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老共产遭遇了小共产的新折腾

《干儿子、爱新觉罗后人...72岁老人10年被骗5次》（风暴眼 2022-11-01）报道：

薛澄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休息了。她伏身在书桌前，眉头紧皱。书桌上、客厅的茶几上还有杂物间，都是各种文件：诉讼书、复议申请书、各项合同和她自己搜集梳理的证据材料，包括手绘的关系图、装订好的网络反诈科普材料等，她尽量用各色文件夹分门别类收纳整齐。但资料太多了，她时常理不出头绪。

薛澄从加拿大回国后，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母亲维权。她自嘲，自己几乎成了“半个律师”，能信手拈来各种法条，为了获取证据，她经常辗转于公安局、法院、各相关部门之间。十余年来，因为母亲被骗，她和母亲关系时常恶化，但是作为独生女儿，她不得不为母亲辩护、追讨钱款。疲惫之余，她也很难理解，一向精明的母亲怎么老了，智商也没了呢？

薛澄的母亲王虹今年71岁，年轻时要强拼打，从某通信企业北京市通州区一名普通职工做到了分局长，事业可谓顺风顺水。夫妻二人拼搏一辈子积攒了殷实的家底。他们一家三口在北京拥有4套房子，在二三线城市也有小产权房。

然而，退休后，王虹一脚迈入时代洪流，这个富足的家庭瞬间如一艘巨轮失去了舵手，被风浪差点击沉。她十年间至少踏进5次骗局，名下的4套房子，有2套几乎被骗走。而且还在中介的连哄带骗下，在一座四线城市买过5套不值钱的海景房，更不用提零零散散撒出去的钱。她的十年历险记背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壮阔图景，也是一个老人试图挺立潮头的失败史。

在山东被套路买下5套海景房

2006年底，王虹从分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习惯了忙碌的她，忽然变得无所事事，女儿在加拿大生活，也无需太过操心，生活没有了价值感，身体便开始出现症状。她常觉得心脏难受、上不来气，有时甚至睡不着觉，四处求医无果。2008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了抑郁症。

为了打发时间，她帮亲戚看店，还垫付了5万元钱，因为利益纠纷双方闹到法庭对峙。2011年，33岁的女儿回国。王虹像是重新找到了生命的火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女儿的生活里。女儿不想工作，王虹替她写简历、找工作；女儿没有男朋友，她张罗相亲催婚；女儿在网上找了一个男友，她为了把关，和老伴两人跑到陕西咸阳的乡下呆了几天，问邻居，跑民政局、派出所打听男方人品和家境。

但很快，她再次遭遇挫败。在外多年的女儿习惯了独立，价值观念与她迥异，而她过于插足的强硬姿态，让母女关系极度恶化。女儿在母亲调查的档期，悄悄仓促领证结婚。母亲给找的工作，没干几天辞掉了。眼见着孩子越来越偏离自己希望的轨道，王虹干脆自作主张，强行撮合身边刚认识不久的年轻人张勇与女儿相识。

张勇，山东人，比女儿大一岁，身高1.86米，长得白白净净，浓眉大眼，他当时刚到北京不久，是给王虹的老姐妹——一个日籍老太太当保镖兼助理。王虹最喜欢张勇的一点是，他为人孝顺，也比女儿体贴。

王虹的提议遭到女儿愤然拒绝。张勇主动提出，既然没有缘分，不如认了干亲。王虹也渴望有一个体贴孝顺的儿子，能够帮忙照顾一下家庭。

没想到，这一干亲的结识却让这个家庭走向四分五裂。刚认干亲不到一个月，张勇就跟王虹提出借钱。理由是想花12万元买辆二手车，并声称“车市朋友要马上交钱，而且不能转账只能现金。”这一行为，在王虹看来，成为她认干亲诚意与否的验证，她没办法拒绝。

除了借钱买车，张勇后来还以各种理由从王虹那里“借”钱，譬如父亲生病住院，需要5千块；三个信用卡额度超期未还，请王虹信用卡代刷5万元。王虹还把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无偿借给张勇住，连张勇的家具电器，也全是她出钱买的。王虹算了算，在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她已经借给了张勇至少40万元。

在王虹的意识里，年轻人生活压力大，既然认了干亲，自己能帮多少尽量帮一点。她从来没怀疑张勇的意图，即使有，也是瞬间，很快就自我消解了。在给张勇12万元的购车钱时，王虹曾试图让张勇打欠条，但是被张勇的嗔怪吓退了。张勇故意拉下脸来说“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相信我，这钱你拿回去，我不借了。”王虹脸一热，赶紧打个哈哈不再提欠条的事，劝张勇收下这钱。

当张勇劝干妈王虹卖掉一套太原的小产权房时，女儿才知道母亲已经暗中资助张勇数十万，对干儿子比她这个亲生女儿还好，薛澄雷霆大怒，甚至与母亲决裂，把母亲驱出家门。

母女关系剑拔弩张，见面即暴力相向。王虹心情抑郁，一向潇洒的她，极想躲个清净。一个偶然的机会，2014年7月，王虹接到了山东龙口免费看房的传单。免费看房团就是常见的打着旅游旗号，把一堆老人拉到海边看日出看大海，然后圈到售楼处，现场轰炸各种“出门即看海”、“回家即度假”、“一房赚到底”的海景房概念。

据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很多老人顶不住诱惑，现场交了定金。王虹也不例外，关键的是，王虹更疯狂，稀里糊涂的她买了不止一套，而是陆陆续续买过5套，每一套都付了定金，共计37万多。

王虹本来只想买一套，业务员阿金看王虹眼睛发亮，便动了心思，说“阿姨，这是楼盘的尾房，价格便宜，买到就是赚到。您不如定两套，一套自住，另一套我帮你们卖，还能赚钱。卖的房赚的钱还可再补上全款，这样等于白捡了一套房。”

王虹一听，是这个理儿，便付了2套房的定金15万，购买西海岸一期60栋和80栋两套楼房。

一周后，王虹在西海岸办理房款时，又相中88栋一套大户型的房子，想把原来的一套换掉。阿金承诺可以办到，但催促她得先付7万定金。王虹没有任何怀疑，交了第三套房的定金。

但事实上，王虹交了三套房的定金后，阿金并没有办理退换房。直到2016年阿金辞职，王虹来到南山集团西海岸售楼处交涉，才发现自己名下已有3套房，开发商不仅不退定金，还让继续补交房款，否则便是违约。

当年6月，被海景房折腾得筋疲力尽的王虹，又获得南山集团免费看房团的机会。这次海景房不在西海岸，而在东海岸。王虹想要顺道去西海岸处理问题。她发现，东海岸的金域蓝湾B区，环境、房屋质量均比西海岸更好，只是更贵一些。她提出把西海岸的房子退掉，将定金全部转移到东海岸来，用于买B区的房子。

龙口海景房

同样的套路继续上演。业务员刘峰说需要向领导请示一下。协商之后，王虹先交了5万定金，签了购房合同，至此她名下已有4套龙口房产。

但一年后，事出有变。刘峰突然联系王虹，称西海岸的定金无法转移至东海岸的金域蓝湾B区，但可以转移至金域蓝湾A区。王虹始终没有丝毫怀疑，为什么一年后才告诉她没有转移成功。9月初，她再次来到龙口，为了把所有定金全部转移到金域蓝湾A区一套73平米的高层海景房，她又交了6万元定金。

不止如此，换房心切的她，还听信刘峰的谎言——把公司给阿金的三套房佣金共计7万元补齐，才能换房。王虹手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款，只好跟亲戚凑了7万交上。

3年来，为了退换房，她交了5套房子的定金30余万元，以及7万元的佣金钱。仅成功将东海岸B区的定金转移至A区，其余4套房子全价110万，如果后续补不上房款，她会被认定为违约。目前，王虹在西海岸已经有一套房认定违约，被扣了5万元定金。

王虹在龙口的遭遇，像是一出不可思议的闹剧。南山集团的业务员故技重施，骗了她五次，她如一个赌徒，失去了辨识方向的能力，屡屡听信人言，没有丝毫警觉。王虹事后和开发商交涉时，甚至一度连自己交付的房款钱有多少，都无法梳理明白。

押上两套房搞投资

两个连环骗局让王虹元气大伤，家里积蓄挥霍精光。王虹想到自己和老伴都只有退休工资，不再有能力赚钱造血，女儿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就忧心如焚。房子成了她唯一能用来“生钱”的本金了。

2018年6月，她看到了一个转机。北京中安民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民生”）推出一个“以房养老”的理财产品，并向老人承诺，只需要把房子抵押，就可以每年按照抵押金额4-6%的年化利率领取“养老金”，如果不想抵押随时可以退出。

新的生财之道，让王虹看到了安享晚年的新希望。她把166平米的自住房抵押给中安民生，获得的400万元抵押贷款购买了中安民生的理财产品“月月薪”，年化利率为5%，每月领取“养老金”16667元。

但没想到，她领取了不到8个月的“养老金”，这个宣称“很靠谱”的公司就爆雷了。这场投资最终差点导致王虹有家不能回，钱房两空。王虹的房子现在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据凤凰网《风暴眼》了解，这场轰动一时的“以房养老”案件，最终骗了至少800余名老人，涉及20亿资金。

但这并没有阻碍王虹的“养老梦”。2020年10月，一次去往北京西客站的公交车上，她遇到了自称爱新觉罗家族后人的郎士旭。他告诉王虹自己在北京有一家影视公司，言谈中还暗示自己人脉广深，经常出入高端会所，会所人员往来无白丁，多是达官显贵。

王虹很喜欢结交有能量的人，她还有个私心——希望认识一些在山东有能量的人，可以帮助解决龙口的海景房问题。

为了能出入高端会所，王虹还交了一千元的入门费，如果要成为会员，则要缴一万元。王虹感到自己很幸运，认识郎士旭，也幻想着能融入高端人群，扭转自己直线下坠的晚年生活。

于是她随郎士旭来到高端会所参加一次沙龙。会所隐藏于海淀区的中雅大厦B座，占据一整层，大约有六百平米。室内分割成多个会议室和沙龙厅，装修风格奢华，地上铺着厚实的地毯，桌椅都是高档红木家具。当时正举行沙龙，现场很热闹，人爆满，“达官显贵”们介绍自己的业务，谈论一些高深的投资秘籍。

不过很快，王虹发现似乎并没人关心她的龙口买房问题，人们热情关心的是别的项目。郎士旭告诉她，当下有个收益不错的项目，他有厂房要拆迁，资金周转不过来，需要一笔钱，建议王虹可以把名下的房产抵押贷款，贷到的钱借给他拆迁厂房，算作对其地球红村影业（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入股，公司未来效益可以分红。

万万没想到，新的骗局已伸向王虹。就在签合同时，王虹才知晓原来要拆迁的厂房并非郎士旭的，而是马正江的。郎士旭只是中介，而且去会所交的钱，他也能拿到20%的提成。

王虹悬崖勒马，与郎士旭决裂，却转而与马正江洽谈投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连环套，郎马二人合伙曾向北京多位有房产的老人融资。

马正江以同样的理由邀请王虹投资，并承诺带来至少两倍的回报。2021年11月，他带王虹夫妇来到一家小贷公司签订抵押贷款协议，成功贷款180万元。然后马正江和王虹夫妇签订借款协议。根据协议，半年后，马正江将偿还她540万元。

但到今年5月，王虹不仅没要回两倍收益，连本金也没索回。马正江解释是疫情打乱了计划，要延期3个月，然而至今，王虹也没有收到还款。

王虹一直未告诉女儿，还沉浸在自己的巨额财富梦幻中。直到5月25日，女儿薛澄在处理此前母亲被中安民生“以房养老”诈骗的事件时，意外查到母亲另有一套房处于被抵押状态，报警后才知道来龙去脉。

薛澄查到郎士旭的影视公司并没有真实的注册地，早已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她报案后，在警局还查到与他们合作的小贷公司员工，已经涉及7起房产抵押、“以房养老”诈骗案件。

在证据面前，要强的母亲似乎仍然坚信自己的投资。气急败坏的薛澄质问她，“这套路不是和之前一样吗？只是更隐蔽了，你怎么还相信？”

王虹瞪大了眼睛说，马正江有实力，只是陷入一时困难。他有自己的厂子，还有股票快到回购期，“任何一笔钱到手，都会首先给我还款的。”

迷上“原始股上市宏图”

王虹执着投身时代洪流的背影坚定，几乎孤注一掷地勇敢。2019年，经朋友介绍，她还加入百姓国货购物平台——多有宝。形式和传销类似，都是拉人头发展下线。下线再发展下下线，下线的人购物，上线的人都会有提成佣金。除了购物发展会员，最关键的是，平台承诺2023年会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所有会员日常积累的积分兑换原始股，公司一旦上市，他们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王虹因为谈吐清晰和见识广深，还被委任为经理，管理下面200多位老头和老太太。王虹以罕见的热情投身其中，每天线上开会，甚至晚上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乐此不疲，传达会议精神，振臂高呼发动会员们聚集身边更多的亲朋好友，投身到创业大潮。

王虹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在做助人的公益事件。平台宣称“0风险、0投入、0门槛、0囤货”，似乎不需会员们出钱，只要听听会，签到，刷刷视频，就是薅淘宝、拼多多等商城的羊毛。

这似乎是一个神奇的平台。它聚集多家网购平台的优惠券，会员可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商品。在淘宝上卖149元的仁和排铅长高片多维矿物质钙片，在多有宝上使用优惠券，仅需19元。在平台的宣传中，会员是在为推广国货而努力，薅淘宝的羊毛，也是薅外国人的羊毛，因为淘宝的投资人都是日本人和美国人。这些混淆视听的语言似乎在老人群里极为受用。

多有宝上的商品信息

王虹更是投入巨大的热忱，不要工资，三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维持着群里200多号老人的秩序。她自己每天还准时在多有宝app上签到，收取积分。多有宝甚至一度成了她网上购物的主要平台，家里堆满了在上面买的日化用品。

多有宝慢慢取代了她平常使用的淘宝，日常生活所需，只要平台上有的，她都尽量在多有宝购物，一般一个月要消费200元左右。

匪夷所思的是，吸收了众多老人余热的多有宝，最近叫停了会员的购物计划。原本打着推销国货名义实际上就是网络传销的平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传销平台。

在腾讯会议上，百姓国货总部总经理李学东给出的理由很宏大，他声音激昂地说“四部委指出，加大创新鼓励企业上市，让低收入人群步入中产收入人群，高层表态振奋追梦人！”为了响应号召，当下暂停购物端口，目前的任务重点是免费发展新会员，进行扩编，“未来的4个月里，每人每月最低要发展2-3名会员。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百姓国货这艘财富航母中来，时间不等人，醒醒吧家人们！”

王虹听着总经理高亢的声音，非常兴奋。她边听边认真记笔记，逢人就推荐平台。王虹的推荐语也习惯使用一些宏大词汇，譬如“平台力推国货拉动内需”，“与当前国家的形势相吻合。”

女儿薛澄看着母亲的狂热，特意提醒她这是典型的骗局，她还发现平台以帮老年人办“无息贷款”为借口套取他们的个人身份证信息及银行信息。但王虹并不买账，她坚信，自己正在做一项惠民利民的大事。而且等这家公司上市后，她和身边的“战友们”将因为积攒了足够的积分，获得上百万的分红。

时代洪流里的老人

尽管多个前车之鉴告诉王虹，财富的梦幻最终都是泡沫，但她坚信永远有下一个真正的机会等着自己。

女儿薛澄对母亲的执迷不悟已深感无奈，家里老伴也放弃了劝说。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在时代洪流里冲浪屡屡被打翻的王虹，坚持不懈的源动力是什么？

她贪恋钱财吗？可能有一些，这是女儿薛澄分析的原因。但是王虹在2000年供女儿出国留学，回国后，给女儿和女婿一套房子，还支持女儿赴美生子，这一切都是巨大的开销。依靠每月7000元的退休金根本无力支持，消耗的都是夫妻俩一辈子的积蓄。

王虹一辈子争强好胜，没输给过别人。在学校，她争当标兵，在单位，也没放过任何一次进修的机会。1969年中学肄业的她，成了电信系统的话务员。为了弥补没上过大学的遗憾，她参加了在职教育学习经济管理专业，从初中、高中的学业一路补到中专、大专毕业，圆了“大学梦”。

她也并非封闭短见之人。1999年底，王虹作为优秀干部，曾随单位的工作考察团赴美国考察，在20天的时间里，走访多地多家科技企业。那是她的高光时刻，她在聊天中，每谈及此，眼睛还会发亮，自识眼界开阔，见过外面的世界。

但时代的滚轴画卷即将大幅舒展时，2006年，她退休了。那时，中国互联网正进入飞速发展时期，电子商务崛起，移动互联网开始冒头，金融创新、大众创业此起彼伏，各领域涌现成千上万的财富故事。房地产价格屡屡升高，也诞生许多中产阶级逆天改命的神话。一切都在蓬勃向上，但凡投资，都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汹涌激荡的时代，将触手伸向这些与时代脱轨的老人时，也点燃了他们的激情。虽然王虹在65岁时还会文眉，烫着小卷，喜欢穿年轻潮流单品，譬如豹纹丝巾和鸭舌帽，学习使用QQ、MSN等网络软件，让自己紧跟时代的潮流，但她毕竟还是老了，家里老伴突然生病，她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车，抱着手机干着急，最后还是让女儿帮忙叫了网约车。

她过去信奉的生存法则，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好像已经不适用了。以前，她听见什么就信什么，眼里没有坏人。而如今她老了，她的行为则显得笨拙而荒谬，她甚至被一些年轻人哄骗得团团转而不自知。谁都能够对她作出几句虚假的承诺，提供一些伪造的文件，为她的“淘金梦”涂抹虚幻的色彩。

她在家里喊出“赚500万”的口号，成了家人闲聊时的“谈资”。她的“进取”和“努力”时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王虹的想法都没有变，她年轻时依靠自我奋斗积攒的财富，筑起了她的骄傲。年老了，她相信自己一样也可以重新找到价值感和归属。

王虹客厅的沙发上，挂着一幅硕大的“五福图”。五个福，字体各异，分别出自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帝御笔，五字上方皆盖有方正的红色印章，庄严地镶着金边，寓意“五福临门”——“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那是她辉煌前半生的印证，也是她晚年福禄的期望。只是时代提供的假象，像是一股飓风，在撑起她饱满的财富幻想后，随之又残忍地将其支离破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虹、薛澄、阿金、刘峰、马正江均为化名。）

谢选骏指出：在“毛泽东三十年”到“邓小平三十年”的过渡中，共产党变成了先富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先富党遭遇了小共产的新时代，新共产揭开了“第三个三十年”的折腾——这些折腾的共同特点就是“吃大户”。共产党吃了人民的大户，先富党吃了共产党的大户，小共产吃了先富党的大户。

谢选骏：小粉红如何面对马裂主义的白人红

《八十年代下的“坏”蛋：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公知被知乎网友扒皮》（知乎 2019-09-08）报道：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在微博上辱华跪西，给人时空错乱感，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髦的玩意，在胡温时也颇为流行，居然到了2019，还在这么低级的扯淡，丝毫不尊重常识，瞧韩寒这种小鬼机灵都已经遁了，免得抄袭被抓，袁腾飞都只能声音小小的瞎叽歪了。房海波说的很直接：“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这都9102年了，并不是2008年，十年前这么搞名利双收了，现在这么搞只能说反射弧太长。”

事情起因于文人吴国盛的几个阴阳怪气微博，简单总结就是：

美国的摄像头不会坏；

中国人爱吃辣是文化粗鄙；

“国虽大，民虽重，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

问题不在本身这几个扯淡的观点，主要是这些文字透出吴国盛的小。

网友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种阴阳怪气的低级神棍啊，群嘲起来。

吴必达说破了吴国盛病症：

吴国盛代表了80年代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所俘虏的那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从近代到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殖民。一次是1840年到1949年的政治、军事殖民；另一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文化殖民。我们早已经完成了对第一次殖民的去殖民化，但还没有彻底完成对第二次殖民的去殖民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对这批人的未来，我比较悲观，也就是下面一位网友的观点“：

“只有等这批人都死了，中国才能够完全摆脱恐惧美国的情绪。”

另外，吴国盛啊，告诉你，米国的摄像头真的会坏——《为米国政客提供妓女的老鸨曝光后总是被灭口暗杀：洛丽塔航班Lolita Express爱泼斯坦、华盛顿鸨母都被自杀》。爱泼斯坦被杀的时候，摄像头真“坏”了。

解释下标题，本来想说“八十年代下的蛋”，因为八十年代整体上确实是逆向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时代，但后来想，一竿子打死也不客观，那就具体到“坏的蛋”上吧，并不是直接的坏人坏蛋的意思。当然，也差不离。

下文为整理的精彩部分，您也觉得不够原汁原味，也可以直接到原文浏览。

摘录：吴国盛想说什么、是什么人

继续者张付：

1、拿不丹这个“印度的殖民地”作为颂扬的对象，是被殖民有理论。在映射中国最好被殖民。

2、拿不丹这种无完全主权的国家作为颂扬对象，是主权无用论。与中国一直以来维护主权的行为背道而驰。

3、吴国盛这是希望中国都碎裂成不丹那么大，就和平了！

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养人文学科的人，不是给分裂国家找论据的！

4、吴国盛就是我在过去文章中说的华奸公知，买办文人。这种人各种抖机灵、旁敲侧击、指桑骂槐，跪舔美国，他们反复证明中国存在的不合理性，反复证明华人及华人行为的劣等性。比如：

“重辣是骗嘴下饭的穷人菜”，而且特地放在对川菜的评论里。——这就是吴国盛支持的观点，骨子里瞧不起华人，瞧不起四川人，骂吃辣的人是穷人；这就是吴国盛的三观！把吃辣，一种中性的习惯，和歧视人穷放在一起，别说是一个清华的学者，放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这种公然的歧视，也是击穿基本道德的行为。

然后，把吃辣说成了“文化粗鄙”，说四川人文化粗鄙，公然把习惯上升为文化，然后进行文化歧视。美国也有吃辣的人，比如墨西哥菜；到他美die那里，他就不说了。总之，这种人的一切思想，就是反华，反中国，一切趴tian美国！可是教育部门在拿纳税人的钱，高薪养着这种东西，非常不合理。

5、吴国盛趴tian美国被打脸。

就在他转发完几个月，爱泼斯坦自杀时恰好监狱的摄像头坏了，疯狂打脸吴国盛。

6、个别网友认为：吴国盛的文字“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说的是美国。请看上面，吴国盛这种东西的一贯立场，他们是不可能骂美国的，反华人反中国是他们的己任。

知乎随便找几个人，都说不出吴国盛这种吃里扒外的草包话；知乎随便找几个立场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比吴国盛有水平。

像吴国盛这种每个月拿纳税人几万大元，成天为碎裂国家找论据的主儿，德不配位，技不配位，收入显失公平，应该去搬砖。

“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吴国盛这指桑骂槐，是说谁呢？既然吴国盛对暴力这么崇拜，应该成全他的梦想。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

有人说，我说吴国盛是公知华奸是“扣帽子”，我是理性客观中立的说他们是公知华奸的，请看下文，里面有公知华奸的定义，有公知华奸的行为总结，请读者们逐字逐句的对照，看看他们是不是公知华奸？（参考：《美国大资本财阀豢养的公知华奸怎么把你忽悠瘸》）

 李必达：一个人的观点和他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这位吴先生1979年（15岁）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研究生转到科学史专业，1986年毕业后进入社科院哲学所。在当时可算是少年得志。3年后，他与社科院工经所的同事柳红因为相同的政治理想而相识，恋爱一周就结了婚。1990年4月，两人的儿子出生，取名子尤（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一位少年作家）。1995年，吴先生凭借《科学的历程》这本介绍科学史的著作出了名，2年后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2001年出任北大哲学系副主任，可谓春风得意。不过，在这一时期吴先生又恋上一位更年轻，志趣更相投的女子邱慧，在2002年11月和原配柳红离了婚。他的儿子2005年罹患癌症生命垂危时，吴先生和邱慧正在美国“安静地进行学术研究”。少年作家吴子尤于2006年10月去世，他生前写过一首小诗，名字叫《我们的爸爸死了》。不过这些当然不会影响吴先生的前途和生活，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和继任的妻子邱慧育有一子，家庭幸福。

结合吴先生的人生经历，你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和主张的缘由。

在一篇访谈中，吴先生曾对自己的观点有过集中的阐述。

关于价值观，他说：“八十年代的价值观在我们身上烙下很深的印。当然，你会有修饰，但大方向没有变，觉得中国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是要往那个方向走。”

关于家国情怀，他认为：“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大的问题上总是要个人迁就集体，都是儒家做派，所以我们这些人很容易被迷惑。如果你没经历过理论洗礼，很容易被儒家那些情怀所迷惑。实际上，你通过理论一清理发现，其实是迷雾，并没有想清楚，只是一种情感而已。”

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就很清楚吴先生为什么会认为美国的摄像头不会坏，中国人爱吃辣是文化粗鄙，甚至说出“国虽大，民虽重，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这样的话了。

笔者不想对吴先生的言行做任何道德评价。但是，吴先生的经历和言行相当具有代表性，他代表了80年代被强势的西方文化所俘虏的那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2008年以后，这批人的声音已经逐渐变小了，最近一段时间貌似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从近代到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殖民。一次是1840年到1949年的政治、军事殖民；另一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文化殖民。我们早已经完成了对第一次殖民的去殖民化，但还没有彻底完成对第二次殖民的去殖民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附录：吴国盛简历

吴国盛，男，1964年9月5日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

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1983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师黄耀枢教授，1986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

1997年被破格晋升，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1995年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叶秀山教授在职攻读西方哲学，1998年毕业并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9年4月9日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1999年12月被批准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 2000-2009年担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

2001－2005年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主任。

2001年起担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

2004-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2006年起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7年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史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 2010-2016年担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9月1日离开北京大学，进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任长聘教授。

2017年6月担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百度来的吴教授履历，问题就在前三排啊

 

逛逛：这种言论，典型的就是“公知体”了，清华出这种卖国贼，不是一个两个了。

用一句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他说这类话，就是在“指桑骂槐”。

其言语的背后逻辑根源，是这样的。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挨打？因为你们做的不对。

你们的意识形态独裁，你们的经济政策不符合自由主义。

你们没有选票，你们不言论自由，你们。。。

当然，其背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没用听“美爹的话”。

洋大人为什么“打”你们？你们中国人自己讨打。

这货的言论，远的不说，就说进的，就是在影射“中美贸易战”。

这是在给美国人背书，给美国发动贸易战做辩解。

总之一句话，为什么美国人不打别人？专门打你呢？因为你讨打啊？

“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

这个家伙，还是在搞“白人殖民者”的那一套。

为什么白人爸爸会打你？因为你愚昧，落后，你们人种都不行。

这种人，不用跟他讲道理，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他就是在给美国人的利益背书，你跟他讲逻辑，他就跟你和稀泥。

查一查这货的账户，看看有没用什么“神秘汇款”，以及是不是接受了某些基金会的援助，就明白了。

 

李建秋：吴国盛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

反驳吴国胜的话很容易，我也不打算从所谓的国际流派来找问题。吴国盛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我很了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亲戚就有第一代恢复高考的大学生，80年代的知识分子深受美国影响，注意是美国影响而不是“西方影响”，欧洲和美国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我能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普世价值，不但和今天的中国人不一样，就是和今天的美国人都不一样，大家看过《丑陋的中国人》，里面的柏杨在谈到印第安人的问题的时候，就直言不讳的指出美国印第安人比较“劣等”，这种话拿到美国，绝对会被劈头盖脸的痛批。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对的。

之所以是对的，就如同大家后来看到的那样，里根总统前段时间的录音被暴露出来，里根轻蔑的称呼非洲的黑人都是猴子，注意，这是八十年代，不是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国已经取消了种族隔离了，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中国人是接受的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套，形成了对自身文化的否定。

像吴国盛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还有喝多，只是他们不幸生活的时代不是八十年代，现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打脸素材，甚至根本不需要网友去寻找，他们自己都会否定自己，有些人虽然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但是有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比如说前段时间袁腾飞跑到法国逛了一圈，法国经济不太好，袁腾飞自己也承认法国的大福利政策赞成一定的问题，可是 他在当年讲课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当年说的是中国人要去法国，该换那换那，为什么法国这么有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此处袁老师使用深情的语调），欧洲太有钱了，“随便花，又挖了一个油田出来，真讨厌，钱花不出去怎么办？满世界的捐”云云，想必各位也都是看过袁老师的视频，我就不重复了。

像吴国盛这样的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和其讲道理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不懂，但是他们更愿意用他们的方式去理解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乌托邦，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自由”，实际则是思想被牢固的禁锢在八十年代，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但已经偏离了现代中国，甚至偏离了现代美国，是八十年代那个特殊时代的一个活化石。

 

陈平

吴国盛这个人，就像所有人家五六十岁那些没事就喜欢骂政府，说美国多好云云，甚至去公园里集会操中南海的心的老头子一样。这一批人成长的年代，正好和改革开放重合，小时封闭，等到稍微有点自主意识的年纪，美国式的思想大量涌入，一下子把之前的三观都否定掉了，从此再没转过弯来。

我们理解吴国盛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但如果今日的人还把几十年前的东西看作先进，那就是蠢；国家逐渐富强，仍然叫嚣着白人拯救，民族劣根，那就是坏。

知乎用户

在中国受教育的80年代的文科知识分子不少都是这种，没什么奇怪的。他们的知识储备也就这样了，受到知识面和基本功的限制，有各种明显错误的言论都不奇怪。这个和吴国盛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还是科技史学家都没关系，就是水平差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人能领到清华的科学史系？

 

zhouchuhan

最烦这种公知教授的翻案风，要么是给某个历史人物，要么是给某种历史经验，不整出点新词儿就好像愧对智商一样。。。那你倒是说点能信服人的东西啊，结果全是狗屁倒灶的，既不切合中国现实，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真的想破口大骂

 

ping qing

很多年前，中国曾有一个大学生在电视节目上质问，说我们花了很大代价去考上大学，结果到了大学发现这个大学的教育是劣质教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后来大学生们就学聪明了，哪怕学校和老师是一坨屎，也绝不会说出来，反而到处宣扬自己的学校是名校，是985211。、反而老师们，可能逆向淘汰太严重，经常想露脸，结果把屁股露出来了。

 

知乎用户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教授不务正业胡说八道，本来在课堂上放放炮很正常，因为某些恨国党们总喜欢摆出一副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嘴脸，向学生展示自己观点的与众不同，学生忌惮老师也不敢反驳，现在好了，居然还贴到网上去。

 

上山若随

这是目前亲美帮的总体思潮，只是清华出现了这种教师队伍，需要仔细想想。中美贸易战开始，众多留学美国的才子们不得不灰溜溜回到中国，然后就变成为愤青，认定是中国政府目前的“讨打”、"作死"的态度，毁了他们的前程。其实是整体的无知。

说实话，尽管中国工业化成功了，能够走过来至少50%是运气因素。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竟然能够成功，结束的美国梦（中心外围结构），传统的世界秩序已经紊乱，世界整体从头再来，这才是本质。

 

babayetu liu

有一批人，在1980s被美国文化洗脑后，就思维僵化了，完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其实是挺可悲的。他们用僵化的思维分析问题，往往刚说出的话，就被现实打脸，甚至都不用去特意的找反例。

 

doctor wang

西方殖民主义换上了新外衣，有些人便认不出他们来了，而吴教授便是这样的蠢人。

从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但乌克兰等等大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今天推行民主的方式就是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他们把自己的民主方式打造成和一神教信仰一样的不容置疑。认为其他的政治体制就和其他的宗教一样是异端，是落后的野蛮存在，他们是来教化和普度众生的。然而实际确是打着最高尚的旗号，用着最卑劣的手段。在近代为了推销民主，解救众生，把一个个国家推入内乱的战火，杀掉了无数的生命。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前后如此极端分裂的情况下达到自我说服和逻辑自洽？因为这和他们的殖民主义的利益需求是分不开的，而殖民主义是根植于他们文化基因里面的重要部分。殖民的需求，要求他们必须对反抗者实施肉体消灭。而肉体消灭带来的道德愧疚感，需要文明传播者，苦难解救者这样的高尚名义来消弭。这就是他们扭曲的根本。他们和殖民时代的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今天换上的一件新的外衣“民主”。

 

林中貓

80年代上大学的，很多都是汳洪偏执狂，已经到了不讲道理、迷信、歇斯底里、双眼赤红、刨坟掘墓的地步。类似于，我知道老王不是什么好人，吃喝嫖赌抽的，但你非说他屮母猪我TM怎么信你啊。这类人是屁股说话，不知道喷出什么屎出来。坚持客观、坚持唯物主义才是真·学术的出路。

 

桃白白

看了他的博客，这个年龄，这个经历，这个社会地位，做公知不奇怪。

但是他的父母满怀希望和憧憬的为他取名为“国盛"。

可惜他长大以后既不希望“国盛”，也不愿面对“国盛”。

只会充满优越感的用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指责走在“国盛”道路上的同胞们。有点讽刺…

 

Mr Poopybutthole：

李建秋的回答让我颇有感触。他描述的“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无处不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是冷战末期。冷战是一个“宏大叙事”交锋的年代，最后胜出的，是“山巅的光辉之城”。

冷战末期的美国，有这种能力，说服大家Everything is a-ok!

我同意李建秋的结论：这些人是难以和他们交流的。沉浸在宏大叙事的里面的人固执得可怕。他就像上图的Vault boy一样，脑子被教育成了一个锤子，看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钉子。他的行文，那种被动语态已经展示了他的defense mechanism，他刻意隐藏了潜在打人者，讨论已经无法展开。你要是敢说潜在打人者存在主观恶意，天呐！那可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呢！

 

妄明：

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就这垃圾样子？

他明目张胆的偷换了概念，篡改了定义。

又故意加了几句引战的话，故意挑起争端。

“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

这句话寓指哪个，不用说了吧。

 

大huge大Giant儒：

吴国盛就一活在旧时代的大儒而已。当代儒还有个共性，也是2500年没变的，就是垄断解释权，在他们眼里，自己懂得最多，至少要形成一种你肯定不懂，我可以瞎忽悠你的局面。他们永远不能接受知识已经普及化了，无法高人一等的事实了，他们还停留在旧时代，希望自己是公知，自己有语录的最终解释权。进入现代社会了，所有知识已经公开了，但是当代儒生没意识到这点，还是传统儒家思维，喜欢对他人进行瞎忽悠，他们以为他人是不读书的，不懂历史，不懂百家思想的，所以会劝你多读书（不是多读百家思想，是多读孔二妮语录，毕竟他们还指望继续垄断知识，垄断最后的解释权，怎么可能建议你们多读百家思想与了解到秦统一时，儒用不上的事实。吴国盛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以为他的这个观点，别人是发现不了错误的。这真是得怪某个人了，真不该提倡全民教育的。

 

李劼

越看越觉得他说的是美国（反正肯定不是中国，咱建国才七十周年，离“享国百年”差了大约三分之一呢）。特别是结合“9.11世贸大楼被怼”，“美军马鹿在伊拉克，阿富汗连年征战，大批被打死打残打伤”这些事例来看，简直铁证如山啊！

哪位好心人把他的言论转发给美国大使馆微博？让“讨打”和“作死”的美国人也接受一下教授的谆谆教诲？对了，记得在他申请赴美签证之前发。

 

Buliwyf

生活大爆炸的谢尔顿看过吗？这些高校工作者除专业以外的情商智商就这么一点。你要把他们除专业以外的任何言论当回事就得气死或笑死。

按谢尔顿女朋友（当时还是）的说法，因为搞科研的负担太大，谢尔顿的脑子里除了思考本专业以外的部分，也就是负责其他思考的部分都被挤到很小的角落里了。你可以把这个现象视为某种残疾。。

 

作者：知乎用户

文科（科学史也算文科）很多时候，争来争去其实争的是对话语的定义，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其实是没有办法讨论问题本身的。到底是“落后就会挨打”，“落后不一定挨打”，这里不是应该首先明确什么叫“落后”，什么叫“挨打”吗？没有明确的定义，能争出什么结果？比如我们说清末，你先要论证它落后吗？就要明确怎样叫落后，是经济上的？这个落后的值是多少，是政治上的？科技上的？还是人数上的？种种，有可考量的标准吗？这个标准科学吗？然后什么叫挨打？是用军事手段吗？经济手段、文化手段算不算？如果列强没有直接动手，而是不停挑衅，最后慈禧没忍住打起来了，算不算列强直接动手的一种方式？如果列强频频武力威胁，慈禧软了，算不算挨打？还有，挨打必须打成功吗？列强没打赢算清朝挨打了吗？看到一个高票的答案说逻辑，逻辑也要先明确定义啊。

 

匡友良

你说我中国文化制度是垃圾，那我就是垃圾。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你是所谓最开放包容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这种人说的话就像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说的话。

他都已经这样了你为什么不顺从他，你总得给人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吧，最后的时光里。

因为八十年代这种时代很尴尬，再往上一点针织斗阵，哎，意识形态，割麦输出，可能有点实力，还能操作一下。

再往下，九十年代，拥抱改开，人家就纯属下海，就搞市场经济，自己也知道自己就图钱。

但八十年代？上不去又下不来，他觉得暴发户不配和自己相提并论，但是呢他想占领舆论的阵地，他又上不去，想操作又操作不起来，卡在了那个时代，活在自己梦里。

造反又不敢，只敢逼逼些自己过往的牛逼才能维持得了生活，所以这种时代是最尴尬的，但是，他们的想法还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的那些无脑否定中国文化传承社会沿袭无脑歌颂美式制度文化生活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癌症晚期。

 

黄裳

有很多的人，混在科学的队伍中，却对什么是科学一点基础的概念都没有。

我曾经一再的说过，科学和文化是不同的。文化中可以有故事，有谎言，但科学不同，科学是只重视事实和逻辑的。凡事经受不起事实的检测和逻辑的推敲的都不可能是科学。

可叹的是，科学家也是人，也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也必然被各种文化洗脑，最终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中丧失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自己的科研范围之内还能做到实事求是，但跑出了这个范围，他们和农村老太太也没有任何不同。但偏偏自以为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勇于发布各种观点，最终被别人耻笑。

在我们的各级院校中，这种人是非常多的。不足为怪。

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各种观念实际上是被各种文化氛围左右的，在一些相当多的领域，因为西方的强大，是被西方文化主导的。中国的高校相当多的人都是思想上倾向西方的，我就见过很多。他们潜移默化的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不自知。最终在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的事情上变成了西方的农村老太太。

为什么说他们是西方的农村老太太？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之内，是知道事情的复杂性的，他们穷年累月的科研，也未必能获得一点点突破。但在社会领域，他们的思维极其简单。是一种二元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不好，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好，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不好，是因为中国的人的道德不好。而美国欧洲的美好，是因为人家的意识形态道德素质好。

他们的头脑就是这么简单，可是人类社会是这个自然界最复杂的系统了，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理解的。要研究人类社会，是需要科学的思维，用事实和逻辑来推衍的，在这个领域，事实是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于是各种简化版本的懒人思维就充斥社会，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这种懒人包而已。大部分人都是接受这样一个懒人包，或者选择西方的，或者选择中国的，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来选择的，而不是用科学思维思索的结果。

这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在进行的原因，大部分的人其实在这方面不主导自己的大脑，他们的大脑是别人争夺的舞台。包括这个所谓的清华教授。

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会发现，人类的每个步伐，都是努力的成果。自己的生活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的。就算是要掠夺别人，你也要有战斗并且胜利的准备和努力。而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的结论是，你只要换了制度，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事实是，换了制度的国家变的更糟了，他们却视而不见。

意识形态传授给你的是观念或者信念，这种信念不需要严密逻辑的推演，只需要让你相信就好了。而社会科学是一种繁重的工作，需要的是大量的调研，大量的统计数据，大量的分析和思考。还要克服自己的人性的弱点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其实很少。

我认识的高级知识分子，颇有几个我很尊重，但我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很强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我不同，没有相同的三观的人打交道是很累的。

你知道中国清末的那些忠君思想是怎么退出历史舞台的吗？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年建国以后，溥仪作为末代皇帝，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公民。但一些人见了他仍旧忍不住想跪下磕头。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忠君教育。一直到这些人都死完了以后，忠君思想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历史离我们现在还只有几十年而已。

清华的这个教授，他年轻的时候，接受教育的时候，满眼睛看见的都是美国的富裕和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他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快的这批人都还是中流砥柱的时候，国家的基础形态就不一样了。这是好事，但也给很多人造成了不适应。

只有等这批人都死了，中国才能够完全摆脱恐惧美国的情绪。

 

观沧海

他说的有道理，跪下来给人当狗，只要舔的好，主人怎么舍得打你。

结合当下，如果真是清华教授出此言论，就是给上头建议，你看你和美帝打贸易战不是讨打么，你搞什么一带一路不是讨打么，你发展什么5G不是讨打么，你弄什么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讨打么，你南海造岛不是讨打么，你自主搞什么055，j20,平顶船不是讨打么。

你不是号称温顺的小白兔么，你怎么可以拥有这些东西呢，你不是作死吗？

呀，完了，你很多都搞了，你现在很危险啊，要想活命赶紧学学乌克兰！！！

此人真乃无双国士，观世事，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Jeremyzzzz

近年来舆论环境转换比较快，这当然和国家净网活动有关，也和网名们自我判断能力的提升有关。公知们要想依靠以前的编纂历史那种手法来带节奏，似乎也是编的更难了。现在公知们的新玩法出现了，不发明历史了，基于现状来打擦边球，借力打力，新角度阐述历史。借此来否定及推翻一些他们一直想要否定和推翻的东西。

可以先简单说明下，他发这个微博的本意是什么。近两年来，很多公知给出了几种带节奏的角度。一种是说锋芒太露，放弃了韬光养晦，导致被打；一种是一打就散，脆败，快快向他们的西半球父亲跪下；还有一种是不发展怎样，就是龙应台的那套“小幸福”理论，还有很多很多的骚套路和骚节奏，就不一一总结了，这三个是最明显的。

这种切入点的风骚之处在于，他们还真是基于事实在说话，让新手村的观众们会被迷惑；但对于熟悉公知套路的进阶选手，马上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逻辑漏洞，因为虽是事实，但阐述的事实和给出的方法却是脱离了逻辑的。

比如说韬光养晦这种，何为韬光养晦？隐藏锋芒，修养身性。以前可以有，现在不可能继续啊。公知们往往会以此为切入角度开始攻击近年的宣传，军事等等，司马昭之心啊。第一，经济总量已经上来了，藏不住了。第二，要让增长势头得以持续，要让经济进一步增长且是真正的增长，为了自己而增长，军事就必须提升。现在要我们继续韬光养晦，是要我们放弃经济还是放弃军事？

那说到这位叫兽的切入点就是之前总结的三大骚套路中的第三点，其本质意义是说，穷也不怕，签协议也不怕，投降也不怕，放弃高端产业链也不怕，跪着就行，跪好了，一样能有小幸福和小确幸的。他举了两个论据出来，新手村的乍一看是那么回事儿，而实际考究下就会发现漏洞太多了，算是事实，但绝对不是实际。

不丹，绝对的小国，幸福感亚洲第一，信仰佛教，亚洲最穷之一。然而不丹夹在中印之间，其旁边还有一个已经被吞下了的锡金作为前车之鉴。当前不丹几乎是被印度实控，能算真正的独立主权吗？中国与不丹的人口有天量差别，以中国的人口数量来说，过不丹的生活那就是灾难，饭都不够吃。此例pass。

瑞士，小国？打开地图来看，似乎挺小的啊，还被一数欧洲“大”国包围着。但瑞士不是小国啊。其保持中立，但不代表他不被欺负是因为他保持中立啊。瑞士地理环境很好，打起来是易守难攻的；其次，瑞士有钱，人玩的是雇佣兵，战斗力不弱。这位叫兽先搞清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再来举瑞士的例子也不迟嘛。瑞士是否打过战，打过，参与过反法同盟。瑞士是否要被打过，有过，二战不是没被围过，且瑞士没像旁边的大国某髮迅速升白旗。合着我就不懂了，瑞士是因为够强才宣布的中立，还是够弱才能宣布中立。这个例子可以pass。

综上，pass＋pass＝该叫兽可以pass。

 

Loscock

在这个贸易战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手里的牌越来越多，美国手里的牌越来越少的时候，说国大民众“讨打”，是何居心？

你通篇都在解释为什么落后弱小不会挨打，但最后怎么冷不丁冒出一句完全未被论证的“讨打才会挨打呢”？不符合逻辑啊。您平时教书搞学问也这么想当然吗？

此人的业务水平我不关心，只是老先生的良心和屁股，我看大有说头。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几乎可以浓缩为俩字：挨打；全民奋力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归为俩字：挨打。时至今日，中国发展好了，不会挨打了，却又触碰到了江湖老大的利益。

所谓“小弱而美”，说的是八块论，劝中国人把自己分裂掉，博美国人高兴。因而编出一些鬼扯的话来试图糊弄中国人。

所谓“讨打”，则是正如彭斯“讨中檄文”里面的观点：中国不知感恩，咄咄逼人欺负善良的美国。这就是“讨”。“打”的部分他还没看到，他也看不到，不过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判定，美国的王师早已大获全胜了。

一个中国人，在中美博弈中国渐占上风的时候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说你中国怎么能赢呢？为什么要赢呢？美国是我心中多么美好的乌托邦呀，你把乌托邦砸了，我还怎么随心所欲地批评你们这些中国人呢？

以前跪着就一直跪着呗，干嘛要站起来呢？不站起来不就不会感觉到膝盖疼了吗？

吴教授怎么还没被送到精神病院？

 

北冥岛

这证明了我国高校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换言之，体制问题啊！

这种历史水平很捉急，逻辑水平更加捉急的人，居然还是清华的正教授。他当年是怎么拿到教职的？而且他不专心搞研究，却有空发表这种与专业无关的谬论，证明他实在是太清闲了。

现在的高校体系，只要你拿到终身教职，学校就再也没法开除你。正如自然界的海鞘幼虫，他们拥有发育良好的大脑，然而一旦在海床上定居并发育成年后，大脑便走向退化。

没有学术理想的老师，拿到金饭碗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化掉自己的脑子，做一个纯粹的寄生生物。而中国高校早年的科研水平落后，在21世纪之后才有大发展，但此时职位已经全被老资格占据了，所以一度有过一个笑话，评选副教授的人申报材料平均水平比正教授的申报材料还要好。为了提升我国教授的平均水平，必须建立退出机制，把那些大脑已经退化的人从海床上清除掉。

 

小夫子老男孩 ?

关于吴教授的心声我想到一个无比贴切的话：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我翻译一下吴教授的话：“为什么还在反抗啊，美国那么强大，你国是劣等国家劣等民族，反抗就是作死，作死就会死啊！我不想跟你们一起死啊！我要当高等白人的狗，把他们舔舒服了，我也就能高你们一等了，你们不投降我怎么当狗、怎么高你们一等啊？他们可不会朝我扔肥皂啊，我只能好好把他们舔舒服啊。好，既然你们这些死硬分子顽固到底断我发达路，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种货色都能在清华当教授，北大或成最大赢家，吴教授的同道，还有一位龙女士@龙应台，她的名言“比起大国崛起，更要小民尊严”一时间沦为耻辱的笑柄

他们以为反抗是作死，自强是作死。却不知道南京城里无辜百姓的无法反抗，并没有换来日军的仁慈。而只有崛起的国家把侵略者赶出去，才能换来小民尊严。

 

匿名用户

这种带有部分进步倾向，对现实极度不满，又没有能力去改变的嘴炮型小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认知往往出于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

为了支持自己的想象，这一类人会幻想或者带入一个不存在的美好世界，来寄托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抵触，在中国有桃花源，在西方有乌托邦。伏尔泰当年为了喷自家的国王和贵族，对大清统治下的中国大加赞赏，称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的，中国人的道德是地球上最高尚的，还经常给十全老人乾隆写信表示崇拜。

河殇派的崛起其实就是在大抽疯之后知识分子集体的一次叛逆，他们觉得当前体制实在太狗屎了，绝对不能再来一次，必须要改变。这个结论倒是没错，但是，面对这个改变的问题他们犯了一个很根本的错误，那就是为了证明我是错的，而非要证明对面是对的。

在证明对面（外国）是对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就开始生搬硬造，各种创作段子式对比，搞出什么“德国下水道”、“日本夏令营”、“东京湾里藏航母”、“美国创新小学生”的流毒。

这种流毒直接导致了整整三十年的大规模逆向民族主义，不但没有产生知识分子所期待的“人们都向往自由，然后逼着政府自由了”的效果，反而制造了一次堪称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笼罩范围十几亿人的群体自卑。

像这个教授说这些，我就不去指责他的逻辑有多白痴了，我们要看他逻辑背后的逻辑。

为什么要强调落后不一定挨打？

因为我觉得你快挨打了。

为什么你快挨打了？

因为你最近太强硬了。

不强硬就不会挨打吗？

对，世界是和平的，不惹事怎么会挨打？

美国一定要打你呢？

美国是文明的国家，怎么会没事打你？你这是旧社会帝国主义思维。

如果你看过《三体》的话，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整个《三体1》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因为大抽疯的阴影，叶文洁（知识分子）对人类（体制）失去了信任，于是决定引来外来力量改变人类（中国），而荒谬的地方在原文里就有：

    审问者：你了解三体文明吗？

    叶文洁：不了解，我们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事实上，三体文明真实和详细的面貌，除了伊文斯等截留三体信息的降临派核心成员，谁都不清楚。

    审问者：那你为什么对其抱有那样的期望，认为它们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呢？

    叶文洁：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水平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平。

    审问者：你认为这个结论本身科学吗？

    叶文洁（不为人察觉地叹息一声）：我不知道。

是什么支撑他们宁可把希望寄托于对方的道德值高也要出声装国师阻止事态继续下去呢？

是因为他们以为只有自己知道1984的可怕，所有屁民都是傻的，一旦1984自己就玩球了。

最好这个世界是小国寡民的，是永远和平的，是没有国际关系的，这样自己这样拥有知识的人可以随便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国家，所有领导者都要来讨好我争取我，我可以到处指点江山，找一个听我话的老大辅佐他。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先假装世界是这样子的。

 

大风

文化买办（知识分子）普遍还是沉迷于1980年以来的和平发展时代，这一时期，欧美日帝国主义建立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分工体系，用普世价值和经济利益的糖衣掩盖了殖民掠夺的实质。帝国主义以之前300多年殖民主义和武力入侵的血腥原始积累（资本和技术），通过投资入股控制第三世界国家产业和垄断技术的剪刀差进行资源掠夺和廉价劳动力剥削，取代了之前的武力征服式殖民掠夺模式，进入殖民主义2.0——经济殖民模式。

这种高效的吸血模式，使全球资源和剩余价值更快流入发达国家。表面上给第三世界部分国家带来了繁荣，却加剧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差距。

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自然不需要再进行武力侵略，故而第三世界的文化买办（知识分子）可以大唱帝国主义赞歌，以现状否定之前的武力侵略。

历史是知识分子所书写，帝国主义武力侵略的历史被知识分子尽力加以淡化，并洗脑p民使其遗忘。

 

匿名用户

以论带史、立场先行，是部分哲学家讨论历史问题时非常容易犯的错误。

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历史学家很少会把那些随便写点历史的哲学家当作自己的同行。

我觉得吧，评论一位非同行在非学术场域发表的观点，还不如跟北京出租车司机师傅多聊几句国际政治呢……

 

ZEGBUL：

吴教授这种人在早期知识分子中间不是少数，我们的心态改变也是近年才有的，君不知13年左右，国内公知都还猖狂的很呐。当然公知是后来的词，再往早几年，能出国的都是优秀人才，然后回来发表政治意见，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当时网上这种人叫：精英。精英曾经也是一个很高端的名词，最开始的时候确实代表了早期互联网时代，草根网民中，有一定的视野和阅历，并且探索追求富强之路的一帮先驱者，当时一个政治话题可以讨论几十页，大家摆事实辩道理，但是没有任何谩骂，素质挺高的。然后等另一帮同样有视野和阅历，但是没脊梁的文人和有钱人加入之后，这个词就被玩坏了。所幸爱国自强的力量一直都在，不然公知治国太可怕。吴教授也老了，该退休就退了吧

 

反斗战士：

典型的公知流抬杠式胡扯，跟看什么不顺眼就称之为作恶的蛮横耍赖有一拼，方法就是用偷换概念、曲解概念的方法，强行证明他们字面上的观点，其实无聊透顶

 

Soningga Zhang

他之所以主张挨打的原因不是落后，是为了引出他认为的真正原因——“讨打”、“作死”。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为什么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因为你欠揍！

他主张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然宣扬受害者有罪论，指责历史上被殖民的有色人种是“作死”“讨打”（其实吴国盛真实目的是要攻击中国，指责今日米国攻击中国，责任在受害者中国）。他想干什么？讨好白人殖民者吗？

 

知乎用户

上一个把希望寄托于“别人不要来打我”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蒋中正，他的身后是3500万死伤的人民。

落后确实不一定挨打，就像不好好学习也不代表长大就一定混得差，说不定哪天中了五百万彩票呢？但如果总是抱着这种侥幸心态，明天眼睛里流的泪，就是今天脑子里进的水。

吴教授说“国虽大，民虽众，讨打必然挨打、作死必然挨打”——请问在1894年的旅顺、1931年的沈阳、1937年的南京，中国人到底是做了什么作死讨打的事情？

吴教授还说“只要选择对了道路，都能长保和平与繁荣”，这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问题是怎么样才算选择对了道路？

“强大”是一件非常容易衡量的事情，GDP、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多少吨钢铁产量、多少艘航空母舰、多少颗核弹头，目标一清二楚，闷头往这些方向发展就行了。

“道路”则是一件无法衡量的事情，怎样才算正确的道路？就看吴教授举的例子，瑞士和不丹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现代议会制、一个直到今天还有国王，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一个穷得一逼，一个信天主教，一个信佛教和印度教，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

吴教授能不能说服十几亿人民，到底怎样才算选择对了道路？就这一个问题，各种论坛贴吧50年内能争出结论算我输。如果连方向都说不清楚，还谈什么发展？

吴教授一定知道，清华大学大礼堂前的日晷上刻着四个字“行胜于言”，吴教授也一定知道，校园里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还刻着四个字“刚毅坚卓”——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没有人敢把希望寄托于“别人不要来打我”，唯一的道路，就是要变得更强。

 

华夏英灵

结论在前：西方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策略打配合+中国传统“文化普遍主义”理念的复燃。

这些河殇派的问题，在于他们不读历史。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霸王道杂之”。

没有王道，则对内无法向人民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对外无法输出理念以降低国际交往成本。

没有霸道，则囿于理念窠臼，无法保障安全，无法随机应变，无法解决生存焦虑。

两者没有任何一个是伪物，都具有现实价值，共同构成了矛盾统一体。一个人尚且性格复杂，何况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

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者确实认为，“符合西方普世价值的政体”，或者“遵循西式自由的国际组织体系”能解决大国之间永久和平的问题。这倒不是虚伪，他们真的这么认为。他们孜孜不倦的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搞颜色革命，带着“传播福音”的狂热，自以为是在制造“世界和平”。

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者同样是西方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力量。例如进攻现实主义就认为，大国和大国从来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一定要做区域霸权+肢解区域外大国，才能摆脱安全焦虑。他们眼中，自由主义者们一厢情愿的狂热恰恰是在帮他们搞乱自己的潜在对手。

河殇派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这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者就是西方政治力量和民间舆论的绝对主体，且观点一以贯之。

真是笑话。现实主义者们正等在自由主义者后面准备摘桃子呢。

“一神教普世主义”和“天命普世主义”，他们看似和共产主义类似，其实却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们并不重视对物质基础和生产分配关系进行诠释，而更接近“文化霸权”乃至“文化的种族主义”。

 

鼎盛网友：

B乎上对这帮60出生，80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都是俯视的，认为这代人视野狭窄，文革后最早那几批大学毕业生，被全社会重视的环境中成长，自带优越，坐井观天。但又对互联网信息发达的今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技能。

现在的小孩儿的知识面真不是5670后能比得了，就一帮骑砍玩儿家全战玩儿家睿智的P社玩儿家就能吊打很多所谓老一辈欧洲史系教授了。

这帮子80毕业生，青少年时代信息闭塞，但因高学历低比率人群，仕途顺利。当90年代后期互联网开始普，他们这代人已经过了求知阶段，认知留在了他们自己的80年代了。

恢复高考之后前十年，基本毕业生都很容易进部委和政府，这些人垄断了目前绝大部分的官位，然而他们本身素质其实很一般...

成长于文革和改开初期，中国最自由化的时代，留学还不普遍，出国旅游那基本没有。对互联网的认识基本停留在网吧和网游。

更因为普遍的仕途顺利，社会的重视，自我的优越，这代人对中国其他阶层是俯视的。但现在，90后，00后面前，他们的见识就太浅薄了，被人俯视了。估计60后，这帮子人，用互联网最多的估计就是刷刷朋友圈，上QQ下下围棋了

我们一分钱也不挣，和你的转发一样，全志愿，都在努力捍卫新中国http://womenjia.org/z/201909/1416.html

谢选骏指出：以上言论，出处大约就是“小粉红”。这些言论怒怼西方世界；但是不知，如何面对来自西方的真理——马裂主义的白人红？由此可知，小粉红的致命之处在于自相矛盾、自掘祖坟马克思。

谢选骏：选举教皇是代议制民主的先驱

《红衣大主教开始闭门选举新教皇》（BBC 2013年3月12日）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115名红衣大主教已经进入梵蒂冈著名的西斯廷礼拜堂(Sistine Chapel)，开始正式选举新教皇。

最新消息说，西斯廷礼拜堂的大门已经关闭起来。在选举教皇期间，西斯廷教堂与世完全隔绝，层层大门上锁并贴上封条，任何人均不得出入。

大门关闭之前，从电视画面可以看到，大主教们在米开朗基罗的著名壁画下，在圣坛前鞠躬，然后各自坐在了已给他们分配好的位子上。

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宣示要严守秘密。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数天，大主教们将完全与世隔绝。

他们将每天投四次票，上午两轮，下午两轮，直到选出新教皇为止。

BBC在罗马的记者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明显占上风，但是许多大主教可能已经决定自己要选谁了。

选举采用互选方式，得票超过三分之二者即77张选票当选。事先不提候选人名单，所以往往需要多次投票才有结果。

据梵蒂冈的内部人士称，意大利的安日洛·斯科拉和巴西的奥迪路·舍雷尔比较引人注目。

除留一部紧急联络电话外，其它电话线全部切断，包括屏蔽手机电子信号等以防消息外露或有人窃听。

通常在选举期间，为等候选举的结果，成千上万的天主教信徒聚集在西斯廷教堂外面的圣彼得广场上，眼睛盯着西斯廷教堂的烟囱。里面每投票一次，烟囱便冒一次烟，若冒出的烟是黑的，就意味着选举尚无结果。若烟囱升起袅袅白烟，就表示新教皇已选举出来。

上一次的教皇选举共举行了四轮投票，而这一次据一名南非枢机主教周一预测将会时间更长，也许会持续四到五天。

上届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任教皇将近8年后，于2月28日退位，成为600年来罗马天主教会第一个辞职的教皇。

无论谁当选新教皇，无疑将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和中国天主教徒的关系上。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共有约570万天主教徒。但独立数字称，中国包括地下教会在内的天主教徒人数约为1200万人。

谢选骏指出：虽然天主教会已经严重腐败且落后于时代，但是从历史上看，“选举教皇”还是代议制民主的先驱。

《梵蒂冈两大阵营暗战教皇宝座》（LAURIE GOODSTEIN, ELISABETTA POVOLEDO 2013年3月12日）报道：

周日梵蒂冈城的圣彼得广场。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将汇聚此地，参加周二的教皇选举会议。

梵蒂冈城——参加周二教皇选举会议的枢机主教们将以一列纵队的形式走进西斯廷教堂，但在井然有序的外表背后，他们分裂为互相竞争的阵营和权力集团，最终他们将决定他们当中何人成为教皇。

主要的两派分别是在梵蒂冈工作的枢机主教们，即罗马派及改革派，后者认为梵蒂冈腐败盛行、效率低下，且不愿和世界各地的主教分享权力和信息，他们希望下一位教皇能够解决梵蒂冈的这些问题。但教皇选举中的派别并没有沿着地理界限划分，事实上，他们形成的联盟出人意料地跟直觉相悖：罗马派的最佳人选似乎是一名巴西人，而改革派据说在力推一名意大利人。

这次的教皇选举远比上次难以预料和充满悬念，因为教会的格局在过去八年中发生了改变。下一位教皇必须把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教会团结在一起，而在当今快速行动的媒体时代，聚光灯下的丑闻和管理不善问题让教会陷入瘫痪。在这些枢机主教中，没有一人能明确成为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的继任者。85高龄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上月逊位，震惊了整个教会。

鉴于梵蒂冈的丑闻引发轩然大波，罗马派意识到，如果他们推选自己人，他们可能会失败，因此，据称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一名巴西人，即圣保罗大主教奥迪隆·佩德罗·舍雷尔(Odilo Pedro Scherer)。

枢机主教舍雷尔拥有德国血统，如果当选，他将成为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拉丁美洲拥有全球约40%的天主教徒，天主教会在那里正艰难抵挡人气大增的福音派教会和世俗主义倾向的双重挑战。

改革派以美国人和一些有影响力的欧洲人为首，据报道，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一名意大利人，即米兰大主教安盖洛·斯科拉(Angelo Scola)，后者是一名受人喜爱的牧师，也是一名博学多识的道德神学家。作为意大利人，他熟悉主导着梵蒂冈官僚体系的文化，但他不是其中一员，也不受制于它。

但很多枢机主教表示，他们很希望新教皇不是意大利人，甚至最好不是欧洲人，他们期盼这将振奋全球12亿天主教徒。

不管教皇是何人，他将不得不让其他主教信服，他作为布道者和管理者的天赋能让教会走出阴霾，教会在近年经历了儿童性虐待丑闻和梵蒂冈银行事件；一名枢机主教最近辞职，承认自己曾和教士有不当性接触；在所谓的“梵蒂冈解密”事件中，教皇的个人文件失窃并曝光，把教会中央机构罗马教廷(Curia)的激烈内斗公诸于世。

桑德罗·马希斯特(Sandro Magister)是《L’Espresso》周刊的梵蒂冈事务分析师，他说，“最有领悟力的枢机主教懂得，教会的传教活动正被罗马教廷混乱无序的琐碎现实搞得模糊不清。”

八年前的上一次教皇选举会议情况简单得多。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名主要候选人，即德国枢机主教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他曾长期负责梵蒂冈的教义办公室，并且是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的密切合作者。仅通过四轮投票，他在选举会议的第二天当选，并取名教皇本笃十六世。

奥斯汀·伊凡里(Austen Ivereigh)是英格兰一名专门研究天主教的作者，曾担任已退休的枢机主教科马克·墨菲-奥康纳(Cormac Murphy-O’Connor)的发言人。他说，“2005年的情况是，除了拉青格，还能有谁？当他们了解他后，问题就变为，怎能不让拉青格当呢？”

当时，各派阵营沿着神学上的分歧划分，人数较少的自由派枢机主教阵营支持的不是枢机主教拉青格，而是其他人或许会接受的替代人选。但这一次，枢机主教中没有足够的神学自由派可形成一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阵营。

意大利自由派期刊《MicroMega》的主编保罗·弗洛雷斯·德尔卡伊斯(Paolo Flores d’Arcais)说，“尽管枢机主教遵循相同的教义，但他们之间的立场分歧相当尖锐，一方面是那些希望变革、特别是在恋童癖和梵蒂冈银行问题上推行改革的枢机主教，另一方面那些希望维持罗马教廷现状及其权力的枢机主教，尽管表面上他们都说想要改变。”

这次，一名美国人有望首次打破选举会议反对从超级大国选出教皇的传统，尽管并非所有分析人士都同意这一点。最有希望的竞争者是：纽约大主教、枢机主教蒂莫西·M·多兰(Timothy M. Dolan)，以其充满活力的风采和布道技巧而为人所知；以及波士顿的枢机主教肖恩·帕特里克·奥马利(Sean Patrick O’Malley)，他是一名圣方济会修士，他相继在三个教区（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和波士顿）平息了儿童性虐待丑闻所引发的动荡，从而获得声望。他们两人都公开表态支持改变。

吉安·圭多·韦基(Gian Guido Vecchi)是一名报道梵蒂冈事务的记者。他在上周的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表示，“即便这次不会产生第一名美国教皇，也很难想象教皇能够在没有美国人支持，或甚至是在美国人反对的情况下产生。”

一些枢机主教被认为是可能性较小的候选人，但他们仍可扮演“造王者”角色，他们的支持将带有很大份量。改革派的一名“造王者”是维也纳大主教、枢机主教克里斯托夫·顺博恩(Christoph Sch?nborn)，他是一名精明的外交官，有贵族血统，曾与本笃一起学习。据意大利财经报纸《24小时太阳报》(Il Sole 24 Ore)的梵蒂冈专家卡洛·马罗尼(Carlo Marroni)称，枢机主教顺博恩支持米兰大主教斯科拉。

假如罗马派和改革派都无法为其首要人选拉到足够选票，还有一些作为折衷选择的候选人。

有一个名字甚至在本笃逊位之前就已被提到，那就是加拿大人、枢机主教马克·韦莱(Marc Ouellet)。他是一名教义上的保守派人士，曾在哥伦比亚教过哲学，可能会受到一些拉美枢机主教的支持。枢机主教韦莱也曾在梵蒂冈工作了许多年，并从2010年以来一直领导着主教部门。他可能被视为罗马派和改革派都能接受的一名交叉候选人。

另一名吸引到许多注意力的候选人是现年60岁的匈牙利人、枢机主教彼得·埃尔多(Peter Erdo)，他是一名教规律师，尽管相对年轻，却已两次当选欧洲主教会议主席。他还与非洲主教建立了密切联系。

谢选骏指出：罗马派和改革派都是罪人，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却能帮助梵蒂冈减缓自己的腐烂速度。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像梵蒂冈那样腐败但却能维持一两千年。

《教皇选举三次投票皆无结果》（法广 03/13/2013）报道：

2013年3月13日中午西斯廷礼拜堂冒出黑烟 REUTERS/pool

今天（3月13日），罗马天主教的枢机主教闭门选举教皇的会议继续在梵蒂冈进行，上午和下午计划各进行两轮投票。据法新社罗马消息，今天上午两次投票没有任何一位枢机主教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支持。报道指出，目前已知举行过的三次投票都未能产生结果，中午时，西斯廷礼拜堂堂的烟囱冒出的仍旧是黑烟。

法新社指出，周三上午进行的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投票，下午还将进行最多两次投票。按照选举安排，115名枢机主教每天投票4次，直至取得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一致结果，选出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的最高领袖。

此前，来自全球各地的115名枢机主教从本周二起与外界断绝联系，在梵蒂冈教廷举行闭幕会议，将选出第266任天主教教皇。。昨天晚间举行了首轮投票，西斯廷教堂的烟囱中冒出黑烟。这意味着，首轮投票中，没有人选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即没有人得票超过77票，故没有选出新的教皇。根据有关的选举规则，只有80岁以下枢机主教才可以参加投票。

目前被看好有望当选教皇的枢机主教中有意大利米兰主教安杰洛·斯科拉、巴西圣保罗主教奥蒂洛·谢尔、加拿大前魁北克主教马克·奥莱特等人。

谢选骏指出：不论如何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摆脱囚禁状态——也许多数人不得不违心地揣度“谁可以得到多数票”于是投票给他就可以让自己脱离苦海了……但即使这样，教皇仍须获得名义上的多数票。选举教皇因此成了代议制民主的先驱。

网文《教宗选举》报道：

教宗选举（或教宗选举秘密会议[注1]）是枢机团为了选出一名罗马主教（即教宗）而召开的会议。 天主教徒认为教宗是圣伯多禄的宗徒继承人和天主教会在人间的最高领袖。 [5]经过1268年至1271年的宗座出缺期后，教会为了防止选举受到政治干预而作出改革。 教宗额我略十世于1274年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进行期间颁布法令，当中规定枢机选举人应在选举期间被锁在一个用钥匙上锁的房间里。 如果他们未能选出一名新的罗马主教，他们都不可以离开该房间。[6]现时的教宗选举是在梵蒂冈宗座宫的西斯汀小堂里举行。 [7]

1492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是首次在西斯汀小堂里举行的选举。 [8]1878年至2013年所有选举秘密会议皆在此地举行。 [9]

自宗徒时代开始，罗马主教跟其他主教一样均是由教区里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达成共识后而选出。 [10]枢机团1059年被指派为唯一的选举人团，自此选举人团的界线变得更加明确。 [11]自这时开始，选举的细节相继形成。 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发出自动手谕《年龄之增》，手谕里将枢机选举人的年龄限制在80岁或以下。 现时的选举程序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96年发出的宗座宪令《主的普世羊群》确立，并由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和2013年发出的自动手谕对其作出了修正。 [7][12]当选为新教宗的门槛现在是必须要得到最少三分之二枢机选举人（绝对大多数）的支持票。 [注 2][14][15]

历史发展

教宗选举的程序已历经接近2000年的发展。 1268至1271年宗座出缺期期间，维泰博当局为了加快教宗选举的进程曾将枢机们关在一个房间内。 1274年，教宗额我略十世[注 3]颁布《危险之处》规定教宗选举的程序，这与现代的选举程序相近。 [18][19]

教宗额我略十五世于1621年颁布的教宗诏书《永恒的圣父之子》再将选举程序完善，其中新增某人得到枢机选举人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后即可当选教宗的要求。 [注 4][21]这个要求会因获选为教宗的人是否获准向自己投票而有所变化。 如果获选为教宗的人可以向自己投票，当选教宗的最低票数是三分之二枢机选举人加一票。 《永恒的圣父之子》禁止自我投票并确立要当选为教宗的票数是枢机选举人的三分之二。 [22]诏书亦没有取消「一致欢呼」的选举模式，但规定新教宗当选前必须要举行一次秘密投票。 [23]

选民

早期基督教徒社群冒起时，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邻近教区主教的协助下选出主教。 [10]圣居普良[注 5]指教宗高略[注 6]是被「天主及其教会的旨意、接近全体圣职人员的见证， 年老主教（司铎）组成的主教团及心存善意的人选为罗马主教。 [26]跟其他教区一样，罗马教区所有神职人员组成选出罗马主教的团体。 罗马主教的选举不设投票制，而是以神职人员的一致共识或「一致欢呼」选出。 当该人被选为候选罗马主教后，人民其后会表达普遍赞成还是普遍不赞成他出任罗马主教的意愿。 这个非确切的选举程序或会导致对立教宗出现。 [27]

769年举行的拉特朗宗教会议废除了平信徒拒绝承认被选为罗马主教者之权。 不过，教宗尼各老一世于862年的罗马宗教会议里将这个权力重新赋予罗马贵族。 [27]教宗需要发誓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皇帝有保护罗马为一个安全及和平城市之责。 [28]1059年，教宗选举的规范改变。 教宗尼各老二世发出教宗诏书《以天主之名》。 诏书里规定枢机为罗马主教选举的唯一选举人，而被枢机选为罗马主教的人会在得到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同意后就任为罗马主教。 各主教级枢机会先会面商讨罗马主教的候选人，然后再召集各司铎级枢机和各执事级枢机正式投票选出罗马主教。 [26]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将候任罗马主教必须得到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同意后就任的规定废除[27]，而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决定将枢机团内三个等级的枢机赋予平等地位 [注 7] [30]。

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大部分时间里都仅有很少量的枢机。 教宗历山四世[注 8][32]和教宗若望二十一世[注 9]在位期间只有7位枢机。 [34][35]枢机选举人觉得前往选举举行地是十分困难的事而决定不参加选举。 当参与选举的枢机人数变少，枢机们投的每一票均十分重要。 加上各枢机的家族或政治立场不容易改变，选举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1274年发出的教宗诏书除了订明枢机选举人必须要在被隔离的地方进行选举外，还规定每人可以有最多两名仆人随行。 额我略十世亦在诏书里同时指出他们的食物会在选举的第4天和第9天开始被逐渐扣减。 [27]不过，枢机不喜欢这些规矩。 教宗亚德四世1276年暂停执行这些规矩，并由教宗若望二十一世同年稍后时间颁布的《容许欢快缅怀》正式撤销。 两位教宗都希望推行新法来规范教宗选举，但直到他们离世也未能完成该工作。 [34][36]及后，每次的教宗选举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情况直到1294年才有转变。 教宗雷定五世于1294年恢复了1274年有关教宗选举的严格规定。 [37]然而教会仍出现长时间的宗座出缺期。 亚维农教廷时期期间举行的1314年至1316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的选举举行地因被雇佣兵围攻而被迫于2年后才重新召开[38]，而1417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则结束天主教会大分裂[39]。

鉴于梅瑟有70位长老协助其管理以色列人，教宗思道五世于1587年将枢机团的人数上限调整为70人。 当中包括6名主教级枢机、50名司铎级枢机和14位执事级枢机。 [32]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内[注 10]将枢机团内各国的代表人数增加，令枢机团总人数有所上升。 教宗保禄六世于1970年发出自动手谕，规定选举秘密会议举行前已年满80岁的枢机将不能在选举秘密会议里投票。 他亦同时将枢机选举人的人数上限定为120人。 [41]虽然这是手谕里所规定的人数，但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注 11]2001年册封新枢机后，枢机选举人超过120人[注 12] [43]。 若望保禄二世还表示宗座出缺期开始时（非选举秘密会议开始之时）未届80岁的枢机仍可投票。 [7]

选举人的决定和候选人资格

最初，平信徒也有机会获选为罗马主教。 部分教区主教获选时仍为慕道友，其中一例是374年担任米兰主教的圣盎博罗削。 [44]767年选出对立教宗刚定二世期间发生猛烈争执，教宗德范三世受觉醒而于769年召开宗教会议。 会上决定只有司铎级枢机或执事级枢机才可当选为教宗，而主教级枢机则不能获选。 [26][45]不过天主教会已在817年违反该规则并在882年的教宗选举里完全忽视此例，882年当选成为教宗马林一世的是克韦的主教。 [46]尼各老二世在1059年举行的宗教会议里正式发布教宗诏书并规定只有罗马的神职人员可以担任罗马主教。 然而，尼各老二世亦赋予主教级枢机在达成共识下选择非罗马神职人员出任罗马主教的自由。 [47]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撤销了上述规定。 [30]

目前，1378年当选教宗的乌尔巴诺六世是最后一位非枢机的教宗[48]; 1513年当选为教宗良十世的若望·迪·洛伦佐·德·麦地奇执事级枢机则是最后一位非司铎和非执事的教宗[49]。 良十世的继任人教宗亚德六世是截至现在最后一位没有出席选举而被选为教宗的人。 [50]有人认为当时并非枢机的米兰总主教若翰·蒙蒂尼（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在1958年教宗选举秘密会议里得到一些枢机投票支持。 [51]由于天主教会不允许女性晋铎，女性并无资格出任教宗。 [注 13][54]虽然教宗是罗马主教，但是教宗并不需要拥有意大利背景。 截至2017年，枢机选举人在最近3次选举秘密会议里分别选出波兰、德国和阿根廷人出任教宗。 [注 14][55][56][57]

1179年之前，當選教宗的門檻是簡單多數。同年舉行的第三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決定將其提高至三分之二。[20]1621年後樞機選舉人不可以給自己投票[58]，選票的設計除了可以保持神秘之外亦可以禁止自我投票[59]。庇護十二世1945年廢除了禁止自我投票的限制及提升在任何情況下的當選所需門檻至三分之二加一票的大多數。[60]他同時取消在選票上簽名的規定。[61]他的繼任人若望二十三世1962年重新引入三分之二的門檻。如果樞機選舉人的數目可以被3整除，門檻則為三分之二；如果未能被3整除，門檻則改成三分之二加一票。[62]13年後，保祿六世恢復了庇護十二世任內制定的選舉規範[41]，但若望保祿二世將其再度推翻。若望保祿二世1996年發表的宗座憲令裏指示樞機選舉人陷入僵局後的做法。假如他們在第33輪投票後仍未選出新教宗，只有在第33輪投票裏得票最多的兩個人才可進入下輪投票。如果其中一個人要成為教宗，他必須要得到樞機選舉人最少二分之一的支持票。[63]然而本篤十六世2007年撤銷了若望保祿二世的上述規定並再次確認最少三分之二的門檻。[註 15][64]

樞機選舉人以前會採用改變選票、「一致欢呼」、「拥戴」、「折衷」或「审查」来选择心目中的人选。 如果他们改变选票，他们会将自己的一票转投另一名候选人。 这会令该候选人的所得票数比例达到三分之二而结束选举秘密会议。 枢机团团长于1903年的选举秘密会议里首次禁止使用这种方法。 [18]「一致欢呼」的意思是各枢机选举人以受到圣神的指引为由一致推举一名候选人出任教宗。 [65]如果他们于正式投票前一致推举一名候选人，这个方法会被称为「拥戴」。 [66]不过额我略十五世于1621年排除了这种选举办法。 [67][68]枢机团会在选举进入困局时才使用「折衷」。 枢机选举人会一致授权部分枢机选举人来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会选出一个全体选举人均认可的新教宗。 [69]至于「审查」则指通过秘密投票来进行选举。 [70]

最后一次采用折衷方法选出新教宗的选举是1314年至1316年期间举行的秘密会议，当时选出教宗若望22世。 至于最后一次使用「一致欢呼」的选举形式就是1676年选出教宗诺森十一世的选举秘密会议。 [71]1996年发表的《主的普世羊群》正式废除了久未使用的「折衷」和「一致欢呼」，「审查」现时已成为选出教宗的唯一认可方法。 [13]

世俗影响

拥有强大实力的君主和政府在天主教历史里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到新教宗的人选。 例如，罗马皇帝可以对教宗选举有很大控制权。 罗马皇帝霍诺留418年赞成博义一世出任教宗和不支持挑战博义一世地位的对立教宗余拉利斯。 这个决定解决了这场有争议的教宗选举。 霍诺留后来在博义一世的要求下命令未来任何出现争议的选举都必须通过重新选举来解决。 [72]西罗马帝国没落后，该影响力传给东哥德王国国王。 若望二世533年左右正式承认东哥德王国国王拥有批准选举结果的权力。 [73][74]东哥德王国君主政权537年被推翻，拜占庭皇帝转而拥有这个权力。 及后制定的常规列明一些官员需要在选举举行之前通知拉温纳督主教教宗离世的消息。 [75][76]当选举人选出新教宗后，他们需要在新教宗上任前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请求拜占庭皇帝允许新教宗就职。 代表团需时来回君士坦丁堡。 [77]刚定四世[注 16]在本笃二世任内[注 17]发表诏书， 当中取消了皇帝需要核准选举结果的规定。 [79]此后，皇帝只需要得知选举结果。 教宗匝加是最后一位在当选后需要通知拜占庭皇帝的教宗。 [80]

神圣罗马帝国于9世纪开始行使对教宗选举的控制权。 查理曼[注 18]和虔诚者路易[注 19]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期间均没有干预教会运作，而洛泰尔一世[注 20] 声称选举只可以在帝国派出的大使在场下举行。 [85]教宗若望九世在898年的动乱期间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选举的控制权。 [86]与此同时，意大利贵族同时继续对教宗选举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他们的影响力在10世纪的「黑暗时代」尤为明显。 [87]

1059年的教宗诏书《以天主之名》指明枢机才可以拥有教宗选举的选举权，诏书亦同时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 然而，皇帝之所以得到这种权力是因为教宗作出了让步。 皇帝在教宗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并无权干预。 [注 21][89]教宗额我略七世[注 22]是最后一位请求皇帝干预选举的教宗。 神圣罗马帝国和他的谈判破裂导致叙任权斗争，这场斗争最后令皇帝丧失神职人员任命之控制权。 [91]1122年，神圣罗马帝国同意《沃姆斯宗教协议》的内容，认同教宗有权委任神职人员。 [92]

1600年起左右，某些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声称拥有排外权（即通过代皇枢机行使教宗选举否决权）。 按照传统惯例，每个声称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可以在每次选举秘密会议里运用否决权一次。 故此，代皇枢机可以在某位候选人即将当选教宗前最后一刻才宣布禁止该候选人出任教宗。 选举秘密会议完毕后任何人都不能动用否决权。 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散后，奥地利帝国转而拥有否决权。 最后一次使用否决权的选举秘密会议是在1903年，当时若望·普西那·迪·科伊伊莱枢机向枢机团表示奥地利反对马里亚诺·林波拉枢机当选教宗。 因此，枢机团选出若瑟·萨托枢机为教宗庇护十世。 庇护十世当选教宗后6个月发出宗座宪令《受众托付》（Commissum nobis）。 宪令除了宣布禁止任何世俗政体使用否决权之外，亦同时宣告将来任何协助世俗政体行使此权的枢机会被即时绝罚。 [93][94]

教宗选举秘密会议

为了解决长时间的选举僵局，当局通常会将枢机选举人强制隔离。 史上首次强制隔离枢机选举人的选举是1241年于罗马举行的选举，而1216年在佩鲁贾召开的选举也有可能曾隔离枢机选举人。 [95]1269年，枢机选举人被隔离后仍未选出新教宗。 除了麺包和水之外，维泰博当局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补给。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选出新教宗。 为了迫使他们加快选举进程，维泰博市民将维泰博教宗宫的屋顶移除了。 [96][97]

教宗额我略十世为免以后再出现漫长的选举而于1274年颁布《危险之处》。 枢机会被隔离在一个密闭空间，且不会获分配单人房间。 除生病者之外，每位枢机只可以携带一名侍从（部分枢机最多只可有两名侍从）。 为了防止枢机与外界接触，他们的食物会经一个窗户提供。 如果枢机们未能在3天内选出新教宗，他们每天只会收到一碟食物。 假如他们仍没有在随后的5天内选出新的罗马主教，他们之后只会收到麺包、水和酒。 枢机在选举秘密会议举行期间不会收到由教会发出的任何款项。 [注 23][27][99][100]

教宗亚德五世1276年废除了额我略十世的严格规定。 不过1294年当选教宗的雷定五世恢复执行这些规矩。 庇护四世1562年发出教宗诏书，当中列明选举秘密会议开始之时和其他程序的规范。 额我略十五世的两份教宗诏书详细涵盖了选举秘密会议的细节。 第一份诏书于1621年发表，当中谈及选举进程。 至于1622年发布的第2份则确定了选举秘密会议期间应进行的礼节。 庇护十世1904年12月发出的宗座宪令《教座出缺》则几乎巩固了先前定下的全部规则，但是他亦将一些规矩改变。 [101]若望保禄二世1996年推行了一些改革。 [7]

选举秘密会议的举行地从15世纪开始变得固定。 1417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完结后，选举秘密会议总是在罗马举行（1799年至1800年的那一次除外，法国军队当时因已占领罗马而令选举秘密会议移师至威尼斯[102]）。 [3][103]1929年签订《拉特朗条约》后，选举秘密会议的举行地转为独立的梵蒂冈。 [4][104]自1846年在奎里纳莱宫进行的选举后，梵蒂冈西斯汀小堂成为了选举秘密会议的举行地。 [3]各任教宗经常就继任人的选举规范作出微调。 庇护十二世1945年的《宗座出缺》决定了1958年选举秘密会议的进行模式[61][105]，而若望二十三世1962年的《最高主教的选举》限制了1963年举行的选举秘密会议[106] [107]。 教宗保禄六世的《拣选罗马主教》确定了1978年两场选举秘密会议的常规。 [108][109][110]若望保禄二世1996年的《主的普世羊群》影响了2005年的选举[111]，2013年的就由本笃十六世2007年和2013年的修正作出规范[112]。

现代实践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表的宗座宪令《主的普世羊群》制订了选举安排，教宗本笃十六世后来亦修改了一些程序。 2位教宗的规定指导着现今教宗选举的常规。 虽然这些规定废除了以前各教宗订下的部分选举规程，但是却保留了大部分早已设立的法则。 [7][14][113]

1996年，一個專供樞機和其他神職人員留宿的聖瑪爾大之家建成。[114]同年發佈的《主的普世羊群》訂明所有樞機選舉人在選舉進行期間必須要逗留此地休息，但是投票地點仍在西斯汀小堂。[115]

總是身為主教級樞機的樞機團團長需要履行若干職責。如果團長因年齡問題而無法參與選舉，他的工作就由副團長承接。假如副團長亦未能參加選舉，最年長的主教級樞機將履行這些職能。[116][117]

由於樞機團是一個很小的個體，所以曾有聲音要求擴大選舉人團的人數。針對選舉人團的改革建議包括將大公會議取代樞機團成為選出新教宗的團體，這樣就有更多人參與。另有人建議舉行1個「特別主教會議」來選出新教宗。[118]然而在現今規程下，只有教宗才可以批准舉行主教會議或大公會議。[119][120]如果教宗在大公會議或主教會議舉行期間離世或辭職，《主的普世羊群》明確指出這兩個會議都不可以成為選出新教宗的個體。在這個情況下，這些會議只能在新教宗的命令下恢復舉行。[121]

各媒體會在宗座出缺前後猜測哪些樞機選舉人會有較大機會被選為教宗。[122][123]一名有較大可能成為教宗的樞機會被稱為「潛在教宗」。[註 24][124]

教宗離世

總務樞機宣佈教宗已經去世的畫像。

根據《主的普世羊群》，總務樞機必須在教宗禮儀總禮節司、宗座財務院各神長、秘書長和秘書面前證實教宗離世。[125]若望保祿二世2005年去世後，總務樞機傳統上會3次呼叫教宗的洗名（非教宗名號）確認教宗已經辭世。[126]其後，他會將教宗生前所戴的漁人權戒和教宗印信拿走並稍後在樞機團面前銷毀。[127][128]這個傳統是要防止任何人偽造宗座文件。[129]

宗座出缺時聖座使用的紋章。

樞機團會得到原屬教宗的部分但有限的權力。[130]宗座出缺期間樞機團會召開全體大會和特別大會。除了因健康因素未能與會或超過80歲（然而超過80歲的樞機仍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外，所有樞機皆有責任出席樞機團全體大會。處理天主教會日常事務的特別大會是由總務樞機和每隔3天由抽籤決定的一位主教級樞機、一位司鐸級樞機和一位執事級樞機組成。被抽出的3位樞機需要在特別大會舉行期間協助總務樞機。[131]

自1996年起，樞機團全體大會需要在選舉舉行前就9項事務作出決定。[132]各樞機原本必須要在宗座出缺後15天才可以舉行選舉秘密會議，但是《主的普世羊群》允許樞機團將這期限延至最長20天。[133]本篤十六世2013年的自動手諭《一些規範》確認了選舉必須要宗座出缺後20天內舉行的規定，而手諭亦將《主的普世羊群》的規定作出了一些更改。如果所有樞機選舉人於宗座出缺後15天內已經到達梵蒂岡，選舉有可能會提前舉行。[134]

教宗辭職

天主教會進入宗座出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教宗辭職。最近1位辭職的教宗是本篤十六世，他也是1415年額我略十二世自行退位後近600年裏第一位辭職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因健康問題而於2013年2月28日起不再出任教宗。[135][136]若望保祿二世1996年發表的宗座憲令《主的普世羊群》預見了教宗辭職的可能性。憲令表示「即使教宗辭職而導致的宗座出缺也必須要遵守憲令內對教宗選舉舉行前和舉行期間的所有規定」。[137]

本篤十六世在《世界之光：教宗、教會和時代標誌》一書裏指出教宗有權以健康為由辭去教宗一職。[138][139]

選舉開始前

各樞機選舉人會參與兩場默想環節。[132]其中一次冥想會在各樞機選舉人於選舉舉行當天到西斯汀小堂就坐及由教宗禮儀司禮長關上西斯汀小堂大門後開始。[140]2005年選舉秘密會議第一次默想環節在選舉前4天進行。默想環節的主持人是身為宗座內務管理處宣講者及方濟嘉布遣會會士的拉涅羅·坎塔拉梅薩神父。在這次默想環節裏，他向樞機選舉人談及「天主教會的角色」。[128][141]至於第2次默想環節則由已喪失教宗選舉投票權的樞機[註 25]於選舉秘密會議開始前主持。[143]

各樞機選舉人會在樞機團全體大會決定的某一天早上於聖伯多祿大殿集合及參加彌撒。[144]同日下午，他們會到梵蒂岡宗座宮保祿小堂。樞機選舉人會一邊唱着《求造物主聖神降臨》，一邊走到西斯汀小堂。[145]然後樞機團團長或暫時取代團長職能的樞機會代表樞機團讀出誓詞。當他讀畢這段誓詞後，其他樞機選舉人會按照他們的等級[註 7]和年齡大小走到小堂放有《福音》的地方並根據書上的文字宣誓：

Et ego [nomen] Cardinalis [cognomen] spondeo, voveo ac iuro. Sic me Deus adiuvet et haec Sancta Dei Evangelia, quae manu mea tango.

中譯：我，（姓名）樞機承諾、保證和發誓。我向天主和我正觸碰的神聖《福音》作證。[140][146]

將非樞機選舉人趕出選舉場地

當所有在席的樞機選舉人均完成宣誓後，教宗禮儀總禮節司會說出「所有人離開！」[註 26]來命令非樞機選舉人和其他不需要在此逗留的人士離開西斯汀小堂。[140]2013年時任總禮節司圭多·馬里尼命令「所有人離開！」後，他關上小堂的門。[148]

在選舉開始前，總禮節司和一位神職人員會留下。該神職人員會主持冥想環節並發表演講；當冥想環節完結，他和總禮節司會同時離開西斯汀小堂。[149]兩人離開後，各樞機選舉人會祈禱。樞機團團長或暫時取代團長職能的樞機其後會詢問各人對選舉程序會否有疑問，而選舉會各人同意該程序後即時開始。[150]如果1名有投票權的樞機沒有表明自己生病並想在選舉開始後參與選舉，他有機會可以參與選舉。相反一名樞機選舉人在選舉舉行期間患病而須離開梵蒂岡進行治療，他可以回來西斯汀小堂繼續參加選舉。假若一名樞機因迫切原因而需暫時離開梵蒂岡，他有可能不能繼續參加選舉。[151]

樞機選舉人以前可由一名助手陪同照料。[152]不過現在只有患病的樞機選舉人才可以在樞機團大會同意下安排一個人照顧他。[153]樞機團秘書、教宗禮儀總禮節司、8名禮節司、兩名教宗祭衣室人員和一名協助樞機團團長或暫時取代團長職能的樞機的神職人員助手會在適當地方待命。若干神父會為樞機選舉人提供幾種語言的告解服務，而兩名醫生亦會待命。適當數量的人士亦會獲准為樞機選舉人清理房間和提供食物。[154][155]

選舉秘密會議舉行期間所有人都必須嚴守秘密。樞機選舉人、助手和職員嚴禁將任何與選舉有關的資訊向外界透露。在未得到樞機團特別會議同意下，他們不可以接受紙本媒體、電台和電話訪問。如果他們透露相關資訊，他們有可能會被絕罰。樞機團特別大會在緊急和必要的情況下可允許宗座聖赦院院長、羅馬教區代理主教和聖伯多祿大殿總鐸3人向外界溝通。[156]

樞機團於2013年選出教宗方濟各的選舉秘密會議舉行前，有工程人員使用電子器材檢查西斯汀小堂是否存有竊聽器和監視裝置。[157]該次選舉裏有人假扮成主教並在舉行樞機團全體大會的保祿六世大廳附近出現，但是他非主教的身分後來被宗座瑞士近衛隊識穿。[158]梵蒂岡的Wi-Fi會被全部封鎖。為了防止選舉人向外界傳達和接收資訊，梵蒂岡保安人員會於西斯汀小堂安裝無線電干擾器材。[159]

投票

樞機選舉人以前會使用這種選票投票。圖中相信是1878年教宗選舉秘密會議裏摺成3節的1張選票。[59][160]選票現在可以對摺為兩節，而上方則印有意思為「我選為最高主教」的拉丁文短句。[註 27][161]

圖片所示是2013年選舉秘密會議後的剩餘選票、一本《教宗選舉秘密會議的禮儀規範》和一張列有全部樞機樞機選舉人名字的紙。

選舉的首天下午，樞機選舉人需要進行一次投票（稱為「審查」）。如果該次投票裏並沒有人獲選，樞機選舉人會在第2天開始每天舉行4次投票。4次投票裏當中兩次於早上舉行，而其餘兩次則於下午舉行。[162]樞機選舉人需要在早上和下午的第1輪投票（即每天的第1輪和第3輪投票）裏於投票前宣誓。[163]如樞機選舉人經過3天的投票後仍未能選出新教宗，選舉會暫停最長一天作祈禱、討論選舉事務和供首席助祭講道。7輪投票後如果仍未選出新教宗，選舉會像先前一樣會暫停一天作祈禱和商討選舉事宜。講道部分則由首席司鐸主持。在此之後的7輪投票後如樞機選舉人仍未能達成絕對大多數，選舉會再次暫停一天。其他程序跟先前2次幾乎一樣，不同的地方在於講道會由樞機團團長或暫時取代團長職能的主教級樞機帶領。[164]如果再經過7輪投票後仍未選出繼承人的話，樞機選舉人會再休息一天。其後在最近一次投票裏獲得最高票數的兩個人會自動進入下輪投票。兩人從這輪投票開始無法投票，而他們必須得到其他樞機選舉人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後才能成為新教宗。[註 28][64]

投票過程分為「審前」、「審中」和「審後」三個階段。[166]

審前

若干位禮節司會準備印有意思為「我選為最高主教」拉丁文短句[註 27]的選票並將最少兩張選票發給樞機選舉人。當樞機選舉人開始填寫選票，樞機團秘書、教宗禮儀總禮節司和所有禮節司會離開西斯汀小堂；首席助祭就會關上小堂的門。首席助祭其後會進行九次抽籤，每一次會抽出1位樞機選舉人的名字。被抽中的首3人會成為審查員、之後的3人會擔任病護員；而最後3人則出任校票員。第1輪投票完成後至第2輪投票完結為止不會抽出新審查員、病護員或校票員。[167][168]第1和第2輪投票完結後，選舉人會在同日下午到小堂進行第3輪投票。9名樞機選舉人會被抽中而成為新的審查員、病護員或校票員。如果沒有人在第3輪投票裏當選教宗，第4輪投票會隨即進行。[169]本篤十六世2007年和2013年有關教宗選舉的兩份自動手諭亦沒有修改早上或下午各兩輪投票要相連進行的程序。[14][113]

審中

3位審查員會站在祭台，而樞機選舉人會根據他們的樞機等級高低將他們已填寫的選票帶到祭台。他們會在投票前說出以下誓詞：「我召喚基督作為我的見證人和審判者，祂會確保我在天主面前將我的票投給我認為應被選為教宗的人」。如果任何樞機選舉人身處西斯汀小堂但因病弱而無法走到祭台前投票，第3位審查員會走到他身邊並於該樞機選舉人讀畢誓詞後拿走他的選票。[170]如果有樞機選舉人生病並於房間休息，3位病護員會帶同選票和一個已上鎖的箱子進入他的房間。他會在房間裏即場填寫選票及讀出誓言，然後他會將選票放進箱子裏。3位病護員將箱子帶回小堂後，審查員會點算裏面的選票數目是否與生病的樞機選舉人數目相同。確認無誤後，這些選票會被掉到甕裏。[171]如果沒有人在第1輪投票當選，下輪投票會即時開始。除了首天只有1輪投票外，其餘每天會舉行4輪投票。早上會進行兩輪，而其餘兩輪則在下午開始。[162]

樞機選舉人以前需要於選票上寫出自己的名字外，還需要寫上自己專屬的格言和一個數字。選票為避免其他人從選票的背後看出正面的文字而在背面會有一些圖案。他們填畢選票後需要將選票摺成3節。第1節包含一名樞機選舉人的名字，第2節會寫有被提名出任教宗之人的名字。第3節則有一個數字和樞機的牧徽格言。然後他們會將選票的首尾兩節摺向第2節並用蠟封上。[172]這個做法沿用至1945年。[173]1621年之前的樞機選舉人不需要在投票時讀出誓詞。[58]另外，有樞機曾於1621年之前的部分選舉秘密會議裏以口頭形式更改他們的投票意向。[174]他們亦試過以站立的方式表明支持某人出任教宗的意願。[175]英格蘭的雷吉納爾德·博勒樞機在1549年至1550年的選舉秘密會議裏拒絕給自己投票而落選[176]，但是羅德里哥·迪·波吉亞樞機1492年則有投票支持自己而被選為教宗歷山六世[177]。教宗額我略十五世1621年訂明樞機選舉人只可以在每1輪投票裏支持一個人出任教宗。翌年，額我略十五世引入在選票上列明自己身分的規定。[178]額我略十五世當時正面對新教對其教宗地位的嚴峻挑戰，他亦害怕天主教會會因為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數場有可能引致激烈爭議的選舉秘密會議而分裂。為了防止上述情況發生，他禁止樞機選舉人給自己投票。[58]1945年發表的宗座憲令《宗座出缺》裏允許樞機選舉人自我投票[60]，而憲令亦繼續確認在得到三分之二樞機選舉人支持後才可成為教宗的規定[179]。由於樞機選舉人現時無需在寫有名字的選票上簽名，故此誓詞並沒有要求樞機選舉人提及在選票裏寫下的名字。[180]若望保祿二世1996年規定樞機團可以從第34輪投票開始自行決定當選教宗的最少過半數門檻。[165]2007年，本篤十六世將樞機團自行決定門檻之權收回並將當選門檻還原為必須得到最少三分之二的樞機選舉人票。[64]

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訂明樞機選舉人需要發誓遵守與教宗選舉有關的規定。[99]為免樞機選舉人胡亂投票，額我略十五世其後於1621年新增樞機選舉人必須在投票時宣誓的規定。[23][181]他翌年發表的教宗詔書裏列出教宗選舉程序的每一步驟。[18]1945年，庇護十二世廢除了樞機選舉人在選票上簽名的安排並由誓言取代。[61]

第1位審查員會在所有樞機人完成投票後將投票甕搖動，然後第3位審查員將甕打開並點算選票。如果第3位審查員經點算後發現選票數目跟樞機選舉人數目不符，該輪投票無效。樞機選舉人會即時重新投票。如果數目相符，審查員會開始記錄投票結果。第1位審查員和第2位審查員記下選票上的名字後，第3位審查員會向樞機選舉人大聲讀出選票上的名字。當審查員打開所有選票和讀畢所有名字後，他們會將投票結果寫出來。審後會在開票完畢後開始。[182]

審後

審查員會將所有得票加起來。為了確保投票結果並無出錯，驗票員會點算在各選票裏各人得到的票數。然後他們會將其與審查員紀錄的票數進行對比，確定無誤後，審查員會在樞機團秘書和禮節司的協助下燒燬選票。如果樞機選舉人在早上或下午的第1輪投票都未能選出新教宗，他們會隨即進入下輪投票。如果他們需要進行早上或下午的第2輪投票，審查員會在該兩輪投票完成後才燒燬所有選票。[183]

煙的顏色

2005年教宗選舉秘密會議期間西斯汀小堂煙囪冒出的黑煙，代表沒有人得到樞機選舉人最少三分之二的支持票而當選教宗。[184]

2005年選舉教宗期間西斯汀小堂煙囪冒出的白煙，代表樞機團已經選出新教宗。[184]

樞機選舉人製造有色煙的作用是向聚集在聖伯多祿廣場的人公佈選舉結果。熏黑色的煙表示樞機團仍未選出新教宗，而白色的煙則代表已選出。[184]起初，他們會點燃濕稻草製造黑煙。當選出新教宗時他們只會燃燒選票而出現白煙。[185]西斯汀小堂1958年後進行選舉秘密會議期間放出顏色不清晰的煙，令人懷疑若瑟·西里樞機當時的確被選為教宗但不願出任。[186]

為了讓白煙更明顯，1963年起的燃燒選票過程裏會加入化學物質。[187]自2005年，聖伯多祿大殿在樞機團選出新教宗後響鐘以壯白煙。[57][188]梵蒂岡於2013年選舉秘密會議舉行期間透露製造黑煙時會使用高氯酸鉀、蒽和硫，而製造白煙的物質則有氯酸鉀、乳糖和松香。[189][190][191]

承認及公佈選舉結果

根據《主的普世羊群》，樞機團團長會在選舉即將結束之時召集樞機團秘書和宗座禮節慶典總禮節司進入選舉地。其後樞機團團長會詢問被選為教宗的人是否接受選舉結果，而該人可以自由表達其是否出任教宗的意願。如果樞機團團長因超過80歲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參與選舉，該工作將由副團長負責；如副團長亦無法參與選舉，最年長的主教級樞機選舉人則須完成上述工作。[192]

實際上，不想成為教宗的樞機會在得到足夠票數成為教宗前明確公佈這個決定。其中一個例子就是1978年10月選舉秘密會議的選舉人若望·科倫坡樞機。[193][194]

如果他接受選舉結果並已經身為主教，他會即時成為教宗。假如他不是主教，他必須要在出任教宗前被樞機團團長祝聖為主教。若然當選者是一名司鐸，團長會將他祝聖為主教。候任教宗只可在成為主教後才能正式就任。與詢問是否接受選舉結果的程序一樣，最年長的主教級樞機選舉人會在樞機團團長和副團長同時缺席下為新教宗晉鐸和晉牧。[195]2013年選舉教宗時樞機團團長和副團長均已經超過80歲而沒有投票權[196]，最年長的主教級樞機選舉人若翰·雷[157][197]按照《主的普世羊群》的規定是有可能要負責新教宗晉鐸和晉牧的工作[195]。不過喬治·瑪略·伯格里奧樞機當選教宗時已經是司鐸和主教[198]，故此雷樞機並不需為他晉鐸和晉牧。

自533年開始，每任教宗都需要為自己定下名號。若望二世是首位採用教宗名號的教宗，他的原名[註 29]跟羅馬神祇墨丘利的名字相同而不適合以此成為他出任教宗後的稱呼。[199]即使他們的原名並沒有跟羅馬神祇同名，大部分教宗都不以自己的洗名作為教宗名號。目前為止最後1位將自己的洗名當作教宗名號是1555年出任教宗的才祿二世。[200]當被選為教宗的人接受選舉結果，樞機團團長或副團長或最年長的主教級樞機會問他想取甚麼名號。當新教宗選擇名號後，非樞機選舉人會獲准進入選舉場地。教宗禮儀總禮節司其後會草擬一份寫有選舉結果和教宗名號的文件。[192]

樞機選舉人過去進行投票期間會坐在有頂罩的寶座，這代表各樞機在宗座出缺時會共同管理天主教會。[201]參與選舉的各樞機會選出新教宗後拉下寶座上的一條繩令頂罩降下，而新教宗寶座的頂罩仍維持原狀。宗座出缺期因而完結。[18]1963年教宗選舉秘密會議是目前為止最後一次使用這些寶座的選舉。自1978年8月開始，選舉舉行地因為樞機選舉人的人數上升而變得擠逼。這些寶座亦因如此而沒有再被使用。[202][203][204]

選舉秘密會議結束之時，新教宗可以選擇將自己的樞機小瓜帽給予樞機團秘書。這說明該秘書會在新教宗的第一次樞密會議裏獲擢升為樞機。2013年之前最後一次保留這個傳統的選舉是在1958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當選後將自己的紅色小瓜帽贈予亞爾伯·迪·佐利奧。同年12月15日，佐利奧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冊封為樞機。[205][206]2013年，梵蒂岡廣播電台葡萄牙語部報導教宗方濟各在選舉完結時將自己的紅色小瓜帽給予選舉秘書老楞佐·巴爾迪塞利總主教。[207]翌年2月22日，教宗方濟各於首次冊封樞機典禮裏將巴爾迪塞利總主教冊封為執事級樞機。他同時領阿文提諾山上的聖安色莫堂區執事銜。[208]

新教宗其後會到達西斯汀小堂旁邊的「淚之間」，房間有此外號是因為當選為教宗的人在這裏會有苦樂交加的感受。「淚之間」裏放有三個尺寸的教宗聖詠禮服，這包括白色的長袍、小白衣和紅色的肩衣。新教宗會在這裏更衣並戴上白色小瓜帽和1條附有金色刺繡的紅色聖帶。[209][210]2013年教宗方濟各當選後於聖伯多祿大殿中央陽台首次跟信眾會面的一刻，他並沒有穿上紅色肩衣和聖帶。反而，他只穿戴白色的長袍、小白衣和自己的銀色胸前十字架。在進行《致全城與全球》祝福時，方濟各則戴上聖帶但祝福完畢後脫下。[211]

首席助祭然後登上聖伯多祿大殿中央陽台公佈新教宗的名字。如果新教宗當選前是一名樞機，他會以拉丁語宣讀下方左邊的內容（右為中文翻譯）[212]：

Annuntio vobis gaudium magnum;

habemus Papam:

Eminentissimum ac Reverendissimum Dominum,

Dominum [nomen]

Sanct? Roman? Ecclesi? Cardinalem [cognomen]

qui sibi nomen imposuit [nomen pontificale].

（我十分高興向你們宣佈，

我們有了教宗：

他是最傑出和最可敬的

神聖羅馬教會樞機

（姓名）閣下，

並以「（教宗名號）」作為他的名號。）

時任首席助祭喬治·梅迪納樞機2005年宣讀若瑟·拉辛格樞機成為本篤十六世的選舉結果之前，他以數種語言說出「各位弟兄姊妹」來問候信眾。[213]然而約8年後若望-路易·托朗樞機宣佈教宗方濟各獲選的結果時就沒有再問候信眾。[211]

過去曾經有首席助祭被選為教宗。假若如此，自動繼任為首席助祭的樞機會宣讀新教宗的身份。1513年成為良十世的若望·迪·麥地奇樞機為目前為止最後1位當選教宗的首席助祭。歷山·法爾內塞（後來的保祿三世）自動成為首席助祭並作出宣讀。[214]樞機團1878年選出良十三世後，首席助祭波羅斯貝·卡泰里尼樞機在聖伯多祿大殿的中央陽台公佈教宗選舉結果但因其身體狀況而未能完成宣讀。最後由其他人代替卡泰里尼樞機完成該工作。[註 30][217]

庇護十一世當選教宗後首次降福的情況，下方橫額上的教宗牧徽是庇護九世的[218]。

方濟各當選後首次與信眾會面的情況。

完成宣讀後，首席助祭會離開中央陽台。教宗的助手會展開一塊巨大、褐紅色和刻有前任兼已離世教宗牧徽的橫額並將其蓋在中央陽台的欄杆上。[219]然而並非所有橫額上都會刻有前任教宗的牧徽。方濟各當選教宗後，橫額上並沒有刻有本篤十六世的教宗牧徽。[211]庇護十一世1922年當選後首次跟信眾見面期間，橫額上的教宗牧徽並非他的前任本篤十五世而是庇護九世的。[218][220][221]在信眾的歡呼下，新教宗登上中央陽台與他們會面。銅管樂團然後會演奏《教宗進行曲》，而新教宗會在此之後發表《致全城與全球》的祝福。[211][219]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和方濟各均在給予這個祝福前向信眾說一些話。[211][219][222]方濟各祝福信眾前，他首先帶領眾人為本篤十六世祈禱。及後方濟各要求他們為他祈禱。[211]

8世紀至20世紀中葉期間在位的教宗會在加冕禮裏以三重冕加冕。[223]自1963年起，所有教宗均未曾戴過三重冕。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和方濟各皆以就職禮取代加冕禮。[224]

有關教宗選舉的宗座文件

《以天主之名》（尼各老二世1059年發出的教宗詔書）[225]

《為了這個緣故》（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舉行期間發出）[226]

《危險之處》（額我略十世1274年發出的教宗詔書）[227]

《容許歡快緬懷》（Licet felicis recordationis，若望二十一世1276年發出的教宗詔書）[227]

《非羅馬人》（Ne romani，克勉五世於1311年至1312年維埃納大公會議舉行期間發表的宗座憲令）[228][229]

《揀選之中》（In eligendis，庇護四世1562年發出的宗座憲令）[230]

《永恆的聖父之子》（額我略十五世1621年發出的教宗詔書）[231]

《適合的羅馬主教》（Decet romanum pontificem，額我略十五世1622年發出的教宗詔書）[67]

《受眾託付》（Commissum nobis，庇護十世1904年發出的宗座憲令）[93]

《教座出缺》（Vacante sede apostolica，庇護十世1904年發出的宗座憲令）[232]

《自從最近》（庇護十一世1922年發出的自動手諭）[233]

《宗座出缺》（Vacantis apostolicae sedis，庇護十二世1945年發出的宗座憲令）[234]

《最高主教的選舉》（Summi pontificis electio，若望二十三世1962年發出的自動手諭）[235]

《年齡之增》（保祿六世1970年發出的自動手諭）[236]

《揀選羅馬主教》（保祿六世1975年發出的宗座憲令）[41]

《主的普世羊群》（若望保祿二世1996年發出的宗座憲令）[7]

《教宗選舉秘密會議的禮儀規範》（Ordo rituum conclavis，2000年出版）[237]

《羅馬主教的選舉》（本篤十六世2007年發出的自動手諭）[14]

《一些規範》（本篤十六世2013年發出的自動手諭）[113]

參見

教宗選舉秘密會議降約

選舉君主制

教宗選舉列表

教宗委任

註釋

 首次教宗選舉於1061年舉行[1]，而第一次教宗選舉秘密會議於1276年1月舉行[2]。1294年至今的樞機選舉人均以選舉秘密會議形式選出新教宗。[3][4]

 如果樞機選舉人的人數並非3的倍數，當選教宗的門檻會變成三分之二的樞機選舉人加一票。[13]

 他於1268至1271年教宗選舉裏當選為教宗。[17]

 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朗大公會議已經決定設立該要求。[20]

 他在258年殉道。[24]

 高略從251年起出任教宗至253年。[25]

 樞機分為主教級樞機、司鐸級樞機和執事級樞機三個等級。[29]

 歷山四世1254年至1261年即位為教宗。[31]

 若望二十一世於1276年至1277年期間即位。[33]

 若望二十三世於1958年至1963年在位。[40]

 他在1978年至2005年出任教宗。[42]

 若望保祿二世冊封44名新樞機後，樞機選舉人有135人。[43]

 自11世紀開始，有人已指出天主教會曾出現女教宗（當中包括女教宗瓊安的說法）。不過有人認為這些傳聞是虛構。[52][53]

 該3位教宗分別是來自波蘭的若望保祿二世（1978年10月當選）、德國的本篤十六世（2005年當選）和阿根廷的方濟各（2013年當選）。[55][56][57]

 有人批評若望保祿二世將門檻降至最少二分之一的決定會令樞機選舉人將選舉秘密會議拖延至第33輪投票，然後他們就可以在第34輪投票開始使用過半數的門檻投票。[15]

 剛定四世於654年至685出任拜占庭帝國皇帝。[78]

 本篤二世於684年至685年出任教宗。[79]

 他在800年至814年期間擔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81]

 813年，他與查理曼共同出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82]查理曼814年去世後，他繼續在位至840年。[81][83]

 他於817年至855年期間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84]

 當時在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是亨利四世。[88]

 額我略七世於1073年至1085年在位為教宗。[90]

 樞機選舉人的家以前經常會向他們傳送食物，有人會在每天接近中午時分前往樞機家中並拿走裝有晚餐的有蓋容器，食物會運送到梵蒂岡。然後會有人負責檢查食物是否有毒及檢查每道食物內是否有收藏信件。[98]

 原字為意大利語的「papabile」。[124]

 他主持默想環節時已年屆85歲。[142]根據《主的普世羊群》，他已於80歲生日當日喪失教宗選舉投票權。[7]

 原句為「Extra Omnes!」。[147]

 原句為「Eligo in Summum Pontificem」。[161]

 《主的普世羊群》裏訂立的條文指出總務樞機會在第34輪投票舉行前邀請所有樞機選舉人就選舉程序表達意見。各樞機選舉人需決定從第34輪投票起當選教宗的最少過半數門檻。[165]

 原名為「Mercurius」。[199]

 有其他著作表示良十三世聲稱卡泰里尼樞機有宣佈新教宗的身分及完成上述工作。[215]有人則認為卡泰里尼樞機完整讀出整個宣佈，但未能將三重冕放到良十三世頭上。[2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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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为何教会能够维持两千年，而共产党却维持不了百年？显然，选举教皇的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有效凝聚了人心，获得了必要的代表性而不是暴力的强制性。声称无私奉献的共产党，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弄虚作假的邪路的？这才是“国际共运历史”需要好好研究的题目。

谢选骏：《大纪元时报》是一个极端主义的媒体平台

《马斯克在Twitter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他自己》（ROB NORMAN 2022年11月3日）报道：

因为有广告，Twitter对用户是免费的（至少目前如此）。

几乎所有数字平台都一样：它们的大部分营收都依赖广告。但对于最近被埃隆·马斯克收购的Twitter来说，这项收入来源可能很快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就在收购该平台的几天后，马斯克放大了有关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丈夫保罗·佩洛西遇袭的虚假信息。在许多人看来，此举与马斯克几天前对广告主所说的Twitter“不能变成自由放任的地狱”相矛盾。尽管最终删除了佩洛西相关的条目，但争论依然激烈：对广告主来说，马斯克时代的Twitter安全吗？

马斯克的结论似乎是，他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用户身份和他作为独资所有者的新角色之间并不存在界限。他对自己的言论没有任何限制，而在他的掌控下，Twitter似乎很可能将允许其他用户发表煽动性、挑衅性言论，间有明显不实的信息。

我知道广告主对此类问题都极其担忧，因为我曾供职于全球最大的广告位购买公司。对于Twitter的情况，广告主的担忧可能导致他们集体撤离，从而让Twitter失去现有的几乎全部收入。如果没有这项营收，收购Twitter对马斯克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并将危及这个平台的未来。

在选择媒体投放时，如果广告主认为他们的声誉面临风险，就会谨慎行事。广告主不喜欢整天担心被牵连，只有遇到实在无法舍弃的机会时才会去容忍可能造成的伤害。

有一批基本属于政治极右翼的出版商，几乎所有主流广告主都会选择回避。新闻极限(Newsmax)、同一个美国新闻网(One America News Network)、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和《大纪元时报》几乎从没有财富500强企业的广告。想法很简单：对大企业来说，与这些媒体产生关联的风险大于疏远一小部分人群的商业成本。

广告主会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在不被社会接纳、非法、以及极端党派化的内容旁边。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将品牌或信息与看似合适的用户匹配，从而进行广告投放，这加剧了他们的担忧。算法并不总是正确的。一些广告主的风险承受力非常低，以至于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新闻媒体的广告业务；他们认为失去新闻受众的机会成本并不显著。但失去YouTube、Facebook、Instagram或TikTok的全部用户则是另一回事了。资金在这里流动，由于不投放广告的机会成本通常被认为太大，广告主因此依赖技术将他们的信息与这些平台的黑暗角落切割开来。

马斯克的不幸在于，与其他靠广告支撑的媒体平台相比，Twitter只是个小角色。尽管广受欢迎且能为粉丝众多的用户带来毋庸置疑的影响力，但它在2021年的营收不到Meta的二十分之一，不及Alphabet的五十分之一。Twitter缺乏其竞争对手那样的核心业务地位，很少有广告主会因完全退出而受到重大影响。

或许，马斯克在Twitter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他自己。长久以来，传媒的编辑定位一直是由传媒所有人和业界霸主来决定的。这是传媒巨头的拿手好戏。但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传媒所有人的引导之手，而非我们听到的第一人称声音。消费者都清楚福克斯新闻是何种基调风格，大多数人也知道这种基调风格是谁定下的。同样，许多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Facebook不良行为带来的危险，也知道应将发布和传播这些内容的功能归咎于Facebook的所有者。

尽管如此，很少有人记得默多克或扎克伯格实际上说过什么。对特朗普或马斯克就不一样了。这种个人与内容之间的距离差异可能至关重要。这种距离保护了福克斯新闻和《华尔街日报》，也保护了Meta。然而第一人称会将媒体与个人直接关联。很多广告主可能会认为，在Twitter投放广告是对马斯克的隐性背书，就像在Truth Social投放广告是对特朗普的隐性支持一样。

如果马斯克继续在Twitter上充当参与者和煽动者，这个平台很可能会在毒性传播和党派之争的世界中越陷越深。从广告营收的角度看，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Twitter就完蛋了。

任何广告主都没有理由去支持可能带来更多痛苦而非收益的平台或平台所有者。具体到特朗普，他的公开宣言影响了他的生意，不只是Truth Social，还有他的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包括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无限期取消了在坦伯利高尔夫度假村的比赛。现在还不能断言Twitter可能的恶化会否影响特斯拉和马斯克的其他商业利益，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世界首富有太多可以失去的东西，这方面鲜少有人能及。

已经有人建议Twitter采用一种额外收入模型：即对彰显认证用户身份的那个令人觊觎的蓝色对勾收取每月20美元的费用。这对保护广告主利益毫无作用，即便能减少广告主的流失带来的经济影响。（大约需要1900万付费用户才能弥补这一营收缺口。）也许最重要的是，Twitter对广告主来说并不安全的观念可能会成为一种信号，即它对全社会也是如此。

谢选骏指出：《大纪元时报》和新闻极限(Newsmax)、同一个美国新闻网(One America News Network)、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类似，同属极端主义的媒体平台——早在2004年，《大纪元时报》就发表专文批判我的巨著《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其起因仅仅是，我在其他场合指出了法轮功的“新唐人”英译为“新唐朝”，其舞台剧更加暗示李洪志为新唐朝的李姓皇帝。结果《大纪元时报》就公器私用了，教唆大陆文痞傅国涌对我的著作进行污蔑诋毁之能事。由此可见《大纪元时报》确属一个极端主义的媒体平台。

谢选骏：越南和深圳争夺血汗工厂的幽灵

《中国新冠防疫代价过大的讨论——越南出口进一步领先深圳》（BBC 2022年5月10日）报道：

一则邻国的经济数据在中文互联网引发讨论。越南海关总局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越南出口迎来创纪录大涨，环比增长48.2%，达到347.1亿美元；也使越南一季度的出口总额为885.8亿美元，同比上升12.9%。

与此同时，中国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该市出口4076.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08.3亿美元，同比下降2.6%，其中，3月份出口额只有1200亿元左右，同比下降14%。

这意味着，越南一季度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达346.2亿美元。虽然不少分析指出，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深圳则是常住人口1750万人的沿海城市，但深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地，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领头羊，并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内地城市外贸额的首位。

实际上，在2018年全年来看，越南出口总额就已超过深圳，但今年3月此消彼长下达到深圳的两倍，令网络舆论惊讶之余，也在讨论中国防疫的代价。

在中文社交媒体微博上，“越南3月出口额超过深圳”的话题，阅读达到186.3万次。主要观点分为三类：

有网民认为，深圳此前封城，订单转移，此消彼长下造成现状。比如，“别人发展经济我们抗疫，老百姓赢麻了”；“全国每天在这事上（指防疫）的物力人力要花掉多少财政，难以想像，还有各种无法统计的经济损失”。

再比如，“不是蠢才弱智都能看出来了，别人充满希望，我们这边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夜郎自大刚愎自用，只是可惜了全天下最温顺的老百姓。”

还有，“看来越南比中国更有潜力，中国在今年人口开始下跌，即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已经没未来了。”

但有不少网民认为，越南超越深圳不足为奇。比如，“一个国家超过一个城市，有什么好慌的？”；“越南，一个国家，深圳，一个城市。根本没有可比性啊。再说了，为啥越南就不可以发展好？”

再比如，“不用慌，他出口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世界第一。”

也有一些网民分析称，这是“珠三角外溢的结果”。以及“中越在产业链上并非单纯竞争，更多是互补。越南因劳动力低廉等，承接了纺织、组装等产业输出，从中国进口原料或零部件组装出口。去年中国对越出口同比增长21%，顺差456亿美元。”

越南与深圳，确实具备一定可比性。

1986年，越南开始借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彼时，深圳特区已成立六年，发展方兴未艾。这一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越南的出口额为17.4亿美元；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这一年，深圳的出口额为7.2亿美元，不足越南的一半。

但之后多年越南出口规模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增长缓慢。1988年甚至还缩水到10亿美元，深圳则大幅上涨到18.4亿美元。1988年开始，深圳的出口额超过越南，并在此后20多年持续领先。

1990年，深圳出口开启“狂飙”模式，一年时间涨了近四倍。从1989年的21.7亿美元，涨到81.5亿美元。越南仅从15亿美元涨到23亿美元。两地出口规模拉开差距。

1995年，深圳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越南出口则在2003年才站上200亿美元这一台阶。

此后，越南开始追赶。2005年，深圳全年出口超过一千亿美元；越南则晚了6年，在2011年达成这一目标。

2013年，深圳出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后，结束暴增模式，出口额甚至出现萎缩，2017年收缩到2440多亿美元。而这几年越南并没有停下增长的脚步，反而在2017年实现18%的大幅增长，达到2273亿美元，与深圳已经相差无几。

2018年，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跨国公司为了规避越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把不少产能转移到越南，深圳出口额不再增长，进入停滞期。也是在这一年，越南出口2595亿美元（世界银行）相比深圳2460亿美元（深圳统计年鉴），首次反超。

从1988年被深圳超过，再到反超深圳，正好过去30年。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越南还是深圳，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超高增长。

此消彼长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快速发展的历程在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耳熟能详。

越南崛起的原因也不难理解。越南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从中国承接制衣、制鞋、电子等产能，再加上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更促使一批企业加快向越南转移。

越南也有意识地放大自身这一优势——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先后和世界多国签署自贸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UKVFTA），以及最近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使其成为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

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局副局长陈清海就表示，越南出口的最大机遇在于各项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越南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就是发挥好自贸协定的作用。

多年前就已发生了越南出口额超越深圳，但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引发讨论，重要的背景是，深圳3月经历了因疫情带来的封城，虽然时长不及上海，但对出口打击明显，出现两位数下跌。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与几位学者进行联合研究，用按月更新的城际卡车流量变化来推算各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变化，重点分析了武汉疫情结束后内地的16次封城。研究估计，如果对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周，对当月全中国GDP的影响大致在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去年数据测算，约为1900亿元），其中约有7%是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此消彼长下，让越南和深圳出口之间的差距更大，也因此引发关注。

事态反转

然而，把视角放在中越两国之间，在奥密克戎袭击中国内地之前，事态恰好相反。

过去两年，中国作为整体，享受了超强的替代效应。换言之，由于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中国防疫措施严格，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介绍，同时中国政府将营商和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填补产业链中的弱项和短板，以图保持并提高制造业水平。

这些原因使跨国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

于是2020年下半年，中国的外贸形势止跌转涨，甚至在2020年12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8.1%，远超预期。

2020年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

至此，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6个季度实现正增长。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后，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反而达到了历史峰值。

反观越南，去年10月，在因新冠疫情严格实施封控措施三个月后，越南政府宣布解除封锁。越南不得以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使关乎经济命脉的制鞋、制衣、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重回正轨。

但出乎意料的是，10月解封后，数以万计的进城务工人员担心感染新冠而选择逃离南部工业区，回到乡村，出城的队伍蔚为壮观。根据越南政府统计，离开城市的务工人员达到210万人。

在封锁期间，越南欧盟商会透露，18%在越南的欧盟企业已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另有16%正在考虑这样做。去年10月开始的“用工荒”可能使这种转移加剧，而中国是最可能的目的地之一。

越南官方统计显示，第三季度该国GDP同比下降6.17%，为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下降。

2022年初，奥密克戎袭击中国，深圳、上海先后封城，使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增长4.8%，相比全年5.5%的增长目标还有差距。即便如此，对中国而言，更艰难的或许是二季度。徐天辰向BBC中文说，一季度数据并未完全反映出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上脆弱，因为3月底上海才开封城，多个城市封城的经济成本对中国来说可能更加困难，消费需求仍会疲软，中国国内供应链则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同期，越南2022年一季度，越南GDP实现921.75亿美元，同比增长5.03%，高于中国同期增长。而且，越南在去年付出防疫不利的代价后，已经转向了“与疫情共存”新常态。今年更是进一步放开，3月15日甚至重启国际旅游，迎来的首批海外游客，经济进入全面复苏的轨道。

越南的未来会怎样？

经历了去年四季度的低迷，以及今年一季度的高涨，越南经济的未来会如何？

“翻翻你T恤上的标签，你会发现中国造的反而不多了，”一位多年在东南亚地区从事农机贸易的福建籍贸易人士向BBC中文介绍。他说， 中国的产能向越南转移早已在很多年前就启动，并且持续进行，反而是疫情期间，因为交通不便，一些建厂计划反而搁置，不过估计很快会继续。

徐天辰则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制造业优势表达乐观。他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规模且在地区层面形成了产业集群，仍具有绝对的竞争力，也将仍然是主要的制造业枢纽，目前多国将供应链多元化的尝试更多是应急和补充手段，尚无法对中国制造业构成替代。

换言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几十年来增长的结果，这意味着产业链上中国之外的部分，已经围绕中国工厂充分优化，以获取更高利润。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它，也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对越南进行调研后撰文称，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反而会同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供应链环节向东南亚溢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施展认为，因此在没有出现实质性技术跃迁的前提下，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上述贸易人士则提醒，身在越南时经常想起30年前的中国，兴起的行业，优势、短板都很像，只不过当时中国承接的对象是日韩，当前越南承接的对象是中国，甚至连楼市暴涨的很类似。

至于未来的越南会怎么样？他反问： “中国不也是干脏活、累活，然后慢慢累积和转型，建立自己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崛起的吗？为什么越南不行？”

越南崛起的速度确实与中国如出一辙，过去的20年，越南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吸引了全球外资进驻，从纺织业到电子业，越南的加工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近20年间，越南的进出口额长了17倍。来越南投资的公司，逐渐从耐克、阿迪达斯，变成三星、英特尔、戴尔、LG，仅三星在越南投资的8间工厂，对越南GDP的贡献率约为20%。

谢选骏指出：不论越南是否“中国的溢出”，越南和和深圳争夺“血汗工厂的吸血鬼投资”，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实质、看点与海外评论》（（BBC 2022年11月1日）报道：

10月27日，习近平率中共政治局常委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外界视为向毛左致敬的重要信号。

本次中共二十大会议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共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改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党章提出的“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提出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2021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后曾解释说，所谓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1992年写入党章的“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

“共同富裕”写入中共党章虽然才30年，但它作为政治目标，最早始于1950年代中共刚刚执掌政权之时。

毛泽东让农村人民富裕起来

据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考证，中共最早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领导人是毛泽东。1953年，毛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他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又曾说：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从历史背景来看，毛泽东提出农村人民“共同富裕”之时，正值刚刚建立政权不久的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峰时期。

经过中共自1951年至1956年对农业、工业和商业的三大改造，中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超过九成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通过中共的“和平赎买”政策，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写道：这场席卷全中国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承认“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等缺点，遗留了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包括：政治上统一管理，罔顾农业中的种植业、林业、渔业等的科学性；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导致传统手工业萎缩，给生活造成不便；“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此后的1958年中共推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更加极端的经济政策，造成1959年开始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即中共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2008年，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十余年调查研究所著的《墓碑》一书中根据多方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600万。

邓小平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鼓励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

199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到南方考察时发表讲话，表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在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写入了党章。

在中共的宣传中，追求“共同富裕”是自邓小平以来历届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都高度重视的问题，但国际间多方统计数字都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正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迅速加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90年开始一路上升，仅在十年间就超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作为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重要分析指标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多年来居高不下。

基尼系数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大则意味着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2021年9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

路透社对习近平过去十年所做的总结认为：习近平把消除绝对贫困视为中共过去十年的一个重大成就，“但是消除贫富差距证明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与美国一样，仍然是经济大国中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共同富裕”政策影响力

在海外观察人士看来，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多项监管政策，对诸多民营企业的整顿和打击都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之名而展开的。

这些包括教培行业、电子游戏行业、娱乐行业、科技行业，互联网巨头、电子商务，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多名民营企业家响应共同富裕政策的号召，踊跃慈善捐赠。中国媒体报道称，阿里、腾讯先后宣布了千亿元规模的“共同富裕”基金，字节跳动、拼多多、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也都纷纷宣布了相应的目标和计划。

总部设在德国的在线统计数据门户Statista公布的中国2004至2020年的基尼指数截图。该机构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国一直处于贫富差距警戒线以上。

总部设在德国的在线统计数据门户Statista公布的中国2004至2020年的基尼指数截图。该机构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国一直处于贫富差距警戒线以上。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报道认为，中国“先致富”的时代正式结束，“习近平在第三个五年任期继续掌权之日，确认了中国新经济道路的未知性，即从资本主义转向一个更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撰文写道：在经济方面，习近平以意识形态为由颠覆了邓小平35年的增长模式。

“共同富裕”为什么对中共重要？

习近平2013年上台至今，曾多次就“共同富裕”问题讲话。

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他承认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中共执政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多次出现在习近平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在报告中，他表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分配制度，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为共同富裕构建分配制度，被有些评论称为是中共要走“劫富济贫”的道路，为此中共官员多次公开否认。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今年曾刊登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分析报告，认为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有三个方面的目的:

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因为这些是中国要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目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难题；共同富裕有重大政治意义，实际上是一个民粹主义战略，要振兴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在话语、道德、物质和制度上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模式”。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对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的目的分析认为：随着习近平反腐工作最初引发的震惊逐渐消退，他通过向富人课重税等诸如此类倡导社会更加平等的动作，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人民结盟、反对权贵的新机会。这种努力还有一个必然的好处，那就是限制中国的新寡头们不要挑战他或中国共产党掌控中国的权威。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也认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有政治目的，即加强公众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支持，同时鼓吹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比西方制度优越。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文章认为，习近平主推了一个以振兴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工业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对私营行业实行新限制，对科技、房地产和教培行业发起政治攻击，并把 “共同富裕”作为工作重点。这些与中国在商业活动中的国际经济政策相匹配。这是以习近平的“双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即中国有必要自给自足和重新确保中国自己的全球供应线，以应对习近平认定的美国从系统上与中国的脱钩战略。

“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经就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否能刺激经济双循环撰文，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而是将它认为企业和富人的超额利润以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及富人捐赠的形式转让给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可以保持国内工资的竞争力，同时通过有效地向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商业利润，提高整体家庭收入水平。”

佩蒂斯认为，这么做有三点需要特别谨慎：

首先，中国的企业和富人所捐赠的数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小的份额，在2017年仅为GDP的0.2%，因此中国想通过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大量增加私人捐款，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捐款形式进行重大调整。”

第二，通过迫使私营部门承担中国收入分配再平衡的主要调整成本，倡导共同富裕有可能破坏中国经济的活力。

第三，也是佩蒂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

“在西方，家庭收入通常占GDP的70-80%，主要的收入扭曲体现在富人和非富人之间增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然而，在中国，家庭保留的份额要小得多，大约占GDP的55%。虽然收入不平等肯定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但中国的低消费率主要不是由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低份额造成的”。

因此，佩蒂斯认为，中国政府只有通过直接或以社会福利等间接方式把收入从地方政府转向家庭，这样才可能推动中国家庭的消费使其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习近平再次连任，香港股市遭遇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差的交易日。

不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表示，“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习近平还说，共同富裕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威廉·H·欧威霍特（William H Overholt)在《国际经济》杂志（International Economy）上刊登文章认为，习近平要实现共同富裕政策所承诺的收入公平，需要征收大量的财产税、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停止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控制、大幅放宽农村土地权利以及改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权力平衡。

但习近平迄今为止所出台的诸如要求大公司和富人捐款等措施并没有效果，而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税务政策，如就财产税所展开的讨论至今没有下文。他认为，习近平最终像拜登一样都无力改变国家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

在他看来，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所描绘的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愿望清单，正像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承诺一样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中国实际的政策正在完成许多西方民主制度目前似乎无法实施的事情，例如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了异常迅速的进展。”

但是他又说，习近平的共同富

裕“也是一种既要吃掉蛋糕、又要留着蛋糕的不可能愿望。”

在欧威霍特看来，外国公司和国家将拒绝这样一种制度，中国吸引外国公司进入，因为他们掌握着技术，但到头来，中国却不让他们来分享国内市场的大蛋糕，就像中国自己要求西方做到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吸血鬼把吸进去的血给吐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了，吸进去的血即使吐了出来，也没有用了，更不可能重新输给受害者们——这些吐出来的血最多只能部分转移给二手吸血鬼罢了。至于吃蛋糕的说法，对于饥肠辘辘的贫民来说，无异于“何不食肉糜”矣。

谢选骏：《河殇》1988年预见了三十年后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中国领导人的未来》（外交政策 2022-11-04）报道：

《外交政策》杂志的分析文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无限期的皇帝和大统帅远比受规则约束的领导人更常见，任何不符合这种模式的人都会被遗忘。这种诱惑可能是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的原因之一。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2012年底掌权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出访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是到中国南部的广州战区看望部队，他对新兵们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

在8个月后的另一次高调行动中，习近平参观了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他在那里传达了大致相同的信息。

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些似乎不仅是重大事件本身，也是对中国新领导人期望的相当可靠的标志：直截了当的风格，和比这个世界所习惯的最近的共产党领导人更多的自信。

回顾这些的问题是，它不能提供实时的信息，加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不透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越来越封闭，这意味着外界在努力解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事件时，只剩下蛛丝马迹可以去分析。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闭幕时的谜团，对习近平似乎下令将其前任胡锦涛突然排除在会议之外的方式，产生了大量截然不同的解释。

胡锦涛的行为，包括他试图提前查看摆在所有党的最高领导人面前红色文件夹中的内容，到底是一种狡猾的抗议形式，还是想抢习近平和权力仪式化设计的风头？习近平的回应是否代表着一个最高领导人被另一个最高领导人公开驱逐的史无前例的行为？这一切是否仅仅是健康状况不佳和迅速衰退的胡锦涛造成的混乱？

这里面有大量猜测的空间。事实上，猜测也是我们能做的一切。

这一次，习近平在成功加冕后的第一个公开大动作是前往中国西北部的延安，那里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点。这里是毛泽东在长征结束，率领他的撤退部队落脚的地方。在经历了一系列国民党的军事打击后，革命运动在这里重新定位，毛在这里策划革命的最终胜利。

延安也是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卓越地位怀疑消失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的个人崇拜全面开花。而人们将他视为几乎永远不会犯错的传统，也是在那里扎根的。

正如中国人所说，此后多年，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红与黑，也就是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谁上谁下，谁入局，谁出局。毛泽东的决定，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执行，无数人的命运被他所决定。

习近平和他亲自挑选的新政治局常委一起高调访问延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行为？对一些专家来说，这不仅证实了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而且还证实了习近平明确选择毛泽东作为他的榜样。

很少有人会认为，这将意味着中国会回到毛泽东的一些最极端的政策，包括激进的平等主义、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隔离。更不用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混乱和灾难，每一次运动都摧毁了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造成经济破坏，经过很多年才修复。

根据这个类比，这似乎意味着习近平想成为中国的下一个舵手，采用毛泽东在执政三十年期间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称呼。最近流传的另一个比喻，是将习近平的权力和统治风格描述为下意识的帝国主义。这意味着他的权威和光辉，以及有关他的宣传的性质和程度，都像皇帝一样。

在西方，我们也普遍相信习近平是在效仿毛泽东。

在最近的二十大召开前和整个会议过程中，我对中国的大量阅读都集中在专门研究中国的政治学家的著作上。但是，并非对这个学科不敬，我开始觉得，如今关于中国当代精英政治的信息如此之少，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见解，以及习近平的统治如何融入中国过去漫长而宏大的叙事中。

因此，我求助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以了解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以及如何理解他最近的行动。裴士锋是我非常欣赏的两本书的作者，《帝国的黄昏：鸦片战争及中国最后的黄金时代的终结》（2018）和《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和太平天国内战的史诗故事》（2012）。这两本书都以清朝为中心，清朝从1644年至1912年统治，是中国漫长的帝国统治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王朝。

裴士锋应该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在大多数方面，今天的中国与清朝时代的中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他和我之前从未交谈过，当我联系他时，他以我非常珍视的谦虚态度开始，此外，他说他既不是中国现在的专家，也不是中国更遥远的古史学家。在这些谦虚的开场之后，裴士锋接着提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看法，我在此与大家分享。

其中第一个观点来自一个简单但看起来很强大的规则。“你知道，回顾中国的历史，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最强大的统治者，其实在强大的表面之下，内部是最脆弱的，或者说是有很大弱点的。”

我认为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习近平的权力，即使是在这个他的权力在形式上最强大的时刻。这让我想起了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勒·索因卡的一句格言：“老虎不彰显它的虎威”，意思是仅仅作为一只老虎就足以说明实力。

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裴士锋引用了胤禛的例子，他在18世纪初的清朝以雍正皇帝的头衔统治中国。今天，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他确实是他父亲康熙皇帝的预定继承人，但雍正的兄弟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议和争夺一直不断，部分原因是雍正既不是最年长的孩子，也不被认为是继承人中最有能力的。

雍正皇帝对自己的合法性缺乏安全感，有些谣言说他伪造了父亲的遗嘱。他把他的一些兄弟关进了监狱，其中几个人死在了牢里。

很少有人对习近平的继承条件提出疑问，因为他遵循了当时既定的党内安排，但裴士锋认为，也许值得比较的是雍正的统治方式。裴士锋说：“他禁止中国学者成立协会或诗歌社，因为这些有可能成为政治性的活动。”

他说，“回想一下，当我们回溯习近平镇压异议人士，和他发起的公共道德运动，这是在压制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差异。这与雍正的焦虑相呼应，他很担心自己被视为非法。对习近平来说，焦虑的根源可能来自于他的权力游戏本身，他刚刚无限期地推翻了这次和未来的继任规则。”

关于这一点，裴士锋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背景，也给出了诠释上的警告。因为尽管这是一个大胆且有潜在风险的举动，但去夸大习近平刚刚打破的继承规则制度化的严重程度也是错误的。

正如评论家们广泛认为的那样，这些规则来自于邓小平，他在接替毛泽东后制定了一套非正式的规则，实际上为共产党的领导设立了两届任期，即10年的限制。

邓小平对他的继任者江泽民指手画脚，甚至在交出所有执政头衔后也是如此，而江泽民对他的继任者，即最近被护送离开二十大的胡锦涛也是如此。裴士锋说，习近平一定算计过，无论毁掉非正式规则会带来什么风险，这可能都是值得的。

理由很简单：实现个人野心，包括政治遗产。

他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比受规则约束的领导人更常见的是无限期的皇帝、大统帅，以及你知道的毛主席。任何不符合这种模式的人都会被遗忘。我的意思是，即使在30年后，也不会有人记得他们”。

但是，他指出，“没有人会忘记毛泽东，或蒋介石，或乾隆。”乾隆是雍正的儿子，他统治了中国61年，是中国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在1799年去世。

裴士锋用袁世凯的例子，阐释了中国历史中这样一种提高赌注，去获得赢者通吃，胜者为王的那种诱惑。这位军事强人在1912年清朝末年接管了政权，然后在共和国统治开始后寻求建立自己的新帝国，但却失败了。

他警告说：“习近平并不是想让自己成为皇帝，而是在开始执政时受到某些官僚主义的限制后，他决定改变现实以适应自己，并确保自己能够继续执政，且不需要任期限制，也不会受到任何对手的直接影响。他想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天下，让他的形象到处出现，就像毛泽东，脸上带着某种神秘的表情。”

然而，裴士锋很快补充说，习近平不是毛泽东。

他说：“孩子们长大了，过去人们真的相信太阳升起是因为中国有毛泽东。而我不知道习近平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可以吹捧。这种比较的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毛泽东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革命者”。

对习近平，裴士锋说，他 “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但根本上只是一个“官场高手，把官僚游戏玩到极致”。

裴士锋说，习近平把中国的重点放在内部，“他把所有这些我们中国观察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经济增长、外国旅游、学习英语和外国研究置之不理……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景所固有的。而习近平显然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更明显的轮廓。”

裴士锋最后的警示是，我们“真的很难搞明白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看到他的真正议程是什么。”

网民嚎叫：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7:45:31

会望未来，

走向历史。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7:23:14

权力没有了限制和监督，无耻和无知就会成为主流

老北京炸酱面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6:59:00

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既有个人的因素，更有历史的因素。如今这个年代，人工智能互联网，而且民智渐开，毛泽东就是复活，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被人崇拜。而习现在就是个笑话，绝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心中暗自取笑。

groogle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6:49:00

毛主席说 看看他的过去 就知道他的现在 看看他的现在 就知道他的将来 这是一个小学生当皇帝的故事 将来可以预测

雅戈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6:31:00

毛病挺多 恶习难改

yshen05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6:30:00

则宗桑

青衣侠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5:12:28

过去人们真的相信太阳升起是因为中国有毛泽东。而我不知道习近平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可以吹捧。——所以习近平一定要在任期内统一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确立自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因此要延长自己的任期，揪准一个机会好下手——比如美国和俄国在欧洲干起来。所以老习焦急的等待着北约什么时候直接跳进去，但是拜登是个老屁眼，明白的很，就是不亲自往里跳。所以老习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乌克兰战争打得越久越好(最好打个十年八年)，把双方都拖得精疲力尽，不得不坐地调息之时，老习就可以站起身来，大喇喇地一步跨过海峡，统一台湾了。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5:01:06

裴士锋最后的警示是，我们“真的很难搞明白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看到他的真正议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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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看中国，有时是旁观者清，有时是云里雾里。

习的真正议程就是要当皇帝，没有为什么。光腚帝，也是帝。

说说也罢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4:59:30

“官场高手，把官僚游戏玩到极致”——他对中国大陆的事情还是一头雾水，习能集权于一人到今天的程度根本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官场秘诀，而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观念导致渗透一切的官本位制度和意识、官场的腐败、官员的蜕化、全社会几十年的逆向淘汰形成的文化、社会大环境！一句话，因为上千年没有进化只有轮回！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4:55:46

你连他最终目的是什么都没搞明白，却在这里瞎咧咧。妄踹圣椅者，必诛九族。

Timberwolf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4:54:38

在大多数方面，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清朝时代几乎完全相似。

lio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4:36:50

文不对题！“真的很难搞明白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size0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4:36:45

台湾，而不是经济绝对是习近平的重要任务。只有统一台湾，他才能建立起毛泽东一样的威信。至于美国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取决于，1，重病缠身的普京什么时候死。2美国还想不想美元霸权，充当世界秩序的缔造和维护者了。一个流氓都搞不定，美国必将从帝国神坛走下。美国精英很清楚美元霸权地位失去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人自己看着办。至于特朗普，一个商人而已，他到底通晓几分政治呢？！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都希望特朗普上台。因为一个非专业人士肯定可以把美国搞得更糟，比如内部的种族歧视和分裂问题，对华裔科学家的打压等等。习近平需要美国保守势力打压中国出来的学者，尤其是半导体，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中国出来的科学家，他们被迫会中国正是中国需要的。而普京，如果最终因为美国的取消对乌克兰的军援胜利，其死前个人形象重新树立，死而无憾。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者会继续其策略，重新恢复前苏联的版图。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3:07:32

对毛泽东的争议，非常多着去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丢掉的是真正的传承和真正的富人价值观。现在的某些场景，就是文革的在现。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1:39:31

未来？先把眼下的事情做好，未来自然就好。这跟什么制度，有关系，也没关系。制度的建立是需要一个全民基本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氛围等，教育程度，（不只是都上大学）人们有了衣食无忧。关键还是在人。新班子的五年，不是要打仗，是基础建设，包括人的信念。打台湾，根本没有意义。对西方世界，平行交往，。终究是地域文化，生活背景，不是一回事儿。总是舆论，打打打，打，靠的是实力。

马年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1:15:33

中共新班子在未来五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统一台湾。不管蔡政府如何拉西方折腾，大陆都准备好了。无论是从上到下的统一核酸监测和资源调配，还是统一大市场和社区服务中心网络的健全，证明大陆的应急准备正以疫情防控的名义展开。俄乌战争让中共看清了美西方可能的招数以及老欧洲与美国的离心离德。普京的拖延战术和准备和谈的烟幕都在让欧洲反思北约存在的后果。普京无疑在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目前看，特朗普的共和党抛出吸引选民的政策，如果控制国会，将停止援助乌克兰。那么戏子估计一个星期都撑不下去。而这样的后果，欧洲人会想其特朗普当时不睬北约的态度。剧本可能就按普京的愿望演下去了。

HighEnd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0:22:51

他试图提前查看摆在所有党的最高领导人面前红色文件夹中的内容

——

显然没有提前，有些人比方说汪洋白色文件已经摆在桌上了，而且旁边两个大太监阻止他看说明他们以及知道了。另外你想想，桌子上的文件不许看，难道要包子在会议进行中说你们可以看了再看？

seator 发表评论于 2022-11-05 00:10:05

封泥巴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3:05:00

还他妈反腐倡廉，我中国局级以上官员，包括18线城市，至少90%子女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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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从最顶层往下的所有官员或多或少都有腐败行为，他才能用反腐巩固权力，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3:37:00

支持習近平永遠連任。習近平讓美國與盟友團結起來、習近平讓中國的經濟逐漸衰落；實在太好了！

大阪书生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3:07:51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封泥巴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3:05:00

还他妈反腐倡廉，我中国局级以上官员，包括18线城市，至少90%子女在国外。

加州红木林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58:40

真的吗？ 中国官员公布财产，接受监督了？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23:16

不知所云。据国内朋友讲现今中国的官不好当，各种考核目标是硬扛杠，反腐倡廉是共识，歪门邪道走不通。群众监督无所不在，所以很多人当官如履薄冰。

creamkk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55:30

裴士锋最后的警示是，我们“真的很难搞明白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看到他的真正议程是什么。”这么明显还不知道，疲民弱民，北韩伊朗化，就是延续几千年的奴隶制度，

猫二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47:00

袁世凯做了几天皇帝？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28:50

那是一个从上古文革走过来的余孽，仍旧生活在那个空间，那个维度。即便（即便）瘟疫封控回归正常，那个余孽还会出其他妖蛾子的，平民不会有安生日子的。搅乱世界，是这厮的初心使命。

duty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23:16

不知所云。据国内朋友讲现今中国的官不好当，各种考核目标是硬扛杠，反腐倡廉是共识，歪门邪道走不通。群众监督无所不在，所以很多人当官如履薄冰。

杀敌三千，自伤一万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17:00

“听党话跟党走”，翻译过来就是：听我话跟我走。

加国红枫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2:13:09

猪头

德州呆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1-04 21:57:28

5000千年的文明。。还是弱肉蚕食的文化

谢选骏指出：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号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专长为十九世纪中国史、中国对外关系。”——但Stephen R. Platt他现在却越界了，大谈时政与当代历史。可惜他知识不足，大概连《河殇》也没有读过。所以这个裴士锋也就无法知道，《河殇》1988年播出，但却预见了三十年后的中国历史——那就是黄河心理（延安精神）、长城精神（社会内卷）、龙神崇拜（造神运动）的三部曲。《河殇》不仅预见了三十年后的中国历史，而且指出了一个永恒的中国——虽然《河殇》极力鼓吹中国走向深蓝，但最后到来的可能只是一个郑和下西洋的再版。裴士锋要是知道《河殇》1988年预见了三十年后的中国历史，他2022年的谈话大概就会有所不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