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王巧荣 2014年04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报道：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历史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这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它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全面调整，由此而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一）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
本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它是对中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一次全面调整。新中国前30多年，虽然依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经过了“一边倒”到“两条线”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只是战略实现方式上的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中国前30多年，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指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宣言》把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解释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5]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起，国际主义便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新中国前3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主义也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期间，中国外交战略虽然也是以维护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但是中国外交决策者更多的是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在国家利益中更多强调意识形态、阶级利益。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生存安全、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途径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
十二大调整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虽然仍包含一定的国际主义的内容，但开始把国家主义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国家利益中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调整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途径是通过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一样，中共十二大所确立的外交战略在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中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
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战略克服了中国之前所实行的“一边倒”及“一条线”这类结盟或准结盟战略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使中国能够切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美苏两国的争霸是当时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行径，不论发生在哪里，不论是谁，都给予了坚决的反对。这大大增强了反霸的灵活性和斗争效果。如苏联对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搞霸权活动的支持及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反对苏联的霸权行径，并把苏联放弃这种霸权活动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两大条件。中国对于美国在加勒比海及南美的霸权行为也进行了批评。这就有力地制约了霸权主义和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家关系，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坚决抵制任何有损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行为。
（三）中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为中国经济建设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在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得到了发展。
中美关系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是两国领导人互访增加，从1984-1989年，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两国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100.4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16]
中美关系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国在高技术、军事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合作与发展。如：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把中国列入了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7]11月，美国政府又发布对华技术出口具体指导方针，同时宣布取消向中国出口价值达20亿美元的尖端技术产品的限制。[18]1983年9月以后，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中美两军在兵种、军事指挥和后勤等领域的交流也逐步展开。其中特别是在1986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率3艘军舰访问了青岛，[19]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美国舰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时，中苏关系也逐步缓和，并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并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对此做出了正式回应，表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20]从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进行了12轮的政治磋商。期间，两国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发生在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葬礼外交，为双方高层接触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一些重要往来也逐步恢复。1984年9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借出席第39届联合国大会之机，在纽约举行了会晤。[21]1984年底，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正式访问中国，双方签订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22]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3]1989年2月，经过双方的努力，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基本得到解决，同年5月，两国关系正式实现正常化。苏联作为一个对国际局势有着关键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同时又是中国的邻国，中苏关系的改善使苏联对中国北部安全的威胁逐步减轻，这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
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美国结盟的西方国家如日本、西欧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他们、特别是日本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缓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技术需求上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苏联的盟国及友好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特别是苏联亚洲盟友如蒙古、老挝及越南关系的逐步改善，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开始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需要指出的是，本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从中共十二大开始后，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前面所谈新的外交战略内容的发展与完善即反映了这一过程。因而，本次调整的成效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虽然开始与美国拉开距离，但“一条线”外交战略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仍然比较大，中苏两国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8轮政治磋商之所以进展缓慢，苏联方面原因固然是主要的，但中美准结盟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80年代中期，本次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此后，中国全方位外交取得的成就开始与日俱增。
四、结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首次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这一调整是建立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及其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本次调整不同于之前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调整，它是中国外交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的全面调整，由此而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经济建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1]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页。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5页。
[3]《黄华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82年8月21日。
[4][8][9][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29、500、520、350、428页。 [5][13][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0、14、42页。 [6][7]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10]《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2页。
[11][12][14]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15]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91页。
[1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646、641页。
[17]《美决定放宽向我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人民日报》1983年6月23日。
[18]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
[19]《美国军舰抵达青岛访问》，《人民日报》1986年11月6日。
[21]《中苏外长将在联大会议期间会晤》，《人民日报》1984年9月6日。
[22]《姚依林和阿尔希波夫签署三个文件》，《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9日。
[23]沈一鸣：《中苏签订长期换货和付款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人民日报》1985年7月11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毛泽东是条跟着卢布走的哈巴狗，后来要不到卢布了，就开始向美国转舵。邓小平是条跟着美元走的哈巴狗，现在要不到美元了，就向着自己的影子转舵——还厚着脸皮把这叫做“内循环”，就像毛泽东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样自嗨“自力更生”。正反饿死的是别人，养肥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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