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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

谢选骏:存祀主义与公议社会



《中国古代存祀主义之国际王道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尔敏)报道:


(中文提要/ Abstract )

 

提要


据史实所可考知,中国古代自殷商时代已传衍一种存祀的国际关系思想。可以命之为存祀主义。相传殷商高宗武丁时代已有这种思想。


惟在后世圣贤学者与君后诸侯普遍信持的历史记载,则多以周武王克商故事为根据。成为历代传承的史事典范。故事内容十分具体而显明。就是在武王克商之后除了杀掉妲己,并把纣王悬首在白旗上。同时散发鹿台(地名)之财,分发巨桥(地名)之粟,分给黎民百姓。并派人释放被囚的箕子(人名)和众百姓,派人封比干(人名)之墓,表彰商容(人名)的门闾。更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人名)保存原有的殷商政权。此外更分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帝王的后人立为封国。因是古代圣贤俱颂称为王道。


在古代的学术思想名家,先后普遍颂扬武王的存祀主义的王道。有孔子、子思、荀子、以及儒家后学,一致宏扬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而法家的管子,更是帮助齐桓公实质履行存祀主义,儒家经典盛赞齐桓公的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因是使春秋时代的霸业,有一个存祀主义王道思想。我人尚可以在《左传》、《国语》书中发现此一实践的例子。


存祀主义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已在政治运行上消褪。然至明清两代,更成为封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中一个政治信念。明清帝君对于朝贡国多有履践。仍不废王道。中国最后一次履行存祀主义,是在光绪五年(1879)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交涉中,主张为琉球保存其所据大岛,以延续琉球宗庙血祀。此为帝国主义者暗笑中国的迂阔愚昧。然而今世争杀是尚,弱小民族如何避免征服,逃脱被奴役命运。此是世界人类共同思考之大问题。


Abstract


The Inter-state Regal Benevolence Ideology as seen in Ancestral Worship in Ancient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since the Shang era, a nationally related ideology regarding the worship of royal ancestors had existed in ancient China. It was believed that such kind of thoughts existed in as early as the Gao-zhong Wu Ding period in the ancient Shang Dynasty.

However scholars, kings, queens and the noblemen in later years generally tended to believe in records about inheritance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ory of King Zhou Wu who conquered Shang. This had become the paradigm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The story was very concrete and its message obvious. After King Wu conquered Shang, apart from killing the Shang King's concubine Tan Ji and hanging up the head of the infamous King Zhou on a white flag, he also distributed the wealth in Lu-tai and the food in Ju Qiao to civilians; moreover he sent people to release the imprisoned Qi Zi and other civilians; he sent someone to honor the tomb of Bi Gan and decorate the door of Shang Rong; King Zhou's son Wu Gang Lu Fu was allowed to maintain Shang's political power. In addition, the descendants of Shen Nong, Huang Di, Tang Yao,Yu Shun and Xia Yu were awarded territories. Many ancient scholars lauded such generosity as regal benevolence.


Renowned thinkers and philosophers in ancient China had been praising King Wu's regal benevolence ideology. Confucius, Zi Si, Xun Zi and other confucius followers unanimously upheld what Confucius proclaimed, "Assist defeated states to recover, let political regimes of the ousted rulers continue, give glory to hermit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then all the people would whole-heartedly render support to the ruling power." Guan Zi of the Legalistic School helped Qi Wun Gong (Duke of Qi) implement ancestral inheritance. In the Confucius classics, Qi Wun Gong was much acclaimed for rendering help to defeated states three times, and helping to perpetuate ancestral worship of ousted states. Thus we can tell that during the hegemony of the war-torn Spring-autumn era, such royal inheritance thoughts existed.Concret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classics such as "Zou Zhuan" and "Guoyu".


The regal benevolence tenet faded out politically in the unified Qin and Han era. Nevertheles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it had evolved into a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k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upheld regal benevolence through pledging to protect their prot?g?states. The last ancestral worship tenet was seen in the fifth year of Guang Xu掇rule (1879) when Japan had taken Ryukyu Island. The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insisted that Ryukyu Island should keep Da Dao (Big Island) so as to allow it to maintain its ancestral worship practice and blood-line. The imperialists sneered at China as ignorant and stupid.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time, amidst fighting and killings, how vulnerable tribes could avoid being conquered and enslaved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issue for all people to ruminate.



Roy^天圆地方@rocreinstate Replying to @woshimeiyou1:有时我看古书,都觉得挺感动。那时候的道德的确很高。商灭夏,还给王族留了一个杞国(杞人忧天,就是这个国,存在1500年)。周灭商,给王族留个宋国(800年)。 没有大屠杀。当中国人对美国优待战败国的绅士风度佩服不已时,却没几个人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到了。

难怪孔子会念念不忘古代的好。


谢选骏指出:这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王尔敏不知是否蒙满鞑子?只知琉球,不知元灭宋、清灭明,绝不肯奉行存祀主义,务必要斩尽杀绝也。比较汉魏以下的中原王朝,都要差了很多。因为蒙满鞑子听不懂汉语,看不懂中文,所以较少受到“公议社会”的约束。


《存祀的智慧》(萧瀚 2011年06月02日)报道:


1916年终,俄国的亲王们因不堪圣愚人物拉斯普丁干政,将其刺杀。此前不久,拉斯普丁曾警告沙皇,如果自己被沙皇的亲戚们杀害,沙皇家族将遭革命者清洗。不到一年,除了一位幼小的公主出逃,罗曼诺夫家族被新政权满门抄斩。


法国革命后,人权时代取代了神权时代,然而,除了美国独立革命之外,二战之前革命形式导致的政权更迭,却往往伴以比古代更为惨烈和血腥的人道主义灾难。雅各宾暴政是法国革命血腥的巅峰,罗曼诺夫家族的覆灭当时亦震惊全世界,被人称为拉开20世纪邪恶政治的序幕,预示了后来数十年苏联政治将一直流淌着邪恶之血。


如何对待前朝旧人不仅仅体现新政权的政治度量,更重要的是体现新政权即将引导人民什么样的政治道德,极而言之,更将预示着和平之可能性。中西历史对此各有经验和教训。


神权时代,作为共同体最重要的祭祀,遍及世界,往往被视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政权灭亡因此也叫绝祀。《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为祭祀和战争是最重要的两件国家大事。不过,中西之间在共同体祭祀的具体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宗法家国一体化传统下,王家或皇家祭祀的主要对象虽含祭天,更要者在于对先代列王(皇)的祭祀;而古代多神崇拜的希腊,祭祀的对象则是城邦各自的守护神,古代以色列则基于一神教信仰,只祭拜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说人类“创造上帝,互相挑战:‘丢掉你们的上帝,过来崇拜我们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们和你们的上帝的命!’”这可作为神权时代人类利益冲突史的某种隐喻性概括。但这祭拜,无论是对宗族,还是对城邦保护神,抑或对唯一上帝,以信仰之争面目出现的利益和统治权之争,也往往以对待失败者的不同态度来表达未来政治的愿景。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提到不少盟约,这些交战双方的盟约第一条往往就是关于互相尊重双方城邦保护神以及尊重公民自由祭拜神灵的权利。占领者在占领地不敬神的行为,例如修昔底德特别指出远征西西里过程中,雅典士兵占领叙拉古人地盘后“砍伐神庙土地上的橄榄树,用来建筑木塔。”以示谴责。欧里庇德斯影射西元前416年米洛斯大屠杀的名剧《特洛伊妇女》中,借海神波塞冬之口谴责胜利者雅典人残暴的灭祀行为:“我现在要离开这闻名的伊利翁,离开我的祭坛。”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城邦过程中,也包括对其宗教的摧毁——取缔祭祀城邦保护神的自由。古代西方世界,自由的脚印里沾满了鲜血。


国史上的武王克殷,周当时尚无彻底铲除商的能力,于是宽柔以待,从而引产了著名的“存祀主义”——表面含义是允许前朝旧人祭祀祖先,实质含义则包括宽免前朝执政旧恶在内的宽恕政策。《尚书.周书》中就记载了武王将周获得政权解释为商纣王因无道而致天命转移至周,这就为宽免前朝具体人提供了依据——新王(皇)登基时的大赦天下可谓存祀主义最典型的遗产。


除了大赦天下这种针对普通刑事犯的政策,“存祀主义”的政治观念亦被后代许多新政权套用到针对特定的事和人——虽然“隳宗庙,焚皇城”也是历史常态。尤其异族占领中原之后对前朝旧人的善待,例如,李自成曾焚烧十三陵(康陵焚毁严重),而清兵虽最初有毁陵行为,但多尔衮迅速制止,入京后三个月即给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止樵牧,以护明陵。这为后来清朝的统治打下了一定的人心基础——即使誓不仕清者如顾炎武也得善待,而同样不仕清的李顒甚至在多次征召不应之后,得康熙亲笔赠匾“关中大儒”。


从这些前朝往事中不难看出古人的智慧,就是政治宽容在催生一种新的和平政治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价值。世界范围内,从二战后的欧洲大清洗,中经20世纪下半叶的南美、南非、东欧、苏联,直到21世纪的北非、西亚……,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宽容已获长足进展,但也继续追问人类:在这个人权时代,如何解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政治性侵犯人权问题,如何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妥善、智慧地解决因政治而起的新仇旧恨,实现共同体内人类的和解。


100年前,拉斯普丁虽未因其神迹免祸,沙皇家族也未免于殒灭,但至少70年后的苏联转辙并未血流成河。“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没学到”,这一黑格尔哀叹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人类头顶,然和平毕竟在前行。


2011年3月10日於追遠堂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吧,美国的独立革命也在胜利之后“驱逐亲英派”(相当于“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严重侵害了基本人权。至于沙皇政权,更是五百年扩张过度,欠下了太多的血债、累积了太多的冤魂。


《7月16日末代沙皇全家被残忍处决:对6个女人先开枪射击再用刀刺》(萨沙原创)报道:


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7月16日末代沙皇全家被处决。


7月16日末代沙皇全家被残忍处决:对6个女人先开枪射击再用刀刺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个性格懦弱的人。


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


况且,诺曼诺夫王朝也到了垂暮之年,离灭亡不远了。


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是被民意党暗杀身亡。


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同样被民意党计划暗杀,侥幸逃脱而已。更夸张的是,俄国社会矛盾已经非常激化,沙皇有很多强大固执的敌人。


亚历山大三世抓捕了这些准备计划的刺客,让他们只要悔过就可以免于死刑。


即便如此,仍然有包括列宁哥哥在内的5名刺客拒绝悔过,宁可被绞死。


晚年的亚历山大三世深感国家重病在身,自己却无力扭转,出现了类似于抑郁症的心理问题。


他以嗜酒作为缓解的方法,最终49岁就死于酒精中毒。


到了尼古拉二世这一代,帝国的问题百出。


就算是彼得大帝复生也无能为力,更别说像他这样懦弱的沙皇。


最终沙皇被二月革命推翻,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软禁起来。


十月革命以后,沙皇一家又成为红军的俘虏,不断被转移关押地点,最终被囚禁在叶卡捷琳堡。


打着营救沙皇旗号的白军,杀向叶卡捷琳堡,势如破竹。


诺曼诺夫王朝持续了300年,失去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


尤其是沙皇本人类似于半神,是世俗和宗教相结合的特别人物。


很多人认为,沙皇还是存在复辟的可能。


即便是俄国资产阶级武装,很多也是打着君主立宪的旗帜。


红军高层研究以后,决定处决沙皇一家。


这样一来,就可以彻底斩断诺曼诺夫王朝的血脉,让沙皇复辟的可能性彻底消失。


7月16日,看守沙皇一家的指挥官雅可夫·尤洛夫斯基,接到了“处决沙皇全家”的特殊命令。


命令不仅仅是杀光沙皇全家(也就是沙皇夫妻、4个女儿和1个儿子),还有所有知情人:沙皇的女仆、男仆、御医、厨师共4个随从。


负责行刑的尤洛夫斯基挑选了行刑队员,共12个人。


看守人数很多,但一些人拒绝向女人和未成年人开枪,不愿意参加。


17日凌晨2点,看守们将沙皇等11个人带到地下室。


沙皇全家还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以为又是1次转移。


沙皇的私人财产几乎都被搜走了,只剩下极少的一些珠宝。


于是,4个公主将这些珠宝藏入胸衣中。


一般来说,看守不会随便检查她们的胸部(这里没有女看守)。


大公主奥尔加不过22岁,最小的公主安娜斯塔西娅年仅17岁。


至于皇太子阿列克谢就更小了,只有14岁,还有有严重的疾病。


阿列克谢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血友病。只要身上有了伤口,他就会流血不止到死。


医生预言,他绝对不可能活过16岁。


沙皇尼古拉二世长期忧愁不堪,无心处理政务。


在俄国贵族表示严重不满,集体向他抗议时,沙皇尼古拉二世痛苦的说:请你们理解1个父亲的心情!


今天的事情,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11个人被带到地下室里,带着手枪的行刑队堵住门口,尤洛夫斯基宣读了死刑命令:注意!又有你们的亲戚不断攻击苏维埃,决定对你们处以死刑!


沙皇震惊无比,说了一句“你说什么?” 尤洛夫斯基再次重复了命令,这次是沙皇和皇后异口同声“你说什么?”


尤洛夫斯基没有再费口舌,挥手下达了处决的命令。


行刑队立即开了枪,持续射击了4分钟。


尤洛夫斯基自己对准沙皇头部开了一枪,后者应声倒下。他怕沙皇不死,又对准他的胸部补了3枪。随后,他又对准皇太子头部开了2枪,打光了转轮手枪里面的子弹。


射击时间这么久,竟然还有多人没有死。


3个公主和那个女仆中弹后,均还在喘气。


行刑队发现枪弹似乎没用,就用刺刀将她们全部刺死。


在检查尸体后,行刑队才发现了女人们中弹却不死的原因。


4个女人的胸部和腹部衣服里,藏着包括钻石在内的大量珠宝。


一些珠宝非常坚硬,子弹击中后变向,没有击中要害。


半个小时后,呻吟和喘息声都停止了。


由此,俄国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彻底结束了。


对于这是谁下的命令还有争论,但无疑苏维埃对此是支持的。


1918年7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此事,决议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一决定是无条件正确的”。


7月23日,《乌拉尔工人报》发表了如下消息:“7月16~17日夜间,根据乌拉尔州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苏维埃的决议,枪决了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带着皇冠的刽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则称:当时,布尔什维克上层对处理沙皇的两派意见……。列宁一派看到沙皇的存在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极为不利,只有处死沙皇全家才能彻底摧旧王朝复辟的机会。托洛茨基说,“是列宁亲自下令处决沙皇的!”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个决定,有很多人反对处决沙皇。


斯大林回忆:多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然而,母亲见到我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沙皇的死,同你没有关系吧?”我急忙回答“没有!”母亲缓缓地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此次被处决的11个人中,如果说沙皇和皇后还算有罪,其余人根本是无罪的。


5个儿女均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小公主和皇太子还是未成年人。至于4个仆人,更是被殃及池鱼的倒霉蛋。


有些大陆朋友,很有意思的将沙皇的结局和江东六十四屯挂钩。


不谈沙皇,他的家人和仆人同江东六十四屯有什么关系?他们恐怕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为什么处决沙皇一家?萨沙一句话就可以解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今天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全家遇害是国家犯罪行为。不光是沙皇一家,工人、农民、商人、贵族等等,后来都成为恐怖机器的受害者。


末代沙皇的遗骨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国历代沙皇一样,目前被安葬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中。


1998年7月17日,沙皇一家被处决80年之际,遗骨的安葬仪式在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自参加了隆重的葬礼。


萨沙曾经去看过这个墓地,当时还是寒冷的冬季,涅瓦河全部结了冰。


非常讽刺的是,这个墓地距离列宁哥哥被囚禁的监狱,近在咫尺。


发布于 2019-07-15 22:15


谢选骏指出:彻底消灭了一切舆论,公议的基础不存在了,所以才能斩草除根。共产党无脑儿说“对于这是谁下的命令还有争论”,其实很明显,革命屠夫列宁公报私仇宰了沙皇一家,为自己憋屈的青春伸张正义。但是结果却歪打正着,把祸害亚洲几百年的俄寇头目一锅端了。


“人性的基本特点是需要延伸自己的生命属性,而不再局限地看待自己。例如人需要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堆没有灵魂的物质,才能表现出较高的精神状态:其功能不是为了死后,而是为了当下活着的时候。依据这一人性,人与宇宙合一的思想,显然有助于人和环境的和谐,避免滥用生物资源。从这一观点来看,‘存祀主义’不是简单的仁慈,不是古典的人道主义或是王道的政府战略,而是生命更大规模和更深层面的自我保护。当代人类需要克服欧洲文明的贪欲和放肆,节制自己。就全球政府的功能来说,销毁主权国家不是为了灭绝其种族和文明,而仅仅是剥夺其发动战争的兵权,实施这一‘毒刺阉割术’,恰恰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延续其种族和文明;换言之,唯有取缔主权国家的作恶职能,才能发挥其为善的职能;而唯有发挥了主权国家为善部分的职能,人类的种族和文明才得以保全。”(《谢选骏全集50卷》《历史教的降临》)。

2022年11月18日星期五

谢选骏:多维断气,恶有恶报


《多维网为何突然意外死亡?》(2022-05-01 议报)报道:


张杰评论文章:今天,多维新闻网(https://www.dwnews.com/)突然宣布关闭。官方通知称:香港时间2022年4月26日始,《多维新闻》所属网站与APP等因内部新闻业务调整,将与各位读者朋友告别,感谢多年来的陪伴与关注。


多维新闻网成立于1999年,为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创立,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其投资者包括李录所代表的“美国风险投资”以及“立方网”的CEO熊万里,投资达5000万人民币。


2009年,多维网被港商于品海以中国数码信息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名义,收购了多维部分股份,拥有控股地位,目前隶属于香港南海控股集团。南海控股是于品海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该集团旗下另一媒体业务是“香港01”。多维网被转让后,总部搬至北京。


多维新闻网在2009年之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但是股份转移之后就被怀疑是被中共官方收购。把总部搬到北京之后,与中共的关系就明朗化了。虽然表面上还经常有批评中共的文章,但外界普遍认为是“小骂大帮忙”。


舆论宣传阵地历来是中共必争之地,用毛泽东的话说,该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中共在大外宣上历来不惜血本投资,为何突然自残关闭多维网呢?


一、入戏太深?


说起大外宣,大家并不陌生,我们身边的CGTN、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海外版就是公开的大外宣。但多维网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共的外宣,它被称为亲共媒体。多维网与以上大外宣有些不同,因为它在为中共辩护和带风向的同时,也批评中共甚至有时将矛头直指中共党魁习近平。


4月12日,它刊发文章《“精准防疫”真的行不通吗?》;4月23日《三问防疫》等,批评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呼吁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


4月22日,多维网刊文提议效仿所谓的“高层政治精英推举制”,让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小圈子”,选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时政评论人士岳山认为,多维网此时罕见提议给习近平准备接班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中南海放风,另一个是带有内斗的因素,为中共党内某派反习势力发声。


多年前,多维网曾公开批评习近平,让自己的外宣角色变得很模糊。2018年12月3日,它刊发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责任》。该文一刊登立即引起了舆论关注。文章称,作为中共“核心”,习近平要为中共左转“妖风”负责,必须进行自我检讨。文章将社会左右撕裂的责任归因于习近平的个人集权、“党管一切”、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左转,声称正是因为有这些“左转”的因素作为前提,诸如“民营经济退场论”等言论,才能引爆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在短时间内掀起狂风巨浪。有分析文章指出,多维网的文章还对习近平的执政理论、经济政策、模糊的意识形态和“定于一尊”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认为习近平应该为当下乱局负责,进行全面检讨。文章还提到外界关于“习近平就是想当第二个毛泽东”的评价,并称习上台后一些层面问题和矛盾更加激化,质疑习是否已经“失去了判断”等。


中共二十大将决定习近平的连任,但多维网去年曾刊登文章要对习近平进行监督,并义正词严的说,“因为一党专政且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共的政治体制往往被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批评是缺乏监督的专制体制。又因为监督流程透明度的缺乏,外界一直不甚了解中共到底如何“自我监督”并接受党外监督?中共最高层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是否也会被监督、又接受怎样的监督?”


多维网既然总部都搬到了北京,当然不能自外于“党领导舆论”。为中共党国宣传和带风向是它的本分,但如此公开批评习近平,其炮火甚至浓于民主人士,不由让人有点蒙圈,莫非真是想要在中共地盘上做成独立媒体?


2014年5月15日,多维网就被“关闭过”,从早上至中午为止,该网站一直不能进入,网页上的声明说“系统需要重构,感谢你的支持。”有分析人士指出,多维被关闭大概是中共执政者对多维网的运作不满,或是小骂碰着当局敏感点,帮了倒忙。


二、被关闭的原因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投资失利。南海控股董事会已向香港联交所披露,单在2021年,亏损达到30亿至34亿港元,而在2020年亦已亏损25.3亿港元,两年总亏损额达到50余亿港元。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务受重创,加上大陆疫情反复,亦影响了影院业务。未来多维新闻将会调整新闻内容业务,且整体并入“香港01”。


另据《星岛日报》引述消息称,“多维新闻”员工主要在北京,大概有五六十人,多数被遣散,少数转入“香港01”。


我认为,财务困难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既然为中共卖力,经费自然由政府支持。多维网的背景应该是国安部门。曾经作为外媒记者的国内大学生田畅2019年5月从美国返回中国后,被国安部门抓捕。他在监视居住期间,曾与我通话。田畅说,北京(国安部门)那边找他,要把他安排到多维网或《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最后他选择去了多维。


我认为,多维网被关闭的原因是因为它深度卷入中共高层权斗,成为中共的一支反习势力。


经济学者何清涟就曾多次撰文表示,“多维”曾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针对多维网文章“极左撕裂中国 习近平应负起责任”,何清涟曾在推特上发文说,“国安派系外宣媒体疑似吹响倒习号角,……文章列举习的几大罪状,将倒习看作党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大事。该刊总部在北京,这样做,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准备鱼死网破,二是认为己方有胜算。”


或许多维网也意识到政治站队的风险,曾尝试靠拢习近平。2022年1月25日,何清涟在《外宣媒体发出清算“江泽民路线”信号》一文认为,从习近平上台至今,多维网对江曾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当年对江泽民一系有袒护之意,现在出系列文为江算了几笔账,最重要的是指江早年犯过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或与习近平最近放话“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有关。


综上所述,我认为,多维网是中共党内中共老人集团的政治代言人,尽管它也受制于习近平当局,观点左支右绌。但目前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决战时刻,多维网明显踏了习近平的政治红线,即反对封城清零抗疫和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自然不被习所容。但习采取直接关闭的措施,完全不顾及社会的反应,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已经白热化,撕破了脸皮。何清涟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全力对付中共党内最后一支有挑战能力的暗盘力量。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共老人集团中,江泽民只是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系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支势力出来与习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纠合,干脆将大树放倒,让有反意者无枝可依。多维新闻网被关闭也也充分说明,中共绝不是铁板一块,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将面对严峻挑战。


谢选骏指出:多维已经断气了,真是恶有恶报啊——


新台灣@LiLi68987735:首次给世界首富指明方向:

老马斯克啊,1、让推特破产是最好选择。2、卖给中国。可以咨询老何是如何将多维网卖给中国的。 


谢选骏@xxj2040:2009年多维网转手后,把2004年到2005年期间连载的世界名著《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数百文档删除干净,真是缺德。2020年博讯也步上了类似的命运,把我的博客变相关闭,让读者无法看到上万个帖子。但是这些都是小本买卖。现在2022年,四百四十亿美元买下来的推特,也可能面临这个命运?


新台灣@LiLi68987735 Replying to @xxj2040:转手后,多维总部就搬到了北京。


谢选骏@xxj2040:如今多维已经断气了,真是恶有恶报啊。我们的命运真是伟大,到了哪里哪里就被封杀。2020年博讯也步上了类似的命运。好在我在那里毕竟发表了二十多年,张贴了上万个帖子,点击量达到了四亿多。

谢选骏:被割了肉还会再说“六四屠杀就是好”吗



《仅存的小希望熄灭了 陷入“政治抑郁”的中国商界精英》(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2-11-12)报道: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商阶层与中共曾有过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你让我们赚钱,我们就对你如何使用权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信从了中共的说法,那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让治理更有效。


现在,企业家们曾依赖的这个默契正在他们的眼前化为泡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上个月召开的重要会议上获得了近乎绝对的权力,他已明确表示,国家安全是置于经济之上的首要事项。


“今天把我仅存的一点小小的希望熄灭掉了,”南方城市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在二十大结束几个小时后联系我说。


“彻底完蛋,完全失控,恐怖至极,”在看到中共新领导班子全是习近平的亲信后,北京的一位科技企业家给我发短信说。


他们与许多中国人一样,完全预料到习近平能获得第三个任期,虽然这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惯例,但他们对习近平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党内其他权力派系的约束仍抱有希望。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把领导层中被外界视为温和派的人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他的全面胜利已清楚地表明,其独揽大权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习近平现年69岁,中国上一个权力如此之大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他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


上个月召开的二十大给中国商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从市场的直接反应就能直接看出这一点:中国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从最近几周与我交流的许多商界人士的言论和短信中,我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反复用“政治抑郁”一词来描述他们对二十大的反应。


他们不像我上一篇文章里写过的那些年轻抗议者,公开展示自己的焦虑。由于担心受到当局惩罚,我为本文采访的所有商界人士都要求不具名。但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发誓不再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甚至考虑去其他国家,比如那些可以用钱买到护照的国家。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几乎控制了社会的所有方面,使中国人失去了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工商阶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直到几年前仍受到相对较少的限制、在科技领域高层工作的人,更难接受这种现实。


这些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大多是“在‘经济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赚钱、经济原则和经济理性胜过一切”,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现在他们看到这个政权把政治放在首位。对他们来说,这不可理解。”


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经济思路可以概括为:大政府小市场。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里,他基本上没对民营部门下手,当时他正忙于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军队中的权力。在2017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里,习近平对民营企业进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政府严厉打击民营企业,导致中国一些最成功的商人提前退休或自我流放。中国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已使经济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对于已经习惯了成功所带来的特权和关注的中国工商界精英们来说,大老板(这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习近平的称呼)并不关心经济或像他们这样的人。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作报告时,52次提到“安全”,15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只提了三次“市场”。


“无论是政治言论还是行动,以及领导班子的组成,都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变化,”裴敏欣表示。他说,他认为习近平挑选出来的领导阵容表明,他并不重视管理市场导向型经济的专业知识。“他看重那些能够执行他的政策而不考虑经济后果的人。”


这让工商界感到焦虑。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赵紫阳总理顾问的吴国光在我的中文播客中告诉我,虽然中国官僚机构在习近平领导下增强了对公众发号施令的能力,但治理能力却在下降。


“治理能力削弱后,不用上边有什么很恶的政策,下边官员的无能、蛮横、无知,就会酿造各种直接关系到他们治下的老百姓的灾难,”吴国光说,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


许多商人受“新冠清零”政策影响损失惨重,政府追求的消灭新冠病毒的目标已导致许多城市封城,数百万人被锁在家中,有时长达好几周。


“在这个独裁者的带领下,这个国家在走向深渊。”深圳一名硬件技术领域的高管说。“你看着它下坠,那种无力感让我痛心、抑郁。”


尽管多年来我与这些商界人士进行过多次交流,但我们以前从不谈政治。上述高管在二十大结束后给我打电话时说,他有“政治抑郁”,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说他曾经非常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之一。现在,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徒步、打高尔夫球和喝酒上。“我们都抑郁了,无法工作,”他说。


他的初创公司直到一年前一直表现非凡,以至于他曾有过让公司上市的打算。后来,“新冠清零”政策导致城市被封后,他新雇来的员工们整天闲着,无事可干,他亏了一大笔钱。他说,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裁掉100多人,卖掉自己的生意,举家迁往北美。


“既然黑夜已经来临,就按黑夜的方法去处理好了,”他说。


二十大后给我发短信的那名北京科技企业家向我讲述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经历。今年5月有传言说北京可能要封城时,他觉得他不能叫员工们提前下班去囤货。他担心那样做会被举报散布谣言(有些人曾因这种举报被警方拘留)。他只是告诉员工们,如果他们有事情要处理,有早点下班的自由。


这名成功的商人现在正在申请移民欧洲国家和美国。


和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与我交流的高管们说,他们看到胡锦涛突然被带出二十大会场的视频深感震惊。胡锦涛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这些商人不接受政府对此事的解释,官方的说法是胡锦涛因健康问题不得不提前退场。


这些商人中有不少人说,如果习近平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前任,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


北京的一名人脉广泛的投资者说,他的企业家朋友们现在意识到,不能再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在社交聚会时开始讨论申请哪些国家的护照,以及如何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等问题。这些社交聚会的主人现在要求朋友们交出手机,放置在其他地方,以免受到监控。


二十大结束后,投资者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预计他们将被迫缴纳更多的税,或被迫向大学和其他国家支持的慈善机构捐款。他们都没有进行任何大投资的计划。


“大家都很焦虑,”他说。“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民嚎叫: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5:26:55

目前税务部门正在扩招,想来国税局正挖空心思从他们身上榨油——历史将再次证明,对这些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在中共眼里,财产只是让其代管而已,需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是无条件待宰的羔羊!

fll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4:05:00

墙内的一句名言,“谈民主自由就有饭吃了?”

wnr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3:48:37

一裁==一尊,这在中文中也是互通的,以后大家就更明确用国家大政定于一裁。

tryhard3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2:35:57

没事儿的时候,自由,民主对它们来说都不重要,只要吃好,睡好,可以交配就可以了。到杀猪的时候,它们才发现它们一点权力都没有。所以墙国也称猪圈国。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55:58

猪永远理解不了灵长类。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09:07 原来美国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一个德行啊。你们的优越感去哪儿了?

阳光灿烂de日子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52:39

李嘉诚又润回中国了,不知道“首富”看到了什么...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28:00

纽时文章代表了美国熊猫派的想法,为中国复辟毛太祖路线惋惜。这些亲华人士对中共的认识很肤浅,以为是一个西方式政党。中共是统治集团,由帮派发展到王朝统治。中共元老声称要三千万人头来换。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24:00

看你笑话,你觉得在为你忧心,哈哈哈

洛城一郎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14:00

天朝哪里有精英?只有奴才吧?

zeroLux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10:53

楼下的翻墙五毛粉蛆,你还是回去看你的日人民报吧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09:07

楼下几个中黑舔狗,原来美国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一个德行啊。你们的优越感去哪儿了?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1:05:48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

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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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一点的五毛,这种帖子都绕道走。富人们在玩命润,赖在自由世界的五毛誓死不离开,你这货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吧。要说彼此关心,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联播,哪一个不是关心美国关心得痛彻心扉。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5:44

“在这个独裁者的带领下,这个国家在走向深渊。”深圳一名硬件技术领域的高管说。“你看着它下坠,那种无力感让我痛心、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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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就是这样。

好日子结束了。

锡耶纳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5:32

此文里哪里表面 “纽约时报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找出来!文章作者袁莉是专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她写这类文很奇怪吗? 楼下这种思维只佐证:中共党国只能有党的喉舌,没法理解什么是自由的新闻、自由的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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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

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Bravehearts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4:47

《人民日报》国际版2022年9月26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美国政治操弄致使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全球最高,枪击事件夺走众多无辜生命,暴力执法让移民难民处境艰难,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攻击愈演愈烈。你党妈的喉舌通美了吗?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54:27

美国报纸跟五毛们想的不一样。去看人民日报、新闻联播,能解决你所有的疑问。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41:31

一家美国报纸,为中国“精英”抑郁而忧心忡忡。这美国报纸通共了吗?这些“精英”要去美国,这美国报纸不为美国欢心鼓舞,确为中国长吁短叹。咋回事?

吃素的狼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35:37

呵呵,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用在今日兲朝商人头上,有过之无不及。现在,那些商人们包括台商们,亡不亡国不知道,亡自家脑袋很现实哦。后庭花是没法子唱廖,踏花而润,大门正在徐徐关闭,再拖下去也就润不成廖。

量子纠结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15:00

只要屠刀在别人手里,富人就是肥猪而已。逃出猪圈是富豪,留在猪圈就是一块大肥肉。

只爱金融男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10:14:00

这就抑郁了?那朝鲜人都不活了?想开点,咱们温水煮青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mcsquare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56:00

商人只顾赚钱从来不会关心社会老百姓疾苦。

gameon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29:26

清楚位置很重要。逐利为主要目的商界没有精英,只有老板,和为老板赚钱的打工仔。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20:37

房地产商和人民辛勤买卖了三十年的江山,还真以为江山可以七十年一续。

gbgdxc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3:29

差的太远了,你们就服了李嘉诚吧!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3:00

李嘉誠10年前就跑,跑得有點早,讓你們中國商界精英,賺了最後一個銅板。偷着樂了吧!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2:00

當年的所謂中國商界精英,不是恥笑李嘉誠嗎?

Simiguy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10:00

中国向来是政经分离。搞政治的别想赚钱,搞经济的别想权力。避免资本家控制国家

旧金山叔叔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03:39

到火烧屁股了,才发现着火了的人,根本不是啥精英,不过是一群自以为精明而实在不聪明的投机者而已。

seewhatisee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9:02:01

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变天了。

酒酿圆子羹 发表评论于 2022-11-12 08:52:59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用得着如此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想办法请习近平吃包子,并在包子里参点铊,然后习近平就成为了标准爬行动物,然后你就可以该干啥就干啥了,简单不。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企业家”,很多都是叫唤“六四屠杀就是好”的,就像马云那样。因为六四屠杀为他们开辟了血汗工厂、制造了人血馒头。现在这些吸血鬼自己开始被割肉的日子到了,它们还会继续嚎叫“六四屠杀就是好”吗?记得以前有个叫化名“马悲鸣”的人渣,经常在《北京之春》杂志发表文章,胡说八道什么“中共万恶,唯善六四”,不知道它们现在如何了?


《为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为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让说假话的人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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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北京之春>的自己人赵淮海如何成为64大屠杀叫好的马悲鸣》(2009-05-26 尹进)报道:


几年前,因为“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台湾政府官员诽谤我的信,把我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期间,遭受迫害被打残的“脚”,说成是旧疾复发自己断的。为此,我多次向“北京之春”交涉,要求他们更正。“北京之春”不仅拒不更正,竟然蛮横的拒绝答复。 


为此,我在网上公布《致北京之春公开信》 ,敦促他们公开答复。


恰在此时,网上一化名“赵简之”的,对我进行无中生有的谩骂攻击,此一行径,竟然得到《 北京之春》 某些人的大加赞赏。北京之春的某些人称之为:我们的自己人赵淮海写的。

五年后,戒网多年的我,因在网上偶然发表一篇对911事件的评论,这时候一个叫马悲鸣再次跳出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荒唐的是,马悲鸣攻击我的语言竟然和五年前化名“赵简之”的语言一模一样。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认识网名马悲鸣的赵淮海。 

马悲鸣的密友这样介绍赵淮海:1946年生在安徽淮南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父母在灾荒之年双双饿死。为了逃生,被在内蒙古劳改就业的叔父收养作为养子。文革期间马悲鸣,为了表现自己忠於毛主席,和叔父划清界线,竟然当着众红卫兵的面,毒打自己的叔父。因为时代和个人的原因马悲鸣没能进入大学,在中国当工人。作为陪读他来到美国,因为中共的6.4大屠杀他得以留在美国,并变成美国公民,近二十年来他在美国仅是一个美籍华人厕所清扫工。

民运刊物的编辑并没有因为他没有学历,仅是一个刷厕所的而轻视他,为他改文章,给了他发表文章的机会。当时几乎《 北京之春》 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这就是当我和《北京之春》发生纠纷的时候,马悲鸣赤膊上阵为《 北京之春》充当自己人的缘故。


但是,利欲熏心的马悲鸣仍不满足稿费,开始采用自己驳自己文章的方式骗取稿费,作家郑义揭露他骗稿费的丑闻后,民运刊物拒绝再登其文章。这个靠在民运刊物上骂共产党起家的马悲鸣立马来个180度大转弯,自称是要为共产党效孤忠。因为郑义断了他的生路,所以他咬住郑义不放,非要说郑义和王丹是64大屠杀的凶手,而且创造“中共万恶,唯善64”的笑话。


因为因特网是一个没有制约的地方,马悲鸣的人格分裂症已发挥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他编造谎言,漂白自己的丑恶。

马悲鸣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他在大西北劳改就业的叔父,为了为赵家留一个根苗,把他作为过继子带到大西北,才使他从饥饿中逃脱出来,这一段并非见不得人,令人同情,让人可歌可泣的遭遇,被马悲鸣修改的面目全非。

马悲鸣在网上漂白自己:“比如我爷爷马老栓就有解放军一个团(十七团)都住不满的大庄园。王若望当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时,家父马六甲(原名马留家)就以进城老干部的身分当天津柴油机厂厂长,给海军生产潜艇用柴油发动机。”


马悲鸣还声称,60年代初,他父亲经常出国,带回来的鱼肝油吃不了,他当糖吃,他们的班干部眼馋的向他讨要。在国内时他根本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人,只是到了美国才听人说起,自己也觉的似乎饿死过人。


咱中国人一向说,站不改姓,坐不改名。你马悲鸣,由赵改姓马,无人可以干涉,但自己老爹的大姓大名又碍你什么事,任你在互联网上肆意篡改?


这位满世界吆喝“可杀不可辱”的“大丈夫”,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竟然否认他是农民赵六甲的儿子,一个60岁的美籍中国刷厕所人士竟然堕落到在互联网上为他爹改姓的地步。马悲鸣俨然就是联合国组织部长,他那淮河岸边被中共瞎折腾而活活饿死的老农爹,成了他最忠实的部下,他可以象耍猴子似随心所欲为他爹调动工作,一会被调到印尼变成华侨,一会变成老革命调到延安,一会又被调到天津柴油机厂当了厂长,一会连姓也被调动到姓马,我不知道老人家如果地下有知,怎样评价他造就这位孽子?我怀疑马悲鸣他那老农民的爹是否知道这个世界还有鱼肝油?在他饿死的那一瞬间,他可否有过某一天他儿子会为他升华到连鱼肝油都吃腻了的意念?上海柴油机厂给海军生产潜艇用柴油发动机,这是全国驰名的!可偏偏天津从盘古开天地至今没有柴油机厂,那马悲鸣他爹给谁当厂长?

咱中国认贼作父者有之,但认父为“马”者,可还是非马悲鸣莫属呀! 

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是用人的思维思考人类的问题,用人类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问题。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竟然有某些人吃人的饭,穿人的衣服,反而用兽类的思维和道德来衡量人类的问题。例如,我们可爱的马悲鸣,他有人的模样和人的欲望:

他知道美国比中国好,所以他削尖脑袋往美国跑;他知道得到美国绿卡加入美籍,可以享受美国的自由和富裕,不必回中国当下岗工人,当上访农民;他知道自己驳自己的观点,给台湾出钱的民运刊物投两稿可以骗取双倍稿费;不论对于错,这是人,无非是好人坏人道德高低之分。从他所有的人的欲望上讲,马悲鸣算个人,可你再去看他论事,他算不算人,你就必须打问号。


某一个蒙古大夫,因为下岗生活无来源,四处张贴广告,说他是祖传三代正宗接生婆,曾经接生过上万革命后代。事实上他接生的是上万头小马驹,不是人。但是,马悲鸣的父亲听信蒙古大夫的吹嘘,在马悲鸣的母亲生马悲鸣发生难产时,请了这位蒙古大夫为他接生,结果造成产妇大出血不治而亡。马悲鸣成人之后,不去指责和追究蒙古大夫,却一味的指责他爸爸是谋杀者,因为他爸爸致使他妈怀孕,所以才发生其母死亡。

这不是荒唐可笑么?我想除了动物界的大师马氏悲鸣有此高论,在人类再找第二个人也难。

因为郑义指出马悲鸣骗取双倍稿费,马悲鸣在他的"中共万恶,唯善六四"一文中,不但替六四杀人叫好,而且一再指出,造成这次血案的责任在私占公共场地、非法割据的学生领袖郑义之流。

共产党不是没做一件好事,但你不应该认为"唯善六四",至少我知道64的主要责任者李鹏和邓小平不敢说中共唯善64,不敢说6.4的谋杀者是郑义之流,因为他们还是人,知道用人的道德衡量人的事情,就像没有人指责美国那座大楼的建筑师有问题而造成911事件一样,那座大楼建的高,可以成为报复的目标,但你不去找撞楼的,而只找建筑师,你马悲鸣是人的思维还是动物的思维?

89民运是和平情愿,对共产党报幻想的人也包括我,从没想到共产党会如此无耻,而死的人包括丁子霖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会开枪。郑义也好,学生领袖也好,他们应该承什么责任那是另外的事,但无论如何他们与64大屠杀谋杀者无关,就像马悲鸣的父亲应该承什么责任那是另外的事,指责他爸爸致使他妈怀孕,所以才发生其母死亡,算人么?

.尹进.stockholm2003-2-7


谢选骏指出:奇怪的不是马悲鸣胡说八道,而是民运刊物为何要专门栽培这样的人渣?不过由此可见,民运的“内奸”确实很有破坏的实力。


《魏城:“马悲鸣”现象》报道:


最初注意到"马悲鸣"这个名字,还是在我刚到北美的时候。那时阅读海外的民运杂志《中国之春》以及随后的《北京之春》,经常看到"马悲鸣"这个名字,因为他写的文章的观点与这两本杂志的主流观点不太一样,文风也别致,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幽默?顽皮?标新立异?玩世不恭?说不清楚,总之,比较独特、扎眼,所以印象也就比较深刻,虽然有些观点我颇不以为然,但仍喜欢读他的文章。


后来,他的名字在这两本杂志、乃至于海外其它的传统中文媒体上越来越少见到了,最终似乎泥牛入海,消失于无影无踪。不知何故,但作为读者,我总有些怅然。


再现网坛


再后来,这个地球村中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网上论坛,出现了既不需要政府审查(中国大陆例外)、也不需要编辑把关、完全由网民自己"贴帖儿"、被某些"文化精英"贬之为"厕所文化"的网上聊天室,也就是在这个有赞有毁、见仁见智的全新的网上时代中,"马悲鸣"的名字又出现了,随着千千万万个"牛悲鸣"、"驴悲鸣"、以及其他的什么"悲鸣"们一起出现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马悲鸣"这个名字不是真名,而是笔名。有趣的是,马悲鸣似乎把自己的使命专门定义为"挑战主流"、"挑战权威"、甚至"挑战名人",而且似乎乐此不疲。举例来说,当海外中文媒体的"主流舆论"似乎都在抨击中共时,马悲鸣却故意为中共"评功摆好",尽管他以前也写过把中共骂得"狗血喷头"的文章;当海外华人圈子的"权威人物"大多都是民运人物时,马悲鸣就专门挑某些民运明星的毛病,甚至矢志要"扫荡民运"……


自然,在挑战的过程中,马悲鸣自己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名人",也受到别人的挑战、甚至揭底儿,有人专门网上"贴帖儿",大揭"马悲鸣"的真名实姓、隐私家丑等等,有人则因他的"扫荡民运"的使命而给他戴上了一顶"中共网特"的帽子。马悲鸣似乎也不急不恼,不回不应,继续他的以主流、权威、名人为假想敌的嬉笑怒骂的网上游戏。


重要的是他的存在


马悲鸣为何如此潇洒?用他的话说,这就是网上时代的"便利之处":他顶着"马悲鸣"的假名,与真名实姓的名人对垒叫战,"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拳脚未至,胜负已判,尽管也有人揭他的底儿,但网情凶险,真假难辨,网民既无心、也无暇去辨什么真假,网上一游,只为观戏取乐,当然取乐之余,也在分析、判断:在网坛上,身份、名气、人品、来历等等外在的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网上文字的份量和质量。这也就是为何某某名人在传统媒体上不可一世、但在真正反映某些民意的"厕所论坛"上却成为网民笑料的原因所在。而对"马悲鸣"来说,尽管网上骂他的人不少,但欣赏他、为他捧场、在网上与他称兄道弟、甚至亲切地称他"老马"、"马爷"的人也颇多。


但我仍然觉着,骂他是"中共网特"的人和赞他为"网上大侠"的人似乎都没有把握"马悲鸣"存在的意义。我至今仍然不敢苟同他的许多观点,也不赞赏他的某些行文走字,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我甚至不关心他在真实生活中的人品、操行究竟如何,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他在某个潮流铺天盖地涌过来时单枪匹马挑战的勇气,他嬉笑怒骂地撕破某些精英"满嘴民主大义、一肚子男女私情"面具的潇洒,他毫不客气地拨开美丽但玄虚的道德、激情的迷雾、还之以丑陋但真实的常识、事实的"庐山真面目"的坦率,在传统媒体的讲坛多数都被言不由衷的精英们把持的今天,尤为可贵,也更加凸现民间网坛的价值。


已成为一种"现象"


其实,网上"马悲鸣"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故事,而已成为一种现象。在一个名为《海纳百川》的海外中文网站上,就有无数像"马爷"这样的网上写家,有的人如芦笛、林思云、徐仰药等人,还在这个网站上自贴己帖,汇集成册,出了网上文集,他们的某些文章甚至经常被"传统媒体"转载。


这些网上"牛悲鸣"、"驴悲鸣"们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大多数人顶着个假名(雅称"笔名"),有着一份另类的糊口职业,不悲则不鸣,之所以网上行走,一不为稿费,二不为虚名,只为畅所欲言地"表达"。


我曾经问过一位时常"客串"《海纳百川》网站的"网侠":"你为什么隐姓埋名地行走网上?"他说:"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无忌无讳、痛快淋漓地表达。"


难怪某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把这种"表达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之一,但这也是为控制传统媒体的"文化精英"们所痛心疾首的地方:互联网时代的网上论坛不仅剥夺了政府的新闻检查权,也剥夺了精英的枪毙稿子权,而且,匿名则无忌,无忌则胡言,所以有人不屑地把网上论坛斥之为"厕所"。


的确,海外中文网坛上有人身攻击、秽语脏言、痴人说梦、疯子哭天,但也有匹夫忧国、仗义执言、寓教于乐、地北天南,这就是网上时代的现实和特点,与昔日传统媒体或由威权政体操控、或由精神贵族垄断不同,网坛只不过是把现实社会中雅俗共处、鱼龙混杂的真实搬到网上罢了。


可惜的是,在频频传来封网消息的中国大陆,网民们还无法领略这种真正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网上言论世界,中国大陆的"马悲鸣"们即使有心、有魄,也无力、无缘享有那种"有悲即鸣"的潇洒。


容忍异端,说易行难


BBC第一电视台最近一期"现场问答"(QUESTION TIME)节目的主题是伊拉克问题,场面精彩,可圈可点。节目邀请的众多嘉宾、包括英国阁员,都为美国外交政策辩护,反而是一位美国作家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国家的伊拉克政策,即使在场内某位听众的"你不喜欢美国就搬到远东去"的诘难下也未曾胆怯,他的执著和勇气最终还是为他赢得了其他听众的鼓掌喝彩。


我想,听众对他的鼓掌喝彩,并不一定就是赞赏他的观点,而更多的是赞赏他的勇气和鼓励他的存在。


看完这个节目,再联系到"马悲鸣"现象,使我再次思索言论自由的真谛。在诸如攻打伊拉克这样的容易引起美、英民众群情激昂的话题上,像"异端"、"少数"、"独排众议"这类字眼似乎更为珍贵,也更能检验什么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我也许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捍卫你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忘了这是谁说的名言了。但可惜的是,对有些人来说,这句话似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BBC中文网《透视中国》09/16/2002)


谢选骏指出:许多拿了“六四绿卡”或曰“六四学卡”(又称“六四血卡”)的人,转眼就骂六四受难者活该,很多人还“回国做生意”或者“学成归国”了……现在开始,他她们及其子女甚至孙辈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了……面对开始封城割肉的惨剧,它们还会说“六四屠杀就是好”吗?

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

谢选骏:习近平变成了“病毒国王”



新闻分析《在动荡和危机中,拜登和特朗普给了世界两种选择》(JIM TANKERSLEY, KATIE ROGERS 2022年11月17日)报道:


周三与记者见面前,拜登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与七国集团和北约领导人举行了会晤。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中东和亚洲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外交活动和危机管理之后,拜登总统回到了美国。此行让他更加相信在这个战争和经济动荡时期,世界需要他那种建设联盟的政治,同时也使得他与前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差异更加强烈,后者已在周二宣布将再次竞选总统。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一连串好于预期的结果,也让拜登在短暂访问埃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受到鼓舞。拜登还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似乎让世界上这两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对手之间的敌对言辞有所缓和。

随着俄制火箭弹在波兰导致两人死亡的报道出现,拜登与北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最新一轮导弹袭击。他拒绝在了解更多事实之前推测打到波兰的火箭弹是谁发射的。

拜登的助手和盟友说,本周发生的事情充分体现了总统控制事态的做法,那就是强调冷静的态度,恢复被他的前任忽视或撕裂的联盟。在他的亚洲之行期间,拜登实际上提供给全球领导人的,是他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后几天提供给选民的同样选择:你们是要特朗普的那种美国领导力,还是我的这种?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做出了缓和两国之间一些激烈言辞的姿态。

特朗普在总统任上的做法截然不同,他以牺牲美国的传统民主盟友为代价,公开支持强权人物和独裁者。与拜登在总统任上一直的做法相比,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都更友好。在对待习近平的态度上,特朗普根据问题的不同,在甜言蜜语的恭维和刻薄的言辞之间摇摆不定。

特朗普周二宣布再次竞选总统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但也把上个月在中共二十大上延长了统治、巩固了权力的习近平称为“国王”。

“特朗普沉湎于个人外交,认为他能用与各种威权领导人直接打交道的方式解决问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拜登往往看清了独裁者的本来面目,从而将眼光放得更低。”

随着特朗普再度参选的声明逐渐浮现于全球背景下,拜登似乎对讨论这位前总统的候选人资格不感兴趣。在特朗普宣布参选的时候,拜登来到了巴厘岛的一片红树林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以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等国家领导人一起,举行植树仪式,作为对气候倡议的承诺。

周三,拜登与各国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发动的最新一轮导弹袭击。

记者在红树林中问拜登对特朗普参选有何反应。拜登与马克龙交换了一个眼神后继续往前走。“没有。真没什么,”他说,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到树上。

在本周的其他时间,拜登只是不直接言明地提到过特朗普。“去年我第一次出国时就说过,美国回来了——回家了,回到了谈判桌上,回到了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在周一与习近平见面后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那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已明确地展示了这意味着什么。”

“美国正在信守承诺。美国正在投资于国内实力。美国正在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真正的、有意义的进步,”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利坚合众国更有能力帮助建设我们憧憬的未来。”

“去年我第一次出国时就说过,美国回来了,回家了,回到了谈判桌上,回到了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去年我第一次出国时就说过,美国回来了,回家了,回到了谈判桌上,回到了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晚上,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庄园宣布参加2024年竞选时,发出了更具对抗性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讯息。

“在我卸任时,美国已做好了迎接黄金时代的准备,”他说。“我们的国家处于国力、繁荣和威望的顶峰,超越一切对手,战胜一切敌人,自信而强大地迈向未来。”

“这是记忆中第一次,”他补充说,“中国开始陷入困境,立足不稳。”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确实对中国采取了明显更为强硬的态度,包括在贸易、台湾和北京的海外影响力方面。

在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从中国传播后,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对抗有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宣布,“确保我们的自由不受中共侵犯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拜登延续了其中许多政策,尽管相对没那么尖锐,但与此同时也对中国获取技术施加了新的限制。实际上,他试图利用与习近平更开放的对话,来化解中国政府对美国日益对抗的对华经济政策的批评。

唐纳德·特朗普周二宣布竞选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周二宣布竞选总统。 SAUL MARTIN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拜登的做法在亚洲赢得了赞誉。印尼前贸易部长托马斯·伦邦说,拜登的“建设性姿态显然比特朗普的敌对行动和敌对言论更有利于该地区和世界。”

但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罗伯特·罗斯说,尽管表面看起来更友好,但拜登政府在着力阻止中国获得可能提升其计算能力或增强军事实力的技术。

“这是一项旨在维护美国优势地位的政策,需要对抗中国的崛起,”罗斯说。“当然,总统对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但这必须通过多位总统来维持,而不仅仅是拜登政府。”

在中期选举结束两天后,拜登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他的第一站就把矛头对准了特朗普,在埃及的气候峰会上,为特朗普决定退出一项限制灾难性全球变暖程度的协议而道歉。

在埃及的气候峰会上,拜登为特朗普决定退出一项限制全球变暖灾难性程度的协议道歉。

在埃及的气候峰会上,拜登为特朗普决定退出一项限制全球变暖灾难性程度的协议道歉。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但随着行程的推进,拜登对前任的谈论越来越少,而是更多谈到中期选举结果对特朗普和那些错误声称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候选人的影响。

他在柬埔寨金边参加东南亚领导人峰会时,新闻媒体宣布民主党人仍控制参议院。等到拜登抵达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会议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中期选举中遭受的损失,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说并不算大。

热情高涨的拜登声称,这些国内选举结果推动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很明显,全世界、我们的盟友和竞争对手都在密切关注我们国内的选举,”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选举表明,美国人对维护、保护和捍卫民主有着深刻而坚定的承诺。”

周三上午在巴厘岛上演、周二晚上在佛罗里达州上演的两场分庭抗礼的大戏,并非按照拜登的剧本进行,但在特朗普宣布开始2024年竞选之时,这样的反差正是白宫顾问想要看到的。

在中期选举的几天前,拜登的一名顾问告诉记者,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可能时机,将给拜登一个机会,显示自己才是“能以只有他才能做到的方式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

拜登原计划利用特朗普演讲前后的时间进行“拍照外交”,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种植红树,并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一道亲自参观森林。

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拜登在巴厘岛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种植红树。

但他一大早就听到了俄罗斯制造的导弹在波兰爆炸的消息。他推迟了植树计划,并召集盟友召开紧急会议。随后,他向记者发表讲话,承诺全力支持调查,并谴责莫斯科在乌克兰各地发动的最新一轮导弹袭击,尽管他同时表示,波兰的爆炸可能不是俄罗斯的错。

“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情理。完全不合情理,”拜登说。“就在全世界齐聚20国集团敦促缓和局势之际,俄罗斯却选择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在乌克兰升级事态。”

几分钟后,特朗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家中开始了长达一小时的竞选启动活动。他重提美国正在衰落、只有他自己能扭转局面的老生常谈,夹杂着往往脱离事实的挑衅性言论。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入侵乌克兰这件事“如果我是你们的总统,就绝不会发生”,他还就波兰爆炸事件嘲笑拜登。

“一枚导弹很可能是俄罗斯向波兰发射的,射入了波兰50英里,”特朗普说。“人们都疯了,他们很不开心。他们非常生气。而我们的总统在全球会议上睡着了。”

大约1万英里之外,拜登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一起在红树林中漫步。当天早上5点半,他打完了那一天的第一个电话。


谢选骏指出:特朗普周二宣布再次竞选总统时,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但也把上个月在中共二十大上延长了统治、巩固了权力的习近平称为“国王”。——这种“也把”的做法,实际上把习近平变成了“病毒国王”。这到底是攻击呢,还是恭维呢?与此同时,拜登用他混乱头脑猜测什么事情“不合情理”。在动荡和危机中,拜登和特朗普给了世界两种最糟的选择,没有之一。

谢选骏:共和制就是豪强制



《董郁玉: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报道:


共和之实


中国人不知道"共和"一词的人不多。从1949年以后,对每个大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镶嵌在国名中的"共和"一词,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时常要出现的最重要词汇之一。


中国人知道"共和"一词含义的人也同样不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对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共和"一词,虽是他们在念读国名的全称时经常会触碰到的词汇,但却是他们可能从未细究、也从未明了的词汇。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用"共和"来修饰自己的国名,为什么要以"共和国"的名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因为"共和"在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无人能拗的正当性;当然是因为早在60多年前,"共和"其实就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违的历史潮流。用"共和"来修饰国名的举措说明,不论具有多么强大控制力的政党,不论具有多么强大统摄能力的统治者,都不愿意以与"共和"相对立的"独裁"来概括自己的国体和政体。


自从"共和"这个词汇诞生以后,除了以"帝国"自称的国家外,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以"独裁"来自称或修饰自己的国名。"共和",作为政治概念、政治制度、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在人类政治的演进中不断获得和加强着自身的正当性。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和制的历史并不长。从古代共和制国家的昙花一现,到近代意义共和制国家的建立及其在数量上的扩张,以"共和"为框架的政治理想和国家政治制度,随着商品贸易和信息传播在地域上的扩展,几乎可以在国情各异的世界任何国家寻找到载体,并生长出愿意为之落地生根而行动的力量。


毫无疑问,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和"所代表的制度,在所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排序中高高在上。这种正当性所具有的超越价值,是人类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中最具生命力的价值。这种超越价值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不论在任何地域和任何时间,只要"共和"的理想为人们所知,那么,"共和"的价值,就会成为大众判别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是否具有进步意义的不易更变的恒久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迟约一个世纪前,"共和"的历史大势就已然在世界确立。这个历史事实,实则让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成了历史的"马后炮"。


保守的共和,自由的共和


"共和"是英文"Republic"一词的翻译词汇,其对应的中文词"共和",一般认为取词于《史记·周本纪》中的周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当然,既是翻译词汇,其所代表的概念及其所指,都根自于原文。


英文"Republic(共和)"一词,源自拉丁文"respublica",其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从公元前500多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演进到近代世界中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英国,发展至"第三波"民主过后,其当下所指就是由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


当然,这里所谓"民主制度",是广义的民主,是容纳、包含和整合了共和制度的民主制度。历史地看,无论在思想源流上还是在制度源流上,共和与民主存在着共同点,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共和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在公共事务上的平等权利。显然,在共和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由共和原则,无论多数还是少数,其权利是平等的,如果少数服从了多数,那么,少数人的平等权利便可能不复存在;由民主原则,除了小概率的"一致同意"以外,少数服从多数是形成有关公共事务决策的"技术性的硬限制"和最低门槛,没有少数人的服从,公共决策就形成不了,公共事务就无以处理,民主就毫无意义。


因此,在当代,共和制与民主制发展合流为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从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安排和落实少数人的权利,从而保证少数人不因多数人的决定而丧失权利,不因多数人决定的执行而被实际剥夺权利。不仅如此,宪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限制由多数人投票赞同而组成的政府的权力,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永远高于政府的政治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人们所谓的"共和"也好,"民主"也罢,从制度的角度讲,大都是指宪政民主制度。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共和的原则趋向保守。这种保守的趋向,就是在保有个人权利至上方面的几至冥顽的不妥协,以及限制政府权力所根基的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其对应在国家制度上,就是近代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为主旨的宪法及其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在这样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下,每个人、多数人、政府都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种制度下的规则,之所以能够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被剥夺,就在于这种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规则并不能随意改变,并且即使改变规则的意愿发自多数人也仍是如此。


由此可见,共和所具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保"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守"的是个人自由空间。而共和之所以要"保"、要"守",也就在于多数人和政府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巨大威胁,在于个体自由在多数人和政府权力面前的"易碎性"。所以,保守主义趋向,是共和制的巨大内在力量所在,是共和制在诸多制度的竞争中成为历史潮流的关键所在,是共和制在个人权利、多数人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划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根据所在,也是政府权力所具有的蛮力常常要不得不俯首于共和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原因所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共和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说到底,宪政民主制度是安排和落实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因保护自由的原因而划定自由边界的一套程序。实际上,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正是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需要,正是基于人们落实自己自由权利的需要。因此,人的自由度的大小,人们自由权利落实程度几何,是检验宪政民主制度是否到位、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尺。也因此,没有自由的共和是假共和,没有自由权利的民主是假民主。


共和制--有自由、"最不坏"之治在当代,宪政民主制度几乎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公民的不二选择。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是,除去已经实现和正在巩固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不论,只要看看那些尚没有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当政者所极力防止、阻挡、压制和消灭的本国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自由选择,就可以反证所谓"不二选择"之说,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


近代以来,在国家制度的竞争和选择上,其他制度形态渐失其势,而宪政民主制度成为"终结历史"的选择而独领风骚,这其实正是人性之胜和人性之选。没有人愿意受他人或政府的奴役和驱使,没有人喜欢无条件地让他人或政府代表和代办。习惯于奴役的"坐稳了的奴隶",和憎恶自由的异化了的人性固然有,但是,这只是人类中极特殊的个例,这些个例并不能改变人类自由的天性。


当然,也正如人的自由本性并不能保证人的所有选择都正确无误、所有行为都产生正面效果一样,作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性规则,宪政民主制度中那些看似繁冗甚至多余的规定,只是为人的自由选择的正确性增加了可能,而并不保证这种选择的百分之百正确。


不过,选择的错误,其实也是自由的一部分,是自由的必付代价,是自由对应责任和义务的必然结果。人类自由度的扩大,正是在自由基础上不断试错和纠错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为人们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提供了讨论、协商、妥协和交易的系列规则,从而通过落实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方式,来尽量避免错误决策的产生,把选择错误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最不坏"制度,而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在这个"最不坏"的制度以外,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最不坏"方面可以和宪政民主制度比肩而立,因为十全十美的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这一制度之下,公民所拥有的广泛的自由,也是宪政民主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关键所在。


宪政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可能会给人们提供暂时的安全,也可能会在国家强制力的高压之下形成秩序,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效率。但是,宪政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和效率,建基于自由之上,由此可以构造充满活力的社会。而在其他制度之下,由于价值排序的不同,自由只是在安全、秩序和效率基础上的自由。因此,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度,与其他制度下的自由度相比,一个是空中之鸟,而另一个则是笼中之鸟。


保障自由,符合人性,是宪政民主制度"最不坏"的根基,是共和制、宪政民主制的自洽性和正当性的根基,是人们把共和之选、宪政民主制度之选送上制度竞争和制度选择之巅的根基。


经济之争,人性之争


在现实世界中,宪政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在制度竞争和选择中的优势,除了来自其符合人性的逻辑基础和制度设计以外,更多地来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制度实践。这种制度实践的示范效应,是引发民主潮流、形成荡及世界的三个民主波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正是宪政民主制度在解决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有效性示范,也使得宪政民主制度在庇护和扩展人类自由方面的功能,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缩略为在促进经济绩效和提升物质富裕度方面的功用。


毫无疑问,宪政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富裕程度。但是,正如上述,宪政民主制度只是为人们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护,规定了一套制度化的程序。至于人们选择内容的"正确"与否,选择结果的正负效应,却并非这种制度所能决定。宪政民主制度下的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的提高,只是人们自由行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结果之一,但并非是人们行使自由权利的全部结果。


不过,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却并非只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结果之一。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在其他与宪政民主制度相竞争的制度形态中,有的制度形态在特定时限里,在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方面,甚至还显现出了远非宪政民主制度可比的高效率。当然,这种高效率也从未被"浪费",总是不失时机地被用来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注定被取代"。


然而,在人类对制度进行选择的历史过程中,制度的竞争是一个长时段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短跑",不能靠以耗竭后代发展资源为代价的"冲刺"而取胜。因为这样毕几代人可用资源于短时间内的"冲刺",其实不是这种制度形态的高效和优势所在,而恰恰是其不顾代际公平、竭泽而渔式发展的"癌性"痼疾。这种效率,不是自由的效率,而是专制的效率;不是创造的效率,而是贪婪的效率。


实际上,此种发展的效率,并非什么发展的奇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有限历史中,这种奇迹--如果有的话,既不唯一,也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因专制高压而形成社会有序性,而为专制所戕害的社会普遍道德水准又不足以降低攫取财富的疯狂冲动的社会里,几乎都可以实现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所谓"高效"发展。此种"高效"发展及其最终结果,希特勒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和灭亡可谓一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崛起以及分崩离析可谓又一例。


曾几何时,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发展效率远高于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样板。如果把现代化作为目标,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显现了其各自制度形态的优越性。但是,制度的竞争,毕竟不只是经济绩效和现代化指标之争,而是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所及的所有方面的竞争。因此,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


在压抑和扭曲人性方面,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制度设计之精巧,都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间的竞争,其实就是自由和不断扩展自由的人性,与受压抑和扭曲、且越来越压抑扭曲人性的竞争。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这种竞争的胜负早有定数。


制度之选,还是模式之选


把制度的功用简化为发展经济,又把某段经济发展的冲刺路径命名为"模式",进而以一个时间段内的"短跑"成绩,来类比较长时间段内进行的制度竞争的"长跑"成绩,这就是把制度之选替换成模式之选的"路径"。


就在20多年前,"苏联模式"还曾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可选路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直至在其轰然崩溃之前,都是可以与世界头号国家--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过,如果用中国的一句话来形容"苏联模式",那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于是,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诸多加盟共和国,大都四散独立,回到了共和制的起点,开始了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


苏联的历史昭示人们,专制的高压的确能产生高于宪政民主制度的效率,的确能在某个路段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冲刺速度。但是,这种速度之所以不能长久,并且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反而会拖累社会进步的总体进程,就是因为这种速度的产生,是以专制制度下方才可能有的不计(资源)代价、压制无数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的愿望为基础的。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制度下的政府的豪言和计划,其实是对专制制度缺乏自信和长久预期的体现。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体现在其对制度的稳定预期上。由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整套规则限制,以消耗后代人的资源、"超额"损毁后代人还将"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为代价,以求在短时间内高速冲刺的"短跑"方案,几无被通过的可能。


专制的高速和"高效",较少产生社会进步的长期效应。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举凡人们现在生活当中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的科技产品,如个人电脑、手机、小型电子产品、数码相机和摄像机、车载导航设备……都是冷战时期的军工科技向民用科技转移的成果,都是冷战结束的"红利"之一部分。但是,这些产品中,有哪一个是与美国军事工业难分伯仲的苏联军事工业贡献给消费者的呢?


因此,在此意义上,模式之选,永远取代不了制度之选;制度产生的长久效益,并非把模式产生的短期效益相加可得;再有效益的模式,也遮盖不了制度选择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从上世纪初清王朝派五大臣考察日、欧、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始,制度的选择在朝野政治势力中,已然存有对共和制的制度认同。但是,由于清廷对制度建设的拖宕与延误,致使清廷对制度建设的创立进程丧失了操控权。而这完全是因为清廷在制度选择上畏首畏尾、犹豫踯躅的政治结果。当冥顽不灵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等不及了的枪杆子时,他们"钦定"的制度选择也只能"靠边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选择问题是迟早都要解决的问题。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制度选择的问题不解决,一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模式下、走得多远,最终都不得不来到"共和制"的起点,重新出发。


谢选骏指出: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那是因为军阀割据、豪强当道,结果导致党阀专政、豪强坐庄。在我看来,共和制就是豪强制——所以英国共和革命出了个克伦威尔,法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中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连体,德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希特勒,俄国的共和革命出了个列宁和斯大林……


秋山謙信(非理法權天)@418881556:差不多就是这样。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共和主义推翻君主制之后,同时也要排除教会在社会中的作用,原本教会可以成为穷人的保护伞,而共和政府往往把民众当成贱民去看。君主制被推翻之后,共和政府又让老百姓承担过多本不该他们承担的义务。共和有利于权贵,不利于民众。美国初期追求的是有资产、无负债、清教徒男性的范围的全民政治。古典共和是奴隶主范围的全民政治。一部分人追求的是全体民众的全民政治,但是无论哪一个,最后都没有实现它一开始所说的理想。而且共和政治家更是把普通人看成贱民,出问题又要怪一般人不参政议政。我认为共和过于强调无神论跟拜科学教,以及从一开始就是追求有钱人专制,不如君主制的好。如果说是民主政治的话,君主立宪制更好。目前各国的共和经验就是拙劣模仿美国,而中俄两大国家在拙劣模仿后无一例外变成了共产极权。俄罗斯帝国早已君主立宪,中国不搞共和的话,推翻满清的建立新的立宪王朝。


谢选骏指出: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由于中国已被满清殖民了两三百年,缺乏传统延续的合法王朝,很难直接建立新的立宪王朝。虽说多头豪强比一头君主更加残暴无良,中国费拉也只能凑活苦熬了——百年内战,无尽地狱。


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

谢选骏:讼棍国家阿美利加

 


《五月花号”浪漫假象:一群法律人如何创造了美国?》(2021-05-30 编辑:李永博)报道:


说起北美文明的开端,不少人会联想到《五月花号公约》。周大伟认为,建立北美殖民地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在海上迷了路后偶然在普利茅斯港登陆的清教徒们,而是许多出身英国律师会馆的精英。下文经授权,节选自劳伦斯·弗里德曼的《美国法律史》译者导言。


为什么美国史论者很少提及“五月花号”?


美国法治文明的开端在哪里?很多中国读者或许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很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提及著名的“五月花号”,以及“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们下船的地点——马萨诸塞湾的普利茅斯港, 还有那个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因为“五月花”这个字眼曾经反复地出现在与美国历史有关的各类中文文献中,久而久之,“五月花”三个字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对美国历史开端的定格。


然而,有趣的是,在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的这本名著《美国法律史》以及很多欧美学者论及美国历史的其他名著中,“五月花号”从头至尾都没有被提及或极少被提及,那个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也没有被提及。


这是为什么呢?


1620年9月6日,几十名清教徒和一群破产者、流浪汉及其他契约奴,搭乘一条长约27米、排水量仅180吨的捕鱼小船,悄然离开英国普利茅斯港,前往遥远的北美新大陆。这艘三桅杆渔轮名为“五月花”。因为错过了最佳出航时间,他们几乎是在惊涛骇浪中冒死渡洋。


经过了66天的航行,1620年11月11日,船长根据海水颜色的变化以及大洋西岸的云彩作出判断——美洲大陆已经可望可及。


不过,他们当时登陆的地方,并不是英国当局管理的弗吉尼亚,而是一个荒凉陌生的地方;在这块处女地上,当时还没有出现政府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


当时,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如果登陆后大家各奔东西,恐怕每个人都将命垂一线。“五月花号”上的102人,不同于前往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这里没有黄金,他们来这里似乎也不是为淘金发财,而是要在一个新“理想国”里开始自力更生、高尚纯洁的新生活。


“他们之所以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开拓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


于是,在上岸前,船上的41名清教徒共同签署了一份书面约定,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有人说,《五月花号公约》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由于签约人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从而实现了政治的文明。自此,人与人之间除基于暴力的杀戮、征服和奴役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基于契约的合作。契约,让人类摆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点。


也有人说,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发端于这样一份如此随意的“契约”。上述这份《五月花号公约》中体现出来的契约精神是美国立国的基础。这种说法或许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


不过,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而言,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境。我们或许有理由怀疑“五月花号”的浪漫故事被后人刻意夸大和过度解读了。我们或许必须承认,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依旧挥之不去。尤其是,当这些浪漫故事被传播到北美大陆以外的遥远国度里,更容易成为人们口口相传且笃信不疑的“史料”。 


由于“五月花号”带来的悲壮图景和神谕启示,很多天真的人们往往会以为,当美国的先贤们落脚这块荒无人烟的新大陆之际,便几乎可以凭借着无比智慧的判断力设计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我一直有些怀疑,如果美国的这一套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戏剧性地降生的,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呢?其实,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割裂一种历史传统从天而降——完全凭空从头脑中产生的,无论这些人的头脑多么聪明。


事实上,早在1607年5月12日,也就是在“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港之前,有一批商人就从遥远的英国登陆了北美弗吉尼亚的海岸,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居民点和殖民地。


当年,这些开发商们和土地领主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采用了最省事的方式——把英国的那一套制度大致不变地搬到了北美殖民地。这些人几乎是照搬了当时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最正规的政府。


而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启程前往北美大陆,则是十几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了。


英国会馆的精英法律人最先建立了北美殖民地


这个最早的殖民地政府后来迁到弗吉尼亚的一个名叫威廉斯堡的小城镇里。在这里,以英国移植过来的制度为基础,建立了议会政治的雏形,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批最优秀的政治家,其中包括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美国建国初期的很多政治家,或多或少都与威廉斯堡这个小城镇有着一些联系。


相形之下,“五月花号”的后裔们尽管也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但是毕竟比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要晚了十几年的时间。因此,弗吉尼亚(詹姆斯敦)是其中最古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殖民者也是听说詹姆斯敦殖民成功的消息才开始计划移民的。


接下来,其他殖民者陆续上岸建立他们各不相同的统治构造(包括领主制、庄园制、宗教信仰制、军事专制等)。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殖民者都听说过“五月花号”的故事和那一纸公约。事实上,所谓1789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正是这13个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的州所建立的联邦。


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这个联邦是由一小部分清教徒造就的。或许,这就是诸多经典历史学家在著述中很少提及“五月花号”的主要原因。饶有兴味的是,这新大陆的13块殖民地,它们都不约而同且大同小异地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大致是“英王的权力在缩小、议会的权力在扩大、司法的权力在独立”。


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在本书的一开始就指出:“法律发展的总体趋势一直遵循着大社会的总趋势。例如在18世纪,殖民地法似乎又摇摆回溯到英国的模式。即使在独立革命之后,美国法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英国化的。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悖论。……经济增长和社会分工要求法律工具,对于1650年的清教徒寡头统治者而言,既不需要也无用处。殖民地的经验无法提供所需的新工具。但是其中一些工具很容易从国外进口。”


劳伦斯·弗里德曼还进一步指出,这一法治进程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在不需要翻译的情况下,美国律师可以从英国得到唯一可供使用的法律渊源。这是一个熟悉的法律渊源;它来自一个法律上和经济上以‘自己特有的权益’在成长、变化和发展的国家。美国政体结构的雏形,来自于商业公司的模式——在独立革命之前,殖民地法律已经和英国法律十分相像,但还是有很多全新的和赤裸裸的本土法律”。


新大陆的人只不过是把来自英国的东西搬到北美大陆而已。诸多历史证据表明,将这些来自英国的东西搬到北美大陆的主要“搬运工们”,并不是来自“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而是那些在弗吉尼亚创立第一个北美殖民地的人。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英国商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是弗吉尼亚公司,一个是英国中殿律师会馆。1606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简称弗吉尼亚公司)宣告成立。


1606年4月10日,弗吉尼亚公司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手中获得土地授权书,获得在新大陆开辟殖民地的授权,正式开始招募殖民者。由三艘巨桅帆船组成的这支远征队伍于1606年12月20日从伦敦出发,历经险阻,于1607年5月12日,在北美大陆詹姆斯河边的一个小岛上成功登陆。


这104名最初的殖民者在此建立了北美洲第一个永久性的英属殖民地——詹姆斯镇,以纪念国王詹姆斯一世。


当年,詹姆斯一世指定两个独立的公司合并组成弗吉尼亚公司,授权其沿着美洲海岸组建种植园和定居点,授权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王批准《弗吉尼亚第一章程》(The First Charter of Virginia)的生效。


“Charter”一词有多重含义,该词从皇家层面上看,有特许状的含义;在商业组织层面,可以视为“公司章程”,但是如果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则可以视为“宪章”。此刻,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窥视到北美大陆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雏形。近现代政府结构与商业公司的内部结构之间,展现出戏剧性的同类特性。


无论“Charter”一词的含义如何多重,但是它的基本法律含义则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契约精神。


“Charter”作为一个契约的集合概念,在这里至少涵盖了以下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英国国王与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授权关系。由国王向公司颁发特许状(即营业执照),公司代表国王负责管理直接殖民地,殖民地的所有权和利润归公司的股东,其只需按照契约向国王上缴一定的收益。第二,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股权关系。海外殖民和探险需要筹措民间资金,股份公司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合作形式。股东们平等自愿地组织公司,所有人得以依据自己的投资而成为股东。这是一种自由缔约、平等互利的典型契约形态。第三,公司法人与公司雇员之间的关系。员工为公司提供劳务工作,公司按约定向员工支付薪酬,部分员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司的管理者。


如此丰富有序的契约精神内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五月花公约》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稍微引申一下,人们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所谓“契约精神”,其实就是在商业公司契约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运营弗吉尼亚公司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发现了商业公司模式几乎与社会契约论的原理不谋而合。


弗吉尼亚公司的机构中,设立有总督、理事会、会员大会。从现代议会制政府结构的意义上说, 政府行政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或称之为“总统”),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执行总裁(CEO);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参议院,大致相当于公司中的理事会(后来发展成为公司中的董事会);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众议院,大致相当于公司中的会员大会(后来发展成为公司中的股东会)。


显而易见,美国政体结构的雏形,几乎不折不扣地来自这样一个商业公司的模式。这种公司制模式在美国后来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已经司空见惯。美国的一些地方市镇,设立政府的方式与设立一家公司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城市政府的大印上通常会用成立公司的用语(例如,INCORPORATED IN 1906)来表明该政府设立的年份。


几百年来,全美各地各级政府依旧平稳顺畅地以公司制模式来进行管理和运作着。事实上,即便是一个优良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需要有一群与之匹配的自然人来加以运作和维护。


幸运的是,在弗吉尼亚公司的指定成员中,有不少人本身竟然就是接受法律知识训练的法律人。


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者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于1575年成为英国著名的三大律师会馆之一——中殿会馆的成员。该家族的阿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an Gilbert)于1562年加入中殿会馆。1578年6月伊丽莎白一世颁发探险特许状,4个月后,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横渡大西洋,雷利是其中一艘船的船长。经历曲折的探险后,1587年,雷利终于在美国东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定居点,为了赞美伊丽莎白一世终生未嫁,他以童贞女王(virgin queen)命名这个地方为弗吉尼亚(Virginia)。由于补给不足,他们未能在美洲坚持下去。詹姆斯一世于1603年继位,雷利被控涉入宫廷谋反,被判叛国罪和死刑。1581年,中殿会馆会员、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波帕姆爵士(John Popham Sir)成为中殿会馆的财务主管。1592年,他被任命为王座法庭的首席大法官。


在雷利入狱期间,波帕姆接管了他的美国定居点项目。这是司法没收的早期事例。在波帕姆的主导下,弗吉尼亚公司成立。从18世纪60年代到1787年期间,英国中殿会馆在美国立国、立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北美洲来到中殿律师会馆接受训练的成员数显著增长。


有一点可以得到广泛共识的是:美洲殖民地与母国发生的决裂行为所依循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正是这些有智慧的年轻法律人在英国的律师会馆学到的,其中包含着一个相当富有远见的立宪意识。众多中殿会馆人参与了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的起草,并充实到各种司法和行政的职位上。


1774年4月,当13个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时,至少有5位中殿会馆人在上面签字,他们均在美利坚合众国身居高位。


“五月花号”故事的强烈感染力,让人们先入为主地以为,前来北美大陆探险的英国人都是一些在本国受到了宗教迫害后背井离乡的清教徒,或者都是一些在本国生活不如意的负气之徒——这些人不远万里、孤注一掷地前往一个陌生而艰难的环境,以便为自己寻找一种更舒适的生活状态。


然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建立北美殖民地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在海上迷了路后偶然在普利茅斯港登陆的清教徒们,而是许多出身英国律师会馆的精英。这些人放弃了在英国的安定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带着创业精神来到新大陆并主导了美国国家的发展路径。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美国是一个“由法律人也就是‘讼棍’建立的国家”。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我认为这十三州的起源各不相同,有些甚至来源于其他国家,例如西班牙、荷兰、法国、瑞典等等,如果硬说他们具有单一的起源,无论“五月花号”还是“法律人说”,都是一种宣传,而非多元事实。例如,有的殖民地就完全是由教会组织或商业公司建立起来的。


谢选骏:无产阶级专政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形态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维基百科《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也称普罗阶级独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无产阶级[注 1]统治的政体,是从废除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统治;在此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得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力量,打破阶级制度的社会关系,以创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1]。


理论路径


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最早由卡尔·马克思提出,让作为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取得独裁专政的体制;由于马克思认为各国政府都是阶级独裁专政,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会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来的更糟[1]。马克思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恩格斯在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1891年序文中,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例”。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尖锐地说:“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


中国共产党则将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如反动派,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

 

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罗斯文)及斯大林的个人评论,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时在苏联及数个东欧国家获得实践[3]。列宁以理论及政治革命来证成苏维埃,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变成跨国的政权形式[4][5]。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发展出相关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理念,讨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成立方式、时机和进程[6]。


证实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正确[7];斯大林援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合法化其独裁统治的策略[3]。透过法律及政治手段,因此斯大林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权力往国家及政党的最高领导集中是强化国家力量的做法,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被用来合理化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及其推动新的集中式工业及军事发展策略来打造苏维埃,并合理化其恐怖统治手段[8]。


在波兰,又称七月宪法或1952年宪法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英语: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于1952年7月22日通过,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


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专政,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至1950年)[9]及俄国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至1876年)[10][11][12]皆批评共产党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演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在1990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13]。


无产阶级专政在亚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无产阶级专政深受列宁及苏联革命的影响[4][5];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概念及实践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后来中苏交恶[14]。北越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在路线上莫斯科和北京有不同意见,而北越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实质是一党专政,革命专政的形式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定,而其主要特点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成政治革命联合[16]。


在越南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议题上,毛泽东批评苏联的作法,反驳当时苏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南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的想法[17]。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回应,较倾向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并在中国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上发表专文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5]。


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内部的路线斗争[18]。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想法设立的宪法,对治权来说提高了集权和任意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宪模式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仍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发展[19]。


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若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其专政“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20]。


1975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当时正在整顿文革混乱的邓小平等进行批判[21]。自改革开放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张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过左的错误主张[22],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23]。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仅在序言里表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条文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仅用“人民民主专政”[24]。


评价


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时的战时状态。然而,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并不是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这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而是像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9]及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1876年)[10][11][12]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批评列宁“用一小撮人的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25]


陈独秀于其《我的根本意见》主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26]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柯尔施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专政有三个特点:(1)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2)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一个党的领袖的专政;(3)它是革命的、进步的专政,其目的是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自由。[27]


注释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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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

观点比较:


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

罗莎·卢森堡及卢森堡主义

列宁及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毛主义、霍查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

铁托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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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无论如何诡辩,无产阶级专政都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形态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百度百科《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 (英文: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又称工人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一般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848年,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过渡阶段。[1] 


基本理论

无产阶级指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工人阶级已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个人财产(生活资料等)。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

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了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在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方面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历史任务。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3月5日,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随后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时,又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面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局面,列宁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使用革命暴力,使用铁腕手段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镇压,而是在强调镇压反革命破坏的同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即国体,指的是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仍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主要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形式,依据各国的情况、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过程而有所不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尝试。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以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

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将随着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消亡。

考氏言论

考茨基引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接着考茨基写道:“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

“他在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都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马克思在这本书(《法兰西内战》)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发展延伸

基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国已将原先的无产阶级专政表述更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使除了无产阶级外,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

1  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人民日报编辑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VIP 》 , 1956  郁建兴.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学说新论. 《 WanFang 》 , 2002  罗许成.    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 CNKI;WanFang 》 , 2009  曲延明.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CNKI 》 , 2001  董德刚.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 《 CNKI 》 , 2009


谢选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幻想中的奴隶政权”,它带有先天的自相矛盾——因为无产阶级一旦具有了专政权力,马上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低智商者,才会编造“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蠢话;只有列宁、斯大林这样的白痴,才会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蠢话。而所谓的“党领导一切”,只是一种伪装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由于它是伪装的,所以只能是临时的,而不可能长期伪装下去——什么时候战争结束了,党的专政也就解体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随着他的老子党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儿子党例如东欧蒙古等儿子党一起结束,只是因为中国的内战状态还没有结束,朝鲜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旦中国朝鲜统一了,百年内战结束了,共产党不完也得完。

從中央到中東:後真相時代的西征紀事 Post-Truth Westward: Xinjiang to Jerusalem

November 2025 First Edition 2025年11月第一版 Collection 谢选骏全集第44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440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本書並非預言,也非小說,而是后真相時代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