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越南和深圳争夺血汗工厂的幽灵

《中国新冠防疫代价过大的讨论——越南出口进一步领先深圳》（BBC 2022年5月10日）报道：

一则邻国的经济数据在中文互联网引发讨论。越南海关总局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越南出口迎来创纪录大涨，环比增长48.2%，达到347.1亿美元；也使越南一季度的出口总额为885.8亿美元，同比上升12.9%。

与此同时，中国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该市出口4076.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608.3亿美元，同比下降2.6%，其中，3月份出口额只有1200亿元左右，同比下降14%。

这意味着，越南一季度出口总额超出深圳多达277.5亿美元。其中3月份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 达346.2亿美元。虽然不少分析指出，越南是人口近亿的国家，深圳则是常住人口1750万人的沿海城市，但深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基地，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领头羊，并在近30年来傲居中国内地城市外贸额的首位。

实际上，在2018年全年来看，越南出口总额就已超过深圳，但今年3月此消彼长下达到深圳的两倍，令网络舆论惊讶之余，也在讨论中国防疫的代价。

在中文社交媒体微博上，“越南3月出口额超过深圳”的话题，阅读达到186.3万次。主要观点分为三类：

有网民认为，深圳此前封城，订单转移，此消彼长下造成现状。比如，“别人发展经济我们抗疫，老百姓赢麻了”；“全国每天在这事上（指防疫）的物力人力要花掉多少财政，难以想像，还有各种无法统计的经济损失”。

再比如，“不是蠢才弱智都能看出来了，别人充满希望，我们这边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夜郎自大刚愎自用，只是可惜了全天下最温顺的老百姓。”

还有，“看来越南比中国更有潜力，中国在今年人口开始下跌，即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已经没未来了。”

但有不少网民认为，越南超越深圳不足为奇。比如，“一个国家超过一个城市，有什么好慌的？”；“越南，一个国家，深圳，一个城市。根本没有可比性啊。再说了，为啥越南就不可以发展好？”

再比如，“不用慌，他出口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世界第一。”

也有一些网民分析称，这是“珠三角外溢的结果”。以及“中越在产业链上并非单纯竞争，更多是互补。越南因劳动力低廉等，承接了纺织、组装等产业输出，从中国进口原料或零部件组装出口。去年中国对越出口同比增长21%，顺差456亿美元。”

越南与深圳，确实具备一定可比性。

1986年，越南开始借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彼时，深圳特区已成立六年，发展方兴未艾。这一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越南的出口额为17.4亿美元；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这一年，深圳的出口额为7.2亿美元，不足越南的一半。

但之后多年越南出口规模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增长缓慢。1988年甚至还缩水到10亿美元，深圳则大幅上涨到18.4亿美元。1988年开始，深圳的出口额超过越南，并在此后20多年持续领先。

1990年，深圳出口开启“狂飙”模式，一年时间涨了近四倍。从1989年的21.7亿美元，涨到81.5亿美元。越南仅从15亿美元涨到23亿美元。两地出口规模拉开差距。

1995年，深圳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越南出口则在2003年才站上200亿美元这一台阶。

此后，越南开始追赶。2005年，深圳全年出口超过一千亿美元；越南则晚了6年，在2011年达成这一目标。

2013年，深圳出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后，结束暴增模式，出口额甚至出现萎缩，2017年收缩到2440多亿美元。而这几年越南并没有停下增长的脚步，反而在2017年实现18%的大幅增长，达到2273亿美元，与深圳已经相差无几。

2018年，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跨国公司为了规避越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把不少产能转移到越南，深圳出口额不再增长，进入停滞期。也是在这一年，越南出口2595亿美元（世界银行）相比深圳2460亿美元（深圳统计年鉴），首次反超。

从1988年被深圳超过，再到反超深圳，正好过去30年。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越南还是深圳，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超高增长。

此消彼长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快速发展的历程在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耳熟能详。

越南崛起的原因也不难理解。越南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从中国承接制衣、制鞋、电子等产能，再加上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更促使一批企业加快向越南转移。

越南也有意识地放大自身这一优势——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先后和世界多国签署自贸协定，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UKVFTA），以及最近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使其成为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

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局副局长陈清海就表示，越南出口的最大机遇在于各项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越南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就是发挥好自贸协定的作用。

多年前就已发生了越南出口额超越深圳，但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引发讨论，重要的背景是，深圳3月经历了因疫情带来的封城，虽然时长不及上海，但对出口打击明显，出现两位数下跌。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与几位学者进行联合研究，用按月更新的城际卡车流量变化来推算各个城市的实际收入变化，重点分析了武汉疫情结束后内地的16次封城。研究估计，如果对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个特大城市实施封城两周，对当月全中国GDP的影响大致在2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去年数据测算，约为1900亿元），其中约有7%是来自于当地封城对其他城市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此消彼长下，让越南和深圳出口之间的差距更大，也因此引发关注。

事态反转

然而，把视角放在中越两国之间，在奥密克戎袭击中国内地之前，事态恰好相反。

过去两年，中国作为整体，享受了超强的替代效应。换言之，由于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中国防疫措施严格，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介绍，同时中国政府将营商和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填补产业链中的弱项和短板，以图保持并提高制造业水平。

这些原因使跨国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

于是2020年下半年，中国的外贸形势止跌转涨，甚至在2020年12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8.1%，远超预期。

2020年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

至此，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6个季度实现正增长。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后，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反而达到了历史峰值。

反观越南，去年10月，在因新冠疫情严格实施封控措施三个月后，越南政府宣布解除封锁。越南不得以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使关乎经济命脉的制鞋、制衣、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重回正轨。

但出乎意料的是，10月解封后，数以万计的进城务工人员担心感染新冠而选择逃离南部工业区，回到乡村，出城的队伍蔚为壮观。根据越南政府统计，离开城市的务工人员达到210万人。

在封锁期间，越南欧盟商会透露，18%在越南的欧盟企业已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另有16%正在考虑这样做。去年10月开始的“用工荒”可能使这种转移加剧，而中国是最可能的目的地之一。

越南官方统计显示，第三季度该国GDP同比下降6.17%，为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下降。

2022年初，奥密克戎袭击中国，深圳、上海先后封城，使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增长4.8%，相比全年5.5%的增长目标还有差距。即便如此，对中国而言，更艰难的或许是二季度。徐天辰向BBC中文说，一季度数据并未完全反映出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上脆弱，因为3月底上海才开封城，多个城市封城的经济成本对中国来说可能更加困难，消费需求仍会疲软，中国国内供应链则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同期，越南2022年一季度，越南GDP实现921.75亿美元，同比增长5.03%，高于中国同期增长。而且，越南在去年付出防疫不利的代价后，已经转向了“与疫情共存”新常态。今年更是进一步放开，3月15日甚至重启国际旅游，迎来的首批海外游客，经济进入全面复苏的轨道。

越南的未来会怎样？

经历了去年四季度的低迷，以及今年一季度的高涨，越南经济的未来会如何？

“翻翻你T恤上的标签，你会发现中国造的反而不多了，”一位多年在东南亚地区从事农机贸易的福建籍贸易人士向BBC中文介绍。他说， 中国的产能向越南转移早已在很多年前就启动，并且持续进行，反而是疫情期间，因为交通不便，一些建厂计划反而搁置，不过估计很快会继续。

徐天辰则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制造业优势表达乐观。他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规模且在地区层面形成了产业集群，仍具有绝对的竞争力，也将仍然是主要的制造业枢纽，目前多国将供应链多元化的尝试更多是应急和补充手段，尚无法对中国制造业构成替代。

换言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几十年来增长的结果，这意味着产业链上中国之外的部分，已经围绕中国工厂充分优化，以获取更高利润。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离开它，也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对越南进行调研后撰文称，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反而会同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供应链环节向东南亚溢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施展认为，因此在没有出现实质性技术跃迁的前提下，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上述贸易人士则提醒，身在越南时经常想起30年前的中国，兴起的行业，优势、短板都很像，只不过当时中国承接的对象是日韩，当前越南承接的对象是中国，甚至连楼市暴涨的很类似。

至于未来的越南会怎么样？他反问： “中国不也是干脏活、累活，然后慢慢累积和转型，建立自己的产业链，最终实现崛起的吗？为什么越南不行？”

越南崛起的速度确实与中国如出一辙，过去的20年，越南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吸引了全球外资进驻，从纺织业到电子业，越南的加工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近20年间，越南的进出口额长了17倍。来越南投资的公司，逐渐从耐克、阿迪达斯，变成三星、英特尔、戴尔、LG，仅三星在越南投资的8间工厂，对越南GDP的贡献率约为20%。

谢选骏指出：不论越南是否“中国的溢出”，越南和和深圳争夺“血汗工厂的吸血鬼投资”，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实质、看点与海外评论》（（BBC 2022年11月1日）报道：

10月27日，习近平率中共政治局常委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外界视为向毛左致敬的重要信号。

本次中共二十大会议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共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改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党章提出的“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提出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官方新华社在2021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后曾解释说，所谓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1992年写入党章的“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

“共同富裕”写入中共党章虽然才30年，但它作为政治目标，最早始于1950年代中共刚刚执掌政权之时。

毛泽东让农村人民富裕起来

据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考证，中共最早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领导人是毛泽东。1953年，毛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他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又曾说：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从历史背景来看，毛泽东提出农村人民“共同富裕”之时，正值刚刚建立政权不久的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峰时期。

经过中共自1951年至1956年对农业、工业和商业的三大改造，中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超过九成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通过中共的“和平赎买”政策，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写道：这场席卷全中国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承认“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等缺点，遗留了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包括：政治上统一管理，罔顾农业中的种植业、林业、渔业等的科学性；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导致传统手工业萎缩，给生活造成不便；“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此后的1958年中共推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更加极端的经济政策，造成1959年开始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即中共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

2008年，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十余年调查研究所著的《墓碑》一书中根据多方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600万。

邓小平开始中国经济改革，鼓励小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然后达到共同富裕。

199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到南方考察时发表讲话，表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在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写入了党章。

在中共的宣传中，追求“共同富裕”是自邓小平以来历届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都高度重视的问题，但国际间多方统计数字都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正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迅速加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90年开始一路上升，仅在十年间就超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作为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重要分析指标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多年来居高不下。

基尼系数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大则意味着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2021年9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在发布《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

路透社对习近平过去十年所做的总结认为：习近平把消除绝对贫困视为中共过去十年的一个重大成就，“但是消除贫富差距证明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与美国一样，仍然是经济大国中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共同富裕”政策影响力

在海外观察人士看来，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多项监管政策，对诸多民营企业的整顿和打击都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之名而展开的。

这些包括教培行业、电子游戏行业、娱乐行业、科技行业，互联网巨头、电子商务，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多名民营企业家响应共同富裕政策的号召，踊跃慈善捐赠。中国媒体报道称，阿里、腾讯先后宣布了千亿元规模的“共同富裕”基金，字节跳动、拼多多、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也都纷纷宣布了相应的目标和计划。

总部设在德国的在线统计数据门户Statista公布的中国2004至2020年的基尼指数截图。该机构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国一直处于贫富差距警戒线以上。

总部设在德国的在线统计数据门户Statista公布的中国2004至2020年的基尼指数截图。该机构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国一直处于贫富差距警戒线以上。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报道认为，中国“先致富”的时代正式结束，“习近平在第三个五年任期继续掌权之日，确认了中国新经济道路的未知性，即从资本主义转向一个更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撰文写道：在经济方面，习近平以意识形态为由颠覆了邓小平35年的增长模式。

“共同富裕”为什么对中共重要？

习近平2013年上台至今，曾多次就“共同富裕”问题讲话。

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他承认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对中共执政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多次出现在习近平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在报告中，他表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分配制度，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为共同富裕构建分配制度，被有些评论称为是中共要走“劫富济贫”的道路，为此中共官员多次公开否认。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今年曾刊登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分析报告，认为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有三个方面的目的:

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因为这些是中国要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目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难题；共同富裕有重大政治意义，实际上是一个民粹主义战略，要振兴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专制制度在话语、道德、物质和制度上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模式”。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对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的目的分析认为：随着习近平反腐工作最初引发的震惊逐渐消退，他通过向富人课重税等诸如此类倡导社会更加平等的动作，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人民结盟、反对权贵的新机会。这种努力还有一个必然的好处，那就是限制中国的新寡头们不要挑战他或中国共产党掌控中国的权威。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也认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有政治目的，即加强公众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支持，同时鼓吹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比西方制度优越。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文章认为，习近平主推了一个以振兴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工业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对私营行业实行新限制，对科技、房地产和教培行业发起政治攻击，并把 “共同富裕”作为工作重点。这些与中国在商业活动中的国际经济政策相匹配。这是以习近平的“双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即中国有必要自给自足和重新确保中国自己的全球供应线，以应对习近平认定的美国从系统上与中国的脱钩战略。

“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经就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否能刺激经济双循环撰文，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而是将它认为企业和富人的超额利润以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及富人捐赠的形式转让给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可以保持国内工资的竞争力，同时通过有效地向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商业利润，提高整体家庭收入水平。”

佩蒂斯认为，这么做有三点需要特别谨慎：

首先，中国的企业和富人所捐赠的数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小的份额，在2017年仅为GDP的0.2%，因此中国想通过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大量增加私人捐款，更重要的是，需要对捐款形式进行重大调整。”

第二，通过迫使私营部门承担中国收入分配再平衡的主要调整成本，倡导共同富裕有可能破坏中国经济的活力。

第三，也是佩蒂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

“在西方，家庭收入通常占GDP的70-80%，主要的收入扭曲体现在富人和非富人之间增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然而，在中国，家庭保留的份额要小得多，大约占GDP的55%。虽然收入不平等肯定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但中国的低消费率主要不是由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低份额造成的”。

因此，佩蒂斯认为，中国政府只有通过直接或以社会福利等间接方式把收入从地方政府转向家庭，这样才可能推动中国家庭的消费使其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习近平再次连任，香港股市遭遇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差的交易日。

不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表示，“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习近平还说，共同富裕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威廉·H·欧威霍特（William H Overholt)在《国际经济》杂志（International Economy）上刊登文章认为，习近平要实现共同富裕政策所承诺的收入公平，需要征收大量的财产税、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停止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控制、大幅放宽农村土地权利以及改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权力平衡。

但习近平迄今为止所出台的诸如要求大公司和富人捐款等措施并没有效果，而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税务政策，如就财产税所展开的讨论至今没有下文。他认为，习近平最终像拜登一样都无力改变国家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

在他看来，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所描绘的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愿望清单，正像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承诺一样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中国实际的政策正在完成许多西方民主制度目前似乎无法实施的事情，例如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了异常迅速的进展。”

但是他又说，习近平的共同富

裕“也是一种既要吃掉蛋糕、又要留着蛋糕的不可能愿望。”

在欧威霍特看来，外国公司和国家将拒绝这样一种制度，中国吸引外国公司进入，因为他们掌握着技术，但到头来，中国却不让他们来分享国内市场的大蛋糕，就像中国自己要求西方做到的那样。

谢选骏指出：“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吸血鬼把吸进去的血给吐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了，吸进去的血即使吐了出来，也没有用了，更不可能重新输给受害者们——这些吐出来的血最多只能部分转移给二手吸血鬼罢了。至于吃蛋糕的说法，对于饥肠辘辘的贫民来说，无异于“何不食肉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