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陷阱

《现在是“新轴心时代”吗——与汤一介先生商榷》（2018-07-30 生命与国学

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头条号，以飨读者。

 

现在是“新轴心时代”吗

——与汤一介先生商榷

何二元

何二元 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大学语文研究网站站长

【摘要】关于轴心时代，为什么雅氏和汤先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新轴心时代”的到来，是像汤先生描绘的那样？也会像汤先生想象的那样吗？在摆脱“新轴心时代”之类的理论束缚之时，汤先生显露出人性的更加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就意外地更加接近了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回归历史上那个轴心时代。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今天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源头，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时，它会喷涌而出的根源。当我们对世界上明显的和已有的东西信赖不再支撑生活时，那么对于万物起源的信任就必须打下基础。

关键词：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

一

汤一介先生是我一直敬佩的一位学术前辈，这不但因为他在哲学研究上的骄人成就，尤其是他不属于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比起更老一代的学术前辈（比如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他更多了一些社会关怀，由此使自己的研究从哲学进入文化研究、甚至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学术界天天争论人文精神，我觉得汤一介先生的学术取向才真正体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

但是，进入原本自己不是很熟悉的研究领域，就意味着要冒一定的风险。文化研究不可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具体文化背景，甚至还会受到高层文化政策的制约，这一切，都可能使研究发生一些偏向。在汤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文章中，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新轴心时代”。这显然是试图为他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背景，但是这个背景能否成立，还有必要仔细商榷。

 

轴心时代理论，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94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因其突破了长期来的西方中心论，引起东西方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引起过热烈讨论。“新的轴心期”“第二个轴心期”之类的说法，也是书中固有之意，只是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一直到新世纪到来，才突然引起世人的注意。按照汤一介先生的介绍，这个“新轴心时代”问题的提出，大概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间段里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美国，比方说杜维明教授就在1999年作了一次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香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3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都讨论这个问题。而汤先生自己也是在1999年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的。

据我考察，汤先生关于“新轴心时代”的具体提法，经过了一个从谨慎推敲到大胆确定的过程。在2000年和2001年里，汤先生通常的说法是“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到了2002年变成“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从2004年开始，汤先生多次说：“当前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已经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了。

 

汤先生对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虽然越来越确定，但是用以支持判定的材料却始终就那么几条，这似乎是宣传多于研究，而且几年里也没有人与之争鸣，显得有点寂寞。我对轴心时代的问题本来没有什么研究，但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也就不揣浅陋，对“新轴心时代”的命题提出一些质疑，就教于先生。

二、

“新轴心时代”的话题是接着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讲的，汤先生关于现在已是“新轴心时代”的判断概括起来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包括从2000年到2002年的一系列文章，其大致的论述如下：

新的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有鲜明的不同，概括起来至少有三点：

1.在这个新的“轴心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世界联成一片，因而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新的“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必将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

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世纪，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世纪，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觉得汤先生说的这三条假如仅仅是向我们描述21世纪的局面，那么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假如要纳入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就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第一条，经济全球化等等固然是第一个轴心时代所没有的，当时的中国、印度和西方是三个没有地理上联系、互不知晓的地区，但是这并不等于不会产生全球意识，雅斯贝斯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8页。以下引用此书皆只标明页码。）“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第9页）“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第14页）“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逢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第15页）

为什么雅氏和汤先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我认为可能是两人的历史观有所不同，雅氏用来描述历史结构的标准是“精神”和“人性”，所以他眼中的全球意识首先是精神上的默契，而不在乎地理上是否勾连。而汤先生的历史观念显然与之不同，他更注重世界文化的实际交流，他的全球化概念首先是一种“经济全球化”，后面虽然还提到“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但核心是经济，他在2000年末和2001年初的两篇论文内容相同，标题却分别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和“新轴心时代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也许就泄露了这种同构关系。所以他更重视从生产关系看轴心时代，他多次这样描述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这样就很难再和雅氏说到一起，因为在雅氏眼里，精神运动才是构成历史的根本要素，工具绝不会成为历史的起点，成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55页）人假如丢掉了精神，那么不要说铁器，即使“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第37页）

 

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汤先生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雅氏倒不无唯心史观之嫌。然而，汤先生的“新轴心时代”既然是接着雅氏的轴心理论说，而且又无批判雅氏理论的意思，那么最好还是要迁就一下雅氏的意思，况且在今天这个技术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雅氏的观点也未必没有矫正时弊的功效，否则我们又何必附和这位哲学家的轴心时代理论，径直谈论“共产主义”岂不是更好？（后面还将谈到，“新轴心时代”和共产主义最终恐怕是同一个概念。）

其实，雅氏的轴心理论也并非一味玄虚，他只是认为历史统一的第一步是精神性的，假如真的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就应该以实体的统一为标志。他在书中也一度说：

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第113页）

这个“新的轴心期”的可能，雅氏接下去立刻就否定掉了，这里不论，且说所谓“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雅氏的意思绝不是汤先生认为的那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雅氏的观点恐怕更彻底，彻底到我们东方人难以接受，他说：“问题就是在世界帝国之路和世界秩序之路之间进行选择”：

世界帝国。这是通过单一权力达到的世界和平，这权力从地球上的某一点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

世界秩序。这种统一除了由协商产生的共同决定提供的力量外，别无其它联合的力量。……（第224页）

世界帝国，恐怕正是美国等一些世界大国所梦寐以求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是这种帝国梦的反映。世界秩序——可能比较符合汤先生所寻求的世界文明对话，然而这方案似乎也非常遥远，而且风险重重。雅氏说：

在形成可靠的世界秩序之前，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过渡时期。（第232页）

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像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第235页）

所以，“新轴心时代”的到来，绝不会像汤先生描绘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这么简单，它要求“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也不会像汤先生想象的那样乐观，在建立这种“实体”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世界帝国”和“绝对毁灭”的危险，现在就欢呼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会使人类忘记这样的危险，因而是有害的。

汤先生的第二条描述，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科学打破了原先的分科状况，发展出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原来的学科划分越来越模糊了:本来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化学就是化学，现在既有物理化学，又有化学物理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运用了“耗散结构”理论，这大大不同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了。

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对于学术界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题目，然而“新轴心时代”命题涉及时代性质的判断，实在是一个超越一切具体学科的更大课题，区区“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等具体学科的研究突破，又怎么足以证明今天已是“新轴心时代”。

如果说前两条材料只是在“新轴心时代”的理论框架中才显出不妥，那么第三条的问题便严重得多了。我们知道，柏拉图、孔子等伟大思想家的出现，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期理论中是有绝对重要的意义的，读过《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记，雅氏这样开始对轴心期的描述：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第8页）

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无不把知识阶层的崛起，精英文化阶层的崛起，视为轴心时代的一个最重要标志。而轴心期的局限也正表现在这里：

个人获得的成就决没有传授给大众。人性潜力（Potentia-lity）的顶峰和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变得异常之大。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第10页）

……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第12页）

所以，假如今天出现新的轴心时代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大众跟上先知们的步伐，人性直接地在整体上升到尽善尽美的高度。然而汤先生却说：“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移”“无论中外大概都不可能再出现像柏拉图、孔子、释迦牟尼等等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那种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显然不符合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因为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永远保留着“伟大思想家”的崇高位置，他说：“有一样东西看来能永远坚定不移：人性及其在哲学活动中的自我反思。甚至在崩溃的时期，仍可能存在高级的哲学，历史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第266页）为此，他差一点就把“第二轴心”的称号给了欧洲的科学技术时代，他说：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90页）

当然，最后他收回了这个称号，不是因为新的轴心期不应该出现“伟大思想家”，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二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第90页）

其实，当汤先生只要不再硬套“新轴心时代”理论时，便能够非常清晰地指出今天没有孔子这样的思想家的真正原因。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说，读高中时，自己曾幻想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他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最后汤先生无奈地说：“那是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时代”。

由此看来，中国今天的缺少思想家、哲学家，完全是社会生活畸形发展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个世界问题，世界进入科学技术时代以来，人文科学受到了压制，社会思想日益平庸，国际思想界为此呼唤“公众知识分子”。那么，假如现在把这种反常现象反而说成是“新轴心时代”的标志，不管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实际上都是起了使畸形平庸的社会现象合理化合法化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一条尤其需要慎重考虑。

从2002年末起的一系列文章与谈话中，汤先生对自己的“新轴心时代”理论作了细微修改，形成第二个版本。仍然是三条，但是内容略有不同。以《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和平与发展”问题可有之贡献》（2002年9月16日）一文为例，汤先生说，“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

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

这三条意见坚持到2005年，基本上都是这个说法。第一条讲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无疑是对的，然而与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似乎相去太远。第二条就是第一个版本的第一条。第三条讲“全球意识”，前面已经分析过，假如真的是“新轴心时代”，那么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识”，还要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这些内容前面已经都分析过，这里不再细说。

三、

既然汤先生是接着雅斯贝尔斯的理论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还是雅氏轴心期理论的原意。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轴心时代”了吗？仔细阅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本书，我们发现雅氏的结论是完全否定的。书中起码有四处比较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处，第一篇第二章“世界历史纲要”中说：

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

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

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

起源和目标不可能获得任何令人信服的感性的真实形体，我们可用下列符号表明它们：“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第33-34页）

这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误以为今天的科技时代正在使我们走入“第二个轴心期”。但是仔细理解就会发现，这里的“第二个轴心期”与其说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个目标，它意味着“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不朽的精神王国”，它为我们悬设了一个至高的精神目标，为人类历史的前进指明了方向，然而却未必有哪一个时代的人能够声称自己已经进入了这个目标。这有点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一代一代为之奋斗，但是任何宣布今天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最终都是有害的。

第二处出现在书中的第一篇第八章“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在谈到欧洲近代以来的发展时，雅氏说：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第89页）

然而他立刻否定了这一假设，他说：“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诚然，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些世纪是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它们构成了我们文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我们的直觉与洞察力的丰富来源。可是，它们不是全人类的、包罗世界的轴心，它们到后来不可能成为这种轴心。”（第90页）这反映了雅氏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彻底性，恐怕也是他的轴心期理论较长时期里受到西方世界冷落的一个原因。

第三处出现在书中第二篇的第一章“本质更新：科学和技术”，重点分析了科技时代与轴心时代的本质区别。雅氏说：在科学技术时代，“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第112-113页）基于这一点，他批评了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点，说：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这是在基督教轴心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它假定已达到顶峰和完美。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媲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第112页）

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像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第113页）

第四处出现在第二篇第二章“世界现状”，雅氏说：“如果我们现在进入人性的新的急剧质变，那么它不是轴心期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

从内部看来，涉及到一些与轴心期表现十分不同的东西。那时是丰富，而现在则是空虚。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第160页）

看来，雅斯贝斯不但不认为今天已经进入了“新轴心时代”，而且认为从人性和精神的角度讲，今天的世界简直就处于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期的水平之下。话说得这样明白，我们再说什么“新轴心时代”恐怕就言之无据了。

四、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于1949年，今天，已经又过去半个世纪了，那么，今天的结论是否可以比半个世纪前稍微乐观一些呢？恐怕未必。对此，汤一介先生也从不讳言，他在世纪之交的“新青年千年论坛”上发表的“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的讲演中说：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环境遭受了惨重的破坏，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臭氧变薄、空气污染、海洋毒化、人口暴涨等等吧。就使得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破坏了自然，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由于对利益和权利的争夺，就造成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甚至于战争；对金钱的追求，造成了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这样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物质欲望的膨胀这就造成了人自身身心的分裂。

这个结论，同样出现在汤先生同期的其它不少论文与演讲中。在本世纪初的一次会议上，汤先生还曾作过一次“我们能否走出‘信仰危机’？”的发言。事后，他为这篇稿子写了一段附记，说：

此文录入电脑的时间是2001年2月。我和我的许多朋友都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人类走出互相残杀、尔虞我诈、追求“金钱和权力”，能有“自由歌唱的生活空间”的世纪。可是世纪的第一年，就发生了“9.11”事件，人类社会陷入了混乱，到处充满着火药味，难道二十一世纪要比二十世纪更加恐怖吗?人类难道真的进入了“末法”时代吗？对此，我不能回答。我想当前无论哪一个思想家都很难回答。因为“金钱和权力拜物教”已经成了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领袖的信条。我们，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被边缘化了。而现在我们更加无力了，但我们还在做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们有些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未泯灭吧。

在摆脱“新轴心时代”之类的理论束缚之时，汤先生这才显露出人性的更加真实的一面，同时也就意外地更加接近了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因为在雅氏看来，轴心期的一个基本发动点就是：“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第8页）

最后容我冒昧地揣想，汤先生的本意恐怕正是要回归历史上那个轴心时代吧？（我们看到他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可以推动今天世界的文章。）只是被新世纪到来之际满世界的“新”“新”所鼓动，也想借着这“新”的力量，来推动他那知识分子的理想吧？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想，汤先生一再引用过的雅氏轴心期理论里的一段话，以及尚未及引用过的另外一段话，也许更加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主题吧，那就是：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第14页）

今天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源头，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时，它会喷涌而出的根源。当我们对世界上明显的和已有的东西信赖不再支撑生活时，那么对于万物起源的信任就必须打下基础。（第244页）

谢选骏指出：显然，根据雅斯贝尔斯本人的论述，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他所想象的“轴心时代”其实是刚刚失败的“轴心国”的心理替代物。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我想，上述商榷的双方，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差别，但是可能都会跌入这个陷阱法——“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我之所以称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陷阱”，正是要指出，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说法可能缺乏人类学方面的依据。因为根据我的研究，轴心时代的哲学内容，其实并未脱离此前的宗教神话，只不过是对其进行了灵活的探讨而非死记硬背而已，这显然是由于文字的普及所造成的传播和对话相关——这种灵活地探讨以前都是停留在口头的私下的状态，但是通过文字记载和文献传播，而被公开化了。这就像文革期间，大家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宪政民主，也有私下讨论和认真研究，但是因为留下笔墨过于危险，也就无法形成1980年代那样的长篇大论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非被轴心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重燃火焰”，而是被我们自己思想和语言中的能力所点燃。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先秦诸子和我们其实是“同时代人”，我们和他们的内心其实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先入为主，把人能说的话题都说的差不多了。换言之，如果人类的文字运用晚个两三千年，那么现在也就刚刚进入“轴心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