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集团”是不会思考的

国学频道《朱大可：仓颉造字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2018-08-08报道：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四种伟大标志。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里宣称，直立行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类史书写中被不断重演。当人们需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人展开对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在“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作“文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的睿智面容。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墙，并能够容纳5000名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迁，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播种期”里，人类借助逃迁和贸易，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人类的分野：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人们正在目睹苗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梵文字符民族（2.6亿）、孟加拉文字符民族（1.25亿）和日文字符民族（1.18亿）。字母民族则包含罗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民族（2.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2.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分。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作“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文。凯文·凯利满含希望地宣称，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最大噩耗。

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

此刻，在经过一系列的逻辑铺垫之后，我想回到汉字起源的话题上来。既然人类被分为“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两种，那么我不妨来看一下字母民族的基本情况。

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第一份闪米特字母表，又过了1000年，由它演化出伟大的腓尼基字母表，并且从中发育出阿拉米字母和希腊字母（公元前800年），这种记音模式最后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

“字符民族”的历史，要比“字母民族”长至少2000年，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形态。公元前4000年，考古学家称为“乌克鲁第四期”，史上第一种象形文字在苏美尔地区神秘诞生。它是1000多个表示神灵、国家、城市、船只、鸟类、树木等名称的图符，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国王的英名，被发现于伊拉克古城基什（Kish）。由于它的出现，一个最古老的文明，跃现在泥版的粗糙表面。

那些文字有时被书写在莎草纸上，并因腐烂而没有得以存留，有时也用尖锐的芦苇笔写在黏土版上，这种笔通常用石刀切削而成，书写方向从左到右依次为水平排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片，可以在窑炉中用柴火烧制成陶版，藉此让这些文字成为永恒的事物，但假如无须持久，也可以将其粉碎，加以回收利用，制成下一块新的泥版。

从这种原始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出了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文字的第二代样式，起始于公元前3500—前3200年，其中第一份苏美尔文件的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而地点在伊拉克的杰姆德纳塞地区（Jemdet Nasr）。有人估计，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500万个楔形泥版，但其中仅有大约3—10万片被阅读或发表。大多数泥版还在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库房里沉睡，等待被一个新的咒语所唤醒。

从公元前2900年左右，许多象形文字开始失去原有的功能，字形从1500个减少到600个，写作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语音表达。

晚期楔形文字改进了苏美尔原型，象形笔画被简洁化，达到极高的抽象水平，它只有五个基本的楔形形状：水平、垂直、向下对角线、向上对角线，以及由两个短小的对角线构成的碰壁线。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双重意义。这很像是日本文字，它用中文衍生的脚本写成，其中一些中文字符被用作表意标志，其他的则作为表音字符。

苏美尔铭文的价值逐渐被周边民族所接受，他们藉此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它已被普遍运用，其印迹遍及整个西亚（近东）地区，并适应了阿卡德、埃拉米特、埃布莱特、赫梯、哈特、卢维、赫利安和乌拉尔等不同语种的书写，直到新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911—前612年）时期，这种文字才逐渐被腓尼基字母和乌加里基字母所置换。

苏美尔的早期象形文字，为埃及人提供巨大的灵感，促使他们发明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第一个被发现的完整句子，刻写在第二王朝（公元前2800—前2700年）墓穴里的一枚印章上，它像一根细小的火柴，引燃了埃及文明的明亮火焰。

苏美尔象形文字还通过贸易影响了印度河文明。公元前3500—前1900年，在印度北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沿岸，浮现出三座传奇城市——哈拉帕（Harappa）、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在其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染色棉布、轮制陶器、小麦、大米、蔬菜、水果、公牛和家禽，以及大量刻有动物符号的印章。

有人认为，这种符号是一种独立的象形文字体系，学界称为“哈拉帕铭文”（Harappan script），有人通过印章、小型泥版、陶罐和十几种其他材料，共列出3700个印章和417个不同的符号，并发现平均题字含5个符号，最长的题字在一行中含有26个字符，此外还发现了从右到左的写作方向，而这个方向跟苏美尔铭文恰好相反。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计算机研究中，科学家将它的符号模式，与各种语言铭文及非语言系统（包括DNA和计算机编程语言）加以比较，发现印度河铭文的模式更接近口语，因而认为这是一种尚未被认知的古老文字。

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不是线性编码的文字，而只是一些独立的非语言符码，用以标记家庭、氏族、神灵和宗教信仰，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用模具批量生产的贸易记号，跟古中国人在陶器（玉器）上留下的原始刻符极其相似。很少有人相信，这些原始陶符的出现，意味着文字体系的隆重诞生。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坚持汉字本土起源说。但近年来，汉字外来说也有所抬头。有人认为，正是以“印度河铭文”为中介的“苏美尔铭文”，向殷人提供重要的创造灵感，成为中国人发明文字的启示性原型。在成汤革命爆发的几十年内，甲骨字被密集地创造出来，效率如此之高，只能出自官方有组织的运作，而非文化自然发育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字形，跟印度河乃至苏美尔脚本，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合，而这种超越概率的高相似性，似乎无法用所谓“巧合论”加以解释。但要真正弄清两者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比较文字学的精密研究。

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源于南北朝后期和唐代的佛教故事，它指出仓颉是印度三仙人之一，梵天大神派他们下凡到人间，分赴天竺与中华两地造字，分别弄出了汉字、梵文和佉卢文三种文字。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神话传说，旨在暗示中国文字缔造的异域影响。

仓颉是一个负责字造的祭司集团

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在商王国期间（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文字体系，人称“甲骨铭文”，这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字族，其成员多达4100个，其中出现最多的常用字为1000个左右。它们被雕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然后被加热直到出现裂缝。王室的祭司，可以通过裂缝的纹样和走向，预测各种未知事件。

这些神奇的动物骨头被命名为“卜骨”，其上的铭文最短几个字符，最长有30—40个字符，记录了王室与祖先精神沟通的结果，其议题包括生死、战争、气候、收成和祭祀仪式，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提供了这项伟大而独特的发明？

中国历史典籍曾经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沮诵，据传是黄帝的右史，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遗忘。

被史官反复提及的是另一个名字——仓颉。这位造字英雄姓侯岗，仓是他的封号，或者是他担任国王的那个国家的名字。“颉”字在《诗经·国风·邶风》里，是向上飞翔的意思。整个名字的语义，可以解释为“在仓国起飞翱翔的人”。这个简洁的名字，正是对仓颉生命状态的精准描述。我们被告知，他是率先飞翔的人，他的高度奠定了华夏文明的高度。

关于这位造字英雄的历史记载，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没有什么可以确证的材料。上古神话文献声称，仓颉不是国王，而是黄帝手下的官员（左史），长有四个瞳仁，异常明亮而充满智慧，用以观察鸟兽的足迹，藉此创造象形文字，而造字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一个以“被刺瞎的眼睛”来代表“民”字的文盲国家，这些夸张的描述，传递了世人对字词的无限敬畏。

《吕氏春秋》把仓颉跟发明车仗的奚仲、发明农业的后稷、发明法律的皋陶、发明陶器的昆吾，以及发明城墙的夏鲧相提并论，而这五位圣贤都是当时的牛人，即便不是酋邦的大王，也是大型部落的头领。根据甲骨文出现的年份可以断定，仓颉跟公元前5000年的黄帝老儿毫无干系，他应该是殷人中负责文字缔造的官员，正是基于他的不懈努力，这种奇妙的文字脚本才得以大规模涌现。

已知的仓颉墓地计有十处，遍及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在河南的有开封、新郑、南乐、虞城、原阳、洛宁、鲁山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此外，西安的仓颉造字台和新郑的凤凰衔字台，据传是仓颉造字之处。

这个布局复杂的仓颉墓葬地图证明，也许存在着某种以“仓颉”命名的祭司集团，他们按占卜的语义需要，不断生产新的甲骨文字。只有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取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而那些祭司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河南、陕西和山东，他们的归葬地最后形成巨大的迷津，令后世的纪念者变得不知所措。

在早期东方文化体系里，存在着具有严密传承性的“历时性团体”，它们通常以某一个体作为群体（学派）的代言人。除了仓颉集团，人们还发现“老子”是一个从战国到西汉传承了300年的布道团体，而“庄子”也只是“庄周集团”的领袖而已。他们的文本经历过无数次增删和修改，向人们展示出显著的开放（空间）和“传承”（时间）特征。从阿维斯陀经的波斯到吠陀经的印度，这种“历时性文本”无所不在。

正是那些记名（借名）圣贤的无名氏群体，书写或记录了人类最瑰丽的思想。

（本文选自朱大可古事记系列《字造》，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大众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代表作品有《燃烧的迷津》《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孤独的大多数》等多部。朱大可的汉语书写，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他和他的作品甚至被拥趸们认为具有“像先知般绝世而独立”的祭司气质和预言功能。）

谢选骏指出：说“仓颉”、老子、庄子都是“一个集团”，这是“党文化”的历史投射——实际上，“集团”是不会思考的，灵感永远都是个性的产物。至于集团，那只是灵感的寄生虫罢了。就拿上述的“朱语”来说，难道也是出于“集团”的吗？不管是与不是，那不都是作者在自取其辱吗？1、朱语出自集团，就不该叫作朱语；2、朱语不是出自集团，“仓颉集团”也就破局了。3、弄得不好，朱元璋语录就成了猪猿獐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