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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0日星期日

《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导论》:全球疫情揭开中国的“新时代”

 导论、全球疫情揭开中国的“新时代”


《曝解放军》“致命弱点”!韩媒:习近平也深知严重性》(自由时报 2021-10-09)报道:

中国10月起不断派出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南韩媒体《朝鲜日报》对此分析,解放军的“致命弱点”是“45年来零实战经验”,目前只有1位将军经历过战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深知严重性。

《朝鲜日报》国际资深记者李哲民(???)指出,从战机、战舰、战车和各种飞弹的数量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然而,中国军队“致命缺点”是缺乏“实战经验”,最近1次的实战发生在1978年2月至3月,当时解放军南侵,与越南进行大约4周的战事,中国苦吞败仗、损失惨重,估计有7000至1万人阵亡。

《朝鲜日报》报导提到,虽然现在的中国军队与当时不同,但解放军内部报告点出,“在紧张战场上,中国军队不具备处理高科技武器,以及展开三军联合作战能力”。

韩媒认为,这代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深知解放军“五无”的严重性,因为中共党媒《解放军报》自2015年起,多次提及军方有“五个问题”:军事指挥官缺乏对战场形式的自主判断力,无法有效理解上级指令,不能做出作战决策,无法部署部队,不能妥善应对突发事件。

此外,美国军方也知道解放军的这项致命弱点,目前中国军队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将军,是今年已经68岁、曾参与过越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这与美军拥有无数作战经验形成强烈对比,美军在过去20年打过10场战争。

《朝鲜日报》发现,中国党报《人民海军》近日发表1篇文章增加士气,内容称“不要把缺乏作战经验当大事”,还举例经验丰富的英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输德国,韩媒酸中国去年5月与印度在边境地区用棍棒、石头发生冲突,事件造成印军20人死亡,但有43名解放军阵亡,而中国先进的军武也不晓得究竟能力如何。

谢选骏指出:“从战机、战舰、战车和各种飞弹的数量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这可能诱使共产党中国向美国及其盟国(包括台湾也就是南朝中国)发起进攻;然而,共产党中国的“解放军的致命弱点是45年来零实战经验”,则可能使得满清甲午战败的历史转折得以重演。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中国大陆将被迫开启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据我2012年写作的《中共会在日本“购岛”行动前临阵退缩》所言——

1、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

2、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

3、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

4、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

5、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失利的结果(1914——1918年);

6、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国受损的结果;

7、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是中国大饥荒、中共和苏共交恶(1959——1962年)的结果;

8、改革开放是中苏军事冲突、中美被迫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

9、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

显然,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我的分析可以知道:即使“封建回潮的文化革命”也不是基于“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孤立处境的激烈反应。

正是因为我所说的“对外战争失败推动中国改革”,现在中国有许多人积极鼓动对日作战,其目的不是“抗日爱国”,而是像中共1930年代的“北上抗日”一样,是想通过外人之手,消灭本国的反动政府。

许多中国人预期,中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根本经不起真正的战争,而在美日同盟面前一触即溃。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获得第二次解放。而中共也知道自己的纸老虎本质,所以一定会在日本“购买钓鱼岛”的行动计划前临阵退缩。


我们会发现:“对外关系失败推动中国改革”。


《观察:从鸦片战争到中美贸易持久战》(BBC 2018年5月24日)报道:


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但并未解决美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同鸦片战争一样,贸易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中美的经济摩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长期的贸易摩擦是否会演变为持久的贸易战?贸易战变成持久战是否会影响到中美国家间其它方面的关系?


回顾一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发生了不平衡的巨变,新崛起的大英帝国不断扩张其全球影响,和当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走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后人更多是从地缘政治、体制、道德、民族、技术差异和矛盾等比较直观的方面来解释近两百年前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鸦片战争深层经济原因的研究似乎仍有不足。特别是,历史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后为何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大帝国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反思。


两大帝国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精英对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经济方方面面都缺乏基本认识,在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隔阂下,1793年大英帝国马戛尔尼出使大清帝国洽谈贸易的使命以失败告终。马戛尔尼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带回一个从中国学到的新词,加入了牛津英语大辞典:磕头。


对中英两国来说,马戛尔尼的这趟外交使命不仅失败,而且为后来历史的灾难性发展留下根源。大清帝国的外交当时看似成功:迫使马戛尔尼在乾隆帝面前跪下了,皇帝对英国"蛮夷"那些"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但实质上更为失败:这一跪为后来长达百年的炮声隆隆与山河破碎留下祸根。使团中很多人回到英国后,写出对中国印象非常不利的报告,给英国执政精英和公众对中国不少错误印象,特别是:对中国外交无法平等进行。


所以,美国对清史研究颇深的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曾说过,英国人用文字和笔把中国消灭了。


这一东西方失败的外交沟通带来的恶劣影响至今,"磕头"一词仍在西方常常使用,被指向北京低头接受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见诸于西方媒体上讨论对华政经关系的文章中。


鸦片战争就是后来中英关系灾难性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其实质是两国从贸易开始的经济摩擦,走向社会制度和军事的冲突。大英帝国当年的这场贸易战可谓速战、速决、速胜。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后,十多年里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已经和鸦片贸易关系不大。中国开放鸦片贸易后,几十年里崛起为世界最大鸦片生产国,同时也促发其国内民族主义觉醒和战乱。


鸦片贸易战的长远影响


众多历史经济学者已经从经济结构角度来看中英鸦片战争。当年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是一位先驱者,他当年犀利地分析了这一贸易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经济原因,看看马克思当年的《鸦片贸易史》,可以从西方角度来观察其经济和政治原因:"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


马克思指出了在国际关系中这种贸易和战争的本质:"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蹋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是西方国家对大清帝国贸易仅有的渠道。


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此文结尾通过经济推理预见到鸦片战争的结局:"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


果然,中国开放了鸦片贸易的几十年后,一度成为世界鸦片种植最大国家。1882年鸦片不仅自给自足还出口创汇。历史学者调查称,1906年前后,四川一个省的鸦片产量,就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这时候,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早已大跌。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的短期利益构成了大英帝国国际矛盾的长远代价。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核心是中英两国的贸易不平衡。当年中英两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冲突未能通过经济和外交渠道解决,演变上升为一个试图凭借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的大英帝国以炮舰政策推行全球贸易,欺辱一个闭关自守、现代生产力低下的大清国,并打开后者的市场的历史。


在21世纪的新时代里,炮舰政策已经不为觉醒的、更文明的世界接受。贸易战却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全球化,在国家关系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有剧烈的贸易战伴随其中。


美国贸易战史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头号强国,经历过无数次贸易战。最早从其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开战走向独立,南北战争,到后来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冲突,不少都含有贸易纠纷导致战争的因素。


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持续的、不断加剧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些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就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实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外移,在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对外,美国为了保护本国消费业、农业与制造业和日本与欧洲发生过多次重大的贸易战争。比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日本的汽车与摩托车贸易战,60年代到本世纪初对欧盟的鸡肉、香蕉和钢铁贸易战。


但是,这些贸易战的硝烟过后,即使是日本和欧盟都做出了让步,贸易逆差状况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指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财政货币政策,即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货币供应增加、金融自由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美国国内推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大众普遍超前消费,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必然导致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产品。


对外美国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由此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而美国需要扭转对外贸易的逆差、保护本国产业、争夺全球资本之际,就会威胁树立贸易壁垒发动贸易战。


"论持久战"


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多少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之间通常已经难以再以炮舰政策解决贸易和经济分歧。贸易战不时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避免贸易战,出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争议。


二战后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差异巨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被用来表现这些差异,所谓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等等。究其核心实质,还是离不开经济斗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分工,导致了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链中不同的作用和位置。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通过艰苦努力,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追美国在国际上的政经地位。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说,美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担心失去其主导地位。他说:"经验告诉我们,抱怨永远不会结束。大约10年前,有人抱怨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汇率过低以及外汇储备太多。如今这些情况都已发生改变……中国国际贸易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已降至1.4%。但现在人们依然不满意,他们开始将矛头转向双边贸易失衡、强制性技术转移、产能过剩以及中国不断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今天的中国已经变了,变得更加成功、更加强大。外人抱怨中国的内容也变了,而唯一不变的是抱怨本身。"


沃尔夫认为中国应当制定长远的策略以应对美国日益高涨的敌意。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一长远的策略也是在论持久战?


中国和美国的互相认知与关系


中国和美国相隔太平洋,但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当年鸦片战争时期互不认识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中美两百年交往历史中有过侵略、战争,今天进入了互利互惠的和平交往时期。


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中美关系和平发展,天下相对太平。反之,全球动荡。


迅速崛起的中国认识到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走过去大国崛起受到旧的大国遏制打压、最终全面军事冲突的悲剧道路。


贸易战如果开打,可能严重损害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但同时也会让美国半导体行业利益受损。


中国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坚持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希望中美相互尊重彼此重大利益,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和处理分歧。


在全球化形势下,贸易战已经变得"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即使是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并不一定就非是零和游戏,双方仍有很大合作空间。美国方面靠挥舞贸易战的双刃剑是不可能取得国家间竞争的速胜的。这是为什么中美双方目前避免了贸易战的爆发。


但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和其它方面的种种分歧自然不是经过一次贸易摩擦就能够解决,而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显露,提醒着人们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持久战尚未结束。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中英鸦片战争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那么中美贸易战是否也在开辟中国的“新时代”呢?也许这不算什么。但是“天公抖擞”的全球疫情,总该揭开一个新的格局了吧。


《中国是时候改变“零容忍”防疫政策了》(黄严忠2021年9月8日)报道: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上个月在微信里说:“生在中国,我真是太幸运了。”他很自豪:国内最严重的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之后,中国已将每天的新增病例数减少到几十个。

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日均病例却超过13万,与之相比,中国的病例数字本身可能并不令人担忧。但它们表明,中国的零感染政策已不再像设计的那样奏效。在疫情暴发之初,这一政策成功地减少了病例——并且被其他国家采用——但德尔塔变种改变了局面,它表明这一策略不再适用。现在是中国改变策略的时候了,因为这种高传染性的新变种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成本现在已经超过了收益。如果不进行改变,中国及其人民将遭受损失。

在其他国家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中国在2020年4月初已经成功地在其境内控制了病毒。它实施了零感染政策,在该政策下,即使在当地发现一个新冠病例,也会触发严厉的措施,以将当地病例重置为零。为了防止输入病例,中国实施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对新冠疫情采取零容忍措施的国家。其他国家,比如新西兰,现在也没那么成功了。但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中国威权政府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和资源,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能力迅速消除新的病例,让该战略发挥作用。因此,该政策没有按预期奏效的事实,对中国和任何其他希望以同样方式完全消灭病毒的国家来说都是坏消息。

一年多来,这项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小范围和零星的疫情通常在疫情蔓延到其他地区之前就被平息了。当地官员依靠极端措施守则:他们启动了大规模新冠检测,使用二维码追踪和控制人们的活动,还围住整个社区进行强制隔离。

然后德尔塔变种出现了。7月20日,始于中国东部江苏省南京的疫情迅速蔓延到至少17个省份,这造成了自武汉以来最严重的疫情。目前,南京首例确诊病例已过去一个多月,而中国政府仍未能完全打破国内的传播链。根据政府的分类系统,截至上周日,全国仍有三个新冠中风险地区。在江苏的新冠疫情中心扬州,居民被禁止离家一个月,并接受了至少12轮强制性核酸检测。

这些高调和强有力的措施未能迅速结束这场疫情,凸显出零容忍做法的收益递减。

也有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扬州大约10%的病例感染源锁定在一个进行新冠检测的站点。

还有令人担忧的长期副作用。旷工率上升、员工生产率下降和供应链中断威胁着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德尔塔变种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锁措施导致中国经济放缓,非制造业活动自2020年2月以来首次进入收缩范围。

一些中国卫生专家已经开始质疑这种零容忍策略,尽管政府对此不以为然。江西省一名教师在8月被拘留15天,原因是他建议扬州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疫情。被称为中国的安东尼·S·福奇(Anthony S. Fauci)的张文宏曾说中国应该学会与病毒共存,尽管后来他又改口了。

维持现有方法的一个理由是,为中国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争取时间。德尔塔变种使这个论点变得无关紧要。公共卫生高级顾问钟南山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大约80%的疫苗接种率实现群体免疫。但他似乎对中国疫苗有效率有着高到不切实际的估计。根据我的计算,在中国现有的疫苗方案下,达到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尽管疫苗接种仍然可以预防该疾病最严重的影响,但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些病例。因此,难怪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即使在达到80%的疫苗接种率之后,中国仍可能继续暴发疫情。

而坚持当前的做法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封闭国家,这可能是危险的。如果自然免疫水平较低,且疫苗对新变种病毒的保护效果较差,那么随着中国的开放,实现零感染将是不可能的。

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疫情还没有结束。鉴于全球范围内新冠疫苗覆盖率仍然较低和不均衡,以及德尔塔变种的猖獗传播,此次大流行可能还会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

其他国家政府已经转向旨在“共存”而不是根除新冠病毒的政策。新加坡转而采取大规模疫苗支持下的分阶段和临时性重新开放的策略。就连澳大利亚这个可以说最热衷于追求零容忍战略的自由民主国家,现在也提出了重新开放的路线图。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调整。专注于预防重症和死亡并接种高效疫苗的战略,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黄严忠(Yanzhong Huang)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有《有毒政治:中国的环境健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一书。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但是他不懂,“中国更加承担不起开放边境的代价”。这就像鸦片战争前夕的局势一样——“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所以招惹来了英国远征军;但是“中国更加承担不起开放边境的代价”,因为西方的病毒从此源源不断地进来了,带来一个全面瓦解的新时代。

而我却看到,2018年中国大陆废除了国家主席限任制度,当年就触发了美中贸易战,第二年就带来了武汉肺炎席卷全球,第三年就导致香港变天,第四年开始美中正在接近军事摊牌的边缘!这是因为,共产党中国内部的各级官员,不甘心失去了贪污腐败的权力分散,正在集体抵制“习近平时代”的极权主义。


(《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导论、全球疫情揭开中国的“新时代”)

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在毛泽东故居可以随地小便



网文《韶山 (湖南省辖县级市)》报道:

韶山市,隶属湖南省湘潭市,位于中国中南部,湖南省中部偏东湘中丘陵区。韶山地处湘潭市市区以西,北、东与宁乡市麻山乡、朱石桥乡、三仙坳乡毗连,东南与湘潭县良湖乡、楠竹山镇接界,南与湘乡市龙洞乡、白田镇、金石镇接壤,西与湘乡市白田、金石镇相邻。行政区域面积247.33平方公里。辖清溪镇、银田镇2个镇,韶山乡、杨林乡2个乡,韶山市政府驻清溪镇。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韶山常住人口为103357人。

历史沿革

“韶”乃虞舜时乐名。《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引凤来仪。”史载: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因名。(《湖南省志·地理志》引《嘉庆一统志》卷354)《辞海》据此诠释韶山:“相传古代虞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故名”……山有八景,风景优美。虞舜,远古时代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首领。

姓尧,号有虞氏,名重生,世称虞舜。他是继尧之后被中华民族世代推崇的又一明君圣主。他为尧所器重,尧不但把盟主的尊位禅让于他,还把两位爱女娥皇、女英许配与他。舜继位之后,为造福人类,开拓疆土,辞别爱侣,甘冒苦辛,渡黄河,涉长江,深入荆楚蛮荒之地,探测山川利弊,规划拓垦宏图。南下途中舜与侍从宿营韶山,侍从们为舜帝载歌载舞,随着优美的音乐舞蹈,山崖翕然,山鸣谷应,声震林木,凤凰闻乐展翅,嘤嘤和鸣。山间胜境,人间盛会,亘古传诵。日久,人们便把舜帝欣赏过的音乐称为韶乐,把他赏韶乐的山岭叫韶山。

区划沿革

秦至晋未属湘南县。南齐属湘西县。

隋开皇九年并入衡山县。唐天宝八年改衡山县为湘潭县,自此至宋。元湘潭县升湘潭州,韶山归湘潭州。

明代属湘潭县移风乡居义里;清代为湘潭县的第七都;光绪十九年〔癸巳〕冬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湘潭县七都韶山冲上屋场。民国时期先后属湘潭县西二区,第九区、清溪乡和银田乡、清田乡。

1925年2月,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回韶山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宗祠、庞氏宗祠等地创办了20余所农民夜校,并在韶山冲建立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

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共潭湘区委(下辖湘潭、湘乡)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决定一分为二,划为韶山和白田两个区委。韶山区委下辖湘潭县清溪乡(即今韶山)和湘乡县湘西乡。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在韶山成立,1949年5月,更名为中共宁乡县工委,韶山党组织隶属关系随之改变。

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新中国建立以后,韶山建制曾多有变化。

地理环境位置

韶山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的湘中丘陵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2°23′52〞-112°38′13〞、北纬27°51′40〞-28°1′53〞。位于湘乡、宁乡、湘潭交界处、距湘潭市40公里,距长沙市120公里。处于湘潭市市区以西。北、东与宁乡县麻山乡、朱石桥乡、三仙坳乡毗连。东南与湘潭县良湖乡、楠竹山镇接界,南与湘乡市龙洞乡、白田镇、金石镇接壤,西与湘乡市白田、金石镇相邻。行政区域面积247.33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

韶山属于湘中低山丘陵区。地貌基本格局奠定于株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以后随着地壳运动的间歇性缓慢上升与流水下切,形成了韶河溪谷与阶地,以及挺拔的韶峰山脉与丘岗剥蚀面。总的地貌轮廓是以韶峰山脉和韶河、石狮江两水为骨架,构成西部隆起,往东及东南倾斜的地势,山、丘、岗、平原齐备。全市最高点韶峰,海拔518.5米,最低点六亩洲海拔48米;高程差470.5米。其类型分类比例:溪谷平原占31.77%、岗地占31.88%、丘陵占22.35%、山地占14%。韶山山脉由南往北,曲折延伸,于韶山冲内虎踞龙盘,遂构成众多的冲、洞、谷、壑等,成为旅游价值的风景点。韶峰,顾名思义,韶山的最高峰,海拔518.9米。韶峰位于韶山西南角,距毛泽东故居约5公里。韶峰是南岳衡山第七十一峰,比第七十二峰的长沙岳麓山高出两百多米。狮子山横亘于韶山市中部,距韶山冲10里。

韶山市地图

地质

境内地层发育较全,地质构造复杂。山峦起伏,溪水潺潺,冲土段相连。境内地层有板溪群、震旦系、寒武系、下奥陶系、泥盒系、石炭岩系、二迭系、下三迭系、下侏罗系、下第三系;西部有印支期花岗侵入体,地质构造形迹成涡旋状,为韶山银田寺旋扭构造。

水文

韶山河流属于湘江水系,均经涟水入湘江。全市5公里以上的小河有9条,全长103公里,其中以发源于韶山山脉的韶河最大。韶河原名云湖河,曾经是九曲十八弯。

气候

韶山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夏热期长,严寒期短。年平均气温16.7℃,较四周县市略低,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5℃。一月份平均气温为4.4℃。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8.9℃。韶山年平均降水1358毫米,最多年份达到1719.9毫米。雨季在4月15日前后开始,7月10日前后结束,春夏多雨,秋冬干燥。韶山日照偏多,年日照达1717小时,年平均日照百分率为39%,分布趋势与气温变化基本一致。

自然资源·植物资源

境内自然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系组成为壳斗科、樟、冬青科、山茶科、蔷薇科、芸香科等,共65科280多种,山林之胜,前人咏为“峰高青碍目,树远翠迷天”。

韶山市共有乔木、灌木25科230种,其中乔木176种,灌木藤类54种,乡土树种180种,引进树种50种;有草场13万余亩。林地资源面积91.61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3.6%。其中:有林地76.94平方公里,未成林造林地4.77平方公里,灌木林地6.74平方公里,疏木林地2.98平方公里,迹地0.09平方公里,苗圃0.09平方公里。草场13万余亩。

水资源

韶山水域面积14.2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6.8%。其中:河流水面约0.99平方公里,水库水面1.61平方公里,坑塘水面8.85平方公里,沟渠2.31平方公里,水工建筑物0.46平方公里。

动物资源

韶山曾经是虎豹风生、龙蛇出没之地。滴水洞、虎歇坪、滑油潭、石旗冲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1949年前后尚有华南虎约10多头,豹多头,1957年后虎渐绝迹,1963年后豹无踪影。有野猪、獾、狐狸、麂、花面狸、山羊、娃娃鱼、龟、鳖、雀、喜鹊、画眉、鹰等。

土地资源

韶山市的土地总面积为247.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年末实有耕地面积60.28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28.6%。当年增加耕地面积0.07平方公里,其中:新开荒地面积0.07平方公里。当年减少耕地面积0.17平方公里,其中国家基建占地0.06平方公里;乡村基建0.002平方公里。人均耕地0.89亩。

韶山未利用土地面积达9.80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7%。其中:荒草地1.99平方公里,裸土地0.14平方公里,裸岩、石砾地0.10平方公里,田坎7.39平方公里,其它0.18平方公里。

韶山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达23.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11.2%。其中:城镇1.12平方公里,独立工矿用地2.60平方公里,农村居民点19.35平方公里,特殊用地0.55平方公里。

韶山交通用地面积3.50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1.7%。其中:铁路0.44平方公里,公路1.44平方公里,农村道路1.62平方公里。

矿产资源

根据2016年官网显示,韶山市已发现矿产12种,有储量的矿产7种,矿床规模均属小型或矿点。铁、锰分布于韶山乡花园村、永义乡永义亭附近及杨林乡、永义乡铁矿体出露地表3层,地质贮量为118.188万吨,属小型,中品位。杨林乡谭家冲铁锰矿为火成的淋滤型褐铁锰矿,地质贮量36.23万吨,量少,不集中,矿质高,同时伴生锌、铅等。

煤:分布在银田镇锡丰、凤家、茶园等村,与湘潭县交界,含可采煤2-3层,地质贮量1300万吨,地下水较多,矿区东端为气肥煤,灰分低,热量为7642千卡/公斤,如意乡东部石湖村一带煤矿含煤3-4层,可采两层。

矽砂:分布在如意乡杨湖村、韶山乡花园村。

石灰岩:韶山乡朝阳村、如意乡如意村、心村、银田镇余家冲、大坪乡邹家冲均有分布。银田镇锡丰村余家冲石灰岩,地质储量234万吨(已采40万吨),矿厚35米,含氧气量52%,矿床长300米,厚38米,深25米,容量3.2克/毫升。

海泡石:分布于银田镇。

砖瓦粘土:分布在银田镇茶园村和青石村,储量32万吨。

水泥用灰岩:分布在银田镇余家冲、大坪韶新村,储量120万吨,小型。 

人口民族

至2014年4月,韶山共有土家族、苗族、瑶族等22个少数民族,毛泽东家族具有这些少数民族血统。

历史文化

《韶乐》是一部歌颂、宣传舜帝九功之仁德,集诗、乐、舞为一体的尽善尽美的乐舞。从夏朝韶乐至清代,中和韶乐失传,《韶乐》经历了4000多年的延绵史,韶乐神秘,韶乐奇妙,是“华夏第一乐章”。

乐舞:韶乐所使用的乐器是严格按文史考证作为远古至明、清宫廷雅乐《韶乐》所使用的乐器制作演奏的。使用的乐器有甬钟、四虎缚钟、歌纽钟、歌缚钟,编馨铜鼓、木鼓、陶鼓、建鼓、悬鼓、鼗鼓、雷鼓、路鼓、灵鼓、古琴、古筝、古瑟、萧、笛、排箫、埙、 笙、枳 、缶(4种)、石、相、铃、土号、角共36种200余件。舞蹈有文舞—长袖舞、羽毛舞、牛尾舞和武舞(盾牌舞)。

舜文化

舜帝是中华民族史祖五帝之一。《汉书·古令人表》对舜帝的标准称谓是:“帝舜是虞乐”。舜是孝德的化身,一生“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四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仰称颂。舜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舜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湖南九疑山。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是尧的两个女儿,闻舜已死,赶至洞庭湖君山,便南望痛哭,随后投湖殉节,化为湘祀女神。

湖南是舜帝南巡的主要区域,其主要路线是围绕湘江流域进行的,并留下了很多动人故事和美丽传说。韶山是舜帝南巡的主要地区,韶山因舜在此奏《韶乐》化解一场恶战而得名。

社会风俗

韶山民风野蛮,冬至炕熏腊肉流行于全省各地。湖南人喜食腊肉,冬至开始杀年猪,除留部分鲜食外,大部分制成腊肉留着长年食用,于是毛泽东死后也被腌制。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猪肉(最好带皮)或牛肉、鸡、鸭、鹅、鱼、兔肉等用盐或拌以五香、八角粉腌四、五天,待晾干后,以锯木、谷壳、花生壳、桔皮、柚皮等烧烟熏烤,或挂在柴火灶上,让冷烟熏烤,称“冬腊肉”——毛泽东纪念堂里的僵尸就是一例。

喝凉药茶又称喝凉茶,流行全省各地城乡。湖南夏季炎热,气候干燥,容易受热中暑发疹或生疮疖痱子,人们常以一些清热解暑、利尿解毒的草药,诸如金银花、淡竹叶、夏枯草、车前草、香薷、薄荷之类,加上石膏等矿物药,煎水或开水冲泡,代茶喝,以防暑解热,祛湿消毒,强身健体,称“凉药茶”,或“凉茶”。

米粉,是湖南省内尤其是常德市、湘西、湘南一带的风味食品和小吃。依据加工方法不同,有“肠粉”、“切粉”、“滤粉”、“榨粉”,统称“米粉”。食用时按烹调方法的不同,又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将米粉加各种配料、佐料(醋是必不可少的)凉拌而食,称“凉拌粉”;将米粉放在滚水锅中烫热,捞起,不放汤,加配料、佐料,称“冒热粉”;加汤,称“汤粉”;用油炒,称“炒粉”;用小锅将米粉和配料一起煮,称“煮粉”。根据配料不同,有“瘦肉粉”、“牛肉粉”、“鸡杂粉”、“螺蛳粉”。不加肉菜的叫“素粉”。湖南人喜好米粉,或赶圩、或进城,每每选中吃米粉,饭店、宾馆、招待所早餐供应米粉,在家待客乃至未婚男女在圩镇上见面,如果双方满意,便由男方请女方吃米粉。

清朝、民国时期,湖南民众夏天穿广式文衫或用苎麻织成的夏布短衫,冬天穿用家织上布做成的大襟衣,男女长裤一般为白裤头,大裆宽裤筒,穿着不分前后,以棉线带做裤带。妇女普遍穿短领偏襟衣。家庭经济富裕的成年男子夏天多穿绸缎、士林布短 。

清末民国时期,未婚女子多戴瓜子型耳坠,手带银圈;中年妇女戴玉镯;富家妇女手带金、银、藤手镯和戒子以及串珠镯,颈带金、银项链;一般妇女常带铜质顶针,以便做针线活,亦起装饰作用;部分小孩耳吊“长命”耳坠、颈带银项圈或挂“长命锁”,上镌“长命富贵”、”易养成人”字样;乡间女子未婚的梳长辫,扎红头绳,已婚的挽髻,上插鲜花,俗称素打扮。

50—70年代,城乡妇女以艰苦朴素为荣,不重首饰,戴各种手饰者少。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条件改善,城镇妇女时兴首饰,戴各式各样的戒子、耳环、簪子、手镯、项链较为普遍,饰品质地有金、银、铜、玉等。农村女子已有一定数量的人戴之。

花鼓戏源出于民歌,逐渐发展成为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初级形式。

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作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训练演员采取随班跟师方式,也有收徒传艺的,称“教场”或“教馆”,每场数十天,教三、四出戏。过去,由于花鼓戏经常遭受歧视和禁演,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这种戏班称“半台班”或“半戏半调”、“阴阳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据1981年统计,湖南省有花鼓戏剧团54个,并成立了湖南省花鼓戏剧院。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

毛泽东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土地冲上屋场,坐南朝北,系土木结构的“凹”字型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总建筑面积472.92平方米。主要景点是毛泽东故居、铜像广场、滴水洞。

毛泽东诗词碑林位于韶峰半山腰,距毛泽东故居约3公里,1991年动工兴建,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

毛氏宗祠是韶山毛氏家族的总祠堂,始建于1758年,1763年建成。建筑系砖木结构,青砖青瓦,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

毛泽东纪念园位于毛泽东故居西侧约500米的层山叠岭之上,纪念园最初定名为“毛泽东之路景园”。景园的构思显然受到了全国许多大城市“世界之窗”微缩景观的启示,整座景区建成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占地约二十万平方米,大小建筑近百处,集纪念、教育、游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毛泽东铜像重3.7吨,像高6米,基座高4.1米,通高10.1米,象征着“10.1”国庆,更象征着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滴水洞,位于韶山冲西边的角落里,与主席故居相距3公里。滴水洞天,是韶山风景中一个著名的景点群,由滴水幽壑、虎歇坪、龙头山等自然风光与滴水洞一号等建筑组成。

韶峰有八景,即韶峰耸翠、仙女茅庵、胭脂古井、塔岭晴霞、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凤仪亭址、石壁流泉。

相传舜帝南巡时,命在此演奏韶乐,美妙动听的音乐响起,瞬间百鸟和鸣,凤凰翩翩起舞。舜帝在九嶷山升天后,凤凰又飞回韶山。韶山的百姓便在凤凰栖身的梧桐树旁,修造了一座“凤仪亭”。如今,凤仪亭坐落在仙女庵的后面。

《毛氏族谱》中有《仙女庵记》记述仙女茅庵两种传说。仙女庵建造在韶峰半山腰上,如今草庐茅舍依旧,大门门楣上依稀可见庵名。

传说舜帝二妃娥皇、女英在此路过,见一泉井,水平如镜,便对水梳妆,一不小心,胭脂掉落井中,顿时井水呈粉红色。胭脂古井即由此而来。

石屋,又称“玉石宫”,坐落在韶峰北侧的鳜鱼峰上。

顿石成门相传为梦公所立。梦公为一道姑梦后所生。梦生子从小未见过也不知谁是他的生身父母,由一采药老人带养并供其习文练武。梦生子长大投军参战,立有战功后解甲归田,孝顺养父。一日,梦生子默念生身父母,跪拜天地,忽闻一声霹雳,他所站立的两块褐石猛涨数丈之高,撑天而立,有如天门。生母出现与养父相认,梦生子也在石门下拜见亲娘。顿石成门之景由此得来。

传说韶峰旧时有一条专吃生灵精血的蜈蚣精,整日喷发毒雾,使得这一地区浮云阴沉、乌烟瘴气、不见天日,于是太乙真人用宝塔将它镇服,此后天空出现了美丽的彩霞。此塔位于韶峰南山腰,塔岭晴霞因此得名。毛泽东就是蜈蚣精转世投胎到了北京的。

韶峰东面有一处瀑布,人称石壁流泉。相传是鱼龙女凿石引泉而得名。

黑石寨景区位于韶山风景名胜区北部,景区内群山起伏,绿水滢滢,植被丰富。景区内有青沟里水库、红旗水库、韶山鹿场、杨林鹿场、黑石寨等景点。境内景区最高海拔500.9m,最低海拔118.8m,总面积30平方公里。

狮子山景区位于韶山风景名胜区的东部,有如意亭、大塘湾、板凳岭、坪顶岭、燕子洞、四仙抬宝、雄狮吞日、乳桐庙等景点。

韶山这个名字的由来非常久远,早在上古时期,三皇之一的虞舜开始南巡,途经此地时,见层峦叠嶂、山清水秀,便下令在此安营扎寨,欣赏这如画的美景。


谢选骏指出:1981年我做了一个毕业调查,顺路看看韶山这个贼窝。我后来的妻子也是当时的女友,她在我行前问我为何要去韶山这种被人冷落的地方,当时正值“1980年审判四人帮现场”全国直播的第二年,毛泽东的名声很臭,达到了历史新低。我只好说想去那里撒泡尿,另外勘探如何挖掘毛泽东的祖坟——因为毛匪挖了全国人民的祖坟,我要为人民寻求一个公道,对等处理毛泽东家族!她笑着没有说话,买了一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文集》送给我,让我在路上读着。


网文《舜囚尧,禹杀舜,<竹书纪年>真这么毁三观吗?》(2021-03-29 网易)报道:


279年的西晋,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有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了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他在被抓的同时也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

由于不准盗墓的时候,用部分竹简点火照明,造成了一些内容缺失,司马炎下令整理编辑余下的竹简,整理后共计十三篇,叙述上启五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

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分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其成书年代大概在《史记》之前200年左右。

近年网上流传竹书纪年毁三观的话题,让广大网友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和司马迁等人极尽嘲讽。


1、舜将尧囚禁起来,后又流放,甚至不让尧的儿子丹朱去见他。按照这上面的记载,古代圣王尧舜之间的禅让,竟然是政变,而不是儒家所称赞的“德治天下”,“任人唯贤”。

2、舜即位后清洗政敌,杀掉了尧的几名心腹,并污蔑对方称之为“四凶”,这里面就有大禹的父亲鲧,于是大禹暗中积蓄力量,据夏地抗击舜,击败舜之后将其流放苍梧至死,大禹死后,儿子启即位,伯益密谋篡位,被启杀死。

3、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但是根据《竹书纪年》是: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这部书里记载的历史,有很多地方不同于《史记》,甚至部分内容用一个词来形容最为贴切——大逆不道。


到底历史真相如何,首先要搞清楚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


真正的《竹书纪年》也就是原版的盗墓贼挖出来的那个版本,在宋代以后就佚失了。


相传到明万历年间,时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这个就是《今本》。既然原版都丢了又怎么知道原版是如何记载的呢?


清道光进士朱右曾,把自晋以降、明以前的诸古史典册中,凡索引过《古本竹书纪年》的内容都搜集了出来,他发现和《今本》不一样,于是编撰成了一本书,叫《汲冢纪年存真》。这是“复活后”的《古本竹书纪年》,俗称《存真》。


后来,王国维对此书注解,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简称《辑校》。


此后,两书合并统称《古本竹书纪年》。“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


“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从此,《古本》为正,《今本》为“伪”。但是,由于《今本》也不完全是伪书,里面有不少内容与明以前的索引也一致,因此,1981年,内地学者方诗龄与王修龄又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简称《辑证》。这个版本是目前流传最广的。


1.无论《古》《今》本,压根就没有尧舜禹互杀的故事,《古本竹书纪年·五帝纪》记载的就是禅让,和《尚书》《史记》基本一致。


2.启杀益?《尚书》未提及益禅让给启,《史记》有。


3.根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伊尹在整个商代一直受到尊崇,也有伊尹放逐太甲又迎回的记录,似乎正史的记载更为信服。


谢选骏指出:无论真相如何,看来逆贼毛泽东显然相信了尧舜禹互杀的故事,否则他就不会频频作乱、涂炭生灵了。但是报应都会来到——1981年,在毛泽东故居的堂屋二楼居然可以随地小便。这是真的。我希望将来可以拆掉这个鬼地方,还给中国一个和平。

毛泽东邓小平是卢布美元的哈巴狗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王巧荣 2014年04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报道: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历史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这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它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全面调整,由此而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一)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

本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它是对中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一次全面调整。新中国前30多年,虽然依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经过了“一边倒”到“两条线”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只是战略实现方式上的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中国前30多年,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宣言》把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解释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5]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起,国际主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新中国前3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主义也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期间,中国外交战略虽然也是以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但是中国外交决策者更多的是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在国家利益中更多强调意识形态、阶级利益。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生存安全、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途径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

十二大调整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虽然仍包含一定的国际主义的内容,但开始把国家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国家利益中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调整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途径是通过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一样,中共十二大所确立的外交战略在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中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

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克服了中国之前所实行的“一边倒”及“一条线”这类结盟或准结盟战略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使中国能够切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美苏两国的争霸是当时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行径,不论发生在哪里,不论是谁,都给予了坚决的反对。这大大增强了反霸的灵活性和斗争效果。如苏联对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搞霸权活动的支持及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反对苏联的霸权行径,并把苏联放弃这种霸权活动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两大条件。中国对于美国在加勒比海及南美的霸权行为也进行了批评。这就有力地制约了霸权主义和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家关系,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坚决抵制任何有损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行为。

(三)中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为中国经济建设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在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得到了发展。

中美关系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是两国领导人互访增加,从1984-1989年,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两国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100.4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16]

中美关系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国在高技术、军事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合作与发展。如: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把中国列入了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7]11月,美国政府又发布对华技术出口具体指导方针,同时宣布取消向中国出口价值达20亿美元的尖端技术产品的限制。[18]1983年9月以后,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中美两军在兵种、军事指挥和后勤等领域的交流也逐步展开。其中特别是在1986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率3艘军舰访问了青岛,[19]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美国舰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时,中苏关系也逐步缓和,并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并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对此做出了正式回应,表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20]从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进行了12轮的政治磋商。期间,两国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发生在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葬礼外交,为双方高层接触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一些重要往来也逐步恢复。1984年9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借出席第39届联合国大会之机,在纽约举行了会晤。[21]1984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正式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22]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3]1989年2月,经过双方的努力,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得到解决,同年5月,两国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苏联作为一个对国际局势有着关键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同时又是中国的邻国,中苏关系的改善使苏联对中国北部安全的威胁逐步减轻,这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

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美国结盟的西方国家如日本、西欧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他们、特别是日本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缓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需求上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苏联的盟国及友好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特别是苏联亚洲盟友如蒙古、老挝及越南关系的逐步改善,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需要指出的是,本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从中共十二大开始后,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前面所谈新的外交战略内容的发展与完善即反映了这一过程。因而,本次调整的成效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虽然开始与美国拉开距离,但“一条线”外交战略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仍然比较大,中苏两国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8轮政治磋商之所以进展缓慢,苏联方面原因固然是主要的,但中美准结盟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80年代中期,本次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此后,中国全方位外交取得的成就开始与日俱增。

四、结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首次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这一调整是建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及其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它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全面调整,由此而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1]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页。

[3]《黄华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82年8月21日。

[4][8][9][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9、500、520、350、428页。 [5][13][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14、42页。 [6][7]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10]《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2页。

[11][12][14]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15]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91页。

[1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646、641页。

[17]《美决定放宽向我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人民日报》1983年6月23日。

[18]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19]《美国军舰抵达青岛访问》,《人民日报》1986年11月6日。

[21]《中苏外长将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人民日报》1984年9月6日。

[22]《姚依林和阿尔希波夫签署三个文件》,《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9日。

[23]沈一鸣:《中苏签订长期换货和付款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人民日报》1985年7月11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毛泽东是条跟着卢布走的哈巴狗,后来要不到卢布了,就开始向美国转舵。邓小平是条跟着美元走的哈巴狗,现在要不到美元了,就向着自己的影子转舵——还厚着脸皮把这叫做“内循环”,就像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样自嗨“自力更生”。正反饿死的是别人,养肥的是自己。


“改朝换代”的历史法则就是“死亡——再生”的生命法则

 

《吴伟:1980年代政改与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新世纪 NewCenturyNet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报道:

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他的名字,与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从80年代初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直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武力镇压学潮而被撤销职务的10年间,以及在此后被幽禁的长达近16年的岁月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经邓小平提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其后的改革操作。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偿试。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党内左的势力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干扰,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通过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直到1989年6月,改革因天安门广场那场镇压而被迫中断。

这场步履维艰的改革,从研讨到展开,也不过只进行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它仍不失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有益探索。

有人认为,这场改革的性质,只不过是一场带有行政改革性质的体制改良。但是,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双重性质。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一场体制改良,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对这场改革的主张,与它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的主张及其在这场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有着重大差别。

在改革的出发点上,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

在改革的目标上,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而赵紫阳则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从政治改革研讨一开始,赵紫阳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提出,同时把邓小平提出的表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在改革的内容上,在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规定:"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征集修改意见报告上的批示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同样强调了"党政分开",但他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准确地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政治遗产。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它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

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之间的重大差别,是邓小平出手中止这场改革的根本性原因。虽然这场改革是邓小平自己提出并发动的,但当他一旦发现它的主持者赵紫阳已经走得太远,赵紫阳主张的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可能危及到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时候,他只有将它扼杀掉。

党内高层保守势力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回顾1980年代改革历史,可以看到,作为改革开放推动者的邓小平,与党内高层中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在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和他们后来在对待"六四"学潮和扼杀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站到一个阵营里。因为,在维护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差别。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首先,包括邓小平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共产党的权力挑战,会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277页)

回顾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看到,从1986年10月研讨和方案制定的时候开始,党内高层的保守势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挠和破坏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方案设计仍然不断受到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先是1986年底胡耀邦被迫辞职和"反自由化"风潮中,就有人开始往赵紫阳和鲍彤及政改办身上"泼污水",说政改办是在搞"自由化";后来又是邓小平看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稿后,说"是不是也搞了点三权分立";就是到了最后到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争论仍然很大,赵紫阳不得不放弃了在全会上通过这个设想的想法,最后改为"原则同意"。

十三大虽然通过了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在其后的落实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党政分开、建立公务员制度、新闻改革、社会团体独立化、人大中的党派活动、以立法方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不能不说是步履维艰,有的甚至被篡改或变形。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共产党执政制度。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81页)

政治体制改革阻力的来源还来自其他几个方面。一是党内相当一部分中高层领导干部的明拖暗抗,比如中央一层的政法委撤销后,地方各级迟迟不动;二是党中央各主要职能部门的不配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组部在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方案中,取消十三大报告中"将公务员分为政务、业务两类"的划分,牢牢抓住主要干部的任命权不放。三是党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准备不足。这其中最根本的,是观念和利益的问题。几十年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组党的各级干部带来的好处,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改革的阻力。

中共十三大以后,党内保守的老人集团在一线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等人不遗余力地阻碍、破坏十三大通过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当邓小平提出的"物价闯关"遇阻,赵紫阳被迫承担责任之后,他们抓住时机开始"倒赵"。1989年4月学潮起来之后,他们站在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主张对立的立场上,推动学潮一波波向极端发展,最后又以赵紫阳"支持动乱"为由,借助邓小平的力量,搞掉了赵,制造了六四血案,也打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终止了赵紫阳主导的这场使中共向民主政党、现代政党转型的尝试。

鲍彤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

近年来,有人在总结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时说,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并不成熟。笔者不能笼统地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者和实际主持者,并不是同一个人。失败了的,不是邓小平要搞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而它的扼杀者,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

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1页)相信如果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仅限于邓小平提出的几方面内容,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不但是成熟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他已经掌控了这个党,这个国家。

但是,问题在于,邓小平选择来制定和执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是赵紫阳。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的主持和操作下,远远超出了邓小平的设定的目标和内容,向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权、公权,加强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民权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看法,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成熟或不成熟,这样讲混淆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两种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差异,抹杀了赵紫阳是在邓小平的选择下不得不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事实。当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选择,而不是赵紫阳的选择。而邓小平要赵紫阳来主持这场改革,赵没有选择,也无可选择。

当赵紫阳仓促上马,来主持这场改革的研讨和实施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理念,而是完全按照邓小平的主张亦步亦趋,那他完全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继续当他的总书记,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也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学潮袭来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一起,扼杀了这场民主运动,也终止了他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已经不是他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赵紫阳的以民主政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的主要政治遗产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转变为一个以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1989年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经过这场失败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在失去自由16年中对中国政治问题所作的反思,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要建立起"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

据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刚刚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圈子的1980年9月,赵紫阳就说过:"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赵紫阳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赵紫阳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做了彻底的反思,他说:"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297页)

第二,要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逐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主张,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开放党禁。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等都已经意识到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而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当他离开权力核心成为一名囚徒,经过长期的反思之后,他对中国应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就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

第三,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之一,就是"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

他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 "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赵紫阳强调,要"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和各级政法委,以保证法院、检查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保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同时,赵紫阳还主张,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

在建设法治国家问题上,赵紫阳特别注重强调,"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为此,他在十三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在当时长期舆论管制、媒体管制的情况下,要保障公民权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公民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提出,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他说:"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第四,通过制度化限制公权力,防止腐败发生

邓小平在当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不建立民主制度,不实行宪政和法治,执政者的权力受不到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执政者走向腐败就是必然。当时还在台上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说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9年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措施。

第五,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方式方法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多次谈到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搞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8年3月中旬,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赵紫阳再次指出:"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赵紫阳之所以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那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

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而是要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赵紫阳在1989年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

第六,用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

在赵紫阳晚年,他经过长期思考,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

赵紫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对此的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在这种艰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

第七,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的关键在执政党

在赵紫阳的晚年,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即便是在自己成为国家囚徒的晚年,赵紫阳对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这个党仍然寄托着希望,他真诚地说:"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9页)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和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第八,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向宪政民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

从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于是,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加剧。随着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权力腐败加速,也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这些情况,赵紫阳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的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这个目标,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这里概括的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如果要对其进行一个总的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注:本文作者吴伟,中国现代史学者,80年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鲍彤的秘书,《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鲍彤在80年代曾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所说的“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其实就是一次“乌龟变王八”的胡闹——这完全违背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法则!也违反了“死亡——再生”的生命法则!


谢选骏:马克思是块三明治——“德国的贵族妇女”是些贱婢



网文《马克思是历史伟人,他向妻子燕妮求爱的三步走技巧:绝对经典的求婚传奇,值得各位求婚者学习》(2020-09-12 谭论古今)报道:


马克思是历史伟人,可是关于马克思的很多故事也许你也不知道,今天给各位推送一篇关于马克思求婚妻子燕妮的爱情故事,也是很感人的。诸君不妨来读读。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社会学家、社会学三巨头之一、千年第一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创立的广为人知的哲学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大的愿望是对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创立了伟大的经济理论。就他个人而言,他的极其伟大的著作是《资本论》。


我们在纪念马克思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人。毫无疑问,马克思背后的伟大女人就是燕妮了。那么你知道马克思年轻时是如何获取燕妮的芳心?怎样与她结为红色伴侣的吗?今天小编就带来各位朋友聊聊这个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与燕妮是邻居,可以说,两个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属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一类。但是,燕妮的家庭出身贵族,她端庄秀丽,气质高雅,聪明而富有灵气,是“特里尔城最美的姑娘”、“舞会上公认的皇后”,并且出身贵族,身边经常被大批追求者包围着。据说在17岁时她曾和一个叫冯·帕里茨的青年陆军少尉订过婚,由于忍受不了少尉的过分殷勤和奉承,很快又解除了婚约。


为了追到燕妮,马克思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要知道,当时燕妮家庭与马克思的家庭不属于门当户对的家庭,因为燕妮家庭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燕妮的祖父是普鲁士政府立有赫赫战功的将军,父亲也是政府枢密顾问官,哥哥费迪南日后成为普鲁士政府的内阁大臣,是真正的贵族家庭的。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的家庭,马克思虽然出身富裕的律师家庭,但在身份上却属于平民阶层。马克思与燕妮的家庭也一直有着“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突” 。这是第一个马克思与燕妮能够结合的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年龄差距。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的,这种姐弟恋的情况,不要说在中国,不被看好,即使在一百多年的欧洲,也是不被看好的。虽然有上述两种不利的求爱状况,不过,马克思为了爱情,为了获取燕妮的芳心,还是费尽了心机,使劲了招数,为了能够稳操胜券,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最终获得了燕妮的芳心。那么马克思到底使用了那么技巧呢?马克思使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终于获取了燕妮的芳心。


第一步,写情书。这是马克思使出的第一步,马克思最初给燕妮的情书很快就得到回复。不过在燕妮的回信里,燕妮表示了马克思的求爱的拒绝。但是燕妮玩了个文字游戏,将德语“Ich liebe dich”“我爱你”,在回信时颠倒词序,成了“Ichhabe dich lieb”(意思是“你真逗”)。实际上从聪明的燕妮采用的一种幽默委婉而又不失聪慧的方式拒绝了马克思的求爱。


第二步,说服燕妮周围的人。马克思的情诗遭到燕妮的拒绝后,就马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并没有灰心丧气,不过马克思采取的第二步就有点技巧了,这次马克思采取了迂回战术。马克思很快就说服燕妮的闺蜜和弟弟,这样可以让燕妮身边的人的言论都有利于他。因为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不仅是和马克思一起玩大的发小,也是和马克思唯一终生保持友谊的中学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燕妮又和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是同学加闺蜜。除此之外,那马克思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燕妮的父亲——政府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因为他和马克思是忘年之交,可以说是看着马克思长大的。后来,马克思曾在自己博士论文的献词中表达了对这位未来岳父的敬意。做好了外围工作,燕妮身边的言论自然一致倒向了马克思。


第三步,写情诗。这次马克思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极富才华的马克思用了短短数月时间为燕妮量身打造了三本诗集《爱之书》(一、二)和《歌之书》,就艺术性而言,这些诗算不上好诗歌,但就表达爱意,那绝对的属于上乘的爱情诗作。除了写诗之外,马克思还别出心裁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例如,有一次他送给燕妮一只小礼盒,说是里面装着他未婚妻的照片。燕妮迟疑地打开一看,一块精致的小圆镜里映出她秀丽的面容,聪慧的燕妮脸微微一红,自然心领神会。


经过这连续有效的三步走战略,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克思赢得了少女的芳心,逆袭成功。有情人终成眷属,1836年秋,18岁的卡尔·马克思和22岁的燕妮,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订了婚。马克思终于收获了幸福美满的爱情!实际上马克思这一生,离不开燕妮的支持与帮助。她是他忠实的伴侣,是他坚实的后盾,也是一名非凡的女性。


为了让大家了解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爱情,下面我们看看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情诗写的也是令人动容,令人喜欢的。他在大学期间曾写下三本爱情诗献给燕妮,表达自己炽热而真挚的情感。


“燕妮 任它物换星移 天旋地转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


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


燕妮 只要你属于我


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而燕妮也情真意切的传递自己的爱意:


“我甚至想象


如果你失去了右手


我便可以成为你必不可少的人


那时我便能记录下你全部可爱的绝妙的思想


成为一个真正对你有用的人”


谢选骏指出:我看过燕妮的画像,再怎么美化也还是一个没有下巴的龅牙,显然贪嘴馋舌;马克思是个犹太奸商,他要的是身份而不是别的……他知道德国女人喜欢驴肉,所以就以马充驴、以身相许——利用类似“美国中学生勾引中年女教师”的下三路,把自己做成了三明治。


网文《马克思献给燕妮的情诗》报道: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德国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说创始人。他的鸿篇巨著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然而鲜有人知道他青年时代也是浪漫而富有幻想的诗人。他那丰富的诗的想象力,使他曾步入诗歌的王国。他写爱情诗、叙事诗、政治抒情诗,还写嘲讽诗。他的《狂歌》等诗篇在《艺文》杂志上发表。


马克思献给心爱的未婚妻燕妮的情诗和一些民歌,是 1836 年末的事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充满了传奇佳话。


上篇


这一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读书, 正热烈爱慕着少年时代的玩伴和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燕妮生得异常美丽,而且具有非凡的才智和品德。美貌聪慧的燕妮身边总是围满了爱慕或追求的人群。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和燕妮是密友,在索菲亚的帮助下,马克思利用暑假回家乡度假的时机,和燕妮背着双方父母,私定了终身。


那年马克思刚好18岁,燕妮比他年长4岁。


青年人对思想和感情的追求,总是和老人的意愿有些格格不入。马克思的父亲老马克思是个谨慎的,希望孩子成才的人。他不愿意马克思在旧式大学(即波恩大学)寻欢作乐的习气中学习。正在这时,他听到马克思与燕妮私定终身的消息,心中十分惊恐和不安。 于是便决定把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法学和财政学课程。


青年的马克思无法违抗父亲的旨意。


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的最初几个月里,对那里的课程不大感兴趣,却沉溺于在一个新的、爱情的世界里。他把自己的感情倾泻在对热恋爱人燕妮的无限情思中, 写了大量的爱情诗。


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的燕妮,


临行的告别使我满心欢喜,


因为千层银波的荡漾,


只现出你的动人美丽。


让我的日子勇敢地奔流吧!


哪怕那风暴和瀑布的怒吼,


为的寻找神圣的成就,


为的是回来再跟你聚首。


我穿着一身灿烂夺目的盛装,


心怀着骄傲,智慧在发光,


我摆脱了可鄙的羁绊,


坚决投入散文之乡,


在你的面前,我一切忧伤全部消失,


幻想像春天的树木般不断成长。


爱情是心心相印的结合。马克思是爱情专一的人,在他看来,我爱你,就意味着“永远”。


远在他乡,他更加渴望这份爱情,陷入了情网。


他在诗中写道:


我被紧紧地缚住,


我眼睛都看得清楚,


现在我才发现,


什么是我的朦胧追求。


我的心灵被命运驱使,


我不能希求的东西,


只要你看我一眼,


它就钻进我的心田。


马克思除了自己创作的爱情诗外,还收集的德国、西班牙、希腊、拉脱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81首民歌, 汇集成《诗歌集》、《爱之书(之一)》、 《爱之书(之二)》三本诗歌集,寄给心爱的人燕妮。上面写着献词是:“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这些诗集寄到燕妮的手中,已是1836年12月。她含着悲喜交集的眼泪咏读了这些诗篇。 这些诗篇深深打动了燕妮渴望爱情的心灵。爱情是神圣的。她象一支火炬,点亮了两人的心。燕妮为自己找到心爱的人而倍感兴奋和自豪。这是两个热恋的青年人相知相爱的证明。燕妮小心的把这些诗集保藏在自己的身边,从不给别人看,一直保存到她的生命最后一天。


马克思收集的民歌内容十分丰富,也生动地表现了他从头至尾都陷进爱情漩涡的种种思绪。马克思细心的把收集到的民歌,亲笔抄写在华丽的八开本上。


这里分别类型选录几首──


《给爱》(德国民歌)


爱情总是伴随着思念的煎熬。


多少个黑夜、白昼顺序过去,


昼夜只有一个梦想在我心中──


想着你,想着我们的幸福。


我的命运也完全由你决定。


当星星熄灭了最后的光辉,


当太阳带来了清晨的问候,


我的爱人这时在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在孤寂中我感到忧愁。


明亮的热闹的白昼刚刚静息,


黑夜的阴影又在大地上降落,


黑夜的忧愁紧紧压住了我的心:


我的爱人这时在做些什么?


亲爱的,你占据了我的心灵,


我的心灵不断地思念着你。


但愿你对命运之神永不屈服!


我是你的忠实伴侣,永不分离


寻找到爱情和幸福是人生一大幸事。


《冬天的花》(德国民歌)


深深的白雪遮盖了


郊外的阡陌和山峦。


我怎能找到一朵玫瑰


在这严寒的冬天?


可是我找到这朵花儿,


现在她永远属于我。


在冬天她也依然盛开,


严冬不能使她畏缩。


这朵花就是我的未婚妻,


清晨她就歌声婉转,


她那双春天似的眼睛


闪耀着天空的蔚蓝。


如果你要问:在冬天


怎能把玫瑰找到?


通向爱人的心的小路


你应该首先去寻找。


马克思始终认为,燕妮娇美的容颜和温柔、热忱的美好心灵,是柏林、乃至世界上唯一完美的女性。1863年,马克思与燕妮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以后,他回特利尔安葬母亲的时候,每天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来问:““特利尔的这位第一美人和舞会上的皇后到什么地方去了?”此时马克思带着幸福的心情在信中告诉燕妮:“当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记忆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时,他简直有说不出的高兴。”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去世的时候,家人和恩格斯发现在马克思的衣袋里,装着他的父亲、他的爱妻燕妮的旧照片。


谢选骏指出:情诗是最为廉价的,因为只需一些“笔墨”——但燕妮这么令人作呕,怎么咽得下去呢?所以马克思的诗情,完全是冲着燕妮的女佣去的。后来马克思和女佣人还背着燕妮生下了一个儿子!送给恩格斯领养算是恩格斯的私生子!这可真是买一送一的好事,原来“德国的贵族妇女”,都是这样的一些贱婢。恩格斯临死的时候对燕妮的女儿说——“你爸爸卡尔马克思不是一个完人!”恩格斯活该,谁叫他让马克思出演他的恩格斯主义——“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但不论如何,是马克思自己做下了这块“一妻一妾”的三明治。马克思的早死,是不是因为偷偷摸摸的劳累过度呢?

谢选骏:冰雕连为苏联而死就比鸿毛还轻!罗昌平为中国而生就比泰山还重!



《财经媒体人罗昌平辱骂“冰雕连” 两大官媒发声谴责》(多维 2021-10-07)报道:


因为一条侮辱中国志愿军烈士的微博,财经媒体人罗昌平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北京时间10月6日,在中国民众正跟随电影《长津湖》致敬志愿军战士之际,罗昌平在其微博上发表了对志愿军烈士的羞辱性内容:将志愿军“冰雕连”称为“沙雕连”。


罗昌平此举迅速引发网络舆论的关注,《解放军报》旗下媒体“钧正平”当日发文回应称,辱骂“冰雕连”,良心何在。


“钧正平”称,“长津湖战役中,有3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2人生还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耸立在自己的阵地上。人民称之为‘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也是对志愿军视使命荣誉高于一切精神的崇敬。如今,‘冰雕连’已经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是志愿军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烈不容戏谑!不可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此外,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中央也发文称,“这一仗我们不打,我们的下一代就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们不再打仗。长津湖战役中,三支连队在极度严寒的环境中坚守阵地,除2人外,全员化作‘冰雕’。‘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缅怀,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某些人不能一边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生活,一边却昧着良心污蔑先烈。”


随着舆论的发酵,罗昌平目前已删除了相关内容。


但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在舆论的进一步发酵过程中,罗昌平以往的言论被一一曝光。包括用“蛋炒饭祭日”等羞辱性词汇污名志愿军烈士;羞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前领导人;发布辱华、反华图片;为诋毁英烈的问题大V站台;玷污人民币及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等。


10月6日下午,在众多网友的举报下,微博官方出面开启了“禁言模式”,给罗昌平的个人社交账户打上了“违反社区公约”的禁言标签,但并未封禁其账号。


资料显示,罗昌平现为天椒法务集团董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历任《新京报》核心报道记者、深度报道部主编,《财经》杂志副主编兼任《LENS视觉》杂志副主编。著有《递罪》《打铁记》《高官反腐录》。


网民哀嚎:

tina0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8:03:00

为什么在这类“宣传活动”中,总是出现反调?这反映出许多人其实内心并不认同这些宣传,虽然大多数人不出声,但总有个别人憋不住,有意无意地发出一些“不和谐”的调子,也自然引起官媒的注意,对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论调给予及时的打击,否则宣传就被破功了。

东西风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20:31

成连士兵被冻死是愚蠢和无视战士生命的决策者和指挥员所造成的,在零下四十度穿着单薄的棉衣会被冰死或冻伤是最基本的常识,现在不但不追究那些当官的失职还要美化那些人为造成的悲剧,把那些惨死者说成是让人欣赏的艺术品(冰雕)才是对那些牺牲战士的亵渎。

theriver1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5:55:47

西雅图eagles 发表评论于 2021-10-07 15:47:41

还好老毛儿子为了吃蛋炒饭被炸死中国没变成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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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是非常厌恶金日成及其儿孙的,但是自从知道了蛋炒饭事件,不但不厌恶,甚至还有点儿感激他,如果不是他送给志愿军司令部那一篮鸡蛋,也就不会有毛岸英违反志司军令做蛋炒饭一事了。

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没有抗美援朝,就是朝鲜人在电视上可怜地看着饿得皮包骨的中国人对着太祖和毛二画像山呼万岁;而有了抗美援朝,一切都反过来了,是中国人在电视上可怜地看着饿得皮包骨的朝鲜人对着大胖和二胖画像山呼万岁。


谢选骏指出:冰雕连不是保家卫国,而是为苏联而死——所以是个“沙雕连”!经不起春天的到来!保毛家、卫俄国,死的就比鸿毛还轻!


《大V污蔑抗美援朝“冰雕连”!这种人是怎么想的呢》(2021年10月08日 未来网)报道:


这种人到底咋想的?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发起长津湖战役。


在寒风凛冽的阵地上,第20军59师177团6连正在静静潜伏,等待着南逃的敌人的到来。寒冷比敌人的子弹、炮弹更可怕。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很快使战士们身体变得冰凉,漫长的等待下,冰寒刺骨,但每一名战士都紧紧握着手中的枪,保持着战斗姿势。


当仓皇逃跑的敌人终于到来,整个连队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冲锋——历史会记住这悲壮一幕,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成建制被冻死在阵地上。


电影《长津湖》中“冰雕连”场景电影《长津湖》中“冰雕连”场景——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人们无法想象,在严寒天气下,这名叫做宋阿毛的战士,是如何掏出纸笔,用冻僵的手,一笔一划书写下满含着坚强意志与热血忠诚的诗句。


在惨烈至极的长津湖战役中,像这样成建制凝固成冰雕的连队,不止一个。那些勇敢的志愿军官兵,为了战斗的胜利,宁死不脱离战位一步,至死保持着威严整齐的战斗姿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冰雕连”三个字从此被载入史册,承载着志愿军官兵钢铁般的不屈意志、坚定的战斗决心以及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与忠诚,成为中华民族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71年了,他们所守护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强大,人民富足,即便是再寒冷的冬天,人们都可以在温暖的房间里安然度过。但现在,居然有人对这群最可爱的人发出了污蔑和抹黑的声音!


以反思战争为借口,攻击抗美援朝的正义性,甚至用侮辱性的词汇嘲讽污蔑英勇牺牲的烈士群体,何其可恶!何其可耻!何其可恨!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正是由正义奠基。虽然那场惨烈的战争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但这正义性是时光无法消弭的。


朝鲜内战爆发不久,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决定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战火很快烧至鸭绿江边,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美国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外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扩大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企图从南翼牵制中国。“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归根到底,这是一场由美国主导的、以帝国主义霸权和武装侵略逻辑挑起并发动的战争。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的决定是面对强加战争威胁奋起应战的英明决策,是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所说:“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正是因为出兵的正义性,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即使当时美军挟二战胜利之威,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志愿军与其武器装备差距犹如天上地下。


正是因为战斗的正义性,数以百万计的志愿军官兵坚定着“正义必胜”的信念,敢于胜利,为了赢得胜利拼尽全力。所以年轻的战士以光荣的荣誉感高傲地耸立阵地之上,把生命定格成这支队伍不朽的精神丰碑。


正是因为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抗美援朝战争受到国内民众的踊跃支持,百废待兴的国家被迅速组织起来: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的民间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赶赴抗美援朝战场从事战地勤务工作;在工农业生产线上,广大工人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老百姓“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工人自愿昼夜奋战生产物资,“多生产一粒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保证以充足的物资供应志愿军的需要。


击落美军“双料王牌”的志愿军空军战士韩德彩后来回忆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青年工人开展抗美援朝增产劳动日青年工人开展抗美援朝增产劳动日

正义必胜!


志愿军在异国战场度过一日日的严寒,终于迎来了料峭的春天。他们用一次次静默的蛰伏、一回回无畏的冲锋,赢得了一场场胜利。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把美国打到了谈判桌上,把美方代表从傲慢无礼趾高气扬打到无奈妥协默然无语,把新中国的国威打响到全世界!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

抗美援朝战争完全实现了军事战略上的预想,一改近代以来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大国的尊严,空前团结起来。“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场胜利让敌人再不敢有侵犯中国国境的企图,让子孙后代不必成长于战火纷飞的环境。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都离不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带来的“和平红利”。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战争无疑是沉重的,但是为了和平的战争,为了守护家园的战争,是有意义的。那些不畏死亡、忠于祖国的战士,他们为之牺牲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是一场以弱胜强、以战止战的立威之战,它不需要背负所谓反思战争罪恶的包袱,反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


如今,在舆论场上,仍有个别人试图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质疑出兵正义性,试图抹杀伟大胜利。在他们的谬论中,这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被认为是需要“反思”的战争、志愿军英雄成为被讽刺嘲弄的对象、志愿军的胜利归因为“炮灰论”“人海战术论”……无论他们对事实如何歪曲、涂抹、篡改、戏谑、诋毁,历史写在人民心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坚定不移捍卫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都无法抹杀。


长津湖清澈的湖水如明镜一般,静静提醒着人们,曾经有一支无所畏惧向死而生的英雄部队拥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所有军人的荣耀。他们的精神化作民族的脊梁,永垂不朽、历久弥新,至今激励着我们无所畏惧、勇于胜利。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即将过去的“十一”假期期间,很多市民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在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烈士的墓前,除了鲜花之外,还摆放着一些战斗机、航母的模型或图片,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告慰英灵,缅怀英烈,表达崇敬,继承精神。


而寥寥几只碰壁的苍蝇,必将受到人们旗帜鲜明地驳斥抵制,遭受人们的唾弃;其编织的荒诞的无稽之谈,也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坚定不移地捍卫先烈的荣誉,是为了让这个国家永远有英雄的坐标在闪亮,让这个民族永远有榜样去敬仰。让英雄的精神去感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若有风雨再起,英魂必将传承!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猪头不懂,陈凯歌这个臭流氓导演的《长津湖》伪造的历史故事掩盖不了一个铁的事实——冰雕连为苏联而死,就是沙雕连,春风一吹,就比鸿毛还轻地蒸发了!


《又一个大V凉了,罗昌平嘲讽“冰雕连”为“沙雕连”被刑拘》(facebook twitter 微信 2021-10-08)报道:


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映,有网络大V、新京报原深度报道主编罗昌平在其个人社交账户上公开将志愿军“冰雕连”称为“沙雕连”。目前罗已经被警方刑拘。


该事件起因是网友“中国气象爱好者”发文,经过查阅当年的资料,可以推断当年的长津湖战役期间,附近山谷最低温度可达零下35度,风寒指数达到零下55度;2000米左右的山脊最低温度达零下40度,风寒指数可能低于零下60度。


就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罗昌平的注意,他将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英烈称为“沙雕”。其不当言论后,大量官方媒体相继对其展开公开反驳和批评。


解放军报怒斥罗昌平:辱骂“冰雕连”,良心何在!长津湖战役中,有3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2人生还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人民称之为“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英烈不容戏谑!不可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直指其“一边享受着前任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生活,一边却昧着良心污蔑先烈”;观察者网称:英烈是军之剑、国之干、民族之魂,保护历史,是对英烈最基本的尊重,崇尚英烈,是中华民族的情感底线,冰雪雄魂不灭,英烈不容诋毁。


在官方媒体对罗昌平展开批评的同时,网络上也是一片口诛笔伐。


面对网上一片喊打之声,10月6日下午,微博官方对罗昌平开启了“禁言模式”,认定其“违反社区公约”。面对这一结果,大量网友相当不满意,甚至怀疑新浪有意在偏袒罗昌平。


根据公开的简历资料显示,罗昌平现为天椒法务集团董事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历任《新京报》核心报道记者、深度报道部主编,《财经》杂志副主编兼任《LENS视觉》杂志副主编,他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罗昌平的行为显然已经严重违反了《英烈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谢选骏指出:如果罗昌平因为揭露“冰雕连”实为“沙雕连”就被逮捕甚至处决,那他就会死得比泰山还重了!冰雕连为苏联而死就比鸿毛还轻!罗昌平为中国而生就比泰山还重!

谢选骏:“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长津湖:志愿军断粮7日靠吃美军尸体活命》( 真实故事计划 2021-10-07)报道:


大家好,我是陈拙。前几天我和朋友去看了场电影。这场电影我从开机就开始等,一直等到上映,就想知道它最后到底被拍成什么模样。因为我听亲历者讲过真正的长津湖战场。


他说在当年的朝鲜战场,天寒地冻,食物断绝,无数战士被活生生冻死,饿死。为了活命,战士连敌军的尸体都吃。


讲故事的人叫孙佑杰,是长津湖战役的随军记者,他记录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但因他把战场还原得太过逼真,所以他的书稿一直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今天的故事,除了想告诉你们,真实的战场远比电影拍出的画面更加残酷,还想让你们和我一起见证,那些埋葬在冰雪中的牺牲和爱情。


1995年,我出版了《鸭绿江告诉你》一书。


刚出版,就有人写信告我的状,说我侮辱丑化人民志愿军,要禁止这本书发行。


军部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开始对书进行“地毯式”检查。


这书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我在朝鲜的战地日记和采访手记,难道就因为真实,而不该被人看见吗?


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如果不能讲真话,那我宁愿沉默。


为出这本书,我已等了40年。


我还记得那清一色的闷罐车,像是被憋疯了,喘息着,呼啸着,吼叫着,无论大小车站,一路不停,昼夜向前飞奔。


我所在的闷罐车厢,全是27军政治部营职以下的战士,部队这是到哪里去,又干什么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凭猜测。


车厢里的唯一光亮是两盏马灯,晃来晃去的晕光,让闷罐车厢越发出奇的安静。


闷罐车到了山海关停下来,一名通信干部送上来一份密封文件,铁门又很快关上了。


一直到车过山海关,部队才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密电令:27军出兵朝鲜作战。


密电是1950年10月27日16时发出的。


消息一经公开,闷罐车厢里像是炸开的热锅,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我清晰地看到,大家的脸上挂着的不光有亢奋,还有凝重。


赴朝路上的“闷罐”火车


唯一的马蹄表时针已经指向了22点,照纪律规定该熄灯睡觉了,可大家让尿憋得无法入睡,都在等停车方便过后再入睡。


好在车厢内没有女同志,个别人实在憋不住了,干脆走到车厢铁门前尿起来。人人都知道这样不雅,可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咣当咣当……”闷罐车终于在一个隧道里停下来,大家有10分钟的方便时间。


忽然,后面车厢底下有女兵在大声喊叫:“喂!请自觉一点,车下有人哪!”


这是巴木兰大姐的声音。


巴木兰是我在军文工团时的战友,事后她对我讲,文工团是男女同乘一个闷罐车厢,腼腆的女兵苦于无处小便,实在坚持不住了,有的竟盖着大衣,褪下棉裤,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让小便慢慢渗进包裹里的衣服上。


当听到车门被打开后,女兵们便纷纷下车,四处寻找方便的地方。隧道里的站台很窄,不时还有手电晃动,女兵们就齐刷刷钻到了火车底下。


车厢里的男人见女兵们下车了,迫不及待拥到车厢门口,对着门外尿了起来,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哗哗”的尿声如拧开的水龙头一般。


最后一拨还没尿完,前面传来了开车的口令。火车下的女兵们一听急了,赶忙朝车门跑来,因为害怕掉队,就迎着骚气熏人的尿液登车。


然而,七八位正在小便的男人,一时又刹不住,只好边尿边提裤子,硬是将半截尿憋了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个个佯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引得车厢内一阵哄堂大笑。


巴木兰天真活泼,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说。车到安东,她依旧忍俊不禁,笑着和我说起这件事。


我听过后,却半点笑不起来。


凭多年的战争经验,我已经察觉到,出兵朝鲜,将比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还要残酷。


部队一到安东,马上进入了临战状态。


相对于一般人,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腥与生死的老兵。已经很难有事情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十分惊讶。


部队下了一道命令,彻底消除“人民解放军”的痕迹,摘下帽徽,取下胸章,抹掉装备上的所有徽号,收缴部队番号的印信。


这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那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是新中国军人的标记。每个士兵视若珍宝。


现在出国替别人打仗,他娘的会随时牺牲不说,连自己部队的标记都没有,这是打的哪门子的仗。


许多战士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可军令如山,骂归骂,命令还得执行。我索性瞒过军政治部的首长,冒着受纪律处分的危险,私自带上了七把刻刀和两块刻板,准备刻版画。


11月4日,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安东,刚准备进入朝鲜,发现东线山区有美军向北推进,部队又奉命撤回,转到吉林的边境临江。


就这样,27军的79师后卫变前锋,我跟随79师跨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桥,第二次进入朝鲜,去对付东线北进的美军。


部队冒着风雪,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了朝鲜的中江镇。


正在雪地上行军的志愿军


中江镇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南北走向的公路边。这里是北朝鲜最冷的地方,气温最低达零下43度。


但志愿军的到来,让在冰冷中沉睡的村庄沸腾了。


一听说我们要去前方打侵略的美军,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帮助部队搬东西,腾房子,烧开水,烤棉鞋,唱歌跳舞地欢迎志愿军。


天放亮后,为了防备美机空袭,部队吃过早饭一律到村边山上隐蔽休息。


我所在的237团3营7连指导员非常关心我,说我是随军记者,见多识广,是在村里继续休息,还是去山上隐蔽,可以由我自己定。


我觉得部队第一天秘密入朝,离东线的敌人还远着呢,美军的飞机也不一定来。于是,决定先在房东的热炕头睡一觉,再到山上去隐蔽。


正当我酣睡之际,屋外传来房东大娘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旁空!旁空!扁机瓦扫,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鲜日常用语培训抓得紧,所以我听得懂房东大娘的喊声:“防空!防空!飞机来了,飞机来了,赶快跑啊!”


我深知美机的猖獗与厉害,急忙跳下土炕,顾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枪就往外跑。


趁着美机转弯之机,我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在积雪的河滩上匍匐前进,钻进两堆灌木丛中后,我累得一动不动,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庆幸自己逃出了轰炸圈。不料,一架美机朝我俯冲下来,它一抬屁股,几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就下来了。


美军的飞机为了制造恐怖,特地在炸弹上安装了风哨子,炸弹一出弹仓,“呜呜”的刺耳声响彻天空。


我懂防空知识,落在远处的炸弹是长的,落在近处的炸弹是圆的。经验告诉我,其中一发炮弹会落在我的南侧。


跑是来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个滚儿,脸面朝下,闭上眼,张大嘴。


心想,该死该活就这么着了。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我随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觉憋得喘不过气来。等奋力从沙土里抬起身来,才知道毫发未损。


我擦掉脸上的沙土,发现身边一米多处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个滚儿,我的命就丢在河滩上了。


敌机飞走了,整个中江镇都在燃烧。我突然想起刻刀和刻板还在屋中。我不顾一切,急忙向镇中跑去。


我在战时使用的木刻刀具


路上正好碰上了七连通讯员小刘。他刚才去房东家没发现我,便带着我的东西出来找我。


谢天谢地,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堆破木头板子就是我的命根子,看着它们落了单,自然要来找我。


没想到找我这一趟,反倒救了他的命。


原来早饭后,指导员再三交代他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连长到镇北面营部开会去了。


我一听顿觉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刘向镇北烟火弥漫的营部住处奔去。


天哪,灾难的惨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营部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来三营营部开会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加上营部的领导和通讯员,总共20多人,除教导员负重伤被抢救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小刘冲进还在燃烧的木屋,在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导员,跪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指导员,还不如死了算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吧。


这时的中江镇里已不见人影,昨天大家还在一起热闹的地方,转眼就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


当时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样,恨不得几步跨入阵地,与美国鬼子对打厮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掩埋了牺牲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部队又开始了夜行军。


27军预设的阵地在长津湖一带。


我跟随7连进入东部的狼牙山脉后,雪更大了,风更狂了,酷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


在冷得浑身颤抖的时候,还得靠吃冰雪解渴。


路上每个人都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连眉毛胡子上也结了冰凌。


我很幸运入朝前发齐了棉装,可有些战士仓促入朝,未来得及领齐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军中吃了大苦头。


236团2营6连的许多战士脚上穿的还是力士胶鞋,由于急行军两脚有热气,开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继而又结成了冰,最后双脚、袜子和鞋冻在一起,走起来“嘎嘎”作响。


脚面皮肤皴裂后,鲜血再顺着冰碴缝隙往外渗,直到第二天拂晓宿营,才看到胶鞋上有一片淡红色的花纹。


行军途中休息,一个江苏籍的战士累得站在冰冻的路上没动地儿,结果力士鞋就与冰雪地面冻在一起。


待开始行军,他用力一抬双脚,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还没有一分钟,袜子与地面又冻在一起,他再一抬脚,袜子也冻在地上了,露出了两只光脚板。


一位四川籍老兵,胡子上结了冰凌,他嫌冰凌碍事,用手往下一捋,竟连胡子带皮全扯了下来,痛得“嗷嗷”直叫。


炮兵16团2营的一个炮兵,出发前习惯性地去摸摸迫击炮身,手掌瞬间被粘去了一层皮,当时他还觉不出来,停了一会儿才疼得龇牙咧嘴。


但雪天里,部队无法一直行军,还要休息。


所谓休息,也别提什么军用帐篷和借宿的民房,只能雪山露营,这对物资稀缺的志愿军部队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方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


我和战友史云


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腿,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我的木刻作品《露营》,1951年刻于朝鲜战场


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


如果没有集合声,很多人就会这么一直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了。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属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对他们来说,马命比人命金贵。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战士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


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战士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抖搂掉了。


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


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战士。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7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炮车挡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没法动弹。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


而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


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你若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宣传股长叫张采正,赶紧上前呵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们哭了。


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行军中的炮兵部队,战马拉大炮


团宣传股长张采正是我的中学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这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曾经告诉我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


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几颗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今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要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的尸身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


没想到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嘁哩喀喳,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场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心碎的场面如实记录下来。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是山东文登人,那里历史悠久,乡人更是以爱读书、有学问出名。


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读书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里,在一名地下党的带领下,昼宿夜行,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北部山区的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一年,我刚满18岁。


中国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起了“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


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抗战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


抗战期间,我虽然没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屈指可数的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奉命调入华野9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


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要深入作战前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凭着我写的一篇战地新闻,我被调到27军《胜利报》报社。


这时,27军已经自江浙一带北上山东津浦铁路沿线集结,随时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但直到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现在再问我,我的回答会更简单:“打完仗,过太平日子,能吃上饱饭。”


这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梦想。打日本鬼子是这样,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也是这样。


部队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农民,想法很朴素,也很真实。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


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捞大米干饭,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但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轰炸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


美军先进的装备,随军的坦克大炮


27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战士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东西,留下署名部队代号的纸条,什么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顾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


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7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


来领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的同志,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这位战士的理由很充分:“我们志愿出兵,朝鲜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随便拿人家的土豆,这是违反群众纪律。”


另一位战士不服气:“你拿纪律当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好去打美国鬼子,打败美国鬼子是最要紧的纪律。否则,我们来遭这个罪干啥?你说来这鬼地方干啥?”


事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记者,这儿就你最有文化,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


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部队离开之前,文书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了部队的代号和拿走土豆的数量与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


战争夺走了人们的理智和气节,面对饥饿,人们甚至会变得比野兽还疯狂。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27军终于出其不意地到达长津湖畔的预定作战地区,将美军的7师31加强步兵团死死围住了。


这支队伍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时任的美国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


被我军缴获的美军“北极熊”团团旗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


志愿军士兵穿着的都是华东温带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干部的棉衣还没有发放。


11月27日夜间,长津湖战役打响。打到第三天的29日,伤亡严重的27军停止了攻击。


当天夜里,我冒着鹅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电话线,好不容易找到了27军阵前指挥所。


军前指设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里,除了一位值班参谋和两位哨兵外,其余的人都在屋里睡觉。满屋都是沉沉的呼噜声,一副好几年都没睡觉的样子。


里面的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草屋里外两间火炕上,躺着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和各个部门首长,以及参谋警卫和房东老乡30多人,人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


借着昏暗的马灯,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一只脚,可引来一位朝鲜小女孩烦躁的喊叫声。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没了。


我来到外间和值班参谋聊天。我问对方为啥指挥所这么安静。


值班参谋面色惨淡,告诉我部队冻伤过万,冻死上千,攻击伤亡也很大,而且弹快尽粮已绝,只有原地休整后,到30日夜间才能继续发起进攻。


为了获取第一手阵前情报,我又问值班参谋,哪个部队打的最惨烈。他让我去找驻扎在内洞峙和新兴里的80师。


草屋外面有个喂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个大草筐,我钻进草筐里迷瞪了一个多小时,天刚亮就启程去了80师在内洞峙、新兴里的阵地。


在80师,我走了几个阵地,每到一个地方心就咯噔一下子。眼前活生生的景象告诉我,英勇的27军已经无力再战了,部队根本打不动了。


阵地上的战士们饿的眼睛冒光,见美军也停止了反击,纷纷到庄稼地里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老百姓收割时落下的一些谷穗,捡到了的直接放进嘴里嚼吞,捡不到的失望而归。


我的老战友戴庆奎的那个连队,断粮整整一周了。


部队饿疯了,为了保持战斗力,每天都要派人去抢回几个美军尸体,用刺刀割下美军尸体腿肚子上的肉,再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的,闭上眼睛,胡乱咽下去了事。


戴庆奎还对我讲过一件事,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连队发起冲锋前,有位战士对连长说:“连长,我不怕死,你让我吃顿饱饭吧!填饱了肚子,我好有劲去杀美国鬼子!”


刚烈的连长转过身去,他哭了!因为他和战士们一样,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


戴庆奎已经去世多年,但这位和连长要食物的战士名字,我至今没有查到,是牺牲还是健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长津湖战役期间,部队一直靠缴获敌人的食品生存,啃树皮吞棉花的也有,直到占领了咸兴后,才送来了炒面和牛肉干。


志愿军战士们在吃炒面


炒面只够吃一顿,牛肉干每人一小包。那牛肉干是宝贝啊,这是入朝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祖国运来的肉食。


我舍不得吃啊,每次只含一小片,像吃糖块一样,用口水化着吃。因为长期在一线阵地采访,我的眼睛被美军炮弹散发的气体熏坏了。


去后方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不仅疼痛流泪,夜里也无法入眠,有时连稿子也看不清,再拖下去,恐怕会完全失明。部队只好安排我回国治疗。


第二天晚上,我乘军后勤部的汽车到了鸭绿江边。我跳下志愿军27军后勤部的汽车,独自一人走在大铁桥上,没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我心里想的不是出发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


我在想,那猫也不过九条命,我怎么就活着回来了,我早该死了。


当时,我神魂不定,若不是桥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就栽进鸭绿江喂鱼了。


站在大桥上,我瞭望南北,朝鲜这边一片沉寂,对岸的祖国灯火辉煌。就这么一江之隔,却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


回国后我被安排住进了野战医院,眼睛得到了彻底治疗。


虽然我已远离了朝鲜,远离了战场,可除了编稿子,过去种种仍旧在我心头日夜萦绕,让我无法安宁。


夜里我常常无法入眠,经常需要服用安眠药。


眼睛刚好,我就开始动手写抗美援朝实录,可写了3万字就打住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能写高大上的歌颂文字,鲜为人知又活生生的事不能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如果不能讲真话,那还不如保持沉默。


一直到1995年,21万字的《鸭绿江告诉你》才出版,我已经70岁了。


我在《鸭绿江告诉你》付梓之际的照片


虽然还有人想禁止这本书发行,但27军政治部专家组对书检查后,最后的结论是书很真实,在细节上没有杜撰的地方,看后感人肺腑。因为他们也是军人,知道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让我没想到是,这本书不但引发了国内的调查,还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在南北朝鲜,最先关注我这本书的是韩国人赵纪贞。


赵纪贞是木浦大学的中文教授,他将《鸭绿江告诉你》翻译成韩文,这是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反映朝鲜战争的书。


赵纪贞还力主韩国出版商,邀请我去韩国访问。


1996年,接到邀请的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曾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况且我还是一名志愿军。


可去了一看,并不是那么回事,对方待我很友好。


我问木浦大学的教授们,我曾是你们的敌人啊,为什么还这么欢迎我。


其中一位教授说,因为我尊重历史,我写的朝鲜战争非常真实,从来没有人这么写朝鲜战争。


他们还邀请我去板门店的“三八线”参观。站在“三八线”上,遥望着北部朝鲜,我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那匹被枪杀的战马,想起了冲锋前要吃顿饱饭的战士,想起那个自残后流血死去的“胆小鬼”,想起了那两名奸污朝鲜姑娘被枪毙的“孬种败类”……


我也想起了平生的第一个恋人,一位十分俊俏的朝鲜族姑娘。


那是1951年秋天,27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后,奉命将金城防御阵地交给67军,转移到元山的马转里休整。


我下连队采访时,借住在当地一家朝鲜老乡的家里。房东是金大爷,家里除了金大娘,还有他们17岁的女儿。


那姑娘一身白裙子,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一有空闲就给大家唱歌跳舞。熟悉了,我们就喊她“甜姑娘”。


“甜姑娘”原本住在里间,为了让我安静写东西,她就搬到了外间,和父母睡一起。


有一日,金大娘得了重感冒,苦于缺医少药,“甜姑娘”来找我。我让文书买来一只鸡蛋,这在当时属于稀缺品,然后用老家姜丝炒鸡蛋发汗的土法,治好了金大娘的感冒。


有天上午,我将洗好的手绢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取回来发现上面多了一行歪七扭八的字:“最可爱的人!”


我一看就知道是“甜姑娘”绣的,因为这五个汉字是我教给她的,这让我心潮激荡。


我能感觉到,在我治好了金大娘之后,“甜姑娘”似乎对我动了心,待我更好了。


她是我入朝后见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朝鲜姑娘。


她身高一米六的样子,体型很匀称,乌黑的短发,面色像金达莱花一样,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一对小酒窝。


我看在眼里,只觉无可挑剔。


当时的朝鲜有“四多一少”,老人多,小孩多,年轻媳妇和姑娘多,青壮年男人少,他们都上了前线。


当时,朝鲜姑娘追求爱情大胆泼辣,这或许是一个因素。


当时美丽的朝鲜姑娘


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多优秀的志愿军官兵,“甜姑娘”单单喜欢我,说明她有自己的爱情思量。


可我身处战场,说不定今儿活明儿死,不说一线战士,光27军部的战地记者就已经牺牲了三位。


但即便是幸运活下来,部队有铁的纪律,国家也有政策规定,光明正大地和一位朝鲜姑娘结婚,难上加难。


如果双方不结婚,那叫玩弄女性,绝没有好下场。


我决定把这份感情埋在心底,可“甜姑娘”却“埋”不住了。


我离开金家的前一天晚上,依旧写稿子到深夜,钻进被窝后烦躁的不行,“甜姑娘”知道我为期两周的连队采访就要结束了,她把火炕烧得“滚烫”。


翻来覆去之际,“甜姑娘”轻轻推门进来了。这是我下连队熄灯后,她第一次进我的房间。


她站在炕边,不说一句话。


我赶紧坐起来点上松油灯,一看她已经脱去了外衣,只穿着细线背心和短裤,身体几乎裸露在我的眼前。


明摆着,这是要以身相许。


一瞬间,我像被一股电流击打过,整个身体火烧火燎,后背开始冒汗。


那时我25岁,正值壮年,心上人以身相许,我怎能不动心。可我不能娶人家,就不能玷污人家的清白。


我咽了一口唾沫,下炕给她披上了自己的军大衣,劝了好半天,将她送出了房间。


“甜姑娘”到了外间,我听见她低低的哭声,我又何尝不是心碎。


第二天早上,我去连队伙房吃过早饭就要回军部了。回来告别时,金大爷、金大娘依旧待我很热情。


金大娘拉着我的手说,她的儿子在朝鲜人民军里当班长,第四次战役刚开始就牺牲了,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做她们家的儿子。


我流泪了,感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27军牺牲的三名战地记者中,我与王志中最要好,得知他牺牲时,我也没有流泪,心里只有仇恨。


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我却被金大爷一家感动得一塌糊涂。


“甜姑娘”没有出来送我,但透过木窗棂子的薄纸,我分明看到她在坐在窗前的身影。


自朝鲜战场归来的战友们,记得最清、说得最多的是长津湖、“三八线”和上甘岭,但我心里比别人多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北朝鲜元山的马转里,这里有个女孩叫“甜姑娘”。


人的初恋刻骨铭心,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今年94岁了,只要一想起抗美援朝,就自然会想起这位“甜姑娘”。


当年长津湖畔饿死我那么多兄弟,就是想让“甜姑娘们”都能过上太平日子。


可惜,70年过去了,“甜姑娘们”还是没吃饱饭。


这篇稿件在《真实战争故事》发布时,曾因标题“战士吃美军尸体”太残酷受到质疑。


其实在孙佑杰的书出版之初,因为这个细节,直接导致书被举报,还要接受“地毯式”清查。


但27军组成的专家组对书逐字审查后,最终得出结论:真实感人。只有血肉横飞的真相和一条条消逝的生命,才能让人铭记战争的残酷。


转身避而不见,只会让人低估了这份残酷,轻视了烈士的付出。


这也是我将这篇故事转发到天才,带给你们的原因。


就像孙佑杰老人的那句格言:“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网民哀嚎:

Jennifer074 发表评论于 2021-10-09 00:57:04

编造的痕迹太明显。长津湖战役如果真是胜利,中共为何到70年后才拍电影?不顾士兵死活,后勤无保证,零下40度穿着单衣,冻死了三分之一士兵。10:1的兵力不宣而战突然包围美军,但美军却全建制撤退,带走全部装备、伤兵,更难能可贵的是成功掩护了10万朝鲜难民撤离,其中就有现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刘伯承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将长津湖战役当作一次教训给军官讲课,而美军却一直将这场战役视为一种光荣,颁发了很多勋章,谁在撒谎一目了然。

中共为了煽动仇美公然造假,想让韭菜们为他们去作冰雕连,不惜组织人集体去看这部片子洗脑,但很多人已经觉醒,不会再被骗。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29:29

2021-10-08 16:26:36 by 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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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什么自豪?凭小米加步枪可以打下中国,打平美国啊,旅顺、香港、葡萄牙多大?中国又多大?如果这还不够自豪,那还有什么可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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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吃!志愿军清一色苏联装备,哪里来地小米,步枪?

为了苏联淘汰的二战武器,毛泽东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不然怎会有后来的苏联逼债?

放着占领中国旅顺的苏联不去解放,放着台湾,香港,澳门不管,去当苏联的狗腿,帮助朝鲜统一,你自豪个鸟?

这个能自豪,慈禧都比毛泽东强,她可是挑战了全世界!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1-10-08 17:03:43

应该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炮灰万岁,应该说,彭大将军带领这群炮灰去送死,可却活着回来了 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 应该说,老贼毛泽东想让自己的儿子去朝鲜镀金 回来当太子 结果一命呜呼,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报应。


谢选骏指出:以前读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一句,以为是豪情壮志,现在看来确实历史的真实!


《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AntiBolshevik 2021-10-06)报道:


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砥平里战役,共军韩战首次惨遭的滑铁卢,


关于韩战;


是中共和北韩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战争


始于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韩国开始,


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作为借口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势如破竹三天内占领韩国首都汉城。此为朝鲜战争之起点。


6月下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相继通过第82号和第83号决议,声明此举为“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侵略,并敦促其立即停火,要求朝鲜军队撤回38度线。


6月27日美国正式参战。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


由联合国成员国的16个国家的军队和5个国家的医疗力量组成的“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对大韩民国(ROK)提供军事和医疗协助。其中美国提供88%的战斗人员,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军受美国统一指挥,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迅速扭转战局,切断北韩人民军退路,北韩陷入被动挨打不利地位。汉城被美军收复


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战,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


10月19日,联合国军夺取包括平壤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逼近中朝边境。


10月19日当晚,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开始激烈的攻防战斗。


中共志愿军长驱直入。在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中连续击退联合国军,将战线推回三八线甚至一度接近三七线,


并于1951年1月4日再次攻占汉城。


联合国军在此后的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击退中共志愿军的进攻,使战线在开战一年后再次回到三八线并一直陷入胶着状态。


1953年5月双方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当时战争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多在三八线以北,


北韩与中共方面曾要求以三八线为停战分界线,而联合国军方面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定。


6月7日,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并撤出开城韩国停战谈判代表团。不过谈判仍继续进行。


1953年7月27日,参战四方中的三边


中国人民志愿军、


朝鲜人民军、


联合国军


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拒绝美国领导的停战


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就战俘遣返问题作出安排。随后,南北双方仍继续保持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 。


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签署停战协定后停战。


北韩在停战后的实际控制面积少于韩战前的控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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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长津湖更震撼的砥平里之战,这不是战争而是屠杀!




                    遍地都是志愿军的尸体



















砥平里战役是韩战中的长津湖战役两个月之后的又一次中美决战


 


【砥平里之战,属于 第四次战役。1951年2月13日至2月15日  】


【长津湖之战,属于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6日】


 


美军称扭转韩战局势的砥平里战役为


“朝鲜战争的盖茨堡战役”


“第二次仁川登陆”


 


砥平里


砥平里——朝鲜南部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镇,位置在横城以西、杨平以东、南汉江以北,距离汉城40公里,其直径约为5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砥平里就坐落在这个小小的盆地中。


1951年2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令全世界为之震憾的血腥战斗:参与作战的志愿军5个主力师(5万余人)向被包围的美步兵23团(4000余人),连续2个夜晚发起进攻,最后阵亡3万余人,抛下1万多具尸体,无奈地撤出战场。


这段历史的真相,被中共隐瞒了近40年,直至1990年代以后,才逐渐在大陆浮出了水面,为国人所知道。


1950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4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不宣而战,在朝鲜西线和东线战场,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使得毫无准备的联合国军措手不及,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11月29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全面撤退。


就在联合国军撤退的同时,中共却源源不断地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至12中、下旬,中共再次将20万解放军冠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到了朝鲜战场。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面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中国军队取得令全世界震惊的空前“大捷”。


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印度、埃及等联合国13个中立国家呼吁交战双方举行停火谈判,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如果中共接受停战谈判,就此罢手,那么朝鲜战争就会以中国“志愿军”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然而毛泽东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联合国军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有力打击下全线崩溃。毛在中央军委会上说:“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提出先停火再谈判,分明是想借谈判获得喘息时间。我们决不上当。我们一定要打到釜山去,把侵略者赶下太平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决不班师。


信奉斗争哲学、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绝不会留给对手任何机会,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十八度线”。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2月31日,彭德怀司令指挥志愿军全面越过三八线,将战争的火焰再一次燃向南方。在志愿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1月4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退至平泽、原州、三徙一线。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韩国首都汉城,开创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在短短半年中三易其主的先例。


汉城的沦陷,又一次引发了南朝鲜百姓的逃难浪潮,深受战争荼毒的50多万汉城居民,怀着对共产政权的恐惧,再次惊惶出逃: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冰冻的江面上,到处是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以及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有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也没有人理会躺在雪地上,奄奄一息的人—–。


汉江上,美军搭建了两座临时浮桥,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涌上浮桥,狭窄的桥面由于挤满了车辆和人流在不断摇晃,不断有人被挤下浮桥掉到冰冻的江面上,凄厉的哭喊声和呼唤声在寒风中久久回荡。


 


这场由金日成发起的战争,给韩国南北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


 


1950年12月23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也在撤退途中遭遇车祸身亡。12月26日,马修.李奇微被麦克阿瑟将军任命为美第8集团军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的一名年轻的上尉教官,由于他的出色军事才能,引起麦克阿瑟将军的注视。李奇微将军到达朝鲜战场后,果然不负麦克阿瑟将军重望,朝鲜战争的发展轨迹就此发生了改变。


李奇微中将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145]。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进攻;中朝军队在开始的第四次战役中,不得不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的局面。


 


自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以后,美军开始了其战略撤退。所谓“第三次战役”,其实并没有进行过实质性战斗,志愿军基本上是一路尾随在美军后面走过来的。


汉城,作为不设防的城市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个一心想成为“全世界革命领袖”的富农的长子,就此以为志愿军的军事实力真的可以和美军平起平坐了,他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他不无得意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开始要“喊着打!”


中共的报纸和电台广播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报导志愿军的“赫赫战果”:兴南、元山、平壤、春川相继被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攻克,几十万美军和李承晚伪军被击溃,正在狼狈逃窜,中国人民志愿军横扫千军、锐不可当。


汉城被中国军队占领后,毛泽东下令北京放鞭炮焰火庆祝,全国各地同时组织了数百万人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志愿军: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不明真相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并不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真实惨况,他们在共产党的组织下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欢庆胜利,成千上万兴奋狂热、情绪高亢的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要求赴朝鲜战场去打击“美帝侵略者”。


 


然而,在这场闹剧中唯一头脑清醒的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元帅,随着志愿军不断向南推进,战线越来越长,志愿军的后勤支援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朝鲜南部地势平坦,极有利于美军机械化重装备部队的展开,志愿军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上回忆起“第三次战役”时说道“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我们打过去的,可以说是走过去的”。


然而,这些战场的真相,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就像无数被中国政府深埋在红色历史坟墓中的“黑匣子”一样,永远不得而知。


 


就在中共大肆庆祝汉城被“光复”的第三天,1月7日,联合国军停止了退却,李奇微将军下令第8集团军在西线和东线战场同时向中国军队发动了代号为“猎狗行动”和“雷霆作战”的反击,漫天的炮火再次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首当其冲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的炮火打击下,死伤累累,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策大将也被美军炮火炸死,中国军队的进攻势头终于被遏制了。


 


1月25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说明前线战事紧急,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将部队后撤。但毛28日的回电让彭大吃一惊:“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二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毛告知彭德怀,一百多万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中朝边境,正在等待开赴朝鲜。毛充满必胜信心地指示彭:“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以后,再进行2至3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次战役。。”毛泽东此时似乎已经看到了朝鲜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


 


在毛的命令下,彭德怀不得不硬着头皮策划再次发动进攻,并按照毛的指示,把战役目标定为三六线的大田、安东。


正当西线的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死死地阻击联合国军的反攻,而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却一路突破中国军队防线,迅速向前推进,进抵邸平里的美23团和占领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就这样从整个战线上突了出来。


战场上出现的这种状态,使正对战场局势一筹莫展的彭德怀突然感到有了一次扭转战局的机会。彭德怀的设想是,死死地顶住西线,把大兵团快速集中于东线,对相对实力较弱的南朝鲜部队进行大规模反击,如果反击成功,将打破联合国军的进攻态势,改变目前志愿军节节败退的局面,使中国军队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事实上彭德怀的反击计划具有很大的冒险成分,因为东线战场的志愿军要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1.在西线作战的志愿军必须把美军牢牢地阻止在汉江以南。如果西线的志愿军被击垮,那么不用说反击了,整个东线作战的志愿军将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处境。


2.东线的志愿军有把握对被包围的敌军予于歼灭。


这两点,对于装备落后,靠“骡马运输、徒步行军”的中国军队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第二点,长津湖战役已经表明,武器简陋的中国军队即使包围了美军,也没能力将其歼灭。然而作为中方军队统帅的彭德怀却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志愿军还是可以像国共内战时一样,单靠“人海”的优势就能弥补这些不足。


 


战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彭德怀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有一点让彭放心的是,毛承诺的100多万“志愿军”已在鸭绿江边集结,正在开赴朝鲜战场,即使战役进行得不顺利,彭也可以通过这次战役,掩护志愿军增援部队安全抵达,从而与美军展开一场更大的决战。


2月5日,彭德怀电令志愿军第42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对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阻击,同时,邓华指挥的第39、第40、第66军奉命向东移动,准备按照计划发动反击。


 


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就在这种情形下展开了。


 


2月11日晚,战斗首先在横城打响,彭德怀以志愿军4个军(第39军、40军、42军、66军),以及北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二十几万兵力,向位于横城一线的南朝鲜第3、第5、第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彭德怀期望由此打开缺口,进而击破东线美军在原州的防线。


在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下,战斗力薄弱的南朝鲜军队一触即溃,尤其是南朝鲜第8师,遭到突然攻击后,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就纷纷溃退,致使美步兵第2师的侧翼完全暴露,使之不得不与美空降187团一起紧急后撤,从而打乱了联合国军的部署,战役一开始似乎开始朝着有利于志愿军方向发展。


志愿军在横城战役取得首仗胜利,使得驻守在邸平里的美23团独自孤零零地突出在中国军队的攻击线上,“志司”按照计划,将攻击之矛指向邸平里,打算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决美23团。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说不定已经准备逃跑了,志愿军必须趁其在逃跑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消灭。


2月13日晚,战役总指挥、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调集了39军、40军、42军的5个师(115师、116师、117师、119师、126师),向驻守在邸平里的美步兵2师第23团发起猛烈进攻,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拉开了帷幕。


正如志愿军司令部所判断的那样,战役开始之前的13日中午,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也乘直升机到达邸平里,就砥平里23团的处境和团长弗里曼上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导致在邸平里的美步兵第2师23团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阿尔蒙德军长听取了弗里曼团长关于立即撤退的建议及其理由,也得出结论:23团应在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尚未形成包围态势之前,尽快撤出邸平里。


 


阿尔蒙德飞走以后,弗里曼团长下达了撤退命令。


 


正当美23团的士兵们收拾行装准备撤离时,弗里曼团长收到了一份紧急电报:


【坚守砥平里,不准撤退!——命令来自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正是这份电报,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进程。】


 


坚守砥平里的决定出自李奇微将军对整个战局的独到判断,李奇微接替阵亡的沃克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还不到2个月。他一到朝鲜战场,就被卷入了联合国军的撤退洪流中。由于中国军队的强势参战,美军上下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南朝鲜军队更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李奇微将军乘坐一架轻型飞机,带着几名助手,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直接同战地指挥官见面,了解战况,分析局势,在这段时间里,他查阅了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与中国军队所有的战斗报告,从中发现了中国军队的4个致命的弱点:


(1) 人数庞大的中国军队,由于受给养的限制,每次进攻持续时间不超过7天;


(2) 徒步前进的中国军队,每天推进距离不超过20公里;


(3) 以步枪、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的中国军队,其攻坚能力极其低下,即使包围美军,也无能力歼灭。


(4) 为了躲避美机轰炸,中国军队白天不敢行动,所有进攻只能在晚上进行。


 


因此,掌握了这些弱点以后,面对中国军队在横城地区表面上的强大攻势,李奇微将军没有丝毫惊慌,他十分清楚中国军队在目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居然胆敢冒险发动攻势,只会令其陷入更大的困境,只要美23团将中国军队主力吸引在邸平里,联合国军就可利用其强大的空中力量和地面炮火,将其完全摧毁。李奇微将军认为,孤立无援的陆战1师在北部长津湖地区被十几万中国军队重重包围,也能做到全身而退,那么在南部的三七线,在东西战场已经连成一体的联合国军防线面前,中国军队将为他们的进攻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据守砥平里的联合国军除了美军第23团外,还有一个坦克中队、一个炮兵营和一个法国营,总兵力约四千人,防守面积仅直径1.5公里。其中法国营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其成员全部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战场老兵,许多志愿者为了加入该营而自愿降低自己原来的军衔,尤其是营长拉尔夫。莫尔克拉中校。


拉尔夫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军人,他原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中将,为了抵制共产赤祸,宁愿将自己军衔降为中校赴朝鲜参战。该营由1017人组成,共有3个步兵连,一个重武器连和一个营部连,隶属美步兵第2师23团。


法国营于10月25到达朝鲜,由于战况紧急,原定3周的美式武器适应训练缩短为10天即被投入战场。该营作战经验丰富、作风彪悍顽强,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法国营和美23团3营一起在双联隧道地区击溃了志愿军第125师,使得美军对其战斗力不得不刮目相看。


接到李奇微将军坚守邸平里的命令以后,弗里曼团长下令部队立即修筑防御工事,士兵们将数千米环状铁丝网铺设在阵地前沿,密集地布置了防步兵地雷和照明汽油弹。施工机械也在紧张地挖掘壕沟,20辆坦克作为机动火力被布置在前沿阵地,各阵地之间的接合部,全部用M-16高射机枪和坦克严密封锁,弗里曼上校还在防御圈内设下炮兵阵地,集中使用26门野战榴弹炮和51门迫击炮。弗里曼上校还建立了步兵、坦克、炮兵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使美军强大的火力尽可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防御工事完成不久,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广袤的雪野显得一片寂静。23团接到美侦察机发来的报告:数目庞大的中国部队正在从北面和东面向邸平里开进。弗里曼上校向部队发出了“准备迎击中国人进攻”的命令。


黑夜中,联合国军士兵们一个个紧握武器,匍匐在战壕里,神情紧张地等待中国士兵的出现。


13日深夜21时,成千上万志愿军士兵的身影浮现在雪地上,他们的胶鞋底磨擦在冻土上发出的声音十分令人恐怖。随着凄厉、刺耳的喇叭声,中国士兵开始了进攻。


一位当年参战的美军士兵的描述道:“夜幕降临时,四周响起了凄厉的军号声,他们(指中国军人)满山满谷地涌了出来,不畏生死地冲向我们,然后一排排地象麦捆似的被机枪火力搁倒,后面的人又一排排地往上冲,又被搁倒。我们的机枪狂吐着火焰,枪管打得通红,臂膀打得酸痛,看着满坑满谷的尸体,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战斗,这简直就是屠杀。”


就这样,中国士兵一波紧接一波的进攻,一往无前,无所畏惧,中国士兵踏着同伴们的尸体不顾一切地冲锋,令他们毛骨悚然,就连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老兵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这是一支比日军更不顾惜士兵生命的军队。


环形防线里的美军坦克和重炮猛烈地轰击志愿军的冲锋集群,平均每百平方米瞬间落下十几颗炸弹,随着火光闪耀、弹片横飞,鲜血染红了的整个砥平里,一百多人的志愿军连队往往几分钟后就只剩七八人。仅一个晚上,被打死的39军117师的士兵就达4000人以上,投入进攻的志愿军357团3营在一次进攻之后,只有数人生还。炮火连天的邸平里战场,中国士兵就这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同美军的飞机坦克、榴弹炮、高射机枪对决。整整一个晚上,在猛烈的炮火打击下,117师的士兵除了肢体横飞、死伤惨重以外,没能攻下一处阵地。


在激烈的战斗中,美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也被弹片击中臂部而受伤。


2月14日。


39军指挥部设在砥平里以北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林间的空地上架着几座电台,报务员头戴耳机正在紧张工作。军长吴信泉、副军长谭友林只是一个劲地在抽烟,两人愁眉苦脸,焦虑万分。他们刚接到一个雷击般的消息:担任阻击骊州、原州向砥平里增援的39军116师,在行军至注岩里途中,被美军空中侦察机发现,美军立即调集原州附近的炮兵群,在空军的配合下,集中炮火轰击这个纵队达四小时之久。就这样,这支一万多人的志愿军纵队在到达战场之前,就被美军猛烈的炮火打击下,死伤7千余人,最后不得不撤出战场。


吴信泉,这位在云山战役时,号称要将美骑兵1师“包饺子”当“下酒菜”的中国“王牌军”军长,此时才真正领教了美军凶悍的战斗力,面对39军一个晚上就遭受如此巨大的伤亡,他的手禁不住发抖了,他已经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骄狂。2月12日,吴信泉刚接到攻打邸平里任务时,根本没把邸平里的美军放在眼里,“志司”副司令邓华布置以39军的115、116、117师为主力,40军的119师、42军的126师协助进攻的方案时,吴信泉心里还觉得暗自好笑,他认为邓华过于谨慎,区区邸平里的一个团的美军,只不过是一块送到“志愿军”嘴边的“肥肉”,还不够39军“吃”的,根本没有必要再安排其他两个师。因此13日深夜,在116师、119师、126师还未赶到战场的情况下,吴信泉军长独自下令发起进攻,致使117师在进攻中死伤惨重。


奉命南下包抄邸平里的39军115师,经过白天隐蔽,晚上行军,一路坡高崖陡,以至连马匹都被丢弃,好不容易行军至砥平里以东时已是13日深夜。115师于十四日凌晨发起攻击,但打下以后从俘虏口中才知道,他们攻下的只是邸平里外围的一个叫马山的山头,砥平里还在西南方向。此时砥平里的枪炮声已经停止了,39军117师已被打得尸横遍野,已经没有能力再发起进攻了。


参加对砥平里攻击的第42军126师也犯了和115师同样的错误。这个师接到攻击邸平里的任务被配属给第39军后,按照地图上指示的路线向砥平里进军。当按照判断的方位和计算的行进时间应该到达邸平里的时候,部队发现了山谷中一个小村子,于是126师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进攻,攻占了这座村庄。直到天亮以后才搞清楚不是邸平里,而是位于邸平里东南方向10公里处的一个叫田谷的村镇。


天亮了,轮到占据马山的志愿军115师成为美军攻击的靶子。为了夺回制高点,美军集中重炮向马山展开凶猛的轰击,美空军也加入攻击战斗,数十架美海盗式攻击机超低空扑向志愿军阵地,轮番扫射,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马山阵地沦陷在一片火海中,中午时分,邸平里美23团出动坦克和步兵向马山志愿军阵地猛烈反击,115师三个团在美军反复轰炸和扫射下,死伤狼籍,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士兵回忆道,美军飞机在对志愿军阵地轰炸时,他们连队就在山脚下面,只听见从山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鸣声,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烧着时发出的惨叫,一直传到山下—–


志愿军434团2营王少白营长给团长王扶之打电话时哭着说,他的营死了三分之二,快要打光了,要求撤离马山。


然而,115师要求撤出马山的要求没有得到军部批准,吴信泉军长知道如果马山丢了,砥平里战役更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他命令115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马山。


14日下午,一架直升机轰鸣着,徐徐降落在美23团团部后面的空地上,美军士兵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头戴一顶美军特有的防冻绒帽,胸前挂着两个手雷,从直升机机舱里爬了下来。


李奇微将军是亲自来到邸平里视察战况的,他对美23团士兵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感到欣慰,他见到了手臂负伤的弗里曼团长。李奇微将军告诉弗里曼上校,邸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的作战计划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他完全清楚23团的危险境地,他对弗里曼团长说:“你一定要再坚持一个晚上。”李告诉弗里曼,他已经命令美国骑兵1师增援砥平里。美军在原州一带的重炮部队也将为23团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李奇微将军亲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23团士兵的士气,但也仅此而已,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晚上,美23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死,孤军奋战了。


美第10军军部得知弗里曼上校负伤的消息后,专门派出1架直升机接他去后方治疗,被弗里曼一口回绝,他说:“我既然把士兵们带到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带出去。”弗里曼上校命令部队利用白天加紧加固防御阵地,准备应付志愿军的夜袭,以坚持到援军的到来。(注:弗里曼上校一直坚持到援军——美骑兵5团的坦克15日下午低达邸平里后,才乘直升机离开战场。)


14日晚,志愿军第40军119师和第42军126师到达了战场,自此,参战的志愿军攻击部队全部到齐。中国军人从四面八方把邸平里围得水泄不通,天黑不久,邸平里南面升起了几颗信号弹,志愿军向这个直径仅1.5公里的联合国军环形阵地又一次发起了攻击,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砥平里周围山坡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黑夜中他们一个个手执火把,在喇叭声、锣鼓声和山崩地裂般的喊杀声中,犹如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密密麻麻、浩浩荡荡、漫山遍野地涌向美23团防御阵地。


联合国军的士兵们在震惊之余迅速反应过来,开始集中坦克和火炮猛烈地拦阻射击,各轻重武器和平射的高射机枪也在阵地前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冲在前面地志愿军士兵成排成排地倒在火力网下,可是后面的士兵毫不在意,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完全不把生死当一回事。


夜战的景象惊心动魄,照明弹、曳光弹、飞散的信号弹以及四射的火花把邸平里夜空点缀得绚丽缤纷。每隔五分钟,美军阵地上就腾空升起一排排照明弹,数十条曳光弹组成的光带接连不断地交叉在夜空。


美C—47运输机也飞抵战场,用降落伞投下一批又一批照明弹,这些照明弹宛如一盏盏巨大的灯笼,长时间地漂浮在砥平里上空,把整个战场照耀得雪白如昼。在明亮刺眼的白光下,中国士兵的影子满山满坡地在蛹动着,他们穿着臃肿棉袄,步履笨拙地迈向美军阵地。在美军设置的铁丝网前,不计其数的志愿军士兵被打死,美军发现中国士兵面对铁丝网显得束手无策,他们甚至连简单的破坏工具都没有,只能试图从网下钻过去,而这正在美军机枪的有效射程之下,不一会,铁丝网前就堆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有好几处地方中国士兵的尸体已经高过铁丝网,形成了一座座尸体桥,把整段铁丝网都压扁了。


一波又一波、一群又一群,志愿军排山倒海式的冲锋接连不断,中共指挥官丝毫不惜啬士兵的生命,一拨又一拨地将士兵投入杀戮战场,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就这样被美军猛烈而无情的炮火吞噬,撕成碎片。


战场上,到处散落着中国士兵的躯体及残肢断臂,白雪覆盖的邸平里雪原已被志愿军士兵的鲜血浸泡成黑红色。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国著名演员迈克尔.凯恩,是一名出身贫困,思想左倾的青年,曾对共产主义颇具同情,然而,朝鲜战场的经历使他从此厌恶这个制度,他告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张戎女士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士兵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一潮一潮地往前冲锋,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西方的子弹。他当时就想,这些人连自己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我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心我呢?


在中国士兵一轮又一轮的“万岁冲锋”下,联合国军的防御阵地也险象环生,法国营有一个防御点上的士兵全部阵亡,蜂拥而来的志愿军士兵攻占了这个防御点,营长莫尔克拉中校迅速调动高射机枪排向冲上阵地的志愿军士兵密集扫射,弗里曼上校也派出美军一个排前来支援,终于将冲进阵地的几百名中国士兵击毙,重新夺回了阵地。


然而美军G连防守阵地上的形势却越来越危急,G连士兵已经连续击退了中国军队的十几次进攻,但眼前突然又出现了令人惊劾的一幕:五、六百名头绑白布条,身强力壮的志愿军敢死队员,每人将一个六磅重的炸药包捆在一根长长的树棍上(用来炸毁美军的工事),一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一面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全然不顾迎面而来的子弹,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一批一批地倒在美军的机枪扫射下,但更多的中国士兵继续沿着被鲜血染红的山坡向上狂冲,不少人被自己同伴的尸体绊得踉踉跄跄,但依然疯狂地冲向美军所布下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一些中国士兵被地雷炸飞以后,残缺的肢体落下挂在带刺的铁丝网上,形状十分骇人,尸体的后面,有更多数不清的中国士兵涌了上来。美军的重炮和高射机枪虽然不停地开火打死许多进攻的中国军人,但还是有不少志愿军士兵越过了铁丝网和地雷区闯入美军阵地。


午夜时分,G连防守的阵地终于被中国军队攻破了,在炮弹和手榴弹连续不断爆炸的闪光中,黑压压的中国士兵如蚂蚁一般地爬上了G连的防御阵地,许多美军士兵阵亡,幸存下来的人不得不退到阵地背后的山坡下。


由于G连阵地的失守,美军环形防线被撕裂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弗里曼上校调集两辆坦克进行反击,但没有奏效,近千名中国士兵已经涌入了阵地,并且继续向美军阵地纵深发起攻击,美军环形防线上的缺口越来越大,弗里曼上校不得不将最后的预备队——23团的突击连和工程连投入战场,来阻挡蜂拥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士兵。命运的天平开始偏向了中国军队。


两军激烈的攻防此起彼伏,惨烈的白刃战和肉搏战在邸平里的每一处阵地上演,金属的撞击声、咆哮的喊杀声、子弹的射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汇成一片。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志愿军”最害怕的时刻又一次来到了——天,开始亮了。


15日黎明,太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对邸平里的美23团官兵来说,最危险的黑暗时刻终于过去了。


从美海军航母上起飞的轰炸机编队,一批接一批地飞抵邸平里上空,将成吨成吨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倾泻在志愿军阵地上,把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攻占G连阵地的一千多名志愿军士兵也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志愿军的攻势被遏制了,韩国的白天,是美国空军的天下。


天亮以后,美空军给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运来大批补给和弹药,同时将200多名伤兵用直升机运至后方。美航母舰队的舰载机介入战场以后,攻击任务主要由美航空兵和邸平里附近的美军炮兵部队进行。在天黑以前,志愿军是不敢展开大规模攻击的。


邓华指挥部对39军军长吴信泉连续两个晚上没有拿下邸平里极为不满,15日上午发来电令,要求部队加紧准备,最迟一定要在16日晚上拿下砥平里。


军长吴信泉心里叫苦不迭,参与直接攻打邸平里的志愿军三个师共只有三个炮兵营,加起来才36门炮,而且只剩三百多发炮弹,原本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第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全部被毁,这就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志愿军失去了炮兵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没有炮兵协同,这仗怎么能打?”谭友林副军长愤愤地对吴信泉说。


吴信泉默默抽着烟没有开口。这时从砥平里南方不断传来的爆炸声令他焦急万分,他知道守卫马山的115师也已经陷入灭顶之灾,正在经受美军重炮、坦克和飞机的反复轰炸,这位中共“王牌军”军长心里十分清楚,以志愿军步兵的轻武器与美军强大火力对抗下去,其后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吴信泉下了决心,喊来作战参谋:“给“邓指”发报,讲明砥平里的情况,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然而吴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邓指”同意,鉴于39军死伤惨重,已实际上失去战斗能力,15日中午,邓华指挥部发来电报,参加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部队,归40军指挥,由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负责组建“前指”,同时指派40军军长温玉成立即赶赴邸平里指挥战斗。


美23团在邸平里遭到十倍以上中国军队的攻击,14日,李奇微将军命令美骑兵1师第5团北上增援砥平里。15日上午,美第5骑兵团出发,这支由3个步兵营、2个炮兵营、2个坦克连、一个工兵连以及28辆补给卡车和19辆救护车组成的增援部队,上路不久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 


中国军队占领了山边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射击,虽然火力猛烈,但效果甚微,美骑兵5团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向公路两侧的高地进攻,拿下了一个又一个高地,几百名中国士兵被打死,然而美骑兵5团团长柯罗姆贝茨上校发现:“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好像越打越多,中国士兵的忍耐力和对死亡的承受力令人吃惊。”


由于志愿军的顽强阻击,美军进展十分缓慢,整整一个上午,美第5骑兵团如蜗牛一般地前进。如果美第5骑兵团不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邸平里,邸平里的美23团和美第5骑兵团都将陷入危险境地。柯罗姆奇泽上校下了决心:放下那些载满物资的卡车以及仍然在山岭两侧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步兵,只率领坦克连,凭借着厚厚的装甲直冲砥平里。


下午3时,坦克突击纵队组建完毕:一共23辆坦克,160名步兵,由柯罗姆贝茨上校亲自率领,45分钟以后,这支孤注一掷的坦克突击纵队开始前进了,美军的轰炸机沿着坦克纵队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高地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公路两侧两个营的美军则全力向中国阻击阵地发动钳制火力的进攻,联络飞机在头顶来回盘旋,担任引导炮兵射击和报告前方敌情的任务。为了防御志愿军的伏击,坦克突击纵队以每辆坦克的间隔50米,总长度为1.5公里的战斗队形迅速朝前推进。


坦克纵队在通过一个叫曲水里的小村庄(位于邸平里以南6公里)时,遭到中国士兵的猛烈阻击,阻击美骑兵一师五团的是在注岩里被美军炮火击溃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的残部。中国士兵从村庄两侧的高地上向坦克分队进行射击,成束的手榴弹在坦克上爆炸,但对厚装甲的坦克毫无作用,最后,中国士兵在军官的命令下抱着炸药包,躺在坦克行进的道路上引爆炸药。坦克纵队的数辆坦克被炸毁,搭乘坦克的L连160名士兵也只剩下了60人。几辆被炸断履带停泊在路旁的坦克请求支援时,被柯罗姆贝茨上校拒绝了,他吼道:“不能停下!停下来就全完了!”他命令余下的坦克不要理会,继续前进,迅速冲过志愿军把守的曲水里村庄。


在距离砥平里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坦克纵队穿过了由115师343团占据的一段险要的路段:这是一段位于望美山的右侧,于山腰凿开的极其狭窄的豁口,全长140米,两侧的悬崖断壁高达15米,路宽仅能勉强通过一辆坦克。当时志愿军343团团长王扶之发现远处大路上烟尘滚滚,还以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因为曲水里有116师打援,美军过不来。等到发现是美军坦克时,已经来不及了,倾刻间,美骑兵5团的十余辆坦克隆隆而至,343团团长王扶之慌忙派出团部警卫连进行阻击,在悬崖上面的中国士兵把成束的手榴弹和数个捆在一起的炸药包扔了下来,又有30多名在坦克炮塔上的美军士兵在交战中阵亡,但志愿军343团并没能阻挡坦克的前进,柯罗姆奇泽上校率领的坦克突击纵队,迅速穿过了隘口。


经过1小时15分钟,美骑兵5团的坦克突击纵队成功地突破了志愿军的6公里防线,于下午17时到达邸平里。虽然这支增援部队只剩下十几辆坦克和23名步兵(其中还包括13名伤员),但却给了邸平里的联合国军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战壕中的美军士兵看到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战场时,禁不住欢呼起来。


一位参加邸平里战斗的美军老兵回忆:“当骑兵5团的坦克出现在中国军队背后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还在作战的中国士兵突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一个个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扔下武器向四处逃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防御阵地四周的山丘上都是逃跑的中国士兵,密密麻麻,漫山遍野!此时飞机追着俯冲轰炸、坦克猛轰、防空高射机枪在怒吼,步兵用各种自动武器向逃跑的中国士兵开火射击!真是难以相信的一天!我们就这么解围了。” 


15日傍晚,40军军长温玉成奉邓华副司令的命令抵达砥平里战场时,志愿军的战线已经崩溃,温玉成军长登上邸平里的北面207高地,拿望远镜俯瞰整个战场,也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憾:在美军阵地前面,志愿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尤其是邸平里南侧望美山的整个山坡,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坟场,全部被尸体覆盖,场面血腥,惨不忍睹。


面对如此场景,温玉成军长不得不打电报给邓华副司令,明确地表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役,必须立即撤出战场。


战场的败局已无可挽回,当日黄昏,邓集团指挥部终于做出撤离砥平里的决定。


15日夜,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雪,守候在砥平里环形阵地中的美军士兵和法军士兵还在紧张地等待着中国军队的再次攻击。


漆黑的阵地前沿此时出现了数百支中国士兵的火把,闪烁的火苗犹如死亡士兵的幽灵,时隐时现、吵吵嚷嚷地在美军阵地四周晃动了整整一夜。


这天夜里,中国士兵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在尸体堆里翻找尚未死去的同伴和抬走部分阵亡者的遗体,由于大部分中国士兵尸体来不及搬走,很快就被大雪掩埋了。


天亮以后,美军士兵惊愕地发现,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一个个都不见了,阵地周围的尸体也全都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寂静的山岗和白茫茫的雪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砥平里战役,以志愿军的血腥惨败而告终。 


据美军资料记载,参与邸平里战役的志愿军共有5个主力师,5万余人,其中115师、负责打援,直接攻击邸平里的是116、117、119、126四个师。


战斗结果:116师还未赶到邸平里战场就被美空军的炮火消灭,其他3个师在连续强攻2昼夜之后反被打得支离破碎,死亡人数超过了2万,最后不得不自行退出战场。而驻守邸平里的美23团仅伤亡200余百人。中国军队仅遗弃在美23团阵地上的尸体就有一万多具,另外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士兵因为难忍饥饿而向美军投降。


志愿军359团3营的官兵在邸平里战役中几乎全部战死,该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哭着喊着,死也不肯离开遍布他手下士兵尸体的阵地,最后被硬抬下来。


志愿军357团团长孟灼华在向上级汇报士兵伤亡的情况时,因痛苦万分而泣不成声。


这些在国共内战时期久经战火锤炼的战场老兵,也是第一次经历如此惨烈的战斗,在美军雷霆万钧的炮火下,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全都崩溃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是林彪“四野”属下韩先楚的“三纵”,号称“旋风部队”,在国内战场所向披靡,从东北的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没想到在砥平里仅一个晚上,这股“旋风”就被美军的一个团打得丧失了战斗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原是林彪“四野”属下的5纵,该师在辽沈、平津战役中,战功卓著。朝鲜战争爆发时,42军126师作为志愿军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之一于10月19日夜跨过鸭绿江。第一次战役中,该师在东线黄草岭、赴战岭地区奉命阻击联合国军的进攻,荣获了“黄草岭守备英雄连”及“烟台峰守备英雄连”称号。邸平里战役以后,该师已不成编制,不得不“回国休整”。


在邸平里战役中死伤最为惨烈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这支“四野”的“攻坚尖刀”,在国共内战中更是屡建奇功。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39军从东北雪原的长白山一直打到西南边陲的镇南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成为第一批出征朝鲜的部队。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动的云山突袭战中,39军一举击溃美骑兵1师5团,并全歼美骑兵5团第3营,还缴获了4架飞机,震动了美国朝野。39军因此成为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支整建制消灭美军部队的中国军队,美第5骑兵团3营也因此被美陆军部取消了番号。


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中,39军更是一马当先,率先进入汉城,也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支开进敌国首都的军队。然而令人没有料到,这支所向无敌的军队,在邸平里不足1.5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被美步兵23团打得尸横遍野,开战前拥有3万多名士兵的39军,两天以后,人数已不足1万人—–


16日凌晨,围攻邸平里的志愿军39军残兵败将,用马匹驮载着尸体,搀扶着伤兵、在漫天大雪中,凄惨不堪地朝三八线退去,同一个月前这支雄壮威武的部队开进汉城时不可一世的情形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仓皇撤离,大部分牺牲的中国士兵尸体被遗弃在战场上,被大雪掩埋。


这场死伤惨烈的战斗,让39军军长吴信泉内心痛疚不已,风雪中,这位身经百战的中共将领骑在马上,不断地回望砥平里,泪水盈满了眼眶。此时,他想起了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官邸的墙壁上,李奇微将军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现在他终于明白“致意”的含义了。


40年后的某一天,一位年届8旬,在中共某“干休所”颐养天年的老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则消息:韩国建筑工人在砥平里一带施工中,挖掘出十九具士兵尸骨,据辨认,这些死者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遗骸四周的泥土里还散埋着中国士兵用过的遗物,除了子弹、手榴弹以外,还有水壶、饭盒、牙刷、胶鞋、皮夹子等私人物品……,根据停战协议条款,这些尸骨和遗物将交还三八线以北中朝一方安葬。 


这则新闻使得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只见他胸口起伏、嘴唇颤抖,浑身不停地哆嗦着,泪水和鼻涕沾满了衣襟。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这段惨痛历史的见证人——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40年过去了,邸平里战场的惨烈情景,依然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邸平里志愿军烈士遗骸”是原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临终前看到的最后一则新闻,几天以后,这位老人在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砥平里战役是整个朝鲜战争的转折点,中国军队令全世界恐惧的“人海战争”,被美军的一个团——步兵23团在邸平里击得粉碎,彭德怀发动的“第四次战役”从此烟消云散。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除了丢下3万多具士兵尸体以外,连大田、安东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邸平里战役,使得中国军队极其低下的攻坚能力暴露无遗。这场战役后,联合国军从战略退却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朝鲜战场上包围过美军的任何一支部队。


1952年5月,李奇微将军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我要简短的提一下弗里曼上校指挥的美国陆军第23团和配属的法国营的部队,虽然他们在远离主力战线的前方被数量众多的中国军队包围,在接近零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击退了敌军的反复进攻,最后成功地坚持到了援军的到来。我想说,这些美国军人和他们的法国战友,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他们是两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作战部队。


==资料显示:美军死亡五万多,中共军队死亡70万到一百万【不包括韩国、北朝鲜双方死亡军民】。


(一)伤亡数字各有说法,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1.投入兵力:从1950年夏投入的朝鲜族解放军4个师,到秋末投入6个军到30个军,直到双方对峙,车轮大战,轮流大换班:一个军严重伤亡撤下休整补充,换上补充兵员休整过后的生力军。伤亡严重成为战争特色; 


2.当时军队300万到500万,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三千里狭长战场足够用了,但从1951年起全国发起参军热潮,鼓动起大量16、7岁的青少年,开赴朝鲜战场,这很能说明牺牲数量之巨大,致使战场兵员不足;


3. 中朝方面无制空权,任由联合国飞机尽情搜索轰炸,破坏朝鲜后方运输,形成到处是前线,无所谓后方,包括汽车团、人力运输队(小推车师、团)兵站、山野仓库、医院、防空部队在内百万后勤士兵,天天在美军飞机全面封锁下拚死向前线送弹药、食粮、接运伤员,三年积累无计量士兵死亡;


4. 从动员抢救力量的范围看:军队全国各大军区的医院都开赴前线还不够!除各军区军医大学外,还动员了全国各大城市医院的大夫、护士,各地医科大学在校学生志愿到朝鲜支援,连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许多大夫都到了朝鲜,我就曾被远在西南边陲的贵阳医学院男女学生验血。可见抢救任务繁重:大量伤员在运输途中,在战地医院里因条件恶劣而死亡。


5.从全国接收前线伤员之众,地域之广,可见伤亡巨大,军队医院全部饱和,各大城市医院也任务繁重,如大连把海关对外繁忙的检疫所都装满伤员,北京的协和医院,以及没有外科手术条件,不适合接收伤员的北京中医医院都住满了伤员。


谢选骏指出:美军的尸体虽然被志愿军吃掉了,但是更多的志愿军尸体却只能留待田鼠啃食了——“壮志饥餐胡虏肉”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还有比这更为悲惨的“老鼠吞噬志愿军”!为苏联卖命就是如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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