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十大罪人之朱元璋》（观察知乎 编辑于2021-12-02）报道：
诸夏的第七位罪人是朱元璋。他的作用其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来取代蒙古人的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对东亚历史的最后一击。哪怕是忽必烈这样的蒙古人，即使他想要得到绝对君权，他身上还是有一些残存的贵族传统的。例如在忽必烈企图登基的时候，他周围的那帮谋士就像他在分取关中领地的时候那样给他讲了一些刘邦的故事，暗示他说，他应该根据刘邦的先例去当上皇帝。而忽必烈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却表示说，他对刘邦十分不屑。刘邦算什么呢？他是一个眼孔很小的人，如此之小家子气。从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他的各种动作，都说明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暴发户。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皇位，就像一个匹夫匹妇一样，贪图的都是一些低级趣味。
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没有搞清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从贵族政治的角度来讲这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忽必烈不一定能当上大可汗，但是他天生就是王子，他天生就是贵族。在蒙哥可汗在位的时候，他怎么说也是拥有自己封地的人。他不一定以后能当上皇帝，但是他天生的贵族特权是别人剥夺不了的。因此，他对阶级有着本能的敏感性。刘邦那样的暴发户，生怕锦衣夜行，当上皇帝以后又要如何如何显摆，他周围的大臣给他制定了礼法以后他就感到享受到了一生中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优越待遇。在天生就是贵族的忽必烈来看，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他用不着去刻意追求这些，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有的。他和他的谋臣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贵族社会和官僚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官僚社会因为没有天生的贵族，所以特别需要用人为的礼法来制造人为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依靠功绩和权术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可以用人为的手段取得，也可以用人为的方式取消，所以大家勾心斗角得就很厉害。而像忽必烈这样依靠军事传统的天生的贵族，他的权力来自于出身和武功，就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夺得掉了的，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力有更多的安全感，对于刘邦那些扭捏作态的做法就觉得相当可笑。
但是，朱元璋的登台实际上是实现了忽必烈最鄙视的那种传统。朱元璋自己身边也有一帮谋士，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比作刘邦。尽管他和刘邦也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无产阶级的色彩极其浓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尽管不全是贵族，但是出身和地位多半都要比他们高一些，所以他们的斗争经历和他们攫取权力的整个过程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色彩。当然，朱元璋跟刘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刘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没有特殊的仇恨和特殊的爱，一切以最有利为原则，他没有原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而朱元璋则怀着受压迫和受虐待的心理，像马克思和列宁所描绘的那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怀着刻骨铭心仇恨的底层无产阶级的心理，一旦得到机会，即使对他没有好处，他也要疯狂地报复社会，很可能报复社会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能够一直不懈怠的主要的感情动机。而刘邦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毕竟是生活在比较接近于多国体系的年代，他的心理比较正常一点。他可能是那种得寸就得寸、得尺就得尺、有机会就捞一票、没有机会做一个沛公也差不多的角色，所以虽然滑头和机会主义，但是并没有特别狠毒的心肠。当权也是为了积极地有好处，而不是为了消极地整人，整人主要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防范潜在的威胁。
朱元璋说“朕本淮右布衣”，“淮右”这个地方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其实是个种族和教派错杂的地方。蒙古统治时期是一个内亚殖民主义的输入期，你从宋明型社会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包括蒙古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阿拉伯人，他们的整个结构都是，贵族，资产阶级，然后下面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后下面才是劳动阶级，最下面是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流氓诸如此类的。东亚的士大夫阶级精确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唯有在东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依靠读书读出来的士大夫认为自己就是精英。在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还是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读书产生出来的这拨读书人都是平民阶级，他们都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资格以统治阶级自居。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都是偏向激进派这一方面的，自己觉得自己是平民的代表。
为什么在士大夫社会当中这些儒生会认为自己是社会顶层呢？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上半截。宋明以后的士大夫社会跟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比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腰部以上的部分都被砍掉了，而他居然还在走路，居然还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脑袋而倒毙，这是极其奇怪的事情。孔子时代的周礼社会跟幕府时代的日本社会非常相似，也跟欧洲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社会非常相似。他们上面当然是周天子和贵族，一路下来，到孔子那一层。孔子是个没落贵族，小贵族退化下来的，跟平民当中新起来的士大夫地位非常接近，所以很容易弄混淆，他们都是接近统治阶级的边缘、但是还不能自称为统治阶级的人。但是到宋明以后，这拨出身比孔子还差得多、跟范进一样读书读出来的人居然自以为自己是统治阶级了，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统治的主要义务。
统治的主要义务是什么呢？任何一个稍微学过洛克和政治学的人都会告诉你，统治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安全保护，保护被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保护生命和财产是政权和一切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所有合法性论证的终极归依。谁能保护生命和财产呢？当然是自己能打的人。在欧洲，一切政权当然都是骑士的后裔，通过各式各样的变形，最终都要追溯到日耳曼骑士。当然，蒙古人在这方面也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最终都是要追溯到骑士身上。但是士大夫阶级是鄙视武力、强调文治，而他们自己也是公认的不能打。他们只容许他们管不住的下层阶级当中的社会边缘人，像《水浒传》里面的江湖好汉那些人，在管治之外拥有武力，自己尽可能地使人民失去使用武力的习惯，以方便他们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非常软弱的。而他们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当然主要就依靠宫斗的技术、各种斗心眼的方式维持统治，因此他们统治的社会必然是高度崇拜权谋，像《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亮那种人，各种宫斗文化，因此政治斗争也是非常黑暗的。
政治斗争怎样才能不黑暗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三流报刊的胡说八道。简单直接地说，政治斗争不黑暗，就是要有一个人人都能服气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其实最终要落到欧洲封建社会的决斗裁判上面来。大家之所以不斗心眼，就像是狮心王理查德、黑太子爱德华和其他骑士所体现的那样，勇敢的人不撒谎，一切品德的核心就是勇敢。一切败德的、来自撒旦的品德都来自于欺骗和背叛，欺骗和背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软弱。勇士不撒谎，因为他没有必要撒谎。他跟你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直接跟你决斗。敢上战场的人没有必要弯弯绕绕去撒谎，没有必要去搞那些斗心眼的事情。勇敢、诚实和正直这些品质是连在一起的，诚实和正直是勇士的特权。只有你足够勇敢，你才能够充分地诚实和正直;如果你是懦夫的话，你既诚实不起来，也正直不起来。这几者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士大夫阶级的不稳定性依靠什么来弥补呢？依靠比他们更高的皇帝来维持。皇帝的出身不是征服者蛮族的后代就是江湖好汉的后代。例如，柴荣和赵匡胤就是未来张献忠和朱元璋的阶级祖先。只不过他们生活在离门第社会、离中世纪鲜卑人和沙陀人的社会比较近的时候，还没有像后世朱元璋和张献忠那样吃人肉的无产阶级，所以表现还稍微好一点，但他们已经开了这个头了。另一拨人就是像唐太宗和忽必烈这样的，他们本身就是内亚骑士，像日耳曼骑士的那种人物，是征服者的后裔。没有这两种武力的保护，士大夫阶级无法有效进行统治，但是他们要使人民相信，他们就是社会中的最高层，使用武力是不道德和愚蠢的。士大夫的统治内在地注定了蛮族征服或者江湖好汉造反两者必居其一，是要周期性地进行的。
蒙古人灭金灭宋以后，一方面建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和封建性的据点，一方面又根据蒙古人所习惯的那种习惯法的原则，把那些编户齐民的体制还能够有效维持的地方原封不动地按因俗而治的方法继续维持下来，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孟加拉过去的编户齐民领地一样。他们对廓尔喀人采取封建性的手段，对孟加拉人就采取官僚管治的手段，因为在他们来以前情况本来就是这样的。蒙古人也是这样的。他们自己带进去的那批内亚人，例如在朱元璋的淮右附近，就有很多阿兰人、高加索人、钦察人之类的内亚蛮族。这些内亚蛮族有很多像是龙云他们一样，本来他们的名字都是很长很长的多音节词，但是后来他们也采取了别号之类的手段，把他们的名字简化成为三个字或者两个字，以至于后人往往以为他们是宋人的后代或者是汉族什么的，其实这个地方在元末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
例如，安徽、长江以北的那一部分是所谓“淮右布衣”所来源的地方，就有两拨人马：一支是后来投效朱元璋的巢湖水师俞氏那一批人，他们就是内亚人;另一批人是柏氏，不知道后来安徽都督柏文蔚是不是他们家的人，反正安徽姓柏的一拨人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从内亚、蒙古人带来的那一拨蛮族的后代，但是如果你只从他们的名字上来看就看不出来。在明初的亚述式大迁徙和大流放毁坏了原有的历史记忆以后重新形成的这拨人，他们很可能会重新发明自己的家谱，把他们联系到汉朝或者周朝的某一个诸侯国身上，抹去他们原有的内亚出身。这些人的习惯法团体在宪法上占的地位跟满洲帝国末年的租界比较相似，人口是不多的，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是极其重要的。而编户齐民的领地呢，他们在人口上是极多的，但是在政治上地位更低，在习惯法生产机制上面是比较微不足道。蒙古人按照尊重习惯法或者干脆懒得理你的方式，能够实行司法自治的地方是允许司法自治的。
所以，有元一代，元典章保留的习惯法之多为列朝所未有。我们不能光看名字，列朝都有它自己的典章，但是大多数朝代的典章讲的都是些空话或者礼仪性的东西;而元典章有一半像是普通法或者沙里亚法，它包含了地方习惯法的集成，包含了众多的司法判例。这些就是苏东坡和儒家文人学士鄙视的法律事务。苏东坡在他的诗歌中公开写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儒家士大夫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法学是卑贱的，德治才是儒家的正常状态。习惯法是地方上的胥吏赖以取利的东西，跟我们掌握的普世价值和普世道德相比起来是极其卑贱、极其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蒙古人不是这么看的。就像我在上次讲座中说的那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儒家是什么呢，儒家不过就是长生天的萨满而已，是搞巫术的。地方上应该怎么管治，蒙古人的做法很简单：要么你是我的敌人，我一路打过来，直到把你打败为止;如果你是依附我的，那么很显然，你们必定有自己的头人、法官和习惯法，你们原先的习惯法是什么，你们继续按照习惯法审判就行了，在涉及跟蒙古人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再用蒙古法好了，否则我们也懒得管你那么多闲事。
其实，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欧洲、西亚的绝大多数征服者采取的都是蒙古人的这种做法。编户齐民和官僚管治这种做法在除了东亚以外的全世界都是，第一是非常少见的，第二从来都是地位最低的。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领地开始到大英帝国时期的印度领地为止，中间加上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伊斯兰教帝国，所有的地方，只要是实行吏治国家和官僚管治的地方，都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最低的地方。比较NB、罗马人看得上的地方，那就是希腊城邦，罗德岛和马赛岛的共和国，它们跟罗马一样是共和国，罗马人瞧得起它们;其次就是西班牙和高卢那些本来就是蛮族的部落，伊里利亚那些蛮族部落，看他们能打，等他们立了军功以后请他们进元老院。像埃及人这种又怯懦又胆小的人，就是会干活、挣钱、交税、纳粮的这种人，既没有能力维持共和制的城邦，战斗力又等于垃圾，这种人纯粹费拉，最低一级，永远进不了元老院。英国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费拉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人口足够的多，因此在战争对于那些抵抗力比较强、冲锋陷阵消耗比较大的团体消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可以占到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费拉没有自身的政治主动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僭主利用他们的话，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蒙古帝国衰落以后，当然是群雄并起。根据蒙古人自己宪政里面本来就有的那些封建因素，还有一部分亲蒙古的儒生替他们发明出来的周政主义理论，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难道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衰落过吗？阿拉伯人的帝国和突厥人的帝国没有衰落过吗？日本天皇的权力在镰仓幕府以后不也就衰落了吗？衰落没有关系，周天子也是照样衰落的。儒家经典和蒙古习惯法都说得好，国家元气肇自西北，我们是实行周政的国家，周政者，封建主义也，周天子衰落了以后不是有齐桓公和晋文公出来了吗？那么我们就委任这些人，以大可汗的名义承认这些人的事实权力，给他们一些诸侯的地位，让他们代天子维持秩序，天子继续神圣而尊严，各地成立自己的幕府，各路诸侯去管事，问题不就自动解决了吗？这跟蒙古人原先有的部落体制不是一模一样吗？非常省事。
当然，蒙古朝廷里面也有另外一派，那就是以脱脱、石抹宜孙和刘伯温为代表的这一派，这一派就相当于是满洲帝国末年文祥、恭亲王和曾国藩他们那一派，这一派包含和吸收了大部分宋国、金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力量。我刚才讲到的周政派等于是蒙古保守派的部落贵族和儒家文人学士当中比较偏向封建主义这一派的一个结合，而脱脱这一派是蒙古贵族当中比较偏向中央集权和官僚管治的一部分跟宋国、金国遗留士大夫的一个结合。他们主张不能这样做，忽必烈皇帝辛辛苦苦才把权力集中起来，你们又要这样封建下去，TMD，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要派贤相脱脱出征，把高邮的张士诚那些王八蛋统统消灭掉。地方上，刘伯温要站出来做一下曾国藩，跟石抹宜孙这些蒙古大臣合作，坚决不能让蒙古人承认方国珍、张士诚这些万恶的反贼做自己的诸侯。这不是反了吗？剿贼的士大夫还没有官做，你们这些贼居然被大可汗承认了，封你们做诸侯了，反了反了，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事情。蒙古帝国晚期的朝政就在这两派的斗争中蹒跚前进。
封建派的理论有一个显然的优势，就是它不怎么花钱。如果张士诚下了姑苏，那么皇上封他做平章，问题就解决了。张士诚自然会把原来平江府的粮饷留一部分给自己，留一部分通过海路运到大都。从大都朝廷的角度来讲，粮饷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但是损失还不多，剩下的事情可以照常进行。而如果按照脱脱和刘伯温的那种做法的话，那么大都的朝廷就必须点起重兵，自己筹备一批钱粮出来跟张士诚打一个你死我活。而且众所周知，割据称雄的豪杰又不是只有张士诚他老人家一个，四面八方一路打下去，朝廷到哪儿找这么多钱粮去？所以搞到最后，大汗本人也翻了脸，索性把万恶的脱脱杀掉，给朝廷节省下钱粮。
元顺帝后期的政策就是，打倒了中央集权派以后就放手让各路诸侯自己去打。当然这样的毛病就是，诸侯和诸侯之间就像是法兰西的各路公爵之间一样，也是可以打起来的。比如说，王保保的以晋国为核心的那一个系统磁盘区入了太子派和反太子派的宫廷斗争，跟今天山东河南的其他各路诸侯打起来了，又跟今天陕西的关中四将打起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彼此之间也是打得一塌糊涂。陈友定在今天的福建也是本来按照士大夫的观念来看也是一介武夫，没有资格做官的，也是根据蒙古人的封建理论做了诸侯，他后来坚决抵抗朱元璋南下，但是即使朱元璋没有南下，他跟南粤的何真这一类诸侯早晚也会打起来的。于是，蒙古帝国的大片土地就被各路乡兵、义兵、诸侯所分割了。
这些乡兵、义兵、诸侯很大一拨是形式上像日本诸侯忠于天皇那样，像张士诚那样是忠于大汗的。这一批亲蒙古派的诸侯，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周政派，阶级基础则是比较接近于地主阶级和豪绅阶级的。像张士诚进了平阳以后，由反元变成亲元，主要就是受了苏州那批地主阶级的蛊惑。那些地主阶级一方面出于法统理论，另一方面出于地主阶级作为有钱人的阶级本性，他们是怕乱的。他们认为，有一个大汗的权威罩着，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而且蒙古人的习惯法管治相当宽松，甚至比宋人的管治更加宽松。
蒙古人觉得，这样宽松的管治对他们的妨碍不大，最重要的是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阶级特权，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不要让邪教组织和流寇使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受到威胁，尽可能地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谁能将战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呢？那么我们就要寻找一些开明派军阀。一方面他跟地主阶级的阶级感情比较好，愿意保境安民。另一方面，他不能有太大的野心。有太大的野心，他到处去打仗，想要吞并全国，自己做皇帝，那么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统统抢光，我们的日子就要不好过。如果他愿意保境安民，就是说，就待在原地不动，接受皇帝的封号，你在平江，皇帝就封你管辖平江，然后你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安安稳稳做官了以后，你不到处去打了，那样你的负担就很轻，你负担轻了以后就不会向我们要钱，这样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你带着流寇到处去打的话，我们的财产损失可就太大了。同时，那些流寇是无产阶级，他们肯定要想办法抢我们的，万万不行。
张士诚由盐枭变成吴王，就是地主阶级用糖衣炮弹腐蚀军阀的一个典型，跟满洲的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跟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模式差不多。但是另外一批无产阶级色彩比较强、流寇色彩比较强、同时野心比较大、一心想要把蒙古帝国整个打垮的那些革命家，他们就不会满足于这一点。区区一个苏州、平江算得了什么，我要打下全国。你们这些地主太有钱了，我要带着无产阶级把你们的家抄了，把你们的所有钱都拿来给我做军费。无产阶级满足了自己的嫉妒心，而我呢，我这个候补皇帝兵也有了，钱粮更多了，打天下就变得更容易了。这两条阶级路线的斗争就是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的实质。
当然，朱元璋是无产阶级、流寇路线和邪教路线的代表，而张士诚则是封建路线、保守路线和地主阶级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因为张士诚这种性质的人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自动地解体成为无数的幕府和军阀管治、但是名义上还是蒙古皇帝当权的地方，就会变得很像神圣罗马帝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要说它是统一的吧，各地的军阀和诸侯一点也不统一，相互之间动不动要打来打去;要说是不统一的吧，各路军阀也好，诸侯也好，他们都认神圣罗马皇帝，都认日本天皇，也都认蒙古大汗，所以象征性的秩序还是有一点的，同时冲突也打不大，因为大家都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战争倾向于向有限战争的方向转化。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像张士诚这样的诸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转化为像五代十国钱王时代的那些各路诸侯，彼此之间相互承认各自的边境，保境安民，谁也不侵犯谁，使生产得到恢复。
张士诚后来被朱元璋的谋士说成是一个懒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地主阶级的腐蚀之下，子女玉帛已经不缺了，他想的就是安安稳稳地过好日子，过好日子就要把边界划清。丹麦人的边境和瑞典人的边境一旦划清以后，两国国王就可以几百年和平下去，大家的日子都好过。南唐和钱王的吴越之间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就再也不像是安禄山时代那样打来打去，而是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吴越的富裕主要是钱王打下来的基础，跟他的和平外交政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张士诚继承的就是这条路线。对于朱元璋身边那些一心想吞并天下的谋士来说的话，这种路线显得太没志气、太没野心了。用污蔑性的政治语言来描绘他，这就叫做坐守之寇。而朱元璋和陈友谅则是进取之寇。
朱元璋的谋士主张先打陈友谅，因为陈友谅是进取之寇而张士诚是坐守之寇。也就是说，无论你打不打陈友谅，陈友谅反正都是要打你的;而张士诚呢，他像是瑞典国王一样，你只要不打他，他是不来打你的。所以朱元璋的谋士就认为，你应该先打陈友谅。其实，朱元璋和陈友谅是同一类型的人，既是邪教又是流寇又是无产阶级。陈友谅在两湖地区的动员能力就是总体战方式的，所有的男丁都抓起来当兵，上船，鄱阳湖水战。然后朱元璋反过来打过去的方式也是总体战式的，到了今天的湖南，一路给我杀过去，所有的男人都杀个精光。
因为这些记录像xxx的暴行一样是史学家不敢记载的，所以只有民间传说。据说朱元璋杀到湖南的时候是下令把所有人都杀光的，只有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因为哭叫而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朱元璋拍了拍脑袋，扔给她一面黄罗伞，说是，你拿着这面黄罗伞，我下一道命令，黄罗伞以下的人都不杀，就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了。然后这对母子用狡猾的手段，用这面黄罗伞不仅是救了他们母子二人，而且救了一大堆乡亲。而没有被黄罗伞庇护的大多数人都按照朱元璋原有的命令，被朱元璋的兵杀光了。据说后来的湖南人，除了那些从江西迁来的人以及从山上下来的蛮族以外，都是这面黄罗伞所荫蔽的极少数人。就是因为朱元璋看那个孩子哭得可怜，在他杀人如麻之后偶尔动一点慈心，其他人都被他杀掉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却具有诗意性的真实。也就是说，从考据意义上不是真的，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朱元璋进军两湖的过程中实行的大屠杀。而明朝前期江西填湖广的巨大规模也说明，当地的户口确实是基本被清空了。既然是清空了，当然少不了朱元璋的贡献。当然不是全是朱元璋杀的，肯定有一大部分人死于社会解体造成的饥荒和瘟疫，还有一部分人是陈友谅和其他人整死的，但是朱元璋绝对没有少杀。否则的话，明朝初年的湖广不可能像是清朝初年的四川那样需要大量的移民。
但是，张献忠屠杀了巴蜀以后被清朝的士大夫骂得一塌糊涂，而朱元璋洗了湖广以后明朝的士大夫就不敢骂他。原因当然很简单：士大夫都是欺软怕硬的，张献忠他老人家失败了，爱新觉罗家族不会负责保护张献忠的名誉，所以你骂张献忠没问题，张献忠屠四川的记录就这么保存下来了;而朱元璋的后代还在当皇帝，士大夫阶级可不敢说朱元璋他老人家在湖广的时候是怎样大开杀戒的，常遇春在围杭州的时候、胡大海在围苏州的时候是怎样强女、是怎样掳掠民宅、是怎样残害士大夫的，常遇春进犯今天的河北的时候是怎样留下了大红虫吃人、把当地人吃得一干二净的可怕传说的。
残存的当地人民说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部队是食人族，是吃人肉的大虫子。之所以是红虫子，是因为他们是红巾军的分支，头上是裹着红巾的。所以，他们的军队横扫过来，扫地一空，把漳水沿岸的居民扫得一干二净，就被说成是可怕的红虫子和红蚂蚁吃人。当然也有相应的传说是说，常遇春在睡梦中下了一个命令，见人就杀，他的士兵就接到命令见人就杀，然而他睡醒了以后又后悔，下令封刀，但是救下来的人就像是朱元璋在湖南救下来的人一样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被他杀光了。这就是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方式，他其实就是张献忠以前的张献忠。
没有朱元璋，听任张士诚、陈友定和何真这样的土豪性质比较强的诸侯发展下去的话，也许张士诚、何真和陈友定就变成钱王、闽王、南汉、马楚这些政权的化身，能够维持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稳定局面。他们再加上王保保那样内亚血统的封建诸侯，就可能形成一部分像是日本幕府的封建领地，一部分像是五代十国的各国并立，形成相对稳定的边界线，把战争变成比较节制的封建性战争。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也可能东亚大陆一部分会有类似日本的发展，另一部分则会有类似东南亚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会比朱元璋和张献忠的朝代死人死得更少，吃人吃得更少。
朱元璋的胜利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张三当皇帝或李四当皇帝的问题，他不仅摧毁了蒙古人虽然退化、但还残留的一点贵族封建传统，而且消灭了他当皇帝的竞争对手——像张士诚这些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人，而且通过他的成功，使得大明王朝成为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当中唯一一个吃人吃得理直气壮的王朝。大明王朝的官员和兵将吃起人来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伪造岳飞的那首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实际上是明朝人写的，这不是偶然的，宋朝人和清朝人都写不出来。
例如鲜卑人的唐人，像张巡也是吃了人肉的，杀了他的爱妾，抵抗安禄山的军队，但是长安的朝廷为此甚至连奖励都不愿意给他。他本来是立了功、应该受奖的，但是长安的朝廷和士大夫觉得，吃人这件事情跟我朝的精神好像不符，跟孔圣人、孟圣人的教诲也明显不符，功劳是有功劳，但是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能鼓励呢，所以硬是没有给他封赏。还有一批疯狂的儒家士大夫理直气壮地谴责唐朝的皇帝，你们怎么居然还有点人性呢？这么立功了你们都不封赏。其实这只是说明鲜卑人还有一点点人性，觉得他虽然替我立了功，但是是用如此残忍的手段立功的，我都不好意思赞赏他。
就像是，汉光武对于子密这样用残酷手段杀了燕王彭宠派来的投降的人，虽然为我立了功，但是手段还是太残忍了，我只能封他做“不义侯”。唐人对待张巡这种食人族的看法，就是汉人对待不义侯的看法。也就是说，吃人还是照吃的，但是吃得很不理直气壮，觉得吃人这件事情毕竟还是不对的，毕竟是不符合孔圣人和孟圣人的精神的。偷偷地吃，我们管不着，算了;但是理直气壮地吃，理还是有点不壮。
而朱元璋的明朝这一朝则是从头吃到尾，大官和军人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像袁崇焕被杀了以后，他的人肉被北京市民买去吃，这是正常状态。贵阳被当地的土豪围攻的时候，明朝的官兵就公然把贵阳的市民抓来卖。最后等到援军来解围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卖人头的、卖人胳膊的各式各样的摊子，一个人头卖二百文，人胳膊和人腿各有各的价钱。那支军队就是依靠吃人和卖人肉才生存下来的，卖的人肉理论上讲都是他麾下的良民的肉。当然，他们在进攻桂尼士兰的时候，在大藤峡战役或诸如此类的战役的时候，除了一如既往地要割掉男人的生殖器、把女人卖做奴隶以外，也没有少吃人肉。
明朝是唯一一个政府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不但不会受到制裁、而且还会传为美谈、载入史书的朝代。后来张献忠被清朝搞垮以后，清朝的士大夫阶级痛骂了一阵张献忠，就给别人留下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明朝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并不吃人，是张献忠这种流寇才吃人的。其实，张献忠遵循的不过是朱元璋和常遇春的传统。他吃人，跟他作对的明国官兵照样吃人。在他出生以前，从朱元璋开始到成化皇帝、正德皇帝一脉相传，有明三百年江山，全都是合法吃人的江山。
这种情况在鲜卑人的唐朝和满洲人的清朝是不行的。清朝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比如说像纪晓岚的笔记小说记载，也有卖菜人和两脚羊的，但是有清一代的记载没有说是满洲八旗官兵吃人肉、卖人肉的记录。显然，八旗官兵是有粮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明国的官兵也是有粮饷的，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吃人和卖人肉。鲜卑人的唐国吃自己的部下、吃自己的子民是犯法的事情;而明朝的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将领吃自己的子民——不是吃盗匪和敌人的肉，不是说吃袁崇焕这样的叛臣或政治犯的肉，不是说吃苗人或瑶人的肉，而是吃自己治理下的百姓的肉，编户齐民、良民、顺民的肉，是合法的，不会受到惩罚的。
二十四史这么多王朝，就只有朱明王朝这一朝才可以这样做。虽然号称都是专制主义，虽然号称明清专制主义一脉相承，但是明国的作用不仅仅是把蒙古那种包含封建残余的专制主义大大加强了，而且是把反人类罪、把食人族的传统发展到有史以来、在全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持续时间高达两百多年，覆盖的范围高达一亿多人口。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把虽然同样是食人族的殷商纣王、阿兹特克人和刚果黑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使明国士大夫和汉族发明家无限崇拜、发明成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子孙的征服者满洲帝国显得黯然失色，完全没办法相比。
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夹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间的这个所谓汉人的明朝，到底是比蒙古人和满洲人更好还是更坏。当时的人的看法是很清楚的，包括朱元璋的说法都是清楚的，元以宽失天下，宋元之弊在于宽弛，而朱元璋以严猛之政应对宽弛之弊。他太太马皇后作为女人，心比较软，就表示不满意，说，宋过仁厚，仁厚难道不是比刻薄更好一些吗？但是当然，正如明太祖和明成祖这一对父子留下的记录一样，这话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继续从容地杀人吃人，把受害者的妻子儿女卖做妓女，把男性受害者的睾丸割掉，把妻子和儿女送进妓院，其残酷和卑劣的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在这种基础之上再举行被他骟割过的孟子和儒家经典的考试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朱元璋时代和明国的科举考试训练出来的当然都是范进这样平民阶级出身的儒生，论阶级成分比朱元璋好不了多少，言论自由、创造自由当然是一点也没有，只能够跟朱元璋本人和他周围的武将一样进行疯狂和的斗争，对失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而明国士大夫阶级和宦官党派之间的残酷迫害又是宋元所无法相比的。满洲人入关以后对他们之间的党派斗争感到很厌倦，因为满洲人最初的意见是，过去明朝的党争已经过去了，现在你们都投降了，我们不提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们还是非要借助满洲人的力量去消除异己不可。
所谓的文字狱，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帮和吴越帮两帮儒家士大夫搞的，双方都想利用满洲人的刀子去消除异己。“康熙皇帝就很厌倦地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从满洲人的观点来看，造反主要是杀人的事情而不是动嘴皮子的事情。所以，说谁动了嘴皮子就算造反的话，满洲人觉得很无聊，这个标准很不客观。而双方的士大夫阶级在相互告密的时候却做得很积极，一定要满洲人鉴定一下，说了哪些话或者写了哪些书算是造反。对于满洲人和蒙古人原先根据刀头舔血才算造反来说，写诗这些事情照蒙古人的规矩来说并非盛朝所不能容。满洲人的规矩是，可以治一治，但也是比较被动的，是出了事才治。即使是到乾隆皇帝的朝代，也仍然是不肯搞预先检查的体制，要出了书以后才能够查禁你。没有出书以前就先检查，这是吴越士大夫提的建议，连乾隆皇帝都觉得没法忍受。
认真说来，蒙古人比满洲人要宽容，满洲人又比朱元璋的子孙要宽容。蒙古人的内亚性最强，满洲人这个东北亚人的内亚性比较弱一点，而朱元璋这个流氓无产阶级是最残忍的。所谓的三家轮流坐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从专制主义的极端程度来看还是从阶级地位的空前低落来看，其他朝代都无法与明朝相比。社会上稍微富有一点的人，像沈万三这样的人，虽然沈万三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是朱元璋以贫下中农和邪教领袖的身份斗争苏州士大夫的记录，把他们划成黑五类，流放到凤阳去，所有的黑五类的名单都要记载下来，世世代代不能改，这些做法都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反人道主义灾难的范围之广，性质之恶劣，影响之深远，古今东西没有能够跟朱元璋相比的。他可以说是东亚吏治国家专制主义文化彻底堕落、堕落到极点的产物，他使传统的吏治国家堕落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
从他的废墟之上，成长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汉人”。“汉人”这个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发明，以前没有“汉人”这一说。“汉人”要么就是汉朝的臣民，跟“晋人”是晋朝的臣民、“宋人”是宋朝的臣民一样，只是一个朝代的意义;要么就是“汉儿”或者金人和元人所谓的“汉人”，就是指的金国那些写方块字的居民。而汉族之所以会变成希腊族、拉丁族、阿拉伯族这样的文化泛民族主义的名词，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那些民族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杰作。他们发明的标准就是根据朱元璋统治的两京十三省这个空前严密苛刻的吏治官僚体系管辖的编户齐民和顺民，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拨可以被他们的军官、太守和县官合法地拿去吃人肉、拿去卖人肉的人。以前其他的编户齐民，哪怕是鲜卑人和蒙古人的编户齐民，阿拉伯人和满洲人的编户齐民，他们只要是能够纳粮纳税、当顺民就足够了，还没有说是当了顺民以后还要献出自己的人肉的。只有这一批必须献出人肉的居民，构成了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的发明原材料。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发明汉族的时候对汉族做的定义就是，朱元璋统治之下这些随时可以被吃的菜人构成汉族;而朱元璋收编以后进入军府的那些蒙古人、内亚人、滇人、湘人、苗人、百越人，总之是那些还保留了一定部落传统、还有一定战斗力、因此只能编入军府、不能交给编户齐民的人，他们不算汉人。但是，这些人在被朱元璋的后代强制改名同化以后，比如说原先是朵颜三卫的蒙古人，后来改名叫做李贤、孙镗，你以为他们姓李姓孙，所以是汉人，其实他们的祖先跟龙云一样是姓纳吉或者诸如此类的，是蒙古人、满洲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但是做了明国的军官几代以后，渐渐地就像杨家将一样，改了汉姓以后渐渐就丧失了自己的武德，变成编户齐民诸如此类。这就是所谓的同化能力的奥妙。当然也有相反的，就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可怕的同化的。哪怕本来是吴越人，本来就是只有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汉名的，也会在这个历史关头逃避朱元璋的恐怖统治，投奔漠北。其中很多人就变成了所谓的元遗民，跟着王保保之类的出塞逃走，然后后来跟着白莲教徒、走私商人之类的逃到蒙古、满洲或日本去，或者是上山变成苗民或瑶民，相反方向的流动也是存在的。
最后根据这种双向淘汰和双向流动形成的所谓的“汉人”，也就是明国两京十三省的编户齐民，也就是章太炎这些汉族发明家认为可以做他们祖先的原材料，他们的真实定义就是菜人。菜人是一个子集，是编户齐民的子集。编户齐民和费拉顺民并不都是菜人，但是菜人都是费拉顺民。编户齐民本来已经是人类当中最的一群了，但是大多数编户齐民都还可以有不被吃人肉的权利，而唯有明国这批人是连不被吃人肉的权利都没有。就是这批菜人，是汉族的祖先。所谓的汉族，就是明朝统治下的这批菜人。然后这批汉族发明家以明朝的菜人为标准发明的汉族这个概念，又把朱元璋推举为反对内亚蛮族侵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就这样制造出了1911年的“汉人”概念。
我们要明白，从历史的脉络上来讲，“汉人”等价于明国的菜人，而不等价于汉朝的臣民或者金国、蒙古国的所谓汉人。“汉人”从性质上来讲，跟“拉丁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一样，是文化民族主义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以语言和文化为鉴定标准的。但是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概念，无论是“泛突厥人”、“泛阿拉伯人”、“泛希腊人”还是“泛拉丁人”，没有一个是以菜人为基础构建出来的。以菜人为出身，以屠杀菜人、确定菜人地位的朱元璋这个屠夫为菜人的民族英雄，这种民族发明学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当中只有一例，就是我们今天所谓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主体民族汉族。而朱元璋是汉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两京十三省的明国是汉人或者菜人真正的培养基。
当然，从这个培养基里面培养出来的产物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已经是预先确定了。所谓你通过选择你的神明来选择你的命运，民族发明学就有一个选择子孙命运、选择子孙教育模式的意义。如果保加利亚人说自己是希腊人，那么拜占庭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必须按照拜占庭那种官僚专制主义国家的路线来走了;如果他们说自己是阿瓦尔人的后代，他们就是自由的蛮族，但是这个蛮族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在基督教的欧洲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保加尔人的后代，那就是说，第一他们是自由的蛮族，第二他们也是基督徒，跟欧洲其他的自由蛮族的后裔和基督教国家可以和睦相处。这就是为什么保加利亚的发明家，尽管他们大多数其实是拜占庭帝国希腊人的后代，当时1821年革命的希腊人和他们的祖父其实已经把他们发明成希腊人了，他们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希腊人，又拒绝把自己发明成为阿瓦尔人，最终把自己发明成为保加尔人的原因。这三种不同的选择代表了选择蛮族自由还是帝国专制的选择，同时也代表了是选择基督教蛮族路线还是选择异教蛮族路线的政治选择。
而清朝末年那些汉族发明家，章太炎和胡适这批人，在选择朱元璋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在选择菜人做汉族的发明模板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出于东亚洼地的孤陋寡闻，井底之蛙，没见过世面，没有见过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比他们更早的地方的民族发明学的正宗和大多数民族是怎样发明的，还是他们故意的，因为仇恨满洲人，一定要选择一个满洲人的敌人，无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嫉妒和敌意之类的，效果都是一定的：他们发明出了一个以朱元璋为英雄、以菜人为模板的汉族，就已经注定了被他们发明出来的这个团体及其子孙绝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一切都是从伟大的食人族朱元璋开始的。他当然不仅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是人类的罪人。例如像是苻坚和文明太后冯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毁灭了本来可以出现的东亚多国体系，但是他们谈不上是人类的罪人。他们虽然也杀了人，但是跟其他所有统治者和政治家一样，是根据政治理由杀人的，他们并没有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们不是食人族。只有朱元璋，不仅是诸夏的罪人，而且还是全人类的罪人。
谢选骏指出：按照我所建立的历史模型，朱元璋类似汉刘邦——他们都是流氓出身的独裁者，驱逐了一个外来政权（秦和元）的统一帝国，取而代之。照理说，朱元璋的明朝本来也有机会像刘邦的汉朝一样，在二三百年的周期过后重建帝国的；但是，南明却失败了，为能像东汉那样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根子在于朱元璋朱棣父子过分贪婪残暴，把“家天下”发挥到了极致，结果就被满洲人的“族天下”取代了。也就是说，满族虽然不足百万人口，但还是多于朱家的十万人口。南明失败的根子在于朱元璋贪婪，结果朱元璋的家天下，败于满洲人的族天下。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