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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6日星期六

谢选骏:张謇是个官商,他是怎么死的



《1926年:张謇之死》(搜狐 2021-07-17)报道:


1926年7月17日,73岁的张謇在故乡南通病故。出殡之时,上万人为他送行,许多人为这位并不认识的老人流下了泪水。墓址是他生前选定的,墓上不铭不志,只是在墓门的横石上写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几个字,这是他自己的遗愿。


毫无疑问,放在整个中国实业史上,张謇都是个光焰万丈的大人物,自从19世纪末他以状元身份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以来,近30年间他开办的一系列企业、学校、公益事业,直接把南通这个小城带进了近代,直接受惠的数百万人,影响遍及全国。不仅给当时,也给后世的人提供了一个高山仰止的典范。


一句话,他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办的企业虽然受挫,但是他留下的庞大事业,依然在造福一方,即使今天我们到南通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一个人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这是前所未有的。“张南通”、“南通张謇”、“南通张先生”这些称呼因此而成了历史的符号。


胡适先生为张謇心爱的独子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写的序言中说,张謇是个“失败的英雄”。如果着眼于一时的现实利害,到张謇谢世的这一年,曾拥有上千万资产、数十家企业的大生集团确实已经凋零;长期赢利,作为张謇南通事业基础的大生一厂、大生二厂早在几年前就已被银行团接管,经营困难,作为“南通模式”的起点,大生纱厂曾为他大办教育、自治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他晚年的心境不无悲怆,“即此粗完一生事”,诗句的背后是这位“状元实业家”深深的无奈。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在那个时代的大环境中,他用不足30年的时间给南通现代化打下这样的基础,能走到这一步,差不多已是极限了。许多事毕竟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挽回的。关键的是他创造的“南通模式”所提供的示范,通过兴办实业带动一个地方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他开启的这条以企业办社会的道路,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不少有抱负的青年到了南通参观,心中自然而然都会产生出对张謇的敬慕之情,并暗下决心以他为楷模。在这一层意义上,张謇就没有失败,受到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实业家就有无锡的荣家兄弟、上海的穆藕初、四川的卢作孚、湖南的范旭东等人,江苏武进的商界领袖钱以振甚至以“常州张季直”自许。


我们不能拿一个事情的成败来判断一个人的成败,张謇的企业确实最后失败了,但这不是张謇的失败,他的意义早已不在一家企业是否永远盈利上面。


“南通模式”或者干脆可以叫做“张謇模式”,随着时光的逝去,在历史的深处愈加散发出一种遮挡不住的光辉来。当时外国人就曾为此侧目,中国其他的先进城市如上海,都是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特别是作为通商口岸,有外国租界的因素,才引入各种新生事物发展起来的。唯有南通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跨入了现代。


特别让我们感慨的是,这个企业虽有官股,但整个生产、经营、决策等一切都掌握在张謇个人和他的团队手里。就是依靠这样一家民营企业,推动了一个地方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张謇自述,身为一介书生,最初他想办的不是工厂,而是学校,但是办教育没有经费,他只好从实业下手,等到有一定经济基础,他就着手办学,从师范学校到小学、中学、幼稚园、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一百年前,小小的南通城就有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学校之外,博物苑、图书馆、体育场、气象台、公园、剧场等相继出现,还有医院、养老院、育婴堂、盲哑学校、残废院、济良所、贫民工场等一系列慈善公益事业。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促成如此众多的事业。仅这一点,张謇就完全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在张謇离开人世前夕,在天津塘沽的永利碱厂走出了创业以来的冬天,经过8年的苦苦求索,多次面临倒闭的危机,终于依靠独立的技术力量,生产出了合格的纯碱,当时在亚洲还是第一家。对张謇怀着敬意的晚一辈实业家范旭东为此欣喜不已。不久,他们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最高荣誉金质奖章。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的成功,给原本荒凉的塘沽带来了新的转机,这个海滨渔村成为了一座充满活力的工业城镇。


同年8月初,也就是张謇谢世不久,几年前曾在南通亲聆老人教诲的四川青年卢作孚,迎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他手创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正式在川江上航行,虽然这艘起名为“民生号”的轮船只有区区70吨,只是在他故乡合川和重庆之间的短途航行,但对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来说,那都是希望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他怀抱的现代化之梦就是从这条“民生号”起航的。


谢选骏指出:关于张謇,流行这许多似是而非的谬论——张謇明明是个官商,却被马裂狗崽奉为民营企业家;张謇明明是海门人却被说成是南通人。张謇是怎么死的?据南通的老人传言,是因为和自己的佣人通奸,得了“马上风”死掉的。地点就在黄泥山的别墅里,那个地方阴森森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却消失在“正史”之中了——这就是荒谬的“中国近代史”,官商的历史;他们花钱雇佣了文人,买断了墓志铭。

谢选骏:中产不是中产阶级

《当上海的中产阶级生活幻想破灭,人们牺牲自由换到了什么?》(海外华人札记 2022年4月14日)报道:


在上海这场封城导致的民生危机中,人们发现自以为享受的太平盛世小日子极度脆弱,不堪一击。这令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位时报记者对俄罗斯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

当今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很多方面有精神共通之处。它们都经历了经济上的飞跃和政治上的极权,都痛恨“美帝”,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民族复兴大业,把民族主义情绪和控制言论、打压异己当作实现大业的利器。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报记者萨布丽娜·塔弗尼斯2015年最后一次到访俄罗斯时,面对着眼前美丽繁荣的莫斯科发出的疑问,大概也适用于中国——“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在上海封城带来的民生危机中,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格外适时。


上海人经历的痛,单看社交媒体就能让人感同身受。一位老人向路人呼救、请求“哪个好心人帮我买点蛋”的视频让人百感交集;富裕阶层如“风投女王”徐新,也同样需要为了采买食物请人把她拉进微信面包团购群;而经济学家郎咸平年近百岁的母亲也因为等健康码耽误了救治而不幸辞世;方舱里的一些自闭症孩子只能靠注射镇静剂维持情绪稳定;一些隔离者则遭遇了暴风雨后临时板房里漏水停电。在严厉的封锁中,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似乎都在体验着同样的焦虑。很多镜头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反复问我,这些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它们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更艰难的是那些需要继续治疗的尿毒症和癌症患者,他们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甚至连最基本的止痛药都已经耗尽,在难以想象的疼痛中煎熬。因急病或重症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人已经成为一座座无声的墓碑,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间记录能在网络生存多久,毕竟,一篇篇记录求救信息和表达不满的网帖和文章已经埋葬在404网络坟场里——人们没有抗议的自由,但强大的审查机器有删帖的自由。


如果没有出现极端情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对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来说,或许“自由”这个词很久都不会再被提及,中国居民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由于在疫情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防控得力,民众毕竟有正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但在威权国家,极端情况往往会随时随地从天而降。


对于之前曾经沉醉于莫斯科繁荣景象、放弃了抗争而转为从小事着手建设国家的俄罗斯自由派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异于当头一棒。时报的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说,“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


而在一直以富庶繁华著称的上海,对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享受着“稻米流脂粟米白”这种太平盛世小日子的中产阶级来说,封城之后的种种乱象又意味着什么呢?也不止是上海,时报科技专栏作家袁莉在其“新新世界”专栏写道,据经济学家估计,自从奥密克戎开始蔓延,全中国45个城市处于封城或半封城状态,受影响人口达到3.73亿。她将现在的“清零运动”与毛时代的“打麻雀”运动进行对比,指出像当年全国动员打麻雀间接导致农业歉收一样,中国的严苛抗疫政策也可能让所有人都遭殃。


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对时报说:“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在中国,仍然支持“动态清零”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当人们突然陷入吃了上顿没下顿、急病无法就医、随时可能被拉去方舱隔离的境况,意识到自己之前依赖的岁月静好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自己毫无发声抗议或走出家门的可能性,他们也许会想一想,长久以来自己牺牲了种种自由,难道只能换回这样的结局?


上海的封锁已持续两周。一名卫生工作者正在指挥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


读者来鸿:


在外人看来,中国人在没饭吃的情况下还支持清零政策显得匪夷所思。如果你也对此感到困惑,不妨听听来自封城漩涡中心的读者的声音吧。上海读者Benjian Liu在来信中从体制上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信中写道:“多数中国人最终忍耐政府的‘清零’政策,是因为看不到存在任何其他社会主体提出并有能力实现另一套行动方案的可能。司法独立的缺失则意味着压根不存在各方展开博弈的法理平台。于是,这套模式还在看上去不合理而又眼睁睁地延续、轰隆隆运转着。孵育公民社会与建立司法独立的紧迫性在疫情之下暴露得一览无遗。”


署名“Fox a free guy from CN”的读者在来信中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他说在疫情之初,因为集权体制和百姓的顺从,中国的清零政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可否认那时候,集权专制制度的‘优势’得到了短暂体现。”但随着病毒破坏力减弱,中国政府却未能与时俱进,仍然采取最初的严苛抗疫方式,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这样的抗疫运动中,中国“渐渐出现了‘集体无意识’,出现了各种藐视社会秩序与法律的行为,如‘正常居民不做核酸检测也不允许出小区’、‘随便封楼封小区’、‘强行检查汽车后备箱’等违法侵权行为”。而同时“政府发布了诸多标语和口号,来‘发动群众斗群众’,让群众参与举报周围的‘外来人员’、‘异常人员’等,这是对文明基石的破坏,对法律的藐视,对社会秩序的亵渎。这样下去中国社会会在经济衰退、文明倒退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反过来影响世界其他地方。这种影响是可怕的,是我不敢预想的,是全人类都应该努力避免的”。


美国务院自上海总领事馆撤离非紧急工作人员及家属。周一发布的旅行警告称,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严重影响了旅行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渠道”。警告还称美国人应避免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可能面临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上周五,国务院曾授权非紧急工作人员自愿撤离上海,此次更新的旅行警告则意味着撤离将被强制执行。


三个月的“魔幻“隔离:一名华人律师的回国探亲之旅。在登上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之前,加州律师薛良权就知道这次的行程会很麻烦,但他从未预料自己将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这趟原本的探亲之行在隔离中度过,他来回辗转于在医院和酒店房间之间,最后没来得及见上父母一面,就筋疲力尽地返回美国。“重获自由”后,他将自己的隔离经历记录了下来,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位于纽约唐人街的意大利餐馆Forlini’s从1950年起至今服务了几代食客。因为地址靠近法庭,这里也曾是很多法官、律师、公诉人的用餐首选,近年来更吸引了很多年轻一代时尚达人。但创办餐馆的Forlini家族最近决定将餐馆所在物业出售,这家餐馆也因此关门,令很多老顾客怅然若失。


谢选骏指出:马裂主义的猪狗们不懂,中产不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稳定的法学概念,而中产只是一个暂时的经济状态。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黄俄奴隶专政区是只有中产小康,而不可能出现中产阶级的。因为那里连独立的司法系统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保护基本人权和私有财产呢?

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

谢选骏:戚继光的成败都是由于女人



《揭秘:历史上戚继光贿赂张居正不可告人的秘密》(2014-04-18 首页登录)报道:


戚继光贿赂张居正秘密: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又字文明、汝谦,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蓬莱人。他从戎四十余年,身经百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他训练的“戚家军”战无不胜,威震天下。但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戚继光晚年遭弹劾解甲归田,两年后猝然去世。


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朝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了。张居正的死,无论是对当时的政局,还是对戚继光本人,都是一桩极为重要的事件。其实张居正并没有得什么大病。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张居正“久坐成痔”,常常为此痛苦不堪。无奈之下,他决定找医生将痔疮割除。也不知是医生的医术太低导致伤口感染,还是张居正体质太差,动完手术后,张居正的身体竟虚弱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在病榻上拖了三个月后,年仅五十七岁的张居正溘然长逝。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改革家。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即位,张居正即担任内阁首辅,此后牢牢执掌朝廷权柄达十年之久。他鉴于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使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得以大大改善。在对外方面,他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防御边患,使明朝在万历初年出现了一段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说,张居正的死,实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对戚继光来说,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由盛转衰的开始。


因为,朝野上下都知道,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亲信”。张居正死了,戚继光无疑在朝中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早已对张居正忍无可忍了。万历小时候,由于少不更事,朝政由张居正把持倒也罢了。后来万历一天一天地长大了,张居正依然不放权,并且对万历限制颇严,以至万历有时连赏赐宫女的钱也拿不出来,这就不能不让小皇帝心中暗恨。如今张首辅死了,万历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摆脱张首辅的束缚而为所欲为了。


张居正专权十年,当然树敌不少。他活着的时候,就不时有人跳出来与之叫板,如今成了死老虎,挺身而出要清算张居正的就更多了。有人上书,告张居正生前“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有人甚至说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相互勾结、有谋反意图……万历此时还算通情达理,他认为,张居正虽然令他极为失望,但“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然而事情还没完。万历虽然表示不再追究张居正的“罪过”,但与张居正有牵连的人,却被打入了另类。首当其冲受到牵连的便有时任蓟镇总兵的戚继光。有人散布谣言,说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极不正常,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戚继光手下有个将领(据后人推断是西路副总兵陈大治),揭发戚继光曾连夜派人给张居正送信,并发出疑问:“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好固然是事实,但说戚继光有助张居正谋反之意,却也难以服众。万历皇帝也不相信戚继光有“助逆”行为,但他与一些大臣都有类似的看法,即戚继光在北京北部统帅数万雄兵,即使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的能力。所以,兵科都给事中张鼎思建议朝廷的执政者,将戚继光调到南方去,理由当然冠冕堂皇,说戚继光在南方有平定倭寇的大功,在北方则没有卓越的表现,因此适合到南方去发挥其军事才能。


于是,一纸调令,便将镇守蓟镇长达成十六年的戚继光调到广东任总兵官。名义上,戚继光的职务并未降低,但是,朝廷将他从京城附近远调到广东,从中不难看出万历以及执政者们对戚继光的不放心。执政者们将戚继光调离京畿重地,也是进一步清算张居正的政治需要。长期以来,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早就令众人侧目了。张居正任首辅的十年间,可以说一直将戚继光倚为干城,对戚继光言听计从。朝内不时有人想与戚继光为难,但都被张居正或罢黜或调离,为戚继光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创造了一个极为宽松的环境。


戚继光对张居正无疑是充满感激之情的。1578年,张居正的父亲病故,张居正赴江陵奔丧,戚继光特意派出一队士兵护卫张居正南行。张居正此行已是扈从如云,当然用不着戚继光的士兵作为卫士。为了领情,张居正只留下了六名士兵。


临行前,张居正怕戚继光受朝官们的欺负,特意安排他的学生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为此,他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于是就有人推测,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如此不一般,是戚继光经常给张居正送礼的结果。


大凡英雄豪杰都有好色的弱点,张居正与戚继光也不例外。戚继光的朋友、文学家王世贞后来写了篇《张公居正传》,说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送给张居正,以至张首辅纵欲过度而得病。王世贞甚至说张居正“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这么说来,连张居正得的痔疮也成了他好色纵欲的结果了。张居正固然好色,但说戚继光经常不惜千金买美女送他享用,却也史乏佐证。王世贞与张居正有矛盾,当然也有无中生有地贬损张居正以泄私愤的可能。


虽说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美女之事后人已经无法证实,但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张居正在书牍日记中有明文记载。有一次,戚继光派弟弟到北京给张居正送礼,张居正只是象征性地收下了一点,其余又让戚继光的弟弟带了回去。史家在《明史》中为戚继光立传,说戚继光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戚继光在“操行”方面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恐怕指的就是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之事。


对此,我们似乎应当辩证地来看待。在专制社会里,一个人的进退去留甚至生杀予夺,完全决定在当权者的手中。戚继光如若不去结交当权者作为自己在朝中的靠山,是无法在外安心领兵作战的。在贿赂公行、贪官遍地的时代,仁人志士想有所成就,昧着良心通过送礼等非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在所难免,不足深责。


再说,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也不是当时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势利。谈迁在《国榷》中曾说:“非戚将军附江陵(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故云)也,江陵自重将军耳。”是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而器重之,而并戚继光刻意去依附张居正。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是出于对知己或者说是对张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种报答,无可厚非。


但在当时,戚继光受到反张势力的声讨,也在情理之中。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得轻装简从,南下广东赴任去了。


戚继光离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五年的蓟镇边塞,心中极不是滋味。他是于隆庆元年(1567年)被调到蓟镇来的。在此之前,福建一带的倭寇已经基本得以平息,而北边的鞑靼却时常大规模南犯,对明王朝的首都北京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国难思良将。工科给事中吴时来和陕西道李叔和先后向朝廷建议,调文武兼资的福建总兵戚继光到北方负责防御鞑靼入犯。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答复说:“朕在邸(尚未即位时)已知之矣。念东南新定,不果召。今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


隆庆皇帝提到的谭纶是戚继光的直接上司,时任福建巡抚。他也是当时的抗倭名将,曾多次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谭纶素来赏识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虽说名为戚继光的上司,实是戚继光肝胆相照的挚友。戚继光与俞大猷之所以能迅速平定祸害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寇,与谭纶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调谭纶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调戚继光至北方负责练兵事宜。调戚继光来京,是隆庆皇帝早已决定了的事,所以谭纶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了答复。是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一职,蓟州、昌平、保定一带的总兵以下武将均受其节制。戚继光从小生活在北方,年轻时曾在蓟门服役五年,对蓟镇一带还是比较熟悉的。再说,皇帝将保卫首都北大门的重任交给他,明显看出朝廷对他的器重。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谭纶依然是他的上司,可以任他发挥而不会从中掣肘。所以,戚继光是满怀着欣喜的心情北上赴任的。


戚继光雄心勃勃,打算在蓟镇训练十万精兵,让这支队伍成为守卫北京的钢铁长城。所以,上任伊始,他便上书朝廷,要求拨十万兵员,由他负责训练。此外,他还就士兵的选用、粮饷的筹集、武器的制造等事宜向朝廷提出了建议。


但戚继光想得未免太简单了。戚继光的练兵计划,遭到了朝官们的质疑与反对。此时张居正虽然已经入阁辅政,但还不是“首辅”,不可能像后来那样一言九鼎。张居正虽然心里支持戚继光的练兵计划,但面对群臣的反对之声,也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他给谭纶写信说,朝中有人指责戚继光“求望太过,志意太侈”,给他十万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


最终,戚继光只被允许训练三万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朝廷财政困难,一下子拿出十万大军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字,委实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们,他们对戚继光是否对朝廷忠心耿耿还有所怀疑。有些人认为,如果让戚继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万精兵,对朝廷的威胁恐怕也不亚于鞑靼的大军入侵。戚继光训练十万精兵的想法化为泡影不久,他的职务又发生了变故。


本来,戚继光身为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其职权仅在谭纶之下。但只过了一年,朝廷突然将蓟镇总兵郭琥调走,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这样一来,戚继光与昌平、保定的总兵成了平级关系,已是无法节制他们了。为此,戚继光曾有一段时间愤愤不平,他在《练兵条议疏》中说:“臣又窃惟边事本有可为之势,但其机不在边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议论掣肘。”原因是“蓟镇切近京都,法令久驰,弊痼既深,更张未易,流言混淆,朝议纷拿,故应区处振饬者,畏众议而逡巡龃龉,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顾忌,实难展布,易起嫌疑。”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戚继光本来北上时是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的,谁知仅过一年,竟在朝臣们的掣肘、打压下,便发出了“捐身易”、“报国难”的辛酸感叹。戚继光意识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得到朝中权要的支持。否则,将空有爱国热情,到头来处处碰壁而一事无成。所以,他开始注意与朝中的阁臣们如除阶、高拱、张居正搞好关系。


事实上,戚继光后来做得非常成功。他与顶头上司谭纶的关系自不用说,与张居正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同时,戚继光与老臣除阶以及高拱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


除阶、高拱、张居正三位阁臣貌似一团和气,其实互有矛盾。高拱不久即将除阶驱逐出朝廷,代除阶为“首辅”。隆庆六年,隆庆皇帝去世,张居正又将高拱驱逐出朝,代高拱而成为朝廷的新“首辅”。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的几年间,朝中换了三任“首辅”,戚继光竟与除、高、张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由此也看出戚继光处理复杂政治关系的能力。


谢选骏指出:戚继光处理复杂政治关系的能力确实了得,竟然用上了色情间谍!戚继光成于女人之手,最后也败于女人之手。


《名将戚继光老婆是谁?戚继光为什么怕老婆?》(2014-03-20 首页导读)报道:


戚继光老婆王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居然连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倭寇、不怕打仗、不怕死的戚继光对她也忌惮三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神通广大的王夫人,也就是戚继光老婆。


说到这个人,就要说到戚继光在听说倭寇进犯新河时露出的那个有点诡异的笑容了。他这个笑容里,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因为他知道,新河城里正有一位他戚继光也惹不起的人物,倭寇找上门去,正好够他们喝一壶的。


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居然连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倭寇、不怕打仗、不怕死的戚继光对她也忌惮三分!


这肯定不是一个等闲人物啊!


事实上,这个人确实名闻天下,而且是一位名闻天下的女子。但我们现在居然没办法知道她的名字,这都怪万恶的旧社会,女人一般留不下名字来。我们只知道她姓王,后人一般称她为王夫人,或者叫戚夫人。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戚继光十八岁时娶的那个名闻天下的老婆。


戚继光老婆王夫人之所以会名闻天下,是因为戚继光的好朋友汪道昆在撰写《孟诸戚公墓志铭》的时候,也就是写纪念戚继光的回忆文章的时候,把这位王夫人的光辉事迹给记录了下来。


当然,戚继光老婆王夫人的光辉事迹不止见于文字记录,也见于很多民间传说。在民间传说里,这位王夫人被塑造成了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魄力、还有功夫的“四有”女青年。


说王夫人原来也是出自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最高做到总兵官的位置,在明代也就是大军区的司令员了。因为出身军人世家,所以这位王夫人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舞枪弄棒,而且据说拜过名师、得过真传,功夫比她后来的老公戚继光还要厉害。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后来她成为王夫人之后,据说因为性子比较泼辣,经常会跟武术大师戚继光动起手来,而每一次那位武术大师戚继光最终都会被打得落荒而逃。


但这位身怀绝技的王夫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三国时那位同样泼辣的孙尚香公主一样,还就是看中了当时家境贫寒的戚继光,并毅然决然地嫁到戚家,完成了由王小姐到王夫人的伟大蜕变。


对于戚继光来说,这位夫人虽然身份变了,可她的泼辣性子没变,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根本和三从四德不搭边儿。她脾气很大,在任何事儿上都特有主张,以至于动不动就跟戚继光顶撞起来。戚继光本来以为,拿出点儿大老爷们儿的威严就可以把这位王夫人震住。哪知道这位“四有”女青年王夫人根本不吃这套,动不动拔出兵器来就跟戚继光比划两下,再加上戚继光居然还打不过她,这下这位做丈夫的戚继光就没好日子过了。


于是,名将戚继光,抗倭英雄戚继光,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历史上就有了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头——怕老婆的戚继光!


有关戚继光怕老婆的典型事例,最被广为传颂的是这样两件事儿。


一是说戚继光在训练出戚家军后,因为王夫人一直都随军,所以戚将军家里的这点儿糗事,部队的兄弟们就都知道了。大家总是在戚继光被老婆欺负后给他出些馊主意。


有一次,戚继光在家里又被打得落荒而逃,一直逃到了军营里。那帮兄弟看戚继光很惨,就鼓捣他说:“你老婆太不像话,这种老婆把她给宰了算了。不如我们在帐中设伏,找人把她叫到军中大帐来,然后我们大家刀枪剑戟一起上,把她给咔嚓了算了。就算不咔嚓,也得收拾她一顿,也好给你解解气啊!”


戚继光一听,一发狠,说:“好!就这么办!”


于是叫个亲兵去家里把老婆诓到大帐来,就说这边有急事。然后戚继光就跟他这帮兄弟们个个刀剑出鞘,杀气腾腾地等着戚继光老婆王夫人。


过了不一会儿,那位王夫人还就真来了。人还没进帐,戚继光只听得帐外一声吼:


“嗨!我说你没事儿叫我来干嘛!”


说着帐门啪地一挑,王夫人柳眉倒竖,大踏步地就走了进来。


大帐中几十个兄弟看着这位著名的母老虎大模大样地走进帐来,胆子小的心里都突地一跳。不过想想几十个人还收拾不了这个母老虎吗?于是大家都看着帅案后的戚继光,等他一声令下,一拥而上,就算不要这母老虎的命,也要替戚将军教训她一顿再说。


只见戚继光果然是男儿本色,看老婆进来后大摇大摆地在帐中一站,不由得星目圆睁,一脸肃然。他从帅案后啪地一拍桌案就站了起来,左手一按肋下的宝剑,右手夸张地往空中一挥。


很多人看他这姿势,以为他要先把这个母老虎痛斥一番,然后就要让大家一起动手。所以所有的兄弟都不由得跟着挺了挺胸脯,摁了摁宝剑,就等着这位戚将军发号施令了。


哪知道气宇轩昂的戚继光指着帐中几十个铠甲鲜明的兄弟,然后气宇轩昂地说了一句话:


“特来请夫人阅兵!”


很多人一下没憋住,扑哧一下都乐了。没想到这位戚大将军架势摆得如此之足,底气原来却一点儿也不硬。


戚继光冲着这几位一瞪眼,然后看着自己的那位母老虎,又大声地说了句:“特来请夫人阅兵!”


戚继光老婆王夫人也不客气,把这些攥着刀、摁着剑的男人们一个个打量了一番之后,话都没一句,鼻子里只哼了一声,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但凡阅兵,兄弟们都会在心底念叨戚大将军的那句名言——“特来请夫人阅兵”!


还有一次,兄弟们又锲而不舍地给饱受折磨的戚继光出了个馊主意。他们说:“老戚啊,你可以趁你老婆午睡的时候,拿着刀突然冲进去,然后趁她刚睡醒,神智还比较模糊的时候,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这样她肯定很害怕。她只要害怕了,以后就不敢怎么着你了。”


戚继光也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了之后,居然觉得这个办法也可以试一试。


于是,有一天中午,就在他老婆午睡的时候,他真的抽了把马刀就冲了进去。可冲是冲了进去,但毕竟这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而且对长期受压迫的戚继光来说,这也是一件危险很大的事情,所以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负担,戚继光一边挥舞着马刀,一边哇呀呀地喊两声给自己壮胆。


结果等到冲到老婆的门边,还没进去呢,戚继光突然听到屋里头一声怒吼:


“你要死啊,大中午哇呀呀地喊什么喊!”


戚继光站在门边一抬头,只见老婆大人正坐在床上怒目圆睁地看着自己。这一下戚继光立刻傻眼了,而且自己手上还举着刀呢,这又该做何解释呢?


要说还是戚继光聪明,聪明的人总是有急智。你看鲁智深就很有急智,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之后,也意识到自己犯法了。但他当时指着镇关西的尸体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然后他在大家的众目睽睽之下就跑路了。当时大家只是围观,都不敢上前仔细看,还以为镇关西真的是装死。要知道,如果要是当时就被发现打死了人,鲁智深要想跑路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这叫急智,所以别以为鲁智深是个粗人,其实他的智慧很深,所以名叫鲁智深。


连貌似粗人的鲁智深都有急智,就更别提本来就聪明绝顶的戚继光了。他看着发威的老婆大人只犹豫了秒之后,就很自然地说:“哦,我想杀只鸡来给夫人补一补!”


那位不怒自威的王夫人听了之后,倒头就睡,临了只说了一句话:“以后杀鸡动静小点儿!”


于是,这位英勇无比的戚继光戚大帅就拎着他的马刀去“马杀鸡”了。


这是有关戚继光怕老婆的两个有名的例证。说老实话,我个人认为,这纯属笑话,我们可以在茶余饭后,聊作谈资,但千万不可当真。


当然,戚继光确实是怕老婆的,这毋庸讳言。但我想,真实的情况应该就像甄子丹在演《叶问》的时候说过的那句名言一样:


“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谢选骏指出:这个戚继光,原来还是吃软饭的——他竟然是靠着老婆上位的,和拿破仑一样没有出息!上述说法也许只是出自野史,但据正史记载也有“败于女人”的内容——


戚继光晚年的生活十分凄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发日子。妻子王氏不育,对他瞒着她娶妾生了戚祚国等六子十分不满,竟在戚继光病重之时,弃他不顾,卷资逃到娘家,以致戚继光“延医且无资”。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588年1月5日),年过花甲的戚继光在大病之后溘然长逝。在好友汪道昆及戚祚国的请求下,神宗给予戚继光一般的恤典。但荫子千户却没有兑现,他的儿子只承袭了祖先七代相传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当时有人对此感到不平,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直到三十多年后,朝廷才给了他“武毅”的谥号。崇祯三年,由于戚祚国的请求,崇祯帝在登州建立了纪念戚继光的祠庙,并亲自命名为“表忠寺”。


但这一切来得太晚,戚继光的一生,成也由于女人,败也由于女人——这样一个“抗倭英雄”,有意思吗?


谢选骏:海瑞骂皇帝的下场比我还好



《海瑞骂皇帝:天下人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嘉靖皇帝为何留他性命?》(搜狐 2020-03-23 )报道: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出现了一件震撼朝野之事。


户部主事海瑞给朱厚趈上了一道奏疏《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也被称为《治安疏》,在这份奏疏里面海瑞大胆地提出了皇帝的问题,语言十分尖锐犀利,根本没有给皇上留任何情面。可以说任何一个皇帝看了都会受不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海瑞骂皇帝”。


海瑞为何不顾生死地骂皇帝呢?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他的目的是给皇帝直言进谏,告诉皇帝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纠正君主错误,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平安。海瑞的奏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第一,吏治败坏,民不聊生。


第二,赋税沉重,家家皆净。他说全国百姓都在骂皇帝,所谓“嘉靖”就是家家干净。


第三,海瑞批评了朱厚趈崇信道教,乞求长生不老的荒唐之举。


海瑞的奏疏确实出于一片至诚,他还事先为自己准备了棺材,可以说这与海瑞的为人是十分贴合的。


海瑞祖籍福建,出生在广东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海瑞自幼家境贫寒,四岁时候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海瑞立志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清廉的官员,因此,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号“刚峰”,也就是做人要刚强正直。


后来海瑞做官,确实做到了不媚上和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海瑞刚直的性格决定了他敢于直言。在上疏皇帝之前,他很清楚自己有可能面临的后果,他将仅有的二十两银子交给了同乡好友,叮嘱他为自己料理后事,买了一口棺材,把家里仆人都遣散了。


朱厚趈在读了海瑞的上疏之后,果然大发雷霆,狠狠将奏疏摔在了地上。他下旨立即捉拿海瑞,防止其逃跑。服侍在皇上身边的太监黄锦很佩服海瑞的勇气,他对皇上说海瑞是个书呆子,他上疏之前连棺材都买好了,肯定不会逃跑。朱厚趈听了这话,气消了一些,又重新将上疏看了一遍,觉得他的言辞虽然激烈,但是确实出于一片忠心,由此感慨说:“此人倒是能比得上比干,可是我并不是纣王!”朱厚趈下令将海瑞关押,等候处理。


就这样,直到嘉靖帝驾崩,海瑞也没有等来处死他的圣旨。相反,海瑞听到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号啕大哭,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呕吐了出来。这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忠心耿的大臣了。


谢选骏指出:海瑞毕竟是猪家皇帝的狗官。


《海瑞骂皇帝的下场》(网易 

2021-09-01)报道:


海瑞是明史上少有的清官,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清官。


总的来说,海瑞骂皇帝不仅没有丢官杀头,反而是官阶越来越高。这在当时算是奇迹。在奉行三纲五常的封建社会,骂皇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海瑞能幸免于难比较罕见,也反映出当时的皇帝相对来说比较宽厚,否则就是另外的样子。


海瑞所骂的皇帝是嘉靖帝朱厚熜,不是面对面骂的。当时海瑞是一个六品户部小吏,怎么会有资格见皇帝?海瑞是通过奏疏骂的皇帝。


《治安疏》就是当时海瑞写的奏疏,也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奏疏”。奏疏中海瑞主要是针对皇帝不勤政提出的意见。


不过,海瑞也许是觉得不来点猛料不足以惊醒皇帝,骂得狠了点。他不仅把上古先贤拉出来和皇帝对比,连皇帝的年号也借题发挥。


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啥意思?嘉靖就是把家家弄成穷光蛋!


可想而知,皇帝该愤怒到什么样子。好歹朱厚熜没有昏头,尽管追求长生使朝廷风气倦怠,却知大理。不然,海瑞早没命了。


海瑞却做好了死的准备,棺材都弄好了,就在朝门外等着。由此可见海瑞是一心一意想让皇帝勤奋起来,整顿工作纪律,朝廷上下一心,弄出一个太平盛世。同时,海瑞毕竟也想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


朱厚熜反复思量,觉得海瑞说得对,内心认可海瑞奏疏主要内容。朱厚熜把海瑞比作一心一意为纣王的商朝“比干”(比干就是商朝被妲己挖心的纣王叔叔),同时又为海瑞奏疏贬低自己心中不忿。杀了海瑞就落下杀害忠臣的名声,朱厚熜可不想让人骂自己是昏君,他对怎么处置海瑞犯了难。


在朱厚熜患得患失中,有人出了主意:海瑞奏疏,名扬天下,杀不得。君臣如父子,可以比照民间儿子骂老子处罚。


就把海瑞下了大狱,关起来,就是关着,一直不定罪。谁建议杀海瑞就处罚谁,谁建议放海瑞也处罚,弄得没人吭声了,最终朱厚熜去世后还是遗诏放了海瑞。


后来的皇帝逐步把海瑞树为官员的学习榜样。海瑞的官阶不断上升,从六品一步一步升到二品。


朝廷把海瑞弄成学习标兵,却是人人敬而远之。


皇帝怕招骂。后来的几个皇帝几乎不召见海瑞,怕一不小心惹得海瑞再来个奏疏,把先贤拉出来和自己比较,那就是自己找骂了。


大臣怕招祸。海瑞眼里不揉沙子,走得近了,说不定给你提意见,你是听还是不听?万一被海瑞盯上那还不是自认倒霉?毕竟海瑞是连皇帝都敢骂的主儿。


在当时官员眼里,那海瑞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知好歹,不合时宜的货。好不容易皇帝给点实权,连自己恩人徐阶也不放过,逮住徐阶老三儿子犯事,怕徐阶能量大翻案,就先杀了再说。


于是,整个朝廷上下没有人愿意给海瑞亲近,看着还碍眼,就把海瑞弄到南京去了。明朝的机构有两套,北京一套,南京一套,南京算是陪都。陪都的官,大多有名无实,有官阶,无实际权力。把海瑞弄到南京就是他“敬”了起来。海瑞心里明白皇帝和大臣都不待见自己,就辞官,皇帝却不允许一个自己树立的众官楷模走,海瑞多次请辞,一概不准。最终海瑞郁闷地死在了南京。


综上所述,海瑞骂皇帝是有惊无险,反而得以不断升官。


尽管海瑞得到的大多是精神鼓励,却也让许多官员羡慕不已。当时就有部分人效仿海瑞的办法想升官,不过下场是凄惨的,大多被视为“沽名钓誉”蹭海瑞名气而砍了头。


谢选骏指出:海瑞骂皇帝的下场是被“敬而远之”的软处理,我在《河殇》中骂了皇帝却遭到永远封存。这是因为,海瑞只是骂了一个皇帝,并且依然忠心耿耿地替这皇帝卖命;而我却骂了一切皇帝,还说他们都不是人。结果呢?所有官员都不能容我了。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或是假皇帝的忠字狗。


谢选骏:台阁体诗文——化石文明的典型



网文《三杨 (明代台阁体诗文三位杨姓代表人物)》报道: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人称“三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艺术上追求雅正,流于平实。永乐至成化年间,明代文坛几乎为台阁体垄断。时人咸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所,称士奇为“西杨”、荣为“东杨”、溥为“南杨”。

简介

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杨荣(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

杨荣、杨溥、杨士奇担任内阁成员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时期的内阁被称为“三杨内阁”。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人物影响

在三杨影响下宣宗颇能勤政爱民、信用贤良,内阁阵容强大而高效,配合默契。洪熙与宣德的11年间,在内政上极可称道,天下清平,是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恢复了麓川之役、猛宻之事的真相。卷二《麓夷》,记录正统年间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贤撰《古穣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根据永昌历史事后的实际效果,肯定麓川之役,这是张志淳的高明之处。卷七《缅种贵》、《猛宻》记录了成化年间处理猛宻叛变木邦之事。此条针对何乔新而作,且是《南园漫录》刊刻的直接动因。“适见广昌何公乔新集所载抚夷录谬甚,然后知奸邪矫诬,足以欺一时矣,而其术又足以假名臣闻人,文其恶而惑后世,用是刻以久之。”今所见何乔新《椒邱文集》没有《抚夷录》,仅云南参议郭绪(1445-1508)有《抚夷录》。进一步查阅,《椒邱文集》卷20有《都宪程公平蛮录》,详细记录了成化末年程宗安抚猛宻、木邦之事,应该是张志淳所谓“抚夷《录》”。在何乔新《都宪程公平蛮录》中,程宗是一个抚夷英雄,亲自过南牙山,见猛宻首领曩罕弄,“移檄木邦、孟养,令各以所侵村寨归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启衅……群夷遂相辑睦,公之功也”。而张志淳的观点正相反,称程宗是非颠倒,满足反叛之猛宻要求,打压木邦、孟养,结果,猛宻高兴,而“孟养诸蕃大失望”。由于得到政府支持,猛宻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后,两族仍交恶不断。张志淳“目击耳闻者于此”,于是“撮其概”成《猛宻》一文。最后指出,“夫猛宻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人物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在当时的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中,杨士奇成为坚定的太子派,后来终于将朱高炽推上了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自然,杨士奇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并在仁宗去世后,继续成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恪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明永乐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正统五年,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朱高炽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宣宗即位后,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要。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谢选骏指出:台阁体诗文——这是化石文明的典型。后来清朝更进一步,典型的僵尸就是乾隆伪帝的四万首诗。


网文《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报道:


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杨士奇、杨荣、杨溥被人并称“三杨”,而将三人同时主政的内阁称为“三杨内阁”。说到“三杨”内阁,可以说是功在当时,但罪在千秋,在他们的辅佐下,明朝虽然出现了“仁宣之治”这样的盛世,但由于战略收缩,却也给明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简历


三杨均为建文、永乐年间入仕,并先后进入内阁主政,主要主政则在仁宗、宣宗两朝,“三杨内阁”一时传为美谈,人称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


“西杨”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其少年丧父,曾游学四方,于建文帝修撰《明太祖实录》时期,王叔英以史之才推荐杨士奇入仕。明成祖即位后,因其好《周易》,而杨士奇恰巧精通《周易》,孤儿得宠,先任左中允,后进左谕德,地位渐高。明成祖北巡,常以太子朱高炽监国,杨士奇则受命辅佐太子朱高炽,由此渐成重臣。朱高炽继位后,杨士奇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由此入阁。其一生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其一生历经五朝,身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亲眼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


“东杨”杨荣原名道应、子荣,字勉仁。杨荣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明仁宗继位后,则进位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后于宣德十年(1435年)晋升少傅,正统三年(1438年)升任少师。其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病逝,年七十,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敏。


“南杨”杨溥字弘济。杨溥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即位后,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朱高炽,后因汉王朱高煦诬陷,杨溥等东宫属臣被关入诏狱,但其却在狱中勤奋读书,十年之间读遍经书史籍。明仁宗即位后,建弘文阁,杨溥获释后被命掌阁事,旋即升任太常寺卿。明宣宗即位后,得以入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典机务。杨溥入阁十六年,于杨士奇去世后接任首辅,史称其有“相度”,为人谨慎,晚年时眼见王振权势益振,却无能为力。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去世,年七十五,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


“三杨内阁”的功与过


提到“三杨内阁”,就必然提到“仁宣之治”,他们主政期间,内阁阵齐强大而高效,配合完美,使大明的国力持续向着鼎盛发展,边防安定、吏治清明、经济蓬勃,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大明开始进入盛世。然而,他们虽在文治方面政绩卓著,武功方面却多有不足,仁宣两朝的全面战略收缩,虽然缩减了朝廷负担,但却也给后来的明王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内阁”的最大功绩,无疑便是辅佐仁宗、宣宗勤政爱民、信用贤良,一手开创了“仁宣之治”,使得大明步入巅峰。而除此之外,他们的最大贡献应当就是确保大明的政治稳定了,从永乐朝开始,汉王朱高煦便有争储之心,与太子朱高炽展开了激烈争夺,虽然朱棣对朱高煦也是心有所向,但“三杨”却不避斧钺坚决反对改立太子,最终确保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继位。然而此后朱高煦贼心不死,先是在仁宗去世之际,半路截杀朱瞻基,失败之后,又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挑起“汉王之乱”,而正是杨荣力主宣宗亲征,剿灭朱高煦叛乱。而在宣宗去世之后,时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又是“三杨”辅佐年幼的新君数年。


可以说,除了“仁宣之治”外,“三杨”确保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之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的顺利继位,为大明王朝的平稳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于是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大明开始全面战略收缩,但他们的战略收缩却为大明后世埋下了诸多祸根。一是放弃交趾。自永乐五年(1407年)大明开始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该地虽然屡有叛乱,但却始终不成气候,而到明宣宗之后,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明宣宗继位后却突然放弃了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而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大明的远洋水师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使得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开始骤降,外番大多不再前来朝贡,更使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二是辽东战略收缩。由于奴儿干都司过于苦寒,道路不便,再加上女真人多有叛乱,于是明宣宗逐渐放弃了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对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域的统治开始逐渐失势,可以说大明经略辽东的失败,明朝中后期女真和倭寇的兴起,欧洲国家势力进入印度洋和南洋,明宣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杨内阁”在文治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在武功方面的不足却也为大明埋下了祸根,战略收缩可以修养生民,但在盛世之际如此大规模的收缩,当可谓铸成大错。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那么后来伪清的康乾之治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功在伪满却罪在中国,应该灭其十族了。

谢选骏:台阁体诗文——化石文明的典型



网文《三杨 (明代台阁体诗文三位杨姓代表人物)》报道: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人称“三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艺术上追求雅正,流于平实。永乐至成化年间,明代文坛几乎为台阁体垄断。时人咸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所,称士奇为“西杨”、荣为“东杨”、溥为“南杨”。

简介

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杨荣(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

杨荣、杨溥、杨士奇担任内阁成员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时期的内阁被称为“三杨内阁”。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人物影响

在三杨影响下宣宗颇能勤政爱民、信用贤良,内阁阵容强大而高效,配合默契。洪熙与宣德的11年间,在内政上极可称道,天下清平,是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恢复了麓川之役、猛宻之事的真相。卷二《麓夷》,记录正统年间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贤撰《古穣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逺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根据永昌历史事后的实际效果,肯定麓川之役,这是张志淳的高明之处。卷七《缅种贵》、《猛宻》记录了成化年间处理猛宻叛变木邦之事。此条针对何乔新而作,且是《南园漫录》刊刻的直接动因。“适见广昌何公乔新集所载抚夷录谬甚,然后知奸邪矫诬,足以欺一时矣,而其术又足以假名臣闻人,文其恶而惑后世,用是刻以久之。”今所见何乔新《椒邱文集》没有《抚夷录》,仅云南参议郭绪(1445-1508)有《抚夷录》。进一步查阅,《椒邱文集》卷20有《都宪程公平蛮录》,详细记录了成化末年程宗安抚猛宻、木邦之事,应该是张志淳所谓“抚夷《录》”。在何乔新《都宪程公平蛮录》中,程宗是一个抚夷英雄,亲自过南牙山,见猛宻首领曩罕弄,“移檄木邦、孟养,令各以所侵村寨归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启衅……群夷遂相辑睦,公之功也”。而张志淳的观点正相反,称程宗是非颠倒,满足反叛之猛宻要求,打压木邦、孟养,结果,猛宻高兴,而“孟养诸蕃大失望”。由于得到政府支持,猛宻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后,两族仍交恶不断。张志淳“目击耳闻者于此”,于是“撮其概”成《猛宻》一文。最后指出,“夫猛宻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人物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在当时的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中,杨士奇成为坚定的太子派,后来终于将朱高炽推上了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自然,杨士奇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并在仁宗去世后,继续成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恪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明永乐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正统五年,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朱高炽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宣宗即位后,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要。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谢选骏指出:台阁体诗文——这是化石文明的典型。后来清朝更进一步,典型的僵尸就是乾隆伪帝的四万首诗。


网文《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报道:


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杨士奇、杨荣、杨溥被人并称“三杨”,而将三人同时主政的内阁称为“三杨内阁”。说到“三杨”内阁,可以说是功在当时,但罪在千秋,在他们的辅佐下,明朝虽然出现了“仁宣之治”这样的盛世,但由于战略收缩,却也给明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简历


三杨均为建文、永乐年间入仕,并先后进入内阁主政,主要主政则在仁宗、宣宗两朝,“三杨内阁”一时传为美谈,人称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


“西杨”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其少年丧父,曾游学四方,于建文帝修撰《明太祖实录》时期,王叔英以史之才推荐杨士奇入仕。明成祖即位后,因其好《周易》,而杨士奇恰巧精通《周易》,孤儿得宠,先任左中允,后进左谕德,地位渐高。明成祖北巡,常以太子朱高炽监国,杨士奇则受命辅佐太子朱高炽,由此渐成重臣。朱高炽继位后,杨士奇担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由此入阁。其一生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其一生历经五朝,身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亲眼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


“东杨”杨荣原名道应、子荣,字勉仁。杨荣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明仁宗继位后,则进位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后于宣德十年(1435年)晋升少傅,正统三年(1438年)升任少师。其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病逝,年七十,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敏。


“南杨”杨溥字弘济。杨溥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初任翰林编修。明成祖即位后,任太子洗马,辅佐太子朱高炽,后因汉王朱高煦诬陷,杨溥等东宫属臣被关入诏狱,但其却在狱中勤奋读书,十年之间读遍经书史籍。明仁宗即位后,建弘文阁,杨溥获释后被命掌阁事,旋即升任太常寺卿。明宣宗即位后,得以入阁,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共典机务。杨溥入阁十六年,于杨士奇去世后接任首辅,史称其有“相度”,为人谨慎,晚年时眼见王振权势益振,却无能为力。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去世,年七十五,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


“三杨内阁”的功与过


提到“三杨内阁”,就必然提到“仁宣之治”,他们主政期间,内阁阵齐强大而高效,配合完美,使大明的国力持续向着鼎盛发展,边防安定、吏治清明、经济蓬勃,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大明开始进入盛世。然而,他们虽在文治方面政绩卓著,武功方面却多有不足,仁宣两朝的全面战略收缩,虽然缩减了朝廷负担,但却也给后来的明王朝埋下了不少祸根。


“三杨内阁”的最大功绩,无疑便是辅佐仁宗、宣宗勤政爱民、信用贤良,一手开创了“仁宣之治”,使得大明步入巅峰。而除此之外,他们的最大贡献应当就是确保大明的政治稳定了,从永乐朝开始,汉王朱高煦便有争储之心,与太子朱高炽展开了激烈争夺,虽然朱棣对朱高煦也是心有所向,但“三杨”却不避斧钺坚决反对改立太子,最终确保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继位。然而此后朱高煦贼心不死,先是在仁宗去世之际,半路截杀朱瞻基,失败之后,又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挑起“汉王之乱”,而正是杨荣力主宣宗亲征,剿灭朱高煦叛乱。而在宣宗去世之后,时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又是“三杨”辅佐年幼的新君数年。


可以说,除了“仁宣之治”外,“三杨”确保了大明王朝在明成祖之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的顺利继位,为大明王朝的平稳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于是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大明开始全面战略收缩,但他们的战略收缩却为大明后世埋下了诸多祸根。一是放弃交趾。自永乐五年(1407年)大明开始设置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该地虽然屡有叛乱,但却始终不成气候,而到明宣宗之后,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明宣宗继位后却突然放弃了交趾承宣布政使司,而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大明的远洋水师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使得明朝对南洋的影响力开始骤降,外番大多不再前来朝贡,更使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二是辽东战略收缩。由于奴儿干都司过于苦寒,道路不便,再加上女真人多有叛乱,于是明宣宗逐渐放弃了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对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域的统治开始逐渐失势,可以说大明经略辽东的失败,明朝中后期女真和倭寇的兴起,欧洲国家势力进入印度洋和南洋,明宣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杨内阁”在文治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在武功方面的不足却也为大明埋下了祸根,战略收缩可以修养生民,但在盛世之际如此大规模的收缩,当可谓铸成大错。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明朝的“三杨内阁”虽然功在当代却罪在千秋,那么后来伪清的康乾之治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功在伪满却罪在中国,应该灭其十族。

谢选骏:宗喀巴不懂佛法还算是好的



《宗喀巴不懂佛法》(密海灯塔:多识仁波切驳论文集 2021-12-14)报道:


摘要:如他在很多地方用诬蔑性的言辞,说宗喀巴“不懂佛法”、是“凡夫”,“密宗师无一人懂佛法”,而其理由是因为宗喀巴“主张六识”,“不说八识”等等。宗喀巴持应成中观,故不承认八识说,并不是不懂八识理论。


萧平实又说:“宗喀巴对小乘基本佛法十八界中七八识之理懵然无知,尚且不可谓世俗有智之真正研究佛学者,更无资格称为小乘见道之人”。(见《狂密与真密》,217页)


这句话证明,萧平实不但对佛法一窍不通,就连小学算术的十位数运算都不懂。


说什么“对十八界中七八识之理懵然无知”。那什么是十八界呢?十八界是: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中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6×3=18界。如果在“十八界”中还有“七识”、“八识”,18+2=20,那就是“二十界”,而不是“十八界”。


因此,不仅是宗喀巴,就连《俱舍论》的作者世亲、《集量论》的作者陈那、《释量论》的作者法称、《毗婆沙论》的作者世友等人,以及《身足论》的作者迦多衍尼子等,也皆“懵然”不知“十八界”中有“七八识”,只说“十八界”而未说“二十界”。因此,世亲等人亦别说称“小乘见道之人”,就连称作“世俗有智佛学研究者的资格”都不具备了。不但如此,在开示蕴处界法时,“懵然不知”有“七识、八识”而只说六尘、六根、六识为“十八界”的释迦牟尼也别说成佛,就连称“小乘见道人”的资格都没有了,甚至连称“世俗有智佛学研究者”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根据萧平实的观点推出的结论。


难道这就是“正觉会”的所谓“正觉”和“道种智”所悟得的结果吗?


如果说在“六识”中的意识中包含着七识、八识的话,那也只是唯识论者对意识的内部分类,中观等其他学派压根儿就不承认这样的分类,绝不是什么对此“懵然无知”。“不知”和“不承认”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不知”属于知识范畴,而虽然知道,却不承认某种观点的正确性,那是属于“见解”。萧平实却好像连这两个概念都分不清楚,因此闹出很多笑话。


如他在很多地方用诬蔑性的言辞,说宗喀巴“不懂佛法”、是“凡夫”,“密宗师无一人懂佛法”,而其理由是因为宗喀巴“主张六识”,“不说八识”等等。


宗喀巴持应成中观,故不承认八识说,并不是不懂八识理论。宗喀巴是历史上少有的世界级显密佛学大师,他的许多有创见性的佛学理论名著如《般若金珠蔓论》、《中观论大疏》、《入中论显理疏》等至今未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唯识学方面,他著有《辨了义不了义论》、《阿赖耶本颂》、《阿赖耶释难论》等作品,对唯识论研究的深度可以和法护、玄奘分庭抗礼。中国当代著名佛学家吕说:


以宗喀巴之说组织完满超越古今,推论正宗独系于此。试举以于汉土流行之佛教相较,则其得失短长,实有不容轻议者。


自宗喀巴而后,以瑜伽学为广行,中观学为深观,合龙树、无著两大家浑然为一大乘学,实际显现,匪托空言,以谈修学,似无间然矣。(见于吕《西藏佛学原论》)


易里沙伯·乃波博士在《缘起与性空》一书中说:


源于印度大学者龙树的中观学派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而中观学派在西藏的探索与发展,又把这学派的精密性与细致性都提到了新的水平上。


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伟大的西藏学者宗喀巴在谨慎地以印度佛教疏释为据的情况下,发展出对中观学的优秀阐述。


佛教在西藏早期的数百年传播中,呈现出智性上的活跃……在这段发展期间,涌现出一批才华显赫的思想家,他们的诠释赢得大群支持者,后经由门人的再精炼及充实,他们观点的影响力得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一位这样的人物,就是伟大的学者及修行者——宗喀巴,其学术及禅修成就使他在世时已享有崇高声誉与广泛热烈的支持。


故认为宗喀巴是“不懂佛学的笨蛋”,那真是井蛙蝼蚁之见。


不要说宗喀巴这样的龙象,就连藏传佛教辩经院中普通的学僧都对唯识学理论了若指掌,而且随便找一个学僧出来,他的佛学理论知识水平也比萧平实师徒强百倍。这绝不是吹牛。当今世界上保留了古代那烂陀学制并系统全面地精研细读佛教五部大论的,也只有藏传佛教而已。所以当今西方学者称藏传佛教为“学术性宗教”。


因此,把藏传佛教知识界贬为“不学无术”,那只能证明自己极端无知的白痴本质。


谢选骏指出:宗喀巴不懂佛法还算是好的,宗喀巴如果懂了佛法,那就是着魔了,就会更加糟糕了。按照同样的道理,藏传佛教知识界“不学无术”还算是好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开辟自己的道路,就不会跟在印度人后面汪汪汪地学狗叫了,就不会像毛泽东汪精卫跟在苏联人的后面嗷嗷嗷地学狼嚎了。

谢选骏:裸模养的美国总统

《共和党人想要巴伦·特朗普当总统,甚至愿为他改宪法》(新闻 2025-03-11)報道: 当多数同龄人还在为大学学分发愁时,唐纳德·特朗普的幼子巴伦·特朗普已然在共和党阵营掀起政治风暴。最新民调揭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现象:近半数共和党支持者不仅期待这位刚成年的"第一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