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什么时候彻底灭亡？》2022-06-02 报道：
1912年袁世凯以总理大臣身份向隆裕太后等逼宫，用的就是民国向清皇室优待条件来要挟。当时本来朝廷还是有很多主战派不肯溥仪退位的，袁世凯逼隆裕说，如果再迟一点答应，恐怕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就更差了。隆裕正是看到这一点，亦是看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为了更多的为皇室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条件，隆裕才力排众议，愿意接受袁世凯的退位条件。否则，以清皇室的实力，辛亥革命，恐怕也不会成功得这么快。
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定如下条约，明确指出：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 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 民国支出。
六，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隆裕正是看中这八条优待条件，才决定宣统退位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隆裕太后代替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从此大清灭亡。清朝的彻底灭亡，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成功——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朝的土崩瓦解，个人认为，清朝彻底灭亡应该是在袁世凯退位以后，北洋军阀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报道：
辛亥革命的具体结局，严格说来，既不是民军用武力将清廷推翻，也不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而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让位交权，以换取对皇室皇族和旗人的优待条件。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明争暗斗，牵扯南北中外满汉清民各方的利害关系，堪称辛亥政坛波谲云诡的一幕大戏。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密谋，当事各方的说法往往各执一词，令人犹如雾里看花，即使亲历其事者也不得要领。而相关方面竭力角逐的诸多情节暗藏玄机，在不知究竟的后人眼中似乎无关紧要。相较于史事的周折复杂，通行的历史叙述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加之清帝退位的许多相关文件迄今仍未面世（或已遗失），当时坊间的传闻既多，如今学人的揣测亦夥，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
其中重要环节之一，便是袁世凯在奏准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后仅仅数日，就因为开会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事与其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僵持不下，以致后者辞职。可是，在和谈陷入僵局甚至几乎破局的情况下，唐绍仪并未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沪宁一带活动，居间联系，并且很快传出清帝退位事宜已经颇有眉目的消息。以往的研究对此曲折虽然有所解读，大体看似成立，却总有一些重要证据与情节不相吻合，无法纳入，或是未经验证，难以支撑，令人忐忑。凡此种种，均与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关系密切。围绕该折的时间、内容以及是否出奏等问题的勘定，进一步搜集证据，梳理新旧材料，可以揭开谜底，接近真相。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关于辛亥南北和议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叙述，已经进入教科书和一般通史，成为常识性的认知，大致认为双方开始是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为条件，正当谈判进展顺利之际，由于光复各省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刚刚归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导致袁世凯忽然翻脸，以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越权为由，借口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召开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否认唐绍仪已经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达成的协议，迫使唐绍仪以及所有北方议和代表全体辞职，由袁世凯本人直接与伍廷芳电报往还重新进行磋商。因为袁世凯欲将既有成果推倒重来，而伍廷芳要求其接受既成事实，导致谈判处于破裂边缘。在国民会议之事陷入僵局之后，袁世凯才开始以种种方式进行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下台。
在此过程中，为了促使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奏《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要求。折称：“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这是目前所见袁世凯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直接证据。
不过，这份重要奏折何时拟订、何时上奏以及是否出奏，相关资料和据此而来的现行叙述存在诸多疑点。关于此折出奏的时间，以往一般著述指为1912年1月16日。此说出自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9—300页），但该书并未注明来源出处。因此有的著述采用张国淦所说的上奏时间，而另外注明底本。如《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梁华平、严威编，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指该折于1912年1月16日上奏，注引出处则为1912年1月24日的《大公报》。这大概是各家所能找到的最早文本，所以《袁世凯全集》也采用这一底本。除此之外，《顺天时报》1912年1月27日第5版“奏折录要”和《中国革命记》第22册“文牍”也分别刊载了同一份奏折，文字基本一致。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奏折都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而这份奏折的文本上并没有出现诸国务大臣的名字以及会奏字样，各报刊载时标名也不一致，《顺天时报》题为《袁内阁奏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题为《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而《中国革命记》题为《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所谓袁内阁，其实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简称，而不是指袁世凯及其内阁。这种情况显示，当时各报不能确知奏折究竟以什么名义提出。一般相关著述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依据是奏折中有如下文字：
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然为时局所迫，逼于旦暮，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谨合词具陈，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这显示奏折的确是以袁世凯会同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拟定，却不能证明是否联衔会奏，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设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虽然声称“内阁合词密奏政体共和”，具体叙述却有所保留，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作者于“全体国务大臣”之后特意加上问号，表明其亦不能确定是否由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迄今为止，不仅在清朝各种官书中找不到关于该折曾经上奏的蛛丝马迹，在存留的各种清廷档案中也尚未查到任何线索。
尽管如此，作为密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涉及何时出奏的问题。1月16日，袁世凯的确曾经入宫，据报纸的报道，目的就是与清太后面议退位事宜，“闻清廷虽愿退位，然必欲于既退之后，仍驻北京。袁世凯则坚请其退至热河，否则不愿与闻，以辞职相要挟云”。为此，前一天即1月15日下午，奕劻、载沣等曾经往谒袁世凯，会谈至2小时之久，一面挽留，一面继续磋商是否退至热河。次日，袁世凯于11时入宫，12时15分出宫，事毕回邸途中，即被炸受伤。
此时关于清帝退位之事，坊间媒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且重心已不在是否退位，而是何时退位以及以何种条件退位。既然袁世凯与清太后面议的主要是退位后的居处，则不至于到此时才提出清帝退位的问题。最早刊布《请速定大计折》的《大公报》显然注意到这一情节，特意在折后加一按语道：“此折上后即接到上海议和唐代表来电，政体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是以未发表。闻日来皇室会议仍系讨论此折。”此说与《中国革命记》第20册所载《议和记》相吻合，据称：唐绍仪解职后，“世凯察知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然又以帝位去留，非臣下所可擅断，曾于十月下旬，率各国务大臣具疏陈请，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盖欲令清廷自为审择，以统筹全局速定大计也。十一月九日，遂有召集临时国会，以政体付诸公决之清谕。”明指《请速定大计折》在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之前。
根据《大公报》的按语和《议和记》的记述，《请速定大计折》的上奏时间应在上一年即1911年岁末唐绍仪来电表示政体问题取决于国民会议之前，这无异于根本否定了1月16日为上奏日期之说。《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的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从奏折的内容判断，拟定时间的确当在1911年12月底之前，而不会在此后。该折如此陈述武昌起事后形势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困局：
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
查和谈最初协议停战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911年12月24日，第二次会议时议定展期7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鉴于上述，《袁世凯全集》的编者认为12月28日前该折已经写就，暂时系于1912年1月5日前，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参酌前引《大公报》的按语，可见这份奏折绝不可能写于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至于具体时间，可以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会奏的《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为参照。在这份1911年12月28日正式上奏的奏折中，袁世凯同样概述了武昌起事以来各处变乱的形势以及饷械不支难以久战的困窘，“万不得已，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怡（即唐绍仪）为代表，驰赴沪上，与革军代表伍廷芳会同讨论大局”。由于伍廷芳坚持改共和，去君位，否则不能开议，唐绍仪只得提出速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共和问题之法，“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袁世凯等鉴于“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要求清廷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就唐绍仪所请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问题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要求“俯如唐绍怡国会公决之请”，其时距停战展期仅3天，也就是12月28日。进一步推敲相关文字和事实，《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及可能上奏的时间，当于12月24日停战期满后刚刚展期7日之际，具体而论，大约在12月25、26日间。
《议和记》又称：“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也就是说，退位之议是因为民军方面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对举措，此时袁世凯很可能将所拟《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给奕劻、载沣等人看过，并且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清太后。
不过，一旦正式奏请清帝退位，就要召开宗支王公会议进行决断，形势的发展显然尚未到此地步，没有完全的把握，袁世凯和清廷都不敢贸然行事。不仅如此，袁世凯甚至对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也表示担忧，并通过梁士诒等传达自己的苦心孤诣。而对光复地区的人心向背更加感同身受的唐绍仪坚持原案，“袁世凯因连接唐绍仪密电，知民党始终坚持共和，无法挽回，且于清帝让位问题，亦难回答。若继续开战，又以借款无着，不能支持，因此焦灼异常。且以承认共和一层，关系太重，不敢负此责任”，于是于12月27日举行内阁会议，商定全体辞职，即日请清廷特开御前大会。其原因有四：一是民党坚持共和，君主立宪目的不能达。二是民党要求禅位，倘即让步允许，深恐诸亲贵啧有烦言，难免意外。三是不让步则和议决裂，即须开战，无款无饷，人心军心不固。四是无可筹之款以维持支撑。此次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应是促使清帝退位。
恰在此时，唐绍仪来电告以民军方面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本来就担心退位引起强烈反对的袁世凯遂相应改变计划。次日，清太后召见王公，醇王载沣、庆王奕劻、贝勒载洵、贝勒载涛、贝子溥伦、贝子载泽、肃王善耆等7人入对，询问上海和议及近日国家艰危情形，清太后痛哭，各王公亦哭。旋召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入对，袁力陈国民坚持共和政体，万难转圜，此事过于重大，请太后宸断。“太后谓：‘余系妇人，皇上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国务大臣主持。如将来办得好，固系汝等国务大臣之功，即使无法转圜，至于失国，有我为证，将来皇帝长大，亦不能怪汝等。’于是袁世凯言及唐绍仪来电，请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一节。清太后命照此办法施行。各国务大臣退，将慈谕告知庆邸，庆再入对良久，而召集临时国会之旨乃决。”是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当天清廷即谕令袁世凯转致议和代表，同意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政体。
综合上述，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
速定大计折时间的改判，使得既有论著对辛亥之际和战历史进程的通行认识及其相关描述有必要接受通盘的重新检讨，并相应地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写，否则原来种种的看似顺理成章，都变得相互矛盾，难以成立。或者说，现有的说法，其实是在忽略部分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自圆其说，而《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重新判定，使得这些被忽略的材料及事实的正当性凸显出来，原来成说的逻辑链条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因而不得不进一步梳理条贯所有的材料和史事，重新解读，使之真正能够得其所哉。
二、 从退位到公决
既然《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和暗中沟通在《以决大计折》之前，则袁世凯首先是直接要求清帝退位，紧接着才顺势改请允准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世凯并非清帝退位的首创者，武昌起事后，最早提出让清帝自动交出政权设想的，应是伍廷芳等人。从民党方面倡议，到袁世凯试探性向清廷提请，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事刚刚一月，伍廷芳、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夏敬观、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江谦、高凤谦、温宗尧、汤寿彤、程德全、王敬芳18省发起人就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三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敦促监国摄政王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又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其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
虽然致摄政王的电奏中没有使用“逊位”字样，只是希望清帝及摄政王以尧舜自待，但在给奕劻的信中，明确使用了“逊位”一词。逊有退、让二义，逊位也有退位、让位二解，前者只是单纯地退出现在的位置，后者则包含给谁让出位置或将位置让给谁的意思，近似于主动的禅让。而禅让对于让位者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对于承继者则意味着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此时各省光复政权尚未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等人所说逊位后同赞共和，应是根本放弃帝位和帝制，赞同由全体国民成立共和国，而不包含将权力交给谁的问题。
11月18日，张謇致电清内阁，拒绝出任江苏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并请内阁代奏，要求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电称：中国国土辽阔，种族不一，应效法瑞士、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分治。“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尧禅舜，舜禅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列祖在天之灵，必当歆许。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以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至于皇室之优待，满人之保护，或阁臣提议，国会赞成，立为适宜之办法，揆之人道，无不同情。”
张謇的电报，不但明确要求清帝推逊大位，而且希望不必经过国民会议讨论取决，即由清帝直接裁断，主动许认共和。此时摄政王已经失去权力，所以张謇没有将他列入应当逊位的名单。
与上一次的联名电奏迟迟未能交到摄政王手上不同，由内阁代奏的电报当天就得到回复，清廷表示：宪法十九信条已经宣布，即将宣誓太庙，此后庶政实行，公诸舆论，决不致再有障碍。“至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阔，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仍着该大臣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并将朝廷实行改革政治意指，剀切宣示，以释群疑。”显然，此时清廷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情愿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轻易地主动交权让位。
此后，其他方面也陆续提出同样或类似主张。11月23日，一度宣布独立的山东都督孙宝琦致电光复各省，提议各省派员至京津开临时议会，兼收未独立各省，可议决国体政体问题，兼有临时政府作用，“异日以全国意见要求逊位，可无兵戈而收胜利”。所说虽然是在临时议会议决国体政体之后，才以全国意见要求清帝逊位，基本办法毕竟是顺应人心，由清帝主动交权让位。
11月25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电摄政王载沣，以南方已大开国民会议，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动愤励，提出：“为今之计，若朝廷能早行揖让，公天下于民，民必以优礼报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国生灵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赐。若失此不为，则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认，不但直隶不能独异，且恐南军北上，京师蒙尘，虽欲为尧舜之事而不可得。福祸安危，在此一举。”清军夺占汉阳后，12月3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以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再度电请内阁奏明朝廷：“罢兵息战，由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所谓揖让、谦逊，都是要求清廷主动交出权力大位。
直接向清廷呼吁请求之外，还有人积极展开活动，联络南北各派势力，力图形成强大压力，迫使清廷就范。11月26日，蓝天蔚打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临时大都督的旗号，致函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促其顺应大势，“更有进者，力奏朝廷暂避热河，皇上有禅让之美名，人心或有思清之一日，大局幸甚，人民幸甚，皇室幸甚”。11月29日，朱其瑝受袁克定的指派到达湖北，随身携带汪精卫的信函，内容包括邀约南北联合，共同要求清帝逊位。
12月5日，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请伍廷芳来鄂与北方代表会商和平解决事宜，开议的条件为：一是推翻满洲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半个月后，黄兴也派顾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密商，后者提出4条：一是优待皇室；二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三是优待满汉两方面将士；四是开临时国会。双方讨论后改为5条，第一、二条顺序变换，为确定共和政体和优待清帝。这几次接触谈到议和条件，均没有提及清帝如何交出政权，为何要给予优待，应该是将清帝退位让权作为前提条件，无此前提，则其他都谈不上，所以如何退位反而不在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自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由袁世凯组织全权内阁，摄政王就已经失去权力。捱到12月6日，眼看局势日益恶化，为了平息众怒，隆裕太后懿旨，准载沣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干预政事。媒体对于此事亦称退位或逊位。
由上述可见，早在南北和谈开议之前，双方就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联系，希望尽可能以较小代价结束战事，实现共和，这使得清帝退位让权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基本条件。所以谈判一开始，民军方面就表示不以清廷为对手，北方的唐绍仪只是袁世凯内阁即政府的代表，而且因为民军坚持开议的前提是实行共和，否则免谈，则清廷的命运可以说是未议先定，所商议的并非清廷的存废，而是以什么形式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通过交权让位体面下台，避免战事延续，恢复和平统一，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成为各方认可的首选。
南北议和，民党中广东人士多力持清帝退位之说，不准满人继续秉政。而上海、武昌及其他各地的民党，无不同此意见。12月20日，民军代表伍廷芳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且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人亦可被选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并声称前此已和汤寿潜、程德全、张謇等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其余一切优待”。第四次会议时，又说：“总之，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逊位与让位，都是交权下台，遣词或略有分别，意思则完全一样。
清帝主动交权下台以平息战乱的办法，得到一些清朝驻外使节的赞同和响应。12月25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尝试向清廷提出逊位禅让的请求。
清帝退位牵涉诸多方面，仓促间难以办到，况且以何种理由退位，也要名正言顺。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时，据浙江代表陈毅报告，在汉口与黎元洪大都督代表会晤的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就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所以代表会当天做出“缓举临时大总统”的决议。稍后黄兴派人与北方代表会谈，虽然也有召开临时国会的议项，却并非作为清帝退位的必经程序，而是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共和之后的建制。
议和谈判过程中，本来坚持共和毋庸再议的伍廷芳突然同意采用召开国民会议或大会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这一方案是此前由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提出，试图以此解决南北之争，结果两面碰壁。该会虽然被迫解散，多位会员却参与了南北和谈，并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继续鼓吹其原订办法。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采取这一方案，当与他们的鼓动怂恿大有关系。“清廷遣派代表与民军议和之原因，实由君主立宪党杨度与民主立宪党汪兆铭发起国事共济会于北京，清资政院极意助之，于是李家驹以此意面达袁世凯。袁谓调和两方，固属美举，然谁能当此第三人之任。须知第三人者，必须于两方均无关系，且与两方均无恶感，而后可寻。”于是有人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作为调人，而朱授意汉口英总领事出面介绍。首次会晤，伍廷芳即提出4项要求，以清帝退位，改行民主政体换取对清帝和旗人的优待。
国体政体如果定为民主共和，清帝让位就是理所当然。可是，尽管这一次双方的谈判代表意见一致，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方案依然是两面不讨好。民军方面，认为起义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民国，共和政府业已成立，何待再取决于国民会议？况且召集各处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齐开会，恐怕是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以便趁机上下其手，“万一会议结果表决君主立宪，将来亦为再酿第二次革命之惨”。“伪清”应逊位归顺，否则联师北伐。至于派国民代表赴会一层，应作罢论。
面对各地光复政权和民军的一片反对之声，伍廷芳于1912年1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光复各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照此说法，清帝不会主动退位，袁世凯也不便出面劝清帝退位，只有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实行共和，清帝才可能顺势接受退位的不得不然。
即使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在清朝内部遭遇的阻力也不小。在清朝王公亲贵和满汉官员看来，南北和谈的决定只是少数人意见，召开国民会议多数取决，虽然能够反映民意，清帝可以顺从为由，体面下台，也不无机会以君主立宪的名义继续执掌权力。对于坚决拥清者而言，国民会议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既不能接受由帝制到共和，更不愿看到满人失去帝位。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在袁世凯不无拖延待机的盘算。所谓“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所以他担心的是“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是否听从”。照理，这一方案更加符合清廷和袁世凯的政治需求，这也是袁世凯搁置《速定大计折》，将清帝退位改由国民会议公决的主要理据。可是，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问题磋商顺利之时，袁世凯却忽然出手否认已经签订的一切条款，使得和谈很快陷入僵局。
关于袁世凯的突然变脸，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孙中山归国及其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因而其借故向民党施压。不过，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反应平淡，后来兴师问罪，主要是针对伍廷芳在国民会议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上寸步不让采取的报复性反制。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非导致袁世凯再度变计的诱因。
唐绍仪被迫辞职，看似造成谈判停滞甚至濒于破裂，然而不无诡异的是，此后他非但没有离开上海，而且暗中仍然与伍廷芳沟通联系，时时往来于沪宁之间。而孙中山一再表示自己是虚位以待，“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孙中山的再三表态，不仅产生了另一种逊位即孙中山本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向特定人物明确发出心照不宣的特定信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特定人物，显然就是袁世凯。
一般认为，和谈受挫显示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在如何结束战事、统一中国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直到1月中旬提出《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事情才出现转机。既然《请速定大计折》提出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12月下旬，而袁世凯重新运动清帝退位在唐绍仪去职不久就已经开始，则原有的判断必须大幅度调整，才能合理安放材料和解释事实。
关于和谈的立场和底线，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意见的确一度有所分歧，唐绍仪曾复电梁士诒、阮忠枢，详细分析了局势并解释其态度的变化。他说：
彼党以共和为标准，反是则无可开议。若一决裂，则大局更糜烂不堪。反复焦思，更无一线转圜之地。来电发明师座对内对外对上对下之苦心，仪岂不知之。顾师所重者，护持太后皇上耳，所虑者，各国干涉耳。试问战争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能操必胜乎？万一挫衂，敌临城下，君位皇族，能保安全乎？外人生命财产，能保护乎？宗社倾危，列强分裂，汉族亦因以沦胥，危险之势，孰甚于此。若从国会之议，皇族之待遇，已许优隆，外人之干预，无由窥伺，倘能建设完全，尤为中国之幸福。危险者如彼，而有可希望者如此，然则所以对内外上下者，更何疑虑哉。仪初意亦何尝赞成共和，第亲历汉沪，目击情实，不得不急为变计。人民各国，皆注目于吾师一人，宗旨一误，祸害立见，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舍是二者，决无胜算。支电不尽所言，故复详述。万里遥隔，五内如焚，前席剀陈，望兄为助。师意若何，仍乞电示。
据此，唐绍仪南下前与袁世凯商定的办法，并不是接受共和，到武汉和上海后，知道形势无可挽回，必须以共和为开议前提，并且按照清帝退位交权的基本路径安排各事。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只不过是给了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而不是说真的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是否实行共和。可是，好不容易才确定的行动方略，何以短短几天内风云突变，以至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分道扬镳？
其实，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严重分歧而辞去议和全权代表只是表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几率更大。有消息称：
或又曰：绍怡之辞职，非得已也。绍怡南下，有在京各省代表从行，许鼎霖者，江苏代表之一。既至沪，愤会议之不获与，无发言权，惎民军者，方以民军饷械匮乏日聒于鼎霖，乃不待会议之毕，与福建代表严复等行矣。入都谒世凯，备言民军之腐败，兵乌合，饷无着，北军当之，直摧枯拉朽耳。绍怡至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世凯唯唯。鼎霖乃密告亲贵，亲贵诘世凯。世凯曰：“是何言，余遣绍怡，讨论大局也，他非所知。绍怡既不称职，当罢免。”会绍怡驰电请解职，遂允之，而以彼此电商请于廷芳。自此以往，南北两方，皆藉电报以议和。而唐绍怡虽不居代表之名，仍有参与议和之实也。
北归后许鼎霖的确曾在资政院会议时发表攻击民军的言论，鼓动武力镇压。如果唐绍仪的辞和袁世凯的准都是因此而起，则此事并非由于两人之间出现分歧，而是为了规避亲贵对唐的攻诋责难，不得不再度改弦易辙。袁、唐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心照不宣。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联手演出的苦肉计双簧戏，有一定内幕渠道的《时事新报》评论道：
袁世凯入京以后，深知全国民心，倾向共和，而于清廷一方面，又不愿以武力相角，使无数生灵，同遭涂炭，故于外则奏派代表，赴南议和，于内则施其沉毅果决之手段，以布置大局，务使清廷处于安全之地位，而国家可免瓦解之忧。无如一般顽旧之流，不明袁世凯之苦心，既不知赞同其宗旨，又不能协助其进行，诽谤横兴，而唐绍怡不得不辞职。幸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电报为议和机关，争执虽多，事实尚顺。惟各省军队大半不明此中真况，常起意外之风潮，而平时伏匿之匪党，又思乘机攫利，此亦议和时期中之至可危事也。事后思之，犹觉懔懔……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有限之文字，传达无限之论议，而种种不可明言之事实，又无从以电报泄露于外，使清廷一方面，或另生枝节。是以袁世凯电请伍廷芳北行，伍廷芳电请袁世凯南行，于事实上观之，伍廷芳不妨暂离上海，而袁世凯万不能暂离北京，故所谓北行南行，皆表面之词也。唐绍怡与伍廷芳签定之条约，断无推翻之理，而袁世凯一再以未与本大臣商明为言，故作必欲推翻之理论，电书往还，两不相让，亦皆表面之词也。其争执最烈之点，为国民会议一节，若袁世凯所开条件，非历数月不能办到。在袁世凯何不可通融办理，而所以斤斤电争者，亦未始非表面之词也。一言以蔽之，袁世凯若不赞成共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
这些揣测判断可以从北方紧锣密鼓进行的促使清帝退位行动得到印证，唐绍仪辞去谈判全权代表之后，继续参与南北交涉。他本来就另有与袁世凯沟通联系的渠道，南下议和的随行代表中，杨士琦未与议。“盖上海电报局不允用密码通电，而关于议和事宜，必须与袁世凯秘密商议。既不能用秘电，故唐绍怡将遣其回京，面晤袁世凯磋商一切。” 1912年1月8日，唐绍仪致电清内阁，告以四蒙独立，瓜分在即，若东三省独立，辽东不复中国所有。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各国绝无不认之理。“又闻东南各商埠洋商团体拟联电本国政府转劝皇上逊位，以期解决而保商务，现正在沪筹拟。”等于试探性地公开动议重启清帝退位事宜。
唐绍仪的意向得到原东南立宪派人士的积极配合。两天后，张謇接连发给袁世凯两封密电，一谈国民会议问题，另一则明确提出：“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并且针对僵局出谋划策道：“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尠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交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张謇的谋划，的确击中清廷的要害，清军将领如果加入政争，天平势必朝着既定的方向倾斜。后来北方军人表态拥护共和，果然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此举也开启近代中国军人干政的恶例，埋下民初军阀混战的隐患。此时袁世凯已就清帝退位一事暗中加紧动作，对外却依然故作姿态。直到1月25日，袁世凯才复电张謇，闭口不谈清帝退位之事，话题仍在国民会议方面：“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请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专，极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其实此时所协商的已非国会公决，而是清帝退位。
事实上，国民会议刚刚陷入僵局之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就已经重启。早在1月4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就完全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袁世凯还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莫理循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并认为“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
1月11日，唐绍仪再度电请清内阁代奏，要求清帝逊位，“朝廷既愿将国体付诸公决，其公天下之心，为薄海所共钦。惟大势所趋，万众一致，临时国会，仍用正式选举法，非半年不能蒇事，民军万难承认，且恐旷时日久，转生意外之变，反与皇室诸多不便。务祈俯顺民心，早日逊位，则民军念禅让之德，皇室待遇，必极优隆。除密将优待条件电呈内阁外，谨请代奏”。只是袁世凯觉得时机未到，退位之议还不宜拿上台面，旋即复电谓：“吾公既已辞职，该电未便再行代奏。”
袁世凯的婉拒欲盖弥彰，两天前即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已经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致函莫理循，希望上海商会将此消息通过英国公使电告各方，再由上海领头，各通商口岸陆续跟进，对清廷施压。莫理循的看法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因为，如果我们能使一个商会这样做了，所有旁的商会会跟着做，积累起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同日，梁士诒私下前往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要决定代替清王朝的政体。问题在于：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
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乐观地表示：“你收到这封信以前，我几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正在为此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我相信，在诏书发布以前，将会同革命党做出安排。我还了解到唐绍仪将作为中间人，进行秘密调停，使革命党同意这种安排。” 14日，梁士诒又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为止。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被刺的当天，莫理循兴奋激动地写信告诉《泰晤士报》的布拉姆：“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星期天晚上，我详尽地、如实地向你拍发了关于谈判的电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星期天即1月14日，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已经和清廷议定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由袁世凯掌管政府。莫理循还明确说：“一封宣布袁世凯的决定的电报于深夜发给了唐绍仪。你比我更了解东方人。在整个这场危机中，我们都在和东方人打交道。我们无法像理解欧洲人的行为动机那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唐绍仪的辞职要求被接受了，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他是通过他的亲密朋友梁士诒进行联系的。”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而民军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袁世凯与清廷的交涉，但由于清帝退位的条件必须满足民军的要求并得到其同意，所以决不仅仅是知情人，更不是旁观者。如果说南北和谈的对手是民军与袁世凯执掌的清政府，那么关于清帝退位的交涉，袁世凯就只能是居间沟通，民军以袁世凯为协商的对手，袁世凯则要两面传递信息，讨价还价。由于退位交涉暂时只能暗中进行，南北和谈仍在就国民会议举行的具体事宜争论不已，只有少数介入退位密议的南北人士才知道你来我往的函电纷争，其实已经演变成障人耳目的烟幕。
四、 袁世凯逼宫
接下来的问题是，差不多一个月前拟定的《请速定大计折》，为何会在一个月后披露于报端，并且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大公报》的按语道出了部分原因，即1912年1月下旬皇室会议讨论清帝退位问题，仍以《速定大计折》为底本。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南北之间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再度陷入胶着，尽管上海的几家报纸借西报发声，开辟专栏集中报道西报对清帝退位的种种预测，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消息，宗支王公的商议却不断遇到强力阻挠，迟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退位的交涉也只能秘密进行，还不能公诸于众。因而需要一些确实可信的证据来为鼓动退位的舆论提供有力支撑，将幕后的交涉摊开到阳光下，进而增强对清廷的压迫。
这时南北各大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不绝于耳，而表面局势的发展却是和谈陷入僵局，战事旷日持久，且可能蔓延扩大，这引起各方面的极大担忧。眼看国民会议的分歧难以协调，各方又将目光聚集到清廷退位之上，以为一念之差，容易速效。在南方各省，已经附和民军的原清朝官员纷纷电请清帝退位。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同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这些不约而同的说词，都将清廷禅让与降旨确定及组织共和政体联系在一起，似乎清廷不降旨则共和政体就不能成立。这与民党所认定的共和已经成立、清帝退位不过避免战事延续的看法明显有别。
光复政权的官绅也将目光投向袁世凯，希望他出面迫退清帝，打破僵局。1月14日，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及张一麟致电袁世凯劝告道：“夫致君尧舜，学唐虞之禅让，是谓大智；救民水火，免生灵之涂炭，是谓大仁。此中机括，在公一身……公果为民请命，清廷未必不幡然改图，千秋万国，自有公论。”同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副会长张学济等15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指“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国民会议之局，亦可不必举行也。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众口一词之下，清帝成为众矢之的，袁世凯则为众望所寄。
公开呼吁的同时，暗地里的实际进行已经渐有眉目。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来电称，希望速定共和政体，早建统一政府，以弭内忧而消外患，并提出3个条件：一是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二是共和成立后，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军队，不咎既往，与南军一律待遇。三是先行议定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直、豫两省谘议局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举当是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1月14日，孙中山复电表示：临时政府的唯一目的就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本来总统大位已经有为袁预备之说，只是因为和谈一拖再拖，光复各省担心生变，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时，就已经表明暂时承乏之意，如今不过再度确定袁世凯开出的条件而已。
同日，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电告孙中山和黄兴：“旅沪洋商团来函，以商务损失，渴望两方不再开战，早日和平解决，并电催清帝退位以顺人心。”又告以“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伍廷芳代为保证道：“孙君肯让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 1月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肯定了后者的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也有人对于袁世凯的作用表示怀疑，担心他才是一切波折回澜的幕后黑手。1月15日，汤寿潜通电各方，指“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包括“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请从速决战，不令其阴谋得逞。
袁世凯在国民会议公决与清帝退位之间出尔反尔，固然有做戏给世人看的成分以及在南北清革的夹攻下不得不然的难言之隐，可是要说所有反复都毫无权术的考量，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没有南北和谈，袁世凯自己就要充当迫使清帝退位主张共和的主谋，在北方难以立足，要想接掌大位，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由国民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就不能成为共和的元勋，也无法从清廷那里继承法统，即便出任总统，也不过是听人摆布的傀儡。两种情况都于己不利。由和谈及国民会议形成外部压力，再经由自己将压力转到清廷，从清帝退位中得到授权，得益最大的人，无疑就是袁世凯。看似左右为难的他，很可能就是居间拨弄的操盘者。
正当坊间传闻不断，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清帝退位的秘密磋商突然正式曝光。1月17日，伍廷芳忽然复电武昌各军官，宣称：“此次所以允其展期停战者，因清帝退位已将成议，日来正切实磋商，如能定期宣布，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条件均易就绪。所以未通电布告者，因事在筹商，未经决定，故尚须少待。” 1月18日，伍廷芳又复电孙文、黄兴：“如公必不能来，请俟清帝宣告退位之后，再商办法。”这些言词，清晰显示南北双方已经就清帝退位一事达成共识，北方的秘密进行成效显著，至少民党一方获取的信息，几乎是水到渠成。所以同日伍廷芳又公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各司令以及天津《民意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这等于是将密谋的信息公诸天下，以安抚因和战不定而情绪日益激昂的各地军民。
在南方的一再催促下，运动清帝退位的步伐明显加速。1月17日，袁世凯电告伍廷芳：“皇太后悯全国生灵之涂炭，不忍再事战争，已有允认之意。本大臣与庆、醇两邸，仰体慈宫意旨，政见亦均相同。惟蒙古各王公尚在反对，势须设法与之详细讨论，以期和平解决。若以强迫行之，其各王公等恐必归藩独立，大局终难平定。”
在向民军诉苦的同时，袁世凯也加大了对清廷施压的力度。其被炸的次日即1月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奕劻、载沣、载洵、载涛、溥伦、载泽及在京蒙古各王公与会，至晚8时，议定：（1）此次续展停战期内，必将君主民主政体从速解决，决不争执，以免生灵涂炭。（2）所有前议和代表唐绍怡签押条款，全行奏明，以便酌度施行。（3）应将召集国民会议办法，速与民军代表共同商妥，早开会议，决定政体。会议时，奕劻首先主张共和，溥伦和之。奕劻并谓此时承认共和，君位虽去，君名犹存。故唯有决定让位，以示朝廷大公无我之心。蒙古王公群起反对，力持君主政体之说。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决不赞成民主。而尤以那彦图为最。奕劻谓公等皆有旗可归，有土可守，成则有功，败则无害，然使两宫困守京城，一旦有变，谁能担此责任。蒙古王公驳之甚力，奕劻等无词以对，遂又决定于十二月初一日再行开议解决。会议既毕，亲贵齐至内阁，面询袁世凯之意见。袁谓倘不能达此目的，立即辞职。至退位与否，事关重大，必须太后自行主张。关于民军优待清室条件凡9项，“清廷会议时业已承认”。其第一条就是：“清帝退位后，仍受外国君主之待遇。”当天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至北京，也极力游说满洲皇族与袁世凯，请清帝速退位，和平解决。
由此开始，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重点集议退位问题。随着压力增大，反对的声音也陡然增强。1月18日午前，清廷再度开会，奕劻、载沣、载涛、载洵及蒙古王公均集，袁世凯亦至。“会议至午后四钟始散，闻宣布共和，至是已有成议。清太后以载沣、溥伦等婉劝退位，诏已拟定，正待签名宣布，又召集贵族会议，铁良与年少亲王，推载泽为领袖，联合载涛、溥伟等，极力反对。清太后因又迟疑不决。载沣、溥伦、奕劻等因相率告假，于是少年无识之王公，更肆无忌惮，运动再开御前会议。召见时王公皆向清太后长跪，溥伟亦无表决之言。毓朗不能耐，就询溥伟方针，以游移不决之言答之。”
1月19日，分别召开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据说“禅位诏书，本已拟就，拟由近支王公议决署名。而溥伟、载涛、载泽、铁良及蒙王某等反对极烈，乃由亲贵领袖奕劻发言，谓我非欲主张共和，惟大局如此，当筹画保全皇室之法，似可采用共和，以和平了结，免至皇室别有危险。溥伟又出而反对，谓吾国不能共和，万不得已，则当南北分立。载涛意见亦同。奕劻谓我年七十余，无论君主与共和，我皆不及享受，有何成见。但今日君主之说，既不能行，南北分立，亦徒托空言。故不如径行共和，以救危局。铁良、载泽创议，欲分南北为二国，抗议纷呶，卒无成议”。
出席会议的溥伟记载，会议开始后，太后问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曰力主君主，并主战。太后谓战胜固然好，万一战败，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指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即使可恃，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溥伟又称：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
当天午后三时，举行内阁会议，“国务大臣中，惟袁世凯、唐景崇未至，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人为袁世凯代表，亲贵中惟肃王、豫王未至。梁士诒先发言，谓袁内阁有病，不能出席，今以本大臣及赵、胡二大臣代表袁内阁，商议组织临时统一内阁之事。赵秉钧接言，谓此办法系将南京政府与北京内阁先行解散，而在北方另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暂理全国事务，一面开国民临时大会，以决定君主民主之问题。因北方军队不敷分布，且兵饷只敷二月，后即难继，现时尚能保全者，东三省外，止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此四省人民，主张共和，时欲起事者，所在皆是。徒以兵队镇摄，故目前尚可保守耳。万一民军北来，两宫之安宁，与宗庙社稷，皆有危险。今日之事，非空言所能解决，除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外，尚未有别种办法，请斟酌。语毕，国务大臣退去，王公自开会议”。
各方意见相持不下，令缺少主见的隆裕太后更加举棋不定，召见亲贵时说：“时至今日，大事去矣。民军以死争共和，非达到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终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我朝二百余年之基业，竟丧失于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旋又谕令及早图谋生计，现无他法，惟有逊位而已。言罢涕泣不止。”
清太后的两难和袁世凯的逼宫，引发各种议论。汪荣宝致函其父，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惟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会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借国会地点及会期各问题，与伍秩庸往返电商，以期延宕时日，乘间调处。而主战派气焰非常之高，项城几有维持不了之势，乃拟具奏辞职……此信一出，于是东交民巷各使馆不约而同，各电其本国政府，请示办法。项城又大惊，乃招集各驻使，告以虽有辞职之说，尚无其事，请各安心。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以安北人之心，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
有鉴于此，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袁世凯以此说进，而奕劻亦以此说进，伍廷芳以此说进，内外臣僚亦多以此说进。清太后为保全皇室安妥生灵起见，已有允许之意。奈不明大局者尚一再抗阻。此议和结果之所以迟迟也。”此说与通行说法有别，却大体能够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
正当御前会议就清帝退位僵持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将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光复各省军政当局及本报的公电刊载出来，有消息称：“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传闻不绝于耳，可是并无确据，这下密谋被当事一方意外披露，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为了防止情急之下局面失控，清廷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随后的两次御前会议，由于各王公反对甚力，奕劻托病请假，袁世凯亦不与会。
乱局之中，京城反对退位的声音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袁世凯有所借口，放缓了逼宫的力度。“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同时根据懿旨，袁世凯于1月21、22日连续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并称：“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
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伍廷芳一时间居然反应不过来。1月23日，他复电袁世凯，告以优待条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处，“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而袁世凯复电坚称：“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次日，袁世凯还向清廷奏报，遵照懿旨与革军代表伍廷芳商办，“覆语悖狂，尚无头绪，仍与切实磋商”。
1月25日袁世凯答复伍廷芳的询问时，仍然矢口否认双方曾经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还另电详述召开国会的妥善办法。
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的确是情非得已，因为北方坚持君主制的清朝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袁世凯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再以国民会议为障眼法。1月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声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事有步武，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电称：“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直到此时，退位仍然不能提上台面，则前此不得不秘密进行，就在情理之中。
面对进退两难的局势，袁世凯一方面要利用清帝退位与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要应对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继续对清廷施压，陆续披露一个月前的相关文书，便成为可用的策略之一。《请速定大计折》刊布5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
概言之，袁世凯自1911年底就开始暗中谋划和运动清帝退位，并拟就《请速定大计折》，正式提出要求。清廷方面，隆裕太后、载沣和奕劻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取优待皇室皇族和旗人，但是如此大事依制必须经过宗支王公的议决，清廷和袁世凯担心仍在秘密磋商阶段的退位之举未必容易过关。为使清帝能够体面下台，同时减少清朝内部的反对，征得民军议和代表的同意，清廷改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如此一来，作为袁内阁全权议和代表的唐绍仪成为拥清势力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国民会议召开的细节问题纠缠为遮掩，重回运动清帝退位的旧轨。而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民军方面意外披露，果然引发拥清势力的激烈反弹，危及进行中的清帝退位交涉及安排。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的禁忌话题，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至于此后南京临时政府、清廷、袁世凯之间围绕清帝退位的进一步交涉和博弈，详见《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的长文（待刊）。
谢选骏指出：网民《历史真相》记载，“前清宫廷画《平定粤匪战图》中，明白宣示五色旗为前清军旗，起源自金朝！”由此看来，中华民国确属满清的残渣余孽——难道袁世凯僭越称帝、张勋辫军复辟、胡适跪拜溥仪、满洲国割据，都是中华民国的逻辑发展了。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殖民地。至于北伐之后的中华民国，那不过是联俄容共的黄俄预演。因为在其中，孙文及其三民主义，扮演的“党国”角色，与苏联共产国际一拍即合，从而把中国拖入了百年内战的赤祸之中。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有人想在中国大陆重推孙文主义，应该说，这是一条已经遭到证伪的绝路和死路。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国父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一条毒蛇，是毛泽东的先行者——他的遗照，至今挂在天安门广场，时不时就要拿出来，和马恩列斯四大狗头一起推出。若不将之凌迟斩首，中国复兴决然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