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端临不知南宋亡国的机理

《郑樵和马端临史学思想的共同点？》（2020-11-08 互联网）报道：

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文献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宋宁宗嘉定末年（1224年）。分为田赋、户口、征榷、选举、职官、乐、兵、弄、学校、钱币等二十四门。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同时在各条后面夹录前人和当时文人学士的议论，最后再用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他的按语，贯串古今，折衷恰当，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审慎的结论，尤其对于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发表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有。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深懂得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它著作。

《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文献通考》在中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而端临的卓越贡献，亦当为世代所敬仰。

谢选骏指出：马端临通考文献，是无法探求历史奥秘的，因为文献都是枝蔓，反倒容易遮蔽了灵眼的视觉。例如宋亡，那是战国的结局，政治腐败从来都不是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谢选骏：神不如仁的无神论时代

网文《宋神宗并不比宋仁宗差，但为何最后的庙号差距如此之大？》报道：

宋神宗熙宁四年，正当王安石变法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枢密使文彦博与宋神宗、王安石两人进行了一次颇具深意的对话。

文彦博认为，朝廷做事，人心最为重要，祖宗法制并非都不可取，只需略作修改即可，皇帝陛下励精图治，但似乎在推行改革时用力过猛了。对此王安石显然持反对意见，而宋神宗也坚定地站在王安石这边，他对文彦博说：“朝廷更改祖制，不开心的都是士大夫，朕询访邻近百姓，他们都对免役法感到开心。”文彦博直言不讳地回复说：“陛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

对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件事，宋神宗是默认的。北宋给予文人士大夫极高的政治地位，两府和御史台的权力都很大，莫说是宰相，一个通进银台司的负责人都敢于驳回皇帝的调令，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且皇帝无权擅杀任何一个文官。对于这些，宋神宗心知肚明。

纵观神宗皇帝的所作所为，细看他的一生，在道德层面，他体恤侍从，大热天也不用扇子；他关心百姓，仁慈不逊于仁宗；他尊敬师长，见了老师毕恭毕敬；他谦虚节俭，连一双好看的鞋子都舍不得穿。而在政绩层面，几乎就是在与两件事作斗争：一是西夏，二就是士大夫群体；他开疆拓土，在位期间开拓西北疆域两千里；他立志改革，为保住王安石不惜与两宫太后做对抗，甚至泪洒当场。

然而，他的庙号却是一个“神”字，与宋仁宗的“仁”字天差地别，这是为什么，他真的不如宋仁宗吗？当然不是，说到底还是文彦博那句话的原因，因为他挑战了士大夫群体的权威，再通俗点说就是，因为他没有宋仁宗那么听话。

接下来我们简析一下宋神宗和士大夫之间的几个矛盾点，看看神宗是如何不听话的。

士大夫群体普遍厌恶战争

在北宋初期，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北宋失去了武力夺取燕云十六州的能力。自此，士大夫群体中主战派越来越少，到了宋神宗那会，主张灭掉西夏的已经凤毛麟角。

党项本是依附于北宋的边疆部落，其首领被赐国姓，依照正常思维，建国自立本身就属于背叛，频繁扰边更是大逆不道，北宋君臣应该时刻以灭夏血耻为己任才对，但史书记载却说明，宋神宗时期的士大夫们普遍带有厌战情绪。

治平四年，神宗刚继位不久时，西北党项的嵬名山部落意图归顺北宋，此事遭到了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认为接收嵬名山部落会引发宋夏两国间的战争，而且党项人难以治理，久后必反，他向神宗大呼：“陛下难道忘记了南齐时的侯景之乱吗？”一心恢复汉唐往昔之疆的神宗当然没有听从司马光的建议，宋军顺利接收了嵬名山部落的上万人马、几百个部落首领和一万多户党项百姓。宋将种谔率军击退了西夏的四万人马后，北宋成功收复了绥州。

持相似观点的士大夫当然不止司马光一个，文彦博、吕公弼等人甚至提出过放弃绥州之地的想法。总结起来，他们厌战的理由无非有如下几个：朝廷没钱，占领党项的土地没用，党项人难以治理以及战争劳民伤财。

可宋神宗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曾作诗勉励自己说：“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意为“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松懈，经常担心自己不够威武雄迈，虽然自己才智不足却深知身肩祖宗遗业，期盼早日传来克敌制胜的捷报！”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多次伐夏意在彻底铲除西夏的威胁，虽然最终没能完成消灭西夏的目标，但开拓西北疆域两千里的武功却堪称太祖太宗以来之最。只不过，在保守派士大夫的眼里，这样的功绩并不那么正面，甚至是穷兵黩武的表现。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一个矛盾点。

神宗挑战士大夫群体旧秩序

先前提到过，北宋士大夫权力很大，皇帝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可没那么容易，举两个例子。

神宗即位之初急需理财能手，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擅长理财，于是神宗任命其为参知政事，负责朝廷的财政事务。没想到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认为张方平的人品有问题，不能担当大任，神宗为此颇为苦恼。

为了避开御史台的反对声，神宗下令将司马光从御史台调往翰林院，但这纸调令被通进银台司驳了回来。无奈之下神宗亲自写手诏给司马光解释调职原由，声明此次职位变动与张方平之事无关，而且特意绕过了通进银台司的审查，直接交到了司马光手里。不按程序走？此事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通进银台司长官吕公著用辞职的方式作最后抗议。

后来，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支持，神宗特意设立了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临时机构，作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此举打破了士大夫群体间的权力平衡，引起了除王安石等新法人士外几乎所有士大夫的反对。

在整个变法期间，像上述事例还有很多，神宗为推行新法背负了巨大压力，不断挑战着士大夫群体的旧秩序，如此，能留下好名声吗？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二个矛盾点。

神宗过于宠信王安石

王安石确实有惊世之才，但人无完人，他在性格上是存在缺陷的，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听取反对者的合理建议。因为变法措施并非完美，青苗法本身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是否需要强制摊派？而面对广泛的质疑声，王安石没有做出改变，这使得反对呼声愈发高涨。

宋神宗虽然两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位，但罢相之举实属无奈。与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态度相比，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宠信程度令人惊叹，几乎到了言听必从的地步。可后来的事态发展多少让神宗有些失望，王安石的性格让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在群臣之中人心尽失，山穷水尽，甚至“众叛亲离”。

当王安石成为朝廷百官的众矢之的时，无比信任他的宋神宗又该背上什么样的名声呢，至少与“亲贤臣”无缘了吧。

此为神宗与士大夫之间的第三个矛盾点。

结语

我们常说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因为眼前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许并非真相的全部。宋神宗如今的历史地位和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站在当时保守派士大夫的立场去看的，“仁”亦或是“神”，全凭他们的喜好而定。

换个角度，你会发现另一片历史天空。

谢选骏指出：不管什么角度，在无神论者的心目中，“神”似乎还不如“仁”。难怪宋朝会亡，因为宋明理学不信上帝，就使自己沦为送命的理学了。现代的全球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天才恶棍，神不如仁，相信自己而不相信上帝——这是战国时代的典型特征，离开大一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谢选骏：印刷术起源于印章书

网文《闲话德国：古滕贝格和毕升》报道：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15世纪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改变了世界。美国媒体曾将他评为“千年伟人”。同样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毕升却在中国和东亚之外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

毕升大约出生于公元970年。作为印刷铺的工人，他对雕版印刷的艰辛深有体会，于是琢磨着如何用其他技术取而代之。有一次他看着两个儿子玩儿过家家，用泥做成小人儿和动物，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由此得到灵感。毕升用胶泥做成小方块，在上面刻字，用火烧硬。常用字备上几个甚至几十个，供同一版的重复使用。排版时用带框的铁板作底，敷上一层药剂，把活字放入框内，排满一框是一版，用火烧烤，药剂融化，按上平板，药剂凝固后版型制作完毕。印刷之后，活字放入木盒，以备下次使用。

雕版印刷是一件苦差事

活字的投入大大简化了印刷，但胶泥以及后来的木活字有明显不足：它们不够结实，不均匀，边缘不够清晰。也许制作几千个活字使毕升筋疲力尽，反正他在有生之年没有使自己的发明更加完美，达到足以投入市场的成熟度。

一系列小发明直到突破

约翰内斯·古滕贝格（Johannes Gutenberg）则完全不同。他不仅是发明家，还是企业家。1447年，距离实现技术突破还有三年，他贷款建立了作坊，雇了20名员工。古滕贝格的活字是铅合金材料。他还发明了一个小巧的铸字盒，将液体的合金压制成一般大小的字模。他按照榨葡萄器的原理研制出印刷机。铅合金的字模能够承受印刷机的压力，因此可重复使用。不过，与毕升的几千汉字相比，古藤贝格只需制作26个字母的字模。

古滕贝格亲手印刷的圣经

1452年开始用新技术印刷的圣经成为欧洲的抢手货，连教皇都对其赞不绝口。今天在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展出的一部当时印刷的圣经仍然清晰如初。发明家的精神和商业头脑给古滕贝格带来了荣誉和财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因此而受益：当他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大胆质疑时，古滕贝格的印刷术已经传遍全欧洲。路德的圣经德语译本很快成为畅销书。没有古滕贝格，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想象。

印刷术从东方传入西方吗？

还剩下一个问题：古滕贝格是在毕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还是在对毕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明了类似的但是更完美的技术？中国人一般认为毕升的印刷术流传到了德国。百度百科在"毕升"词条下写着："从13到19世纪，毕升发明的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这样的观点在德国至少有争议。美因茨古滕贝格博物馆的麦瓦尔德博士说，古滕贝格制作活字模的技术与毕升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印刷术像造纸技术一样由东方传到西方。"

位于美因茨的古滕贝格博物馆

充满创造力的中国人也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由阿拉伯人带到欧洲。欧洲人又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了纸张的机械化、大批量生产。其他伟大的发明也大同小异：中国人最早使用指南针，但欧洲人用它征服了世界；中国的炼丹师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偶然发明了火药，英国人由此制作大炮，并在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首次投入使用，给德、法、西联军来了个措手不及。

大炮的使用为骑士阶层敲响了丧钟，因为挥刀舞剑的骑士只能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卡尔·马克思曾经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这位中国人无比敬仰的大胡子德国人竟然没有把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人。

马克思不认为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功劳

由此可见，谁第一个发明了某项技术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发展和运用该技术。毕升的印刷术没有得到孜孜不倦的改善，结果中国人自己在19世纪开始使用古滕贝格的技术。因此，古滕贝格是否曾经向毕升学习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古滕贝格博物馆还算仗义，单为毕升及其活字印刷术开设了一个展厅。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谢选骏指出：上文巴结德国，有点不择手段了，结果显得只懂技术，不懂观念。因为从观念的角度看，德国的活字印刷和中国的活字印刷，其实一脉相承，而且它们也都是来自于印章书。

《印章的起源、流传和中国古玺的崛起》（sohu 2017-01-25）报道：

（按：本文作者是我国第一位全面关注、搜集、梳理并著述域外古代印章的学者。本文为其新著《他山之玉·域外高古印特集》的序言，本刊转載时作者做了一些修改。鉴于篇幅原因，我们没有使用原文的大量插图和严谨详实的注释，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敬请移步至纸书。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概述

印章是今天中外人们对印记的通称，古代中国有称 “玺” 或 “章” ，意义与之相近。西方的古代文明也有类似的词汇：如萨珊波斯王朝使用的印章，在巴列维语中对应 “muhr” 一词；古埃及则曾使用这一象形文字符号来代表印章，是对滚动的滚筒印章的形象描绘。这些词汇的使用目的和方法基本和我国的 “玺” 、 “章” 一致。此处姑且用印章一词指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既可以在特定的载体上留下戳记，用于表示签署、鉴定、见证等效用的实用物品。一件印章通常代表了个体或社会团体的特定身份。

印章起源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根据这些地区出土的印章和封泥的位置和分布状况，我们认为其最初是用于标识私人物品的所有权，尔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印章的应用领域才逐渐延伸到贸易和行政。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伴随着文明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往，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本文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首先确定印章起源的地点和年代，然后演绎出印章在地中海、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包括印度西北部）的传播脉络。最后，我们们将依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古玺的起源作出大胆推测，并通过和西方印章的比较，阐述中华印章崛起的必然和特定优势。

印章起源

从尼罗河谷、尼罗河三角洲到地中海东岸，再到两河流域的弯月形地带，通常称为 “富饶新月” 地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有着温暖潮湿的气候，适宜农业作物生长，因而成为了人类文明诞生的摇篮。

公元前7000年前后，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既 “富饶新月” 的弧形顶端）分布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大型聚落，农业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采集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我们在这些地方首先看到了印章雏形的出现——在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SabiAbyad）、艾恩·俄凯克（Ainel-Kerkh）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了如下器物：带有刻画纹的鹅卵石护身符，其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刻画，其复杂度不足以作为印章使用。

陶质印模（pintadera），在这些印模上发现了染料的残留，所以判断其功能为纹身或染色。石质的类似印章的器物，其中一些体型远大于普通印章。

这一时期尚无带有戳记载体的出土记录，但是考虑到部分印章雏形在纹饰上已有较高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标示个人身份的功能，甚至很可能已经在作为印章使用，只是考古发掘还没有找到对应的载体。

约在公元前6300-6000年之间，叙利亚的萨比·阿布亚德和艾恩·俄凯克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带有戳记的封泥，其纹饰具有较高多样性并且和同时期的印章器物具有相似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作为私有制和个人身份的具体体现，实用印章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地区使用。

通过考察萨比·阿布亚德等遗址出土的封泥及其上下文，杜伊斯特玛特认为当时印章的主要用途并非贸易或社会行政管理，而是主要用于聚落中私人财产的集中封存，并可能用于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我们同意这观点，并且认为这种集中式仓储和抵押、借贷等经济活动恰恰体现了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的标志。由于农业发达程度上的限制，当时叙利亚地区的聚落采取半游牧的生产方式，部分族群成员会定期参与放牧并离开定居地。在这一过程中，由专人管理他们的私有物品，并通过加有戳记的封泥封存，便可保证这些成员私有财产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放牧劳作，这样便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

最晚到公元前6000年，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使用印章的证据。显然，这一更为高效的经济手段为这一地区的族群效仿，并迅速普及。

从纹饰上看，带刻画纹的护身符和陶质印模上以几何纹饰为主，同时期的陶器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纹饰，有学者认为这些抽象的纹饰代表了使用者的信仰，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功用。相比之下，早期印章和封泥上的纹饰则包括几何纹饰和动物、植物等自然纹饰，这些自然纹饰可能和印章实际的用途相关，从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我们也注意到萨比·阿布亚德出土的一些最早的封泥上的戳记并不能对应到同一遗址层的出土印章，却和晚期遗址层或其他遗址的印章相似，例如：艾恩·俄凯克 出土的封泥可以和萨比·阿布亚德对应。另外，前文提及的出土年代较早的石质印章型器物功能也尚不明确。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印章和用印体系的起源过程尚无明确的答案。

史前印章的传播和发展

公元前6000-5000年的哈拉夫时期，平面印章已然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多个遗址中普遍使用，同时在伊朗西南部也有印章出土。近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最早过渡到哈拉夫文化的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而这一非入侵式的文化过渡此后广泛地发生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乃至安纳托利亚东南。在哈拉夫文化遗址中，我们注意到了经济手段和工具上的进步和趋同，这显然是落后向先进仿效的结果，而印章作为部落经济手段中非常重要的见证和标记工具得到了普及。

同时，哈拉夫时期开始出现以聚落为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组织，如杜姆兹特佩（Domuztepe）的黑曜石印章和珠子加工作坊。为了处理硬度和加工难度较高的黑曜石，平面印章、珠子、护身符分别经由不同分工来粗切、制作成型和打磨。由于打孔技术的限制，杜姆兹特佩生产的黑曜石印章往往采用一类近于扁平的外形，有时不制作印钮而直接在印背打V型孔以佩戴。我们认为，印章生产的专业化同样也证明了哈拉夫时期印章使用在两河流域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广泛普及。

公元前3700年后的后期乌鲁克时期，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城邦以富余的农牧资源在对外贸易上取得优势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城市化进程中的乌鲁克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包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更为复杂的管理手段的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变革导致的更复杂的行政管理需求促使乌鲁克人发明了原始苏美尔文字和滚筒印章。早期滚筒印章上非常具像的纹饰，如表现建筑、酿酒、农牧生产和祭祀等题材，也暗示着它们的使用者可能隶属于和这些职能相关的行政机构。另一方面，滚筒印章的戳记上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场景也可以补充原始文字表达能力上的缺陷。两河流域传统的平面印章依然作为个人标识用于一般的私有物品仓储和贸易，和滚筒印章共同使用一直到公元前3000纪早期。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的出现，行政管理机构的健全，印章也从个人标识进化到行政权力的象征。

由于乌鲁克在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滚筒印章的使用也迅速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以及伊朗西南部的埃兰。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乌鲁克文明为中心的贸易圈逐渐崩溃，而新的远距离贸易路线串联起了两河流域到中亚的诸个重要文明，并形成了两个交互作用域：既从两河流域南部，迪亚拉（Diyala）河谷到波斯湾，伊朗东南，并一直延伸到 特佩亚黑亚（TepeYahya）的杰米迭特·那瑟尔（JemdetNasr）交互作用域；和从科佩特·达格（KopetDagh）山麓向南延伸到赫尔曼德（Helmand）地区中心和奎塔河谷（Quettavalley）的北方交互作用域。我们注意到三千纪以后一些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这些交互作用域所覆盖的庞大地理范围内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证明交互作用域内存在有组织的物质交流；同时，在特佩亚黑亚和其附近的夏赫达德（Shahdad），以及赫尔曼德地区的夏赫勒-伊·索科塔（Shahr-iSokhta）均发现了滚印，其纹饰风格体现出伊朗西南部原埃兰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域内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印章的进一步东传，并且此时贸易网络的枢纽已经从两河流域南部转移到了伊朗地区。这为后来印章使用的进一步东传提供了条件。

印章的西传

埃及在最初引入滚筒印章后，在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2181年）又开始同时使用平面印章。我们认为，以纸莎草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埃及对于滚筒印章的依赖性远少于两河流域，因此更为轻巧简单的平面印章得以发展流行。至十一王朝（公元前2061–1991年），圣甲虫形式的平面印章开始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525年）。古埃及印章的纹饰题材除了纯装饰性题材外，主要为带有宗教和庇护性质的动物、神祗形象，以及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人物、神祗名称和赞美、祈祷的语句等。中王国末期，由圣甲虫印章衍生出了龟背穿带印和方形牌印等类圣甲虫印章，至十八王朝末期雕刻印章戒指开始大量出现。

公元前2500年，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起，爱琴文明的早期米诺文明II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和多面立体印。同时期希腊的赫拉迪克（Helladic）早期大陆文明也出现了较为原始的平面印章。米诺文明晚期（公元前1600-1450年）则流行橄榄形和圆板穿带印章，并曾短暂引入过滚筒印章。

印章的东传

印度河谷文明位于之前所述两个文化相互作用域的东南边缘，是为贸易网络上重要的原料和加工技术提供方，在乌尔王墓出土的印度河谷风格红玉髓管子和金质叶形头饰既是最好的证明。公元前3300-2800年这里已有使用陶质或骨质的印模，其底面通常雕刻有交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具有特殊的社会或宗教含义的几何纹饰。至公元前2800年后印度河谷步入迅速城市化进程，带有类似纹饰和印度河谷文字的石质印章出现，并出土了带有对应戳记的封泥，是为印章在印度河谷开始使用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类似的几何纹饰平面印章在夏赫勒-伊·索科塔也有出土，这显示印度河谷地区和赫尔曼德文明乃至前文提到的两大交互作用域之间的在印章传播上的作用是双向的：既外来的影响引发了印度河谷对印章的使用，而印度河谷在印章形状和内容上维持了本地化特征，并反过来影响了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地区；这种双向作用在此前已经提过的古埃及文明和米诺文明身上也有体现。这一方面说明了印章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也再次证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对印章传播具有很强的推动力，特别是那些在贸易圈或交互作用域上较为强势的文明会对周边乃至远地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地理学家的分析，最晚到公元前三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湾的海岸之间仍存在着大量的沼泽和湖泊，使乌尔、埃里都（Eridu）等城市可以直接通过船舶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进行贸易。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少量来自波斯湾的贸易品。至前三千纪早期，这一贸易线路逐渐扩展并囊括了埃兰、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古称玛干（Magan））和印度河谷这三大主要文明。波斯湾地区占据主导的迪尔蒙（Dilmun）文明（公元前3000-800年）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大量低钮圆形平面印章。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达到鼎盛，并引入过少量滚筒印章。我们由迪尔蒙文明印章纹饰的变化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印度河谷的双重影响，但是在外形上也维持了其特色。

公元前3000年后，受到来自印度河谷和伊朗的双重影响，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BMAC）也开始使用平面印章。BMAC文明有着成熟的农业灌溉系统，擅长制造铜器，是积极的贸易参与者。早期BMAC文明使用的主要为阳文铜质平面印章，至公元前2300年后则开始流行石质双面方形穿带印、石质带钮平面印章41以及镂空铜质平面印章。两类不同材质印章的纹饰存在相似性，而由同时期出土的封泥上的戳记推断，使用的多数为石质印章。两类印章显然是并存关系，但是使用的载体材质存在区别。BMAC印章的纹饰包括大量的放射型几何纹饰，以及各种动物和神话题材纹饰，其中后者明显地受到伊朗的杰罗夫特（Jiroft）、埃兰等文明的影响。同时，在BMAC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印度河谷印章及其仿制品，体现出印度河谷的影响。BMAC印章的分布范围极广，甚至远及中国新疆。除了贸易网络的作用外，其近邻——欧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游牧文化——的传播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2400年后，进入成熟期的印度河谷文明开始使用一类带钮方形滑石平面印章； 纹饰主要是动物、植物和人物，并带有印度河谷文字。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在波斯湾地区和伊朗出现了一些带纽圆形平面印章，既类似前文所提到的波斯湾印章，但其纹饰结构却非常接近印度河谷平面印章，这类印章的雕刻手法较印度河谷印章拙劣，部分文字也不符合印度河谷的传统。我们认为这也是印章传播过程中文明间双向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印章是波斯湾印章对印度河谷印章的模仿，它的制作者可能是波斯湾或伊朗的工匠，而使用者很可能往来于印度河谷的商人。

公元前1800年后，可能由于河道改变、洪涝、海岸线移动或雅利安人入侵等原因，印度河谷文明逐渐崩溃，由此导致依赖于印度河谷贸易的一些文明如BMAC和迪尔蒙文明等的衰退。而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些失去活力的文明中，印章的使用陷入衰退甚至完全消失。印度河谷居民中的一部分向恒河流域迁徙，并将印章的使用传播到恒河文明。相比之下，在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包括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区，由于陆上贸易线路的继续活跃使这些文明继续保持着活力，滚筒印章也继续得到延用。

希腊印章的兴起和东传

古希腊印章的起源和发展间接地受到古埃及文明的影响，直接的来源则是近东文明如腓尼基、叙利亚等。

虽然古埃及文明最终放弃了圣甲虫印章的使用，但却对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其他文明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公元前1500-110年）、腓尼基、叙利亚和犹太文明等。

古希腊文明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已出现了平面印章和圆板穿带印章。早期的古希腊人对于青铜时代的圆板穿带印必然有一定了解：麦锡尼和米诺文明的遗民可能依然将其作为护身符佩戴，而希腊人也可能在早期遗址地表捡到此类印章。而在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开始使用印章后，他们即尝试仿刻圆板穿带印章并作为早期的一类主要印章形制。这种情况和上文提到的印度河谷存在相似性；同时，古希腊文明使用的印章形制更为多样，体现出印章受贸易和文化影响的复杂性。

此后，受腓尼基文明的影响，古希腊文明也引入了圣甲虫印章/护身符；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4世纪）镶嵌和雕刻的印章饰物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影响包括古希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文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和早期罗马等。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和腓尼基文明都是地中海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两者在印章上的发展也都依赖于贸易和扩张所带来的活力，特别是更具开放性的古希腊文明大量吸收了腓尼基和东方艺术，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极具艺术性的印章雕刻风格。

古罗马文明（公元前5-公元4世纪）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古希腊的大量文化元素，至帝国时期，佩戴印记戒指成为常态。

在西亚，公元前九世纪后，由于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出现和流行，楔形文字和滚印的使用逐渐受到约束，而开始流行塔型平面印章，但题材依然以宗教性的祭祀场景、神祗徽记为主。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商人在黑海东岸和北岸建立的贸易殖民地，通过和斯基泰人的贸易最早将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传入西亚和中亚。至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文明崛起并入侵希腊，臣服于或流入波斯的希腊工匠将希腊和地中海东岸流行的龟背穿带印章以及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和波斯的题材纹饰结合起来。这两类印章和传统的楔形平面印章逐渐取代了滚筒印章，后者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即不再生产。

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东征，希腊文化更深入地渗透到西亚和中亚文明的血脉中，这一过程史称 “希腊化” 。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希腊殖民地都沿用了希腊式的龟背穿戴印章和镶嵌或雕刻的印章饰物，取代了西亚原有的滚筒印章和楔形平面印章。在这些地区此后兴起的王朝如中亚贵霜王朝（公元30-375年）、帕提亚波斯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等，在印章的形式和纹饰上也都大量继承了希腊的传统。我们认为希腊印章的优势在于题材选择上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富有个性的神祗和英雄，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普通人如士兵、商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男欢女爱的描绘都可以成为印章的题材。我们也观察到西亚和中亚的文明在吸收希腊题材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筛选、改造和重新诠释，比如中亚就将酒神狂欢的表现手法引入了印度教中湿婆相关的题材。而正是这一融合过程大大丰富了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印章纹饰题材。

我们比较希波战争时期受希腊影响的波斯印章和希腊化时期中亚和西亚的印章，可以发觉两者在形状上接近，在雕刻手法上也存在关联，特别是砣线和钻点的使用显示出亦加熟练和素描化的趋势，可见印章上的希腊化在希腊波斯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区由于斯基泰文明的影响，可能开始的时间更早。

萨珊波斯帝国（公元224-651年）兴起后，出现了半球型、半算珠型和戒圈型印章，和希腊式的印章饰物共同使用；高级官员则使用一类大型平面印章，根据戳记推断此类印章可能镶嵌在金属钮上。萨珊印章在希腊写实纹饰的基础上引入了波斯文明特有的族徽、火坛、人头翼牛等。根据出土印章和封泥的多样性，我们认为同罗马帝国一样，萨珊王朝时期印章的使用也大大普及，且存在较严格的官方用印规制，比如：萨珊王朝的军队统帅使用专门的纹饰题材为骑士的印章，其四周详细注明官员姓名、统辖范围和封号等，而用于官方事务的封泥往往带有指定了官职和适用地域但没有人名的官印戳记，官印戳记和私人戳记往往组合使用以保证封泥的有效性。

中亚地区至印度次大陆在孔雀王朝（公元前312-184年）和贵霜早期（公元1-2世纪）主要受到希腊文化影响，使用的印章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至贵霜中期沦为萨珊属国后开始出现大量萨珊风格的半球型平面印章；而印度河谷至次大陆则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其印章形式依然以镶嵌或雕刻印章饰物为主。中亚的印章纹饰除了部分沿袭了希腊的古典题材，更多的则体现出中亚复杂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比如，宗教题材的印章可以涉及拜火教、摩尼教、婆罗门教、早期佛教、粟特和希腊多神崇拜等，而印章上的铭文也涵盖了希腊文、粟特文、佉卢文、婆罗米文、帕提亚文、巴列维文等多种书写系统。

在公元二至七世纪里中亚丝绸之路上出现了大量的平面印章，其中部分的外形和中国战汉印章类似，且以铜为主，但是纹饰题材为中亚典型的题材，如人物、龙、狮子、鹿等，且雕刻通常较粗糙。此类印章被新关钦哉归入 “Silk Road印” 中，认为可能是丝绸之路贸易用印。我们认为此类印章可能和青铜时代中亚（既BMAC文明）铜印有着传承关系，但是由于BMAC文明崩溃后中亚地区出土印章资料的匮乏，这一猜测尚待证实。我们还注意到其中一些铜印的纹饰和先秦、汉代铜印存在相似性，这显示出当时中亚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双向作用。

关于中国古玺的崛起

我国的印章文化，具有三千年历史且未有中断。并在周秦两汉时期和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艺术高峰。中国古玺起源，过去有人认为其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玺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随着近年国内外考古报告的不断发表和国外印章研究的不断深入， 我们发现在中亚、西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存在着比我国更早的印章。同时，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娜考古综合（简称 BMAC）文化和商代文字、器物纹饰之间的相似性，如安诺遗址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带文字方印。费兹吉拉德-胡伯尔则观察到巴克特利亚BMAC文化铜印上的十字纹饰和偃师二里头所出铜镜以及铜钺上的十字纹饰的相似性，并指出安德罗沃诺文化可能是联系BMAC和中原文化的桥梁。萨尔瓦多里提到了新疆出土的青铜印，并归在BMAC文化的一类青铜印中。因此，值得大胆猜想，作为中华古玺的滥觞，以BMAC为代表的来自中亚的文化和印章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甚至是其起源。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玺的话，那么，我国古玺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印章在产生后有西传和东渐的两条不同线路。因为西方文明在语言和文字上的巨大限制，每个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一个简单的含义也需要较长的字母组成。所以西方印章最后还是停留在以图案、族徽和花体字母的表达形式，载体也是以封泥、铅封、火漆而保留下来，其使用的范围也逐渐缩小，逐渐式微。而汉字有良好的指意功能，具有高度简练的表达作用，一字乃至寥寥数字的印文就可以具体表达精准乃至复杂的鉴证等功能。所以在中华文明中以文字为主流的印章可以代代相传，延续了三千年。其使用之广度，以及艺术之精湛，流风所至，影响之广远，为海内外所公认。然而此已非本文所要表述之义。

世界古代印章在使用、象征、目的上，和我国古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对史前印章的研究对我国古玺文化溯源必有很大帮助。自公元前两千年始，西北已有类似中亚的青铜印章；至于战、汉，则中原肖形印与中亚、丝绸之路印章也有颇多相近之处；自六朝以降，虽然中西印章在内容和用法上分道扬镳，中原居民的墓葬中仍偶尔会发现源自西方（波斯、中亚）的印章，其中既有旅居汉地的胡人后裔（如：史耽诃），也有身份显赫的汉人将领（如：徐显秀）。这些遗物虽不足以完全揭开印章起源的谜团，却为我们研究印章的传播，乃至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对于国内考古界而言，研究和解读这些珍贵遗物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古玺的崛起和发展是世界印章发展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需要在古代世界的广阔视野内去重新审视它的地位和价值。据2016年7月20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将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谷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在未来的七到五年中与印度考古学家合作研究。我们期待通过这些走出国门的考古合作可以从科学考古角度更好地辨析中国古玺的起源。

一、

据新华社报道，陕西渭南市境内出土一西周 “龙钮玉印” ，底面为凹面，以阴刻线条作十字格分割，格内有四个图案。据专家称，分别为 “龙” 或 “蜀” 、 “鹿” 、 “虎” 和 “鹰” ，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玉质古玺。

对此器物的古玺说，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两周时期金文系统已较完善，族徽的使用已趋于衰退，同时代肖形印趋于具象化。其次，此件底端为凹面，且为较浅的线刻，不符合当时古玺和封泥的使用关系。另，在殷墟妇好墓有出土同类器物，其整体外形、钮式花纹皆如出一辙。此两器大小接近，当是相同器物。所以，我们认为渭南市所出似不应称作古玺。

二、

近十年肖形印是中国当代篆刻界非常热门的表现手法，上承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肖形印，得以发扬光大。中国古代肖形印大多以青铜为材料，或浇铸，或錾刻，入土几千年，出土大多图案弥漫古拙，而国外肖形印多以宝石或矿石为材料，出土后基本没有腐蚀，图案清晰细腻，与我国肖形印呈现巨大区别。中国有尚古、崇古、拟古之风，近代篆刻大家皆好此种古拙之美，并以此种审美创作肖形印。篆刻界所制作肖形印以具象图案为主流，开一片大好新气象，除传统图案生肖印之外，以佛教题材、人物照片为范本的比比皆是。其形象之逼真，用刀之精准，为古所未见。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代照相、扫描、西方素描技术的篆刻表现，与传统篆刻中古拙的审美情趣有异，而更接近于剪纸、皮影、版画。古代肖形印在封泥作为载体的情况下，是呈现出较为立体的高度概括的浮雕图案。即使使用印泥打在平面纸上，在红与白之间产生微妙的过渡层次，也就是相对于 “实” 来说的一种比较“虚”的效果，在视觉上产生一定的厚度，在二维空间呈现出一种貌似三维的立体效果。总之，它以简胜繁，简中见神韵，令人遐想神往。以拙之见，借古开今，当代肖形印似有更广袤的开拓空间和多元的表现手法。

要之，产生于西亚的图章印，在我国洋为中用、脱胎换骨、独具特性，获得了本土化的新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的是——印章其实就是“小型的雕版印刷”，换言之，雕版印刷就是“大型的印章”。难道不是吗？而所谓活字印刷，不过是诸多印章的拼凑罢了。

谢选骏：苏颂的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

网文《苏颂独夺七项世界第一》报道：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

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又是闪耀在北宋时期的一颗科技巨星，他在医药学、天文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政绩。他所撰医药学、天文科学著作，均图文并茂，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献遗产。 

苏颂初授汉阳军判官。后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县知县、南京留守、国史馆集贤院校理、颖州知州、淮南转运使、知制法、知审刑院、委州知州、毫州知州、、开封府知府、涂州知州、河阳知州、沧州知州、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实录院修撰、尚书左丞等职务。为官50多年，政绩颇著。

颂器局闳远，不与人较短长，以礼法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

敢"斗"皇帝的臣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请求神宗破格提拔一名地方官李定，神宗答应了，然后指令时任中书舍人的苏颂起草破格提拔任命书。苏颂一看，这种提拔不符合“破格”的条件，退了回去。神宗把指令再次发到中书部门，叫宋敏求起草。结果，再次封退。经王安石的强烈要求，神宗第三次将指令发往中书部门，再被封退。三名中书舍人一致表示：宁可被撤职，也不做这种违反“组织程序的事”！ 

为官50年政绩斐然

从那时开始，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最后位及宰相，为官50多年，政绩颇丰。他先后五次与辽国深入接触。期间，他搜集整理了关于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的信息，并根据宋辽两国的实际，提出了与辽朝和睦修好的政策，由此坚定了宋朝对辽推行友好政策的信心，换来了数十年的宋辽和平时期。

醉心科技博闻强识

苏颂的一生仕途漫长，官位显赫，但他给后世留下的最大财富不是政治方面的成就，而是在科技方面的建树。苏颂曾在宋朝的文史馆和集贤院任职九年。工作的便利，让他每天能接触到皇家收藏的许多重要典籍和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本。苏颂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每天背诵两千字文章，回家后再将它默写记录保存下来。经过长期的积累，苏颂的学识变得更加渊博。

苏颂小传

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福建泉州同安葫芦山（今属厦门市同安区）人。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其祖先在唐末随王潮入闽，世代为闽南望族，其父苏绅中过进士。苏颂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聪敏好学，经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

苏颂，字子容，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廿三日（12月10日）诞生于芦山堂，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庚辰（1101年6月18日）。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先任地方官，后改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九年，得以博览皇家藏书。宋哲宗登位后，先任刑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至后一日，苏颂病逝家中，享年82岁。次年葬于丹徒县王洲山，赠司空，后追封魏国公。南宋理宗时赐号正简。前述著作之外，苏颂尚有《苏魏公文集》72卷、《进仪象状》、《逐英要览》、《谭训》等著作传世。

苏颂，是我国宋代一位集政治、天文、药物、外交、藏书、文学、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名人。他不但“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又在天文、机械制造诸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国际天文学界对苏颂的创造发明非常重视，称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测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比欧洲人罗伯特·胡克先行了6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7个世纪。

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开启近代钟表擒纵器的先河

“水运仪象台”被誉称为“世界时钟鼻祖”，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尊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中国古代的日晷、水钟、火钟、铜壶滴漏等只能算计时器，而北宋宰相苏颂在1090年制造的水运仪象台不但计时准确，而且有擒纵器，只有擒纵器工作时才会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这也就是钟表与计时器的根本区别。

药物学成就：承前启后的《图经本草》

他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官至宰相，曾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

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

《新仪象法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力运转天文仪器专著。书首有苏颂《进仪象状》一篇，报告造水运仪象台的缘起、经过和它与前代类似仪器相比的特点等。全书总计共有图60种，这些结构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机械图纸。它采用透视和示意的画法，并标注名称来描绘机件。通过复原研究，证明这些图的一点一线都有根据，与书中所记尺寸数字准确相符。

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苏颂写出《新仪象台法要）3卷，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及使用方法，绘制了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机械设计图，附星图63种，记录恒星1434颗，比300年后西欧星图纪录的星数还多442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把《新仪象法要》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独夺七项世界第1的科学家

一、水运仪象台的顶部是活动性屋板，观看时可以拆开，雨雪时可以合闭。学者认为，它是世界上天文台圆顶自由启闭室的鼻祖。

二、水运仪象台的浑仪窥管（望筒），通过“天运环”等机件与水力推动的枢轮相联。使窥管与被观测的天体能够同步运行，从而，发明了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 转仪钟。英国剑挢大学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 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三、水运仪象台的总动轮 枢轮，是由一组叫“天衡” “人权” “左右天锁”的杠杆系统控制的。由于“天衡”系统对枢轮的擒纵控制作用，使以水力推动的枢轮能等速地均匀地向前运转。它的作用与现代钟表的关键部件 锚状擒纵器（俗称卡子）的作用完全相同。李约瑟研究了水运仪象台后说，它比14世纪欧洲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早了许多世纪。

四、苏颂在他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为后人留下了五幅星图。这是保存在国内最早的纸绘全天星图。苏颂在他的星图中，首创圆横结合的画法，解决了长期以来赤道与北天极周围绘制中失真的问题。

五、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要为我们留下了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机械图纸，共有整体图 部件图 零件图六十多幅，绘制机械零件一百五十多种

六、苏颂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假天仪。苏颂发明的假天仪是一个大圆球，人居其中，凿孔为星，一昼夜转一周，与天象完全相符，以水力推动。

七、苏颂的《本草图经》是世界上第一部保存至今的有图的完整的本草着作。《本草图经》以前的《唐本草》等着作虽然也有图，但都已佚失。只有《本草图经》的药图被系统地流传下来。

一个被厦门人遗忘的历史名人

几乎每个厦门人都知道厦门有郑成功、陈嘉庚，却未必清楚厦门还有一位成就不亚于郑成功的历史名人。他就是出生于同安的北宋宰相科学家苏颂。

谢选骏指出：苏颂一人既然能够独夺七项世界第一，其事业为何不能持续发展，其本人为何沦为被人遗忘的历史名人？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基督教的神约所保障的法治传统。

谢选骏：俄国只配德国狗

《俄国国师 世界上最危险的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2022-03-05 地球是透明的）报道：

　

最近爆出俄罗斯利用黑客攻击民主党官员，意图帮助川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的新闻，这给早已爆点频发、精疲力竭的大选年火上浇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普京本人似乎直接参与指导了该项目。为什么俄罗斯会这么做？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杜金，这位以“普京的大脑”著称的政治科学家，一个隐蔽的法西斯主义者。杜金在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还被克里姆林宫认可为民族主义哲学发言人。

因为各类激进主张，诸如宣称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后应屠杀乌克兰人，杜金一直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目前来看，这次黑客事件主要是因为普京本人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对，似不该由杜金个人负责。但是，这一事件和杜金影响广泛的哲学观非常合拍。从他的哲学观出发，可以很好地解读近来的各种事件，直至美国与俄罗斯未来的冲突。我们会发现俄罗斯行动的背后，包含着更深刻的动机。

亚历山大·杜金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我们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很多他讲座或授课的视频，借此更多了解这类指导俄罗斯行动的观念。杜金会讲十门语言。在众多富有争议的观点中，他表现出极端反科学的态度：呼吁禁止化学和物理学，提倡摆脱互联网。从本质上看，反技术源于他的愿景：颠覆我们已知的世界。

杜金宣称：现代以来，主要有三大重要政治理论影响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说，美国是全球自由主义的领导者，倡导个人自由，理性主义和市场竞争。自由主义在1945年战胜了法西斯主义，1991年战胜了共产主义（苏联解体），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

虽然如此，杜金认为自由主义目前也经历着致命危机。他相信自由主义者们会首先承认这一点。他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正陷入“虚无主义的后现代阶段”的泥沼，因为它正试图把自己从理性观念与思考压迫中解放出来。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理性观点和思考压迫“本身就是一种法西斯”。杜金更进一步阐释：现在自由主义正试图让身体的器官摆脱大脑的控制，得以解放。他暗指自由主义对LGBT群体的接受。以下是他阐释理论的内容：

“坚持须从任何形式的集体身份认同中获得自由与解放，这是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已令人类从民族身份、宗教身份等等集体属性中获得了个体解放，最后一种集体认同便是性别。所以，现在是时候废除性别认同，让性别变得不再固定，可供选择。”

杜金认为在这三种死气沉沉趋于消亡的意识形态之外，应提出“第四种政治理论”。它将开创一种完全有别于现有的政治模型，不再认为世界历史理应“进步”。这一理论不会建立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基础上。他宣称该理论部分源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既有探索，后者因与纳粹主义有所关联而饱受争议。他的哲学呼吁人的自我意识的根源（海德格尔称之为 “此在”）应在此世妥为珍藏，而非继续任由现代时空里非人化的技术恣意割解。

由于，这种此在的根源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世界理应实现权力的多极分配，以取代美国的单极独大。找到这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实践之路，据杜金所言，将使世界人民重识丢失的身份认同感。

杜金（和世界范围的阴谋论者）视创造“世界政府”的运动是由不诚实的“全球主义精英”领导的，后者剥夺人们身份认同感的同时又驱使他们满足自身的利益，他认为多级世界的理论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在地区性的超级强国组成的当今世界，俄罗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杜金将俄罗斯定位为欧亚大陆联盟的领导国，并建立了“国际欧亚大陆运动”来推动这一构想。

什么是欧亚大陆？基本上它就是前苏联所有的领土。俄罗斯作为一个地跨两大洲幅员辽阔的国家，它的使命就是创建一个兼具欧亚元素的权力中心。

“西方基本或压根就不了解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有时候他们认为苏联只是单纯的共产主义产物，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或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在苏联成立之前是独立的，之后被布尔什维克党占领被迫加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杜金说道，“事实上这些名称之前并不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他们只是行政地区的表称，在沙俄帝国时期就并不具备任何政治或历史的（国家）意义，正如在苏联时期一样。这些国家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因其解体才人为地构建出现有的独立疆域。”

因此，建立欧亚大陆联盟的目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纠正历史错误，复兴一个伟大的帝国，它早在苏联之前就已存在。从这一计划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最新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和对乌克兰的未来规划，就完全合乎逻辑。

杜金更深入阐述了他富有争议的历史研究，宣称欧亚大陆眼下要对抗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大西洋主义，一个由跨大西洋的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组成的合作联盟。这些海洋自由主义国家更看重个体独立和市场力量。

欧亚大陆则相反，代表着内陆保守的大陆派哲学。按照欧亚主义者的视角，大陆派的价值观包含层级架构，法令与秩序，传统主义和宗教。由此，亚特兰蒂斯（大西洋联盟）和欧亚主义是两大阵营。实际上，杜金把所有的历史都看成沿海与内陆国家之间的斗争。

杜金如何看待川普的胜利呢？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他对川普都十分热心，至少说，他以这种方式明确指出对于支持全球主义的精英们来说，川普为何是一个“轰动性事件”。

“（唐纳德·川普）强硬，野蛮，怎么想就怎么说，粗鲁，情绪化，显然还非常坦率。他是个亿万富翁这个事实并不重要。他与众不同，他是个非常成功的普通美国人。”

杜金认为川普的胜利是对“全球主义者”的暴击，尤其当对手是希拉里·克林顿时。在美国的保守右派网站很容易找到和杜金同样的论调，譬如像布莱巴特新闻、德拉吉报道和阴谋论之王亚历克斯·琼斯（他是杜金的最爱）。杜金认为川普的胜利是一场自美国人开始的“革命”，这将引发世界范围内全球主义进程的失败。

不过这还没完。在杜金眼里，川普的胜利具有启示性和文明变革的意义：

“我们需要回到存在本身，回到逻各斯，回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回归神圣，回归新的中世纪——因此才能回归帝国、宗教和传统社会结构（阶层、崇拜、精神主导物质等等）。现代性的所有内容：是恶魔主义和退化。没有任何价值，全都应被净化清除。从科学、价值观、哲学、艺术、社会、模式、模型、‘真理’、对存在的理解、到时间和空间，现代性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现代性埋葬了一切。它应被终止。我们会终止它。”

在近代历史上，显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俄国思想：认为一切都是错误的，世界应被彻底根除。我们都知道那导致了什么结果。杜金言论中的一些听起来神秘的内容，当然估计还有他的大胡子，让他获得了跟拉斯普京比肩的机会。但是，杜金真的认为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实践他的世界观吗？

有趣的是，在川普赢得大选之前，像“国家评论”这样有影响力的美国保守派，曾发声表示应警惕俄罗斯的意图，他们特别指出杜金的意识形态将造成的威胁，并称欧亚主义是一种“撒旦崇拜”。现在川普赢了，俄罗斯也牵连进了干预大选的话题，他们竟然不提这件事了。

普京真会听杜金的吗？学者和评论家称：普京圈内有很多人都认真对待杜金的观点，与之相吻合的是，伴随着普京不断发展的威权主义倾向和行动，它们也越来越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杜金2008年站出来支持俄罗斯军队占领格鲁吉亚，并在2014年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不停煽风点火，号召屠杀乌克兰人，吞并曾是沙俄帝国领土的乌克兰。

为了看清杜金具体倡导什么，我们可以看看他1997年的畅销书《地缘政治的基础》。在俄罗斯军队中，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依据外交政策（和杜金自己的言论），本书还被指定为俄罗斯军事学校的教科书。

该书为俄罗斯在21世纪建立欧亚大陆体系勾画了蓝图，同时还提供了打败或使美国保持中立的具体策略。包括通过使用俄罗斯特种部队和不对称战争，开展扰乱及提供假情报的行动，瓦解美国与德法等国的联盟，同时挑起美国国内的动乱分裂。其中特别提倡利用种族关系做文章。在本书第一版的367页，杜金解释道：

“特别重要的是，要将地缘政治的骚乱引入美国国内活动，鼓励各种类型的分离主义以及民族、社会和种族的冲突，主动支持各类持异见的行动——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不同教派，进而破坏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的稳定。由此，支持美国政治的孤立主义倾向也是合乎逻辑的了……”

经历了我们这超级分裂的，充满了上述灾难的大选，又要面临着瞠目结舌的调查，看俄罗斯是否干预了我们最珍视的民主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难把杜金的观点弃置一边。川普胜利之后，杜金一定程度上不再将美国粉饰成头号天敌。据报道，因为杜金批评普京实现其世界观的“速度太慢”，两者的关系近期有冷却迹象。但看看当下现实，依旧可以认为普京仍在下一盘欧亚主义主导世界的大棋，他并不会因为维基泄密的那些尴尬邮件而停止。尤其是当下，美国正处于一个较脆弱的时期，也在努力寻找前路和统一的哲学。

谢选骏指出：虽然攻克柏林之后斯大林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是一条德国狗——追随恩格斯及其雇工卡尔马克思。正如列宁也是个德国特务一样，普京也是，而且，普京的师傅竟然追随纳粹的走狗海德格尔，真是没出息透了。难怪普京勾结川普，因为出卖美国的川普家族，也是来自德国的妓院家族。也难怪川普崇拜共产党，专找斯拉夫女人上床铺床铺。它们都是蛇鼠一窝，臭味相投。

谢选骏：林彪和普京都是太监

《为黄俄愚孝正名：普京竟是林彪的私生子！普京祖籍山东你知吗？》（新闻网 2022-03-06）报道：

“普京祖先是中国人”的这类说法很好解决了这种“愚孝”的道德困境，毕竟大家都有“同一个祖宗”。

近日，有网友发现，涉及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荒诞、低劣谣言再度被扒出、传播，而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强行给普京安排了一个“中国爹”、“中国爷爷”，强调普京带有中国血统，是中国人的后代。

网友分享的两个文章主题的搜索结果：

据悉，这类说法早在2014-2016年就有陆续出现，是因为有网民觉得普京与林彪、与一罗姓中国农民长相相似，从而脑洞大开瞎编而成，但显然这种说法迷惑了不少的网民，至今仍有人煞有其事地参与转发，网上也曾有人认真发起提问“普京祖先是中国人是真是假？”

相似的对比照片：

部分段落内容：

鲜为人知的是，罗埔霆除了普京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中文名字叫罗海德）以外，还育有另外一名儿子罗海仁（俄罗斯名字：亚历山大•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罗海仁与一名来自苏联图瓦地区的姑娘结婚，长子生卒年月不详，死于1963年，幼子罗元平现今生活在中国。——《普京的爷爷原来是中国人——中文名字罗震英》

普京是林彪的儿子。理由有三：1.两人不仅形似，而且神似。2.林彪曾在苏联待过，按时间推算很吻合。3.很多领导也这样说。——《普京是林彪的私生子！？》

 

中文互联网上，一些大肆吹捧、崇拜俄罗斯的网民常被另一些批评者称为“黄俄孝子”，或者将被奉上神坛的俄罗斯调侃为“俄爹”。在近期的俄乌战争期间，部分相关名词甚至遭到了微博禁发。

有网友讽刺“普京祖先是中国人”的这类说法很好解决了这种“愚孝”的道德困境，毕竟大家都有“同一个祖宗”。

谢选骏指出：黄俄人民共和国为何要把林彪和普京扯在一起呢？在我看来，因为这俩矮人都是太监。林彪这个毛狗在长春虐杀了几十万平民，普京这个野种霸占中国的“外东北地区”迄今不还——但他们都是兵痞特务，是党的驯服工具，与遭到阉割的太监无异。

谢选骏：高俅与嫪毐

网文《高俅》报道：

高俅（别名高太尉，？-1126年），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北宋末年奸臣，是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反派人物。

高俅初为苏轼小史，后事枢密都承旨王诜，因为具有很高蹴鞠技术，被端王所赏识。他性情乖巧，善于讨好皇帝，在端王登基后，他很快官至太尉。他仗着皇帝的宠信，私占军营，并将禁军作为私用，不做训练，不顾军纪，致使军政废弛。金军入侵时，宋军大溃，高俅称病逃至开封，后于1126年病死。

高俅

高俅立过什么战功，史书无记载，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宋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赵怀德叛宋事件实际上是西夏联合青唐当地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时间是崇宁四年初。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的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

根据《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宁四年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此时高俅和刘仲武应该没搭上线。大观二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总领全局，军事上的临时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自己的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成功。实际上这是利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贵啊！事后童贯大概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指标的就是老大刘锡。从这个角度看，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应该是在政和五年攻打西夏时建立的。政和五年刘仲武率十万大军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败而回。用《宋史·夏国传》的话来[2]说，就是“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而宋史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所以真有贿赂行为，那也是刘仲武干的。高俅估计也帮忙说了好话。搞不好高俅正是此战的监军。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恃宠营私

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逃过一劫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

《宋史.李若水传》中提到高俅死于靖康元年（1126）：“李若水……靖康元年，为太学博士。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

历史结局

历史上高俅不但寿终正寝，而且有三个儿子，都跟他沾光。其中两个儿子一个叫高尧康，一个叫高尧辅。据《宋会要辑稿》卷七十九册职官三十六的记载，高俅仿效蔡京提拔儿子的方法，把儿子高尧康由遥郡转为正任，另一个儿子高尧辅由观察使提拔为承宣使。另据《宋史》卷二十一记载高俅还有一个儿子叫高柄，绍兴十七年(1147年)被封为昌国公。

谢选骏指出：高俅与嫪毐，都是凭借“一技之长”登堂入室的下流人物——前者幸存，所以北宋灭亡；后者暴死，所以秦灭六国。这是由于两个王朝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北宋开启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秦朝则进入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了。可惜北宋并不认识这一点，还要自认一统、强充大国，结果不能胜任，落荒而逃，最后灭于蒙古的元朝。而元朝，才是那个匹配与秦朝的大一统——开启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