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上）：如果將達文西手稿帶給熱愛木工的朱由校，會發生什麼事？》报道：

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

在儒家帝國文化中，木匠並不算是太受重視的角色。甚至，在大明帝國出了一位熱愛木工到荒廢國政的皇帝朱由校（1605－1627）之後，這種喜好也連帶被某些儒教人士列入「亡國嗜好」的清單當中。

不過，這種觀點在20世紀後期「自己動手做」（DIY）的風潮中逐漸消失，越來越多華人開始接受木工為有益身心的活動。加上一些手藝好的木匠的作品在市場上也相當受歡迎，朱由校沈迷木工的逸事也漸漸被現代華人所淡忘了。

但是，傳統儒教人士雖然不再反對這種木工活，卻可能仍然沒有認識到工藝活動與文化風氣的連動性，以致於明明知道現有教育機構的教育方式大有問題，教育文化卻難有大幅改變。技職教育沒有辦好，文理教育也缺乏活力。

到底，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辦學精神應該有何不同？技職教育和文理教育的教育方式又應該有哪些不同？這些其實都應該是現代華人教育家應該思索的重要課題，也應該是我們重新檢視朱由校這位明朝第15代皇帝的人生悲劇的重要理由 —— 畢竟，以今天的教育來說，朱由校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技職學校學生。可是，我們應該鼓勵他當一個管理人士嗎？

這個問題其實也牽涉到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基本議題：一個優秀的老師面對不同的學生時，應該要一視同仁採用相同的教材與教法，還是應該視其資質與背景採用不同的授業方式？

以朱由校為例，他應該對處理政務沒有興趣。而他據說是14歲即位，以當時的宮廷政治氛圍，相關權力人士也應該看出這種傾向，卻依舊要他當皇帝，心中另有盤算的機會大得多。

不過，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暫且不論，朱由校為何會當皇帝這議題。暫且先了解朱由校的性向，他皇帝沒當好是真，但他木匠做得究竟怎麼樣？

事實上， 如果我們接受有關於朱由校的相關文獻為真的話，大多數人會同意朱由校是一位很有天賦的木器工程師與設計師。他不僅對「復刻」各種精美的木工製品得心應手，還有辦法「設計」出新的木工傢俱。他絕對不是一般的木工愛好者。硬要他當皇帝，還真是糟塌了他的設計與工藝天賦。

然而，朱由校因為沈迷木工，養出了著名的奸臣魏忠賢，也是事實。不僅如此，在他死後，想要全心處理政務的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僅皇帝當得份外辛苦，甚且把江山給丟了。僅管朱由校不是亡國之君，但硬把他推上皇帝的位子，實在不是大明之福、社稷之福。

然則，朱由校無疑是有設計與工藝天賦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教育的觀點，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設我們是朱由校的老師，我們有沒有機會鼓勵朱由校在發揮自己的木工天份之餘，又能開始關心政事，成為改變國家的明君呢？

達文西手稿中的坦克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假設問題，所以，我們有機會對照一下歐洲史。想一想，朱由校的皇帝養成教育中究竟是出了什麼錯，以至於讓自己難得的工藝天賦成為亡國的重要關鍵呢？

答案自然不只一個，但有一個問題可能出在明朝末年的權貴人家生活太過優渥，以至於陷入自滿自得。既無法掌握外面世界的變動，也察覺不到自身的病根，任由病勢蔓延，最後完全喪失自保的能力。

了解到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問，如果可以回到明朝，見到14歲初登位的朱由校。基於「教育乃良心事業」的想法，我們應該要帶給他什麼禮物，讓他理解外界的世界已經不同了呢？

西元16世紀的歐洲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工藝家，例如：設計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Vinci，1452－1519）。這位傑出的機械天才曾經設計出減少摩擦的滾柱軸承、萬向接頭、皮帶傳頭、扁鏈、傘齒輪、螺旋齒輪、飛輪、連續運動車床等，甚至還設計出直升機、降落傘、潛水艇和坦克車等現代武器。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將達文西的手稿帶給朱由校，朱由校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穿越題，值得有心的故事創作者思考。不知讀者中可有人有興趣完成這本小說呢？

如果完成了，有緣閱讀到這篇文章的您會附上此文作為這本小說的原始構想來源嗎？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中）：光是將螺絲釘獻給皇帝，也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报道：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

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對木器製造與設計的熱情是很明顯的，從相關文獻的紀錄看來，他繳出的成品不但受到當時富貴人家的歡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仍是精品。但是，14歲的他能夠欣賞達文西的手稿並且解讀出其對大明國運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是我們可以從明朝後期的一位名人「徐光啟」（1562－1633）身上找線索。

徐光啓算是明末實學派的代表人物，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一生為引進西方事物而忙碌。他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44歲翻譯幾何原本、46歲引進蕃薯後，更在59歲引進紅夷大炮，67歲率傳教士重修曆法，可以說是明朝後期最能夠理解朱由校對於木工活兒熱情的人了。

所以，我們能夠透過徐光啟將達文西的手稿獻給天啟皇帝，說服他廣開西學校，甚至科舉加考西學科目，讓更多大明學子能夠廣泛接觸與了解當時西方的物質文明成就嗎？

基本上，這個答案是有點悲觀的。因為，徐光啓雖然翻譯了《幾何原本》，但是他對西學還不算熟悉，也還無法評估西學的利弊，所以我們不能太期望他能夠說服朝廷注意到達文西手稿的珍貴之處。畢竟，就如18世紀著名的工程師布魯內爾（Brunel）所說的：「發明是一回事，讓發明的結果能夠運作是另外一回事。」

達文西的手稿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今天的我們知道他的許多想法都是確實可行的，而我們也看到了具體的結果。如果沒有親眼看到成品，達文西的手稿可能只是空想而已，達文西手稿的珍貴可能超過實學派的徐光啓可以領會的範圍。

總之，要請徐光啟向皇帝獻寶，還是得獻份皇帝能夠賞識的寶。至於，獻什麼寶呢？如果參考歷史學家許倬雲的意見，或許我們可以賭一下年輕的木匠皇帝會喜歡「螺絲釘」。

徐光啟和利瑪竇

歷史學家許倬雲認為「在歐洲整個機械發展史上，有一個東西——螺絲釘——為中國所無，但卻是決定中國武力、火力發展與否的關鍵。」所以，如果我們能請徐光啟將螺絲釘獻給熱愛木工的皇帝一顆螺絲釘，中國近代的歷史就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

也許——但是在我們發展我們的劇本時，我們也不妨考慮一些阻礙（一來這樣故事進展也會比較曲折，比較好看，二來我們也可以藉此讓讀者注意到一些環境對人事的影響。）

首先，是明朝的政治體制。有論者認為，明朝後期的朝政已逐漸往內閣制發展，皇帝的權力逐漸被架空，所以，除非皇帝有強烈的動機要同臣下奪權，或者大臣們之間爭權，希望拉皇帝助陣，引入螺絲釘對改變大明政局可能發揮不了太大作用。

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對設計師而言，在設計工作時，對材料的喜愛與選擇，近乎一種直覺。朱由校固然喜愛木質材料，但是否會因為小小的螺絲釘，而愛上鋼和鐵這種促成西方軍火工業武器發展的材料是個大問號。

最重要的是，要欣賞螺絲的美妙，不僅要從實務的角度出發，思索這與眾不同的小器材，究竟有那些潛在的應用價值，還要從幾何數學的角度去探索，找出如何藉由精密微調的角度，找到改良螺絲釘的方法。獻上小小的螺絲作為禮物，所考驗的與其說是工匠的手藝，還不如說是設計師的會心與巧思。

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期待14歲的朱由校藉由一枚小小的螺絲釘，跳出對木匠活兒的熱愛，轉向對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的關注與熱心嗎？

坦白說，有點難。畢竟，要讓位處東亞的大明帝國感受到歐洲正慢慢從中世紀的教會世界走出，企劃出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華麗變身，並不容易。

以徐光啟而言，他固然感到幾何的奇妙與砲彈的威力，但他其實無法知曉天主教教會在歐洲其實是壓制科學思維的黑手，許多科學討論因為保守的教會勢力而無法開展。天主教的教士固然掌握了一些科學的知識，但他們的思想其實相當制式守舊，並不是特別有科學啟發性的好老師。

如果，天啓皇帝有機會遇見荷蘭人，從荷蘭人的手中拿到雷文霍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1632－1723）的鏡片，歷史大轉彎的可能性或許比較高。不過，雷文霍克出生時，天啟皇帝已經去世，繼位的崇禎皇帝對這類玩意兒的興趣似乎不高，大明注定錯失靜心賞鑒西歐科學的機會。

不論我們將螺絲還是鏡片送給大明皇帝，恐怕都無法讓大明走向科技或工業革命。

然則，這並不是歷史給東亞的最後機會。

讓東亞真正錯失注意到西方科學進步的人應該是康熙（1654－1722）。比起大明後期的皇帝們，被稱為「學霸皇帝」的康熙其實更有機會讓東亞人好好接觸西方科技，只是，康熙對西方學問的主要興趣是天文和曆法，加上滿清算是異族、入關時又不免與漢人有一番相殺相厭。這讓他並沒有太多動機思索如何改變漢人落後的教育和科舉文化。

愛好天文的康熙大帝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將螺絲釘或顯微鏡與望遠鏡一併獻給康熙，康熙是不是就能領悟到這些東西可不只是西方人的玩具呢？這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了？可是，這一次我們要派誰去向康熙解說呢？

吳三桂大概不合適，那麼，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呢？好像也沒有辦法。

這樣一分析起來，17世紀後期的東亞大環境，似乎就是注定與西方的新科技失之交臂了？

螺絲釘是偉大的小發明，在西歐的科技文明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是，光是將螺絲釘引進東亞，獻給大明或大清皇帝，似乎無法對東亞造成革命性的變化。17世紀的東亞要像西歐一樣，登上世界舞台引領世界的改變，其實還有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學習歷程。

《西方科學理性與明清中國（下）：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始終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报道：

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17、18世紀時是西歐地區開始質疑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探索各種重要領域的關鍵階段，但在東亞卻正值大明帝國內亂與滿清入關的帝國交替時刻。這樣的歷史情節或許讓大多數習慣安逸生活的富貴人們沒能注意到西方的改變，但到了西元19世紀時，總該警醒了吧？

對大清帝國而言，儘管這時彼長我消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而民間也出現了太平天國，想要憑自己的力量殺出一條新路，但這場內亂（1851－1872）卻因為朝廷在英軍的幫助下，最終被成功鎮壓。更令人唏噓的是，亂事結束之後，朝廷的大權落在昏昧的慈禧太后的手裡，以致朝廷此後再推出的各種改革都顯得空洞、無效且無力。

相較之下，在太平洋的彼岸，19世紀的美國卻在南北戰爭（1861－1865）過後，慢慢地走出一條與舊大陸明顯不同的新路。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太平天國之亂和美國南北戰爭略加比較，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間在戰略本質上的差異。太平天國的混亂其實與東亞從前歷史上帝國崩解時所發生的叛亂並無太大差別：基本上就是一群混不下去的人，以天命為由，聚在一起大賭一場。另一方面，美國卻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憑著一篇在蓋茲堡的演說，將衝突的層次提高到國家理想和正義的問題。

可是，即使南北戰爭最後因為北軍獲勝而被定義為內戰，但戰爭本身所激發出的相互敵視又豈是當代政治人物可以輕易化解的？不僅如此，這段時期又遇上俾斯麥竭盡全力催生德意志帝國，許多想要逃離舊大陸不安情勢的人在新家園又再次遇到戰火與仇恨的糾纏，自然心生不願。林肯的這番演說固然提醒了人們捍衛理想的重要性，但也因此成為各種反對人士的箭靶，最後遭到了暗殺。

對美國而言，真正幸運的是，其在西元1787年於費城的制憲會議上就已訂定了一部《美國憲法》，並在此後不久由十三州的特別會議所批准，確立了美國最重要的國家認同。有了憲法之後，美國人繼續不斷試圖擴大版圖，引進移民的模式也不斷改變，從此面臨包括種族、部落、民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認同各種不同衝突和矛盾的擴張之路。

一群新英格蘭的仕紳注意到這局面已與舊大陸的情形有所不同，也認識到美國有必要自行創造新觀念，以因應新的環境。

於是，這群各有專長的新英格蘭仕紳透過各式各樣的聚會，分享各種閱讀心得並交換彼此的意見、最後在承認世間沒有永遠適用的共識下，開始宣揚質疑的精神，讓人們在面對不斷更新的機器時，可以不斷調整以適應複雜的工業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美國大學和知識中心也陸續成立，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芝加哥、麻省理工、為傳播這樣的美國精神而努力。

當然，說到這裡，熟悉美國的讀者不難發現，這裡所提到的美國大學都在（東）北方，所以，蓋茲堡演說基本上彰顯的美國精神，其實也是這些早期英格蘭仕紳的文化主張。不意外地，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讓這種美國精神得以延續並且解決戰爭相關爭端的人也是出身新英格蘭，其中尤以被視為「實用法學創始人」的小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為代表。

「實用法學創始人」小霍姆斯

這位小霍姆斯的父親老霍姆斯其實也是新英格蘭傳統的重要奠基人，曾經擔任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協助了《大西洋月刊》的發行，更創造了「波士頓婆羅門」這個詞彙，用以形容出身高貴又是學者的波士頓菁英。值得一提的是，老霍姆斯雖是支持廢奴的，但本身卻與黑人沒有特別的交往或接觸。而小霍姆斯卻是加入了軍隊，親身經歷了戰爭，並且在戰爭結束後，開始思索宗教團體以外的人們有沒有彼此融洽相處的可能。

秉持者這種哲學精神，小霍姆斯最後發明了「理性人」的概念，主張法律是在解決「我們如何共同生存」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小霍姆斯將傳統法律的「犯罪」與「過失」用詞改以「疏忽」與「魯莽」來替代，讓法律得以依據「一般社會成員的準則」來運轉。而所謂的「責任」則是依據「理性人」的「經驗」來認定。

「理性人」的概念大約是與統計思維中的「平均人」呼應，至於為什麼用「經驗」來界定責任呢？

歷經內戰洗禮的小霍姆斯深刻明白「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的道理—— 比如說，在1850年代，主張廢奴者是許多北方人眼中的恐怖份子，但到了戰爭結束後，廢奴者又搖身一變成為愛國者代表。這讓深刻地感受到這種轉變的小霍姆斯對「絕對」和「必然」產生了一種不信任。

小霍姆斯對美國的法學影響甚巨，並且讓內戰後的美國再度接受了「共同生存」的想法。

一個又一個受到小霍姆斯影響的法官或許就像螺絲釘一樣，慢慢地將原本擁有不同歷史的美國各州組合了起來。

遺憾的是，這種「組合式」的國家組成概念，和東亞人偏愛的「一體成形式」的國家設計概念頗為不同。太平洋兩岸的國際交往，也始終因為無法形成共同的「理性經驗」，讓彼此的交往始終埋藏著各式各樣的糾結，難以解開。

（摘自2022/10/31, 歷史方格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谈论“西方科学理性与明清中国”，却不懂“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明清中国”。那么，西方科学理性为何瓦解了明清中国，而不是像成全了日本一样成全了满清呢？简单说，明清帝国已经过了能够大力吸收外来文明而不伤及自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两宋）”了。而日本还处于这个时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和欧洲提前一千年相遇，哪怕提前五百年相遇——例如在唐宋时代相遇，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可惜那个时候，欧洲还处于野蛮时期，无法扩张东来。反而需要中国通过蒙古西侵带入火药，促成其社会急剧演化。

谢选骏：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朱棣父子的贪婪残暴

《诸夏十大罪人之朱元璋》（观察知乎 编辑于2021-12-02）报道：

诸夏的第七位罪人是朱元璋。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来取代蒙古人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对东亚历史的最后一击。哪怕是忽必烈这样的蒙古人，即使他想要得到绝对君权，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残存的贵族传统的。例如在忽必烈企图登基的时候，他周围的那帮谋士就像他在分取关中领地的时候那样给他讲了一些刘邦的故事，暗示他说，他应该根据刘邦的先例去当上皇帝。而忽必烈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却表示说，他对刘邦十分不屑。刘邦算什么呢？他是一个眼孔很小的人，如此之小家子气。从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他的各种动作，都说明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暴发户。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皇位，就像一个匹夫匹妇一样，贪图的都是一些低级趣味。

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没有搞清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从贵族政治的角度来讲这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忽必烈不一定能当上大可汗，但是他天生就是王子，他天生就是贵族。在蒙哥可汗在位的时候，他怎么说也是拥有自己封地的人。他不一定以后能当上皇帝，但是他天生的贵族特权是别人剥夺不了的。因此，他对阶级有着本能的敏感性。刘邦那样的暴发户，生怕锦衣夜行，当上皇帝以后又要如何如何显摆，他周围的大臣给他制定了礼法以后他就感到享受到了一生中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优越待遇。在天生就是贵族的忽必烈来看，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用不着去刻意追求这些，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有的。他和他的谋臣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贵族社会和官僚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官僚社会因为没有天生的贵族，所以特别需要用人为的礼法来制造人为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依靠功绩和权术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可以用人为的手段取得，也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取消，所以大家勾心斗角得就很厉害。而像忽必烈这样依靠军事传统的天生的贵族，他的权力来自于出身和武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夺得掉了的，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力有更多的安全感，对于刘邦那些扭捏作态的做法就觉得相当可笑。

但是，朱元璋的登台实际上是实现了忽必烈最鄙视的那种传统。朱元璋自己身边也有一帮谋士，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比作刘邦。尽管他和刘邦也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无产阶级的色彩极其浓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尽管不全是贵族，但是出身和地位多半都要比他们高一些，所以他们的斗争经历和他们攫取权力的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色彩。当然，朱元璋跟刘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刘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没有特殊的仇恨和特殊的爱，一切以最有利为原则，他没有原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而朱元璋则怀着受压迫和受虐待的心理，像马克思和列宁所描绘的那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怀着刻骨铭心仇恨的底层无产阶级的心理，一旦得到机会，即使对他没有好处，他也要疯狂地报复社会，很可能报复社会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能够一直不懈怠的主要的感情动机。而刘邦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比较接近于多国体系的年代，他的心理比较正常一点。他可能是那种得寸就得寸、得尺就得尺、有机会就捞一票、没有机会做一个沛公也差不多的角色，所以虽然滑头和机会主义，但是并没有特别狠毒的心肠。当权也是为了积极地有好处，而不是为了消极地整人，整人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防范潜在的威胁。

朱元璋说“朕本淮右布衣”，“淮右”这个地方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其实是个种族和教派错杂的地方。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内亚殖民主义的输入期，你从宋明型社会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包括蒙古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阿拉伯人，他们的整个结构都是，贵族，资产阶级，然后下面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后下面才是劳动阶级，最下面是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流氓诸如此类的。东亚的士大夫阶级精确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唯有在东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依靠读书读出来的士大夫认为自己就是精英。在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读书产生出来的这拨读书人都是平民阶级，他们都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资格以统治阶级自居。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都是偏向激进派这一方面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平民的代表。

为什么在士大夫社会当中这些儒生会认为自己是社会顶层呢？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上半截。宋明以后的士大夫社会跟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比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腰部以上的部分都被砍掉了，而他居然还在走路，居然还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脑袋而倒毙，这是极其奇怪的事情。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跟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相似，也跟欧洲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社会非常相似。他们上面当然是周天子和贵族，一路下来，到孔子那一层。孔子是个没落贵族，小贵族退化下来的，跟平民当中新起来的士大夫地位非常接近，所以很容易弄混淆，他们都是接近统治阶级的边缘、但是还不能自称为统治阶级的人。但是到宋明以后，这拨出身比孔子还差得多、跟范进一样读书读出来的人居然自以为自己是统治阶级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统治的主要义务。

统治的主要义务是什么呢？任何一个稍微学过洛克和政治学的人都会告诉你，统治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安全保护，保护被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保护生命和财产是政权和一切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所有合法性论证的终极归依。谁能保护生命和财产呢？当然是自己能打的人。在欧洲，一切政权当然都是骑士的后裔，通过各式各样的变形，最终都要追溯到日耳曼骑士。当然，蒙古人在这方面也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最终都是要追溯到骑士身上。但是士大夫阶级是鄙视武力、强调文治，而他们自己也是公认的不能打。他们只容许他们管不住的下层阶级当中的社会边缘人，像《水浒传》里面的江湖好汉那些人，在管治之外拥有武力，自己尽可能地使人民失去使用武力的习惯，以方便他们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非常软弱的。而他们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当然主要就依靠宫斗的技术、各种斗心眼的方式维持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崇拜权谋，像《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那种人，各种宫斗文化，因此政治斗争也是非常黑暗的。

政治斗争怎样才能不黑暗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三流报刊的胡说八道。简单直接地说，政治斗争不黑暗，就是要有一个人人都能服气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其实最终要落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决斗裁判上面来。大家之所以不斗心眼，就像是狮心王理查德、黑太子爱德华和其他骑士所体现的那样，勇敢的人不撒谎，一切品德的核心就是勇敢。一切败德的、来自撒旦的品德都来自于欺骗和背叛，欺骗和背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软弱。勇士不撒谎，因为他没有必要撒谎。他跟你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直接跟你决斗。敢上战场的人没有必要弯弯绕绕去撒谎，没有必要去搞那些斗心眼的事情。勇敢、诚实和正直这些品质是连在一起的，诚实和正直是勇士的特权。只有你足够勇敢，你才能够充分地诚实和正直;如果你是懦夫的话，你既诚实不起来，也正直不起来。这几者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士大夫阶级的不稳定性依靠什么来弥补呢？依靠比他们更高的皇帝来维持。皇帝的出身不是征服者蛮族的后代就是江湖好汉的后代。例如，柴荣和赵匡胤就是未来张献忠和朱元璋的阶级祖先。只不过他们生活在离门第社会、离中世纪鲜卑人和沙陀人的社会比较近的时候，还没有像后世朱元璋和张献忠那样吃人肉的无产阶级，所以表现还稍微好一点，但他们已经开了这个头了。另一拨人就是像唐太宗和忽必烈这样的，他们本身就是内亚骑士，像日耳曼骑士的那种人物，是征服者的后裔。没有这两种武力的保护，士大夫阶级无法有效进行统治，但是他们要使人民相信，他们就是社会中的最高层，使用武力是不道德和愚蠢的。士大夫的统治内在地注定了蛮族征服或者江湖好汉造反两者必居其一，是要周期性地进行的。

蒙古人灭金灭宋以后，一方面建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和封建性的据点，一方面又根据蒙古人所习惯的那种习惯法的原则，把那些编户齐民的体制还能够有效维持的地方原封不动地按因俗而治的方法继续维持下来，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过去的编户齐民领地一样。他们对廓尔喀人采取封建性的手段，对孟加拉人就采取官僚管治的手段，因为在他们来以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的。蒙古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自己带进去的那批内亚人，例如在朱元璋的淮右附近，就有很多阿兰人、高加索人、钦察人之类的内亚蛮族。这些内亚蛮族有很多像是龙云他们一样，本来他们的名字都是很长很长的多音节词，但是后来他们也采取了别号之类的手段，把他们的名字简化成为三个字或者两个字，以至于后人往往以为他们是宋人的后代或者是汉族什么的，其实这个地方在元末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

例如，安徽、长江以北的那一部分是所谓“淮右布衣”所来源的地方，就有两拨人马：一支是后来投效朱元璋的巢湖水师俞氏那一批人，他们就是内亚人;另一批人是柏氏，不知道后来安徽都督柏文蔚是不是他们家的人，反正安徽姓柏的一拨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从内亚、蒙古人带来的那一拨蛮族的后代，但是如果你只从他们的名字上来看就看不出来。在明初的亚述式大迁徙和大流放毁坏了原有的历史记忆以后重新形成的这拨人，他们很可能会重新发明自己的家谱，把他们联系到汉朝或者周朝的某一个诸侯国身上，抹去他们原有的内亚出身。这些人的习惯法团体在宪法上占的地位跟满洲帝国末年的租界比较相似，人口是不多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极其重要的。而编户齐民的领地呢，他们在人口上是极多的，但是在政治上地位更低，在习惯法生产机制上面是比较微不足道。蒙古人按照尊重习惯法或者干脆懒得理你的方式，能够实行司法自治的地方是允许司法自治的。

所以，有元一代，元典章保留的习惯法之多为列朝所未有。我们不能光看名字，列朝都有它自己的典章，但是大多数朝代的典章讲的都是些空话或者礼仪性的东西;而元典章有一半像是普通法或者沙里亚法，它包含了地方习惯法的集成，包含了众多的司法判例。这些就是苏东坡和儒家文人学士鄙视的法律事务。苏东坡在他的诗歌中公开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儒家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法学是卑贱的，德治才是儒家的正常状态。习惯法是地方上的胥吏赖以取利的东西，跟我们掌握的普世价值和普世道德相比起来是极其卑贱、极其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蒙古人不是这么看的。就像我在上次讲座中说的那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什么呢，儒家不过就是长生天的萨满而已，是搞巫术的。地方上应该怎么管治，蒙古人的做法很简单：要么你是我的敌人，我一路打过来，直到把你打败为止;如果你是依附我的，那么很显然，你们必定有自己的头人、法官和习惯法，你们原先的习惯法是什么，你们继续按照习惯法审判就行了，在涉及跟蒙古人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再用蒙古法好了，否则我们也懒得管你那么多闲事。

其实，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欧洲、西亚的绝大多数征服者采取的都是蒙古人的这种做法。编户齐民和官僚管治这种做法在除了东亚以外的全世界都是，第一是非常少见的，第二从来都是地位最低的。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领地开始到大英帝国时期的印度领地为止，中间加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伊斯兰教帝国，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实行吏治国家和官僚管治的地方，都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最低的地方。比较NB、罗马人看得上的地方，那就是希腊城邦，罗德岛和马赛岛的共和国，它们跟罗马一样是共和国，罗马人瞧得起它们;其次就是西班牙和高卢那些本来就是蛮族的部落，伊里利亚那些蛮族部落，看他们能打，等他们立了军功以后请他们进元老院。像埃及人这种又怯懦又胆小的人，就是会干活、挣钱、交税、纳粮的这种人，既没有能力维持共和制的城邦，战斗力又等于垃圾，这种人纯粹费拉，最低一级，永远进不了元老院。英国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费拉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人口足够的多，因此在战争对于那些抵抗力比较强、冲锋陷阵消耗比较大的团体消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占到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费拉没有自身的政治主动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僭主利用他们的话，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蒙古帝国衰落以后，当然是群雄并起。根据蒙古人自己宪政里面本来就有的那些封建因素，还有一部分亲蒙古的儒生替他们发明出来的周政主义理论，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难道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衰落过吗？阿拉伯人的帝国和突厥人的帝国没有衰落过吗？日本天皇的权力在镰仓幕府以后不也就衰落了吗？衰落没有关系，周天子也是照样衰落的。儒家经典和蒙古习惯法都说得好，国家元气肇自西北，我们是实行周政的国家，周政者，封建主义也，周天子衰落了以后不是有齐桓公和晋文公出来了吗？那么我们就委任这些人，以大可汗的名义承认这些人的事实权力，给他们一些诸侯的地位，让他们代天子维持秩序，天子继续神圣而尊严，各地成立自己的幕府，各路诸侯去管事，问题不就自动解决了吗？这跟蒙古人原先有的部落体制不是一模一样吗？非常省事。

当然，蒙古朝廷里面也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脱脱、石抹宜孙和刘伯温为代表的这一派，这一派就相当于是满洲帝国末年文祥、恭亲王和曾国藩他们那一派，这一派包含和吸收了大部分宋国、金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力量。我刚才讲到的周政派等于是蒙古保守派的部落贵族和儒家文人学士当中比较偏向封建主义这一派的一个结合，而脱脱这一派是蒙古贵族当中比较偏向中央集权和官僚管治的一部分跟宋国、金国遗留士大夫的一个结合。他们主张不能这样做，忽必烈皇帝辛辛苦苦才把权力集中起来，你们又要这样封建下去，TMD，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要派贤相脱脱出征，把高邮的张士诚那些王八蛋统统消灭掉。地方上，刘伯温要站出来做一下曾国藩，跟石抹宜孙这些蒙古大臣合作，坚决不能让蒙古人承认方国珍、张士诚这些万恶的反贼做自己的诸侯。这不是反了吗？剿贼的士大夫还没有官做，你们这些贼居然被大可汗承认了，封你们做诸侯了，反了反了，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事情。蒙古帝国晚期的朝政就在这两派的斗争中蹒跚前进。

封建派的理论有一个显然的优势，就是它不怎么花钱。如果张士诚下了姑苏，那么皇上封他做平章，问题就解决了。张士诚自然会把原来平江府的粮饷留一部分给自己，留一部分通过海路运到大都。从大都朝廷的角度来讲，粮饷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但是损失还不多，剩下的事情可以照常进行。而如果按照脱脱和刘伯温的那种做法的话，那么大都的朝廷就必须点起重兵，自己筹备一批钱粮出来跟张士诚打一个你死我活。而且众所周知，割据称雄的豪杰又不是只有张士诚他老人家一个，四面八方一路打下去，朝廷到哪儿找这么多钱粮去？所以搞到最后，大汗本人也翻了脸，索性把万恶的脱脱杀掉，给朝廷节省下钱粮。

元顺帝后期的政策就是，打倒了中央集权派以后就放手让各路诸侯自己去打。当然这样的毛病就是，诸侯和诸侯之间就像是法兰西的各路公爵之间一样，也是可以打起来的。比如说，王保保的以晋国为核心的那一个系统磁盘区入了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的宫廷斗争，跟今天山东河南的其他各路诸侯打起来了，又跟今天陕西的关中四将打起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彼此之间也是打得一塌糊涂。陈友定在今天的福建也是本来按照士大夫的观念来看也是一介武夫，没有资格做官的，也是根据蒙古人的封建理论做了诸侯，他后来坚决抵抗朱元璋南下，但是即使朱元璋没有南下，他跟南粤的何真这一类诸侯早晚也会打起来的。于是，蒙古帝国的大片土地就被各路乡兵、义兵、诸侯所分割了。

这些乡兵、义兵、诸侯很大一拨是形式上像日本诸侯忠于天皇那样，像张士诚那样是忠于大汗的。这一批亲蒙古派的诸侯，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周政派，阶级基础则是比较接近于地主阶级和豪绅阶级的。像张士诚进了平阳以后，由反元变成亲元，主要就是受了苏州那批地主阶级的蛊惑。那些地主阶级一方面出于法统理论，另一方面出于地主阶级作为有钱人的阶级本性，他们是怕乱的。他们认为，有一个大汗的权威罩着，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且蒙古人的习惯法管治相当宽松，甚至比宋人的管治更加宽松。

蒙古人觉得，这样宽松的管治对他们的妨碍不大，最重要的是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阶级特权，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要让邪教组织和流寇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受到威胁，尽可能地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谁能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呢？那么我们就要寻找一些开明派军阀。一方面他跟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比较好，愿意保境安民。另一方面，他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有太大的野心，他到处去打仗，想要吞并全国，自己做皇帝，那么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统统抢光，我们的日子就要不好过。如果他愿意保境安民，就是说，就待在原地不动，接受皇帝的封号，你在平江，皇帝就封你管辖平江，然后你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安安稳稳做官了以后，你不到处去打了，那样你的负担就很轻，你负担轻了以后就不会向我们要钱，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你带着流寇到处去打的话，我们的财产损失可就太大了。同时，那些流寇是无产阶级，他们肯定要想办法抢我们的，万万不行。

张士诚由盐枭变成吴王，就是地主阶级用糖衣炮弹腐蚀军阀的一个典型，跟满洲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跟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模式差不多。但是另外一批无产阶级色彩比较强、流寇色彩比较强、同时野心比较大、一心想要把蒙古帝国整个打垮的那些革命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区区一个苏州、平江算得了什么，我要打下全国。你们这些地主太有钱了，我要带着无产阶级把你们的家抄了，把你们的所有钱都拿来给我做军费。无产阶级满足了自己的嫉妒心，而我呢，我这个候补皇帝兵也有了，钱粮更多了，打天下就变得更容易了。这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就是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的实质。

当然，朱元璋是无产阶级、流寇路线和邪教路线的代表，而张士诚则是封建路线、保守路线和地主阶级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因为张士诚这种性质的人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自动地解体成为无数的幕府和军阀管治、但是名义上还是蒙古皇帝当权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像神圣罗马帝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要说它是统一的吧，各地的军阀和诸侯一点也不统一，相互之间动不动要打来打去;要说是不统一的吧，各路军阀也好，诸侯也好，他们都认神圣罗马皇帝，都认日本天皇，也都认蒙古大汗，所以象征性的秩序还是有一点的，同时冲突也打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战争倾向于向有限战争的方向转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像张士诚这样的诸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转化为像五代十国钱王时代的那些各路诸侯，彼此之间相互承认各自的边境，保境安民，谁也不侵犯谁，使生产得到恢复。

张士诚后来被朱元璋的谋士说成是一个懒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主阶级的腐蚀之下，子女玉帛已经不缺了，他想的就是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过好日子就要把边界划清。丹麦人的边境和瑞典人的边境一旦划清以后，两国国王就可以几百年和平下去，大家的日子都好过。南唐和钱王的吴越之间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就再也不像是安禄山时代那样打来打去，而是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吴越的富裕主要是钱王打下来的基础，跟他的和平外交政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张士诚继承的就是这条路线。对于朱元璋身边那些一心想吞并天下的谋士来说的话，这种路线显得太没志气、太没野心了。用污蔑性的政治语言来描绘他，这就叫做坐守之寇。而朱元璋和陈友谅则是进取之寇。

朱元璋的谋士主张先打陈友谅，因为陈友谅是进取之寇而张士诚是坐守之寇。也就是说，无论你打不打陈友谅，陈友谅反正都是要打你的;而张士诚呢，他像是瑞典国王一样，你只要不打他，他是不来打你的。所以朱元璋的谋士就认为，你应该先打陈友谅。其实，朱元璋和陈友谅是同一类型的人，既是邪教又是流寇又是无产阶级。陈友谅在两湖地区的动员能力就是总体战方式的，所有的男丁都抓起来当兵，上船，鄱阳湖水战。然后朱元璋反过来打过去的方式也是总体战式的，到了今天的湖南，一路给我杀过去，所有的男人都杀个精光。

因为这些记录像xxx的暴行一样是史学家不敢记载的，所以只有民间传说。据说朱元璋杀到湖南的时候是下令把所有人都杀光的，只有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因为哭叫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拍了拍脑袋，扔给她一面黄罗伞，说是，你拿着这面黄罗伞，我下一道命令，黄罗伞以下的人都不杀，就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了。然后这对母子用狡猾的手段，用这面黄罗伞不仅是救了他们母子二人，而且救了一大堆乡亲。而没有被黄罗伞庇护的大多数人都按照朱元璋原有的命令，被朱元璋的兵杀光了。据说后来的湖南人，除了那些从江西迁来的人以及从山上下来的蛮族以外，都是这面黄罗伞所荫蔽的极少数人。就是因为朱元璋看那个孩子哭得可怜，在他杀人如麻之后偶尔动一点慈心，其他人都被他杀掉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却具有诗意性的真实。也就是说，从考据意义上不是真的，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进军两湖的过程中实行的大屠杀。而明朝前期江西填湖广的巨大规模也说明，当地的户口确实是基本被清空了。既然是清空了，当然少不了朱元璋的贡献。当然不是全是朱元璋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死于社会解体造成的饥荒和瘟疫，还有一部分人是陈友谅和其他人整死的，但是朱元璋绝对没有少杀。否则的话，明朝初年的湖广不可能像是清朝初年的四川那样需要大量的移民。

但是，张献忠屠杀了巴蜀以后被清朝的士大夫骂得一塌糊涂，而朱元璋洗了湖广以后明朝的士大夫就不敢骂他。原因当然很简单：士大夫都是欺软怕硬的，张献忠他老人家失败了，爱新觉罗家族不会负责保护张献忠的名誉，所以你骂张献忠没问题，张献忠屠四川的记录就这么保存下来了;而朱元璋的后代还在当皇帝，士大夫阶级可不敢说朱元璋他老人家在湖广的时候是怎样大开杀戒的，常遇春在围杭州的时候、胡大海在围苏州的时候是怎样强女、是怎样掳掠民宅、是怎样残害士大夫的，常遇春进犯今天的河北的时候是怎样留下了大红虫吃人、把当地人吃得一干二净的可怕传说的。

残存的当地人民说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部队是食人族，是吃人肉的大虫子。之所以是红虫子，是因为他们是红巾军的分支，头上是裹着红巾的。所以，他们的军队横扫过来，扫地一空，把漳水沿岸的居民扫得一干二净，就被说成是可怕的红虫子和红蚂蚁吃人。当然也有相应的传说是说，常遇春在睡梦中下了一个命令，见人就杀，他的士兵就接到命令见人就杀，然而他睡醒了以后又后悔，下令封刀，但是救下来的人就像是朱元璋在湖南救下来的人一样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被他杀光了。这就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张献忠以前的张献忠。

没有朱元璋，听任张士诚、陈友定和何真这样的土豪性质比较强的诸侯发展下去的话，也许张士诚、何真和陈友定就变成钱王、闽王、南汉、马楚这些政权的化身，能够维持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稳定局面。他们再加上王保保那样内亚血统的封建诸侯，就可能形成一部分像是日本幕府的封建领地，一部分像是五代十国的各国并立，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线，把战争变成比较节制的封建性战争。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也可能东亚大陆一部分会有类似日本的发展，另一部分则会有类似东南亚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会比朱元璋和张献忠的朝代死人死得更少，吃人吃得更少。

朱元璋的胜利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张三当皇帝或李四当皇帝的问题，他不仅摧毁了蒙古人虽然退化、但还残留的一点贵族封建传统，而且消灭了他当皇帝的竞争对手——像张士诚这些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人，而且通过他的成功，使得大明王朝成为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当中唯一一个吃人吃得理直气壮的王朝。大明王朝的官员和兵将吃起人来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伪造岳飞的那首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实际上是明朝人写的，这不是偶然的，宋朝人和清朝人都写不出来。

例如鲜卑人的唐人，像张巡也是吃了人肉的，杀了他的爱妾，抵抗安禄山的军队，但是长安的朝廷为此甚至连奖励都不愿意给他。他本来是立了功、应该受奖的，但是长安的朝廷和士大夫觉得，吃人这件事情跟我朝的精神好像不符，跟孔圣人、孟圣人的教诲也明显不符，功劳是有功劳，但是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鼓励呢，所以硬是没有给他封赏。还有一批疯狂的儒家士大夫理直气壮地谴责唐朝的皇帝，你们怎么居然还有点人性呢？这么立功了你们都不封赏。其实这只是说明鲜卑人还有一点点人性，觉得他虽然替我立了功，但是是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立功的，我都不好意思赞赏他。

就像是，汉光武对于子密这样用残酷手段杀了燕王彭宠派来的投降的人，虽然为我立了功，但是手段还是太残忍了，我只能封他做“不义侯”。唐人对待张巡这种食人族的看法，就是汉人对待不义侯的看法。也就是说，吃人还是照吃的，但是吃得很不理直气壮，觉得吃人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不对的，毕竟是不符合孔圣人和孟圣人的精神的。偷偷地吃，我们管不着，算了;但是理直气壮地吃，理还是有点不壮。

而朱元璋的明朝这一朝则是从头吃到尾，大官和军人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像袁崇焕被杀了以后，他的人肉被北京市民买去吃，这是正常状态。贵阳被当地的土豪围攻的时候，明朝的官兵就公然把贵阳的市民抓来卖。最后等到援军来解围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卖人头的、卖人胳膊的各式各样的摊子，一个人头卖二百文，人胳膊和人腿各有各的价钱。那支军队就是依靠吃人和卖人肉才生存下来的，卖的人肉理论上讲都是他麾下的良民的肉。当然，他们在进攻桂尼士兰的时候，在大藤峡战役或诸如此类的战役的时候，除了一如既往地要割掉男人的生殖器、把女人卖做奴隶以外，也没有少吃人肉。

明朝是唯一一个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不但不会受到制裁、而且还会传为美谈、载入史书的朝代。后来张献忠被清朝搞垮以后，清朝的士大夫阶级痛骂了一阵张献忠，就给别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明朝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并不吃人，是张献忠这种流寇才吃人的。其实，张献忠遵循的不过是朱元璋和常遇春的传统。他吃人，跟他作对的明国官兵照样吃人。在他出生以前，从朱元璋开始到成化皇帝、正德皇帝一脉相传，有明三百年江山，全都是合法吃人的江山。

这种情况在鲜卑人的唐朝和满洲人的清朝是不行的。清朝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比如说像纪晓岚的笔记小说记载，也有卖菜人和两脚羊的，但是有清一代的记载没有说是满洲八旗官兵吃人肉、卖人肉的记录。显然，八旗官兵是有粮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明国的官兵也是有粮饷的，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鲜卑人的唐国吃自己的部下、吃自己的子民是犯法的事情;而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吃自己的子民——不是吃盗匪和敌人的肉，不是说吃袁崇焕这样的叛臣或政治犯的肉，不是说吃苗人或瑶人的肉，而是吃自己治理下的百姓的肉，编户齐民、良民、顺民的肉，是合法的，不会受到惩罚的。

二十四史这么多王朝，就只有朱明王朝这一朝才可以这样做。虽然号称都是专制主义，虽然号称明清专制主义一脉相承，但是明国的作用不仅仅是把蒙古那种包含封建残余的专制主义大大加强了，而且是把反人类罪、把食人族的传统发展到有史以来、在全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持续时间高达两百多年，覆盖的范围高达一亿多人口。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把虽然同样是食人族的殷商纣王、阿兹特克人和刚果黑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使明国士大夫和汉族发明家无限崇拜、发明成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子孙的征服者满洲帝国显得黯然失色，完全没办法相比。

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夹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间的这个所谓汉人的明朝，到底是比蒙古人和满洲人更好还是更坏。当时的人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包括朱元璋的说法都是清楚的，元以宽失天下，宋元之弊在于宽弛，而朱元璋以严猛之政应对宽弛之弊。他太太马皇后作为女人，心比较软，就表示不满意，说，宋过仁厚，仁厚难道不是比刻薄更好一些吗？但是当然，正如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一对父子留下的记录一样，这话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继续从容地杀人吃人，把受害者的妻子儿女卖做妓女，把男性受害者的睾丸割掉，把妻子和儿女送进妓院，其残酷和卑劣的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在这种基础之上再举行被他骟割过的孟子和儒家经典的考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朱元璋时代和明国的科举考试训练出来的当然都是范进这样平民阶级出身的儒生，论阶级成分比朱元璋好不了多少，言论自由、创造自由当然是一点也没有，只能够跟朱元璋本人和他周围的武将一样进行疯狂和的斗争，对失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而明国士大夫阶级和宦官党派之间的残酷迫害又是宋元所无法相比的。满洲人入关以后对他们之间的党派斗争感到很厌倦，因为满洲人最初的意见是，过去明朝的党争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都投降了，我们不提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们还是非要借助满洲人的力量去消除异己不可。

所谓的文字狱，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帮和吴越帮两帮儒家士大夫搞的，双方都想利用满洲人的刀子去消除异己。“康熙皇帝就很厌倦地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从满洲人的观点来看，造反主要是杀人的事情而不是动嘴皮子的事情。所以，说谁动了嘴皮子就算造反的话，满洲人觉得很无聊，这个标准很不客观。而双方的士大夫阶级在相互告密的时候却做得很积极，一定要满洲人鉴定一下，说了哪些话或者写了哪些书算是造反。对于满洲人和蒙古人原先根据刀头舔血才算造反来说，写诗这些事情照蒙古人的规矩来说并非盛朝所不能容。满洲人的规矩是，可以治一治，但也是比较被动的，是出了事才治。即使是到乾隆皇帝的朝代，也仍然是不肯搞预先检查的体制，要出了书以后才能够查禁你。没有出书以前就先检查，这是吴越士大夫提的建议，连乾隆皇帝都觉得没法忍受。

认真说来，蒙古人比满洲人要宽容，满洲人又比朱元璋的子孙要宽容。蒙古人的内亚性最强，满洲人这个东北亚人的内亚性比较弱一点，而朱元璋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最残忍的。所谓的三家轮流坐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从专制主义的极端程度来看还是从阶级地位的空前低落来看，其他朝代都无法与明朝相比。社会上稍微富有一点的人，像沈万三这样的人，虽然沈万三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是朱元璋以贫下中农和邪教领袖的身份斗争苏州士大夫的记录，把他们划成黑五类，流放到凤阳去，所有的黑五类的名单都要记载下来，世世代代不能改，这些做法都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反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之广，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深远，古今东西没有能够跟朱元璋相比的。他可以说是东亚吏治国家专制主义文化彻底堕落、堕落到极点的产物，他使传统的吏治国家堕落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

从他的废墟之上，成长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汉人”。“汉人”这个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发明，以前没有“汉人”这一说。“汉人”要么就是汉朝的臣民，跟“晋人”是晋朝的臣民、“宋人”是宋朝的臣民一样，只是一个朝代的意义;要么就是“汉儿”或者金人和元人所谓的“汉人”，就是指的金国那些写方块字的居民。而汉族之所以会变成希腊族、拉丁族、阿拉伯族这样的文化泛民族主义的名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那些民族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杰作。他们发明的标准就是根据朱元璋统治的两京十三省这个空前严密苛刻的吏治官僚体系管辖的编户齐民和顺民，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拨可以被他们的军官、太守和县官合法地拿去吃人肉、拿去卖人肉的人。以前其他的编户齐民，哪怕是鲜卑人和蒙古人的编户齐民，阿拉伯人和满洲人的编户齐民，他们只要是能够纳粮纳税、当顺民就足够了，还没有说是当了顺民以后还要献出自己的人肉的。只有这一批必须献出人肉的居民，构成了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的发明原材料。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发明汉族的时候对汉族做的定义就是，朱元璋统治之下这些随时可以被吃的菜人构成汉族;而朱元璋收编以后进入军府的那些蒙古人、内亚人、滇人、湘人、苗人、百越人，总之是那些还保留了一定部落传统、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只能编入军府、不能交给编户齐民的人，他们不算汉人。但是，这些人在被朱元璋的后代强制改名同化以后，比如说原先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后来改名叫做李贤、孙镗，你以为他们姓李姓孙，所以是汉人，其实他们的祖先跟龙云一样是姓纳吉或者诸如此类的，是蒙古人、满洲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但是做了明国的军官几代以后，渐渐地就像杨家将一样，改了汉姓以后渐渐就丧失了自己的武德，变成编户齐民诸如此类。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能力的奥妙。当然也有相反的，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可怕的同化的。哪怕本来是吴越人，本来就是只有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汉名的，也会在这个历史关头逃避朱元璋的恐怖统治，投奔漠北。其中很多人就变成了所谓的元遗民，跟着王保保之类的出塞逃走，然后后来跟着白莲教徒、走私商人之类的逃到蒙古、满洲或日本去，或者是上山变成苗民或瑶民，相反方向的流动也是存在的。

最后根据这种双向淘汰和双向流动形成的所谓的“汉人”，也就是明国两京十三省的编户齐民，也就是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认为可以做他们祖先的原材料，他们的真实定义就是菜人。菜人是一个子集，是编户齐民的子集。编户齐民和费拉顺民并不都是菜人，但是菜人都是费拉顺民。编户齐民本来已经是人类当中最的一群了，但是大多数编户齐民都还可以有不被吃人肉的权利，而唯有明国这批人是连不被吃人肉的权利都没有。就是这批菜人，是汉族的祖先。所谓的汉族，就是明朝统治下的这批菜人。然后这批汉族发明家以明朝的菜人为标准发明的汉族这个概念，又把朱元璋推举为反对内亚蛮族侵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就这样制造出了1911年的“汉人”概念。

我们要明白，从历史的脉络上来讲，“汉人”等价于明国的菜人，而不等价于汉朝的臣民或者金国、蒙古国的所谓汉人。“汉人”从性质上来讲，跟“拉丁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一样，是文化民族主义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以语言和文化为鉴定标准的。但是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无论是“泛突厥人”、“泛阿拉伯人”、“泛希腊人”还是“泛拉丁人”，没有一个是以菜人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以菜人为出身，以屠杀菜人、确定菜人地位的朱元璋这个屠夫为菜人的民族英雄，这种民族发明学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当中只有一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主体民族汉族。而朱元璋是汉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两京十三省的明国是汉人或者菜人真正的培养基。

当然，从这个培养基里面培养出来的产物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是预先确定了。所谓你通过选择你的神明来选择你的命运，民族发明学就有一个选择子孙命运、选择子孙教育模式的意义。如果保加利亚人说自己是希腊人，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必须按照拜占庭那种官僚专制主义国家的路线来走了;如果他们说自己是阿瓦尔人的后代，他们就是自由的蛮族，但是这个蛮族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在基督教的欧洲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保加尔人的后代，那就是说，第一他们是自由的蛮族，第二他们也是基督徒，跟欧洲其他的自由蛮族的后裔和基督教国家可以和睦相处。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的发明家，尽管他们大多数其实是拜占庭帝国希腊人的后代，当时1821年革命的希腊人和他们的祖父其实已经把他们发明成希腊人了，他们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又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阿瓦尔人，最终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尔人的原因。这三种不同的选择代表了选择蛮族自由还是帝国专制的选择，同时也代表了是选择基督教蛮族路线还是选择异教蛮族路线的政治选择。

而清朝末年那些汉族发明家，章太炎和胡适这批人，在选择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在选择菜人做汉族的发明模板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出于东亚洼地的孤陋寡闻，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没有见过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比他们更早的地方的民族发明学的正宗和大多数民族是怎样发明的，还是他们故意的，因为仇恨满洲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满洲人的敌人，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嫉妒和敌意之类的，效果都是一定的：他们发明出了一个以朱元璋为英雄、以菜人为模板的汉族，就已经注定了被他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团体及其子孙绝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一切都是从伟大的食人族朱元璋开始的。他当然不仅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是人类的罪人。例如像是苻坚和文明太后冯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毁灭了本来可以出现的东亚多国体系，但是他们谈不上是人类的罪人。他们虽然也杀了人，但是跟其他所有统治者和政治家一样，是根据政治理由杀人的，他们并没有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们不是食人族。只有朱元璋，不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还是全人类的罪人。

谢选骏指出：按照我所建立的历史模型，朱元璋类似汉刘邦——他们都是流氓出身的独裁者，驱逐了一个外来政权（秦和元）的统一帝国，取而代之。照理说，朱元璋的明朝本来也有机会像刘邦的汉朝一样，在二三百年的周期过后重建帝国的；但是，南明却失败了，为能像东汉那样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根子在于朱元璋朱棣父子过分贪婪残暴，把“家天下”发挥到了极致，结果就被满洲人的“族天下”取代了。也就是说，满族虽然不足百万人口，但还是多于朱家的十万人口。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贪婪，结果朱元璋的家天下，败于满洲人的族天下。

谢选骏：苹果手机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

《谷歌新广告嘲笑iPhone容量太小：16GB完全不够拍照》（2016年08月09日 科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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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嘲笑16GB版iPhone容量太小

8月9日上午消息，谷歌在新的Photos广告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宣传方式，表达了该公司对iPhone用户空间不足的关心。

事实上，由于很多iPhone只有16GB存储内存，所以似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毕竟，我们平均每4分钟就会自拍一张照片，这么少的空间怎么能存下这么多照片呢？

为了展示用户的这种心情，谷歌上周发布了一段广告，嘲笑了iPhone的存储内存，并表达了用户在iPhone空间已满时的沮丧心情。

当然，这则广告并没有明确提及iPhone，但屏幕上跳出的提示框的确与iPhone界面非常相似。

但如果你拥有谷歌的“释放空间功能”，Photos应用便可自动从手机上删除那些已经备份到云端的照片。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自拍更多的照片，然后与Facebook好友分享。

苹果尚未对此置评。

谢选骏指出：苹果手机不敢置评，因为谷歌并未击中要害——苹果手机的要害并非容量太小，而是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例如，你不论删去多少内容，都无法腾出空间——刚刚腾出的空间很快就被自动填满！因为苹果手机盗窃了客户的内存容量，从而迫使手机渐渐停止运转，然后客户不得不买一支新的！

网民嚎叫：内存满了，开不了机 一直显示白苹果。提示内存满了，进入相册里删除视频照片等文件。结果无法删除。我想着重新启动，结果重新启动之后就再也开不开了。现在一直显示白苹果。用音量+音量-右侧按键的方法  10秒白苹果会消失，隔几秒钟之后又显示白色苹果。已经有1个多小时 就是开不开机器。无法进入系统！

显然，这是苹果手机又在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

苹果官网骗人说——

[可尝试进入恢复模式连接iTunes更新或恢复系统，如果无法更新只能恢复系统，数据会全部丢失。如果您无法更新或恢复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 Apple 支持……将您的设备置于恢复模式并再次进行设置。请确保您的 Mac 处于最新状态。如果您在使用 iTunes，请确保您装有的是最新版本的 iTunes。在装有 macOS Catalina 10.15 的 Mac 上，打开“访达”。在装有 macOS Mojave 10.14 或更低版本的 Mac 上或者在 PC 上，打开 iTunes。如果 iTunes 已打开，请将它关闭。请保持设备连接，并按照这些步骤强制重启设备，但在看到 Apple 标志时不要松开按钮，一直等到恢复模式屏幕显示时再松开：配备面容 ID 的 iPad 机型：按下调高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按下调低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按住顶部按钮，直到设备开始重新启动。继续按住顶部按钮，直到设备进入恢复模式。iPhone 8 或更新机型：按下调高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按下调低音量按钮再快速松开。最后，按住侧边按钮，直到看到恢复模式屏幕。iPhone 7、iPhone 7 Plus 和 iPod touch（第 7 代）：同时按住顶部（或侧边）按钮和调低音量按钮。持续按住这两个按钮，直到您看到恢复模式屏幕。

配备主屏幕按钮的 iPad、iPhone 6s 或更早机型和 iPod touch（第 6 代）或更早机型：同时按住主屏幕按钮和顶部（或侧边）按钮。持续按住这两个按钮，直到您看到恢复模式屏幕。在电脑上查找您的设备。当看到“恢复”或“更新”选项时，请选择“更新”。您的电脑将尝试在不抹掉数据的情况下重新安装软件。请等待电脑下载您设备的软件。如果下载耗时超过 15 分钟，并且设备退出恢复模式屏幕，请等待下载完成，然后重复第 3 步。当“更新”或“恢复”完成后，请设置您的设备。发布日期 2020年2月15日 上午9:34]

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

苹果公司就是在强推新产品！

难怪现在的电子垃圾越来越多！因为苹果手机盗窃客户的内存容量。

谢选骏：民国是个坏东西

网文《中华民国历史》报道：

中华民国历史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注1]，孙中山为首任临时大总统[参1]。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帝制结束[参2]，中华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疆域。建国初期由北洋军阀为首的北洋政府所领政，政治争斗不断，同时民主与各种学术思想发展较为自由。

1923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进入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三步走路线，并于1924年正式订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参3][参4][参5]1928年6月3日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被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实施以党领政的训政体制，以推展经济与文化的上现代化建设为重心，中华民国经历黄金十年发展阶段[参6]。与此同时，国民党陷于与中国共产党、残余军阀和日本的政治及军事冲突之中[参7]:302；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接管台湾。194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行宪之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爆发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仅统治台澎金马地区，形成与中共建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之局面。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在台湾施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建设。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席位，许多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国际地位转趋低落。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严恢复宪政，并实施民主化改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政治交流也逐渐恢复。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首次执政，国民党首次在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开展，国家体制渐与台湾社会相融合，文化发展上则从中华文化本位转为以台湾本土文化为重心，公民社会开始成形。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返执政。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并首次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首次完全执政。

现今的中华民国于国际间常因地理位置通称为“台湾”、或因政治因素权宜被称为“中华台北”、“台湾地区”等，以经济成就闻名于世[参8][参9]。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他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为未来实现共和制度的中国取“中华民国”的国号[参10]。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建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1911年，清廷为了控制保路运动，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使得武昌防务空虚。革命党人黄兴利用这个机会，打算在10月底发动一场起义。10月9日反清的革命计划曝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被迫提早发动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也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的来源。武昌起义成功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昌成立[参11]。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代行中央军政府之职责[参12]。起义发动者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参13]，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参14]。

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11月底，22个[注2]行省中有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中国本土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独立。消息传到西藏，引发辛亥拉萨动乱，西藏驻军被解除武装，同清朝官员一起被驱逐回中国内地。

当时在美国的孙中山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之后，开始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取得英国、法国和四国银行团对于革命党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还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资金。日本也秘密运送军火给革命党人占领的南京[参15]。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12月29日，各省代表以16赞成票对1反对票推选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1]。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16]。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存在时间约3个月。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北京的清朝政府，实现统一。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临时政府继承。

民国肇建

南北议和和北洋政府

1911年10月27日，清朝任命已隐退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镇压革命党。11月1日，袁世凯更进一步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2日之后，袁世凯指挥清军开始进攻革命军，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此时，国内外舆论对于袁世凯任大总统也表示相当大的支持。即便是在革命党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迫使清帝退位及避免继续内战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参17]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博克多汗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外蒙古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唐努乌梁海仍为外蒙古统治。而后俄罗斯帝国趁机占领唐努乌梁海，并怂恿其脱离外蒙古独立。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退位并同意共和，就可以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于是袁世凯开始利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一直逼迫朝廷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代皇帝溥仪发布宣统帝退位诏书。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参18]。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参19]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与正副大总统依序选出，中华民国从临时政府时期走向北洋政府时期。

此时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所预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凯身边尽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们一直不习惯、甚至反对议会制约行政的权力，并极力排挤革命党人。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政党是以同盟会中主张议会责任内阁制的成员为核心，再联合其他小党派结成。1912年12月，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参20]。1912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重掌西藏。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在蒙古库伦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是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之通称，因此时期的政府体系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所掌握而得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是1912年至1928年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1916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1920年）、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1924年）、以及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928年）等4个阶段[参21]。

革命与法制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以“原则上承继前清法制”的方式作为过渡。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两院选举，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口号参选。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参20]，占据下议院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

1913年2月21日，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组法院：“在各省省城设高等审判厅，在地区级行政区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县级地方设初级审判厅”。[参22]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参23]孙中山因此对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挥南部的几个省叛变反对袁世凯，称为“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发动者逃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吸取之前的教训，严格控制组织总部和支部，并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为后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主集中制的雏形[参24]。1916年，孙回到上海。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参25]。1914年袁世凯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参26]。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并没有立即打击国会占多数议席的国民党议员。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公民团（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威胁国会[参27]，并成功被选举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取得国际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保证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是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影响。10月31日，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草案》，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11月4日，袁世凯下令以参与二次革命之罪名取缔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这一行动一共取消438名议员的资格，使得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命令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后将其吞并，并更名为图瓦。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强行通过颁布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以规定他可以终身任职并有权提名继承人。这实际上等于宣告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确立，但是他对此仍不满足。1915年6月9日《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宣布归附中华民国并实行“自治”。

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

 

1915年8月12日，袁世凯父子促使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自称受全国国民代表拥戴，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称帝，将于1916年1月1日改年号为洪宪。这引起全国性的起事，为数众多的行省宣布独立。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的主将段祺瑞与冯国璋却不愿意担任镇压护国军的任务。这场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军队在四川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复辟帝制也随之而止。

北洋政权的更迭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长达13年（另一说15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参28]。军阀们展开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1916年6月7日，作为前革命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史称府院之争。两人的第一次矛盾发生在中华帝国崩溃之后，恢复中华民国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依据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一问题。作为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支持前者，而作为袁世凯亲信的段祺瑞则支持后者。经过争论，两方同意中华民国的恢复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解散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旧国会，并任命段祺瑞为新国会的总理。作为交换，革命党人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1916年7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华民国之意义》之公开演讲中曾解释为什么要称“中华民国”[参29][参30]。1917年，孙中山前往广州与南方的军阀合作，开始护法运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孙中山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但是桂系军阀私怀野心，迫使孙中山于1918年5月离开军政府，回到上海。

1917年，国务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就中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发生矛盾。1917年5月14日，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的许可，便代表中国对德国宣战，并利用他的亲信将领和军队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反击，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使得众多省份宣布独立，并决定向北京进军。这使得黎元洪不得不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年6月7日，张勋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宣布复辟。黎元洪拒绝接受，并协请段祺瑞主持讨伐。复辟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总理。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派系通过贿选等手段获得330多席，成功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8月14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

在此时，孙中山于1917年7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拥护1912年的《临时约法》，开展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政府。对此问题，作为主和派的冯国璋与主战派的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与前国务卿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学人发起“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该运动开始于中国北京，后遍及全国。参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也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运动形式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参31]。10月10日，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

出兵外蒙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陷入混乱，许多俄国白军进入外蒙古。1918年8月，外蒙古当局感到威胁，向北洋政府求救。北洋政府同意该要求，于当年11月7日派遣徐树铮出兵外蒙古。之后，北洋政府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由于徐树铮在外蒙古强制推行新政改革，引发蒙古各界不满，在苏俄支持下，蒙古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始反抗中国统治。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主力撤离蒙古。1921年，俄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兵进入外蒙古，攻占库伦。8月14日，图瓦的布尔什维克建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

法统分裂

1920年，亲孙的粤系势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击败桂系，取回对广州军政府的控制。孙中山于11月底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

1921年4月2日，军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于1921年4月2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为“非常大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以反对北洋政府的法统[参32]。

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瓦解。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回广州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重新组建军政府。虽然国号都为中华民国，但相对于北京的北洋政府，1921年建立的该广州政府称为国民政府。

第一次国共合作

当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具有合法性并为西方列强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但却受到忽视，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举行，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及《九国公约》。其中《九国公约》保证中国主权独立、土地行政完整。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和军阀的联盟破裂，孙中山再次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苏联顾问也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政治机构，培训宣传人员动员群众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参33]。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参34]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于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参35]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兆铭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中正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汪兆铭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在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与最高行政机关。右派见大势渐去，开始铤而走险，暗杀左派国民党员。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中正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参31]。

国民政府北伐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参36]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中正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吴佩孚。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将其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肯定其独立地位。

左派此时已经不信任蒋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来取代蒋的势力，并且把国民政府的位置从广州移到湖北的武汉。蒋为另寻出路，从湖南往东进军，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蒋进入上海后，获得当地商人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再需要依赖左派与苏联，便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参37] 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人于是向蒋中正靠拢，在南京建立一个反共的政府，与武汉的左派政府对峙，称为“宁汉分裂”。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实行四级三审制[参38]。“四级”即在中央设最高法院，在地方设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在不设地方法院的县设司法处；“三审”即同一案件可经三级法院审判[参39]。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各级检察厅一律撤销。根据这个条例，各省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各级检察厅改为检察处，废去厅长职务，另设首席检察官。检察处为各省省府的一部分，受司法部和省政府的指挥监督。[参40]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北洋政府元首张作霖见大势而去，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

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中国共产党感到形势危殆，认为不能再完全仰赖国民党左派，开始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属军官多为湖南地主，因此开始强烈反对共产党。汪兆铭迫于形势，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参41]。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为“宁汉合流”。

当时共产党进入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于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参42]。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进入江西的山区。同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也发起秋收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28日到达江西萍乡和宜春之间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武装会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势力于是长期在此地发展，称为“中央苏区”，并在中华民国境内先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苏维埃政权。

国民政府

形式上统一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的制造者关东军意图鼓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张学良拒绝。同时张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经统一南方的蒋中正联系，准备宣布东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统治。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参43]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意即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黄金十年

1928年，全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而国民政府也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军政），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训政），也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至人民有施行宪政的能力后，再还政于民。1928年10月3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参44]1932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普通审判机关，由原来的四级改为三级，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设地方法院[参40]。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筹画《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发表五五宪草，这是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参45]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政府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

攘外与安内

 

北伐后的中华民国情势，其中蓝色部分为国民政府控制力较高的区域，其他部分多由地方军阀武装控制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对共产党展开围剿。

攘外

日本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满洲国是日本结合部分清朝宗室以及汉人将领和权贵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国家[参46]，首都设于新京，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

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愤怒，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的表面退让，另一方面节节抵抗日本军阀，又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参47] 后来，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抗日。

抗日战争

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强硬将中国平民押进坑中准备集体活埋。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于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参48]。接着，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指责日本军阀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同时这也促进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

1937年7月之后，日本陆续攻陷华北各地。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本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市后[参49]，首都南京市于12月沦陷，日本发动震惊国际的南京大屠杀。而后南北日本军欲会师徐州市时，国军在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注3]。因战争爆发，立宪被迫延后。

对于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军阀，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七十万部队，投入淞沪地区与日本军阀展开血战，彻底粉碎日本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会战等战役，日本军阀于一年后占领武汉。此时，战线过于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本军阀，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相对于国府方面，共产党方面，则是挺进日本军队占领区，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活跃在华北。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活跃在中国的华中、华东。共产党的作战方针以游击战为主，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参战。使本来就分散的日本军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打击，在局部陷入被动。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区建立多处抗日根据地，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有利的配合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比较有名的战役有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红军约6万人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加入抗战。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本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以发展军事力量，较有名的对日战役为平型关战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本军攻下武汉市。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市并侵略华南。由于战线拉长，中日转入相持阶段。1939年期间中日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日本军三次南下长沙市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1941年—1943年，国军与日本军多次在中原地区和湘浙赣地区争夺，先后爆发多次会战，但总体保持平衡对峙态势。在沦陷区，国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日本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至1940年，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陆续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汪精卫政权。汪精卫政权是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所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故又被称为汪精卫国民政府，实际上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参50]:532。1940年，该政权在大日本帝国陆军支那派遣军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为主要成员[参51]，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由于日本一方开出的停战条件过高使中华民国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谈最后破裂。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对日禁运。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中华民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约瑟夫·史迪威任参谋长。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华民国仍未减轻负担。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国。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对英美盟军宣战[参52]。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开罗宣言》。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市。1944年10月11日，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

1945年，太平洋同盟国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本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日本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鄂西会战与湘西会战，国军皆抵御成功。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市与长崎市先后投下核子弹，苏联亦依据《雅尔塔密约》对日本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攻灭满洲国并占领中国东北[参53]。日本战败后，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参54]。最终日本昭和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伏文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国军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本军，在整体战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国军成功拖住部分日本军主要战力，并在部分战役中获得胜利[注4]，使盟军得以在战略上顺利对付日本军。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中华民国也因抗战胜利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府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发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国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谈判。谈判的目的不仅为制止国共冲突，也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宪政而共同协商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最终彻底破裂，内战再度爆发。《中华民国宪法》在1947年施行，中华民国政府也于次年投入运作。

战后复员与国际关系

二战结束前，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达成若干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当时外蒙古已建立实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与中国共管中长铁路、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以及旅顺军港由苏联租用等。为了减轻对中国的冲击、并防止中共趁机壮大，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外蒙古依此条约举行公民投票，导致其正式自中国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美国的战时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中国成为战后东亚地区的强大盟友和稳定力量。 然而，随着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美国试图调和敌对势力以进行更有效的抗日战争，但未能成功。 战争快结束时，美国海军陆战队被用来控制北平和天津，以防苏联可能入侵，并为中国北方和东北部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在美国的调解影响下，1946年1月安排了军事休战，但国共之间的战斗很快又恢复了。民国政府行政无能的舆论在 1947 年初全国学生抗议强奸指控处理不当和当年晚些时候另一次全国抗议货币改革的抗议活动中被共产党人升级和煽动。 1947年初，美国意识到只有大规模武装干预才能阻止即将到来的战争，美国撤回了由乔治·马歇尔将军领导的美国使命。战斗不仅是为了领土，而且是为了各阶层人民的效忠。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经济贷款和武器，但没有提供战斗支持。

国民党撤退台北：国民党失去南京后，他们随后转移到广州，然后转移到重庆，成都和西昌，然后到达台北。

迟来，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内部改革来争取民众的支持。然而，由于猖獗的政府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混乱，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的立场已经黯淡。事实证明，士气低落、纪律严明的中华民国国军无法与积极进取、纪律严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前称为红军）相提并论。共产党人在北部和东北部都站稳了脚跟。

接管台湾与二二八事件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制作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手管理台湾，并视台湾为清代割让予日本后收复之地，故称此举为“台湾光复”；惟不认同光复论点的人士认为蒋介石是奉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代表盟军军事接管台湾，并无任何国际条约规定台湾与澎湖的领土转移给中国，军事占领与主权转移无关[注5]。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的受降典礼，国民政府将台湾划为一省，开始对台湾的统治。当时国民政府设置职权较他省为大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做为台湾最高统治机关。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之初，国府官员贪污严重、军警纪律败坏、恶性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大权独揽。由于政府官员借由统制经济的实施，透过专卖局与贸易局垄断台湾的经济命脉、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还将台湾的各种民生物质输往中国大陆，导致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又接管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感到适应不良，进而生起排斥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行种种歧视与打压，如此一年多来累积庞大民怨，最终导致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与要求政治改革的二二八事件，但国民政府则增援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屠杀，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菁英与百姓因此遇害。这一事件造成台湾社会长期性的巨大伤痕，对未来的中华民国和台湾各层面产生长久性的重大影响，例如族群之间的长期对立，以及现在的党派对立。二二八事件平息后，国民政府废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以台湾省政府取代之。

施行宪政

《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建立。三民主义主张各民族和他国之间平等相处的民族主义、公民得以行使政治权利管理政府的民权主义，以及政府应为人民服务且建构繁荣经济社会的民生主义[参55]，因此《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参55]。而五权宪法则确立司法制度独立于其他行政权、立法权、考试权及监察权。宪法除了明确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与地方自治制度，还明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以及明列基本国策等。[参40]

1946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在国共分裂的背景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基于同年国共两党商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国大三读通过[参56]。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公布。1947年4月，国民政府基于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同年11月21日，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直选；同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参57]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国共内战导致许多条文失去效力[参58]。

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于4月选举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与副总统，分别由蒋中正与李宗仁当选。同年5月20日，蒋中正及李宗仁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改为总统，并延续至今[参59]。新的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运作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步入历史，国家进入建国大纲的第三阶段，即宪政阶段。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势力扩大，国共两党再起冲突。自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与中央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市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年底，美国派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签订一月停战令，并召开各党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年春，国共爆发政治摩擦，4月，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5月，孙立人在第二次四平战役取胜后追击林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直逼哈尔滨市。此间美国马歇尔威胁要求停战，国军被迫停止追击[参60]。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三次拒绝国府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后才能实现和平，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2月，美国宣布完全退出国共调停，并开始在中华民国撤军。3月，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逐出南京市；胡宗南率军攻进延安市，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其控制区称为解放区。

战争初期，国军在各个战场呈进攻态势，几经挫折，终在1947年秋占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损失大量有生力量。1947年入冬开始，解放军反攻驻守于大城市的国民政府军，相继占领石家庄，四平等。1948年夏，国军困守城市，失去周围农村拱护，战局对政府不利。1948年9月辽西会战爆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下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锦州、沈阳先后被解放军攻下，东北失守，政府内部要求蒋辞职呼声甚高。在关内，早在9月济南战役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领有山东并南下。11月爆发徐蚌会战，黄百韬部集结途中被围，国军自徐州东进解围失败，黄维部自华中前往解救，也于宿县附近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中华民国政府令杜聿明放弃徐州，撤退途中被分割包围，于隔年1月溃败[参61]。前两次战役使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野战军入关，切断华北国军海运退路。在天津市失守后，北平守将傅作义投诚，华北大部被解放军占领。

1949年1月17日，苏、英、美、法先后拒绝调停中国内战。[参62]1月19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参63]:135。1月20日，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参63]:136。1月21日，蒋中正宣布下野，但仍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参63]:138。2月5日，“行政院迁广州正式开始办公”[参63]:150。2月6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招待中外记者，“强调贯彻和平主张，政府迁地办公，决非放弃和平。”[参63]:1512月9日，湘、桂、赣、皖、豫、闽、鄂、汉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联合会”，“在汉口开始为期三日的会议”[参63]:153。2月23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财政经济改革草案”[参63]:159。2月28日，立法院第一届第三期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参63]:161。

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开启北平和谈，李宗仁期望“划江而治”。然而中国共产党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不久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4月20日，江阴要塞守备部队投降[参63]:187。4月23日，国军撤离南京[参63]:189。

1949年5月4日，杭州失陷[参63]:196。5月6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参63]:197。5月20日，西安撤守[参63]:206。5月22日，上海市区被解放军攻占[参63]:207。武汉市相继失陷。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广州市。

1949年8月至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陆续占领华南地区。8月16日，国军撤离福州[参63]:236。8月20日，赣州失守[参63]:237。9月10日，衡阳失守[参63]:244。9月20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开幕，政府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苏案[参63]:247。9月30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参63]:249。10月3日，苏联通知绝交。外交部正式声明：“对俄断绝邦交。”[参63]:251。并呼吁联合国，应充分注意苏联侵略中国，“威胁远东之行为”[参63]:251。10月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与波兰、捷克两国，“断绝邦交”[参63]:252。10月7日，韶关失守[参63]:253。10月12日，“政府宣布自广州迁重庆办公”[参63]:255。10月13日，广州失守[参63]:256。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福建。10月16日，国军撤离厦门，“退守金门”[参63]:257。在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登陆金门失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1月攻重庆。11月14日，“桂林失守”[参63]:267。11月25日，贵阳失守[参63]:271。11月29日，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重庆已受包围”[参63]:273。11月30日，广西南宁失守[参63]:274。中华民国政府三迁成都，西昌成为国共内战末期指挥中心。

1949年12月1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参63]:275。12月7日，行政院电令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参63]:279。12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设置总指挥部”[参63]:279；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的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参64]。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飞往台北[参63]:281。解放军占领四川省。

1950年，海南、西昌被解放军攻占；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2年，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攻占。经过几年小型战斗，舟山群岛被解放军所占领，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以及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澎湖、金门、马祖及若干南海诸岛（东沙、太平）等地，并延续迄今。

两蒋时期

1949年起，国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接连失利，中华民国历经多次迁都，中央政府最后迁往台湾台北；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0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事末期，解放军陆续占领国军在西南各省与沿海之根据地，最后中国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控制。自此，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中华民国政府只剩下以台湾为主的两个省份的建制（包括台湾省和福建省），台海两岸开始分治。1955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领土缩限至台澎金马与东沙、南沙群岛。

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省主席陈诚对全台湾下达戒严令，从此台湾便进入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人民的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异议人士不断遭受迫害，情治单位（主要执行者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可疑人士及批评、反对国民党政府者滥捕滥杀、没收财产，不时传出冤狱，史称“白色恐怖”[参65][参66]。

1950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滞留美国，蒋中正宣布在台湾复行视事。此时政府财政匮乏，使用先前抢运到台湾的黄金解危。期间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经济援助，使中华民国转危为安并且稳定军事与经济。但因国军优先守卫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控制；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分军队撤往台湾。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以及国共双方在中国大陆沿海的几次交火后，由于国军防御坚强及解放军缺乏渡海能力，使得两岸在军事上逐渐由直接作战转为偶发冲突的对峙局面，双方主要以金门-厦门为核心展开炮击为形式的军事示威，外交上则争夺“中国”的代表权。

两岸战事渐歇后，中华民国政府将金门、马祖等外岛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的前线，在台湾大力发展各项建设，使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准逐渐提高。为了抗共，中华民国政府借由《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民主宪政体制，除加强“反共抗俄”宣传外，也将收复中国大陆领土作为重要国策；蒋中正则借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任内大力实施威权统治。虽然安定内部，但造成许多人民被指为“匪谍”遭迫害，人权缺少保障，史称“白色恐怖”。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省议员及全台各县长市长实施民选。1966年，中共当局发起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文化遭受空前破坏，中华民国政府因而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内政方面，台湾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参67]，稳定农业；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台湾的民营企业与工商业发展，发展出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模式。

1970年代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71年，美国国务卿季辛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中华民国与其它国家的邦交开始出现急剧变化，从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开始，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开始大幅减少。

严家淦政府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6日上午11时，严家淦宣誓就任总统。严家淦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文人总统。为了安定民心，严家淦慰留已提出辞呈的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继续推动十大建设，并与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一同稳定台湾民心。此时台湾经济发展相当蓬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同年6月18日推动防御导弹的设计、试造、试验、测验、试飞及生产等制程规划之“长安计划”。[参68]1977年7月9日，严家淦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首位出访邦交国的总统。

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随后由蒋经国当选第六及第七任总统。

蒋经国政府

随着产业从农业发展到轻重工业、国民教育普及，中华民国在19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时代，担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所推动的十大建设至今仍被视为促进台湾经济起飞的基本工程。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为稳定经济发展，1973年11月，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宣示推动十大建设及十二项建设，这些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使1980年代后的中华民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股市指数高达万点，所谓的“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在民生富裕民众殷实的背景之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时期累积。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79年，吉米·卡特执政下的美国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使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变革的决心，所以纷纷向其示好，意图在中国大陆开放市场之际可以分一杯羮，直到1990年代，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就已经只余下少数，发达国家中则仅剩大韩民国及南非等，但上述两国也在1990年代先后与中华民国断交[注6]。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为了因应国际情势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需求，蒋经国审慎推动国家迈向民主化。1980年代，蒋经国总统逐渐将政治民主化，是由于“江南案”的发生[注7]。1986年9月28日，党外运动人士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尚未解严，但蒋经国事实上默许民进党的存在。这是由于在同年的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并与10月15日通过起草新的国家安全法来取代戒严令的决定[参69]。1986年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采取宽容态度，继而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并在1988年起解除党禁与报禁。1987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自此逐渐热络。

民主自由化时期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依照宪政体制的国家元首交接；同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3次全代会上，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虽接掌党政领导位置，但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且曾意图逼退李登辉，引发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与保守的“非主流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两者的争斗至第八任总统选举前的1990年2月达到最高峰，被称为“二月政争”。最后由主流派取得优势，李登辉也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坐实党政实权，开启往后长达十年的“李登辉时代”。

而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华民国的国会（包括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便因执政的国民党以动员戡乱以及维护“法统”为由未曾改选，遂被党外人士讥为“万年国会”。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终致于1990年发生国内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而发起的三月学运[参70]。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发动修宪，首先于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并在1991年、1992年先后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修宪结果使原大陆地区选出之中央公职人员优遇退职、由台湾地区选出之全部新任国代修宪，最终达成总统的公民直选。与此同时，立法院于1992年5月16日修正刑法一百条，许多名列黑名单而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得以回国，自此“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思想与言论自由得以获得保障[参71]。由于这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没有经历激烈的流血革命冲突，因而被称为“宁静革命”[参72]，也使中华民国的国家体制逐渐向台湾社会靠拢。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国际社会关注之下，李登辉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搭档竞选成功，顺利连任总统。为了化解省籍情结，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提出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的政策。1997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经济稳定。两岸政府于1990年代以民间机构建立起非政治的协商与对话机制，亦曾举行两次辜汪会谈；但在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两岸的对话机制长期陷入停滞。在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治安案件不断（如刘邦友命案、彭婉如命案、白晓燕命案），对李登辉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埋下2000年政党轮替的导因。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对苗栗至嘉义一带各县与台北市造成重大的灾害。

陈水扁政府

2000年举行的第二次正、副总统直选，由民主进步党籍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实现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但民主进步党并未于2001年的立委选举中过半，导致施政上时常与在野党发生冲突，而泛蓝、泛绿两大政治势力也在此时开始形成。陈水扁政府上台后，因蓝绿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产业外移与媒体乱象影响，国内政治、社会及经济等均显得动荡不安[参73]。由于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并于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8月，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论”，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2月28日，大约有200万台湾民众以牵手方式排列成长约500公里的人链，反对中国大陆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设施以及支持反导弹公投，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3月20日，陈水扁成功连任总统，但因选举前夕发生枪击事件，部分人士质疑选举结果并发起抗争；年底，民主进步党于立委选举中未能过半，无法全面执政的局面再次延续。

2005年，任务型国民大会召开修订宪法，将修宪权力移交给国民[参74]；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同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造成台湾部分舆论不满，因而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

2005年起，陈水扁亲信涉及的多起贪污弊案遭到揭发，对陈水扁政府和民主进步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导致民主进步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2006年更引发出要求陈水扁下台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导致民主进步党在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马英九政府

2008年，总统与国会选举从该年起开始在同年举行：1月的第七届立委选举首次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中国国民党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次，但选制的改变也使得小型政党未能获得席位而难以发展，部分弱势群体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为所属群体发声；3月的第十二任总统选举，中国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达成第二次政党轮替，也使中国国民党在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后第一次达成掌握中央行政及立法部门的“完全执政”局面[参75]。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政府同时开始对前任总统陈水扁涉嫌贪污的侦办。马英九政府将改善两岸关系做为施政重点之一，以对中国大陆当局提出活路外交、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举行江陈会谈等方式以加强两岸合作；对于两岸的政治地位，不同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他主张“一中各表”的关系，并且认同九二共识。

2009年8月发生八八水灾，由于马英九政府未能及时反应，错失紧急动员全力救灾的先机，且一度拒绝外援，而引发民怨。2010年6月29日，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当局正式签署ECFA，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且准备经由ECFA来推展中华民国与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澳洲、东盟国家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提升经济竞争力。而自2005年起，由于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长年努力，中华民国国民相继于日本、英国、爱尔兰及至全欧盟得以持中华民国护照而免签证观光[参76]，尤其在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快速增加，成为马英九政府引以自豪的政绩之一。

国土规划方面，2010年底实施7个县市的县市合并升格改制案，形成“五都十四县三市”的行政区划格局。

2012年1月，马英九连任总统成功，中国国民党也在第八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而被认为是国内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改善的认同所致[参77][参78]。但是马英九连任不久，即因无法提振经济、无法解决土地征收等社会正义议题、两岸政策与民众沟通不良等不当施政而饱受各界批评。

2013年起，马英九在处理洪仲丘事件不当，导致公民1985行动联盟发起白衫军运动；同年9月，马英九因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发起九月政争，引发政局动荡。一年后，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问题处理失当，对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声望造成严重打击，更引发出要求马英九撤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导致中国国民党在当年地方选举中，失去地方多数执政权，两年后失去中央政权与立法院多数席次。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注8][注9]习近平与马英九[参80][参81]于新加坡举行的会面，也是海峡两岸（即中国大陆与台湾）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来（66年），双方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参82][参83]，象征两岸史上最大突破[参84][参85]。会中主要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参81]，双方没有签署协议或发布共同声明。

蔡英文政府

2016年1月16日，民主进步党籍的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第九届立委选举民主进步党首次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达成第三次政党轮替。蔡英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家元首。2016年12月2日蔡英文打电话给川普祝贺其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争议。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吉纳法索相继与中华民国断交。

2016年12月6日《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参86]。但周休二日新制实施后，引发争议，劳动部再次修改部分条文，并2018年1月10日三读通过。执政期间接连发生华航二次罢工和长荣一次罢工

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将同性婚姻法制化，为亚洲首例。

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连任总统成功，并以817万张选票当选，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由公民直选以来的最高票，民主进步党也在第十届立委选举后继续在立法院取得绝对多数。

2020年6月6日，第三届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罢免案的最终结果为同意票93万9090票，不同意票2万5051票。因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且达高雄市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574,996），罢免案以同意率达97.4%通过罢免韩国瑜。[参87]

年表

中华民国历史

政府 时间 重大事件

清朝政府  1911年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

大陆时期

南京与北京

临时政府  1912年 推翻清朝，正式建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北洋政府  1913年 南北和谈，袁世凯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二次革命，袁世凯驱除国民党。

1915年 二十一条，日对中提出的不平等条约。

1916年 洪宪帝制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退位；府院之争

1917年 张勋复辟；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

1919年 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成立及改组；再度领有外蒙古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 曹锟贿选担任总统；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 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北京政变

1926年 三一八事件；国民革命军北伐

国民政府  1927年 定都南京；四一二事变及清党；宁汉分裂

1928年 五三惨案；东北易帜；皇姑屯事件；进入训政时期

1930年 中原大战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2年 满洲国成立

1936年 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 七七事变，全面对日抗战；南京大屠杀

1941年 太平洋战争；加入盟军

1943年 开罗宣言，声明日本应将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

1945年 二战结束，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注10]。

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与常任理事国

1946年 还都南京；外蒙古独立；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 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加深台湾人民对国民政府不信任感。

二七部队战败，谢雪红等人退往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蒋中正政府 1948年正式行宪，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进入宪政时期。

台湾时期

蒋中正政府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中央政府迁台。

颁布《台湾省戒严令》，进入戒严时期。

古宁头战役获胜，守卫金门。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稳定台海局势。

1953年 耕者有其田

1954年 九三炮战及大陈岛撤退，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8年 八二三炮战

1961年 出口导向时期开始，至1972年为止。

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文化大革命，对应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8年 实施九年国教

1971年 退出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失去中国代表权

1972年 与日本断交，蒋经国推行弹性外交。

1974年 因第一次石油危机，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至1979年。

蒋经国政府 1979年 美国推行台湾关系法。美丽岛事件。

1986年 民主进步党成立

1987年 台湾解严

李登辉政府 1988年推行务实外交

1990年 野百合学运，促使1991年国大代表首次全面改选。

以及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宪法增修条文

1992年 立法委员首次全面改选；

香港会谈，用九二共识（各自表述中国并互重）来实现政治妥协。

促使1993年辜汪会谈，两岸关系解冻。

1994年 首次省长及直辖市长直接民选，地方自治全面实施

1996年 台海导弹危机，首次总统直接民选

1998年 省虚级化

陈水扁政府 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陈水扁当选，民进党首次执政。

2002年 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 冻结国民大会，公民投票法入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反分裂国家法，两岸关系退步。

2006年 为反制反分裂国家法，宣布中止国统会。

倒扁运动，反对贪腐。

马英九政府 2008年 第二次政党轮替，马英九当选。

2009年 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界卫生大会

2014年 太阳花学运，民众反对加深与中国大陆贸易。

2015年 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吁搁置南海主权争议。

于新加坡举行马习会。

蔡英文政府 2016年 民进党完全执政国会。

推行新南向政策，减少依赖中国大陆贸易。

2019年 通过同性婚姻之关系获法律承认。

2020年 民进党持续完全执政国会。

首次举行直辖市市长罢免案。

注解

注：

 当时把原两江总督衙门作为临时政府办公地点，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内地18省（直隶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加东北三省和新疆省（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新疆省）共有22省，另有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不设省，派驻地大臣管理。（参见清朝行政区划）

 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例如台儿庄会战、淞沪会战、第三次长沙战役等战役，上海市、笕桥等空战。共有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含1937年至1945年间的补充兵员）

 详见台湾地位未定论。

 1992年，韩国与中华民国断交，韩国政府在断交的同时，片面将中华民国在韩国的所有产业，包括在著名游客区明洞的自置物业及领事馆，转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曼德拉于1994年当选成为南非总统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的关照，使南非共和国于1998年改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台湾作家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枪声三响撼金山》，《传记文学》，2004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只是礼仪性的“虚位元首”。[参79]

 中华民国实行直接选举的半总统制，中华民国总统身兼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为最高领导人。

 中华民国方面主张的“台湾光复”尚有争议，详见：台湾光复#光复论点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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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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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到四册，作者郭廷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ISBN 6666712919.网上资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华民国发展史》，一套在中华民国一百年（2011年）推出的12册“非官方修纂”的历史丛书.

外部链接

中华民国国史馆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946年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电影纪录片 中华民国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谢选骏指出：民国在大陆38年，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党阀厮杀；民国在台湾70多年，国家分裂、偏安一隅、族群内斗——横看竖看，民国都是个坏东西。但是总有人梦想让民国复辟到大陆地区，这个梦想如果真能实现了，那岂不意味着还要再来一次变相的共产党革命？因为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革命，就是由所谓的国父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引起的。然后继之以蒋家父子的家天下——这是北韩模式的预演，而且在新加坡变相发展。如果中华民国真在大陆复辟成功，那依然还是个坏东西。因为它的根子不正，传统很坏！

谢选骏：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

《清朝什么时候彻底灭亡？》2022-06-02 报道：

1912年袁世凯以总理大臣身份向隆裕太后等逼宫，用的就是民国向清皇室优待条件来要挟。当时本来朝廷还是有很多主战派不肯溥仪退位的，袁世凯逼隆裕说，如果再迟一点答应，恐怕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就更差了。隆裕正是看到这一点，亦是看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为了更多的为皇室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条件，隆裕才力排众议，愿意接受袁世凯的退位条件。否则，以清皇室的实力，辛亥革命，恐怕也不会成功得这么快。

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定如下条约，明确指出：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 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 民国支出。

六，以前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隆裕正是看中这八条优待条件，才决定宣统退位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隆裕太后代替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从此大清灭亡。清朝的彻底灭亡，并不是孙中山领导的成功——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朝的土崩瓦解，个人认为，清朝彻底灭亡应该是在袁世凯退位以后，北洋军阀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才结束了清朝的统治。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报道：

辛亥革命的具体结局，严格说来，既不是民军用武力将清廷推翻，也不是通过南北和谈达成协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而是清廷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被迫让位交权，以换取对皇室皇族和旗人的优待条件。围绕清帝退位问题的明争暗斗，牵扯南北中外满汉清民各方的利害关系，堪称辛亥政坛波谲云诡的一幕大戏。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密谋，当事各方的说法往往各执一词，令人犹如雾里看花，即使亲历其事者也不得要领。而相关方面竭力角逐的诸多情节暗藏玄机，在不知究竟的后人眼中似乎无关紧要。相较于史事的周折复杂，通行的历史叙述显得有些平淡无奇。加之清帝退位的许多相关文件迄今仍未面世（或已遗失），当时坊间的传闻既多，如今学人的揣测亦夥，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

其中重要环节之一，便是袁世凯在奏准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后仅仅数日，就因为开会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事与其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僵持不下，以致后者辞职。可是，在和谈陷入僵局甚至几乎破局的情况下，唐绍仪并未返回北京，而是继续在沪宁一带活动，居间联系，并且很快传出清帝退位事宜已经颇有眉目的消息。以往的研究对此曲折虽然有所解读，大体看似成立，却总有一些重要证据与情节不相吻合，无法纳入，或是未经验证，难以支撑，令人忐忑。凡此种种，均与袁世凯的《请速定大计折》关系密切。围绕该折的时间、内容以及是否出奏等问题的勘定，进一步搜集证据，梳理新旧材料，可以揭开谜底，接近真相。

一、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

关于辛亥南北和议至清帝退位的历史叙述，已经进入教科书和一般通史，成为常识性的认知，大致认为双方开始是以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为条件，正当谈判进展顺利之际，由于光复各省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刚刚归国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导致袁世凯忽然翻脸，以全权议和代表唐绍仪越权为由，借口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召开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否认唐绍仪已经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达成的协议，迫使唐绍仪以及所有北方议和代表全体辞职，由袁世凯本人直接与伍廷芳电报往还重新进行磋商。因为袁世凯欲将既有成果推倒重来，而伍廷芳要求其接受既成事实，导致谈判处于破裂边缘。在国民会议之事陷入僵局之后，袁世凯才开始以种种方式进行逼宫，要求清帝退位下台。

在此过程中，为了促使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奏《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其主旨就是请清帝禅让，等于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要求。折称：“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之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况东西友邦因此战祸，其贸易之损失，已非浅鲜，而尚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要求清廷召开皇族会议，从速决定帝位去留。这是目前所见袁世凯最早正式提出清帝退位的直接证据。

不过，这份重要奏折何时拟订、何时上奏以及是否出奏，相关资料和据此而来的现行叙述存在诸多疑点。关于此折出奏的时间，以往一般著述指为1912年1月16日。此说出自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9—300页），但该书并未注明来源出处。因此有的著述采用张国淦所说的上奏时间，而另外注明底本。如《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9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梁华平、严威编，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指该折于1912年1月16日上奏，注引出处则为1912年1月24日的《大公报》。这大概是各家所能找到的最早文本，所以《袁世凯全集》也采用这一底本。除此之外，《顺天时报》1912年1月27日第5版“奏折录要”和《中国革命记》第22册“文牍”也分别刊载了同一份奏折，文字基本一致。

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涉及军国大事的重要奏折都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而这份奏折的文本上并没有出现诸国务大臣的名字以及会奏字样，各报刊载时标名也不一致，《顺天时报》题为《袁内阁奏请速定大计折》，《大公报》题为《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而《中国革命记》题为《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所谓袁内阁，其实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简称，而不是指袁世凯及其内阁。这种情况显示，当时各报不能确知奏折究竟以什么名义提出。一般相关著述称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依据是奏折中有如下文字：

总理大臣受朝廷之委任，握全国之枢机，治乱所在，去就因之。独至帝位去留，邦家存否，则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其国务大臣，亦只能负其行政一部之责，存亡大计，何敢思及。然为时局所迫，逼于旦暮，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谨合词具陈，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这显示奏折的确是以袁世凯会同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拟定，却不能证明是否联衔会奏，另一种可能性是原来设想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出奏，实际未能实现。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虽然声称“内阁合词密奏政体共和”，具体叙述却有所保留，写为：“袁世凯等（全体国务大臣？）奏云”，作者于“全体国务大臣”之后特意加上问号，表明其亦不能确定是否由袁世凯与全体国务大臣一起会奏。迄今为止，不仅在清朝各种官书中找不到关于该折曾经上奏的蛛丝马迹，在存留的各种清廷档案中也尚未查到任何线索。

尽管如此，作为密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就涉及何时出奏的问题。1月16日，袁世凯的确曾经入宫，据报纸的报道，目的就是与清太后面议退位事宜，“闻清廷虽愿退位，然必欲于既退之后，仍驻北京。袁世凯则坚请其退至热河，否则不愿与闻，以辞职相要挟云”。为此，前一天即1月15日下午，奕劻、载沣等曾经往谒袁世凯，会谈至2小时之久，一面挽留，一面继续磋商是否退至热河。次日，袁世凯于11时入宫，12时15分出宫，事毕回邸途中，即被炸受伤。

此时关于清帝退位之事，坊间媒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且重心已不在是否退位，而是何时退位以及以何种条件退位。既然袁世凯与清太后面议的主要是退位后的居处，则不至于到此时才提出清帝退位的问题。最早刊布《请速定大计折》的《大公报》显然注意到这一情节，特意在折后加一按语道：“此折上后即接到上海议和唐代表来电，政体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是以未发表。闻日来皇室会议仍系讨论此折。”此说与《中国革命记》第20册所载《议和记》相吻合，据称：唐绍仪解职后，“世凯察知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然又以帝位去留，非臣下所可擅断，曾于十月下旬，率各国务大臣具疏陈请，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盖欲令清廷自为审择，以统筹全局速定大计也。十一月九日，遂有召集临时国会，以政体付诸公决之清谕。”明指《请速定大计折》在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之前。

根据《大公报》的按语和《议和记》的记述，《请速定大计折》的上奏时间应在上一年即1911年岁末唐绍仪来电表示政体问题取决于国民会议之前，这无异于根本否定了1月16日为上奏日期之说。《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的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从奏折的内容判断，拟定时间的确当在1911年12月底之前，而不会在此后。该折如此陈述武昌起事后形势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困局：

窃自武昌乱起，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惟直隶、河南，未经离叛，然而人心动摇，异于恒有。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业已克复汉口、汉阳，收回山东、山西。然而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朝廷念国步之艰虞，慨生民之涂炭，是以停战媾和，特简唐绍仪、杨士琦等前往沪上，为民请命，此万不得已之苦衷，亦从来未有之创举也。屡接该大臣等来电称：“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现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

查和谈最初协议停战至十一月初五日即1911年12月24日，第二次会议时议定展期7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即12月31日。鉴于上述，《袁世凯全集》的编者认为12月28日前该折已经写就，暂时系于1912年1月5日前，只是为了稳妥起见。参酌前引《大公报》的按语，可见这份奏折绝不可能写于1912年1月中旬，而是1911年12月下旬。至于具体时间，可以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会奏的《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为参照。在这份1911年12月28日正式上奏的奏折中，袁世凯同样概述了武昌起事以来各处变乱的形势以及饷械不支难以久战的困窘，“万不得已，勉从英使朱尔典之介绍，奉旨以唐绍怡（即唐绍仪）为代表，驰赴沪上，与革军代表伍廷芳会同讨论大局”。由于伍廷芳坚持改共和，去君位，否则不能开议，唐绍仪只得提出速开国民大会公决君主共和问题之法，“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国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袁世凯等鉴于“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要求清廷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就唐绍仪所请召开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问题请旨裁夺，以定大计。

《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要求“俯如唐绍怡国会公决之请”，其时距停战展期仅3天，也就是12月28日。进一步推敲相关文字和事实，《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及可能上奏的时间，当于12月24日停战期满后刚刚展期7日之际，具体而论，大约在12月25、26日间。

《议和记》又称：“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也就是说，退位之议是因为民军方面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对举措，此时袁世凯很可能将所拟《内阁请速定大计折》给奕劻、载沣等人看过，并且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清太后。

不过，一旦正式奏请清帝退位，就要召开宗支王公会议进行决断，形势的发展显然尚未到此地步，没有完全的把握，袁世凯和清廷都不敢贸然行事。不仅如此，袁世凯甚至对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也表示担忧，并通过梁士诒等传达自己的苦心孤诣。而对光复地区的人心向背更加感同身受的唐绍仪坚持原案，“袁世凯因连接唐绍仪密电，知民党始终坚持共和，无法挽回，且于清帝让位问题，亦难回答。若继续开战，又以借款无着，不能支持，因此焦灼异常。且以承认共和一层，关系太重，不敢负此责任”，于是于12月27日举行内阁会议，商定全体辞职，即日请清廷特开御前大会。其原因有四：一是民党坚持共和，君主立宪目的不能达。二是民党要求禅位，倘即让步允许，深恐诸亲贵啧有烦言，难免意外。三是不让步则和议决裂，即须开战，无款无饷，人心军心不固。四是无可筹之款以维持支撑。此次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应是促使清帝退位。

恰在此时，唐绍仪来电告以民军方面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本来就担心退位引起强烈反对的袁世凯遂相应改变计划。次日，清太后召见王公，醇王载沣、庆王奕劻、贝勒载洵、贝勒载涛、贝子溥伦、贝子载泽、肃王善耆等7人入对，询问上海和议及近日国家艰危情形，清太后痛哭，各王公亦哭。旋召内阁总理和国务大臣入对，袁力陈国民坚持共和政体，万难转圜，此事过于重大，请太后宸断。“太后谓：‘余系妇人，皇上年幼，凡事皆靠汝等国务大臣主持。如将来办得好，固系汝等国务大臣之功，即使无法转圜，至于失国，有我为证，将来皇帝长大，亦不能怪汝等。’于是袁世凯言及唐绍仪来电，请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一节。清太后命照此办法施行。各国务大臣退，将慈谕告知庆邸，庆再入对良久，而召集临时国会之旨乃决。”是日，袁世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当天清廷即谕令袁世凯转致议和代表，同意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政体。

综合上述，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

速定大计折时间的改判，使得既有论著对辛亥之际和战历史进程的通行认识及其相关描述有必要接受通盘的重新检讨，并相应地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写，否则原来种种的看似顺理成章，都变得相互矛盾，难以成立。或者说，现有的说法，其实是在忽略部分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自圆其说，而《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重新判定，使得这些被忽略的材料及事实的正当性凸显出来，原来成说的逻辑链条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因而不得不进一步梳理条贯所有的材料和史事，重新解读，使之真正能够得其所哉。

二、 从退位到公决

既然《请速定大计折》的拟定和暗中沟通在《以决大计折》之前，则袁世凯首先是直接要求清帝退位，紧接着才顺势改请允准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世凯并非清帝退位的首创者，武昌起事后，最早提出让清帝自动交出政权设想的，应是伍廷芳等人。从民党方面倡议，到袁世凯试探性向清廷提请，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事刚刚一月，伍廷芳、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夏敬观、唐文治、张謇、赵凤昌、庄蕴宽、汤寿潜、张元济、姚桐豫、江谦、高凤谦、温宗尧、汤寿彤、程德全、王敬芳18省发起人就通告倡议组织全国会议团，主张各省派人到上海建立临时会议机关，商定共和政治，会议三要件之一，为“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次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联名敦促监国摄政王载沣赞成共和，宣称：“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同时又致函庆亲王奕劻，告以已“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和”，希望奕劻“致君于尧舜之揖让与民享共和之幸福，则皇室不失其尊荣，生灵得免于涂炭”。

虽然致摄政王的电奏中没有使用“逊位”字样，只是希望清帝及摄政王以尧舜自待，但在给奕劻的信中，明确使用了“逊位”一词。逊有退、让二义，逊位也有退位、让位二解，前者只是单纯地退出现在的位置，后者则包含给谁让出位置或将位置让给谁的意思，近似于主动的禅让。而禅让对于让位者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对于承继者则意味着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此时各省光复政权尚未成立共和政府，伍廷芳等人所说逊位后同赞共和，应是根本放弃帝位和帝制，赞同由全体国民成立共和国，而不包含将权力交给谁的问题。

11月18日，张謇致电清内阁，拒绝出任江苏宣慰使及农工商大臣，并请内阁代奏，要求实行共和、清帝逊位，电称：中国国土辽阔，种族不一，应效法瑞士、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分治。“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尧禅舜，舜禅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亿万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列祖在天之灵，必当歆许。论者或以兹事体大，宜开国民会议，取决从违。窃以为不经会议而出以宸裁，则美有所归，誉乃愈大。至于皇室之优待，满人之保护，或阁臣提议，国会赞成，立为适宜之办法，揆之人道，无不同情。”

张謇的电报，不但明确要求清帝推逊大位，而且希望不必经过国民会议讨论取决，即由清帝直接裁断，主动许认共和。此时摄政王已经失去权力，所以张謇没有将他列入应当逊位的名单。

与上一次的联名电奏迟迟未能交到摄政王手上不同，由内阁代奏的电报当天就得到回复，清廷表示：宪法十九信条已经宣布，即将宣誓太庙，此后庶政实行，公诸舆论，决不致再有障碍。“至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阔，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仍着该大臣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并将朝廷实行改革政治意指，剀切宣示，以释群疑。”显然，此时清廷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并不情愿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轻易地主动交权让位。

此后，其他方面也陆续提出同样或类似主张。11月23日，一度宣布独立的山东都督孙宝琦致电光复各省，提议各省派员至京津开临时议会，兼收未独立各省，可议决国体政体问题，兼有临时政府作用，“异日以全国意见要求逊位，可无兵戈而收胜利”。所说虽然是在临时议会议决国体政体之后，才以全国意见要求清帝逊位，基本办法毕竟是顺应人心，由清帝主动交权让位。

11月25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致电摄政王载沣，以南方已大开国民会议，新政府不日成立，近畿人心亦皆感动愤励，提出：“为今之计，若朝廷能早行揖让，公天下于民，民必以优礼报皇室。即大位不以自居，而全国生灵之福，仍出自朝廷之赐。若失此不为，则新政府既成，各省已一律承认，不但直隶不能独异，且恐南军北上，京师蒙尘，虽欲为尧舜之事而不可得。福祸安危，在此一举。”清军夺占汉阳后，12月3日，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以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再度电请内阁奏明朝廷：“罢兵息战，由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所谓揖让、谦逊，都是要求清廷主动交出权力大位。

直接向清廷呼吁请求之外，还有人积极展开活动，联络南北各派势力，力图形成强大压力，迫使清廷就范。11月26日，蓝天蔚打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临时大都督的旗号，致函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促其顺应大势，“更有进者，力奏朝廷暂避热河，皇上有禅让之美名，人心或有思清之一日，大局幸甚，人民幸甚，皇室幸甚”。11月29日，朱其瑝受袁克定的指派到达湖北，随身携带汪精卫的信函，内容包括邀约南北联合，共同要求清帝逊位。

12月5日，在汉口的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请伍廷芳来鄂与北方代表会商和平解决事宜，开议的条件为：一是推翻满洲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半个月后，黄兴也派顾忠琛与北方代表廖宇春密商，后者提出4条：一是优待皇室；二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三是优待满汉两方面将士；四是开临时国会。双方讨论后改为5条，第一、二条顺序变换，为确定共和政体和优待清帝。这几次接触谈到议和条件，均没有提及清帝如何交出政权，为何要给予优待，应该是将清帝退位让权作为前提条件，无此前提，则其他都谈不上，所以如何退位反而不在所讨论的范围之内。

自11月1日皇族内阁解散，由袁世凯组织全权内阁，摄政王就已经失去权力。捱到12月6日，眼看局势日益恶化，为了平息众怒，隆裕太后懿旨，准载沣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干预政事。媒体对于此事亦称退位或逊位。

由上述可见，早在南北和谈开议之前，双方就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联系，希望尽可能以较小代价结束战事，实现共和，这使得清帝退位让权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基本条件。所以谈判一开始，民军方面就表示不以清廷为对手，北方的唐绍仪只是袁世凯内阁即政府的代表，而且因为民军坚持开议的前提是实行共和，否则免谈，则清廷的命运可以说是未议先定，所商议的并非清廷的存废，而是以什么形式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通过交权让位体面下台，避免战事延续，恢复和平统一，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成为各方认可的首选。

南北议和，民党中广东人士多力持清帝退位之说，不准满人继续秉政。而上海、武昌及其他各地的民党，无不同此意见。12月20日，民军代表伍廷芳于第二次会议时首先提出逊位：“且改为民主，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人亦可被选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并声称前此已和汤寿潜、程德全、张謇等各都督致电摄政王，“只请逊位，其余一切优待”。第四次会议时，又说：“总之，清帝让位，则诸事易商。”逊位与让位，都是交权下台，遣词或略有分别，意思则完全一样。

清帝主动交权下台以平息战乱的办法，得到一些清朝驻外使节的赞同和响应。12月25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驻荷兰国大臣刘镜人电请外务部代奏：“今既政变纷乘，人怀民主，似不如追踪太王，明诏父老，则先圣后圣德一道揆，既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仁人之报，利亦必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尝试向清廷提出逊位禅让的请求。

清帝退位牵涉诸多方面，仓促间难以办到，况且以何种理由退位，也要名正言顺。11月中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开会时，据浙江代表陈毅报告，在汉口与黎元洪大都督代表会晤的清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代表唐绍仪就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所以代表会当天做出“缓举临时大总统”的决议。稍后黄兴派人与北方代表会谈，虽然也有召开临时国会的议项，却并非作为清帝退位的必经程序，而是结束清朝统治实现共和之后的建制。

议和谈判过程中，本来坚持共和毋庸再议的伍廷芳突然同意采用召开国民会议或大会取决国体政体的办法。这一方案是此前由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提出，试图以此解决南北之争，结果两面碰壁。该会虽然被迫解散，多位会员却参与了南北和谈，并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继续鼓吹其原订办法。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采取这一方案，当与他们的鼓动怂恿大有关系。“清廷遣派代表与民军议和之原因，实由君主立宪党杨度与民主立宪党汪兆铭发起国事共济会于北京，清资政院极意助之，于是李家驹以此意面达袁世凯。袁谓调和两方，固属美举，然谁能当此第三人之任。须知第三人者，必须于两方均无关系，且与两方均无恶感，而后可寻。”于是有人运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作为调人，而朱授意汉口英总领事出面介绍。首次会晤，伍廷芳即提出4项要求，以清帝退位，改行民主政体换取对清帝和旗人的优待。

国体政体如果定为民主共和，清帝让位就是理所当然。可是，尽管这一次双方的谈判代表意见一致，由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的方案依然是两面不讨好。民军方面，认为起义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民国，共和政府业已成立，何待再取决于国民会议？况且召集各处代表，非三五月不能到齐开会，恐怕是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以便趁机上下其手，“万一会议结果表决君主立宪，将来亦为再酿第二次革命之惨”。“伪清”应逊位归顺，否则联师北伐。至于派国民代表赴会一层，应作罢论。

面对各地光复政权和民军的一片反对之声，伍廷芳于1912年1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光复各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照此说法，清帝不会主动退位，袁世凯也不便出面劝清帝退位，只有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实行共和，清帝才可能顺势接受退位的不得不然。

即使国民会议取决国体政体，在清朝内部遭遇的阻力也不小。在清朝王公亲贵和满汉官员看来，南北和谈的决定只是少数人意见，召开国民会议多数取决，虽然能够反映民意，清帝可以顺从为由，体面下台，也不无机会以君主立宪的名义继续执掌权力。对于坚决拥清者而言，国民会议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既不能接受由帝制到共和，更不愿看到满人失去帝位。

三、 掩人耳目的双簧

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在袁世凯不无拖延待机的盘算。所谓“用正当选举之法，选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续与时期，均非旦夕所能蒇事”。所以他担心的是“革党迫不及待，尚不知是否听从”。照理，这一方案更加符合清廷和袁世凯的政治需求，这也是袁世凯搁置《速定大计折》，将清帝退位改由国民会议公决的主要理据。可是，正当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问题磋商顺利之时，袁世凯却忽然出手否认已经签订的一切条款，使得和谈很快陷入僵局。

关于袁世凯的突然变脸，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孙中山归国及其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世凯的如意算盘，因而其借故向民党施压。不过，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反应平淡，后来兴师问罪，主要是针对伍廷芳在国民会议的代表选举以及时间地点等问题上寸步不让采取的报复性反制。也就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非导致袁世凯再度变计的诱因。

唐绍仪被迫辞职，看似造成谈判停滞甚至濒于破裂，然而不无诡异的是，此后他非但没有离开上海，而且暗中仍然与伍廷芳沟通联系，时时往来于沪宁之间。而孙中山一再表示自己是虚位以待，“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孙中山的再三表态，不仅产生了另一种逊位即孙中山本人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在向特定人物明确发出心照不宣的特定信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特定人物，显然就是袁世凯。

一般认为，和谈受挫显示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在如何结束战事、统一中国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直到1月中旬提出《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事情才出现转机。既然《请速定大计折》提出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12月下旬，而袁世凯重新运动清帝退位在唐绍仪去职不久就已经开始，则原有的判断必须大幅度调整，才能合理安放材料和解释事实。

关于和谈的立场和底线，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意见的确一度有所分歧，唐绍仪曾复电梁士诒、阮忠枢，详细分析了局势并解释其态度的变化。他说：

彼党以共和为标准，反是则无可开议。若一决裂，则大局更糜烂不堪。反复焦思，更无一线转圜之地。来电发明师座对内对外对上对下之苦心，仪岂不知之。顾师所重者，护持太后皇上耳，所虑者，各国干涉耳。试问战争再起，度支何如，军械何如，能操必胜乎？万一挫衂，敌临城下，君位皇族，能保安全乎？外人生命财产，能保护乎？宗社倾危，列强分裂，汉族亦因以沦胥，危险之势，孰甚于此。若从国会之议，皇族之待遇，已许优隆，外人之干预，无由窥伺，倘能建设完全，尤为中国之幸福。危险者如彼，而有可希望者如此，然则所以对内外上下者，更何疑虑哉。仪初意亦何尝赞成共和，第亲历汉沪，目击情实，不得不急为变计。人民各国，皆注目于吾师一人，宗旨一误，祸害立见，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舍是二者，决无胜算。支电不尽所言，故复详述。万里遥隔，五内如焚，前席剀陈，望兄为助。师意若何，仍乞电示。

据此，唐绍仪南下前与袁世凯商定的办法，并不是接受共和，到武汉和上海后，知道形势无可挽回，必须以共和为开议前提，并且按照清帝退位交权的基本路径安排各事。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只不过是给了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而不是说真的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是否实行共和。可是，好不容易才确定的行动方略，何以短短几天内风云突变，以至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分道扬镳？

其实，唐绍仪因为与袁世凯严重分歧而辞去议和全权代表只是表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几率更大。有消息称：

或又曰：绍怡之辞职，非得已也。绍怡南下，有在京各省代表从行，许鼎霖者，江苏代表之一。既至沪，愤会议之不获与，无发言权，惎民军者，方以民军饷械匮乏日聒于鼎霖，乃不待会议之毕，与福建代表严复等行矣。入都谒世凯，备言民军之腐败，兵乌合，饷无着，北军当之，直摧枯拉朽耳。绍怡至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世凯唯唯。鼎霖乃密告亲贵，亲贵诘世凯。世凯曰：“是何言，余遣绍怡，讨论大局也，他非所知。绍怡既不称职，当罢免。”会绍怡驰电请解职，遂允之，而以彼此电商请于廷芳。自此以往，南北两方，皆藉电报以议和。而唐绍怡虽不居代表之名，仍有参与议和之实也。

北归后许鼎霖的确曾在资政院会议时发表攻击民军的言论，鼓动武力镇压。如果唐绍仪的辞和袁世凯的准都是因此而起，则此事并非由于两人之间出现分歧，而是为了规避亲贵对唐的攻诋责难，不得不再度改弦易辙。袁、唐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彼此心照不宣。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关于袁世凯与唐绍仪联手演出的苦肉计双簧戏，有一定内幕渠道的《时事新报》评论道：

袁世凯入京以后，深知全国民心，倾向共和，而于清廷一方面，又不愿以武力相角，使无数生灵，同遭涂炭，故于外则奏派代表，赴南议和，于内则施其沉毅果决之手段，以布置大局，务使清廷处于安全之地位，而国家可免瓦解之忧。无如一般顽旧之流，不明袁世凯之苦心，既不知赞同其宗旨，又不能协助其进行，诽谤横兴，而唐绍怡不得不辞职。幸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电报为议和机关，争执虽多，事实尚顺。惟各省军队大半不明此中真况，常起意外之风潮，而平时伏匿之匪党，又思乘机攫利，此亦议和时期中之至可危事也。事后思之，犹觉懔懔……自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商议以来，以有限之文字，传达无限之论议，而种种不可明言之事实，又无从以电报泄露于外，使清廷一方面，或另生枝节。是以袁世凯电请伍廷芳北行，伍廷芳电请袁世凯南行，于事实上观之，伍廷芳不妨暂离上海，而袁世凯万不能暂离北京，故所谓北行南行，皆表面之词也。唐绍怡与伍廷芳签定之条约，断无推翻之理，而袁世凯一再以未与本大臣商明为言，故作必欲推翻之理论，电书往还，两不相让，亦皆表面之词也。其争执最烈之点，为国民会议一节，若袁世凯所开条件，非历数月不能办到。在袁世凯何不可通融办理，而所以斤斤电争者，亦未始非表面之词也。一言以蔽之，袁世凯若不赞成共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

这些揣测判断可以从北方紧锣密鼓进行的促使清帝退位行动得到印证，唐绍仪辞去谈判全权代表之后，继续参与南北交涉。他本来就另有与袁世凯沟通联系的渠道，南下议和的随行代表中，杨士琦未与议。“盖上海电报局不允用密码通电，而关于议和事宜，必须与袁世凯秘密商议。既不能用秘电，故唐绍怡将遣其回京，面晤袁世凯磋商一切。” 1912年1月8日，唐绍仪致电清内阁，告以四蒙独立，瓜分在即，若东三省独立，辽东不复中国所有。民军拟自行召集国会，各国绝无不认之理。“又闻东南各商埠洋商团体拟联电本国政府转劝皇上逊位，以期解决而保商务，现正在沪筹拟。”等于试探性地公开动议重启清帝退位事宜。

唐绍仪的意向得到原东南立宪派人士的积极配合。两天后，张謇接连发给袁世凯两封密电，一谈国民会议问题，另一则明确提出：“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并且针对僵局出谋划策道：“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尠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交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畀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可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默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张謇的谋划，的确击中清廷的要害，清军将领如果加入政争，天平势必朝着既定的方向倾斜。后来北方军人表态拥护共和，果然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此举也开启近代中国军人干政的恶例，埋下民初军阀混战的隐患。此时袁世凯已就清帝退位一事暗中加紧动作，对外却依然故作姿态。直到1月25日，袁世凯才复电张謇，闭口不谈清帝退位之事，话题仍在国民会议方面：“国会公决，系朝廷存亡关键，须请皇宗同意，非行政官所能擅专，极多困难。连日协商，渐有头绪，已迭电少川矣。”其实此时所协商的已非国会公决，而是清帝退位。

事实上，国民会议刚刚陷入僵局之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就已经重启。早在1月4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就完全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袁世凯还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莫理循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并认为“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

1月11日，唐绍仪再度电请清内阁代奏，要求清帝逊位，“朝廷既愿将国体付诸公决，其公天下之心，为薄海所共钦。惟大势所趋，万众一致，临时国会，仍用正式选举法，非半年不能蒇事，民军万难承认，且恐旷时日久，转生意外之变，反与皇室诸多不便。务祈俯顺民心，早日逊位，则民军念禅让之德，皇室待遇，必极优隆。除密将优待条件电呈内阁外，谨请代奏”。只是袁世凯觉得时机未到，退位之议还不宜拿上台面，旋即复电谓：“吾公既已辞职，该电未便再行代奏。”

袁世凯的婉拒欲盖弥彰，两天前即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已经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致函莫理循，希望上海商会将此消息通过英国公使电告各方，再由上海领头，各通商口岸陆续跟进，对清廷施压。莫理循的看法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因为，如果我们能使一个商会这样做了，所有旁的商会会跟着做，积累起来的力量会是非常强大的”。同日，梁士诒私下前往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要决定代替清王朝的政体。问题在于：如果朝廷愿意让位给袁世凯，或者是授权给他建立临时政府，各国是否将承认他。”

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乐观地表示：“你收到这封信以前，我几乎肯定你已得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正在为此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我相信，在诏书发布以前，将会同革命党做出安排。我还了解到唐绍仪将作为中间人，进行秘密调停，使革命党同意这种安排。” 14日，梁士诒又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满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为止。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被刺的当天，莫理循兴奋激动地写信告诉《泰晤士报》的布拉姆：“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星期天晚上，我详尽地、如实地向你拍发了关于谈判的电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星期天即1月14日，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已经和清廷议定清帝退位，实行共和，由袁世凯掌管政府。莫理循还明确说：“一封宣布袁世凯的决定的电报于深夜发给了唐绍仪。你比我更了解东方人。在整个这场危机中，我们都在和东方人打交道。我们无法像理解欧洲人的行为动机那样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唐绍仪的辞职要求被接受了，但从那以后他一直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他是通过他的亲密朋友梁士诒进行联系的。”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而民军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袁世凯与清廷的交涉，但由于清帝退位的条件必须满足民军的要求并得到其同意，所以决不仅仅是知情人，更不是旁观者。如果说南北和谈的对手是民军与袁世凯执掌的清政府，那么关于清帝退位的交涉，袁世凯就只能是居间沟通，民军以袁世凯为协商的对手，袁世凯则要两面传递信息，讨价还价。由于退位交涉暂时只能暗中进行，南北和谈仍在就国民会议举行的具体事宜争论不已，只有少数介入退位密议的南北人士才知道你来我往的函电纷争，其实已经演变成障人耳目的烟幕。

四、 袁世凯逼宫

接下来的问题是，差不多一个月前拟定的《请速定大计折》，为何会在一个月后披露于报端，并且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大公报》的按语道出了部分原因，即1912年1月下旬皇室会议讨论清帝退位问题，仍以《速定大计折》为底本。更为重要的是，其时南北之间以及袁世凯与清廷之间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再度陷入胶着，尽管上海的几家报纸借西报发声，开辟专栏集中报道西报对清帝退位的种种预测，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消息，宗支王公的商议却不断遇到强力阻挠，迟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退位的交涉也只能秘密进行，还不能公诸于众。因而需要一些确实可信的证据来为鼓动退位的舆论提供有力支撑，将幕后的交涉摊开到阳光下，进而增强对清廷的压迫。

这时南北各大报关于清帝退位的消息不绝于耳，而表面局势的发展却是和谈陷入僵局，战事旷日持久，且可能蔓延扩大，这引起各方面的极大担忧。眼看国民会议的分歧难以协调，各方又将目光聚集到清廷退位之上，以为一念之差，容易速效。在南方各省，已经附和民军的原清朝官员纷纷电请清帝退位。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等联名致电清廷：“皇太后、皇上既以公天下为心，保全民命为重，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一面速开国会，选举总统，宁息战祸。”同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清廷：“今为朝廷计，与其徒延时日，致上下不能径接以诚，何如廓然大公，径降明谕，宣示中外国民，组织共和政治，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人民感念至德，必筹安富尊荣之典，上酬皇太后、皇上之美，宗支王公与八旗亦蒙安全之福。”这些不约而同的说词，都将清廷禅让与降旨确定及组织共和政体联系在一起，似乎清廷不降旨则共和政体就不能成立。这与民党所认定的共和已经成立、清帝退位不过避免战事延续的看法明显有别。

光复政权的官绅也将目光投向袁世凯，希望他出面迫退清帝，打破僵局。1月14日，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及张一麟致电袁世凯劝告道：“夫致君尧舜，学唐虞之禅让，是谓大智；救民水火，免生灵之涂炭，是谓大仁。此中机括，在公一身……公果为民请命，清廷未必不幡然改图，千秋万国，自有公论。”同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熊希龄、副会长张学济等15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指“满室已失人民之信用，实无再为君主之资格，必须迅速避让，免致涂炭生灵。国民会议之局，亦可不必举行也。时不可待，望公毅然速请明诏退位，勿误大局，天下幸甚”。众口一词之下，清帝成为众矢之的，袁世凯则为众望所寄。

公开呼吁的同时，暗地里的实际进行已经渐有眉目。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来电称，希望速定共和政体，早建统一政府，以弭内忧而消外患，并提出3个条件：一是清帝退位后，举袁为大总统。二是共和成立后，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军队，不咎既往，与南军一律待遇。三是先行议定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直、豫两省谘议局与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举当是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1月14日，孙中山复电表示：临时政府的唯一目的就在速定共和，“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清廷以退让而释干戈，皇室报酬，应示优异”。本来总统大位已经有为袁预备之说，只是因为和谈一拖再拖，光复各省担心生变，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时，就已经表明暂时承乏之意，如今不过再度确定袁世凯开出的条件而已。

同日，民军和谈总代表伍廷芳电告孙中山和黄兴：“旅沪洋商团来函，以商务损失，渴望两方不再开战，早日和平解决，并电催清帝退位以顺人心。”又告以“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伍廷芳代为保证道：“孙君肯让已屡经宣布，决不食言。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之正式公文。至此后两方政府如何合并，可由两方协商决定。” 1月15日，孙中山复电伍廷芳，肯定了后者的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也有人对于袁世凯的作用表示怀疑，担心他才是一切波折回澜的幕后黑手。1月15日，汤寿潜通电各方，指“此次议和备战，其不信有十四”，包括“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请从速决战，不令其阴谋得逞。

袁世凯在国民会议公决与清帝退位之间出尔反尔，固然有做戏给世人看的成分以及在南北清革的夹攻下不得不然的难言之隐，可是要说所有反复都毫无权术的考量，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没有南北和谈，袁世凯自己就要充当迫使清帝退位主张共和的主谋，在北方难以立足，要想接掌大位，势必难上加难。而如果由国民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共和，袁世凯就不能成为共和的元勋，也无法从清廷那里继承法统，即便出任总统，也不过是听人摆布的傀儡。两种情况都于己不利。由和谈及国民会议形成外部压力，再经由自己将压力转到清廷，从清帝退位中得到授权，得益最大的人，无疑就是袁世凯。看似左右为难的他，很可能就是居间拨弄的操盘者。

正当坊间传闻不断，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清帝退位的秘密磋商突然正式曝光。1月17日，伍廷芳忽然复电武昌各军官，宣称：“此次所以允其展期停战者，因清帝退位已将成议，日来正切实磋商，如能定期宣布，则共和目的已达，其他条件均易就绪。所以未通电布告者，因事在筹商，未经决定，故尚须少待。” 1月18日，伍廷芳又复电孙文、黄兴：“如公必不能来，请俟清帝宣告退位之后，再商办法。”这些言词，清晰显示南北双方已经就清帝退位一事达成共识，北方的秘密进行成效显著，至少民党一方获取的信息，几乎是水到渠成。所以同日伍廷芳又公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各司令以及天津《民意报》：“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这等于是将密谋的信息公诸天下，以安抚因和战不定而情绪日益激昂的各地军民。

在南方的一再催促下，运动清帝退位的步伐明显加速。1月17日，袁世凯电告伍廷芳：“皇太后悯全国生灵之涂炭，不忍再事战争，已有允认之意。本大臣与庆、醇两邸，仰体慈宫意旨，政见亦均相同。惟蒙古各王公尚在反对，势须设法与之详细讨论，以期和平解决。若以强迫行之，其各王公等恐必归藩独立，大局终难平定。”

在向民军诉苦的同时，袁世凯也加大了对清廷施压的力度。其被炸的次日即1月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奕劻、载沣、载洵、载涛、溥伦、载泽及在京蒙古各王公与会，至晚8时，议定：（1）此次续展停战期内，必将君主民主政体从速解决，决不争执，以免生灵涂炭。（2）所有前议和代表唐绍怡签押条款，全行奏明，以便酌度施行。（3）应将召集国民会议办法，速与民军代表共同商妥，早开会议，决定政体。会议时，奕劻首先主张共和，溥伦和之。奕劻并谓此时承认共和，君位虽去，君名犹存。故唯有决定让位，以示朝廷大公无我之心。蒙古王公群起反对，力持君主政体之说。倘南方坚持共和，则宁使南北分离，决不赞成民主。而尤以那彦图为最。奕劻谓公等皆有旗可归，有土可守，成则有功，败则无害，然使两宫困守京城，一旦有变，谁能担此责任。蒙古王公驳之甚力，奕劻等无词以对，遂又决定于十二月初一日再行开议解决。会议既毕，亲贵齐至内阁，面询袁世凯之意见。袁谓倘不能达此目的，立即辞职。至退位与否，事关重大，必须太后自行主张。关于民军优待清室条件凡9项，“清廷会议时业已承认”。其第一条就是：“清帝退位后，仍受外国君主之待遇。”当天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至北京，也极力游说满洲皇族与袁世凯，请清帝速退位，和平解决。

由此开始，清廷连续召开御前会议，重点集议退位问题。随着压力增大，反对的声音也陡然增强。1月18日午前，清廷再度开会，奕劻、载沣、载涛、载洵及蒙古王公均集，袁世凯亦至。“会议至午后四钟始散，闻宣布共和，至是已有成议。清太后以载沣、溥伦等婉劝退位，诏已拟定，正待签名宣布，又召集贵族会议，铁良与年少亲王，推载泽为领袖，联合载涛、溥伟等，极力反对。清太后因又迟疑不决。载沣、溥伦、奕劻等因相率告假，于是少年无识之王公，更肆无忌惮，运动再开御前会议。召见时王公皆向清太后长跪，溥伟亦无表决之言。毓朗不能耐，就询溥伟方针，以游移不决之言答之。”

1月19日，分别召开了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据说“禅位诏书，本已拟就，拟由近支王公议决署名。而溥伟、载涛、载泽、铁良及蒙王某等反对极烈，乃由亲贵领袖奕劻发言，谓我非欲主张共和，惟大局如此，当筹画保全皇室之法，似可采用共和，以和平了结，免至皇室别有危险。溥伟又出而反对，谓吾国不能共和，万不得已，则当南北分立。载涛意见亦同。奕劻谓我年七十余，无论君主与共和，我皆不及享受，有何成见。但今日君主之说，既不能行，南北分立，亦徒托空言。故不如径行共和，以救危局。铁良、载泽创议，欲分南北为二国，抗议纷呶，卒无成议”。

出席会议的溥伟记载，会议开始后，太后问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曰力主君主，并主战。太后谓战胜固然好，万一战败，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指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即使可恃，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溥伟又称：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

当天午后三时，举行内阁会议，“国务大臣中，惟袁世凯、唐景崇未至，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三人为袁世凯代表，亲贵中惟肃王、豫王未至。梁士诒先发言，谓袁内阁有病，不能出席，今以本大臣及赵、胡二大臣代表袁内阁，商议组织临时统一内阁之事。赵秉钧接言，谓此办法系将南京政府与北京内阁先行解散，而在北方另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暂理全国事务，一面开国民临时大会，以决定君主民主之问题。因北方军队不敷分布，且兵饷只敷二月，后即难继，现时尚能保全者，东三省外，止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此四省人民，主张共和，时欲起事者，所在皆是。徒以兵队镇摄，故目前尚可保守耳。万一民军北来，两宫之安宁，与宗庙社稷，皆有危险。今日之事，非空言所能解决，除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外，尚未有别种办法，请斟酌。语毕，国务大臣退去，王公自开会议”。

各方意见相持不下，令缺少主见的隆裕太后更加举棋不定，召见亲贵时说：“时至今日，大事去矣。民军以死争共和，非达到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终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我朝二百余年之基业，竟丧失于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旋又谕令及早图谋生计，现无他法，惟有逊位而已。言罢涕泣不止。”

清太后的两难和袁世凯的逼宫，引发各种议论。汪荣宝致函其父，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惟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会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借国会地点及会期各问题，与伍秩庸往返电商，以期延宕时日，乘间调处。而主战派气焰非常之高，项城几有维持不了之势，乃拟具奏辞职……此信一出，于是东交民巷各使馆不约而同，各电其本国政府，请示办法。项城又大惊，乃招集各驻使，告以虽有辞职之说，尚无其事，请各安心。当此进退维谷之时，而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等督抚，又连电反对共和，措辞甚厉。似此情形，实觉无从收拾，一旦阁令不行，各处军队自由行动，则南北糜烂之局成，列国瓜分之祸至矣。此中消息，未识南中新政府亦有所闻否，如果真心主张共和，为国利民福起见，似宜迅速疏通北军以平其气，□□□□以安北人之心，发表优待皇室条件，以释亲贵之疑，实行□□□□□以示尊重人道之意。如此则共和可望，国家可全。

有鉴于此，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袁世凯以此说进，而奕劻亦以此说进，伍廷芳以此说进，内外臣僚亦多以此说进。清太后为保全皇室安妥生灵起见，已有允许之意。奈不明大局者尚一再抗阻。此议和结果之所以迟迟也。”此说与通行说法有别，却大体能够将所有材料史事贯通无碍。

正当御前会议就清帝退位僵持不下的敏感时刻，天津《民意报》将1月18日伍廷芳致武昌黎元洪及光复各省军政当局及本报的公电刊载出来，有消息称：“此次停战展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届时如再失信，必为天下所不容。”此前南北各报关于清帝退位的传闻不绝于耳，可是并无确据，这下密谋被当事一方意外披露，引起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为了防止情急之下局面失控，清廷由国务大臣胡惟德等面传懿旨，仍按召集国会与革军接议。随后的两次御前会议，由于各王公反对甚力，奕劻托病请假，袁世凯亦不与会。

乱局之中，京城反对退位的声音骤增，这让本来不满于孙中山寸步不让的袁世凯有所借口，放缓了逼宫的力度。“初三日奕劻、溥伟至内阁公署，面询袁世凯以政见，如决意主张共和，即请宣示，吾辈当奏请两宫逊位，以便早定大局。袁谓此等大事，不敢擅决，且民军虽暂承认停战，然此期要求之各件，异常坚执，两方意见，极费调停。此等重任，万难独负。仍请两宫与亲贵商酌妥善，再定办法。”同时根据懿旨，袁世凯于1月21、22日连续致电伍廷芳，重提由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希望尽快商定选举及开会办法。并称：“所称优待各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

接到袁世凯的来电，伍廷芳一时间居然反应不过来。1月23日，他复电袁世凯，告以优待条件已正式直接通告尊处，“至于临时国会，应俟清帝退位后，统一全国之共和政府议定选举法，以行召集”。而袁世凯复电坚称：“优待条件，此方未经认可，现在无庸置议。正式国会一节，前经尊处允认，既须以国会公决国体，未决以前，自不能设共和政府。希就前议选举法及开会地点详细讨论，想出妥实办法见复。”次日，袁世凯还向清廷奏报，遵照懿旨与革军代表伍廷芳商办，“覆语悖狂，尚无头绪，仍与切实磋商”。

1月25日袁世凯答复伍廷芳的询问时，仍然矢口否认双方曾经商议过清帝退位事宜：“本大臣与贵代表久商未决者为国会选举及地点日期，并未与贵代表筹商退位办法。来电尤不可解。请就选举及地点日期协商妥善办法，以期早日解决。此外非所敢闻。”还另电详述召开国会的妥善办法。

这一次袁世凯的反复，的确是情非得已，因为北方坚持君主制的清朝亲贵和将领鼓动风潮，反对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袁世凯担心局势失控，所以故意予以否认，并再以国民会议为障眼法。1月26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转唐绍仪，告以“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希望所拟电稿“但求实际，不必字字咬实也”。并声称北军将领均来电请共和，事有步武，勿以停战期限相逼。又密电孙中山，表明自己“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还通过唐绍仪复电孙中山，剖明心迹，电称：“鄙人衰病侵寻，敢冀非分。区区此心，可质天日。所望国利民福，免资渔利，斯愿足矣。祈公亮〔谅〕之。”直到此时，退位仍然不能提上台面，则前此不得不秘密进行，就在情理之中。

面对进退两难的局势，袁世凯一方面要利用清帝退位与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讨价还价，另一方面要应对拥清势力的强烈反弹，继续对清廷施压，陆续披露一个月前的相关文书，便成为可用的策略之一。《请速定大计折》刊布5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

概言之，袁世凯自1911年底就开始暗中谋划和运动清帝退位，并拟就《请速定大计折》，正式提出要求。清廷方面，隆裕太后、载沣和奕劻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换取优待皇室皇族和旗人，但是如此大事依制必须经过宗支王公的议决，清廷和袁世凯担心仍在秘密磋商阶段的退位之举未必容易过关。为使清帝能够体面下台，同时减少清朝内部的反对，征得民军议和代表的同意，清廷改行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令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是，如此一来，作为袁内阁全权议和代表的唐绍仪成为拥清势力强烈反对的众矢之的，迫不得已，只好以国民会议召开的细节问题纠缠为遮掩，重回运动清帝退位的旧轨。而退位之议尚未水到渠成即被民军方面意外披露，果然引发拥清势力的激烈反弹，危及进行中的清帝退位交涉及安排。刊布一个月前的《请速定大计折》，旨在使清帝退位不再是清方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的禁忌话题，对坚持君主制的拥清势力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至于此后南京临时政府、清廷、袁世凯之间围绕清帝退位的进一步交涉和博弈，详见《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的长文（待刊）。

谢选骏指出：网民《历史真相》记载，“前清宫廷画《平定粤匪战图》中，明白宣示五色旗为前清军旗，起源自金朝！”由此看来，中华民国确属满清的残渣余孽——难道袁世凯僭越称帝、张勋辫军复辟、胡适跪拜溥仪、满洲国割据，都是中华民国的逻辑发展了。中华民国是满清的残渣余孽，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殖民地。至于北伐之后的中华民国，那不过是联俄容共的黄俄预演。因为在其中，孙文及其三民主义，扮演的“党国”角色，与苏联共产国际一拍即合，从而把中国拖入了百年内战的赤祸之中。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有人想在中国大陆重推孙文主义，应该说，这是一条已经遭到证伪的绝路和死路。万万不可重蹈覆辙。“国父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一条毒蛇，是毛泽东的先行者——他的遗照，至今挂在天安门广场，时不时就要拿出来，和马恩列斯四大狗头一起推出。若不将之凌迟斩首，中国复兴决然无望。

谢选骏：资本家助共为虐，美国官委曲求全

《TikTok被中国掌控 FBI局长警告恐成美国国安隐忧》（2022-12-02 壹苹新闻网）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雷伊（Christopher Wray）周五（2日）警告，影音分享平台TikTok对美国有国家安全忧虑，因为该公司被“与美国价值观不同”的中国政府所掌握。

雷伊指FBI担忧中国可能会运用演算法操弄推荐内容，影响运作，也可能透过TikTok收集用户个资，将资料用于间谍行动。

雷伊上个月在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提出类似疑虑。他2日在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发表演说，第二度提及这样的顾虑。

而TikTok公司代表曾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当时该公司宣称会保证美国用户个资，中国政府无法取得相关资料。

TikTok是抖音的国际版APP，在全球Apple Store和Google Store已被下载逾20亿次，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代就对TikTok安全有所疑虑，曾扬言在美国禁用TikTok，施压要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股份。目前美国政府仍在为安全疑虑与该公司协商中。

谢选骏指出：各国资本家助共为虐——帮助共产党建立防火墙隔断信息交流，又帮助微信入侵控制美国；而美国官员却对此一筹莫展，尸位素餐，委曲求全，真龟孙也。

《中国政府已错失最佳时机》（2022-12-03 华尔街日报网）报道：

重庆建设中的医院和隔离中心，上个月该市爆发了疫情。

中国曾有三年的时间为全国范围内新冠病例激增做准备。虽然政府已增加支出，用于建设更多的医院和开发疫苗，但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向为高成本的疫情防控买单。

中国曾有三年的时间为全国范围内做准备。虽然政府已增加支出，用于建设更多的医院和开发疫苗，但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向为高成本的疫情防控买单。

政府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用于扩大医疗资源（如医院床位）的投资的增长实际上放缓了。

当政府忙于开展和建设隔离设施时，也停滞不前。政府数据显示，只有不到60%的中国人打过加强针，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打过加强针的比例只有40%。

现在，随着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屡创纪录，专家们说，中国为应对严重医疗紧急情况所做的准备并不比三年前更充分。

研究公司TS Lombard驻伦敦的首席中国领域经济学家Rory Green说，曾经非常成功的动态清零政策创造的条件付之东流，现在他们把自己困在了这种棘手的处境中。

生命科学研究公司Airfinity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鉴于中国的新冠疫苗和加强针接种率较低，而且缺乏对早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取消动态清零政策可能会令130万至210万人面临生命风险。该预测以香港为参照，香港今年早些时候暴发的疫情导致数以千计人死亡。

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导致香港新冠死亡率在全球最高。今年早些时候的危机平息后，香港加大了疫苗接种力度。据香港政府的数据，目前超过80%的12岁及以上香港居民已接种三针疫苗。近几个月来，香港政府已放松一些防疫限制措施。

Green估计，若发生最严重的疫情失控局面，中国每天可能会有5万人死亡。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在近93%的中国人生活的地区，如果暴发这样的疫情，重症监护资源将不堪重负。Green说，他的估计是基于对最新官方数据的计算，以香港今年春季疫情的社区传播情况和严重程度为基准。

中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五天内展开

距离武汉报告首例新冠病例已过去近三年，官员们经常以医疗系统准备不足为由继续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上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高官们表示，中国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根据发表在《重症医学杂志》(Critical Care Medicine)上的2020年的一项研究，而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为7.1张和11.4张。

随着疫情的蔓延，中国确实开始着手改善现状。当前政府五年规划的一个目标是，每省份至少有一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配备至少100台呼吸机，重症监护病床占比达到医院编制床位的10%-15%。

但一些熟悉此事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资源已被用于扑灭疫情，今年提升医疗救治能力的投入有所放缓。

自2021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承诺投资80亿美元用于卫生领域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用于医疗设施的长期改善，但也有一小部分留出用于短期需求，例如修建只有低水平医疗服务的临时隔离设施。政府文件显示，今年用于建设隔离中心的预算比例大幅上升，从2021年的不到1%升至9%。

驻伦敦的经济学家Green称，中国也没有抓住机会在疫情受控时为所有人接种疫苗，即从2020年到2022年第二季度的窗口期。最近几个月疫苗接种工作有所放缓，即使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提高免疫水平仍是成功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的关键。

据参与主要城市疫苗接种工作的人员说，这部分是因为许多人对利弊的分析促使他们选择不接种：现在的毒株更为温和，而且接种疫苗的证明并不能让他们免于一次又一次的核酸检测，也不能让密接者免于隔离。

当被问及医疗资源投入放缓的问题时，国家卫健委让参考周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称，要加强定点医院的建设，特别是提升综合救治能力和多学科诊疗水平，提高重症救治的能力。

虽然难以衡量全国的疫情防控支出，但通过地方数据可以一窥政府优先关注的事项。根据政府文件，去年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鹿泉区花费逾475万美元对50万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建造隔离设施，并对住宅区和公共场所进行消毒。这超过当地2020年用于疫情管控的支出，也比用于新建医院的费用多出13%。

总体而言，中国医院医疗资源的增长已较疫情前水平放缓。根据官方数据，2021年医院床位数同比仅增长3.8%，医务人员总数也仅增长3.8%，而2019年医院床位数增长4.8%，医务人员总数增长5.1%。重症监护病床数量的增幅从近9%放缓到5.8%。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正密切关注最近新冠病例数量的攀升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多大压力。

本周，卫生官员重新推动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接种，并将加强针和全程接种的时间间隔从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国家卫健委敦促地方官员避免不必要和长时间的封控，同时承诺要挨家挨户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

一些城市的主管部门已按照中央要求放松了隔离规定。由于南方城市广州的医院床位短缺，一些居民说，政府让一些无症状的阳性病例居家隔离。此前，任何检测呈阳性的人员都被送往医院或集中隔离点。

石家庄上个月曾宣布，将停止对全市1,100万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但随着感染情况蔓延，该市重新启动了大规模检测，并加大了封控措施力度。当地几家医院已经暂停运营。

一位当地居民称，她的父亲在10月初被诊断出患有肺癌，目前还没能接受最新一轮化疗。多家医院都把他拒之门外，要么因为床位已满，要么因为医院被封控。

这名女性说，她父亲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人类学家Ayo Wahlberg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平衡两个可能诱发不稳定的因素——医院超负荷和严格封控。中国的医院通常情况下已经是人满为患。Wahlberg与人合编了一本关于新冠疫情的书。他表示，需要大规模接种疫苗才能达到避免医院超负荷运转的效果。他还称，目前最有效的疫苗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政府需要决定其疫苗策略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欧美。

中国基本上依赖国产疫苗，尚未批准国外开发的mRNA疫苗的广泛使用，卫生专家总体认为mRNA疫苗更为有效。

TS Lombard的Green表示，即便中国加大疫苗接种力度，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将80岁及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提高到90%以上。

他说：“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他们将在冬天努力维持这种精准封控、加强疫苗接种和逐步放松管控相结合的策略，但这个过程将非常困难。”

网民嚎叫：

lary 30分钟前

看着那些猥琐的大白，一片幻灭。

谢选骏指出：《华尔街日报》也是个资本家的钱串子——它们连中文新闻都想卖钱！简直是敲骨吸髓的马克思主义的犹太畜生。所以他们才会把同门同宗的马克思主义的黄俄畜生叫做“中国政府”，并且惋惜它们已经“错失最佳时机”。

谢选骏：江泽民被白纸革命吓死了

《江泽民为何在「白纸革命」风起云涌的高潮时刻被习近平拔管？》（2022年11月30日 汪北稷）报道：

其实一周之前，上海华东医院已经高度戒备了，倚靠仪器存活的江泽民等同他已经离世，只等中共中央的一把手习近平一声令下，随时拔管、官宣天下了。

但想不到这几天来，中国大陆全国各地迅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白纸革命”，这场突如其来的群众政治运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以及超不寻常的政治高度和公民意识觉醒，都让中共上下尤其是习近平之流胆战心惊，吴亦凡的色情罪行已经无法转移广大公众的注意力了。

于是乎习近平选择在此时此刻拔管江泽民，是想借助为江泽民举办国葬为名，实行更多的暗中控制手段，分化抗议民众的注意力。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的策略下，逐步淡化此次“白纸革命”的巨大影响，再进一步进行残酷的秋后算账。

江泽民是中共过去三十三年执行高压维稳、发展经济国策的第一届领导人，也是对于中共法西斯独裁集团续命的有功之人，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全面健康发展，却是一个有罪之人。

江泽民在延续邓小平八九六四镇压政策、放纵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共政府高官大规模贪腐、强力阻止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进步、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和推举习近平作为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这五个方面是罪大恶极的。

在中共中央各个单位集体发布关于江泽民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里面，其实只有三个看点，第一，浓墨重笔强调江泽民的支持六四镇压以及之后的高压管控政策的；第二，在缅怀江泽民的去世时，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近平的周围；第三，全面肯定江泽民的所谓「执政功绩」。

从目前的局势看来，习近平对“白纸革命”所采取的对策就是一、略微放松疫情管控，二、加大全面暗中的秋后算账动作，三，拔管江泽民，拿死去党魁的丧事来冲淡目前的社会热点。

但是，当下中国大陆最大的热点就是三十三年未遇的民众政治热情，及其所导致的“白纸革命”，只要中共执政党不垮台，暴政继续持续，谁死其实都不管用，中共大陆民众经过三十三年的锻炼，早已火眼金睛，看透一切中共玩弄的带风向和控制舆情的把戏。

“白纸革命”已经播下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大量火种，借用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下一步，广大抗议民众是否会被强烈激发，来纪念、缅怀一个曾经强力镇压和维稳的前中共党魁就很难预料了。但笔者认为，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无论以什么借口，大量的民众能够公开聚集，就是一个机会，当年齐奥塞斯库的演讲大会不也演变成了推翻他的战场了吗？

谢选骏指出：不论江泽民如何死的，但从时间上看，他就是被白纸革命吓死的——正如毛泽东是被唐山地震震死的。

《中国多地降低核酸查验要求 欧盟访华官员称习近平承认病毒致命性减弱》（BBC 2022年12月3日）报道：

自上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对新冠清零措施的抗议后，广州、北京和重庆等地陆续放松了管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与欧盟官员会面时称，奥密克戎致命性较低，为放宽防疫管控铺平了道路。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周五（12月2日）中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3000宗，其中无症状感染占大多数，超过29000宗。

习近平的回应

路透社引述欧盟官员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城市大规模抗议活动归咎于年轻人对数年来新冠疫情感到沮丧，但习近平称目前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为更少的限制措施铺平了道路。

中国已有城市开始使用抗原快速检测取代核酸检测，但官方尚未大规模认可抗原检测的结果。

路透社称，不愿具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讲述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访问北京的要点。米歇尔周四与其他欧盟高级官员会见了习近平。

中国“二十条”放松防控10天后 如何看待感染暴增和社会撕裂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防疫措施混乱致冲突和谣言四起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我们从（习近平）主席那里得到的回应，解释为什么会有抗议活动。因为在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后，人们感到沮丧，主要是学生或青少年。”

“习主席说，现在中国新冠病毒主要是奥密克戎。之前的德尔塔变异株较致命，而奥密克戎致命性较低，这为放开管控打开了道路……我们已经在某些地区看到了这种情况。”

这位欧盟官员表示，米歇尔告诉习近平，在欧洲，疫情第一阶段的重点主要是隔离、检疫和检测，但后来转向疫苗接种。

另一位欧盟资深官员表示：“我的感觉是，这是有用的信息。我感觉，中国将寻求鼓励公民接种疫苗，借鉴一点欧洲的经验。”

上海民众街头高喊“习近平下台”，中国多地现反封控抗议

另外，近日中国政府高层连续两天召开疫情防控座谈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两场座谈会上都表示，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将优化防控措施。与以往大多数会议不同的是，孙春兰这两次都未提到坚持“清零”政策。

高层松口之后地方如何行动

习近平和孙春兰的说法似乎传递出中国最高当局放松清零管控措施的讯号。最近几天，广州、北京、深圳、成都等地陆续放松了疫情防控措施。

11月30日，广州宣布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其中要求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要及时解封，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不得随意扩大密切接触者甄别范围，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等。

北京陆续宣布，12月5日起，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北京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查验健康码时，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的患者进入；11月30日起，长期居家老人、居家办公和学习人员、婴幼儿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果无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社区核酸筛查。

成都宣布，12月2日起，市民出示健康码绿码，测体温、扫场所码，即可进入公共场所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成都市市民出入小区、院落不再出示核酸阴性证明，只需要出示自己的健康码。

但在各地陆续放松措施之时，12月1日辽宁锦州市却表示，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不应当放弃近十天以来的努力。“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

通告引来了许多批评声音。仅仅过了一天，锦州又宣布，12月2日6时起，全市主城区（除各区公布的局部高风险区域外）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抗议活动在中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它们实际上有效。"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称，成都、广州、天津、北京、重庆先后发布新的出行政策。根据这几个城市的人口来算，超过1亿人口的出行都会因为新的政策变得更加便捷。

路透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利坚大学活动中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抗议活动在中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它们实际上有效。”

谢尔曼谈到北京的回应时说：“他们允许人们在家里隔离，而不是在发烧门诊隔离。他们说，他们将逐步开放。”

她说：“抗议确实很重要。”她还认为，中国已经使用安全部队平息了示威活动并让抗议者入狱。

谢选骏指出：欧洲鬼子们哪里知道——江泽民被白纸革命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