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亡国奴格外凶残

《9000婴孩亡魂：爱尔兰教会横跨20世纪的悲剧》（文源 2021-01-15）报道：

爱尔兰公开长达五年的调查报告，揭示该国多间天主教”母婴之家”收容所在1922至1998年间，数以万计的未婚妈妈与婴孩曾受到虐待，强迫骨肉分离，更有多达9000婴儿在院内死亡。爱尔兰跟天主教关系密不可分，保守宗教文化长久以来滋养出扭曲的性观念与厌女文化，”母婴之家”历时长达八十年的恶行也只属冰山一角。

一名生还者在厄姆（Tuam ）母婴收容所遗址悼念。该收容所遗址污水池中早年被发现埋藏数百具婴儿遗体。

爱尔兰为天主教最虔诚的国家之一，在整个二十世纪宗教风气保守，期间近50年，该国连避孕也属违法，女性未婚怀孕曾被视为社会禁忌。由于家庭认为未婚怀孕的女儿是羞耻，都会秘密地送往这类天主教母婴收容所，掩饰她们的罪行，当未婚妈妈诞子之后，就会强制让孩子被领养。在当地历史学家Catherine Corless追寻下，关于“母婴之家”的恐怖事迹逐渐揭开。

2014年，Catherine Corless首先发现西部城镇蒂厄姆（Tuam ）的母婴收容所，有多达800名死亡的孩子没有下葬记录。及后在2017年，母婴收容所旧址的污水池中被发现埋藏着20个地下洞穴，内里挖出大量人体遗骸，经验证后证实属于35周大胎儿到三岁的婴幼儿。过去几年，有关这些未婚妈妈及孩子在“母婴之家”受到不人道对待的情节陆续曝光，除了孕妇需要长时间劳动，由于这些收容所一般都环境恶劣，麻疹、脑膜炎、百日咳等疾病都令大量婴孩死亡，更有数以千计的婴儿死于虐待或疫苗试验，有部分婴儿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生还婴孩则多数被非法领养。

荡妇的惩罚：劳役、钳子接生、性侵

而且，未婚怀孕的女性被视为”不洁身自爱”，被送到收容所后都饱受修女凌辱。有当年的未婚妈妈忆述遭遇：见过修女把婴儿当布娃娃般在地上拖来拖去，给婴儿打针，修女会强行以钳子为孕妇接生，甚至有人被牧师性侵。这些情节过去零零碎碎地从传媒报道报道出来，却从来未被爱尔兰官方或教会承认。

经过历时五年的调查，母婴之家调查委员会周二终于公开最终报告，交待有关天主教母婴收容所的事件。该份报告长达2865页指出，由1922至1998年间，一共大约56,000名年龄介乎12至40多岁的怀孕妇女被送进国内18间母婴收容所，期间在院内出生的婴儿约有57,000名。不过，竟有多达七分之一的婴儿未及领养已在院内夭折，虽然这夭折率显然高于正常水平，但这些受官方认可的母婴机构却一直未被当局揭发。

元首与教廷正式道歉　受害人未言接受

调查报告指出，疏忽照顾、营养不良、维生资源短缺都是导致死亡的原因，可见母婴收容所不单只没有拯救这些孩童的性命，更是刻意削弱他们生存的机会。惟报告并没承认所有指控，譬如就着“强迫海外领养及非法领养”的指控，调查委员会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承认或否定。

“报告里的（施虐）机构并非来自外国势力，而是我们社会自己造成的。我们对女性糟透了，对孩子也糟透了。”爱尔兰总理马丁（Micheál Martin）形容，昔日爱尔兰社会对于性与亲密关系有着严重扭曲的观念，让年轻的母亲与其孩子付上惨痛的代价。马丁于周三（1月13日）连同爱尔兰天主教廷，正式向所有”母婴之家”受害人公开道歉并启动国家赔偿方案。

不过，调查报告与国家正式道歉并不代表事情完满落幕。部分受害人表示，在未阅毕全份报告内容前，都拒绝接受政府道歉。另一方面，有受害人在过去数十年间苦苦寻亲，但却未获当局或教会积极配合。有人向儿童和家庭机构索取身世数据时，只取得片面不全的信息，甚至遭到知情教会的修女恶言相向。对于这些受害者而言，折磨尚未止息。

禁避孕50载　“生育自主权”的终极受压

“母婴之家”只是爱尔兰宗教保守的产物之一。在文章开首提到，爱尔兰在1935年立法把所有避孕方式列入违法，所有避孕产品被禁止入口与销售。在1968年7月，教宗保禄六世发表的《人类生命》通谕，明确指出天主教会不接纳任何人工避孕方式，当时爱尔兰天主教廷亦”绝对谨遵”梵蒂冈设定的这条界线。

爱尔兰教廷在节育问题上采取绝对立场，全面不准信徒避孕，连夫妻关系正常维系、妻子怀孕风险等因素都无法顾及，带来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也使现代爱尔兰教会渐渐丧失道德高地，性与道德方面的教诲亦权威不再。到1985年，爱尔兰才解禁使用安全套及杀精剂。

由禁止女性避孕与堕胎的过去，可见昔日的爱尔兰女性对于生育可谓全无权利可言。长时间以来，女性既没法取得避孕工具，亦无堕胎的选择。而对于未婚女性来说下场更为可悲，她们正是往往被送到教会的母婴收容所，强迫劳役、强迫分娩、强迫骨肉分离，在分娩过程中更不获任何止痛工具，以示“赎罪”。更讽刺的是，调查报告中也证实这些未婚妈妈包括因奸成孕及乱伦的个案。

除了“母婴之家”的悲剧，跟不少欧洲天主教国家一样，爱尔兰教会亦发生多宗神职人员性侵案。关于有儿童在教会内遭受性侵的指控在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90年代起爱尔兰政府开始立案调查，涉案神父多达数百名，受害儿童更数以千计，时间横跨数十年。除了揭发不少高级神职人员知情包庇，部分人还涉及不当异性恋关系、教会幼儿院虐儿事件等。尽管罗马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2018年8 月访问爱尔兰期间，曾为母婴之家及神职人员性侵等教会“罪行”道歉，惟至今被定罪的案例少之有少。

前路：保守与自由交缠？

正如爱尔兰政府就着这份报告所形容，社会存在着“残暴的厌女文化”（brutally misogynistic culture）。事实上，爱尔兰教会过去数十年发生的事，已远远超越现今天主教社会依旧争持的“拥护选择权”（pro-choice）与“拥护生命权”（pro-life）问题。也正因天主教会深受丑闻困扰，爱尔兰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慢慢踏上去宗教化之路。直至近数年，该国对于堕胎及同性恋等议题才开始松绑起来，先是2015年公投通过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再到2018年公投废除女性堕胎禁令。

在政治方面，2017年更选出首位同性恋总理瓦拉德卡（Leo Varadkar），现任儿童部长奥戈尔曼（Roderic O’Gorman）亦为男同志，外界近年都纷纷形容爱尔兰正进入“后天主教”年代。

不过，这并不代表整个爱尔兰社会自此以后决定“向左走”。根据该国人口普查，爱尔兰天主教人口比例由2011年的84%大幅下跌至2016年的约78%，但已比例高于大多数西欧国家。虽然，围绕教会数十载的丑闻使如今爱尔兰教会的权威性大不如前，但拥抱天主教身份的国民仍占大多数，在同性婚姻、堕胎权近年接连放宽之后，已触动到保守派人士的神经，质疑左派政策令社会风气变差，离婚率及轻罪案数目增加。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爱尔兰现代史讲师Carole Holohan解释，1990年开始，更多移民及外资进入爱尔兰，注入更多自由派思想，不论在宗教还是经济层面，爱尔兰社会在一两代之间经历了急遽的转变。对于老一辈而言，这转变倒是来太快、太坏。

谢选骏指出：虽说爱尔兰的悲剧不是英国人造成的，但英国人对爱尔兰的侵略和奴役，显然加剧了爱尔兰人的自残倾向。亡国奴格外凶残，所以朝鲜人在中国大陆犯下的战争罪行，比日本人更加凶残。

《爱尔兰天主教机构变虐童魔窟 数万名儿童遭性侵》（2009年05月21日 国网）报道：

5月20日，位于都柏林凤凰公园的教皇十字架。

约翰-凯利手持一份调查报告，向媒体控诉上世纪60年代在一所学校学习时受到虐待。

爱尔兰调查虐待儿童委员会公布的总数为5卷，约2500页的调查报告。

爱尔兰天主教变身虐童魔窟 万名儿童频遭性侵犯

据英国《卫报》报道， 250多家爱尔兰天主教所属学校和救济所被曝虐童“潜规则”丑闻，35000名男童和女童遭到神父、修女等神职人员的暴力对待和性虐待。不少孩子被打断骨头，男童受到性侵犯的情况更为普遍。孩子们和奴隶没什么两样，毫无人权可言。

调查虐待儿童委员会日前公布了一份令世人震惊的虐童报告。这份2600页的报告记录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该国的250多家天主教机构中共有三万五千名儿童遭受过暴力和性虐待。

该报告指出，“大部分天主教机构都牵扯其中，虐童之风蔓延，成为教会内部的‘潜规则’。神职人员对儿童恣意进行体罚，孩子们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下一秒钟会不会遭受到毒打。”

在这些少年感化院、学校和救济所中，孩子们没有一丝人权可言，他们被当作犯人和奴隶，强奸和毒打成了家常便饭。在许多教会学校中，毒打成为了一种高级别的仪式。“男孩子们更多的受到性侵犯，而女孩子们则是被毒打，他们甚至利用各种工具来增加孩子们的疼痛感。”

报告公布当天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但是当局禁止20名受害者出席，引发了会场外民众的强烈抗议。一位受害者代表在酒店外对媒体表示，“他们曾经把我们当成畜牲一样对待，即便到了现在仍然如此。如果我们敢进入会场，就会遭到警察的逮捕！这是天大的耻辱！报告中所谓的‘建议提起刑事诉讼’只不过是对那些暴行的粉饰。”

据悉，第二份报告将于六月底公布，该报告将详细记录五十年代之前爱尔兰所发生的上百起虐童事件。目前已经确认身份的受害者超过400人，100多名神职人员将面临起诉。

虐童案件逐渐曝光的重要节点

1994年6月，天主教神父布伦丹兰克·史密斯认罪，承认在贝尔法斯特涉及17项猥亵5名女孩和2名男孩。教会为了庇护他，把他“窝藏”在爱尔兰和美国的教区。但是最后他在英国被捕。

1994年11月，传教士阿尔贝·雷诺兹辞职，他以此向总检察长施压，并和政府部门勾结拖延引渡史密斯。

1995年7月，前祭坛男孩安德鲁·马登成为公开揭露受到神父性虐待的第一人。教会付给马登35000欧元，让他保持沉默了3年。后来马登站出来指控神父，但爱尔兰大主教康奈尔不予认可。

1996年2月，爱尔兰广播电视公司披露了一些女孩在克里斯廷巴克利和圣文森特工业学校等教会管理的学校中遭受虐待的事件。

1998年1月，教士佩恩被指控在都柏林性虐待8岁男孩，但他仅被判4年监禁。

1999年3月，神父肖恩受到性骚扰、强奸29名男孩等66项罪名的指控，随后他在监狱中自杀。

1999年5月，爱尔兰教会机构建立一个赔偿委员会和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虐待儿童案件。

2000年5月，爱尔兰政府授权调查委员会查虐待儿童的手段及从1937年以后所有涉及教会机构的相关案件。

2001年7月，3149人向调查委员会作证。

2003年9月，高等法院法官玛丽辞职，抱怨爱尔兰教育部门的失职。

2004年7月，调查人员对基督教兄弟会召开听证会，发现在其总部设在罗马的存档证明和相关证据。

2005年10月，最高法院法官认为，教会、警察和国家机关对数百名儿童虐待案件存在失职行为。

2005年12月，超过14000人声称童年遭受教会机构的虐待，并向国家提出赔偿请求。

2009年5月20日，2575页的调查报告被公布。

谢选骏指出：这些可怜的孩子，成为他们父母的犯规罪行的替罪羊了，也许亡国奴要用这种方法实行种族净化。

《爱尔兰残暴的“厌女文化”：9000名儿童于“母婴之家”死亡》（2021-01-14 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2日周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80年间（1922年至1998年期间）有9000名婴儿和儿童在18个爱尔兰的“母婴之家”死亡，死亡率高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5%。当地时间13日，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Micheál Martin）将此丑闻形容为爱尔兰历史上“阴暗、艰难且可耻的一章”，并代表政府向受到丑闻影响的人正式道歉。

这些“母婴之家”是教会开办的机构，是为未婚的怀孕妇女进行秘密接生的场所。由于爱尔兰文化中对未婚妈妈及“私生子”的强烈偏见，导致这些未婚生子的女性以及她们的孩子被视作“污点”并遭受不公正的虐待。

爱尔兰总理马丁于周二发表讲话说，这份报告“打开了一扇揭露爱尔兰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厌女文化的窗口”，并称此次调查“揭示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漏洞”。

据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这18所“母婴之家”一共接收了大约5.6万未婚妈妈（年纪最小的接收对象仅为12岁），并接生了大约5.7万名儿童。然而这些儿童中有七分之一（15%）并没能在这些机构中存活下来。报告还显示，面对如此高的死亡率，尽管“地方和国家当局都了解”并“官方存档记录”，并没有任何人对这些“母婴之家”的运营者发出警告。

调查人员甚至发现，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在“母婴之家”出生的婴儿成为白喉、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试验的“小白鼠”。一些婴儿被迫与母亲分离，被领养到国外。

《爱尔兰政府就“母婴之家”丑闻道歉：阴暗、艰难且可耻》（2021-01-14 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爱尔兰的母婴之家“婴儿死亡率高得令人震惊”，被送去那里的婚外怀孕女性以及她们所生的孩子受尽凌辱。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将其形容为爱尔兰历史上“阴暗、艰难且可耻的一章”，并于13日代表政府向受到丑闻影响的人士致以正式道歉。

据英国广播公司12日报道，母婴之家成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多数由天主教会运营，收容非婚怀孕的女性。这项长达5年多的调查发现，在1922年到1998年间，在18所被调查的母婴之家中，大约有9000名儿童死亡，死亡率达15%。其中，1944年科克郡一个母婴之家的儿童死亡率一度高达82%，其中有62%夭折的儿童不到1周岁。

2018年，为寻800名儿童尸体，爱尔兰政府授权挖掘母婴之家旧址。

路透社12日引述调查报告的内容说，在被调查的母婴之家中，共有约5.6万名怀孕妇女和女孩被送去分娩，被收容的最小“母亲”年仅12岁，而出生在这里的婴儿的死亡率往往是婚生婴儿死亡率的5倍以上。不仅这些女性被视为爱尔兰国家形象的污点，她们的孩子也受到虐待。

调查发现，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母婴之家出生的婴儿成为白喉、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试验的“小白鼠”。一些婴儿被迫与母亲分离，被领养到国外。一名1960年代末在母婴之家生下孩子的母亲回忆说，当她打算带着孩子去英国和姐姐住在一起时，修女回答：“不可能。你带着孩子哪儿也去不了。你要回家了，而孩子要去别的地方。”

一名17岁时进入母婴之家的女性受害者将那里描述为“医院、学校和监狱的混合体，充满了悲伤、绝望和令人不安的事情，那里有女人尖叫、有女人精神失常，还有一个放着白色小棺材的房间”。还有人称，她曾目睹一名被强奸而怀孕的女孩在母婴之家奄奄一息，而即使这样，她的父母仍拒绝将她带回家。一些受害者向调查人员描述说，她们被修女虐待，跪在地上工作，还被辱骂为“堕落的女人”，一名未婚先孕的受害者痛苦地表示，“在母婴之家，你每天都被提醒是罪人。”她们生的孩子被称为“魔鬼之种”。

爱尔兰天主教会领袖、大主教埃蒙·马丁12日表示，教会必须承认其在报告中所描述的“严酷、冷漠的气氛”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为由此造成的长期伤害和精神痛苦，向受害者道歉。爱尔兰儿童部长奥戈尔曼表示，“报告清楚地表明，几十年来，爱尔兰有着令人窒息、压迫和残酷的厌女文化，对未婚母亲和子女的普遍污名化使他们失去了抚养权、甚至被夺走了未来。”爱尔兰政府表示，将提供经济补偿以及咨询服务，并向包括许多被收养人在内的居民提供此前无法获得的个人相关信息。

谢选骏指出：相关事态的发展表明，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个“文化断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文明衰落”的过程。

谢选骏：八九民运挖掉了共产党的老根

《六四30周年特辑之五：民运爆发八九 偶然中的必然》（2019年5月25日 BBC）报道：

5月23日，天安门城楼更换被墨汁泼污的“毛主席狗像”。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1989年的春天，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热季。在这一年，有好几个大的纪念日巧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1989年伊始，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

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释放10年前因言获罪，一直被关押的政治犯魏京生。

公知上书

这封信，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了一连串反响。

2月中旬，由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呼吁，支持释放政治犯。

紧接着，2月26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专家许良英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包遵信，《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等人带头起草了有42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至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

许良英教授已经在2013年以93岁高龄去世。这位中共建政前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老共产党员，在1999年“六四”10周年之际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89年的那个春天：

“89年有两个大事情：一个是‘五四’运动70周年，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因此我们想应该在89年很好的宣传人权、民主理念。到89年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着手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有四大要点：

一个是呼吁政治改革。第二个是必须保障公民权利。第三呼吁释放因思想言论获罪的人。第四个是体谅中国科学家生活的困难，国家应该增加科学教育经费。”

1989年伊始，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方励之“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授直到2012年去世。

紧随其后，又有由前《光明日报》记者，作家戴晴牵头的43人公开信。

政治春潮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已有之。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两个月内数次大规模联名上书，要求大赦释放政治犯，这还是第一次。

签名活动引起的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对后来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起来要求民主的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然而，在1989年之春掀起的大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公开要求关注人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导致这一局面的言论松动和思想界的活跃，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初见端倪。

香港政论家，《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一书作者丁望，对那个历史时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BBC中文记者分析说：

“中共党内一直有比较开明的一派，这些人也希望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够慢慢的起步。在1985-86年间，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有了一些变化。胡耀邦（时任中共总书记）启用朱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鼓吹‘宽松、宽容、宽厚’，这个对知识界影响很大”。

1980年代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个政治“小阳春”。

“言论假期”

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丁望先生称这段时间是“言论假期”。

于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开始了各种探讨，从学术自由到新闻改革，政治改革，无不涉及。

突破“禁区”的言论也获得了宽容。在美国的政治异见者、政治刊物《北京之春》的编辑胡平认为，对思想言论控制的松动，引发的是人们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怀疑：

“在1986年我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原来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怀疑。而共产党的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意思形态的统治，它的意识形态一旦遭到质疑，那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

“八六学潮”

1986年发生的学潮，便是对官方意识形态质疑的一个突出表现。

1986年12月中旬至1987年初，中国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进行政治改革。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

86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中共在全国展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然而，开放、要求言论自由的趋势已无法阻挡。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由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已故著名作家，“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顾这段历史：

“87年反自由化运动显然是要把新闻自由进一步缩小。结果赵紫阳上台后往总书记的位置上一坐，他就看到了全国的大势所趋。他作为中国头号政治人物他有责任，所以他就开始搞政治改革，13大上提出扩大新闻自由。所以到了88、89年的时候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但没有比86年收缩，反而创造了新的高峰。许多过去不能写的东西都可以写了。比如88年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光是人民日报就连篇累牍发了十几篇的报道，基本是反对三峡工程的。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好”。

CCTV《河殇》电视片头————百家争鸣——政治宽松气氛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作进一步的反思，出现了几个热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代表：

“在20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河殇》试图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进行批判，针对的是中国非民主化的现实政治。在更深一层次，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邵智等人，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中国知识界的探讨带动了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到了1989年初，当时在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张伯笠回忆道：

“1989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是一个最活跃的时期。我晚上去听各种讲座的时间比白天上课的时间还要多。讲座什么内容都有，有经济的、有文化的、有体育的、有外交的。（主办讲座者）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像学生比如像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基本上我觉得在北京大学你想讲的话没有不可以讲的。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认为是经历的最好的时期。”

香港政论家丁望认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激发起了忧患意识，它激励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感，促进了他们参与改革、争取民主的意愿。

从知识分子1989年春要求人权的签名信开始，忧患意识下的使命感显示出了它的动力，成为后来八九民运发生的一个关键条件。

对话机制

政治宽松气氛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大学里建立协商对话渠道的尝试。

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1989年前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吴国光（“六四”镇压后离开中国，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对BBC中文记者谈到这一尝试的背景时说：

“对话这个要求是当时所谓的改革派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在1986年、1987年，甚至更早，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就叫《要提倡和人民群众对话》。后来到了赵紫阳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要对话了”。

1989年在长沙读书的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后来成为湖南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卢四清对BBC中文记者回忆他们大学当时的氛围：

“我记得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的对话。直接对话，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正是这样的气氛才使得89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去关心政治”。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86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

社会不满

到1989年春，中国在思想繁荣的同时，经济改革却陷入困境。1989年，中国的城市通货膨胀率达到18.5%并高居不下。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这成为后来民众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年，25岁的韩东方还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一名电工。学生上街后，他参与组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支持学运。韩东方这样回忆当时他作为一名工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感觉：

“到1989年，改革开放进行了10年，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很困惑，感觉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它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工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有权有势的人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变成了什么老板，所以下层老百姓在观念上就越来越不接受了。”

吴国光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也加重了人们的失望和不满：

“政治改革终于在经济改革进行了近10年后，在86、87年提了出来，民众对此抱有很大期望。但是，各种既得利益势力的反对迫使政治改革的步骤不得不放慢下来，这样一个期望的破灭就使得民众对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借着要求政治改革的口号宣泄出来。”

《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心态：

“实际上当时的社会情绪，是经过10年改革后，人们的欲望有所提升的结果。客观的讲，89年民运爆发之前，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显然要比过去好的多，并不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坏而无法忍受。由于长期受到的压制，他们已经想象不到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社会不良现象本身使得人们觉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相反，是由于情况在好转，使得人们对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更强烈的要求。”

一触即发

民众的不满，思想的活跃，加深了中共党内当权者的分歧。后来被指为89民运“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的已故原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在纽约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89年局势的发展，也走到了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

“上层这帮元老和左派们，对经济改革，他们认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强烈反对；对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是在削弱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也强烈的反对。而对于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思想界的活跃，他们也不能容忍。所以到89年，党内保守势力也认为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

1989年春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已故作家刘宾雁曾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中国时局：“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当时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中国的大学生立刻首先行动起来，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晚，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发出了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呼声。

胡平认为，胡耀邦的死之所以对89年的那场运动有如此强的号召力，这同胡耀邦本身的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是前共产党总书记，他的符号是一个很正统的符号，人们表达对他的悼念，就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合法性。同时， 胡耀邦两年前又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的，悼念他，对共产党的现实统治就又有了一种挑战的意味。这两点加在一起，就让胡耀帮成了导火线”。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说：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所以，用广场的形式，用集体上街，就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方式。”

一场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就这样在1989年春天的中国大地爆发。

那么，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和主体的大学生，在运动展开后表现如何？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这场运动的角色？

未完待续。明天请继续关注“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六：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失败了”，说这话的人是缺乏国际眼光——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八九民运激发了东欧革命和苏联解体，最终挖掉了共产党的老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六：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BBC 2019年5月26日）报道：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初生牛犊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王丹：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彤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已经确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和对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谢选骏指出：八九学运和民运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后来折戟沉沙了——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八九民运已经挖掉了共产党的老根，他们的历史作用早就完成了。“见好就收”的“收尾”，落在了东欧自由和苏联的解体——没有六四屠杀，社会主义的多米诺骨牌不会倒下。

谢选骏：苏联阵营的瓦解不是美国的预期更不是美国的功劳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美国期待改变中国体制是一个“错误”》（2020年11月9日 BBC）报道：

苏利文表示，美国正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近日表示，拜登（Joe Biden）政府无意重复此前对华政策中的“其中一个错误”，即寻求给中国体制带来“根本转变”。

苏利文在接受美国媒体CNN的专访时表示，美国正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他的言论再次体现了华盛顿试图缓解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

在他做出上述表态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将其形容为“温和”的言辞，但该报引述专家警告称，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保持警惕”。

“一个错误”——在周日（11月7日）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两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在国际体系中运作”。

他称，华盛顿希望国际体系中的这种共存能“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他表示，北京在很多问题上确实有不同做法，这将让两国面临竞争。

但苏利文强调，美国不会重蹈覆辙，发动新的冷战。

“我认为，以往对华政策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有观点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我们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而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他说道。

苏利文也参加了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塑造国际环境，使其更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也更有利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这并不是要给中国本身带来一些根本性的转变，”他补充说。

今年10月初，苏利文在瑞士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了会谈。目前，中美两国在从人权问题到军事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在采访中，苏利文还谈及台湾问题，他重申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并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两岸关系安全与稳定的活动表示关切”。

“从根本上说，我们所寻求的是维持和平与稳定，也就是维持现状，”他说道。

安抚中国？——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对BBC表示，苏利文的讲话有“安抚中国”的意图。他表示，美国或许已意识到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美国无力改变中国的体制，“与其做不到，不如给对方吃一颗定心丸”。

“经过一段时间中美两国进行了多次‘互动过招’后，美国意识到如果不向中方发出这种明确的信号，可能会使中国产生误判，”邓聿文说。

美中关系自2018以来持续恶化，拜登在今年1月入主白宫后，两国关系并未见到改善。在3月举行的阿拉斯加会谈上，两国最高外交官甚至罕见公开互呛，而在10月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相继就台湾问题发声后，再次引发中国的严厉抨击。

但与此同时，两国也频繁进行高层对话。今年9月，习近平和拜登进行了自后者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电话交谈。两人提到要“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并推进在其他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10月底，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罗马会面，双方再次表示了管控分歧的意图。

“我觉得中国可能不大会相信他的话，北京一贯说‘听其言，观其行’，中共可能还是要看到实际的行动，”邓聿文补充道。“目前的情况还是难以打消北京的疑虑的。”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一（11月8日）发文称，苏利文的言论暗示了美中关系的缓和基调，但“光说是不够的”。

文章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称，虽然苏利文试图淡化对中国的措辞，但他“暗示了拜登政府的目的是营造一个不利于中国的环境。”

苏利文在采访中表示，白宫一直在强化与盟友的合作，以让中国承担责任，并且保证中国向其他伙伴施压将最终失败。

“在我看来，这是衡量我们的政策是否成功的更好标准，而不是中国是否与美国就经济、气候或其他问题签署一份文件，”他说道。

苏联结局不可复制？——2019年，当时还未上任的苏利文便与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没有灾难的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的分析，阐述了他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

文章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寻求一种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保持头脑清晰的稳定共存状态，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类似于冷战的结局。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并与美国经济交织在一起，”文章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强大，在外交上更老练，在意识形态上也比以前的苏联更灵活。”

1985年11月，美苏领导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历史性会晤。

邓聿文认为，从历史来看，中美建交40多年来，美国虽然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或政权转变，但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赤裸裸地讲出来”。

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很多问题被放上台面，其政府的多位幕僚都将炮火直接对准中国体制。2020年7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公开呼吁盟国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携手合作，改变中共的方向。

然而，苏利文在文章中认为，尽管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共表现出了“非凡的环境适应能力”。在大规模监控和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改革或革命所需的集体行动难以组织。他表示，即使中国真的崩溃，也很可能是内部动力的结果，而非美国的压力。

即使在中国之外，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民主党政府试图避免公开将改变他国体制与外交目标联系起来。

今年8月底，拜登在就阿富汗问题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将“结束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改造其他国家的时代”。

“捍卫普世价值，解决全球性挑战，绝不能单枪匹马，”苏利文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任何战略要想奏效，都必须从盟友开始。”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猪头不懂，冷战结束后，有一种胡说流传甚久，说是苏联阵营的瓦解是美国的努力促成的。现在的事实十分明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声明再次证实，苏联阵营的瓦解不是美国的预期更不是美国的功劳，因为四十年前的美国，就是这样与苏联缓和关系的——美国并未期待改变苏联体制，而是寻求与苏联共存，而非遏制苏联或发动新冷战。至于后来苏联为何垮台了，那是因为他自己的寿终正寝了——文明既非死于谋杀，也非死于自杀，而是死于上帝的旨意或曰死于自己的寿限。这是由一个文明或制度、国家的基因及先天因素预先决定的。苏联的短命，就是和秦朝和蒙古一样，在于它们过分强梁、缺乏基本人性。由于它们缺乏人性，要和它们正面作战十分困难，而不断消耗它们、促进它们自然死亡，天之道也。

《经济学人：习近平如毛泽东的鬼魂附身…《（LTN 2021-11-08）报道：

经济学人称，习近平如毛泽东的鬼魂附身。（彭博、法新社，本报合成）

为期4天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昨天起在北京开幕，根据已释出的讯息，会中将会通过习近平的历史定位决议文，凸显习的执政绩效。《经济学人》发表评论指称，习近平或许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疯狂，试图加速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到来，从而引发飢荒。但他正在使用无处不在科技监控系统，驯化人民、建构「真理部」，并为自己创建一个终身独裁的机会，犹如毛泽东的鬼魂附身。

《经济学人》报导，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开始避免与外界接触，接连缺席G20罗马峰会及联合国气候峰会，但习近平最近「似乎比较喜欢留在家思考」，应该是北京六中全会召开在即，此会议首要议题将是习近平认为至关重要的话题——「党的历史」，这「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习近平迫切需要在过去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报导调侃，习近平想在共产党党史留下纪录的方法有很多，也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明他不愿下台，为何偏偏选择六中全会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奠定地位，这可以从乔治欧威尔知名政治讽刺小说《1984》所描绘的统治集团看出端倪，「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报导直指，习近平想要一个新版本的党史，掩盖毛时代的恐怖，并暗示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而《1984》中的真理部（Minitrue）就是提醒习近平的中国是如何运作的。报导称，习近平急于创造个人崇拜，一心想要「维稳」，其专横的统治风格为许多人带来痛苦，尤其对新疆及香港的镇压。或许习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疯狂试图加速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到来，进而引发飢荒，但习正在使用数位技术创建一种无处不在控制系统。

报导认为，中共领导职务终身制于1982年《宪法》废除，但有人猜测习明年可能会恢复，为自己延任获得合法性，并以此安抚毛泽东的灵魂。但对于西方来说，习近平成为终身独裁者的可能性已经足够令人担忧了，现在他不愿审视黑暗、痛苦的过去，更令人忧心忡忡。

谢选骏指出：经济学人就是经济动物，比马克思主义都不如——他们哪里知道，英国狗人奥威尔和他们一样无知……因为，谁也控制不了过去和未来，至于现在，那也是不断流动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奈何？上帝就给人短短的几十年，到头来谁都是两手空空，一命呜呼。乞丐和首富，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同等的。谁能控制得了谁呢？

谢选骏：满鞑子大大幽灵电影专找一心想当演员的姑娘们干

《老戏骨人设崩塌：被私生子告上法庭，他这么混乱？》（周冲的影像声色 2021-11-07）报道：

放纵自己的欲望，是最大的祸害。——亚里士多德

2009年8月25日。

夏天。

一个炎热的午后。

日头明晃晃的，晒得人发昏。

每每想起这一天，訾晓敏就觉得冷入骨髓。

她牵着6岁的儿子，走在无人又阴凉的小巷。

突然间，一辆车朝他们疾驰而来。

没等訾晓敏尖叫出声，车门哗地拉开。

几个彪形大汉冲下来，牢牢捂住她和孩子的嘴。

母子俩被强行拖拽上车。

她吓得浑身颤抖，紧紧抱住身边同样惊恐万分的孩子。

眼见汽车驶向城市边缘。

车上的绑匪却不发一言。

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就盯上了自己这对孤儿寡母？

难道是……

正胡思乱想着。

车停了。

她往外一看。

是片荒郊野地。

訾晓敏心里咯噔一下。

却见为首的那个男人过来，粗暴地抢过她的手机，拆下手机卡折成几瓣。

然后连人带手机，把她扔下了车。

汽车扬长而去。

訾晓敏跌倒在地，巨大的惊慌席卷而来。

儿子！儿子还在车上！

他们带走了我的孩子！

泪水奔涌而出。

她挣扎着爬起来，拼命想追上那辆车。

可汽车卷起一地尘土，带着她的儿子驶向远方。

泪眼模糊中，消失不见……

此后6年，訾晓敏再也没见过儿子。

直到2015年，她终于鼓足勇气，将背后那些不堪的前尘往事，一一公之于众。

拐走儿子的幕后黑手，随之浮出水面。

据贵州商报爆料。

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张铁林。

来源：贵州商报

1998年，《还珠格格》横空出世。

捧红了一个爱吹胡子瞪眼的"皇阿玛"。

小燕子口中，"皇阿玛见一个爱一个"，伤了皇后、令妃，害了香妃。

更负了夏雨荷和夏盈盈。

谁能想到，剧情照进现实。

这位"皇帝专业户"，戏外比戏里更风流。

回首过往，他是否还记得那些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们"，和"流落民间的格格阿哥们"？

张铁林唯一承认过的女人，是个异国人。

1987年，张铁林30岁。

公派自费，在英国留学。

一次，他参加电影活动。

遇见一个漂亮的波兰裔女人。

波兰盛产肤白貌美的美女。

金发碧眼，身材高挑。

"真漂亮！"

张铁林盯着她，移不开眼。

彼时的他发际线还没高过头顶，一副奶油小生的模样。

高大又英气。

两人"干柴加汽油"。

"轰...就着了。"

浓情蜜意下，他们结婚了。

还生下女儿张月亮。

然而佳人一到手，张铁林的"柴火"就烧完了。

只有到别的女人身上，这"火"才能重燃。

1992年，女儿还不满一岁。

他就离开英国，独自去香港发展了。

22年后，张月亮随他参加综艺《极速前进》，才曝光在国人视线中。

可惜的是，两人关系一点都不亲密。

女儿甚至瞧不起做明星的他。

从小学了4种语言，就是不学中文。

让他很是郁闷。

但此时的他，心里装的可不是女儿。

他的下一任小女友，即将出场。

1997年，张铁林回大陆拍戏。

认识了23岁，还在北电读书的女大学生侯俊杰。

侯俊杰与徐静蕾同班。

饰演过杨贵妃。

长相大气，珠圆玉润。

即使年龄相差17岁，爱情之火也势不可挡地熊熊燃烧起来。

年轻的姑娘飞蛾扑火般，把自己全盘交付，与他同居。

不久后，张铁林接拍《还珠格格》。

一炮而红。

谁能想到，剧中姬妾成群的"皇阿玛"。

剧外，竟搞大了小女友的肚子。

张铁林一朝成名，怎愿再轻易被婚姻所缚。

他劝她把孩子打掉。

可侯俊杰坚决要生下来。

她以为这个孩子能绑住张铁林的心。

但她失算了。

孩子他爸已经瞄上了另一个更年轻貌美的女孩。

1999年2月，张铁林在片场拍摄《还珠格格2》。

拍完一场戏，他提着龙袍正往外走。

突然，眼前一亮。

赵薇、林心如身边，出现了一个17、8岁的漂亮小姑娘。

他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这个小姑娘是谁呀？怎么没见过？是新来的演员吗？"

女孩被他盯得惊慌失措。

赵薇在一旁解围。

解释说，这是法提麦雅琦，回族人。也是演员，来探班的。

张铁林玩味地大笑，"我说嘛，皇族多了一个格格，我这当皇上的能不知道？"

法提麦雅琦有个名号，叫"回族第一美女"。

张铁林怎舍得放过？

他打电话给雅琦，让她到自己主演的《聊斋先生》剧组试妆。

雅琦推脱说："现在学校正在拍大戏，老师不会准假的。"

张铁林听了，标志性地哈哈大笑。

"这个简单，我有车，我去你们学校，既能把你偷着带出来，还能把你偷偷送回去。"

雅琦不好推辞，只得从了。

来源：法提麦雅琦的微博

她在《聊斋先生》中饰演了一个宁死不屈的烈女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在《大清药王》中，张铁林又过了一把亲密接触的瘾。

他让还在军艺读书的雅琦，饰演女主角兰香。

剧中两人冲破世俗的偏见，年龄的桎梏，终成眷属。

杀青那天，是一场婚礼。

一个多小时就拍完了。

有工作人员起哄。

说这衣着、布景，样样来之不易，不能就这样拆了。

非要两人来真的不可。

"没问题，我倒真想娶了这丫头，就是不知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雅琦识趣地应了。

"有这么多人捧场，我就狠狠心嫁给您吧。"

来源：法提麦雅琦的博客

"就这样说定了！"

张铁林一拍掌，搂过她。

镜头咔咔记录下这个瞬间。

可事实证明，这似真似假的玩笑话，真是做不得数。

姑娘虽美，还万万够不上他的结婚标准。

雅琦在自己的博客文《张铁林的婚姻门槛令我望而却步》中，写到张铁林曾对她说过的"婚姻门槛"。

"做我的女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第二：温柔贤惠尊老敬少；

第三；博文强识会讲英语。

来源：法提麦雅琦的博客

雅琦一听，识趣地退出了张铁林的生命中。

张铁林和雅琦拍"结婚照"的这一年，25岁的侯俊杰生下了一个女儿。

可女儿还没学会走路，侯俊杰便决绝地主动与他分手了。

为什么呢？

倒不是因为雅琦。

而是张铁林的一句话。

坊间传闻。

一天，张铁林参加聚会，有朋友问起她的小女友。

"侯俊杰好久不见了，听说生孩子了？"

张铁林生气地说。

"胡说八道！"

"她呀，就是为了名利才非要缠着我的！"

这话传到侯俊杰耳朵里，像一把尖刀直插心脏。字字带血。

她义无反顾地抱着孩子离开。

42岁的张铁林回归单身。

可这一单身，就"得意忘形"。

惹上了一桩"性交易"丑闻。

2003年6月28日。

一个女歌手周璇在自传《绝爱》签售会上，向媒体扔了个重磅炸弹。

"曾经有一个以演皇帝而出名的影视大腕，答应出席我的签售会做嘉宾。但要我亲自去北京请。我去了之后，他却提出了我不能接受的要求……"

她描述着那天的情形，细节入微。

一同用过晚饭后，两人进入周璇的房间。

一进门，大腕就夸她。

"周璇你很有魅力，这么小就出书出专辑，还要拍电视剧。"

她恭维道："您是皇阿玛，您才有魅力。"

对方抽着烟，随意翻着手里的书。

接着说：

"你很性感。"

"你明白我的意思。"

……

周璇紧张起来，内心的绝望翻涌而出。

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

从9点一直到凌晨1点，这位大腕都没挪过地方。

她哭着说："老师，我没想到你会这样的......"

大腕好整以暇。

"璇子，你要懂规矩。"

来源：中国新闻网

此事曝出后，全中国最有名的"皇阿玛"张铁林被推上了舆论风口。

他怒不可遏。

把对方告上法庭。

"她有幻想症，她把行规幻想成性交易。"

"那天她要拜我为师，又说现在已经对媒体说我要去她签售会了。说着说着自己还跪下了，她怎么能定下我的事呢？她怎么能知道我有没有档期？"

"这是起码的行规，后来我真的生气了，我说她不懂行规。"

虽然最后，张铁林胜诉，获赔一万元。

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他们俩自己心知肚明了。

真相如何，旁人雾里看花。

我倒是比较认可这位"充满火药味"的好友所说。

张铁林大概不会对周璇这类熟女有兴趣。

毕竟，此时的他，早已深陷温柔乡。

对方是一位不满20的女大学生。

2000年9月，张铁林在暨南大学做讲师。

18岁的訾晓敏刚进入广东服装学院读大一。

一位熟人托张铁林照顾她。

这一照顾，就照顾出了一条"人命"。

訾晓敏刚上大二，怀上了孩子。

这一回，张铁林却没要求小女友打掉。

而是坚持让她生完，再完成学业。

后来孩子生出来。果然，是个男孩。

来源：西宁晚报

她以为，母凭子贵。

自己是这个"浪子"最后一个女人。

却不想，自己是下场最惨的那个。

2009年8月25日，几个壮汉突然现身。

光天化日下，绑架了她和6岁的孩子。

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将她扔下车，带走了儿子。

从此，母子俩天各一方。

绝望之下，訾晓敏到张铁林北京的住处找孩子。

却遭遇离奇车祸，造成9级伤残。

来源：京华时报

养病期间，她不断给他打电话、发信息，哭着说想看儿子。

张铁林都断然拒绝。

还威胁道："想要儿子？要不要命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年轻的母亲如何与浸淫娱乐圈多年的张铁林抗衡。

她走投无路。

整天以泪洗面。

6年过去了。

直到那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心里突然生出了勇气。

2015年6月12日，侯俊杰和女儿控告张铁林拒不认亲。

十多年来，他对女儿不闻不问。

不支付抚养费用。

两年前，女儿计划出国读书。

请求张铁林配合办理护照，在未成年人出国同意书上签字。

他先以工作忙为借口。

后来，干脆不接电话。

还留下一句："出生证上的父亲，和亲生父亲是一个人吗？"

图源：新快报

他甚至要求侯俊杰把女儿出生证明上张铁林的名字删除。

说这样孩子就可以不用他签字顺利留学了。

反复折腾下，女儿患上了抑郁症，被迫休学。

图源：福州晚报

4天后，又一个大瓜砸了下来。

一个名叫"莞莞"的网友爆料：

张铁林与訾晓敏生子后 ，暴力夺子。

又过了10天，这瓜越吃越大。

两位前任竟联合起来。

一个要钱，一个要抚养权。

一同将张铁林告上了法庭。

訾晓敏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

镜头前，她哭得肝肠寸断。

她大骂张铁林。

"张铁林道德败坏，没有固定伴侣，多次为广告做虚假代言，已经60多岁了不适合带孩子了。"

面对双重的指控。

张铁林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这是脏水往我身上泼。"

"清者自清，问心无愧。"

但事情总得解决。

要钱？好说。

私生女？也可以认。

侯俊杰求仁得仁，就此离场。

可要儿子的抚养权？

没门！

他转而控告訾晓敏。

说她只抚养了孩子6个月，向她索要105万抚养费。

来源：京华时报

因为是不公开开庭审理。

訾晓敏到底有没有拿到抚养权，我们不得而知。

这场闹剧，也在时间的流逝中，烟消云散。

如今64岁的张铁林，自曝还在恋爱。

但是谁，他打死都不说。

"藏在深闺人未识。"

金星直言不讳："你对人家不公平。"

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不给名分，他说因为在国内怕被炒作。

可金姐没这么好糊弄，紧接着问他。

"你不是英国国籍吗？出国办结婚证呀。"

张铁林又敷衍起来了。

"我没空出国。"

说起当年演皇帝时的感受。

他满脸疑惑。

"为什么这些女演员不来找我潜规则呢？"

这番大胆又露骨的言论，实在是低俗。

这期《金星秀》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与他合影。

结果他一张口，竟调戏起了金星。

"我觉得结婚照什么的，一般都是这么照的。"

金星听了，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离婚照也是这么照的。"

说来讽刺。

国外的结婚照他有没有拍过，我不知道。

但国内的，他一定没拍过。

那些年发生的事，若是放在现在，一个热搜就能让他"身败名裂"。

然而时过境迁，他依然可以继续恋爱。

不结婚，不负责。

也可以享受流量的光环。

只是不知，张老师这辈子造下的孽。

欠下的债。

惹下的怨和恨。

究竟要延续几代，才能化解干净？

谢选骏指出：张铁林作为一个戏子，本来还算勉强及格，但是自从入了鸦片贩子的英国，就开始发狂了。尤其进入满鞑子的“大大”（部落头人）的幽灵电影之后，更是魔鬼附体，一发不可收拾了。由此可见，1840年鸦片战争害人不浅，直到如今2021年。再可见，满鞑子害人，清宫戏更害人。至于它们的“受害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满鞑子大大幽灵电影，专找一心想当演员的姑娘们干。

谢选骏：高于毛邓是远远不够的

《中共京西賓館密會 決定習與毛平起平坐 高於鄧？》（2021-11-08 萬維讀者網雨生綜合）報道：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北京時間11月8日在北京的京西賓館召開。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路1號的京西賓館由解放軍總部直接控制，是中國唯壹不對外營業的大型內部賓館。在文革中最瘋狂的年代，京西賓館成為壹大批老幹部躲避沖擊的藏身之所。文革結束後，作為黨政軍重要會議舉辦地的京西賓館，成為壹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的“誕生地”。

六中全會壹連四天的會期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以及重點研究全面總結中共所謂百年“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將審議通過中共的第三份“歷史決議”。

海外輿論普遍認為，六中全會將審議的第三份“歷史決議”，是旨在為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前鞏固權力。但習近平究竟是想要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並肩，還是只與毛“平起平坐”，仍然是個問題。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近日接連刊登多篇特稿談六中全會，回顧習近平“親自部署”的各項決策，也細數習近平自十八大以來的所謂“政績”，似乎是為了增加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上的權重。

11月5日，香港《明報》援引未具名的“北京知情人士”放風，六中全會審議的新的“歷史決議”，將首次確立毛、鄧江胡及習的中共百年“三段論”劃分，進壹步突出習近平在反腐、軍改、脫貧等方面的“功績”，為習在中共二十大以後繼續掌舵中共國掃清障礙。

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賽奇（Anthony Saich）分析說，與前兩次不同，這次的決議不會象征與過去切割，目的是鞏固習近平為“建黨以來歷史進程的自然繼承人”。賽奇認為，這次決議將減少對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諸如“大躍進”時期餓死數千萬人這類惡行的批評，如果這樣，意味著歷史的倒退。

中共前30年有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後30年之初鄧小平汲取文革教訓進行經濟改革，把中國推向世界，但同時中共走向全面腐敗，社會道德全面滑坡。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中國研究專家明克勝（Carl Minzner）表示，這次六中全會的核心問題“習近平可能走多遠？”

他說，“決議的措辭和細節可能暗示習近平的自我形象期許：是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並列，還是僅僅與毛澤東平起平坐？”

谢选骏指出：上面提到的这些猪脑子似乎都不懂得，别说比肩毛邓二厮了，就算高于毛邓，也都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匹配中国的未来，不仅需要超越毛邓，还需要超越孙中山蒋介石，需要超越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所有人物……这样才能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整合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进而拯救沉沦中的地球环境！是所至嘱。

谢选骏：李泽厚谄媚的就是中共式的愚昧

《中國還在愚昧中 世間已無李澤厚》（中共万维网2021年11月7日）报道

2021年11月2日哲學家和美學家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逝世，享年91歲。李厚澤先生最著名的論點就是：中國近代的歷史是“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就是說，壹百二十多年來，破除中國人千年愚昧的啟蒙運動被擱置了，前五十年 在外來強敵俄國和日本的亡國滅種威脅下，啟蒙運動被救亡運動耽擱了，後七十年，中共沒有對人民啟蒙，而是采取愚民政策，啟蒙至今還沒有完成，中國還在愚昧和黑暗之中。

今天在大陸的青年人，對李厚澤了解很少，這是因為他曾批評中共的“六四”鎮壓，所以他的作品被封殺多年。在“六四”事件中，李澤厚聯同劉再復、戴晴、嚴家祺等共12人曾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求中央當局將這次學潮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面對中共的封殺，李澤厚在1992年移居美國。

出國後，他寫了《告別革命》壹書，他希望年青壹代，拋棄共產黨的以革命為中心的歷史觀。他認為，我們不要先假設革命壹定是正確，壹定是好的，是壹個必然要走的歷史道路。地主、資本家當中都有好人，當年不應該殺害和打倒他們。整個中國近代所謂的革命史，並沒有多少進步意義。他認為“共產革命才是中國落後的根源”。中國人應該看到更多元、廣泛的近代世界，除了革命派，改良派對歷史進程有更大的貢獻。

李厚澤把馬克思主義簡化為“吃飯哲學”、“生產力決定論”。他認為階級壓迫不重要，階級仇恨不應該存在，階級合作而非階級鬥爭才是歷史主流，當代中國的主要任務是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破除愚民教育，完成思想啟蒙，“告別革命”。

李澤厚先生提醒我們，要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他認為，那些用階級鬥爭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看中國，都不行。用簡單的、情緒化的眼睛就更看不清楚。不管人們用什麼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捧中國或罵中國，我們都只管面對事實負責任地思考。他的口頭禪是：“我只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李澤厚於1930年生於湖南，1945年秋，李澤厚初中畢業，考上了當時湖南最著名的省立壹中，因為沒錢交學費，只好進了管吃飯的湖南省立第壹師範。他曾經對學生們說：“家道中落，沒有飯吃的那種痛苦，妳們是不能體會的。”

1954年他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進入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他在美學、哲學、思想史，三門學科上都有建樹。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中，李澤厚被青年人尊為“精神導師”，在知識界極具影響力。他筆下有合稱《美學三書》的著作，包括《美的歷程》、《美學四講》、《華夏美學》；他還著有《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他曾到世界多所著名大學任訪問或講座教授。

他談到中國傳統美學，下面是兩段論述：“力量、運動和速度，構成了漢代藝術的氣勢和古拙的美學風貌，彎弓射鳥，奔馳的馬，長袖善舞的陶俑，在不事細節修飾的誇張姿態和大型動作中，在這種粗輪廓的整體形像的飛揚流動中，表現出壹種氣勢的美。”

“藥、酒、姿容、神韻、華麗好看的文彩，構成了魏晉風度，而無論順應環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尋求山水、安息，總藏著壹種人生的憂恐，壹種異常矛盾復雜的狀態，這也構成魏晉美學內在的深刻壹面。”

“只願妳們在這多義、朦朧和不明確性的領悟琢磨中，能讀出些中國傳統的味道和興致來。”

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者認為，李澤厚的著作《告別革命》，為中國歷史觀開辟了新觀點，對學術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中國百年的悲劇的真正根源，在於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思想基礎，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思想啟蒙，盲目地相信了馬列主義那些美麗的謊言。在中國，任何革命導致的都是獨裁專制。1911、1927、1949，無不如此。毛澤東和他的後來人，從具有專斷權力和獨裁領袖而變為自覺的專制皇帝，就中國近代的文化來說，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悲劇。

今年，著名漢學家余英時與李澤厚先後去世，隨著這群花果飄零的學者的離世，象征壹個時代的結束。余英時曾評價李澤厚通過書籍，“使得壹整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解放了出來”。

世間已無李澤厚，但他的話還在世間回響：“歷史從來不是在溫情脈脈的人道牧歌聲中進展，相反，它經常要無情地踐踏著千萬具屍體而前行。時代精神的火花在這裏凝練，積澱下來，傳流和感染著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意緒，經常使人壹唱三嘆，留戀不止。我們在這裏所要匆匆邁過的，便是這樣壹個歷程。那麼，得從哪裏起頭？得從遙遠得記不清的時代開始。”

谢选骏指出：上文试图掩盖一个事情——李泽厚谄媚的就是中共式的愚昧！难怪李泽厚的外号叫做“里贼厚”。人不怕无知，就怕谄媚；因为无知可以通过学习来解决，谄媚则有李泽厚的无可救药了。李泽厚这厮，时刻巴望上级眼色行事，提出各种应景的东西——这从他通过“批判朱光潜美学思想”上位，就开始了！他的“巴结北京”和普林斯顿的育婴师（余英时）“巴结台北”，简直遙相呼應、不相上下了。

谢选骏：商王人殉祭祀坑显示了跨太平洋的特质

《人殉和人牲，这个朝代最盛行，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祭祀形式》（2018-02-18）报道：

中国用活人殉葬制度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现代考古发掘，距今6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就已经出现，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都有发现。

人殉是用活人为死去的部落首领贵族等殉葬。人牲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以及祖宗进行，两者完全不同，区别如下：

人殉享有者是死亡的单个王或者贵族；而人牲的享有者是众多的天地神灵以及各代祖宗。

人殉被殉葬者多是死者的妻妾奴婢，佣人等，也就是被殉者是死者熟悉的人；人牲绝大多数是战俘，少数是奴隶，是祭祀者的敌对方。

人殉埋在被葬者的墓里面，身体完整，目的是到另外一个世界服侍主人；人牲则是埋在专门的祭祀坑中，头和身体分离，防止到另外一个世界复活作乱。

这两种制度都伴随早期国家发展而出现，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进行。

人牲祭祀最盛行的朝代是商朝，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商朝有强大的军队，发达的文化制度，商朝人特别注重祭祀祖先。史书上记载商朝王生活中的最重要两件事是祭祀和战争，祭祀的目的是保佑打胜仗，打仗的目的抓俘虏祭祀祖先！除了直接打仗抓俘虏以外，商人还要求臣服的诸侯国纳贡，定期缴纳俘虏，一些特定地区要求缴纳龟甲用于占卜。

商代殷墟甲骨文有大量的杀祭文字记载，伴随着一次战争胜利，就是一次大规模人祭，宰杀俘虏以供奉祖先和天神。殷墟景区展示，王陵前一次祭祀人数达400多人。祭祀坑分三种，方坑集中人头，长坑集中身体，还有少数不规则坑。上世纪八十年代，王陵区即发现人殉和人牲近3000多人。

谢选骏指出：商王人殉祭祀坑显示了跨太平洋的特质，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遗址可谓不谋而合，却于西周以后的中国文明的“仁政”思想主流不同。

《商代的人殉和人牲》报道：

人殉和人牲是古代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在商代，人牲是在祭祀时把人像是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和山川神灵，被杀的人为战俘和奴隶；人殉，则是为奉侍死后的社会或家庭中某些特权者而从死的人，其中有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也有用作仆役的奴隶。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辞中，往往见有杀人祭祀的记载，最多的一次杀祭有用300人者。 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均发现了商代人殉和人牲的遗迹，其中尤以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为最。商王和贵族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建筑宫室和求年问雨时都要使用人牲，其遗迹见于墓葬内外和建筑基址内及其附近。商王、贵族的墓葬中则一般都有殉葬人。除以上两种外，商代东南地区的东夷族还存在杀人祭社的习俗（见丘湾社祀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附近，有的灰坑有人骨，其葬式不同于正常埋葬，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人兽同穴，推测死者是在举行与宫殿建筑有关的宗教仪式时，被作为人牲的。郑州商代遗址中，人牲数量增多，在郑州商城夯土台基区的壕沟中发现大量人头骨，有人认为也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时被杀的人牲。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的建筑基址中也有人祭遗迹，在2号房屋的墙基、门旁和房外发现有 8个人牲。在安阳小屯北地宫殿区的乙组和丙组基址中都有人祭遗迹。乙组基址中部的乙七基址是这一组建筑群中较重要的建筑。共有人牲约600个左右，基址上、柱下、门旁及基址南部都有祭祀坑，其中基址南部约有100多个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可以分成不同的组，坑内除人牲外，还有牛羊及狗等，另有5个车马坑。有的人骨附近还有铜兵器。 发掘者认为这些祭祀坑的性质当与建筑进程中的奠基、置础、安门及落成等不同阶段的祭祀活动有关，由于落成阶段最隆重，使用人牲也最多，基址南面的大量祭祀坑都属这一阶段。但也有人认为，小屯北地宫殿区的大部分建筑基址内没有祭祀坑，说明建筑过程中不一定要举行这样的祭祀活动，乙七基址很可能是宗庙一类的建筑，其南的祭祀坑与商王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关，其性质与西北冈祭祀坑相似。除小屯宫殿区的祭祀坑外，在殷墟的后冈(见后冈祭祀坑)、小屯南地、 大司空村也都发现有人祭遗迹。大司空村祭祀坑径约3米，深约0.6米，坑内共埋31个人头骨和26个无头躯体。这些人骨除几个是4～7岁的儿童外，大多为3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几处祭祀坑与其他遗迹的关系。

中原地区目前所知商代最早的殉人墓，是郑州白家庄3号墓，属二里冈上层时期，墓中除随葬青铜容器外，还有一个殉葬人。另外辉县琉璃阁商墓、台西遗址中的商墓，盘龙城遗址中的李家嘴2号墓都发现有殉葬人。商代后期人殉材料较多，各类墓葬的殉葬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商代墓葬中的大型墓都有人殉，部分墓还有人牲。侯家庄商王陵区附近分布有大量的祭祀坑，坑中埋葬商王祭祀祖先时所杀的人牲。中型墓半数有人殉，个别墓有人牲。仅极个别的小型墓中有殉人。

大型墓墓道越多，墓室越大，人殉和人牲就越多。侯家庄1001号墓有4条墓道，墓内殉人23个，分置于墓底、椁室附近及墓道内，西墓道的殉人有墓坑及随葬铜器，南、东墓道及东耳室中有无头躯体61具，皆分组排列。4条墓道中又有人头骨73个，也分组排列，这些无头躯体和人头骨当是为墓主举行葬礼时被杀的人牲。墓室外的陪葬坑在墓的东侧，共31个，其中22个坑埋人，每坑1～7人不等，共埋68人，最大的陪葬坑中棺椁具备，有青铜礼器，二层台上有2个殉葬人，即殉人还带殉人。总计1001号墓的人殉和人牲共有全躯人91个、无头躯体61个、人头骨73个。武官村大墓有两条墓道，墓底腰坑中埋一持铜戈殉人，墓室东西二层台上殉41人，有的人有棺木，并有成套的青铜器、玉器及装饰品等随葬。 北墓道埋2人，对面而蹲，南墓道又有一跪葬人，墓内共45个殉人，墓道内还埋有马和狗。另外椁室上部填土中又分三层埋有人头34个，都是人牲。殷墟西区701号墓仅有一条墓道，在墓道北端、西二层台及墓室填土内共有殉人12个。中型墓的殉人与大型墓相比，数量要少得多。墓室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殉人较多，如妇好墓有16人，面积4～6平方米的一般只有1～4人。

人牲和人殉的数量变化

商代早中期人牲数量较少，商代后期大增。据殷墟卜辞统计，商王祭祀共用人牲1.4万多，其中又以武丁一代用人祭祀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大，共用人牲9千多，武丁以后，逐渐减少，到帝乙、帝辛时只用 100多人。这种变化与考古发掘资料相符。殷墟前期的大墓内有大量的人头及无头躯体，后期则数量极少；前期个别中型墓中也有人牲，后期不见。类似的变化也见于1976年春西北冈东区发掘的 191个祭祀坑中，较早的南北向坑用人近千，而较晚的东西向坑仅百人左右。据统计，已发现的商代墓中的殉人数量为500余人，二里冈期不过十多人，殷墟阶段增多，特别集中在带墓道的大墓及较大的长方竖穴墓中，但殷墟前后期殉人数量变化不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推测是由于：人殉是父权家长制出现以后的产物，它反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随奴隶制国家的出现，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之殉人之风盛行。另一方面，由于人牲来源于战俘，他们成为奴隶后尚不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价值，只好大批用于祭祀，这是早期奴隶社会的特征。而到殷墟阶段后期，推测已有一部分青壮年俘虏用作生产奴隶，故人牲减少，且多数用妇女和儿童，这是奴隶制得到发展的标志。

殉人与人牲的种系及反映的社会性质

殷墟中小型墓中的人骨鉴定结果表明，商代自由民的体质接近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墓内人殉的种属与墓主相同，多数是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西北冈祭祀坑中人牲的体质属于蒙古人种，类似于现代北亚、南亚和东亚类型，而以接近东亚类型的较多，这可能与商人同四邻方国交战时抓获不同来源的异族俘虏有关。祭祀坑中的无头死者都是男性青壮年，年龄在15～35岁之间，而保全首领者大都是妇女和儿童。

关于人殉与人牲的身份及反映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商代墓葬中的殉人与大墓及祭祀坑中的人牲都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并据此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另有人认为人牲和人殉的身份是不同的，人牲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只有少数是奴隶，人牲与受祭者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关系，殉人的身份复杂，可能主要是近臣、近亲和近侍，其中有贵族，也有家内奴隶，根据人牲和人殉只能了解商代社会性质的一个侧面，而不能以此作为确定商代是奴隶社会的主要依据。

参考书目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附论殉牲祭牲，《考古》1983年10期。

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1期。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7、8期。

谢选骏指出：由上述争议可以断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无法得到考古学的支持。商王人殉祭祀坑所显示的跨太平洋特质，是一种文化类型，而不是普遍的阶级社会特性。

《解密古代人殉：用哪些残酷手段结束殉葬者生命》（2009年11月23日 凤凰网历史综合）报道：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出土的尸骨，旁边是蚌塑龙。

人殉是一种野蛮的习俗，每次殉多少人，并无具体执行标准，但有一个大概。《墨子·节葬下》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从中可以看出，殉人的数量是根据死者的身份和地位来决定的。民间则以死者财产状况和生前妻妾数量而定。如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访驾村发掘的中山国贵族墓中，一个墓殉3人，另一个墓殉1人。

最后，有一个疑问，是用什么手段让殉葬者结束生命的？

可以说，人殉是野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并非被动殉葬，而是主动自杀从死。如前文提到的为努尔哈赤生殉的四位宫女，就是自愿从死，而不像大妃阿巴亥那样是被逼的。在早期能为尊者殉葬是一种待遇和荣耀，所以主动殉葬结束生命的方式很简单，是自杀；被动殉葬者结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就是他杀了。

但他杀的手段却不会是一种，往往都是秘密处死。

现在古籍上明确有记载的，就是上文提到朱棣死后“吊死”殉葬者一事。有一点要注意，在执刑前，主事者都会给殉人安排一顿美食，身份高者单独送到房间，身份低的一般集中在一块，集体聚餐。

俗称“催命饭”的这顿“最后的晚餐”，是相当丰富的，但由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谁也无心食用，多半情况是泪流满面，现场哭声震天，史书记朱棣殉葬者的情况即如此。

除了逼其吊死，将殉葬者“毒死”，也是常见的手段。朱元璋的殉葬宫妃是怎么处死的，一说是太监将她们吊死的，二说是毒死的，给被选定宫妃强行灌食水银。水银剧毒，食后立马即死。

为什么使用水银？据说被水银毒死的殉葬者，其尸体长久不腐，多年后仍栩栩如生。尸体不腐现象，在中国盗墓史上多有记载。如广川王刘去盗“哀王冢”时发现，墓内有一百多具尸体，互相枕压叠加在一起，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具腐烂。可以推测，一些女人都是殉葬者，尸体历经几百年不腐，与被水银毒死的说法颇相似。

还有一种毒杀方法是在给他们最后食用的饭菜中下毒，导致其食后中毒。比较常用的方式是用毒酒，将之赐死。“罗泊湾汉墓”中7名殉人，推测可能是用这种方法处死的。

另有一种，就是将殉葬者手脚捆住，摆成一定姿势(造型)，将其“活埋”。

为了让殉葬者失去反抗能力，有时会使用麻醉剂一类的东西，让其“安乐死”。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古墓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的殉葬女性四肢存在被绳索捆绑的痕迹，这应该是当时被强行殉葬的。有的殉葬女人屈肢侧身，脸朝男性，则是死后(也可能未死前)被摆弄成的姿态，是一种造型，自然死亡者是不可能有那种“规定动作”的。

1987年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墓主为一身高约184cm的壮年男子，仰身直肢葬，头南足北。墓室的东、西、北三个不同方向有三个龛室，内各有一具小孩的尸骨，朝向不一。这三个小孩专家认为就是殉人，是被活活弄死后摆出的形状。

明人沈德符编撰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几例《发冢》故事，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嘉靖八年，山东临朐县有大墓发之，乃古无盐后陵寝，其中珍异最多，俱未名之宝，生缚女子四人，列左右为殉，其尸得宝玉之气尚未销。以上俱本朝近事，故记之，远者不及详矣。”

沈德符所记四个殉葬的女子，即被捆绑后杀掉。从中可推测出，采取捆绑方式结束殉葬者的生命，并不鲜见。

从野史著述中，还发现更为残忍的结束殉葬者的手段——铁钉固定。

清文人袁枚在《子不语》中记录了一则《秦中墓道》的故事，“刘刺史之邻孙姓者掘沟得一石门，开之，隧道宛然。陈设鸡犬罂尊，皆瓦为之。中悬二棺，旁列男女数人，钉身于墙。盖古之为殉者，惧其仆，故钉之也。衣冠状貌，约略可睹。稍逼视之，风起于穴，悉化为灰，并骨如白尘矣，其钉犹在左右墙上。不知何王之墓。亦有掘得土人作卧形者，有头角四肢而无耳目，疑皆古尸之所化也。”

当然，结束殉葬者生命的方式很多，最直接，也最省事的手段当是“砍头”，直接将殉葬者带到墓地，就地弄死。

但这种手段为后世弃用，祭祀除外。原因是，这种方式不能保留全尸体。后世讲究全尸时，猎杀方式就不会是砍头了，而是直接将其放血刺死。所以，砍头多在早期或牲祭时才会出现。在奴隶社会等早期奴隶主墓穴考古中，曾发现殉葬者的头被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而尸身则另摆一处，推测就是生前遭砍头。

古人筑墓有用人头作祭的习俗，在墓穴开挖的不同阶段，会将人头与猪头狗头一样砍下来，当做“牲”来做祭。1934年到1935年间发掘的殷墟第1400号王陵附近，曾发现一片殷王室的公共祭祀场所。人牲坑中分别埋放着全躯人骨、无头肢体、无肢体的人头，总数近2000人。

殷墟的考古挖掘跨越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1949年后发掘的M1001号被推测为商王武丁墓，有殉葬者(包括牲人)达225人，与墓主同穴有96人，是殷墟王陵大墓中殉人最多的一个。附近有大片祭祀坑，内有大量的人体骨架，全部尸首不全，这些殉葬者被结束生命时都应该是被砍头。

殷墟考古中发现的人殉和牲殉太多。如有一种墓中，墓室内有规则摆放着34颗人头，这些都是殉葬者的头颅，也应该是遭砍后葬入的。1972年在山东益都发现的“亚丑国”墓地，内有一座四墓道大墓，共有48名殉人；另有一座大墓，墓室四角各放置武士头一个。殷墟发现了大量的殉人葬坑，疑多是参加筑墓的奴隶。这么多人不可能是一个一个杀掉的，很可能是集中起来，通过武力手段解决。

殉人死后并非都能获得与墓主同居一室的待遇，除了极亲密的配偶，能像郢靖王朱栋6名殉人那样，被安置在地宫前耳室内，则是一种幸运和良好待遇。有的只是头颅置于墓室口或墓道内。在殷墟M1550王陵遗址西区东北部墓，墓底中心有腰坑，内埋1犬。四角各有1坑，每坑内埋1人，北墓道近墓室口部有每行10个的人头骨数列。

还有放之于棺椁四周，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殉人摆放方式。生前受到墓主宠爱或器重的，会有葬具，如棺木装殓，否则则不给葬具，裸身而埋。罗泊湾汉墓的7名殉人便得到了安葬，有棺有席。如果是现场殉杀的，可能就不一样了，齐桓公墓有人殉葬，但“骸骨狼藉”，很可能就是匆忙中的行为。

殉葬是古代世界范围内的野蛮丧俗

虽然中国古代的殉葬现象一度很盛行，但殉葬却非中国古代所独有，殉人制在世界诸多民族中间都曾出现过。

古埃及是人类丧葬文化同样丰富的国家之一，国王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如今已成为人类建筑的典范，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曾被认为是“外星人”所为。埃及在干尸(木乃伊）保存技术上，十分先进，与中国古人的湿尸保存水平不相上下，古埃及的殉葬现象不逊于古中国。古埃及的人殉史也与早于公元前3000年，不晚于第一王朝。

古埃及国王最早采用的陵墓并不是闻名的金字塔形状而是马斯塔巴(Mastaba)：长方形坑用石灰石砌成，地坑被分成五个小间，居正中的大间用于贮放死者(相当于中国帝王陵的“地宫”所在)，外形为长方形。第一至第三王朝的国王都是这种陵墓，王陵都有后妃、近臣和奴仆等大量的活人殉葬。

埃及的盗墓现象一度也很突出，古埃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都是盗墓者发现的。1881年抓到一名盗墓者，塞提一世等法老的陵墓才被发现，考古专家找到了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一座很隐蔽的陵墓。共出土木乃伊40具。这些木乃伊不少都是生前地位较高的殉人。

谢选骏指出：《墨子·节葬下》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大概因为墨子是宋国人，说的是商朝的习俗及其传承，因为周朝及其直系属国的风俗就不是这样的。

《研究证实殷墟大规模殉人来源：是俘虏非奴隶》（2016-07-25 中国新闻网）报道：

在殷墟持续88年的考古发掘中，有一种发现同甲骨坑一样令人震惊：2500座以上的祭祀坑，密布在西北冈王陵区，这些以人祭为主的坑葬有规律地成排分布；200多年间，数以万计的活人被商王室当成祭祀祖先的祭品惨遭杀戮。

“最新科学研究结果显示，西北冈祭祀坑里的殉人，不是奴隶而是商人的俘虏，他们是曾与商人为邻、被强大的商人逼迫至西北地区的羌人。”在纪念殷墟成功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了新的研究成果。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殷墟王陵祭祀坑人骨与羌人的种族与文化》启动，安阳工作站与加拿大学者合作，利用成熟的锶同位素技术，寻找殷墟西北冈殉人的来源。

项目的研究起源于两组数字的奇妙联想。在研究祭祀坑时唐际根发现，人祭坑是成组分布的，按组来统计坑里的人骨头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成组数字是10、30、50、100、300……甲骨卜辞中商王祭祀祖先时也频频出现十羌、三十羌、五十羌、百羌、三百羌……将两组数字联系起来反复推想，唐际根推测，祭祀坑里的殉人说不定就是羌人。

项目组的专家们到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一带，寻找商代的人骨头和牙齿。早些年间，著名学者夏鼐和俞伟超曾分别猜想，西北地区的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曾是历史上羌人生活的区域。同时，项目组又在殷墟祭祀坑里新出土人骨头和牙齿。

将获取的两组骨头锯开、比对，锶同位素技术比值非常接近！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一桩谜案被破解：殷墟祭祀坑里的殉人确实是羌人。这些羌人一般是被虏来后随即杀掉，如果当上一两年奴隶，锶同位素的比值就会有变化。

殷墟司母戊鼎所在大墓的墓道里，也有22个用于祭祀的人头保存完好。用锶同位素技术一测，大部分也是羌人。

早在1974年，主持编撰大型文献资料《甲骨文合集》的著名学者胡厚宣，就依据他所读到的2000片甲骨文统计出，殷墟14000人祭中，就有8000个是羌人。

“羌人曾经人口众多，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为邻，由于商王朝社会发达、技术进步，不断将羌人逼迫至西北地区。”唐际根说，“今天的羌族也生活在西北地区，2006年人口普查时还有30万人。但在商朝被作为殉人的羌人，是否就是今天羌族人的祖先，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谢选骏指出：失败的羌人今犹在，胜利的殷人已灭绝。

《西周灭商灭其国而存其嗣导致当时宋国等地还出现殉葬》报道：

人类历史上以人为牲的野蛮行径不绝于史，比如古犹太和克里特岛，但如此大规模的人牲祭祀，与世隔绝畸形发展的阿兹特克帝国之外，就只有商朝了。在商朝人牲祭祀叫“用”，甲骨文里经常有关于问人殉数量的卜辞 。妇好的夫君武丁之时号称商朝的“全盛”时代，但光是从挖出来的甲骨文统计，武丁在位期间至少就杀了八千多人祭祀。至于没发现、没记录下来的就更不用说了。那加起来数字得有多大恐怕就没人知道。反正武丁规模最大的一次人祭，就杀了三千人。

而这么血腥的动机就是“信仰”，也就是信鬼。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殷尚鬼”，这在当时就是商朝的“政治正确”。从这里看，幸亏有武王伐纣，尤其是周公东征，中国文明才开始变得仁义和理性。没有文武周公和太公召公这些大救星，中国文明沿着殷商的路子走下去，一准得让四夷灭个干净。

殷墟商朝文化的六大特征，即制陶业新发展、青铜铸造、文字系统、战车和石刻、大墓及人牲。商朝甲骨文上记录的祭祀用人牲种类数量繁多，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被用作祭祀用品，甚至有时整个族群都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商朝人牲以羌（女性写作“姜”）为主，也有尸（东夷）人。体质人类学家杨希枚曾在李济的嘱托下研究过殷墟祭祀坑头骨，结果是蒙古人种最多，但也有太平洋尼格罗人、高加索人、波利尼西亚人，及疑似爱斯基摩人。很多甲骨文都记载了如何屠杀人牲的方式，比如说斩首叫“伐”、对剖之后挂起来叫做“卯”、被剁了砍了叫“删”、被劈了叫“刿”。再穿，被火烤死叫“烄”、扔到水里淹死叫“沈”、活埋叫“陷”、挂架子上陈列叫“俎”、被制成整个的“腊人”叫“箙”、扔到鼎里炖烂的人肉汤叫“胹”了……

在殷墟考古中有个重要的词叫“祭祀坑”，这就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大多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也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八到十个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一百九十一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一千一百七十八人。

而且最遗憾的是——周武王和周公没有灭了商朝，而只是终结了商朝的“天命”。在牧野鹰扬，纣王自焚后，姜太公和周武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处决了一批商朝的战犯。但商朝原有组织一概保留。所以就发生了一个现象，西周时代，只要是周人文化圈子里的诸侯国，都没有人殉；而商人文化圈里的诸侯，还时常搞人殉。甚至宋襄公还杀鄫国国君行人牲。

但人殉和人牲是历史的潮流，自周朝起，人殉和人牲便不具有正当性。甚至于能和“人牲”有一点联系的事物都会被否定。比如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而且也表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谢选骏指出：猪猿獐（“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淮夷，所以特别残暴，大约承袭了殷商的残暴。而“商王人殉祭祀坑显示了跨太平洋的特质”，则体现了环太平洋种族与文明的基层共通——1、环太平洋的种族同一；2、环太平洋的文化同一；3、东亚与美洲是一个人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