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理论脱离实际是为了扩大诈骗的空间

《微博标记帖主IP地址后意外遭热议的“离岸爱国”》（BBC 2022年4月30日）报道：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早前宣布，将会在所有留言和已验证个人帐户上，注明用户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做法却让中国的网民意外发现，不少标榜在外国生活的网红其实都身在中国大陆，而不少标榜自己为“爱国”的演员和网红，都被标示身在中国大陆境外。

微博最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宣布，会在与这次冲突相关的帖子中标注发帖者所在的地方（IP地址），到周四（4月28日）宣布，将会把措施扩展到平台上所有帖子和留言。

微博官方指这是为了“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蹭流量等不当行为”。

“离岸爱国主义”

微博的措施目前只限于已验证的个人公众号，中国政府、官方媒体等机构的帐号不受影响。

一些被视为“爱国艺人”的演员，帐号被标示为在中国大陆境外，包括拍摄《战狼》系列电影的演员吴京，他的位置被标示为“泰国”。

网民也发现，一些过去发表支持中国言论的网络红人（又称为“大V”）都被标示为身在外国，包括过去多次发文批评外国的大V“连岳”，最新批评日本的文章，被标示为在日本发表，做法被网民形容是“离岸爱国主义”。

另外，多次针对不同批评中国声音的“帝吧”网军，属地也一度被标示为“中国台湾”，之后变成“中国香港”。

吴京被微博标识为身在泰国。

而相反地，一些用户留意到，许多标榜介绍自己在外国生活的网红，所在地区都被标示在中国境内。

在帖文留言的用户所在地同时也会被标示，一些微博用户认为，这可以让外界监察一些演员和歌手有没有透过购买“水军”在自己的专页留言，增加关注度。

但同时有人认为做法侵害他们的私隐，形容措施令他们好像在网络上“裸奔”。

微博回港上市首日跌7% 为中概股“退美回港”投下阴影

中国微博审查员指责丧母用户“污蔑国家”遭开除

中国网络审查内幕：一个前任微博审查员的自述

微博官方的公布指出，位置标示是根据用户最近发帖、发评或投票时候的IP地址，判定所属地区，但没有说明如果使用虚拟网络（VPN），会不会影响标示地区的准确性。

IP地址是网络服务器指派给每一部连线到网络的电脑或手机的独特号码，理论上如果得到完整的IP地址，就可以追踪电脑或手机的地理位置，从而判断用户身在的地方。

BBC中文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大陆境内的位置会以省份标示，港台就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标示，外国就以所属国家名字标示。

中国媒体引述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指出，当地法律有保护用户的个人私密信息，但目前微博只显示用户所在省份，不涉及私密信息。

谢选骏指出：说一套做一套，是共产党员的拿手好戏。如此这般的“理论脱离实际”，其实只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诈骗的空间！这些骗子的理想，类似儒家的梦呓。

《中国网络审查内幕：一个前任微博审查员的自述》（BBC  2021年3月20日）报道：

刘力朋曾经担任新浪微博审查员，对中国的网络审查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也熟知中国是如何利用网络审查控制舆论风向的。

多年的网络内容审查工作让他认识到中国网络民意的虚假表象和背后的“肮脏”。在担任审查员期间，他保留了每天工作的审查日志，后来提供给外国媒体让外界也能够窥探究竟。

2020年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期间，他因为担心北京日益严重的全面监控做法而举家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并公开了自己的日志，曝光中国网络审查内幕，对抗这个体制。

刘力朋近期在接受BBC专访时说，他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网络审查“每天都在真实发生”，这样在面对有关中国的信息时就能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解读”。

中国政府如何审查你的思想？

中国历史如何影响影响其网络审查和宗教自由

“我为什么要做审查员？”

当初我应征的职位是微博编辑，工作描述有要求应征者必须要有政治敏感度，我可以猜到以后的工作可能会是内容审查，但我当时并不了解审查员的具体工作内容，所以还是抱着好奇的心理加入了。

这个工作就像个审查工厂，一个流水线，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工作？在中国，如果我不在数字工厂工作，那就是在电子工厂工作。

做这个工作感觉不是很好，好像是个“脏活儿”，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其他人并不觉得，只认为是在混口饭吃。

大部分同事都不会使用自己的产品（新浪微博），因为他们自己是审查员，所以都不会用，只有我和另一个朋友有在使用，因为我是真的喜欢社交媒体，喜欢这个空间可以在上面表达自我。

“没有培训和指导手册”

我们没有经过正式培训，其实不需要什么培训，任何在中国出生长大，在中国受过基础教育，大学毕业程度的人都应该理解所谓的中国版政治正确，哪些是敏感词，在这方面可以说中国的洗脑做的相当成功。

我们也没有什么指导手册，告诉我们哪些是敏感词要删贴，哪些能发表，有的是经常接到上面下来的直接命令，告诉我们因为发生了某一政治事件，所有与之相关的字词都要删贴屏蔽。

2011至2013年我在担任网络审查员期间，一开始接到直接命令要求删帖屏蔽的每天也就十几个，到后来一天能有好几十个要求删帖屏蔽的敏感词，再后来要删帖屏蔽的敏感词越来越多，一天能有超过200条指令。

微信和直播平台“屏蔽了数百新冠关键词”

“我保留了每天的审查日志”

2014年8月23日审查日志关于BBC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上面指示审查员“见到私密”——因为这个工作，我每天要阅读大量的内容，可能多达数十万字，我也保留了每天工作的审查日志，这些审查日志我后来提供给了外国媒体，现在我到了美国也整理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发表。

在我记录审查日志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我是在后台做审查的工作，我个人也有在用VPN隐蔽个人身份，我是一直到后来回头去看手上累积的资料的时候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去年我离开中国到了美国，离开中国的原因是我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我曾向外国媒体提供网络审查的内容，光是这一点就能让我惹上麻烦。

（离开中国时）直到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一颗心都是悬着的；就像电影《逃离德黑兰》一样，在飞机终于起飞后心里才踏实。

“我决定必须离开中国”

我离开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严，到处都是检查站，到处都要求刷手机扫个人码，在这样没有任何隐私日趋恶劣的情况下我决定出走。

我不希望我记录的审查日志如果因为我个人被捕或遭遇什么不测而从此消失，所以我到了美国将这些内容在网站上发表。

因为有防火长城，中国控制国内的网络内容控制得非常好，而且近年来也倾全国之力对外发展舆论攻势，进行大外宣，利用五毛网军做舆论打手，这样的情况西方世界少有了解。

我希望通过叙述我个人的经验，能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到在中国，网络审查确实是存在的，每天都在真实发生的，

有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面对有关中国的信息时，就能采取更有效的策略来解读。

抖音海外版被指屏蔽敏感内容 中国社媒出海的尴尬

抖音解锁批评新疆帐号 称是“人为错误”

TikTok在美国引起信息安全的疑虑

TikTok根本不需要网络审查员，字节跳动有两万名内容管理员（或称内容优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看上面的视频，所谓的算法，或是机器学习，只能识别视频中出现什么物体，什么动作，但没办法判别视频能不能吸引眼球，只有人工优化才能做得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有两万人每天在做内容优化的工作，已经把审查内置在内容优化的流程里面了。

在2018年的时候，字节跳动宣布要在中国扩充招聘一万个内容优化管理员，TikTok这个产品大概就是在这之后火起来了，因为他们运用大量的内容优化让内容变得好看，同时也是审查。

因为字节跳动的内部保密非常严格，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在中国审查TikTok，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字节跳动的办公楼，他们的人力资源经理明确的告诉我他们要做TikTok的审查，但是不能对外公开他们审查海外用户。

我去的地方是在天津一个高档的办公楼的17层，人力资源经理在门口等着我，开门带我进去，在这栋建筑里面绕着圈走，而不是直接从工作区域通过，他还警告我不要往里面瞧，非常机密，就像是进入到毒枭的老巢一样。

我当时心想，干脆给我套个黑头套得了。

在Clubhouse回答关于新疆审查的提问

我是和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一起在Clubhouse上面回答网友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提问，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人均要提问三个问题。

主持人在节目进行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关闭了举手提问，但还是有很多问题要回答，我最后一直回答了四个半小时，聊天室里还有1400多人在线上听讲。

Clubhouse被中国屏蔽前 参与者讨论的那些热门话题

Clubhouse在中国昙花一现，曾为政治话题讨论“绿洲”

关于新疆问题，中国的审查系统对维吾尔人或维吾尔语是非常歧视的，完全不尊重，任何文明世界遵守的规则在中国眼里什么都不是。

如果审查员在后台上看到了维吾尔语，不管他说的是什么直接删掉，在直播里也是这样，如果听到有人说维吾尔语就会警告要切换到汉语否则就要关掉直播，

这样的规则很可怕。

谢选骏指出：西方社会帮助共产党中国建立了防火墙阻隔信息，然后赞助共产党进入西方从事大外宣歪曲事实——贪得无厌的自由社会“出卖军火帮助敌人消灭自己”——这也是一种“自由理论脱离商业实际”，也是为了无限制扩大诈骗的空间、不停追求诈骗的利益。专制社会和自由社会，都只是理论脱离实际，都是奉行动物主义、追求诈骗的利益。

谢选骏：普京暗杀涅姆佐夫七周年自己得了癌症

《纪录片：谁杀了涅姆佐夫——调查揭俄罗斯秘密暗杀小组追踪普京政敌》（BBC 2022年4月21日）报道：

七年前，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距克里姆林宫咫尺之遥的一座桥上被暗杀，震惊了整个俄国社会。

七年后，BBC“调查之眼”（BBC Eye Investigations）与知名调查机构“啤令猫”（Bellingcat）、独立媒体“知情者”（The Insider）发现了新的证据，显示在这位普京政敌被谋杀的前一年，一名与秘密暗杀小组有关的安全局特工一直在全俄各地跟踪他。

谢选骏指出：该纪录片明确指出，是普京亲自下令进行了这次暗杀！

《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被枪杀》（BBC 2015年2月28日）报道：

当时，在一名女子的陪伴下，涅姆佐夫正走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卡梅尼桥上。

莫斯科警方发言人说，凶手坐在一辆白色汽车内向涅姆佐夫开了枪，并随后逃离了现场。

俄罗斯官员说，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前副总理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莫斯科被人枪杀。

警方表示，涅姆佐夫当时正走过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从背后向他连开四枪。

就在事发几个小时前，涅姆佐夫曾呼吁民众参加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反对乌克兰战争的示威游行。

克林姆林宫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这起谋杀事件，并称相信是幕后黑手买凶杀人，下令调查。

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形容枪杀涅姆佐夫的举动“残暴”。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呼吁立即对事件展开迅速、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将凶手绳之以法。

涅姆佐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害怕俄罗斯总统普会杀掉他，因为他反对乌克兰战争。

现年55岁的涅姆佐夫在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任俄罗斯总统时期曾任第一副总理。在担任俄罗斯大城市下诺夫哥罗德负责人时，涅姆佐夫因经济改革成功而赢得声誉。

不过，由于与叶利钦的接任者普京总统不和，并经常批评普京，涅姆佐夫后来成为一名敢言的反对派政治家。

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莫斯科被人枪杀。

俄罗斯内政部声明说，涅姆佐夫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23时40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时40分）遭枪杀的。当时，在一名女子的陪伴下，涅姆佐夫正走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卡梅尼桥上。

莫斯科警方发言人对俄塔社说，凶手坐在一辆白色汽车内向涅姆佐夫开了枪，并随后逃离了现场。

但据俄罗斯语新闻网站Meduza报道，当时“有几人”从汽车上下来，并向涅姆佐夫开了枪。

涅姆佐夫的党内同事证实了他已死亡。俄罗斯新闻网站引述这位反对党同僚说，“不幸的是，涅姆佐夫的遗体就在我的面前”。

谢选骏指出：2015年BBC没有说是谁杀了涅姆佐夫，但是经过七年的调查，BBC终于下了结论！

《破解死亡之谜的起点：涅姆佐夫其人》（新浪新闻中心最热点第122期 2015年02月28日）报道：

导读

27日夜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遇刺身亡。遇害者是反普京人士，而且此案是在反对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危机游行前夕发生，牵涉到了乌克兰问题，引来不少猜测，一时迷雾重重。而要探寻案件真相，弄清涅姆佐夫的背景是一个关键前提。

当地时间27日深夜，克里姆林宫外数声枪响，俄罗斯知名反对派、普京的激烈批评者、55岁的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倒在了血泊之中。在他身边见证这一切的，是刚刚与他共进过晚餐的90后模特。

上世纪90年代，涅姆佐夫曾被视作俄罗斯未来总统接班人。

上世纪90年代，涅姆佐夫曾被视作俄罗斯未来总统接班人。

而就在遇刺前的两小时，涅姆佐夫刚刚接受过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谈论起将在一天后的周日（3月1日）举行的反对派反战游行，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反对俄罗斯卷入乌克兰东部冲突。作为发起人之一，涅姆佐夫原本打算出席游行。

如此敏感时期，公然在克里姆林宫外行凶，杀害俄罗斯重要政治人物，太不寻常。“这一残忍的杀害具有谋杀案的迹象，而且带有极度挑衅的性质”，普京第一时间的表态就说，这是场“暗杀阴谋”，目的是制造政治混乱。是的，自己的反对者在搞反对游行前夕死于自己办公楼门口，这对普京而言无疑是个大麻烦。

23岁模特安娜-杜利茨卡娅，涅姆佐夫在遇害前正和此女子散步，目前她正在接受警方问讯。

在从不缺少阴谋论的俄罗斯，这种带有政治悬疑片色彩的案件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猜测、批评，俄罗斯国内外探寻真相的舆论压力也将汹涌而至。而探寻真相的出发点逃不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涅姆佐夫有着怎样的政治背景？有哪些仇怨可能让他惹来这次杀身之祸？

涅姆佐夫最闪亮的标签：普京批评者

普京上台后，涅姆佐夫成为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

普京上台后，涅姆佐夫成为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

正如其组织反对派游行的行动所展示的，涅姆佐夫身上最闪亮的标签就是“普京的批评者”。

涅姆佐夫起于叶利钦主政时代，曾是一名核科学家。普京2000年上台后，涅姆佐夫成为重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在2003年离开俄罗斯议会后，他组建了许多反对派组织。他多次公开批评普京，谴责普京将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危机，指责普京应该为俄罗斯经济局势恶化负责，还公开批评俄罗斯政府在筹备2014年索契冬奥会中有腐败现象。

在2011年俄罗斯选举引发的争议中，涅姆佐夫与其他一些反对派领导人一起组织过多场反普京游行，并曾被短暂逮捕。

与其他反对派有嫌隙

虽然长期作为反对派领导人身份亮相，但俄罗斯反对派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涅姆佐夫也并不总是与其他反对派意见一致。

BBC报道说，在2011年有录音显示，涅姆佐夫曾经大骂一些反对派支持者是“仓鼠”和“胆小的企鹅”。

曾经的总统接班人选

成为反普京人士之前，涅姆佐夫事实上曾是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年轻官员。在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主政时，涅姆佐夫就曾广为人知，被一度视作未来总统接班人。

涅姆佐夫1959年生于索契，1981年毕业于高尔基国立大学无线电物理系，后来成为一名科学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对于阻止在这一地区兴建新核电厂起到了积极作用。

之后不久，涅姆佐夫踏入政坛，在1989年初次竞选公职失败后，返回家乡碰运气，结果受到父老乡亲支持，顺利夺得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高尔基市(后来改称下诺夫哥罗德)的代表职位，成为俄罗斯议员。

也正是在议会中，涅姆佐夫与叶利钦熟识，并在之后1991年的政治动荡中与叶利钦站在一起。叶利钦之后回报了涅姆佐夫的忠诚，任命他为下诺夫哥罗德州长。此后涅姆佐夫快速成为俄罗斯重要政治人物，并一度被观察家视作叶利钦的接班人。

到了1997年，叶利钦任命涅姆佐夫为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然而这次任命却成为涅姆佐夫心中的遗憾，因为1998年俄罗斯便爆发了经济危机，涅姆佐夫的总统之梦被断送，他还因此失去了副总理职务。

谁杀害了涅姆佐夫？

这起案件牵涉了敏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问题，很难阻止人们往政治阴谋的方向猜测，但也有专家对此案保持了谨慎的态度。

涅姆佐夫曾多次参加反对派抗议，也曾在2011年短暂被捕。

“过去几年，俄罗斯发生过多起批评当局者被杀事件，而这只是最新的一例。”CNN援引《克里姆林宫崛起》一书作者彼得-贝克的话称：“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行凶动机是什么？”

“或许这之中并不存在政治联系，”贝克称，“在俄罗斯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所以你无法排除(我们无法知晓的原因)。”CNN还援引专家分析称，像涅姆佐夫这样的人有着许多的敌人。

谢选骏指出：黄俄企图冲淡“普京杀了涅姆佐夫”的印象。但是无巧不巧，七年后的二月，乌克兰战争全面爆炸了——俄罗斯正试图将乌军包围在东部，并从北部、东部和南部进入乌克兰！与其他是，“普京杀了涅姆佐夫”的结论也出炉了。普京杀了涅姆佐夫，对他自己的不断连任也许是好，但对俄罗斯的存在却是不好的——因为过度扩张，只有加速其尽早解体。乌克兰战争，不是“普京杀了涅姆佐夫”的最终后果，因为请其结局，将是俄罗斯与全球为敌，直至衰竭和解体。

《每日邮报：普京将动癌症手术，权力暂交强硬派国安会首长》（2022-05-02 今观天下）报道：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动癌症手术，将把乌克兰战争控制权暂时交给曾任联邦安全局（FSB）局长的强硬派国安会首长帕特鲁舍夫 (Nikolai Patrushev)。

根据《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述说法出自热门Telegram频道General SVR，该频道称消息人士为克林姆林宫内部要人。

General SVR曾称普京（Vladimir Putin）患癌症和巴金森氏症，传闻手术时间原定于4月下旬，后来延至5月9日于红场（Red Square）庆祝完二战胜利日（Victory Day）后才会开刀。

同一消息表示，现在很有可能把手术提前到5月9日胜利活动日之前。

据报道，普京身上发现肿瘤，并同时患有帕金森氏症与情感性思觉失调症。带有思觉失调症（schizophrenia）的症状，其中就包括幻觉及狂躁。

克里姆林宫一直强烈否认普京有健康问题，并说他身体健康，但近几年他曾几度神秘消失。

爆料的匿名“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据称是前克里姆林宫军事高层，她说：“医生坚持他需要动手术，但日期还未决定。”

普京不太可能同意转移权力，但准备找一位“代办”来指挥战事，消息称普京不在时实际的控制权将移交给帕特鲁舍夫。

普京的安排令人意外，因为根据俄国宪法，权力应该单独转移给俄国总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但是普京就是俄国宪法，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另一贴文则称：“我们知道普京明确告诉帕特鲁舍夫，他认为帕特鲁舍夫几乎是俄罗斯权力体系中，唯一能够真正信任的人和朋友。“此外，普京总统承诺万一他的健康急遽恶化，俄国实际的管理权将直接转移给帕特鲁舍夫。”

谢选骏指出：普京暗杀政敌仅仅七年，自己就得了绝症！所以说，坏事不能做绝啊。人在做，天在看，上帝是存在的，上帝也是公正的。

谢选骏：“小国时代”的革命决议

《革命性的决议！联合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22-04-29 FT金融时报）报道：

曹辛评论文章：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

本周，联合国诞生了一个与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并列的新表决机制：4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后，联大必须自动在十个工作日内召开正式会议，就成员国是否支持常任理事国行使的否决权进行辩论；同时也供该常任理事国对其行使“一票否决权”的行为做出解释。

类似的行动以往联合国也有过，但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属于自动触发性启动的性质，这使得联大召开会议的行动具有强制性，同时由于联合国大会代表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因而其会议决议客观上具有广泛的、道义上的约束力。由此，联合国实际上拥有了双重表决机制，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法律性质的表决机制，以及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

削弱五常权威和权力

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上述新机制而言，它的实质就是要削弱安理会五常的权力和权威。它实际上由美国发动，其当前的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

之所以说联大的这个新决议是美国发起、而且其目标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是因为迄今为止，美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公开支持这个决议的国家。而且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联大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也是奔着支持美国的目的而来的。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俄乌战争后，美国便利用联合国的平台对俄罗斯发难，此前还一直想将俄罗斯踢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没能得逞，于是现在就另辟蹊径，从架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下手。这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美国行为的反应中也能看出端倪，拉夫罗夫称“美国和其盟友正在迫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贬值’”，而且其反击矛头主要只针对美国。

美国上述行为的实质目的有二：首先是利用联合国全体成员大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形成道义上的强大力量，迫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投出“一票否决权”时付出法国媒体所称的“更高的政治代价”，继而实际上削弱和限制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和权威。这使得以后常任理事国在投反对票时，必须要慎而又慎，因为它实际上已经处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监督的状态，如此，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实际上就受到削弱乃至限制了。

美国此番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联合国大会另建一个与安理会并列的新的“群”和平台，继而在联合国建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新的权力中心。因为美国作为当前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其所实际拥有的软、硬实力是客观存在的，很容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可以预判，当美国想否定或者贬低某大国的“一票否决权”时，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新表决机制，对该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或否定、或声讨，而如果该常任理事国向大会做说明，则实际上就已经陷入被集体责问、批判和声讨的地位了，因为从任何会议组织形式的实质来说，制度性的公开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声讨和批判大会。这一切，会让相关行使“一票否决权”的国家陷入高度被动之中。而如果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为大会否定，按照美国的理解，至少运作大会成员的几率会大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美国本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仍然运作联合国大会，成功建立了这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道义性的表决机制，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表决机制，而且对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表决机制是一个很大的掣肘。未来联合国的管理，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复杂。

时代潮流大趋势的产物

此次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的新的表决机制，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大趋势，即广大中小国家反对大国控制，要求自主决定自己和国际事务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也表明了广大中小国家对大国博弈波及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稳定，使世界动荡不安的强烈不满。因此，联合国大会这种参与性广泛的表决机制和平台颇受中小国家的欢迎，这使得最终决议顺利通过。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联大4月26日通过的决议，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不能立即生效。而且，当联合国大会就某安全理事会行使“一票否决权”进行辩论时，该常任理事国不可以再行使“一票否决权”。有舆论认为：这等于使“一票否决权”失去了大半意义，严重影响了联合国的工作效率。这种担心可能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另一方面说，它却是民主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新机制未来可能对相关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有几点应该明确：

首先，中国不是在联合国使用“一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使用这项权力最多的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是美国。

另外，就联合国大会要靠投票数解决问题的特点来说，中国有自己的长处，这就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广泛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这种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不一定很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华在发言中，也没有反对该决议，而是肯定了联合国大会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内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政策审议和决策机构，支持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授权履行职责，发挥积极和重要作用，也赞成对于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导致安理会在事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不能采取行动时，支持会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平台上进行讨论，只是对程序问题和能否达到目的表示了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特别有利于德国、日本、印度这样的正在兴起的中等强国，而这对未来安理会的改革将起到不小的促进作用。

至于俄罗斯，将因为这个新的表决机制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结束前。这应该也是美国的目的。

国际关系的历史，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网民嚎叫：

g2j2 2022年04月29日 11:40

拜登胡搞，联合国发达国家四十多个，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74个，其它国家93个。联合国是二战胜者俱乐部，不能搞成民主制。必须请回中华民国，恢复中华民国的常任席位；苏联的席位应该由前苏联国家投票推选一个国家担任，或者俄乌两国轮流担任。

buleguy 2022年04月29日 10:08

尼玛的，美国出兵伊拉克鸟你安理会决议吗？安理会算个屁！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绕过安理会”出兵伊拉克，出兵科索沃。所以这就是个幌子，美国要搞你，安理会算个鸟，就是一坨屎。

a9785 2022年04月29日 09:50

是好事，大家平等。

韩健思 2022年04月29日 08:34

好，搬石头砸脚，不知砸谁的脚。以后针对以色列的联大提案，再也看不到那个动用一票否决而不用任何解释的情况发生了@

谢选骏指出：什么“革命性的决议”——只不过落实了谢选骏的“小国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发表）的宣言罢了！这个先见的十五周年，是天才的显现——现在的联合国决议，不过是“落实了小国时代的决议”罢了。它的本身，哪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呢？尤其考虑到，谢选骏的根本思想是——废除联合国体制，建立全球政府！

谢选骏：苏联就是纳粹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报道：

许多研究者做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其中他们考虑过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否相近或不同、这些结论怎样影响人们对20世纪历史的理解、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以及为何两者在同一时期声名显赫的问题。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被争论过。[1]20世纪期间，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性的话题。这两种制度被认为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西方大不相同，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两者间的不同被缩小。[2]汉娜·阿伦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对这一“极权主义”解读的著名拥护者。[3]极权主义模式在1970年代被从现代化方面理解苏联的政治学家挑战，[4]还有功能主义学派历史学者马丁·布罗萨特和汉斯·莫姆森，二者提出纳粹体制太混乱而不被认为是极权主义。[5][6]被冷战期间政治学者的理论基础主导的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现在接近于实证研究的基础，由于大量可以获得的信息。然而这仍然是被学术研究忽略的领域。[7]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相似性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名言称共产党人是“红色纳粹党人”，[8]而且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

虽然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频繁表现出只有苏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同路者的认同。[9]阿道夫·希特勒仰慕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0]许多场合希特勒公开赞扬斯大林，而且他明确评述斯大林寻求清除苏联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影响，尤其是清洗列夫·托洛茨基、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卡尔·拉狄克之类的犹太人党员。[11]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彼此强调乌托邦式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殖方面。[12]这一强调，并不是唯一的，在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尝试优生学的情况下，而且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理想截然不同。[12]关键的相似之处在于生育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联系。[13]然而两种制度之间的观点上有重大差异。斯大林的苏联从不官方支持像纳粹那样做的优生学——苏联政府称优生学为“法西斯科学”——即使尽管事实上苏联有优生学家。同样两种制度对家庭与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观点——纳粹主义提倡一个男性持家的家庭，而斯大林主义提倡两个工薪阶层的家庭。[14]

纳粹德国、苏联和法西斯意大利都高度集中于低出生率。[15]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生育政策通过他们的医疗体系主管——两种制度都视医疗为发展他们设计的新社会的支柱。[16]当时苏联从头设计公共医疗体系，纳粹德国基于德国从1883年起由奥托·冯·俾斯麦的法案发展起来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共医疗程序的已有的公共医疗体系。[16]纳粹注重德国的医疗体系以推行纳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并且把已有的志愿的和政府公益机关替换成新的迎合种族卫生及其他纳粹意识形态的成分的机关。[17]

共产党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20年随着俄罗斯优生学院的建立而接受优生学，次年建立苏联科学院优生局。[18]

政治暴力和暴力社会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在运用大规模暴力。[19]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都运用国家机关领导集中营——苏联的NKVD和纳粹党卫军。[19]两种体制都以排外思想为基础实行暴力反对少数族群——纳粹的排外暴力明目张胆但解释成反对“不合群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的排外暴力掩饰成反对“危害社会的”元素——那就是针对散居的民族的术语。[20]

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暴力社会，那里大规模暴力都受国家认可，如1937至1938年苏联大清洗和纳粹德国及其二战期间占领区的大屠杀。[21]斯大林苏联建立了包含有犯罪前科者、罪犯、无业流民、剥夺选举权者及“反阶级成分”在内的“危害社会的”或者“社会危险”者被驱逐进去的“特别定居点”。[22]“特别定居点”大量设置在西伯利亚、北极、乌拉尔山区或其他不宜居住的地区。[23]1933年7月，苏联以他们的种族划分为基础有效地大规模逮捕了5000名罗姆人，他们在那一月被驱逐到西西伯利亚的“特别定居点”。[23]1935年，苏联逮捕了160,000无家可归的人和少年犯并把大多数送到NKVD劳改营实施强制劳动。[24]

与纳粹主义相似，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在苏联实行种族驱逐，有总共3百万苏联公民被处以基于种族的重新安置。[25]第一次大的种族驱逐发生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其间60,000名库班哥萨克受整个集体的刑事指控为对抗社会主义与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流合污。[26]从1935年到1936年，苏联驱逐了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裔和德裔苏联公民，以及苏芬边界上的芬兰裔苏联公民。[26]1935年到1936年的这些驱逐影响了上万户家庭。[26]从1937年9月到10月，苏联当局从远东地区把朝鲜人驱逐到日占朝鲜。[26]苏联当局宣称这一地区是“日本人耕种的肥沃土壤”——意味着苏联怀疑朝鲜人可能暗中和日军联手统一日占朝鲜。[26]超过170,000名朝鲜人从1937年9月到10月被驱逐到苏联中亚部分的偏远地区。这些基于种族的驱逐反应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怀疑这些人对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敏感，以及基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苏联排外主义”新趋势。[26]

1941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后，苏联发起了另一个大规模的种族驱逐。第一个以苏联德意志人为目标，1941年9月至1942年2月间，900,000人——超过已有苏联德意志人社群的70%——在大规模行动中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27]第二波大规模的种族驱逐发生在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间，其中苏联当局驱逐六个族群（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和卡尔梅克人）计有900,000人。[28]二战间及之后还有小规模涉及种族清洗和散居民族的行动，其中数万名克里米亚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伊朗人、肯什人、库尔德人和美斯可黑田突厥人从黑海和外高加索边境地区被驱逐。[28]

两个少数民族受到斯大林的苏联特别针对性的迫害，就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28]不像其他会被怀疑拥有外国国籍而与之相联系的民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苏联本土民族。[28]相反，苏联宣称这些人的文化不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适应——像是因与“土匪主义”的联系而逮捕车臣人——并且宣称苏联必须介入以“再造”和“改革”他们的文化。[28]事实上这意味着实行全副武装的惩罚性行动反对车臣“土匪”未能实现其强迫同化，导致苏联当局1944年做出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从高加索逮捕超过500,000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以“解除”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占人口30%）。[29]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驱逐也造成上千人的彻底的大屠杀，以及针对被驱逐者的恶劣条件——他们被送进拆封的火车厢里，在乎没有任何食物的四周的行程里许多人因为饥饿和虚脱而死。[30]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纳粹德国把布列斯特控制权移交给苏联，期间在斯大林像面前交谈的德苏两国士兵。

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驱逐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纳粹德国清洗种族以使德国人迁入被清洗的区域，斯大林的苏联推行种族清洗为了从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清除少数民族。[31]

集中营

恩斯特·诺尔特、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及其他历史学家于1980年代的作品对比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并且指出苏联和纳粹德国集中营体系的共同之处。[32]

玛加蕾特·布贝-诺伊曼在她从共产（1937-1940）和纳粹（1940-1945）集中营的回忆录中发现两者统治的方法非常相似。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释放之后她总结了以下观察：[33]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这些罪状之间，依我之见，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当然，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一开始就是正面的，而且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正面的；的确，从它的起源及其开始后，犯罪就在其目的和程序之中。我不知道是否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已经包含了基本错误，或者仅仅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实践背叛了原始的思想并在苏联建立起一种法西斯主义。[34]

创造“新人”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共用一种创造“新人”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把“资产阶级”的世界定义为落伍的旧世界，而且都完全拒绝自由主义，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他们追寻创建新的、思想偏狭的现代社会。[35][36]对新人的这一观点在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斯大林主义想像新人必然涉及全人类的解放——一个全球的和无民族性的目标，而纳粹想像新人是能在欧洲组织新的种族结构的优等民族。[35]两种体系都大量运用政治宣传，还有斯大林重塑新“苏联人”的尝试。[37]

军国主义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展现出军国主义。[38]都把重点放在创立“党军”，就此而言苏联的政治委员与1943年引入的“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相当。[9]

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不同

社会主义

历史学家柯南·费舍尔（Conan Fischer）指出被看作与形容词“国家”分不开的纳粹是在真挚的使用形容词“社会主义”，而且意味着那是优等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下层社会和被压迫的寻求正义和平等权”的社会主义。[39]然而两者意识形态都赞成“无产阶级国家”理论，列宁只是在它进入意大利后接受的。[9]

再者，在希特勒出于“战术”原因慷慨激昂宣称带着社会主义陈词滥调的1920年党纲“不可动摇”的时候，事实上“许多党的程序的段落明显不过是在他们处于恶劣的困境并且认同激进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的时候煽动性的吸引下层的情绪……例如，11点……12点……国有化……16点……公社化……投给仍在坚持的德雷克斯勒和菲德尔，他们明显很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40]实际行动中，这类观点更多是口号，“其中大多数随着党获得权力而被遗忘……纳粹领导人自己后来就为有些人仍在坚持其中的一些而尴尬。”[40]同时斯大林坚持他的完成国家的国有化和公社化的实践。

两种方式的比较

两种体制的一些特性都被认为是两者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两种制度的暴行

《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特凡·库尔图瓦指出纳粹体制承袭了出自苏联的镇压体系，尤其是从古拉格体系，以及苏联肃反时期与纳粹政策相似的地方。库尔图瓦认为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略有不同的极权主义体系。他声称“最近，试图把纳粹的大屠杀定义为唯一的暴行的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专注已经阻碍了其他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可比较的级别的事件的评价”。库尔图瓦声称“对‘阶级’的清洗很可能相当于对‘种族’的清洗，而且在苏联饥荒中孩子的饿死”“等同于”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儿童的饿死。[41]

库尔图瓦的的观点受到安妮特·维维奥卡的反驳，他宣称库尔图瓦试图以共产主义的纪念替代纳粹罪行的纪念，并且取代纳粹暴行的解释。[42]历史学家阿米亚·威拿（Amir Weiner）反对库尔图瓦的解释。他指出“第三帝国的四年灭绝机器，仅仅因为战败而终止，仍然超过其他任何灾害，即使在牺牲人数成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时候”，而且俄国的农民“没有像纳粹世界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类型那样的完全成为灭绝的目标”。威拿宣称纳粹和苏联的比较是有瑕疵的，因为“在斯大林的继任者打开古拉格的大门的时候，他们允许3百万囚犯回家。当盟国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千瘦骨嶙峋的人苟延残喘等待着他们被不可避免的处死”。[43]

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斯蒂芬·罗斯非尔德使用术语“Red Holocaust”作为表示共产党政权镇压的术语。[44][45]

有关这一比较的历史和学术成果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被相互比较有着很长时间的传统。192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党魁赫尔曼·米勒的领导下，接受了“红色等于褐色”的观点，也就是说共产党和纳粹党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制的相同的威胁。[46]1930年代，库尔特·舒马赫极好地评述了两种运动使彼此获得权力成为可能。他指出立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的德国共产党是“涂成红色的纳粹党”。[47]这一比较被苏联政府高度发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包括德国共产党）影射，根据这个理论，社会民主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许多形式的一种，还有纳粹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48]

《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描述并分析了20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运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她总结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极权运动，寻求清除所有对国家权力的约束。[49]

研究机构

有多个研究机构集中于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析，以及对比性的研究，包括德国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所、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和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

在现代政治中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长期引起政治争议，[50][51]，并导致1980年代德国历史学界的纠纷。[52] 这一争自从苏联的倒台及欧盟向前苏联国家扩展以来仍在继续，产生了诸如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及诸多与此相关的宣言，主要受到大多数受过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欧盟成员国支持。

东欧剧变后，像欧盟和欧安组织之类的欧洲实体越来越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或者有时是更广泛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作是极权主义的两种可比较的形式。越来越多的努力把两者在纪念馆、公共纪念碑以及纪念日、纪念活动中联系起来。

2008年捷克政府发起并由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签署的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被称作“关于极权主义统治，尤其是共产主义统治罪行的共同接近方式”以及用于“全欧洲达到认识纳粹和共产极权统治都通过他们自己在他们系统性运用极端形式的恐怖、压制所有公民和人权自由、发动侵略战争和消灭和驱逐整个国家和人口中的群体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中的骇人听闻的功过判断为毁灭性的；而且由此应该被认作是摧残20世纪的主要灾难”。[53]

希腊共产党反对布拉格宣言并批判为“欧盟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中的资产阶级政治人员主导的新升级的反共癔病。”[54]不列颠共产党认为布拉格宣言“是反动历史学家的持续性的鞭尸尝试来给苏联共产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罗伯特·康奎斯特旧的诽谤遥相呼应。”[55]

“承认纳粹大屠杀唯一性”的欧安组织（OSCE）维尔纽斯宣言，称“20世纪欧洲国家经历了两大极权统治，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带来了种族清洗、人权及自由的侵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56]《经济学人》指出“虽然俄罗斯抗议，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邪恶”但是指出“辩论不会改变世界：议会仅仅是欧安组织56个成员一边的空谈俱乐部。其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57]

2009年起，欧盟官方纪念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58]2008年由欧洲议会宣布，[58]并于2009年由欧安组织批准，[59]并被一些国家官方称作黑丝带日（包括加拿大）。[60]

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指出“两个极权主义体系（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相提并论且骇人听闻的”。[61]

在一些东欧国家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行已被明令禁止，而且捷克前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指出“极权主义制度被相同的标准衡量存在根本上的忧虑”。[62]然而，欧盟委员会拒绝了欧盟范围类似的法案请求，由于缺乏成员国的一致认同。[63]

欧盟建立了最初由布拉格宣言提出的教育计划欧洲纪念和良心平台，以推进欧洲范围内对极权主义罪行的平等评估。一些欧盟成员国建立了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评估极权主义罪行的工作，描绘出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或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平行线。这些包括捷克极权主义政权研究所、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立陶宛纳粹及苏联占领统治罪行评估国际委员会和匈牙利恐怖之屋博物馆。欧洲议会所有党派参与的团体欧洲历史和解组建立以推动欧盟范围内公众了解所有极权主义统治的罪行。

俄罗斯立法机关接受的一份声明称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是“对所有反法西斯运动的老兵、纳粹大屠杀殉难者、集中营囚犯和上千万人……为了反抗纳粹反人类的种族理论的斗争中牺牲的生命的亵渎”。[64]

参见

欧洲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受害人纪念日

极权主义

党国体制

苏维埃的故事

血色土地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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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论编

欧洲1989年以后的去共化

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官方听证会、决议及声明

欧洲理事会第1481号决议 (2006)极权主义政权罪行欧洲公开听证会(2008)关于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2008)欧洲议会2008年8月23日声明--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欧洲公共听证会 (2009)欧洲议会关于良知和极权主义决议(2009)欧安组织维尔纽斯宣言 (2009)共产主义罪行宣言 (2010)欧盟斯德哥尔摩计划 (2010–2015)欧盟华沙宣言 (2011)

Anticommunist Logo.svg

纪念与教育

欧洲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受害者纪念日-8月23日欧洲记忆和良知平台（2011）

立法

共产主义罪行(1998提出)共党政权非法性及对其反抗法案匈牙利2011新宪法乌克兰去共产主义化

关键概念

除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比较

机构

共产主义罪行记录与调查办公室极权主义政权研究院国家记忆研究院共产主义罪行信息学院恐怖之屋史塔西档案联邦专员柏林-霍恩申豪森纪念馆欧洲历史和解集团爱沙尼亚调查反人类罪国际委员会立陶宛大屠杀与抵抗研究中心立陶宛评估纳粹与苏联占领政权罪行国际委员会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罪行调查院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院

媒体材料

《共产主义黑皮书》 (1997)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纪录片) (2004)苏维埃的故事(纪录片,2008)《赤地-希特勒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 (2010)

谢选骏指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产物，希特勒曾经加入过德国共产党——苏联就是纳粹的起源，纳粹是苏联的继续。所以希特勒和斯大林才会缔结同盟协议，一起瓜分了波兰和东欧。而英美竟然容纳了这个强盗协议，不仅把东欧分给了斯大林，而且还搭上了蒙古和中国！这都是罗斯福的瘸腿和邱吉尔的烟枪给害的！

《二战时期，希特勒如果不先攻打苏联，是否能改变失败的结局？》（2020-02-11 搜狐）报道：

插进肉体中的刀子可以拔出来，可插进心中的恐惧却难以根除。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世界人民却还是无法忘记对希特勒以及法西斯国家的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在二战期间，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之所以会失败，是由于希特勒的战略失误，不该同时和西线东线同时作战，不该先招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才导致德国军队深陷苏联泥潭，精兵损失殆尽，整个欧洲战局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覆灭。

但事实上，打苏联其实并没错。以当时德国际环境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除非希特勒放弃扩张，放弃侵略，主动求和。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初因为《凡尔赛条约》的制裁，不仅让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而且承受了太多的赔款，导致德国经济受到重创，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此背景下，希特勒对德国民众说，让我干吧，我不仅可以给你们面包，给你工作，还能给你们自由，拿回德国在一战后失去的一切，让德意志民族当欧洲老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真的复苏了，起死回生了。主要原因就是扩军、备战刺激了经济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增长是短暂的，要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必须要继续战争以保持经济增长，对外才能开拓市场，攫取资源，换言之只能靠对外侵略。

谢选骏指出：纳粹进攻苏联，不是无端侵略，只是落实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中承诺过的事项——

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苏维埃政权终止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状态；

2、苏维埃政权军队全面复员，海军军舰驶回海港并解除武装；

3、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王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并有义务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立即缔结和约；

4、苏维埃政权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库尔兰（今拉脱维亚西部）、俄属波兰等地割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上述各地今后之政治状态，仅德奥二国有权决定；

苏维埃政权将沙皇俄国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占领的阿达罕、卡尔斯、巴统等地区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5、苏维埃政权拆除阿兰群岛上所有防御工事，其未来地位由德奥瑞芬四国共同决定。

6、此外，在1918年8月27日时于柏林所签订之补充条款中尚规定苏维埃政权需给付德国60亿马克赔款，分五期偿还。

由于苏俄后来背信弃义，食言而肥，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就像苏俄答应归还从中国侵夺的领土和其他利益一样。

而英美却极其愚蠢，帮助苏联去攻打纳粹。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懂“苏联就是纳粹”。其实英美该让的苏自相残杀，两败俱伤——就像苏联的宣传那样。

《俄罗斯宣战的乌克兰“纳粹和民族主义者”是谁？》报道：

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军方称乌克兰领导人为“纳粹和民族主义者”，并称战争针对的是他们。

塞夫万·朱莱格-基辅 On 2022年3月21日

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俄罗斯官员一直在重复提及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称这是对俄罗斯公民存在和身份的主要威胁，特别是对几周前莫斯科承认其“独立”的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分离主义“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公民，以及南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公民的威胁。

但在与乌方谈判时，俄方却不提这些“激进的纳粹分子”，而主要关注中立地位、解除武装的条件和要求，以及讲俄语者使用“俄语”的权利。

谁是乌克兰的“纳粹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存在真相以及对该国当局及其军事和安全结构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在谈判桌上不提及他们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危险”？

橙色革命后的班德拉

俄罗斯对“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谈论始于2004年至2005年橙色革命事件发生后，这是乌克兰向亲西方主义的第一次切实转变，特别是时任政府追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班德拉（1909-1959年）是“民族解放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该运动包括反对波兰在乌克兰西部影响的民族主义者，之后该运动转向反苏联，将其视为“占领者”，并呼吁乌克兰独立。

苏联禁止和反对该运动，指责它与纳粹德国结盟反对苏联和叛国，然后班德拉在德国慕尼黑被暗杀。

橙色政党下台后，2010年至2013年底，亲俄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政权撤下了班德拉的“英雄”称号，以平息苏联继承人莫斯科的愤怒。

俄罗斯人眼中的“纳粹”

2014年，乌克兰的“自由和尊严革命”爆发，或者莫斯科认为的“政变”发生后，“英雄”的称号又回到了班德拉那里，许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俄罗斯，“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描述适用于所有参与“革命”或“政变”或支持它的人，以及所有反对“吞并”克里米亚或后来杀害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东南部）亲俄分裂主义者的人。

此时，某些政党和运动比其他力量更加活跃，例如“右翼”运动、自由党以及后来加入乌克兰军队参与对战分裂主义者战争的志愿军事团体“亚速”营。

莫斯科以打击这些人、保护国民和少数群体为名，吞并克里米亚，支持分离主义者，直到承认分离主义者的共和国独立，并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

纳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乌克兰语作为掌握人数最多的语言，是国家机构中唯一的官方语言，各党派势力和民族运动否认自己对讲俄语者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有纳粹主义、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行为。

曾担任“右翼”运动政治局局长的尤里·门杜克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在议会中有代表，我们在乌克兰东部有一个与分离主义分子作战的营，我们当中有讲俄语的人，优先考虑的是对国家的忠诚。”

他补充说，“这是俄罗斯的误导性宣传，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辩护。所有民族主义政党都输掉了2019年的议会选举，之后输掉了大部分地方选举，他们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俄罗斯的宣传仍在继续，因为这能在俄罗斯实现其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就能理解美国体育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几天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所说的“乌克兰总统是犹太血统”，显然是在否认乌克兰存在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现象的指控。

供国内使用

今天大多数乌克兰人几乎一致同意，将他们标记为纳粹是为了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宣传，动员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

曾在乌克兰国营UATV频道担任通信和卫星广播主管的米科拉·什卡拉班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在其人民周围营造了媒体光环，其中充满误导性宣传，不允许不同观点传播是因为害怕意识传播，所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俄罗斯媒体空间被禁止。”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巴利说，在上世纪40年代，对班德拉支持者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指控是叛国罪，不是因为他们与纳粹合作，而是因为他们反对苏联。

他补充说，“对鞑靼人的指控是为了占领克里米亚，在再次占领乌克兰之前，俄罗斯人提到的关于纳粹和（班迪里支持者）的讨论不会停止。”

意志之战与“罗斯主义”

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对他们国家的战争旨在消除他们的意志和国家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

自由党前议员（俄罗斯媒体描述的极端分子）尤里·列夫琴科告诉半岛电视台，“俄罗斯当局正在与乌克兰意志作斗争，而不是纳粹主义，它知道纳粹主义是一个很大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战争和谈判中寻求消除国家权力的表现（中立和解除武装），而不是钻研谎言。”

他补充说：“所有这些谎言不会欺骗世界和乌克兰人，即使是在讲俄语和有俄罗斯血统的人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武器的谎言总有一天会消失。”

列夫琴科还说，“在俄罗斯对我们的战争中，罗斯主义（俄罗斯纳粹主义）这个词传播开来，它的表现体现在普京的行动和决定中，他下令轰炸、杀戮和破坏，就像希特勒以前所做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乌克兰人错了，他们只知道自己不是纳粹，却不知道苏联就是纳粹，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苏联纳粹”的残余部分。

谢选骏：疫情改变中国化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一《「回不到从前」 亚裔最受伤》（记者唐典伟／纽约 2022-04-27）报道：

佛州迈阿密机场熙熙攘攘，多数旅客都不戴口罩。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随着感染人数持续下降和绝大多数州不再运行强制口罩令，疫情好转已见曙光。这场疫情共导致美国近百万人死亡，在全球所有国家中最多，超过旧金山、华府或波士顿的人口；全美累计确诊人数达8100万，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超过一人确诊。可以想像，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和深远的。

尽管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各种新冠药物的开发使用，疫情终会获得控制，但疫情爆发期间人们的生活已有深刻的变化。

本报今日起推出「疫情改变你和我」系列报导，希望通过时代大潮中的众多小人物的故事，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让读者看到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并帮助读者适应这种变化。

两年多来社交距离的扩大，使人们的社交方式变了，新冠疫情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疙瘩，让彼此间的信任感降低，在社交生活中怎样克服彼此心中对对方的恐惧，要不要握手，要不要拥抱，要不要跟陌生人共餐、派对，彼此应有怎样的肢体语言等，都会让人犹豫。

搭乘邮轮出游曾是十分浪漫的旅行方式，但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邮轮成为不受欢迎的「瘟神」，每到一处都被拒绝靠岸，即使现在邮轮旅游已经恢复，搭邮轮也仍被许多人看成疯狂的想法；与此相对照的是，三两家庭结伴揪团出游成为潮流，RV房车出游更受欢迎。

新冠疫情也带来职场的变化，除在家工作盛行外，医务人员短缺、教师短缺、卡车司机短缺等现象十分突出，一些人在原工作做了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不再找工，宁愿待在家中；老龄员工面临退休者，加快离开职场；移民来美工作的许多渠道被切断，也使多达数百万个富余工作，等待填补。

疫情让更多人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和左邻右舍相处，好处是家人之间接触更密切了，坏处是相处久了，相看两相厌，烦恼反而变多，争吵频繁了，甚至一言不合，便闹着离婚。

疫情对亚裔的冲击更大，各地涌现的针对亚裔的非难和暴力，让亚裔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疫情也带来一些正向的改变，例如迫使人们无论长幼，都去学习和利用新的信息技术用于交流，中文学校教学多改为在线，ZOOM、Google Meet成新宠；餐馆点餐也多采用电子菜单，取代服务生逐桌询问和记录。越来越多过去都须亲往现场的活动，如参观大学，举办讲座，医生看诊，甚至逛博物馆、风景区，现在都用上了虚拟实境。

这些变化可能成为生活的新常态，即使疫情好转，恐怕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孟默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民调说，70%的民众都希望生活重回过去，但丕优(Pew Research)民调显示，多达91%的民众都认识到，疫情已或多或少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如何学会与病毒共存，适应疫情爆发后形成的种种新常态，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

谢选骏指出：没有独立人格的香蕉，还想回到从前，过过无忧无虑的浑浑噩噩。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二《地铁惊魂 「谁是原住民？」疫情挑动最敏感的种族神经线》（记者张晨／纽约报导 2022-04-29）报道：

在从夏威夷回到纽约的第一天，颜庭珊激动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自拍。

今年3月5日，纽约女孩颜庭珊终于能从夏威夷回到纽约家中；这是新冠疫情爆发近两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团圆。

颜庭珊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戏剧，当晚看完一部由韩裔导演执导的舞台剧后，和朋友搭上一列回皇后区的地铁列车，回家看望父母。

地铁白男叫嚣：「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

「我心情好极了，因为整部剧的制作堪称完美，但这时，一个声音忽然打乱了我的思绪。」34岁的颜庭珊说，那个声音是那样刺耳，觉得就像脑袋被人打了一闷棍，空白到无法思考。

「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的华人，他们真应该快点滚回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断重复的声音愈来愈近，愈来愈高；像箭一般射向特定族群。

颜庭珊循声，看到一个白人男子，对着两名年轻亚裔女子大喊：「你为什么在这？你快些滚回家去吧！」

亚裔女孩挺身 ：「我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

「我当时真的不想介入。」颜庭珊回忆说，她想继续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许久未见的父母吃个饭是他最想做的，「但我若不站出来，谁会站出来呢？」

于是，她和朋友站起，无声地挡在白男和亚裔女子之间；颜庭珊背对白男，试图和这两名年轻亚裔女子说话，但二人显然被吓坏了，一看列车到站，就马上起身快步离开了车厢。

整个过程中，白男对亚裔不断的咒骂声，在这一节列车中尖锐地回响。

紧接着，另一名亚裔乘客上了车，白男像是找到新目标；大步走到那名乘客面前，继续着他的种族歧视言论；包括「抢占社会资源的傻X」，等极具侮辱性的咒骂。

拿起手机拍摄 女孩被呛「所有亚裔都该死」

「你觉得拍我很骄傲啊？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我有权说我想说的，这不违法。」白男发现颜庭珊拿手机拍摄，对着她啐说，「我觉得所有亚裔都该死，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立刻、马上去死！」

「你当然可以说你想说的，我这么做只是在保护自己，你在攻击我的族裔，拍摄也是我的权利和自由。」视频中的颜庭珊反击道，「你是美国原住民吗？你的祖先又为什么移民到这？」

白男未理会而继续骂道，「为什么你们移民到这，却没有美国人移民到你们那里？我生在这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亚裔不是来自亚洲？你说你来自美国？别当我是傻X！」

颜庭珊回到纽约首日，就在地铁上遇到里斯本凑近大喊「亚洲人都该死」的嘴脸。

白男跳针叫骂：「我只歧视亚洲人」 爆发扭打

颜庭珊说，在这近五分钟对话中，七、八名乘客开始站到她身边以示支持，而当车停在42街时报广场时，车门打开后未再关闭，因为显然有人已经报警，随后有更多乘客站到了白男的身后，把他围了起来。

而该白男仍不依不挠，手握一张卷曲的白纸，好像演讲稿时不时低头查看，然后高声说道，「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我只歧视亚洲人，因为是他们让这里变得拥挤不堪……」

话音未落，该男子突然被「吸」出了车门外，众人走出车厢发现，是月台上一名忍无可忍的乘客，一把将白男揪到车外，二人扭打成一团。

视频留言伤人 「这算什么犯罪？伤害亚裔感情？」

颜庭珊事后把视频放到网上，不少人留言表示，「这算是什么犯罪？伤害了亚裔的感情吗？言论自由并无不妥，警察有比照顾你特权更重要的事情做。」

对此颜庭珊请律师给出了回应声明，以纽约州刑法为准定义了该案的仇恨犯罪性质；案发不久，颜庭珊特来信告知，市警仇恨犯罪小组(Hate Crime Task Force)的探员张栋志已经联系她，并通过她的视频逮捕了该白人男子里斯本(Rodrigo Lisboa)，里斯本有多次骚扰、侵犯亚裔的前科。

疫情带来改变？ 「心怀种族仇恨的人，始终在那」

若非目睹过去两年，「亚裔」、「被攻击」等新闻头条，渐渐变成了「亚裔」、「女性」、「长者」、甚至「死亡」等关键词，颜庭珊当时不会有勇气为自己辩护。

「我绝不会将这称之为疫情带来的改变，因为心怀仇恨的人，始终在那。」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的颜庭珊说，疫情扩大了种族仇恨这团迷雾(mist)，愈来愈多的人对此也感到无力，她盼迷雾终能散去，亚裔不再成为仇恨的标的。

谢选骏指出：在“西方的没落”百年之后，欧裔美国人感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突出代表就是妓院老板的孙子川普总统，所以他们吸毒发疯了。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三《疫情下「我的跨国婚姻走向终点」》（记者郑怡嫣／纽约 2022-04-27）报道：

罗希在协议离婚期间，为调剂心情，离开纽约旅行了一个月，在厄瓜多尔尔。

「半夜醒来，我发现他坐在楼梯间，握着酒瓶。」来自北京的罗希叹口气说。

罗素有饮酒的习惯，罗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2017年春天成婚，夫妻生活两年有余，2020年三月底，随着新冠疫情扩散，纽约几近「封城」，罗素不间断饮酒，愈饮愈上瘾。

醉入封城 相处更难：前夫酗酒 我也因此染疫

疫情中，许多人的酗酒问题加重，从而影响了家庭关系。

罗希接着经常发现罗素回家时浑身酒气，口齿不清，语义重复，身旁堆栈着数只一升大的空酒瓶；半夜里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有时坐在楼梯间独自小酌，有时辗转附近仍然开张的酒吧，还因此把新冠病毒带回了家，她也跟着中招。

新冠疫情除了造成无数人染疫甚至病故外，也有另一场与其并行的「大流行」(Parallel Pandemic)：慢性病得不到根治，精神疾病变得普遍，人的情感关系也由此变得脆弱、微妙、错综复杂，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所描述那般：有的情侣因疫情或战乱「成全」了一桩婚姻，也有的夫妻因此由爱生恶，分道扬镳。

这正是罗素和罗希的疫情写照。

纽约市刚宣布居家避疫令时，吸一口空气仿佛都有中毒的风险，街头杳无人迹；起初罗希也以为，酗酒只是罗素对疫情可以理解的「应激反应」。他把酒瓶藏在微波炉里，五屉橱上；她叫他不要喝、不要藏了，他看似恳切地答应，一次次地承诺，但最终，大酒瓶幻化成了一堆堆更好藏、更数不清的「小酒瓶子」，她总也能找到它们。

于是，他们开始争吵了。

跨国婚姻 出现裂痕：「我可以把妳驱逐出境的」

争吵变得频繁，因为他的酗酒，也因为二人的各种歧见。以前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欢欣的期待，但也不用担惊受怕。但如今，稀松平常的生活又间杂难以调解的争端。

「我感到婚姻在把我往下拉。」罗希说，「往前走两步，向后倒退一大步。」她感到她已止步不前。

在这段跨国婚姻中，还有权利关系的不对等；2021年7月，一次争吵后，罗素冲动恶言：「你知道，我是可以将你驱逐出境的。」

罗希随即把婚姻绿卡甩给他：「你爱告不告，美国本来就不是我特别想待的地方。」

她当天就搬到朋友家，从此再未回两人的小巢。2021年9月底，她向罗素提出离婚。

2016年夏天，25岁的罗希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到纽约攻读硕士，不久便遇到来自纽约上州的美国白人罗素，那是一个溽热的下午，她帮她的朋友搬家，他帮他的朋友搬家，他们俩的朋友是一对夫妻，他们在一辆货车前相遇。

不同党派 常见矛盾：发现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和许多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一样，罗希曾认为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有着「勿论国事」本能规避的心理；但经过疫情期间一次又一次与罗素的争吵，她才发现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

「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选择与对待生活与身边人的方式。」罗希说。

许多两性情感问题专家总结，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结束一段关系的爱侣，多是源于长久处于一室、家务与养育孩子的压力、精神健康及经济负担等问题，但未被充分讨论的身分政治(status politics)，也称得上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据美国家庭调研(American Family Survey)，在2016年，隶属不同党派的「跨政治婚姻」占比30%，夫妻一方为民主党、另一方为共和党的婚姻占9%，到2020年，二者的数据分别降到21%以及3.6%，越来越多的夫妻，因政见无法弥合，而无法再朝同一方向成长。

2020年，美国社会风起云涌，曾经潜伏的社会矛盾都随着疫情激化，变得明目可见；而当工作停摆，每日置身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又无可避免地观看、收听与讨论这些大事件后，罗希发现，罗素的党籍虽为民主党，却滋生身为白人男性无可名状的有关身分的失落感，也变得像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更轻信阴谋论。

「他会没有来由地猜测，病毒是武汉的研究所制造并释放的。」罗希说，「这不是说我是中国人，向着中国，而是他的很多猜测，都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同年5月底，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明州警察以膝压颈致死，引发全美抗议浪潮，当身在纽约的罗希也准备上街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时，罗素却笑她愚蠢。

「妳被利用了」，他说。

那时，罗素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认为若是同等岗位，身为非洲裔却能得到更好的待遇，有不敢明言的愠怒与职场的压力；同一时期，他也会在家中，强行给罗希播放反疫苗主义者、被指有种族歧视的自媒体人罗根(Joe Rogan)的播客。

族裔与压力 渐行渐远：无法面对问题 过得艰难

此外，罗素认为许多政治社会问题根本是子虚乌有，而为了让少数族裔相互厮杀，民主党创造了这些问题；就像他们争吵时，罗素也认为她在夸大其词。

「他虽然身为白人，但从未体会被系统性优待的特权。」罗希说，罗素高中学历，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童年生活支离破碎，「与另一部分落在后排的白人男性一样，他们拒绝成长，看不清受到父权社会伤害的其他人等，甚至是反感他们。」

这也使罗希觉得与罗素越走越远，不再具备与之可以探讨与共同面对问题的基石。她对这个男人感到失望。

在搬出他们位于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Astoria)的租房后，罗希一度过得非常艰难，像是不得不突然拿起一把刮骨刀，一刀刀将他们五年的生活挫骨扬灰；罗希有过死的念头，也曾记起与罗素好的吉光片羽，而忘记坏的瞬间。

生日同一天 命中注定？：「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

回到2016年，罗希去上州参加朋友的婚礼，与罗素第二次相遇，「像周围晃着的一只小忠犬。」罗素的眼神扫过罗希，不时从她身边走过又迂曲折回，就像是命中注定，两人还惊奇地发现，彼此的生日是同一天。

自此后，他们便折返在曼哈顿与上州之间约会。那时罗希的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罗希每月回北京探望父亲，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罗素为她检索治疗病情的前瞻动态，又次次从上州至机场与她送别。

2017年3月，他与她回国探望病重的父亲，父亲去世两天后，他向她求了婚。

「事实上，‘前夫小哥’也有很多优点。」时至今日，罗希用这四字来称呼罗素，她说他体贴、爱干净，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

这些都曾在她脑海中不断放大，2021年8月，已经离家的她走入一家超市，忽然被过去与罗素的生活击中，感到无力、眩晕，身体正在解离；她买了一堆从不会买、也不存在于她和罗素生活中稀奇古怪的食品，比如冻披萨、酵素茶，尽管离家仅三个街区，但她觉得寸步难行，叫了一辆车回家。

要找到一个不能让她联想到罗素的世界很难。协议离婚以后，她也尝试通过社交软件约会其他男性，可当与他们外出时，她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她非常忌讳这种影子，吃饭时焦躁不安，脑袋放空，只想赶快回家。

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如果没有疫情 或能长久

罗希如今的卧室，虽小但温馨自由。

回顾这段因疫情终止的婚姻，罗希觉得如果没有疫情，或许两人的关系能够长久，但也无异于「温水煮青蛙」，疫情添柴加火，搧一搧风，使这浑水煮得更快、更沸；也无怪乎新冠被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们称为「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perfect storm)，要不直面挺过，要不摧枯拉朽，作鸟兽散，没有不浮出水面的暗涌，也没有中间尚可以将就的形态。

根据一家大型法律合同咨询网站统计，新冠大流行期间，其基本离婚协议的销售额增长了34%，而如罗希一般、提出离婚的女性数量也显著增加，76%的离婚案由女性提出，与往年相比更是增加了16%。

2022年2月，罗希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散心旅行回到纽约，将最后一份离婚文档处理完毕，搬到布鲁克林区布希维克(Bushwick)，与三位不同族裔的年轻人同住。她的房间不大，但身心已逐步恢复到安稳自由的状态。

罗希从事音乐演出行业，疫情间的工作量骤减；重回单身生活的当下，她给自己定下三大目标：重新找一份工作；发出声音，引起共鸣；重拾心劲，自我投资。

「要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罗希说。

谢选骏指出：相爱容易相处难，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不仅仅因为金鱼和渔夫的故事。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四《疫后在美处境恶化 留学生动了回国的念头》（记者和钊宇／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更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部分留学生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歧视事件后，觉得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的大背景下，留在美国已经不是留学生最佳选项，但也有人担忧回国后的工作环境难比美国，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文静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压力主要来自担忧自身安全；她说，2014年来美国初期，原本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发展，但美国在新冠疫情中荒腔走板的表现、疫情以来美国社会一些人对亚裔的仇视，再加上在地铁上遭言语攻击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毕业后就回中国。

「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可以说圆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刚来前两年，我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在美国找到教职，然后定居。」张文静说，「毕竟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科研环境比中国更好。」

社会撕裂、民粹可怕 美国灯塔形象在她心中崩塌

但张文静表示，前总统川普上台后，让她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民粹主义的可怕，美国在她心中的灯塔形象开始崩塌；让她彻底对美国失望的，是疫情开始以来美国社会的反亚裔风潮，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不断发生，她本人也成为这股风潮的受害者。

张文静说，反亚裔风潮出现之初，她并没有太大感觉，但去年12月14日傍晚，她从学校回家，在地铁站附近，目睹一位坐在路边的非洲裔男性，突然朝一位亚裔中年妇女拳打脚踢，持续十多秒；旁边一名白人男性大声喝止并劝阻后，非洲裔男子才停止攻击并窜逃。

张文静表示，她在地铁上曾遭到白人种族歧视攻击。

这件事让张文静至今心有余悸说，「如果那天我稍微走快一点，走到前面，被攻击的人就是我。」

但张文静接着说，一星期后，她在地铁上就遭一名未戴口罩的白人男子怒目对她说，「妳这中国白痴滚回中国，不然我就让妳完蛋！」

「我没有理他，他就继续盯着我，重复他的种族歧视语言，却无人阻止。」张文静说，她势单力薄，只好走开，还好他没有跟过来继续骚扰；这个人穿着正常，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不像是游民。」

张文静说，她一直不敢把这两件事告诉在中国的家人，毕竟家人在国内已经够担心了；她计划今年快点毕业，赶紧回国和家人团聚。

工作压力、居家更惨 「要随叫随到，加班比疫情前多」

已经毕业并顺利进入华尔街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工作的马越也说，疫情以来他不仅遭遇过针对亚裔的仇恨攻击，还要应对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

他说，虽然疫情后转为居家办公，但工作压力比以前在办公室要大很多，「因为老板要求随叫随到，加班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多。」

在2020年4月第一波疫情爆发时，马越和室友开车出门采购，遇到堵车，「就有一个白人男性摇下车窗朝我们竖中指说：Go back to China! Go fxxk yourself!，还朝我们的车吐口水。」

张文静说，在美中关系敌对短期内无法缓和的大背景下，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华裔在美国的处境恶化，让他也动了回国的念头；之所以迟未下定决心，除疫情导致不方便外，他也担忧中国的职场环境不如美国，担心自己回国可能无法适应。

「我在国内的朋友都吐槽，国内内卷(内部竞争)太厉害，相比美国，国内职场的人事关系更复杂。」马越说，在美国只要按时完成工作就可以，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回国还要照顾各种关系，我担心自己适应不了。」

此外，美国有相对比较优质的教育环境，也是让他迟疑的原因，「如果因为我回国，而我的下一代没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怨我？」

谢选骏指出：这些人精，到美国来混，就是想来捞便宜，可是没有一点点“殖民主义者的精神”，怎能持之以恒呢？

疫情改变你和我之五《种族化「厌女现象」达高峰 亚裔女夜逛纽约心惊惊》（记者张晨／纽约 2022-04-29）报道：

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行为，让不少华裔民众压力巨大。

反亚裔种族歧视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其与女性地位的复杂联系；根据「#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在疫情后收到数千份仇恨犯罪案件报告中发现，超过三分之二是施加在亚裔女性身上，而众多亚裔女性所受到的伤害还尚待统计，针对亚裔女性的种族化厌女现象(Racialized Misogyny)达到了顶峰。

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发生的亚裔水疗馆枪击案中，枪手称自己「并不是受种族主义情绪驱使」，而是因为「性成瘾」。

华裔女权活动者方源远说，一个涉及亚裔女性受害者的攻击案发生，人们开始讨论这到底是针对女性的厌女举动，还是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但如果两者都是呢？」

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女性移民研究员令狐萍表示，亚裔移民向来被置于劳动力与商业的语境分析，性别问题未被重视；针对亚裔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暴力有着很长的历史，也发生在包括亚裔男性的各个种族男性。

亚裔女性背上了顺从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被认为比其他女性更抢手，也因此被抹除个体性，不符合这种预期就要吃苦头，选择了非亚裔伴侣又要被指指点点。

小绵羊刻板标签 亚裔女更易被攻击

临床心理学者、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后杨意表示，在疫后的一些心理对话中，亚裔女性几乎都表达，在疫情中承受多于常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独自走在纽约街头，已不再是安全的夜间消遣，小绵羊的刻板标签，使她们更容易遭受袭击。」但在此之前，被认为沉默顺从的亚裔女性，在女性权益的争取中并不是主角。

她指出，亚裔女性的特殊处境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或统计，因为在这些涉及性侵犯的案件中，种族问题往往被忽略不计；亚裔女性在女性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夹缝间，同时被边缘化。

方源远表示，从亚特兰大枪案到曼哈顿华埠李尤娜遭人尾随入室杀害，色情化亚裔女性必定是诱因之一，且因为疫情变得更加突出，后疫情时代的亚裔女性将很难驱散这样的思惟。

谢选骏指出：“疫情改变你和我”，其实就是“疫情改变中国化”——在2020年武汉疫情传入美国之前，美国的“中国化”过程如火如荼，红二代红三代在美国趾高气昂……但是疫情扭转历史的方向，疫情改变了华人的处境，因为疫情改变中国化的走向。

谢选骏：银行内鬼防不胜防

《布碌仑华人区爆发多起身份被盗案，报警后，警方说：我们的身份也被盗了…》（2022年04月28日 新闻）报道： 

纽约市布碌仑羊头湾华社最近爆发多起身分盗窃案，受害者银行被盗走数千至数十万元，连警察也成为受害者，其中多为大通银行(Chase Bank)用户。

当地警方指出，辖区内的攻击、抢劫等严重犯罪发生频率不高，但涉及金融财务的身分盗窃案持续增加中；包括华人在内的多名受害者因个人数据外泄，遭到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数据向银行注册新的银行卡，再通过网络或手机提款、购物，令受害者欠下卡债。

警方表示连分局内也有警察沦为受害者，一名警员的40万元积蓄瞬间被清空，感到相当无奈；根据分析，大多的案件受害者都是大通银行用户，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连系，而警方也坦言此类案件调查起来经常受阻，民众平时要多加注意、小心个资被窃取，才是预防成为受害者的最佳方式。

当民众网络购物时，切记要使用合法的网站以确保安全性，然后才提供信用卡、银行卡数据，同时可以经常更换银行密码，不让窃贼有机可乘；最后应时常检查银行月结单、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查看余额，注意是否出现不寻常交易，并指示银行当侦测到不寻常提款时，立即通知当事人。

有一名华男讲述自身经验，数个月前银行内一笔3万美元数额被人盗走，除提款外，对方也申请了一张银行卡四处消费；他后来通知银行，但工作人员指示他向警方报案后再将纪录交给银行调查，但是过程非常麻烦。

一开始他未能取得报告纪录，警员只提供一个报案号码，指示他转交给银行处理，但银行又坚持一定要书面报告；无奈之下他寻求华康会协助，最终才向警方取得报告有了后续的处理，数周的奔波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意赔偿他一半的款项。警员回应道，通常民众需要向市警总局亲自索取这些报告，办理时间约四至八周。

谢选骏指出：不仅大通银行如此，花旗银行也是这样——这些大银行靠着美国政府的插管刺激勉强存活，到处滥发奖金，骗取客户资料，结果使得内鬼横行。

《银行为何“内鬼”不断？又该如何防范？》（2021-01-13 开伟思考）报道：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最近，网曝山东聊城农商行两位员工采取盗用村民身份证信息冒名贷款问题，一个支行行长张某庆利用职务便利，将他人名下的贷款挪用给本人使用，共挪用贷款419笔，共计6120.2万元，且至今未归还，构成挪用资金罪。一名信贷业务员张某广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191笔，合2550.8万余元，至今尚有约2386.5万元未收回。两人分别被以挪用资金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被贷款”的74名村民贷款合同被撤销，不良征信记录将被删除，农民请律师打的这场官司终于获胜，农商行也明确表示不再向他们主张还款责任，让“被贷款”村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近年各地银行发生居民“被贷款”案件不断出现，尤其是农村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发生的村民“被贷款”事件更是屡见报端。民众想不明白的是，现在银行内控制度也是够严格的了，可为何还会发生这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被贷款”案件？

这话也算是问到点子上去了，银行这类“被贷款”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制度执行不到位，一些制度形同摆设，也不过是不长牙齿的“纸老虎”，有制度而执行不到位、或者有制度而缺乏监督执行的有效手段，后果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可以说，山东聊城润昌农商行这两起案件已发生多年了，而一直没有被发现关键就是平时对贷款检查流于形式，使得心怀鬼胎的支行行长和业务员能够成功作案并隐藏较长时间没有被发现。还要看到，银行“内鬼”能准确施展“被贷款”的伎俩，也没有将岗位轮换执行到位，使得一些银行基层管理人员或员工能够有恃无恐地作案而盖子一直被捂着而难以暴露。

事实上，这些原因还不是最根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银行系统新进的员工思想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去，一些基层银行对员工教育工作松懈，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抓存款、贷款、利润和各类中间业务上，一切以业务挂帅，“一岗双责”意识麻木，甚至觉得抓员工思想教育工作影响业务发展，把做思想引导工作放在业务发展的对立面，使得不少基层银行员工缺乏正确的人生导向，“三观”扭曲，不少丧失遵纪守法意识，为各种“内鬼”不断出现提供了思想氛围。如果思想教育引导工作跟不上，“内鬼”将永远无法绝迹，而且可能会不断增多。

此外，加上目前金融生态环境并不理想，银行并非真空，受到社会“崇尚”金钱等思想影响较深，使得一些银行员工在金融面前产生了贪婪心理，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身份或权力去捞钱，于是发放贷款变成了一些贪图奢靡银行员工“权力变现”的有效途径。

还有一个诱发“内鬼”的原因就是现在一些地方中小商业银行薪酬分配机制不合理，高管、中层与一般员工收入之间的差距相当之大，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员工不满思想情绪，也加大了一般员工心里不平衡，一些员工没有办法就从平常掌管的信贷权力中牟取私利，不惜违法犯罪，铤而走险。

很显然，银行“内鬼”敲响了银行管理尤其是内控制度执行的警钟，需要银行对“内鬼”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于如何防范农村中小商业银行未来连续出现“内鬼”案件，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强员工思想教育引导，让员工保持职业操守，增强对法纪的敬畏意识，树立正确“三观”，提高防腐拒变能力，斩断银行“内鬼”滋生的思想根源。同时，扎紧制度防范篱笆，将相关内控制度执行到位，尤其是在信贷领域严格把关，建立银行放贷与贷款人直接见面联系机制，堵塞贷款暗箱操作空间，将贷款全过程置于阳光监督之下，消除“被贷款”滋生的一切土壤。此外，定期轮岗和工作异地调动，实施定期信贷审核和离任审核，不给“被贷款”以机会，也将“被贷款”消灭在萌芽状态。

谢选骏指出：银行内鬼防不胜防，因为有个制度原因——各国政府放弃了“监管裁判”的职能，而变成了进场赌博的赌棍，直接操盘。如此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一体，能不导致内鬼横行吗？

《银行“内鬼”为何屡禁不绝？ 》（2015-04-15 一家之言）报道：

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监管缺乏外部推力，无法摆脱“老子”监管“儿子”的“窠臼”，使管理人员碍于情面，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多以“内部消化”为主。

银行存款“被盗”案近期频发，1月酒鬼酒、泸州老窖数亿元银行存款“失踪”余波未平，1月底杭州联合银行42名储户又被盗9500余万元，而据媒体昨日报道，武汉银行系统连续7年、近5亿存款丢失案近期开审，再次将银行存款安全推上了风口浪尖。

综观银行系列存款“失踪”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存款被盗案背后，都闪现着银行“内鬼”身影，他们与犯罪分子里应外合，通过伪造金融票证、私刻存款单位银行预留印鉴、假扮银行工作人员等非法手段轻松盗走存款。且银行“内鬼”在其中充当极不光彩角色；如果没有银行“内鬼”提供作案“绿色通道”，即使再高明的犯罪分子也无法实施犯罪预谋，银行存款也不会“不翼而飞”。

银行“内鬼”屡禁不绝，根源在哪？是银行内控机制严重缺失、还是平时没有开展相应监管？应该说，银行各项内控机制相当健全，且各种形式稽核和检查并不少见。那么为何还是阻挡不了“内鬼”疯狂进攻？

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系统内监管缺乏外部推力，无法摆脱“老子”监管“儿子”的“窠臼”，使管理人员碍于情面，对发现的一些问题多以“内部消化”为主。甚至部分中高管为了不给自己业绩“抹黑”，对一些员工犯罪苗头或倾向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方式，大大降低了违法犯罪成本，对银行员工违法犯罪缺乏震慑力。如武汉建设银行江岸支行已发现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但支行负责人并未报警。

此外，监管部门监管方式存在问题，监管履责多倾向银行风险和高管操守监管，对商业银行安全防范关注不够，尤其商业银行发生客户资金失盗案件，对高管追责不到位。而银行存款利率管制与社会融资之间形成巨大价格差异，在社会金融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加之银行之间存款竞争激烈，甚至靠拼关系、拼回扣等恶性金融竞争，为银行“内鬼”犯罪提供了先决条件。

因而，想要遏制银行“内鬼”作案高发势头，除继续加强银行内部系统监管和监管部门监管之外，应引进外部监管力量，即打破银行现有垂直管理现状，实行地方审计、纪检部门监管与银行上级行双重监管相结合方式，并完善社会立体监管体系，聘请社会监管员，把银行一切经营行为置于全社会公开监督之下，让银行经营全过程“阳光化”，营造健康、良性、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铲除银行“内鬼”滋生土壤。

从制度上来看，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能够减少不透明议价空间，破除社会融资与银行存款利率之间双轨制，消除利益寻租空间，使银行以“贴息”、“佣金”等形式开展的不正当存款竞争行为寿终正寝。

谢选骏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世界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政府救济银行。这表面上“大资产阶级专政”，其实是“社会帝国主义”。于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了。不是银行内鬼防不胜防，而是银行内鬼控制了政府！

谢选骏：肺炎疫苗变成了肝炎病毒

《多国出现儿童急性肝炎病例，家长应了解这些关键信息》（CATHERINE PEARSON 2022年4月29日）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四向全国医生发出警告，通知他们一些健康的幼儿中出现了一批严重且无法解释的肝炎病例。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阿拉巴马州有九名一至六岁的儿童因急性肝炎入院；有两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

类似的病例也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和欧洲。自2022年1月以来，英国卫生安全局报告了100多例10岁以下儿童突发性肝炎病例，其中10例需要肝脏移植。

以下是我们对这些肝炎病例的了解，以及父母应该注意的症状。

什么是肝炎？

肝炎是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描述肝脏的炎症。肝脏每天承担数百项基本功能，从帮助消化到清除血液中的毒素。当肝脏发炎或受损时，许多任务就无法完成。

“急性”肝炎是指相对较快的炎症，持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它可能会很严重，导致肝功能衰竭，阿拉巴马州的几个孩子就是如此。但肝炎也可能相对比较温和。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全国儿童医院肝脏中心主任亚历山大·魏曼博士解释说，在简单、不复杂的病毒性疾病过程中，患者——尤其是儿童——出现肝脏炎症并不罕见。

父母应该注意哪些症状？

肝炎症状广泛，并与许多常见疾病重叠。患有肝炎的儿童可能会出现发烧（低烧或更严重）、疲劳、关节或肌肉疼痛、食欲不振或恶心、腹泻和呕吐。

魏曼说，儿童也可能出现腹部疼痛或压痛，尤其是在右上腹，也就是肝脏所在的位置，因此，一旦触摸儿童的腹部出现剧烈疼痛，就必须立即寻求紧急医疗护理。医生可能会考虑腹痛的其他可能原因，如阑尾炎。一些孩子可能出现深色尿液，或苍白或粘土色的粪便。

黄疸，或皮肤和眼睛发黄，是肝炎的一个标志——然而一些明显的肝脏炎症也可能没有黄疸的迹象。

“第一个变化发生在眼睛：眼白部分开始发黄，”魏曼说。

他指出，肤色较深的孩儿童可能更难发现黄疸，所以父母应该认真对待颜色的细微变化。

“通常情况下，直到肝脏炎症或功能障碍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才会看到‘明显的’黄疸，”魏曼博士说。

是什么导致了最近的肝炎集体暴发？

患肝炎的原因有很多，从自身免疫性疾病到某些药物的副作用。通常，病毒性肝炎是由五种肝炎病毒（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肝炎）引起的。根据类型不同，病毒性肝炎可通过接触血液和其他体液或粪便传播，或食用生肉或未煮熟的肉类传播。但最近美国和国外暴发的儿童肝炎，已将病毒性原因排除。

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怀疑是腺病毒所致，不过卫生官员提醒，调查仍在进行中。腺病毒有50多种，往往会引起轻微的疾病，如感冒和发烧、红眼病或呕吐和腹泻。

在阿拉巴马州，所有九名儿童的腺病毒检测均呈阳性。在进行基因测序的五个病例中，所有人都携带41型腺病毒，这种病毒通常会导致呕吐和腹泻。在英国，大多数受感染的儿童，也被检测出腺病毒呈阳性，虽然不是全部。

“令人关注的是，我们只在10岁以下的儿童中看到这种情况，这意味着大多数10岁以上的人对腺病毒有免疫力，可能正因如此，这种肝炎只在幼儿当中出现，”纽约市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的儿科传染病专家和医院流行病学家詹妮弗·莱特博士说。

但是医生和卫生官员已经知道腺病毒感染会导致肝脏炎症。这并不新鲜。不寻常的是，原本健康的儿童突然患病，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卫生官员将这一消息广而告之，并继续调查其他可能的潜在原因。

父母能做什么？

虽然卫生官员不确定腺病毒是导致最近肝炎集体暴发的原因，但父母可以采取措施防止传播。腺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是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带有腺病毒的表面。应该鼓励儿童经常洗手，尽可能避免触摸自己的脸和嘴——许多措施都和防止冠状病毒传播的措施一样。

家长们还应该记住，疾控中心的警报不是呼吁采取行动或发出警报。一个原本健康的儿童突然发展为严重肝炎的总体风险仍然极低。卫生官员只是想提醒儿科医生和其他可能看到年幼肝炎患者的卫生保健提供者，现在应该筛查腺病毒。

治疗方法因儿童所患肝炎的类型而异。魏曼说，对于某些类型的病毒性肝炎，有药物可以抑制或消除病毒。但对于绝大多数病例，比如同时患有肝脏炎症和腺病毒的孩子，医生关注的是预防及处理并发症。

“这通常就足够了，因为肝脏的自愈能力真的很强，”他还说。

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沃尔夫森儿童医院传染病和免疫学主任莫贝·拉托尔说，如果孩子的嗜睡、疼痛、皮肤或眼睛颜色变化等症状令你担忧，请立即联系孩子的儿科医生进行评估。

“父母持续关注孩子的样子。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拉托尔说。“我不相信，如果孩子的肤色发生了变化，父母会说，‘哦，没关系，我们再等等，看明天会怎么样。’”

翻译：晋其角 纽约时报中文网

谢选骏指出：看来，“肺炎疫苗变成了肝炎病毒”，不仅如此，肺炎疫苗还造成了大量血栓，激发了致命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形形色色的后遗症——因为疫苗就是某种意义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