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人口贩卖的难民工程

《52人带着50美元远赴美国，彻底改变了中国！》（2021-12-16 INSIGHT视界）报道：

1978年的7月10日，凌晨3点。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要知道，除危机情况外，这个点很少有来电。

来电人是时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当时正在北京。

接起电话的卡特有些紧张，他警惕地问道：“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对方答：“不是，是邓小平问了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5000名中国学生来到美国留学。”

卡特长舒一口气，并欣喜地回：“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10万名中国学生。”

001.

1978年，届时的中国刚刚复苏，邓小平决定向发达国家输送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出国，这是他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速见成效、提高中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之所以这么坚定，是因为邓小平也是留学的受益者。

赴法留学，使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大海，认识了周恩来，在那里决心改变中国。

当时的中美还未建交，美方也没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毕竟，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如此的陌生和遥远。

当美国家庭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相关的漫画。

这种缩小差距的追赶，需要莫大的勇气。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就派出5000人。

因为各种原因，那一年的名额只有52个。

1978年11月14日，教育部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首批人员赴美日期的函件

经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的层层选拔后，最终的出国名单终于定了下来。

柳百成就是名单中的一员，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便在动乱中也没有放弃学习，白天搬生铁、熔铁水、浇铸件，到了晚上，就捧起一本英文版的《美国铸造学会会刊》啃了起来。

柳百成当年有一尺厚的英文笔记

厚厚的英文笔记，成了他之后留美的通行证，可激荡了10年，更多的是英文一塌糊涂的中国人。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唐占晞回忆那一批留学生面试签证官的场景——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1978年12月26日抵达美国的通关表格

1978年12月26日晚，北京下起了雪。

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

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

52名留学生对美国既向往又陌生，他们还在飞机上讨论过，美国用不用粮票。

1978年12月26日，方毅副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首批赴美访问学者并合影

国家给这52名学者准备了总共50美元的“零花钱”，平均每人1美元都不到，足以见得，当时中国的经济有多“拮据”。

这些钱一直被领队柳百成小心翼翼地揣在兜里，大家伙到了机场的中转大厅，连厕所都不敢上，“怕要给小费。”

当时的中美还没有通航，经历了近20个小时的飞行，52名留学生终于平安抵达美国。

1978年12月27日，抵达美国纽约机场的中国赴美访问学者

柳百成兜里的50美元一分未动，本来这笔钱准备上交给大使馆，但被谢绝了，大家伙就商量着买几卷胶卷，在华盛顿拍照留念。

多亏这几个胶卷，留下了他们初到美国首都，在国会大厦、白宫附近的身影。这些身影从此永远留在中美两国交往史中，留在中国留学史上。

1979年1月1日，来自清华大学的9位学者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留影

52名留学生在美利坚大学和乔治城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强化英语学习后，就分赴各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紧张学习。

柳百成去了威斯康星大学，他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人士。

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学电子显微探针实验室

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半后，他在最后一个学期转入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学系学习。

1979年初乔治敦大学校报刊登了中国学者接受采访的情景。照片中的人物是柳百成（中）和张育曼（右）

住在房东家时，柳百成看到房东八九岁的儿子在玩苹果电脑，虽然当时的他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还是敏锐地察觉到，电脑可能会改变人类社会。

就这样，年近50的柳百成跟20多岁的大学生在一起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最开始很吃力，但柳百成一心想着将先进技术带回中国，他就几乎在每晚8点都带一杯咖啡到机房，编程序到夜里两三点。

1980年，柳百成在MIT与导师M.Flemings教授合影

柳百成回国后，开辟了计算机技术和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他的团队发明了国内第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模拟仿真软件“铸造之星”，把传统的铸造行业提升到了高端技术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这52名留学生日后都成了各领域的佼佼者——

其中有7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南明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应隆安、密码学专家裴定一、地球物理学家吴如山3人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名。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了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赴美学习30年纪念会上，当年的学者再聚首

这52名留学生是射向遥远天际的一道晨曦，由此天将破晓，灿烂的朝霞就要升起，辉煌的旭日随之喷薄而出。

在他们身后，留学潮涨潮了，一浪接一浪涛声不竭，浪浪相逐，声势愈加高涨，蔚成中国留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

在这个留学大潮中卷起的浪花，最先涌向美国，随后涌向日本，然后是西欧，再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扩展，接着向俄罗斯、印度、韩国……向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国家涌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动着一股出国热。

当时出国有公费和自费两种选择。

虽然自费留学制度逐渐放宽，国人对留学的渴望被彻底点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筹备出国留学这件事，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手续繁琐、经济实力等方面因素，能自费出国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争取数量有限的公费名额。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相中”了一个叫林毅夫的学生，将其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读。

同年，北京大学的大三学生易纲被公费派往美国大学学习经济和管理，易纲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为了赚取生活费，他每周都要去校食堂刷盘子。

睡在易纲“上铺的兄弟”海闻也想出国，但没有拿到公费名额，不过这并不能阻挡他去国外深造的决心。

既然公费不行，那就自费留学。

海闻大三就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北大图书馆没有国外学校的资料，他就骑着自行车去到北京图书馆查询，虽然查到的都是美国各大学多年前的招生简章，但海闻还是会按照上边的地址，一封封寄信。

最后，海闻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1982年初，海闻初到美国

林毅夫是三人中最早回国的，他是中国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家。

易纲和海闻都分别获得了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但他们还是毅然选择回国。

1994年，林毅夫、易纲和海闻等人一同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后来，这三人也分别有了新身份——

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林毅夫：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

海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那些年，见过发达国家模样的中国人，总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祖国也变得越来越好。

1980年的12月底，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仓库门口，46岁的陈春先站在寒风中，与一个个骑着自行车前来的人热情地打招呼，来的人共有14个，他们都是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和力学所的研究人员。

老陈准备撺掇着大家一起搞件“大事情”。

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学才子，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早年留学过苏联，曾跟陈景润一同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

在老陈去了三次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之后，他决心要让中国也拥有自己的硅谷。

他圈定的“中国硅谷”的地点，就是中关村。

陈春先是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可以说，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

1984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景象

2017年，中关村已经取代硅谷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中心！

到了1985年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从最初的52人增长到了3.8万人。

之后中国十余年的辉煌，属于他们。

这一年，浙江农家子弟吴鹰揣着30美元来到美国，飞机上花了1美元买啤酒，在机场还给难民献了2美元爱心。

最后兜里只剩下27美元的吴鹰在美国新泽西州开始了他的留学、打工生活。

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期间，吴鹰的美国经理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一万人的高科技通信公司。”

10年后，他创办UT斯达康公司，靠一种叫“小灵通”的电信产品闻名一时。

熟悉吴鹰的人都知道，在所有的成就和荣耀之中，吴鹰更看重的是他的中国人身份。所以，才有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那几年，有很多人陆续选择了走出国门。

1987年，徐小平来到加拿大，当时为了出国，他还拍卖了最心爱的格洛弗音乐词典。

徐小平一路刷盘子，才把自己“刷”到毕业。毕业后，什么工作都尝试过：外卖员、翻译、卡车司机，甚至是全职奶爸。

直到40岁，徐小平才被俞敏洪给叫回了中国，之后也就有了新东方与“三驾马车”的故事

“我知道，中国才是能让我枝繁叶茂的土壤，只有在中国，我才能找回我自己。”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霸张朝阳比徐小平早一年出国。

1986年，他在与全国各高校700个尖子生的厮杀中突围，靠着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

在张朝阳来到美国的一年后，李彦宏才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但他在大三就明确了自己要出国的志向。

从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毕业户的他，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从华尔街离开，加入硅谷著名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成为创建 EPS 技术的第一人。

当时的李彦宏，年薪已经10万美元，同时还坐拥华尔街道琼斯子公司70余万股期权。

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和徐勇揣着120万美元回国，创办了百度。

沈南鹏和梁建章都在1989年来到美国，沈南鹏先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之后又退学报考了耶鲁大学商学院，复旦天才少年梁建章则去了斯坦福拿了个经济学博士。

10年后，沈南鹏、梁建章等人携手创立了携程。

梁建章与沈南鹏早年合影

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雄狮沉睡了许久，但一些人正在用国外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慢慢唤醒她。 

1993年，中国进一步放宽了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正式确定：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虽然只有十二个字，但“来去自由”却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转变，表明出国人员进出国门不再受到约束，这等于给方兴未艾的出国热加了一把火，许多人在海外亲友的担保下开始自费出国。

与此同时，9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起点感的时期。

尤其是Internet的到来。

1993年，互联网在美国尚且都是一个非常新潮的玩意儿，更何况是在那会儿压根还没接入Internet的中国。

但在这一年，却有一个留学生写了一篇长文《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这也是中国最早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文章作者，就是中国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奠基者，田溯宁。

田溯宁

像一个先知一样，田溯宁预感到或许这是一个缩短中美差距的绝佳机遇，他已经做好了将Internet带回国的充足准备。

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BBS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业界的前途。这个讨论区，第一个登录的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

丁健

很快，田溯宁和丁健两人就合手创办了以Internet技术为核心的亚信公司。

1995年1月，邮电部开始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开通了北京、上海两个接入Internet的节点，这个工作，就是亚信完成的。

这件事成了中国互联网诸多事件的开端，也打开了那无比神秘的黑匣子。

很快，狂欢开始了。

长期客居他乡，虽然拿着高薪，但始终找不到自我，这种感觉常常将张朝阳折磨得疲软无力。

1995年，张朝阳在31岁生日后的一天回到北京，走下飞机舷梯，没想到11月的北京这么冷的张朝阳搓了搓手。

其实张朝阳也不知道要回来做什么，但他只知道，必须要回到中国来。

后来，他仿照杨致远的雅虎网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门户网站搜狐。

1998年的某一天下午，清华大学9号楼男生宿舍走道上，3名穿着打扮明显不是学生的年轻人拦住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男生问：“你们系计算机技术最好的人在哪里？”

被问的学生一愣，他想起了科技协会主席周枫，便指着最边上的一个宿舍门说，“在那里，叫周枫。”

周枫听说这三个年轻人在创业，于是也开始了自己在这家创业公司的兼职生涯。

而这家公司，就是在1999年创立的ChinaRen，也就是后来的人人网。

那三名年轻人分别是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创业时，杨宁最小，只有22岁，陈一舟最大，28岁。

在清华宿舍楼里，被拉进ChinaRen成为打工人的周枫，后来也以GRE满分的成绩，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研究生。

回国后，周枫成为了网易有道CEO.

1999年，是神奇的一年。

李彦宏、陈一舟、周云帆、杨宁、黄沁、张永青、唐海松、邵亦波、沈南鹏这些在美国混得得风生水起的留学生都纷纷在1999年卷入中国的互联网江湖。

梁宇也从加拿大兴致勃勃地回到国内，他与在广州的Fishman会合，一起创办了天夏，在2000年7月推出图文MUD《天下》，他们不曾想到的是，他们撬动了中国互联网最赚钱的一块蛋糕——网络游戏。 

除了互联网，科技界也因为一名留学生的归来大变天。

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邓中翰，是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1999年回国后，邓中翰马不停蹄地在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邹胜龙回国的脚步要比上述留学生晚上几年。

虽然邹胜龙的爸爸邹德骏是个传奇人物，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拥有多项发明的发明家，但当时为了给邹胜龙凑出国的生活费和学费，也掏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1997年从杜克大学拿到计算机科学硕士后，他去了硅谷面试。

当时邹胜龙选了两家有适合自己岗位的公司，到了地方才发现，这两家公司就开在一起，右边的一家占据了两层楼，而左边那家只开在地下车库，邹胜龙想当然地选择了右边的大公司。

最后才知道，地下车库那家公司，就是Google.

其实邹胜龙本来只想当个普通的打工人的，就在他准备开始申请绿卡、买房，一步步融入美国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留学生朋友李彦宏、徐勇、杨宁都回国创业了。

百度和ChinaRen获得了巨大成功，被卷到的邹胜龙决定回国，和杜克大学的同学程浩一起创业。 

于是，也就有了迅雷。

无论是留学市场，还是国内的创业环境，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千禧年悄然来临，在世界洪流中激流勇进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从2002年开始，中国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90％以上。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归国潮”。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让他们不想再做巨变的旁观者，而是投入其中，做巨变的创造者。

这其中，也不乏确实拽动着中国往前走了不少的海归精英。

1982年，黄大年在毕业赠言册上简短有力地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993年初冬，黄大年踏上了去英国利兹大学深造的路途，他朝着给他送行的同学使劲挥手，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出：“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在英国的那几年，黄大年已经摸到了他所在领域的国际天花板——

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

事业骄人的黄大年，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祖国。

“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黄大年（右）与其父母、女儿在英国的合影

2009年的一个冬日，黄大年顶着纷飞的雪花，从英国归来，他的决然，震动海外。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在生命中的最后七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中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5年的成绩超过了过去50年，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海归大佬，投入了祖国的怀抱——

迄今为止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华人学者姚期智“归心似箭”。

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与杨振宁一同放弃美国国籍，在清华大学先后创办“姚班”“智班”“清华量子信息中心” “交叉信息研究院”。

姚期智亲自授课，指导论文，十余年间，将一批又一批的拔尖创新人才输送到世界学术舞台。

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施一公，也回来了。

在美国，普林斯顿给了施一公做研究最好的环境，还出资送了他500平米的独栋别墅、1英亩的花园，但施一公选择了通通放弃，他要回到母校清华，育人。

2009年至2017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国人才带领下，已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文70多篇，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

而施一公的老师，正是1978年公派出国留学的1/52的现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南明。

是育人，也是传承。

除此之外，学成归来的还有各界的领军人物——

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谢晓亮、高能物理王贻芳、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他们的回归使中国在各自领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谢晓亮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陈宇翱、陆朝阳先后回国，三人三夺世界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最高荣誉——菲涅尔奖。他们在回国后组建了一支中国物理界的“梦之队”。

潘建伟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圆满完成了包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在内的三大既定科学目标…

英国《自然》杂志评价：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劲旅。

潘建伟与墨子号模型

43年，能干什么？

43年，中国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一。

4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能从52人，累计达到700万人。

43年，我们能从仅有几十人回国，到2009年回国人数突破10万，再到突破40万，甚至可能迎来100万。

潮涌东方，势不可挡。

网民嚎叫：

镢头 今天 04:18

“ 国家给这52名学者准备了总共50美元的“零花钱”，平均每人1美元都不到，足以见得，当时中国的经济有多“拮据”, 草泥马，中国当时无偿援助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等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花了多少美元呢？

Sans2000 今天 04:03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Sans2000 今天 03:54

令人想起清朝的第一批留學生…歷史不斷重復，中國還是中國。

小蒲公英 今天 02:43

很快习总就会把他们这群为虎作伥的家伙关进牛棚！

kshdjj 今天 01:44

50五十人只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

forfunny1 2021年12月16日 23:44

共匪误国误民，还有脸吹嘘！

谢选骏指出：邓小平送人出国，一方面在翻拍自己流窜法国的难民经历，一方面在落实毛泽东的难民工程——毛匪1976年死前几年在北京会见尼克松、基辛格两个贼人的时候，就公然提出，要送给他们一千万中国妇女，交换一些毛贼想要的东西。但是尼基二贼知道这违反美国法律，一时无法落实，只好记录在案。周恩来知道了，赶紧要求删去记录，可是这也违反美国法律，这样罪证才被保留至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在落实毛泽东的人口贩卖的难民工程。黄赌毒，都是毛泽东死相的尾大胜利。

谢选骏：“集团”是不会思考的

国学频道《朱大可：仓颉造字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2018-08-08报道：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四种伟大标志。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里宣称，直立行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类史书写中被不断重演。当人们需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人展开对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在“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作“文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墙，并能够容纳5000名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迁，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播种期”里，人类借助逃迁和贸易，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人类的分野：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人们正在目睹苗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梵文字符民族（2.6亿）、孟加拉文字符民族（1.25亿）和日文字符民族（1.18亿）。字母民族则包含罗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民族（2.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2.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分。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作“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文。凯文·凯利满含希望地宣称，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最大噩耗。

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

此刻，在经过一系列的逻辑铺垫之后，我想回到汉字起源的话题上来。既然人类被分为“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两种，那么我不妨来看一下字母民族的基本情况。

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第一份闪米特字母表，又过了1000年，由它演化出伟大的腓尼基字母表，并且从中发育出阿拉米字母和希腊字母（公元前800年），这种记音模式最后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

“字符民族”的历史，要比“字母民族”长至少2000年，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形态。公元前4000年，考古学家称为“乌克鲁第四期”，史上第一种象形文字在苏美尔地区神秘诞生。它是1000多个表示神灵、国家、城市、船只、鸟类、树木等名称的图符，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国王的英名，被发现于伊拉克古城基什（Kish）。由于它的出现，一个最古老的文明，跃现在泥版的粗糙表面。

那些文字有时被书写在莎草纸上，并因腐烂而没有得以存留，有时也用尖锐的芦苇笔写在黏土版上，这种笔通常用石刀切削而成，书写方向从左到右依次为水平排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片，可以在窑炉中用柴火烧制成陶版，藉此让这些文字成为永恒的事物，但假如无须持久，也可以将其粉碎，加以回收利用，制成下一块新的泥版。

从这种原始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出了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文字的第二代样式，起始于公元前3500—前3200年，其中第一份苏美尔文件的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而地点在伊拉克的杰姆德纳塞地区（Jemdet Nasr）。有人估计，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500万个楔形泥版，但其中仅有大约3—10万片被阅读或发表。大多数泥版还在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库房里沉睡，等待被一个新的咒语所唤醒。

从公元前2900年左右，许多象形文字开始失去原有的功能，字形从1500个减少到600个，写作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语音表达。

晚期楔形文字改进了苏美尔原型，象形笔画被简洁化，达到极高的抽象水平，它只有五个基本的楔形形状：水平、垂直、向下对角线、向上对角线，以及由两个短小的对角线构成的碰壁线。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双重意义。这很像是日本文字，它用中文衍生的脚本写成，其中一些中文字符被用作表意标志，其他的则作为表音字符。

苏美尔铭文的价值逐渐被周边民族所接受，他们藉此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它已被普遍运用，其印迹遍及整个西亚（近东）地区，并适应了阿卡德、埃拉米特、埃布莱特、赫梯、哈特、卢维、赫利安和乌拉尔等不同语种的书写，直到新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911—前612年）时期，这种文字才逐渐被腓尼基字母和乌加里基字母所置换。

苏美尔的早期象形文字，为埃及人提供巨大的灵感，促使他们发明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第一个被发现的完整句子，刻写在第二王朝（公元前2800—前2700年）墓穴里的一枚印章上，它像一根细小的火柴，引燃了埃及文明的明亮火焰。

苏美尔象形文字还通过贸易影响了印度河文明。公元前3500—前1900年，在印度北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沿岸，浮现出三座传奇城市——哈拉帕（Harappa）、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在其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染色棉布、轮制陶器、小麦、大米、蔬菜、水果、公牛和家禽，以及大量刻有动物符号的印章。

有人认为，这种符号是一种独立的象形文字体系，学界称为“哈拉帕铭文”（Harappan script），有人通过印章、小型泥版、陶罐和十几种其他材料，共列出3700个印章和417个不同的符号，并发现平均题字含5个符号，最长的题字在一行中含有26个字符，此外还发现了从右到左的写作方向，而这个方向跟苏美尔铭文恰好相反。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计算机研究中，科学家将它的符号模式，与各种语言铭文及非语言系统（包括DNA和计算机编程语言）加以比较，发现印度河铭文的模式更接近口语，因而认为这是一种尚未被认知的古老文字。

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不是线性编码的文字，而只是一些独立的非语言符码，用以标记家庭、氏族、神灵和宗教信仰，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用模具批量生产的贸易记号，跟古中国人在陶器（玉器）上留下的原始刻符极其相似。很少有人相信，这些原始陶符的出现，意味着文字体系的隆重诞生。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坚持汉字本土起源说。但近年来，汉字外来说也有所抬头。有人认为，正是以“印度河铭文”为中介的“苏美尔铭文”，向殷人提供重要的创造灵感，成为中国人发明文字的启示性原型。在成汤革命爆发的几十年内，甲骨字被密集地创造出来，效率如此之高，只能出自官方有组织的运作，而非文化自然发育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字形，跟印度河乃至苏美尔脚本，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合，而这种超越概率的高相似性，似乎无法用所谓“巧合论”加以解释。但要真正弄清两者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比较文字学的精密研究。

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源于南北朝后期和唐代的佛教故事，它指出仓颉是印度三仙人之一，梵天大神派他们下凡到人间，分赴天竺与中华两地造字，分别弄出了汉字、梵文和佉卢文三种文字。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神话传说，旨在暗示中国文字缔造的异域影响。

仓颉是一个负责字造的祭司集团

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在商王国期间（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文字体系，人称“甲骨铭文”，这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字族，其成员多达4100个，其中出现最多的常用字为1000个左右。它们被雕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然后被加热直到出现裂缝。王室的祭司，可以通过裂缝的纹样和走向，预测各种未知事件。

这些神奇的动物骨头被命名为“卜骨”，其上的铭文最短几个字符，最长有30—40个字符，记录了王室与祖先精神沟通的结果，其议题包括生死、战争、气候、收成和祭祀仪式，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提供了这项伟大而独特的发明？

中国历史典籍曾经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沮诵，据传是黄帝的右史，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遗忘。

被史官反复提及的是另一个名字——仓颉。这位造字英雄姓侯岗，仓是他的封号，或者是他担任国王的那个国家的名字。“颉”字在《诗经·国风·邶风》里，是向上飞翔的意思。整个名字的语义，可以解释为“在仓国起飞翱翔的人”。这个简洁的名字，正是对仓颉生命状态的精准描述。我们被告知，他是率先飞翔的人，他的高度奠定了华夏文明的高度。

关于这位造字英雄的历史记载，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没有什么可以确证的材料。上古神话文献声称，仓颉不是国王，而是黄帝手下的官员（左史），长有四个瞳仁，异常明亮而充满智慧，用以观察鸟兽的足迹，藉此创造象形文字，而造字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一个以“被刺瞎的眼睛”来代表“民”字的文盲国家，这些夸张的描述，传递了世人对字词的无限敬畏。

《吕氏春秋》把仓颉跟发明车仗的奚仲、发明农业的后稷、发明法律的皋陶、发明陶器的昆吾，以及发明城墙的夏鲧相提并论，而这五位圣贤都是当时的牛人，即便不是酋邦的大王，也是大型部落的头领。根据甲骨文出现的年份可以断定，仓颉跟公元前5000年的黄帝老儿毫无干系，他应该是殷人中负责文字缔造的官员，正是基于他的不懈努力，这种奇妙的文字脚本才得以大规模涌现。

已知的仓颉墓地计有十处，遍及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在河南的有开封、新郑、南乐、虞城、原阳、洛宁、鲁山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此外，西安的仓颉造字台和新郑的凤凰衔字台，据传是仓颉造字之处。

这个布局复杂的仓颉墓葬地图证明，也许存在着某种以“仓颉”命名的祭司集团，他们按占卜的语义需要，不断生产新的甲骨文字。只有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取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而那些祭司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河南、陕西和山东，他们的归葬地最后形成巨大的迷津，令后世的纪念者变得不知所措。

在早期东方文化体系里，存在着具有严密传承性的“历时性团体”，它们通常以某一个体作为群体（学派）的代言人。除了仓颉集团，人们还发现“老子”是一个从战国到西汉传承了300年的布道团体，而“庄子”也只是“庄周集团”的领袖而已。他们的文本经历过无数次增删和修改，向人们展示出显著的开放（空间）和“传承”（时间）特征。从阿维斯陀经的波斯到吠陀经的印度，这种“历时性文本”无所不在。

正是那些记名（借名）圣贤的无名氏群体，书写或记录了人类最瑰丽的思想。

（本文选自朱大可古事记系列《字造》，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大众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燃烧的迷津》《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孤独的大多数》等多部。朱大可的汉语书写，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他和他的作品甚至被拥趸们认为具有“像先知般绝世而独立”的祭司气质和预言功能。）

谢选骏指出：说“仓颉”、老子、庄子都是“一个集团”，这是“党文化”的历史投射——实际上，“集团”是不会思考的，灵感永远都是个性的产物。至于集团，那只是灵感的寄生虫罢了。就拿上述的“朱语”来说，难道也是出于“集团”的吗？不管是与不是，那不都是作者在自取其辱吗？1、朱语出自集团，就不该叫作朱语；2、朱语不是出自集团，“仓颉集团”也就破局了。3、弄得不好，朱元璋语录就成了猪猿獐雨露。

谢选骏：希特勒自杀是“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完美示范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维基百科）报道：

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

标语：愿我们活的长久，并且灭绝。（May we live long and die out）

成立时间：1991

类型：NGO

创始人

乐斯·U·奈特（Les U. Knight）

网站：vhemt.org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英语：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简称VHEMT[注 1]）是一场号召所有人放弃生育，逐步实现自愿性人类灭绝的环保运动。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人类灭绝可以防止环境恶化，该组织称人口过多存在多种危害，如物种灭绝、人类所需资源短缺等，减少人口就能显著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苦难。

乐斯·U·奈特于1991年创立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组织，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参与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认为人类灭绝是解决地球生物圈和人性面临问题的最佳途径。奈特还为组织发布新闻通讯并担任发言人。该团体主要依靠外部媒体传播信息，此外还有网站宣传，并在部分环境运动中发挥作用。许多评论人士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极端组织，但也有作家称赞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视角。部分记者和学者认为人类可以创造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也能把人口减少到可持续水平。其他人则坚持认为无论这一种想法有多么优越，人类繁殖的本能都会防止人类在自愿情况下灭绝。

历史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组织由乐斯·U·奈特创办[2][3]，不过他本人对此否认，称自己不是创始人，只是为其命名[4]。他是位生活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中学代课教师[2]。奈特在大家庭中长大[5]，在高校期间曾投身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认为地球所面临的大部分危机都是人口过多所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他加入人口零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组织[2]，并在25岁那年做了输精管结扎术[5]。之后他进一步认为，要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类灭绝[2]。他还相信，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抱持同样理念[6]:142。

1991年，奈特开始发布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新闻通讯[2]《这些退出的时代》（These Exit Times）[3]。在通讯中，他要求读者以不再繁殖来实现进一步的人类灭绝[2]。他还出版漫画作品[7]，例如连环画《黑猩猩婴儿》就讲述了一位女性放弃生育，选择收养一只倭黑猩猩的故事[3]。1996年，奈特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创办了网站[6]:143，到2010年时已有11种语言版本[8]:310。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标识包括字母“V”，代表“voluntary”（意为“自愿”），还有反向的地球（即南北方向倒转，南在上，北在下）[9]，根据组织的说法，反向地球代表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目标：对人类发展作出根本性转变，因为反向标志经常用于代表危难[9]。

组织和推广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结构松散，没有正式、严谨的组织[6]:142-143，连成员名单也没有汇编出来。威拉姆特大学的丹尼尔·梅斯（Daniel Metz）表示，1995年时该运动的邮寄名单中只有不到400名订阅者[2]。6年后，福斯新闻频道报道称这个名单上只有230名订阅者[10]。奈特称，认同他思想的人就是组织成员[2]，这样的人有“数百万”之多[11]。从团体网站上的宣传来看，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志愿者”、“支持者”或是“拿不定主意的人”，减少人类的出生率是这些人的共同意愿[12]。

奈特是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发言人[2]。他代表组织出席环境会议和活动，并在这些地方宣传有关人口增长的信息[8]:310。不过，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信息主要还是通过外界媒体进行传播，而非活动和新闻通讯[6]:143。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会销售钮扣和T恤衫[6]:143，还有印着“感谢您不生孩子”（Thank you for not breeding）的汽车保险杠贴纸[3]。

思想

我们是唯一进化到会为了所有生命的利益而自愿灭绝的物种，并且这也是必要的。

“”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网站[13]

奈特认为，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所以对地球生物圈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人类自愿停止繁殖[14]。他声称人类“与生物圈不兼容”[3]，而且人类的存在会造成环境上的破坏，并最终导致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灭绝[15]。根据奈特的说法，大部分人类社会都缺乏可持续的生活方式[5]，虽然有些人尝试以较为环保的方式生活，但这仍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存在对地球和其它生物来说都属于威胁的事实[3]。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一个宣传理据就认为，人类自愿的灭绝可以避免人类的苦难和其它物种的灭绝，奈特指出，许多物种都受到人口不断增长的威胁[2][10][14]。

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姆罗德（James Ormrod）在《心理学，文化和社会》期刊上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人类应该停止繁殖”，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但并不真的支持人类灭绝[6]:143。奈特还觉得，即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变得更环保，但还是可能变回以前那些对环境破坏程度更大的模式，因此应该自我灭绝[5]。奈特称，生活在第一世界国家的居民因为消费了大部分资源，因此相应的责任也最大[16]。

奈特认为地球上的其它生物比人类及其艺术成就的综合价值更高，“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爱因斯坦的工作都远远不及一只老虎”[3]。他认为食物链中高层次物种的重要性不及低层次物种[3]。他有时会称地球为盖亚，思维理念部分源自深层生态学，[6]:158。奈特指出，人类的灭亡不可避免，所以最好快些灭亡，免得导致其它物种也遭到同一命运[14]，其它生物也能够获得进化的潜力[6]:143。

奈特认为，停止繁殖是利他主义选择[5]，是避免非自愿性人类痛苦的有效方式[17]，在他看来，儿童因可预防原因而死，也是典型的“无谓的痛苦”[5]。只要停止繁殖，人类就有望过上伊甸园那样理想的生活方式[18]。奈特坚持认为，最后存活下来的人将会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8]:312。他还列举了人类停止繁殖所能带来的好处：不会再有堕胎、战争和饥饿[18]。奈特坚称：“如今，生育就是事实上的虐待儿童。”[6]:158他认为，如果把资源消耗在不断增长的人口上而不是用来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人类的生活标准将会恶化[6]:158。如果停止繁殖，那么人们就能把能源用在其它领域[3]，他建议渴望孩子的人们选择收养[5]。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反对政府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方案，偏向于自愿性的人口缩减[2]，只支持采用生育控制措施和意志力来防止怀孕[3]。奈特指出，强制手段不大可能长久性地减少人口，因为人类已经在灾难性的战争、饥荒和病毒打击中存活下来[8]:310。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新闻通讯中称自杀是“最后的退路”[15]，但他们反对集体自杀理念[16]，他们采纳的口号“希望我们长生并灭绝”就说明了这点[5]。1995年对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成员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其中大部分人都感觉自己有强烈的道德义务要保护地球，他们愿意为理想放弃一部分权利，觉得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来防止环境破坏，坚信“文明将会崩溃”的成员接受这些理念的可能性最大[19]:267。不过，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立场[6]:143。

与国际人口行动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相比，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组织的理念更为极端，前者只是认为人类应该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着想减少人口数量，而非灭绝。不过与安乐死教会相比，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又更为严肃和温和，因为安乐死教会提倡以自杀和自相残杀来减少人口[10][18]。1995年进行的调查发现，组织中36%的成员自认属“地球优先！”团体成员，并且过去5年里曾向团体捐过款[19]:382-383。

反响

奈特表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思想与社会上的鼓励生育思想背道而驰。他相信后者已经让许多人不再支持甚至不再关注人口控制[5]。他承认自己的团体不太可能获得成功，但也认为从道德上而言，减少人口是唯一的选择[3]。

主流媒体对奈特的理念褒贬不一。《旧金山纪事报》的格里高利·迪坎姆（Gregory Dicum）认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论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逻辑性”，但对奈特理想最终实现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因为许多人都渴望有孩子，并且没法被说服[5]。《独立报》的斯蒂芬·贾维斯也有类似看法，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面临着人类繁殖本能的巨大挑战[3]。盖伊·达蒙在《卫报》网站上称赞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方面都值得称道”，但也认为相信人类会自愿寻求灭绝是一件荒谬的事[20]。自由撰稿人艾比·奥赖利（Abby O'Reilly）写道，有孩子经常被视为成功的表现，甚至在某些社会传统观念中有道德上的必要性。因此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目标将很难实现[21]。对于这些论点，奈特回应称人类有性欲是自然的，但渴望孩子只是教化的产物，是右翼思想下鼓励人们将孩子视作为个人（personhood）的伸延的产物。[3]。

天主教纽约总教区批评奈特的组织，称人类的存在是上天神圣的赐予[10]。奥姆罗德声称奈特“选择直截了当的反人类视角，可以说完全摈弃了深层生态学”。在他看来，生存到最后的人类能够获得丰富资源的说法源自“后现代消费社会”，违反直观，奈特错在未能发展出统一且明确的意识形态[6]:158。《经济学人》认为奈特希望人类自愿灭绝的想法有可取之处，因为马尔萨斯主义思潮也认为资源是有限的。不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对地球有所同情并不一定非要追求让人类灭绝[2]。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也将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视为马尔萨斯主义团体，将其划分为认识到“人类最坏一面”的环保组织[22]。乔西·阿普尔顿（Josie Appleton）在《尖刺》（Spiked）杂志撰文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并不是“反人类”，而是对人类漠不关心[23]。

布赖恩·贝休恩（Brian Bethune）认为，奈特的逻辑“荒谬得无懈可击”。他质疑奈特有关最后幸存的人会有幸福生活的说法，因为在丧失生存意志的情况下，实在很难想像一个人会有什么快乐的生活[18]。新闻工作者谢尔顿·里奇曼（Sheldon Richman）认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他指出，人类有能力解决地球所面临的问题[14]。《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作者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则认为，限制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是更好的选择[18]。

Salon.com网站的凯瑟琳·梅伊兹科夫斯基（Katharine Mieszkowski）建议，没有孩子的人们在面对无子女这一“探索性问题”时采纳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论点[24]。卡门·德拉弗桑诺（Carmen Dell'Aversano）在《溯危动物研究期刊》（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上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力求放弃生养孩童并将此视为人类进步的象征。她认为该运动是“酷儿政治对立”的一种形式，因为其中将永远拒绝繁殖作为激励形式，她还认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建立“公民秩序”的新定义，就像李埃德尔曼认为酷儿理论应该做到的那样。德拉弗桑诺相信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符合埃德尔德的期望，因为他们代表着死亡的冲动，而不是执念于过去的繁殖理念[25]。

《怪人：人类信仰的外部界限指南》（Kooks: A Guide to the Outer Limits of Human Belief）一书收录了奈特的组织[2]，但《卫报》记者奥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与奈特通过电话后却认为，对方听起来“相当理智，并且还会自嘲”[26]。艾伦·韦斯曼也有同样看法，形容奈特“思维周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能言善道而且非常严肃”[23]。哲学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立场很极端，但他们指出这是受“现代人文主义”的极端立场所致[27]。

参见

社会学主题

哲学主题

美国主题

生育控制

环境承载力

利他主义

厌世

无条件基本收入

人道主义

反出生主义

注释

 发音为vehement，直译是“激越”的意思[1]；据创始人乐斯·U·奈特所言，这是个“激越”组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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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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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声条目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美国博客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印度博客

乐斯·U·奈特的介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介绍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电视节目Taking on the 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 msnbc.com. [2013-10-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11）.

谢选骏指出：这个“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可能只是个骗子集团，为的是敛财骗色，因为他所倡导的事情，他的敌人希特勒早就干过了——希特勒杀完了他的德国同胞和犹太人堂亲和全球人类，然后自杀，真是一个“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完美示范的先驱，可以拿一个金星勋章了。

谢选骏：草民没名没姓没有身份证

《上海教師質疑南京大屠殺史實 旋遭校方開除》（中央社台北16日電 2021-12-16）报道：

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教師宋庚一14日在課堂上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數字的真實性，影片流傳網上引發圍剿後，校方今晚立即以「發表錯誤言論」造成嚴重社會不良影響為由，將她開除。

這名女教師遭校方開除後，中國網友群起呼籲警方依尋釁滋事罪將她刑事拘留。此前中國已有多起涉及南京大屠殺不當言行而遭刑拘的案例。

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官方微博今晚通報，東方電影學院教師宋庚一於12月14日下午「新聞採訪」課程中「發表錯誤言論」，造成重大教學事故和嚴重不良社會影響，根據該校有關辦法與規定，給予其開除處分。

通報並稱，校方高度重視師德師風建設，舉一反三抓好抓實教育教學管理，嚴肅課堂政治紀律和行為準則，對違規違紀的行為始終堅持「零容忍」態度，一經查實，絕不姑息。

網路影片顯示，宋庚一14日在課堂上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30萬人的真實性。她說：「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你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分證號，你這個30萬只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概述。」

宋庚一還說：「我們無論在國內宣傳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但是你沒有史料去支撐這段歷史，那也只是民間說說而已…」

她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不應該永遠去恨，而是「應該反思一下戰爭為什麼發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宋庚一評論南京大屠殺的說法，被學生錄影上傳到微博，立刻引發熱傳與網友圍剿，瞬間躍為熱門話題；她因此遭到肉搜，被揭露照片、姓名、電話、畢業學校等個資。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昨晚在微博上傳「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判決書」稱，國家公祭日剛過，要給「某些人」上一課：「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為30萬人以上，史料支撐在這裡，鐵證如山！」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今天發表網評，不點名痛批宋庚一妄加揣測，質疑歷史真相，「枉為人師！忘卻苦難，否認他國惡行，枉為國人！」

宋庚一被圍剿後，旅美中國科普作家方舟子今天在推特發文指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多少人，由於當時沒有檔案、事後不做仔細調查，並無確證，30萬人只是一種估計，卻成了不可質疑的真理。他表示，上海震旦職業學院這名教師說出這一事實，本來是惋惜中國記錄、調查工作沒做好，被惡意的學生錄下影片放到網上，於是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估計得被抓被判刑才能平民憤。

谢选骏指出：方舟子用心歹毒，唯恐女教师不死。但是，方舟子这个为虎作伥的骗子打假，却故意隐瞒了一个事情——中国草民本来就没名没姓没有身份证没有被政府登记在册，如何进行统计呢？方舟子假装没有看到1989年的天安门万人屠杀，不也是草民没名没姓没有身份证没有被政府登记在册吗？

《上海老师被开除：可怕的学生，将是人类的公害》（2021-12-16 从黄昏到黎明）报道： 

　　我冒着被删文的风险，也要连夜把文章写出来。

　　睡前，我终于看到了上海某职业学院宋老师的教学完整视频了。

　　我认真看了两遍，这和微博热搜上的视频，是两种不同的性质的概念。

　　一种是被人剪接，移花接木，掐头去尾，故意截取对举报者有用的片段进行组装，进行断章取义。

　　一种是完整的视频。我结合该老师前后的语境来分析，来鉴别，我认为这个女教师的言行没有什么问题，更没有上升到民族仇恨的高度。

　　第一：她最开始就已经认定了日本是属于反人类的行为，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最无耻、下作、残暴、凶狠的反人性、反人性的罪孽。

　　第二：她提出南京大屠杀后，她的历史老师曾说过，国民党政府在一些遇难者家人还活着的时候，没有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是很大的遗憾。

　　这个记录和查询，并不难，大家都有身份证号码，如果发现失踪人口和尸体，一定可以统计出来。没有具体的遇难者名字，就导致了数据的不同版本的出现，有三千的，有两万的，有七万的，还有三十万，五十万等不同的数据。我的理解是，不管多少人，都是犯下的滔天罪行。都是对别人生命权的严重侵犯。1 和 30 万，只是数值的不同。杀一个人和杀 30 万人，性质是一样的，是禽兽的行为，是人性的黑洞。

　　宋老师认为，具体到个人，把遇难者名单罗列出来，而不是数据，更有说服力，也不会受到日本方对数据的质疑。

　　宋老师的想法，是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想法，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遇难者的交代，更是对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事，要进行更加精准，有理论与详实的数据支撑的有力的证明。而做到具体到人，核实遇难者的身份证，并不难。

　　第四：她提出“如果”，是一个疑问句。疑问句不是肯定句，是可以辩论和商议的。

　　如果没有名，没有姓，就提出 30 万的数据，就相当于小说写作的概述，并没有确切的统计出来的人数。我认为这不是对国家的质疑，这是对学术的探讨。尤其是在课堂上，不能光是赞美、喊口号、照本宣科，还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所深究，有所发散思维，才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阐释。

　　第五：她提出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所有的人都有名有姓，都有家庭记载，他们真实的统计出了屠杀的犹太人和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她同时提出，这是中国作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一个折射。

　　第六：宋教师提出统计到了幸存者有 61 人，那就应该可以统计出遇难者的人数，但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没有看到 30 万具体的人。

　　第七：宋老师提出要进行反思。不能永远去恨，而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仇恨是必须的，但光有仇恨，就是一元的思想。一元的思想很容易把对立的观点在道德上看成可疑、败坏的。

　　多元的思想就是要对每一次战争有所反思，要追问为什么，要进行认真的思考，要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这是一种理性与智慧，也是哲学思辨的范畴。

　　所以，结合宋老师前后的教学语境，她在课堂上的言行并没有煽动与挑衅，也没有反对、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她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逝者，这有错吗？

　　一些官媒不分青红皂白，主观定性为“质疑历史真相，妄为人师”的言论，还扣下“为罪人开脱，抹除民族苦难，这般无知无德怎配指导下一代”、“历史为根基，教育是民族未来。未来失了根基，民族将何存”，每一句评论，刀刀见血，言辞激烈，直接给人定罪，让人莫口难辨。官媒的定调，微博推上热搜，学校快速反应，再结合一边倒的民意，这个老师的灾难近在咫尺。

　　下午官媒定调，晚上学校直接发出开除的声明 —— 好果断，好迅速，好牛逼，好会进行舆情回应。我不得不为这个职业学院反手点赞，至少该校的处理速度甩过湖南某所高校几条大街。

　　同时，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打开了宋老师的教学视频，我看到了坐在后排的学生边嘲笑、边录音、边讽刺、边议论，边说要举报，还要发微博。我为这群乌合之众的学生感到悲哀，在家庭与学校教育中，没有把为人正直、胸怀正义、善良悲悯的情怀学到，没有把做人的最基本的品性养好，反而学会了告密、断章取义、讥讽老师、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无耻的，卑鄙的行径。

　　这群可怕的学生，一旦走入社会，将是人类的公害。

　　还有个别媒体跟风，把宋老师的行为定性为中国教育界文科老师右倾势力值得关注，他们不事生产，既不能群众同劳动，又不能与人民同声共气，却以“学术研究为名，阴阳怪气推墙砸锅，为清华日军洗地，为虎作伥”，这个媒体还倡议追究宋老师的刑事责任。

　　好大的口气，好空洞的口号，好大的官威啊。

　　不管是个人还是媒体，我又想到了《乌合之众》的经典语言：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群体只会干两种事 —— 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老师因言被开除，看客不分是非曲直，不结合完整视频，直接定性、扣帽子、谩骂、上升到民族、爱国的高度，以为骂了当事老师就为自己爱国抗日加分，就为自己的言行占了上风而自傲。以为自己跟风了，就政治正确了，就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了，这恰恰说明了“集体思想之所以愚蠢，是因为它是集体的”。

　　我突然想到了影片《归来》的场景，让人辛酸又悲凉。WG 的摧残，不光是个人，还摧残了家庭和亲情，让夫妻反目、父子相互举报，人性大撕裂，人伦大背叛，摧毁了民族信仰，颠覆了智识与文化。

　　“他们千方百计，就是要让人无法相爱”。加缪的经典言论，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最有力的明证。

　　学生千方百计，就是要整倒老师。

　　学生剪切视频，就是要煽动情绪。

　　学生歪曲事实，就是人性的巨大扭曲。

　　学生故意混淆视听，就是让 WG 之风重现。

　　好黑暗的内心，好可怕的行为，好下作的手段。

　　而宋老师所在的学校，不保护老师，不主动澄清事实，不站出来为宋老师发声，以雷霆万钧之势，果断、迅速处理了宋老师。

　　落井下石是人性的丑行，落井下石更是顺了官媒的定性，是顺了大众的意。

　　文明的上海，出了这样一个职业学院，你们真配为人，真配教育学生。

网民嚎叫：

vapp 47分钟前

对于人气不错的论坛，翻墻监狱五毛瘡舔／苍天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帖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因为中共的本质没有变，也没有从文革中学到经验教训，新一代被洗脑，接下来再来一次文革不是啥难事，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BJDY 今天 04:43

这位老师有一个观点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最无耻、下作、残暴、凶狠的反人性、反人性的罪孽", 70几年来在中国有多少比南京大屠杀更残暴, 更无耻, 更下作的大屠杀在重演。唯一不同的是那是中国人之间的相互残杀。

integrity001 今天 04:22

"谁来统计姓名！"问得好。如果愿意，政府今天都可以调查统计，看看谁的家人亲戚在那场灾难中丧生，起码可以得到一个下界吧。这不也是尽力对那些死难同胞的尊重，纪念和凭吊，对历史的负责吗？犹太人做得到，中国人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doitgo 今天 03:13

什麼狗屁文章，來龍去脈不清，看不懂。

苍天 今天 01:37

很好，这样吃里扒外的家伙，开除一个少一个，不能误人子弟！

kshdjj 今天 01:15

宋老师认为，“具体到个人，把遇难者名单罗列出来，而不是数据？”傻得也厉害，在世界大战年代，逃难也来不及，有的全家死了，加上中国人当时穷苦的有饭吃也困难，谁来统计姓名！

那时烟花乱 今天 00:21

所谓职业学院，就是垃圾收集站。宋老师何苦对这些垃圾如此认真的教学，他们根本就不配。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的受难名单，来自系统灭绝，是德国人自己整理出来的，结果把自己送上了法庭。南京大屠杀的死难，来自军队的兽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本人不会记录自己的耻辱。至于“中国政府”，那都是孙文传下的谬种，都是拜拜猪猿獐的出身，哪有闲工夫“管理死人”的战亡名单。

谢选骏：为共产党而死值得吗

《34岁研究生猝死引全网关注，谁该为悲剧负责？》（环球人物杂志 2021-12-12）报道：

谁来为谢鹏之死负责终究会有答案，只希望未来这种悲剧能不再发生。

“(父母）盼这盼那，没想到最终盼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回家。”

躺在床上的谢鹏妈妈，一边抹泪，一边诉说。

11月23日上午10时，34岁的研究生谢鹏，被同学发现倒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知信楼四楼，送医不久后宣告不治身亡。

这场悲剧旋即引发热议，相关话题频频冲上热搜。截至目前，“猝死研究生生前心脏不适，曾请假遭拒”这一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超2.7亿，“家属发声”“校方通报”等话题的阅读量也均破亿。

事件持续发酵。最新消息是，谢鹏家属状告校方和导师，索赔103.6万元，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法院已立案。

“望谢鹏的死给人一个警示，不要再让更多学生发生类似悲剧。”谢鹏家属称。

争议骤起

谢鹏曾在电话中和母亲说：“（我的）论文答辩进展顺利，12月中旬就能回家了。”然而没过多久，传回家的竟是他去世的消息。

在谢鹏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其死因被定为“心源性猝死”，从发病到死亡，大概间隔时间为30分钟。

·谢鹏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随着谢鹏生前微信聊天记录的曝光，众多网友对其导师产生质疑。

据谢鹏亲属提供的截图显示，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谢鹏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还要为导师查找资料、下载视频、制作PPT、处理会议事宜等，甚至要帮其几位有读博意向的学生完成实验。

谢鹏曾在微信里和朋友聊天，多次提到“疲惫”“煎熬”，并表示自己有失眠症状，“血压偏高，心律不齐”“喝的安神补脑液一点没用”，并用“我一个人是一支军队”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谢鹏曾在和不同朋友聊天时说到自己的工作状态。谢鹏家属供图。

2021年春节，谢鹏最后一次回家。其家属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谢鹏家有两套房子，父母住在公寓一楼，谢鹏则选择独自住在五楼。

谢鹏妈妈当时问他，为什么不下来一起住，谢鹏解释说自己“有好多作业”。整个春节假期，谢鹏除了下楼与父母一起吃饭外，余下时间都在楼上工作。

今年6月，谢鹏得知自己要延期半年毕业了。其父母也知道此事，却并不清楚具体原因。而在与朋友微信聊天时，谢鹏表示延期毕业是因为导师想让他“多干点活”。

·谢鹏与朋友的聊天记录截图。谢鹏家属供图。

根据《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规定（修订）》规定，受理一篇发明专利即满足申请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要求，即可着手硕士毕业论文撰写，准备最终毕业答辩。

在去世前，谢鹏已参与撰写了两篇论文，并参与一项发明专利。那为何他要延期毕业？他又何以走到猝死这一步？

种种疑问，大众都在等待校方回应。

12月8日深夜，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在微博上发布了“情况通报”：

“全校师生对谢某（即谢鹏）离世深感悲痛和惋惜。”

“2021年5月，谢某因未能完成学位论文，向学院提出延期答辩申请。”

“2021年5月初，谢某报知导师去医院就医，就医后导师询问了就医状况，谢某没有向导师反映其患有疾病的问题。此后，导师未曾接到过谢某请假回家的申请。”

但网友对这个回应并不买账↓↓

·网友微博评论。

对于校方的回应，谢鹏家属及代理律师也并不认同。谢鹏家属的代理律师郭乘希表示，通过谢鹏生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到，今年5月4日，谢鹏曾向董某文请假看病；5月5日，谢鹏告诉同学，自己以“心脏不好要回家写论文”为由向导师请假，但导师“不让走”。

在谢鹏亲属提供的聊天截图中，谢鹏5月4日请假去医院后，董某文并没有在微信中回复此事。两人的下一次微信交流是在半个月后的5月19日，董某文让谢鹏“查一下韩国的论文进展情况”。

·谢鹏曾在5月4日给董某文发微信说：“老师，我明天让嘉峰（谢鹏同学）陪我去趟医院。”谢鹏亲属供图。

谢鹏其人

谢鹏被查出心律失常后，直到去世都未曾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据谢鹏姑姑说，谢鹏是山东滨州人，家中独子，尚未结婚，父母是胜利油田的退休职工，都已年过六旬。成长在一个大家族里的谢鹏，是家族第三代里年龄最大的孩子，从小就非常听话，“没有让家里人操过心”，还很会照顾表弟表妹。

2010年，谢鹏从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毕业，工作几年后选择辞职考研。2018年9月，31岁的他成功考取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研究生。

谢鹏姑父说，谢鹏的性格“很厚道”，“不会拒绝别人，也不懂得讨价还价，只会默默无闻地干活”。

通过其生前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到，他常辅导学弟学妹、帮同学做实验。今年7月初，他还陪着学弟去郑州进行“锚杆试验”，当时正赶上郑州水灾，吃住行都非常艰难。

很多同学、朋友对谢鹏的称呼都是“鹏哥”，并对他的生活状况表示真诚关心。谢鹏姑姑说，这次他们一家来到阜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所在地）后，许多谢鹏的同学都特地来探望他们，并对谢鹏的遭遇表示同情。

·谢鹏遗照。谢鹏亲属供图。

自从11月23日惊闻噩耗，谢鹏父母一直在极度悲痛中度过。“我要知道这个结果，我说啥也不让你念（研究生）啊！”谢鹏妈妈哭着说。

来到阜新之后，她还时不时会念叨起谢鹏7月去郑州做实验的事：“我说你（谢鹏）可别出门啊！郑州的雨那么大，哪个地方有坑你也不知道，你万一掉下去呐？”

然而，妈妈的唠叨，谢鹏再没机会听见了。

谁来负责？

11月24日，谢鹏离世第二天，其家属见到了导师董某文。

据谢鹏姑姑回忆，董某文表示谢鹏帮助过学校里的很多人，对于谢鹏的离世，他也很痛苦。但是，在谢鹏去世谁应负责的问题上，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在微博上发布的“情况通报”表示，谢鹏去世后，“学校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与家属进行沟通，给予精神抚慰和生活照料，协助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谢鹏姑姑表示，校方共与家属进行了四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时，校方就提出火化谢鹏遗体的要求。会面中，校方坚持认为谢鹏是因病去世，校方对其死亡不负有责任。对于谢鹏父母希望查看谢鹏去世当天知信楼监控视频的要求，校方拒绝了。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知信楼。

“我们一家并不是带着恶意来到学校的，但校方展现出的态度太霸道，没有人情味。”谢鹏姑姑称，11月24日后，董某文再也没有与谢鹏家属见过面。

谢鹏家属的代理律师贾方义表示，董某文在知晓谢鹏身体情况的前提下，未能做出相关安排，减少谢鹏的工作量，这一行为导致谢鹏健康状况的恶化。同时，作为谢鹏的研究生导师，董某文不断要求谢鹏从事与其学业无关的工作，此举违反了教育部的相关规定，侵犯了谢鹏的作为学生的基本权利。

12月9日，谢鹏姑姑、姑父在两位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向细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和董某文的民事诉状。

诉状中提到，在谢鹏的电脑上，发现其于11月23日凌晨2点32分保存的文档，该文档系导师董某文指派谢鹏撰写的、与谢鹏毕业无关的学术论文资料。

诉状中称，在谢鹏双亲没有心脏病史的情况下，“导师董某文在三年半的时间中，持续指派给谢鹏繁重的份外工作，致使谢鹏长期持续地熬夜加班工作，是导致谢鹏于2021年5月初被诊断患上‘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脏病的诱因。而谢鹏2021年5月患上心脏病后，又继续熬夜加班工作了6个月，是导致2021年11月23日上午发生谢鹏‘心源性猝死’学生伤害事故的直接原因”。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事件全貌，《环球人物》记者联系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校方，并试图通过校方请董某文作出回应。但截至发稿，校方尚未回复。

目前，细河区人民法院已经对此案进行立案。

·谢鹏家属收到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作为原告的谢鹏父母，要求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和董某文连带赔偿1036182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同时，原告还要求被告在腾讯、新京报上连续一周向两原告赔礼道歉。目前，校方和董某文尚未就谢鹏父母进行起诉一事作出公开回应。

法律的事情就交给法律，谁来为谢鹏之死负责终究会有答案，只希望未来这种悲剧能不再发生……

网民嚎叫：

googlywug 发表评论于 2021-12-13 04:29:00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这听都没听过的大学，有啥好导师，还读什么研究生

googlywug 发表评论于 2021-12-13 04:23:00

死个人怎么总会赖到别的地方然后索赔？

新手一位 发表评论于 2021-12-12 15:19:37

一看就是个从小到大，只知道读书的乖乖男。唉，男孩子，荷尔蒙分泌下的反叛精神，哪里去了？

谢选骏指出：谁来负责？当然是共产党来负责！——共产党领导一切，当然也就要对一切负责了。问题是，你们小小年纪，为共产党而死值得吗？

谢选骏：虫子的梦想就是望子成龙

《离乡来美 1.5代苦闷无人知》（韩杰 2021-12-12）报道：

青少年时期来美的华人孩子，更容易对环境产生纠结。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12 年统计数据显示，在抵达美国的数以万计的移民和难民中，每年都有儿童和青少年被他们的父母带到这个国家。例如，在2001年，大约31万（17%）抵达美国的移民年龄在5至16岁之间。这些年轻人被称为1.5代，因为他们处于「中间」状态，既不全是美国人，也不仅仅是新人。

移民父母大多注重孩子的教育，期望他们能进入好的大学。

学生与家长 关系冲突很多

纽约市曼哈顿下东城高中英语老师敏主要服务新移民的学生。根据她在该校工作18年的经验，她发现这些1.5代学生与其家长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很多」，且他们的矛盾与美国出生的孩子与家长的矛盾「不太一样」。这些在美国的初中和高中的1.5代，「出现的问题很大，需要社区关注」。

纽约华人刘先生的大儿子初三时移民来美，而小儿子在美国出生。他说，两个儿子虽然出生在同一家庭里，但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完全不同。

他说，大儿子在中国接受了初中教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观念。例如，他把来源地写成中国，结果大学要按照留学生的标准收费。大儿子喜欢吃中餐，尤其是家乡菜。大儿子的朋友主要是新移民和留学生。「他在外州读硕士时，与两个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成为铁哥们。」

大儿子还懂得一些中国传统礼节，如遇到长辈，他也知道叫人。他说，大儿子可以用中文与父母交流，而且用的中文也比较地道。他也看中文电视剧，尤其喜欢日韩女孩，「他将来找的对象应该是亚裔。」

小儿子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目前，小儿子在纽约市特殊高中读书，朋友大多是外族裔，很少华裔。虽然小儿子在家里吃中餐，但是若问他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他还是说三明治、汉堡包和热狗。小儿子虽然也上中文学校，但是中文词汇很少。一遇到复杂一点的事情，他就要用英语。他多次问小儿子将来准备在哪里读大学，小儿子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估计他将来要去外州读书，以便脱离父母。」

新移民谋生不易，有时还得到外州打工，仍然无法与家人团聚。

父母期望高 孩子压力更大

纽约华人Dennis的儿女分别为20岁和18岁，在纽约出生长大，现在都在上大学。他本以为儿女与中港台来的留学生应该容易成为朋友，因为都是华裔。「但是孩子说，他们与留学生玩不到一起，因为想法不同。」

下东城高中英语老师敏说，她教的学生多是1.5代。「他们多数来自广东、福建，也有来自北方其他省份的。」有的孩子移民来美时，已经16、17岁或者已经18岁。由于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很高，孩子承受的压力更大；而父母与他们不容易交流，因此累积的矛盾越来越多。

她说，这些孩子的父亲大多在孩子年幼时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打拚，也有的是母亲先来美国。许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拿到绿卡，然后再申请配偶和子女来美团聚。在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父亲或母亲不在身边，感情生疏。

同时，夫妻之间长期分居，并且分居在两个国家，也有交流缺失的问题。夫妻一方在家乡带着孩子，苦等绿卡，另一方在美忙于生计，配偶实际上处于半离婚状态。终于来美团聚的时候，「孩子与父亲或者母亲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这些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很高，希望孩子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将来能够考上好的大学，不枉家人分别这么多年。但是，这些孩子在家乡很可能就没有好好读书，再加上来到一个全新的英语环境，学习更加吃力。

另外，在家乡时，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交际圈。现在，他们随着家长移民美国，脱离了原来的朋友圈，就等于连根拔起。于是，有人出现心理问题，「学生不来上课了，我就打电话找人。」这时，辅导员告诉她，这个孩子患上了忧郁症。

敏说，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期望过高，而孩子不会英语，加上新移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所有这些都对孩子产生压力。同时，父母为了谋生，早出晚归，与孩子的沟通很少，也不愿意参加学校举办的活动，因此「父母需要改变」。

2020年3月，纽约市爆发新冠疫情后，纽约市的学校全部关闭，实行网上上课。「我发现几个孩子不上网课。」她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可能有心理问题，但是家长没有意识到，结果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她说，许多孩子出现心理障碍，表现为爱打游戏，其实是在逃避，「他们需要与心理专家沟通」。该学校有自己的心理学家，可以给孩子做心理评估，但需要家长签字同意。如果她给家长打电话建议他们同意给孩子做评估，但多数华人家长不同意。

经济问题也是导致这些孩子出现精神问题的原因之一。她说，这些孩子随着父母移民来美，先在亲戚家落脚。「他们居住条件很差，孩子心里很痛苦。」但父母因为不会英语，没有技术，找工作不顺利，就没有能力改善家庭生活。

另外，还有许多父母来到美国后，在纽约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外州打餐馆工。「有时，父母也分别在不同的州打工，实际上继续分居。」但是，外州没有像纽约市公立学校提供的双语班，因此孩子要留在纽约市读书。许多孩子边读书，边打工。来到美国也与父母分居，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不可能恢复。

她说，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来到美国，坐在教室里学英语易如反掌，实际上这些父母并不理解孩子的需要。许多孩子已经适应家乡的生活，并不想来美国；另一些孩子则认为自己将来总是要来美国的，因此在家乡也没有好好念书。

不过，也有学习好的孩子，但是人数不多，大约20-30%读了大学，有了好的发展。例如，有人找到了稳定工作，组建了家庭，甚至成为专业人士，如医师、药剂师、护士、教师等。还有的学生自己创业，经营餐馆。当然，许多人仍然在打工。

1.5代仍然保持着家乡的饮食习惯。

夹两种文化 独特的群体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敏说，学者对1.5代的定义比较宽泛。一般的定义是在国外出生、移民时年龄13岁以下，但也有学者定义为移民时年龄18岁以下。这些1.5代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即移民时已经是成年人，1.5代也不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1.5代年轻人与第一代和第二代是分开的，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代。

尽管1.5代的定义不同，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1.5代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的专家认为，他们既不是第一代移民，也不是第二代移民，既不是新移民，也不是美国人。第一代移民是出生在他或她的祖国并在成年后移民到新的东道国的个人。

过去的研究表明，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在身心发展阶段、家庭社会化过程、学校和社会经历以及对家乡的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5代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他们在学校参与主流文化，在家里说他们的母语，但在学校只说英语。

有学者指出，1.5代这个词通常被负面地视为不同且具有独特需求，从而在教育机构内造成问题。他们这样解释1.5代人：他们部分受过外国教育，部分受过美国教育，可能会形成一种奇怪的语言使用模式：他们可能以英语为主导，他们可能在家语言主导，他们可能认同一种语言，但实际上更擅长另一种语言。

谢选骏指出：虫子的梦想就是望子成龙；废垃的自由就是只准自由主义，不准别的主义——其结果就是干涉别人的自由。

谢选骏：种族与文明的二分法

《移民下一代 与父母渐行渐远？》（韩杰 2021-12-12）报道：

许多亚裔孩子遵从父母的安排，学业有成。

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周敏常年研究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和跨文化冲突问题。她说，在华人移民家庭，儒家的「孝顺、好学、刻苦、自律」通常被作为教育子女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然而，这类准则运行起来并非易事，往往造成冲突。这是因为在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为外来移民，而子女则在美国本土出长大，两代人的同化倾向和速度不同。「结果是，华人移民家庭中的代际冲突，既有常见的代际冲突特征，更有移民家庭特有的跨文化冲突的因素。」

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与孩子的关系都是「一地鸡毛，困难重重」。纽约一家医院技师Anne有三个孩子，分别为27岁、22岁和15岁。她说，她感到她对孩子教育特别失败，觉得孩子们现在都长成了「四不像」。她现在的感觉是，孩子养大了，也丢掉了。

经常沟通交流，有助于塑造亲密的两代人关系。

放羊吃草 越来越难沟通

28年前，Anne大学毕业后从中国来美留学，感觉美国文化很先进。「我那时想做一个羊妈，把孩子交给学校和教师教育。」于是，她就对孩子采取放羊吃草的态度。她现在觉得自己与孩子们「越来越难沟通」。

她说，从学业上，三个孩子都很优秀，都考上纽约市好高中。「我只是在老大身上下点功夫，下面两个没有操心。」后来，上面两个孩子都读了好大学。「申请大学都是孩子自己搞定，没让我操心。」

但是，孩子们的穿衣打扮让她「气死了」。女儿穿的衣服经常露脐、露肩及露大腿，还要把头发染成蓝色或紫色。而大儿子要打耳洞，戴耳环、染蓝色头发。「我与他们为这事多次发生争吵，尤其在孩子的青春期。」她说，好在孩子没有太过分，让她还能忍受。

去年3月，纽约爆发疫情，读高中的小儿子在家里上课一年多，患上「忧郁症」。她认为，儿子的忧郁症主要原因不是体内病变，而是环境问题。她说，如果小儿子去学校上学，有了朋友，经常去户外运动，忧郁症就会好了，但是，小儿子却说是「脑子里发生化学变化(chemical change)」，闹着要看心理医生。

后来，她就带着小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并遵医嘱吃药。小儿子服用后觉得见效，要求增加药物剂量。但她认为，吃西药将来无法回头，建议小儿子去做针灸、吃中药，「结果遭到三个孩子的攻击」。她说，小儿子现在是15岁，她还能掌控，「要他喝中药不得不喝」。但是，两个大孩子不再吃中药了。

孩子们对同性恋等（LGBT）态度很开放，甚至与他们交朋友。女儿的一个密友是男同性恋。孩子们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是自然特性和个人选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若是与他们讨论同性恋，孩子们经常威胁我。」

她说，她要求孩子们将来找对象最好找亚裔，只要不是日本人、韩国人，其他国家的都行。「我不希望孩子与外族裔结婚。」而孩子们对母亲的这个要求非常反感。「孩子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妈妈不喜欢日本人、韩国人。」

目前，老大已经毕业，找了一个半工，女儿大学毕业后就找到工作，老三正在上高中。「他们三个一伙，对付我们夫妻俩。」她怪自己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注意对孩子进行世界观教育。「我总认为，孩子能够考上好小学、好中学，就没有问题了。」

她说，做留学生的时候学业比较重，就业以后忙于工作，很少过中国节日。「年复一年，对它们的意义都忘了。」现在，孩子对这些节日没有印象；现在，她很后悔没有从小带着孩子们过中国传统节日，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有空了，孩子们已经长大，想教也来不及了。」

ABC即使从小就学中文，仍然习惯用英语沟通交流。

拒绝父母插手 ABC追求独立

纽约华人Dennis有一儿一女，都在纽约出生长大，分别为20岁和18岁。他说，ABC（美国出生的华人）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群体。「从文化上来讲，他们位于华人与老外中间。」他说，他的孩子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职业志向。「孩子比较独立，不让父母过问。」

他说，儿子将来要做律师，女儿要当医师。儿子去了南卡的杜克大学，而女儿申请到洛杉矶加大。「加州大学有九个校区，女儿申请了其中的八个。」他说，如果纽约的孩子在读纽约市立大学（CUNY）和州立大学（SUNY），学费不要钱，女儿去加州读书，每年要花费七、八万元。儿女也很少与他们联系。「但是，一到交学费的时候，他们就来电话了。」

孩子在成长阶段，大都有叛逆期。他说，他的女儿与妈妈经常发生矛盾，而儿子要好一些。他说，他们夫妻不强迫孩子做什么。「如果孩子不愿意做，就不做。」他举例说，孩子一开始学的乐器是钢琴，但是后来喜欢小提琴，「就同意他改学小提琴」。

他说，他们没有强迫孩子学习什么专业。如果强迫孩子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不仅学不好，将来还要和父母对着干，没有必要。「这样的例子已经发生很多了。」孩子读完大学，参加工作，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们给不了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孩子选择专业的基础是自己感兴趣。「他自己选择的，必须学好。」他说，这与中国传统的思维不同。在中国，学生选择专业考虑的是好找工作、挣钱多，但是美国的孩子选择是根据兴趣。有的孩子也可能选择考古、历史等就业比较难的专业。

华人离乡背井，传统思维和教育理念难以改变，但下一代的想法却大不一样。

思维西化 忽视中国传统

Dennis说，ABC与移民父母的关系，与中港台出生的孩子相比要差些。中国有个说法，「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像移民这一代会孝顺父母，但到了ABC这一代，就没有了。

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经常带着孩子回到中国的家乡看看。但是，孩子大了以后，「一到暑假，都有自己的安排。」因此，孩子读了高中以后，就再也没有去中国。「他们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没有感情。」实际上，孩子已经西化了。

他说，这些ABC不会主动关心父母。一旦他们结婚生子，他们会养育他们的下一代，不会要父母给他们照看。他也承认，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ABC与父母关系也不错。「而半路来美的华人孩子，有孝顺这个概念，与ABC不同。」

他对孩子将来的另一半没有要求，「就是有想法，也不会对他们明说」。他估计，孩子未来的一半很可能是华人，也许是亚裔。他孩子的朋友中华人比较多。他说，在纽约市和长岛好的高中里，华人孩子很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多。

美国孩子成长过程比较自由，常让华人孩子羡慕。

潜移默化 坚持沟通见效

纽约华人薛女士有一儿一女，都在纽约市上高中。她很早就听人说，这些ABC的孩子很难和父母亲近，主要是他们与父母的观点常常发生矛盾。「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经常找孩子谈心。」她说，目前她和两个孩子的「关系很好」。

她说，她在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就给孩子制定了一个睡眠仪式。在孩子睡到床上后，她要去与孩子讲两句对话。第一句是「good night」，孩子就回答：「good night。」第二句「I love you」，孩子就回答：「me too。」「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她还主动和孩子聊天，谈谈学校的事情。「一开始，孩子不愿意谈，我就想办法启发他们。」例如，她反复追问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同学们讲了什么话，班级里有没有同学感染新冠病毒。「孩子如果不愿意讲，我就耐心地坐在他们旁边，没话找话，因此他们也会讲一些事情。」

另外，孩子父亲每个周末要给孩子讲一个故事。「一开始，我先生讲的都是中国历史故事。」例如，她的先生讲过的故事有曹冲称象、矛与盾等。现在，他就讲美国时事。例如，芝加哥发生枪击案，先生也讲给孩子听，与孩子讨论问题在哪，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应对。

现在两个孩子的身高都已经超过了妈妈，她也把两个孩子当成大人对待。她说，许多华人家长喜欢强迫孩子选择好找工作的专业，但是孩子并不喜欢，最后与父母反目成仇。「我早就对他们讲，他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尊重他们的选择。」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不懂“种族与文明的二分法”，一味纠缠在文明里，结果反而丧失了种族。也就是说，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种族而发明的，所以为了保种，需要改变文明——这也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论”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