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轴心时代来临，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及影响探析》（2021-01-02 首发于今日头条）报道：
思想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自由自在，随风飘扬。思想可以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也可以在一片沃土上生根发芽。蒲公英可以随着风吹的方向遨游四海，遍地开花，思想也是一样。思想不喜欢束缚，更不喜欢压抑，被束缚的思想就像被暴晒的蒲公英的种子无法发芽，被压抑的思想就像是被剥去皮的树木无法生长。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
无论海有多深，天有多高，极目不可以尽，皆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无边无际的思想范围里。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格局是不同的。有人的坦然，胸怀若谷，其思想的边际便可以媲美宇宙的无穷；有的人狭隘，斤斤计较，其思想的边际就好像那井底之蛙，要多狭小便有多狭小。
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与人之间也不尽相同。千人千面的不同只是外在的不同，思想格局的不同则是人与人之间根本的差距所在。
我们讲，一个人如何有修养，如何有涵养，如何有文化，如何地与众不同，都是站在思想格局的角度来说的。就好像我们形容一棵树，究竟是高大魁梧，还是外强中干；形容一束花是灿烂多姿，还是芳香袭人，除了感官所知的肤浅层面，还要鞭辟入里，找寻其根本的东西。
今天，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强调这个人有没有文化。梁晓声在谈到人的文化时，这样来定义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且看这四个方面，没有一个层面是从人的外在来谈人与人有没有文化之间的区别。
今天，物质的丰腴并没有让我们的精神充实，反而出现一种反比的趋势，物欲横流，精神匮乏，信仰缺失，自主意识丧失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缩影。为什么会出现物质丰腴与精神匮乏的反比例关系？在人类的生活中物质的丰腴与精神的充实之间究竟有没有反比例关系？如果有，有什么条件，如果没有，又有什么条件？笔者将通过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作一个梳理与探讨。
一个物质上的巨人，不应该是精神上的矮子。相反，一个物质上丰衣足食的人，应该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思想上的巨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不过他认为智慧源自于拥有自由、闲暇与惊异三个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三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能会促成伟大的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诞生。同样，大约2600多年前的中国，管子也认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试想我们怎么能苛求一个乞丐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在一个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讲究礼节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不愁衣食住行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拥有经济的独立，与思想的闲暇，再顺应你内心的喜悦与兴趣，你怎么不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有思想主见的人呢？对于我们常人来说，虽然达到思想上的巨人那是奢望，难以遥想，可是我们却可以做一个有思想的人，简单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为正如梁晓声所说的有文化的人。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把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繁荣的那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诸子百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在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几个特定的时代凸现出来，以其思想光芒照耀着后世的道路。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及民国时期，在这几个时代的思想犹如井喷式地出现。由于是横向看待历史发展的车轨，所以可以将其关联起来。至于未来将还会出现多少个这样的时代，都可以横向来看待，因而我把这样的现象称为“承横时代”。
与“轴心时代”相呼应，“轴心时代”是从历史的平面去看待这样一种现象，放眼世界范围内，发生事件相差时间不大。而“承横时代”则是历史的横剖面去看待这样一种现象，是从历史的立体面上看待。如果说“轴心时代”侧重于世界范围内的扁平研究，那么“承横时代”更侧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纵向研究。
何谓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一词源于《汉书·艺文志》，其中记载道：“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毫无疑问，春秋战国是思想与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耀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得知，有名字的一共有189家，著作达4324篇，刘歆在《七略·诸子略》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家，除去小说家，称之为“三教九流”。
纵观中国历史，“承横时代”基本上锁定在春秋战国、三国两晋、民国时期这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自不待言，三国两晋时期英雄辈出，文学艺术几乎达到了中国艺术的巅峰，民国时期在救亡图存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批民国大师。纵观世界历史，除去“轴心时代”的辉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承横时代”。
“百家争鸣”，按当代人的理解就是大家讨论问题时各抒己见，没有学历高下之分，没有身份卑贱之别，没有阅历浅薄之辨，就事论事，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的绽放，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大放异彩，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时期。民国时期的所涌现出来的一批批学人，围绕国家命运的救亡图存，掀起百家争鸣的狂潮，以蔡元培为北京校长时的“北京大学”为舞台，唱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最强音，也唱出了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强音。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这个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理念，民国大师如雨后春笋、辈出如云。且看这组名单：
严复、金岳霖、梁漱溟、胡适、刘文典、陈寅恪、黄侃、蔡元培、刘师培、辜鸿铭、钱穆、林语堂、冯友兰、蒋梦麟、闻一多、沈从文、傅斯年、陈垣、李叔同、赵元任、周作人、顾颉刚、冯至、钱穆、吴世昌、熊十力、方东美、鲁迅、魏源、林纾、章太炎、康有为、王国维、张伯苓、陈三立、朱谦之、钱玄同、赵元任、梁实秋、华罗庚、郑天挺、王元化、汤用彤、罗振玉……
无论是他们的亲历亲为，还是他们的卓越贡献，今人难有望其项背者，难怪自民国以后，岳南高唱“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的论调。
百家争鸣的标志什么？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稷下学宫正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舞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名士慕名前往稷下学宫，抒发自己的见解，发表自己以观点，以其著作寻求君王的赏识，正所谓“习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
齐威王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他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变法改革。他从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树立清廉的风气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并“谨修法律”，实行法治。他还广开言路，奖励批评，从而揭露弊政，以便于改革；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加强边防，积极奋战。更为重要的是齐威王广开言路，为求贤而开设“稷下学宫”，在当时可与之媲美的仅有秦孝公的求贤令斯文。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子、田骈、慎子、申子、接子、季真、涓子、彭蒙、尹文子、田巴、商鞅、鲁连子、驺子、荀子等。
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而正是这种自由、开放、包容的氛围所产生的磁场，吸引着各国名士前赴后继前往齐国。
百家争鸣前后，诸子百家开始逐渐形成学派，并创办学派，这一学风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未一直持续下来，笔者认为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盛宴的终结，大致以两个事件为标志。
其一是战国末期秦王扫六合，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实行焚书坑儒，焚烧了大量先秦文献，坑杀了诸多儒学名士，这是对百家争鸣的首次“遏制”。其二是汉武帝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而从根本上遏止了百家争鸣，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两千多年。期间只有在战乱时期，东汉末年出现过一段辉煌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艺术的高峰，国家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时期出现了民国大师的繁荣。
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
在这里我们来探讨百家争鸣产生的原因，难免事后放马后炮，我们从思想诞生的必要条件进行推理，看看能否推导出其原因。
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思想观点的争鸣，其产生的条件与思想产生的别无二致。思想的产生就像种子发芽所需要的条件一样，起码要具备一定的温度、水份以及适宜生长的土壤；思想的萌芽则需要自由、闲暇、惊异以及致用。自由、闲暇、惊异这三个条件比较好理解，而第四个条件“致用”，则是从思想滥觞的外部原因来考虑，试想无论著书立说还是出将入相，皆是有为，甚至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无为”不正是“有为”嘛，其最终目的是有所为。
自由，是百家争鸣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自由是一个人思想的发条，是一个学派衍息的动力，古人云“不自由，勿宁死”，西方人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比可抛。”且让我们看看为什么笔者这么说？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礼崩乐坏，战争连绵不断，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几百年时间里不曾停歇。春秋无义战，战国兼并战争更甚。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是最好的佐证。
政治上，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央王权丧失了地方的绝对控制，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崛起，谋求话语权，群雄力求称霸一方。
经济上，随着铁器的产生与广泛使用，开垦的土地与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新兴的地方阶级与旧地主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随着财富的丰富，新兴地主阶级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文化上，新兴地主阶级为谋求富国强兵的愿望，积极招揽人才，选相任将，实行变法，旨在走一条霸主之路，因而文化政策颇为开放，求贤若渴。
思想上，是承袭旧制度还是革新变法，强国之路的选择全在君王与将相的一念之间，是复古还是革新，是生存还是灭亡，摆在新崛起的“士”族与上游权贵面前，围绕着这样一种社会现状，思想非常活跃，社会也非常开明。
社会舆论上，士族阶层把施展自己的才华，最终出将入相，辅佐一方诸侯，称霸一时视为无上的荣耀与改变命运的契机，不经意间，上流社会阶层与下游的士族阶层之间产生相互需求的联系，而且甚至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形象地说，就像我们今天崇拜潮流明星、追赶时髦一样。
闲暇，这里所说的“闲暇”并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人有时间进行思考。对个人而言，灵感一般产生于心情的高潮或低落时，所谓有感而发，思考的灵感在心情高潮或低落时最活跃。当一个人面对造物主的神奇力量时便会莫名感慨、崇拜甚至信仰，当一个面对战乱不息，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现状时，自然会激发出思想的灵感，而在其生命受到威胁时，思想自然也会空前活跃。就在介于温饱与战争边缘的新兴士族阶层，恰恰由闲暇进行自由思考。首先，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满足于战争不息的现状，有志于改变这种现象；其次，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思考改变现状的办法，即通过著书立说向世人传达他的治理社会的理念，或者通过游说君王令其采纳他的见解等；再次，这些士族阶层具有一定的闲暇，有思考的能力。
惊异，是指具有天下关怀，或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群士族，以天下为已任，而不是像芸芸众生一般，任由随波逐流，任由强者鱼肉，却没有勇气反抗或者改变这种动乱社会的想法。“麻木而沉沦，知耻而后勇”，至少对于士族阶层来说，他们不是一群麻木不仁的存在者。士族的“惊异”，是对经年累月战争的憎恶，是对庶民流离失所的不忍，是对残酷现实的不满，也是志在改变这一现状的跃跃欲试。
致用，简单地说，就是像屈原一样的士族阶层，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君王被佞小人所蒙骗，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土崩瓦解，不愿意看到自己国家的子民流离失所，不愿意看到“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士族要改变这种现状，自然要将自己的思想或者抱负付诸实践，致用于眼前看到的一切。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开明的旧地主为了抵御战争的毒瘤而作的自我奋斗。
上苍很公平，在带给人以战争的时候，也给人以自由与思想，战乱从侧面来说创造了空前自由、开放、活跃的环境。然而，在大一统的思想控制之下，或者正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就一定诞生不了光辉的思想吗？周秦汉唐，这四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虽说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却揭开了历史光辉的一面，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重新思考百家争鸣的“现世”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人民安居乐业，属于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所创造的盛世，完全超越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周秦汉唐所创造的伟大国家。一方面我们呼吁百家争鸣书面的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建立一个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这两方面并不是矛盾的。高度的集权时代，虽然并不能产生杰出的光辉思想却可以繁荣文化的枝枝叶叶，尤其可以缔造生产力的奇迹，为国民带来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当今中国，从脱贫致富到小康社会，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似乎丢掉了民族的灵魂与文明的精萃。当我们细数当下的道德标准或文化现象时，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源头：诸子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百家争鸣所产生的思想、观点、著作、学派等几乎奠定了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来源。百家争鸣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子百家各家学派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基本特点。
今天，我们常常提问或者反问自己有没有信仰，有人回答说有，我们信仰的乌托邦一般的“社会共义”，有人回答说没有，我们真的难以找到自己应该信仰的东西。
当有人问我时，一开始我总会哑口无言，但是后来我很坦然地回答说我没有信仰。难道说我真的没有信仰吗？显然不是。我相信真理，我也信仰先贤，我更相信人间有真爱。但是，这很难以启齿，因为在别人看来就是闹笑话。没有信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羞于或者耻于说出自己的信仰，或者当我们说出来之后被人嘲笑这样一种现象。并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状。
当我们丰衣足食，过着太平盛世的生活时，似乎正在走向“死于安乐”的边缘。有人说这是杞人忧天，有人说是居安思危，当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似乎摧毁了人类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一切幻想，全世界开始重新思索人类的方向。
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让人类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样重要，人之所以人而是高级的动物，即是我们能够不断思考，以物质文明创造更灿烂的精神文明。
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正比例还是反比？（以轴心时代、承横时代为例）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按道理来讲，人的物质富裕程度与精神充实是成正比例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乞丐讲文明，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人们思考也是以自由为前提，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人经济独立上的自由，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基本是属于贵族阶层，下层平民几乎没有先天的条件进行思考，卢梭是近代思想家中的一个特例。再者，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人作为高级的理性动物，是不断进化、向前发展的，人类也是由野蛮走向开化，再到文明的，按照这一逻辑来说，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正比例的。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正比例关系这一论题是需要条件的，甚至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是反比例关系。
我们从精神性入手，前文已经讨论过思想诞生的几个条件分别是自由、闲暇、惊异与致用，思想作为精神的精髓，自然缘出于精神。下面以轴心时代与承横时代为例，说明人的物质富裕与精 神充实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康德说过：“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人生于天地间，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没有一个人像孙猴子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作为自然性的人则必然要为了生存而劳作，从这一点上决定了人是没有绝对性的自由。
轴心时代，思想的滥觞源出于诸多不需耗费太多精力谋求生存之资的人之中，我们将这些人称之为“士”族或贵族，甚至于帝王将相。比方说，希腊三贤，苏格拉底虽出身平民，但他后来一越成为贵族柏拉图的老师，中年的苏格拉底已经凭借其卓越的才华成为当时众人皆知的名流，这为其进一步思想赢得了自由，他不会再为了谋求生活之资而疲于奔命。
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是贵族后裔，从小接受苏格拉底的耳濡目染，接受到了他的洗礼，可以说柏拉图似乎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富二代”、“官二代”无所事事，这给了他一定的自由与闲暇，无所事事反而让他有所事事。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一个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出生于奴隶主中层阶层，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几乎不用多虑。
释迦牟尼更不用说了，作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能够遁入空门实在罕见，后来西藏王仓央嘉措也是如此，高唱“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中国的诸子百家，则是以“士”族阶层为代表的发难。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当今社会难道就没有贵族吗？之所以能在贵族之中，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似乎在治安的时代缺些什么。
其次从闲暇上来说，以自由为前提，闲暇才会出现。承横时代的闲暇是珍贵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生死存亡的，治安时代的闲暇是浮躁的、无聊的、纵情纵欲的、娱乐至上的，这样的区别使得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尽相同，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是否有可能诞生。
那么，怎么样的闲暇会是伟大思想诞生的催化剂呢？每个人的闲暇都很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思考的能力与创造的能力。一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立场、视野直接决定了其思考的影响力，大多数人立足于自身而思考，考虑个人的独立、生存、家庭、名望声誉等，然而也有少数人则会立足历史、国家、民族甚至于人类的未来思考问题，这便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差距。
正是因为一个人的格局，才决定了一个人思考问题的价值与影响力。例如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们，在中世纪黑暗的时代，他们每一个绝对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去这思考这些无关自己痛痒的事情。
哥白尼以科学发现“日心说”，直到晚年行将就木时才发表与封建教皇相对的“地心说”，而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不惜被活活烧死，其遗言非常慷慨激昂：“烈火可以烧死我的躯体，但烧不死真理”。
乔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三大人文主义巨匠更是摆脱宗教神权，专注于最底层、最真实的人的发现，在违背中世纪黑暗的潮流里，冒着生命的危险发现人，更是把上帝人格化、具体化、人性化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难道说他们不怕死、不聪明吗，敢于向权威挑战。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更是从文学的角度，创造出发现人的文学作品，从思想的角度发现人。英国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高唱“知识就是力量”，身为贵胄的他公然反对君权神授与君权无限，也就是反对自己的家族拥有特权，这在常人看来愚不可及。
然而，正是这些愚不可及的人，利用他们的闲暇，在于社会大势不断地斗争，从而推进着人类社会的缓慢前行。其实作为贵胄的他们，完全可以不予理睬这些事，从容地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但是历史并不会记住他们，后人也并不会歌颂他们。
再次，从惊异的角度出发，思想并不是贵胄的专利，对于出身贫寒的思想家来说，他们更多地思考如何下层社会的问题。与贵胄思想家有一个显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更多侧重于考虑天下关怀的事情。“轴心时代”的墨子与庄子，是中国历史上平民思想家的代表。
墨子“兼爱”思想的核心即是为最低层的庶民谋福利，所以他提出“非攻”、“爱民”，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庄子的思想完全是草根思想的代表，并来讲述一个个最普通的故事，告诫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如何生存，如何更好地生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正是庄子与老子所期盼的。
“承横时代”最著名的、影响全世界的平民思想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个人最喜欢的思想家。卢梭完全站在平民的角度，开始思想发难，先是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并呼吁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强调每一个的权力是天赋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在民，国家的意志即是每一个平民的“公共意志”或“众意”，他的这一启蒙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利器，并被写入《人权宣言》与《独立宣言》之中，成为现代人权或民权思想的教父。
然而，无论是贵胄思想家还是平民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像人在欣喜之极与悲愤之极灵感多发一样，其思想的活跃性相对较强，这也是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成反比关系的重要条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成惊异，即源于对事物的兴趣，对真理的向往，对现状的不满，对社会的诟病，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或对未来的期盼。不论是轴心时代还是承横时代，总会在这几个方面有一些思想家脱颖而出。
我所强调人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充实成反比关系，或者正如人们所疑问的：我们不禁要问，当今社会难道就没有贵族吗？之所以能在贵族之中，产生伟大的思想家，似乎在治安的时代缺些什么？惊异便是这一疑问最好的答案。贵族或物质富裕的人不是他们没有思想的能力，而是他们缺少一种惊异，缺少对事物的兴趣，缺少对真理的渴望，更是满足于现状，缺乏针砭时弊的勇气与能力，也缺乏对社会的思考，对国家、民族、未来的前瞻性思考……这便是时代与时代的差异，也是动乱时代与治安时代的差异。
最后，用现代性的眼光分析轴心时代与承横时代的致用意义。围绕着源于对事物的兴趣，对真理的向往，对现状的不满，对社会的诟病，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或对未来的期盼，轴心时代的诸多思想精英在各方面有所建树，致力于对真理的追求，对智慧的热爱，对宇宙的探索，对改变社会现状所做的努力与尝试，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以及社会动乱不安、国家民族的存亡绝续所作出的拼搏与抗争等。
我们将何去何从？
我们直面当今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是否有勇气进行思考，并尝试改变现状，这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鲁迅笔下所谓的“看客”，国民的劣根性更是一览无余，理由很简单，堂而皇之地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由，各人自扫门前雪。
当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纵欲寻欢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一旦不能满足则会使其感觉到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浮躁不堪。当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我们找不到自我时，逐渐形成盲目崇拜、追星、凑热点的生活习惯，老人究竟该不该扶，法律颜面何存？当整个社会以舆论像那洪水一般涌来时，我们是否有自己的救命稻草，当整个社会以商业与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你是否拥有自己心里的一片沃土而不会被玷污，是否会被同化，难道你就不会忧心忡忡？
苏格拉底说，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你自己。在我们迷茫的时候，重新认识自我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关键在于拥有开始认识自己的意识，而不是一直懵懵懂懂。所以，当整个社会陷入迷茫的境地时，需要思想家出来启蒙。
“启蒙”一词，是舶来品，源于承横时代的启蒙运动。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著书立说，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和特权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科学家们揭示许多自然界的奥秘，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信。人们要求摆脱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首先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反对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上称之为启蒙运动。思想有时候比金钱、权力以及科技更重要。
今天，当我们陶醉于物质享乐、追求商业财富的时候，整个社会似乎充斥着铜臭气，把你的一切放在金钱的天平上衡量，你愿意成为他们的奴隶吗？如果你仍然懵懂，那就需要我们重新启蒙。
启蒙的目的就是要找回自己思考的权力，认识自己是一个拥有思考权力的人，不是思想上的奴隶，唯他人之命是从，丧失自己的主见。找回自己的信念或者说信仰，做回真正的自己，尽可能不被社会所左右，尽最大可能做回真正的自己。
华夏的背景
“how to believe dicides how to live”这是个人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意思是“如何信仰决定如何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佛性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对90这一代。对于现在的90后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四大皆空。皈依我佛、看淡一切，不动怒、不吵架，然后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例如，对佛第考研释文是“还有十来天，能考上就读吧，考不上就算了，哪搞得那么紧张，看得进书就看，看不进睡会儿再说”；对佛系剁手党来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花是福，都不知道明天自己还在不在……”；对佛系恋爱来说：“我们谈恋爱吧，都行，看你。”；对佛系游戏来说：“嬴了就嬴了，输了就输了，输了掉段位也不难过就这样吧，下次再打上来就好了。”
华为是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标杆！儒家精华文化是世界的未来！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消极避世、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与我所说的佛性生活相差甚远。
我所说的佛性生活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身与读书，两者都不耽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推辞掉不必要的应酬，有自己精神的追求，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主见。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知道自己的精神堕落，但对其原因（被专政了）却避而不谈，而是古今中外地瞎扯一气，甚至连“新老地主阶级”等马列胡说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今日头条”的被虏状态决定了他的作者只能闭嘴。还康德说什么“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呢。连康德这样的贱人言论也奉为圭臬。康德是什么玩意儿？普鲁士国王的奴仆而已，一个精神上的弄臣，他甚至向母狗沙皇献过忠心，就像文革的工农兵党奴们一样——康德说的是真理吗？当然不是，他这个哲学弄臣说的只是他自己的处境——没有积极自由，只有消极自由，一个半吊子的可怜虫。他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处境，只能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等“三大批判”胡扯一番，聊以自慰……所以他终生未娶……但常去嫖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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