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虚拟货币是虚拟世界的先驱——从实体世界到幽灵世界的转折

 

数字货币简称为DC，是英文“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的缩写，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金币和密码货币都属于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通常由开发者发行和管理，被特定虚拟社区的成员所接受和使用。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表示，不由央行或当局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由于被公众所接受，所以可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电子形式转移、存储或交易。

定义

数字货币可以认为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①由于来自于某些开放的算法，数字货币没有发行主体，因此没有任何人或机构能够控制它的发行；②由于算法解的数量确定，所以数字货币的总量固定，这从根本上消除了虚拟货币滥发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③由于交易过程需要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的认可，因此数字货币的交易过程足够安全。

比特币的出现对已有的货币体系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虽然它属于广义的虚拟货币，但却与网络企业发行的虚拟货币有着本质区别，因此称它为数字货币。从发行主体、适用范围、发行数量、储存形式、流通方式、信用保障、交易成本、交易安全等方面将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进行了对比。

类型

按照数字货币与实体经济及真实货币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一是完全封闭的、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且只能在特定虚拟社区内使用，如魔兽世界黄金；

二是可以用真实货币购买但不能兑换回真实货币，可用于购买虚拟商品和服务，如 Facebook 信贷；

三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比率与真实货币进行兑换、赎回，既可以购买虚拟的商品服务，也可以购买真实的商品服务，如比特币。

交易模式

现阶段数字货币更像一种投资产品，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担保机构维护其价格的稳定，其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还未显现，无法充当支付手段。数字货币作为投资产品，其发展离不开交易平台、运营公司和投资者。

交易平台起到交易代理的作用，部分则充当做市商，这些交易平台的盈利来源于投资者交易或提现时的手续费用和持有数字货币带来的溢价收入。交易量较大的平台有 Bitstamp、Gathub、Ripple Singapore、SnapSwap 以及昔日比特币交易最大平台日本 Mt.Gox 和中国新秀瑞狐等。

数字货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的流程如下：

(1) 投资者首先要注册账户，同时获得数字货币账户和美元或者其他外汇账户。

(2) 用户可以用现金账户中的钱买卖数字货币，就像买卖股票和期货一样。

(3) 交易平台会将买入请求和卖出请求按照规则进行排序后开始匹配，如果符合要求即成交。

(4) 由于用户提交买入卖出量之间的差异，一个买入或卖出请求可能部分被执行。

数字货币通过运营公司交易的模式为: 以瑞波币为例，瑞波币由专业运营公司OpenCoin 运营，Ripple 协议最初是基于支付手段设计的，设计思路是基于熟人关系网和信任链。要使用 Ripple 网络进行汇款或借贷，前提是在网络中收款人与付款人必须是朋友( 互相建立了信任关系) ，或者有共同的朋友( 经过朋友的传递形成信任链) ，否则无法在该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建立信任链，转账无法进行。

特点

交易成本低

与传统的银行转账、汇款等方式相比，数字货币交易不需要向第三方支付费用，其交易成本更低，特别是相较于向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高额手续费的跨境支付。

交易速度快

数字货币所采用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不需要任何类似清算中心的中心化机构来处理数据，交易处理速度更快捷。

高度匿名性

除了实物形式的货币能够实现无中介参与的点对点交易外，数字货币相比于其它电子支付方式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支持远程的点对点支付，它不需要任何可信的第三方作为中介，交易双方可以 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完成交易而无需彼此信任，因此具有更高的匿名性，能够保护交易者的隐私，但同时也给网络犯罪创造了便利，容易被洗钱和其它犯罪活动等所利用。

影响

数字货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所依托的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去中心化，可以用于数字货币以外的其他领域，这也是比特币受到热捧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如果数字货币被作为一种货币受到公众的广泛使用，则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金融稳定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如果数字货币被广泛接受且能发挥货币的职能，就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给政策制定带来困难。因为数字货币发行者通常都是不受监管的第三方，货币被创造于银行体系之外，发行量完全取决于发行者的意愿，因此会使货币供应量不稳定，再加上当局无法监测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导致无法精准判断经济运行情况，给政策制定带来困扰，同时也会削弱政策传导和执行的有效性。

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影响

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进行价值交换的分散机制改变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所依赖的总额和净额结算的基本设置。分布式分类账的使用也会给交易、清算和结算带来挑战，因为它能促进不同市场和基础设施中传统服务供应商的非中介化。这些变革可能对零售支付体系以外的市场基础设施产生潜在影响，如大额支付体系，证券结算体系或交易数据库。

对广义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数字货币和基于分布式分类账的技术如果被广泛使用，就会对金融体系现在的参与者特别是银行的中介作用带来挑战。银行是金融中介，履行代理监督者的职责，代表存款人对借款人进行监督。通常，银行也开展流动性和到期转换业务，实现资金从存款人到借款人的融通。如果数字货币和分布式分类账被广泛使用，任何随后的非中介化都可能对储蓄或信贷评估机制产生影响。

安全隐患与金融稳定的影响

假定数字货币被公众所认可，其使用大幅增加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法定货币，则与数字货币有关的用户终端遭到网络攻击等负面事件会引起币值的波动，进而对金融秩序和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通常在最初为少数人持有，如比特币在 2010 年 5 月发生的第一次购物是 1 万 BTC 购买了 25 美元的比萨饼，到 2013 年底的三年多时间里每个比特币的价格涨到 1200 美元。

应用

快捷、经济和安全的支付结算

跨境支付助力人民币国际化。2015 年全国涉及经常类项目跨境支付的结算量约为 8万亿元人民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低成本、高效率、低风险的跨国支付与结算产品和方案。根据麦肯锡的测算，从全球范围看，区块链技术在B2B跨境支付与结算业务中的应用将可使每笔交易成本从约 26 美元下降到 15 美元，即区块链应用可以帮助跨境支付与结算业务交易参与方节省约 40% 的交易成本，其中约 30% 为中转银行的支付网络维护费用，10% 为合规、差错调查以及外汇汇兑成本。未来，利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打造的点对点支付方式将省去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中间环节，不但 24小时实时支付、实时到账、无隐性成本，也有助于降低跨境电商资金风险及满足跨境电商对支付清算服务的及时性、便捷性需求。

低成本的资金转移和小额支付。电子支付使流通中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5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生电子支付业务 1052.34 亿笔，金额 2506.23 万亿元。其中，移动支付业务 138.37 亿笔，金额 108.22万亿元，分别是 2013 年的 8 倍和 11 倍。在第三方支付方面，2015 年非银行支付机构累计发生网络支付业务 821.45 亿笔，金额 48.4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9.51% 和 100.16% 。eMarketer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手机移动互联网零售额 3340 亿美元，是美国的 4倍; 支付宝交易额则是 PayPal 的 3 倍多。美国金融业发达，但美联储的数据表明，仍有 11% 的消费者享受不到银行服务、11% 消费者未充分享受银行服务。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化，这些人群可以更容易运用银行数字货币支付服务。中国手机普及率 94.5 部/百人，而只有64% 的人拥有银行账户，银行可以积极开拓大量无法获得银行账户但通过互联网对接的客户。其中一个途径就是，通过数字货币建立数字钱包，在金融覆盖不足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小额支付和资金转移，实现中间业务收入增加。

抵押品物权数字化

目前，银行电子化的贷款流程和处理流程仍然存在大量重复的人力工作，而作为贷款发放的基础支撑，很多抵押品存在定价不实或抵押多次甚至无抵押品等情况。可以考虑利用数字货币对银行的抵押品进行定价和交易追踪: 理论上，通过智能合约的自动实现，将消除抵押品被多次抵押的情况; 利用数字货币来发放贷款并构建数字化流程将使银行业精简成本、提高效率，数字化的抵押贷款申请流程可以在云端以自动化的方式建立和处理。

票据金融和供应链金融

近年来，基于商业汇票的各类票据市场业务快速增长，票据理财产品成为互联网理财的热门领域，但国内现行的汇票业务仍有约70% 为纸质交易，供应链金融也还高度依赖人工成本。未来如果实现票据数字货币化并采用区块链交易，将使票据、资金、理财计划等相关信息更加透明，借助智能合约生成借贷双方不可伪造、公开唯一的电子合同，直接实现点对点的价值传递，不需要特定的实物票据或是中心系统进行控制和验证，能防止一票多卖，及时追踪到资金流向，保障投资者权利，降低监管方成本。

各国动态

研发数字货币，多国在行动。

日本

日本央行计划于2021年春季开始数字货币的实证实验。设想分为3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基本功能。第二阶段是开展更加复杂条件下的功能测试。第三阶段是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弥补漏洞，不断完善。日本研究报告提出的数字货币是个人、企业可以广泛使用的普通型电子货币，其发行方式是央行发行，通过民间银行渠道普及到消费者，属于间接性发行方式。

日媒分析发展数字货币仍面临不少难题。一是如何确保消费者个人隐私，因为一些民众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资金流向和消费履历，但如果完全匿名化，将不利于防控金融犯罪，甚至会加剧国际洗钱等问题。二是如何保护金融体制稳定性，防范个别银行经营困难时被储户挤兑。三是数字货币普及后银行柜台、自动存取款机势必减少，可能影响现金用户的便利性。有专家建议，设定数字货币的个人持有额度和提取限额，但也有评论担心，此举将影响金融便利性。 

南非

2018年6月，南非央行发布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Khokha”数字货币支付项目试验报告。这一项目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使用以太坊区块链平台批量处理银行间支付和结算，在短短3个月内就完成了研发。试验结果表明，在完全保密的交易环境下，每笔“数字兰特”支付都能在一两秒钟内完成，南非所有金融机构全天的交易量能在两小时内处理完成，大大提高了金融系统的效率。南非央行能够查看所有交易的详细信息，以便进行监管。

尽管体会到区块链技术对简化金融交易的便利性，但南非央行依旧保持审慎态度。南非央行强调，在正式发行数字货币前，将推动现有结算系统与上述分布式账本系统集成试验。 

欧盟

欧洲央行行长日前表示，希望在5年内使数字欧元成为现实。这一表态相当于欧洲央行的“政策宣示”，数字欧元的推出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多年来，欧洲一直在使用和推广电子支付方面犹豫不决，对于数字化货币更是慎之又慎。

2018年，欧盟颁布《第五版反洗钱令》，认识到发展数字货币是必然趋势。开始规范并监督私人数字货币的使用。2月至7月，欧盟密集出台了《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欧洲新产业战略》等政策文件，以绿色新政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具体途径，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机器人制造、5G通信网络、数字信息服务平台、绿色交通和能源一体化等领域的研发工作，构建欧盟自主掌控的先进数字信息平台和高端制造业体系。去年底，欧委会进一步提出《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旨在推动建立一个更具韧性、更绿色、更数字化的欧盟，促进经济复苏。

欧洲央行表示，数字欧元将是所有公民和企业均可使用的、电子形式的央行货币，将改善人们的支付体验。欧洲央行将确保人们信任欧元，使其适应数字时代。据悉，欧洲央行计划在今年春季发布一份综合分析报告，届时欧洲央行理事会也将正式决定是否启动数字欧元。

韩国

韩国于2020年初正式开始推进数字货币的实质性准备工作。韩国银行（央行）行长李柱烈在发表2021年新年祝词时表示，关于央行数字货币一事，将按既定计划构建虚拟环境下的测试系统，并开展相关测试工作。韩国数字货币发行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全部测试。

准备工作一经启动，韩国便立即开启了“加速度”模式。总体来看，准备工作分为组织准备、法律准备、技术准备三大部分。2020年2月，韩国银行发布的资料中提及了中国快速推动数字货币发行以及美国推进数字货币的相关情况。同月，韩国银行金融结算局新成立了研究组和技术班等部门，专门负责数字货币的相关研究工作。此后，韩国银行又召集部分内部人士与外界专家一道，共同组建了技术及法律咨询团，研究数字货币涉及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就此，组织结构层面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

截至目前，韩国银行推行数字货币的准备工作正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大部分准备工作环节已经完成。第四个环节的内容是“构建虚拟环境下的测试系统，并进行相关测试”，具体将分为制定测试计划、分析与设计、推动可操作性、测试、全面启动等步骤来执行。

谢选骏指出：从实体货币到虚拟货币，是“从实体世界到虚拟世界货币”的一个缩影。试想，连货币都可虚拟化了，还有什么包括虚拟化的呢？由此同步，各种社会关系也都虚拟化了，各种人物角色及其言行也都虚拟化了。

《加密货币（数字货币的一种）》报道：

加密货币（英文：Cryptocurrency，常常用复数Cryptocurrencies，又译密码货币，密码学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交易媒介。 加密货币是数字货币（或称虚拟货币）的一种 。比特币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这之后加密货币一词多指此类设计。自此之后数种类似的加密货币被创造，它们通常被称作altcoins。加密货币基于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 ，与依赖中心化监管体系的银行金融系统相对。

去中心化的性质源自于使用分布式账本的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

比特币以外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以外的密码货币，又称为山寨币、竞争币（英语：altcoin），部分是参考比特币思想、原理、源代码产生的，与比特币相似的虚拟货币，有800种以上的密码货币在流通。

2017年2月到4月期间，山寨币总和占密码货币市场总值比例，由15%提高到接近40%。

由于比特币本身并没有权威的发行机构和国家政权来维持其权威性、唯一性，比特币与其模仿者之间只能平等地相处，虽然其是最早的虚拟货币，也是最知名、人们最熟悉的，也具有最大的用户网络社区，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大部分时间也是市值最高的密码货币，但是并不具有绝对排它的地位。

国家数字货币

中国、瑞典、英国和新加坡等的中央银行已经研究法定数字货币用例。

e-Dinar 是突尼斯共和国政府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货币。也是第一个国家数字货币。

eCFA 是塞内加尔共和国政府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货币。 

区块链

区块链（英语：blockchain或block chain）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 也称为价值互联网。中本聪在2008年，于《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区块链”概念，并在2009年创立了比特币社会网络，开发出第一个区块，即“创世区块”。

区块链共享价值体系首先被众多的加密货币效仿，并在工作量证明上和算法上进行了改进，如采用权益证明和SCrypt算法。随后，区块链生态系统在全球不断进化，出现了首次代币发售ICO；智能合约区块链以太坊；“轻所有权、重使用权”的资产代币化共享经济；和区块链国家。人们正在利用这一共享价值体系，在各行各业开发去中心化电脑程序(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s, Dapp)，在全球各地构建去中心化自主组织和去中心化自主社区(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society, DAS)。

谢选骏指出：加密货币不仅是虚拟货币，而且是不能公开的幽灵货币——其作用迟早会让整个社会陷入幽灵状态。如此一来，从实体货币到幽灵货币，就把活人都变成了幽灵。

谢选骏：特朗普是美利坚帝国的失败样本

《特朗普为何不愿归还白宫机密文件？》（MAGGIE HABERMAN 2022年8月19日）报道：

特朗普收集的小玩意儿几十年来都放在他的特朗普大厦办公室里展示，这个收集癖把国家的秘密当作显摆的小纪念品。

四年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以他的名义运作的联邦政府和政治机构视为其私人房地产公司的延伸。

他觉得这一切都属于他，与他培育了几十年的特朗普品牌融为一体。

他多次用“我的将军们”来称呼在政府中任职的现役和退役军事领导人。他通过竞选活动或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集的现金被他称为“我的钱”。谈到共和党领袖、众议员凯文·麦卡锡时，他会说“我的凯文”。

那么白宫文件呢？

特朗普的三名顾问说，当他被敦促归还数箱文件时，他一再表示：“它们是我的。”特朗普在2021年1月将这些文件带到了他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私人俱乐部马阿拉歌庄园，其中一些是国家档案馆在寻找的高度机密文件。政府与特朗普之间近18个月的拉锯战以非同寻常的行动告终——FBI上周进入马阿拉歌庄园搜查，寻找这批文件。

与围绕在特朗普周围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执意拒绝交出法律上不属于他的政府文件，引发又一场法律危机？这和许多与特朗普有关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以下是主要的可能性。

令人激动的文件

几十年来，特朗普为了炫耀，将收集来的小玩意儿都塞在他位于特朗普大厦的办公室里——包括曾经属于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的一只巨大的鞋子，这个收集癖把国家的秘密也当成了显摆的小纪念品。据白宫助手的说法，他喜欢兴奋地炫耀自己能接触到这些文件，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来信，他经常向来访者挥舞着这些信，让他的顾问们感到紧张。

其中一些信件，被特朗普带到了马阿拉歌庄园。

很早开始，情报就让这位前总统感到痴迷。2017年5月，特朗普在与两名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会面时，将以色列提供的机密情报随口说出，令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震惊不已。

两年后，当情报人员在给他做简报的时候，展示了一张伊朗火箭发射失败的高分辨率敏感照片，特朗普闻讯大喜。据一位对这件事有着一手了解的人士称，特朗普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情报总监：“我想发到推上。”

官员们极力阻止他，但特朗普还是与他当时的6300万Twitter关注者分享了这张照片。

“朕即国家”

对于前几届政府为了防止总统任期内的利益冲突所做的努力，特朗普根本不放在眼里。即使他公开表示已将所有管理权交给了儿子，但他从未与自己的公司脱离干系，并且密切关注着他的财产状况。

据他的顾问和几位外部观察人士说，特朗普践行了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这句话。

“根据我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经验得到了他周围为他辩护者的印证，他的行为似乎符合作为‘国王’的模式，他和国家是一体的，”律师马克·扎伊德说道，他经常处理与国家安全和安全许可有关的案件，包括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似乎真诚地相信，自己接触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他，包括可能属于机密的政府文件。”

特朗普很少使用分配给总统的Twitter账号@POTUS，而是更愿意让他的社交媒体主管丹·斯卡维诺推广特朗普个人名下的账号。

这位前总统还经常拒绝在白宫执行外部规则、法规或规范的尝试，并坚持认为他的亲密顾问对一些国会传票有绝对豁免权。

“总统不是国王，”2019年，当时在华盛顿担任联邦法院法官的基坦吉·布朗·杰克逊大法官写道，当时她不顾白宫的反对，命令特朗普的前白宫法律顾问唐纳德·麦格恩二世就众议院民主党人所称的总统妨碍司法模式作证。她还说：“他们面对的不是受忠诚或血缘约束的臣民，他们无权控制他人的命运。”

撕纸的习惯

尽管特朗普的白宫官员被警告要妥善处理敏感材料，但助手们表示，特朗普对政府文件的安全或保护措施持几乎无所谓的态度。

老早幕僚们就说特朗普有囤积癖，他会把各种纸张——敏感材料、新闻剪报和其他各种物品——扔进纸板箱，无论走到哪里，贴身侍从或其他私人助理会带着这些纸箱跟着他。

特朗普多次让人把材料送到白宫官邸，但人们并不总是清楚这些材料的最后去向。他有时会要求在情报简报会后将材料留下，但助手们表示，他对简报会上的文件本身兴趣不大，他们想不明白他要这些材料做什么。

他还有撕纸的习惯，从日常文件到机密材料都有，然后把碎纸片随手扔到地上或垃圾桶里。官员们只得把碎片整理好粘在一起，重新制成文件，以便按照《总统记录法》的要求，将它们保存起来。

在某些情况下，特朗普不仅撕掉文件——有些文件上有他的笔迹——还把碎片扔进马桶，这偶尔会堵塞白宫的下水道。前官员说，他至少有两次在出国访问期间也干过这种事。

在白宫之外的地方，马阿拉歌庄园和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都设立了可以让特朗普查看敏感文件的安全屋，不过他很少用这些房间。

例如，2017年初，朝鲜进行导弹试验时，特朗普正在马阿拉歌庄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回到安全屋，而是在露台上打开苹果手机的手电筒查看安全文件。阿拉歌庄园的付费会员和他们的客人在一旁看到这一幕，拍照并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没有其他哪位总统总住酒店，”特朗普的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朗普对人们试图给他设置的护栏感到愤怒，尤其是他的第二任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后者试图对机密信息实施更严格的制度。

个人信息

博尔顿说，关于拿走文件，并用于留作纪念之外事情的打算，特朗普从来没有告知过他。

博尔顿说，这 “有点像是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攫取某个东西”。“他甚至可能不完全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做某些事。

但官员们担心——特别是担心这些文件落入不恰当的人手中。

其他顾问想知道，特朗普之所以保留一些文件，是不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他所认识的人的细节。

一位前政府官员说，在总统出国访问时收到的物品中包括外国领导人的传记。一种版本是不保密的，相当常规。但另一种版本是保密的，可能包含许多个人细节。

联邦调查局在马阿拉歌庄园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是关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上面写着“相关信息：法国总统”。

谢选骏指出：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联邦，正在面临向着美利坚帝国的艰难转型，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帮助美国完成建立全球政府的使命，那样，建立全球政府的使命就会落在了别的强权的肩上了。正是这时，特朗普“总统”乘机崛起了。可惜的是，特朗普虽有成为帝王的狼子野心，却无法压抑自己的浪子野性，到处惹是生非惹麻烦，干扰了帝国的使命。所以说，特朗普是美利坚帝国的失败样本。

《突发！特朗普财务“大管家”认罪入狱 已效力40年》（ZAKER 2022-08-18）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麻烦不断。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月18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名下的集团前首席财务官魏塞尔贝格在纽约州一法院承认刑事税务诈骗、伪造商业记录等15项指控。

魏塞尔伯格承认，他曾参与到一起长达15年的税务欺诈计划中。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魏塞尔伯格与纽约州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达成的认罪协议，魏塞尔伯格须缴纳税金、罚款和利息共计近200万美元，他将面临5个月监禁外加5年监外看管。此外，魏塞尔伯格被要求在特朗普集团税务诈骗案审判中出庭作证。

纽约州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表示，魏塞尔贝格承认利用职位之便中饱私囊，他的认罪协议将特朗普集团和"广泛犯罪活动"牵连起来。

据悉，魏塞尔伯格自1973年开始为特朗普家族工作，是特朗普的财务"大管家"。

特朗普家族是否会受牵连？

据央视新闻消息，魏塞尔贝格的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说，认罪是魏塞尔贝格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但让他免除长年入狱服刑的风险。

法官表示，对魏塞尔伯格的判决将在特朗普集团案件审查结束后宣布，根据交换协议，魏塞尔伯格将会面临5个月刑期，加上5年缓刑。魏塞尔伯格已经同意在针对特朗普房地产公司的审判中作证。不过，即便魏塞尔伯格提供了证词，也不会牵连特朗普家族成员，因为特朗普家族成员没有被指控在案件中存在不当行为。

特朗普集团税务诈骗案审判将于今年10月进行。特朗普否认相关指控，并称这些指控受政治驱使。

与此同时，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正在调查特朗普集团是否为了获取贷款和税收优惠而夸大财务报表上的资产价值。特朗普本月10日出席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取证，但拒绝提供证词，并批评詹姆斯对他发起"政治攻击"。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特朗普的潜在罪行

另外，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被搜查事件仍在发酵。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18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鲁斯·莱因哈特公布了几份与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海湖庄园相关的文件，包括司法部关于封存搜查令文件的动议、批准该封存请求的命令和刑事案卷等等。

根据新发布的文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特朗普的潜在罪行，包括"故意保留国防信息""隐藏或删除政府记录"和"阻碍联邦调查"。

文件还指出，司法部申请搜查海湖庄园并认为他们可以找到相关犯罪的证据，同时取回非法拥有的物品。

当地时间8月18日，特朗普的律师大卫·舍恩呼吁当局公开宣誓书，以证明对特朗普海湖庄园执行的搜查令是正当的。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税务诈骗，他可以说是他扮演总统之前的无赖行为，无关帝国使命；但是他任职以后还在寻求第二任期的当下，依然知法犯法，生动注解了何谓“朽木不可雕也”的方言——

《特朗普“求锤得锤”？法官：同意公开搜查海湖庄园宣誓书》（财联社 2022-08-18）报道：

批准海湖庄园搜查令的南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莱因哈特（Bruce Reinhart）周四表示，他倾向于公布美国司法部提供的一些证据，以证明上周突查特朗普庄园是合理的。这起"抄家"事件近日在美国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尽管美国司法部此前以"泄露调查路线图"为由反对公开这份宣誓书，但Reinhart认为"宣誓书的部分内容可以被打开"。据悉，他给了美国司法部一周的时间，命令该部门在下周四（25日）中午之前提交一份加盖了印章的修订版宣誓书，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我没准备好将宣誓书完全解封。我给司法部一周的时间来决定哪些部分应该保密。在多次仔细审查了宣誓书后，我认为，这份宣誓书的某些部分可以被解封。"他说。他还补充称，如果检方仍坚持不同意公开，他们将有机会上诉。因此，公众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这些文件。

因为这场"抄家"风波，Reinhart受到了威胁。据悉，他的家庭住址被一些右翼网站曝光，相关帖子夹杂着攻击他犹太人身份的言论。因为担心受到攻击，莱因哈特经常去的犹太教堂取消了上周五晚的礼拜活动。而特朗普方面似乎没有出面平息网络喧嚣的意思。因此，上述决定是寻求在司法部和新闻媒体之间取得平衡，此前共和党和多家媒体要求法院公开宣誓书。

这份宣誓书将提供有关FBI如何确定其搜查海湖庄园理由的详细信息，还将列出政府收集了哪些证据，包括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并描述了调查人员为什么认为那里可能发生了犯罪。

"这将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过程，每个人的权利、政府和媒体的权力都将受到保护。"Reinhart说。

谢选骏指出：我说“特朗普是美利坚帝国的失败样本”，是因为真正的帝国建立者，必须懂得伪装自己，好像他毫不利己、专门为人；而不是像特朗普这样为了高调炫富不惜违法犯罪——这个的一生有三重角色——1、奸商，2、戏子，3、政客。他未能切割转化前两重角色和最后一重角色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如演员出身的前故总统里根。

谢选骏：清客(Chink)就是“清国奴”

《19世纪美国华人移民遭歧视：既不是白人，也不是基督徒》（2018年03月03日 华夏古史）报道：

1785年，由爱尔兰船长John O’Donnell驾驶的帕拉斯号（帕拉斯是古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异名）帆船抵达了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3名中国海员被新大陆的富饶所吸引，决定留在这里。从此揭开了波澜壮阔的移民史的序幕。

200年过去了，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1983年贝聿铭获得普利兹克奖，1995年杨致远创办雅虎，2001年赵小兰成为第一位华裔美国政府部长，2005年关颖珊成为世界最佳女子单人滑运动员、2012年林书豪让全美疯狂。200多年来移民美国的华人超过300万，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关于《排华法案》的道歉案。

尽管经历了各种狂风巨浪，华人已成为美国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200多年来，为了更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数百万黄皮肤黑眼睛的男女，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犹太人、日本人、越南人等一起，书写着美利坚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到金山去！

看过香港电影《黄飞鸿》系列第一部的观众，应该对片中描述的华人赴美淘金热印象深刻。1848年詹姆斯?马歇尔在加州发现了黄金，开启了华人移民美国的第一波浪潮。当时有30万人蜂拥进加州，希望实现自己的黄金梦。而同时期，中国因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乱，大批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希望寻找出路。

“黄金梦”通过商人、海员、骗子、传教士，从香港朝内地扩散。成百上千的失地农民，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前往梦想之地。于是“金山”也成为了圣佛朗西斯科市的最早中文名称，直到后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发现金矿以后，“金山”才成为“旧金山”。

也正因为如此，早期去美国的华工，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的珠三角洲地区，其中60%来自台山（1914年前称新宁），其余40%的绝大部分也来自台山周围地区如新会、开平、恩平、南海、番禺、顺德、广州、佛山、东莞、中山、宝安和香港。直到1965年，仍有“美国华人半台山”一说，台山话成为美国华人社会通行的语言。

加州的华人很快就证明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淘金工人。在广东家乡时，他们就熟悉开沟、筑坝、抽水等活计，这是水稻种植的基本工作。他们来到美国淘金时，便把这种在家乡的治水经验运用到淘金中。据说，经过他们淘过的矿区，连“塞进虫子牙缝的”金子也找不出来了。当然，这种优点毫无疑问也会增加当地人对华人的敌意。

有趣的是，作为淘金工的华人，经常发生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两者从一开始就有很深的矛盾。印第安人无法反抗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们看到华人后，觉得华人平和可欺，因此两者之间常常爆发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冲突时，华人手拿木制刀剑，印第安人则手持长矛，双方列队迎战。当双方开始交战时，消息会马上传开，这种事情常被当作假日的一种娱乐，引来许多人的围观。当局也不想干涉，往往袖手旁观。

在淘金热过去以后，加州的其他大规模建设和1865年中央太平洋大铁路（Central Pacific Railroad）的开建也需要从中国引入大量的劳工。许多华工放下金矿里的工作，会合老家来的新同胞，又投入了这条沟通美国东西两边大铁路的工程。

1868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第五条款规定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这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

1851年，加州已有2.5万名华人，1870年全美就增加到6.3万人，全在西海岸。1880年有6000人抵美，1881年这个数字就增加了1倍，1882年增加了4倍。

一般印象里，华工是非常凄惨的。这点并无问题，丧命于漫长的航路及虐待是常事。还要面临各种奸商恶霸买办的欺压讹诈。但华工到美国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亦是事实。

根据潮龙起在《美国华人史》一书中，将早期美国华人矿工和铁路修筑工的工资与国内一般农民的收入进行比较：早期每个华工月薪30美元左右，扣除基本生活费用及其他花费，每年尚能积攒80-100美元。而当时国内农民的年收入一般在8-10美元之间。两地华人的收入至少相差10倍。由于国内劳动收入很低，而移民到美国的费用昂贵—旅费、利息和办理移民证件的费用约共200美元，等于在国内不吃不用、劳动10年以上的收入，所以一般民众难以承受。当时美国华人每人平均一年的汇款为30美元，相当于18-25两银子，这是一笔较大的收入，可以供应一个四口之家购买一年的口粮和其他家用必需品的生活开销。

华人赴美的热潮甚至促使了相关行业的繁荣。1852年，约2万名中国旅客到达加州，旅费达150万美元。每张船票售价为30-50美元，从1850年到1859年，这一项买卖一年的营业额就有25万美元以上，其中的利润相当可观。于是，海上客运贸易竞争加剧，票价下跌。

华工对于中央大铁路的修建贡献重大，他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工价低廉，故铁路公司大量增雇华工。1864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中国劳工共有4000人，而白种工人只有1000人。其后华工更一度占筑路工人的90%，约9000人。因华工的贡献，铁路比原定日期竟然早了7年竣工。

遗憾的是，在铁路完工的典礼上，只字不提华工的贡献。主持说：“在加州人民的血管中，流着四个当代最伟大民族的血液；有法国人敢打敢冲的勇猛劲头；有德国人的哲学头脑和鉴定精神；有英格兰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有爱尔兰人不知忧愁的火爆脾气。他们各自作出一份恰如其分的贡献。”

但是首先提议招募华工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总裁查尔斯·克劳克（Charles Crocker）以巧妙的一句话提醒大家：“我愿意提请各位注意，我们建造的这段铁路能及时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贫穷而受鄙视，被称为中国的劳动阶级——归功于他们所表现的忠诚和勤劳。”

这就是美国移民史上著名的“一句话历史”。

所谓华人的致命弱点

然后随着铁路的完工，华人迁入数的增加及加州经济的低迷（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加州政府已足够富裕，不在乎华人贡献的税收），排华运动悄然而起。1877年出现第一次排华浪潮，1880年美国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一条款规定限制华人到美的人数和年限。

其高潮便是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中国移民。其1884年修正案更限缩了先前入境的移民离开和进入美国的规定，同时阐明，无论这些华人的国籍为何，该法皆适用。1892年，该法案由《基瑞法案》（Geary Act ）延长十年，到1902年更被取消了时限。今天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国家公园在1910-1940年期间曾是以十万计的华人移民的处理站，在那里30%的华人移民被遣返中国。

即便是今天，虽然《排华法案》所有的部分都被废除已久，但其一直是《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的一部分，其中第8篇第7章题名为“排除华人”（Exclusion of Chinese）。它是第8篇（外国人和国籍）的15章里完全针对一个特定国籍或族群的唯一的章节。

排华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迫害，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其根源在于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及华人本身各种社会负面问题。

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写道，美国人对待中国移民的态度是苛刻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华人既不是白种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当时，这两者缺一不可，无论哪一条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弱点。华人遵循着对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习俗。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视为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

1855年出版的《旧金山年鉴》对该地华人情况有如下记载：华人的风俗习惯令加州美国人十分反感。他们的语言、血液、宗教信仰和性格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的素质低下，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比黑人优越一点，而有些人认为他们比黑人更低等。那些熟悉“中国佬”（Chinaman）的人很快就对他们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憎恶感。

在美国有“Chinaman’s chance”这样一个谚语，意思是说“成功的希望就像中国佬那样渺茫”，主要是指华人在种族主义的欺压下，成功和发财的可能性很小。

不得不提及，美国左翼及各种劳工组织在排华运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加州工党把排华作为团结工人与资本家作斗争的政治口号：“中国佬必须滚！”

周敏的《美国华人社会变迁》一书中认为，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与持有“劳工神圣”观念的白人工人阶级联合了社会各方力量、在工会的领导下向美国政府施压有着很大的关系。

困难期已过

在《排华法案》通过的同时，许多西部州也开始生效了一些有种族歧视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但针对中国移民，也针对日本移民，让他们很难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找到工作。

在加州排华的狂热时期，加州政府甚至在1881年的3月6日，宣布其为一个假日，用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宣扬驱逐华人。

还有这样一条法律，禁止中国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如果遭到白人的抢劫、伤害和攻击，受到法律保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另有白人愿意协助）。

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和恶法的鼓励下，暴力行为开始抬头。唐人街经常遭到洗劫和焚烧，1871年，一伙洛杉矶的白人一夜间杀死20多名华人。

《排华法案》颁布对华人的迁入影响极大，移居美国的华人人数从19世纪70年代高潮的123200人减少到19世纪90年代的14800人。在20世纪30年代减少到不足5000人，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除了人身伤害和经济打压外，各种针对华人的恶作剧和侮辱行为也极为普遍，男性的辫子和女性的小脚是主要对象。据台山文史资料记载：有一次，在纽约的一辆公共汽车上，留着长辫子的台山南坑籍旅美老华侨黄华锦，受到一群美国无赖的耍弄——这群无赖趁黄老先生打瞌睡之际，把他的辫子打结后拴在车凳上，黄华锦醒来不能下车不能离座，引起同车旅客的哄笑。

同时诸如“苦力”（Coolies）、“约翰支那人”（John Chinaman）、清客（Chink）、异教徒（heathen）等针对中国人的侮辱性称呼更是在美国社会随处可见，也构成英语的一份特殊历史遗产。

排华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直到中国在抗击日本的扩张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才逐渐消退。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盟国，排华也走向历史的终点，不过在制度和文化心理上的全部消除，依然耗费了些时日。

1943年，《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废除了《排华法案》，允许每年105名华人的入境移民限额。1948年，关于禁止华人和白人结婚的法律被废除。然而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并没有随之到来。直至1965年的《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Services Act of 1965）的通过。这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

加州政府、美国参议院和美国众议院分别在197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正式就《排华法案》道歉。

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今天1/4的美籍华人就业于科学和专门领域，尽管目前华人的社会状况依然十分复杂（比如说贫富差距巨大；作为一个整体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文盲比例又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甚至是黑人的好几倍），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上的困难时期，正在以主人翁的身份建设着美国社会并发挥着特别的才华。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不对，十九世纪华人遭受歧视的原因，除了不是白人和基督徒意外，还因为他们是亡国的贱奴，种种奴隶才有的劣根性，让人由衷地看不起——美国人说的“清客(Chink)”和日本人说的“清国奴”，就是由此衍生的“歧视”。“排华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直到中国在抗击日本的扩张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才逐渐消退。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盟国，排华也走向历史的终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华人不再甘做亡国贱奴了，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网文《清国奴》报道：

清国奴（日语：チャンコロ）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日本人对中国人所使用的一种差别用语，意在讥讽汉人甘为外族犬马且做不了自己的主人，被以满人为统治阶层的大清帝国征服、奴役达约四百余年的“殖民”历史。另一种说法是有日本儿童经常喊中国留日学生的辫子为猪尾“chankoro”，而“chankoro”的发音近似“清国奴”。

甲午战争前日本称中国为大清国，战后就称为清国。与此类似的是，日本在清朝灭亡后直接称呼中国为“支那”，而不使用“中国”或“中华民国”的正式国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才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下改变。

日本人亦曾以此用词侮辱日治时期台湾的本岛人。

 チャンコロとは、中国人の蔑称。. [2010-07-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1-20）.

 香港电台《百年留学》，中华书局，第40页

 言教與身教. 医疗财团法人辜公亮基金会和信治癌中心医院. [2013-1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2-10）.

 戴国煇，〈战后台日关系与我〉

 王晓波. 台灣史研究集外集浩然千古見文章──戴國煇著《台灣史研究集外集》代序(2). [2013-10-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2-29）.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虽是夷狄，但却和朝鲜人、越南人一样奉行中华思想，非常蔑视屈服于蒙古和满洲的亡国贱奴。由此可见，战争胜负非常重要——日本败于美国之后，豪气不再，因为日本人也是亡国贱奴了。

《從「清國奴」談起》（文／周明峰（旅美醫師）2018-07-13）报道：

「二二八事件」時，國府派兵濫殺台人二萬以上，不把台灣人當人看，更別說是當作中國人了，哪像是對待自家人的行徑？

日本人據台時譏罵台灣人為「清國奴」，惹得台灣人憤怒不服，甚至拳頭相向。台灣人自認是泱泱大清帝國的國民，雖因割台屈膝於小小倭國，淪為殖民統治下的日籍二等國民，心底仍以清國人自居。依我看，日本人旁觀者清，說的沒錯，台灣人的確是清國奴，台灣人當局者迷，反而不自察覺。台灣人歷來受制於外來政權而淪為順民奴才，隨著主子的更替而易服變語，與主子混同，如入魚肆久而不聞其臭，麻痹宿命，不知「台灣人」為何物，甚至盡忠輸誠而引以為榮，清代有效忠官府的義民，日據時代有為虎作倀的御用紳士，國府時代有攀附巴結蔣家的台籍黨官商賈。台灣人當盡了荷國人、明鄭人、清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就是不曾當過台灣國人。因此，台灣人不僅是清國奴，先前也是荷國奴、鄭國奴，往後又是日國奴、中國奴，代代為奴，何曾當家作主？別小看「清國人」與「清國奴」只一字之差，細枝末節無關緊要，其實兩者大有區別，而且滋事體大，關繫台灣的前途，不是我危言聳聽，台灣的過去、現在、未來，國家的命運與子孫的禍福，沒有比它更重要的課題了。「清國人」表示歸化於滿清、不再是台灣人，「清國奴」表示宰制於滿清、不失為台灣人，前者抹殺自我依附外人，後者堅守本位有待翻身。當年台灣人若聽信日本人的當頭棒喝，搞清楚兩者的差別，痛定思痛覺醒過來，確認自己是台灣人而非清國人，則國運自己掌控，歷史勢必改寫，或許台灣國早已誕生了，不致一再被外來政權統治，百年後的今天，還在苦苦掙扎，追求出頭天。

首先，中國自以為是天下最優越的國家，外國皆夷狄野蠻之邦，中國人生於王道樂土應當感恩，卻自棄王化移居番邦，簡直大惡不赦，海外移民遂成了中國所蔑視的天朝棄民，而不再是中國人，若遭殺戮，孽由自作，朝廷概不聞問。中國歷來認定台灣是化外之地不屬中國，不把台灣移民當做中國人，明廷聽任荷蘭人奪取台灣，台民自生自滅，受盡欺凌，淪為荷國奴。

鄭成功亦視台灣為異域，走投無路才驅荷據台，做為亡命避難的暫棲之所，侵佔土地，劫掠財產，將台灣的資源與人力傾注於反攻大陸，無顧移民生計與後世福祉，台灣人遭受輕忽與利用，再度淪為殖民，說是鄭國奴亦不為過。

滿清是異族，入主中國，滅鄭佔台，即欲放棄台灣，經施琅上疏力爭，才不情不願地納入版圖，但仍視台灣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番域，兩百多年後迫於時勢才肯設省；歧視台人為賤民、奸民，採行棄民政策，治理台灣不同於其他各省，沿襲荷、鄭的殖民手段，壓制剝削，隔離侮蔑，難怪引來「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既然視台灣為番域、台人為棄民，哪會有「吾土吾民」的愛鄉護土情懷？一旦有事，棄之如敝屣，割讓與日本，做為戰敗求和的戰利品。台灣人就像被陌生外客勉強收留的家奴，輕蔑虐待不停，最後轉讓給他人，本質上可謂清國奴。

台人倉促拼湊出「台灣民主國」，標舉「台灣」，好似覺醒自主，卻是不然！掛羊頭賣狗肉，底子裡「恭奉正朔，無異中土」，換言之，台灣人被拋甩如棄奴，卻還哭哭啼啼拉著滿人的衣角，死皮賴臉硬要當清國人，可憐亦復可悲。而滿清不把台灣人當清國人看待，簡大獅的事例，明示無疑：他拚死抗日，在台力戰而退，避走廈門，搜購武器支援島內，請求清政府庇護，卻不料被引渡回台，絞死於台北監獄，他曾憤慨自白：「我乃台灣清國之民，……，清國應視我為義民，……，糾集萬餘人，血戰百餘次，已無愧欠於清國矣，……，反而招致如此結果」，投靠「祖國」竟遭「祖國」出賣！原來台灣人不是清國人而是清國奴、清國不是台灣人的祖國，他痛悔已遲，死不瞑目。

日本殖民台灣，實施奴化政策，歧視欺侮台灣人，不把台灣人當做日本人，台灣人淪為「日國奴」，這些事實甚明，自不待言。台灣人不事異族，廿年武裝驅日，功敗垂成，放棄武力抗爭之後，台人有四種選擇：(一)死心塌地歸化為日本人，(二)在體制內改革以爭取台人權益，(三)心繫中國進而投奔依附當中國人，(四)民族自決、獨立建國。分述如下：

第一類人改朝換代沒奈何，誰當主子都一樣，認命歸化為日本人，如同先前歸化為清國人一般；有些人更而效勞賣命，包括早期奴顏卑膝、甘受豢用役使的「三腳仔」，如辜顯榮、許丙、簡朗山；以及後期日治教育下以日本為榮而思報效的青年。他們樂於當日本人，不願當台灣人。

第二類人在日本的轄治下，從事政治、文化、工農的抗爭，力爭台人的權益，如「新民會」謀求民權、撤廢惡法，《台灣民報》為民喉舌，以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會」、「民眾黨」、「地方自治聯盟」等，這些抗日志士寧為日國奴(台灣人)，不當日本人。

第三項選擇，乃癥結所在，有詳細探討的必要。台人絕大多數不認同日本人，但多自認是漢人，隸屬日據之前治台的異族滿清，民國之後，雖然國民政府並未領台，仍由「清國人」順延而為「中國人」；有些人不認同異族滿清，追溯至二百餘年前棲台的漢族明鄭，如林獻堂在所撰〈台灣通志館之使命〉，及黃純青對該館刊的題詩有「逐日驅荷抗滿清，精神描寫鄭延平」之句，與清國劃分界限，自稱明朝遺民而非清國人，在滿清統治下而不認同滿清的明朝遺民，豈不就是亡國的「清國奴」嗎？他們腳踏台灣而心存中國，以中國人自居，有別於日本人，但絕少以台灣人自居，有別於中國人。台灣人而不以台灣人自居，卻去認同中國人，理由何在？緣於先前清國奴卻自認為清國人，再加上台人精英的宣傳，尤其是文化協會。文化協會係台人精英的集體傑作，以自力救濟方式推廣民眾教育，在日治愚民教育體制之外，傳播世界新知與中國文化，灌輸中國意識，致使台灣人心繫「祖國」(中國)，並未產生台灣意識，雖然倡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實則造成「台灣是中國人的台灣」，反而毒害人心，禍患無窮，戰後日本投降、國府接收時，台人迎向中國任其收編，再次淪為殖民，數十年來歷盡浩劫，便是明證。這麼悲慘的結局，實與「中國意識」息息相關。

「忠魂沖漢室」的蔣渭水，以意象的中國為祖國，看的是中國書，講的是中國事，宣揚的是中國意識，陷入中國情結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心甘情願仰附中國，腦子裡並沒有當家作主的台灣意識。其弟蔣渭川更是盲戀中國極深的「祖國派」(等於當前的統派)，為官喉舌，偏袒中國，效忠於國民黨，難免加害台灣。這些人坐而言，另有人起而行，例如一九一三年因袁世凱陰謀稱帝，翁俊明偕杜聰明赴北京扮刺客，意圖以霍亂菌投入自來水系統，毒殺袁梟，任務未果，身為日籍台灣人為何干涉鄰國內政？原來他以中國為祖國，以歸宗祖國為一生職志。有些人嚮往意象中美化過的中國，留學遷居，吳濁流、林逸松等人「祖國夢」破滅，失望而回台；黃朝琴、謝東閔等「半山」則執迷不悟當中國人，參與中國事務，隨蔣政權來台，繼續幫助蔣家統治台灣、欺壓台灣人。

第四項選擇，空白從缺，亦是癥結。當民族自決的浪潮席捲全球，眾多殖民地紛紛衝著列強要求獨立，同是列強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卻出奇的不見動靜，賢能的父祖輩精英竟沒有自決獨立的想法與作法，與其他殖民地大不相同，著實令人納悶費解。戰後愛爾蘭、印度、印尼、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等，順利建國，反觀台灣，終戰之際，沒有自主的目標與準備，而且多數人不想當台灣人，硬是要當中國人，恨不得早日「回歸」中國，便不遑抉擇地投身中國，屈居附庸任由併吞，拱讓主權聽憑耍弄，結果換來台灣史上最血腥的「二二七大屠殺」、最長期的戒嚴、最淒厲的白色恐怖、最不堪回首的災禍。這是前輩的作為(說是「無作為」更恰當些)所造成的後果，他們在天之靈看著我們後代呻吟哀號、受苦受難，能心安理得嗎？日據時代的台灣精英，多存中國意識，而無台灣意識，只想當中國人，不知要當台灣人，只想依附中國，未能開創新契機，引領台灣邁向獨立建國之路，反而誤導陷在統派親中的死巷，甚而驅入中國魔掌，害慘了台灣人，五十年來不得翻身，令人扼腕；又把獨立建國的重擔丟給子孫，拋顱灑血、掙扎犧牲，數十年後才得起步，令人憤懣。我暗罵他們何以沒為子孫選對了路？我懊惱他們何以聰明有餘而智慧不足？癥結所在即是誤以清國奴為清國人，台灣人偏偏要當中國人。我們這一代若不能矯枉歸正，邁上獨立建國的康莊大道，反而再次把擔子丟給下一代，我們忍心嗎？讓子孫也來臭罵我們無能不智，我們安心嗎？

國府進佔台灣，認定台灣為戰利品，可以任意需索搜刮；沿襲舊有的傳統觀念，歧視台灣的心態一如清朝，不把台灣當做自己的國土家園，不把台灣人當做自家的中國人，對待台灣截然不同於大陸各省。首由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揭開序幕，他公開輕視台灣是「次等領土」「邊疆」、台灣人是「二等國民」；

陳儀亦不認為台灣人是中國人，而有歧視與差別的政策。於是，惡法亂政，劫收掠奪，獨佔資源權位，排擠裁汰台人，台灣成了這些外來強盜的獵物，哪像是「回歸祖國」應有的待遇？「二二八事件」時，國府派兵濫殺台人二萬以上，不把台灣人當人看，更別說是當做中國人了，哪像是對待自家人的行徑？隨後數十年鐵蹄魔爪、特務橫行的白色恐怖，台灣人動輒得咎，冤枉獲罪或喪命的，不知凡幾，比日據時期還可怕，哪像是中國人治理「中國人」？台灣人簡直是「中國奴」！國民黨施行「愚民政策」，哄騙台灣人說是中國人，又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可千萬不能讓台灣人察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把台灣人當中國人」的真相。歷史不幸重演，身為中國奴卻自以為是中國人，台灣人遭中國人欺侮打殺，卻還執迷要當中國人，甚至趨炎附勢、助紂為虐，進而亟欲統一於中國，永世當中國的奴才！試看當前郝柏村、梁肅容以及連戰等老國民黨員，以及「外省人」第二代的「中國新黨」人士，抱持中國人的心態，執意要把台灣奉送給中國，不把台灣人當中國人，不管台灣的前途與生機；更奇的是，

竟有台籍人士傻呼呼地加入其陣營，不知所為何來？另有林洋港之流，風塵僕僕地踵步於「統一」路途，非要當中國人不可。這些統派人士，由來有自，無非沿襲歷來的謬誤，「目珠被屎糊」，不知自己是台灣人，寧可自認為中國人，其實是當中國奴。

當今台灣人若還不覺醒，搞不懂清國奴與清國人的差異，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分別，繼續走錯路線，而致貽害子孫，仍舊迷糊地以「中國人」這頂緊箍兒自我套牢，如何跳得出如來佛掌心？何日出頭天？

谢选骏指出：台湾人在事实上连狗都不如，因为满狗、清狗还可以摇尾乞怜，而台湾人就被当做货物一样割让给了倭寇。

《Ching Chon 歧視字眼多 當地華人不全認識》（2017年8月21日 星島日報）報道：

由香港移民到美國的周詩琪，日前在Facebook披露，其友人母親日前在紐約曼哈頓「Cornerstone Cafe」餐館買外帶時，餐館員工竟在客戶姓名欄位寫下「Ching Chong」二字，掀起軒然大波，餐館終解雇涉事員工，事件亦引起華人社區對歧視字眼的話題。 有華人在網上留言表示，經此事件才知道Ching Chong對亞裔是不禮貌的字眼。當地華人田小姐說，一些工作場合同事彼此熟絡的話，不免會開些歧視字眼的玩笑，但必須確定對方不在意，否則事情很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她提到，職場訓練時均有講師對員工授課，包括哪些種族玩笑不可以開，但台上有人說、台下未必有人聽，有時得靠著互相提醒，哪些字眼不適合說出來。 對亞裔的歧視字眼不算少，有些較古老的詞彙已經消失，包括Celestial、Charlie都在上世紀曾出現過，現已經很少在人們口中出現，也因此偶爾脫口而出時，被開玩笑的人可能也不知道。較為普遍帶有歧視意味的字眼還有：Chinaman﹝中國佬﹞、Chink﹝清客﹞、Oriental﹝東方人﹞、Yellowman﹝黃種佬﹞、Ah Tiong﹝阿中﹞等。 至於在紐約被餐館員工使用的Ching chong，常被英語系的人用來嘲諷華語的腔調，指華人以普通話溝通時，在他們耳裡聽起來就是Ching Chong、Ching Chong，毫無任何意義存在。同樣地，亦有人以Chinky或Chocky來形容亞裔，這些同樣帶有歧視含意。

谢选骏指出：清客(Chink)就是“清国客人”，类似于人们所说“国际旅”或是“共产党”——那么请问，“共产党”算不算一个“歧视性的称呼”呢？很有可能。如果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可能代替“清客”，成为侮辱人的代号了。

谢选骏：“中国男人”为何是个侮辱性的称呼

《中国人为何不明白美国人辱华？》（2014年07月15日 教育专栏作者方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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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美国右倾保守派电视台福氏新闻台(Fox News)的主播贝克尔(BobBeckel)最近在节目中用了"Chinamen"这个辱华的词语，立即引起在美华人的不满，而加州的华裔参议员刘云平 (TedLieu)更公开要求福氏新闻台炒掉贝克尔。很多中国的朋友对此很不明白：美国不是言论自由么？说个Chinamen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Chinamen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也没什么问题啊！“中国男人”，不好吗，像个中国男人一样，有什么不行了？

首先说一下“言论自由”。没错，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了美国人有言论自由，可是，美国宪法设置的言论自由，跟拥有武器的自由一样，都是用来对付政府的：给予人民指出政府错误和官员错误的自由，让政府受人民监督。因此，美国人可以骂总统，取笑总统，要总统公布自己的财产，骂政府，甚至鼓吹要把总统拉下台，弹劾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言论自由用来对付跟你一样的普通百姓，就有问题了。比如，你就不能随意骂或者取笑你的邻居，更加不可以无端要求人家公布自己的财产。假如在骂你的邻居的时候，牵涉到种族、性别、性倾向这样的敏感领域，你的言论随时会给你惹上官司的。

在美国，华裔美国人是美国各民族的国民的一部分，并不等于是“中国人”。“中国鬼”(Chinamen)这个词，跟侮辱黑人的“黑鬼”这个词一样，在美国是属于带有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词语，不在美国生活的人不明白，但请不要望文生义，自作聪明，认为无伤大雅。认为说Chinaman无所谓的中国人，也可以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假如美国人对您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听见人家说你们是‘狗杂种’就那么气愤？杂种的狗才萌啊！杂种的狗代表高贵的狗呢！不是赞美你们吗？”您有什么感觉？

另外，中国人可能说，我们天天骂美国佬，日本鬼，棒子，也没见那个国家的人民或者政府抗议我们，你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凑什么热闹，听见一句Chinamen就各种兴奋，各种抗议？

假如您在中央电视台说，“东北的朝鲜族人都是棒子”，看看有什么后果？

对了，正因为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的一部分，就等于朝鲜族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一样，被羞辱了，跟“骂中国”或者“骂韩国”是没有关系的，这完全是国内的种族歧视，跟国家外交政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最后，美国的“言论自由”不是没有限制，没有底线的言论自由。假如你在一个挤满人的戏院高呼“着火了”，引起人群惊慌践踏踩死人，你就有罪，并不能用“我有言论自由”来申辩。美国NBA洛杉矶快艇队的班主斯特林只不过骂自己的女朋友“不必讨好黑的人(blackpeople)”，不必带黑的人去看我们队的表演，就立即遭到严厉的处罚，并被要求出售自己的球队。他甚至还没有说“黑鬼”这个词。可是，在美国，已经敏感到你提到黑人的时候，不说"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你就已经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了！可惜，因为亚裔在美国人数不多，没有非洲裔美国人那么强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很多白人对亚裔侮辱性的提法和词语都有点不是太敏感。比如，很多老一辈的白人会在提到亚裔的时候说“东方人”(oriental)，这也是一个极为侮辱性的词语，但是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对相关的历史不懂。还有侮辱华人的“清客”(Chink)，也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不懂的一个词。

美国电视主持人对华裔的侮辱性说法，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有意或无意犯种族歧视的错，跟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或者国际政治是没什么关系的。作为中国的民众，应该支持美国的华裔声讨这些种族歧视的偏见和侮辱性的说法，而不是站在白人的那边，为他们的种族歧视开脱。

谢选骏指出：刚才这篇文章的立意是说，“中国男人”是个侮辱性的称呼，就像“黑鬼”、“狗杂种”一样……却没有解释何以如此。在我看来，这也许是嘲笑中国男人不像男人，不敢反抗吧。或者更糟糕，中国男人的反抗只有三分钟热度，遭到镇压立即服软甚至投降，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自己的处境。

《美国大选后华裔频遭辱骂 华裔：遭攻击应报警》（2016年11月16日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大选后激情余波荡漾，特朗普(Donald Trump)饱受争议的竞选政见疑助长“另类右翼”势力抬头，向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发起肢体或言语攻击。民主党官员表示，特朗普应加快脚步修补裂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日前，一位名叫Kymby Cao的华裔女子在Instagram贴文，指自己遭到特朗普支持者砸鸡蛋，并以挑衅字眼叫嚣，进而登上媒体版面。她表示，是在洛杉矶市Madisoon Ave。遛狗时，突有一辆车驶近，接着车上的人向其扔鸡蛋，并辱骂“滚回家”(Go back home)、清客(Chink)等字眼，当众人扬长离去时还高喊着：“这是特朗普城(Trump Town)”。事后，她前往警局报案，并透过社群媒体提醒大家小心。

多名华裔被呛“滚回中国”

类似案件不止一起，住在新港滩(Newport Beach)的严小姐13日也在脸书(Facebook)发言，指自己和丈夫逛街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白人老先生对其吆喝：“滚回中国(Go back to China)、滚回你的东京(Go back to your Tokyo)，这不是你该出现的地方。”她对此既羞又怒，周末游兴因此大减，基于对方是残障人士严小姐不打算追究，但怒气仍可从只字词组透露出来。

无独有偶地，林小姐亦在同一天晚上，于帕沙迪纳(Pasadena)有类似经验。她说，当时与朋友从餐厅步出，过马路时冷不防一位白人年轻小伙子喊出：“中国人都该死。”震惊之余，对方又说别在这国家出现，否则得付出代价。因为两人担忧对方持有武器，不敢有所回应，急急忙忙离开路口，事后将这经验通过社群媒体分享。

苏王秀兰：遇仇视应报警

特朗普的上任，是加速族群撕裂抑或促成团结？从其当选至今，负面效应仍旧持续。民主党州众议员周本立表示，特朗普为当选发表诸多争议言论，如今得重新修补裂缝，以免扩大族群分裂，而这也是他所担心的事情。随着特朗普将任美国国家领导人，这段时间应公开喊话，以免被外界视为极端主义抬头。

民主党圣盖博市长廖钦和认为，这是不是暂时性的还很难说，因为选民现对特朗普充满幻想，期待他上任可改变现状，进而出现民粹主义。以他观察，过往诸多政策错误，以致一些地区的选民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让特朗普出线可让美国恢复昔日荣景。事实是今日市场全球化，特朗普下阶段应让选民认清事实，而非扩大分裂。

共和党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提醒，若有华人遭仇视挑衅或攻击，第一件事就应该报警，而非自认倒霉，她说：“在美国针对特定族群发起攻击，是违法、不能接受的行为，不能够善罢罢休。”她说，特朗普政见中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在境内犯罪的无证移民，不是循合法程序的移民，既然选举结束，选民就应告别激情将生活拉回正轨，而非以极端行为造成对立。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Go back to……”也可能含有一种善意，就说这个地方不适于你的生存，所以你还是回你老家吧……既然如此，华人为何不对白人说“Go back Europe”？！为何不对黑人说“Go back Africa”！？仅仅因为“中国男人”不像男人？难怪了，“中国男人”沦为一个侮辱性的称呼了。我相信，只要现代中国人像先秦中国人那样恢复了生命的尊严，“Chinaman”这个字就会改变了语义，成为一个“尊贵”的同义语。换言之，就像“华人”这么高贵的名字，到了现代中国，竟然沦为“与狗一样”的贱奴。

谢选骏：所有的格言都可以反过来写

《格言和警句：古今社会边缘群体愤世嫉俗的情感表达》（2021-09-14 BBC）报道：

乌克兰作家苏霍鲁科夫说：“格言就是用一句话写完的小说”。照片中的年轻女性表演行动艺术——用手遮住自己的嘴表示不讲话，但她手背上则用西班牙文书写“词语”一字。

估计所有人都听说过格言和警句，很多人平时还会常读常用。

这些简约、深奥和富有哲理的短句，往往提炼和浓缩了很多人生的真谛和真理，如同智慧的瑰宝。

不过，仔细盘点和研究古今的格言和警句，或许会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多共性，有些共性可能并不为人所知。

格言和警句的起源

现代欧洲很多语言中的格言一词“aphorism”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文。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公元前 400 年用当时语言中“定义”一词来形容那些深奥又简约的哲理短句。

当年，希波克拉底斯也也利用格言总结了很多为医疗实践建立的规则。比如：“生命短暂，医术长久；危象稍纵即逝，经验危险，诊断不易”。

虽然这些简明的格言很多或许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太实用了，但是它们仍代表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有的继续脍炙人口。

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格言“杀不死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加强壮”（类似于中文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或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的“质疑是智慧的别名之一”。

换而言之，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名句、格言、谚语、警句等等其实与那些略显专横的宣传口号也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表达方式。

如今社交媒体每分每秒无所不在，资讯在人们的指尖上划来传去，每个人随时都可以“讲话”和发表意见，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质疑一切，不相信一切。即使是专家和名人的声音，如今也往往会招来怀疑、引起争议。

这是否也意味着格言的末日已经到来？

有趣的是，似乎未必。

如果有空到书店逛逛会发现，其实各国出版的格言类书籍并不少，人们在社交媒体也非常喜欢分享自己深有感触的格言和名句。

这其中究竟是什么道理？是不是因为格言是一种看似简单、实际上内涵深奥的文学形式呢？

以撰写《变形记》而闻名的奥匈帝国属国波希米亚王国的德语犹太人作家卡夫卡在《祖拉箴言》中就留有大量格言和警句……

思想结晶的原动力

格言精短而有力，让人难以争辩，就好像智慧经过了浓缩、提纯、千锤百炼，以至于说出来后可以一锤定音，犹如人类语言趋近完美的表现。

单单从这种角度看，格言似乎带有某种傲慢的底色。不过，多数格言其实来源于人们经历过的脆弱、痛苦、失落、病患，甚至生离死别。

许多作者就是在病榻上写下了他们的格言和警句。例如，法国十七世纪数学家、作家和哲学家帕斯卡 (Blaise Pascal)就是在重病时说过：“人的内心中有被理性忽视的理性”。

奥匈帝国属国波希米亚王国的德语犹太人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在患肺结核之后的康复期，尽管无法从事重体力或长时间的活动，但仍有足够精力创作出大量传颂至今的名言、警句。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对于众多先哲来说，当感到健康状况不佳或担心有时无多的时候，就经常会用格言方式将他们的很多思想或者感悟浓缩和具象化，留给世人。

边缘群体的痛楚

对另外一些作家来说，格言的目的是用色彩和巧妙的的语言，为那些社会边缘的群体说出心声（例如女权和同性恋群体）。

“唯一可以让穷人感到安慰的是奢侈；唯一可以让富人感到安慰的是节省”，这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精彩名句之一。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同性恋者受到社会主流的谴责。

同性恋群体长期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状态，也使得这个群体长期以来成为幽默、机智格言和名言的源头。

这方面的格言作者很多，他们中有演员、剧作家和作曲家等等。比如英国作家考沃德（Noel Coward）曾经幽默地说过，“在家宴客最美好的一刻是客人告辞的时候”；美国小说作家斯坦（Gertrude Stein）说过，“成为（被公认的）‘天才’需要很长时间，而其间大多时间都是无聊闲坐”。

作家克里斯普 (Quentin Crisp)认为，同性恋作家喜欢格言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中内含的理性和清醒。

“大多数人对你的痛苦和磨难都漠不关心，”他说，

“将（同性恋）这类话题引入日常对话的唯一理由是娱乐。而且你必须事先声明，讲故事是为了给人们逗笑，而不是要获得他们的同情。即便如此，你的故事也应该尽量浓缩成一个简短的轶事或警句”。

美国诗人奥登（WH Auden）也曾说：“不能用格言表达的痛楚就不值一提”。

伦敦市中心王尔德纪念牌上的作家名句——“有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带来快乐，而有的人则要等到他们离去的时候。”

愤世嫉俗的表达

总而言之，格言和警句主要功能是可以让人们安全地表达内心的痛苦，而不会被别人忽视或被告知不要总是发牢骚和抱怨。

历史上，那些自身的经验、看法和知识不能被社会主流所认识和接受的人们，往往会利用格言和警句这种表述方式。

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似乎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比如，推特（Twitter）上就聚集着大量平时处于社会主流边缘的群体——变性者、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各类边缘青年兴趣团体、慢性病患团体等等……

那些感到“受压迫”或者“被忽视”的群体，都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在相对不被骚扰的情况下对感到不满的事展开舆论反击。

在这些群体和个人中间，那些有能力以格言、警句等优雅和独创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人，他们的话会引起戏剧性的共鸣。

比如，法国作家吉德（Andre Gide）就总结说：“该说的都说了，但是没人听，所以就必须再说一遍”。

* 本文改编自 BBC Radio 3 纪录片《现在的格言——风格失败》

谢选骏指出：关于格言和警句，上文说了许许多多，但却忽略了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得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几乎所有的格言，都可以反过来写，而且几乎一样精辟甚至更加发人深省！这就是思想主权的体现。

谢选骏：景气循环就是春夏秋冬

网文《景气循环》报道：

景气循环（英文：Businesscycle），又称经济波动，也称经济周期，指的是经济景气状况呈周期性循环变动的情况。景气循环的过程可以分为扩张和衰退二阶段，细分又可再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阶段。景气循环的周期长度没有定论，包括了40个月、11年、20年、50年等。

定义

对于经济萧条的研究促使了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建构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对于产品的总需求可能有不足的现象，导致高失业率以及可能的产能流失。他于是认为应该增加政府在公共产业的活动，包括了以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稳定景气循环。也因此，凯恩斯主义的一大结论为，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本身并不能将产出和雇佣推到充分就业的程度。约翰·希克斯的IS-LM模型便是解释凯恩斯理论的经典例子。

扩展

随着时间发展，对于景气循环的认知也逐渐增进并扩张到其他领域，大多是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回应。新古典综合学派便是综合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短期上是正确的，但新古典主义则在中长期更有解释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则从凯恩斯景气循环理论中脱出，认为市场的萧条是因为不完全资讯所造成的，持这种立场的包括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消费的恒常所得假说以及小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

其他信息编辑 播报

相较之下，新兴凯恩斯学派则保留了对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将景气循环归咎于市场失灵上。新兴凯恩斯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是有“黏性”的，亦即他们不会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动而很快做出调整。也因此，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会自动调整以达成充分就业，而新兴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充分就业只有在长期上才会自动达成，也因此短期内必须要有政府和中央银行介入。

另一方面，与凯恩斯学派对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认为景气循环是由于政府透过中央银行释出过多的借贷资金，因而导致资本借贷的过度容易，从而致使企业家的错误投资和资本的错误分配，因而形成信用泡沫。他们认为景气循环里的扩张期是对于资本的滥用期，而紧接而来的衰退期才是经济复苏的开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不被凯恩斯学派或新古典主义学派所重视，然而在学界仍然有部分支持者。

网文《商业周期》报道：

商业周期（英语：business cycle，又称经济循环、经济周期，台湾称景气循环），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其长期增长趋势附近的上下移动。[1]商业周期的长度是指包含一次繁荣和收缩的时间段。这些波动通常包含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扩张或繁荣）和相对停滞或下降时期（收缩或衰退）之间的变化。

商业周期通常要考虑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尽管冠以“周期”之名，但经济活动的这些波动并不表现出统一性或可预测的周期性。

当前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商业周期本质上是对经济的纯粹随机冲击的总和，因此，尽管看起来像，但实际上不是周期。但是，也有一些学派提出了其他理论，表明周期确实是由于内生原因而存在的。[2]

历史

理论

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

GDP的长期增长

与现有的经济均衡理论相对立的经济危机的首个系统论述是1819年由西斯蒙第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3]此前，古典经济学要么否认商业周期存在，[4]将其归咎于外部因素，特别是战争，[5]要么只研究长期。西斯蒙第在公认的首次和平时期发生国际经济危机1825年恐慌中找到了论据。

西斯蒙第和与他同时代的罗伯特·欧文都认为经济周期的原因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这往往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欧文曾在1817年《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中表达了相似但不太系统的思想。他们分别主张政府干预和社会主义作为解决方案。相关成果并未引起古典经济学家的兴趣，不过消费不足理论先是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非正统分支发展，后来在1930年代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得到系统阐述。

西斯蒙第的周期性危机理论由查尔斯·迪诺耶尔发展为交替周期（alternating cycles）理论[6]；卡尔·洛贝尔图斯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并且有受西斯蒙第的影响的痕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构成了卡尔·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他进一步认为，这些危机正越来越严重，并据此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尽管《资本论》（1867）中对危机着墨不多，但马克思死后才出版的著作，特别是《剩余价值论》，对危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中着重研究了土地在危机中的作用——特别是土地投机活动——并提出了对土地征收单一税的解决方案。

按时期分类

根据马尔科姆·罗蒂划分的1922年的商业周期中的四个阶段

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首次确定了长达7至11年的经济周期，但他谨慎地声称这并没有任何严格的规律性。[7]后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一个朱格拉周期有四个阶段：

扩张（生产和价格上涨，低利率）

危机（股票交易所崩溃，大量公司破产）

衰退（价格和产出下降，高利率）

复苏（由于价格和收入下降，库存得以恢复）

熊彼特的朱格拉模型将复苏和繁荣与生产力、消费者信心、总需求和价格的增长联系在一起。

20世纪，熊彼特等人提出了一种根据其频率来划分的商业周期分类，因此许多特定的周期以其发现者或提出者的名字命名：[8]

基钦周期：3到5年（以约瑟夫·基钦命名）[9]

朱格拉周期：7到11年

库兹涅茨基础设施投资周期：15至25年（以西蒙·库兹涅茨命名，也称为“建设周期”）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长达45至60年的技术周期（以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命名）[10]

有人认为，自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起来后，人们对周期的分类的兴趣逐渐减弱，宏观经济学几乎不支持定期循环的概念。[11]

其他一些人，例如德米特里·奥尔洛夫（Dmitry Orlov）则认为，简单的复利要求货币体系的循环。自1960年以来，世界GDP增长了59倍，而这些倍数甚至没有赶上同期的年度通货膨胀率。如果在货币体系周期的时间范围内，收入与生活成本无法保持平衡，那么国家的社会契约（自由且没有社会问题）就会崩溃，直到在晚期资本主义（成熟的资本主义）中频频出现困难时期、民粹主义或革命。[12]

《圣经》（公元前760年）和《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63年）都解释了通过第50年的禧年债务和财富重置来补救每60年周期性出现的大萧条。历史上记载的重大债务减免事件有30次，包括1930年代至1954年给予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债务减免。[13]

发生

简化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其理论是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浪潮

1870年至1890年期间，其中包括长萧条和另外两次衰退，生产率、工业生产和人均实际产出有了极大的提高。[14][15]在大萧条之前的几年中，生产率也有了显着提高。长萧条和大萧条的特征都是产能过剩和市场饱和。[16][17]

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信贷或债务的任何波动，主要的例外是大萧条，大萧条造成了多年的经济急剧下滑。技术进步的影响可以通过平均每小时工作的购买力来体现，每小时的工作的价值从1900年的3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2美元（以2010年美元价值计量）。[18]在19世纪，实际工资也有类似的增长。

20世纪19世纪上半叶，欧美危机频发，特别是1815年至1939年。这一时期始于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紧接着是英国的拿破仑战后大萧条（1815–30年），在1929–1939年的大萧条达到最严重，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与早期的商业周期相比，二战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商业周期往往更温和。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45/50-1970年代）尤其如此，1945-2008年间也没有发生全球经济下行，直到2000年代后期的衰退。[19]运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稳定政策似乎已抑制住最严重的商业周期过剩，并且由于政府预算方面充当了事实上的自动稳定器，即使决策者并未有意行动，也有助于稳定周期。

在此期间，经济周期——至少是萧条的问题——两次被宣告死亡。第一次是在1960年代后期，当时人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能够引导经济。但是，此后发生的是1970年代的滞胀现象，使该理论破产。第二次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稳定与增长之后的2000年代初，后来被称为“大稳健”。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罗伯特·卢卡斯在他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讲话中宣布：“预防衰退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解决了”。[20]不幸的是，随后到来是2008-2012年的全球性衰退。

1991年苏联解体后，各地经历了长期的萧条，其中最严重的是前东欧集团国家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之中有几个在1989年至2010年期间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实际收入仍低于1989年。这不是由于周期模式，而是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管理不当。

识别

1954–2005年美国的经济活动

1954–2005年美国经济增长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差

1946年，经济学家亚瑟·伯恩斯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在他们的《衡量商业周期》（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一书中给出了商业周期的现行标准定义：[21]

商业周期是主要以工商企业来组织工作的国家的总体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由许多经济活动中大致同时发生的扩张组成，随后是类似的普遍衰退、收缩，以及复苏（合并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展阶段）；从持续时间来看，商业周期从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它们不能分成特性相似、幅度近似的较短周期。

根据亚瑟·伯恩斯：[22]

商业周期不仅仅是总经济活动的波动。使之与早期世纪的商业震荡或我们的时代的季节性和其他短期变化区分开来的关键特征是，波动在经济中广泛散布，包括其工业、商业交易和金融的纠缠。西方世界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系统。懂得商业周期的人必须掌握一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这个经济体系主要是由自由企业在寻求利润的网络中组织的。因此，商业周期如何产生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的问题密不可分。

在美国，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是公认的商业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日期的最终判定者。扩张是指从谷到峰的时期，而衰退是从峰到谷的时期。全国经济研究所将经济衰退定义为“持续了超过几个月的经济活动在整个经济体中的显着下降，通常可见于实际GDP、实际收入、就业、工业生产中”。[23]

商业周期、商品价格和运费的高位拐点

商业周期、商品价格和运费的高位拐点之间通常存在密切的时间关系，在1873年、1889年、1900年和1912年的鼎盛时期，这种关系尤为紧密。[24]

商业周期的频谱分析

最近的频谱分析研究已证实，康德拉季耶夫波在世界GDP动态中具有可接受的统计意义。[25]康德拉季耶夫和Tsirel还检测到较短的商业周期，确定库兹涅茨周期大约为17年，并称其为康德拉季耶夫的三次谐波（third sub-harmonic of the Kondratiev），即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有三个库兹涅茨周期。

周期还是波动？

近年来，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将“商业周期”一词用作通称，但经济学理论已转向研究经济波动而不是“商业周期”[26]。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将商业周期称为“周期”是误称，因为它具有非周期性的性质。弗里德曼认为，除了很大的供应冲击之外，大多数情况下，商业活动下行更多是货币现象。[27]

解释

解释总体经济活动波动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目前已有多种理论对其进行解释。

外生与内生

在经济学中，关于商业周期的波动的原因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一直存在争议。古典派（今新古典主义）认为是外在的，而消费不足派（今凯恩斯主义）认为是内在的。这些也可以大致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解释：按照萨伊定律，供给侧的解释大致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而需求侧的解释则认为有效需求可能会下滑至低于需求，从而导致衰退或萧条。

这一争论的答案对政策取向有重要影响：新古典主义者等外因性危机观点的拥护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政策或监管（自由放任），认为没有这些外部冲击，市场能更好地运转；而凯恩斯主义者等内因性危机观点的拥护者主张更多的政府政策和法规，认为如果缺乏法规，市场中危机将会接踵而至。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一些古典派（包括萨伊）相信尽管危机源于外因，但政府政策应介入以减轻经济周期的损害，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相信尽管是源于内因，但政府介入只会加剧危机。

经济周期外生的观点可以追溯到萨伊定律，关于经济周期起因内生还是外生的许多争论都以反驳或支持萨伊定律为框架；这也被称为“全面生产过剩”论战。

在大萧条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之前，古典和新古典解释（外因说）是经济周期的主流解释；凯恩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不过，新古典主义方法以真实商业周期（RBC）理论的形式复活了。2007年经济衰退后，凯恩斯主义者与新古典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重新开始。

与凯恩斯主义传统相反，新古典主义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市场经济之所以偏离和谐运转，是由于外在影响，例如国家或其法规、工会、企业垄断或冲击、由于技术或自然原因。

相反，在西斯蒙第、克里门特·朱格拉和马克思的非主流经济学中，市场体系的反复兴衰是其内在特征。[28]

19世纪的消费不足学派也提出了商业周期提供内生原因，尤其是节俭悖论。如今，这种曾经的非主流学派经过凯恩斯革命，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形式进入了主流。

主流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认为商业周期实质上是“随机原因的随机总和”。1927年，尤金·斯卢茨基观察到，给诸如俄罗斯国家彩票的最后一位之类的随机数加总，也会产生类似商业周期中的模式，类似的观察发现此后重复了多次。这导致经济学家不再认为商业周期需要解释，而是将其表现出的周期性视为方法论产生的假象。这意味着看似周期性的现象实际上可以解释为加在简单的线性模型上的单纯的随机事件。因此，商业周期本质上是能随时间推移被平均掉的随机冲击。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基于随机冲击说的商业周期模型。[2][29][30]

凯恩斯主义

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总需求波动使经济达到短期均衡，其水平不同于产出的充分就业率。这些波动表现为商业周期。凯恩斯模型未必隐含周期性的商业周期。但是，涉及凯恩斯乘数和加速器相互作用的简单凯恩斯模型会产生对初始冲击的周期性响应。由于乘数和加速器，保罗·萨缪尔森的“振荡模型（oscillator model）”[31]能够解释商业周期。经济产出变化的幅度取决于投资水平，因为投资决定了总产出的水平（乘数），并由总需求（加速器）确定。

在凯恩斯主义传统中，理查德·古德温[32]用营业利润和工人工资之间的分配来解释产出的周期。工资的波动几乎与就业水平相同（工资周期滞后于就业周期一个周期），因为当经济处于高就业水平时，工人能够要求提高工资，而在高失业率时期，工资往往会下降。根据古德温的说法，当失业和商业利润增加时，产出也将增加。

信用/债务周期

另一理论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周期： 信贷的净扩张（私人信贷以及相应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产生了经济扩张，而其净收缩则导致衰退，长此以往则会产生萧条。其中，投机泡沫的破裂被认为是造成萧条的最直接原因，该理论认为金融和银行是商业周期的核心。

与此相关的主要理论是欧文·费雪提出以解释大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最近的补充理论是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经济周期的信用理论通常与后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如史蒂夫·基恩有关。

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提出了一种基于信贷，利率和金融脆弱性波动的周期解释，称为金融不稳定假说。在扩张期，因为利率低，公司很容易从银行借钱进行投资。银行乐意发放贷款，因为扩大经济活动可使企业增加现金流量，因此它们能够轻松偿还贷款。这个过程导致企业逐渐负债，从而停止投资，经济陷入衰退。

尽管主流并不认为信贷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但该原因偶尔会被提及（Eckstein & Sinai 1986）（Summers 1986）。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在主流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受到了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的挑战，该模型中，波动是由于总生产率因数的随机变化（由技术以及法律和法规环境的变化引起）所致。该理论与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关系最为密切，也广泛地与芝加哥经济学派（淡水学派）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不能源于货币冲击，而只能源于创新等外部冲击。[2]

基于产品的经济周期理论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

该理论从有价商品的生命周期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的性质和原因。[33]该理论源于雷蒙德·弗农，他用产品生命周期（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一段时间）描述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弗农说，一些国家专门从事技术上新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其他一些国家专门从事成熟产品的生产。最发达的国家能够在技术创新上投入大量资金并生产新产品，从而获得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

Georgiy Revyakin的研究证明了弗农的理论，并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更严重。[34]他还假定长度不同的各种经济周期可与生命周期长度不同的产品相比较。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这些产品与生产中的重大发明发现相关联（形成新技术范式的发明：理查·阿克莱特的机器、蒸汽机、电力的工业应用、电脑的发明等）；库兹涅茨周期对应的产品为基础设施组件（道路、运输、公用事业等）；朱格拉周期可能与企业固定资本（设备、机械等）对应，而基钦周期的特征是社会对消费品的偏好以及开始生产所必需的时间的变化。

激烈的市场竞争决定所有经济主体要同时进行技术更新，其结果是形成周期。如果企业的制造技术不符合当前的技术环境，则该企业会丧失竞争力并最终破产。

政治经济周期

另一组模型试图以政治决策解释商业周期。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与米哈尔·卡莱斯基密切相关，他讨论了“‘工业领袖’不愿接受政府干预就业问题”。[35]持久的充分就业将意味着增加工人的议价能力，以提高工资和避免从事无偿劳动，从而有可能损害盈利能力。但是，他不认为该理论在法西斯主义下适用，因为法西斯主义能直接破坏劳工的权力。

近年来，“选举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现任政客在选举前推动经济繁荣，以确保再次当选，并在随后的衰退中使公民付出相应代价。[36]政治商业周期是一个替代性理论，它指出，选举出任何一种色彩的行政机构时，它最初都会采取收缩政策来减少通货膨胀，并赢得经济能力上的声誉。然后，它在下次选举之前采取扩张性政策，以便在选举日同时实现低通胀和低失业率。[37]

“党派商业周期”表明，这种周期是由具有不同政策制度的政府连续选举产生的。A党派采取扩张性政策，导致增长和通货膨胀，但当通货膨胀率高到令人无法接受时，就会在选举中失利。其替代者是B党派，它采取的收缩政策减少了通货膨胀和增长，并降低了经济周期的下行幅度。当失业率过高时，B又在选举中失利，由A代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以生产要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为基础的经济，本质上容易陷入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利润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但是企业（资本）的利润率却有下降的趋势，从而反复产生危机，发生大规模失业、企业倒闭、剩余资本集中，使利润得以恢复。长远来看，这些危机往往愈发严重，而系统最终将会崩溃。[38]

一些马克思主义作者，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工人购买力的不足是导致供给大于需求的趋势的原因，从而引发了危机，其模型与凯恩斯主义相似。许多现代作者试图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观点结合起来。亨利克·格罗斯曼[39]回顾了有关辩论，后来保罗·马蒂克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观点之间的基本差异。凯恩斯将资本主义视为值得维护并易于进行有效监管的制度，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无法置于社会的管制之下，是注定灭亡的制度。[40]

美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古德温构建了一个称为古德温模型的商业周期的马克思主义模型，该模型中，衰退是由于繁荣时期高就业率使工人的议价能力增强，从而推高了国民收入中工资的份额，压制了利润，导致资本积累崩溃。后来应用古德温模型的变体的理论家们确定了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短期和长期以利润为导向的增长和分配周期。[41][42][43][44][45]大卫·戈登（David Gordon）提供了一个长期的制度性增长周期的马克思主义模型，试图解释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此周期是由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周期性崩溃所致，积累的社会结构是一组确保和稳定资本积累的制度。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商业周期是由部分准备金系统中的银行过度发行信贷引起的。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说法，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将利率设得太低，则可能会加剧银行信贷的过度发行，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形成“繁荣”的假象，但这种“繁荣”是由于人为的低利率下资源被错配而形成的。最终，繁荣无法持续，泡沫破灭，不良投资被清算（低于成本价出售），并且货币供应收缩。[46][47]

对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批评的理由之一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873年恐慌，而这场危机发生在1913年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奥地利学派的拥护者，例如历史学家托马斯·伍兹，认为尽管当时的金本位制施加了限制，但这些早期的金融危机是由政府和银行家扩大信贷引起的，因此这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相一致。[48][49]

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与主流迥异，并且普遍被主流经济学家拒绝。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主流经济学家通常都不支持奥地利学派对的解释。[50][51][52][53][54][55]奥地利学派通常声称，繁荣与萧条的商业周期几乎总是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造成的；没有政府干预，周期会更罕见而温和。

收益曲线

收益率曲线斜率是未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衰退的最有力预测指标之一。[56]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金融压力指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包含了衡量收益率曲线斜率的其中一种方法（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与3个月期美国国债利率之差）。[57]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领先经济指标指数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斜率度量标准（10年期国债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58]

收益率曲线倒挂往往是衰退的预兆。收益率曲线呈正斜率通常预示着通货膨胀中的增长。Arturo Estrella和Tobias Adrian的研究表明了收益率倒挂曲线的衰退预测力。他们的模型显示，当美联储紧缩周期结束时短期利率（他们采用的是3个月期国债的数据）与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之间的差额为负或小于93个基点时，失业率通常会上升。[59]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基于Estrella的研究、根据收益率曲线得出的每月衰退概率预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自1970年以来（直到2017年）美国所有经济衰退之前，收益率曲线都出现了倒挂（10年期与3个月期）。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每次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之后，都会出现由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认定的衰退。[60]

Estrella等人推测，收益率曲线会通过银行（或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影响商业周期。[61]当收益率曲线倒挂时，银行通常在短期存款（或其他形式的短期批发融资）上支付得比从长期贷款获得的钱还多，这会导致银行损失利润、不愿放贷，从而导致信贷紧缩。当收益曲线向上倾斜时，银行可以获利地吸收短期存款并进行长期贷款，因此它们渴望向借款人提供信贷。这最终会导致形成信贷泡沫。

乔治主义

亨利·乔治认为，土地价格波动是大多数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62]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赞成该理论。[63]

缓解经济衰退

在经济衰退期间，许多社会指标，例如心理健康、犯罪和自杀，都会恶化（尽管总死亡率反而趋于下降，而扩张时期则趋于上升）。[64]对于许多失去工作的人来说，经济停滞时期是痛苦的，因此，政府在缓解衰退方面通常面临政治压力。自1940年代以来，在凯恩斯主义革命后，稳定化政策的条条框框下，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已将缓解商业周期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

在凯恩斯主义看来，由于经济衰退是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因此当经济衰退发生时，政府应增加总需求量并使经济恢复平衡。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首先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张性货币政策），其次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扩张性财政政策）。

而一些经济学家，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则认为，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政府应该将重点放在长期增长而不是稳定上。

但是，即使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复杂的社会中，管理经济政策以使周期稳定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些理论家，特别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家认为，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马克思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运作的必然结果。按照这种观点，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改变经济危机的出现时间。危机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政府赤字稳定增长。更麻烦的是，政府的延迟危机的政策被认为使危机更猛烈，渡过时也更加痛苦。

此外，自1960年代以来， 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在贬低凯恩斯主义政策管理经济的能力。自1960年代以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就他们的论点取得了进展，他们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从长远来看会否定菲利普斯曲线。1970年代的滞胀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两难境地，因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似乎既需要采取扩张性政策来缓解衰退，也需要采取收缩性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弗里德曼甚至称，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应该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犯大错，因为他认为，央行面对1929年华尔街股灾时，货币供应很快收缩，这是错误的，他们使一次普通的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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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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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圣经》（公元前760年）和《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63年）都解释了通过第50年的禧年债务和财富重置来补救每60年周期性出现的大萧条。”——不仅经济如此，政权也是这样具有周期性循环。六十年甲子和七十年法则，都和人均寿命的长度息息相关。“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一个朱格拉周期有四个阶段：扩张（生产和价格上涨，低利率）、危机（股票交易所崩溃，大量公司破产）、衰退（价格和产出下降，高利率）、复苏（由于价格和收入下降，库存得以恢复）景气循环。——这四个阶段，不就是夏、秋、冬、春吗？古人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了，所以制定了“甲子年”——后来成为“巴比伦之囚”的七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王朝大概包括四个周期，大概不出三百年。马克思主义妄图消灭景气循环、消灭经济周期，那等于是要消灭四季——这些人渣宣称只要春天，不要冬天，结果呢？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地球暖化，现代社会主义造成了普遍贫穷——因为这俩毒瘤都是马裂的产物。在我看来，经济的景气循环和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都是春夏秋冬的体现，这些较大的节奏落实在个人的身上，就体现为生老病死了。马裂主义妄图建立的无差别社会，等于想要消灭人的生老病死，这可能吗？显然，这只是道士的炼丹术罢了。吃下马裂主义只会中毒，无法长生不老。

谢选骏：自强不是近代中国的命运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艾尔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报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艾尔曼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例如，全汉癉在1954年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年)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是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乏现代武器的主要原因，这种立场也建立在近来中国学者在关于“洋务运动”和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的重新评价上。对于一些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们争辩说，晚清中国海军和军队的缺陷得归因于装备糟糕、训练不足、缺乏指挥和既定利益、缺少资金，以及士气低落。总括起来，这些因素被认为显示出了“自强时代”及其工业计划的缺陷。 

艾伦?方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重新审视了这份“问题清单”，在文章中，他极有洞察力地探究了在1895年之后产生的那种“对于中国陆军和海军缺陷的迷惑”。艾伦?方特别强调，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军队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在陆地上的胜利给出了一条日军向北京进军的清晰路线，这种威胁迫使清廷寻求一个战争的迅速解决办法。与这个说法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仍然在谴责清廷的主要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怯懦胆小，批评李鸿章为了求得和平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艾伦?方认为中国军队在与日本开战的最初阶段，装备是良好的，而且中国的将领也并非不胜任。他反驳那种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陆地上的失败得归因于中国军火工业失败的观点，艾伦?方总结出中国在陆地上失败的几种主要原因：(1)和中国军队比起来，日本军队和指挥官有着更为良好的军事训练；(2)事实是，在主要战场上，日军人数比清军人数要多一些。 

     

下面，我将对在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所失去的这场海战重新进行评估。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1884到1885年发生的中法海战，也被用作检验在太平天国之后的自强运动成败与否的标尺。新式兵工厂、船厂、技术学堂以及翻译机构的兴起通常在这种“失败叙事”中被低估了，我将根据1865年之后中国可以得到的西方科学中的军事技术和教育方面不断增长的训练，来对这些方面进行重估。那种长期以来被同时代人所持有的观点——在中日甲午战争里，中国的战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将被重新仔细考察。 

     

另外，我将阐释中国海军的失败为什么应该归结为政府官员、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自强运动”在理解上的转换。一种新的公众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和传教士的报纸上，即民族认同和危机感逐步在汉族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而这些汉族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反对满洲政权的统治。伴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很多中国人确信洋务运动是失败了，在现代化方面，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全盘照搬国外的君主立宪制，而1895年之前对新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初步接受则被很快遗忘并且受到压制。那些曾经帮助清王朝建立科学翻译计划——这些成果在兵工厂和技术学校都还用作教材——的欧美传教士和专家，现在也认为中国的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要毁灭的了。 

     

从军事方面来说，因为清廷必须支持建设以陆战为主的有着良好训练的步兵，中国在1894-1895年海战的失利意味着清朝发展远洋舰队努力被迫离开正常轨道，本来这支舰队是可以比得上明朝(1368-1644年)早期郑和下西洋的那只庞大舰队，也可以和清朝早期收复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舰队相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1865年之后中国海军复兴相伴随，自从南宋(1127-1280年)以来，中国不时地支持建立一支坚固的海军，蒙元甚至用以侵略日本以及进攻苏门答腊。随后，明朝早期海军实施了一项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计划，后来这个舰队在1460年解散，为的是准备迎击蒙古可能的陆地入侵。在十六世纪，明朝海防军兵试图防御日本海盗(倭寇)对中国南方沿海的侵扰，但并不是很成功。 

     

在效忠明朝的郑成功(1624-1662年)父子的领导下，中国海军力量有所恢复，在1640和1650年代，他们主要沿着福建海岸的海陆战场抵抗满洲军队。然而，当1659年郑成功沿着扬子江向南京进发，他的海陆力量都遭受了巨大损失，郑成功被迫退守厦门，1660年他一直在厦门据守清兵。1661年4月，郑成功带领一支由600艘船和2万5千士兵组成的军队向驻守在台湾北部赤嵌楼的荷兰军队挑战，经过一场痛苦的、持续时间长达9个月的攻防战后，荷兰守军投降。随后，郑成功通过一个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向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要求承认他的宗主权，但是没有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原因，1662年，清政府命令从北方的山东到南方的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以切断郑成功的补给线，同时也消除海岸作为战场的价值。另外，满洲发展了一支海军舰队来保卫海岸线。当南明王朝最有才干的舰队司令之一的施琅(1621-1692年)由于和郑成功发生争论而在1646年加入清政府，随后他在1650和1660年代掌管了福建沿海的清朝海军力量。1683年7月，施琅指挥清朝300艘战舰和2万名士兵向台湾进发，先是夺取了澎湖列岛，10月台湾落入清朝海军手中，台湾岛也首次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归附之后，清朝海军再也没有能保持一种战争状态，满洲皇帝日益全神贯注于俄罗斯从西伯利亚到其满洲老家的领土扩张问题，以及在中亚准噶尔造成的新危险。另外，清朝也在寻求在西藏和土耳其斯坦扩张它的帝国。到十八世纪末，清朝的疆域扩大了一倍。因此，当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朝的舰队仍旧只是一支主要用来抵御外来海盗和本地匪徒的近岸海军。 

     

在很多方面，清朝海军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复兴，预示着清朝海军可能恢复到十五及十七世纪的皇家海军那样的辉煌日子中去。然而，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当反满的爱国者要求把明朝舰队作为中国过去的荣光的标志时，晚清海军每次都遭到嘲讽。此外，因为日本海军的成功，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谓的优越感在1895年之后也被一般人接受。 

     

洋务运动的范围和标志 

     

在1950年代晚期，像芮玛丽这样的美国学者们认为，帝国体系和它的经典意识形态(她称之为儒家学说)是无法调和的。当台湾学者王尔敏描述了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初期和自强运动时代复杂关系之后，对芮玛丽那种认为经典学习和现代化是不可调和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近来，弗朗西丝?牟德尔主张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应该根据中国比日本有着更高层次与世界经济的结合来理解，而这给中国造成了更多帝国主义的有害影响。所有的这三种观点都是根据日本在1895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特别是在海上)之后的结果提出来的，这很显然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对于1865年之后的自强运动时代的理解。重新关注“战役的决定性”以评价这样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需要我们在达成一种新的一致以前，首先纠正1895年“迷惑(witch-hunt)”之后形成的占支配地位的那种错误说法。 

     

约翰?罗林森在有关现代中国海军发展的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认为基于经典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传统机构赋予同治中兴(1862-1874年)和洋务运动一种基本品质，并且限制了它们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帝国机构的薄弱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清朝不得不屈服于许多相互竞争的地方军阀，而在发展一支国家海军方面遭到失败。像托马斯?肯尼迪那样的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影响洋务运动和它的进程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两方面都进行评估。 

     

根据托马斯?肯尼迪的看法，中国的近代军火工业是一项制度上的革新，它引导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新时代，另外，清政府把兵工厂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纳入到传统政府中，而这导致了贪污盛行和效率低下。国家领导的薄弱以及缺乏各省官员的协作，这大大限制了这项现代化项目的成效。兵工厂的金融问题和普遍低下的欧美技术(technicians)则得归结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从这种观点看，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军事火力并不是造成中日战争结果的关键。 

     

庞百胜认为北京朝廷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是因为清廷没有能力改变公共金融体系，以及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费维恺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创立了两项新的税收以期对低迷的农村经济有所补偿，并给兵工厂和船厂的成功建造筹措资金，一是国外贸易的海关关税，二是国内跨省贸易的厘金税。费维恺进一步说，清政府没有能够利用地方经济资源或管理经济生活，因为改革而产生的税收基本问题显示出，比起外部的帝国主义来，这些基本问题揭示了更多国内的弱点。庞百胜的研究是以福州船政局作为个案来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成功。他强调在这个时代变化的潜力，以及避免把自强运动刻画为一种失败。 

     

研究晚清变革的日本学者，比如秦野芳宏，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是保证中国旧有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经济落后、帝国主义，或者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根据这种观点，当大陆市场和经济腐败刺激了旧有状况的时候，清朝的官僚机构和金融体系使帝国的官员们得到极大的好处，而清朝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有从官员的虐待和贸易的剥削中得到保护。 

     

根据秦野芳宏的观点，清朝的官员和士绅对他们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从来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接受教育和训练的，因此，他们对外部世界都视而不见。为论证这一点，秦野芳宏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例说明，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效率低下的、浪费的以及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政府或地方将领的控制之下，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这样的非军事企业，都是以防卫为目的的，但是不像兵工厂，他们都是建立在利益平分的基础上，并且都很成功地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 

     

同样的，伊藤秀一认为，晚清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可能取得进步之前，需要罢黜官员的正统派，以及进行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在伊藤秀一看来，1865年之后，西方科学著作和技术书籍的翻译出版以及建立新技术学校，尽管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革命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对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观念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翻译自身并没有培养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来。 

     

为挑战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国家作用的否定看法，著名的汉学家宫崎市定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那种认为清朝的官方控制毁掉了大部分早期中国企业的观点。在宫崎市定看来，李鸿章想阻止国外控制中国船舶业的欲望，促使他在1872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确实是一项政府冒险行为。有总额215万两银子(合300万银圆)的长期支持，并且是利息免交的政府投资，使得轮船招商局成为1876年以前在中国运行最大的轮船企业。宫崎市定?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909年以后衰落，正是因为它被私有化，置于实业家盛宣怀(1849-1916年)的个人控制之下。 

     

在小野川秀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他把洋务运动描述为广阔的晚清革新运动的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主要聚焦在技术革新，第二阶段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转移到制度革新上来。在小野川秀美看来，在初始阶段的1870和1880年代技术和工业革新中的关键人物，比如，薛福成(1838-1894年)、马建忠(1844-1900年)、郭嵩焘(1818-1891年)和曾纪泽(1839-1890年)，他们对晚清许多主要部门都是管理专家和建议者，并进一步提出发展采矿、公路和对外贸易等商业建议以产生足够满足军事自强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王韬(1828-1897年)提出在科举考试、军事和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其他人，像何启和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在1880年代中期的政策，因为李鸿章的注意力都放在海军，而不是国内管理的基本变革上，而他们认为那才是更为急迫的事情。关于“自强”的学说逐渐发展成关于变革的理论。小野川秀美强调，1880年代中国需要从科技变革转换到制度变革，暗示1895年之前的技术发展被认为注定是不够的，这不是因为在科技方面的失败，而是根据制度本身需要变革。与此相近，于明霞最近在中国大陆的一次会议上总结说，尽管中国海战失利，自强运动还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自强运动中地方兵工厂的角色 

     

1865年夏天，两江总督李鸿章和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在上海虹口从旗记铁厂(ThomasHuntandCompany)租用了一个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是上海租界的一家美国公司，并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外国机器制造厂。李鸿章还准许购买用来做苏州“洋炮局”的属于旗记铁厂的机器厂和造船厂。随着另外的机器进口而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称之为江南制造局)就建立起来了，用来管理工业工厂以及教育性质的机构。 

     

最初，江南制造局花25万两银子(34万8千银圆)来制造生产设备，主要是从上海海关关税中拨出。1865年丁日昌被委派主持江南制造局，1866到1868年为应宝时(生于1821年)。江南制造局在1867年夏天移设到上海城外。根据芮玛丽的研究，制造局在1870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现代武器制造中心，并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在孟悦关于江南制造局的折衷论述中，她描述了曾国藩(1811-1872年)、李鸿章和他们的幕僚们是怎么认为制造机器代表了工业的基本建筑单元的，在他们看来，创建新型工业的三个基本要素是：1制造机器；2产生新的制度范畴上的工程师，例如“机器工人”；3翻译科学技术书籍。通过武器制造，清政府将打破欧美在制造军舰和大炮方面的垄断，并掌握一些当代的有用的知识。制造局在技术方面的工作落在了外国人手上，比如作为主管的美国人福斯(T.F.Falls)，他是旗记铁厂的总工程师，是主要负责人。8名旗记铁厂的机械师留了下来，600名旗记铁厂的工人直接转到了江南制造局，后来还有许多人加入进来。经过头几次制造来复枪失败后，他们开始制造耐用的步枪和小型榴弹炮。到1867年中叶，制造局已经可以每天生产15支步枪和一百发12磅的榴霰弹。12磅的榴弹炮可以以每月生产18枚的速率生产，并且在1860年代镇压捻军叛乱中成为军需品。到1871年，制造局可以生产林明敦后膛式来复枪。1873年底，已经生产了4200支林明敦枪，但是他们比进口的要昂贵得多，并且质量也低劣一些。1874到1875年，在李鸿章建议下，设立了一个分厂来生产火药和弹药筒。 

     

江南制造局的技术教育 

     

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年)加入进来之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计划是非常低调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合作者计划编撰一部类似《大英百科全书》那样的知识和信息类百科全书，但人们很快认为这个目标太初步了，或者说可能是太过传统，也就是说，有些像是在模仿明清的类书传统。于是，在雇用了一批核心的中国和西方的翻译人员之后，翻译馆开始计划翻译一系列工业著述，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机械，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 

     

从1863年清政府同意创办上海同文馆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翻译机构。然而，1869年上海同文馆被并入江南制造局，并更名为“广方言馆”，它的新馆舍是由上海海关捐资建设的。傅兰雅的工作现在转变为替这个新机构把有关制造的西方书籍翻译成汉语，领域涉及工程、航海、军事工业和海军事务等。 

     

在上海同文馆并入制造局之后，经典学习仍在制造局中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与其他翻译部门保持分离状态，以此希望它的毕业生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此后，同文馆这种显得更为洋化的氛围吸引了上海商人的孩子和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同时，制造局的学生也进行科举八股文训练，其中数学具有很高的优先权。为了后者，清朝学者在十八世纪加以改造的“算经十书”中的许多内容，被用来教授传统的中国数学。 

     

学生们在较为初级的课程中学习西方代数学、几何学、三角法、天文学和机械学，同时他们也接受国际法、地理学和机械制图的训练。为学生准备的较为高级一些的课程则着重七个方面的学习：1矿物学和冶金学；2金属铸造；3林木和钢铁制造；4机械设计与操作；5航海学；6海陆战争；7外国语言、风俗和机构。这两部分的学习总共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那些杰出的毕业生将到北京参加特科考试。 

     

在江南制造局的最高发展阶段，它下属有4个机构：1翻译馆；2训练翻译人员和语言学家的学校；3训练技术工人的学校；4机器局。孟悦注意到，江南制造局有13个分支工厂。到1892年，它占地73英亩，有1974个车间，总共有2982名工人。制造局拥有1037套机器设备，在国外机械师监督指导之下生产了47种机械设备。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 

     

根据孟悦的研究，从1868到1876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生产效率非常高，8年之内建造了11艘船，其中10艘是战舰，这里边5艘是木壳船，其余5艘则是铁壳船。每一艘船的所有部件，包括引擎，都是在制造局生产的。制造局还尝试不同的设计，从单螺旋桨到多螺旋桨，从木壳船体到铁壳船体，以及从单纯的战舰到带有回转炮塔的船只。与1870年代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那些战舰相比，江南制造局的船舶制造技术水平确实要高于日本最先进的造船厂。 

     

孟悦指出，直到1887和1888年，横须贺造船厂才生产出它最大的木壳战舰，这两艘战舰配有12门炮，并自夸有1622马力。而这无法和江南制造局1872年生产的最大战舰相比，这艘战舰有1800马力并装备有26门炮，更别说1875年之前，江南制造局就已经生产了5艘铁壳战舰，而直到1887年之后，日本的第一艘铁壳炮舰还没有完工。从军备角度来说，江南制造局的这些产品基本上都领先于日本的同类产品。 

     

然而，全面地来说，中国由木壳和铁壳船只组成的舰队很快就落后于欧洲的新式装甲舰队。此外，由于缺乏资金，直到1877年中国都没有开始生产欧洲已经使用的复合式发动机，而是继续在中国船只上沿用老式的单或双螺旋发动机。因此，在187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然落后于欧洲。而且，中国的造船厂无法生产足够的船只，更多的战舰是在欧洲为中国海军建造。尽管国外技术已经应用来建造大型的先进战舰，但是，因为中国的训练无法跟上西方技术进步的步伐，所以，直到1890年代，中国的船只仍旧是过时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员和士兵到1894年时已经是训练有素，足以驾驶好他们的战舰。 

     

在1876年之后，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引人注目地迟缓了下来。1885年，当制造局完成了它的第一艘钢制炮舰之后，它作为军用造船厂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像在欧洲那样把技术转换到钢制和装甲战船上来，中国存在的突出困难是怎样把铁和煤从内陆省份运输到沿海省份，而与此同时，用进口钢材制造船只，价格无比高昂。然而，直到1889年，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可能比起日本兵工厂仍旧有着些微领先，1889年之后，横须贺船厂设计了新式的钢制战船。它的第一艘现代战船比江南制造局所造的同类型战船马力更为强劲，最高时速也更快一些。 

     

造船一旦不再是主要任务，江南制造局就把它的机械改造成更适合制造最先进的国外枪炮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小型武器。1874年，制造局总共生产了110门加农炮以及众多仿照不列颠的阿姆斯脱郎工厂产品的枪炮。由制造局生产的120mm、175mm、200mm这三款口径较大的前膛炮被放置在吴淞口以保卫扬子江的门户。1880年代后期，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炮，起初使用的是黑色火药，后来改用褐色火药。到了1885年，李鸿章给予德国武器制造业的优惠要多于不列颠，于是，卖到中国的由克虏伯制造的武器比例增加了。 

     

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江南制造局生产了大型的后膛阿姆斯脱郎炮，它的射程从7000到11000码。他们可以发射80到800磅的炮弹。1890年之后，制造局成功生产了快炮，制造局由此而知名，这种快炮对加强海防以及沿海防卫炮台都非常重要。到1892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了10门40磅的快炮。两年后，制造局生产的快炮可以发射40到100磅的炮弹。因为制造局的年产量不足以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清政府仍然需要从海外购买武器。根据孟悦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都还没有开始实施它野心勃勃的炮兵计划。 

     

福州船政局 

     

除了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之外，第二个主要采用西方科学和技术来造船和训练的工业场所是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1812-1885年)上疏请求在福州建立海军，指望五年之后就不再需要外国专家了。据估计，开工需要30万两白银(合41万7千银圆)，每年运转需要60万两白银(83万4千银圆)，这些都来自从福建、浙江和广东省的海关税收和省际贸易税(厘金)。作为回报，这些省份将得到以福州为基地的“南洋舰队”的保护。 

     

与江南制造局受英国影响很深形成对照的是，从一开始，左宗棠和他的继任者沈葆桢(1820-1879年)依靠的是法国专家。然而，船政局建立之后，从福建海关关税中仅仅筹集到40万两白银(55万6千银圆)，以及另外每月5万两(6万9千5百银圆)的运行费用，使得这个企业陷入永久的金融困境当中。在船政局的顶峰时期，共雇佣了3000名工人。当后期建筑完成之后，劳力下降到1900人，其中600人在船坞，800人在车间，另外还有500小工，大概500名左右的士兵守卫着上述财产。船政局在118亩土地上有为管理、教育和生产目的而建的超过45座建筑，比较而言，作为最大军火企业的江南制造局在1875的时候，在73亩土地上有32座类似的建筑物。 

     

从比例上来看，福州船政局也许是中国晚清先进的工业企业。船政局是作为以机械和效率为基础的西化企业来设计的，在重要的车间和结合部都由带有转盘的缆车轨道来带动。船政局的目标是在1868年和1875年之间为中国建成一支小型的现代舰队，计划建造19艘80到250马力的船只，这其中，13艘是150马力的运输船。在这期间，总共建造完成了16艘船。在1869-1875年沈葆桢主持期间，完成了10艘100马力的运输船，以及一艘作为样品的250马力轻型巡洋舰。9艘150马力的运输船每艘花费了16.1万两白银(合22.4万银圆)，5艘80马力的船只花费超过10.6万两白银(14.7万银圆)，而那艘巡洋舰花费了25.4万两白银(合35.3万银圆)。 

     

像江南制造局一样，我们也拿福州船政局与横须贺船厂进行比较。后者在1865年开始一项130万两白银(合180万银圆)的为期4年的预算，比较一下，5年内投入福州船政局的有400万两白银(合560万银圆)。横须贺的真实花费实际上双倍超出了预算，而福州船政局从1866到1874年花费了有540万白银(合750万银圆)。到1868年，横须贺已经建造完成了8艘船，更有11艘以上船只在建造过程中。比较起来，福州船政局也在海军以及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作为在长江三角洲和福建省的两个主要工业基地，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清政府总体上领先于日本所做的现代化努力，但是，这种总体优势并没有转换为制度优势或良好的训练，当1884年福州的海军舰队单独面对法国舰队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准备，并且孤立无援。 

     

福州的工业成就起初使清王朝获得了满足感，并在1875年12月10日的《北华捷报》上赢得了赞扬。然而，正如在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一样，在福州的南洋舰队港口主要还是木质舰船，而且也没有装备先进的复合引擎，极易遭到欧洲装甲舰只的攻击。当1880年代遭遇法国和1890年代与日本开战时，一些清廷官员谴责法国故意销售陈旧落后的装备和设计给中国海军。 

     

左宗棠也曾建议开办一所技术训练学校，建立了求是堂艺局(SchoolforNavalAdministration)，由外国人教授英语、法语、数学和制图。与此同时，如同那些准备地方科举考试的童生一样，学生们也要求掌握《孝经》和《圣谕广训》。清政府的远期目标是由那些带到福州的法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提供的训练来培养出中国海军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以及培养现代化的工人：木匠、铁匠、铜匠、船只建造工人，等等。 

     

两所法语和英语学校分别建立起来了，法文学校包括有海军建筑、设计和学徒的系别，英文学校包括有航海理论、航海实践和引擎训练的系别。海军建筑系别在1867年2月首次开放，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代数、平面几何与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和机械学。然而，在5年的课程中得经历高强度的折磨，首批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坚持到1873年末。 

     

为训练中国官员操作船只，由从英格兰来的约翰?克罗尔主持的英文学校创建了如下航海理论的课程： 

     

算术：分数、比例、利率等知识； 

     

代数学：二次方程、比率、比例、级数等； 

     

地理学：使用安德森的《全球概况》； 

     

三角学：平面与球形；解决航海和航行天文学中的三角问题； 

     

几何学：使用托德胡特的欧几里得(三卷以及第6部分) 

     

航海学：使用芮普的校正罗盘，航海，正如通常所教，还有日常工作。 

     

航行天文学：寻找经度和纬度的方法以及罗盘的错误 

     

除了建造船坞和培训人才，在1869年6月到1874年2月，沈葆桢保证了15艘船下水。然而，当日意格离开之后，低水准管理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恶化，到1874到1897年间，只完成了艘船。由于北京和省级官员关心程度的下降，船政局还得面临运转资金的缩减。 

     

从1874年清廷实行自我管理开始，直到1897年五名新的法国技师到来，这段时间船政局都在没有国外技师的情况下运行。然而，直到1880年代末期，学校仍然可以吸引到本地学生，主要来自南方。1874年之后，毕业生被送往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国，去接受更先进的训练，以跟上新技术发展的脚步。1877年日意格领导了一个有着26名学生的团体。12名来自英文班的学生来到英格兰，其中5名来到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14名来自法文班的学生中的9名到法国学习船体制造和引擎原理，其余5名学习采矿和冶金。 

     

第二批8名毕业生在1882年末被派遣接受3年先进的训练。5名学生在法国学习防御工事、国防和火药爆炸。2名学生在英格兰学习航海和海军指挥，剩下的1名前往德国接受海军中水雷和鱼雷的训练。第三批33名毕业生在1886年送出，10名来自英文班，14名来自法文班，9名来自天津船厂。30人完成了他们的训练，18人在英格兰学习水文地理学、装甲战舰航海、海军炮兵和小型武器。12人在法国学习船体与引擎、数学与船舶制造、江河控制、桥梁与铁路建设、以及国际法。第四批计划1894年前往欧洲，但是，与日本的战争打断了这项计划。 

     

例如，1874年，作为一名21岁的毕业生，严复成为一艘小型汽船的船长，这艘船由福建－浙江当局所有，但不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然而，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毕业生，严复符合到欧洲进一步学习的条件。当他回到中国后，他在福州船政学堂当了很多年的总办和航海与数学的教习。在1880年代早期，他成为天津水师学堂(TianjinNavalAcademy)的航海与数学教习，严复在那里做老师暨管理者差不多有20年。中日战争惨烈失败以后，1896年的一份奏议提出应该雇佣外国教师到中国来，而不是送学生到欧洲去，但是，总理衙门仍然希望送最好的海军学生去欧洲接受进一步的训练。1897年送了10名学生去接受6年的训练，但是只有6人到了法国，因为资金不够，他们在3年后的1900年被召回。 

     

庞百胜和毕乃德都描述过福州船政局因为金融问题在1876-1877年的衰落，到1874年7月，6年半时间内总共花费了535万两白银(740万银圆)，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最初的估计，部分原因是付给外国人的高额薪水，他们每月消耗了1.2万两白银(1.67万银圆)，每月超过了5万两白银(6.95万银圆)和8万(11.2万银圆)之间的运行费用，而与此对照的是，2千中国工人的薪水总数每月只有1万两白银(1.39万银圆)，腐败与裙带关系消耗了其余的银两。 

     

沈葆桢手下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和日意格以及他的欧洲同伴一起工作，继续建设在计划表上有的建筑。因为船政局是作为一个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传统企业而被给予财政支持的，清廷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上涨或重组等因素，使得长期的计划变得不可能执行。1880年之后，福建海关关税没有能及时满足60万两白银(83.4万银圆)的每年财政分配。到1890年代，财政分配下降到20万两白银(27.8万银圆)到30万两白银(41.7万银圆)之间，到1895年，则已经低于20万两白银了。结果是，1890年代里，学校和船厂都没有那么活跃了。 

     

翻译的西方科学 

     

1861年，清廷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主要是恭亲王奕訢(1833-1898年)和文祥(1818-1876年)提交了一份奏议，要求建立总理衙门，以对付清廷所面临的空前的西方威胁，这份奏章也包括一项在北京建立同文馆的提议。1863年，李鸿章在广州和上海也倡导相近性质的学校，他的提议是基于冯桂芬在1861年的主张，冯桂芬提议在中国每个港口建立一个兵工厂和船厂，为的是有更好的武器和舰船用于防御，冯桂芬还强调在广州和上海建立学校，用西方语言和科学来进行教学。 

     

随后的1866-1867年，一份算学和天文馆应该加入京师同文馆的奏疏被准许了，在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是对明清钦天监中有耶稣会士的位置和在算学馆中有法国耶稣会士的角色的摹仿，传授学生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在化学、物理和算学的教学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当丁韪良(WilliamMartin，1827-1916年)在美国接受了更进一步的教育之后，1869年返回北京教授物理学，并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京师同文馆的科学 

     

李善兰(1810-1882年)在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的算学教习之后，他离开了上海和江南制造局，而这时的同文馆已经升级为一所学校，并且已经在1869年增加了算学馆和天文馆。李善兰在同文馆教授了13年的算学，然而，尽管李善兰的算学考试在同文馆中的科举考试的举子中非常有影响，1870年代举行算学特科考试的要求还是遭到了拒绝。 

     

作为首都，北京为丁韪良这样的传教士继续保持着中心位置，使得丁韪良可以联系同文馆以及在那里的外国学者和中国学生。例如，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的广学会办一种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中西闻见录》由丁韪良主编，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8月关闭以前共印刷了36期。杂志由广学会散发，主要关心西方和国际新闻，但是它也包括关于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科学(格物)的文章。丁韪良从他开始在北京同文馆任教以来就开始为杂志工作。后来，在1877年，他把杂志上的文章单独编选成一本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从此，《中西闻见录》成为同文馆推进科学和传教事业的喉舌。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支持李鸿章和自强运动来改革清朝政体。总共有199篇(55.1%)的文章是出自同文馆的教师和学生之手。而且，杂志作为一份免费的月刊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它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被更为普及的《万国公报》所重印，《万国公报》最初的名字是《教会新报》。 

     

当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年)当主编后，从1874年开始，《万国公报》每周都在北京出版，1889年之后改为月刊。《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都刊登那些和被雇佣在兵工厂和船厂的外国人有关的文章，在54名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写的361篇文章中，有166篇(46%)和科学技术有关。题目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药等技术领域，也有促进铁路、采矿和电报发展方面的内容，西方科学家的传记也加入其中。 

     

丁韪良利用《中西闻见录》在北京提倡科学，他的努力中还包含了李善兰和他在同文馆的数学学生的许多贡献。李善兰的学生有关数学的作业和科学试卷经常刊登在《中西闻见录》上，使它更加被认定是同文馆的刊物。例如，1875年3月和6月的那几期上，刊登了丁韪良对辩论地球还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考试试卷的反应。 

     

学生们经常回答“困难问题”栏目的问题，并为“回答读者质疑”栏目提供了先例，这也成为后来上海科学期刊的惯常特色，北京的《中西闻见录》是《格致汇编》的重要摹仿对象，《格致汇编》成为同时代的上海格致书院和江南制造局所发出的学术声音。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建立了一个翻译馆。最初的倡议是由徐寿(1818-1882年)、华蘅芳(1833-1902年)以及徐建寅(1845-1902年)等对西方科学有兴趣的传统学者所提出。除了强调国外制造业之外，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翻译是学习现代制造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其中数学又是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先前的例子是，明清之际的翻译事业使得历法得以成功改革，新历法正是以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新技术和模型为基础的，并在钦天监中得到实施。 

     

例如，傅兰雅在1880年写道，从1871年开始，江南制造局就已经出版了翻译的西方著作。到1879年6月30日，大约有98种著作被印刷成235卷出版。这其中，22种和数学有关，15种是关于航海和军事科学，13种包含有艺术和制造的内容。傅兰雅提及另有45种142卷著作已经翻译，但是还没有出版，其余13种正在翻译过程中，其中有34卷著作已经完成。 

     

翻译馆总共卖出了31111册共83454卷翻译著作，这还是没有广告和海报宣传的情况下完成的。一种1872年翻译的关于德国克虏伯枪炮的书籍在8年内卖出了904本。另一种1871年出版的关于海防的著作在9年内卖出1114本。《应用地理学概述》(1871年)在8年内卖出1000本，《代数概论》(1873年)在7年内卖出781本。傅兰雅关于采煤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在9年内卖了840册。除了上海、北京和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出版这些书籍是困难的，甚至对于后者来说，类似的数字是让人失望的，但并非毫无意义。 

     

例如，那位有争议的改革者和今文学家康有为(1858-1927年)1882年在上海的时候购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所有著作。1890到1892年间，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年)也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翻译书籍，包括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梁启超基于这些材料编写了影响很大的《西学书目表》，经修订后于1896年出版。在这329种出版著作中，有119种(36％)是由傅兰雅翻译的。谭嗣同(1865-1898年)在1890年代开始撰写有关科学的文章中提及《格致汇编》是他学习科学的来源，他1893年在上海拜访过傅兰雅，并购买了许多制造局的书籍。 

     

十九世纪后半期是中国现代化的“播种时期”。在1850到1870年的这段时间内，许多有关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与植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力学、航海学相关领域的著作，都被以新教传教士和广州、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合作者为核心的一个群体给翻译出来了。与兵工厂和官办学校相类似，很多个人也倡议需要在通商口岸和清朝官员与士绅中间普及“现代科学”(格致学)。 

     

上海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 

     

出版《格致汇编》的上海格致书院成立于1874-1875年，它计划通过展览、演讲和课程，促进西方科学、艺术和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并建立了格致书室。因为格致书院没有吸引到希望达到的关注，傅兰雅和徐寿也在中国创办了科学期刊，以期对通商口岸的中国人有所触动。1885年，一项课程和公众演讲的计划最终得到实现，科学论辨开始兴起并流行开来。指导计划中包括安排有外国科学教授来授课，但是这并没有实现。 

     

傅兰雅关于新期刊的设想马上从北京的广学会得到了支持，广学会在1875年关闭，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带有插图的月刊《中西闻见录》也停刊了。北京广学会的成员把他们的捐助转移到了格致书院。尽管上海的期刊出版了，并通过格致书院售卖，但它是一个由傅兰雅和他的中国助手负责的独立的计划。因为傅兰雅所写的文言文文章还不足以能够独力支撑这份杂志，他雇佣了栾学谦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来帮他把粗拙的汉语文章翻译到杂志上去，而过去认为这些没有作者的文章都是由傅兰雅写成的。栾学谦是在狄考文(1836-1908年)在山东开办的文会馆里接受训练，那里的科学和高等数学课程是用中文讲授的。 

     

傅兰雅与栾学谦的合作至少延续到1877年《格致汇编》着手创办，例如，在和傅兰雅合作以前，栾学谦就有准备上海格致书院化学课程的报告。此外，栾学谦也可能参加了《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的工作，这些杂志在1882到1898年间发行。另外，1885年起，栾学谦为傅兰雅管理格致书室，并在1911年傅兰雅最终把它移交给了栾学谦。 

     

格致书院的期刊最初可以在24个，后来可以在27个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得到：北京、烟台、武荣、上海、杭州、汕头、神户、天津、登州、九江、苏州、福州、香港、横滨、牛庄、汉口、南京、厦门、广州、济南、武昌、镇江、宁波、淡水(台湾)和新加坡。在1880年有30处代理商，到这年年底就增加到70处。尽管《格致汇编》是继承《中西闻见录》而来，但它由于关注欧洲和美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比《中西闻见录》层次要高。由于有更多中国合作者参与到编纂过程中来，上海的这份期刊的翻译水平也要好一些。 

     

《格致汇编》最初印刷了3000册，通常能在几个月内销售出去。9个月后，最初的9期杂志为满足需要而重印了第二版。1880和1890年代的顶峰时期，每份杂志印刷4000册，在通商口岸拥有大约2000名读者。傅兰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数学和工业科学的这种通俗形式的介绍能够被士绅和商人所接受。他还希望《格致汇编》能够对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有限发行范围有所弥补，后者通常只印刷数百册。后来，1891年，重印的早先几期也卖完了。 

     

《格致汇编》在7年内总共陆续发行了60期，1880年之后，《格致汇编》把它重点由介绍科学的文章转向了科学基础领域的报告，此外，傅兰雅对把数学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注意力与日俱增。1885年之后，格致书院在晚清中国首先倡导进行数学和科学教学，这使得它的教学计划非常有效。根据总理衙门1887年5月18日的记载，总理衙门提出修改科举考试，准许学生考试数学，上海格致书院培养训练了当时国家一半的有数学天赋的学生。 

     

另外，《格致汇编》以“互相问答”的形式在刊物上刊登了大约317份调查，这些信件和他们的内容都强调技术的实用价值，而对纯科学的兴趣则小很多。大约123封信(38.2%)显示出对科学理论知识和抽象的科学模型有一些兴趣，这对一份主旨更多地是普及科学和普及机械学的杂志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些问答也关心在自强运动中所采用的技术。给傅兰雅最大量的信件预示着1895年之后对科学有着更为广泛的兴趣，也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科学铺平了道路。 

     

1892年《格致汇编》停刊之后，在1893、1896和1897年曾重印。1890年代的最初4卷重印成整本以满足需要。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重印的书籍在格致书室卖得非常好。后来，1901-1902年在徐建寅的编辑下，过去出版的《格致汇编》以主题重新编辑，并以《格致丛书》的名称在上海重印出售。 

     

到1894年，一项用中文讲演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主题的免费讲座得到授权，它是以到1895年9月为止的格致书院的西方课程6个领域的详细课程为基础的：1采矿；2电学；3测量学；4建筑工程；5蒸气机；6制造。1895年，傅兰雅为格致书院编辑了《西学课程数学课题》。经常举办的星期六晚上的免费课程也在1895年开始。 

     

他们除了利用数量渐增的教会学校，这类翻译活动也在地方兵工厂、工厂和技术学校中有制度化的文本，正是这些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根基。因此，我们也应该知晓1860年之后中国的科学翻译和军事兵工厂的范围和等级，中国范围内这类地点举例如下： 

     

安庆兵工厂(1861年)，曾国藩创立 

     

北京陆军兵工厂(1883年) 

     

大冶铁矿(1890年)，位于湖北 

     

福州船政局(1866年)南洋舰队的基地，由左宗棠创立。 

     

广州兵工厂(1874年) 

     

杭州兵工厂(1885年) 

     

汉阳铁厂，位于湖北(1890年)，张之洞创立。 

     

汉阳兵工厂(1892年) 

     

湖南兵工厂(1875年) 

     

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 

     

吉林兵工厂(1881年) 

     

金陵兵工厂(1867年)，位于南京，制造后膛式来复枪和钢铁 

     

兰州兵工厂(1871年) 

     

旅顺海军兵站(旅顺，1881-1882年) 

     

山东兵工厂(1875年)，用来购买枪炮，制造酸剂和火药。 

     

四川兵工厂(1877年) 

     

天津兵工厂(1867年)，李鸿章用来生产火药和酸剂。 

     

台湾兵工厂(1885年) 

     

威海卫船厂(1882年)供北洋舰队使用。 

     

云南兵工厂(1884年)西安兵工厂(1869年) 

     

当福州船政局在中法战争中被毁，就证明了中国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其他工厂与舰队在面对外国海军封锁时的弱点。张之洞(1837-1909年)，这位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意识到需要保护汉阳铁厂(1890年)和汉阳兵工厂(1892年)这样的内陆工业场所。然而，直到1891-1895年间都没有能提供足够的资金，只好完全屈从于李鸿章的北洋舰队的利益和存在于朝鲜半岛的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汉阳兵工厂发现它的资金用于同时发展铁厂和兵工厂，这个问题导致兵工厂在生产上的减速，使得它没有能及时为中日战争生产武器或提供管理经验。 

     

在车间建设方面的其他拖延，和1894年夏天的一场毁灭性大火，使得汉阳的工程在十九世纪晚期远离了接近达到的成功。张之洞在战略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军事制造这两个目标之间踌躇不定，而在中途国家资金和资源被紧急转移去对付俄罗斯和日本的威胁。最后，他选择投资于铁厂来作普通用途，而不是建造兵工厂来生产军备。因此，尽管汉阳铁厂对中日战争没有能做出什么贡献，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期仍旧成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 

     

如果我们体会着他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文人职业，重新返回到这份给人印象深刻的名录中的现代工业场所，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在太平天国之后对《畴人传》所记载的本土历算家和天算家的继承，《畴人传》是在1800年左右编纂。57然而，在1865到1895年之间，一群新的工匠、技师和工程师出现了，他们从传统上由士大夫所垄断的知识领域中获得了独立，并很快地也不再臣服于王朝正统或它的典型官员形象。 

     

这些兵工厂和教会学校内学习科学的新学生仍然是文化、政治和社会层次的必需部分，他们逐渐从旧有的那种作为具有官员身份的学者的精英层次中显现出来。这些“科学家”(格物者)是“那些探究事物的人”，现在他们与正统的学者在官僚体系中共存，但在政治排位、文化声望、社会尊重等方面仍旧处于较低层次。孟悦精辟地指出，1850年代那些自学现代科技的学生，比如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和李善兰等，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考据学时期兴起的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的继承者。 

     

以徐寿为例，考据研究也可以作为掌握西方科学的前奏。徐寿、李善兰以及其他人，并由严复和鲁迅(周树人，1881-1936年)依次继承，他们都被引领到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接受科学、数学和工程方面的正式训练。一项科举的丑闻从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影响了鲁迅的家庭，鲁迅被迫离开他的家族学校，在转向文学创作之前，鲁迅先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接受训练，后来东渡日本，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的时间在仙台学习现代医学。 

     

在脱离国家科举考试传统课程之前，科学、数学和工程等方面的新式教育占据的是兵工厂、船政局和实业工厂的空前的制度上的地点，大力推进了非学位导向的工程、数学和科学的学习。一旦由地区首脑为推广洋务运动的目的而制度化地放置在一定位置，工程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专门知识门类的技术专家就聚集到孟悦形容的一种“国际的文化生产领域”，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最后，成千上万的行政专家、翻译和顾问——包括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到省立学校和地方兵工厂服务，他们在晚清主要的各省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的管辖之下，这些督抚是把学习外国的内容聚焦到科学和工业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物。太平天国之后，和治国以及考据研究相联系的传统文人创造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准则，这个准则为传统文人提供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所需要的思想空间。 

     

这种由教会学校和遍布全国的兵工厂引发的充满希望的开端到1880年代加速进行。上海和北京在促进和西学运动相关的新领域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不幸的是，中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文人中产生了一种思想冲击，他们认为中国除非实施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否则中国注定要失败。在这过程中，具有说服力的现代科学变成了改革者和革命者政治演讲的关键方面。 

     

晚清中国科学翻译对日本的影响 

     

尽管耶稣会士因为在十六世纪日本国内战争中管闲事而遭到驱逐，到1894年之前，日本还是已经输入了许多在中国翻译的关于科学的欧洲书籍，例如，中国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第谷天文学就是这样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1600-1857年)的日本。晚明的《崇祯历书》和康熙时期的《历象考成》在1720年代之后通过宁波到长崎之间的贸易而流传到日本。十九世纪早期，日本人也贪婪地通过与荷兰在长崎港的贸易，从欧洲输入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书籍。 

     

另外，十九世纪科学翻译书籍的重要性很快被日本明治政府认识到，这些翻译书籍是由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和在伦敦教会的其他人翻译并在上海石印出版的。翻译成中文比较显著的有代数学、微积分、牛顿力学以及现代天文学的著作，这些书籍很快到了日本编辑手上，马上进行日文翻译。例如，玛高温(1814-1893年)1851年翻译的《博物通书》就有日文本，又比如，广州医院合信(1816-1873年)1855年翻译的《博物新编》到1859年也以日文本的形式出现。合信1851-1858年的其余4种医学著作在1858到1864年之间也很快在日本出现。 

     

从1850年代的《六合丛谈》开始的许多期刊，也在日本重新出版，这其中包括介绍欧洲科学的许多文章，同时还包括有傅兰雅等人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以及北京同文馆的出版物。代数学(1859/1872)、微积分(1859/1872)的翻译著作,和丁韪良的《格物入门》(1867/1869)很快就可以供明治时期日本的学者和官员得到。这些著作在日本产生了比在中国更大的影响，当这些书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的时候，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还能很轻易地发现它们。 

     

中国许多科学术语是首先来自于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的兰学，例如，中文名字“化学”所取代了的术语“chemie”(日语semi)，就是从荷兰语来的。与此相近，江南制造局出版物的影响也是这样，比如在日文出版物中使用的中文本意是有关冶金术(金石学)的术语，后来这些术语的含义在日本发生转变，再重新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作为采矿的一个新的术语了(矿物学)。 

     

日本外交官柳原前光(1850-1894年)曾数次访问中国，他购买了许多中文科学翻译书籍。例如，当1872年他第三次访问的时候，他购买了31卷从江南制造局来的12种有关科学技术的翻译著作，这其中包括化学、造船技术、地理学、算术、采矿和三角学的著作。直到1877年，日本政府都在持续购买江南制造局的著作。1874年，柳原前光收到来自中国的21种新近翻译书籍。尽管有兰学和中国翻译书籍的影响，日本只是在187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教授现代西方科学，而中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从日本借用多少科学术语。 

     

海战以及所折射的清朝改革步入失败 

     

直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以横须贺军事技术为代表的日本海军决定性地击败以福州和上海为代表的清朝海军，才使得在现代科学方面日本具有了所谓的优越性，这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国者而言则成了一种常识。尽管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比起横须贺船厂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着表面上的优势，但在1895年之后，当双方审读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时，都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因为日本的胜利而追溯到较早的明治时期，或者因为清廷的失败而回溯1865年之后自强运动的失败。 

     

例如，直到1880年代，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通常被当时的欧洲和日本认为远远领先于他们的主要竞争者——明治时期日本的横须贺船厂。举例来说，庞百胜认为，1874年4月日本威胁到台湾岛的时候，清廷海军使得日本在1874-1875年参加到关系到台湾的一场海战中来，中国的海上防御准备赢得了更多的支持。然而，由于一场政策方面的辩论，中国人为避免敌对而诉求和平，结果使得位于中国北部和南部的两只现代化海军舰队的预算削减到4百万两白银(556万银圆)，远远低于他们所需求的。我们在文章前面已经看到，在1870年代中期，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都出现了在造船方面削减资金的现象。1870年代中后期，中国军火工业的主要是为左宗棠的军队收复西北的新疆而生产武器。除了财政方面的困难，高层官员之间的腐败也竞相侵噬剩下的资金。 

     

根据罗林森的研究，只有3艘约3600人的日本船只在1874年派遣到了台湾。日本海军部建立于1872年，到1874年，它还仅有17艘普通船只，总计吨位大概为14000吨。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21艘千吨级的汽船将能够处理好日本人的威胁，但是，正如我们在1894-1895年战争中看到的，中国的船只并没有组织到一支统一的舰队里去。 

     

因为需要时间聚集一支舰队到台湾，也因为错误地估计日本有2艘装甲战舰，作为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同意向日本支付赔款以结束这场危机，并且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人对琉球岛的控制。到1879年，中国有了2艘装甲汽船，这是为北洋舰队从波罗的海的伍尔坎(Vulcan)工厂定制的，远远比当时日本海军已有的任何船只都要先进，但它们都在中日战争中被击沉。而且，有趣的是，在德国生产火药的机器还没有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先进，而中国海军的优势以后再也没有这么明显过。 

     

中法战争的影响 

     

北方与南方的海军之间缺乏协调，成为中国舰队面对日本的时候主要的不利因素，而日本的舰队是一支位于横须贺的集中指挥下的统一舰队。这种不利因素在1874年法国宣称越南为殖民地，从而导致了清廷与之在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冲突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此后法国开始在中国沿海集结海军，并挑起了几次海战。法国并没有赢得中法战争中的所有战役，但是它赢取了1884-1885年发生的战争，因为位于福州容易遭受攻击的南洋舰队和北方李鸿章控制下的北洋舰队之间缺乏协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帮助中国海军在福州建造的马尾船坞在还未宣战之前就被一支小型法国舰队摧毁，这支舰队使用越南作为它的基地，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依靠欧洲的帮助所具有的危险。 

     

到1884年，清廷已经有了50艘现代海军舰只，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中国建造的。其余舰只中，有13艘是阿姆斯特朗炮舰，2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以及2艘以上具有8毫米口径枪的德国舰只。后面这些舰只在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之间平均分配。然而，清朝海军被分成四支舰队：在威海卫和旅顺的北洋舰队，一支在上海，另一支在福州，最小的一支在广州。不幸的是，1884-1885年战争是由在福州的舰队几乎在它马尾的港口内独自进行的。 

     

在马尾，福州舰队在15分钟之内就几乎被完全摧毁，部分原因是对国际法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当还没宣战的时候，法国使用外交的老练手腕使得法国战舰可以驶过闽江防线，并毫无阻拦地逼近福州船港。因此，和法国不同，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在马尾船港的现代舰队在1884年8月23日有11艘船，都已经至少建造有9年，并且都是木壳的。8艘法国船停泊在附近，完全占了上风，但是如果以非标准的武器来看，中国船只还是值得尊敬的。中国人没有好好利用潮汐来以策略战胜笨重的法国船只。李鸿章仅仅从他的北洋舰队派了2艘船只，并且声称在朝鲜的日本军队截断了它们返回北方的退路而把它们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 

     

法国舰队撤退到台湾，但在登陆失败后，它封锁了台湾岛的西部海岸。中国在陆地上取得对法国的胜利之后，谈判重新开始。于是，中国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法国在军事上的优越。罗林森指出，1880年代法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并不象英国在1839-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7-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么大。中国和欧洲之间技术方面的鸿沟在缩小，而真正的问题是：1中华帝国在政治和地域组织上的解体；2海军人员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并且没有很好掌握现代海军战略。 

     

到了战后，由于李鸿章寻求为他的北洋舰队购买海军舰只，而不是在国内由自己建造，所以，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机会大大受到限制，同时李鸿章也还得保障供给他的淮军。在1884年大部分福州的设备被法国毁坏之后，只购买过一艘外国修理船，作训练船只使用。福州船政局也压缩了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人数，但是，尽管被忽视，到了1890年代福州船政局还是在继续运行。1891、1892和1895年每年有一艘船下水，书籍和其他装备其也遭到破坏，但是到1886年基本恢复。 

     

1885年之后，北洋舰队是中国最主要的舰队，它的兴起是“南方灾难”的结果，尽管朝廷有要求，随后也进行了努力，但是创建一支单一指挥的统一海军舰队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新的海军部和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为争夺财政资源相互竞争，这些财政资源在1885到1894年之间因为海军预算进一步的削减而减少。慈禧太后在努力为她扩建颐和园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储备资金，虽然她并没有用尽帝国的宝藏或使中国海军一无所有，但是，资金的拮据确实限制了李鸿章扩张北洋舰队的计划。 

     

然而，北洋舰队对于日本人有着表面上的强大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1880年代海参崴巡航以后，中国舰队就停留在那里。此外，中法战争最后决定性的胜利在日本被报道，这在日本人眼中恢复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损的威望。例如，1886年“长崎事件”中，北洋舰队的4艘战舰从俄罗斯港口返回途中在长崎抛锚，由从德国购买的新战舰将其修理好，李鸿章寻找机会做了一场宣讲，为的是显示中国的海军装备要优于日本的装备。中国水手之间在港口发生了一场争斗，中国宣称在日本有治外法权，而长崎警察则看法不同，于是在港口传唤期间发生争吵，双方都指责对方。 

     

日本的敌意显然被中国展示海军优越性刺激了起来，与此类似，1889年的“神户事件”则是以日中竞争的心理为基础的。一艘中国船停泊在那里，后来竟演变成一场外交争执。1890年7月，报纸《国民新闻》(Kokuminshimbun)在报道中国舰队的另一次访问时，认为这是中国炫耀新式船只的事例。教育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外山正一(1848-1900年)在参观中国舰队的旗舰回来后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旗舰大口径的枪炮和厚重的钢铁装甲。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些外交论争，而中国优越的观念被推翻，日本也拒绝中国所宣称的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的说法。 

     

中日战争及其后果 

     

对于1894年7月24日突然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外国报纸通常都预言中国会最后取得胜利，甚至在中国遇到了最初的失利之后还是这么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副司令巴拉德(G.A.Ballard)认为1890年代的北洋舰队正处于可用的待命状态，并随时可以准备行动。后来，把中国和日本的海军舰队进行比较后，预示着中国可能取得这场海战的胜利。日本舰队总共有32艘战舰和23艘鱼雷艇，共载有13928人。其中，10艘建造于英国，2艘建造于法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生产的Yoshino号被认为是当时行驶最快的船只，在1893年的测试中，它的速度达到23节。然而，中国的舰队仍旧分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舰队。1894年，这四支舰队合起来大约有65艘战舰和43艘鱼雷艇。其中最强的北洋舰队差不多和整个日本舰队相当。 

     

外国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舰队比日本舰队有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小说在展望与清廷的战斗则洋溢着一种显著的乐观情绪，然而，许多日本人自己并没有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例如，政论作家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1835-1901年)就警告这种过度自信，尽管他也赞赏日本刚刚给被中国所抑制的朝鲜带来的独立和启蒙。确实，日本议员对轻而易举的胜利感到吃惊，明治皇帝并不情愿和清廷开始处于敌对状态。直到日本取得最初胜利的消息已经传达到东京之后，他才没有拒绝给伊势的皇家神庙或他父亲的坟茔派去使者宣布胜利。 

     

然而，另外一位英国观察家注意到，在中日战争中服役的中国船只上，中国船员显得士气低落，但是所有船员的薪水都已经支付了。然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日本海军则整齐划一。本来中国的四支舰队之间是差不多同步的，但是，最后只有北洋舰队独自迎战日本舰队。因为李鸿章让他的舰队远离1884年的海战，南洋舰队的官员现在逮着报复北洋舰队的机会了，他们在大多数场合避免和日本舰队进行战斗。在中国不存在一支国家统一舰队，甚至连在报纸上也都不存在。 

     

中日关系中主要争论的是朝鲜政治和经济的开放问题，李鸿章1894年7月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把朝鲜置于清廷附庸国的地位，而此后不久日本就擒获了朝鲜国王，中日之间的敌意由此开始出现。朝鲜摄政王对中国宣战，中国和日本船只之间的首次遭遇于7月末发生在丰岛，在那场海战之后，清朝北洋舰队试图保卫从威海卫到鸭绿江口的中国沿海，并在8月1日对日宣战。 

     

随后，日本海军在8月10日袭击了威海卫，震惊了满清朝廷，李鸿章以船只还不够用为借口而延迟行动。北洋舰队的主力聚集在鸭绿江口，为控制黄海与日本进行的大海战遂在9月17日开始了。双方在冲突中都投入了12艘战舰。中国船只在一次齐射中的装甲和吨位方面有优势，而日本在船只航速和齐射的持续转换中弹头抛扔速度上有绝对性的优势，日本有更多的快速发射的枪炮，可以发射3倍于中国从6毫米到12毫米炮的重量。 

     

然而，并不是仅仅只有技术是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事实证明，日本在海军指挥、舰船操作、以及弹壳的有效性等方面都有优势。一些观察家形容福州训练的官员是懦夫，尽管他们比起天津训练的官员来在经历和训练方面都更有优势，天津的官员几乎没有人当过船长。例如，在1892年，大多数驾驶室都仍会指定福州的毕业生。然而，怯懦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那场鸭绿江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发射了197颗12毫米口径的炮弹，半数属于实心弹，而不是炸弹，他们击中10次，其中6次臭弹，4次爆炸。 

     

小口径炮方面，中国人开火482次，58次击中，22次击中吉野号。他们还发射了5枚鱼雷，但是没有击中。中国发射命中率大概是10％。另一方面，日本人快速发射的命中率大概是15%。另外，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因为缺乏军火而受到阻碍，特别是船只缺乏大型枪炮。举例来说，通过黑市来的一些炮弹填充的是水泥而不是炸药，其中一颗击中松岛号，另两颗穿过崎京号。这意味着在李鸿章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以事后诸葛亮的想法来看，假设采取同样的战略决策，在鸭绿江的战争中，火力的速度和速率比船只及其装甲的重量要重要得多。 

     

鸭绿江的战争结束之后，海滨的交战继续进行，因为日本人利用海上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发动陆地上的战争，这使得日本第一军占领平壤，并穿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边界。1894年9月组成的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并占领了抚顺港。李鸿章寻求重建威海卫海港之外的海军，尽管很多人成为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但北洋舰队可怜的指挥系统和缺乏朝廷整体的军事体系，使得谴责官员和完全分派酬劳都成为不可能。此外，清廷海军的个人奖惩体系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可预见性，许多中国舰长和官员简单地自杀效忠了事，没有人敢于质疑指挥组织或者要求成立一个部门来讨论海军独立问题。 

     

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的自信心。此外，在清廷被迫给予明治政府大量赔偿之后，日本工业化也得以加速进行。朝鲜和台湾也都归于日本，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广大的西方注意到了小小岛国打败中华帝国的事情再次上演。然而，日本的胜利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担心日本会扩张到亚洲大陆上来。在与德国和法国达成一致以后，俄罗斯加入到干涉1895年4月签定的下关条约三方中来，使得日本被迫从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撤退，作为交换的是日本从清政府得到一笔额外的赔款。 

     

对于日本公众来说，战争的胜利成为刺激明治新闻界的关键事件，社论上充斥着关于战争的争论。公众的狂热情绪也被站在中国一边进行干预的欧洲列强所引导。当后来俄罗斯逼迫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给他们时，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在中国与莫斯科大战一场。1895年之后，当日本新闻界把播报国内新闻作为中心之后，公众关于军事冒险的热情也开始变成一种平常的事情了。在那时候，东京和大阪共有60万新闻报纸订户，日本对于中国的胜利在整个国家都引起反响，认为由此证明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东亚是杰出的，1904-1905年日本海军对俄罗斯的胜利更是加强了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勃发。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新闻行业极大地被催发了起来，明治时期日本的这种向信息出版的转移，刺激了用一种新的、统一的日语来报道新闻和信息的需求。例如，博闻出版社利用战争爆发的机会，1894年迅速出版了题为“日本与清廷战争日志”的每月三期带插图的出版物，这极大地普及和帮助制造了一群日本战争英雄。其他出版商也快速追随，关于战争的小说、戏剧和版画成为抢手货。《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还为发动征集“最好的”反对中国的战争歌曲，并颁发奖金。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鸭绿江的海战灾难和中日战争中清廷决定性的失败加强了中国公众对朝廷政策失当的批评，以及对那些在朝廷和地方上反对西化的顽固保守派的批评。输在日本手上的那场没有预料到的海军大灾难震惊了许多文人和官员，现在他们开始在文人圈中引发一种对于西方学问的新的敬意。例如，1896年上海格致书院的成功重新开办就和这个事件有关。傅兰雅报告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 

     

1895年之后中国的日本科学 

     

对傅兰雅和传教士们不幸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快速输入了许多在日本翻译和编辑的科学书籍。因此，从1840年代开始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中国术语翻译转换到从1900年开始的以日本为基础的中文术语翻译，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转折的关键点。1896到1910年，中国从日本翻译科学书籍都是以日本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因为，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再偕同外国人一起来进行科学翻译。到1905年的时候，教育改革成为清廷“新政”的关键，新的教育部坚定地赞同采用基于日本科学体系的科学教育和课本，取代了像丁韪良这样的新教传教士和像傅兰雅这样的更为世俗的基督徒所表现出的“西方”，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和官员学习西方的桥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和张之洞这样的改革者鼓励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张之洞的《劝学篇》最初是呈献给皇帝的，后来极大地传布开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和他给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的变法请愿书中，宣扬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术。康有为推荐了339种医学著作和380种科学著作，取代了梁启超提供的以传教士为基础的有关科学的最好的西学书籍。光绪皇帝1898年的诏令鼓励留学日本。到1905年，有8千中国人在日本学习，1906年这个数字以5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这个1910年末的时候减少到4千人。1900到1937年之间，大约有34000名中国人东渡日本学习。 

     

中日战争之后对中国“落后”的解释 

     

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新教徒对于清廷未来的信心有了一种显著的转变，由一位北京新教传教士领袖和翻译家林乐知所撰写中国战败的报告，被翻译成中文后，频繁地被盗印，例如，1896年湖南长沙的省试中被列为必读书目。林乐知简略地阐述他的观点为，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需要改革。林乐知早先出版了一本题为《中西关系略论》的内容广泛的随笔集，文章曾登录在1875年9月到187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万国公报》中与日本交战的评论在1898年重新出版，有几大厚册，并且立即卖出了3000册。 

     

这样的传教士不再是渐进改良主义者。在评论中，林乐知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三个根源：1迷信；2鸦片；3科举。在他的系列文章中，他也强调输入科学是对导致中国落后缘由的一种矫正。据林乐知说，中国的本土学问已经不能认识到现代科学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时忽视了对“物理之学(studyoftheprinciplesofthings)”重要性的认识，到1890年代后期，物理之学被称为“物理学”(physics)，而那正是以日本翻译的科学书籍为基础的时候。 

     

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傅兰雅对于清廷中国未来的信心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1895年5月22日，在给凯洛格校长关于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系职位(他将在7月获得这个职位)的信中，傅兰雅解释到，他在中国的位置已经因为中国战败而巩固加强了。一股“对西学强烈的需求浪潮”现在显然充斥在中国文人当中，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总体上忽视了现代艺术和科学”，他接着对凯洛格说：“我的翻译只要一被印刷就马上会被提及，有关西方原则的教育管理已经成为现今的秩序。为了今天的浪潮，我已经年复一年地耐心等待，现在终于开始涌动起来。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已经提供给我一个家园，还有那些我为之奋斗多年需要启蒙的人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从这个国家脱离开去，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错误。” 

     

那么，为什么傅兰雅会在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候接受伯克利大学的教职?早在1880年，傅兰雅就曾驳斥了英语可能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或中国将会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可能性。然而，在他1895年的信中，傅兰雅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接受伯克利的教职：“把西方的艺术与科学翻译成本国语言，并在第一时间传布到整个国家中去，不管这对于中国多么必需，但这仅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功。除此之外，即使再多的翻译也不能够满足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需要。”傅兰雅讽刺道，“中国普及教育”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但是那仅仅是第一步。 

     

他曾不知疲倦地把几十本有关科学和技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却采取了更为尖锐的语气。这场战争已经给他证明了，中国人从1865年开始的努力已经失败。傅兰雅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了世界末日般的声音： 

     

当然，中国语言和文学在逐步衰退，面对这个趋势，我多年的劳动相比而言是毫无功效的。他们的毁灭命运看上去是不可避免了，因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许这需要经过很多代人才能完成，但是迟早这个结局将会来临，英语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学术语言。 

     

这种迷人的时髦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看法，掩盖了傅兰雅和其他传教士是有着自然神学观念的宗教信使，在他们早期为中国人翻译的植物学和生物学当中就已经打下了这种观念的深深烙印。 

     

在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前夕，傅兰雅公开宣称用中文写作的《新小说》的竞争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道德水平，除去鸦片、八股文和缠足这三种邪恶之物。这种新文体的要求使用“简易、干净，并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和优美的风格的语言”，这也引起了梁启超和其他改革者的兴趣，他们呼唤一种新文化，并为此提供基础，而这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学已经失败为前提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加深了大多数传教士的恐惧，正如虔诚的丁韪良所说：“让这个异教徒的帝国在基督教的权力中解体。” 

     

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从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时期的整幅图景，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和工业化的欧洲以及迅速工业化的日本形成对比的观点，是对1895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关于国际国内观点的影响的一种人为生造的看法。由于不耐心地考察1865年之后的中国西化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低估了传教士在翻译科学、兵工厂的工业化、新式官方学校中，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在晚清中国出现时所扮演至关紧要的角色。我们应该论述十九世纪的兵工厂、工厂和翻译学校，要考虑他们作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工业革命的先驱，而不仅仅是作为清朝与中华帝国结束的序幕。（黄振萍　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自强运动失败的主因——因为，“自强”不是近代中国的命运。《周易》说“君子自强不息”，但近代统治中国的不是君子，甚至不是小人，而是贱人和废垃。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自强呢？他们连独立自主的能力都没有，除了迎合暴力、自甘堕落，还能干什么呢。所以，近代中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外患外侮推动的——都是因为对外战争斗争竞争的失败，内政才有改良改革以及革命的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