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八九民运挖掉了共产党的老根

《六四30周年特辑之五：民运爆发八九 偶然中的必然》（2019年5月25日 BBC）报道：

5月23日，天安门城楼更换被墨汁泼污的“毛主席狗像”。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1989年的春天，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热季。在这一年，有好几个大的纪念日巧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1989年伊始，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

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释放10年前因言获罪，一直被关押的政治犯魏京生。

公知上书

这封信，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了一连串反响。

2月中旬，由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呼吁，支持释放政治犯。

紧接着，2月26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专家许良英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包遵信，《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等人带头起草了有42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至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

许良英教授已经在2013年以93岁高龄去世。这位中共建政前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老共产党员，在1999年“六四”10周年之际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89年的那个春天：

“89年有两个大事情：一个是‘五四’运动70周年，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因此我们想应该在89年很好的宣传人权、民主理念。到89年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着手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有四大要点：

一个是呼吁政治改革。第二个是必须保障公民权利。第三呼吁释放因思想言论获罪的人。第四个是体谅中国科学家生活的困难，国家应该增加科学教育经费。”

1989年伊始，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方励之“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授直到2012年去世。

紧随其后，又有由前《光明日报》记者，作家戴晴牵头的43人公开信。

政治春潮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已有之。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两个月内数次大规模联名上书，要求大赦释放政治犯，这还是第一次。

签名活动引起的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对后来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起来要求民主的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然而，在1989年之春掀起的大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公开要求关注人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导致这一局面的言论松动和思想界的活跃，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初见端倪。

香港政论家，《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一书作者丁望，对那个历史时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BBC中文记者分析说：

“中共党内一直有比较开明的一派，这些人也希望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够慢慢的起步。在1985-86年间，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有了一些变化。胡耀邦（时任中共总书记）启用朱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鼓吹‘宽松、宽容、宽厚’，这个对知识界影响很大”。

1980年代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个政治“小阳春”。

“言论假期”

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丁望先生称这段时间是“言论假期”。

于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开始了各种探讨，从学术自由到新闻改革，政治改革，无不涉及。

突破“禁区”的言论也获得了宽容。在美国的政治异见者、政治刊物《北京之春》的编辑胡平认为，对思想言论控制的松动，引发的是人们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怀疑：

“在1986年我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原来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怀疑。而共产党的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意思形态的统治，它的意识形态一旦遭到质疑，那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

“八六学潮”

1986年发生的学潮，便是对官方意识形态质疑的一个突出表现。

1986年12月中旬至1987年初，中国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进行政治改革。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

86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中共在全国展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然而，开放、要求言论自由的趋势已无法阻挡。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由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已故著名作家，“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顾这段历史：

“87年反自由化运动显然是要把新闻自由进一步缩小。结果赵紫阳上台后往总书记的位置上一坐，他就看到了全国的大势所趋。他作为中国头号政治人物他有责任，所以他就开始搞政治改革，13大上提出扩大新闻自由。所以到了88、89年的时候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但没有比86年收缩，反而创造了新的高峰。许多过去不能写的东西都可以写了。比如88年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光是人民日报就连篇累牍发了十几篇的报道，基本是反对三峡工程的。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好”。

CCTV《河殇》电视片头————百家争鸣——政治宽松气氛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作进一步的反思，出现了几个热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代表：

“在20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河殇》试图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进行批判，针对的是中国非民主化的现实政治。在更深一层次，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邵智等人，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中国知识界的探讨带动了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到了1989年初，当时在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张伯笠回忆道：

“1989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是一个最活跃的时期。我晚上去听各种讲座的时间比白天上课的时间还要多。讲座什么内容都有，有经济的、有文化的、有体育的、有外交的。（主办讲座者）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像学生比如像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基本上我觉得在北京大学你想讲的话没有不可以讲的。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认为是经历的最好的时期。”

香港政论家丁望认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激发起了忧患意识，它激励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感，促进了他们参与改革、争取民主的意愿。

从知识分子1989年春要求人权的签名信开始，忧患意识下的使命感显示出了它的动力，成为后来八九民运发生的一个关键条件。

对话机制

政治宽松气氛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大学里建立协商对话渠道的尝试。

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1989年前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吴国光（“六四”镇压后离开中国，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对BBC中文记者谈到这一尝试的背景时说：

“对话这个要求是当时所谓的改革派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在1986年、1987年，甚至更早，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就叫《要提倡和人民群众对话》。后来到了赵紫阳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要对话了”。

1989年在长沙读书的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后来成为湖南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卢四清对BBC中文记者回忆他们大学当时的氛围：

“我记得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的对话。直接对话，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正是这样的气氛才使得89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去关心政治”。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86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

社会不满

到1989年春，中国在思想繁荣的同时，经济改革却陷入困境。1989年，中国的城市通货膨胀率达到18.5%并高居不下。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这成为后来民众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年，25岁的韩东方还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一名电工。学生上街后，他参与组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支持学运。韩东方这样回忆当时他作为一名工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感觉：

“到1989年，改革开放进行了10年，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很困惑，感觉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它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工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有权有势的人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变成了什么老板，所以下层老百姓在观念上就越来越不接受了。”

吴国光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也加重了人们的失望和不满：

“政治改革终于在经济改革进行了近10年后，在86、87年提了出来，民众对此抱有很大期望。但是，各种既得利益势力的反对迫使政治改革的步骤不得不放慢下来，这样一个期望的破灭就使得民众对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借着要求政治改革的口号宣泄出来。”

《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心态：

“实际上当时的社会情绪，是经过10年改革后，人们的欲望有所提升的结果。客观的讲，89年民运爆发之前，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显然要比过去好的多，并不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坏而无法忍受。由于长期受到的压制，他们已经想象不到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社会不良现象本身使得人们觉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相反，是由于情况在好转，使得人们对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更强烈的要求。”

一触即发

民众的不满，思想的活跃，加深了中共党内当权者的分歧。后来被指为89民运“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的已故原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在纽约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89年局势的发展，也走到了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

“上层这帮元老和左派们，对经济改革，他们认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强烈反对；对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是在削弱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也强烈的反对。而对于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思想界的活跃，他们也不能容忍。所以到89年，党内保守势力也认为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

1989年春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已故作家刘宾雁曾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中国时局：“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当时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中国的大学生立刻首先行动起来，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晚，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发出了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呼声。

胡平认为，胡耀邦的死之所以对89年的那场运动有如此强的号召力，这同胡耀邦本身的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是前共产党总书记，他的符号是一个很正统的符号，人们表达对他的悼念，就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合法性。同时， 胡耀邦两年前又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的，悼念他，对共产党的现实统治就又有了一种挑战的意味。这两点加在一起，就让胡耀帮成了导火线”。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说：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所以，用广场的形式，用集体上街，就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方式。”

一场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就这样在1989年春天的中国大地爆发。

那么，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和主体的大学生，在运动展开后表现如何？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这场运动的角色？

未完待续。明天请继续关注“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六：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

谢选骏指出：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失败了”，说这话的人是缺乏国际眼光——因为，从全球范围看，八九民运激发了东欧革命和苏联解体，最终挖掉了共产党的老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六：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BBC 2019年5月26日）报道：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初生牛犊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王丹：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彤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已经确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和对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谢选骏指出：八九学运和民运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后来折戟沉沙了——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八九民运已经挖掉了共产党的老根，他们的历史作用早就完成了。“见好就收”的“收尾”，落在了东欧自由和苏联的解体——没有六四屠杀，社会主义的多米诺骨牌不会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