文学作品,从思想的角度发现人。英国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高唱“知识就是力量”,身为贵胄的他公然反对君权神授与君权无限,也就是反对自己的家族拥有特权,这在常人看来愚不可及。


然而,正是这些愚不可及的人,利用他们的闲暇,在于社会大势不断地斗争,从而推进着人类社会的缓慢前行。其实作为贵胄的他们,完全可以不予理睬这些事,从容地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但是历史并不会记住他们,后人也并不会歌颂他们。


再次,从惊异的角度出发,思想并不是贵胄的专利,对于出身贫寒的思想家来说,他们更多地思考如何下层社会的问题。与贵胄思想家有一个显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更多侧重于考虑天下关怀的事情。“轴心时代”的墨子与庄子,是中国历史上平民思想家的代表。


墨子“兼爱”思想的核心即是为最低层的庶民谋福利,所以他提出“非攻”、“爱民”,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庄子的思想完全是草根思想的代表,并来讲述一个个最普通的故事,告诫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如何生存,如何更好地生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正是庄子与老子所期盼的。


“承横时代”最著名的、影响全世界的平民思想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个人最喜欢的思想家。卢梭完全站在平民的角度,开始思想发难,先是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并呼吁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强调每一个的权力是天赋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在民,国家的意志即是每一个平民的“公共意志”或“众意”,他的这一启蒙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利器,并被写入《人权宣言》与《独立宣言》之中,成为现代人权或民权思想的教父。


然而,无论是贵胄思想家还是平民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像人在欣喜之极与悲愤之极灵感多发一样,其思想的活跃性相对较强,这也是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成反比关系的重要条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成惊异,即源于对事物的兴趣,对真理的向往,对现状的不满,对社会的诟病,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或对未来的期盼。不论是轴心时代还是承横时代,总会在这几个方面有一些思想家脱颖而出。


我所强调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成反比关系,或者正如人们所疑问的:我们不禁要问,当今社会难道就没有贵族吗?之所以能在贵族之中,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似乎在治安的时代缺些什么?惊异便是这一疑问最好的答案。贵族或物质富裕的人不是他们没有思想的能力,而是他们缺少一种惊异,缺少对事物的兴趣,缺少对真理的渴望,更是满足于现状,缺乏针砭时弊的勇气与能力,也缺乏对社会的思考,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前瞻性思考……这便是时代与时代的差异,也是动乱时代与治安时代的差异。


最后,用现代性的眼光分析轴心时代与承横时代的致用意义。围绕着源于对事物的兴趣,对真理的向往,对现状的不满,对社会的诟病,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或对未来的期盼,轴心时代的诸多思想精英在各方面有所建树,致力于对真理的追求,对智慧的热爱,对宇宙的探索,对改变社会现状所做的努力与尝试,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社会动乱不安、国家民族的存亡绝续所作出的拼搏与抗争等。


我们将何去何从?


我们直面当今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是否有勇气进行思考,并尝试改变现状,这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鲁迅笔下所谓的“看客”,国民的劣根性更是一览无余,理由很简单,堂而皇之地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由,各人自扫门前雪。


当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纵欲寻欢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一旦不能满足则会使其感觉到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浮躁不堪。当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我们找不到自我时,逐渐形成盲目崇拜、追星、凑热点的生活习惯,老人究竟该不该扶,法律颜面何存?当整个社会以舆论像那洪水一般涌来时,我们是否有自己的救命稻草,当整个社会以商业与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你是否拥有自己心里的一片沃土而不会被玷污,是否会被同化,难道你就不会忧心忡忡?


苏格拉底说,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你自己。在我们迷茫的时候,重新认识自我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关键在于拥有开始认识自己的意识,而不是一直懵懵懂懂。所以,当整个社会陷入迷茫的境地时,需要思想家出来启蒙。


“启蒙”一词,是舶来品,源于承横时代的启蒙运动。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著书立说,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和特权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科学家们揭示许多自然界的奥秘,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信。人们要求摆脱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首先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反对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上称之为启蒙运动。思想有时候比金钱、权力以及科技更重要。


今天,当我们陶醉于物质享乐、追求商业财富的时候,整个社会似乎充斥着铜臭气,把你的一切放在金钱的天平上衡量,你愿意成为他们的奴隶吗?如果你仍然懵懂,那就需要我们重新启蒙。


启蒙的目的就是要找回自己思考的权力,认识自己是一个拥有思考权力的人,不是思想上的奴隶,唯他人之命是从,丧失自己的主见。找回自己的信念或者说信仰,做回真正的自己,尽可能不被社会所左右,尽最大可能做回真正的自己。


华夏的背景


“how to believe dicides how to live”这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意思是“如何信仰决定如何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佛性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对90这一代。对于现在的90后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四大皆空。皈依我佛、看淡一切,不动怒、不吵架,然后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例如,对佛第考研释文是“还有十来天,能考上就读吧,考不上就算了,哪搞得那么紧张,看得进书就看,看不进睡会儿再说”;对佛系剁手党来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花是福,都不知道明天自己还在不在……”;对佛系恋爱来说:“我们谈恋爱吧,都行,看你。”;对佛系游戏来说:“嬴了就嬴了,输了就输了,输了掉段位也不难过就这样吧,下次再打上来就好了。”


华为是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标杆!儒家精华文化是世界的未来!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消极避世、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与我所说的佛性生活相差甚远。


我所说的佛性生活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身与读书,两者都不耽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推辞掉不必要的应酬,有自己精神的追求,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主见。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知道自己的精神堕落,但对其原因(被专政了)却避而不谈,而是古今中外地瞎扯一气,甚至连“新老地主阶级”等马列胡说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今日头条”的被虏状态决定了他的作者只能闭嘴。还康德说什么“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呢。连康德这样的贱人言论也奉为圭臬。康德是什么玩意儿?普鲁士国王的奴仆而已,一个精神上的弄臣,他甚至向母狗沙皇献过忠心,就像文革的工农兵党奴们一样——康德说的是真理吗?当然不是,他这个哲学弄臣说的只是他自己的处境——没有积极自由,只有消极自由,一个半吊子的可怜虫。他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处境,只能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等“三大批判”胡扯一番,聊以自慰……所以他终生未娶……但常去嫖妓。

谢选骏:欧洲幽灵的东窜中国


《诸子的那些瞬间》(2016-03-07 中青在线鲍鹏山)报道:


导读


推开历史的窗户,中国的一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天佑中华,诸子并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使我们民族的思想与智慧灿若星河、光芒万丈;而且,他们同时被誉为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为了巡视这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我们约请鲍鹏山先生为我们描述诸子的风采。鲍鹏山先生举一反三、举三反九,在“轴心时代”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为我们描绘了老子、孔子和庄子三大师的魅力瞬间,独到的把握与精彩的叙述,使我们的阅读收获如行山阴道上。


引子: “轴心时代”


德国,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


同年,也是德国,一位也叫卡尔的著名哲学家诞生。他就是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至1969年2月26日)。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他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在此书中,他站在世界文化的旷野上,对旧中国的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个时代是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


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在这个时代,在地球上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里,人类的文明精神出现了重大突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


这种突破,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宗教开始出现。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是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超越和突破类型。


如何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终极关怀的觉醒”?


我的理解是:


第一,人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而不是零敲碎打,个别地孤立地认识世界。同时,人类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认识论出现。


第二,人类开始有了自觉,开始认识自我,认识人我关系——伦理学展开。


第三,人类开始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不仅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世界观觉醒。


第四,人类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开始关注人类的历史,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着文化的使命和宿命,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历史观诞生。


其实,在中国,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过去不到100年,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太史令,一个大学者,一个更大学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对中国的轴心时代作了深刻的总结。他的一篇专题论文《论六家要旨》,总结了轴心时代的六个重要流派的主要思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大约再过200年,东汉的一个大学者、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在六家之外,又加了四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于是有了“九流十家”之说。


其实,“九流十家”仍然没有囊括尽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比如,兵家,医家……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


他们鼓吹着这样一些概念: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尚贤、大同、小康……


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这些思考变成了文明的成果积淀下来,这些积淀最后就成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孔子描述的春秋时代。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这是孟子对战国时代的评价。


春秋战国,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是一个兴衰存亡的时代。


但却也是中国人精神和人格蓬蓬勃勃的时代。


孟子还曾这样说他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圣王之权没有了,诸侯自以为王。


圣王之义没有了,诸子自以为是。


所以,这时代,两类人最活跃:诸侯和诸子。


诸侯争霸,诸子争鸣。


诸侯争夺的,是子女玉帛,土地城池,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破口大骂:率土地而食人肉,善战者服上刑!


诸子争鸣的,是仁义礼法,天道人性。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惜乎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庄子仰天浩叹:道术已为天下裂!


争霸的结果,是,天下版图尽入于秦。


争鸣的结果,是,天下学术终归于法。


结果是悲剧,过程却被历史一再回味。


1.紫气东来


司马谈毕竟大汉气度,他纵论六家,指点圣贤,各有褒贬,大气磅礴。


但是,有着黄老思想的他,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给予了全面的肯定。


他这样说老子的道家: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他眼中的圣人,不是孔子,而是老子。难怪他的儿子司马迁不仅把老子写成孔子之师,还借孔子之口,称服老子为“龙”。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以自隐无名为务,这句话有意思。因为,人须已显行迹已有名声,才有隐藏行迹埋没名声这样一层烦恼,否则,历史上漫漫而来又漫漶而去的芸芸众生何其多耶,谁又需要一门专门的学问来泯灭行迹名声。盖老子当是当代大名人,后来孔子不远数百里求教洛邑,也可印证。


作为周朝的档案馆馆长,见周之衰,便黯然离去。


离开了周,老子去哪里呢?


据说是出关去西域了。出的关据说就是函谷关。


函谷关当初大概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既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我要写的历史上老子的瞬间,就在此刻发生。此时大约在2500多年前,公元前500年左右。


既然老子要无名自隐,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著作昭示众生。如果没有此时此地此人,没有这个瞬间,《道德经》一书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此一瞬间,不仅看作老子的瞬间,更要看成是中国哲学的破茧而出的瞬间。石破天惊逗秋雨。天雨粟,鬼夜哭!


大概也是觉得这个瞬间的非同寻常,司马贞索隐引刘向《列仙传》,给这个瞬间一个玄之又玄的序幕:


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


据说这位关令尹喜也是周之大夫,也是一个隐德行仁的高人。他预先望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真人经过,便留意观察东来行人,果然迎得老子。尹喜对老子说,你要从人间隐退了。在你远行之前,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吧。


司马迁接着叙道: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去。我们不知他的生,也不知他的死。他自己说“出生入死”,他好像是来自宇宙中某一个星球的高度发达的物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东方落脚,然后,又飞升而去。据说,甘肃临洮的“超然台”,就是他的飞升之所。


后来道教的仙人,都是以“飞升”的方式离开这个星球。难道道士们就是一群来自星星的你?


老子,他或许还在那个星星上远眺地球。会有一声叹息来自天庭吗?他还记得他留在这个地球上的五千言吗?


它们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智慧渊薮。


2.东鲁杏坛


据说孔子也曾经有这样的去意。他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最终没有成行,他只是离开了鲁国,周游列国,被当时人讽刺为“避人之士”。老了,还是回到鲁国,整理六经。孔子没有老子的决绝。他也曾经对着一位卫国的隐士叹息自己:“果哉!末之难矣。”——他真果决啊!我做不到啊!


其实,在老子被尹喜强迫留下五千言之前,孔子也曾用他的方式纠缠过老子,让他留下教诲。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动人的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


这是老子和孔子两个人的瞬间,也是两种思想、两种学派、两种思维范式互相碰撞的瞬间。阴性的老子和阳性的孔子相撞击,如同天空的雷电,瞬间照亮黑暗的历史天幕。


此刻的老子,估计应该在六十岁左右吧,孔子,三十四岁。面对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后生,老子不动声色地点出两个字:藏和愚。


其实,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藏不是没有,不是放弃,是一种含蓄而坚定的保持。“愚”,不是智慧的缺乏,而是智慧的“收藏”,不是智慧的不足,而是智慧的收敛,不是智慧的麻木,而是智慧的蛰伏。


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得到:三十而立之后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自信自负……


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注定不会有所成就。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


此时的孔子,学问有了,志向有了,眼界胸襟都有了。但是,还缺乏一种东西:弹性的性格。


孔子见老子,是孔子人生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如同滚烫的生铁突然淬火,获得了更多的特质。


此后的孔子,阳刚依旧,阔大依旧,但多了一分从容淡定、轻松自在。


《庄子·渔父》: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


曲阜孔庙里,即有一个杏坛赫然矗立。但细揣庄子之意,他笔下的“杏坛”,不过是孔子带着弟子从茂密浓郁的森林中走出,恰好碰到的一个水边高台而已,此水即是渔父打渔之地,谋生之所而隐居之处,芦苇丰茂,绝无可能在鲁国都之内。也就是说,“杏坛”,本来就只是庄子随口诌出的一个词,绝无可能是孔子专门讲学之所,则今天孔庙里的杏坛,就只能是后人望文生物而造出来的。顾炎武说:“《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日知录·卷三十一》)


但是,一个道家人物随口诌出的词,为什么却被坐实,一个虚构的寓言,如何竟然成为历史?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这个寓言,不是生活的真实,但却有着本质上的真实;不是物理上的真实,却是精神上的真实——它确实是孔子日常教学生涯的高度概括。


孔子的私学,与弟子切磋琢磨的日常生活,实现了人类生活有可能达到的现实与精神、物理与心灵的圆融。这种圆融,已经超越了物理之真与伦理之善,而达到极致的境界:美。真与善的纯粹之境,就是美。


庄子,毕竟是手眼通天的极致高人,他感受到了孔子生活方式的诗意,他直觉到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人类生活的大美。他看到了,他情不自禁地喊出:美啊!请停留一下!


最后,他用自己的文字,让这个美永恒停留:眼前春水,身后杏花,白云在天,清风在袖,落花依草,弟子围坐——这虚构的一时胜境,从此成为一个民族永恒的灵境,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永在此境,弹琴,歌唱,笑语盈盈。——这其实就是天堂的模样。


我们来看看这一瞬间:孔子,在水陂边,杏树下,安详地坐下,展开他的五弦琴,轻声弦歌。弟子们,安静地围拢——琴声响起,歌声响起,书声琅琅。这个混乱嘈杂充满杀伐怨恨之声的时代仿佛一下子阒寂无声,而明媚的阳光和明丽的杏花、明滟的水面,一下子照亮了时代的黑暗。


——这是孔子生命的一个瞬间,但是,它成了一个民族的永恒时光:就在这一瞬间,这个民族重新获得了从容与安详,获得了光明与方向。


我在两千多年后向那个黑暗的时代投去目光,我看到了在黑暗的心脏,有这样一片温暖的光亮。我看到这个光圈里面,一个慈祥的老人,和围坐在他身边的年轻人。是的,只要我们心中永远有这样一幅画面,我们就不会缺少温暖,我们的心灵就有皈依。而且,我们会循着这个光亮,围拢过去,一圈又一圈,无限延展……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十五岁的从事“鄙事”以养活自己的少年,何以会立下“志于学”的志向?在他那个阶层的人无论传统还是现实都以出仕从政为人生正途的时代,“志于学”这三个字是何等石破天惊,预示着一个圣人的降临,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苏醒?是什么样的宇宙能量电击了他那有些畸形状如反宇的头颅?他那四周高中间低的奇特头型,是否就是这次电击的印记?


我还常常想一个问题,三十岁的孔子,从社会的最底层已经进入鲁国的上层甚至可以进入太庙,在仕途一派光明的时候,突然放弃这一切,转而创立私学,开启人类教育的新纪元,把文明的星星之火点燃?他领悟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老子走了,孔子来了。


老子因失望而离去,孔子为拯救而到来。


老子是史前史的后记,充满叹息和诅咒。《道德经》作为历史的总结,智慧高超,但冷静到冷酷。


孔子是新纪元的序言,充满期待和勉励。《论语》作为新历史的开篇,仁德蔼然,热心到热切。


老子留给我们巨大黝黑的背影,孔子展露给我们宽广明亮的前额。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记下了这句话,并在后面有一句说明:“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唐子西,唐庚(1069~1120),字子西,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唐子西文录》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


我很奇怪,对孔子的精神境界体悟得最为深刻描叙得最为到位也最为诗意的,总是这些“不知何人”的人:说孔子是“天下之木铎”的,是无名氏;说孔子是“丧家狗”的,是无名氏;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也是无名氏。


他们都感受到了孔子的真精神。


我们不都是无名氏?我们的内心,不也感受到了孔子?不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感觉到了他的心跳,体贴到了他的温暖?


3.庄周梦蝶


庄子在一个黑夜里,在他的土屋中想象并描写了孔子的杏坛。他肯定意识到了,这是历史的瞬间,是人类文明的瞬间。


其实,他也有他光芒万丈的瞬间。


《史记》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老庄并称一如孔孟连及。庄子固然尊敬孔子,但他最为向慕的,还是老子。


《孔子世家》里,还记载了老子送给孔子的临别赠言: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其实,我一直想把这两句话中的“子”和“臣”两个字去掉,从而两句成一句——“为人者毋以有己”。


这不是我自作聪明,删改前贤嘉言。庄子早就这样改了,他的句子比我的更简洁,只有三个字——吾丧我。


吾——即自我的本体,本来的自我。


我——附寄于“吾”的自以为是的观念、知识、经验、是非、好恶等等“成见”“成心”。


“我”总是遮蔽着“吾”,不仅使“吾”不能与世界赤诚相见,无法互相洞开;反而使得“吾”认“我”为“吾”,“我”把“吾”李代桃僵了。


使“吾”遮蔽,让“我”嚣张的,莫过于功名利禄。


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属于庄子的瞬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这确实是典型的庄子的瞬间。对于体制来说,老子是身处其中而离开,庄子是身处其外而不入。这两者似同而实异:身处其中而离开者,是出于失望;身处其外而不入者,是出于无望。一个是由有入无,一个是本来即无。盖庄子,较之老子,对体制的道德属性更其绝望,他是避世之士,而老子,其实还只是避人之士——与孔子其实差不多。老子出关,孔子去鲁;老子远去西域而以华夏化胡,孔子欲居九夷而用君子除陋,其实,两人都还是有一番作为之心。鲁迅看得明白:


故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之“出世”,并非印度佛教之“出世”。中国儒道之出世,乃是弃绝体制;印度佛教之出世,乃是跳出轮回。儒道之出世,并非出伦理,只是出体制;不是出人生,恰恰相反,是要一个更好的人生。《道德经》之小国寡民,陶渊明之《桃花源记》,都是为了更好的人生而设计,都是为了更好的人生而眺望。我们看到,无论是老子的“小国寡民”,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是无国无君而有人伦父子。儒道之出世,不过是拒绝公共生活影响私人生活,不使公共责任影响个人逍遥,不让职事之鞅掌限制个人之自由,更不愿体制之污浊亵渎个人之名节。个人逍遥本来只是一种审美境界,但是,由于体制本身的道德属性往往负面,背离体制就显得正面,而那些对着体制背转身去的人,也往往确实是背转体制的那一分肮脏与非人性,为此他们还要承受巨大的物质上的损失。于是,他们就获得了道德上与审美上的双重意义——道德意义是在肮脏的世界保持一分干净;审美意义是个人自由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说到“逍遥”,我们就不能不说庄子了。翻开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逍遥游》)


庄子的价值,在于为人类开拓出一个经验之外的世界,并且告诫我们,使我们不自由的,恰恰是我们的经验和知识。


逍遥游,就是无牵无挂的自由,就是绝对自由。但是,庄子用的是这样的词:无待。


何为待?——待者,恃也,凭借,依赖。


何为无待?——就是无恃,无所凭借。


人生最常见的待什么?待知识。待经验。待常识。


但是,庄子偏偏告诉我们,不能依赖知识、经验、常识等等,甚至,你读他的文章,他都暗示你,不要带着成见、经验、知识进来。


试想,带着经验和常识,我们如何能读这样的文字?经验、常识与理性,如何能容忍和接受这样的文字?


庄子的出现,拓展了我们的世界和视界。


孔子讲日常伦理,他要我们踏实而真诚地生活。


庄子大言,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在教我们超凡绝俗地生活。


但庄子最独特的贡献,还是他教会我们如何去死。


庄子《大宗师》有言:“死生,命也。”


死亡是一个现实的事件,但是,死后的世界却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所以,孔子这样的关注现实的思想家往往拒绝谈论这样的话题。


而《庄子》一书却满是生死神怪。


庄子说他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骷髅,他同情骷髅,骷髅却告诉他:“人一旦死了,在上没有国君的统治,在下没有官吏的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安逸天长地久,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可能超过。”并且坚决拒绝再活过来。(《庄子·至乐》)


实际上,这段对话里,骷髅才是庄子,而那个“庄子”,则是庄子在表演“我们”——“骷髅”庄子在告诉“我们”,死了,比活着好。


这当然是对生活很失望的意思。你看他借列子之口发出的感慨:


列子行,食于道从(道旁),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


陶渊明说:“生实艰难,死如之何!”也是这个意思。


总之,我们几千年来没怎么活好过,所以,也不怕死。相反,“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肒溃痈。”(《庄子·大宗师》)


庄子妻死,庄子箕踞鼓盆而歌。为什么歌?是祝贺她终于解脱了,好比是囚徒的刑满释放。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庄子·大宗师》)


你看,他们是羡慕死去的人,痛哭自己还得在人世受煎熬。


我们有这样两个成语,一个叫“视死如归”,一个叫“人生如梦”,这是庄子给我们创造的——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庄子·齐物论》)


呵呵,庄子说,人只有经过一场大觉才能知道他自身乃是一场大梦。


他岂只是为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他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生死观,让我们含笑面对死亡,让我们在死神面前,保持潇洒的风度和英雄的气概。


人生如梦,是一种认识。


视死如归,是一种态度。


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很深刻。


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很潇洒。


它们——


一、显示了我们的洞彻人生的智慧;


二、体现了我们的笑对死亡的风度。


法国思想家蒙田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哲学就是学会死》——据说,这是西塞罗引述柏拉图的话。


哲学就是学会死。多好的话啊。


那么,哲人呢?


哲人就是给我们一个最为美丽的死亡姿势,让死亡也充满魅力的人。


庄子将死,弟子们讨论如何安葬庄子,他们的计划里,要用很多东西作为陪葬。


有意思的是,他们讨论这些时,就在庄子身边,也不避开庄子。


于是,庄子加入了讨论,也表达了他的意见。


庄子说:“我把天地当作棺槨,把日月当作连璧,把星辰当作珠玑,万物都可以成为我的陪葬。我陪葬的东西难道还不完备吗?哪里用得着再加上这些东西呢。”


弟子们说:“我们担忧乌鸦和老鹰会啄食先生的遗体。”


庄子说:“弃尸地面就是让乌鸦和老鹰吃,深埋地下就是让蚂蚁吃。你们为什么要抢夺乌鸦老鹰的吃食交给蚂蚁呢?你们怎么如此偏心?”(《列御寇》)


庄子一辈子嘲弄世界,此刻,他嘲弄自己的死亡。


他一辈子幽默,死到临头,还向死幽默。


而这幽默里,又包含着对众生的广博的爱和大平等。


《庄子》中,庄子两次借孔子之口感叹:死生亦大矣。那好,我们就比较一下孔子的死。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死,是悲剧。


庄子的死,是喜剧。


孔子的死,让我们哭。


庄子的死,让我们笑。


孔子把自己的死看得很大。


庄子把自己的死看得很小。


孔子知道自己的分量,尤其知道自己肩上承担的责任的分量。


庄子却从更广远的视野,看到了一个人的渺小,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旷世的大哲人。


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人命何等危浅。


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人生何等渺小。


孔子看到了,一人的生死,牵动着时代和文化。


庄子看到了,一人的生死,无损于宇宙和世界。


唉,说到这里,当然要说说庄周梦蝶——这是庄子一生中最为神奇的一个瞬间——这个美丽的故事,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它里面包含着对人生的了悟与感伤,它是哲学,也是诗,它把我们带到世界的深处,带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原来,我们衷心仰慕的大哲人,庄子,也就是这个世界某一角落,一个蝴蝶的一个不经意的梦。


这个蝴蝶在山谷间,飞来飞去,飞累了,落到一树花枝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于是,庄子来到了人间。


现在,大概是一阵风来,花枝颤抖,蝴蝶醒了,庄子在人间消失了。


一切都在一瞬间。我们还在诧异中——


刚才,是蝴蝶梦着庄周;还是,此刻,是庄周梦着蝴蝶?


突然,我们惊觉:此刻的我们,如此执着、孜孜矻矻的我们,我们的形体与角色,是真实的还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的一场梦?当我们醒来,我们大觉之时,会发现我们是什么东西?或者,不是什么东西?


谢选骏指出:雅斯贝尔斯生于马客死死年(1883年),成于毛贼东篡位(1949年),死于文革高潮(1969年)——可谓欧洲幽灵的东窜中国矣。怪不得黄俄这么喜欢他,甚至据此印证“紫气东来”,哪里懂得圣经所说的“东方三博士”呢。欧洲幽灵如此东窜中国,厥有老毛子贼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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