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的中产阶级生活幻想破灭，人们牺牲自由换到了什么？》（海外华人札记 2022年4月14日）报道：
在上海这场封城导致的民生危机中，人们发现自以为享受的太平盛世小日子极度脆弱，不堪一击。这令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位时报记者对俄罗斯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
当今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很多方面有精神共通之处。它们都经历了经济上的飞跃和政治上的极权，都痛恨“美帝”，都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民族复兴大业，把民族主义情绪和控制言论、打压异己当作实现大业的利器。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报记者萨布丽娜·塔弗尼斯2015年最后一次到访俄罗斯时，面对着眼前美丽繁荣的莫斯科发出的疑问，大概也适用于中国——“如果一个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乐会怎样呢？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在上海封城带来的民生危机中，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格外适时。
上海人经历的痛，单看社交媒体就能让人感同身受。一位老人向路人呼救、请求“哪个好心人帮我买点蛋”的视频让人百感交集；富裕阶层如“风投女王”徐新，也同样需要为了采买食物请人把她拉进微信面包团购群；而经济学家郎咸平年近百岁的母亲也因为等健康码耽误了救治而不幸辞世；方舱里的一些自闭症孩子只能靠注射镇静剂维持情绪稳定；一些隔离者则遭遇了暴风雨后临时板房里漏水停电。在严厉的封锁中，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似乎都在体验着同样的焦虑。很多镜头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反复问我，这些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它们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更艰难的是那些需要继续治疗的尿毒症和癌症患者，他们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甚至连最基本的止痛药都已经耗尽，在难以想象的疼痛中煎熬。因急病或重症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人已经成为一座座无声的墓碑，但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间记录能在网络生存多久，毕竟，一篇篇记录求救信息和表达不满的网帖和文章已经埋葬在404网络坟场里——人们没有抗议的自由，但强大的审查机器有删帖的自由。
如果没有出现极端情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对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来说，或许“自由”这个词很久都不会再被提及，中国居民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由于在疫情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防控得力，民众毕竟有正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但在威权国家，极端情况往往会随时随地从天而降。
对于之前曾经沉醉于莫斯科繁荣景象、放弃了抗争而转为从小事着手建设国家的俄罗斯自由派来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无异于当头一棒。时报的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说，“至于我在2015年提出的问题——一个地方虽然不自由但很快乐，这能持续多久——也许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离开。许多没有离开的人面临罚款甚至监禁。”
而在一直以富庶繁华著称的上海，对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享受着“稻米流脂粟米白”这种太平盛世小日子的中产阶级来说，封城之后的种种乱象又意味着什么呢？也不止是上海，时报科技专栏作家袁莉在其“新新世界”专栏写道，据经济学家估计，自从奥密克戎开始蔓延，全中国45个城市处于封城或半封城状态，受影响人口达到3.73亿。她将现在的“清零运动”与毛时代的“打麻雀”运动进行对比，指出像当年全国动员打麻雀间接导致农业歉收一样，中国的严苛抗疫政策也可能让所有人都遭殃。
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赞成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追踪俄罗斯公众舆论的研究组织列瓦达中心的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对时报说：“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中小城市，那里的人口更穷，更依赖权力，而且他们所有对现实的建构完全是从电视中获得的。”
在中国，仍然支持“动态清零”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当人们突然陷入吃了上顿没下顿、急病无法就医、随时可能被拉去方舱隔离的境况，意识到自己之前依赖的岁月静好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自己毫无发声抗议或走出家门的可能性，他们也许会想一想，长久以来自己牺牲了种种自由，难道只能换回这样的结局？
上海的封锁已持续两周。一名卫生工作者正在指挥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
读者来鸿：
在外人看来，中国人在没饭吃的情况下还支持清零政策显得匪夷所思。如果你也对此感到困惑，不妨听听来自封城漩涡中心的读者的声音吧。上海读者Benjian Liu在来信中从体制上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信中写道：“多数中国人最终忍耐政府的‘清零’政策，是因为看不到存在任何其他社会主体提出并有能力实现另一套行动方案的可能。司法独立的缺失则意味着压根不存在各方展开博弈的法理平台。于是，这套模式还在看上去不合理而又眼睁睁地延续、轰隆隆运转着。孵育公民社会与建立司法独立的紧迫性在疫情之下暴露得一览无遗。”
署名“Fox a free guy from CN”的读者在来信中也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他说在疫情之初，因为集权体制和百姓的顺从，中国的清零政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可否认那时候，集权专制制度的‘优势’得到了短暂体现。”但随着病毒破坏力减弱，中国政府却未能与时俱进，仍然采取最初的严苛抗疫方式，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这样的抗疫运动中，中国“渐渐出现了‘集体无意识’，出现了各种藐视社会秩序与法律的行为，如‘正常居民不做核酸检测也不允许出小区’、‘随便封楼封小区’、‘强行检查汽车后备箱’等违法侵权行为”。而同时“政府发布了诸多标语和口号，来‘发动群众斗群众’，让群众参与举报周围的‘外来人员’、‘异常人员’等，这是对文明基石的破坏，对法律的藐视，对社会秩序的亵渎。这样下去中国社会会在经济衰退、文明倒退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反过来影响世界其他地方。这种影响是可怕的，是我不敢预想的，是全人类都应该努力避免的”。
美国务院自上海总领事馆撤离非紧急工作人员及家属。周一发布的旅行警告称，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严重影响了旅行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渠道”。警告还称美国人应避免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可能面临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上周五，国务院曾授权非紧急工作人员自愿撤离上海，此次更新的旅行警告则意味着撤离将被强制执行。
三个月的“魔幻“隔离：一名华人律师的回国探亲之旅。在登上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之前，加州律师薛良权就知道这次的行程会很麻烦，但他从未预料自己将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这趟原本的探亲之行在隔离中度过，他来回辗转于在医院和酒店房间之间，最后没来得及见上父母一面，就筋疲力尽地返回美国。“重获自由”后，他将自己的隔离经历记录了下来，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位于纽约唐人街的意大利餐馆Forlini’s从1950年起至今服务了几代食客。因为地址靠近法庭，这里也曾是很多法官、律师、公诉人的用餐首选，近年来更吸引了很多年轻一代时尚达人。但创办餐馆的Forlini家族最近决定将餐馆所在物业出售，这家餐馆也因此关门，令很多老顾客怅然若失。
谢选骏指出：马裂主义的猪狗们不懂，中产不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稳定的法学概念，而中产只是一个暂时的经济状态。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黄俄奴隶专政区是只有中产小康，而不可能出现中产阶级的。因为那里连独立的司法系统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保护基本人权和私有财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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